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9 17:33:0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法律原则指在一定法律体系中作为法律规则的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法律原理和准则。法律原则的特点是,第一在内容上,往往直接反映了法律体系或某一部分法的基本价值目标,是法律体系或部门法的指导思想和观念基础。第二,在形式上,法律原则不具备法律规则必备的三个要素,它往往只指出立法者对于某一类行为的倾向性要求,而没有提供具体的行为模式,这种高度抽象和概括的性质使法律原则比规则更具有稳定性,适用的范围也更为广泛。由于法律基本原则的内容具有高度的概括和抽象，它并不一定就显现于具体的法律规范条文中，但都隐现于法律的规定和精神之中。
从一般意义上说，构成法的基本原则的条件和标准是：1.被确认的法律原则，必须真实、全面、集中地反映具有特殊规定性和同类性的某一类型的社会经济关系对法律的调整和规范的要求。这是构成法律原则的客观方面的要求。2.确认的法律原则，必须能够科学地抽象和概括出以某一类型的社会经济关系为存在条件的某一独立法律部门，或者某一类内容、性质和价值取向相近似的法律规范（通常构成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子部门）的基本精神和共同本质。这是构成法律原则的主观方面的要件。3.确认的法律原则，必须为某一独立的法律部门或子部门所明确肯定或者认可。这是构成法律原则的立法方面的要件。上述三要件缺一不可。要使金融法原则对金融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也必须依上述要件和标准抽象、概括出金融法原则。
金融法的基本原则,指在一定金融法律体系中作为金融法律规则的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重要的法律原理和准则是贯穿一国金融法律体系始终的主线和纲领。它通过对若干重大基本问题的定性和定位,对国家金融法制建设起基础性的导向作用。它体现了金融法律的本质和根本价值，是金融法律的灵魂和基本精神所在，对金融活动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和统帅作用。就金融立法而言,只有立足科学的基本原则,才能提高金融立法的质量,确保金融法律制度内部协调统一,在我国加入WTO,金融法制不断变革完善的今天,金融法的基本原则对金融法制改革具有导向作用。就金融法的实施而言,金融法的基本原则构成了正确理解金融法律规则的指南,及补充金融法律规则漏洞的基础。我国处于金融体制转轨的重要历史时期，金融法制日趋健全，我认为金融法应包括下列基本原则：
一、在稳定币值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则
在一国经济体系中,金融居于关键地位。金融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制约。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保持货币价值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是指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协调的发展,而非单纯指经济的增长速度。一味追求经济的高增长而非经济地增发货币,固然可能在短期内刺激投资和生产,增加就业,但充其量不过是表面的虚假的、暂时的和病态的经济繁荣。在这一点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乏深刻的教训。不少西方发达国家曾奉行凯恩斯主义以低通货膨胀刺激有效需求的经济政策,最终误入“滞胀”的泥淖和怪圈;很多拉美国家牺牲物价稳定,以图经济的超快攀升,却欲速不达,反使经济良性发展的机制遭到破坏。相反,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重视货币稳定,倒更快地实现了高增长率。货币的稳定,无疑是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
货币的稳定,必须由制度来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可以认为，把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作为金融法的目标，是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管理经验教训的总结。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在东南亚和部分东亚国家及地区的货币纷纷贬值的情况下，作为亚洲大国的政府，中国政府对此做出了对本国、对整个亚洲经济发展负责任的决策：人民币不贬值。从根本上来说，人民币不贬值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我国现行金融立法特别是中央银行立法,以经济建设中曾经出现的失误为鉴,吸取外国成功的立法经验,全面、充分地贯彻了稳定货币的立法精神。诚然,我国的中国人民银行与国际通行的中央银行相对独立于政府的法律地位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民银行独立地执行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货币政策。但近年来的发展可以看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在不断提高，当然这也有待于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二、维护金融业稳健的原则
金融业是从事货币资金的特种行业,是时刻面临多种类型风险威胁的高风险行业。这些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国家风险(转移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风险的存在,严重影响着金融业的安全运营,并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和国家安定,必须加以防范和化解。因此,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维护金融业的稳健,杜绝金融危机,是各国金融立法刻意追求的核心目标,也是当前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中心议题。对于金融稳健的超常重视,其根据有以下三种不同的理论:(1)金融脆弱性理论。金融业是高风险产业,比之普通工商企业,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要多得多也大得多,而它们的自有资本,相对于庞大的资产负债规模,却数量甚微,在风险缓冲和亏损吸收上,作用十分有限。由于竞争的加剧、投机的升温和市场的波动,金融业的脆弱性更显突出。(2)系统性风险理论。货币信用经济的高度发展,在强化金融体系内外部联系的同时,也使金融危机具有了超强的传染能力,加大了局部金融危机诱发大面积金融风潮的可能,此即所谓系统性风险。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爆发系统性风险的范围,已突破国界,扩大至全球。(3)社会成本理论。金融业作为货币资金运动的主渠道和重要组织者,与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有着既深且广的联系。单个金融机构的失败,所致损害不只限于自身,与之往来的客户和同业,会不同程度地因此承受直接的经济损失;同一类型、同一区域乃至全国的金融机构可能因此受到牵连,遭致无形的信誉伤害;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亦会受到或大或小的冲击。而对于濒危金融机构的挽救,往往代价沉重,并且不一定奏效。所以,金融机构丧失稳健,不单会产生相应的个别成本,而且必然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
实现金融业的稳健,一要完善市场机制,强化市场约束;二要健全金融法制,严格金融监管。改革开放多年来,我国金融业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资产质量大面积下降,违法违规经营屡禁不止,金融犯罪直线上升。为了整理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稳健,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快了金融立法的进程,在改善金融监管上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强化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并成立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三会实施具体的金融监管职能；严格金融市场的准入控制；对各种破坏金融秩序犯罪和金融诈骗犯罪，依法加强了打击力度等措施。当然,在维护金融业稳健上,我国现行金融立法和金融监管还存在许多不足,比如监管力量薄弱和监管任务繁重之间的矛盾就十分突出,因此有必要增强行业自律组织的管理作用,并考虑引入外部审计制度。
三、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原则
本文所称的投资者,指在金融交易中购入金融工具融出资金的所有个人和机构,包括存款人。加大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其一,投资者乃一切金融交易的资金来源,如其利益不能得到公平、有效的保护,则资金融通势必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其二,投资者中大部分为小额个人投资者,他们高度分散,力量单薄,多半欠缺信息渠道及准确判断市场变化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突出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更能体现法律的公平理念。这部分投资者也是消费者,理应得到消费者保护法的保护。其三,多数金融工具所具有的流通性,决定了投资者的不特定性和广泛性。因此,投资者利益得到保护的程度,不仅事关金融秩序的稳定,而且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其四,投资者是金融市场不可忽视的社会监督力量,用以保护投资者的各项法律措施,有利于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及其规范运作的程度。我国经济发展的资金有70%依靠银行信贷，而银行信贷资金来源中，居民存款占居第一位。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居民储蓄的存款支撑了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只有保护投资者和存款人的合法利益，才能使他们信任金融业并对其有信心。而投资者和存款人的信任和信心，是金融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一旦他们的权益不能得到保障，他们的信任和信心就会被破坏，这极易导致发生银行业的挤兑并造成金融恐慌，从而危及国民经济。
法律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大体有普通法保护与特别法保护两个层面。前者指投资者作为普通权利主体(金融资产的所有权人和金融交易中的债权人)依民法、刑法等所享有的保护,后者则是以前者为基础,由金融立法及其他相关立法针对投资者所提供的专门保护。各国金融立法,围绕投资者利益保护,大多已形成一定的规范体系和制度框架,而最常见、最核心亦最能体现保护投资者利益精神的,主要有:(1)信息披露制度。其核心是赋予金融市场筹资主体(主要是股票和债券发行人)及金融机构以依法公开指定信息的义务,用以保证投资者公平地获取信息,并在全面、准确的信息基础上进行投资决策。(2)银行保密制度。金融机构必须信守客户秘密。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向任何人披露所掌握的客户财务资料和其他信息,否则须赔偿客户由此遭受的损失。(3)存款保险制度。即由专门的政策性存款保险机构在投保金融机构倒闭时对其存户提供补偿。
在我国金融立法中,进一步加强保护投资者特别是既是投资者也是金融服务的消费者的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电子银行时代,我国理应加强有关电子银行的消费者保护立法,以促进电子银行业的发展,也更全面地贯彻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原则。
四、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原则
在当今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世界经济加速一体化,我国加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历史条件下,必须重视并厉行国内金融立法与国际惯例的接轨。首先,国际惯例通常是成熟的金融交易和金融监管经验的结晶,与国际惯例接轨,可以有效地避免立法失误,提高我国金融立法的水平和金融监管的质量。其次,与国际惯例接轨,有助于改善我国的金融法制环境,减少和降低涉外金融交往中与外方不必要的冲突与摩擦,促进金融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为积极引进和利用外资创造条件。最后,放眼世界,谋求各国金融制度某种程度的统一,确立最低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并以此降低因各国制度差异所形成的竞争扭曲的程度,已然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国际潮流,而国际惯例无疑是各国金融制度趋同化的方向。中国金融法与国际惯例接轨,不仅能够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也将使中国在营造新的国际金融秩序方面,有所作为与贡献。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封闭型立法不可能适应经济对外开放的需要,中国金融立法应当而且必须与国际惯例接轨。当然,与国际惯例接轨,绝不是要片面、机械、简单地将国际惯例移植于中国,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处于自身特定的发展阶段。我国新时期金融立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立法质量的不断改进,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与国际惯例的接轨。
金融发展在当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居于核心和先导地位。金融法的基本原则更是体现了这一部门法的本质基础，因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上述金融法的几项基本原则均体现在现行金融法律中.当然，法律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经济法，金融法的基本原则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要求，不断完善有着更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
2.汪鑫,刘颖《金融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朱大旗《金融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4.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 金融监管法律 不足 措施
金融危机，就是指金融资产、金融机构或者市场的危机，表现为，金融资产大幅度下跌、金融机构频频倒闭、金融市场暴跌等。金融危机可能是局域性的，如欧洲自由经济区的金融危机，也可能是系统性、国际性的，如美国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随着全球经济自由程度的加深，整个国际市场中，所有国家的经济都具有对外的交流，自然也会受他国金融状况的影响，因此，现在产生的金融危机多是全球化的系统化的、金融危机，其破坏力度也相对局域性的更大，而我国作为全球化推进的重要成员之一，自然就备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但是，也正是金融危机的存在，才能够让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承受巨大考验，促使我国金融监管部门能够重新自我审视，明确金融监管法律中存在的不足，并不断寻求解决措施。
