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9 17:32:1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在区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区域行政就是在一个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才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区域公共竹理是区域内的多元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问交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陈瑞莲,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缘起与发展[J]政治学研究，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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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背景；社区治理；应对措施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12.118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12-0-02
我国在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区治理。这是社区治理的概念首次出现在我国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规划中，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在“互联网+”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如何结合现代化的先进科学技术应用手段，实现社区治理水平的飞速提升，就成为社区工作人员重点研究的课题。
1 “互联网”+背景的基本概念
在我国乃至世界范围的研究领域中，各个行业和各个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对“互联网+”社会发展背景的研究，并没有总结出一套系统化、理论化的完整概念。在我国发展进程中，有关“互联网+”背景的基本概念论述，主要可以根据研究观点的不同，将其划分为两方面不同的内容。
其一是将“互联网+”背景的研究重点放在社会经济金融行业的研究领域，具体指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联合。其二则主要强调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于社会基础治理工作中所能发挥的优势和具有的发展潜力。通过应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社会经济、政治及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协调有序发展，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技术保障。
2 社区治理实践工作开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由于“互联网+”的社会发展模式在我国产生和持续的时间较短，因此，其在社区治理工作开展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相关管理工作人员的高度重视。当今社会社区治理工作的开展仍存在大量需要管理人员及时解决和应对的矛盾问题。目前，在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社区治理仍处于并将在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由原始工作模式向现代化管理方式转型的中间时期。
在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影响下，受传统社区治理思想的约束和限制，“互联网+”社会发展背景下社区治理工作的开展，不但没能结合应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应用手段，反而限制了社会公众及社会企业单位在社区治理实践中的参与程度，严重缩小和降低了社区治理的管理力度。
3 “互联网+”背景下，提升社区治理力度的思考
3.1 革新发展思想，摆正认知理念
在广大社会成员的认知中，有关“互联网+”概念的提出，仍旧属于一个较为陌生的字眼。但自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手段为依托的信息化生活方式，已经逐渐渗透到我国社会成员日常工作及学习、生活的各个环节。这一社会背景要求社区工作管理人员在开展社区治理工作的过程中，要真正认识到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的重要性，结合信息化处理技术改变治理工作的开展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互联网+”的社会发展背景确实能帮助社区治理人员在一定程度上优化自身的工作治理水平，但“互联网+”的信息化处理技术并不是万能的，工作人员在开展社区治理时，可以将互联网技术作为辅管理工具，但不能完全依赖互联网技术。当管理出现一定的问题和弊端时，仍需要相关管理人员在结合实际的基础上，制定出有效的治理措施。
3.2 强化教育宣传力度，提升社区治理的群众参与度
管理人员还可以在日常工作中，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网络信息传播功能，不断强化社区治理工作开展的宣传力度，使社区更多群众参与到治理实践活动开展的过程中，为社区治理工作的开展赢得更多群众基础。社区治理工作开展效率的高低，有时能直接体现出一个社区发育成长状态是否完善。
社区治理应引导更多社区成员参与其中，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如在治理方案方面，集思广益，从而推动社区治理工作的开展。工作人员要培养社区成员养成强烈的集体发展意识，在社区团体中形成家文化的认知发展理念。在保持个性发展认知观念的基础上，为社区治理工作开展的负责人提供相应的建议和意见，使管理人员能在了解和结合社区群众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制定更加完善的治理方案，实现社区治理工作的高效、有序进行。
4 结 语
社区治理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基础性工作。社区治理工作开展的效率和质量，有时能决定整个城镇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与社会成员个人生活水平的高低也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互联网+”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只有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深刻了解社区治理与实践工作开展的重要性，才能秉承正确的发展认知观念，实现治理力度与质量的全面优化和提升。
主要参考文献
[1]欧伟强.“互联网+”背景下上海推进社区治理创新的探索――以普陀区平江社区“自治家园”为例[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7（5）.
［摘要］实践的需要和理论的推动，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逐渐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这种嬗变，开启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区域；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
著名行政学者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说：“研究公共行政必须研究它的生态问题。按照韦伯斯特词典的解释，‘生态学是各种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J?W?别斯指出‘生态学这个词源于希腊语oikos，意为房子或家，经济和经济学也有相同的词根，经济学和生态学有许多共同点，但生态学的含义更广泛。它涉及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全部相互关系。”[1]美国著名学者利格斯（FredW?Riggs）1961年就提出了“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行政模式，开创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途径。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环境是制约和影响行政管理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行政管理的改造对象，并为行政管理的实施提供条件。故此，我们应努力使行政管理和行政环境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传统行政学历经了向现代公共管理学范式的重大转变。迈入21世纪，区域行政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行政生态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公共管理这种崭新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这种转变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公共管理的挑战，处理好和解决好了系列区域公共性问题，和谐社会的发展愿景就不再遥远。”[2]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陈瑞莲认为，在我国有关区域公共管理（行政）研究的著述尚较为零散，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社群尚未成形。但是，在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无疑，加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有学者说，“研究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首先弄懂它所使用的基本术语。对于了解一种新的学术理论，弄清楚它所使用的新名词的正确含义，就尤为重要了”。[3]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其中“区域”和“公共管理”是其两个核心概念。
一、“区域”概念众说纷纭及其公共管理视角的界分
区域（region）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分析和理解各种不同的区域。研究视角和内容不同，对于区域的界定就有所不同。在社会科学丛林中，最早研究区域的学科是地理学，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牛津地理学词典》中，“区域是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个单元，它以自然或人文特征而有别于周围的地区”。[4]经济学将区域视为由人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埃德加?M.胡佛说，“所有的定义都把区域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畴，因而可以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分析”，“把区域作为一个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对于管理、计划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须的。最实用的区域划分应当符合行政区划的疆界。”[5]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对区域的解读，往往侧重从一种更为宏观视角来讨论区域的内涵和外延。米特尔曼提出三个不同层面“新区域主义”分类法：宏观区域主义、次区域主义和微观区域主义。在“区域”的多种释义中，可以看出：区域有多种分类，系统性或整体性是区域的共同特征；区域的概念是相对的，可以依据不同视角有多种划分；区域是变化的，应以动态的眼光来观察它。实际上区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给出一个公认的定义。本文是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来进行研究，基于此视角，区域应如何界定？有学者认为：区域是“一个基于行政区划又超越于国家和行政区划的综合性概念”。[6]另外，从四个纬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区域”做类型学上的分析：公共管理意义上的经济区域、行政区域、自然地理区域和公共管理中的“问题区域”和“边缘区域”。[7]笔者以为，不论对“区域”进行怎样的界分，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看，区域实际上是按照公共物品为标准划分的有限空间范围，是拥有相同一领域或多领域公共物品的域场。在这里区域不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一个以公共物品（或者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公共利益）为标准形成的同质性域场，并不绝对与行政区划相一致。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
要讨论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的转变，首先要了解区域行政的发展背景、内涵等基础知识。区域行政问题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学者刘君德在他主持的《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等论著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行政区经济”概念，并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我国的行政学界，宋月红在国内首次使用“区域行政”的概念，作者从行政区划、行政区域与区域行政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但这是一种狭义的或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范畴。[8]陈瑞莲、张紧根在《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一文中，正式提出广义的“区域行政”概念。[9]随着实践的推动和理论的发展，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在学界，最早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的刘锋和中山大学的陈瑞莲，二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论述。刘锋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10]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她在此领域的论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区域公共管理的内涵、理论支撑
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前文已经界分了公共管理视阈中的“区域”。对于公共管理的概念，无论是对其内涵把握还是基本体系的构成，都还在探讨中。王乐夫教授认为，“所谓公共管理，即公共部门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地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的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11]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公共管理主体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同时，它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无庸讳言，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综上所述，区域公共管理是区域行政随着实践的需要，在治理范式上不断成熟的产物。笔者认为，所谓区域公共管理，即是指以区域政府组织和区域非政府组织为主的多元主体（区域公共管理部门）为了解决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或其它方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区域公共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区域公共管理之所以“应运而生”，从根本上说，区域公共管理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或者说，除了实践的需要外，理论的发展和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外，还有公民社会理论、现代治理、网络治理理论和善治等理论。公民社会，也被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关于公民社会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公民社会定义。这些定义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和国家、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元结构。关于公民社会的结构要素，不同学者对其强调的重点不同。就中外学者取得的共识来看，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一是私人领域；二是志愿性社团；三是公共领域。除了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外，公民社会还具有自己的基本价值原则，大体说来，这些基本的价值原则包括：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法治原则。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从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治理”以来，“治理”概念被广泛使用。在治理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有失败的可能，为完善该理论，随后善治进入学者的视野。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有如下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区域善治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一个战略管理问题。
【关键词】区域合作 警务合作 区域警务合作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环境，“十三五规划”将我国区域协同发展概括为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①面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公安机关亟待顺势完善区域安全与公共服务的职能，提升区域安全治理能力。
警务合作可以理解为区域警务协同治理。自2010年9月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先后签署七个区域警务合作协议，初步形成区域警务合作框架。现已建成的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对于有效整合资源，打击犯罪和提升社会治安防控能力，成效显著，意义深远。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强化了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精确度和力度，同时整合了警务资源，形成团队作战合力。但在取得成效和进展的同时，这一合作机制也存在着来自外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尤其是区域协同发展的新趋势和公安改革过程中组织机制变革带来的挑战。因此，在新的“十三五”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亟待对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发展趋势进行理论梳理和分析。
关于区域警务合作的产生与发展
区域合作的概念早期是在区域经济和区域公共管理领域中提出的，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早期的区域警务合作研究，更多涉及的是国际警务合作。打破警务管理区划的局限，建立区域间的警务合作，是一种发挥资源共享、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并实现合作双赢的良性机制。该机制不仅简单易行节约资源，而且很好的体现整体性治理理念。就区域警务合作演化进程和方式而言，可分为区际警务合作、跨区域警务合作以及区域警务合作等方式。早在20世纪70年代，区际警务合作就已启动，所谓区际警务合作是指在“一国两制”条件下，根据中国大陆同港澳台地区不同的法域规则，为共同打击犯罪而进行的相互合作与协助的警务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香港与广东就启动了警务合作。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2000年以来建立了定期会晤工作机制、联合行动机制、情报交流工作机制等。在两岸四地区际警务合作不断加强办案执法等领域合作的过程中，打击跨境犯罪活动的成效显著，有效提升了警务战斗力。
相较于区际警务合作，跨区域警务合作经历了从静态打击犯罪的警务模式向动态打击犯罪警务模式的转变。早期的跨区域警务合作体现为个案合作的方式，以1983年“二王”案、2000年张君案为例都采取了个案合作的方式。随着经济社会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跨区域犯罪的激增，随之带来了区域间多领域协作模式的丰富。以长三角地区警务合作机制为例，早期的长三角地区警务合作只限于单一警种，即江浙沪刑侦警务协作机制，该合作被认为是我国区域警务合作的开端。随着社会管理创新的不断深入，现行的苏浙皖沪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刑事侦查单一警种的合作，而是在合作共赢原则的基础上开展应急联勤指挥合作、情报合作等多维度深入合作。可见，现行的跨区域警务合作是回应警务实践需求，以合作为基调的区域警务战略。
所谓跨区域警务合作是一种横向协作模式，以各自的行政区划为准，依据区域安全问题的性质，分层次和等级的不同行政隶属的公安机关或者内部不同警种和部门之间协同行动，即通过警务合作机制的方式达成区域共同体。由于跨区域警务合作在实践运行中存在复杂性，区域警务合作机制逐步形成。在打破行政区划的基础上，基于区域协同发展大战略背景下，公安机关之间根据特殊地域联系、犯罪同源关系、犯罪发展态势关系、区域应急处理突发事件关系等社会治理任务需求，在自愿合作、互利共赢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以维护区域安全、打击区域犯罪、创新社会区域治安治理为共同目标，合作各方、整合资源、协同行动的一种稳定而可持续的警务战略合作关系。从当前我国区域警务合作发展的情况来看，主要的合作类型种类多元，形式多样。②区域警务合作机制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不断关注和发展区域协同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该机制在区域整合的多变性和行政区划非从属性的前提下形成了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协作体系。
关于区域警务合作的路径
从区域警务合作机制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该机制经历了从静态合作到跨区域协议互助再到区域警务共同合作的过程。全国公安机关先后建立的七个区域警务合作都是建立在警务协议的制度基础上，通过契约的方式使合作常态化、规范化、信息化。我国区域警务合作的路径通常有两种选择，一是制度化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即在上级政策指导下，以区域协同发展为出发点，根据区域内公安机关间区域整体利益所达成的共识，在制度和组织资源的基础上推动区域警务合作，进而整合区域资源整体，发挥合作优势。二是非制度化区域警务合作，即在传统警务模式下，办理跨区域案件，基于双方或多方合作，所传承下来的警务合作传统。该传统一部分转化为制度化合作机制，另一部分为传统协助模式，至今在打击区域犯罪、应急处突等区域危机合作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路径来看，该机制发展趋势的理论研究正是应现实的各区域警务合作实践需要而展开的。早期的区域警务合作理论研究多是基于该机制的警务实践进行梳理，而对国内警务合作已有模式进行理论梳理与发展趋势判断的相关研究还较为薄弱，亟待在理论上分析我国公安机关面临社会动态治理问题以及对不同的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发展进行必要性分析和理论分析，科学阐述这一机制的发展趋势，推动区域警务合作向前迈进。
