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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对银行业金融监管的认识，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金融创新；银行监管；和谐性
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0007102
1金融创新是中国银行业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经之路
1.1《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为银行创新指明了道路
中国已开始全面履行对WTO的承诺，银行业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更为有利的发展机遇。面对广大企业和个人日益旺盛的金融需求，银行业总体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亟待提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银监会在近日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其根本的目的就是通过鼓励和规范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活动，防范金融创新风险，促进银行业金融创新持续健康发展，使广大社会公众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金融服务。《指引》指出了商业银行开展金融创新活动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包括合法合规、公平竞争、成本可算、风险可控、注重风险管理以及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等内容，积极倡导商业银行在开展金融创新时做到“认识你的业务（know your business）”、“认识你的风险（know your risk）”、“认识你的客户（know your customer）”、“认识你的交易对手（know your counterparty）”。商业银行在创新一种金融产品时，要把这四个“四个认识”作为核心问题来考虑，认真审慎自身的经营活动，避免盲目开展缺乏技术含量和灵活性，模仿度高，与自身管理能力不相符的金融活动。
1.2金融创新的迫切需求
（1）金融创新是迫于外资银行的压力。
全面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后，中国银行业和外资银行的较量真正开始，我国银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困难。外资银行涌入我国金融市场（见表1），可以全方位地将其历经考验的经营理念，服务产品，管理机制，营销策略呈现在中国客户面前；而中国银行业在体制，制度，方法上都存在着不少的差距，如果不及时进行银行改革，不全面创新金融产品就只能被迫退出，被激烈竞争的金融市场所淘汰。
（2）金融创新是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
从我国银行的经营业务来看，银行的传统业务主要集中在负债业务，资产业务和中间业务，其突出的特点是负债业务和工具创新多，而资产类中间类业务和工具创新少。
1.3我国银行金融创新的主要问题
（1）金融创新产品单一，技术水平不高。
（2）量多而质不高，形似而神不似。西方国家金融创新的动机是基于对市场份额和资源的争夺，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而我国金融创新的动因有所偏差，盲目追求数量的扩张和知名度的提高而忽略了金融产品的质量。
（3）市场规范程度不高，不良竞争现象严重。随着竞争的日益加大，许多国内银行积极寻找对策发展自身实力，在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违反相关行业规定，同业无序竞争现象严重，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的混乱。
（4）金融服务创新的意识不足，现代营销理念缺乏。
2银行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的健康发展
2.1构建金融创新和银行监管的和谐
我国金融监管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金融监管，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金融监管，和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三个阶段。自03年5月中国银监会成立以来，就确定了“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为我国银行监管工作指明了确切奋斗的方向。
2.2我们银行业监管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分业体制带来了新的监管问题。
（2）风险监督管理形势严峻。
（3）银行监督专业人才的紧缺。
3对我国银行监管的建议
（1）重视信息披露，减少信息不对称。
在证券监管中，信息披露一直是一个重要内容，但在银行监管中，传统上并不注重信息披露问题。《指引》指出“商业银行在金融创新活动中要充分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遵守行业行为准则，向客户准确、公平、没有误导地进行信息披露”。
（2） 加快法制化建设，与国际法案接轨。
我国银行监管尚处于起步阶段，应充分学习西方先进监管理念、方法、工具，充分吸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核心内容，结合我国实际，为我所用，使监管政策、手段与国际先进水平靠拢。同时，要认真研究银行的创新需求，跟踪评价已制定的监管规章和政策，及时修订不适应金融创新的法律法规，积极创造有利于金融创新的制度和法律环境。
（3）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强与银行的沟通。
我国银行金融产品自主创新少，一种新的创新产品开发出来后，市场上众多的“跟随者”就会一哄而上，竞相模仿。
（4）加强分业管理体制下的合作。
随着银行、证券、保险三大行业的竞争日益加剧，银行监管界有必要在诸多方面与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部门的通力合作。在我国分业监管体制下，金融创新给我国银行业监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要做好交叉义务的协调和配合工作，在条件成熟时放松金融机构业务经营的界限，如此既可以增加我国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空间，又使我国金融机构能与外国金融机构保持平等的竞争地位。
（5）重视监管人才培养，提高专业人才素质。
为了适应金融创新的需要，引导我国商业银行按国际化标准规范操作，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金融市场，国家应当重视银行监管专业人才的培养。积极利用科学的用人和培训机制、优厚的薪酬待遇、优越的工作环境、有效的激励制度和相对公平的管理体制来留住人才。
（6）建立全面风险管理制度，突出监管重点。
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密不可分，风险管理是金融创新的内在要求和前置程序。传统的监管标准主要是资本标准，即以资本充足率为标准。这种标准主要是针对信贷风险的，但金融创新使金融机构面临其他各种风险，仅仅对信贷风险进行管理，难以实现有效监管的要求，对诸如信用风险、利率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各种风险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已成为各国及国际监管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参考文献
［1］杨家长.新理念下的银行监管［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刘明康.金融创新：中国银行业持续稳健发展的必由之路［J］.中国经济年鉴，2006.
一、银行业激励相容监管问题的提出
银行监管作为应对银行体系脆弱性和金融交易信息不对称，保护金融交易双方权益，维护金融安全的一种制度安排，其模式经历了如下过程：行政命令式监管标准化方法监管现在普遍采用的内部模型监管。但它们都是从监管部门的角度单方面提出的监管措施，都有缺陷。其中最严重的缺陷是，在这些监管模式中，监管部门的好恶表现得太突出，不利于促使市场主体对法律和监管规则产生认同感。同时，随着银行“逐利”性质的进一步强化，信息不对称导致银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也日益突出，监管部门的监督成本和监督难度大大增加。在此背景下，激励相容理念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和国家认识到，在非对称信息的环境下，银行监管不再是替代市场，而是强化银行机构微观基础的手段，银行监管并不要在某些范围内取代市场机制，而只是从特有的角度介入金融运行，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定高效运行。在此背景下，《巴塞尔协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下简称《新资本协议》）相继出台，引领各国银行监管朝着“激励相容”这一方向演变。
在我国，银行业监管同样具有非对称信息研究模型，即委托人——人模型的全部特征。因此，如何在我国银行业监管中引入“激励相容”的全新理念，探索适应我国银行业实际的监管之路，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首先，由于监管部门代表存款人和股东行使监管权，代表国家行使监管权，银行业监管存在委托关系。其次，监管部门和银行之间信息是不对称的。第三，监管与被监管双方目标函数存在偏差。
二、激励不相容监管的主要表现及负面效应
从我国银行业监管工作的现实情况来看，由于长期以来监管部门片面强调了监管技术和监管手段的引进，而忽视了监管环境和监管文化的建设，因此，激励不相容的监管思维和做法普遍存在，这不仅直接导致银行监管效率的损失，同时也制约了银行机构金融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实力的提高，给我国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种种问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严厉管制导致激励功能基本丧失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银行业一直实行严厉的金融管制，这种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监管体制和思维方式根深蒂固，直到今天还影响着监管部门的决策和行为。在“家长制”式的金融监管模式下，监管部门对银行机构实行严厉的金融管制，带来了监管权力寻租、服务效率低下等一系列弊端，而更为突出的问题则是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激励作用基本丧失，金融创新被严重遏制。一方面，过于严厉的合规性监管因为法律规章相对滞后而压制了银行金融创新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过于严厉的金融管制扼制了银行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金融创新活力不够。
（二）负向激励诱发违法违规行为迭出
在银行业监管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各种恶性违法违规事件仍在不断发生。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是银行监管效率的低下和银行机构内部控制的不足却是最重要的因素。现代管理学认为，任何一种组织行为都会产生激励作用，不是正向激励，就是负向激励。由于对违规者惩处过轻、对经营者约束不够，金融监管和银行内控不仅起不到应有的惩处和约束作用，而且导致违规获利的巨大诱惑力与监管规则相对较弱的强制力之间出现严重失衡，客观上促使和诱发了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
（三）监管越位导致“三大支柱”人为割裂
在传统监管体制和模式下，监管部门集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和金融服务于一身，而且承担着“最后付款人”的责任。因此，金融监管被过度扩张，凌驾于银行内控和市场约束之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银行内控和市场约束。事实证明，金融市场过分依赖于监管部门，不仅会造成金融监管和银行内控、市场约束之间的人为割裂，而且会大大削弱银行内控和市场约束的作用，导致银行监管成本与收益的失衡。一方面，监管效率难以提高。另一方面，监管成本居高不下。
三、我国银行业激励相容监管的构思
（一）激励：改善银行外部监管的必然选择
1、建立金融创新激励机制。一是要逐步纠正和扭转过去加强监管就是要“踩刹车”的错误认识，而要成为推动银行金融创新的“加油器”，促进整个银行业保持应有的活力，特别是要改变市场准入监管的观念，对进入市场的各个主体在承担责任的能力方面给予规范，而在市场准入监管上可以适当放松或宽松，只要法律法规没有明文禁止的业务，银行机构都可以大胆进行偿试。二是建立金融创新目标导向和风险提示制度，告知创新产品的潜在投资人，关于兜底收益的契约是无效契约，可以要求所有有可能经营这一业务的市场主体不间断地公示这个信息。三是建立创新业务绩效评价制度，定期分析各类创新业务的成本利润率、相关业务支持率、资产风险度、内控管理等指标，建立必要的考评机制，对考评不及格的创新机构强令其从市场退出。
2、实施监管事先承诺制度。监管事先承诺，是指银行对自身的风险控制水平事先向监管部门承诺，承诺在一定时期内的累积损失不超过一个最大限额，从而依据事先预测可能出现的最大损失留有充足的资本准备。在这一损失最大限额内，由各银行自行管理和控制风险，监管部门不再介入；如果在此期间任何一个时点违反了这一承诺，即损失超过了预定限额，监管部门就会介入其具体活动，对其进行处罚。在这一制度安排下，监管部门而要做的就是通过设计或选择一种合适的激励惩罚机制来涵盖监管对象任一水平的风险暴露，分析问题机构风险损失的起因，对于个别机构的冒险行为和整个行业面临的风险导致的损失按照区别对待原则予以惩罚，对于执行事前承诺较好的机构予以奖励。
3、不断完善银行差别监管。在监管过程中，监管部门对银行机构的评级结果要与监管收费、机构和高管人员的准入、新业务和新服务的开办、现场检查的实施等紧密联系起来。具体来讲，就是对于那些发展稳健、管理规范、合规守法的银行，实施激励的鼓励性监管，减少现场检查频率，支持和促进其创新能力的提高，反之则实施严厉的惩罚性监管，增加现场检查频率，并对违规事件予以及时严厉的查处，从而激励银行从节约成本、加快创新的角度考虑来加强自己的风险管理，提高自己的评价等级，促进其稳健经营，而不是滑向有问题银行的边沿。实施差别监管，不但可以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而且可以对银行及其投资人（股东）起到相应的激励作用，以此推动银行业的持续发展，构造银行业良性有效可持续发展的生长机制，真正建立银行机构市场优化制度，形成有进有退、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二）约束：充分发挥市场力量的制衡作用
1、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市场约束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强化信息的披露，充分有效的信息披露是市场约束发挥作用的基础。对于监管部门而言，一是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明确银行信息披露的标准，并强制其按照所制定的标准进行披露。二是要结合银行股份制改造工作，推动会计制度的国际化，提高会计信息的一致性和可比性。三是要加强对社会公众金融法律法规和风险防范知识的宣传，增强其对银行所披露信息的识别能力和监督意识。
2、发挥外部评级作用。目前，许多国家已将信用评级技术特别是将专业评级公司的结果运用到银行监管之中，并据此采取跟进措施。在《新资本协议》提出的三种计量信用风险的方法中，外部评级法最为简单，尤其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对于监管部门来讲，一是要进一步整合国内现有的信用评估机构，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培育全国性甚至是垄断性的权威评估公司，使其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和社会公信力。二是要规范评级市场，提高评级质量。三是要扩大商业性评级结果在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的使用范围，重视参考或引用外部信用评级结果，以对信用风险状况作出正确识别和判断。
3、强化行业自律监督。发挥自律组织的自律管理职能，是发达国家强化市场约束、完善监管体系的重要经验。因此，应加强我国银行业自律组织的建设，使其具有严密、详尽、方便、可操作的自律规章，包括组织纪律、市场规范、道德准则及自我监察的程序规则，特别是对违规违章者的检查、监督程序及合理的惩戒措施的设计，并有能力推行，确保会员依章运行，维护规章的强制性和有效性，从而填补监管部门为实施激励相容监管，减少直接管制带来的监管“空白地带”，弥补我国银行监管方式变革中暂时出现的“漏洞”。同时，通过行业规范加强银行内控机制，使银行业的风险控制不是被削弱，而是得到加强。
（三）相容：实现监管与银行目标的充分融合
1、理念的融合。银监会成立后，提出了“四四六”的指导思想，倡导审慎监管的全新理念，其基础是尊重银行自，其手段是发挥银行在风险管理中的自主性，其目的是促进银行稳健经营。从世界各国经验看，监管部门有关审慎监管的规定，亦是银行风险控制的核心内容，对银行的稳健经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此，对于银行来讲，必须在经营管理中牢固树立“审慎为先”的理念，在监管部门的指导和帮助下，加快建设一个涵盖基础体制、决策体制、传导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风险管理长效机制，构建一个有效的内部评级体系和“内控优先”的控制环境，切实做到审慎经营、稳健发展，从而实现银行经营理念与监管理念的充分融合。
2、行为的融合。银行机构要进一步明晰产权关系，建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发挥“三会一层”的作用，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制衡，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同时，积极借鉴监管部门持续监管方法，建立良好的内部审计以及监督、处罚制度，通过实施内部评级方法，推进信贷政策和流程的重组，发挥内部评级在发现和防范风险方面的作用，真正承担起风险控制的第一性责任。同时，要实现信息共享，包括银行内部审计信息和外部审计信息、纪检监察信息，以及监管部门监管信息等方面的内容，使监管与被监管之间的博弈性质在一定程度上由对抗转向了协作，进而达到相容监管之目标。
3、文化的融合。尽管银行监管和被监管者双方最终实现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实现目标的过程和路径不一致，彼此之间就存在文化融合的问题，其切入点是“以人为本”，其实质是培育健康的“风险文化”。银行要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银行先进的管理经验，深化用人机制改革，强化全员风险教育，使得在内部风险问题上，能够做到主动暴露、报告而不是掩盖和回避；要加强高管人员队伍建设，破除职务“终身制”、能上不能下的束缚，变任命制为市场遴选，建立高管人员良性循环和竞争模式，降低高管人员因短期行为的选择而损害银行长期利益的可能，从而把制度缺陷带来的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真正防范内部人员的“道德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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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颁布新的金融监管法律
过去较长时期内，英国实施的是以金融机构自律监管为主，辅以“道义劝告”的监管方式。例如：英格兰银行往往以行长的名义向当事的金融机构发一封正式的信函，要求其规范业务活动。虽然信函本身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起到很好的作用。
2000年6月，英国女王签署了一部英国历史上议院对提案修改达2000余次、创下修改最多记录的立法，也是英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一部关于金融服务的法律――《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这部法取代了此前制订的一系列用于监管金融业的法律、法规。例如：
《1979年信用协会法》(the Credit Unions Act 1979)
《1982年保险公司法》(the Insurance Companies Act 1982)