一、金融危机下我国金融监管法律暴露出的不足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在危机的冲击中，暴露出管理层面和操作层面的不足。
首先，从管理层面来分析，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缺少必要的管理人才，对于金融监管法律的重视程度低于其他发达国家，从而致使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本身存在不完善，在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当中，监管层面平时的疏忽就让金融危机在我国的损害程度有所上升。
其次，从操作层面来说，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的执行力度相对较低，就算我国实行了多元化的监管体系，看似与国际已经接轨，但是，多元化的监管体系并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执行力，一些法律监管机构更是稳如泰山，毫无居安思危的意识，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的低执行力，不仅仅让法律本身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还让金融市场的操盘手更是有机可乘，暗箱操作，致使金融市场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涛澎湃，埋藏诸多危机。
二、金融危机下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存在不足的原因
金融危机下，我国金融监管法律暴露出来的不足，集中于管理和操作两个层面，针对这两个层面的原因分析，则主要从内外两个角度来进行说明。
首先，从我国自身的角度来说明，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存在人员不足和意识欠缺，以及执行力度较低等问题，主要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起步相对较晚，发展程度相对较低。虽然近几年有很快的发展速度，但是金融监管的基础薄弱，独立性不强，协调性也不够，并不能支撑快速膨胀的金融市场，而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的建设都是借用国外的监管法律来不断实现的，都还处于摸索之中。
其次，从外部环境来分析，我国金融监管法律本身还不完善，分头监管与多方监管并存，监管效率较低。但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却空前加快，在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中，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列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都直接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近几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就直接对我国的金融市场造成损害，这就使得尚处于摸索中的我国金融监管法律体制备受到冲击。
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确一个问题，我国金融监管法律所存在的问题，究其根源，是来自于我国金融监管机构本身的问题。正是由于我国自身在金融监管方面有所欠缺，才能够让外部行为在我国的金融市场中有机可乘，并引发巨大波澜，如果我国金融监管法律足够完善，整个金融机构对法律的执行力度也到位，不管金融危机的破坏力度有多大，最终，我们都能够以不变应万变，实现全身而退。因此，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应该要从自身入手，提高自身的整体实力。
三、金融危机下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完善的原则
金融危机下，由于内外环境的影响，我国金融监管法律暴露出一些不足，因此，很有必要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律，让我国金融监管法律能够在未来的路途中，经受住各种金融危机的冲击，实现稳定金融市场的目标。但是，在具体完善的过程中，不管采取何种措施，都必然要遵循必要的基本原则，在原则的范围之内来进行整改和完善，从而才能够最终为国家服务、为人民谋福利，得到整个社会的支持，顺利推进。
首先，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金融市场的运行是以客观市场规律为基础，以国家宏观调控为辅助的，并且，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也相对增加，国外的金融政策特别是欧美等国家的金融政策，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都比较大，因此，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之上，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必须要建立在国际化的实际基础之上，不断借鉴国外的金融政策，结合自身国情来进行完善。
其次，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必须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任何法律法规的存在，都是为了规范社会，为人民提供一个健康和谐的生活工作环境。在金融市场当中，国家的政策引导始终都是辅助作用，最终要保障的是金融市场中广大操作者的利益，也只有他们的利益有了保障，才能够调动他们参与金融监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更加稳定人心，稳定金融市场，因此，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应该要符合金融市场操作人员的总体意志，或者要符合全民生活追求的总体意愿，而不能为了达到某个人或者某个集体的意志，而牺牲他人的利益。
四、金融危机下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完善的措施
要实现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就要结合具体的原因，针对问题一一进行探讨，寻求有针对性的措施。
首先，针对在管理层上暴露出来的不足，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定和监督机构，要充分履行自身的职责，承担自身对社会对国民的责任，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去进行思考；用战略性的眼光，从全球的角度去进行分析和探索，借鉴国外先进的金融监管经验，跟随国际发展趋势，走向国际化。努力引进金融监管全面性人才，或者通过自身努力，不断培养金融监管人员，弥补金融监管中人才缺失的漏洞。此外，针对人才的选择和岗位配备，有必要推崇民主投票选举的制度，让相关人士集聚一堂，民主投票，共同选举，杜绝依靠人际关系或者金钱关系而获得优质岗位的情况，从而让金融监管机构的运作能够更加公平公正，以这样的环境来吸引优质人才，积极为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制度和监督机构配备专业的高素质的管理人才，从而为金融监管输入新鲜血液，让这些新鲜的血液，不断为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带来创造性的思想，也让这些新鲜血液，不断突破传统束缚，用最新的法律思潮和法律执行方式，来解决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基础薄弱的问题，最终提高金融监管的创造力和独立自主能力。
其次，针对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在操作层面上，存在执行力低的问题，就需要发挥我国监管机构的职能，借鉴西方监管模式，形成银行联合监管，实现全面的监督，在监督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任何的违法违规行为，则严厉惩处，决不能让任何金融个人或者单位有心存侥幸的心理。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小漏洞从一开始就杜绝，从而让金融法律能够细化到每个细节之上，实现对任何个人或者集体的监管，从而规范金融市场，让整个金融市场形成一个公平、公正、合理、健康的市场环境。
与此同时，在高速信息时代，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科技融入到金融监管执行当中，引入互联网或者媒体以及电话系统等现代监督渠道，让金融监管能够渗透到金融市场的方方面面，并能够实现随时随地的自由监管。当然，要达到这样的监管效果，还要实现金融监管法律执行过程和进程的透明化，完善监管信息系统，并设定相应的投票或者举报渠道，从而让公众能够参与到法律执行的监督当中，用监管机构和民众监管权力双方面的压力，来使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的执行力度逐步提高。
但是，在不断提高民众监督力度的同时，必须要做好民众的基本培训和宣导工作，因为，民众平时的生活和工作所关注的问题更是自己的问题，对于金融市场的了解并不高，更无法意识到自身对金融法律制度的监督行为，能够给自己带来何种好处。所以，必须要加大对民众的宣传、培训和引导力度，具体宣传内容包括，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详细内容、参与金融监管法律监督的途径和渠道以及通过参与监督能够给自己带来的益处。
【关键词】互联网 互联网金融 金融风险
我国于1999年开始，国内就出现了交易性的支付网模式，标志着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兴起。直到2013年，阿里巴巴运营了余额宝，促使国内互联网金融快速的增长。互联网金融的各类产品的研发，严重冲击了我国的传统金融行业。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促使了大量客户将资金的投资方向发生了转变。客户为获得高于银行、债券等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利益回报率，将大量资金投入在互联网金融的相关产品。由此带来的互联网金融风险状况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建设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健康运行体制，需要对我国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状况和监管策略进行研究和讨论。
一、我国互联网金融的运行模式和风险现状
（1）第三方支付和支付宝的相关基金的运行模式和风险互联网金融中的第三方支付是指网络公司与银行签订协约后，运用计算机和通信技术建立的一种支付系统。第三方支付的金融活动是由非金融机构进行的资金支付的服务活动。主要包括资金的收支的中介式转账服务。这一类的金融产品主要是针对网络电子商务进行的，例如支付宝、财付通等。支付宝是淘宝为了更好解决客户和商户之间的信用问题，在付款与收获之间进行第三方的信用支持。第三方采取先收取客户资金，客户对购买商品满意后，将客户购买产品的资金支付给卖方。第三方支付存在的风险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随着网络市场的不断开发，其网络消费的不断增加。当使用第三方支付系统的用户的增加数量以及资金运行的额度到达一定的规模时，第三方支付系统一旦出现问题，其后果是不可估量的，甚至会导致整个金融市场的崩盘，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是第三方支付系统的安全系数不高，部分第三方支付系统存在系统设置漏洞的弊端。一旦客户的相关信息的丢失，有可能会造成客户的资金的损失。
支付宝相关的基金产品的典型是余额宝，余额宝利用支付宝账户的余额资金进行投入的理财产品。其为客户提供的利息率远远高于银行的利息率。其存在的风险是具有结构性和流动性的。余额宝的金融产品依靠的是银监会的利率管制，可一旦银监会取消这一政策，则使利率市场化，余额宝的收益就面临流动性的风险。当市场的资金价格回落，其投资者收回资金大于客户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就会使相关的基金出现结构性风险。
（2）网络贷款和众筹模式及其风险。人人贷、点对点信贷等是互联网金融融资的模式，网络贷款平台其程序优于传统的贷款模式，网络平台的贷款模式主要是由借款人在网络平台资金需求的借款信息，以固定的利率进行招标，其投资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贷款人也可以通过此网站平台进行信息的，寻找借款人，并且双方共同承担借款的风险。相关信息显示，我国互联网信贷系统于2013年年底，其网络贷款平台已经成立了500家。信贷的资金总额达到1000多亿元人民币。这种网络平台运营的风险是其系统设置的方便简捷不具有阻碍黑客攻击的能力。黑客进行攻击网络贷款系统，其目的大部分是以诈骗或者进行恶性竞争为目的。其结果既会导致网络平台各大网站的崩盘和倒闭，也会导致借贷双方的信息的泄露和资金的损失。众筹模式是指网络企业进行融资所采取的方式，其模式主要的运行方式是“团购和预购”的两种形式。互联网企业通过利用社会网络的传播性，通过展示创意信息进行创业资金的筹划。众筹模式的风险主要是因为资金的投入者和使用者的不对称的信息输出。相关投资项目在未达到收益之前，投资资金的运行方向是不确定的，从而其形式容易造成社会上的非法集资。
二、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的策略
（一）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的基本原则
互联网金融的普遍应用，但相对应法律法规并不健全，所以，目前确定我国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的基本原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互联网金融行业要有自律原则，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自律行为，可以促进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管理水平的不断增强和提高。其次，互联网金融行业要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目标原则。最后，互联网金融行业要以公平公正作为相互间竞争的基本原则，使互联网金融行业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公平竞争良性发展。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基本策略
首先，建立完善的监测互联网金融系统风险体系。由于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门槛较低，其入行企业规模得不到有效的监管，所以要相对提高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审核环节。高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要为互联网金融的安全做技术保障。其次，提升政府监管部门的技术能力。近几年的黑客攻击技术不断增强，我国要进行专业人员的培养，使相关技术能够阻挡黑客攻击，从而达到保护互联网金融行业安全的运行效果。最后，提高消费者的风险识别能力。政府应加大力度对互联网的诈骗的相关信息进行宣传，使消费者能熟知各种骗术，从而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三、结论
高速发展的经济水平和人们日益提高的生活需求，促使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互联网金融行业是否能正常运行与百姓的和谐生活以及国家经济的稳定都有至关重要的联系。综上所述，合理、科学的互联网金融监管策略是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1]郭晓芳.我国互联网金融风险及风险监管研究[J].工程经济，2015，（05）.