关于区域警务合作的必要性分析
区域警务合作是时代大背景的产物。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际区域警务合作就伴随地理区位邻近国家频繁的经济往来而产生了，就区域社会治安秩序维护展开探索。早期的区域警务合作是基于两国或多国间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这类合作通常采取签署警务合作协议的方式，形成区域一致警务管理对策和方略，共同完成区域治安治理。就警务合作这一事务来看，无论国际警务合作、区际警务合作还是我国区域警务合作，都是由长期以来公安实践不断探索的成功范例发展起来的。目前构建的国内区域警务合作，是一种组织横向架构间的合作伙伴式社会治安治理。因此，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高效运行，一方面在于通过区域防范体系的构建，维护了区域社会安全稳定；另一方面在于不断完善合作的过程中，将区域系统稳定和安全放在突出位置。
社会治安“新常态”要求加强警务合作。区域社会开放程度、经济发展速度、人口流动程度、治安控制强度等因素都是影响治安形势的晴雨表。因此，面对社会治安呈现地缘犯罪同域化动态化的新常态，同样要求进一步务实警务合作。地缘犯罪同域化是指在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要面对犯罪以同样速度增长的严峻考验。区域违法犯罪日益突出组织职业化和暴力智能化的特点，流窜作案加剧且时空转换加剧、频率递增。传统警务是在行政区划的框架内开展的，当地缘犯罪同域化发展时，警务工作就会在打防控治安时面临犯罪同域化而警务行政区划之间的矛盾，难以突破行政区怪圈。区域警务合作的大力推进，有助于应对地缘犯罪同域化和动态化发展趋势，将警务便利原则发挥淋漓尽致，全方位打击清查区域内各类犯罪，尤其是跨区域违法犯罪。通过合作打破行政区警务下的孤立和各自为政，将警务活动的整体作战能力有效提升，警务的真空地带不再出现。
公安信息化与规范化促进区域警务合作。新时期的公安信息化是基于大数据、“互联网+”背景下的智慧警务，科技的进步为现代警务机制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基础。如何真正实现信息情报的生命力和价值，就在于充分的信息交流和情报使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正是顺应这一趋势的。同时，公安的规范化建设是基于科学管理基础的标准化与流程化运行，也为区域警务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满足我国区域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层级、多动力、多维向的区域警务合作，既是公安信息化的要求，又是规范化建设的题中之义，从而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公安安全产品的需求变化。
区域警务合作发展趋势的理论分析
当前，公安工作站在公安改革的历史起点上，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建立与我国第五个现代化③相适应的现代警务机制，区域警务合作机制是现代警务机制中重要的一项社会治理机制，充分发挥了我国的政治优势和体制优势。我国区域警务合作、警种合作机制以及部门合作机制的完善，逐步形成社会治理的整体合力，以区域治安治理为目标的警务合作有效提升了我国公安机关区域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区域警务合作机制顺应警务实战化发展趋势。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框架形成以来，各区域不断完善合作机制，呈现良好态势，有效提升了警务战斗力。同时进一步深入推进区域警务合作，提升公安机关基层基础工作以及打防管控的实战能力，进而全面提升社会治安治理能力。在合作层级方面，向一线基层延伸，在各区域交界及次区域地带，尤其是派出所、业务警种和巡特警等基层警种，深入推动小区域合作，凸显小、快、灵的特点，使基层一线整体作战和快速反应能力整体提升；在合作对象方面，加强同政府相关部门的紧密合作，进一步推动区域协同警务合作，优化常态合作机制，从四维空间继续拓展警务合作。在合作内容方面，向公安业务横向和纵向延伸，努力拓展到公安机关社会治理、打击犯罪和公共服务诸方面。
区域警务合作机制顺应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趋势。治理理论主张治理多中心化，即治理理论中政府权力的特性为主体之间责任界限的模糊。这种多中心化的直接表现就在于社会力量的日渐强大，区域协同的日渐丰富，使得权力合作伙伴关系和依赖关系的多元化治理主体间协作共赢。权力中心多元化，NGO组织、第三部门及私营组织等行使的权力在得到公众认可的前提下，同样可能成为不同社会层面上的权力中心。多元治理主体在这样的网络中，基于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确立共同目标，并依据和整合各自的资源和优势，在合作与对话当中持续增进相互理解与认同，相互鼓励来共同承担风险，最终使公共事务的联合管理得到确立。
社会治理的多样化治理模式特点和优点表现在：一是社会治理主体多元是一个交流、互商以及参与的过程。现代社会逐步走向多中心化，权力和社会利益逐渐分化，政府服务要获得市民的支持，必须选择合作模式。区域警务合作致力于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提升治安治理能力作为关键因素。首先，该机制坚持以公安政策为原则，考虑地区利益的多样性，考虑不同利益主体在该地区的利益需求，实行不同措施。其次，区域警务合作使权力实现途径多元化，区域治安治理主体间因区域共同的社会安全需求而相互依赖，基于区域治安治理进行协商，解决区域面对共同社会安全治理难题，形成共识，整合共同的利益诉求反映到区域安全治理策略中，各自目的的实现是以共同目标实现为基础。再次，交流、互商及参与机制是重要基础，能够保证区域警务合作的健康发展。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主体是一个相互合作的关系，实现公共责任的平衡。区域在公安机关的协作关系，本着对公众负责的核心理念进行社会治理，不乏为创新之举。
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机制顺应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发展趋势。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公共管理式微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整体性治理日渐取代强调碎片化和分散化竞争的新公共管理。整体性治理在西方政府改革的潮流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有效解决了新公共管理中分散化带来的效率低下等问题。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改革模式，主张从管理走向治理，从部分走向整体，更多地着眼于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的整体性运作，强调集中与整合。
重新整合是整体性治理的重要思想之一。这一思想也是对新公共管理碎片化的有力回击，即逆碎片化和部门化。以美国国土安全部为例，在应对“9・11”恐怖袭击时期，美国的警务运行模式呈现出极度分散化，也因此在情报研判和应急处置的过程中产生了低效甚至无效，其实质在于警察组织内部跨部门内部协同的工作机制出现了整合效能不足的问题。从整体性治理重新整合思想出发，要求我国区域警务合作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应为整体公安改革战略服务，必须始终服务于我国公安改革的整体战略，基于公安改革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实现区域警务协同整合与单个地区警务发展之间的统一，适应整个警务系统运行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与改进，实现区域协同作战与跨部门协同作战，从整体把握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发展。
追求整体并多元整合的组织结构是整体性治理的又一重要思想。以行政区划为划分基础建立的各级公安机关，都是以科层制为组织架构的，同样面对科层制带来的分工弊端。面对警察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整体性组织理念无疑能够带来区域警务合作的可持续性。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向纵深发展同样要符合这一发展大势，整体合作框架具体表现为各大区形成合作伙伴关系，突破行政区划的单打独斗，从网络结构中为整体处理各种综合性社会突发事件反应滞后等社会治理瓶颈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形成共同领导多个部门，区域整体绩效评估，区域共享工作成果、风险及责任的工作机制。
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在顺应治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区域治理的特点和规律创造并管理新的警务合作系统，并不断创新。所以，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完善和发展在于统筹机制中的整体要素关系，完善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优化多方整合的组织结构，从而为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整体性治理策略。
（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新华网，http：//.cn/，2016-03-18。
②李侠：“我国区域警务合作现状与思考”，《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7期。
[关键词]公民;公民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12 ― 0023 ― 03
一、问题的提出：人的现代化发展维度及困境
社会学家认为，人的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概念，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与社会现代化相辅相成。英格尔斯运用因素分析方法，着重分析了现代化社会与非现代化社会之间的分界标准，并通过大量的实证材料列举了十四种现代化的人的基本特征，解释人们从具有传统人格转变成具有现代人格的过程，认为现代性精神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又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结果。“人的现代化主要是指由传统人向现代化人的转变，是与现代文明、现代科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和全面发展;即以素质提高、人格重塑、生存方式和文化模式转型为主要内涵的人的自身的现代化。”①人的现代化包含价值和实践两个维度，也是人的现代化过程本质要义。从价值层面讲，人的现代化的终极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是现代化的终极目的，而不是手段，人类的彻底解放和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价值关怀。恩格斯曾言：“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制度，这个制度讲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自由。”②人的现代化就是完成人类从“野兽”到“天使”的转变，完成对人自身及现实的终极超越，实现人自身的发展及自我完善。同时，人的现代化也是一个实践性的概念，需要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去实现。现代化的人并不是抽象的、理想的人，认为必须从历史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去理解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人既是现实的人，又是具有现代化内容和素质的人，这也即人的现代化发展的实践维度。人的现代化中的“人”是“不是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下的活动着”③的人。现实的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在与社会互动过程中不断创造着新的实践主体。现代化的“人”与现实的“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一脉相承的。人的现代化凸显的是人的主体性、开放性、功利性和批判性，现代化的人的价值与实践特性给人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从现实表征看，所谓人的现代化，说到底就是适应现代实践发展需要的人的主体能力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不仅包括知识、技能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
然而现实的“人”所表现偏狭性及理性社会发展中人的不断异化却给人的现代化带来不少困境与挑战。这些困境与挑战集中表现为人的主体性迷失和对功利性的迷恋。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对“我是谁”这个在许多人看来早已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产生了怀疑。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人们对现代性的怀疑态度也在不断的加剧，这种怀疑态度从根本上暴露了现代社会发展非人性的一面，传统对理性和实用主义的崇拜不在成为不变的神话。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了一个理想的现代化的社会，也没有产生出英格尔斯意义上的现代化的人。“发达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就是它有效的窒息那些要求自由的需要，即要求从尚可忍受的、有好处的和舒适的生活中摆脱出来的需要，同时他容忍富裕社会的破坏力量和抑制功能。”①因而在现代社会急需一种行之有效的路径去破解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这种困境与挑战，公民社会理论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的视角和实践路径。
二、公民社会与人的现代化的内在关联
社会学意义上的“公民”所包含的是一种与国家共存，不受国家直接控制的社会观念。公民社会的特征表现为：个人主义、多元主义、的公开化和公共领域的开放性、公民广泛参与政治生活、法治、社会自治。从内容上看，公民社会是介于家庭、国家、市场之间的一个空间，它不完全是私人的，也不属于国家和市场。公民社会的含义及其构成本身就是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它所呈现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目标，也是社会现代化的手段，对于推进整个社会现代化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公民社会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是社会现代化的组成部分，社会现代化的终极目的是实现人的现代会，因而公民社会是人的现代化生成和实践的不可或缺的场域。
（一）人的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
主体意识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是现代社会生活的直接产物。“人的现代化意味着集体和共同体不再被看成是第一位的东西，个人不仅仅是社会的产品，而是把个人放在首位，强调个人独立于他人的重要性，主体意识的增强使个人间的理性关系代替了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和奴役关系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体。”②者认为，人的主体性是人作为主体的属性，它是指人在与外界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所有问题上，都试图发表自己的见解，彰显自己的个性。自我主体意识是人的主体性的一部分，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在传统同质性的社会中，个人之间没有分化，他们具有同样的生活方式，心理情感，道德准则和，人与人之间彼此相近或相似，人的行动受群体意识的支配，个性淹没在集体意识中。强调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主体性得到极大发挥，资本主义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运动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以人为本位、歌颂人的价值等观念在弘扬人的主体性，解放人的思想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公民社会也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公民社会是人的主体性及主体意识得到发挥和尊重的社会，这得益于公民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自治原则。在自治社会中，人们根据自己的观点做出判断和决定，在自愿、互惠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活动。因而，在公民社会，人的自由、民主、平等等思想可以得到发扬和历练，为人的现代化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
（二）公民意识是人的现代化的基础
“公民意识是指一定国度的公民关于自身权利义务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的总称。包括人们对自身社会地位、社会权利、社会责任和社会基本规范的感知、情绪、信念、看法、观点、思想以及由此而来的自觉、自律、自我体验或自我把握;还包括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们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自我价值、自我道德的评判，对实现自身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所取手段的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群体的情感、依恋、感应和对自然与社会的审美心理的意向。”③所谓人的现代化就是人要有自觉而健全的公民意识和公民理念，如政治参与、责任、仁爱、自律、宽容、竞争等意识，公民社会是人具有充分的公民意识及公民理念的社会，只有具备了公民意识，人的现代化也才具有实现的可能。在公民社会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非政治的、非盈利的，这会使人们更容易合作，培育人的互信、温和、谅解、宽容等品性。同时，公民意识的具备离不开公民教育，建立开放、畅通的现代教育体制，对于培养人的现代人格品质，实现人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三）公民社会为人们生活赋予终极关怀
人的现代化不仅仅是人的现代性品格成熟的过程，也包括人如何提升自身的生活内涵，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应对社会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等过程。韦伯认为，科层制的发展使整个社会像一个“铁笼”一样笼罩着人们的生活，人的主体性、个性、积极性都被埋没与消解。哈贝马斯用“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来说明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受到经济领域的金钱逻辑和政治领域的权力逻辑的侵犯，再加上大众文化的商业化，人们的生活世界及意义世界萎缩了。相对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而言，公民社会是一个休闲领域、文化领域，这一领域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意义，对于陶冶人的情操，缓解现代人的精神压力有巨大的作用。这些领域包括宗教、文学、绘画、音乐、建筑等，它们可以提高人的心灵的真、善、美、知、情、意，为人们生活提供终极关怀。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一个民主国家的居民，如果没有为政治目标而结社的权利和要求，其自主性就会很有危险，但他们可以在长时间内保持他们的财富和知识。但如果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养成集体行动的习惯，文明本身就处于危险之中。”所以托克维尔非常注重文学沙龙、酒馆、书局、闲暇爱好协会等的重要性。这也即是公民社会所具备的效应。
三、 公民社会的建构：人的现代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现代化的人的产生是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明确的指出“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①三个前提条件。就经济前提而言，经济的发展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从公民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早期的公民社会就是指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市场领域，也称作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决于人们之间的相互需要与契约关系，同时古典公民社会所确立的“天赋人权”、“社会自主”的前提性概念促成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近代黑格尔所阐述的市民社会就是被商品经济联系起来的社会，可以说没有商品经济就没有市民社会。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把市民社会规定为“物质交往关系”，从而超越了黑格尔的“需要的体系”，认为市民社会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独立于建立在其上的政治国家及其附属物。尽管现代公民社会理论将公民社会看成是相对与家庭、国家、市场的社会第三领域，但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公民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生产力的高度高度发展所带来的物质基础的极大丰富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一，也可充分体现现代化人的功利特性，市场经济发展所倡导的的公平诚信的交换原则也为人的现代化提供生成空间。然而即便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公民社会的全面生成提供经济根基，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却并不必然公民社会的建立，在某些后发现代化国家，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努力非但没有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反而导致动荡和专制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畸形结合”②，出现社会价值观的紊乱，人们出现了严重社会认同危机，因而建立与公民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体系就显得很有必要。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认为人类的一些交往行为都需从真实有效开始，因而诚信应该成为认知交往的理性前提，平等观念应该成为伦理道德建设的基础。此外，罗尔斯认为经济学的效率原则并不能反应道德上的要求，因而树立正义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认同价值原则显得尤为必要，以此来破除义利之困，抛弃经济上的功利至上原则，真正着眼于社会的公平正义与长治久安。现代公民也是法治的公民，现代公民社会也应该是个法治文明的社会。哈贝马斯特别强调公共领域对国家政治权威的制衡，认为“任何公正的社会都必须为其公民赢得某些权利，以保证他们参与形成良好法律的话语过程”③，公民社会如果缺乏法律的支撑和保护，其建立和维持将是比较困难的。最后，开放的政治民主环境及社会文化批判环境也是公民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只有在经济发展、公民社会价值体系重构、开放的政治社会环境条件下，公民社会的发展才会具有根基与活力，在此基础上的人的现代化才会具有充分的空间与场域。在我国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今天的以人为本的人的现代化过程，人的现代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准，社会现代化的实质、关键和终极目标也是人的现代化的实现，要在根本意义上实现这一目标，建立公民社会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的选择路径之一。
〔参 考 文 献〕
〔1〕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J〕.中国社会科学，1994，（05）.