《1986年金融服务法》(the Financial Services Act 1986)
《1986年建筑协会法》(the Building Societies Act 1986 )
《1987年银行法》(the Banking Act 1987)
《1992年友好协会法》(the Friendly Societies Act 1992)
……
这部法也成为英国金融业的一部“基本法”。该法明确了新成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和被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统一了监管标准。
2. 整合金融监管组织
根据《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的规定，英国成立了世界上最强有力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监管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简称金管局，FSA)。
1998年6月1日之前：英国实行的是“分业监管”，共有9家金融监管机构：
英格兰银行的审慎监管司(SSBE)
证券与投资管理局(SIB)
私人投资监管局(PIA)
投资监管局(IMRO)
证券与期货管理局(SFA)
房屋协会委员会(BSC)
财政部保险业董事会(IDT)
互助会委员会(FSC)
友好协会注册局(RFS)
这些监管机构分别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房屋协会等机构的监管职能。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分业监管的有效性开始降低，弊端也暴露无遗。
首先，成本增加，效率降低; 其次，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容易产生争议; 再次，被监管者有可能钻多个监管者之间信息较少沟通的漏洞，通过在不同业务类别间转移资金来转移风险，或以人为抬高或降低盈利等方法，以达到逃税、内部交易甚至洗黑钱等目的。这使英国朝野上下对改革金融监管模式逐渐有了较为统一的认识。
如今，FSA是英国整个金融行业唯一的监管局，其内部职能部门设置分为：
金融监管机构: 包括银行与建筑协会部、投资业务部、综合部、市场与外汇交易部、退休基金检审部、保险与友好协会部；
授权与执行机构：包括授权部、执行部、消费者关系协调部、行业教育部、金融罪行调查部、特别法庭秘书处。
FSA的目的和任务主要有: 保持公众对英国金融系统和金融市场的信心；向公众宣传，使公众能够了解金融系统及与特殊金融产品相连的利益和风险；为消费者提供必要的保护；为发现和阻止金融犯罪提供帮助。
根据有关法律，FSA拥有监管金融业的全部法律权限，但不是政府机构，而是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的监管组织，它的经费直接来源于它所监管的金融机构。
虽然FSA要对拥有100多万员工的英国金融业进行全面监管，但其机构并不庞大，现有雇员仅2100人，现任主席为戴维斯(Howard Davies)。
3. 制订新的金融监管规则
根据英国《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的授权，FSA已经制订并公布了一整套宏观的、适用于整个金融市场监管机构的“监管11条”。其具体内容有：
(1) 被监管者一定要诚实地开展业务
(2) 被监管者一定要勤奋和细心地以应有的技能开展业务；
(3) 被监管者在适当的风险管理机制下，一定要负责和有效地采取适当的谨慎态度组织和管理其业务；
(4) 被监管者一定要保持适当的金融资源和财力以应付可能的危机；
(5) 被监管者一定要遵守相应的市场行为准则标准；
(6) 被监管者必须公平对待其客户，并对客户的利益给予应有的考虑和重视；
(7) 被监管者必须对其客户的信息需求给予应有的重视，提供给客户的信息应该明了、公平、不能有误导;
(8) 当被监管者的利益与客户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或不同客户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被监管者必须公平处理发生的冲突；
（9）被监管者对给予客户的建议和非正式的决定负有责任；
（10）当被监管者对其客户的资产负有责任时，必须做出适当的安排，以保护客户的资产；
(11)被监管者必须以公开及合作的态度接受FSA的监管，被监管者一定要将必须及时通报的情况报告给FSA。
4. 确立新的金融监管哲学
监管哲学即监管理念，是金融监管的指导思想及基本原则，如监管尺度的“严”与“宽”、“松”与“紧”等。
改革后的英国FSA的基本原则是围绕风险管理，对不同的金融机构采用“量体裁衣”式的金融监管。例如：
对银行业: 采用以风险控制为基础的监管原则，并根据《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规则要求制定英国银行业的实施法规。此外，FSA给予从事批发业务和零售业务的银行以不同的市场准入条件和监管条例。
对证券业：吸收欧共体改革证券业监管的成果，将其有关内容纳入监管英国证券业的法律框架。FSA还打破伦敦证券交易所(London Stock Exchange)垄断证券市场信息的格局，推进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改革。
概括起来，新时期内FSA的监管理念是：
运用谨慎的规则来监管，而不是以“控制”为基础去实现监管；
大量运用在“外部”保持一定距离的监管，而不是以频频到银行内“查账”为基础去实施监管；
在监管中充分重视被监管机构的会计报告；
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进行监管。
5、建立金融监管制衡机制
为确保FSA能够正确行使《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所赋予的权力，全面履行其负有的监管职责，同时能有效防止FSA在金融监管中可能发生的、渎职行为，成立了专门的金融监管制约机构――“金融服务和市场特别法庭”(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 Tribunal)，于2001年12月1日与FSA同时开始运作。
该法庭主要审理发生在FSA与被监管机构之间、经双方协商难以解决的问题。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该法庭对金融监管案件的审理采取闭门(对公众保密)审理、公开审理两种方式，以公开审理为主。
“金融服务和市场特别法庭”的成立，无疑能够促使FSA认真依法进行监管，有助于提高英国金融监管甚至整个金融业的法制水平。
主要变化
1. 金融监管的权力集中
1998年6月1日之前：英国实行的是“分业监管”，共有9家金融监管机构:
英格兰银行的审慎监管司(SSBE)
证券与投资管理局(SIB)
私人投资监管局(PIA)
投资监管局(IMRO)
证券与期货管理局(SFA)
房屋协会委员会(BSC)
财政部保险业董事会(IDT)
互助会委员会(FSC)
友好协会注册局(RFS)
FSA继承了原有9个金融监管机构分享的监管权力。从此，英国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服务于该市场的机构和个人，对清算和支付系统以及有问题的金融机构进行谨慎监管的全部权力，都由“唯一”的金融监管机构――FSA来统一行使：从英国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手中将银行业监管的权力接过来；与英国财政部签定协议，将原来由财政部拥有的保险立法职能移交给FSA; 对上市公司的审核责任也从伦敦证券交易所转到FSA手中。
FSA除接手原有各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以外，还负责过去某些不受监管的领域，如金融机构与客户合同中的不公平条款，金融市场行业准则，为金融业提供服务的律师与会计师事务所等的规范与监管。
2. 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
英格兰银行的监管职能始于1940年代，但直到1987年，其监管职能才被《1987年银行法》所规范与定位。进入1990年代，由于英格兰银行对银行业及金融市场十分了解，经常对政府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方针给予技术性的建议，因此其在整个金融、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加强，独立性有所提高。
FSA成立后，英格兰银行对银行业的监管职能被移交，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却被强化。在新格局下，英格兰银行主要负责英国金融和货币体系的整体稳定，并对支付系统等基础设施发挥独特的支持作用。英格兰银行有权独立地设定基准利率，独立制定并实施货币政策。鉴于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密切联系及相互影响，监管职能从英格兰银行分离出去后，法律规定，英格兰银行与FSA负责人交叉参加对方的理事会，实行互相介入，以保证二者之间的有效协调。这种安排，能保证FSA所负责的金融监管与英格兰银行负责的货币政策，在宏观层面上的决策能够保持较强的互通性。
3. 监管方式与内容发生重要变化
与昔日英格兰银行、证券与投资管理局等9个金融监管机构所不同的是，FSA在监管别强调以下环节：
(1)最节约和有效地使用资源进行金融监管；(2)被监管金融机构管理层是否尽职尽责是相当重要的；（3）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尽可能不压抑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力；（4）鼓励被监管金融机构之间开展有序的金融竞争；（5）努力保持英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及其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特征;（6）在监管目标方面，FSA将通过积极关注金融发展动态，实现前瞻监管，以维持一个“高效、有序且清洁”的金融市场，帮助客户达成公平而合理的交易。
在监管手段与规则方面: FSA所拥有的监管手段都是以风险控制为核心的，尤其是业务风险与控制风险; FSA正在全面修订监管条例，预计条例总数将比原有金融监管条例减少30%;
在监管重点方面：FSA吸收了原监管者英格兰银行对银行业风险监管的经验，对整个金融界特别是三大金融业务的“零售市场”实施“以控制风险为出发点”的监管。
为此，FSA制订了清晰的市场行为守则(Code of market conduct )，并将把严重违反市场行为守则的金融机构送上法庭，其主要管理者也将同时受到惩处。
改革的影响
1. 促进了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
FSA专司金融监管、英格兰银行则负责货币政策的金融制度安排，二者都能充分发挥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效率优势。
一方面，英格兰银行不必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双重目标之间取舍，能更好地维护宏观货币金融的稳定；另一方面，FSA统一集中监管，消除了交叉监管现象，可使被监管对象负担的监管成本下降。
尽管FSA的业务范围比原有9个监管机构的业务范围宽泛，但FSA在1999～2000年度的预算比原来9个监管机构预算的总额低很多；更重要的是，FSA的各业务部门通过有效利用集中的监管设施，共享监管信息，便于监管人员全面了解金融市场动态，从而提高了FSA实施金融监管的效率和效果。
2. 适应了金融业发展的潮流
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调整是国际金融发展大趋势。美国银行经营制度从“分业”到“混业”，经历了66年的漫漫长路；而英国的综合银行体系，也已存在较长时间。实际上，英国政府在金融服务发生巨大变化时所进行的以混业监管为目标的改革，为金融业提供了一个金融监管服务的“超市”，既是顺应金融经营模型改变后金融机构进行调整的理性选择，也是政府主导的一场金融体系全面整合的改革。这一改革，不仅方便了英国的金融机构和客户，也提高了英国金融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强化了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3. 创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新范式
从全球层面上看，英国的金融监管模式改革，代表着全球金融业在混业经营时代的一种发展方向，对各个正在迈向混业经营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具有深远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第一，金融监管要“规则化”，要以程序性、可操作性的监督代替“行政命令式”监管；
第二，金融监管要“专业化”，既要监管分工明确、职能明晰，又要由具备过硬专业知识、可靠人品和较强能力的专业人士从事金融监管；
第三，金融监管要“信息化”，要对监管对象建立可以共享的信息以提高监管效率；
第四，金融监管要“国际化”，要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接轨，实现国际金融监管一体化；
第五，金融监管要适应形势的变革，不断创新，探讨新时期金融监管的理想模式与可行路径。
资 料:近20年英银行业主要变革
住房贷款协会银行化
1986年和1997年两次对《住房贷款协会法》进行修改，先是允许其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并且可以改组为公众持股公司（PLC）；后又允许其在不违反该法的前提下经营任何银行业务，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住房贷款协会银行化的浪潮。
零售银行市场上竞争加剧
1.住房贷款协会。2.一些实力雄厚的工商集团。如经营范围涉及航空、广播、音像、饮料等行业的英国维京集团（Virgin）、Tesco、Marks&Spencer等大型超市集团。3.保险公司。目前明珠保险公司、普天寿、标准寿险等许多大型保险公司均已开设了存款及个人抵押贷款等业务。
关键词：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监管
2007年，因三家中资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相继成立私人银行部，开展私人银行业务，而被银行业称为中国“私人银行元年”。今年，国内的主要商业银行，如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等，也陆续开展了这一业务。可见，私人银行业务将成为中外资金融机构竞争的又一个重点。与业界的趋之若鹜相比，目前国内并没有针对私人银行业务出台专门的监管法规。那么，私人银行业务这一金融创新有哪些特点，其面临的风险有哪些，出现这些风险的原因是什么，现有的针对理财业务的监管制度是否适用于私人银行业务，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完善我国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促进业务的稳健发展。
一、私人银行业务的特点
私人银行(privatebanking)的发展已有400余年的历史，它通过客户经理向拥有高额净资产的私人客户及其家庭提供以财富管理为核心的、高质量、专业化金融及相关服务获取收入。私人银行业务具有五大特点：一是客户的特殊性。其目标客户群不是一般大众客户，而是高额净资产客户(HNWIs)；二是服务多元化、个性化。私人银行提供了多元化的产品结构和个性化的服务方式来满足客户的需求；三是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易导致利益冲突。由于银行无法完全掌握客户的准确信息和客户无法了解私人银行业务的相关信息，存在较高程度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利益冲突问题的产生；四是服务期限长、私密性高；五是账户复杂、交易金额巨大。私人银行业务和理财业务不是同一个范畴，私人银行业务更为广泛，包括投资、融资、保险、咨询顾问等多项业务在内，跨多部门、多业务领域；而理财是纵向的，理财服务只是私人银行业务的一小部分内容，所以不能将私人银行业务规范划归到理财业务框架之中。
二、私人银行业务的风险的特点
私人银行业务是一项高风险业务，需要较高的风险管理能力。与理财业务相比，私人银行业务风险特点表现为：一是面临的风险多。由于私人银行业务的产品和服务范围远远丰富于理财业务，因此其面临风险更多。二是风险发生的概率大。私人银行业务更复杂，存在更多的潜在风险事件和风险点，需要较高的风险管理水平。但作为一项新兴业务，银行相应的内控管理较弱，因此更容易引发风险。三是风险复杂，有较强的关联性。私人银行业务集多种风险于一体，各种风险的抵补或交叉关系更为复杂，更容易相互传染、转化。四是风险计量难度大。由于私人银行业务是针对极少数的客户，面临合规风险、声誉风险等许多新型风险，传统的计量方法较难预测和计算。五是从风险分类来看，操作风险与合规风险是商业银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面临的最大风险。
私人银行业务由于其组织形式和业务特点，导致了其风险生成有如下特殊的原因：一是私人银行业务与利益冲突。私人银行的存在和发展降低了市场的交易费用，改善了市场和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了市场的发展。但私人银行的中介地位决定其难以规避利益冲突，由于私人银行获得信息的机会和能力远胜于客户，客户不得不依赖私人银行提供的信息进行决策，当一项交易为客户服务而可以有两种解决方式时，私人银行可能会选择从自己的利益角度看更为有利的方式，进而引发“利益冲突”。“回扣”是利益冲突的典型表现形式。私人银行可能会选择给予自己回扣多的产品与服务推荐给客户。私人银行给客户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时，利益主体也随之多元化，利益冲突就更为激烈。二是私人银行业务与合谋行为。在私人银行业务中，合谋主要是指私人银行可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协助客户从事“洗钱”等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损害社会福利。
三、我国现有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对私人银行业务实施的监管主要是依照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监管进行的。尽管他们都是商业银行个人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监管手段、指标设定等方面都有很多相似性，但对私人银行来讲，它毕竟与理财业务有不同的业务特点，面临不同的风险，因此，对它的监管还应考虑其经营模式的特殊性，否则监管就极可能出现低效率的情况。具体来说，私人银行业务在风险监管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我国目前没有针对私人银行监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私人银行业务，暂时采用理财业务的监管规定，这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理财业务只是私人银行业务的一小部分，因而不能将私人银行业务划归到理财业务框架之中。二是上述的管理规定与办法，或主要针对某一种产品，或主要针对某一种风险，而私人银行业务是一种产品多元化且具有复杂风险的业务，这些规章制度不能替代对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
(二)监管主体多元化，重复监管与监管真空并存。从监管部门来看，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进行监管。但从整个业务范围看，涉及的部门更多。如，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反洗钱，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外汇，证监会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等。商业银行开展私人银行业务须与不同监管部门沟通，得到不同部门的许可，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监管职能的重复与真空，造成商业银行的被监管成本提高或是逃避监管。因此，私人银行这一金融创新实际上对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
(三)缺乏风险监管，监管能力和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目前，对于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的准入条件、客户构成、产品定价等方面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可循，对风险性监管和规范性监管涉及不多，特别是缺乏有效的控制措施来抑制利益冲突与共谋行为引发的风险。从风险监管角度分析，这样的监管措施往往起不到应有的效果。一旦私人银行业务出现经营风险，监管部门只能被动地事后处理，这影响了私人银行业务的稳健发展。
(四)与国际监管标准还没有接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私人银行业务已从传统的自律型监管向政府型监管方向转化，各国监管机构出于保护消费者、控制业务风险的角度提高了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要求。如，欧盟2007年11月1日开始生效的“金融工具市场法规”，几乎涉及到私人银行业务的方方面面。国内目前较为宽松的监管要求易使中国成为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洼地”，对业务发展迅速、业务范围相对复杂的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难以真正起到防范风险的作用。
