时间：2023-08-08 17:10:5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以2000、2007、2009年为研究样本，对广东省21个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动态分析与评估，并得出以下结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按照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可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差四种类型，不同城市在不同年份其类型有所变化，但大部分类型变化不大；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和增长强度大小可将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演化类型分为稳步增长型、快速增长型、潜在增长型、缓慢增长型四种。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动态分析 演化类型
问题的提出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历来就是政府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研究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对明确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与战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方面，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的使用比较广泛。
马力等（2006）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惠俊刚等（2007）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对陕西省十个地级市及杨凌示范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聚类分析。徐新等（2008）运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2007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对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作了分析。王晔等（2009）运用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甘肃省14个市（州）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区域划分和评价研究。
已有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主要是静态的评价，侧重于某个年份横截面的发展水平的对比，不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特征，缺乏对某段时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变动情况的研究。另外，有的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全面真实状况。
本文试图以广东省2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比较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选择不同时段的同类数据源，采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时序动态评价方法对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动态综合评价，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类型划分并分析其类型变动情况，以期得到有益的政策启示。基本思路是先选择2000、2007、2009年作断面分析，然后通过3个时间段之间的变化作动态分析。主要数据源自《广东省统计年鉴2001，2008，2010》。
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
指标体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范畴，不仅是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各方面的综合发展状况，而且还表现为该地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因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应能综合反映该区现有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发展前景。为此，根据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可比性、可量化等原则，本文构建出由经济规模、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和经济外向度四个层次的12项指标构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各地区的经济总量、经济增长、经济效率、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
评价模型与程序。本研究选取主成分分析法来评价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主成分分析法是把多个指标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其评价具体过程为：一是构造样本矩阵Xij。其中i代表城市，总数为21个；j为评价指标，总数为12个。二是样本矩阵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标准化后矩阵X’ij。三是求协方差阵Rjk。四是利用雅可比法求解主成分。由Rjk解特征值λj及相应特征向量Ijk并得方差贡献率。根据累计方差贡献率确定主成分数，然后计算第k个成分的载荷Pkj。五是计算各城市不同年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值Vi即。运用主成分分析模型计算出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值，然后计算出各时间段综合评分值的变化，最后结合评价结果及相关背景进行分析。
评价结果与分析
按照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5%以上的要求选取主成分，然后计算每个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值，并将综合评分值进行归一（见表2）。其具体计算过程由统计软件SPSS13.0完成。
（一）综合评估
根据表2结果并结合相关背景材料分析可知：第一，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2000年， 2007年，2009年的评价结果都表现出这一特点。超过80分的城市2000年没有，2007年有1个，2009年有2个；超过60分的城市2000年没有，2007年有2个，2009年有3个；超过40分的城市2000年有2个 ，2007年有6个，2009年有7个；40分以下的2000年有19个，2007年有15个，2009年有14个。可见，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任务还相当艰巨但前景乐观。第二，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排名靠前的基本上是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得分靠后的城市基本上居于粤东、粤西和粤北。3年的排名尽管有变化，但这一格局没有变。这种差异性还表现在绝对发展水平的差距上，排名第一和最后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于悬殊。
（二）等级划分及变化
为了进一步分析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类型及其变化，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类型划分并分析了类型变动情况。具体方法过程如下：首先是对各年数据做主成分分析，获得各年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各主成分得分。其次根据主成分分析中得到的主成分对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层聚类，聚类方法采用Ward最小方差法，距离测度采用Euclidean distance，分别计算并建立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欧氏聚类系数矩阵表（因表格较大，省略）及聚类谱系图（因图幅较大，省略）。第三是根据上述结果归纳总结出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类型及异动情况（见表3）。前两步运用SPSS软件由计算机自动得出结果。
根据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为优秀类。这类地区经济实力雄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突出。第二类为良好类。这类地区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明显，潜力和后劲大。第三类为中等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实力居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势明显、问题突出。第四类为差等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实力较差，区域经济发展任务比较艰巨。比较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级类型的变化，可以发现以下特点：广州、深圳是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良且比较稳定的地区，而韶关、梅州、汕尾、阳江、湛江、茂名、肇庆、云浮等在广东省各城市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差且多年变化不大，其它城市则处在较大变化之中。
（三）演化类型
为了从动态的角度揭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本文设计了两个指标来分析。一个指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用某城市某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除全部城市同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平均值来计算，一般以考察现状年为本底。另一个指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增长强度（Y），用某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某时段综合评分增加值除全部城市同时段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平均增加值来计算。把这两个指标结合起来考虑的目的在于以现状为基础考察其动态变化轨迹。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分别选择本底年和参照年，计算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和增长强度（Y）。以相对强度（X）为横轴、增长强度（Y）为纵轴、（1，1）为原点建立坐标系。根据坐标图分析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类型。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大小将广东省21个城市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1），第二类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
据此，可将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演化类型分为四种类型（见表4）：第一种为快速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也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区域经济基础良好，且目前建设力度很大的城市。处于第一象限。第二种为稳步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实力雄厚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良。处于第四象限。第三种为潜在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区域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城市，目前虽然存在明显问题，但发展潜力较大。处于第二象限。第四种为缓慢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也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这类地区目前区域经济发展任务比较艰巨。处于第三象限。
参考文献：
1.马力，史锦凤.15个副省级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6（12）
2.惠俊刚，卫海燕，郎玉泉.陕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聚类分析[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7（1）
3.徐新，相丽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8（17）
4.王晔，何启明，景履贞.甘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J].经济研究导刊，2009（3）
5.甄江红，赵明，周瑞平等.内蒙古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研究[J].经济地理，2005（5）
关键词：会计从业人员 注册会计师行业 会计教育 经济发展 协调性
一、引言
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会计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经济的发展推动着会计的发展，会计的发展制约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要求会计发展与之相适应，会计发展也要求经济发展为之提供肥沃的土壤。这已成为共识，这也昭示着一个基本的道理：会计与经济应该协调地发展。然而，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中，会计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究竟如何?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尚缺乏针对性的研究，相关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会计应该与经济协调发展”以及“会计应当如何与经济发展协调”这两个层面上。如卞霞(2005)指出，“影响会计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环境因素很多，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教育环境等都是影响会计发展的客观条件。而在这些条件中，社会经济环境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直接对会计产生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而且还通过对政治、法律、文化和教育等因素的影响来间接地对会计产生影响”。冯广栋(2005)指出，“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保持会计与经济的和谐发展，是会计管理、会计理论、会计实务工作者应思考的问题”。胡星辉(2005)从可持续发展经济条件下会计计量及分析方法的改进和资本成本构成的变化两方面探讨了会计发展如何与经济发展协调。李恩柱(2007)根据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提出了适合循环经济发展的会计信息披露模式，认为“所披露的会计信息中应包含有资源和再生资源利用效率的内容”。而对会计发展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现状，国内鲜有学者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选取一些分别反映会计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研究会计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现状。
