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9 17:32:4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法律文化的分类，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英汉法律术语，翻译，空缺，译者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N04；D9；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1)04―0027―07
一 英汉法律词语空缺
1.法律词语空缺的含义和产生原因
“法律词语空缺”是指因源语言所指称的对象在目的语法律文化中不存在，或难以区分、界定所导致的两种语言间无对应或基本对应词语存在的现象。
在国际标准中，要将一个特殊学科的术语在不同语言中标准化就要先将其所指的对象和概念标准化。这一过程在自然科学中相对容易，因为大多数自然科学术语所指称的物体都存在于不同社会中。然而在法律领域，情况并非如此。
“法律术语是用于表达法律概念，指称和反映法律领域特有的或法律相关事务的现象和本质属性的法律行业专门用语。”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律，由于其法律文化和法律体系的巨大差异，都有其独有的术语体系和潜在的概念结构、分类规则、法律渊源、方法途径及社会经济原则。“法律术语的概念基础使不同法律体系、不同语言间法律术语的翻译成为难题，这种跨文化的法律术语翻译的难点就在于无法找到目标语的对等法律术语。”“总的来说，社会制度、法律体系、法制功能、法律制度及程序、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是造成英语法律术语翻译中文化空缺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2.法律术语对应关系的分类
叶姆斯列夫(Hjelmsley)曾分析过法律术语的不对应现象。他指出，不同法律体系概念的含义之间边界不对应。比如，法国法中的d6cision这一概念与德国法中的两个词Entscheidung、Beschlul3相对应，与荷兰法中的三个词Beschikking、Besluit和Beslissing相对应。又如，contract和contrat是同源对等词，即使它们所指的是同一个物体，含义却不同。英语概念contract比它的法语对等词contrat含义要广泛得多。有时，即使语言相同，同一术语也会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中指代不同的概念。相反，在同一官方语言的不同辖区，同一概念有时会用不同的术语表达。甚至有些直接移植到另一个法律体系中的术语，一旦被该法律体系同化，也会呈现不同的含义。另外，所有的法律体系都有一些术语在其他法律体系找不到对等词。原因在于这些术语所指代的物体、关系、行为或程序在其他法律体系并不存在。例如，只有英国法中有Privy Council(枢密院)一词。再如，只有在英国，律师被分为两种：barrister和solicitor。这种划分是由英国独特的法律体系导致，其他国家都没有这种划分，因此，在其他任何国家的法律体系中都找不到对等词。此外，不同法律体系中都有一些模糊词，由于意识形态不同，其所指代的意义也有所不同。如中国的“民主”一词与美国的“democracy”，由于两国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不同，其具体含义也有所差异。中国的“民主”指的是“the ruling people”，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rule by the people”。
对此，有学者指出，“不同法律体系的法律概念和范畴缺乏准确对应是比较法律分析中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这也是法律翻译工作者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
对法律术语的对应关系，不同学者都曾进行过分类：
沙尔切维奇(Sarcevic)从功能主义视角将法律术语的对应关系分为：接近对等、部分对等和不对等三类。
宋雷从应用语言文化学角度，通过对词语文化语义层次的分析，将法律词语空缺分为“绝对空缺”和“相对空缺”两种。所谓“绝对词语空缺”是指在概念意义及语法意义层次上无对应词项的情况，即在译入语国家的法律文化中根本没有被译词项所表达的概念或事物。“相对词语空缺”有两种情况。首先，尽管在译入语国家的法律语言中没有与被译语相对应的词语，但该国却存在与外语词语所表达概念相同或相似的司法行为或现象。第二种情况指的是“非完全对应词语”，即那些概念意义及语法意义相近，但内涵意义却不对应或基本不对应的词语。
林巍从比较法律文化学视角，将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对应关系概括为三种：即“零对应”“间接对应”和“重叠对应”，而中西法律文化的对应关系主要是体现在法律术语上。
马莉将汉英两种语言中法律名词的对象意义和概念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分为如下四种情形：完全对应、非完全对应、完全不对应和对应意义的词汇空缺。
上述划分的分类基础各不相同，因此既有共性，又相互差异。共性在于，都指出了法律术语存在零对等词现象；差异在于，表述方式、分类层次和分类细节有所不同。
笔者在沙尔切维奇的分类基础上，将法律术语间的对应关系概括为四类：一类是“零对等词”，即源语法律术语在目的语法律体系中完全找不到对等词；第二类是“部分对等词”，即源语法律术语与目的语对应术语的词义是交叉或包含关系；第三类是“伪对等词”，即源语法律术语与目的语对应术语的概念意义和语法意义相近，但内涵意义却相去甚远；第四类是“接近对等词”，即源语法律术语与目的语对应术语的词义等同或基本等同。
一般说来，法律翻译的难易主要取决于两个法系之间关系的亲疏，而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的亲疏则是第二位的。根据法律翻译中源语言和目标语言法系关系的亲疏，法律翻译一般可分为不同法系间的法律翻译和同一法系内的法律翻译两种情况。建立在大陆法系基础之上的中华法系和英美法系间的法律翻译属于跨法系的法律翻译，与同一法系内的法律翻译相比难度更大。
二 英汉法律术语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法律术语的词语空缺导致英汉法律术语翻译中出现种种问题。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能只注意到该术语的某个含义，忽略了其他含义，或者只注意到其常用含义，而忽略了其在特殊语境下的特殊含义，或者是在选择用词时把握不准而造成误译。尽管如今法律翻译“除少数几个推行双语立法、不同文本的法律具有相同法律效力的国家或地区外，绝大部分国家的法律译本都只具有高度的参考价值(如中国官方公布的法律译本)”，但如不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就可能导致对法律源文本造成误解，酿成国际纠纷，甚至引发战争。笔者在此将英汉法律术语翻译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类：
1.望文生义造成的误译
由于英汉法律术语间存在词语空缺，如果译者不具有丰富的源语和目的语法律知识，不能正确地理解法律源文的文化背景，没有真正地理解该法律
术语的内涵，就很可能由于望文生义而造成误译。
例如，associate justice常被误译作“副法官”，其根据很可能是从associate professor译为“副教授”类推出来。还有人把它译成“助理大法官”或者是“陪审大法官”，这些译法其实都是望文生义。那么associate justice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以下法律词典中找到答案：
Baldwins Century Edition of Bouvier's Law Dic-tionary: ASSOCIATE.
An officer. The term is fre-quently used of the judges of appellate courts, otherthan the presiding judge or chief justice.
The Oxford Companion of Law ( Oxford 1980 ):ASSOCIATE JUSTICES. The name given in the Fed-eral and many of the state courts of the U.S. to thejudges other than the chief justice.
从以上界定可以看出，其实associate justice和justice同义，就是大法官，和chief justice(首法官)相对应，是不担任院长或审判长的大法官。
又如，reasonable person或reasonable man，有的英汉法律词典译成“通情达理的人”，这是按其普通含义译的，在法律文件中这样译就不合适了。在法律文件中reasonable person或reasonable man应该译为“普通正常人”，也就是说不是精神失常的人，那么这一词语的准确翻译就需要对法律知识和法律术语很熟悉。再如，remedy，有些英汉法律词典翻译为“治疗、疗法、医药”，这是按照它的普通词义的翻译，而没有反映出它的法律含义。它在法律文件中的含义是指法律规定的执行、保护、恢复权利的方法，或补救权利所受侵害的方法，应当译“补救方法”或“补救”。
2.“伪对等词”造成的误译
有时，源语和目的语法律术语中存在一些“伪对等词”。如果译者对这些法律术语的文化内涵认识不足，对它们的义项区别缺乏了解，而一味地追求语义功能的对等，就可能会上“伪对等词”的当。
如final judgment就是一典型范例。迄今为止，几乎所有词典都将其译为“终审判决”。事实上，在普通法中，final judgment是指法官对案件实体进行审理后所做的终结性判决(与“诉讼中期判决”，即interlocutory decision相对)。此种判决不一定是生效判决，因为当事人可就final judgment进行上诉。也就是说，此处的final所指的不是整个诉讼的彻底终结，而是指案件在初审级别上的审判终结。此外，当事人就final judgment的上诉是一种权利上诉，上诉法院不得无故拒绝受理。而“终审判决”是终审法院所作的判决，一经宣告即成为发生法律效力的生效宣判，当事人不得再行上诉。因此，尽管外表“近似”，但final judgment却绝对不是“终审判决”，可根据其内涵将其译为“最终判决”。而“终审判决”对应的英文翻译应该是judgment ofthe court of last resort或judgment 0f last resort。
3.一词多译或多词一译
在法律翻译中，尽管已有学者提出法律文字翻译要恪守“译名同一律”，但到目前为止，我国法律术语翻译尚未建立起统一的标准，因此，一词多译或多词一译现象仍很普遍。
举例来说，client是个最常用的法律术语。国内许多英汉法律词典的翻译是“当事人”(《英汉法律词汇》，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客户”(《简明英汉法律词典》，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当事人；顾客”(《英汉汉英法律词汇》，法律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当事人(旧译：事主)；(诉讼)委托人；顾客”(《英汉法律词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其实，将client译为“当事人”并不贴切，因为“client”在法律用语中并不一般指“当事人”。如“契约当事人”就不是“contrac―ting client”而是“contracting parties”。国内某些涉外律师近年来受了海外华人律师用语的影响而追随效法，有的称“client”为“客户，顾主”。这个译名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海外律师业商业化的倾向，但在国内似乎不妥。
Law Dictionary对该术语下的定义是：client，aperson who employs an attorney t0 appear in court.give advice.craft a written instrument 0r do any otherthing which constitutes the practice of law。所以，“client”的正确翻译是“律师的当事人(或委托人)”。
再如，murder、manslaughter和homicide这三个词通常都可译作“杀人”，其实它们三者有很大区别。murder指“故意杀人”，即“谋杀”，专指“有预谋的蓄意谋杀”(premeditated and deliberate mur.der)，常可按情节分为一级和二级等多种等级的谋杀。manslaughter指“过失杀人”或“误杀”，着重于没有预谋的杀人，它分为无故意非预谋杀人罪(in.voluntary manslaughter)和非预谋但故意杀人罪(voluntary manslaughter)。manslaughter是一种犯罪，不能将其译为“过失杀人”，而应译成“防卫过当致人死亡罪”。homicide是一个正式的法律术语，指一个人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或促使他人的死亡，并非就道德或法律判定该行为一定为犯罪或有过错。所以homicide泛指所有的杀人，既包括意外的过失杀人，也包括故意杀人。在刑法上他杀可分为无罪他杀(1awful homicide)和有罪他杀(felonious homicide)两种。
4.超额翻译或欠额翻译
在法律翻译中，如果对源语法律术语理解不透彻，或翻译时没有表达出该法律术语的文化内涵，或忽略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就可能造成超额翻译或欠额翻译。
例如，国内译界通常将“common law”译为“普通法”，这似乎已经约定俗成。但有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译为“普通法”不够确切。如诚先生认为，“common law”不能译为“普通法”，而应译为
“共同法”或“普遍法”。此外，“common law”乃一词多义，故“共同法”(或“普遍法”)仅其一个概括的含义而已。它还有其他含义：同equity对称时译为“非衡平法”；同statute对称时译为“非制定法、案例法、习惯法”；同written law对称时译为“英旧时的不成文法”；同Roman law或civil law对称时译为“英美法”；同canon law或ecclesiastic law对称时译为“英国世俗法”；同非英美法系各国的特别法对称时译为“普通法”。笔者认为，这属于超额翻译。经过反复论证，赵德玉教授对诚先生根据上下文对“common law”的不同译法进行了反驳，他指出：就common law而言，它与不同的概念对称时，所谓“所指不同”其实只不过是因其“参照物”不同而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其不同侧面的特征而已，并非实质意义上的不同，除“普通法”以外，其他几个译名都可以看成是“common law”的属概念，其所指包括并超过了“common law”的所指，因此其汉语译名最好统一确定为“普通法”。
《牛津法律大辞典》(The Oxford Companion ofLaw)因将Riot Act译为《暴乱法》而遭人指责，原因就在于译者忽视了东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而造成了欠额翻译。在制定禁止或防范某些犯罪或不法行为的法律时，我们习惯在其名称中加上“防止”“反”“惩治”“罪”等字眼。相比较，有些英文法规名称便没有使用对应的诸如counter、against、anti－、prevention、prohibition等单词。了解此种差异的人在英译汉时会作增字处理，如将Riot Act译为《暴乱罪法》或《反暴乱法》，否则便会犯《牛津法律大辞典》(汉译本)的错误。令人遗憾的是，类似错误还绝非《牛津法律大辞典》一家独有，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将Theft Act译为《盗窃法》；《英汉商业大辞典》将Unfair Trade Act译为《非公平贸易法》；《英汉法律词典》将Alien and Sedition Law译为《外侨和谋叛法》，等等。