〔2〕阿列克斯.英格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胡蕊.公民社会视域人的全面发展〔J〕.理论探讨，2005，（03）.
〔4〕吴忠民，刘祖云.发展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2.
〔5〕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及制度环境〔J〕.中国社会科学，2006，（01）.〔责任编辑：张 港〕
The development path for the human modernization in the sight of civil society
Hetao，Liuxiang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Humanities，Chongqing，402247）
关键词：跨域治理；地方政府；合作机制
一、跨域治理以及地方政府合作的概念
区域是一个含义比较多的概念，不同的学科对其有着不同的定义，比如在地理中我们就把它定义为地球表面的一个地理单元，而在政治中我们又给它了另一个概念――国家实施行政管理的特定行政单元。在研究跨域治理中，我们将区域定义为个政府层级所管辖的行政土地范围。与区域相类似，治理也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方面并且不断发展的概念，它是行动体系其中包含着多个主体，包括一系列来自政府，但是又不局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动者。近年来对跨域治理的研究也是越来越多，将区域与治理两个独立并具有自己特征的概念相联系，可以给跨域治理下一个这样的定义：是指政府、非营利组织、社会公众、私人部门等不同的治理主体为解决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建立合作关系，并且利用公共政策、法律规章、对话协商、行业规范等手段，一起发挥治理作用的一个持续性过程。
地方政府合作是指跨越行政区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地区的政府为了追求共同的利益，从而签订某种协议或契约，通过协议或契约联合起来并建立起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该区域内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问题的治理，同时为区域内的民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二、跨域治理中，地方政府合作机制形成的原因
（一）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是指在某一地域空间内所有的经济活动的总和，并且依托这一特定的行政区划或经济区域。区域经济要求区际之间的横向联合，要求不同区际内资源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它的目标是实现区域经济的利益最大化。
现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时代的大背景，这就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市场本身就存在缺陷，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弥补市场的不足之处。因此为了保障区域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各地方政府需要通过协商来制定共同发展的战略规划，在区域内进行合理分工，共享资源，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地方政府之间加强合作可以推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欠发达地区可以在发达地区的带动下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这样可以实现整体的均衡发展。因此，地方政府间应主动合作，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实现资源共享同时提高利用效率，实现利益共赢，从而提高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反，如果地方政府之间相互恶性竞争没有合作，就难以实现各自最大利益，最终也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地方政府之间应该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保障区域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
（二）为地方政府协作处理社会公共问题提供有效途径
地方政府是整个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向提供社会和民众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以满足不同阶层的公共需求。地方政府直接与民众接触，能够及时了解和满足他们的需求并为他们提供其所需要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变得更加多样化也更加复杂，与此同时民众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对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地方政府在财政、人才、技术等方面存在着弊端，使得其在处理一些跨域性的公共问题上力不从心，导致民众对政府逐渐失去信心，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地方政府之间应该加强合作，共同处理跨域性质的公共问题，实现互利共赢。
（三）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需要
与传统的政府不同，服务型政府更加强调社会权利而不是国家权力，强调民本位而不是官本位，强调社会本位而不是政府本位。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部门之间加强横向的沟通与合作，并且将多元化的竞争合作机制引入进来，这种机制强调的是横向与纵向的政府之间的良性竞争性合作，而不是恶性竞争。在当前，跨域治理逐步发展壮大，但是地方恶性竞争、地方保护主义依然横行，并且在现阶段已存在的合作机制中，地方政府依然作为独立的主体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在没有经济利益驱动之时，都不会在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方面进行合作的，因此，应加快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转变政府职能，构建较为高效合理的地方政府合作机制，对跨域性公共问题进行治理。
三、在跨域治理中，我国地方政府合作机制所面临的困境
（一）没有行之有效的制度以保障合作的长久稳定
第一，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在我国并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没有制定有效的法律法规来约束横向政府间的合作。第二，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缺失也导致地方政府间不能进行有效合作，地方官员为了追求自身的经济发展，忽视长远利益，出现地方保护主义，因此应改革这种政府评估制度，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使地方政府跨域治理的合作机制得以有效建立。
（二）行政分割加剧了地方保护主义
我国的行政体制是分割的，这就导致资源也被分割，经常发生市场封锁的现象，出现地方保护主义。这种保护主义有其自身的优点：提高该地企业的生存力与竞争力、增加该地的财政收入等。但从长远来看，它的危害是巨大的，它并不利于该地经济的长远发展，地方政府的这种过度保护会使企业逐渐丧失竞争精神和竞争力，使其难以在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因此，行政体制分割导致的地方保护主义只会增加区域间贸易往来的成本，不利于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利于提升整个区域甚至是国家整体的经济实力。
（三）缺乏与之相匹配的合作组织，致使合作水平低下
在我国，实行的是纵向的行政运行体制，地方政府在横向之间的合作较少，但是必须明确的是跨域治理要求的就是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合作。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国政府在横向间的合作还存在不少弊端：一是会议是目前合作的主要形式，导致权威性不足，虽然会议能够达成一些统一的共识和决议，但是其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不能保证地方政府对其执行；二是较为松散的合作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的功能不完整，决策机制与监督机制不健全。
（四）区域内产业结构趋同使合作难以持续
加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就是为了使各地方能够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发展适合自身的产业，同时兼顾区域整体利益，实现区域内各地经济发展的共赢。但是大多数政府为了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竞相发展热门产业，不顾本地区的自身条件，使得区域内产业日趋相同，使得合作的地区优势逐渐丧失，也失去了合作的互补性，同时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也造成了浪费。
四、构建我国跨域治理中地方政府合作机制的措施
（一）转变原有独立利益个体的观念，形成利益共同体观念
想要形成一套有效的合作机制，就必须打破行政区划，使其不能受地域的约束，因为这种区划所带有的分割性使合作不能有效进行，因此，应形成共同治理、利益共同体的观念。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意识培训，使他们的头脑中形成跨域合作共赢的观念，让他们意识到本地区的发展与其他成员之间具有密切联系，想要实现自身的发展就必须使整个区域的收益最大化；二是将公民个人、私营企业、非营利性组织以及一些民间机构等收入其中，鼓励其参与合作。
（二）不断建立健全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制度
第一，完善法律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讲求法制，良好的市场秩序需要法律来维护，同样为了促进市场经济长效发展的地方政府合作机制的构建也是需要法律的。但是，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比较欠缺，因此，为了使区域政策得到有效地实施，应该建立一部有关这方面的法律，为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提供保障和依据。
第二，完善对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考核制度。在对地方政府和其官员进行考核时，经济指标和财政收益等因素占重要比重，所以地方官员们只是追求短期效应，使得长期的发展目标得不到实现。这种做法使得该区域的市场经济得不到长效稳定的发展。所以，应制定出台科学合理的对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
第三，加强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信用，以制度的形式进行评估。在地方政府的合作过程中，信用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信用就不能达成合作，地方政府本身就是“经济人”，具有逐利的本能，因此为了追求自身经济的发展会出现信息的不对称的问题，导致在合作的过程中出现不诚信的问题。因此，应加强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信用，以制度的形式进行评估，使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更加规范。
三、建立一套科学的地方政府间合作体制
创建行之有效的组织机构对跨区域合作进行管理。地方政府合作虽然能够解决跨区域治理中出现的问题，但是想要使得这些问题得彻底解决，还需要制度化的协调组织，有了制度的保障，这些合作组织才能在政府的合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为了保障地方政府合作能够顺利地进行，还要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监管机构，保障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能够顺利开展。
四、建立一套有效的地方政府间合作机制
第一，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激励与行为约束机制。为了加强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应根据跨域治理的目标，建立一套激励机制，为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提供动力。使用合理的政策支持、鼓励跨域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合作，通过构建激励评价机制不断推动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同时，要建立一套行为约束机制，使机会主义行为难以发生，同时避免发生恶性竞争，以此保障合作顺利的开展。
第二，建立完善的信息交流机制。在跨区域合作与治理中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要想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就要实现信息的共享，所以要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交流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建立动态信息系统，及时公布以及公开信息；建立合作信息库，有利于及时交流信息；建立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召开会，公开信息等。
五、结论
在经济全球化以及区域一体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尤其是跨区域性的公共问题日益突出，因此跨区域治理将成为未来政府治理的主要方式，作为一种新的治理形式，它规避了地方主义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通过鼓励地方政府之间加强横向合作，为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国地方政府之间应该摒弃以往独立利益个体的这种狭隘观念，树立利益共同体的观念，加强合作，促进整个区域的共同发展，实现共赢。虽然在跨域治理中，我国地方政府合作依然存在着各种问题，应该看到其前途是光明的，其将成为治理跨区域问题的主要方式，应该在借鉴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地方政府的合作机制，为区域的长效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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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公民社会理论研究兴起的背景
从civil society的本源来看，它是一个完全源于西方的极富包容性和开放性而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被赋予了丰富的涵义，甚至可以说是不同的意蕴。然而，从90年代开始，大陆学界对这一概念倾注了大量的热诚。对中国大陆的学者而言，借助于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概念并不仅仅是用于解决现实的困境，更多的是希望能用其来提供一个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想框架。
1.从整个世界的大环境来看，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公民社会理论在西方的重新复苏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最直接的知识来源。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之所以复兴，其原因在于：A.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面临着强大的民主化浪潮，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人们重拾了对市民社会的关注。
B.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日益暴露出来的高度集权的弊端使人们开始对斯大林式的全权国家进行反思。从70年代起在东欧的一些国家自下而上的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民主的运动，一些学者借助于市民社会的概念对表达他们的反国家主义的思想，最终酿成了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巨变。有学者把巨变看成是市民社会复苏的直接结果。
C.从整个西方社会来看，二战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福利国家的危机，也促使一部分学者呼吁限制国家的权力和活动范围，向市民社会回归。国家中心论开始衰落，人们期待官方的、扎根于共同体的组织比国家更能解决所面临的实际问题。80年代起，随着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国家权力重新向社会回归，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此理论展开研究。
2.中国国内状况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公民社会的复兴密切相关
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让学者们敏锐的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能会促使在中国出现一个类似于西方早期公民社会的阶层，并推动政治社会体制变革，从而使中国走向真正的现代化之路。因此，civil society这样一个极具灵活性和挑战性的概念在90年代的中国学界看来，因为能够作为这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工具因而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了浓郁的本土色彩。
从中国大陆的研究情况来看，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理论介绍引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从1992年开始到上个世纪末。90年代开始，中国正值政治社会体制转型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正从无所不包的、社会力量被行政吞噬的国家体制中转型，从个人的淡化到个人主体自觉意识的复苏，从分割的城乡二元体制到变迁的城乡结构。尤其是1992年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市场经济新阶段，现实层面的发展需要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作为后进国家的中国，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也急需借用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中国知识界在对西方理论进行甄别时，选中了公民社会这样一个发源于西方，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且又重新在西方得到复苏的概念。
在这一阶段，知识界对公民社会的讨论主要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与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的“舶来”性紧密相连。这一时期的成果，除了探讨建立中国的公民社会以外，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评介上及对概念移植中国展开论证。（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为代表，首先在1992年率先推出邓正来、景跃进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这是当代中国研究公民社会之滥觞（见邓文）。随后，这份刊物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影响的文章，围绕如何建构中国公民社会，及中国公民社会有无可能而展开。（出版的国家与社会论文集）
到了上个世纪末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治理与善治的兴起，15大之后的政府机构的需要对中国政府的治理变革、创新制度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符合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见《治理的变迁》，俞可平）此阶段的研究主要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作为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对国家、社会之间疆域的确立、社会空间的建构及第三部门的发展展开切实的论证。二、
公民社会研究的内容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研究的核心主要有两个，一是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或是说中国的公民社会何以可能；二是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的公民社会。可以说90年代以来整个的中国公民社会研究都是围绕这两个论域而来的。
1.市民社会的概念及其建构