一、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政策背景
1.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程度不断加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新型化、多样化、化为特征的金融创新，改变了英国传统的金融运作模式。发生在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之间的业务彼此渗透，使英国金融业多元化混业经营的趋势加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浪高过一浪的金融业并购浪潮，使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实现了跨行业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间的业务界限愈来愈模糊不清。越来越多的非金融机构也开始经营金融产品和业务，如英国的房屋建筑业协会通过开展住房信贷业务日益银行化，事实上已经成为金融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混业经营的日益发展，使英国成为全球金融业混业经营程度最高的国家这一。
2.金融业分业监管的缺陷日渐暴露。1998年6月1日之前英国实行的是“分业监管”，共有9家金融监管机构，分别是英格兰银行的审慎监管司(SSBE)、证券与投资管理局(SIB)、私人投资监管局(PIA)、投资监管局(IMRO)、证券与期货管理局(SFA)、房屋协会委员会(BSC)、财政部保险业董事会(IDT)、互助会委员会(FSC)和友好协会注册局(RFS)。 这些监管机构分别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房屋协会等机构的监管职能。由于在英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跨行业的金融市场，银行、保险公司与投资基金都在争夺共同的顾客，经营着类似的金融产品。分业监管虽然表面上无所不包，但一个金融机构同时受几个监管机构政出多门的“混合监管”，不仅成本增加，效率降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间容易产生争议，而且某些被监管者可以钻多个监管者之间信息较少沟通的漏洞，通过在不同业务类别间转移资金的，转移风险，人为地抬高或降低盈利等方法，以达到逃税、内部交易甚至洗黑钱等目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分业监管有效性的降低，使英国朝野上下对改革金融监管模式，逐渐有了较为统一的认识。
二、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主要
1.颁布新的金融监管。英国曾实施过较长时期的自律式监管体制。英格兰银行对银行业监管的主要特点是以金融机构自律监管为主，英格兰银行的监管为辅，且以“道义劝告”为主要监管方式。20世纪后期，英国制定了一系列用以指导相关金融业的法律、法规，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2000年6月，英国女王正式批准了《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Fina 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这是一部英国上议院对提案修改达2000余次创下修改最多记录的立法，也是英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一部关于金融服务的法律，它使得此前制定的一系列用于监管金融业的法律、法规，如1979年信用协会法(the Credit Unions Act 1979)、1982年保险公司法(the Insurance Companies Act 1982)、1986年金融服务法(the Financial Services Act 1986)、1986年建筑协会法(the Building Societies Act 1986 )、1987年银行法(the Banking Act 1987)、1992年友好协会法(the friendly Societies Ac t 1992)等，都为其所取代，从而成为英国金融业的一部“基本法”。该法明确了新成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和被监管者的权力、责任及义务，统一了监管标准，规范了金融市场的运作。这一整套新的“游戏规则”为英国适应新世纪金融业的发展和监管，提供了一个空前崭新的改革框架。
2.设置新的金融监管组织。根据《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的规定，英国成立了世界上最强有力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监管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简称金管局，FSA)。FSA是英国整个金融行业唯一的监管局，其内部职能部门设置分为金融监管专门机构和授权与执行机构两大块，前者包括银行与建筑协会部、投资业务部、综合部、市场与外汇交易部、退休基金检审部、保险与友好协会部，后者有授权部、执行部、消费者关系协调部、行业部、金融罪行调查部、特别法庭秘书处。FSA的目的和任务主要有：(1)保持公众对英国金融系统和金融市场的信心；(2)向公众宣传，使公众能够了解金融系统及与特殊金融产品相连的利益和风险；(3)确保为消费者提供必要的保护；(4)为发现和阻止金融犯罪提供帮助。FSA作为英国唯一的、独立的、对英国金融业实行全面监管的执法机构，拥有制定金融监管法规、颁布与实施金融行业准则、给予被监管者以指引和建议以及籍以开展工作的一般政策和准则的职能。根据有关法律，FSA拥有监管金融业的全部法律权限，并从2001年12月1日起开始行使其全部监管职能，但其并不是政府机构，而是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的监管组织，它的经费收入直接来源于它所监管的金融机构。FSA虽然要全面负责对拥有100多万员工的英国金融业的监管，但其机构并不庞大，现有雇员仅2100人，现任主席为戴维斯(Howard Davies)。
3.制定新的金融监管规则。根据英国《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的授权，FSA已经制定并公布了一整套宏观的、适用于整个金融市场各被监管机构的“监管11条”。其具体内容有：(1)被监管者一定要诚实地开展业务；(2)被监管者一定要勤奋和细心地以应有的技能开展业务；(3)被监管者在适当的风险管理机制下，一定要负责和有效地采取适当的谨慎态度组织和管理其业务；(4)被监管者一定要保持适当的金融资源和财力以应付可能的危机；(5)被监管者一定要遵守相应的市场行为准则标准；(6)被监管者一定要公平对待其客户，并对客户的利益给予应有的考虑和重视；(7)被监管者一定要对其客户的信息需求给予应有的重视，提供给客户的信息应该明了、公平、不能误导；(8)当被监管者对其客户的资产负有责任时，一定要作出适当的安排以保护这些客户的资产；(9)被监管者一定要以公开及合作的态度接受FSA的监管，被监管者一定要将必须及时通报的情况报告给FSA。
4．确立新的金融监管理念。监管理念即监管，指的是金融监管的指导思想及基本原则，如监管尺度的“严”与“宽”、“松”与“紧”等。改革后的英国金融监管，不能一概而论是更松了还是更紧了，FSA的基本原则是围绕风险管理这个核心，对不同的金融机构采用“量体裁衣”式的金融监管。 FSA对英国的银行业，将采用以风险控制为基础的监管原则，并拟根据《巴 塞尔资本协议》的规则和要求制定英国银行业的实施法规。近期内，FSA将对银行业批发业 务的监管进行改革，给予从事批发业务和零售业务的银行以不同的市场准入条件和监管条例 。对英国证券业，FSA将吸收欧共体改革证券业监管的成果，将其有关内容纳入监管英 国证券业的法律框架。FSA将打破伦敦证券交易所(London Stock Exchange)垄断证券市场信 息的格局，推进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改革。未来12个月内，FSA将逐条审查证券交易和 基金管理的规章制度，修改现有的“上市规则”，制定新的资本守则(Capital Accord)，以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对保险业，FSA将在近期内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整顿，并从严制定新的保 险业规则。概括起来，新时期内FSA的监管理念是：(1)运用谨慎的规则来监管，而不是以“控制”为基 础去实现监管；(2)大量运用在“外部”的保持一定距离的监管，而不是以频频到银行内“查账”为基础去实施监管；(3)在监管中充分重视被监管机构的报告；(4)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进行监管。
5.建立新的金融监管制衡机制。为确保FSA能够正确地行使《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所赋予的权力，全面履行其负有的监管职责，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同时也为了制止FSA在金融监管中可能发生的以权谋私、渎职行为，英国成立了专门的金融监管制约机构 “金融服务和市场特别法庭”(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 Tribunal)，并于2001年12月1日与FSA同时开始运作。该法庭主要审理发生在FSA与被监管机构之间且经双方协商难以解决的。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该法庭对金融监管案件的审理采取闭门(对公众保密)审理、公开审理两种方式，并以公开审理为主。“金融服务和市场特别法庭”的成立，无疑能够促使FSA认真依法进行监管，有助于提高英国金融监管甚至整个金融业的法制水平。三、监管模式改革的若干
1.金融监管的权力高度集中。FSA继承了原有9个金融监管机构分享的监管权力，如从 英国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手中将银行业监管的权力接过来；与英国财政部签定协议，将原 由财政部拥有的保险立法的职能移交给FSA；对上市公司的审核责任也从伦敦证券交易所转 到FSA手中。换言之，英国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及服务于该市场的专业机构和个人、清算 和支付系统、有的金融案例进行谨慎监管的全部权力，都由“唯一”的金融监管机构FS A“统一”行使。 FSA除接手原有各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以外，还负责过去某些不受监管的领域，如金融机构与客户合同中的不公平条款，金融市场行业准则，为金融业提供服务的律师与师事务所等的规范与监管。
2.金融监管的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英格兰银行的监管职能始于20世纪40年 代，但直到1987年，其监管职能才被《1987年银行法》所规范与定位，权力得到强化。进入 20世纪90年代，英格兰银行由于对银行业及金融市场具有精湛而透彻的了解，经常对政府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方针给予技术性的建议，其在整个金融、中的作用得到加强，独立性亦有所提高。FSA成立后，英格兰银行对银行业的监管职能被移交，而操作货币政策 的职能被强化。新的形势下，英格兰银行负责英国金融和货币体系的整体稳定，并对支付系 统等基础设施发挥独特的支持作用。英格兰银行有权独立地设定基准利率，独立制定并实施 货币政策。鉴于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密切联系及相互影响，监管职能从英格兰银行分 离出去后，规定英格兰银行与FSA负责人交叉参加对方的理事会，实行互相介入，以保 证二者之间的有效协调。这种安排能保证FSA负责的金融监管与英格兰银行负责的货币政策，在重大的宏观层面上的决策能够保持较强的互通性。
3.金融监管的方式与发生重要变化。FSA成立之初就表示将要采取崭新的监管方式，发表了《新世纪，新监管》报告，阐析了FSA如何开展监管。FSA负责人也十分强调FSA管理的“崭新性”。与昔日英格兰银行、证券与投资管理局等9个金融监管机构不同的是，FSA在监管别强调 以下环节：(1)最节约和有效地使用资源进行金融监管；(2)被监管金融机构管理层是否尽职 尽责是相当重要的；(3)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尽可能不压抑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力；(4)鼓励被 监管的金融机构之间开展有序的金融竞争；(5)努力保持英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及其金融服务 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特征。另外，在监管目标方面，FSA将通过积极关注金融发展动态，实现瞻前监管，以维 持一个“高效、有序且清洁”的金融市场，帮助客户达成公平而合理的交易。在监管手段与 规则方面，FSA所拥有的监管手段都是以风险控制为核心的，尤其是业务风险与控制风险；F SA正在全面修定监管条例，预计条例总数将比原有金融监管条例减少30%； 在监管重点方面，FSA吸收了原监管者英格兰银 行对银行业风险监管的经验，对整个金融界特别是三大金融业务的“零售市场”实施“以控 制风险为出发点”的监管；为此，FSA制定了清晰的市场行为守则(Code of market conduct )，并将把严重违反市场行为守则的金融机构送上法庭，其主要管理者也将同时受到惩处。