5.不符合目的语表达习惯的生硬直译
在翻译法律术语时，有时译者往往忽略了读者的接受能力，直接从字面翻译术语，以至于这些术语不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从而使读者无法理解和接受。
例如，我国在翻译“offering for sale”时，有多种意见，有的建议翻译成“提供销售”；有的建议翻译成“为销售而提供”；还有的建议翻译成“要约销售”“销售建议”“销售表示、预备销售”等等。如果按字面直接翻译过来，要么含义不明，要么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因而采用意译可能更好。在意译的几种表述中，我国立法最后采用了“许诺销售”这一表述。
因此，当出现法律语词空缺时，译者应该在对源语中语词的含义做出准确的理解后将其翻译为与目的语中现有法律术语不同的中性词，以避免发生混淆。在这个过程中，译者要发挥自我的主观意识，力求翻译出源语中术语的含义，同时还要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和不致混淆的宗旨。
上述问题在英汉法律术语翻译中十分普遍，影响了目的语读者对源文本的理解和把握，甚至造成了国际纠纷。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翻译的主体――译者的角度人手。
三 译者主体性在英汉
法律术语翻译中的发挥
1.译者在法律翻译中的地位
传统意义上，翻译一直被视为语码转换过程。翻译的首要目的是保留原文意义。译者通常被认为处于从属地位，甚至是隐形的。法律翻译也是一样，译者传统上只是扮演文本创造者和读者的中间人角色。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不再被看作是语码转换过程，而是一种交际行为。译者地位也发生了巨大转变，由过去的从属地位，中间人角色，变成了翻译的主体。对于译者的主体性问题，“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在翻译这个以人的思考和创作为中心的艺术活动中，最不应该忽视的恰恰就是对这个活动的主体――译者的研究和重视”，“无论是对原文的阅读理解，还是对原文的阐释和表达，译者始终起着最为主要的作用……翻译者的主观因素，其个性、气质、心理禀赋、知识面、语言应用能力，乃至译者的立场、道德因素，无不对翻译活动起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在法律翻译中同样如此。著名比较法学家康斯坦丁内斯科(Constantinesco)在1974年将法律翻译定义为包含法律转换和语际转换的双重操作，“法律翻译不再被视为语码转换过程，而是一种法律机制下的交际行为”。由此，“译者成功地将他在这一交际过程中的被动地位转换为主动地位，最后成为拥有新的权利和责任的文本创造者”。这样，在法律翻译中，译者被赋予了核心地位，成为翻译的主体。
尽管法律翻译与其他翻译不同，更强调严谨性和法律功能的对等，译者的主体性受到很大制约，但是，法律也有其边缘地带，比如英汉法律术语翻译中没有确切对等词。这时译者应该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法律规约允许的范围，找出某个英语法律术语的最佳汉语翻译。“法律翻译工作者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要能够为术语不对应作出补偿。”_“由此看来，法律翻译又是一个创新过程，是一个囿于法律、语言、文化等因素构成的框架内的积极而有限制的创新过程。”
2.空缺法律词语的翻译策略
马莉认为：
法律词汇的翻译的目标是确定等价术语。对于存在词汇空缺的英语法律术语的翻译，我们必须谨慎从事：一是要符合汉语词语结构规律和我国人们的用语习惯；二是要保证源术语在汉语中具有相等或相似的法律功能。
沙尔切维奇提出了“词义扩充”“描述性释义与定义”等方法，对仅“部分对等”的功能对等词进行补偿。另外，如果使用功能对等词会导致误解或不同结果，或者无功能对等词时，她还提出使用“替代性对等词”，如“中性术语”“借词”“字面对等词”以及“创造新词”等方法来消除这些问题。
宋雷采用了在传统的方法论基础上归纳的三种方法：
1)不译。包括原文照抄和音译。在法律翻译中原文照抄方法一般只限于专有名词以及案例名称等少数情况，如WTO(世贸组织)，NGO(非官方组织)，UCC(《美国统一商法典》)，以及Brown v.State(布朗诉州政府一案)等。相比之下，音译比不译的概率要高。如汉语的“政法”，有人建议把它按读音译成zheng fa，期望将其作为我国独有的词语直接向外国人推出。
2)生造。其包括两种方式：
a.意译生造。如术语peremptory day被翻译成“绝对审理日”；peremptory challenge被翻译成“无因回避”。又如刑法术语entrapment被译成“官诱民犯”，division被翻译成“控路转换”，以及insanitydefense被译成“精神异常之辩护”等。
b.直译生造。如将access to justice按字面含义硬译成“走进正义”；又如拉丁文am icus curiae被我国一些法学人士按其英文字面含义friend ofthe court译为“法庭之友”等。但要注意的是，必须避免译文与文化习俗或法律规定产生矛盾。
3)意译。如将pyramid scheme译为“传销”。
这些翻译策略的灵活运用，就需要法律翻译工作者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针对具体的法律术语采取具体的翻译方法和策略。
3.法律翻译工作者应具备的素养
法律翻译和其他翻译一样，也是交际行为。但法律翻译与一般翻译不同的是：它不仅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cross cultural and cross linguistic)的交际行为，也是一种跨法律体系(cross legal system)的交际行为。而英汉法律翻译不仅是一种跨法律体系的法律翻译，更是跨法系的法律翻译。“在这种跨法系交际中，我们不仅要在语言文字层操作，更重要的是对语言表象背后的没有用文字表述出来的法律文化和法律规约要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在法律翻译中，译者不再是被动的中间人，而成为“文化操作者”。
就译员在法律翻译中的作用来看，法律翻译也是一种决策过程。这一过程中的决策者是译员，译员所承担的是源语作者所授予的权威。在翻译过程中，译员负责对源语文本进行正确的理解、解释，随之进行转换、传达，译员决定词语应该对译文读者产生何种效果。法律译员在其他方面也有全权决策的责任，如：对法律精神的传达，对法律原则的坚持和修改，对语言的转换和调整等。总之，为了达到交际的目的，译员在翻译过程中从事着随时随地、不间断的决策活动。
而要进行准确决策，法律译员必须具备较高的素养。译员不仅要熟练掌握和运用语言，而且要精通法学，对所涉及的法学领域有一定的研究，对相关的学科有广泛了解。法律译员不可能是法律行业的全才，但应该是相关法律领域的行家甚至专家。除了法律专业知识外，法律译员也必须具备很强的翻译能力。翻译能力的基本核心是语言能力，此外还有智力、心理素质、生理素质等。
“法律翻译同时涉足三个领域，即法律学界、语言学界和翻译界。”因此，理想中的法律翻译工作者应该：1)是精通源语和目的语两种法律语言的语言学家；2)是精通法学的法学家；3)是通晓源语和目的语两国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的比较法学家；4)是精通翻译理论的译学家；5)能够用翻译理论指导实践，具有很强的翻译能力；6)具有很强的责任心、使命感和渊博的知识。
与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相比，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法律保护规范具有以下特征。
（一）文化的“动态交流”决定了规范的协同性“线性文化遗产”的一大特征就是强调文化的持续交流和融合共进，而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更突出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和对话，进而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包括了地理上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连接，也包括文化上关联和认同。这就要求在规范设定中，有必要为不同国家、组织、群体构建统一的平台，并在共同认可的法律逻辑框架下加强参与者之间的联系，进而促进合作方之间的信任，即立足于建立各个不同国家政府间以及部门间的协同性保障机制，为其后应对可能出现的诸如开发利用规划、管理组织架构、合作方的配合等方面的挑战构筑法律支撑。
（二）权属的多重性和排他性决定了规范的系统性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权属的多重性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由于各线路段的所属国不同可能带来的国家问题；第二，某一国内各遗产所有权主体的不同。由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途经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基于线路的链接而形成某一统一的“文化地域”。对于各路段的所属国而言，文化遗产权属关系首先必定涉及国家问题而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但同时“线性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文化地域性”特征又要求保护工作的开展适度摆脱或在一定程度上牺牲部分的国家利益以维护遗产价值的完整，想要解决这一矛盾，就需要建立有效的国际法律体系，这一观点也得到国外专家学者的认同［4］，对规范的系统性要求极高，主要是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对接、法律规范和配套措施的匹配等。而第二层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各国国内立法予以解决。
（三）价值的多样性决定规范利益分配的突出地位不同于其他类型文化遗产的价值多元化特征，跨国“线性文化遗产”在促进以多边合作为基础的地域性利益方面具有显著的、不可替代的价值，而且这个价值体系突破了文化遗产价值本身而具有极强的延展性和带动效应。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所具有的促进不同文明之间交流、融合、和谐发展的功能可以起到加强不同民族传统、宗教等文化认同的作用，而文化的认同可以减少民族矛盾，增进民族了解，降低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进而维护区域特别是周边地区稳定，促进地区和平的作用，这种政治价值在当今世界备受推崇。同时，通过对遗产价值的开发和利用，有助于多国开展经济合作，发展地区经济，以其为基础的平台搭建相较于单纯的经济合作更具柔韧度。因此，跨国“线性文化遗产”保护规范是一系列对文化遗产价值性利用予以认可的制度，要将相关多重利益的有效分配和促进纳入其中，建立规范化的均衡分配体制，以此推进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规范性原则
与其他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原则不同，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涉及不同的国家利益而使其具有独特的内涵，即必须在保护为先的基础上以各遗产所属国共有利益的最大化为主要目的予以设定。
（一）起源国主导原则所谓的“起源国主导原则”主要是指对于具有统一的文化根基，并依附于该根基，通过不同文明的演变、融合进而形成独特特征的文化形态，在其保护、发展、利用等过程中应当对文化发源地所在国在权利与义务的设定方面予以侧重原则。正如徐嵩龄在谈到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时所论述的：“这些遗产大多源自中国，其重心和主体也在中国，或者是由中国向外输出或者辐射而产生的，因此，中国应居于主导地位。”［5］不同于一国境内的“线性文化遗产”，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起源地即是文化产生的源头，即使该线路所涵盖的内容在途径不同所属国由于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形成多元的文化特点，但核心部分不会因此改变。确立起源国主导原则，在文化研究领域有利于发挥起源国的资源和知识优势，统一保护理论与实践；在利用层面，有利于各国统一规划，联合开展区域开发项目；在政治层面，有利于更好认识、改善各相关国的国家关系；在实践方面，有利于各所属国更为高效地开展保护工作。因此，该原则不但应当体现在世界遗产的申报过程中，还应当贯穿于其他相关国际事务中。具体到法律层面，“起源国主导原则”决定了在规范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当更充分地调动起源国的优势，明确其承担作为法律机制运作的协调者和主要执行者的地位，赋予其包括在管理机构的建立和运作、跨国保护工作的开展，文化遗产开发、利益的合理分配、国际责任的判断与承担等方面的权利。
（二）地区合作原则伴随着“文化遗产”作为全人类共有资源的公益性价值理论逐步获得认可，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几乎所有相关国际法律文件中都将“国际合作”作为一个重要部分予以阐释，其已经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之一。不同于传统的单纯以经济合作为主要目的的地区合作，以文化发展和认同为目的，进而带动经济发展，从而构建一体化地区合作机制的模式是一种值得探索的创新，而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为这种模式的建构提供了契机。在国际合作视角下，对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则更应当关注由文化线路跨越不同地理文化空间所形成的地域范畴，即以文化线路途经的各所属国为范围的、特定区域内的多边合作。这就要求在跨国文化遗产保护规范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强调遗产的线性、连续性，并不受遗产的地理、行政区域限制，倡导各国加强对本国（境）内线路的立法保护，同时就跨国线路部分进行立法合作，并强调公众参与”［6］。主要包括：第一，通过制定具有效力的国际法律文件，如条约、协议、协定的方式，形成统一的法律规范体系，并在该体系下构筑合作平台，帮助、实施涉及多国利益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开展；第二，各相关国———主要指文化线路的所属国，在制定具体的国内法律时相互协作，尽量达到统一，提高契合度；第三，线路所属国中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应当肩负更多的义务，并为其他国家提供援助，削弱文化认同的脆性，进而为合作行动的开展提供稳固的支撑。