要解决论题一：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首先对中国的学者而言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如同众多的西方概念引入中国一样，首先就面临如何将西化的概念植入中国的话语体系里。“civil society”一词在国内有着几种不同的翻译法，每种翻译都体现了译者对这个词的不同理解。有“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民间社会”等三种常见的译名。其实，在92年以前，市民社会是一种广义的用法，中国知识界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可谓不陌生，它来源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已有无数的知识分子拜读过“bourgeois”（关于它的词源学背景，可以参看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极其在现代的汇合》），然而，对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印象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对同一个德文单词有的书有的地方翻译成市民社会，有的则译为资产阶级社会。随着学界对这一概念的深入了解，慢慢的在论述时学者开始比较普遍的采用了市民社会的译名，但也注意到不把它和资产阶级社会等同起来。不过，也仍然有学者遵照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的理解来谈论这一含义丰富的概念。（胡承槐 ，《“市民社会”及其历史地位》）。也有的仅从城市居民的狭义范围来理解市民社会，容易在语言转换时产生混乱。所以随着对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及90年代后西方公民社会的兴起，强调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采用这种译法。从中国大陆的研究状况来看，在第二阶段采用这一译名的比较普遍。而且就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来看，中国是一个拥有8、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如果采用市民社会的术语，无形中就将广大农民排斥在外，而且civil society就其政治学意义上，侧重的是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所以在当下，这是一种较好且较为普遍的译名。至于民间社会则是台湾学者的译法，这是一个中性的称呼，为历史学家所喜欢，在分析近代中国的民间组织时尤好采用。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它过于边缘化，带有台湾社会发展的显著痕迹，突出强调了官民对立和台湾社会的那种自下而上的运动特征，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备普遍性。（邓正来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对Civil society的不同译法其实就代表了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实，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人们很难给市民社会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从西方的传统来看，公民社会的概念就在不断发展变化，从古希腊最初指城邦社会，代表的是高贵、优雅、道德的文明社会是civilis(这一概念的变化见布百科全书)到近代的两条不同的研究进路，一条洛克式的社会先于国家或外在于国家到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社会（查尔斯.泰勒更指出还有孟德斯鸠式的以法治为核心的进路）（这一点，邓文、方文曾在国内着重介绍过，在国家与社会的书里也提到过）。到了当代，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之后，又有了以市场经济为划分点转到以文化领域的变化。而要建构中国自己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就必须要对这个概念有自己本土性的理解，对此，中国大陆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陆学者对公民社会的理解正如译法的多层次一样，在研究进程中也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主要是采用的二分法，所谓二分法主要就是坚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强调市民社会是由非政治性的社会所构成，并强调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这种市民社会概念是由黑格尔提出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而在后一阶段主要则是三分法。
但前面说过，国内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理解由于始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所以国内研究文献为数众多的一部分集中在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研究上以及与此相关的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研究上包括伯恩斯坦、葛兰西等人的市民社会研究。（如郁文，王文）一般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分析，作者往往从唯物史观出发，阐述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点，并想发掘出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的历史意义。转贴于
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有学者撰文指出，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是商品经济的对应物 ，看作是置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对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调和作用的“中介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显示出了重要的现代意义。 （〈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探析--兼论“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王岩江海学刊 2000年04期）
而在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研究中，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作为规范和标准的“真正的自由”概念，建立在互主体性哲学模式之上，是一个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表现为从“家庭”经过“市民社会”到“国家”的概念各个环节的辩证发展， 体现着自由意识的发展。这一概念对于黑格尔的伦理概念及其辩证运动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正是在伦理概念的运动过程中，“市民社会”表现出了深刻的辩证性质，黑格尔结合古代与现代熔于一炉的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才真正是可能的，或者说是必然的。（郁建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人文杂志 》 2000年03期）。在对伯恩斯坦的研究中指出他是提出建构市民社会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之关系问题的第一人，并探讨了他与马克思的观点的异同之处。（《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 》，郁建兴 ，《 哲学研究》 1997年04期）。这一系列的文章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个人的市民社会观念，更多的属于评介性质的。在这一层次上，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对经典原著的解读，希望重现原著对这一论题解释的本来面貌。然后，再有限的探讨马克思、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他们一般用的都是市民社会的译法，这样，在对这一概念介定时，往往把市民社会等同与城市居民，并且把它当作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这样一个问题，容易产生歧义。（如胡承槐文）
上述的观点我们可以称为经典派，除此以外，方朝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两篇文章则详尽的从词源学的意义上阐述了西方学者的两种不同的市民社会观念和两种不同的理解趋势，指出现代市民社会是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社会两种观念的总合，既是一个“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又是“国家公民”的社会，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而成。
最有代表意义的则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的文章，而汇其精华的是邓正来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对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概况做了一个批判性的总结。邓文围绕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状况做了俯瞰式的研究，针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发生学背景，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其实是在原来的知识界讨论背景之外的一个全新领域并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对学界来说有两大可以运用的资源，一是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实体社会的资源；一是作为认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解释式的资源。作为一种解释模式，市民社会在阐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多大的作用是邓文论述的重点，以此为出发点，邓文分析了市民社会的中国化概念后，对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指出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或发展的具体道路有两段论模式和三阶段三种动力滚动驱动式，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是良性互动说。（指出“市民社会概念能否确当地适用于中国，则完全取决于具体运用此一概念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的具体研究效度（童文））基于此，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的概念理解就有以下几个特色：（1）
民社会既是以市场经济甚或私有产权为基础的，（2）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平等自治的契约性关系；（3）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4）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5）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其意见和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6）市民社会内部的民主发展进程（见邓正来《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总言之，邓文主要是从二分法来谈论市民社会的，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市民社会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人们几乎就是想用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术语来找到现代化的道路，所以，这段时期的文章尽管纷繁多杂但1.脱离不了二分法的框架，2.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个可以说是自由派的观点。
在当时，之所以采用二分法，我想主要与几个因素有关。在90年代初的大气候下，正值市场经济方兴，面临的首先是经济体制转轨的问题。其时，被压抑许久的社会这一概念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习惯的还是它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说明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其实是一种政社合一的社会，“社会”这一概念没有独立存在的空间。从我们出生到死亡，都是国家的、单位的附属物，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任何私人领域，所以知识界对市民社会既是熟悉而期待又是陌生的。因此，在重新认识的时候，无疑，适应当时大气候的形式采用了国家和社会的二分法。其次，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当时的中国社会，谈论文化传播的公共领域还是不成熟的。因此，市民社会成为了通用的译法，也被知识界所认可。
到了第二阶段，随着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西方理论的进一步了解，学界逐步对三分法产生了兴趣。当代西方的学者如柯亨和阿拉托提出国家-经济-市民社会来代替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法。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我们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领域（尤其是家庭）、结社的领域（尤其是志愿结社）、社会运动以及各种公共交往形式所构成的”。（）这一观点无疑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反映了西方社会市民社会理论重心的转移。因为经济系统的过分扩张和商业化倾向的影响会阻碍公民社会的独立性。而中国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团体的兴起，私人自主的社会生活空间初步形成并不断发展，也促使了对这一问题重新审视。
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理论有了大量的介绍当代西方理论的文章。按照三分法，如童世骏的第三个向度——与政治、经济关系微妙的市民社会；陈晏清的《市民社会观念的当代演变及其意义》则分析了近、当代市民社会观念难得不同，指出市民社会观念由近代的因商品交换关系而结合起来的私人自律的经济交往领域转为当代自主的社会文化领域论。而王新生的博士论文则以市民社会为题，在厘清近当代市民社会的差别之后，力图表达出市民社会是一个由家庭、“需要的体系”、公共领域三个方面共同构成的社会生活空间，而且这三个方面是一种历史递进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侧重点不同。并提出市民社会的概念由三种不同意蕴：描述性的、分析性的、和价值性的。这是一种颇有见地的看法。
而在第三部门的兴起之后，有了要素说来说明公民社会的概念。在国内有这样一个趋势，采用公民社会译法的，大部分都是采用三分法的，以何增科为代表，吸收当代公民社会的研究成果。他们采用西方学者Gordon.white的观点，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何文提出，就公民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和文化特征及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而言，它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有四个：1.私人领域2.志愿性团体3.公共领域4.社会运动。一般而言，主张公民社会译法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重点倾向与公民社会与治理、善治和第三域有关。
2.如何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
在厘清了中国的市民社会概念之后，学者就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也论述了自己的看法。集中起来，主要围绕中国学者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认识而展开。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质就是如何建构当下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新型互动关系，
如何正确理解处理国家和社会，国家和个人的相互关系，建立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共存一体的功能界限。而关于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则有五种模式：公民社会制约国家、公民社会对抗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共生共强、公民社会参与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合作互补。并指出，公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这五种模式并不互相排斥，是对复杂现实的高度抽象。（何文）而在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首先。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有的学者就否认中国有过市民社会，有的也只是宗族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内似西方历史上完善的市民社会阶层。（夏维中：市民社会中国近期难圆的梦）学者认为西方的发展模式很难适宜于中国社会的情况，因为西方社会是在权利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但其内部的理性化过程完成较早。而对许多后进国家来说，市民社会与现实社会和政治结构是同质的，因此内部的理性没有完成，所以中国的市民社会不可能走西方那样的道路。反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市民社会的健康发育必须依赖外部条件，尤其以政府的促进作用最大。（方文，90年代）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状况出发，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主张“良性互动说”，它既是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运作方式，又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想形态。（邓文）理解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关系，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转贴于
一是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
市民社会是和商品经济相伴而生的观念，早在黑格尔，就明确从从市场经济出发来分析市民社会的《法哲学原理》，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换领域。马克思则更进一步的将其理解为“物质的交换关系”。现代后自由主义者约翰.格雷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认为市民社会的本质是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上而下展开的，原来被压制的个人和社会开始凸现。国家虽然仍然是社会资源的控制者，但与改革前相比，社会也已经成为控制资源的潜在有力力量，社会占有资源多元化，社会的自主性慢慢的表现明显，出现了相对独立的个人与社会力量，一大批非营利组织和独立社团的出现促使学者对此现象的关注。这是由于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需要必须而且能够彼此独立和自由活动的公民个体，任何一种成功的市场体制不仅需要完善的内在竞争机制、健全的法律制度，而且更需要一个完整的公民社会来配合，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造就了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而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及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市场经济造就了市民社会的主体、拓宽了空间、培养了意识形态、营造自治机制（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储建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9年01期）
市场经济通过经济制约体系的自我构建，将社会成员以内在和外在两种方式整合成为经济有机共同体，并通过对企业、利益集团、社会组织、社区这些不同的组织机构的结构性整合而使之形成为一个形态完整的社会共同体，这就是市民社会。因此，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市民社会的胜利。（郁文）
二是市民社会与法治：
市民社会是以一种普遍的契约关系和契约精神建立起来的，并以此来保障其良性运行。从市民社会的产生发展来看，它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和近代法治的确立密切相关。
查尔斯.泰勒就指出，早在近代反对专制主义的市民社会时期，孟德斯鸠就强调一种“来自国家并针对国家的自由”——政治自由，一个自由的社会总是和一定良好法制的国家相符合的，自由状态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来源与宪法。强调了市民社会和法治的关系。实现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良性发展，法治的约束作用必不可少。要想使市民社会成为真正的文明社会，也必须要以法治为保障。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运作的体制条件是法治，而法治则是通过其两个经济作用来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的，一是约束政府，二是约束经济人行为。