四、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简要评价
1.促进了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FSA专司金融监管、英格兰银行负责货币政策的金融制度安 排，能充分发挥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效率优势。一方面，英格兰银行无须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 管双重目标之间取舍，从而更有利于宏观货币金融的稳定；另一方面，FSA统一集中 监管，消除了多头监管司空见惯的交叉监管现象，被监管对象负担的监管费用下降。尽 管FSA的业务范围比原有9个监管机构的业务范围宽泛，但FSA在1999/2000年度的预算比原来 9个机构预算，总额低很多；更重要的是FSA的各业务部门通过有效利用集中的监管设施，可 以共享监管信息，便于监管人员全面地了解金融市场动态，从而提高FSA实施金融监管的准 确性与有效性。
2.适应了金融混业发展的需要。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回归是国际潮流。 美国银行经营制度从“分业”到“混业”，经历了66年漫漫长路；英国的综合银行体系，则 已存在较长时间。英国政府在金融服务发生巨大变化时进行的以混业监管为目标改革，为金 融 业提供了一个金融监管服务的“超市”，无疑是顺应这一变化的理性选择。这一改革，不仅 方便了英国的金 融机构及其全球客户，而且提高了英国金融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强化了伦敦的国际金融中 心地位。5年来的实践表明，英国设立FSA、实施混业监管的改革是成功的，伦敦已成为世界 同行公认的具有杰出监管机制的金融中心。
3.树立了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典范。从全球层面上看，英国的金融监管模式改革，代表着全球金融业在混业经 营时代的一种发展方向，对各个正在迈向混业经营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不无启示与借鉴 意义。其一，金融监管要“专业化”，要由具备过硬专业知识、可靠人品和较强能力的专业 人士从事金融监管；其二，金融监管要“规则化”，要以理性的规则、日程的监督代替“运 动式”监管；其三，金融监管要“责任化”，要对监管失败或渎职者予以警示与重罚，不得 异地为官，也不得到其负责监管的机构任职；其四，金融监管要“国际化”，要面向瞬息万 变的国际金融市场进行动态监管；其五，金融监管要适应形势的变革不断创新，探讨新时期 金融监管的理想模式与可行路径。
①银行伦敦分行：《混业监管的最新模式》，《国际金融》，2002年第1 期，40～46页。
②项卫星等：《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世界》，2001年第6期，49～54页 。
③王 君：《金融监管机构设置研究》，《经济体制比较》，2001年第1期，4～12 页。
我国金融监管协调的难点分析
各监管部门的利益
各监管部门在监管政策上的协调之所以缺乏动力,其根本原因在于监管者的利益所在。各金融监管机构除了监督管理金融机构的规范经营和防范金融风险外，还有促进国内金融机构发展的职能。这与中国现有的金融管理体制是一脉相承的。以2003年中国银监会的成立为标志，中国金融业正式步入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在这种监管格局下，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各自实施对银行业、证券基金业及保险业的监督管理。从监管经济学的理论来讲,监管者是存在监管利益的，各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能划分直接决定了该监管机构的权力大小以及权力范围。
监管机构一方面通过完善制度来规范业内机构的经营行为，另一方面尽量创造比较宽松的环境，鼓励被监管对象积极创新业务，拓展业务范围。监管单位竞相出台有利于本行业发展的管理办法，客观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监管竞争。尤其在业务交叉领域，容易导致相同业务的监管规则各异，有悖于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
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推动，势必影响到各监管机构之间的权力之争。监管职能如何划分、利益如何分配，则取决于各监管机构之间、监管机构与改革主导者之间的博弈结果。如果不存在协调机制，由于监管部门拥有对监管对象的人事决定权、经营监管权，完全可以独自决定行业的政策、发展规划等事务。因此，各监管部门觉得一旦把这些事务的决定权提交到监管联席会议上去讨论，会削弱自身的权力。另外，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关系犹如“父子”关系，在监管者看来，家庭内的事务完全可以在内部解决。事实上，这种解决的一个代价就是忽视了监管成本，没有考虑到监管效率。而且，监管者只要保证自己管辖范围内的金融机构能够达到监管目标，至于那些监管真空地带，由于没有明确是否属于自身的监管责任，也就不必付出多余的人力物力。
缺乏系统的正式制度安排
举凡建立协调机制，无论从国际间来看（如G20、G8、上合组织、金砖四国）还是从一国内部（如美国和英国的监管部门间协调），其共同的特点都是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安排，具体包括：一是协调机制建立的目标明确；二是协调机制要具备一定的法律效力或者是形成一定共识且能够在框架内一致实施；三是协调机制本身对成员具有一定约束或者激励；四是协调机制的形式确定以后，会明确要求参与各方的级别；五是机制本身要有持续的推动力才能保证逐步达到效率。
中国从2004年开始提出要建设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来，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实际上，当初提出的联席会议制度在形式上比较松散，也不具备议事和决议权力，尤其是在该机制本身的制度没有得到明确和完善的情况下，监管不协调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制度层面的原因在于：
协调机制的目标不够具体。2004年签署的《三大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提出了针对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监管人”理念，原则性地提出“在监管政策、标准和方式等方面认真研究、协调配合、加强管理”。这种原则性的目标，实质上只是提出各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协调配合，而没有直指协调的最终目的。在今天看来，协调的目的应该是从中国整体的宏观经济金融稳健运行出发，应该是着眼于宏观审慎监管和系统性风险管理。因为分业监管的现状基本上可以解决各个机构的监管问题，即使没有协调，对各自机构的监管仍然处于正常运行之中。而一旦涉及到宏观审慎监管问题，恰恰就是现有监管体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对金融机构的微观监管与宏观监管结合起来，并且将这种监管责任落实到相应部门，并且对监管者采取相应的约束机制，这样一来监管者必然产生内在的与其他监管部门协调配合的要求。
联席会议的级别注定无法取得协调效果。联席会议推行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各部门之间在监管工作中的问题。按照常理，这种工作应该提交到国务院层面才可能达到实际效果。要想在未达到国务院之前就能够取得协调效果，除非赋予其决议的权力，并且这种决议能够得到各部门的贯彻执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需要制度上的保证，明确在处理监管空白领域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等问题上必须经过联席会议讨论。这种制度可以通过立法形式，或者国务院通知形式加以确定。但是，光有这种法律或者通知的硬性规定还不够，因为即使规定在处理这些监管问题必须通过联席会议，但是还得保障联席会议能够取得最终决议。如果光有形式，但形成不了决议，最终只会导致这种联席会议制度流产。
如果要提高这种联席会议制度的效力，仅仅依靠三个监管部门形成的组织架构还不够。从国际组织经验来看，这种联席会议也好，联合论坛也好，一次或者几次的多边磋商很可能无法取得任何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最简单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将多方（多边）磋商持续下去。中国联席会议召开的次数屈指可数，且都因为没有取得明显成果而偃旗息鼓，其重要原因在于三大监管机构的行政级别相同，相互之间没有约束。
因此，协调机制的最终解决还得从层级结构上提升一个层次，从国务院层面来讨论监管的协调配合、来划分各自的监管权力和范围，配合中央银行的监管协调机制，以期取得监管合力。
联席会议本身缺乏激励约束机制。制度本身的激励约束机制是成员积极参与并能够一致行动的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自身的行为，以达到各方利益平衡的结果。协调机制，或者协调组织，如果不能够具备强制的法律效力，那就必须要有吸引成员参加的制度设计。从经济人理性的角度分析，如果监管部门参加协调的效用大于不参加协调的效用，那么它就具有参与一致行动的激励。如果其效用与不参加协调没有区别，或者是小于参加协调的效用，那就使其缺乏参加协调机制的动力。以G20这个国际组织为例，之所以各个成员国家会积极参与，那就是因为一旦该组织形成了决议，并在框架内运行，如果其中的一个成员没有参加，没有在决议形成的过程中发出自己的主张和利益所求，那很有可能会使得本国的利益受损。
因此，在协调会议决议产生效力的假设前提下，激励约束机制将是成员积极参与并推动协调机制建设的有力推手。
监管成本软约束和监管效率考核缺失
金融监管各自为政、互不配合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监管成本的增加，监管资源的浪费，以及金融机构监管负担的加重，最终导致监管效率的下降。造成这个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监管成本软约束和监管效率考核缺失。由于中国没有监管成本的约束，各监管部门经常对同一机构进行重复监管，而不去采用其他监管部门的监管报告和监管数据（当然，这也与监管报告与监管数据不透明有关）。另外，对监管部门的行为没有效率评价机制，其监管行为是否有效，是否存在监管漏洞，也缺乏评价机制，这都造成了监管空白的出现。
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建议
从当前监管不协调的原因分析得出，打破各部门的利益划分、合理分配监管权力、提高监管协调机制的级别、强化监管成本的约束机制和监管效率的评价，是完善中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着力方向。
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协调机制
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目标，不仅仅是维护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风险防范，更是为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因此，建设中国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需要从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机制入手。
明确协调机制建设以强化宏观审慎监管为目标。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深化，金融风险的传递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是跨市场、跨地域、速度快、范围广。这种背景下，金融监管的视角开始从单个金融机构监管转移到宏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机构监管相比，更加注重系统性风险的产生以及其传导的途径。
宏观审慎监管更需要监管协调。各经济体监管标准的差异往往被金融机构所利用来进行套利，从而促使资本流入那些规则最松、限制最少的业务，这不但会对监管相对严格的金融机构竞争力有负面影响，也不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尽可能地统一监管标准，降低监管套利空间，减少各监管部门在金融监管方面的竞争，对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
构建金融监管中的市场化约束机制
金融监管的实施有两种方式,其一是政府监管,也就是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经营进行的行政监管。其二是市场化监管，对金融业而言，是指通过市场上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选择来影响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一种市场调节机制，主要依靠利益相关者受利益最大化的根本驱动来实现。