（三）整体性原则从一般意义上讲，“整体性原则”可以适用于所有形态的文化遗产保护，但由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特征，需要予以特别强调。其一，从内部要素的构成上来讲，线性文化遗产更为复杂多样。《文化线路》将文化线路分为交通线路本身和基本衍生要素两类，基本衍生要素又分为有形遗产资源与非物质遗产要素。然而，由于CIIC（TheICOMOSIn－ternationalScientificCommitteeonCulturalroutes，即“文化线路科学委员会”）过度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引起了理解上的混淆，似乎文化线路是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混合的‘双遗产’”［7］，致使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受到威胁。为了避免给保护工作的开展带来困扰，2001年6月在西班牙潘普洛纳召开的CIIC国际会议上对文化线路中的无形遗产问题作了清楚解释，进一步强调“线性文化遗产”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其他遗产要素的相关性和一体性。其二，在外部要素上，“整体性”是判断文化线路真实存在重要标准，不同国家内的路段由于具备功能上的同一性、互补性，文化上的融合性而形成相互关联的统一整体，线路的整体价值大于其各部分价值之和。因此，基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多国属性以及文化遗产本身所包含的内部构成要素和外部价值要素，“整体性原则”要求各所属国有必要通过制度规范的方式建立在横向上具有多边性、在纵向上跨学科的联合保护组织，构筑整合协作的方法体系，设计阶段性战略规划以达到保护文化线路各组成要素价值的充分展现，同时杜绝由于所有权的多重性而进行简单的价值分割和利益分配的目的。
（四）可持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在文化遗产领域主要用于处理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在开发层面，ICOMOS在《文化线路》中承认：文化线路的使用可以被用来促进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发展。利益的取得成为推动跨国”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动力之一。以“丝绸之路”为例，2013年中国就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申遗成功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简称“一带一路”）规划很快被纳入议事议程。另外，据报道，甘肃省已经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20个旅游大景区［8］。在保护层面，由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涉及除本国外的其他线路段所属国，在资源利用方式上具有明显区域化特征，任何一国的破坏性开发都可能导致其他国家资源价值的丧失，因此，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它关系到各所属国如何保存和管理文化线路，以保证其构造和价值能够保存完好地传承给后代。基于此，按照《文化线路》的规定，“旅游活动的开展必须优先考虑当地社区的利益，禁止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或企业的垄断行为”［9］，各国在制定保护政策的过程中应尊重客观环境和规律，将遗产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坚决避免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导致的过度开发行为。同时，可持续发展原则还要求各国积极开展促进文化线路发展的活动，通过立法方式有效拓展遗产价值的广度和深度，并对保护政策不断审查和更新，以适应发展要求。
三、国际法框架内的基本制度设计
跨国“线性文化遗产”在国际法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涉及具有协调权能的、得到各遗产所属国认可的独立保护机构的建立；各所属国在国际合作层面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其应当承担的国家责任等。
（一）确立独立保护权利主体作为文化遗产的管理者以及法律的执行者，保护主体的确立对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而言尤为重要，它是保护方式得以确立，保护活动得以开展的基础。由于“线性文化遗产”在所有权属性方面存在多样性特征，在保护管理过程中会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调和利益相关者诉求的主要方式就是在统一的法律框架下，通过建立独立权利主体的方式，完善合作与参与机制。例如，“英国哈德良长城全长120公里，90％以上地段属于私人财产，这种产权和利益构成的复杂性为其保护与管理带来巨大挑战，为此，1996年成立哈德良长城世界遗产管理委员会，2006年成立哈德良遗产有限公司进行统筹管理”［10］。而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情况就更为复杂、多样，它的权属不仅涉及个人利益而且事关国家，统一权利主体的设置就更为关键。在国际法领域，基于共同利益以及目标的指导，有关各国通过创建与之相应“国际组织”，并赋予该组织特定的权力用于增进利益、分担义务、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是较为通行的方式。笔者认为这种方式也可以适用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建立具有多边合作性质的政府间合作组织（例如“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作为文化遗产的权利机关，赋予其为实现特定宗旨和履行其职责所必须的法律资格，负责保护工作的协调、开展。该组织具体的机构设置由相关国家签署的多边协议予以确定，包括委员会的组成，各国代表所占比例，下设执行机构的构成等。在委员会的职权方面，笔者认为至少应当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鼓励并监督各缔约国的保护活动；第二，就如何在国际合作层面保护“线性文化遗产”提出建议；第三，保护基金的管理和使用；第四，提供国际援助；第五，调解由于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和利用所产生的纠纷；第六，接受、审议和批准缔约国提交的可能引起整条文化线路价值改变的活动申请；第七，在特定条件下，允许该组织在缔约国内开展活动等。
（二）国际一级保护机制国际一级保护规范的设定主要用来明确各线路段所属国的国际义务，其基础建立在各所属国一致认可保护本国内的“线性文化遗产”不但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各自的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要符合其他相关国的利益，并愿意为此目的在多边、地区各级开展保护工作。在此基础上，结合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特点，规范的内容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定期单独、合作开展文化遗产各路段以及整体范围内的普查工作，并编辑、更新、公布有关结果；第二，合作制定保护线性文化遗产措施，联合开展特定项目和活动，并及时实施、开展；第三，合作编制文化遗产保护开发规划，为各国合理、合法利用他国境内的文化遗产，整合资源，促进利益最大化提供依据；第四，应对机制的建立，确定国际援助申请的程序、内容，确保能够适时开展国际援助活动。
（三）国家责任的承担从1954年的《海牙公约》到1972年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再到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蓄意破坏文化遗产问题的宣言》，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律文献中，两个基本观点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同，即其一，承认文化遗产在价值上具有公益性，在文化遗产之中蕴含着某种一般性的文化资源，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为全人类共同所有；其二，任何国家、政府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应当承担与之对应的国际法上的责任。《蓄意破坏文化遗产问题的宣言》明确指出：“蓄意破坏对人类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遗产，或故意不采取适当措施禁止、防止、制止和惩罚一切蓄意破坏行为的国家，不论该遗产是否列入教科文组织或其他国际组织的保护名录，均应在国际法规定的范围内对该破坏行为承担责任。”［11］“保护文化遗产便成为一项国际法上的义务，当违反这一义务时，违反者便应承担国际法上的责任”［12］。关于责任的性质和内容，国际环境法中包含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国际环境法律责任可以与之对应，是指“污染或损害在科学、历史、文化、教育、美学、旅游、保健等方面具有特殊价值，并受到法律特殊保护的各种天然的和经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13］。该类法律责任主要针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国家公园、人文遗迹（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石窟和石刻，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等）等领域，实质上就是破坏文化遗产行为所应当承担的国家责任。跨国“线性文化遗产”在所有类型的文化遗产中能够最直接展示国际特性，而且某一国内路段的毁损都可能会造成其他相关国所有遗产价值的丧失，这决定了强调各所属国承担国家责任的重要性。因此，在相关的保护立法中有必要明确：第一，文化线路途经国政府的蓄意破坏行为或不作为行为致使遗产本身遭受损害的，必须对受害国予以赔偿，或采取例如终止不法行为、继续履行、保证不重犯等其他其追究其国家责任方式；第二，通过国际法律文件赋予特定主体以合法手段制止违反强行法义务的行为发生以及追究其国家责任的权力。
四、国内“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的完善与契合
现阶段，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在体系上采取的是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在国家立法层面，最重要的是《文物保护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两部专业性法律以及其他法律规范，在地方层面主要是各地方政府结合地区文化遗产特色所制定的相关规定。但是，现有法律体系中恰恰缺乏专门针对“线性文化遗产”这一特殊类型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规范。除此之外，在国际立法合作方面，有关的制度更是匮乏，亟待补充完善。
（一）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其一，在宏观层面，我国在文化遗产的分类方法和标准方面由于缺乏《文化遗产法》而一直无法统一。考古工作者、文物保护部门、文化遗产研究理论界以及立法部门都有自己的文化遗产分类标准。例如：我国的文物保护部门在历次全国重点文物普查过程中对文化遗产的分类大多侧重于功能性需要，分类较为细致，古建筑物、遗址、历史文化街区等都作为单独的一类，并对各大类中的具体实物进行了进一步的列举，这种分类方式比较符合国际惯例，也较为清晰全面；而我国的《文物保护法》则采取了不同分类方式，它以简单的描述代替概念，分类的层次感不强，各类别间存在交叉的情况，缺乏对文化遗产各表现形式准确的法律定义。这就造成一些新型的文化遗产无法在其中找到与之对应的类别。如“线性文化遗产”，“我国既未加入CIIC组织，在相关法律法规中也未涉及这类遗产资源”［6］。所以笔者认为，首先应当通过修订《文物保护法》的方式将“线性文化遗产”纳入保护范畴，明确“线性文化遗产”的定义、特征、形态以及保护方式，针对具有特殊性的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突出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作用。其二，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框架方面，尝试采用一般法和专门法相结合的模式，即针对特定的遗产种类进行单独规则设计，可以参照我国已经制定并实施的《长城保护条例》《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等拟定《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规范本身应当强调可操作性、原则性与授权性规范相结合，要体现整体保护、国际合作的思路。由于“线性文化遗产”途经的多个地区，如何协调区域矛盾，建立有效的联动机制，同样是国内立法考量的重点。笔者认为，在国内遗产区域立法合作方面可参考美国《2012国家遗产区域法案》中涉及的遗产评定标准、可行性研究的规划、管理计划的制订、评估、各相关部门的职责等［4］。在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关系方面，可以考虑通过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法》与《文物保护法》形成互补式格局，满足日益丰富的文化遗产种类的增加的需要，同时，鼓励线路途经的各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规以及其他配套措施对辖区内的“线性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关键词：法律英语文本；法律文本语境；语义；法律转向
语言的使用离不开环境。离开了环境的语言就好像无本之木。语境对于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十分重要。反过来，对于理解语言，探究语义，语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坐标尺。人们总是通过语境学习掌握语言，并在一定语境中使用语言。中国入世以来，越来越多的法律英语文本进入了国人的视野。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法律英语文本的翻译和理解困难重重。究其根本，是没有注意法律英语文本语境下语义的法律转向。
语言学中，人们按照语言或他们使用的语言分为不同的团体。语言社团是其中的成员都认为讲同一个语言的团体。(胡壮麟等，2005)法律英语是特定范围内使用的，有着区别于其它社团语言的一种英语，是英语的一种社会变体。它是民族共同语在长期的法律科学和法律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服务于一切法律活动，而且具有法律专业特色的一种社会方言。(程汝康，熊德米，2004)其特点为准确，规范，得体。精练，流畅。Crystal和Dave(1969)对法律文本的结构和组织进行了分析总结，他们认为：1，法律语言是工具性语言；2，法律文件具有不同于其它类文本的特征；3，法律英语具有明确的特点；4，法律语言使用了日常英语不采用的语义原则。(杜金榜，2006)法律语言的这些特点说明了研究法律英语语义不同于研究一般的日常用语，在法律语境中使用的语言由于语境的影响，语义就不再完全等同于日常会话的语义。
一、语境
(一)语境的界定
任何符号系统的存在都是隐性的，它仅仅作为一种描写的可能而存在：唯有描写行为和认识行为才能使其具有显性。因此，符号系统与描写互为先设。(格雷马斯，2004)，语言和意义互为先设，同样，语境的存在也是隐性的，也即语境和语义互为先设。讨论语义在法律文本语境下的法律转向前，第一步必须明确当下的语境是什么。