有学者认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是法治运行的基础和界限。法律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矛盾互动发展中，在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冲突和协调中得以发展；而市民社会的多元权利有效的分解了国家权力，遏制了公权力的专断倾向。市民组织的多元化、自主化发展，形成了对国家权力的分割与制衡。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新构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共权威和良善之法。（马长山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与界限）。
三、是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或者称为NGO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在西方兴起于80年代，它最初只是在行政管理理论层面展开研究，而随着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对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第三部门也开始关注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部门的作用及其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双方开始寻找理论契合点，两者的关系也更加紧密。
在以前的研究中，公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倾向与政治哲学方面的，它本身固有的自由主义传统就反对极度扩张的国家权力，认为国家的干预对公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主张国家和公民社会分离。以契约为基础，法治为保障，依靠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来制衡国家权力，公民社会被抽象为一种理想的模式。而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减少，公民社会理论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扩大社会自治领域，限制国家活动范围，对于政治民主意义重大。而第三部门的研究正是专注于对社会自治性团体的研究，对社会社团的基本结构、从业人员、对政府社会影响能力和服务能力等等的基本能力，对社区的大的趋势的调查。与公民社会的侧重于理论性相比，在NGO的研究中，实证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其实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两者都是在看同样的问题，可以说都是想用政府与市场的框架，或是用自身管理的框架，从公共事务的角度，从制度治理角度，从更多的更复杂的管理治理角度来进行研究工作。因此，在研究趋势中，二者结合在了一起。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构架中，社会基本结构发生的最根本变化是，由政府－单位－（作为单位人的）个人的单向、单维的关系，转变为多元、互动、社会参与与自组织形式的结构。政府不再是一个全能的部门，它行使国家安全、公共政策、宏观调控等有限职能，并主要通过监督、规范、政策优惠等间接手段调控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的行为。这一改革过程首先从企业行为的独立开始，改革开发以后，企业逐渐扩大了自主权，形成不同于政府下属的“工厂”的“法人”，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最终还要归于社会自组织体系的形成。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大量的公民自组织形式为基础，个人作为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社会的成员，形成广泛的自组织形式，构成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或称“非营利部门”，是大量具体社会功能的直接履行单位。所有这一组织结构以公民社会的发展为基石。（王名，2001）
四、公民社会的研究方法：
谈及此，不得不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方法做一概述。总体印象是，规范性研究在第一阶段占主导地位，因为，前面说过，公民社会理论一直是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恪守一种社会政治理想，有强烈的现实批判作用，也是不同派别的理论家用以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工具，因此，它主要是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来加以研究的，公民社会概念被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来运用。作为研究方法，它以公民社会为中心来研究问题，一方面反对以国家为中心，另一方面也反对以经济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分析性的概念它主要被视为一种社会实体或历史实体，人们从不同学科分析其起源、发生发展过程及未来前景（何文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98 2期市民社会：民主化的希望还是偶像——80年代以来国外市民社会研究述评）
然而，随着第三部门研究的兴起，实证性的研究逐渐凸现。他们找到了共同的研究兴趣，而且实证性的研究极大的拓宽了公民社会研究的范围，使的公民社会的研究泛理论的研究注重了对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民主与全球化等专门问题的研究。并且用此理论，深入调查进行个案研究。从全球的趋势来看，这已经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如美国学者读《使民主运转起来》就是历时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然而，从大陆的情况来看，这一方面还相对薄弱，虽然这些年关于基层民主已经成为显学，但是对这一问题显然还只停留在乡、村一级。而从中国的行政体制架构来看，乡显然不属于一级政府，而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需要我们把视野拓宽。目前进行调查的成果较为典型的有：1998年出版的《静悄悄的革命——中国当代市民社会》，该书从四个层次：个人层次、基层层次、阶层层次、NGO组织（社团组织）层次探讨了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状况。大致结论是：中国改革开发以来个人的自由大大提高，在四个层次当中最为活跃；基层层次讲了农村基层社会的变化、城市单位组织的变化，由于社会大量的变化，基层层次也成了非常活跃的层次；阶层层次不太明显也不活跃；而第四层次也不太活跃。我们认为市民社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刚刚发展，也很不成熟。提出，我国市民社会很明显的两个特征是自我冲动的特征和自我约束的特征。
五、存在的问题
在目前关于公民社会理论本身知识界仍然有几个问题需要梳理清楚：
一是市民社会问题讨论中往往将近代市民社会观和当代市民社会混为一谈，这就产生了概念的歧义。如仅仅将市民社会作为私人自主的经济交换领域；及单纯将市民社会理解为城市居民，这就容易剥夺广大农村居民的权利，使的这一概念过于狭隘、片面，没有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另外，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将一个西化的概念移植于中国，而这个概念本身是源于西方的语境的，在对中国现实的分析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以西方的模式为标准，对中国的现状加以评判，或者是简单的依据西方的概念的框架，对中国社会做一简单分析；或是盲目的比附，照般西方的经验，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说明中国的市民社会早已经存在。这是后进国家在全球化的强势下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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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前沿 水科学 水文水资源 环境水利 农田水利
水科学的研究是二十世纪末期人类极为关注的课题之一。自然界中水演化规律的复杂性，人类活动对天然水影响的日益加剧，致使水问题愈加突出，从而极大地影响和制约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高新技术在水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有力地推动了水科学的研究进程。本文分析了水文水资源、环境水利、农田水利等学科在21世纪初研究的前沿问题。
1 水文水资源
水文水资源学科分为水文极值理论与计算、水文预报理论与方法、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理论与方法等3个方向，目前是水科学研究中比较活跃的一个分支。
水文学研究的对象主要为大气、植被、地表、土壤及含水层中的水分运移和相互间的水分转化[1]。目前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主要有：空间分布问题、水文尺度问题、稳定化数值算法问题、分布参数计算、区间入流反演、单宽入流过程的反推等。引入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有神经网络模型、灰色模型、遗传算法、分形、混沌理论等。水文预报方法中数学模型的研究由黑箱模型发展到概念性模型，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性模型的参数识别、模型参数的实时矫正技术；随着GIS（地理信息系统）空间信息处理技术及相应计算机软件、高性能微机工作站及数字地形高程（DEM）等技术的出现，使得与水文水环境有关的地理空间数据的获取、管理、分析、模拟和显示变为可能，开始出现了分布式物理水文模型和半分布式物理水文模型等新的洪水预报模型，其中，分布式物理水文模型将在近几年内有较快的发展。今后水文学的主攻方向将是区域尺度大气输入和分布式水文模型相耦合、新技术体系在流域水文学上的应用以及建立数学模型模拟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下、地表水质和水量的变化情况[1]。
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一直是水资源高效利用需要讨论的议题之一，随着近几年来我国北方部分城市严重缺水以及洪、涝、旱等灾害的不断出现，使得该分支的发展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如何使水资源充分发挥作用，使之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成为众多学者为之努力的方向。为减轻洪涝灾害的发生，在分析流域水位径流资料的基础上修建防洪功能水库，通过建立调度决策支持系统减少灾害损失的发生，同时也考虑洪水资源化，将洪水引入到适当地方储存起来，供缺水时使用。长距离调水是我国解决水资源南北分布不均、北方城市严重缺水的重要手段，由此而来的如何合理建立水市场便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有关水权、水价的形成机制以及效益补偿机制的建立成为该领域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前沿课题，这一领域也体现了水资源学与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特色。流域水资源管理从水资源工程的多目标开发和统一管理，逐渐发展为集地下水、地表水、湿地、水生生态系统于一体，统筹规划设计、实施和保护的流域水资源集成管理。以水资源系统工程、大系统多目标优化理论、决策分析以及协商理论和对话机制为基础建立的水资源管理决策支持系统为水资源统一协调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开源节流是解决水资源紧缺问题的主要途径。城市雨水资源化就是一个很好的节水思路。现在城市雨水大多是通过下水道直接进入城市排水系统中，在雨量较大时，常常造成排水不畅，引起城区滞水，给人们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如能将这部分雨水充分利用，对缓解城市水资源短缺，减轻城市排水系统的压力将起到双重作用。
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相互作用是科学家们所热切关注的话题，目前多从野外试验、示踪剂、模型模拟和仪器测量等方面研究地下水与地表水交错带上发生的各个过程及地下水在质和量上的相互作用。
数字地球、数字流域概念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水文水资源科学的发展。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和遥感技术（RS），或称为“3S”系统，在水文水资源研究和应用领域的应用，使得开发整个流域的产汇流过程，对洪水演进和淹没进行三维空间的动态模拟仿真系统成为可能，这些技术的发展无疑对防洪部门的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 环境水利
环境问题是21世纪全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环境水利学科基础研究主要涉及到河流水环境、非点源污染防治及治理、水污染处理工程等方向。
河流水污染是近年来人们普遍关注的主要环境问题之一，我国河流水环境质量总体较差，有必要加强河流水质管理、治理污染和防止污染加剧。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①研究河流水环境质量发展趋势。建立水环境质量监测网，跟踪研究水环境质量因子在河流中的变化情况，预测河流水环境质量的变化趋势；②河流水环境不确定性风险研究是世界性的难点和热点问题。由于河流的多用途性，使得河流水环境经常会遭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破坏，而这种破坏是带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的，因此给河流水环境的风险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③建立河流生态环境预警系统。与河流水环境质量发展趋势相对应，如果某个或某些水环境质量因子的发展趋势向着河流生态环境质量恶化的方向发展，并接近生态环境可允许的边缘时，通过发出警报，使人们能够及时采取措施预防和治理；④河流水体的动态耗氧、复氧机理。研究河流的变化应尽量接近河流的天然情况，河流水体的动态耗氧、复氧过程正是基于此而提出的，研究河流水体的动态耗氧、复氧机理对于正确认识河流水体中氧气的耗用情况，进而研究河流水质的发展变化机理有重要意义；⑤江河生态环境最小需水量定量化理论和应用研究。江河生态环境是江河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较稳定的生态关系，研究江河生态环境最小需水量对保护自然界生态平衡、确定人类可引用的河水数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非点源污染方面的研究，集中在人类活动对地下水污染的预测和如何对污染物进行治理等方面。由于非点源污染需要综合和显示各种空间信息，利用GIS对空间数据的处理能力及模型的模拟能力，可研究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对流域水文和水质的影响。农业非点源污染是造成地表水富营养化的一个主要原因，研究湿地生态系统对农业非点源氮、磷等元素的削减能力，为减轻和控制富营养化提供依据。对湿地非点源污染的控制机理研究将对非点源污染的治理起到积极作用。
水污染处理工程方向的研究愈来愈受到重视，地下水污染是水污染中较难解决的问题之一。我国地下水和土壤污染相当严重，主要污染物是重金属离子和有毒有害有机物，据调查，超过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受污染士壤和地下水的修复技术基本上分两类：物理化学类型和生物学类型。物理化学类型包括隔离、泵抽取、地上处理、士壤清洗、萃取、固化和稳定化等；生物修复技术包括地上生物处理和地下现场生物修复等。物理化学类型能够彻底清除土壤和地下水中的污染，其缺点是严重影响士壤的结构和地下水所处的生态环境，而且成本非常高；相比，现场生物修复技术不会破坏生态环境，但是修复过程非常缓慢，效率低。目前出现了一种电动力学修复技术，既能修复受污染的土壤和地下水而又不会破坏生态环境，成为修复技术的发展方向[7]。水污染治理机理研究集中在：微生物措施研究，利用有益微生物保护水源；研究曝气生物滤池中的气液固三相流，提高污水处理效率；研究深层均质滤料滤池处理微污染水的氧化机理等方面。此外，水污染经济损失评估、湖泊富营养化机理、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也是环境水利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
3 农田水利
农田水利研究以农田节水、作物高产为中心，涵盖了节水灌溉理论与方法，节水灌溉综合技术体系，灌溉排水技术与方法等方面的研究。
土壤水与作物关系问题的研究是农田水利研究的基础，围绕着农田土壤水分的转化问题与农田水分的有效利用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土壤水研究现已从单学科走向多学科交叉，如水热和溶质的耦合运移，土壤-植物-大气连续体中的水热运移等。其研究特点亦从均质走向非均质，从点的研究走向面（或区域）的研究，从理论研究推进到应用研究。土壤水运移机理研究目前集中在优先流、土壤水参数的测定和确定、土壤水参数的空间变异性、土壤水分运动的随机模型等几个方面。
为缓解农业用水紧张状况或为了提高灌溉水利用率、提高水分生产效率、增加用水者的经济效益或减少劳动力和动力消耗而采取的节水措施主要有：①输配水过程：渠系改建、渠道防渗、管道化输水灌溉、灌区现代化管理；②田间输水过程：水平畦田灌、喷灌、滴灌、渗灌、小管出流、波涌灌（浑水波涌灌）、膜上（下）灌、有限灌溉（限水灌溉、非充分灌溉、调亏灌溉）、集雨灌溉；③作物吸收转化过程：坐水种、机械保墒、化学保墒、秸杆（薄膜）覆盖等。近来，节水灌溉出现的新概念、新方法还有：地下滴灌、微喷灌、节水控盐灌溉、控制性分根交替灌溉、微咸水灌溉[2]等。
灌区现代化管理是获得灌区系统的最优运行、充分发挥工程效益的良好手段。灌溉排水规律的复杂、水资源日趋紧张、综合利用供需矛盾的增加都需要加强灌溉排水系统的集中管理。自动化、GIS、GPS、RS、水情自动测报系统等技术的发展，为实现灌区管理现代化提供了技术支持。实现灌区现代化管理，首先要有灌溉工程控制设备的自动化，其次有先进的系统运行软件对系统控制问题进行决策，从而建立灌区现代化管理决策支持系统，指导灌溉用水过程。
水平畦田灌是田面非常平整条件下的畦灌，要求供水流量大、土地平整精度高。用传统技术难以满足其精度要求，必须在进行大地测量后，采用激光平地技术。该技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被称为是地面灌溉最重要的进展之一[8]。波涌灌溉利用了致密层在发展中不断减小田面糙率与土壤入渗特性这一客观规律，逐次为以后各周期的灌溉水流创造了一个加速水流推进与提高减渗效果的新界面。浑水波涌灌溉则是利用含沙量较高的水进行波涌灌概，能够起到更加明显的效果[4]。地下滴灌是目前节水效应最为显著的灌水方式之一，它具有微灌的所有优点，又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效果明显，将农、水和生态等学科交叉融合，统一考虑地下滴灌技术参数组合与作物生长发育和水肥利用的关系，能较好地协调土壤水、肥、气等状况，防止土壤板结，为作物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具有明显的节水增产效益。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提高水肥利用率及根区水分养分运移过程的效率为目标进行的地下滴灌灌水技术参数的优化试验研究。微喷灌具有节水、调节田间小气候等特点，缺点是受风影响大，飘逸损失多。目前，国内外微喷灌工程对水滴分布函数、飘逸蒸发系数研究不够。节水控盐灌溉制度设计模型以作物生长对土壤水盐状态的响应为依据，在分析作物水盐模型和大田水盐平衡理论的基础上，研究淡水、微咸水交替灌溉条件下灌溉制度的优化设计，是节水灌溉制度的一种新的设计方法[5]。控制性分根交替灌溉是一种局部根系受累时既能满足作物水分需求，又能控制蒸腾耗水的农田节水调控新思路[6]。微咸水是我国北方地区重要的水资源，实施微咸水灌溉对北方地区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提高作物产量，开辟新的灌溉水源、缓解我国北方缺水状况将有重要意义。节水灌溉综合技术体系也叫节水农业技术体系，是为充分利用降水和可用水资源采取水利措施、农业措施和管理措施，提高水的利用率和利用效率，达到农作物高产高效的成套技术。是一项包括水源、输水、田间供水、生物和管理等子系统构成的系统工程[8]。该技术体系可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促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在排水控制涝渍和盐碱化方面，目前采用的方法有明沟排水、竖井排水、二元结构水文地质条件下的竖井排水、暗管排水、辐射井排水等，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田块、排域的排水模数等方面。分析节水灌溉技术的不同尺度影响，地理信息系统（GIS）在节水评价中的应用也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
4 小结
水科学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研究的对象已经向微观和宏观两个领域的深层次发展，研究的尺度也呈现区域、流域、全球平行发展的态势，各尺度的转换问题研究是当今水科学研究的前沿课题之一。水科学与多学科的交叉仍然是水科学由理论转向实际的重要手段，高科技领域在水文水资源研究中的应用更加广泛；水资源评价已发展到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不仅进行水量评价，而且包括水质、水资源保护、水资源经济、水资源管理等全方位评价的评价指标体系；水环境问题的研究中，点污染、线污染和面污染研究并举，并以非点源污染的研究领域有较大的开拓；加强了人类活动对水循环影响的研究；开发研制具有水文过程模拟、水污染控制、水资源规划与管理等功能的流域规划决策支持系统软件等。 参 考 文 献
[1] 刘苏峡.世纪之交的水文研究.水科学进展.2001，12(1).
[2] 沈振荣，等.节水新概念——真实节水的研究与应用.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0，4.
[3] 彭盛华，等.GIS技术在水资源和水环境领域中的应用.水科学进展，2001，12（2）.
[4] 王文焰，等.浑水波涌灌溉的节水机理与效果.水利学报，2001，(5).
[5] 张展羽.节水控盐灌溉制度的优化设计[J].水利学报，2001，(4).