构建市场化约束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利益，从而减少金融监管协调中由于部门利益而造成的障碍。在政府监管权力的调整中，应当将市场化约束提升高度，重视市场化约束的作用。
通过强化市场化约束机制，政府监管当局制定引导性和指导性的市场化规则并采用这些规则对金融运行实施监管或提供必要的基础制度条件，以引导市场参与者采取“用脚投票”或者理性选择金融服务提供者，从而实现对金融机构及其市场行为实施监督与约束的目的。
建立金融监管协调的激励约束机制
激励约束机制的设计,一个根本问题在于一个监管部门能够在采取同其他监管协调配合的情况下获取正向激励,而对于不采取协调配合的部门则实施负向激励。
激励约束机制是以目标责任制为前提、以绩效考核制度为手段、以激励约束制度为核心的一整套激励约束管理制度。在激励约束体系中，目标责任制是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和实施的前提和依据。这就要求明确对金融监管协调的目标，以维护宏观金融稳健运行。在这个目标下，各个监管部门与中央政府是一种委托关系，是国家来实施金融监管的职能，并维护经济金融宏观稳健运行。在这样一个模型下，就必须考虑两个问题，第一是有一个详细、有效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对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行为进行绩效评价。第二是对监管部门的激励约束要有具体的手段，并且确定实施的主体。这就要成立一个机构（或组织），代替国家实施对监管部门的评价。至于激励约束的手段，则只需要将评价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透明度，自然形成全社会对监管部门的激励约束。
强化监管成本约束机制
一、建立内控机制的基本原则
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是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关键之一，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来建立内部控制机制，是关系到内部控制能否真正发挥控制作用的关键。一般来说，金融机构应当按照下列原则来建立内部控制机制：
有效性原则。要使内部机制充分发挥控制作用，在各部门和各岗位得到贯彻实施，其所建立的内部控制制度必须具有有效性，即各种内控制度应当具有高度的权威性，要真正成为所有员工严格遵守的行动指南。此外，执行内控制度不能存在任何例外。任何人（包括董事长、总经理）不得拥有超越或违反制度的权力。
审慎性原则。内部控制的核心是有效防范各种风险，为了使各种风险控制在许可的范围之内，建立内部控制必须以审慎经营为出发点，要充分考虑到业务过程中各个环节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容易发生的问题，设立适当的操作程序和控制步骤来避免和减少风险，并且设定在风险发生时要采取哪些措施来进行补救。审慎性原则是建立内部控制的最重要原则。
全面性原则。内控机制必须全面、完整，覆盖到各个业务环节和业务部门，不能留有任何死角和空白点。如果在业务过程中，有一个环节失控，即使其他各个环节控制再好，也有可能导致风险的发生。因此，只有坚持全面性原则，才能使内部控制完全发挥作用。
独立性原则。内部控制渗透到业务过程的各个环节，它控制的是整个经营过程，因此，与其密不可分。从整个业务过程来看，各个环节都是整个业务的一部分，它们之间在操作上有连续性；从控制上来看，各个环节的操作又是相对独立的，它们之间是相互核查、相互控制的关系。因此，在建立业务过程内部控制时，要保持各个环节的相对独立性，即坚持独立性原则。同时，内部控制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必须独立于其所控制的业务操作系统，直接的操作人员和直接的控制人员必须适当分开，并向不同管理人员负责，在存在管理人员职责交叉的情况下，要为负责控制的人员提供一条向最高管理层直接汇报的渠道。
及时性原则。是指内部控制的建立和改善要跟上业务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开设新的业务机构和开办新的业务种类，必须树立“内控先行”的思想，首先建章立制，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即使在金融创新的领域，也不能因为法律没有规定或监管当局没有要求而不采取必要的控制制度，要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业务变化的新特点，适时进行修订，保证不落后于形势。
二、巴塞尔核心监管原则的内控规定
巴塞尔委员会近若干年的几乎所有文件，都贯穿了加强银行内部控制的精神。
1998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在吸取各成员国经验和其早期出版物所确定的原则的基础上，针对银行失败的教训，颁发了一份旨在适用于银行一切表内外业务的《内部控制系统评估框架（征求意见稿）》。它“描述了一个健全的内部控制系统和各基本要素，提出了若干原则供监管当局用于评价银行的内部控制系统。”其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内部控制活动应成为银行日常经营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高级管理层必须建立适当的控制结构以确保内部控制有效，对各个业务面的控制活动予以规定。包括对不同部门适当的业务控制，对实物控制，定期检查遵守风险限额的情况，审批和授权制度。复核和对账制度。高级管理层在任何阶段都必须确保银行的所有领域遵守了事先制定的政策和规程。同时高级管理层应确保职责适当分离，职员不被委任相互冲突的职责。对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各个方面，应加以识别，设法改善，并密切监视。
二、内部控制的实施操作状况应该始终得到有效地监督。高级管理层应不间断地监视银行内部控制的整体效果。对关键风险进行监控应是银行日常经营的一部分，包括按要求进行单独评估。应由经适当训练、有能力的职员对内部控制系统进行有效、全面的内部审计。内部审计部门，作为对内部控制系统进行监督的一部分，应直接向董事会或它的审计委员会以及高层管理人员报告。内部控制的缺陷一经查出，应及时向适当的管理层报告，并应立即得到解决。重大的内部控制缺陷应向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报告。
三、金融监管当局应适时对内部控制系统作出客观地评价。金融监管机构应要求所有银行，无论规模大小，都拥有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此系统应与其表内表外业务的性质、复杂程度以及风险相一致，并反映银行环境和状况的变化。如果监管机构认定银行的内部控制系统不充分（如未能符合本文件所包括的所有原则），即应对该银行采取措施，以保证内部控制系统及时得到改善。
三、德国典型全能银行制下的内控制度
在战后欧洲的金融发展中，德国堪称稳健发展的典范，而德国的金融监管更是独领。其金融监管最主要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分工明确。互相协作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德国的银行业虽然实行全能银行制，银行除了经营传统的业务外，还兼营保险、证券、投资等其他非银行业务。然而，银行的兼营业务与银行业务是分开进行单独核算的，所以政府对其监管也分别由不同的部门进行。如对保险业和证券业的日常监管，由联邦保险监管局和联邦证券监管委员会来实行，而联邦金融监管局，则负责对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保险、证券除外）实施监管。它们均隶属于财政部。此外，德意志联邦银行〔中央银行）、州中央银行协助联邦金融监管局实行业管。联邦金融监管局、联邦保险监管局、联邦证券监管委员会和中央银行既明确分工，又互相配合，构成了德国完备和多层次的金融监管体系。
二、健全完善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长期以来，德国非常重视银行内控机制的建立，为了防范经营风险，各银行均都建立健全了内部控制体系和有关制度，主要是建立内都市计机构、风险管理机构和证券监管机构。
1、内部审计机构。各银行一般均没有内部审计部，通过内部稽核。及时发现问题。银行所有权人可以监督经理人，以此实施有效的监管，防范经营风险。
2、风险管理机构。银行建立了一套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银行董事会、市场风险管理部、各业务部门、审计部门都分别对风险负有明确的职责。董事长负责整个银行的风险管理，确定风险及其上限。银行每天通过数学计算的方法确定风险的大小，如超过了规定的风险上限，董事会将马上采取措施降低风险。
市场风险管理都是银行专门负责风险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制定衡量市场风险的指标，对各业务部门进行检查、监督，随时提供风险信息。同时，建立一些数学模型来预测和计算风险。通过进行量的分析到质的定性，提出降低风险的措施，及时向董事会报告。各业务部门要预测本部门业务范围内的风险上限，定时进行检查，发现风险及时采取措施，并向风险管理部报告。内部审计部门则通过每天计算风险情况。对当时风险所处的状态报告有关部门和董事会。
3、证券监察部。德国1995年实施《证券交易法》，并成立了联邦证券监管委员会。为了配合实施《证券交易法》和联邦证券监管委员会的有效监管，各银行都依法成立了证券监察部，具体负责对本银行证券经营业务活动的监督。
德国金融监管在内部控制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四只眼原则”（也称双人原则）。也就是业务交叉核对，资产双重控制和双人签字。在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颁布的《对经营金融交易的信用机构业务管理的基本要求》中“，详尽地层示了这种”分而治之“的原则。在《基本要求》关于操作程序的监督与牵制中规定：各项交易活动必须有明确的职能分工，包括四个层次：一是一线交易，二是后线结算，三是会计审核，四是监控。最低要求是一线交易与其它职能部门要分开，即使是交易管理人员也必须遵守这个原则。在一个职能部门中，相关但不同的工作要有不同的人员做，以确保相互的业务监督牵制。使用自动数据处理系统时，要有相应的程序来保证实施监督数据处理系统中输入人员要与交易、后线结算分开，会计审核要与业务监控人员分开。任何数据内容的修改，由处理系统自动记录在案。为控制与交易业务相关的风险，每个业务部门必须建立一个用于测量和监控风险头寸和分析潜在亏损风险大小并对其进行控制和管理的系统。风险控制人员要与一线交易人员分开，头寸权限由管理人员授予，交易产生的风险要及时得到监控，要有一名管理人员专门负责风险控制和管理工具，并且他本人不介入每天的前线交易。
四、美国分业监管下的内控制度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主要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三家独立的监管机构组成，这种分业监管的模式是从20世纪90年代逐步形成的，它为我国金融的发展和金融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从我国金融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事实和发展趋势看，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已经显得难以适应，因此，改变目前金融分业监管格局、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
近年来，我国金融行业的混业经营正在迅速发展，分业监管体系无法适应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和市场的发展。具体如下所述。
第一，由于各种跨业界金融产品的出现，引起金融监管责任的模糊。近年来，创新金融产品层出不穷，相当多的创新金融产品都是横跨不同金融领域的。例如，有些金融产品横跨银行和保险两个金融领域；有些产品横跨银行与证券两个领域；有些产品横跨信托与证券，等等。对于横跨不同金融领域的产品，由谁审批、由谁监管？似乎谁都可以审批、谁都可以监管，实际上有可能导致谁也不管的监管真空或监管边际地带。
第二，跨业界的金融机构的组织创新已悄然出现，从而引发由哪家监管机构对其实施监管的问题。即使在前些年我国实施严格的金融分业经营的时候，仍然存在若干家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其主要存在形态是金融控股公司。这类金融控股公司不但拥有商业银行，同时还拥有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不同业界的金融机构。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竞争的激化，不同业界的金融机构通過单向参股、相互持股等方式部分地实现了混业经营的目的。也有金融机构通過收购兼并、新设等方式成为跨行业的金融集团的情况。
第三，金融交易所将上市跨业界的金融衍生品。金融交易所上市交易的产品主要以金融衍生商品为主，衍生商品的主要特征除了具有资金杠杆作用、交易方向的选择性、期限结构中隐含风险与收益等特点之外，把不同业界的品种结合为一种产品，也是新产品的主要特点。由此可见，对以金融衍生商品交易为主要对象的金融交易所的监管，应该由综合性的监管机构来实施。