四、改进私人银行业务监管的建议
(一)制定私人银行监管条例，加强协同监管。监管的宗旨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金融风险，而是要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合理的可承受的范围内。银监会应尽快制订私人银行业务监管条例，在私人银行业务的市场准入条件、业务范围、信息披露、监管流程等方面参考国外立法做出相应规定，使金融监管有法可依。同时，应加强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协助监管和补充监管，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及时提供监管对象的活动情况和通报监管要求的变化与考虑。
(二)加强私人银行业务市场准入监管。监管当局应通过一系列定性和量化指标，加强私人银行业务的市场准入监管。其中，最重要的市场准入标准有三方面：一是银行的准入标准。由于银行经营私人银行业务后其操作风险、合规风险加大了，因此可考虑对经营私人银行业务的银行提出资本充足率要求、合规记录要求、经营范围要求等，以保证银行的安全与稳健经营。二是从业人员的准入标准。制订从业人员行为规范，对高层管理人员、客户关系经理的任职资格提出严格要求，尽量避免人为因素可能造成的风险。三是客户的准入标准。监管当局应规定私人银行客户的最低个人净资产要求，并要求商业银行实施“认识你的顾客”(KYC)的测试。
(三)强化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合规监管和风险监管并举。私人银行最大的责任是充分的信息披露、确保交易的公正及良好的风险控制。监管当局的监管不能有效替代私人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与合规职能，监管当局应对私人银行的业务流程、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信息披露提出具体要求，规范各服务提供方的行为，明确各自的法律责任，促使服务提供商高度重视业务流程，严密监控主要的风险集中及其传递，保护消费者利益。
(四)加强国际监管合作，与国际监管标准接轨。目前，银监会正积极推进与国外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并与英美等国的监管机构达成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监管合作协议。在此基础上还需进一步加强信息交流和监管合作，建立监管高层的互访和磋商机制，实行跨境联合现场检查。同时，还应努力与国际监管标准接轨，促进监管制度国际化，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新规则的形成与发展，以适应金融监管新形势的需要。
关键词：金融创新；银行监管；挑战；应对
一、金融创新对银行监管实践提出的挑战
金融创新行为的动机简单地看是由于盈利动机的驱使，但是从深层次看却是银行监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滞后，以至于阻碍了银行机构向更高的阶段进一步发展。环境的变化使得银行机构传统的经营方式不再有利可图，他们过去向客户提供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越来越难以出售，而传统的金融工具也已不能大量的吸收资金，因而为了继续存在下去，他们不得不寻求创新；另一方面，各银行机构面临的严格管理使得规避管理法规的过程变得有利可图，某一个机构避开管制后提供的服务往往给它带来丰厚的利润和市场占有，因而严格的监管本身就成为刺激银行业创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所以金融创新更多地应该从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博弈来理解。银行为了逃避监管，开拓市场而进行的金融创新活动与监管活动之间是一个不断向前推进的动态博弈的过程，即监管——创新——再监管——再创新。但是至今的实践表明，银行监管活动落后于金融创新的发展，银行监管是一个被动的过程，金融创新给银行监管的实践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1．金融创新使银行监管目标的权衡更加困难。银行监管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安全目标，一个是效率目标。就经济与金融的长期发展来看，银行体系的安全和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的阶段，银行体系的效率目标却是更加突出。比如70年代末，过度严格的银行监管造成的银行机构效率下降和发展困难使得这一时期的监管更偏重于效率目标。金融创新的最深层的原因就是规避管制，追求发展和效率。但是实证研究已经表明，在银行监管的安全目标和效率目标之间存在着替代效应，金融创新在提高了银行体系的效率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加大了风险。在面临着全球竞争的压力和本国银行体系的安全稳定之间，银行监管如何在这两个目标之间进行协调？
2．金融创新使得银行监管的客体更加复杂化。金融创新使得银行监管的客体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了新的变化。一是金融产品和组织创新模糊了分业经营中各专业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他们之间的业务相互交叉和渗透，业务趋同，银行也逐渐发展成为超大型的综合性金融机构，比如银行业会通过创新绕过各种监管法规的限制向证券保险行业渗透。二是市场的创新使得一国的银行机构在现在条件下不可能置身于金融全球化之外。对外经济联系的加强使得一国的银行通过各种创新活动向国际市场渗透，广泛参与国际金融活动。这样对国内银行在境外的金融活动的监管就变得遥不可即。同时，一国的金融体系也会暴露在国际金融风险之下，这给银行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三是新的业务形式和金融产品的出现，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如网上银行的兴起。四是银行机构和其他各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这样局部的金融风险很容易转化成全局性的金融风险，造成所谓的传染效应，从而更容易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3．金融创新给银行监管主体的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分业监管还是混合监管的选择问题。毫无疑问，面对着银行业务日益综合化的趋势，原来界限分明的分业监管已经表现出了极大的局限性。
4．金融创新对传统的监管方式提出了挑战。传统的银行监管一直以来是以外部监管作为最主要的监管方式，强调严格的立法和监督，对金融机构的日常业务行为也作出了很多的外部规定。这种监管方式主要有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和标准化的监管。行政命令式的监管是以行政命令对银行业的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作出了强制性的规定。标准化的监管方式则沿袭了行政命令式监管的原理，将资产划分为不同的风险级别，并对每种类型确定固定的资本要求。这种监管方式明显不适应金融创新下的新要求。它们存在着信息和经验不对称的问题，而且没有考虑银行在金融创新过程中的动态过程，在实际的执行过程当中也容易造成一刀切的问题。
5．金融创新对传统的监管理念的挑战。金融创新对银行监管的动态回避过程与相对固定的银行监管框架之间是一对矛盾体。金融创新和银行监管之间的博弈总是表现为监管方的被动。危机导向的、事后的、传统的银行监管总是被动追踪金融创新，会使监管效率大大下降，并且造成监管成本的增加。
二、银行监管应对金融创新的一般实践
1．从注重传统银行业务监管向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监管并重转变。较之传统银行业务，银行的创新业务在收益更大的同时，风险也更大，且更容易扩散，对金融市场造成的冲击也更加直接和猛烈。因此，只注重传统银行业务的监管已经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整个银行业的风险状况。只有并重监管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银行业的整体风险。
2．从注重外部监管向注重内部和外部监管并重。针对银行监管与金融创新博弈的被动地位，监管理念应该不仅仅从外部力量的介入的角度来考虑有效监管的问题，而且外部监管随着创新和变革的发展，其缺点不断暴露，比如市场敏感度低，不能全面及时反映银行风险，相应的监管措施也滞后于市场发展。我们应该考虑如何从银行内部与监管机构激励相容的角度来使银行主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制度安排。目前最为流行的一个根据激励相容理论建立的监管的方法就是预先承诺方法。银行在预测期初向金融监管当局承诺其资本量水平，为该期内可能发生的损失作准备，而监管当局则根据银行承诺的水平设计惩罚和奖励措施，并不再对银行进行例行的资本充足检查，但是这种方法的实施对监管水平的要求较高。另外，对市场机制的作用受到了日益重视，认为只有保证信息的完备透明，充分发挥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对银行起到正确的激励。
3．从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统一监管体制是指由统一的监管主体对从事银行、保险、证券等不同类型业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统一监管的一种制度。与此相适应，金融监管也应该打破分业监管的模式向统一监管转变，由统一的监管主体对从事银行、保险和证券的不同类型业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统一监管。但是在具体的监管主体的改革上，是采用一元化的超级监管机构还是在保持监管主体多元化的前提下，加强各个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二者有利有弊，具体的选择需要对实际情况作出更细致的选择以后才能加以确定。
4.从一国监管向跨境监管转变。本国银行向海外市场的扩展也是一种金融创新——市场创新。随着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越来越多，其业务收益来自海外的比重日益提高；而另一方面，电子银行的发展使得金融监管当局很难判断其交易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完成的；离岸金融业务的拓展也使得部分金融机构偏离于监管视野之外。因此监管部门应该将一家银行的境内外机构境内外业务进行并表监督。另外，加强不同国家监管当局之间的信息分享和交流，监管的分工和协调，以有效杜绝国际银行监管的真空。
三、对我国银行监管实践的启示
1．我国的监管目标的选择。竞争的激烈和创新的加强，无疑会提高效率，但是同时也加大了风险。面对着竞争的压力和我国银行业经营效率低，坏帐率高的现实情况下，监管当局如何在安全目标和效率目标之间进行权衡，找出一个最佳的平衡点，是关系到银行监管效率的关键问题。目前我国需要重新认识金融创新对金融发展的重要性，改变对金融创新不论青红皂白一律封杀的做法，对有益于发展并且风险比较容易监管，不会增加太多监管成本的创新，不妨进行鼓励，以提高我国银行的竞争力。也就是说，我们要适当地考虑到效率目标。
2．我国监管重心的转变。我国一直以来对银行的监管注重的是合规性的监管，重在对市场准入、业务经营范围和行为的监管，其中突出的问题是重市场准入管理、轻持续性监管，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对金融创新工具的监管尤为不足。并且这些静态的监管措施明显地落后于市场的发展。为了扭转这些不利局面，我国现阶段银行的监管重心应该改变，利用我国现阶段对监管水平要求不是很高的有利时机，把监管重心放在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落实上，尽快制定和建立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损益等经营管理业绩的综合考核和评价体系。在体系完善和外部监管的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按照激励相容的原则设计和加强商业银行的自我约束机制和内部控制制度，追踪世界最新的实践成果，提升我国银行监管的水平。
3．对我国监管主体的要求。金融监管客体的巨大变化表明我国分业监管的做法应该适应客体的综合化、国际化的变化。适应于国内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合作和交叉，混合监管似乎成了一个趋势，适应于银行业务全球化、国际化的发展，应该加强我国的银行监管机构同国外机关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通过与各国监管当局的定期磋商和交流制度，通报互设机构的经营情况和风险程度，杜绝对银行跨境活动的监管真空。但是应该看到，我国混业经营的规模和全球化的发展程度均比较低，没有对统一监管提出很迫切的要求，尽管银行监管机构缺乏与其他监管当局的协调配合，监管过度和监管不足并存，但是作为一种发展趋势，我们应该在现阶段做好分业监管的同时，不断提高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并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合作，为未来的统一监管打好基础。
4.改善监管环境。加快与监管有关的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加快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充分发挥外部市场竞争和约束的作用，所以应该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对银行的市场约束力。
参考文献：
1．何德旭，金融监管．世界趋势与中国的选择．管理世界，2003，（9）．
一、传统银行业监管方式的缺陷
传统的银行监管一直围绕着两个出发点展开：一是制定各项强制性标准和合规要求，要求金融机构的各项指标不得低于或高于规定值；二是构筑公共安全网，提供隐性或公开的金融机构破产保护，以保护债权人、尤其是个人储户的利益。这种传统的银行业监管方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保护了存款人的利益。但随着银行业经营环境及其自身的不断发展变化，这种方式逐渐显露出它的缺陷。90年代以来，银行业亏损倒闭的事件频频发生，如巴林银行、里昂信贷、大和银行、住友银行等先后陷入经营困境，造成巨额损失。这进一步说明了，现在的金融环境下传统的监管方式已是难以适从，面临着巨大挑战：
1．金融自由化侵蚀了传统监管方式的基础。地看，监管者为防范风险而进行的监管活动，与国际银行界为开拓市场而进行的金融创新，常常表现为不断推进的动态博奕过程。如果说60年代和70年代的金融管制与金融创新基本上处于一种“猫鼠追逐”的状况，那么，进入80年代，西方掀起金融自由化浪潮，许多国家放松了对银行业的管制，由此使得金融业务大量交叉渗透，表外业务的增长异常迅速，其中金融衍生工具的迅猛发展也成为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最重要的。
虽然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危机间并无直接的关系，但许多银行体系却随着自由化经历了严重的。特别是没有健全严密的内控体系和审慎的监管体系，致使不断发展的银行业中所蕴含的风险迅速增加。如金融衍生工具刺激了越来越多的国际银行从事投机交易，金融衍生工具也就由避免风险的金融工具变成了最危险的金融工具。“虚拟经济”的不断膨胀，已越来超脱离实际经济运行，并使得银行业传统的监管方式日益捉襟见肘。
2．银行兼并浪潮向传统的监管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90年代以来，国际银行业并购事件层出不穷，形成席卷全球的银行兼并浪潮。银行业的兼并风潮向传统的监管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首先，银行业的兼并加强了银行业的集中程度。银行业的集中，一方面可以提高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也容易因风险管理不当而积重难返。西方金融界有一种说法；“太大了，以致不能破产”。超级银行、巨型银行出现问题甚至是倒闭，对金融体系、甚至于整个经济意味着灾难性的打击。1986年美国大陆伊利诺斯银行和1995年巴林银行的危机，都曾引起国际金融界的巨大恐慌。因此，如何加强对越来越多的超级银行、巨型银行的监管，是国际银行监管所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其次，银行业的兼并风潮使全球金融市场的竞争逐步进入垄断竞争。因此，防止超级垄断、维护平等竞争秩序、防止金融风险在恶性竞争中累积，就成为监管当局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第三，银行业的兼并在推动银行规模扩大的同时，也逐渐冲淡了银行业与证券、保险等行业的界限，新兴的超级银行业务品种繁多，业务区域遍布全球，这无疑加大了国际银行监管的难度，使各项监管措施更加难以及时、准确、有效地实施。
3.全球银行业的国际化对稳健的银行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银行国际化在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空前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据国际清算银行1996年的统计，在银行业为主导的外汇交易市场上，日交易规模估计可达1．2万亿美元，几乎为1989年的两倍；许多商业银行进行大量风险极高的OTC交易，到1995年3月底，合约总额达41万亿美元。由于国际银行间的业务往来空前增加，风险的累积、扩散十分迅捷，在全球支付与清算系统中，一旦某家银行出现问题不能按时清算，必然会造成全球性的连锁反应。
4．转型经济和新兴市场的发展要求调整国际银行业的监管。转型经济和新兴市场的发展，使得这些国家的银行业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一方面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在转型和新兴市场的发展潜力和盈利机会的吸引下，开始向这些地区扩张；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如推进本币自由兑换、开放金融市场、放松外资银行进入管制和国际资本流动管制，并在国外广泛设立分支机构，这就使得转型经济和新兴市场在国际银行业中的重要性不断趋于上升。但是，在传统的国际银行业监管原则的制定中，考虑转型经济和新兴市场方面十分有限，这就使得原来的监管原则对于新兴市场和转型经济来说显得有些隔靴搔痒。
二、有效银行监管制度的核心内容
“如何适应新的变化情况来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管制度”、“如何提高监管当局反金融危机的能力”是各国监管当局在不断思考和不断控制的问题，巴塞尔委员会1997年推出的“核心原则”和新近公布的“新资本协议框架”正是这样一种努力所取得的成果。这些成果表明，一套有效的银行监管机制具备这样一些因素：
1．进行全面的风险管理。1988年 “巴塞尔协议”起草时，由于银行业仍侧重于传统的银行业职能，信用风险被视为最重要的风险要素。但是，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和银行业国际化趋势的增强，仅仅管理信用风险也就难以满足有效监管的要求了。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除、操作风除、风险、信誉风险等各种风险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成为银行业监管的一个重要趋势。在各个局部风险的管理方面，巴塞尔委员会的探索也是富有代表性的。巴塞尔委员会的“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和 “新资本协议框架”，更使防范银行业风硷的视野大大拓宽。金融机构自身也正在努力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同时，认真考虑如何控制交易风除。可以说，银行业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的风险管理时期。
2．加强银行内部风险控制。90年中期，“巴林风暴”和“大和风波”使国际金融界大为震惊。对于这两个风险案例，人们的一个共识是：巴林银行倒闭和大和银行巨额亏损的根源在于内部控制系统不完善。这同时也说明，商业银行内部监管是银行风险的基础和关键所在，离开商业银行完善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监督，外部监管的有效性是难以得到保证的。因此，在强化中央银行外部风险监管的同时，需要商业银行加强其内部风险管理系统和市场监督。新西兰储备银行于1996年1月起推行新的监管制度，提出央行虽然有责任保护银行体系，但是当银行出现问题时，中央银行不再出面挽救，并希望商业银行完善其内部控制制度。这项改革旨在完善商业银行在存款保险和央行挽救下产生的道德风险危机问题，避免银行过度冒险，刺激银行加强控制经营风险、提高董事会的管理质量。德意志银行为加强内部监督控制，实行全员控制和全员监督，即有专业控制，又有地区和部门控制，职责明确，责任到人，已形成一套较为和完整的内部管理体系。英国的巴克莱银行努力准确衡量经营风险并对风险定价，在放款时，还对信贷风险设立特殊的准备金。