[6] 史文娟，等.控制性作物根系分区供水的节水机理及研究进展[J].水科学进展，2001，12(2).
【关键词】生态城市 生态足迹 影响因子 可持续性发展
【Abstract】The eco-city is a par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construct of Eco-city is within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urban ecosystem， us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ecology and principles of ecological economic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also seize the important part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to give full play to regional ecological and resource advantages， and to enhance the city's comprehensiv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city .At the same time， ecological footprint can show the land area support and resources of the certain population. So，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can support the reliable analysis and basi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city.
【Key word】 the Eco-city，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Impact fact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一、生态城市
生态城市的概念是在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来的，马上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一些城市生态学家认为生态城市是一种理想城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技术和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这是按生态学原理建立起来的一类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聚居地。①
生态城市的概念包括3个层次的内容：第1层为自然地理层，是城市人类活动的自发层次，是城市生态位的趋适、开拓、竞争和平衡过程，最后达到地尽其力、物尽其用；第2 层是社会功能层，重在调整城市的组织结构及功能，改善子系统间的冲突关系，增强城市这个有机体的共生能力；第3层即文化意识层，旨在增强人的生态意识，变外在控制为内在调节，变自发为自为。
二、生态城市衡量指标
Yanitsky提出生态城市的衡量指标：一是生态滞竭系数，测度城市物质能量的流畅程度；二是生态协调系数，测度城市的组织合理程度；三是自我调节能力系数，测度城市的生态成熟度。我国学者考虑经济环境与社会等诸多因素提出以下几方面主要指：
1、高效益的转换系统
即从自然物质到经济物质到废弃物的转换过程中，必须是自然物质投入少，经济物质产出多，废弃物排泄少。该系统的有效运行是以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各产业的技术装备深度为基础的。②
2、高效率的流转系统
以现代化的城市基础设施为支撑骨架，为物流、能源流、信息流、价值流和人流的运动创造必要的条件，从而在加速流转的有序运动过程中，减少损耗和污染。
3、高质量的环境状况
即由城市生产和生活而造成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和各种废弃物都能按照各自的特点予以防治和及时处理、处置。
4、高水平的管理功能
生态城市通过其结构，对人口控制、资源利用、社会服务、劳动就业、治安防灾、城市建设、环境整治等实施高效率的管理，以保证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城市人口规模、用地规模的适度增长，最大限度地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和谐。
三、生态城市建设的主要内容
1、生态工业工程是根据生态学原理，按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设计工业系统以及工业系统和环境之间的物流和能源流 ，是循环经济理论在工业体系中的应用形态之一。③
2、生态农业就是按照农业生态系统内物种共生、物质循环能量多次利用的生态学原理，因地制宜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技术组合，充分发挥地区资源优势，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及“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全面规划、合理组织农业生产，设计生态农业工程，实现农业高产优质高效持续发展，达到生态和经济两个系统的良性循环和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
3、生态林业工程主要有流域生态公益林建设工程，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村镇绿化及平原农田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和绿色长廊建设工程，实施水源函养林及自然景观工程、生态林业基地建设和林业产业化工程。
4、生态水利工程就是要遵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坚持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开源节流并重、 防洪抗旱并重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原则，加快水利设施建设；既要治水又要规范人类自身的活动，既要防洪又要给洪水以出路，坚持综合治理，在加强堤防和控制性工程建设的同时，进行平垸行洪、疏浚河湖，城市防洪与城市景观建设紧密结合；在用水方面，强调生态用水，防止水资源枯竭，大力发展节水农业、节水工业和节水服务业，建立供水、节水、中水回用和污水资源化的良性循环体系，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对因水环境恶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采取节水、调整产业结构、调水等综合措施加以预防和修复，使各水系能保持和恢复生态景象。
5、清洁能源工程主要是通过能源替代，开发使用新型能源，提高清洁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6、生态旅游、景观工程主要开展加强城市生态景观建设，营造健康宜人的城市环境和加强自然生态体系建设，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工作，建设一批生态旅游点、区。
7、生态文化工程主要开展以下工作，发展生态文化，承继历史文化和提高城市品位，建设生态社区、改善人居环境，引导绿色消费，完善文化管理组织机构和普及生态文化等。
8、生态综合治理与保护工程就是按照可持续发展战略，优先对市区环境进行综合治理和保护及发送农村生态环境。
[关键词]综合整治；水环境；生态文明；城市
[作者简介]苏晨明，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水利学院，河南郑州450000；苏华清，供职于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南宁530008
[中图分类号]TU9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4-0191-06
城市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源泉和推动力。2011年我国城镇化人口已经超过50%。中国近660个城市中。有许多城市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城市病”：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城市发展中占用过多的耕地土地等资源，城市水环境污染等问题比较严重。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发展新思路。
广西南宁市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建设“中国绿城”的城市发展目标以来，先后获得“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全国绿化模范城”、“联合国人居环境奖”、“中华宝钢环境奖”、“国家森林城市”等一系列国际和国家级的荣誉，已经成为国内著名的绿色城市。从2007年起，南宁市在推进“中国绿城”建设的同时，开展了一系列内河水系规划研究和重点整治的城市水环境改造。取得了良好效果。在此基础上。南宁市利用丰沛雨水、发达水系、良好水质等资源禀赋和天然条件。在2009年提出了建设“中国水城”的新发展定位。
认真总结南宁近年来建设“中国水城”的实践，对于我国许多区域性中心城市综合整治城市水环境，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建设现代生态文明城市，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认识：综合整治城市水环境。建设现代生态宜居城市
（一）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的需要
水是生态环境的控制性因素。水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和基础保障。淡水资源紧张是全球性问题，是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挑战，“水”被喻为“21世纪的石油”。我国水情复杂，水资源问题由来已久，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大，水资源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水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依然突出。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且时空分布不均，在供需总量基本平衡的背后，全国近2/3的城市水资源短缺问题越来越严峻。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一大突出因素。成为制约我国多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最紧迫的资源性约束条件，是“第一瓶颈”。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发展阶段，城镇化率到2011年达51.27%，超过1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已达118座。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镇建设用地低效扩张的问题也日趋严重。城市发展规模一味求大。城市的无序扩张和城市人口的过快增长，使许多城市的“城市病”集中爆发。长期以来，城市发展方式粗放，不能完全适应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文化转型发展的需要，迫切要求必须更加重视城市发展，大力提升城市发展质量，转变城市发展方式。
（二）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综合整治城市水环境，打造生态宜居城市是还原城市自身功能，让城市生活更加美好的发展趋势。随着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创造优美舒适的人居环境，建设人类美好的绿色家园，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早在工业革命中期，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到了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研究过程中就已提出了“生态城市”这一新的城市发展概念。在我国，随着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困扰城市发展的突出问题，建设生态城市成为期待可持续发展的共识。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路径必须从城市生态系统管理的高度，全面综合统筹考虑城市的水质、行洪、截污、补水、绿化、湿地、建筑、景观以及交通、文化旅游等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留足城市水环境的自然和发展空间，拉大城市水环境的综合治理和建设框架。
（三）不断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需要
世界各国都将环境竞争力作为城市竞争力的因素。城市竞争力是一个综合实力，而环境竞争力在其中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当前，我国人民生活总体向全面建成小康的历史性跨越阶段，人们已将目光转向了人居环境的优化。人居环境既是重要的生活环境，更是重要的投资环境、发展环境，城市之间的竞争也是人居环境的竞争。人居环境优化已成为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和聚集各类生产要素的主要手段之一。建设经济发展。环境优美，社会和谐的生态宜居城市是不断提升城市竞争发展的重要目标。
（四）建设美丽城市的需要
推进城市化发展必须要坚持外延拓展与内涵提升并举。注重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突出理念转变、机制创新和竞争力提升，进一步推进城市发展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注重提升质态、深化内涵转型。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就城市而言。只有将生产生活空间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减少工业化、城镇化对耕地、土地的过度占用，才能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才能切实保护好生态空间，才能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古今中外城市发展表明，先污染后治理的代价巨大。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减少能耗和污染，用更少的资源消耗环境代价换取更大的经济发展成果。水环境综合治理关系到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存生活环境，关系到现代化城市建设，要树立环境是竞争力、生态是竞争力的理念，从政策、规划、投资等多方面保障和推动城市水环境治理工作。
二、实践：建设现代生态文明城市的“中国水城”
（一）以规划为先导，制定高水准的水城建设规划
规划是城市的财富。南宁市组织力量先后编制完成了《南宁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以及《五象新区概念性总体规划》《“中国水城”建设规划》《南宁市城乡一体化规划》《南宁市“百湖之城”建设规划》《南宁市综合交通规划（2007—2020年）》等一系列专项规划。抓好《南宁市滨水建筑控制规划》等控制性详规的编制和修编工作，并严格按规划实施。按照“以邕江为轴线，西建东扩，完善江北，提升江南，重点向南”的城市发展思路，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升规划建设管理水平。
规划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突出生态治河的理念。注重构建合理的城市环状水网体系，实现“水畅、水清、岸绿、景美”，努力将城市内河水系及岸线区域建设成为畅通的行洪道、建设水清岸绿的滨水生态住区、风景秀丽的景观带、经济繁荣的产业带、内涵丰富的文化带、人水和谐的休憩园，实现人与水、自然与文化的和谐共生，形成独具地域和民族特色的“中国水城”景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整体形象。
从南宁水系实际出发，城市水网规划结构为：“一江、两库、六环、十八（内）河、百湖”。
一江：以邕江水系为主轴和核心，形成以邕江为主的防洪、生态、景观、旅游多功能为一体的城市滨水区域，同时实现邕江与各内河水系相互连通：建设两岸防洪排涝体系、开展邕江两岸岸线整治，营造城市滨水景观。
两库：郁江老口梯级水库和邕宁梯级水库。规划利用邕江上游老口水库壅水解决南宁市主要内河补水水源，利用下游邕宁梯级水库壅水改善市中心城区水系和景观环境。
六环：构建市中心城区内的环城水系一石灵湖环、大相思湖环（可利江一心圩江一二坑溪一朝阳溪环）、南湖环、凤凰湖环、亭子冲环以及五象湖环。
按照规划到2020年，南宁中心城区规划控制区范围约360平方公里计算，水面率将达到约12.50%（包含邕江城区段，若不含邕江则约为6%），将超过国家水利部《城市水系规划导则》划分的第一分区10%的目标。南宁城市水环境将形成良性循环，城市内河水系沿线生态景观、滨水文化和旅游景观明显提升，进一步发挥城市滨水产业带的辐射带动作用，提升现代亲水型城市总体形象和综合竞争力。
（二）加快建设控制性的大型水利枢纽：老口水利枢纽工程、邕宁梯级枢纽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河道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血脉。一条缺水的河道不仅使河道本身失去灵气，也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使市民居住环境和城市品位降低。邕江枯水季节河流过流量与汛期相差较大。根据多年观测结果，邕江水位最高在每年的8月，最大洪峰流量为1.75万立方米/秒，水量最小为每年3月，极端最小的枯水流量是95.6立方米/秒。随着南宁及其上游区域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生活垃圾、建设废料、工业废渣、污水向河道排放等，造成邕江河床淤积、水流不畅，枯水季节时淤积的泥沙及垃圾露出水面形成沙滩、沙洲，河床较突出。在综合整治南宁水环境中，必须通过工程措施重点解决河道季节性缺水问题。使城区河段保持有充沛的水量和较高的水位。在枯水期，维持城市河道生态用水，可以改善河道水环境质量、防止河道堵塞、维持河流水生生物生存。在不降低原河道的行洪标准和工程安全，不造成河道新的淤积和改变流态、产生冲刷，不对河道原有水利设施（包括水文站点等）造成不利影响的前提下，通过建设郁江老口梯级水库和邕宁梯级水库等水利枢纽，合理调节邕江水位，在确保城市防洪排涝安全的同时，控制邕江城市中心城区段常年水位恒定，提高邕江开发有效性、经济性和持续性。利用上述两个重大水利枢纽，有效调节邕江水位，补给城市水源，起到防洪和美化水景观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善城市水环境。
南宁市现有18条内河，其中有很多内河上游是断水的，通过老口水库向内河补水，可以解决其中的14条内河水源、水质问题。从地势来看，补水方式基本上是采取自流的方式，成本较低，水源丰富。水质优良。
南宁老口梯级枢纽工程为郁江流域梯级开发中的第七个梯级，是以航运、防洪为主要功能，兼顾发电、改善水环境的综合水利枢纽工程。老口梯级枢纽工程将建水库、渠化河道。其水库正常蓄水位为75，5米，初步规划引水流量15立方米/秒，以补充市区主要湖泊和支流，是实现对内河进行治污、截污、补水的综合整治工程的关键。该工程建成后，与百色水库联合调度，可将南宁市防洪标准从现在50年一遇，提高至200年一遇，可通航1000吨级船队，发电方面装机容量大约13万千瓦以上，可将右江百色至南宁的航道等级提高到Ⅲ级，进一步打造广西内河连通珠三角经济圈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水上运输大动脉，扩大北部湾西江流域各市的对外开放，实现江海联动，促进广西东、中、西部之间形成优势互补。
（三）从流经市中心人口最密集的竹排冲等湖、河的水环境整治做起
南宁市区内河纵横交错，近年来对内河道进行了全面的整治，基本恢复了内河道的自然景观。但内河生活污染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工业污染和断头河、盲肠河污染仍然突出，严重影响到城市的环境美化。
南湖一竹排冲水系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总投资19.8亿元，全长约9.2公里，规划红线面积2平方公里，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南湖一竹排冲水系沿岸景观改善工程、民歌湖改造工程、竹排冲河道改造及泵站工程、南湖一竹排冲连通明渠工程、南湖一竹排冲排水管改造工程、市政道路跨连通渠明渠桥梁工程。南湖一竹排冲水系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总体设计为：在南湖北端修建连通明渠使南湖与竹排冲连通，并在竹排冲修筑船闸和拦水坝。拓宽竹排冲河道；通过南湖补水工程以及对进入南湖、竹排冲的污水进行截流，改善竹排冲水质；另外，还将结合各地段周边的城市功能，建设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生态景观和文化景点，提升城市文化底蕴。
南湖一竹排冲水系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建成后，竹排冲水系的行洪排涝能力将明显提高。水质将明显改善，上游湿地将得到恢复和良好保护，同时生态景观和文化景观将进一步得到彰显。南湖一竹排冲水系区域将随之建成水清岸绿和风景秀丽的生态旅游区、经济繁荣的商业区、人水和谐的休闲娱乐区。成为南宁市打造“中国水城”的标志性区域和品牌区域。