韩礼德在20世纪80年代(Halliday，1964)探讨了最初的语境模型。分别从“范围”(field)，“方式”(mode)和“基调”(tenor)这三个变量分析了这一语境模型。(胡壮麟等，2005)按照他的观点，语言系统被分为语义层、词汇语法层和语音层三个层次。相邻层次间的体现关系(realization)是自然的(natural)，语境层与语义层间的关系犹如罗网，一方面，语境通过语义的表达具体化。实体化(instantiation)，另一方面，语义在语境中明确化，特定化，二者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构建起一个表意的空间，实现语言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1965年后，美国社会学家费斯曼也提出了他对语域的不同看法：认为语域是受共同行为规则制约的社会情景。包括时间，地点和身份。另一位社会学家海姆斯指出人能够说出适应语境的话语，即人具有交际能力，并把语境定义为话语的形式和内容，背景。参与者，目的，音调，交际工具，风格和相互作用的规范。(Halliday & Hason，2001)
由于研究角度不同，对语境的定义也不尽相同。对法律文本的语境而言，实际就是指影响法律文本生成以及人们解读法律文本时各种因素的总和。
(二)语境的分类
Malinowski(1923)最早对语境做了“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的二维划分。后来，以Firth为代表，语境又分为语言因素的上下文和非语言因素构成的情景语境两部分。(曾方本，2004)May(2001)提出了动态语境的概念，指出语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场景，以便交流过程中的参与者互动。并使交流中的语言得以识别。王建华按照普遍性、层次性和简明性三个语境分类原则。把语境分为了言外语境——包括认知背景和社会文化。言伴语境一包括伴随语境和现场语境，和言内语境——包括语篇语境和句际语境。(张德禄，刘汝山，2003)心理语言学家也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认知语境，即客观世界在人大脑中概括化、抽象化、系统化的结果。(周国辉，2005)从上面的各种分类中。可以看到虽然研究者不同维度对语境做了层次分明的解读。但不外乎都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宏观层面主要是历史的、文化的语境。在法律文本中，则体现为一国的法律渊源，法律文化。法律发达史。法律英语文本的宏观层面的语境。就是特定的英美法国家的法律渊源，法律文化，法律发达史。微观层面是指使用语言的具体时间地点，和特定的对象，主题以及临时性的个体，以及个体的心理状态。这一层面的语境在法律文本中表现为：某一法律文本生成或使用的时间，地点，场合(公司函件或法庭公文)，和法律文本的主题(民事案件的答辩状或刑事案件的公诉书)，以及临时性的法律文本的主体(一份遗嘱或一份婚前财产公证书)。
二、语义
(一)语言的多义性
语言中的字词是有限的，而世界是无限的。我们无法也不可能构建一个和这个无限世界——对应的符号系统，相反，通过词语的组合、重构，有限的字词已能完全表达言语者想要表达的这个世界及其发展变化。字词的组合、重构使语言在根源上产生了新的意义，使用中的语言的意义也随言语者的意愿发生变化，以达到言语者交际的目的。
语言的多义性说明在不同语境和不同文本下，同样的字词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Grice进一步指出明不(what is said)和暗含(what is implied)也存在差别。后格莱斯时代的学者虽对他的这一理念提出了质疑(Jaszezolt，2004)，但语言的多义性给我们提供一种解释的可能，虽然它也常常误导我们做出错误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探讨法律英语文本语境下语义的法律转向的原因之一。
语言的多义性在文学文本表现明显。比如：dog一词，在下列各句中意思差别明显：
You dirty dog!你这个无耻的小人!
It is raining cats and dogs，天下着倾盆大雨。
在法律文本中，语言也具有多义性。比如：
[关键词]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中华法系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119-01
一、传统法律文化之法系
在初民社会，各个族群在适应自然与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人类学家往往用“文化”或“文化模式”来称谓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文化”的要素之一，与宗教、道德以及习俗等秩序规范相互交叠，几乎融为一体。人类进入有国家的社会以后，族群之法被整合起来，形成了国家之法。然而国家的形态多种多样，法律也千差万别。伴着各国交往频繁和深入，出于自愿、强制或其它原因，开始借鉴或移植对方的法律。随着历史进步，一些国家的法律产生了全球性影响，并在世界的法律格局中形成了“法律家族”。这种家族式的法律至少包含两个国家的法律体制，这些法律体制具有某种亲缘或地缘关系，在内容或形式上存在相近之处。比较法学将此现象称之为“法系”。
二、传统法律文化的法系渊源
（一）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可追溯到罗马法，其中包含了基督教和日耳曼的某些因素。它内在体现了理性主义的精神和理想主义的追求，外在表现为成文法典化的形式，并重在事先以明确的规则确定人们的权利，具有“权利法”之称。在诉讼程序上，大陆法受到教会法纠问式程序的影响，表现出职权主义的特征，法官扮演积极的角色。在大陆法的发展进程中，法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法学家法”之称。大陆法系的核心国家集中在欧洲大陆，国家主要是拉丁美洲和亚洲、非洲的一些国家。自清末变法以来，中国的法律也深受大陆法的影响。
（二）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起源于英国。随着英国的对外殖民扩张，英国法被移植到世界各地。英美法系的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主要表现形式是判例法，即法官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判例形成的法律规则。这种法律以解决纠纷为主旨，注重事后救济，有“救济法”之称。由于法官在法律发展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英美法也有“法官法”之称。英美法系的特色在于法官在法律的创制活动中表现得非常积极，但在诉讼环节中却异常消极，扮演“仲裁人”的角色。这种诉讼程序称为对抗制诉讼。英美法系的国家以英国为摇篮，以英国和美国为核心，以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作为骨干，影响范围波及全球各地。
（三）中华法系
中国古代法对东亚诸国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古代法是一个集天理、国法和人情为一体的复杂法律系统。中华法系包含了法家的智慧，但自汉代以来，主要体现了儒家的思想，注重道德教化。中国古代重视成文法传统，法典编纂的水平有相当的造诣。中国古代法与大陆法重视民法的传统相比，重刑轻民；与英美法相对独立的司法程序正义相比，更加注重实体正义。但中华法系作为中国唯一本土化的法律文化体系，其生命力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才是。
三、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解读
如何对传统进行现代解读，应采取以下几点策略：
（一）秉承“礼法合一”和“天人合一”的中国法观念的自然追求
入礼于法，天道观念，这是中华法系别于其它法系的标志性特征，也成了中国独特的法观念，这一点恰好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在内在机理上有惊人相似。通过呼唤心灵以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虽然有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在未来的法律发展道路上秉承这一点将非常有价值。
（二）努力开创法典化编纂与判例法适用的有机结合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以成文法见长，法典编纂技艺高超，却存在诸多缺陷，如能吸收判例法的功能，这些缺陷将会得到弥补。因此，法典化编纂与判例法适用的有机结合将有助于完善制度和公正司法。
（三）建立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互为依赖和补充的法律制度
中国的法律传统由于司法行政化有浓厚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作风，不过此处所讲的程序与古代的典礼制度中的程序不是同一内涵，更加侧重于审判案子时的公正性。在这方面中国是有缺陷的。因此，在注重审案的效率之时也应该兼顾程序的正当性，探索着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以增强司法的公信力。
（四）构建法律信仰与守法信念相得益彰的法律文化
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我国的法治文化是一种以“正义”为价值取向，以西方法治文化为范式、以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为根基的基础上生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党领导下的以人民民主为内涵的法治文化，在价值观念上，体现主体平等观、诚实信用观和法律至上观；在意识观念上，体现自由、平等和人权，概括地说，也就是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众的普遍信仰。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现代与传统相互制约，相互交融、相互补充、与时俱进的法治文化，与它相适应的社会是法理社会。它在显型结构层面上表现为：良好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完善的法律组织和法律设施、严格的执法和司法程序；在隐型结构层面上主要表现为与显型法治文化相适应的社会成员的知法、守法、信法、护法、用法心理，较强的民主意识、正义观念和权利义务观念，法律的权威至上观念，依法办事的精神和法治的思想等，是一种内容有机构成、结构和谐统一的法治文化，概括地说，就是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众的普遍信仰。
由于我国的法治文化是在传统文化中生成的，在现阶段，不可避免地带有礼俗文化的印迹，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还大量存在着权大于法、人大于法、以言代法、知法犯法的现象，法律的权威受到很大的挑战；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法律还不完善，以及人们的法律素养的不足等主观因素的制约，导致法律的权威性受到挑战，客观法律还没有被普遍信仰。表现在生活中，人们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往往想不到通过法律途径去予以解决，或者是诉讼过程中，更多关心的是律师与法官的关系，而不是证据。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选择，与法理社会不相适应，法律的权威得不到体现，法治的价值得不到实现，与建设法治社会还有很长的距离。
卢梭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因此，要实现依法治理，关键要培养公民的法治理念，法治心理和法治习惯，要崇尚法律、信仰法律，树立法律的权威，在全社会形成法治风尚，法律才能找到自己的根。现结合玉环实际，就玉环的法治文化建设作一点粗浅思考：
其一，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应是规范司法、执法人员的依法执行公务
我国目前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法律自身所具有的公平、正义和对人类的关爱精神，必须通过有效的实施予以实现。司法、执法人员作为法律的执行者，不仅应当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更重要的要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依法办案、公正执法，严格按法律程序办案，不办人情案、关系案，才能真正实现“正义”。要通过严格执行办案责任制、过错办案责任追究制、落实各项监督机制等途径，规范司法、执法人员按法律、按程序合法合理执行公务。
第二，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应是培养领导干部、公务员依法履行职责
国家权力的根源在于公民的权力，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行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公务员受人民的委托，享有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在性质上是一种责任，其履行行政职权必须以职责为本位，规范与约束权力、保障和发展权利，力戒隐性的法外特权，在法治建设中率先垂范，严格按规章办事，按制度办事，依法履职、依法管理，只有如此，才能得到群众的信服。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不仅要带头学法、带头守法，还要依法决策、依法管理，通过重大决策法律咨询制度、法律顾问制度、决策听证制度等等，养成从法律角度思考问题，依靠法律解决问题，按照法律处理问题的习惯。
其三，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必要环节应是引导公民积极参加法治实践
人民群众参与民主活动，是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体现，也是老百姓直接感受民利、实现自身政治需求的有效途径。必须建立深入了解民情、充分体现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制度，建立听证、协商、沟通等保证公民平等参与行政行为的各项制度，从而保障制度建设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提高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当前，在全县推出的“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活动，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等程序，使村（居）民通过基层民主实践，实现管理的目的。今后，应多引导公民参与到以这种载体实现民主的实践中来，感受民主政法和社会法治，真正体现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
其四，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应是开展公民的法制宣传教育