3．改善信息披露制度，引入市场约束。准确、及时、充分地获取和处理各种信息，是对银行业实施有效监管的一个基本前提。因此，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也成为对银行业加强监管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巴塞尔委员会新近推迟的“新资本框架协议”对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关键信息的披露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新框架充分肯定了是具有迫使银行有效而合理的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的作用，稳健的、经营良好的银行可以以更为有利的价格和条件从投资者、债权人、存款及其他交易对手那里获得资金；而风险程度高的银行在市场中则处于不利地位，它们必须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提供额外的担保或采取其他安全措施。于是，这种市场惩罚机制可以促使银行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支持监管当局更有效地工作。为了确保市场约束的有效实施，必然要求建立银行信息披露制度。新资本协议框架中所要求的信息披露的潜在参照标准是美国的银行信息披露要求，如大型银行要求按季度披露范围广泛的风险信息。
4．建立起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机制。随着银行业的国际化，金融风险在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不断增强，加强银行业监管的国际合作变得日益重要和迫切，全球性统一监管成为大势所趋。在全球性统一监管的进程中，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银行监管的双边合作尽管少些，双边信息沟通的主要形式是监管当局之间的非正式交流，但由于非常及时和灵活，同样起到了沟通信息的作用，在处理银行危机时尤其如此。
概括地说，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内容包括全面风险管理、外部监管、内部控制以及市场约束四大支柱，且这四大支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三、有效银行监管机制中监管主体的选择
一些国家负责体制改革和银行立法的官方组织几乎都提出了应该由谁来履行银行业监管职能的。对于转轨的来讲，认真、谨慎地思考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银行业监管的这种制度结构和决策过程涉及许多利益并从根本上决定着银行业监管的效果。
综观世界各国，银行业监管主体有由中央银行负责的，有由财政部门负责的，有由政府设立专门的银行监管机构负责的和由中央银行联合其他银行业监管机构共同负责的，形式不一而足（具体见表1）。但近年来，面对金融业竞争的激化、经营风险上升和银行业监管难度增加的现实，国际上银行业监管主体有了相应的变化：一方面原来有些国家多头、重叠的金融主体逐渐趋向单一。另一方面，许多国家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得到不断强化。
对于中央银行作为主体的监管形式，人们不免会有这样的疑问：一是中央银行是否应独立承担监管职能；二是央行一身二任是否其银行业监管职能的发挥。参照各国经验，我们可以做这样一番思考：
首先，中央银行是否是作为监管主体的最佳选择。从和一般意义上讲，在市场条件下，银行业监管主体问题主要取决于监管的特点。与其他管制政策相比较，银行业监管特点在于它的公益性、广泛性和复杂性。银行业监管的复杂性又主要体现为其专业性和技术性。银行业监管主体问题的这些特点从理论和逻辑上规定了有效的监管制度应当在一个更为特定和一般的制度结构中产生。这种特定和一般性的银行业监管制度结构从理论和探索的意义上看，至少包括以下要点：（1）银行业监管主体的充分独立性和自主性；（2）金融监管机构的技术性和专业性；（3）金融监管的分支机构与集中统
上述规定性表明，只要中央银行具备充分的独立性，并且赋予其监管金融业的职权，那么它就构成金融监管主体或机构的最佳选择。这不仅因为金融监管的某些目标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直接相关，而且还在于中央银行所具备的法律地位、与银行的广泛联系、高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广泛分布的分支机构等“资源条件”，使得中央银行最适宜充当金融监管主体的角色，它能比其他政府机构更为有效地和低成本地履行金融监管的职责。正因为如此，在现实中无论是单一的金融监管模式还是多头的金融监管模式，中央银行均在金融监管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更多的市场经济国家选择了中央银行集中进行的单一金融监管制度模式。
其次，如何处理央行“一身二任”导致的利益冲突。当前，世界各国的央行一般都担负着制定执行本国货币政策和对本国金融体系进行监管的双重职能。在市场经济中，当两种职能常发生冲突，中央银行一身兼二任，会不会影响其监管职能的发挥呢？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中央银行执行监管职能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当央行执行以抑制通货膨胀为目的的紧缩政策时，如果因此导致其监管下的银行破产，这时央行是否应减轻其货币政策力度。如，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在处理圣路易斯银行破产案和日本处理“住友”事件时，都面临过这样的问题。另一方面，以长期经验看，还未出现过央行由于拯救某些银行破产而向投放过多货币，以致引起通货膨胀的先例。而且，假设将来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态，中央银行同样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吸纳过量货币，从而消除因此产生的利益冲突。事实上，金融监管通过严格的风险管理可以为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创造条件，配合和支持货币政策的操作。国外有一种观点认为，金融监管是货币政策的～种工具：存贷比例的监管有利于消除货币供应的倒逼机制，增强央行吞吐基础货币的主动权；对清偿力的监管可以为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奠定基础；对资产流动性监管可以保证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力；加强对贷款风险的监管有利于再贴现政策的运用等。
总之，银行监管是一种补救市场失灵和维护银行业体系稳健有效运行，并藉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及使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制度安排。中央银行的性质和职能决定了它负有银行业监管的重要职责。在中国，中国人民银行无疑是作为银行监管主体最佳选择，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也明确了这一点。
四、中国的现实思考
近几年，随着中银信托投资公司被接管收购，中国信托投资公司被行政关闭，以及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海南发展银行等的倒闭，银行业的有效监管问题在我国也成为令人关注的问题。我国旧的银行监管模式总体上是同旧的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相适应的，因而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发展对监管的要求。，我国的银行业监管还存在与现实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1）对银行业监管的目标认识模糊；（2）银行业监管的存在盲点；（3）银行业监管手段单一、落后；（4）银行业监督管人员素质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
面对加入WTO后的冲击，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协调性和有效性，这要求作为行使银行业监管职能的中国人民银行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银行业监管实践的成功经验，转变监管方式，完善监管机制。
其一，逐步实现由信用风险管理向全面风险管理的转变。当前，我国对银行风险资产以及资本充足率的监管，主要是考虑信用风险，基本上没有考虑利率风险、操作风险等。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利率波动更为频繁；银行业务操作的环节不断增加，对电脑等的依赖加大，同时也相应加大操作风险。因此，要真实反映银行风险状况，就必须考虑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这也显示，如果不能对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进行很好的管理，就必须要配置更高水平的资本金。
其二，央行外部风险监管与商业银行内部风险控制的协调。为了保证风险监管的有效性，人民银行要把督促、检查商业银行是否建立和严格执行完善的内控制度作为风险监管的一个基本的重要环节来抓。此外，在条件成熟时，要建立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商业银行适当披露其财务信息，以利于公众了解银行的运作情况，提高银行体系的透明度，以市场力量来约束商业银行经营行为，促使银行稳健经营。通过中央银行的外部监管、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以及社会力量的公开监督来保证我国银行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性，提高银行业抵御风险的整体效能。
其三，建立和健全我国银行业危机的援救和补救处理体系。银行业监管中的保护体系包括援救性措施和事后补救措施。前者即指央行担当最后援助贷款和抢救行为。而事后补救措施的主要形式是存款保险制度，它是保护存款人利益、稳定金融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我国长期以来银行业监管的目标主要是保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如何保护存款人的利益这一突出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为此，发展存款保险制度是我国银行监管深入发展的必然举措。
总之，近年来中央银行已由过去单纯的合规性稽核监督向以防范金融风险为核心的审慎监管转变，我国的银行业监管已经开始走上了系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的轨道，但是，与国际银行监管水平特别是发达国家银行业监管水平还有一定差距，因此，必须增强中央银行监管力度，建立的银行业监管体系。为此，我国中央银行应积极创造条件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制度、资信评级制度、年检制度、监管程序以及存款保险制度，明确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责任。年代中期，“巴林风暴”和“大和风波”使国际金融界大为震惊。对于这两个风险案例，人们的一个共识是：巴林银行倒闭和大和银行巨额亏损的根源在于内部控制系统不完善。这同时也说明，商业银行内部监管是银行风险的基础和关键所在，离开商业银行完善的内部控制构与金融业务发展对监管的要求。目前，我国的银行业监管还存在与现实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1）对银行业监管的目标认识模糊；（2）银行业监管的内容存在盲点；（3）银行业监管手段单一、落后；（4）银行业监督管人员素质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
面对加入WTO后的冲击，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协调性和有效性，这要求作为行使银行业监管职能的中国人民银行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银行业监管实践的成功经验，转变监管方式，完善监管机制。
其一，逐步实现由信用风险管理向全面风险管理的转变。当前，我国对银行风险资产以及资本充足率的监管，主要是考虑信用风险，基本上没有考虑利率风险、操作风险等。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利率波动更为频繁；银行业务操作的环节不断增加，对电脑等的依赖加大，同时也相应加大操作风险。因此，要真实反映银行风险状况，就必须考虑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这也显示，如果不能对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进行很好的管理，就必须要配置更高水平的资本金。
其二，央行外部风险监管与商业银行内部风险控制的协调。为了保证风险监管的有效性，人民银行要把督促、检查商业银行是否建立和严格执行完善的内控制度作为风险监管的一个基本的重要环节来抓。此外，在条件成熟时，要建立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商业银行适当披露其财务信息，以利于公众了解银行的运作情况，提高银行体系的透明度，以市场力量来约束商业银行经营行为，促使银行稳健经营。通过中央银行的外部监管、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以及社会力量的公开监督来保证我国银行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性，提高银行业抵御风险的整体效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和金融的不稳定性日渐突出，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 已成为各国政府、金融管理当局的共识。近年来，我国的金融监管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 银行监管工作更成为人民银行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金融监管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经济金融界的专家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对此进行了积极探讨和深入研究，现就金融监管有关问题综述如下。
一、关于金融监管发展的历程回顾
我国的金融监管是伴随着金融业改革的深入，逐步发展起来的，目前基本的观点是，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具体如下：
初始阶段(1984-1992年)，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金融。人民银行从经营与监管合一转变到放弃经营功能，成为一个超脱的金融监管主体，但对金融监管工作研究不多，重视不够，金融监管的作用发挥不理想。
偏重于整顿式、合规性监管的阶段 (1993-1994年)，强调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要转变职能，由过去侧重于管资金、分规模，转变到加强金融监管上来。但监管方式主要是整顿式、运动式，监管以合规性为主。
金融监管立法阶段(1994-1997年)，我国金融领域的立法速度大大加快，颁布了《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担保法》和《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及《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金融机构管理规定》等金融法规，使我国的金融监管逐步走上依法监管的轨道。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深化阶段(1997年至今)，吸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深化。这一时期，我国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进一步得到完善；人民银行管理体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从按行政区划设置分行改变为按经济区划设置。
回顾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我国的金融监管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具体，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表现出如下特点：一是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伴随经济金融的发展逐步完善，形成目前人民银行承担各类银行、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负责证券业、保险业监管的分业监管格局；二是金融立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得到加强，使金融监管由单纯的行政性监管变为依法监管；三是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监管的内容，从只进行合规性监管转变为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 四是对商业银行各级机构的分层次监管，转变为强调对商业银行的法人监管；五是对商业银行监管的形式，从管监合一转变为管监分离。
二、关于改革现有金融监管体制的若干争论
(一)分业监管与混业监管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已建立了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法律体系以及相应的指标体系和监测体系。随着国际上对金融业实施混业监管的趋势加强，以及我国加入WT0后与国际金融业的逐步接轨，我国是否应改革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过渡到混业监管，理论界及实务工作者展开了探讨。
主张应过渡到混业监管的观点认为：一是混业经营、混业监管是国际发展的主流，我国已经加入WT0，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讲，应实行混业监管；二是从目前分业监管体制实际运行的效果看，存在着诸多缺陷，如缺乏有效金融监管的条件、多元化监管主体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与合作、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资源 (包括人力、物力和技术) 与行业发展不匹配、金融监管缺乏完善的实务操作系统等；三是分别设立多个监管主体不仅要花销很大的行政成本，而且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成本也是很大的。因此，持有这些观点的入主张应改革现有的分业监管的体制，并设立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
主张分业监管的观点认为：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混业监管是从分业监管经过较长的时期发展而来，中国目前尚不具备混业监管的土壤；二是银行、保险、证券拥有比较独特的金融活动，有各自的收益和风险特征，这将导致监管目标上的差别，将不同的监管目标统一到一个监管机构内，使统一的监管机构在监管目标上可能没有像专业化的分立监管者那样有清晰的重点，可能会带来不同监管目标的冲突等难以处理的问题；三是统一的监管机构由于规模过于庞大，内部合理分工是一个问题，可能会滋生官僚主义，因此，他们主张监管应设定在按功能分业的形式。
是否应该实施混业监管要依据一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水平来决定。我国的内资金融机构目前仍实行分业经营，因此我国对金融业的监管仍然应该是分业实施的。但近年来事实上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如：光大集团、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资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出现，客观上要求对纯粹的分业监管进行完善，我国目前逐步加强人民银行、证监会及保监会三大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就是适应这种要求的变革。200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我国现阶段仍保持分业监管的格局后，关于分业监管还是混业监管的争论有所减少，但由分业监管逐步过渡到混业监管是个长期趋势，因此适当地就该问题继续进行讨论对我国及时进行监管组织体系的改革很有意义。