第四，跨界经营的现象正在逐步扩展。所谓跨界经营是指金融机构不限于特定业务范围，兼营其他行业的业务。例如，银行除了做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之外，还从事非金融企业债券的发行（中短期票据），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大多数也属于非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在例如，在信托行业高利润的吸引下，券商、证券投资基金等也开始通過设立子公司的方式从事信托产品的发行，除信托公司之外的金融机构，发行的信托和类信托产品已经是普遍的现象。
第五，混业经营不但是国际潮流，也是金融发展、深化的必然结果。1998年底美国废除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高尔法》，宣告了实施长达65年的分业经营管理，从而走向了金融混业经营的道路。日本于1998年4月开始实施所谓“大爆炸式”的金融改革，放弃了严格的分业管理，走向了金融业的全面混业经营的轨道。至于欧洲大陆，传统上就采用综合银行制度，本质上属于混业经营模式。现在，外国金融机构纷纷进入我国金融市场，无论从我国金融机构同外资金融机构竞争的角度看，还是从我国金融机构与外资金融机构角度看，外国混业式金融机构都处于优势地位，它们通過业务创新可以比中资机构更加容易地绕過我国分业经营的管制，从而导致金融监管的效率大大下降。而且，在国际竞争的格局中，要使我国金融业处于竞争的优势地位，改革现有的分业经营、实现混业经营也是必由之路。而且，事实上，我国管理层已经于近期允许部分金融机构进行混业经营的试点，以适应金融混业经营的国际潮流。
分业监管模式适用于分业经营管理模式，混业经营模式要求采用混业监管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
首先，如上所述，我国金融业已经出现了混业经营的现象，并正在进一步向混业经营模式发展，因此，为了降低监管的制度性摩擦成本，扫除监管的真空地带及业界结合部等监管盲区，有必要设立一元化的金融监管体系，从而提高监管的效率。
其次，三个相互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的存在，不利于我国金融界的产品创新、组织创新以及金融深化
金融界在推出新产品之时，可能需要同时分别向不同的金融监管机构提出申请，从而导致交易成本的提高。金融监管机构也可能面临金融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而无所适从，从而引起监管机构之间的相互推诿，致使金融创新活动和市场深化的步伐受到阻碍。
最后，建立一元化的金融监管体系，有利于降低监管成本。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以及降低成本是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我国现行的银监会、证监会及保监会三会独立设置，不仅机构庞杂，而且运行费用居高不下，监管成本非常之昂贵。
论文关键词：金融监管革新
论文摘要：全球化的经济金融为各国经济、投资者与储蓄者带来很大的收益，同时它也改变了市场结构，为市场参与者和决策者带来了新的风险。我国将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金融业将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中，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内外矛盾日益突现，我们应正视金融监管的现实差距和问题，推进金融监管的制度创新，努力战胜全球化的挑战。
一、理念革新
一是明确区域金融监管目标。以创建金融安全区为契机，建立涵盖各类金融机构的具有区域特征的高效有力的金融监管模式，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二是完善区域金融监管规划。将金融监管放在整个金融改革发展的大局中统筹把握，根据监管面临的主要矛盾和困难，突出金融环境建设，处理好银行与政府和企业、经营效益与政策优惠、软件建设与硬件建设等关系，不断提升监管水平。三是严格控制区域金融机构发展规模。根据授权和职能范围，对金融机构结构及网点数量进行合理设计布局，使其与区域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相适应。
二、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
我国于1998年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形成了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分别监管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分业监管体制，这种体制适应了我国分业经营的金融体制结构。但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分业经营的模式逐渐显现出不相适应的方面，突出表现在银行资产项目过于集中、券商融资渠道不畅、保险资金投资效益低下。于是管理层逐渐放松了管制，如允许券商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允许保险基金以购买投资基金形式进入股市以及允许券商股票质押贷款等，呈现出混业经营趋势。同时，一些金融机构开始仿效国外同行，以控股的方式实现业务范围的扩张，如光大集团和中信集团集银行、证券、保险业务于一身，构造了一个符合国际潮流的金融集团的雏形。另一方面，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大量涌入，国外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必将给予我国的金融业带来冲击和挑战。因此，我们应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对我国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进行适当改革，以适应已经变化的经济、金融形势。
比较发达国家的监管模式，我们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综合监管与分业监管相结合的模式，成立国家金融监管局作为监管的权威机构，通过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实现对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全面监管，原专业监管机构仍然负责各自领域的监管。国家金融监管局的主要任务是针对金融监管的真空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划分各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协调各监管机构的利益冲突以及划分监管归属等。
这种新的金融监管组织体制模式既能满足实行混业经营后金融业发展对监管体制的要求，也能适应现阶段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过渡期对监管的要求，因此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
三、功能革新
1．规范监管内容，实施有效的金融风险监管。（1）风险预防管理。对各类金融机构的资本定义与构成作出规定，制定出资本充足性比率要求，采取分段考核、分层次管理、逐步过渡的办法，限期达到目标；正确划分银行资产的风险种类，制定能够客观反映金融机构风险状况的资产风险权重和换算系数；建立金融机构清偿能力监察制度，在合理区分资产流动性程度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流动资产比率；完善风险准备金制度，从提高呆账准备金比例和简化报批手续入手。（2）风险转移管理。应当建立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对保险的条件、程序、办法制订规章，根据资本充足性、资产流动性和风险资产比率制订保险费率；对受保的本币、外币最高限额给出量化指标。（3）风险吸收管理。风险吸收就是事后救济，指监管当局的最后援助贷款和抢救行动。当一个遵循稳健经营原则的银行出现清偿能力危机时，中央银行从保护存款人利益出发或基于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考虑选择适当的方式，承担最后贷款和迁就行为。中央银行提供低利率贷款，由中央银行全面接管清理，由中央银行牵头组织一个或多个实力雄厚、稳健的金融机构，实行兼并、消化破产金融机构的全部债务等等。通过最后援助和抢救，实现金融业的平稳运行。2．改进监管方式，强化信息传导功能建设，实现监管信息资源共享。（1）完善非现场监管的风险监控指标。根据审慎性监管的要求，可建立一套完整的风险监控指标体系，包括科学的风险考核指标、规范化的财务报表统计分析指标，以及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的预警指标。并运用计算机网络等先进手段，加强监管信息的收集、归类、分析和判断。（2）完善非现场监管的系统化建设。实施并表监管，对所辖地区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和附属公司的业务实施并表监管，明确应报送的报表及项目、数据的填报口径，特别是对某些报表及项目的合并，更应有明确的界定和标准；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按照“统一数据采集、统一编码和格式、统一软件开发，实现信息共享”的基本原则，实现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信息的全国共享，实现对金融机构抱括法人和非法人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和预警，逐步提高人民银行对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评判水平。（3）健全分析报告制度。监管部门对各种指标和相关行为信号进行综合分析，提出近期重点检查指标，就有关风险进行定期和不定期讨论，责成监管人员进一步分析、核实，并定期就区域金融风险情况提交金融风险报告。（4）建立金融机构信用评级制度。中央银行可以从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经营管理能力、盈利水平、资产流动性等方面进行考查，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进行定期测算评级，定期公布，以强化金融机构对其经营和风险程度的识别和管理，增强自我约束力。建立金融监管信息传导机制。通过金融系统行长主任）联席会、信用社主任例会、金融监管质询制度，全面通报监管工作动态，发出监管信息。同时，要求金融机构就监管过程中提出的某些质疑进行合理解答，依此促进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论文关键词 英国金融监管 金融创新 市场约束
一、危机后英国金融改革概况
在金融改革立法上,英国金融改革立法迅速,2009年2月21日《2009年银行法》(Banking Act2009)生效。与此前的各个银行法相比,这一法律具有以下特点:(1)赋予英格兰银行在预防和应对金融风险时以更大的责任和权限;(2)在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会下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Committee)。其职责是判断金融风险的性质,关注金融风险的形成和发展,制定和实施金融稳定战略;(3)进一步强化英格兰银行对支付系统的监管;(4)设立特别应对机制(Special Resolution Regime),以便对陷入危机的银行进行快速的干预;(5)更加有力地保护存款人的利益。2010年6月16日,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公布了更为彻底的全面改革英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提案。
二、危机后英国金融监管制度完善的主要内容
(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英国财政部《改革金融市场》的白皮书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改革建议:一是成立金融稳定理事会(Councilfor Financial Stability,CFS),以取代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金融监管局在2006年3月设立的“三方常务委员会”(The Tripartite Standing Committee)。金融稳定理事会是一个法定委员会(statutorycommittee),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由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金融监管局三方组成,对议会负责,由财政大臣担任理事会主席。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宗旨主要包括:(1)通过定期磋商和讨论,及时发现金融市场上的风险;(2)协调三方制定的金融政策;(3)增加金融市场上各类信息的透明度。二是进一步完善和强化金融服务局的职能。