法制宣传教育是民主法制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从“一五”普法到“四五”普法，我国二十年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先后经历了普及常识、重点教育、观念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公民法律意识的觉醒。法治建设必须观念先行，必须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应创新角度，以科学发展观作指导，运用现代科技的作用，创新载体、创新方法，通过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群众喜闻乐见的方法，比如法制网络、法制刊物、法制影视等，针对不同对象分类施教，通过法律进机关、法律进学校，在全县营造崇尚法治的风气，法律进企业、法律进村居（社区）等，大力倡导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认识。近年来，我县提出“弘扬法治文化，打造法治玉环”的普法目标，就是一种法治文化的宣传、法治文化氛围的培育。
作为民主法制建设基础性工程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如何适应当今社会发展，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知法、懂法、守法、护法”新型公民，这是摆在我们广大普法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回忆过去20多年的普法，对广大公民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无疑取得明显成效，但从现实和长远角度来看，还有很多不相适应的地方。表现在确立工作思
路上，“一个调”，科学性不够;在制定工作目标上，“一般高”，讲远近不够;在宣传教育对象上，“一锅煮”，分彼此不够;在宣传教育活动上，“一阵风”，抓经常不够;在宣传教育方法上，“一副样”，出生动不够;在宣传教育推进上，“一家忙”，搞合力不够。这些问题，既是我们现实工作的薄弱环节，也是我们今后工作改进和创新的着力点。因此，仅就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实践，笔者认为，必须在精心打造好普法“1234”工程上狠下功夫，使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一、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必须要做到“一个确立”。就是要确立理念创新的科学工作思路。思路决定出路，确立一个创新的、科学的工作思路，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指导实际工作的灵魂。从1986年至今，县普法经历了“一五”探索、“二五”实践、“三五”重在建设、“四五”依法治理、“六五”全面建设法治县五个阶段，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不断深化和发展，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坚持不断创新的科学工作思路。“六五”普法初期，根据普法依法治理的形势和任务，我们县提出了“条块结合、齐抓共管;典型引路，分类指导;拓宽渠道，活化形式;普治并举，整体推进。”的工作思路。实践证明，这条思路是科学的、可行的。
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必须抓好“两个强化”。即：强化职能定位，强化工作手段。
强化职能定位。就是根据《“六五”普法规划》和《依法治县纲要》的要求，结合各部门、各单位工作职能的实际情况，按照分工协作的原则，将各职能部门的抓普法工作职责用文件分别固定下来，达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责权明确、任务落实”的工作目的，克服过去单靠依法治县办“唱独角戏”和“小马拉大车”现象，形成强大合力，从而构成“条块结合、纵横相融”的大普法格局。
强化工作手段。就是要建立科学的工作目标管理考核评估体系，具体就是建立科学管理机制、严格考核机制和竞争激励机制。一是要合理分类。合理分类是为了科学定标有的放矢，就县共分七大类，即：中省市县直执法综合管理类、中省市县直社会服务类、县人大、政协及党群机关综合(事业)类、农村乡(镇)类、教育类、企业类和社区类。二是要科学定标。确立科学目标是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归宿和起点，在整个法制宣传教育系统中处于指导和支配地位，对于确定公民法制宣传教育的任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目标的确立就是按照不同类别、实现时间和可能程度，可以分为根本目标和具体目标，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根本目标可分为组织领导重视程度、基础工作、普法工作、依法治理和超前工作五个方面，具体目标可分为若干条，近期目标就是当年可实现目标，长远目标就是五年可实现的综合目标，由近及远、阶梯式、;连贯性将公民法制宣传教育导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三是要严格考核。就是由县委、县政府目标考评办牵头，汇同组织、宣传、依法治理办等部门，采取平时抽查、半年检查、年终兑标相结合方式进行分类严格考核，逐项逐条兑标。四是要落实“一票否决”权。就是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纳入县委、县政府对各部门、各单位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大目标考核体系，对年度未达标的落实“一票否决”权机制，确保普法依法法理工作的顺利推进。五是要强化各种监督手段。就是人大的法制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人民团体的群众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等手段，督促各级党委政府抓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六是要强化激励手段。就是要深入开展争先创优活动，既要制定好方案，又要组织好每年度的经验交流会、总结表彰会，大力宣传、树立、表彰和奖励先进典型，以此来带动中间，激励后进，形成“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工作浓厚氛围。
三、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必须突出“三个结合”。即：普法与法律服务相结合，普法与文化建设相结合，普法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突出这“三个结合”就是打破过去就普法而普法的工作做法和工作方式，跳出固步自封的工作怪圈，拓宽渠道，活化形式，寻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新的结合点和切入点。一是普法与法律服务相结合。围绕法律服务是做好普法工作的根本要求，只有在开展法律服务中找准普法工作方位，才能使普法与法律服务互为促进，相得益彰。普法可以搞些必要形势，但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也就是群众最关心的就是我们普法工作正要搞的。法律服务也是如此，目前要着力开展关系民生与发展问题、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人民内部矛盾调解问题、公民权益保障问题和贫弱群体法律援助问题等法律服务工作，通过广泛开展法律服务和结合个案调解，有针对性宣传有关法律法规，以案说法、以案普法、以案学法，增强当事人及周围群众的法律意识，以此达到普法与法律服务双丰收。二是普法与文化建设相结合。围绕文化建设是做好普法工作的有效途径，只有在文化建设中找准普法切入点，才能促进普法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结合城乡文化建设正在兴起的热潮，一方面可以将文化阵地与普法阵地、文化图书与法制图书、文化学习
与普法学习、文化活动与普法活动等有机结合、同步推进。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繁荣地方文艺之机来开展法制文艺活动，充分发挥文化馆、文化站、剧团专业队和群众业余队的作用，深入乡村、深入生活、创作编排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形象幽默、朗朗上口的法制方艺作品，在城乡巡回演出，使法律条文化枯燥为生动，化抽象为直观，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灵活性、趣味性和实效性。三是普法与现代农业科技相结合。广大农民普法一直是普法工作的“重头戏”，也是困扰普法工作的难点，因此，必须抓住广大农民对现代科技应用的积极性，结合每年度农村科普之冬、科普之春和科普下乡活动，将普法教育融入其中，随之开展送法下乡活动，通过“法制讲座”、编印常用法律知识宣传资科和法治文化用语集锦等，广泛宣传与广大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推进“法律进乡村”活动顺利推进。
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必须实现“四个突破”。即：人力资源、设施资源、平台资源和经费资源上有新突破。一是在人力资源上实现新突破。就县实际重点培育和建设以普法骨干、普法联络员、普法讲师团和普法志愿者这四支队伍。全县上下普遍建立健全普法“三员”骨干队伍(宣讲员、辅导员、报告员)，并分期分批进行集中轮训。全县组成普法宣讲团17个、普法宣讲组286个，定期深入机关、学校农村和企事业单位开展法律知识讲座。全县整合律师、公证员、法律服务工作者，高等院校法律专业学生和司法战线资深的离退休干部为主体的法制宣传人力资源，建立一支统一规范的普法志愿者队伍，经常活跃在全县城乡之间。全县各部门，各单位都设定一名普法联络员，定期汇报工作，反馈信息，真正做到普法工作有人抓，有人管。二是在设施资源上实现新突破。设施资源是开展法制宣传的必要条件，全县舍得投入精力、物力和财力，增加一些法制宣传必要的外部设施和内部设施。全县以人口密集地、休闲场所、公园、车站、商场和主要街道等制作了固定永久性法制宣传设施，营造外部法制宣传氛围。在此基础上，加大了内部设施建设力度，具体实现了“五化”，即：(1)办公场所实现专室化，从县办到各基层依法治理办都设有专室。(2)工作运行实现图示化，从上到下统一制作工作运行图板、统一制作牌匾，各种组织、制度、指标、任务量化上墙、图文并茂，一目了然。(3)宣传器材设备实现现代化，各级依法治理办都配置了数码像机、录像机、微机等宣传器材和办公设备，县办还配装一台专用普法宣传车。(4)普法档案实现规范化，全县统一要求、统一标准、文字档案齐全、类别清楚、专室专柜。(5)是普法工作实现网络化，县办通过政府网与各乡(镇)依法治理办实行微机联网，“148”法律服务热线电话全部开通，运行良好。三是在平台资源上实现新突破。全县以“八项”宣传形式为载体，搭起具有本地特色法制宣传教育平台，并在完善中抓提高，在提高中求创新，在创新中搞突破。第一，开展常规性纪念活动。充分利用一些法律法规的纪念日、宣传月、宣传周、宣传日等常规性活动，由县委依法治县办牵头，协调各有关部门，适时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第二开展“法制文艺”下乡活动。以县剧团专业队和群众业余队为依据，组织创作编排一台法制文艺节目，下乡巡回演出。第三开展“法律大集”活动。以各乡(镇)集贸市场日确定为法律大集活动日，每个乡镇每年举办5次以上。第四开展“法律广场”活动。在县城设置2处“法律广场”，定期开展法制宣传。第五开设“法律橱窗”。充分利用乡村公开栏现有设施，开设乡村“法律橱窗”。乡(镇)每周一期并轮换一次内容，村每半月一期并轮换一次内容。第六开辟“法制专栏”节目。采取“以案说法”、“法制讲座”、和“银屏字幕”等形式，通过电视覆盖面，把法律知识传送到千家万户。第七开设小区“法制长廊”。在县城繁华小区开设2处“法制长廊”，确定专人定期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第八建立“法律农家院”。每个乡(镇)只少要建立3—5个村标准性高、运用性强的“法律农家院”，并逐步实现“村村有个法律农家院”。四是在经费资源上实现新突破。全县采取政府拨付一点，社会筹集一点，企事业单位冠名赞助一点，法律服务创收一点等措施，县办普法经费10.8万元已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为全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实践，提出这个“1234”工程，就是从不同方面加强思路的科学性、目标的远近性、对象的彼此性、内容的针对性、方法的灵活性、推进的整体性等要素的建设，使它们更趋完善、科学。当然，仅就普法“1234”工程的提出，它不可能包罗万象、尽善尽美。但它不是孤立静止的，可以通过它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整体目标。因此，我们只有坚持从实际出发，以科学发展的角度，以未来向度的思维，用全局全程的视野，去把握法制宣传教育的每一个方面和层次，才能在诸多要素相互作用的联结中，不断推动法制宣传教育功能的有效发挥。
关键词：农村文化 文化生活 农家书屋
中图分类号：G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1（c）-0256-01
1 我市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现状
1.1 农家书屋的工程建设方面
自2008年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启动以来，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今年来，在市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怀和引导下，迅速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成为我市基层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农家书屋工程能够有效提高农民科技兴农的意识、改变农民生产经营模式，为农村的业余生活提供新亮点。截至到目前为止，我市共建成达标农家书屋389家。从2008年开始，省财政就把农家书屋建设资金列入预算，专门安排资金支持书屋工程建设，我市也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1.2 农家书屋的管理与服务方面
我市农家书屋管理模式整体上呈现良好状态，书屋都能配有专职图书管理员，制订了健全的《管理员岗位职责》、《农家书屋管理制度》，出版物登记完备，统一编目，分类陈列，书屋开放时间都能保证每周不少于35小时。
第一，图书的分类配置状况较好。图书摆放整齐，分类较为合理，分为政治经济、法律常识、儿童读物、文化教育、古典名著、红色经典、名人传记、现代文学、农业科技、生活百科、史书及计划生育专栏等，方便村民查询与阅读。
第二，拥有报刊杂志，紧跟时代潮流。书屋配有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100种，报刊杂志近30余种，订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10余种报刊，并保证当日报刊能及时送到，同时登记上架，报刊根据不同种类，每月装订一次，能够很好的保存各种资料，使得村民能够及时准确的了解党的方针政策。
2 我市农家书屋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农家书屋的维护与管理方面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和提升的方法，但在农家书屋建设的藏书结构、人员配备、管理员培训及书屋开闭时间问题上仍存在诸多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农家书屋的藏书结构方面