(二)央行制定执行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是否分离的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集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及实施银行监管于一身，这种安排是否，或者说是否符合形势发展的需要。不同的观点，按照不同的理论依据，设计出了本身都具有某种科学性的方案。
主张银行监管独立的观点认为：中央银行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的职能于一身，不利于提高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水平及提高银行监管的效率，也加大了银行体系潜在的风险。监管不力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央银行担负着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双重责任，客观上分散了监管的力量，主观上形成了某种道德风险；二是现有的监管体系设置和监管水平有问题，包括监管司局之间，大区行、监管办、支行之间关系等，监管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等等。还有学者(魏加宁，2001)认为：监管和货币政策的制定应该分开， 因为监管和货币政策的制定两种工作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有时是冲突的，过去的情况表明，两者一旦发生冲突， 中国人民银行往往是“保一头”——更多的时候是保货币政策。因而，最有效的办法，是集中力量、调整关系，把银行的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拆出来，成立一个独立的专门的监管部门，这个部门与证监会、保监会并列处于同一层次。
反对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分开的观点认为：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银行监管的主要目标是确保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健，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持币值稳定，二者目标密不可分；人员素质问题不能成为监管体制变动的理由，除非完全撤换现有人员；人民银行内部体制设置问题，同样不是银行监管独立与否的理由，而是一个内部体制改革的问题；中央银行同时承担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职能，的确会对银行监管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由此产生的监管信息优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优势，以及作为最后贷款人的风险处置优势等，要远大于不利影响；由于中央银行与国际清算银行和巴塞尔委员会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由中央银行负责银行监管，有利于及时交流执行银行监管国际准则的新情况，便于银行业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
(三)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的关系问题
谢平认为：金融监管应优于金融发展。他提出，在金融领域，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要以监管为前提，“在发展中规范”的观点是不对的，因为金融业的道德风险高，与其他行业相比金融业的外部性与社会成本大，中国过去 20年中已经为“重发展、轻监管”而付出了沉重代价，同时金融业的违规收益极高，这在各国都具有普遍性，因此监管必须先行。
尽管此外很少有人论述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的关系，但无论是在金融研究与实务工作中，“先发展、后规范、再完善”的指导思想总是占据了主要位置，表现为与金融发展相应的监管法规建设滞后、监管技术手段落后、监管人员素质不高等。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部分城市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的设立，最初由于缺乏科学的分析和统一规划、市场准入把握不严、资本金不足、不实等，导致风险积聚，监管困难增大。
(四)我国金融信息披露制度问题
在我国，直到《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颁布以前，银行业一向被作为严守商业秘密的行业加以保护，报表的秘密性是保护商业银行和客户利益的重要基础。当然，其中也有不良贷款比例较高而不宜公开方面的原因。
鉴于此，多数人认为我国金融机构经营与监管透明度比国际上通行的惯例差，公众应享有的金融信息权力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国有银行领域有不少信息披露的“禁区”，而实际上金融机构信息封闭，虚假报告与统计信息盛行，系统性金融风险深埋于中国金融业缺少透明度的“灰箱”运作中，当金融业开放达到一定程度时，原来没有外来竞争者没有透明度尚可隐藏的一些风险与矛盾就会大量地暴露出来影响金融运行，因此迫切需要构建国际标准的金融信息披露制度。2002年5月人民银行颁布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就是适应这种要求而产生的。
三、关于未来强化监管的策略选择
如何着眼未来，选择适合我国的强化金融监管的策略，是当前金融工作者和决策者最为关注的。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是我国已经成为WT0的成员国，日内瓦协议要求全球952的金融服务贸易纳入逐步自由化的进程，我国中央银行如何提高监管能力，尽快实现与国际接轨，将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二是的银行监管过多依靠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外部监管，而来自商业银行内部的监管、银行业协会的同业自律及来自中介的外部监管明显过于薄弱，
如何完善银行监管体系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三是目前监管手段方面存在的非现场监管力度不够、监管合力不强、对法人的集中监管尚需强化等，要求对监管手段进行策略性调整；四是我国对银行的监管仍是以原有监管机构和监管范围为主，不设新的机构，也不增添新的条款，这种对网络银行监管明显滞后的状况亟需改善。针对上述问题，比较一致的观点有：
(一)银行监管应尽快与国际接轨
第一，实现对银行业的监管标准与国际共同标准接轨。加入WT0，不仅意味着市场准入标准的逐渐趋同，而且意味着市场监管标准的趋同。由于各国对种种金融风险认识的提高，国际上有一种趋势就是要加强金融监管，要求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标准一致，以便于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目前在金融监管领域，最大并基本上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由巴塞尔委员会于1997年9月。加入WT0，《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的主要条款、以及要求会随着金融市场的逐渐开放而要求金融监管当局采用。
第二，维护正当竞争，保护国家金融安全。外资银行经过长期的市场竞争，具有雄厚的资金、灵活的经营机制、丰富的管理经验、较强的金融创新能力和成熟的全球经营战略。我国金融机构的商业化经营才起步不久，商业化经营还不成熟。外资银行的进入必然会加剧市场竞争，内资银行的部分优质客户将流失，市场份额会减少，盈利能力将下降。监管部门应灵活运用市场准入手段，鼓励内资银行的合作与创新，适当保护内资银行的生存与，维护内、外资银行的正当竞争，确保国家的金融安全。
第三，加强对国际游资的监控。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后， 国际游资将有可能随之进入我国金融市场，从事套汇、套利等投机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我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因素。我国对此应予以足够重视，一方面要提高对游资活动的预警能力，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要加快外资金融立法，明确对游资的限制及惩罚措施，克服金融市场开放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第四，扩大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普遍认为，要在国际范围内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有关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之间必须开展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与磋商，进行广泛的监管信息交流。我国金融业正在逐渐融入世界市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必然要求。
(二)逐步完善我国的银行监管体系
多数人主张构建以中央银行监管为主体、机构内控为基础、行业自律为纽带、社会监督为补充的四位一体的复合型金融监管模式，从而形成一套全方位、多角度、分层次、立体化、综合性的太监管新格局。当务之急，一是要充实自律性监管体系。因为外部监管虽然重要，但它通常发生在严重违规行为之后，违规行为的危害已经产生。为寻求事先的预防性监管措施，就必须发挥行业自律性组织的作用。通过自律性监管，可以构筑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金融从业人员自律，即从业人员讲究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自我约束，自觉遵守有关法规，这是自律的最高境界。第二道防线是金融机构自律，即金融机构通过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机制，以防止本机构职员或机构本身出现违规行为。第三道防线是协会自律，即金融业协会通过制定自律规则或自律公约约束和监督会员行为，防范或惩戒会员违规行为。二是要加强社会监管。具体的思路有：加强舆论监督，通过新闻媒体让社会公众熟悉金融监管、支持金融监管，以博得社会各界对金融监管的支持；聘请金融监察专员，即由金融监管部门向人大、政协、派等职能部门聘请监察专员， 以扩大金融社会监管的外延；培育独立公正的社会性监管机构，包括审计师事务所、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信用评级机构等，尤其是强化审计意见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
(三)对监管手段进行策略性调整
一是突出非现场监管的主体地位。非现场监管的显著优势在于能够运用电脑统一程序和网络等手段和计量工具，对大量金融业务进行连续处理，并为现场检查提供有针对性的导向，不但可以节约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而且可以促进公平监管，提高监管权威，因此，金融监管手段从现场向非现场转变是加入WT0以后加强金融监管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以现场检查为主要手段的合规性监管，在日常业务监管中主要表现为利率的合规性监管，这将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完成而失去大部分意义，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将促使金融监管手段从现场监管向非现场监管转变的实现。应当看到，这种转变还需要有两方面的条件：第一，进一步完善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能够通过分析非现场监管数据，对金融机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风险状况做出定性评价。第二，加快实现中央银行机监管网络与商业银行计算机业务网络的连接，使中央银行各级监管部门能够通过计算机网络自动获取商业银行金融业务的原始数据，保证非现场监管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二是强化合力监管，建立人民银行各级行内部通畅的协调机制。当前，要进一步完善现行“管监分离”制度，实现监管信息的集中化、监管规划的统一化和监管操作的专业化；进一步深化监管分工，逐步实现非现场监测、现场检查、 日常监管、风险预警、信号对外的专业化；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实施信息共享制度；建立全过程的监管操作流程，实现监管操作的程序化、规范化；探索建立对监管部门和人员的再监管机制，切实防范监管工作中的道德风险。
三是强化法人集中监管，建立人民银行各层次之间的分工协调的工作机制。当前，要按法人集中监管的原则，进一步修订完善金融监管责任制；强化并表监管，突出加强对商业银行总行的监管，将商业银行的监管重点转向其总行的业务政策和控制程序，及其对分支机构的管理和检查。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检查，目的应主要是评估其总行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现问题时，首先要督促商业银行总行提出更改措施和处理意见。同时，要强化并表监管方式，从总体上评估法人机构的风险情况，确保法人机构整体的稳健运行。同时，要建立对法人机构整体情况的监管信息系统，实现监管信息共享，提高监管效率。
关键词：银行监管；监管体制；监管效率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114-01
截至2011年11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已经达到整个金融业总资产的近91%。银行业的稳定与发展在中国金融业的稳定和发展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加强银行业的监管和调控、完善银行业的监管体系是金融监管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从通常意义上讲，商业银行监管是指一国金融监管机构或者专门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的组织主体和经营行为进行的监督和管理。从更广泛地意义上来看，银行监管还包括银行内部的自我控制和银行间自律组织的监管。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分为外部监管和内部控制，外部监管当局主要有银监会，其外部监管是强制性监管；内部控制则主要是公司内部的管理和风险控制。
一、商业银行监管的目标
（一）维护商业银行稳健经营、保证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
商业银行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随着金融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其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强。由于银行业本身的脆弱性，以及一家银行的问题会引起连锁反应等问题。因此银行的监管首要目标是保证银行业运行的安全和稳定性。
（二）保护存款人的利益
由于银行是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银行是高负债经营，其总资产中自有资产比重较小。银行的这些经营特点都使其存在较高的欺诈风险。因此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管，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也是其重要的目标之一。
（三）提高行业效率、保证公平竞争
由于商业银行经营业务相似性较高，因此竞争也异常激烈。通过监管，使其保持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有利于行业效率的提高。
二、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现状以及存在问题
过去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机构是中央银行，从2003年04月开始，银监会成为我国商业银行新的监管机构，而中央银行保留了检查建议权等部分的权力。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主要包括市场准入、日常经营和业务监管以及退出监管等三个层次的监管。虽然我国银行监管机构在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时，采取了多项积极的措施，在应对房地产贷款、资产证券化业务以及理财产品方面有了很大的成果，但是仍然存在着制度、体制的问题。
（一）我国商业银行监管体系不够完善
目前我国金融行业是属于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经营模式。然而我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的交叉现象已经普遍存在。因此这种“三足鼎立，各自为政”的现状导致了缺乏管理的区域的存在。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控股集团也营运而生。金融控股集团公司是一种中央集权形式的企业经营管理组织。它一般以一个金融企业或者非金融企业为控股母公司，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然而目前我国采取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因此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制度较少。同时监管当局之间的信息不能够充分的共享，这也引起了资源的浪费和监管效率的低下。
（二）监管内容较狭窄
银行监管内容包括市场准入、日常经营和业务监管以及退出监管等三个层次的内容。目前我国银行监管主要是对市场准入和日常经营的合规性监管，主要考虑的是信用风险，对市场风险、法律风险以及操作风险考虑较少。在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中重前者轻后者，因此在银行监管的持续性方面还有所欠缺。
（三）内部控制机制不完善
内部控制是指企业经营者以实现经营目标为基础，正确的贯彻经营决策，维护财产的安全，保证会计信息的完整以及各项活动的顺利进行。目前，一方面很大一部分银行的内部控制环境建设较薄弱，内部控制制度残缺不全或者内容不够合理；另一方面我国银行的内部控制的信息化管理较差，监管技术和机制上比较滞后；第三审计部门的独立性较差，不能够很好地与机构风险相适应。
三、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建议
《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对银行监管的持续性出了要求，加强了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之间的协调，这是监管制度上的一个很大进步。同时我国银行监管机构应该在部门合作、制度建设以及监管技术上有所创新。
（一）加强监管部门间的合作及信息共享
各监管部门在信息共享方面应该做出更进一步的合作。加强控股集团内部风险控制制度的建设，对其母、子公司同时监管，从而保证整个集团的稳定运行。另一方面要加强外部监管，监管当局在对市场准入退出、资本金充足率、偿付能力以及存款准备金等做出具体要求外还应该对其分支机构实行并表监管，做到信息的共享以及资源的最大利用。
（二）加强制度建设及技术创新
首先，我国监管机构应该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充分利用退出机制来降低市场风险。第二，我国监管机构应该加强对银行的全方位监管，提高其信息的透明度，做到持续的监管。第三，学习先进国家的监管机制，提高我国的金融监管研究水平，培养具有专业水平的金融综合型人才，设计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监管体系。
（三）加强银行内部控制
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将对风险的控制融合到企业文化中，加强企业管理者以及员工对风险的认识；建立和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环境，构造一个具有独立性的审计体系。从而确保我国商业银行更加稳健、快速的发展。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1]童卫华.浅析我国商业银行监管问题[J].东方企业文化（经营管理）,2011,3.