二、相关概念和研究设计
“会计发展”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至少应当包括会计理论发展、会计实务发展、会计法规发展、会计研究发展、会计教育发展五个主要的方面。基于本文的目标和研究数据的来源所限，本文主要研究会计从业人员发展水平、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水平、会计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性。“经济发展”是一个内涵更为丰富的概念，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很多，如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人均纯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等。因篇幅所限，本文只选取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这两个指标来反映经济发展的水平。基于经济发展是会计发展的原动力这个立论，本文以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为自变量指标，以会计发展水平指标为因变量指标，以广西省的数据为基础，采用非线性回归的统计描述方法，分别探讨以下三个方面问题：会计从业人员发展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发展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评价广西会计从业人员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性现状；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发展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评价广西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性现状；会计教育发展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发展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评价广西会计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性现状。
三、会计从业人员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会计从业人员发展水平是衡量会计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会计从业人员发展水平可以通过会计从业人员总量发展水平、会计从业人员职称结构发展水平、会计从业人员学历结构发展水平、会计从业人员年龄结构发展水平、会计从业人员性别结构发展水平等指标来反映。会计从业人员总量发展水平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经济的发展带动各种经济组织的发展，进而带动会计从业人员总量的发展。会计从业人员总量的发展水平应当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才能满足各种经济组织对会计从业人员总量的需求。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科技、教育的发展和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会计从业人员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也都在发生变化。因此，不仅是会计从业人员总量发展水平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且会计从业人员职称结构发展水平、学历结构发展水平、年龄结构发展水平、性别结构发展水平等也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会计从业人员综合素质的需求。鉴于研究数据来源的局限，本文只选取会计从业人员总量和职称结构来反映会计从业人员发展水平。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我国沿边、沿海的一个民族自治区，其经济发展水平和会计发展水平相对都比较落后。(表1)反映了广西2001～2006年的经济发展水平，(表2)反映了广西2001-2006年的会计发展水平。根据(表1)、(表2)的资料绘制2001～2006年广西会计从业人员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速度的比较图，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2001～2006年广西会计从业人员数量的定基发展速度慢于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的定基发展速度；而中级及其以上职称人数所占比例的定基发展速度则不足100％，出现退后发展的势头。这表明，2001-2006年间广西会计从业人员的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
四、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经济的发展带动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因此，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水平也是会计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反映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水平的指标主要有注册会计师数量、会计师事务所数量、会计师事务所从业人数、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范围、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收入、会计师事务所营业利润等。鉴于数据来源的局限，本文只选取注册会计师数量、会计师事务所数量、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收入三个指标来反映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水平。(表3)反映了广西2001-2006年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水平。(图2)反映了广西2001-2006年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趋势图。从(图2)可以看出，2001～2006年间，广西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定基发展速度均呈上升的趋势；注册会计师数量和会计师事务所数量的定基发展速度虽然也呈上升的趋势，但其上升的速度明显不如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而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收入的定基发展速度在2002和2004这两个年度则呈下降的趋势，到了2005年度才急剧上升，甚至2005、2006这两个年度的定基发展速度还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定基发展速度。但从总体上看，2001～2006年间，广西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水平，还需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
展。
五、会计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会计教育发展水平是构成会计发展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教育发展水平可以通过普通高等学校会计专业各种层次的在校生、毕业生的规模和培养目标定位、课程设置、课时分配、毕业要求等多个方面的指标来加以反映，同时还应该通过会计人员后续教育的相关指标来反映。由于受到资料收集的限制，本文主要以普通高等学校会计专业各种层次的在校生、毕业生的规模来反映会计教育发展水平。(表4)是2001～2005年间广西高校会计专业本科生和专科生的在校生和毕业生规模及其定基发展速度。根据(表1)、(表4)的资料绘制2001-2005年间广西会计本、专科教育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速度的比较图，如(图3)、(图4)和(图5)所示。从(图3)、(图4)、(图5)可以看出，2001-2005年间，广西会计专业本科和专科在校生、毕业生的定基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的定基发展速度，表明在此期间广西会计本科教育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在校生规模的定基发展速度逐年提升得很快。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区域经济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发展差异,中国不同区域的发展特征及其差异性随之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1-5]。长期以来中外学者不断通过对东西方共同经验的总结与遴选,根据中国国情展开了一系列多元性、系统性的学术研究:不少学者把区域经济发展特征归纳为经济总量、经济增长总量、增长速度等方面或是经济在总量、增长速度、经济结构等所有方面的特征,从而在测度区域经济发展特征的指标选取上也存在单项与复合性指标的不同[6-7];研究尺度不断由省域、三大地带的中观尺度转向县乡区域单元的微观尺度上;中外学者从区域角度来探讨区域政策、经济发展基础、产业结构、投资规模、区位条件和政府作为等复合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普遍认为1990年以来无论是省份之间还是四大地区之间区域差异都不断趋于拉大,并且经济在几大都市圈地区集聚的趋势加强,不存在显著的收敛趋势,导致中国欠发达地区与相对发达地区并存的格局[8]。
鉴于以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省内(际)、三大地带之间的发展特征分析上,而中国西部省际之间县域单元发展研究较少,对于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特征与内部差异的深层次研究更为不足,本文试图对目前全国经济格局下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此回答以下问题:理论上,空间极化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也是地区内部发展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区空间极化发展现状如何?增长极与所导致的地区内部差异呈现何种格局,其影响因素是什么,今后发展趋势怎样及应该采取的发展策略。
二、数据采集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采集。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是指日月山以东,西秦岭末端以北,屈吴山以西,达坂山、乌鞘岭以南的青海省和甘肃省所在地区;属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气候以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为主。行政区划包括青海省的西宁市、海东地区,甘肃省的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除漳县、岷县)、临夏回族自治州等6个地级行政单元,以及青海省的尖扎、贵德两县,区域面积8.36×104km2,占甘青两省土地总面积的7.11%。2007年底,密集区总人口1.39×107人,占两省总人口的44.09%。本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8×10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194.23元,城市化水平30.53%,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7.33%、53.00%和69.32%,为我国典型的欠发达区域。
本文选取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31个县级行政单元(包括市辖区、县、县级市,以下简称“县”)为研究单元,利用2008年的统计年鉴,统一选取22个统计指标,包括:城市化水平(%)(X1)、年末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元)(X2)、人均GDP(元)(X3)、人均财政收入(元)(X4)、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万元)(X5)、农民人均纯收入(元)(X6)、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7)、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人)(X8)、万人中学生数(人)(X9)、GDP增长率(%)(X10)、第一产业产值(万元)(X11)、化肥施用折纯量(T)(X12)、农作物总播种面积(hm2)(X13)、农业机械总动力(KW)(X14)、人均耕地面积(hm2)(X15)、农村用电量(万KWH)(X16)、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17)、社会销费品零售总额(万元)(X18)、年末电话用户数(户)(X19)、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人)(X20)、人均基本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元)(X21)、城镇建成区面积(km2)(X22)等。在指标的选取上,在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注重指标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力求能够从社会经济实力、结构及活力等多方面全面反映密集区社会经济发展状态。
(二)研究方法。在研究社会经济发展时,应用SPSS软件对2008年的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每个主因子对各个县域的得分。以旋转各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作为权重,与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权求和得到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指数值,以此作为依据比较评价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再运用断列点模型分析各县与社会经济发展辐射范围,运用方差分析评价县域之间及其内部发展差异特征。
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的计算
应用SPSS软件对2008年的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选取KMO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设定提取特征值大于1主因子,采用方差极大法旋转,把因子得分作为新变量保存在数据文件中,得到经济社会主因子载荷矩阵。结果显示:KMO值为0.728,根据统计学家Kaiser给出的标准,KMO值大于0.6,说明变量间的相关性很小,适宜进行因子分析[9]。经过方差极大法旋转后,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4个主因子,其累积方差贡献率是79.591%,包含了22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由主因子载荷矩阵可看出: 第一主因子与X1、X2、X3、X4、X5、X6、X7、X8、X9、X10有较大的正相关,根据其意义判断出是经济发展水平因子;第二主因子与X11、X12、X13、X14、X15、X16有较大的正相关,是第一产业发展水平因子;第三主因子与X17、X18、X19、X20有较大的正相关,是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因子;第四主因子与X21、X22有较大的正相关,是固定资产投资发展水平因子。
因子分析解决了原有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有较大相关性的问题,得出的4个主因子涵盖了约80%的原有信息,并生成了4个主因子对31个县域的得分,以旋转后4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与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权求和得到各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以此作为依据分析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与评价