（1）书屋图书的配备不尽合理。由于2008年图书没有通过全省统一采购，缺乏专业人员的指导，书屋图书购置与村民文化结构不相称等问题，从而导致该部分图书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书屋中占相当多数的古典名著、文化教育、史学、法律常识等书籍要求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此类问题可能会导致书屋部分图书十分受欢迎，出现图书资源相对紧张的局面，而另一些书却不能真正发挥应有作用。书屋图书效用的发挥是长期惠民的关键部分，科技、法律书籍过于陈旧，农学及其养殖等方面的书籍相对较少，图书购置不合理等问题长久必将影响书屋整体藏书的质量，导致书屋在基层服务于农的效用大大降低。
（2）农家书屋购书经费相对紧张。由于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大多数尚处于起步阶段，建设主体为村级，因此缺乏资金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对相关主管部门财政支持力度有限，书屋的长远发展更需要农村基层自己解决。同时由于缺乏资金也带来一系列其他的问题，例如图书更新速度慢、比较贵重的图书难以购买，无法满足村民阅读需求等，影响书屋长远发展。
2.2 农家书屋的管理与服务方面
（1）书屋管理员的专业素质较低，图书管理培训机制欠缺。鉴于基层主管部门组织培训困难、缺少专业人员等原因，造成图书管理培训缺失成为一个阻碍农家书屋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随着农家书屋的发展，必将对管理员的专业素质要求提高。管理员队伍建设落后必将影响图书更新、图书购置等环节，进而影响整个书屋的长远发展。加强管理员队伍建设，建立了书屋管理人员选拔、培训制度，制定严格的标准条件已经成为书屋发展中的当务之急。
（2）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管理机制决定了图书资源的有效配置，借阅制度是书屋管理体制中一项重要的一部分，科学合理的借阅制度对书屋的效用发挥起着重要的“催化”作用。大部分书屋都是白天开放，在周一至周五村中的部分妇女、和大多数老人是在家做家务的，只是青壮年外出务工，儿童上学。这就要求书屋管理员得重新审视一下书屋开放时间的间隔问题。因此要不断完善管理借阅制度，合理分配开放时间，是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3 推进我市农家书屋建设发展的建议
农家书屋的维护和管理体制事关书屋效用的发挥，好的图书来源渠道、图书管理机制、专业的管理员队伍，充分利用书屋服务于农民，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当前一项重要的文化课题。因此，要像搞经济工作一样实实在在地去抓农家书屋的管理与维护工作，用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农民素质，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良性发展。
3.1 进一步提高农家书屋的利用率
针对农家书屋重硬件轻管理、重数量轻质量、重建轻用的现象，提议应该在硬件设施建设上符和农村实际，针对现状，因地制宜，图书购置应符合农村文化结构，根据产业特色和农民们生产、生活需要购置图书，使农家书屋真正能够帮村民们解决实际问题。坚持“选择农民需要的、愿意看又能看得懂的书籍”的原则，这样农家书屋自然而然就会受到了群众的青睐。
3.2 进一步调整农家书屋的藏书结构
根据实际制定科学的购书计划，满足不同人群的读书需求。依据农村现实情况，书屋建设中要重点增加农村种植、养殖、加工、制造业、医疗卫生、科普知识、法律等图书品种。随着农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日常工作生活中经常遇到法律问题。所以有必要侧重购买一些法律方面的书籍，这样有助于农民学习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水平，学会依法处理各种矛盾，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法人类学；法律制度；地方习俗；普遍价值
中图分类号：D90-05/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2）04-0033-08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部城市发展进程中藏族就业状况调查与政策法律建议”（项目编号：11AMZ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累，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四川 成都 610064 吴闻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四川 成都 610041
法人类学（legal anthropology）通过挖掘故事，发现了地方习俗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冲突。它借助讲述地方知识的有效性，表达了对复杂社会、高权主体的法律思辨的保留态度以及对简单社会、基层社会的秩序理性的维护意图。其经验研究方法和非中心化的理论立场，为法学研究开辟了新路径，为构建跨文化的政治法律秩序提供了重要的切入角度。值得注意的是，故事讲述者常以文化相对性为预设，强调地方习俗或地方规范的适宜性，而在人类冲破地理隔离的当代，这种预设和判断是否要随故事更新而重新加以审视，乃是一个合理的问题。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看，文化特殊论和地方例外论的法人类学已经面临挑战，不可不察。
一
文化特殊论和地方例外论的法人类学，至早可以追溯至18世纪。1748年，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法律是地方风俗惯例、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的产物，“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然适合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1]1861年，亨利?梅因（Henry Maine）在《古代法》中综合运用经验的、系统的和历史的方法，以亲历调查为基础展开研究，描述和分析法律发展的轨迹。论者盛赞他将科学的光辉带入法学，批评此前的法学受哲学推理和抽象思维主导，并非真正的科学。[2]他们都主张将法律还原到具体的社会过程之中，使法学不再满足于教义体系的圆满性，而是从特定人群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和理解行为规范。1899年，被誉为史上最伟大法官的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哈佛法律评论》发表《科学中的法律和法律中的科学》，明确倡导将法律视为真正的人类学材料。[3]
研究者的亲历调查以及非中心化的研究立场不仅在西方受重视，在中国也受欢迎。早在时期，“言必称希腊”就受到批判。[4]不过，“”结束以来，特别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及加入WTO之后，中国因自身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不得不在较短时期内体系化地继受西方的法律概念、法律规范，甚至模仿了西方的法庭仪式。在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中，难以精确识别基层社会真实、迫切的制度需求。如何处理法律继受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遂成挥之不去的难题。在此背景下，法人类学的研究得以启动，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苏力在20世纪90年代对“山杠爷”、“秋菊”两个故事详加评说，[5]试图揭示“民告官”缺乏本土文化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理解基层社会的制度需求。然而，许多法人类学的成果就风俗习惯、社会心理与国家正式制度冲突所展开的描述和分析，故事解说细致入微，价值选择大而化之，甚至径行忽略。有的研究无限夸大“讲故事”的优势，假定既有知识为迷信，贬低哲学推理和抽象思维，误将抛弃近现代法治基本经验的立法也视为不了解基层社会、脱离实际的立法，最终走向了过度的文化特殊论和地方例外论。
其实，近现代法治发展是多种方法综合运用的结果，哲学推理是一种基础性的力量。近现代宪法的三个代表性文件，即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和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虽然都与制度需求相呼应，但在方法上，它们的起点却是有明确价值追求而无任何考古依据的自然权利。“二战”以后，法学和法实践的哲学化不仅没有停止，还被推上新的高峰。1945年《联合国》和1949年《德国基本法》分别宣布“人的尊严”的“元权利”是国际法秩序和德国全部法秩序的基础。文献和判决就此“元权利”达成的共识认为，它源于人之为人的事实，可概括为“人是主体和目的”，先验色彩可谓无以复加。[6]今天，国际人权公约、区域性人权条约和许多国家宪法的人权体系，皆可视为由此“元权利”出发、层次较为分明、逻辑高度清晰的概念系统和规范系统，虽然无不与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息息相关，却并非直接源于剖析个案的故事。在这些文件的形成过程中，经验感受起了印证抽象思维的作用，但是，如果要讲完个案的故事才决定是否制作这些文件，后果不堪设想。
关键词：会计责任 会计的责任 会计责任分类 建议
我国会计法规和有关审计准则对会计责任的界定都比较明确，即认为会计责任是对向单位外部提供的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一、会计责任概述
一方面，这里的会计责任应该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会计的责任来理解，就如同我们不能把“思想”和“的思想”混为一谈一样。
另一方面，也不能像我们平时理解的那样，简单地把此处的“会计”理解为仅是一个单个的会计人员，当然，其本身是有这个层面的意思的，但远远不仅限于此。概括起来可以从三个层面讲：作为一个企业，他承担着一定的会计责任；企业中的其他非会计人员也负有一定的会计责任，比如单位负责人、财务总监等；最后，会计人员自身更是有着不可推卸的会计责任。
二、会计责任的分类
首先，从企业层面讲，其会计责任应该主要包括法律责任、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法律责任方面，企业应该从较为宏观的层次保证其涉及的会计行为及会计事项应该都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从某个角度讲，这也算是企业的一种较为消极的会计责任，因为其具有强制性；而社会责任，即是其要对向社会提供的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等负责，虽不像法律责任那样具有很强的强制性，但也是非常重要的，其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企业在社会上的可立足程度，减轻了会计造假的可能性；至于文化责任，猛一看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其实不然，在这样一个发展迅速的社会，一个企业的文化甚至决定了其能够走多远、走多久，如同一艘轮船的船舵，是一个企业的信念所在，而一个企业的会计责任方面的文化的建立，更是必不可少的，他可以促使履行会计责任的行为由被动而变为主动，这也为后面将要提到的会计人员自身的会计责任的履行提供了很好的环境。
其次，就企业中的其他非会计人员而言，其会计责任应该主要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经济责任的有效履行，可以使企业中会计及会计信息的效用得到更好的体现；而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实为对上述企业的相应的会计责任的具体的履行，即法律责任方面，其他非会计人员应该从较为具体的的层次保证其会计行为及涉及到的会计事项应该都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同样，对非会计人员而言，这也是一种较为消极的会计责任，同样具有强制性；而社会责任，同上述一样，即是其要对向社会提供的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等负责，只有具体人员的社会责任得到履行了，企业层面的社会责任才有可能实现，同时也减轻了其会计造假的可能性。
最后，就是对会计人员自身而言的会计责任了，这也是会计责任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层面，因为只有具体层面做好了，整体才可以得到更好的体现。此层面的会计责任主要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社会责任、文化责任和家庭责任。前四种其实就是对上述中所提及的相应的会计责任的更为具体的执行，经济责任的有效履行，可以使企业中会计及会计信息的效用得到更好的体现；而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实为对上述企业的相应的会计责任的具体的履行，即法律责任方面，会计人员应该从较为具体的的层次保证其会计行为及涉及到的会计事项应该都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并且还要遵守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同样，会计人员而言，这也是一种较为消极的会计责任，同样具有强制性；而社会责任，同上述一样，即是其要对向社会提供的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等负责，和非会计人员的一样，只有具体人员的社会责任得到履行了，企业层面的社会责任才有可能实现，同时也减轻了其会计造假的可能性；关于家庭责任，这也是与每一个会计人员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很大的组织，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栖息之所，我们的家。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履行我们应有的责任，那么我们将有可能会毁了一个原本很圆满的家。如果把这些责任类型以金字塔的形式排放的话，那么家庭责任应该放在塔尖的位置，即其他责任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履行的话，那么我们的塔尖将会轰然倒塌。我想，在这么多的会计责任中，这应该是最能够促使会计人员主动去履行的一个了。
三、建议
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关键在党。近年来，星火村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坚持党建引领，构建“四治一体”乡村治理模式，形成村域“事务自治、秩序法治、文明德治、管理共治”的治理新格局，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出具有“星火特色”的乡村振兴新格局。