[2]彭金龙.我国商业银行监管探讨[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1,1.
【关键词】 金融监管;“次贷”危机;投资银行;金融创新
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华尔街仅存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两大投资银行转型为全能银行,作为全能银行典范的花旗集团也已经深陷破产边缘。无论是专门的投资银行,还是经营投资银行业务的全能银行都无一幸免。其中美国的金融监管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不健全的法律和监管为“次贷”危机的形成创造条件
西方商业银行的业务运行和内部机构设置一般按照地区或者业务系统来组织和推动。前者是以分行为运作中心的横向管理模式,后者是以总行部门为运作和指挥中心的纵向管理模式。近年来银行业都向纵向模式发展,纵向管理模式的基本趋势是业务线的调整不断综合,过去众多的业务部门向两类业务线靠拢:一是商业银行业务;二是投资银行业务,即一般意义上的零售金融业务和批发金融业务。《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有较严格的规定,而投资银行业务则相对宽松,没有十分明确的限制。
次级抵押贷款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创新产品,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法律约束和监管限制的缺失是导致“次贷”市场非良性发展,并最终爆发危机的重要制度因素之一。作为金融机构,首要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需要金融监管体系对其的发展和扩张速度有所限制,才能避免风险发生。但美国这种鼓励金融创新和放松监管的方式,使得金融衍生品多倍扩大利润的同时,也多倍扩大了其潜在的风险。
1.宽松的法律环境为次级抵押贷款产品创造了可能
1930～1980年,存贷款利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通过法律来加以限定的。这样有利于保证银行的盈利,但同时限制了银行自身的创新能力,迫使银行纷纷通过向存款者提供额外的溢价来相互竞争。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形成了有利于次级抵押贷款发展的法律环境,如允许贷款人向借款人收取较高的利率和费用,允许贷款利率浮动,取消非抵押消费信贷的利息抵减税收的规定,增强了贷款机构发放抵押贷款的动机。到了1995年,法律政策对利率限制的松动,银行终于有权自行制定利率,并根据他们的需要随心所欲设定贷款利率,而且几乎可以放贷给任何人。人人都有信用卡,存款利率增加,贷款利率降低,更为重要的是,银行和其他合法发放贷款的机构可向之前并不被认为符合贷款资格的个人发放信贷。这些人主要是收入较低、时常面临失业、信用记录较差的人,甚至是同时具备以上特点的高危借款人。而针对这些还款能力较差的人,放贷机构也理所当然地,按照明显高于普通贷款利率的高风险溢价放贷,也就是次级抵押贷款。
2.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均没有明确针对次级抵押贷款的法律约束
次级抵押贷款多数由专注于抵押贷款业务的公司发放,作为独立的抵押贷款公司和银行子公司,它们并非吸纳存款的机构,因此不像联邦银行或州银行那样受制于政府各项保证安全、稳健经营监管法规的约束。同时也不受制于《住房所有权级权益保护法案》或《社区再投资法案》等其他联邦监管体制的制约。由于其对次级抵押贷款的贷款人缺乏统一的界定,无论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都没有明确针对次级房屋贷款的法律,只在“掠夺式贷款”的名义下监管,从而为次级抵押贷款中的违规操作埋下隐患。
1994～2006年,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日益发展并逐渐走向繁荣,在此期间超过30个州都通过了掠夺性贷款法律,然而在全国却没有针对次级抵押贷款的统一法律标准。此外,由于对与贷款监管相关的其他事项也多数停留在州立法律层面上,比如合同法、破产清算规则和程序、颁布经纪人牌照等。即使是制定了一份在全国范围内适用的掠夺式贷款放款法律,也难以改变各州立法律约束的实际情况。
从政府角度出发,政府的最高职能在于为大众谋福利,政府需要就抵押贷款相关产品和操作实践提供同等重要、有效的保护。然而面对急速扩张、不顾风险的次级贷款,美国政府并没有及时设立法律限制。
3.信用评级机构误导市场
美国有穆迪、惠誉、标准普尔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虽然没有严格的法律规定金融机构强制评级,但美国金融业多年来的发展习惯于信用评级,并依赖于信用评级作为参与监管的一方。此次“次贷”危机中,信用评级机构扮演着不负责任的角色:首先,在次级抵押贷款疯狂扩张的初期,信用评级公司均给予A级以上的评级,这增加了银行坏账隐患和投资者的风险。其次,在“次贷”危机爆发后,花旗等金融巨头面临着大量信用风险敞口,资产迅速减值,穆迪等信用评级机构却迅速降低银行所持次级债的级别。
如果没有信用评级机构的推波助澜,传统的投资者不会大量购买银行发放的次级债,同时作为投资银行本身也不会有如此高的热情迅速扩张。无论是银行本身过分依赖于信用评级机构的数学模型和多年来累计的历史数据,作为大众投资者,一样将信用评级机构对次级抵押证券的评级作为重要参考依据。因此,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作为非官方的监管体制,在此次“次贷”危机中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
4.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冲突和疏漏
美国实行的是以美联储为中心的伞形监管模式。这种模式是以中央银行为核心,各个金融监管机构为组成的监控体系。但伞形监管体制对金融风险的预警,披露和防范并非有效。美联储作为主要的监管者在权力上受到了专业监管部门的牵制,从而产生了监管冲突。由于职能分工,又疏于对交叉业务的监管,监管效率还不能达到最佳,往往出现监管疏漏。比如:商业银行通过实施证券化就可以将风险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转出,从而规避美联储对资本充足率的管制。与此同时,由于相关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是商业银行,证券交易委员会也为全力介入对此类证券的监管。证券化将信贷风险由信贷市场转移到资本市场,由于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监管体系是彼此分割的,从而不能充分识别和控制证券化的风险。金融监管的不充分,无效率和监管“死角”,尤其是缺乏对MBS,CDO等结构化金融产品和相关机构的有效监管,使得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过度暴露在风险之中。
二、金融监管未来的修正方向
1.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和改善监管来防范风险
鉴于信用评级机构的不完善而导致的负面影响,政府金融监管有义务规范金融市场和规范与金融创新有关的各种机构,包括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这些机构的共同点在于容易发生道德风险。评级机构产生道德风险的原因是:(1)发行方付费的业务模式,这使得评级机构有动力为大型证券发行机构,提供评级咨询或者给予更高的评级;(2)业务多元化的发展,评级机构除评级之外还从事咨询、风险管理等其他金融业务,这些评级机构对购买咨询及其他服务的客户评级,可能会受到相关利益的影响。
由此看来,政府金融监管首先要改变这种被评级金融机构的被动局面。改善评级机构和被评级机构的微妙关系,例如将信用评级制度规范化、立法化。将评级机构作为金融监管体系的一部分,改变原有的盈利模式,使其归于服务于金融机构的政府监管部门。同时,由于过度乐观的预期所支撑的资产价格快速上涨是引诱人们负债购置房屋和其他金融资产的重要因素,而这正是系统性风险最大的隐患。
2.政府应慎推金融创新,加强信息披露
金融创新最初的目的是降低风险,而由此次“次贷”危机来看,金融创新并未降低风险,而是将风险在不同的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之间进行分散和转移,由于金融衍生品的多倍杠杆作用,反而加大了市场风险。政府在金融监管时需要注意一下几点: (1)必须对衍生产品等金融工具可能给市场带来的风险和收益有更清晰的认识,对金融衍生品及其交易进行全方位的监管;(2)对金融创新产品,特别是结构型信贷工具和混合型资本工具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等机构建立严格的透明度监管标准。美国“次贷”市场上衍生品的MBS、CDO产品大都在OTC市场交易,交易并不透明,同时只在监管机构进行备案的私募机构,如对冲基金、私人按揭保险公司、房贷银行和房贷经纪公司的运作也缺乏透明度,因为美国法律上并未规定其需要向监管者报告,而对这类交易和这类机构的监管真空才是风险之源。(3)需要加强对市场中介机构的独立性监管。维护市场健康运行是市场中介机构的社会责任,但是作为商业机构,追逐利益最大化也是市场中介机构的重要目标。如何在两者之间实现平衡,是监管的重要内容。
3.金融机构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监管
金融机构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监管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环节。(1)金融机构应该对产品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并将持有的金融资产的潜在风险进行甄别,按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不同的特征,进行相应的资产损失计提。(2)金融机构应该加强风险识别和防范的能力建设,如风险识别中的波动率、贝塔系数、VaR等模型并无法客观地度量风险的大小。(3)金融机构需要对各种风险进行相应的防范,如银行应该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结合巴塞尔协议,建立符合相应风险管理需要的充足资本金和贷款呆账准备金。
金融创新是防范金融创新风险的落脚点。金融创新是规避或消减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的主要途径。不管是金融机构对金融产品的设计和信息披露,还是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改善风险管理模式,或者金融监管当局提高监管水平,这其中都包含了更多的金融创新。如果金融创新能够满足相应的信息披露要求,投资者能客观定位风险偏好并改善风险管理,金融监管机构能够加强有效监管,那么金融创新就可以有效地保障并促进金融安全。
4.政府应防范市场剧烈波动
次贷危机表面上是美国房价走低、利率走高所致,根本原因是资金供应方降低信贷门槛、忽视风险管理,需求方过度借贷、反复抵押融资。尽管这种风险基本上通过证券化的方式已经分散了,但是这些风险并没有消失,一旦条件具备,风险就会暴露出来,而且风险通过证券化的渠道影响更为广泛。著名金融学者易宪容认为,中国按揭贷款实际上比美国次级债券的风险要高。如果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逆转,其潜在风险必然会暴露出来,国内银行所面临的危机肯定会比美国次级债券出现的危机要严重。[1]可以说,完善房地产信贷及其证券化风险防范的法律制度是中国避免重蹈覆辙的当务之急。
首先,要加强信贷风险管理,提高住房按揭贷款的信用门槛。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规定,90平方米以下的首套自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20%;90平方米以上的不得低于30%;对已利用贷款购买住房、又申请购买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4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的1.1倍,而且贷款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应随套数增加而大幅度提高,且借款人偿还住房贷款的月支出不得高于其月收入的50%。在紧接着的《补充通知》中明确“以借款人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为单位认定房贷次数”。在次贷危机阴云密布的背景下出台上述严格住房消费信贷管理的措施,表明我国监管层已经意识到了住房按揭贷款市场的高风险,显示了监管层切实加强信贷风险管理的决心。
其次,要完善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风险防范法律制度。金融资产证券化是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与理论研究的热点。经济学界广泛探讨了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如交易结构风险、信用风险、提前偿还风险和利率风险。法学界则重点研究了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所面临的主要法律障碍,如资产支持证券性质界定的模糊性、SPV(特殊目的公司)运作模式所存在的法律问题、“破产隔离”与“真实出售”以及实质性风险转让的法律依据等[2]。目前规范资产证券化的主要法律是2005年央行颁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和中国银监会颁布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以上法律对信贷资产业务的市场准入和风险管理做出了专门规定,专门设立了“业务规则与风险管理”一章,对资产证券化的各个参与主体提出了统一的风险管理要求,强调了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隔离和风险揭示问题,要求参与证券化交易的金融机构建立有效的内部风险隔离机制。以上法律属于部门规章,法律层次较低,难以解决现存的一些法律问题。应当借鉴国外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的经验教训,尽快制定专门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法,处理好外部监管和内控制度之间的关系,完善我国资产证券化风险监管。
二、加强市场化监管,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
次贷危机表明,要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以存款保险为核心的金融安全网在强调金融安全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机构经营上的道德风险。也许激励结构的最重要的部分是:使所有方都明白,即是管理良好,银行也可能倒闭,因为银行业务涉及风险承担的问题。而监管当局将允许那些偿付能力不足的银行倒闭。不幸的是,监管当局不可能做出一个完全可信的、不救助破产银行的事前承诺,但是,可以建立一个增加承诺难度的体制[3]。新《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也强调监管不能够代替市场约束。
加强市场化监管要求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必须根除金融领域“不破产、无风险”的传统观念,并充分认识到金融破产制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第一,可以有效抑制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第二,存款人的破产观念转变必然带来风险意识的提高,进而自觉对银行通过“用脚投票”等方式来监督银行的监督管理,从而加强市场约束的力量。[4]尽管我国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和《证券法》等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及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是自我经营、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企业法人,但是我国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尚不完善。2006年制定的《企业破产法》第134条规定:“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国务院可以根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已进入立法进程。它对于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提供银行经营风险的激励具有重要意义。一旦危机发生,它能够为政府干预危机措施的效果提供威慑力,同时也有利于确定政府干预的合理界限,防止政府过度干预破坏市场约束机制。
三、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分权型多头监管模式,被称为伞式监管+功能监管的体制,实际上是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混合体,监管机构形成横向和纵向交叉的网状监管格局[5]。这种监管体系存在的明显不足是容易造成重复监管或监管真空,从而导致金融体系的风险。因此,必须加强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规定由美联储作为综合监管的上级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总体监管,其它监管机构负责功能性监管,OCC、FDIC等监管机构负责对银行进行监管,SEC和州保险监管机构分别对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进行监管,即美国在原有分业监管的框架下加强了各金融机构的协调和综合。
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联储以及美国财政部联邦住房局等监管机构采取了干预措施,但收效甚微。这引发了人们对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反思,最终引发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革命。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2008年3月31日宣布,美国政府将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第一,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权限,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第二,新建“金融审慎管理局”,整合银行监管权。把目前由5个联邦机构负责的日常银行监管事务收归“金融审慎管理局”统一负责。第三,新建“商业行为监管局”,负责规范商业活动和保护消费者利益。主要行使目前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职能。此外,还新建了“抵押贷款创设委员会”和“全国保险管理局”,将抵押贷款经纪人和保险业监管权从各州政府分管逐步收归联邦政府统一管理。美国媒体称,这将是美国自上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次级按揭贷款债券涉及到银行、证券和保险等各个金融行业,如保险公司、投资公司甚至养老基金都是次级债的重要投资者。次贷危机的发生表明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对投机风险产生了监管真空,最终引发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爆发。此次金融大改革中美联储的监管权力进一步扩大,作为“市场稳定监管者”不仅可以监管银行、金融控股公司,还可以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这表明其加大了金融监管协调的力度。另外,减少多头监管者,整合金融监管机构,为协调金融监管清除了障碍。