(一)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中心城市为强增长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为了便于与中心城市发展水平相比较,以22个指标为基础,加入兰州市区、西宁市区、白银市区构成34个县市,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各县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以此仅作为第4节第1小节的评价依据),利用断裂点模型[10]求各县市社会经济辐射圈,辐射圈的大小代表了县市发展水平强弱。
兰州市区、西宁市区、白银市区的社会经济辐射圈半径均在其它县域的2倍以上,辐射范围是其它县域的4倍以上。其中,兰州市区的辐射范围是实力最强县域红古的11.75倍,其与红古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差异是县域之间最大差距7.87倍,兰州市区成为密集区发展的强力增长极,仅其石油化工、有色冶金两种产业的产值占到密集区工业总产值的41.08%。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有红古、永登、平川等17个县,占县域总数的54.84%。从社会经济辐射圈来看,17个县的辐射圈半径变化于14.02km―24.28km之间,辐射圈面积变化于617.82km2―1851.84km2之间;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的比重变化于14.8%―356.8%之间,平均比重为60.7%;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比重最高的是红古,是唯一辐射圈面积超过县域土地面积的县域。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有陇西、贵德、会宁等14个县,占县域总数的45.16%。14个县社会经济辐射圈半径都小于13.25km,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的比重平均仅为16.53%,比发展水平较高县域的平均比重低44%。
(二)工业主导县域经济发展的地位缺失。通过因子分析,发现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几个主因子是经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等,第二产业发展水平没能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实际上,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发展以第一产业为主,绝大多数县域为农业大县;第三产业则以基本的贸易、服务行业为主,发展层次较低;第二产业基础较弱,起步较晚、水平较低[11]。这与崔权醴、崔向阳分别把甘青两省列为“前工业化社会”[12]和“工业化不发达社会”[13]的结论是相符的。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二三次产业发展滞后,没能主导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是本区处于城镇密集区初级发展阶段[14]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县域之间社会经济水平和县域内部各行业发展严重失衡。通过对标准化后数据的方差和极值比分析来说明县域之间和县域内部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方差和极值比越大,发展的不平衡程度越严重。结果显示: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人均GDP等8个影响县域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的极值比大于15,方差大于0.739,反映出县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程度较严重。而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指标的方差和极值比都是最大,说明工业发展状况是导致县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首要因素。从31个县来看,各县各指标值方差都大于0.261(方差平均值减一个标准差),红古、平川、永登这3个发展水平最高的县各指标方差大于0.905(方差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14位的县各指标方差都大于0.583(方差平均值),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县各指标方差都小于0.454。由此得出,各县域内部各行业发展普遍失衡,而县域发展水平越高,其内部发展失衡程度越大;县域发展水平越低,其内部发展失衡程度越小。以上两点与三次产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结合,可以得出:在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工业发展整体水平虽然较低,但其在部分县域的快速发展已是影响县域之间和县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的最重要因素。
(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由中心城市向外呈圈层结构递减。与兰州市相邻的县域有红古、永登、榆中、皋兰、临洮、永靖6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1、2、6、12、13、17;与西宁市相邻的县域有大通、互助、平安、湟中、湟源5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4、5、7、8、14;与白银市相邻的县域有平川、榆中、景泰、靖远、皋兰5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3、6、10、11、12,可以看出,中心城市周围的县域发展水平普遍较高。而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县,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如离白银市较远的会宁,离西宁市较远的循化、化隆,如离临夏市较远的广河、康乐等,这些县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都在20位以后。
(五)交通干线沿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境内铁路穿越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18位的17个县;境内高速公路穿越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23位的13个县。由此可见,交通干线沿线县域发展水平较高。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县中,广河、和政、康乐、积石山、循化、化隆、尖扎7县境内既没有国道,也没有铁路,更没有高速公路,交通干线的欠缺是这些发展水平较低县域的一个共同特征。
(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发展水平相关性较强。对各县万人中学生比重(万人中学生数与密集区县域平均值的比值)与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比重(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与密集区县域平均值的比值)的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进行回归,发现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与‘万人中学生比重/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比重’呈现较强的负相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学生比重大于教师比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学生比重小于教师比重。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教学水平与质量相对较高,选拔教师的要求高,吸引来就学的学生多,导致师生比例相对较低;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受百姓的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等因素影响,学龄少年失学严重;另外,这些县域多处于相对地广人稀的地区,学校和班级的学生规模较小,教师平均负担学生数量较少[15],共同导致师生比例相对较高。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评价,总体看来,除去中心城市对县域评价更能反映区域发展特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县域自一些增长中心向外扩延,逐步形成铁路和高速公路经济增长轴。这种经济空间扩散现象印证了“增长极”和增长“中心地理论”中的扩散效应,以及据此引伸的“点-轴”发展模式[16]。具体而言,第一产业发展水平是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子,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直接导致县域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固定资产投资成为主因子表明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外延增长的依赖性高,促进了部分县域工业的快速发展,增强了工业对县域发展的影响。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县域中学布局分散,学校规模小,竞争力和吸引力弱,而教师数量相对富足,需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施集中办学,提高办学效益。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密集区“点-轴系统”发展模式还未完全形成,还处在“点-轴系统”模式的初级发展阶段:中心城市呈强增长极态势,与各县域产业发展关联效应差,缺乏有效的承接与融合,形成中心城市自成一体的“孤岛式”发展[17],导致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总体水平较低。
对于密集区未来的发展,需要做到如下几点。①中心城市应改变物质性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增强R&D产业、信息产业、金融业、现代物流业等现代产业发展力度,通过三产引导经济增长。②各县域加强政府主导,优化公共资源环境,培育新兴增长空间,以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为主提高工业化水平和就业保障能力[18],实现二产引导区域增长。③全区域需要实施以通道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化建设,提高通道等级和不同通道的协作联动性,加快生产力自由流动和生产要素地域分异,促进中心城市长期积累的生产力优势向周边辐射与传递和高级要素向高级城镇集中,通过新区开发、城镇体系调整以及与区域外部空间相互关系作用的变化[19]等共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XJL00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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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疆；城市化效率；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7.4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65-1285/c.2016.04.09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丁广伟.新疆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分析[J].克拉玛依学刊，2016（4）60-68.
一、引言
城市化进程是工业化发展、社会化组织和市场化管理的重要标志。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载体的城市化日益成为推动国家或区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1]48-52新疆地处西北边陲既有网络上被评为：全国最富有的城市――克拉玛依市，又有国家重点扶贫区域――南疆三地州，区域间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差异悬殊。2000年新疆城镇化率仅为33.75%，2013年新疆城镇化率达44.47%，新疆城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然而，在新疆城市化进程中却产生高能耗、低效率、区域差异大等一系列问题，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了研究热点。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20世纪70年代，钱纳里通过对世界各国的城市化水平和人均GDP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2]24-26方创琳等（2011）利用Bootstrap―DEA方法测算我国城市化效率，认为我国城市化效率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3]1011-1022孙东琪等（2013）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研究，认为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存在动态耦合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会首先摆脱城市化效率带来的效用。[4]1061-1071刘雷等（2015）通过对山东省17个地级市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进行测算，发现山东省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动态耦合关系，目前山东省处于呈倒“U”型分布的左侧发展阶段。[5]75-82关于新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方面：韩桂兰、孙建光（2008）研究了新疆农村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6]128-130李广舜（2008）通过对新疆城市化现状研究，发现新疆城市化发展缓慢、南北疆区域差异大等问题，认为应该加快推进新疆城镇化。[7]18-22刘雅轩等（2014）利用DEA和Malmquist指数模型方法，对新疆15个地州的城市化效率及其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新疆城市化效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整体的城市化仍旧依靠扩张投入要素的粗放型增长方式。[8]42-50
总体而言，目前，关于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多以实证为主，研究范围多集中在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对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都相对较低的西部地区研究较少。新疆国土面积166万平方千米，占全国的1/6，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西部大开发”重点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对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运用DEA模型分析了新疆15个地州市的城市化效率，运用熵值法测算其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并运用耦合度模型研究二者的时空变化，以期为我国城市化效率的提高提供借鉴。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构建
1.DEA模型：测算城市化效率
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数据包络分析法）是一种线性规划模型，DEA模型分为CCR（规模收益不变模型）与BCC（规模收益可变模型）两种类型。CCR模型是由美国运筹学家 Charnes、Cooper、Rhodes 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根据多指标投入和多指标产出对相同类型的决策单元进行相对有效性或效益评价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BCC模型是在CCR模型的基础之上假设其规模收益可变得到的。[9]51-56