以自治为根本，为乡村振兴添活力。星火村积极探索乡村自治的新路径，以党建为引领，建立“村党总支—分支部—党小组—村民小组”组织架构，健全完善村民自治体制机制，把广大党员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凝聚起来，真正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评”。全村划分4个子网格，20个微网格，设有“星火先锋”“星火驿站”党建服务站点，为村民搭建自治议事平台。每个驿站建有驿站管理小组，由村民小组长担任驿站组长，村民推荐产生驿站成员，围绕村重点工作开展组内各项事务，至2017年至2018年5月，1年半的时间内共拆除农户违章50475.64平方，企业违章7359.88平方，成功创建上海市无违建村；2019年3月就启动垃圾分类工作，并荣获2019年度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专项竞赛“先进居（村）委”荣誉称号；在幸福家园创建中，840户通过区级验收，创建成功率达98%，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治理活力，引导村民参与民主决策，激发村民自治内生动力。
以法治为保障，为乡村振兴强推力。星火村紧针对乡村治理面临的薄弱环节，建立和完善《村规民约》《埭头公约》，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积极整合律师、法律援助、法律咨询等司法资源，对症下药，为村民提供优质、便捷、精准的法律服务。注重聘请乡贤社贤，组建一支知法懂法的老娘舅队伍，帮助调解邻里纠纷。充分运用身边人“现身说法”“以案说法”形式，做好法律宣传解释工作，让法治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在村民宅基上打造“平安驿站”、“法治长廊”，集中宣传宪法法律知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在村域范围内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2018年获评“零上访村”，2019年获评“金山区民主法治示范村”。
以德治为遵循，为乡村振兴增引力。星火村充分发挥德治在乡村治理中净化风气、凝聚人心的作用，不断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发展乡村文化事业，建成以“育星火精神，铸红色村魂”为主题的村史陈列室，室内分为“农耕生产、纺织、家庭生活用品、红色记忆”四个板块，陈列着村民自发捐赠的200多件老物件，呈现了星火历史风貌，串起了红色经典文化村史，有利于激发村民文化认同。夯实乡村文化宣传阵地。汇编《不灭的火种》、《星火简报》等刊物，传承“勇于创新，吃苦耐劳”的星火精神。深化精神文明建设，广泛发动村民挖掘身边的好人好事，并通过歌曲、小品等形式予以呈现；开展“晒家风、亮家训”活动，在埭上亮出家风家训，以好家风涵养好民风，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
以共治为平台，为乡村振兴添动力。星火村坚持以“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为路径遵循，实现了乡村振兴发展成果与村民共享的目标。针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涉及到的惠民实事项目，村党总支按照“三重一大”制度，召开村民代表、村务监督委员座谈会，听取村民意见诉求，并将表决结果在村务公开栏公示。组建由青年村民、外来媳妇组成的“星煋”乡村振兴青年服务队、“星惠”巾帼志愿服务队等特色队伍，并搭建党员志愿者服务平台，通过“支部定岗、自我认岗、公示明岗”，开展“幸福家园创建月评季考”等工作，使村域内的河、路、绿化等责任到人，形成村域事务“齐参与、共管理”良好局面。
关键词：法律文化差异法律术语翻译策略
一、 文化与法律文化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曾把文化表述为"文化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风俗以及其作为社会上洗的的能力与习惯。"[1]法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是一种根据职业划分的次文化，是使用法律语言作为表达方式的群体所特有的方式和现象。法律深植于文化之中，必须有文化的支持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 "文化具有特性"[2]，因此不同的民族文化存在差异，法律文化同样如此。
二、 中英法律文化差异及对法律术语翻译的影响
根据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 中的解释，文化差异指被表述的事物、概念、行为等在不同文化中所指的含义不同。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廖七一认为"语言是文化最根本的统一，具有储存、描述、表达和传播文化信息的功能。"[3] 因此，文化差异与语言差异之间存在着互为映照的关系，认识文化差异是分析语言差异的基础。
词汇是语言的基本构成要素，因此文化差异在词汇层上体现的最为突出。在法律文化中则反映在法律术语中。法律术语是某个国家法律制度中所特有的事物、关系、行为和程序。大部分法律术语不是在概念意义上而是在法律文化意义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词源差异
法律英语主要指普通法国家在立法、司法及执法中使用的文体。法律英语术语多来自于日常用语, 也有本专业所特有的专门术语、行话。法语和拉丁语构成了法律英语词汇来源的主渠道。在法律英语中仍可见诸多的法语词汇,如：attentat (谋害,谋杀) 、clause commissoire (如不履行即使合同失效的条约)、court en banc (全体合议庭)等。拉丁语词汇如 de facto fort(事实上的侵权行为 )、ratio dicidendi（判决理由）、proviso( 限制性条款 )等。法律文件中的古词语如hereafter,hereof,hereinafter,hereon,thereby,thereof等。中国法律术语中也存在古词语，如 "自首"、 "诉状"、 "大赦" 等及一些文言虚词，如 "兹 "、"现"、"本" 、" 上述 "、"颇"、"未"、"均"等。
（二）法系差异
法系是根据若干国家和地区基于历史传统原因在法律实践和法律意识等方面所具有的共性而进行的法律的一种分类[4]。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是当今世界两大主要法系, 我国是中华法系，法律制度因传统的原因主要受大陆法系的影响。英美法系是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各国法律的总称。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者在法律渊源、法律结构、法官权限、司法组织与诉讼程序等存在明显的差异, 并且最终体现在法律文化上。在不同的法系中,相同的语言符号可能会表示不同的概念。如：英美法系中的"陪审员"是"juror",而中国的(人民) 陪审员则译为"judicial assessor "。
两大法系在法律制度上也存在很大差异, 如英美法系有专门的侵权法, 而大陆法系则没有, 大陆法系有公法和私法之分, 而英美法系则没有。我国 一 些 独 有 的 法 律 制 度 在 英 美 国 家 则 不 存 在 。如 在 中 国 法 律 语 言 中" 劳 动 教 养 "( Indoctrination Through Labor)是专门的法律术语, 有着独特的含义。" 劳动教养"是指对有轻微违法犯罪的行为而又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实行的一种强制性教育的行政处罚措施。而在英美法律制度中根本不存在类似的法律制度, 因此其法律语言中也就没有对应的法律术语。
（三）宗教差异
英美法系的国家都有浓厚的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在英美法系的体制下，法庭的审判过程中，无不体现出基督教的影响。而中国几千年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法庭审判无不体现儒家色彩。如下面的誓词内容, "god is the witness, I swear that everything here I say is …"如果翻译为"上帝为证，我宣誓我在此所讲的一切……"。在不信仰基督的中国人看来，这是依据毫无意义的话，其中蕴含的对基督教徒的巨大心理约束的信息根本无法传递出来。
（四）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英汉民族在思维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英汉民族在观察事物和现象时 所采取的角度和思维方向有时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也表现在语言上，如Theft(防盗窃法) 、Law of Unfair Competition（反不正当竞争法）、Statute of Frauds(防止欺诈条例)。又如英语法律文件中的"Put an X"应译为"签字画押"。英美的画押多用"X",有时也用"十"字或"T"字（通称为cross或mark）。因此在翻译为汉语时不能按照中国人的思维译为"画'X'号"。这种差异也是中西思维方式上的差异造成的。
以上文化差异给法律翻译工作者造成很大困难。不同法律制度的大部分术语在概念上是不一致的，有些法律术语在别的法律制度或法系中没有对应词[5]，因此中西法律制度中的法律概念在翻译过程中会产生功能上的不对等。由此看出，法律文化底蕴对法律英语翻译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中英法律术语翻译策略
由于法律术语翻译比一般语言的翻译更为复杂，"法律翻译并不是用译入语中的概念和制度来替换原来的法律体系中的概念和制度的简单过程，而是一个包括语言转码和法律转码的双重解码过程。[6]"因此，译者必须仔细在两种文化中寻找对应的表达方式，做出各种必要的转换，使译者得到和原文读者基本相同的文化信息。
（一）形式对等
1.使用确切对等词
法律文本具有庄重，严谨的特点[7]，对法律术语的翻译一般强调忠实性。奈达的功能对等的翻译理论也要求翻译不但是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要求形式对等，因为形式也可以传达意义。如果直译的话既忠实于原文，又易于读者理解，并且能正确传达原文的信息的话，就可采用形式上对等的形式。
为了达到法律上的效果对等，译者应尽量寻求在本国法律中与原词确切对等或接近对等的正式用语，尽量选用确切对等词而不宜任意自创新词，以免引起歧义或解释上的争议。如"fixed term -sentence"应译为"有期徒刑判决"，"civial law"译为"民法"，"criminal law"译为"刑法"。诸如此类以形式对等来翻译法律术语的例子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2. 形式对等加注解
在没有确切对等而无法达到形式上的对应时，译者可以采取音译加注解法。如"discovery"一词的翻译就适合采用音译加注解的方法英美法系中的discovery指英美国家在法庭开审前诉辩双方在向法官提交所掌握的证据的程序，而中国的民事诉讼程序就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程序规则。因此，该词的翻译就可采用形式对等加注解法，将其照字面译成"发现程序 "再加上注释。目前常见的另外一种处理方法是按其内涵翻译为"证据开示程序"。
（二）功能对等
对等的概念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8]。如果形式上的对等会导致意义上的不明或错误，造成读者的理解困难时就不应使用貌合神离的 "假等词" 而应对原语做形式上的调整，来创造最贴切的自然对等词来实现功能上的对等。奈达认为，原语和译语的文化差别越大，调整的需要也就越大。由于中西文化在法律制度、、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为了达到语言和法律功能上的双重对等，译者可通过选用恰当的功能对等词、释义、译借的方法来实现双重功能的对等。
1. 使用功能对等词
如果汉语或英语中确实没有确切对等词时，译者可以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选择功能对等词，以保证译入语中的术语的概念与源语中的术语的概念对等。如法律英语中的"prison"与"jail"两个术语在汉语里的功能对等词就有所不同。"jail"的功能对等词应为"看守所"或"拘留所"。而"prison"的功能对等词则应该是"监狱"。又如"old dog"功能对等词不是"老腿"而是"惯犯" [9]。 "Power of Attorney"不应译为 "律师的权力 "而是 " 授权委托书 "。同样，汉语的结婚证不应以形式上的对等直译为"marriage licence"而应根据其内涵翻译为"marriage registration paper"。"straw man"应译为"挂名负责人"而不是"稻草人"。因此，选择最接近的功能对等词可以保证英汉法律术语在没有确切对等词的情况下获得较准确地翻译。
2. 释义
释义是指舍弃源语中的具体形象，直接用译入语将其意图内涵表达出来[10]。在翻译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法律术语时，在译入语中找不到确切对等词而加注解又使译文烦琐时，也可采用释义法。释义法也是解决缺少确切对等词的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如 "quiet possesion"按字面意思翻译为 "安静占有"，读者很难理解。实际上，在法律文本中，该术语表示 "不受干扰的占有使用"。同样，将"yellow dog contract"直译为"黄狗合同"，读者肯定不知所云。这里就可以释译为"不准(雇员)参加工会的合同"。 "挂职干部 "一词也只能采取释义的方法，即"cadre serving in a lower level unit for a period while retaining his position in the previous unit".
释义法既可以使法律译本简练,又不损害对原语信息的表达。在采用释义法时，译者必须准确把握原语的实质含义，以免造成误译。
3.译借
由于英语此和汉语词在发音、书写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以英语法律术语翻译为汉语法律术语时可采用译借的翻译方法，即在音韵上或书写上稍微经过改动，使之与汉语的本土词语相似。如"anti-trust law"是英美法系中的一个概念，在中国的法律制度里没有确切地对等词，可以通过译借的方法译为 "反托拉斯法". 又如："solicitor"和 "barriter"的汉译就可采用译借法，分别译为"沙律师"和"巴律师"，因为"solicitor"前两个音节似"沙"而"barriter"的前两个音节似"巴"，然后再加上"律师"两个字对起进行进一步的说明。又如"morgage"译为"按揭",因为"morgage"后两个音节似"揭"而得到此译。这样汉语读者能够把这两个词所代表的含义直接与外国所特有的事物联系起来，弄清这一概念的内涵，以免望文生义，产生误解。
四、结束语
法律术语的翻译是法律翻译的一方面，法律术语的翻译不仅有其本身局部的意义，而且对整个翻译工作也具有普遍意义。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重现原语词汇的信息，根据原语词汇在特定文化中的内涵、功能等对上述方法创造性地加以选择、融合和补充。无论采取上述哪种翻译方法，都应该以两种语言的法律术语的内涵为依据来翻译，使译文和原文得到一致的理解，保证译文能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实现法律术语语言学和法律上的双重对等，保证英汉法律术语翻译的质量。
参考文献：
[1] Nida , E. A. Language ,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 M ]. Inner Mongolia :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2] 梁治平. 法律的文化解释[M]. 北京 :三联出版社 ,1994.
[3]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4]李慧 .法系间差异对法律英语翻译的影响[J].大学时代，2006
[5] 肖云枢. 英汉法律术语的特点、词源及翻译[J ]. 中国翻译, 2001, (3).