美国的经验教训警示中国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本国国情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2003年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形成。在混业经营趋势下,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也成为我国近年来理论和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在立法上,《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5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6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在实践中,2004年6月28日,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正式公布《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以制度形式赋予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的使命。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的实践效果不尽人意,而且作为重要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主体的中国人民银行被排除在外。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国际金融论坛第三届年会上透露,我国正在尝试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的需要。
另外,我们必须要加强金融监管的成本意识。不仅要考虑到新增监管机构增加的直接费用以及采取金融监管措施的必要费用,还应当考虑这些措施可能导致的市场损失,这是政府监管替代市场调节的一种机会成本。这是我们过去往往容易忽略的。例如我国是否真的需要建立一个凌驾于“一行三会”之上的机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还是通过扩大中央银行的权力赋予其履行金融监管协调的最终职责?这取决于不同监管方式之间的成本比较以及边际监管成本与边际监管收益之间的比较。一般而言,金融监管协调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这是进行金融监管协调的经济学基础。增设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成本大于通过扩大中央银行权力增加的成本,就成本最小化而言,应赋予中央银行以协调金融监管的最终职责。
四、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的一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受损失的不仅是美国的金融机构,欧洲与亚太地区的金融机构也损失惨重。实际上从遭受冲击和损失的程度看,欧洲的金融机构远甚于美国的金融机构,甚至有市场人士认为这一次次按风波实际上主要是由欧洲的金融机构为美国的金融风险埋单[6]。难怪欧洲央行会率先对金融系统注资以增加市场流动性。中国亦有不少金融机构购买了部分涉及次贷的金融产品,如共汇出109亿美元资金的银行系QDII、基金系QDII,近期纷纷遭遇净值缩水。金融全球化也是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波动会影响人们对国内金融市场的预期,增加国内金融市场的风险。中国金融机构及监管层应当谨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稳步有序地推进金融开放。
为了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必须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机制主要包括信息交换、政策的相互融合、危机管理、确定合作的中介目标以及联合行动[5]。如为了控制次贷危机的蔓延,美联储与全球主要国家央行联手行动,向金融系统注资,以增强市场的流动性,引发了全球股市的积极调整。中国已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证监会国际组织、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等国际金融组织,并且与许多国家或地区签订了金融谅解备忘录,为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应当善于利用金融监管合作机制,获取信息,了解政策甚至要求就某些具体目标采取联合行动以更好地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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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监管模式;改革;启示
一英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
金融监管模式是指一国关于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监管法规的结构性体制安排20世纪末,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适应经济金融形势发展的需要,先后对金融监管模式作了重大改革,尤以英国最为典型,其改革对全球金融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改革前的分业监管体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新型化多样化电子化为特征的金融创新,改变了英国传统的金融运作模式发生在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之间的业务彼此渗透,使英国金融业多元化混业经营的趋势加强越来越多的非金融机构也开始经营金融产品和业务,混业经营的日益发展,使英国成为全球金融业混业经营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论文
然而,直到1998年之前,英国实行的仍然是以政府监管和自律组织自律相结合的分业监管体制在分业监管时期监管机构分别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房屋协会等机构的监管职能,同时自律组织发挥了较大作用,三个证券自律组织分别负责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咨询机构的执业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在英国分业监管使得一个金融机构同时受几个监管机构同时监管的现象大量存在,不仅成本增加,效率降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间容易产生争议,分业监管体制的弊端显现无余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分业监管有效性的降低,特别是在巴林银行事件后,英国国内要求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朝野上下对改革金融监管模式有了较为统一的认识
2.英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主要内容有:
第一,成立新的金融监管机构,决定由10家机构合并,组成单一的金融监管机构这10家机构包括证券与投资管理局(SIB)证券期货协会(SFA)私人投资监管局(PIA)投资监管组织(IMRO)格兰银行的审慎监管司(SSBE)注册互助委员会(RFC)房屋协会委员会(BSC)互助合作委员会(FSC)由贸易工业部划转到财政部的保险监管司以及伦敦交易所的英国发行上市监管部(UKLA)1997年10月,证券投资局更名为金融监管局(FSA),1998年起,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责移交给FSA,FSA依法行使监管权力FSA虽然要全面负责对拥有一百多万员工的英国金融业的监管,但其机构并不庞大,现有雇员仅二千多人,这主要依靠其先进的监管手段,因此使得监管机构降低了成本,效率却反而有所增加
第二,制定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英国曾实施过较长时期的自律式监管体制,改革放弃了伦敦金融市场行业自律管理体系,重建全行业的金融服务监管体系;2000年6月,英国女王正式批准了《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这是英国自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一部关于金融服务的法律,它于2001年12月1日正式实施后,取代了此前制定的一系列用于监管金融业的法律法规,堪称英国金融业的一部“基本法”该法明确了新成立的FSA和被监管者的权力责任及义务,统一了监管标准,规范了金融市场的运作
第三,制定新的金融监管规则根据英国《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的授权,FSA已经制定并公布了一整套宏观的适用于整个金融市场被监管机构的监管条例,主要内容有:(1)被监管者经营业务一定要诚实;(2)被监管者一定要尽职细心地以应有的技能开展业务;(3)被监管者在适当的风险管理机制下,一定要负责和有效地采取适当的谨慎态度组织和管理其业务;(4)被监管者一定要保持适当的金融资源和财力以应付可能的危机;(5)被监管者一定要遵守相应的市场行为准则标准;(6)被监管者一定要公平对待其客户,并对客户的利益给予应有的考虑和重视;(7)被监管者一定要对其客户的信息需求给予应有的重视,提供给客户的信息应该明了公平不能误导;(8)当被监管者对其客户的资产负有责任时,一定要做出适当的安排以保护这些客户的资产;(9)被监管者必须以公开及合作的态度接受法的监管,及时向FSA通报必须报告的情况
第四,确立新的金融监管理念FSA成立之初就表示将要采取崭新的监管方式,FSA负责人也十分强调FSA管理的“崭新性”与昔日英格兰银行证券与投资管理局等9个金融监管机构不同的是,FSA在监管别强调以下环节:节约有效地使用资源进行金融监管;管理层是否尽职尽责;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尽可能不压抑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力;鼓励被监管的金融机构之间开展有序的金融竞争;保持英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及其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特征另外,在监管目标方面,FSA将通过积极关注金融发展动态,实现瞻前监管,帮助客户达成公平而合理的交易第五,建立新的金融监管制衡机制由于在新监管体制下,FSA拥有的权力非常之大因此,英国成立了专门的金融监管制约机构“金融服务和市场特别法庭”(FSMT),并于2001年12月1日与FSA同时开始运作该法庭主要审理发生在FSA与被监管机构之间且经双方协商难以解决的问题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该法庭对金融监管案件的审理采取闭门(对公众保密)审理公开审理两种方式,并以公开审理为主“金融服务和市场特别法庭”的成立,无疑能够促使FSA认真进行监管,有助于提高英国金融监管甚至整个金融业的法制水平此外,鉴于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密切联系及相互影响,监管职能从英格兰银行分离出去后,法律规定英格兰银行与FSA负责人交叉参加对方的理事会,实行互相介入,以保证二者之间的有效协调这种安排能保证FSA负责的金融监管与英格兰银行负责的货币政策,在重大的宏观层面上的决策能够保持较强的互通性
到2001年12月,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的正式生效,标志着历时4年的金融体系改革基本完成
二新形势下金融监管创新的启示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为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2003年4月28日银监会的挂牌成立为一度关于央行拆分的争论画上了句号,我国由此成就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新格局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通过生效,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管理体制将进一步完善确立
伴随着新形势下金融监管体制的不断创新,我国金融监管从无到有发展很快,但是毕竟历史短暂,目前的监管远远不能适应金融业迅速发展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甚至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监管抑制”,与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水平更是不能同日而语特别是在加入WTO后,我国在融入国际社会的道路上又向前大大迈进一步,以“分业”为背景的中国金融业将直面以“混业”为背景的金融集团,今后中国的金融业将更加国际化,金融风险防范的任务更重借鉴英国等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改革的经验,笔者对新形势下金融监管创新总结出以下几点启示:
1.金融分业经营和监管已成为非主流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银行保险证券的界限逐渐模糊,出现了混业经营的趋势,金融分业经营和监管已经成为了非主流的趋势
对我国而言,虽然目前仍是一分业经营为主,但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金融业走向综合经营成为金融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和现实选择实际上我国金融业也已经出现了混合经营的苗头,金融保险证券业务已经不同程度交叉,金融业混业经营成为了大势所趋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怎么样适合金融机构混业经营趋势已成为完善金融监管职能的首要任务
2.营造金融混业经营的法律环境实行效能监管金融业的任何变革和创新都离不开法律制度的革新法律环境的营造因此如何营造中国的金融混业经营法律环境是一个重要问题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交叉经营业务出现即在分业监管的体制下正在滋生混业经营的现实,从而金融监管及金融法律法规提出了新的挑战加入WTO后,我国的银行市场开放将是全方位的金融市场国际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在金融开放的条件下外资银行机构不断进入,不仅会改变中国现有的金融机构,还会使现有的金融运行规则发生变化2003年12月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的修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管法》的出台,以及2003年4月28日银监会的挂牌成立无疑都是中国政府对金融领域的有效改革创新新修改的商业银行法增加了对商业银行加强监管的内容,同时对有关条出修改,以适应当前商业银行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需要
“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新格局无疑是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又一次重大变革然而在现行分业监管过程中大多采取了机构性监管,实行业务审批制方式进行管理这样当不同金融机构业务交叉时,一项新业务的推出需要经过多个部门长时间的协调才能完成,比如开展股票质押贷款业务,需要在银行监管部门和证券监管部门之间协调,而不同部门对于同一业务的风险控制和管理意向存在较大差异,就会产生较高的协调成本此外有的新业务成为交叉性业务,如储蓄保险同时具有储蓄功能和保险功能对于这些新业务,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缺位因此在我国金融监管逐步由分业监管走向混业监管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学习借鉴英国先进的监管经验实施金融效能监管以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缺位,努力精简监管机构的人员配置,“一行三会”既要各尽其责各行其是也要相互配合提高效率,使得监管机构运作不但降低了成本,效率反而有所增加于是我国完善金融监管所思考的问题不是如何跟上全球金融业混业监管的浪潮而是如何在自有体制下改革和完善我们自己的分业监管模式,提高效率现阶段内如何做到效能监管便成为了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过程中首要思考的新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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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英国将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出来，成立了独立于中央银行的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管理局，在国际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此后，韩国、澳大利亚、卢森堡、日本、匈牙利等国家也进行了类似的变革。而随着经济金融发展的世界一体化，我国加入WTO以及金融混业经营的呼声不断高涨，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在实际运行中的矛盾日益显现。为了克服这种不协调，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也顺应世界潮流，进行了改革。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中分离出来，我国的宏观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鉴于一些国家的实践经验，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究竟应该集中于中央银行还是分开独立，成为了国内外学术界和理论界争论的热点。为什么要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呢?从理论上讲，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两项职能的具体目标存在冲突。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等宏观目标，而银行监管是针对特定行业实现的目标，涉及到对微观经济主体活动的监管。如果中央银行既要制定宏观货币政策，又要对特定的银行业进行监管，可能会导致货币政策产生偏向问题，损害到社会公众的利益。第二，赋予中央银行双重职能会导致其权利过大，造成“监管者的监管者”缺位。中央银行权利越大，就越容易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影响，导致各种寻租行为的发生，损害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银行监管的有效性，同时对银行业的监管也缺乏再监管。第三，分离的方式有利于更好的对银行监管。如果中央银行肩负两项职能，往往顾此失彼，偏好于保护银行系统，使公众利益受损，最终会扭曲银行行为，降低监管的效率。正是基于上述考虑，中国政府将银行监管从中央银行中分离了出来。
另一方面，作为“最后的贷款人”角色，中央银行并不能完全从监管职能中脱离出来，因此两种职能的分离这并不意味着矛盾的终结，准确地说这只是角色冲突的外化，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关系仍然是一个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逻辑一致性
(一)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良性互动