DEA模型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每个地州市视为一个决策单元i=1，2，3，…，m；其中xi、yi、Q分别表示第i个地州市的投入、产出变量和相对效率值，根据CCR模型，该线性规划为：
式（1）中MinQ为目标函数；s.t.代表限制性条件；为各个地州市在某一指标上的权重变量；和分别代表决策单元的原始投入和产出值。CCR模型是在假设决策单元为固定规模收益（CRS）的情况下得到的，利用CCR模型计算得到的Q为决策单元的综合效率，包括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两部分。
在CCR模型中加入的约束条件，即可得到BBC模型。
式（2）中Q表示决策单元的纯技术效率（VRSTE），综合效率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两部分，且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9]51-56
2.熵值法：测算经济发展水平
本文利用熵值法对新疆15个地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熵值法是多指标综合评价的一种重要方法，它根据指标数据提供的信息量进行客观赋权，以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使结果更加精确。[10]387-398
3.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
（1）耦合度模型。耦合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而耦合度是系统或要素相互影响的程度。本文把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程度定义为城市化效率―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并通过城市化效率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响应模型，定量测算二者关系。[11]38-45具体计算公式为：
从空间范围来看，新疆经济中心不断向北疆集聚，地域差异日趋明显。经济发展快的地区逐渐集中在自然条件好、资源丰富、交通沿线附近，如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依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取得快速发展；而南疆三地州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扩大。
（三）新疆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关系
根据前文运用DEA模型测算的新疆城市化效率与熵值法测算的新疆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结果，运用公式（3）（4）测算新疆15地州市4个时间点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耦合度越大，说明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越协调；反之则不协调。
根据表2数据，利用Excel、ARCGIS10.2可绘制 1998、2003、2008、2013年新疆15地州市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图3）以及空间分布图（图4）。根据聚类原理以及新疆的实际情况，将新疆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划分为4种类型（表3）：低度耦合，中度耦合，较高耦合，高度耦合。
从时间维度分析，新疆15地州市1998-2013年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呈现缓慢上升（1998-2003年）――迅速上升（2003-2008年）――缓慢下降（2008-2013年）的趋势。新疆15地州市在1998、2003、2008、2013年4个年份年的耦合度整体平均值分别为0.5173、0.52550、0.58104、0.57432。在1998-2008年期间，新疆经济快速发展，首先，一系列的重大基础设施密集建设，对当地经济带动效应明显，增加了当地就业，城镇化投入形成规模经济，促进了城市化效率的提高。另外，新疆在大力发展当地优势产业的同时，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工业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工业对劳动力需求持续增加。农业领域，随着现代机械设备的应用，极大地降低了劳动力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纯技术效率水平提高。新疆经济发展极大地影响当地城市化效率水平，城市化效率水平的提高又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由于石油化工产业占新疆产业比重较大，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已达到相对稳定状态，经济发展对城市化效率的促进作用下降。2009年新疆积极推进兵团城镇化建设，截至2013年底，新疆建设兵团城镇化水平已达62%。新疆城镇化受政府主导影响较大，且2009年受金融危机及一系列复杂社会因素的影响，新疆城镇化效率受社会因素影响日益明显。新疆15地州市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缓慢下降（1998-2008年）――急剧下降（2008-2013年）趋势，地域差异明显。1998、2003、2008、2013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平均值分别为0.5062、0.5013、0.5019、0.4603，说明新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彼此促进的质量呈下降趋势，并且日益明显。
从空间维度分析：（1）乌鲁木齐市最早出现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下降趋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乌鲁木齐作为新疆首府城市、亚欧大陆桥重要的城市节点，乌鲁木齐的经济发展更多依赖商贸物流、产业集聚等其他因素，城市化效率对经济发展贡献的权重相对较小；另外，乌鲁木齐1998年的城市化率已达到82.7%，其城市化水平已处于较高阶段，很难再快速提高，所以乌鲁木齐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耦合度水平较低且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2）克拉玛依市、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在此期间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其原因是克拉玛依市、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等地区属于资源密集型地区，资源性产业占其GDP比重较大，产业结构单一，其经济发展受资源开发的影响较大，受城市化影响较小，故这些地区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较低。（3）喀什地区、和田地区、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等地区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迅速提高。喀什、和田地区属于国家扶贫重点开发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城市化水平较低。近来受西部大开发、对口援疆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影响，喀什、和田地区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经济发展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城市化水平，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二者相互促进。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是“天山北坡经济带”中心地区、亚欧大陆桥沿线城市，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都处于迅速上升期，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不断提高。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石河子市在2013年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都处于较高水平，但是前4个地州与石河子市的耦合协调度差异悬殊。前者属于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都处于较低阶段的高度耦合，石河子市属于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高阶段的高度耦合。
四、结论、对策与讨论
（一）结论
1.新疆15地州市城市化综合效率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达到DEA有效的地州数下降明显。新疆城市化的扩张主要靠增加投入，而技术效率未达到最优状态，并且纯技术效率不断下降，最终导致综合效率下降。从空间格局来看，北疆城市化效率明显优于东疆与南疆地区。
2.新疆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缓慢上升――急剧上升的趋势。从空间格局来看，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日益扩大，北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优于其他地区。
3.1998-2013年，新疆15地州市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呈现缓慢上升――急剧上升―缓慢下降的趋势。从空间格局来看，（1）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动态耦合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会首先摆脱城市化效率带来的促进作用。（2）依靠矿产资源发展的地区其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相对较低。（3）在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相同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不同。
（二）对策
1.增加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协调区域经济差异
新疆现阶段有11个地州市的城市化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并且一些地区基础设施、医疗教育条件等还比较薄弱，新疆应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加大固定资产投入，尤其是在南疆地区，以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2.加强教育发展
技术不仅是制约新疆城市化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也是促进新疆经济发展的动力。新疆劳动力丰富，但劳动力素质相对较低，应加大新疆教育投入，加强技能培训，如普及中小学双语教学、增加南疆地区高等学校数量等。
3.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新疆生态环境脆弱，城市大多聚集在绿洲地区，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应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与经济发展规划，积极建设生态城市。在自然资源丰富地域，如克拉玛依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应延长主导产业的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新兴产业，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4.大力维护边疆及社会安全
近期世界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猖獗，新疆与多个国家相邻，易受恐怖势力影响，应大力维护新疆社会稳定，为新疆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讨论
1.新疆地处西域边陲，多民族聚居，城市化与经济发展都处于上升期，研究其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对类似区域的发展有着重要借鉴意义。研究发现，新疆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缓慢上升――急剧上升――缓慢下降的趋势，与东部发达地区明显呈倒“U”型发展趋势略有不同，新疆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度未来趋势如何，还需进一步研究。
2.新疆依靠矿产资源发展的地区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不是很高，别的区域是否如此，还需进一步研究。因此，应加强对资源型地区或产业结构单一地区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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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定量分析；差异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3-0031-01
一、背景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持续运行良好，但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日益明显，这一直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现实，也是政府决策者和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直以来，区域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都致力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研究。Friedman[1]认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始终存在而且正逐步扩大；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发现：发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经过区域经济差异先扩大后缩小的发展过程。[2]覃成林[3]的研究结果显示，1970~1980年，中国区域经济的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1990 年后，区域经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均呈扩大趋势，绝对差异扩大的速度大于相对差异。伍世代[4]分析了东南沿海地区55个地区市的经济发展数据后认为1995~2005年东南沿海三大地区内部经济差异水平分布层次不齐，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任建军[5]从GDP、人均GDP 和城乡居民三个层面对四大区域经济发展进行了多维度分析，发现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是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二、主成分分析法的分析过程
（一）评价指标设计
本文共选取了辽宁省14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辽宁省统计年鉴2011》、《201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2011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参考现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的基础上，结合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自身情况，选取生产总值（X1）、人均生产总值（X2）、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产值比值（X3）、固定资产投资（X4）、外商直接投资（X5）、在岗职工平均工资（X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7）、农民人均收入（X8）、非农人口比重（X9）、人均粮食产量（X10）、在校高中生数（X11）等11项经济指标构成评价指标体系。[6]