南宁市在综合治理内河水环境，使城区河道逐步重现水清岸绿、鸟语花香、鱼儿腾跃的水乡美景的基础上，重点实施将相思湖、南湖、金沙湖与内河连接，并与邕江沟通，形成环城水系，与老口水库、老虎岭水库、西津水库遥相呼望，实施江、河、湖、水库全面开发建设规划，构筑江一河一湖一水库一体的动水网络，建设融自然景观、生态景观、历史文化、人文景观于一体的大型休闲娱乐之地，构建人水和谐的中国绿城，铸就水网密集、河流纵横的“水上南宁”。打造现代生态城市新形象，全面提升南宁的城市品位及知名度。
（四）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与整合区域文化资源并举。建设文化邕江、文化南宁
南宁市在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中，以打造“百里秀美邕江”为载体，从创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高度，组织实施“邕江文明探源”工程，对郁江的邕江河段（包括支流、内河）历史文化、民族风情、风俗习惯、节庆活动、生态环境等进行综合考察，从更高的层面来把握和整合骆越文化、贝丘文化、稻作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大石铲文化、龙母文化、民歌文化、美食文化、壮民族医药文化等在内的南宁区域文化资源。形成通过建立旅游区、文化园、博物馆等形式来集中展示、保护开发和整合区域文化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发展文化旅游的行之有效的思路和途径。
南宁市内河之一的辔宁区八尺江是岭南文明的重要发祥地。1997年被称为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邕宁顶狮山贝丘遗址，足以证明在邕江内河的八尺江附近是名副其实的“岭南第一村”。
综合整治一期工程项目已开工建设。项目建设范围为八尺江玉洞大道至八尺江汇入邕江河口，河道长度6078米。项目实施后，八尺江将分成生态科普区、运动休闲区、花卉植物观赏区、滨水景观风貌区、滨水景观休闲区5个分区，为两岸居民提供休闲亲水空间。该项目以“截污治污、生态修复、绿化造景”为目标，通过水质改善工程，对排入八尺江的污水进行截流收集，经由污水提升泵站。排往五象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减少入江污染负荷；同时通过景观绿化工程建设，构筑河流的水污染处理、生态景观、休闲园、水文化等综合服务功能体系。形成水清景美的滨河特色基础设施项目。项目实施后，八尺江将成为安全、生态和具有文化历史内涵的健康河流，形成城市新区的自然绿脉和东部绿心，为两岸居民提供休闲亲水空间。
（五）综合整治城市水环境，发展现代产业，提高城市产业竞争力
作为后发展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南宁城市建设走向“邕江时代”、形成“一江两岸”城市发展新格局。以综合整治和开发利用邕江为契机，优化沿江两岸产业和环湖产业的布局。在邕江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坚持生态优先，兼顾防洪安全，审慎选择产业发展，促进两岸产业向综合高端服务业转型。大力裁汰、搬迁沿岸高污、直排企业。选择发展楼宇经济。把标志性的建筑和楼宇打造成城市的“新名片”；发展现代服务业。如文化产业、旅游观光产业、水上娱乐业、时尚休闲购物等低污染、高价值、高品位产业，打造邕江沿岸现代服务业产业带。
比如，在加快以五象湖水系建设的同时，加快新区现代产业的建设。规划建设中的南宁新兴产业园、现代工业园位于五象新区，是南宁市实施“工业强市”发展战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支撑，也是五象新区开发建设热潮中重点打造的板块。目前，新兴产业园中的中国糖城、广西广告产业园、广西软件城、广西工业设计城等一批项目正在抓紧规划设计。现代工业园已有丰达电机、五菱桂花等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南宁市正以大产业、大企业、大项目为抓手，加快推进新兴产业和现代工业的规划建设和发展，使这两个园区真正体现出规划科学、布局合理、用地集约、产业集聚、特色突出和环境友好，成为“建设五象新区，再造一个新南宁”的重要支撑和全市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六）综合整治城市水环境。加快城市新区建设。提高城市内涵发展
在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中，南宁以打造五象湖为契机，加快五象新区的建设，努力把五象新区建设成为国内一流、世界先进、独具特色的现代化新城。
五象新区建设突出现念，遵循现代城市的发展规律。按照体现“现代、生态、便利、特色”的要求，以更高的标准和超前的眼光加快完善五象新区开发建设规划，坚持生态宜居，把“山、水、树”文章做好做透，让人与自然更加协调、环境更加宜居。突出抓好新区重大项目建设，组织实施好新区道路、桥梁等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和文化体育产业、总部经济、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等重点产业项目。以重大项目建设推动新区建设实现大突破、大提升、大发展。突出五象新区的区域特点，抓好文化产业与城市发展的深度融合，体现南宁风格、广西气派，体现中国与东盟开放合作的国际元素。
南宁市全力推进五象新区开发建设。集中力量打造总部基地及保税物流中心、“三馆三街”、体育产业城、文化产业城、国际物流基地、龙象谷旅游休闲娱乐园等重点板块。把五象新区建成特色鲜明、功能突出、环境优美、带动力强的现代化新区。
三、启示与思考：探索城市转变发展方式的新路径
党的十报告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美丽中国”“生态文明”“理想人居”等概念的实施需要务实的实践。广西南宁市在多年的“中国水城”建设中，现代生态宜居城市魅力彰显，城市知名度、‘影响力大幅提升，初步探索了综合整治城市水污染、水生态、水灾害等水环境，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的新路径，为现代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提供了“地方样本”。
（一）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必须更加注重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十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大力加强水资源节约保护与水生态治理修复，着力为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保障生态安全作出积极贡献。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就城市而言，只有将生产生活空间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减少工业化、城镇化对耕地、土地的过度占用，才能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才能切实保护好生态空间，才能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生态宜居城市建设应当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并以此理念引导城市建设和发展。实现水、绿、城的融合，使城市成为城水共生、人水和谐的现代亲水型城市。
（二）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必须更加注重营造生态宜居环境
国家水利部数据显示，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的28%，全国年均缺水500多亿立方米，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实践证明，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是一项“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为广大居民群众和外来游客提供了一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品位高、效益好、影响深的“生态产品”，有利于着力优化空间布局，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宜居质量，彰显城市特色，提升城市品位。
国内许多城市都有内河穿越而过。为城市构成众多天然的生态廊道。尽管这些河流一度因为城市的发展受到严重污染，但对城市而言仍然是独一无二的自然资源。城市正以防治水体污染、增强防洪清障能力和生态涵养功能为重点，实施河道治理、河堤建设、生态绿化、景观建设等多项综合治理工程，加强湿地保护与恢复，将流经城市的河流打造成为横贯城市的滨河生态长廊、文化展示长廊、滨水休闲长廊和城市形象长廊：以绿色生态堤防建设为重点，把每一条城市内河建设成为滨水景观带，重现绚丽多姿的水环境和厚重的历史文化。
城市内河的综合整治和全面开发的目标。就是要通过景观工程建设，打造滨江景观新亮点，打造一流的生态景观走廊，完善公共基础设施，还水于民，还绿于民，全面提升城市水系绿化品质。更好地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城市山水绿化融为一体的良好生态景观，让人民群众更多地享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高质量人居环境。城市内河作为城市重要的水系资源，要实现水、城融合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维持流域系统的生态、环境、资源整体平衡、良性循环、功能良好；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城市水系作为城市公共空间和资源的民生保障功能，满足流域居民现代及未来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需要。城市内河的综合整治和全面开发的最终目的就是以顺应河流水系运动自然规律为原则。通过一系列工程技术措施和开发利用手段，促进城市市民与内河和谐共生、共处，充分发挥内河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内河能够为城市经济社会永续发展提供支撑。
（三）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必须更加注重走节约型、集约型城市发展道路
土地、水等自然资源，是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保障。据统计，适宜工业和城市建设及耕作的土地仅有180多万平方公里，仅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9%；今后可用于工业和城市建设的土地不到3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3%。集聚和集约是城市化发展的本质要求，走集约型城市发展道路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必由之路。提升城市化质量要坚持节约型、集约型、生态型发展，合理有序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让核心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宝贵的内河流域的土地资源，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不断探索土地集约利用的新途径，集约和节约利用城市土地，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为建设节约型城市创造前提条件。
土地是城市的核心资源。资源环境问题始终是影响和制约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要高效利用和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以尽可能少的资源能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要使城市建设由注重外延扩展向注重内涵、集约发展转变，引导城市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不好大喜功、互相攀比，建设节水、节能、节地、节材的集约型城市。
（四）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必须更加注重区域文化资源的挖掘与整合
“发掘城市文化资源，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建设特色文化城市”。文化是城市凝聚力和辐射力的源泉，要将文化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来打造。城市文化是城市特质与市民生活品质的基础，也是城市形象的代表。在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中，精心打造人文景观工程，保护人文历史遗迹，合理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注重把历史文化传统融入城市水景观建设中，设置特色风貌区，并加强与周边历史街区的联系，反映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塑造历史与自然相结合、具有鲜明城市特色的滨水历史文化景观带，以此提升历史文化内涵，让城市成为区域文化的保护传承、集中展示重要中心。
（五）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必须更加注重城市品质的提升
通过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以城市发展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打造优质产业空间。注意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低碳产业。严格限制淘汰落后产业，因地制宜建设生态城、旅游和现代服务城，高新技术产业城和宜居城，用更多的精力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使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增强群众的幸福感。
同时，要从注重新区开发向新区开发与城市更新并重转变。推动河流综合整治与建设现代化城市相结合。通过河流综合整治完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推进城市更新改造。在高水平推进新区开发建设的同时。全面推进城市更新，加大城中村、旧工业区、旧商业区和旧住宅区改造力度。盘活存量资源。推动城市从注重形态构建向形态构建与功能强化并重转变，着力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高公共配套服务能力，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建设现代亲水城市，助推城市发展方式转变。
生态农村工程：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维
生态农村工程是指在国家宏观政策前提下，运用生态学、农学、经济学、系统学和社会学原理，通过对农村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结构的优化设计，实现农业高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目标。具体来讲，生态农村工程是指在研究农村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农业自然资源（如光、温、水、气、土地、作物、牲畜等）和社会资源（如农业基础设施、农村劳动力等）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的基础上，通过对这一复合系统中的关节点的分析，提出重点工程来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思想模式。生态农村工程的具体内容包括8个方面。
一、农业产业化工程
小农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是中国农业市场化进程中的最大障碍，产业化方式通过将产、供、销联合起来则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依据区域资源优势或区位优势，确立农业发展的主导产业并相应发展与之相关的农产品加工业、销售业是生态农村工程的核心内容。农业产业化工程共分两个步骤。一是资源优势开发策略分析。根据研究区域光、温、水、土等自然资源条件以及资金、劳动力、区位、市场等社会经济条件，研究提出区域优势农产品开发战略。二是龙头企业的建立或引进。根据本区或相邻区域农产品类型，采取集资、贷款等多种筹资方式，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或农产品流通业。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搞生态农村工程时，并不一定非要在研究区内培育出一个甚至几个龙头企业来，如果能作为产品或原料基地的形式加入到其他地区的龙头企业中去，也符合生态农村的要求。如寿光周边县市在搞蔬菜产业化发展时，就可以直接以寿光蔬菜批发交易市场为龙头来发展生产，而没有必要自己再建立批发交易市场。
二、农业生态工程
农业生态工程是指以实现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和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为目标的生态、生产建设。农业生态工程也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农村生态环境问题（这里是指自然生态环境问题）分析。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区域内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所导致的环境破坏、资源浪费或不可持续利用等进行分析评价。二是生态环境治理对策分析。根据生态环境问题状况，确定治理对策。环境治理对策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生态／纯环境治理对策（如禁止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生态退耕等），另一种是生产性治理对策（如秸秆、牲畜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技术等）。在一些生态环境较为恶劣的地区，农业生态工程必须采用两种治理对策并重的方式；在一些生态环境问题不太突出的地区，农业生态工程则可采用生产性治理对策为主、纯生态治理对策为辅的方式。
三、农民就业工程
千方百计实现剩余劳动力就业是生态农村建设所面临的头等大事。农民就业工程也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农村实用技术培训。采用国家资助、集体扶持和个人缴费的方式开办农民学校，重点选择一些简便易学、实用性强的技术对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再就业培训，如保护地种植技术、特种养殖技术、制沼技术、焊工、建筑、汽车驾驶、机动车维修、理发、缝纫、家政服务等，使这些剩余劳动力在走向新的工作岗位之前能有一技之长。二是就业信息收集与。由地方政府出资建立村级或乡镇级就业信息中心，定期向辖区内村民公布劳动力需求信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就业信息中心应当是一种以服务农民为主、以盈利为辅的机构，与社会上的职业介绍所等中介机构有所区别。
四、农民组织化工程
农户或公司频繁出现的违约已经成为当前“公司＋农户”型产业化模式的普遍现象，当违约现象出现时，面对强大的龙头公司，毫无组织性和经济力量薄弱的农民很难在对簿公堂时获胜；而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户，龙头企业也不可能将他们都告上法庭。如果农民能形成自己的组织，则对于企图违约的农户将产生一种内在的约束力；而当企业违约时，也可由组织的负责人出面与龙头企业进行谈判或诉诸法律，从而有力维护农户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健康发展。另外，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加强在监督村干部行为和协调干部与农民矛盾问题上也将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应当鼓励或直接帮助农民成立自己的组织。在我国成立农民组织并不是从零做起。从政府性组织来看，我国有农业技术推广站，从中央直到全国各个乡镇组织严密；从非政府性组织来看，我国有中国农学会等涉农组织，拥有遍布全国各地和涉及农业生产各个领域的会员；从各地生产实践看，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些运行效果良好的农民协会、农业生产联合会、合作社等农民组织，为建立全国性的农民组织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只要国家在政策上给予鼓励，资金上给予扶持，通过对上述各种组织的组合改造，形成全国性农民组织是可行的。
五、农村社会保障工程