银行监管营造的稳定而有效率的金融环境是执行货币政策的重要条件。金融组织体系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环节，严格的银行监管使银行机构稳健合规经营，不良资产占比较低，能使得货币政策在银行机构顺利传导。当然，如果监管过于严格，导致金融压抑影响金融深化，又不利于货币政策的顺利传导。反之，如果银行监管不力，导致不良资产占比较高，经营风险加大，将会直接降低货币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另外，金融风险将会导致货币的紧缩效应，对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实施有着直接的抵触。货币政策实施达到的币值稳定是银行监管的基础条件，有效银行监管的先决条件之一是稳定、可持续而又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与可持续性，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就是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机构只有在稳定的货币环境中才能正常运行。币值不稳将引发各类市场经济主体债务偿付困难，增加银行的不良资产，引发金融风险的产生，银行监管就难以完成确保银行体系稳定的目标。
(二)市场失灵的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融合
在古典市场经济时期既没有宏观的货币政策，也没有银行监管，有的只是作为“守夜人”的政府。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发的市场机制所表现出来的周期性破坏作用日益显著，市场失灵成为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障碍。克服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依据，也为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产生准备了基本的前提。
1、市场失灵的宏观调控
由于市场信息不完善，市场竞争不完全，成千上万的企业和个人事前的的分散决策可能会产生事后的重复生产和无效率，市场失灵反映到宏观经济层面上就是，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剧烈波动，甚至陷入经济危机，经济运行机制发生重大破坏，企业开工不足，失业人数剧增，居民收入和社会福利大大降低，社会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为了平抑市场周期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政府引入了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从197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国家陷入滞胀，货币政策的作用日益突出。
2、市场失灵的微观规制
市场失灵反映到微观层面上就是银行业属于高杠杆企业。由于市场竞争不完全，存款人与银行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银行可能会利用信息优势从事高风险资产业务，进而危害存款人的利益。并且由于现代银行体系普遍采取了部分准备金制度，银行更容易出现支付风险。由于信息不对称，个别银行机构的支付风险会蔓延成为系统性支付危机，对整个社会信用体系造成巨大破坏。为防范银行危机，减少银行经营中的道德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市场竞争，政府设计了必要的银行监管制度。
(三)公共职能目标的一致性
无论货币政策还是银行监管，都是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维护公众利益的工具，作为公共职能，在逻辑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保证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目标，在根本上和趋势上必然具有兼容性。从长期看，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必然会客观地利于银行稳健经营，而一个稳健的有效的银行体系，也会为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提供有效的载体。但同时，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是分别针对市场失灵在宏观和微观层次的缺陷设计的，作为宏观政策的货币政策更关注宏观指标的改善，作为微观规制行为的银行监管则主要面对微观银行个体的竞争力的提高。由于宏观指标的价值性判断并不是微观指标价值判断的简单加总。宏观运行目标与微观经济主体利益之间必然存在着不一致性，这就是货币政策操作与银行监管行为在现实中遭遇冲突的逻辑根源。
三、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现实冲突性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职能分离过程是一个制度的变迁过程，是一种旧的中央银行制度向新的中央银行制度的转变。在这种制度变迁过程中，障碍之一就是路径依赖问题，即我们对原来的制度的很强的依赖性，正是这种依赖性，为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的初期工作带了一系列现实的冲突。
第一，货币政策职能的实施失去了银行监管职能的支撑。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分离后，一方面在短期内便利中央银行各分支机构货币政策措施的权威性下降，使各银行贯彻执行分支机构措施的积极性受到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分支机构不可能再通过传统的监管检查的方式来及时发现和纠正银行在贯彻执行央行政策措施方面的偏差，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缩短政策措施落实的时滞。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分支机构在制定和实施各种政策措施时，失去了银行监管提供的大量基础性信息的支撑。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需要借助监管所获得的有关银行经营信息，表现在：金融机构经营信息是中央银行正确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依据；强有力的银行监管是确保金融统计数据准确性的基础；银行监管信息也是中央银行正确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的重要保证。目前，人民银行不再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日常监管，难以象过去一样直接把握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经营及风险状况，只能从统计报表及数据分析上求取相关信息。有无监管信息共享机制直接制约着人民银行对金融宏观形势预测和调控能力的发挥。
第二，中央银行与银监会之间会产生业务冲突。虽然中央银行与银监会之间的职责范围在银监会成立之初就得到清晰的界定，但是实现彼此之间的密切配合与协调需要有一个逐步的过程。因此，在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初期，两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在货币政策方面，银行监管部门在微观领域实施的严格的监管措施，可能会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梗阻，增加中央银行分之机构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难度。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中央银行与监管部门也有可能出现意见相左的情况，双方的分歧可能会延缓救助时机，也可能出现过于随意救助的情况，这都将影响央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正常发挥。这突出的表现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在经济周期中行为方式存在矛盾。货币政策具有逆经济周期运行的特点，即在经济高涨时期，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往往会收紧银根，减少货币供应；在经济衰退时期，为了抑制通紧缩往往放松银根，扩大货币供应。银行监管则具有顺周期运行的特点，在经济高涨时期银行经营效益好，风险低，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较松；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业务拓展困难，并往往伴随大量不良资产，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较紧。由于在同一经济周期阶段，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行为方式不同，导致二者经常产生冲突。如在经济高涨时期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要求提高利率，这将导致银行经营成本增加或业务萎缩，从而带来风险，与监管目标产生冲突。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流动性和安全性指标要求较严，导致银行贷款更为谨慎，使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传导受阻。
第三，职能的分离增加了中央银行各分支机构与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本。银行监管职能分设使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的内部协调转为外部协调，从而导致政策协调、信息沟通和行为联动等协调成本明显上升。从目前来看，分支机构与监管部门之间存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松紧搭配的协调。监管检查与中央银行相关业务检查的联动协调、信息资料的实时共享、发展地区金融市场、维护金融稳定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合作等一系列协调问题，如不能尽快尽力有效的协调沟通机制，其协调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将会急剧上升。
四、实现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协调的制度安排
无论从各国金融监管的实践来看，还是从我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上的一致性强于冲突性的现实来看，中央银行和银监会在实施金融监管上的分工是相对的，两者之间可以而且应当寻求多层次和多领域的合作，实现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良性互动，尤其是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确保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和高效运行。
(一)建立有效的组织协调机制
目前，我国虽然实行分业经营的监管体制，但随着金融开放不断深化和金融发展与创新步伐加快，国际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和现实中金融创新的内在需求，客观上已使不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产品之间的关联性不断加强。因此，对某种金融产品创新研究和风险防范已不是某个监管机构或中央银行单独的责任，需要有专设机构协调各监管机构政策和力量，形成合力，超前研究和预见有关问题和潜在的风险，共同构筑风险防范体系，研究防范措施，弥补三大监管当局对个别金融组织和产品的监管真空。而事实上，三大监管机构早先已经召开过监管联系会议，通过了三大机构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在协作配合上迈出了一大步。因此，对于中央银行来讲，除了整合好货币政策司、金融市场司、金融稳定局、反洗钱局等内部职能司局，努力提升工作效率之外，还应积极借鉴他国经验，建立一个由中央银行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机构参加的国家金融稳定委员会，由中央银行内设的金融稳定局召集，定期通报货币政策运行与金融监管的情况和存在问题，及时研究和协调金融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减少机构摩擦和组织成本，使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更好的发挥合力作用，促进金融机构合法、健康运行。
(二)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
从目前金融监管的要求和各监管机构的职责来看，建立基层金融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途径，可采取以下途径：
1、建立金融统计资料定期交流制度。根据工作需要，将有关金融统计资料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交流，明确双方责任、交流范围、交流内容和交流时间，及时了解辖内银行金融，机构经营情况，如人行填报《信贷现金收支统计月报》、《金融机构贷款累收累放报表》、《金融机构中间业务收入统计月报》、《非现场监管季报》、《房地产信贷业务季报》、《金融机构计划执行情况进度表》、《各项存、贷款增长情况分析表》、与银监管理机构填报的《辖内机构人员业务量情况分析表》、《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下降情况表》、《非现场监管季报》等进行交流。
2、建立文件抄送制度。对涉及有关金融机构监管、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反洗钱、金融稳定、社会征信(信用村镇创建、信用环境建设)、内控制度建设、信贷资金投向投量金融机构市场准入与退出、农村信用社改革等重大事件，需要对方配合的文件，相互主动抄送。
3、建立信息通报制度。对在金融机构执行货币政策等情况调查中新发现的风险隐患，对银行业日常监管中涉及利率、支付结算管理方面的监督检查情况，对保险及证券业务中的出现的重大违规事项，相互间进行及时通报。
4、建立工作沟通机制。通过一定的载体和形式，比如通过货币政策简报、金融监管简报、保险简报、证券简报等内部刊物，加强相互间的联系、协作，沟通金融监管相关工作和监管信息，商定具体工作合作事宜。分析金融数据信息和辖内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状况，研究化解辖内金融风险的建议和对策，发挥整体合力，以共同提高监管效率和风险防范预警水平。
5、建立信息查询制度。人民银行与其他监管机构可根据监管工作需要，相互间适时借阅、查询有关金融数据信息资料，以方便、及时了解掌握相关金融机构监管情况。
6、健全信息资源库。这就要求：提高信息透明度和统一信息披露标准。中央银行与银监会可以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颁的《货币与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做法准则》和《辅助文件》中提出的原则和做法，提高中央银行和银监会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标准的统一；鼓励在信息搜寻上的竞争性。在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的情况下，独立的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会通过各自不同的渠道和方法收集支持各自立场的信息，而统一的机构则没有这样的竞争机制。在信息搜寻竞争机制的推动下，中央银行与银监会可以获得对整个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信息，提高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决策的有效性；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信息共享信息资源库。中央银行和银监会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的成果，加快金融业电子化、信息化进程，以法规的形式明确有关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等监管部门信息共享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共享的原则和标准开发统一的非现场和现场检查情况反映软件系统，最终建立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的共享信息数据库。
(三)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使得我国“一行三会”的“分业经、分业监督”的金融监管体制初步形成。一方面，现阶段要提高银监会金融监管的权威性，除了在法律上确立银监会的监管职能以外，中央银行应该明确对问题银行和金融机构实施“最后贷款人”援助的有条件性承诺的配合，即中央银行要慎用“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不难设想，如果中央银行对问题银行和金融机构造成的不良后果无条件的照单接收，那么银监会实行有效金融监管的可置信度就要大打折扣了，金融监管的权威地位也将难以树立。另一方面，金融监管是有成本的，监管成本大致可以分为直接成本(Directcost)和执行成本(Compliancecost)：直接成本主要是指监管当局在制定和实施监管措施过程中承担的雇员费用和日常的工作费用；执行成本的构成比较复杂，包括被监管者向监管机构提供信息的成本、进行内部检查的成本和由金融监管而造成的业务收入和效率的损失等。因此，在实施监管的过程中，有必要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确定监管强度、实现金融监管资源的有效配置。为了有效地减少“双头监管”带来的弊端，不加重被检查金融机构的负担，影响它们的正常经营活动，双方应通过一定的协商机制协调对同一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日程安排，避免无效率的重复检查，提高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有效性。
(四)建立和谐的执行传导机制
对于中央银行来讲，监管职能分离后最大的变化就是强化了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有关的职能。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金融市场的规范运行和整体协调发展，需要中央银行在加强对金融市场规则的研究和制定，加强对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金融市场的监督和监测的同时，密切关注货币市场与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之间的关联渠道、有关政策和风险控制措施，这就涉及到如何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将其货币政策的意图纳入金融监管的具体内容，确保其得到有效落实的协调问题。以证券市场为例，虽然在现代各国的金融制度下，商业银行和货币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起着主导作用，但随着直接融资比重的日益扩大和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证券市场作为货币政策传导中介的功能也越来越突出。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货币政策一般通过利率和信贷渠道这两种主要机制或途径作用于证券市场，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进程，而能否充分发挥证券市场的货币政策传导功能，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业监管当局的协作配合。因此，应借助金融监管的有效手段，建立和谐的、畅通的货币政策执行传导机制，确保货币政策各项目标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