（二）实证测评过程
为消除指标数据在量纲和数量级的差别，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指标数据标准化为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数据，运用SPSS软件对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如表1。
通过表1可知，共提取两个特征值均大于1的主成分，且前两个主成份的累积贡献率达85.959%，反映出提取两个主成分是可以基本反映所选取的11个经济指标的信息,可以用2个新变量来代替原来的11个变量。
用初始因子载荷矩阵中的数据除以主成分相对应的特征根开平方根，求出两个主成分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从而得到主成份得分。用每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取主成分总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可得综合得分模型中每个指标的权重，进而建立主成分综合得分模型，其表达式如下：
F=0.107X1+0.087X2+0.073X3+0.106X4+0.101X5+0.099
X6+0.104X7+0.091X8 -0.07X9-0.034 X10+0.094 X11
根据主成分综合模型得到综合主成分得分，通过按大小对其进行排序，即可对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比较评价，见表2。
三、聚类分析法分析过程
本文把原始基础数据标准化后提取的2个主成分得分，看成是反映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两个指标，采用组间联接法，以欧氏距离平方算法为度量标准，通过spss软件对辽宁省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合理的区域划分。为了更加直观、清晰的了解聚类分析的，根据得到的树形图，绘制了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布图。
四、结论
本文基于辽宁省14个地级市2011年11个基础经济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互之间存在很大差异，部分地区经济发展非常突出。在聚类分析过程中，若将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两类，沈阳市和大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单独是一类，而辽宁省其他所有区域为另一类。在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表中，沈阳市和大连市的综合得分遥遥领先，在仅有的三个正数得分中，他们的得分是第三名鞍山市的5倍多。
二是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层次分明，出现显著的断层现象。引入计算变异系数的方法，来检测分类数据的组内相对变化情况，计算可得第一类和第三类综合评分的变异系数分别为9.04%和6.29%，均未超过10%,相对变化程度很小；第四类和第五类的综合得分变异系数分别为37.0%和24.6%，相对变化也不大。在聚类分析结果中，只有第二类只有鞍山市，其他类别的区域则分布比较均匀，说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前后相对差距太大，出现了断层现象。
三是辽宁省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分布不均。从整体上看，辽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辽西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沿海地区，大连市的经济发展速度一枝独秀，营口市、本溪市和丹东市的情况也比较理想，而葫芦岛市和锦州市的明显滞后。沈阳 “一小时经济圈”内，鞍山市、营口市、抚顺市、铁岭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本溪市、阜新市和辽阳市经济发展明显落后。
2011年12月辽宁省经济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指出辽宁省2011年度地区生产总值将超过2万亿元，增速有望达到12%。在过去的十年中，辽宁省经济连续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自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辽宁省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产业结构加快升级，总量扩张呈加速态势。
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和弗里德曼的“核心-理论”是区域经济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区域发展理论，他们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总是从一些区位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进而影响并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最终到达实现整个区域的稳步发展。2009年和2010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分析结果来看，沈阳市和大连市的区域经济核心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但其对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太明显，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带动周边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提高。如何强化沈阳市和大连市的核心地位，释放其经济辐射能力和带动作用，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将是“十二五”期间辽宁省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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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赤水河；流域经济；贵州省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11.004
流域经济是指依托江河，发挥流域水资源承载、航运和景观生态等功能的经济活动，以实现流域经济均衡发展的目标。但因上下游之间存在资源禀赋差异，以及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导致流域内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和经济发展整体效率不高。目前关于流域经济不平衡问题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且较多关注长江流域，关于赤水河流域的研究极少。鉴于此，本文拟从空间维度对贵州赤水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研究，以期为推进“赤水河生态经济示范区”创建，促进赤水河流域生态建设和区域合作提供决策参考。
1贵州赤水河流域概况
赤水河，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是长江干流上游的一级支流，全长436.5公里，是以生态保护为主，基本上保持原生态的河流，是三峡库区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享有“美酒河”、“生态河”等美誉。整个赤水河流经云南、贵州和四川三个省，其中贵州省境内流域面积为12222平方公里，占59.8%，涉及七星关区、大方县、金沙县、遵义县（播州区）、仁怀市、桐梓县、习水县、赤水市等8个市县（区）。
数据来源：根据各市县（区）统计公报整理。
2.2流域各市县（区）产业结构不合理
从表1可以看出，贵州赤水河流域上游七星关区、大方县虽然工业化起步较早，但最近几年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缩减煤电行业等资源消耗型产业规模，大力发展旅游业等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5%、42%，成为七星关区、大方县的主导产业。流域内其他市县（区）的产业发展则都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尤其是仁怀市，其第二产业的比重占GDP的比重高达66%，其中酿酒I是仁怀市工业中的支柱产业。
2.3流域各市县（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人均GDP这一指标常用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从表1可以看出，贵州赤水河流域内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是仁怀市，2015年其人均GDP为91483元，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约为全国人均GDP的1.83倍；流域内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是桐梓县，2015年其人均GDP仅为23859元，比全国人均GDP低52.27%。贵州赤水河流域内其他市县（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贵州赤水河流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化研究
为探究贵州赤水河流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化程度，本文采用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两个指标进行量化研究。
3.1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是指研究区域各县市（区）的人均GDP值变异程度，是各区域数值的标准差与平均数的比值。
C.V=∑ni=1（Xi-X-）2/n-1X-
其中X-为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各县市（区）的人均GDP平均值，Xi为各区域人均GDP值，n-1表示自由度，n=8。
根据2015年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各市县（区）的人均GDP指标值，求出变异系数值为0.62，说明贵州省赤水河流域8个县市（区）的人均GDP偏离平均值的程度较高，各县市（区）经济发展差异不均衡。
3.2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于20世纪初提出后，就经常用作衡量社会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指标，反映区域间的分配差异。基尼系数值为0～1之间，基尼系数越接近1，说明区域间的分配越不均衡。
（1）将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各县市（区）的人均GDP按从大到小排序，分别计算各县市（区）人均GDP占的比重。
xi=Xi/XX=∑ni=1Xi
（2）计算流域内各县市（区）的基尼系数：G（x）=a-bZx，其中a=（n+1）/n，b=2/n，Zx=∑ni=1ixi。
根据2015你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各县市（区）的人均GDP值，求出基尼系数为0.23，在0.2～0.3期间，分配比较平均。
从变异系数指标看，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内的8个县市（区）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但从基尼系数指标看，流域内各县市（区）的社会收入分配比较平均。究其原因，流域内除仁怀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他县市（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大，整体都落后，县市（区）的收入水平都较低。
4结论与对策
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内8个县市（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差异，整个流域内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为不均衡，呈现单极增长，仁怀市的人均GDP远远超过全国水平，但其他县市（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均落后于全国水平。同时，整个贵州省赤水河流域的城镇化水平低下，都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对此，需采取相关措施，改善当前赤水河流域的经济发展状况。
4.1依托“赤水河生态经济示范区”的创建，大力发展特色生态经济
一是根据贵州赤水河流域的区域特点，结合贵州的山地农耕条件，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打造“互联网+现代农业”，大力发展现代高效生态农业。二是依托贵州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加快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大力开发休闲旅游、康养旅游以及文化旅游等多种旅游新业态新产品，打造全域旅游产业；三是依托赤水河流域的交通枢纽以及产业集群的优势，整合物流资源，构建高效的物流服务中心，同时重点推进批发、零售、会展等行业发展，大力推进商贸、物流等服务业的发展。
4.2合理布局，分区域发展重点优势产业
贵州省赤水河流域的上游，其生态环境脆弱，同时承担着保护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的重责，该区域可通过采用现代种植技术，发展特色生态经济农业；中游区则以仁怀的茅台酒为龙头，整合为集约化酱香型酒企业集团，大力发展循环工业，建设全国优质白酒生产基地；下游依托独特的地形地貌，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特有的珍稀药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和健康养老产业。
4.3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保障赤水河流域经济持续发展
为了保护赤水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保障赤水河流域的水质，流域上游既需要增加投入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同时也放弃发展就有良好经济效益的产业，因此，需要中下游为上游损失予以生态补偿，从而保障流域内整体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吕添贵，吴次芳，陈美球等.基于博弈视角的鄱阳湖流域经济协调机制及路径选择[J].自然资源学报，2014，29（9）：14651474.
[2]彭荣胜.基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开发[J].商业研究，2010，（2）：116120.
关键词：区域经济；因子分析；经济辐射
作者简介：张晓华，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数理统计。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4.03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4-06-03
河南省作为中部六省之首提出了“中原崛起”的战略，之后，国务院2011年9月28日出台的《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中原崛起”又一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然而，作为重中之重的河南省，由于内部政策、经济、资源、人文、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发展差异，这不仅直接影响到全省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对中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何准确的对河南省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分析，找出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这不仅对缩小河南省区域差距、提高全省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并对中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现状分析