农村人口缺乏应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三农”问题中较为突出的方面，也是阻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应遵循以建立农村人口社会保障制度为起始点，以实现全民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为终结点的原则，即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与现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统一起来。当前一段时期，农村社会保障工程的重点是研究解决流动人口的参保问题。我国目前有1亿多的流动人口，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并且有许多人是常年外出和举家外出，按目前推行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他们需要回到户籍注册地去参保，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另外，这些流动人口处于身份转换阶段（由农业户口向城镇户口转变），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又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两个系统，如何解决参保人在身份转换后相应的社会保障转换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此，农村社会保障工程还必须与户籍制度改革协同进行。
六、农村工程
在我国，土地对于农民不仅是生产资料，同时也担负着社会保障的功能，这是我国政府强调长期坚持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原因。但是，一家一户高度分散的土地经营制度对农业现代化的制约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当前农业日益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趋势下，千家万户的小农在风云变幻的市场面前更显得力不从心。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将非农就业作为他们发家致富的门路，而对于农业生产的激情正在丧失。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土地制度，尤其是在农村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土地制度，对于重新唤起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热情和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极为重要。然而，由于土地在我国担负着稳定农村社会的作用，因此土地制度改革必须因地制宜地稳步进行，不能操之过急。
七、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工程
当前我国已经加入了WTO，农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速度在加快。然而，要建立和发展与国际市场接轨的现代化外向型农业，就必须有一批懂技术、懂管理、善于根据国际市场信息组织生产的知识型农民和农村管理干部队伍，而目前我国由老弱病残组成的农业生产队伍和只有小学、初中文化水平人士组成的农村基层管理干部队伍，注定了中国农业难以在国际化进程中处于有利地位。中国农业与农村的发展亟待人才回流。为此，必须对当前臃肿且素质较低的乡村管理干部队伍进行改革。乡镇政府要严格落实定编定岗制度，逐步放开乡镇级的信用社、供销社、粮站、农机站、农技站等涉农部门，将它们逐步推向市场，让它们在市场中发展。村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在行政村设立专职干部岗位，面向社会招聘有志于农村发展的知识型人才，促进一批懂技术、有市场观念、思路开阔的年轻人到乡村发展事业。同时，要辅以村庄合并、村两委干部缩减等配套改革。
八、农村集体经济工程
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农民就业培训、农民组织日常运行以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均离不开地方政府，尤其是乡村政府的财政支持。另外，农村道路、水利设施、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等是限制农村整体发展的刚性约束，尤其是在偏远山区，医疗卫生设施落后已经上升到直接威胁农民生存与健康的程度。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需要集体经济具有较强的实力。发展集体经济，扭转村村欠债、乡乡收不抵支的现象，对于“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意义重大。不过，如何才能恢复集体经济实力，尤其是中西部落后地区的集体经济，尚需要更多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生态农村工程各项措施间的关系
上述8项工程措施是庞杂的“三农”问题中的关节点内容，是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各项工程措施之间又版权所有
[关键词]风险；风险社会；公共安全
[作者简介]罗大文，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张洪波，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710063
[中图分类号]KO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8―0015―04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社会，也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贝克认为，当代人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吉登斯则指出，这个世界看起来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
一、风险与风险社会
风险是与人类共存的，但风险社会理论的开创者贝克所说的风险，指的是“完全逃离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的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他认为，风险概念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
贝克把“风险”看作是一个与“自然”和“传统”概念具有明显区别的概念，风险社会的“风险”不同于自然界的客观运动――地震、海啸、飓风等无法避免的自然现象――所导致的风险。风险是与面向未来的不确定性紧密相连的，风险现象是一种属于未来世界的现象。
贝克认为，现代世界正在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其重要特征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因素，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个人的风险日益趋向于逃脱工业社会建立的风险预防和监督机制。贝克指出：“工业社会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造就了舒适安逸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带来了核危机、生态危机等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巨大风险。工业社会运行机制自20世纪中期以来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一项决策可能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有着根本的区别，已经呈现出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的迹象。”
(一)高度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风险社会的核心范畴，这个不确定性，包括科技导致不可控制的事故，人们无法对之进行准确的预测；基因工程、克隆技术甚至使人不再能确认那些本来只属于人类自身的行为；人类活动还会导致环境畸变等长期不良后果。现代风险超出了人们预先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也超出了目前保险制度所能覆盖的范围，因而，“我们生活在暗礁中”。吉登斯也是从不确定性的视角来认识风险的。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比以往更加难以预测，而在于不可预测的根源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许多恰恰是由于人类知识增长的结果。
(二)风险的扩张性
风险的扩张性即风险的规模、范围和程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传统风险相比，现代风险影响范围巨大。传统风险及其后果往往限于某个区域、某些人员，而现代风险无处不在，一旦成灾，其危害就不仅仅在发生地，也无地域限制，往往会产生世界性的破坏效果，工业社会是局部的、区域的风险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只对人们生活的某一方面产生影响，因而一般只对局部的或小群体产生影响。但在全球化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各种全球性风险与危机，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对整个人类共同利益存在着威胁。应对和规避风险就不再是区域的或小群体的任务而成为全球共同的历史事件。“工业社会的社会机制已经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可能性，即一项决策可能会毁灭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颗行星上的所有生命。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已经与我们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各个时代都有着根本的区别。”
(三)风险的内生性与人为性
伴随着人类的决策与行为，是各种社会制度，尤其是工业制度、法律制度、技术和应用科学等正常运行的实践性后果。而自然“人化”程度的提高，使得风险的内生特点更加明显。同时，风险社会“存在于自然结束之后。很明显，自然的结束并不是指物质世界或物理过程不再存在。而是指我们周围的物质环境没有什么方面不受人类干扰的某种方式的影响”。随着人类活动范围与频率的扩大，其决策和行动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影响也极大地增强，使得风险构成中的自然风险占主导逐渐演变成人为的不确定性占主导。吉登斯区分了两种类型的风险：外部风险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传统的工业社会以及此前的社会，人们所担心的是外部风险；而在当代，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取代了外部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由此标志着进人风险社会。
(四)风险的关联性与复杂性
风险具有关联性。由于人类实践活动导致全球范围内风险广度和深度的变化，风险社会中风险的构成及其后果趋于更加复杂：从自然风险转向人为风险，从个别风险、区域风险转向全球性风险，从物质利益风险转向文化风险、道德风险、理论风险等非物质风险，从单一风险后果转向多重风险后果，从单一风险主体转向多重风险主体，风险从简单应对方式转向综合应对方式。例如，某些风险会悄悄地转化，由经济风险导致市场瓦解，造成资本贬值，进而转变为信任风险，导致追随民众的丧失，使全体政治成员受到侵蚀，最终转变为后果严重的政治风险。最严重时还会转变为社会风险，导致整个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造成极大伤害。当风险不能及时得到控制时，它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相关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二、风险社会对社会公共安全的挑战
所谓风险社会是指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全球性风险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当今时代无所不在的风险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它已经跨越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富人和穷人的界限，超越了地域、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界线，成为一种新型的、全球性的危险，一种巨大的、威胁人类安全和生存的危险。近年来中国涉及社会公共安全的意外事故和灾变性事件不断增加。例如，SARS、禽流感、矿难事故、艾滋病扩散等等。这些事件的发生和不断增长的趋势，使得目前的中国社会明显地带上了贝克所界定的“风险社会”的最基本特征：即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的不确定性；
导致了现有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关系向更加复杂、分化状态的转变。
与阶级社会追求的“平等”理想不同，风险社会追求的目标是“安全”，在风险社会里，风险对公共安全的威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跨时空性
现代性形成了新型风险，全球化则使得风险脱离了时空的限制，造就了风险社会。风险的全球性使得社会中客观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风险造成的灾难不再局限在发生地，而经常产生无法弥补的全球性破坏，甚至使得风险具备了“平等”的意蕴。伴随相互依赖的加强和时空距离的缩短，全球化一方面为世界提供了高水准的安全，另一方面也使风险迅速波及世界各地，形成连锁反应，因而全球化对风险具有扩散效应。全球化时代科技的进步也产生同等的风险，人类创造了并继续创造着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技术，从核武器到基因工程都是如此。全球化时代也意味着工业社会体系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对威胁整个人类的现代风险，因此风险的控制缺乏有效的机制，人类将不可避免地进入风险社会。
(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这一概念是风险社会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贝克认为它“有助于解释现代社会的制度会在肯定认识到了灾难现实的同时区否认他的存在”。贝克指出，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不负责任的态度，风险的制造者以他人作为风险牺牲品来保护自己。社会中只要有风险，就必然有一个责任问题。人们在处理这些风险的过程中总是想方设法回避责任。现代组织体系如各类公共机构就是这样安排的，即恰恰是那些必须承担责任的人员可以找到足够的理由以便摆脱责任。贝克认为，这就是风险判定中最突出的方面，也就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它表现在，工业社会所提出的用以明确责任和分摊费用的各种制度安排，在全球性风险社会的情况下将会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即在风险社会来l临的时候却无法有效应对，难以承担起事前预防与事后解决的责任。在此过程中，是难以查明谁该对此事真正负责的。就人类环境来说，无法准确界定几个世纪以来环境破坏的责任主体。各种治理主体反而利用法律和科学作为辩护之利器而进行“有组织地不承担真正责任”的活动。
(三)隐性(深层)风险的巨大影响
风险社会的存在，给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所波及的影响也是深远的。风险就其危害的性质与表现方式来看，可分为显性(浅层)和隐性(深层)两种。显性的危害是指给人类社会的生命财产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如人员伤亡、设施损害、资金流失等。而隐性的危害则是长期和潜在的，以非实体形式表现出来，如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对民众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的损害等。对传统现代性的追求导致人们只重视建设开发，不重视因果关系的发展模式，足以使现代社会承受着许多灾难。各种突发事件不仅给国家和民众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给社会造成巨大压力和恐慌，对现代社会发展构成着威胁，而在这些突发事件中，以人为因素所造成的破坏力和影响力最为恶劣和深远。
(四)风险的二重性
值得注意的是风险社会理论家们不是完全从否定方面来理解风险，作为人类实践行为不可避免的伴随性结果，风险同样具有二重性。一方面，风险意味着不确定性、危险性；另一方面，风险也是社会发展、创新的动力源泉。风险社会并不总意味着危险，吉登斯指出，风险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它的本性决定了它导致危害性后果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它是经济活力和多数创新，包括科学或技术类创新的源泉”。
三、风险社会的应对策略
当代西方学者对风险的解读已不仅仅局限于科学技术领域，而是把视野扩展至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层面，把风险置于现代化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如此才能对当代社会的公共安全危机作出有效的回应。对风险社会的研究有三种不同的视角与理论路径，因而也有三种不同但又互补的应对策略。
(一)社会学的视角
风险社会“是指现代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的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全球生态危机就是工业社会本身的一个深刻的制度性的危机，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社会风险。风险至少是伴随工业社会的产生而产生，但风险社会则是现代化的第二个阶段，属于贝克所说的“自反性现代化”阶段。现代化进展的逻辑是理性的，是可控的；而自反现代化的逻辑是非理性的，必然脱离人类的掌握，导致无法预知的结果。也就是说，现代化自身逻辑的发展是现代化的自我危害。因而，“贝克和吉登斯建议用一套更具有反思性的、更民主的制度去处理这些副作用和不断产生的新风险”。
以对现代性知识原则的反省为基础，贝克倡导对风险社会进行原则性的知识拯救。我国有学者将“原则拯救”、“理论建构”与“全球亚政治”概括为贝克应对风险社会的三个具体举措。贝克指出，“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但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实现社会理性与科学理性的有机融合，是克服当代社会风险的原则指导。在主体作为上，建构以“社会理性拥护者”为基础的全球“亚政治”，即“特有的对政治决策的个人参与”。贝克认为，现有的所谓民主政治实质上已经成为一种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深刻文化霸权、深层伪民主。以社会理性为知识基础的“社会知识行动者”的普遍联合，以削弱以工具理性为知识基础的“科学知识行动者”力量，从而实现对全球风险社会的真正知识应对。
(二)风险的文化人类学视角
斯科特・拉什等人用风险文化的思想来解释风险社会的概念，提出了与贝克不同的解释。他沿着玛丽・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风险与文化》的思路指出，在当代社会，风险实际上并没有增加，也没有加剧，相反仅仅是被察觉、被意识到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人们之所以感觉风险多了，是因为他们认知程度提高了。他们从文化的角度解读了三类风险，即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自然风险包括对自然和社会所构成的生态威胁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拉什认为，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变迁或者说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变化，为风险文化的上升趋势构筑了基础。不确定的和已经被察觉和认知的风险，与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所承认的风险相比，显得更普遍。
斯科特・拉什认为风险社会总是与制度联系在一起，风险文化却总是处在反制度性的社会中，与不重要的边缘形式相联系。这是因为风险社会概念预先假定了一个确定的等级秩序和制度定式。这种秩序和定式承认风险的传播依靠程序性的规则和规范，因而人们可以运用制度性的和规范性的治理手段对各种风险予以控制。因此，拉什等人主张运用风险文化取代风险社会的概念。风险文化的预先假定是一个需要自然调节的不确定性的无序状态。风险文化的传播依靠其实质意义上的价值，人们依靠一些带有象征意义的理念和信念来控制风险和治理社会。斯科特・拉什认为，风险文化“将不再是基于对其他人未预料后果的反应，而主要是承担自身造成的风险的责任”。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尽管风险文化理论在学术圈内颇有影响，但是在政策舞台上的影响却是非常有限的。
(三)风险研究的经济管理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