然而,财政大臣乔治·奥斯公布的全面改革英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提案更为彻底,即FSA的职能将由三个机构取代,分别是: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下辖的金融政策委员会,主管宏观经济风险;央行下辖的风险管理局,负责监管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业等的风险。这一方案意味着英格兰银行将从FSA那里接管金融监管职责,成为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而英国财政部则保留最后时刻的否决权。
事实上,这也是英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13年后“重回老路”。FSA是上轮英国金融改革的产物。1997年工党政府上台后,决定设立金融服务管理局。自此以后,英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就呈现财政部、央行、FSA“三足鼎立”的局面。“但三者并没有明确分工,没人知道究竟是谁负责。”而按照最新的监管改革方案,央行的权威将被重新确立。
(二)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
白皮书对加强系统性风险监管明确提出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密切关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企业”。这些企业往往规模非常大,它们的业务牵涉到方方面面,对广大的市场主体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些大型企业中的任何一个出现危机,都会对整个金融系统造成重创。虽然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不鼓励政府限制金融企业的规模、不鼓励对金融企业具体业务的干涉,但向这些重量级企业提出适当的要求则是很有必要的,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向这些企业灌输关于社会责任、市场纪律、资本金要求、危机应对策略的知识。这些知识和理念部分带有约束性、部分只具有引导意义,但这确实可以更好地减少这些金融企业存在的风险,提高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性。二是完善防范管理系统性风险的制度,包括:(1)改进会计制度,增加金融体系的透明度;(2)提高金融产品的标准化程度,完善批发银行市场的基础设施。
(三)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笼统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对银行业的危害是普遍的和深远的,批发银行业务和零售银行业务都深受其害。但是不同于批发银行业务,普通消费者和中小企业更依赖零售银行业务,他们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更大,其利益受损的情况更为严重。白皮书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强调政府在实施金融监管的过程中应当更加重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尽量减少他们的风险和损失。
而财政大臣乔治·奥斯公布的全面改革英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提案则提出了成立独立的消费者保护局。无独有偶,美国的改革方案要求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为消费者提供简明清晰的资讯,防止“不公平和欺诈易”,并促进公平、有效率和创新性的金融市场服务。英美两国的改革说明了加强消费者保护已经称为次贷危机后金融监管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英国金融监管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一)完善金融监管体制
中央银行在一国金融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对一国的金融稳定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中央银行从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维护一国金融体系稳定的职责。但是在现实运作中,各国中央银行所具有的法定权限大小不一,这既取决于各国立法进程,也取决于各国的市场经济运作机制。例如在崇尚自由竞争的美国,以往是没有中央银行的,充当央行的美联储其历史并不算悠久。但是金融危机的积累和频繁发生,会对各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和相应的立法产生刺激,迫使各国强化金融监管机制,从而增强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中央银行的职能也在这一进程中逐渐强化,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考虑到现代金融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先考虑到现代金融与其他行业的交叉重叠特性,传统上仅仅关注银行业的金融监管也显得不足,迫切需要理念和立法上的创新。再加上传统上央行的监管权限显得过小,受到的限制过多,显得束手束脚,可以调动的监管力量和监管资源有限,难以有效约束银行的行为,在频繁的金融运作中显得力不从心。从英国等国家的金融改革来看,中央银行的权限正在进一步扩大,其监管范围狭小的问题正在被克服。具体到我国中国人民银行,也同样存在着监管权限不大、监管范围狭小等问题,这就需要借鉴西方金融业的经验,同时根据我国国情加强金融立法,明确并扩大央 行的监管权限,只有扩大央行的监管权限,才能增强央行的监管能力,从而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
(二)加强审慎监管
考虑到现代金融风险的复杂性和连锁性,金融监管部门有必要将监管关口前移,多做一些前瞻性的监测工作,尽量做到防患于未然,以免金融危机出现时疲于应付。从英国北岩银行危机来看,监管部门的疏于防范和是酿成危机的重要原因,正是监管部门的失职使北岩银行的风险一步不累积直到爆发。这一案例对我国金融监管工作也有重要启示。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大多是从央行分离出来的,其分离设置的理念不可谓不明确。但在监管工作中,仍然存在监管资源不足、监管手段落后、监管人员水平低下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是我国金融业在入世冲击下更是显现出竞争力的不足和安全性的不足。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加快培养高素质人才,多向西方国家学习金融监管经验,让更多具备胜任能力的人走上监管岗位,而不是滥竽充数。同时应在实际工作中将监管关口前移,及早发现隐患、解决隐患,而不是只是在事后寻找补救措施。通过多种措施实现审慎监管以后,我国金融业的风险就能够得到更好地控制。
一、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误区
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在理论上源于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其实质是通过对信贷资金内在在联系中相互关联和制约的资产负债项目规定一定的比例，以此对整个信贷资金营运进行控制。其目的是通过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及其组合，把金融风险概率控制在最低程度以及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国际银行业风险控制的趋势证明，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商业银行控制经营风险、强化发展潜力的重要保证。
西方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最初是从商业银行的自觉自律性管理向前发展延伸的，是商业银行的一种微观行为约束机制。其早期的准备金理论、真实票据理论、转换能力理论、预期收入理论及60年代后的负债风险管理理论等都是商业银行在历史环境下对银行“风险――收益”组合的最优选择。是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在具体环境中的应用。直到1929～1933世界性经济大萧条之后，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才作为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逐步得到加强。
我国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实施最初是从宏观角度出发的。在1979年至1993年间的十五年发展过程中，尽管无论是资金的供应体制还是金融机构内部的分配体制都仍然带有不同程度的“大锅饭”色彩，但人民银行逐步形成、发展了对金融机构实行比例控制的思想，并对一些重要指标进行了控制。
在产权界定十分明晰的状态下，西方商业银行为了实现自身经营的“三性”原则，对资产负债管理孜孜以求，所以一直在不断改进、不断完善，使之成为一套科学的管理方法。其出发点是微观基础。而我国是从宏观管理角度出发，要求商业银行进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而且进行严格的监管，致使主体易位。这样，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对商业银行来说，不是出于自身的需要并形成强烈的“我要管”意识，而是为了应付中央银行的指令而增加的一项工作，形成了外部促使的“要我管”的观念，其积极性大受影响。
并且，在我国微观基础还未真正确立的条件下，宏观指标体系作为一种量化的管理方式，必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1、作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核心内容的比例指标体系本身的问题，如贷款质量指标中不良贷款的计算口径问题；拆出资金指标设计的合理性问题；指标统计困难，其口径与现行的会计、统计报表口径不匹配问题等。
2、并不是所有的要求都能通过一定的比例指标体现出来。作为量化的管理方法，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虽然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但要提高商业银行的“三性”并不是仅靠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就能实现，还需要其他的手段和方法予以配合。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只有与微观风险管理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弥补自身的不足，确保各项比例指标的实现。
3、缺乏微观基础的宏观指标体系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很容易掺和进人为因素，发展成“唯数量而数量”，不能反映经济的真实运行状态。
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体制障碍
首先，由于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银行的信贷工作行政干预在所难免，而一个不能完全行使经营权的银行，是很难按照自身实际实施其经营计划、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另一方面，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有时为了宏观经济目标需要，往往置商业银行的利益不顾，使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受到损害。
其次，一般意义上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是商业银行基于资金“三性”原则对资产负债的自觉自主的统筹管理。但在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一级法人制度下，基层银行作为总行的派出机构，经营行为较多地受到上级行考核管理方式的影响。由于上级行对下级行考核方式注重于存款增量、贷款规模和银行的效益，而对资产流动性、安全性的考核较少，导致商业银行轻视内部资产的集约化配置，忽视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弱化了资产负债的风险管理，而偏重于负债规模的简单的增长以及由此推动的资产规模的扩张。商业银行这种粗放型经营方式，表明其资产负债管理的内在机制尚未形成，由此导致银行行为不能体现资产负债管理的基本原则：一是总量不对称。一些商业银行上级行对下级行实行贷款的规模管理，存在“有资金无规模”和“有规模无资金”的矛盾，无法根据资金来源自主支配资金运用。二是结构不对称。表现在商业银行长期负债过多用于短期资产，实际上违背“效益性”和“安全性”的均衡。三是负债结构单一，不甚合理。商业银行的负债绝大部分是一般性存款，其它负债如金融债券、拆入资金等所占比重较小。四是资产结构单一。商业银行各项贷款占比重过高，证券投资等其他资产比重极低，不符合资产分散化、多元化这一资产负债管理的基本原则。