（一）经济规模和结构
根据2011年河南省统计年鉴，2010年河南省实现GDP23092.36亿元，人均GDP24558元。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3258.09亿元、13226.38亿元、6607.89亿元，三次产业的结构为4.5:68.5:27，第二、三产业比重之和达到95.5%。分地市来看，18个地市中GDP超2000亿的有2个，其中，郑州市4040.89亿元，洛阳市2320.25亿元。人均GDP最高的是济源市，为50491元，最低的是周口市，仅有12944元。各地市产业结构差异也较大，第二、三产业比重之和大于90%的有郑州市、洛阳市、平顶山市、三门峡市、焦作市和济源市，而周口市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之和才刚达到70%，驻马店市、信阳市和商丘市该比重也才不到74%。
（二）人民生活
2011年河南省统计年鉴中显示：2010年河南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593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5524元。其中，郑州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为18897元；济源市其次，为16481元；排在最后两位的是周口市的12678元和信阳市的13348元；最高的郑州市是最低周口市的1.49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排在前两位的仍然是郑州市的9225元和济源市的7784元，末两位的是周口市和商丘市，分别为4510元和4674元，郑州市是周口市的2倍多。
（三）财政收入
2011年河南省统计年鉴中显示：2010年河南省一般预算收入实现1381.32亿元，人均预算收入1469.02元。财政预算收入过百亿的有2个市，分别是郑州市386.8亿元和洛阳市142.02亿元，最低的是鹤壁市22.15亿元和济源市22.22亿元，最高的郑州市是最低鹤壁市的17.5倍。人均财政预算收入最高的是郑州市4466.11元，济源市位于第2，达到3284.82元，济源市总的预算收入并不高，但其人口较少，因此人均预算收入较高。
二、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做综合分析，依据科学性、合理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并力求较完善、全面、真实地反映各地市的综合经济实力，兼顾统计年鉴所能提供的统计指标，以及根据河南省的实际情况，选取以下7个指标用于描述河南省18个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具体如下：人均粮食产量X1（万斤/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2（元）、人均一般预算财政收入X3（元）、每万人中的在校学生人数X4（人）、每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X5（个）、农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X6（100%）、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X7（100%）等7个指标。其中，选取人均粮食产量是考虑到河南为农业大省，农业在该省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人均粮食产量可较好反映一个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人均 GDP 是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人均一般预算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状况；每万人在校生是反映一个地区教育水平的重要指标；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医疗卫生水平；农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及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均反映了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配置状况。另外，对数据分析的初步结果显示所选取的这7个指标之间具有较小的相关性。因此，指标的选取比较合适。
下文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河南省统计年鉴》，河南省18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数据。
（二）实证分析
根据2011年《河南省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过程借助SPSS19.0 统计软件完成。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排除不同量纲的影响。分析结果中KMO为0.695并且Bartlett球度检验的概率值小于显著性水平（计算机默认0.05），表明这些数据可以进行因子分析，而且效果比较好。对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见附表2）可知，第一个因子F1和第二个因子F2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79.541%，因此选前两个因子已经足够描述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然后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进行分析，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值如表1所示。
【关键词】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碳减排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人类欲望的递增，由化石燃料过度消耗引起的日益严峻的化石能源的短缺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促使世界各国向低碳经济转型，低碳经济发展道路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青睐。但什么是低碳经济？中国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是否每个区域都适合一样的碳减排政策？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及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现状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
低碳经济的概念首先由英国在《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能源白皮书中提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对于低碳经济的界定，学术界尚未有明确的共识，但低碳经济不论涵义如何，都具有低能耗、低污染和环境友好的突出特点，目标是缓解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认为，低碳经济是在不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前提下，通过技术创新或其他方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中国的碳排放总量持续增长，2009年10月国际能源署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007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排放国，约占当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21%。中国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庄严承诺将在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40%―45%。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究员袁富华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每年要下降3个百分点以上，才能完成减排任务。以往20多年已经有很强的减排措施，未来大的减排空间已经被大量压缩，碳减排措施会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造成影响，所以要完成减排的目标并不容易。
中国能源结构失衡，表现为“富煤、贫油、少气”，煤炭在中国能源资源中占绝对优势地位，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和经济结构是发展低碳经济的瓶颈问题。而且根据邹秀萍等的研究，中国的碳排放问题不仅体现在总量的增长方面，而且也体现在碳排放的空间格局差异方面。中国的碳排放存在显著的东南部低中北部高西北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中北部地区为碳排放的高值区域，东、南部沿海及西部地区为碳排放的低值区域。
二、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的构建
（一）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以上对低碳经济概念的理解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现状的认识，我们需要客观全面地评价我国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低碳经济作为一种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对其进行综合评价，应该使用多指标综合评价，在这方面，付加锋等做了些相应的研究，但我们认为其中有些不足之处。本文构建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层、一级指标层和二级指标层三个层次。目标层为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一级指标层由低碳产出、低碳消费、低碳环境、碳汇、低碳技术五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二级指标层在下述五个方面下使用若干评价指标。
1.低碳生产
低碳生产指标意在评价在生产领域的碳排放指标，包括碳生产力，碳强度，能源加工转换效率和代表能源结构的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指标。
碳生产力是衡量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也是最直观的指标，指单位碳排放所创造的GDP，这一指标将温室气体排放与GDP直接联系起来，直观反应出社会经济整体碳资源利用效率的情况。碳强度代表单位能源的碳排放量，能源的种类不同，碳强度差异很大。化石能源中，煤的碳强度最高，石油次之。能源加工转换效率指一定时期内能源经过加工、转换后，产出的各种能源产品的数量与同期内投入加工转换的各种能源数量的比率，即一次能源能源投入生产的二次能源产出，是观察能源加工转换装置和生产工艺先进与落后、管理水平高低等的重要指标。清洁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是指清洁能源在消耗能源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一般而言，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耗结构中占比越大，低碳化程度越高，反之就低。
2.低碳消费指标
低碳经济不仅要求在生产领域缩减碳排放，在消费领域也相应有要求，居民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对区域能源需求有重要影响。低碳消费指标包括人均碳排放量、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和低碳产品市场占有率。人均碳排放量与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指标直观的评价地区人们消费水平等自然消费模式对碳排放的影响，低碳产品市场占有率则可以反映出公众对低碳经济知识的普及与接受程度。
3.低碳环境指标
发展低碳经济，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人类提出的经济发展模式，势必对环境起到保护作用，而反过来，环境保护也可以优化经济发展。国内外研究均表明，减缓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之间有协同效应，环境改善与温室气体减排是互赢的。低碳环境指标包括环保支出增长率、工业三废处理率和废弃物碳排放强度。
4.碳汇建设指标
碳汇一般是指从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机制。它主要是指森林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我们主要选取森林覆盖率、人均绿地面积和区域绿化覆盖率作为主要评价指标。
森林覆盖率，是森林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森林覆盖率越高，则森林的碳汇作用越强，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越强，对减少二氧化碳在大气中浓度的作用也越强。区域绿化覆盖率具体计算方法为：区域绿化覆盖面积比区域土地面积，其中绿化覆盖面积包括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防护绿地、道路绿地、风景林地等的绿化种植覆盖面积、屋顶绿化覆盖面积以及零散树木的覆盖面积。
5.低碳技术指标
低碳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产业调整和技术创新有机结合起来，随着单位GDP碳排放量的逐渐压缩，靠降低能源消耗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来降低碳排放量的潜力越来越小，区域低碳经济发展会遇到瓶颈，这时需要靠低碳技术的进步突破。我们主要选取低碳技术R&D投入占比、低碳产业产值占比与温室气体捕获与封存比例对区域低碳技术水平进行评价。
（二）指标的处理
1.指标的正向化与同度量化
在构建的评价指标中，由于指标的数值与方向都不同，需要对指标进行正向化和同度量化处理才能够进行比较。逆向指标的正向化方法可以采用商式变换来处理，如下式所示，X*表示指标正向化的数值，X表示指标原始数值，通过处理的指标数值就可以体现指标数值越大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X*=1/X
对指标的同度量化处理可以采用极差变换法：
X=（Xi-Xi0）/（Xi1-Xi0）
X为无量纲化后的指标数值，Xi为第i指标的实际值，Xi1取全部参评区域该指标的最优值，Xi0取全部参评区域该指标的最差值。
2.指标权重确定
在多指标综合评价过程中，由于不同的指标所包含的评价涵义或者评价信息量不尽相同，因此需要根据评价目标与指标特点给每一指标确定其权值。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因素构成的复合系统，应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法）确定指标权重。
3.综合合成方法
指标值综合合成方法很多，这里采用线性加权和法进行综合合成。
S=∑Xiwi
S表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值，Xi为标准化后的无量纲化指标值，wi为相应指标权重。
三、结论及存在的问题
低碳经济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开始影响人类的生产与发展，中国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刻不容缓。但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技术水平等存在空间格局的差异，要实现2020年的减排承诺，需要了解各地区的碳排放现状及成因，寻找减排的技术路线和区域对策，进而实现整体的控制目标。目前对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还存在很多问题，上述建立的评价体系只是对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相对评估方法，目的在于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空间的不平衡做一个了解，并针对不同区域的碳减排工作提供参考依据，寻找区域低碳经济发展道路，最终实现我国的碳减排目标。
参考文献：
[1]付加锋,庄贵阳,高庆先.低碳经济的概念辨识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杨继贤,何迎庆,张秀云,张冰.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能源发展趋势及煤炭企业对策[J].中国矿业.