[6] S?arc?evic?, S. (1997). New approach to legal translation.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7]李克兴，张新红.法律文本与法律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8] 钱立武.功能对等理论在法律术语翻译中的适用[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06
[9]宋雷.文化差异对法律及经贸英语翻译的影响[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1999
迄今为止，对清水江文书抢救和整理工作的历史、现状及问题进行探讨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徐晓光、龙泽江《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01）；龙泽江《锦屏文书的研究价值、研究方法与开发利用途径――锦屏文书暨清水江木商文化研讨会综述》（《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04）；龙泽江、曾羽《锦屏文书保护现状和出路》（《兰台世界》2011/08）；龙泽江、罗康智《关于建立锦屏文书数据库的思考》（《凯里学院学报》2010/02）；吴平、龙泽江《从学术资源保障看清水江流域锦屏文书的数字化道路》（《贵州社会科学》2010/12）；王宗勋《锦屏民间林业契约及征集研究基本情况》（《贵州档案》2009/01）；杨有赓《建设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森林生态博物馆和清水江绿色旅游刍议》（《民族文化与区域经济》，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魏忠《独特的贵州苗族契约文献》（《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01），等等。目前，已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相关课题主要有凯里学院曾羽主持的“锦屏文书数据库建设与村寨原地保护模式研究”（2011）。综合以上论文的分析，现分别将清水江文书抢救保护与整理方面已取得的成绩及主要观点简要评述如下。
（一）清水江文书的抢救
1.清水江文书的现状及成效。目前，清水江文书的抢救工作主要是政府部门在开展。（1）领导机构。2006年，贵州省和黔东南自治州分别成立“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分别由副省长、副州长担任组长，由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县、乡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担任成员。（2）抢救保护实施机构及成效。目前，清水江文书的抢救，主要由各县档案馆承担。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锦屏、天柱、三穗、黎平、剑河、岑巩、台江7县档案馆收藏进馆保护的清水江文书达8万件。其中，锦屏县档案馆收藏有35万件，已经抢救修复2万余件。2011年2月22日，锦屏文书成功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程名录》。（3）抢救手段。目前，清水江文书的抢救仅限于部分县档案馆的征集、进馆、修整、裱糊、编目、装盒等基础性工作。（4）保护设施建设。2008年中央财政专项资助项目、总投资1800多万元、建筑面5400平方米的“锦屏文书特藏馆”正在建设之中。
2.抢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1）清水江文书的家底不清；（2）民间家户散藏的文书，折叠破损、虫蛀、霉变程度严重，存在火灾隐患，亟需探索民间抢救保护的新机制和新手段；（3）县档案馆征集文书模式的抢救力度赶不上“自然流失”的速度；（4）县档案馆的抢救资金投入得不到保障，影响抢救保护成效；（5）县档案馆的保护技术落后，存在再破坏。
（二）清水江文书的整理
1．现有整理成果。目前，清水江文书的主要整理出版物，先后有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2003年出版的《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共3卷，整理文书853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09、2011年先后出版的《清水江文书》共3辑33本，整理公布文书约14万件；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整理文书800余件。其他整理的文书有谢晖、陈金钊主持《民间法》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收入契约130余件。
（1）编辑体例。三家出版物的编辑体例各不相同。《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将契约原件的照片和全文排版并列，用铜版纸印制，每件之首撰有简约著录文字。按照：A.山林卖契；B.含租佃关系的山林卖契；C.山林租佃契约或合同；D.田契；E.分山、分林、分银合同；F.杂契（包括荒山、菜园、池塘、屋坪、墓地之卖契及乡规民约、调解合同等）；G.民国卖契的顺序编辑文书，构成前两卷“史料卷”。第三卷是“研究卷”，是契约文书的研究专题论文的汇编。《清水江文书》采用文书原件影印出版，一般不对每件文书全文判读，但是每件文书都有标题（含事主、事由、文书种类及时间四大要素）。对于图黑的文书，则整理出文字，附在文书图片旁。它的编辑以村寨为单位，每个村寨给一个顺序号，村寨之下根据不同的家族或家庭分卷，来自同一家族或家庭所收藏的文书为一卷。同一卷之下按照收藏者的原有分类，再分别列为若干帙。每一帙内的文件则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将契约原件的照片和辨读全文放在一起，按契约和其他文书依次分为两大类，契约部分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其他文书包括官府文告、分银单、记账单等，也是按时间先后排列。
（2）分类标准。《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将契约按性质，分为前文所述的7大类。其分类标准不是统一的，属于不完全的、概略的分类。《清水江文书》将文书按性质分为10个大类：契约文书、族谱、诉讼词稿、山场清册（坐簿）、账簿、官府文告、书信、宗教科仪书、唱本、誊抄碑文等。但是，每一大类内并没有给出统一的、清晰的分类标准。其所拟定每件文书标题中的要素之一是“文书种类”，其含义是指约、字、合同、清单等不同的类别，是完全基于文书内容所包含的表述的分类。比如“约”的种类，来自文书内的表达就包含“立断山场杉木约”。《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将契约不完全分类为：卖木契、卖山契、卖木并山契、卖田契、卖菜园、卖屋基契、卖地契、佃契、分银合同、分山合同、借契、借当契等。
2．现有整理成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整理的成果，反映了整理者对清水江文书的整体把握和认识深刻程度。《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的整理者，显然认为林业契约是清水江文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但是，单纯依靠林业契约，不足以全面、深刻地认识清水江流域的社会历史变迁。《清水江文书》的整理者，则试图全面整理所有的文书，不局限某一类或某一领域的文书，似乎认为文书都有同等的价值，要留待研究者去挖掘和评价。但是，它需要足够的经费和队伍的持续支撑，研究者需要自己判读，难以利用。《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的整理者，认为契约是清水江文书的精华部分，选取一家保存最好的作为典型，但是难免“管中窥豹”。所以存在的问题是：（1）不同机构的整理者标准不同，没有共同的学术规范；（2）不同机构整理的成果有重叠，三家出版物整理文斗寨的文书，两家整理平鳌寨的文书，浪费学术资源和经费；（3）不同机构的整理者都是通过各种途径到文书保存地收集，存在恶性竞争，“割肉式”整理，破坏文书的信息内在联系和完整性；（4）没有对清水江文书中苗族、侗族等文化符号（单位、名物）进行训诂和考释，影响文书的正确判读和深化研究；（5）没有建立起清水江文书全文数据库。
二、清水江文书的研究
自杨有赓1988年发表研究论文以来，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国内著作有6部，论文200多篇；研究人员主要有杨有赓、张应强、王宗勋、单洪银、徐晓光、罗洪洋、梁聪等专家学者。目前，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有凯里学院龙泽江的“贵州锦屏文书研究―以清代黔东南苗侗土地契约文书为中心”（2009），贵州大学吴述松的“清水江文书制度与苗侗经济研究”（2011年）。
国外研究清水江文书的学者主要有唐立、武内房司、相原佳之、寺田浩明、岸本美绪等。代表论文有唐立《清代清水江流域苗族植树造林的开始――林业经营兴起的各种因素》、武内房司《从鸣神到鸣官――清代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见苗族的习俗和纷争处理》、相原佳之《清代・中国清水江林业经营的一侧面――平鳌寨文书事例》、岸本美绪《贵州的山林契约文书与徽州的山林契约文书》等。以上论文均被收集在《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第3卷中。另，相原佳之《从锦屏县平鳌寨文书看清代清水江流域的林业经营》发表在《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年第1期上。
三、代表性成果述评
（一） 杨有赓执笔的《侗族社会历史调查》（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及系列论文。杨有赓的相关论著均是清水江文书研究领域的开创性、奠基性、资料性的开山之作。一是首次对林业契约中的佃契、卖契作了解读，是以后深入研究的基础；二是依据官府文告、诉讼状稿等，对 “清江四案”（皇木案、当江案、白银案、夫役案）进行分析；三是对山客、水客、木行、排夫等木材交易主体及其行规进行了介绍；四是对木材交易和运输环节中的“技术性规则”（木材独特计量方法、单位等）作了介绍；五是民国时期的木材税收资料丰富。当然，该书阶级矛盾分析方法贯穿始终，有其局限性。杨有赓其他5篇论文也是在以上问题中展开的。
（二）张应强的研究。2002年，中山大学张应强发表了论文《从卦治〈奕世永遵〉石刻看清代中后期的清水江木材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03），以碑刻和民间文书为据，考察了清水江下游木材市场的交易制度。随后，又相继发表了论文《清代中后期清水江流域的村落与族群――以锦屏文斗寨的考察为中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05）、《清代契约文书中的家族及村落社会生活――贵州省锦屏县文斗寨个案初探》以及专著《锦屏》（三联书店，2004年）和《木材与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市场、权力与社会》（三联书店，2006年）比较全面的展示了清水江流域苗族村落的经济社会生活以及木材市场流通历史概况。
（三）单洪根和王宗勋的研究。二人均是黔东南本土学者，前者长期担任锦屏县和黔东南州的行政领导，注意对本地契约文书的收集和研究，20062007先后出版《木材时代－黔东南林业史话》（林业出版社，2008年）、《清水江木商文化》（世界社会文献出版社，2009年）等著作及《锦屏林业契约文书――清代林业生产关系的活化石》（《凯里学院学报》，2007/05）、《林业契约与林权改革》（《林业经济》2010/08）等论文，比较系统的对锦屏林业契约进行了分类，初步揭示了清水江木商文化的特点，并对林业契约在当前林权改革重大作用进行了研究。后者一直在锦屏县档案馆和史志办工作，长期接触一手资料，在收集和整理文书的基础上先后发表整理和研究的论文有20余篇和专著《乡土锦屏》（贵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该书对锦屏各乡村的自然、文化、历史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四） 罗洪洋的系列论文。20032007年在《民族研究》发表4篇论文，以《清代黔东南文斗侗、苗林业契约研究》（《民族研究》，2003/03）为代表，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卖契、佃契、分合同和处理山地林木纠纷契约四种主要的林业契约。同时它指出“以林业契约为主的习惯法”起到了调整和保护林业产权、形成经济预期的作用。林业商品生产实践产生了法律意识，催生了林业契约样式。他还援引罗马法，来论证市场经济实践出法律意识的普适命题。至于其引申得出的“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契约意识淡薄”，则缺乏严密论证，且与林业契约的“契约设计的精妙”的结论似有冲突之处。罗洪洋还认为清水江林业经济只能是家庭私有制经济。
（五） 徐晓光的著作和系列论文。《清水江流域林业经济法制的历史回溯》（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撷取和述评当地历史上发生过的若干重大的林业经济纠纷或问题，比如内、外三江之间“争江”、夫役之诉、民国开放江禁之争、“漂流木植清赎问题”、民国木税之争、黔湘两公司木材砍伐纠纷、控诉山客巨富“姚百万”、姚家内部山林纠纷等，试图勾勒出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清水江流域林业法制全貌。法制无非是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以上选取的案件涉及木材生产、运输、交易等环节中的各类主体之间主要利益关系。当然，它所呈现的法制全貌是寓于叙述和解读中的启发性，依然不是脉络连贯、条例清晰的理论形态。该著作是一部研究方法有创新、体例视角有特色、比较系统的林业专门法制史专著，对以后研究的启示有：一是立足民族法，挑战“华夏正统”观念；二是突破法律史学偏重立法研究，漠视法律适用考察的旧模式；三是法律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兼用。《锦屏林业契约、文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2007/06）是其系列论文中的代表作，针对罗洪洋的研究认为林业经营模式是“家族公有制下房族股份制”；二是罗认为清代中期林业纠纷一般由寨老解决，徐晓光认为官府已经介入到林业纠纷，并“最后裁定”；三是认为清代司法已经到达苗疆，“村规民约”所规定“送官纠治”就是依据。地方官府往往将“送官纠治”案件“回批”乡村按照习惯法处理。这体现了国家司法对习惯法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