[3]景跃军,刁巍杨.东北地区一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及低碳经济发展路径研究[J].工作研究.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本文以山西省107个县市为研究区域，利用2008-2013年《山西省统计年鉴》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利用ArcGIS、GeoDA软件对山西省农村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方面进行研究。
1.2研究方法
空间自相关分析主要描述并呈现对象的空间分布格局状况，揭示空间关系、集聚及异质性的空间模式。
2结果分析
2.1总体水平
山西省2008-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4097元、4244元、4736元、5601元、6356元、7153元，从整体上来，农民人均纯收入逐年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农民理财观念转变、政策扶持、农民素质提高、“一县一业”和“一村一品”工程得到落实等几方面。利用ArcGis软件的自然间断点分级法把2008年和2013年的山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由低到高分为三个等级，最后得到其分级图（图1）。山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整体分布格局为中部高，东部其次，西部最低。从地级市来看，太原市最高，吕梁市和忻州市最低；从县市来看，清徐县、河津市、太谷县、孝义市、灵石县、长治县最高，大宁县、石楼县、方山县、永和县、兴县、临县最低；从集聚区域来看，主要呈现出以朔州市为核心的北部、以太原市、阳泉市、介休市、晋中市为核心的中部、以长治市、晋城市、临汾市为核心的南部集聚的趋势；从影响因素来看，农民人均纯收入较高的地区一般集中在自然条件优良、区位条件好的地区，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低的地区集中在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的地区。
2.2全局自相关分析
为了更好的分析山西省农村经济空间分布的内在联系及演变过程，运用GeoDa软件计算出2008-2013年山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全局自相关指数（Moran’s指数），并选取2008年和2013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作出全局自相关散点图（见图2）。2008-2013年Moran’s指数分别为0.3704、0.3901、0.3723、0.3643、0.3213、0.3813，其值均为为正数，这表明山西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即山西省农村经济发展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集聚的特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县市其周围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也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县市其周围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也低。从整体来看这种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逐渐加强。山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Moran’s指数呈现出先增长再下降再增长的趋势。在全局空间自相关散点图中，按其性质将四个象限依次分为高高、低高、低低、高低，位于第一、三象限的点是正相关的点数据，而位于第二、四象限的点是负相关的点数据。2008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散点图位于第一、三象限的县市有82个，约占总数的77%，位于第二、四象限的县市有24个，约占总数的23%，77%县市的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出集聚特征，而23%县市表现出分散的分布特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和部分东部，而农村经济落后地区主要位于西部。到2013年山西省农村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变化不大，只是稷山县、应县由高高区域进入低高区域，表明这些县农村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明显低于周围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而垣曲县、中阳县、五台县、原平市、柳林县由低低区域进入高低区域，其主要是由于这些地方的资源得到开发和利用。一些发达城市凭借区位、交通、资源等优势农村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其经济辐射能力增强，能够带动周围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如太原市、晋中市等。
2.3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利用GeoDa软件计算出2008年和2013年山西省各县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LISA值，作出LISA集聚图（图3）。Moran’sI散点图不能定量表示其显著性指标，LISA集聚图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它是衡量某区域与周围区域之间的相近或相异程度的指标。从山西省各县市农民人均纯收入LISA值可知，山西省农村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差异，形成显著的空间二元结构。2008年山西省西部和中部出现了两个显著区域，说明这些县市与周围区域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西部地区处于低低区域，这些地区与周围地区之间的联系较少，大体上处于孤立发展状态，其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而中部地区特别是太原市和晋中市处于高高区域，这些地区与周围地区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经济辐射能力较高。文水县和阳曲县处于低高区域，其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周围地区。至2013年山西省农村经济发展格局变化不大，农村经济差异呈现出较弱缩小趋势。西部仍然为落后地区，只是范围有所缩小，而中部也仍处于发达地区，但是范围向南、向西扩大。这表明五年来山西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经济带动作用已经开始显现。右玉县和柳林县与其周围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出相异的状态，柳林县依托资源优势发展农村经济，使其得到明显提高，而右玉县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资源缺少等因素农村经济明显低于周围地区。
3建议
【关键词】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区域经济发展
一、新疆主要地州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研究的背景及指标的选取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占中国疆土面积的1/6，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考虑到地缘因素，新疆已被确定为中国战略资源重要储备区和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点.
衡量一个地区的发展状况应该从社会生产的各个方面去考虑.本文运用数理统计中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新疆各地州区域经济情况进行分析.根据数据的适当性和可得性选出了如下主要指标：X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3出口总额；X4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X5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X6人均工业增加值；X7财政收入；X8产值利税率，X9工业总产值.
二、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法是多元统计分析技术中应用广泛的一种方法.其基本原理是通过一定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测算出各个指标在样本之间的相对差距，用相关阵或协差阵的结构来对原始变量数据矩阵进行降维处理.即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对原始变量作了一次特殊的正交变换.而得到一组具有某种良好的方差性质的新变量，这组新变量彼此互不相关且在各自的特征方向上有最大方差，从中选取前几个变量来代替原变量，计算出这几个主分量的权重，然后进行综合评价结果的加权合成，并根据综合评价值的大小进行排序.
利用Sas软件对新疆十个地州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主成分分析，从上述中的九个变量X1，X2，X3，X4，X5，X6，X7，X8，X9当中提取主成分.
主分量一中各个变量的系数基本为正值，表示各项指标都在增加，新疆经济水平正在提高，x9正值最大，代表了工业总产值水平提高最多.主分量二中x2，x3，x4为正值，其余为副，表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总额，人均第三产业增加与其他指标变化呈反位相，也就是说当消费，出口，第三产业总额增加时，其他总值有所减小，但因副值较小，减少不明显.乌鲁木齐和克拉玛依的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全省其他地区以上.
四、新疆十个地州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结果分析
比较主成分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各地州的粗略排名情况.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这些地区排名的合理性极可能情况.
乌鲁木齐市和克拉玛依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高，经济综合实力排名居前列.乌鲁木齐作为新疆的首府，是新疆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近年来，乌鲁木齐加快了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和发展，积极吸引外资，加快城市化建设进程，促使外向型经济和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克拉玛依市土地面积86.54万平方公里，占全疆的0.52%；耕地面积1.55万平方公里，占全疆的0.65%；2008年人均GDP为96006元，人均工业增加值为168183.30元，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17806.90元.
排名最后的塔城地区人口压力大，而且人口素质很低，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工业结构单一，仅煤炭和石油加工等.排名倒是第二的昌吉地区也是地广人稀，人口压力小，虽然第三产业有所发展，但是地处偏远区，经济发展滞后.
一、引言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改造的基础上，势必给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与能量带来变化。良好的经济发展模式会考虑到人类活动对资源、环境和生态的影响，进而实现环境资源友好型发展，然而经济发展、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等多重目标并重的发展模式会对经济发展速度有所限制。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正在发展中的国家，都很大可能先经历“经济发展主导型”发展模式，再转变为“环境资源友好型”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引起了空气污染物的迅速积聚，造成了当前面临的空气质量问题。因此，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阶段，由以经济发展速度为主要或单一目标的“经济发展主导型”发展模式转向社会、环境与资源协调发展的“环境资源友好型”发展模式。近些年我国实施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观”等国家发展战略都体现了这一转变。然而，由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历史发展和开放水平等因素的不同，我国不同区域的城市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东部沿海以及内陆核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很成熟，而一些内陆非核心城市可能正处于起步发展过程中。单一从经济发展速度对城市进行评价不能充分反映出城市的总体水平，进而也会导致我国各城市的非健康发展。因此，从环境友好视角，对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是用空气质量指标对城市环境进行测量，结合空气质量对我国典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比较，识别出当前我国不同城市的发展模式，为各城市的良好健康发展提供一定依据。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关注经济发展与空气质量问题。田志华等认为环境冲突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空气和水污染是引发环境冲突的主要原因。当前的环境治理并没有减少环境冲突的产生。由于城市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性，治理污染时需要跨地域治理；池建宇等考虑我国城市内生因素的影响，采用库茨涅兹曲线研究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空气质量的关系发现未来十年内我国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空气质量改善程度会十分有限；李雪敏认为城市环境质量是构建品牌城市的必须因素，从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环境、人居社会环境、历史文化环境等六个方面构建了一个城市品牌资产评估体系；SánchezdelaCampa和delaRosa通过分析空气质量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对空气有害物质的极端控制对经济发展会产生明显影响，甚至会导致经济危机；Zilio和Recalde采用1970～2007年期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21个国家的数据，分析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关系。可以看出，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识别出了经济发展与空气质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为社会经济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提供了良好支持。然而目前研究中对于空气质量提升绩效的关注还比较少，尤其是关于空气质量提升绩效测评方面的研究更少［9，10］。本文从环境友好视角，结合我国典型城市在2013～2014年的经济发展水平数据和空气质量测评指标数据，对经济发展水平与空气质量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采用人均GDP和空气质量两个维度，识别不同城市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模式，为各城市制定和实施与其相适应的环境友好发展战略提供一定参考。
二、研究数据
本文选取了31个省会及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经济发展水平和空气质量水平进行对比研究。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指标有很多，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人均GDP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因此本文采用人均GDP指标数据来表示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表1给出了2013～2014年我国31个省会及直辖市的人均GDP及其排名情况（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本文采用的空气质量测评指标是依据2012年我国环境保护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共同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11］。表2给出了各监测指标的符号、含义、化学式和单位。其中除O3是8小时平均值外，其他指标浓度限值均为24小时平均值。由于本文研究中各城市多属于居住商业区，因此浓度限值应采用二级空气质量标准。空气质量指标浓度会受产业结构、地理环境、气象条件、季节等多种因素影响，为了进行空气质量提升绩效比较，需要对样本数据进行合理设置。从比较时段来看，日时间内平均浓度受气象条件影响较大，尤其是风速，而年平均浓度不能很好地区别各因素不同季节时的影响程度，因此，本文采取月平均指标浓度来进行比较。同时，由于不同城市的主要污染物不同，单一空气指标数据难以全面表达城市空气质量，因此，本文采用由表2中各分指标合成得到的空气质量总指数（AQI）来代表各城市空气质量。根据表2中的空气质量监测指标，我们调查了31个省会及直辖市2013年11月和2014年11月的空气质量监测指标数值，并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计算得到了各城市的AQI指数，具体如表3所示（数据来源：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三、结果与分析
（一）经济发展水平与空气质量相关分析首先为了明确经济发展水平和空气质量之间的相关性，我们在SPSS19．0软件中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对2013年和2014年的人均GDP和AQI做了相关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为了去除量纲对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的是人均GDP排序和AQI排序数据。从表4结果可以看出：2013年和2014年31个省会直辖市人均GDP排名与AQI排名的相关系数均是负值，说明人均GDP和空气质量具有一定的负相关性，即人均GDP较高的城市，其空气质量会相对较差。这一发现暗示了以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很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环境问题。
（二）经济发展水平变化对比图1给出了2014年31个省会直辖市人均GDP与2013年相比的变化情况。从图1可以看出：与2013年相比，2014年天津、北京和上海这三个大型城市的人均GDP出现缩减，尤其是天津减少的幅度最大；在人均GDP增加的城市中，武汉、南京、杭州、广州、贵阳和长沙等城市的增加幅度最大，而乌鲁木齐、哈尔滨、石家庄、太原和兰州等城市增加幅度较小。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层次性规律和边际递减规律。在未来十几年的发展中，一些人均GDP偏低但又有较强发展潜力的城市，其人均GDP会有较大增加，例如西安、济南、成都等城市。
（三）空气质量变化对比图2给出了2013年11月与2014年11月31个省会直辖市空气质量的对比情况（数值越大说明质量越差）。从对比结果可以看出：与2013年11月相比，2014年11月除了乌鲁木齐，其他30个城市的空气质量都变得更差，尤其是哈尔滨、沈阳、郑州、济南、太原、天津和西安等城市空气质量变得相对更差；福州、贵阳、南昌、南宁、昆明、上海和海口空气质量具有相对减小幅度的变差。
（四）人均GDP水平与空气质量现状与提升幅度对比1．现状对比。图3给出了2014年31个省会直辖市人均GDP和空气质量排名对比情况，其中横纵坐标分别表示人均GDP排名和AQI排名。从图3中的对比结果，可以发现：（1）在31个省会直辖市城市中，广州、长沙、上海、南昌、乌鲁木齐和福州的人均GDP和空气质量排名相对都比较靠前，都处于前15名，尤其是广州和上海这两个城市的两个指标均在前10名以内。因此，这6个城市可以评价为“环境友好发展型城市”。（2）南京、杭州、武汉、呼和浩特、北京、天津、济南、郑州和沈阳的人均GDP处于前15名以内，但其空气质量都排在15名之外，因此，这几个城市可以评价为“经济主导发展型城市”。这些城市未来发展中需要注重空气质量的提升，尤其是沈阳、郑州和济南。（3）拉萨、昆明、贵阳、海口和南京的空气质量都排在前10名以内，但其人均GDP都排在20名以外，因此，这5个城市可以评价为“环境友好型城市”。这些城市未来发展中需要注重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可以加大开发和利用这几个城市的旅游资源，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4）成都、合肥、兰州、重庆、西宁、长春、西安、银川、太原、哈尔滨和石家庄这11个城市的人均GDP排名都在15名之外，空气质量都在10名之外，因此，这些城市可以评价为“非环境友好发展型城市”。这些城市未来发展中面临经济提升和空气质量治理双重压力，尤其是哈尔滨和石家庄。2．提升幅度对比。在对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空气质量现状进行对比之后，本文按照人均GDP变化和空气质量变化两个维度对31个省会直辖市进行对比，如表5和图4所示。其中为了保持两个指标的可比性，这里都采取提升幅度排名情况进行对比。从图4的对比结果可以发现：（1）与2013年相比，武汉、长沙、南京、合肥、成都和福州的人均GDP和空气质量提升幅度都在前15名以内。尤其是武汉、长沙和南京三个城市两个指标提升都在前10名，结合图3中的现状对比，可以预测这三个城市未来的人均GDP和空气质量的综合排名很可能会处于全国前列。（2）贵阳、杭州、南昌、拉萨、郑州、广州、沈阳和重庆的人均GDP提升幅度位于前15名，但其空气质量提升幅度位于15名之外，因此，这些城市具有较强的经济发展潜力。进一步，从图3可以发现，拉萨、贵阳和南昌当前的空气质量位于前10，因此这四个城市未来可能会较快地发展成为“环境友好发展型城市”。（3）济南、昆明、石家庄、南京、太原、西宁、上海和乌鲁木齐的空气质量提升幅度位于前15名，但其人均GDP提升幅度位于15名之外，因此这些城市未来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较大的提升。进一步，从图3可以发现，济南和南京当前人均GDP排名位于前15名，因此这两个城市未来可能会相对较快地发展成为“环境友好发展型城市”。（4）其余城市中除了海口之外，呼和浩特、银川、兰州、哈尔滨、西安、北京和长春的人均GDP和空气质量提升幅度都落在15名之外，即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空气质量提升幅度都比较慢，尤其是西安、哈尔滨、北京和长春。对照图3中这些城市的现状，可以看出这些城市近期很难发展成为“环境友好发展型城市”。
四、结论
关键词：人口系统；经济系统；协调发展
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和最终归宿，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及其变化的状况，同时在一定条件下决定人口发展。尽管如此，由于发展之间的关系千差万别的，不同地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很大的区别。本文主要针对人口和经济协调发展展开论述。所谓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即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如果既充分利用了人力资源，实现了充分就业，又较好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就是实现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要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的同时，保持社会经济的适度增长，尽可能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经济效益。
一、协调发展评价模型构建
（一）指标选取与指标权重
本文采用分层评价模型进行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根据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分别选取了经济指标（作为逆指标的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和GDP、人均GDP、财政收入、第三产业值占GDP比重、城镇化率等正指标）与人口（包括大专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与平均教育年限等正指标，总人口、人口密度等中性指标和自然增长率、婴儿死亡率与总抚养比率等逆指标）指标等一级指标。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一级和二级指标的权重。
（二）指标数据的无量钢化处理
由于本文采用的指标数据具有不同的单位，这可能会对评价结果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对它们进行无量钢化处理，使其波动范围缩小到0和1之间。最常用的方法是极差标准化，其公式如下：
正指标计算公式为：
经济这种标准化所得新数据的值越大越好。
（三）协调发展系数计算
协调发展系数强调两子系统的协调情况及发展水平。在文中先用协调系数来评价两系统的协调状况，其公式为：
Cij=exp（-k（ui-uj）2）
其中：Cij表示第i系统与第j系统的协调系数；Ui表示i系统的实际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得分），Uj表示j系统的实际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得分）；K=2/S^2，S^2为Ui和Uj的方差均值。
即使协调系数能反映两系统的协调情况，但不能反映系统当时所处的发展水平。当Ui=0.7，Uj=0.7时，i系统与j系统的协调系数为1，而当Ui=0.9，Uj=0.9时，系统i与系统j协调系数也是1，但是后者两系统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前者。所以本文还引入了协调发展系数指标。其公式为：
D=（Cuiαujβ）1/2
其中：D为系统i与系统j的协调发展系数；C为系统i与系统j的协调系数；α，β为权重，且α+β＝1，具体到人口与经济两系统，设为α＝β＝0.5。协调发展系数是一个正指标，数值0和1之间，值越大说明该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越好。
二、我国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区域评估分析
本文利用2007年人口、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截面数据，对全国各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作综合评价。因为，反映人口发展水平的三种指标较难取，本文在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钢化处理时用最佳状态值1。
（一）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利用林凡元文章中所用的专家打分结果，根据AHP方法分别构造出了人口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判断矩阵，然后通过计算获取了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分别为3.095195和3.038711。人口与经济指标的特征向量如表1所示。
（二）人口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与协调发展评价
本文选取我国各地区2007年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指标数据，首先根据正指标、逆指标不同，进行数据无量钢化处理人，其次根据加权平均法，将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发展水平指标无量钢化数据与各指标对应权重值乘积来表示，其公式为：
本文运用Matlap软件以上两矩阵相乘得全国各省市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实际发展水平，然后根据协调系数和协调发展系数公式求得全国各地Cij和Dij值，即具体值与排位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在全国各地区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综合得分中，人口系统综合得分均高于经济系统综合得分，这可能由本文在无量钢数据里面人口密度、婴儿死亡率和平均人口受教育年限等指标引用了最佳引起的。C与D值前七位分别为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天津和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后四位是海南、湖北、湖南和吉林等地区。主要原因是在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人力资源比较丰富，人口素质较高，因此东部地区人口与经济比较协调发展，而在其他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程度较低。
三、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表明，我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经济总量保持高速增长，人口增长率较稳定，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发展迅速，但是各地区发展区际差距比较明显。东部地区协调发展系数均为较高，中西部地区较低。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区协调发展系数都大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发展综合得分与经济水平综合得分较接近，协调性好，并且人口与经济发展整体实力较强。我国其他地区在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一定得不协调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海南、湖北、湖南、和吉林等地区存在严重的不协调性，协调发展系数都排在后面，从表2中最后一列可以看出一种共同特点，即人口水平排位在经济发展水平前面。也就是说，在这些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主要原因是人口发展速度跟不上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2、达莫达尔N·古亚拉提.经济计量学精要[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3、李慧京.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