最后，资金统一调度管理体制造成银行负债管理与资产管理脱节。银行“一级法人、分级经营”的商业管理体制，其设计的原来意义在于它可以通过系统调控，集中资金，灵活调度，以最低的营运资金实现最理想的规模经营，增强全系统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却产生了始料未及的摩擦与碰撞。在总分银行一级法人体制下，商业银行总行在全行范围内统一调度资金。一方面，进行存款考核，片面强调“存款立行”，激励基层行加大吸储力度，同时通过系统内上存制度将相当一部分存款上划上级行，使基层行比较注重量的扩张而不考虑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实行授权授信制度，上收贷款审批权，将基层行的贷款规模或存贷比核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县支行基本没有或只有很小一点贷款权，这样，基层银行尤其是县支行根本就不存在资产和负债的综合管理问题。
三、WTO背景下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机制的完善
1、完善现代商业银行体制，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提供制度基础。
我国商业银行在产权结构上仍属“国有独资”，这种产权安排很难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往往造成经营目标和政策目标的冲突，缺乏对经营者的激励奖惩和对其权利的有效制衡。同时，由于产权关系不明，银行一直缺乏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这些都是导致银行资产和资本回报率偏低，不良贷款比率及不良资产占比重过高，资本充足率偏低等问题的根源。因此，通过股份制改革建立金融机构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完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制度基础。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可采用平稳的“渐进”方式，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展开。在方式上首先将银行总行改制成银行控股公司，省市分行改制为全资子公司，并允许资产质量好，经济效益好的地区分支行通过向社会增发新股的方式改制成上市公
司。这样国有控股公司可通过多种途径调整按行政区划设制的分支机构网络，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整合其资产负债的期限及结构比例，按《巴塞尔协议》的监管要求，建立资本金的补充机制。
2、逐步实施混业经营，为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提供运作空间。
从历史看，金融业的发展大体经历了混业――分业――再混业的发展历程。20世纪80年代后在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的影响下，混业经营逐渐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趋势之一。继英、日之后，分业经营的创始和倡导国――美国也于1999年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监管的历史。我国金融业将维护金融安全作为首要目标，实行了严格的分业经营与监管。但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分业经营已大大束缚了银行业的发展，使银行的利润来源主要限于贷款业务，且50％以上的贷款都投向企业。在企业效益未得到较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业务的狭窄不仅使银行的利润无法得到保证，还使银行的呆账居高不下，资产风险权重不断加大。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体制必将与国际金融业接轨，从事混业经营的外资银行将使我国银行在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银行不能在更大范围内通过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来降低金融风险将严重削弱其自身的竞争力。因此，逐步拓宽经营领域，组建金融控股集团，实现商业银行的混业经营，将成为应对WTO的一项不可或缺的重大举措。
3、完善监管手段，保证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银行会计;风险;防范
行的会计风险管理是为了提高银行的会计信息质量,保护银行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银行根据会计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内部控制制度的基本原则,采取一定的方法、措施和程序,对银行会计工作的管理体制、会计业务的组织实施、会计岗位和人员的管理、会计基础工作综合管理和会计核算程序等全部会计业务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与纠正,从而从银行会计方面控制和杜绝发生银行经营风险的管理活动。
一、加强银行会计风险防范管理的意义
(一)加强银行会计风险防范管理,有利于提高银行会计信息质量。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往往直接影响会计信息使用者经营决策的正确与否。现如今,几家银行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股份制改造,中国的许多银行已经在香港成功上市,这样以来,银行监管部门、社会投资者、银行高管人员对会计信息的正确性要求显得尤为重要,社会宏观经济政策、社会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银行管理层的经营决策将直接由会计信息质量所决定。如果会计信息质量高,使得经营决策正确,人们就能如愿以偿地获得所期望的经营成果。这样,银行业务实现良性循环,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如果会计信息质量低劣,就有可能引发会计风险。为了避免发生会计风险,必须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关键之一就是要加强会计风险管理。通过加强银行会计风险管理,可以使银行各级管理人员和银行会计人员增强会计风险意识,尽最大努力降低风险的发生,终会计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二)加强银行会计风险防范管理,有利于规范银行会计工作。会计工作的随意性,是引发会计风险的内在因素。而规范会计工作,就是要克服会计工作中的随意性。实现会计工作的规范化,也正是防范会计风险的基础工作。加强银行会计风险管理,可以从防范风险的高度,促使银行内部建立健全各项内控制度,建立行之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加强自我约束和内部监督审计,促使会计工作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实际上,会计工作的规范化,也是防范会计风险的有效途径。
(三)加强银行会计风险管理,有利于增强银行会计人员的责任感。会计风险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人违反了规章制度。为了防范会计风险,就必须增强会计人员的责任感。加强银行会计风险管理,可以从防范风险、避免资金损失的高度,促使银行会计管理人员依法正确领导会计工作,促使银行会计人员在工作中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地努力做好会计业务的受理、确认、记账、报告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杜绝或减少差错,自觉地担负起核算和监督两副重担,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合法、准确、完整、有效,消除各种风险隐患,避免会计风险,减少资金损失。
二、相关建议或措施
(一)完善金融监管模式。银行防范和化解会计风险,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来创建有序的宏观环境――法制的金融运行环境来作为基础保障。首先,各家银行要遵纪守法、遵守市场规则、遵守金融法规,进行公平竞争,坚决杜绝不正当竞争行为。其次,金融监管部门要尽快建立起完善的金融监管模式,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切实实施金融监管,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确保违法必究。在监管内容上,要严格市场准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新巴塞尔协议等关于银行经营的标准和条件、资本充足率、流动性要求等,建立严格的认可标准和完善的会计手续。同时,要对金融机构市场运行全过程实施持续监管,将监管重心前移,向事前或事中过渡和倾斜。
(二)健全会计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有效的会计内部控制制度,是防范会计风险、保证业务健康发展的关键。针对目前银行会计内控制度的现状,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会计内控制度,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尽快形成一套全面、完整、系统、环环相扣的会计业务内控制度。应对现有的会计制度进行整理、融合、淘汰和补充,并结合业务操作程序,制定一套与实际相结合的、操作性强、便于执行的制度。二是针对业务等外挂系统的薄弱环节尽快完善其管理制度和管理规定,并落实业务核算的管理部门,做到新业务、新产品的推出与会计核算规定和操作流程同步进行。三是各级会计管理部门应根据上级行的有关规定,结合自身人员、设施等实际情况,对岗位进行合理有效的分工,明确各岗位的职责,制定出内控严密、切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的业务操作规程。四是做好内控档案管理制度的建设,建立责任档案备查制度。为了明确责任,应建立岗位说明书、业务操作规程手册、授权审批权限文件等,对每个岗鉴的工作内容、职责、上下关系和岗位任职条件、业务操作流程进行明确规定,让相关人员了解所应承担的责任等,增强内控制度的操作性。
(三)建立有效的会计内控制度评价体系。会计内控制度的建设和执行情况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银行内控制度评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是构建有效的银行会计内控内部评价体系。组织建立具有独立地位的内控评价部门,运用适当的评价方法和专业技术对各机构的内控制度建设、内控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以促进各机构内控制度的建设和执行。二是充分借助外部评价机构,实施外部评价。要充分重视社会中介机构对内控制度的评价,听取他们对内控制度建设、执行效果、改进措施的意见和建议,以促进银行内控制度的健康发展,提高内控制度建设的速度。
参考文献:
[1]陆瑜.改善商业银行会计工作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风险.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大学图书馆,2002(5):4--30
所谓外汇管制，是指一个国家通过法律、法令、条例等形式对外汇资金的收入和支出、汇入和汇出、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兑换方式及总兑换比价所进行的限制。外汇管制的目标，一般是维持本国收支平衡、保持汇率秩序、维护金融稳定、促进本国竞争力等。外汇管制的主要内容，一般包括贸易与非贸易外汇、资本输出入、非居民存款帐户、黄金输出入、汇率调整及动作等等。
目前一般存在三种外汇管理体制类型。第一种是严格外汇管制，即对所有外汇收支活动都实行管制，多数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采取这种方式。第二种是部分外汇管制形式，即对外汇收支的经常项目不实行管制，准许自由兑换外币和汇出汇入外汇，但对资本项目实行不同程度的管制，少数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采取这种方式。第三种是名义上不实行外汇管制，即原则上对居民和非居民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外汇收支都不加限制，允许货币自由兑换，但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实施间接的或变相的限制措施。
外汇管制的方法可分为直接管制方法和间接管制方法。前者是指外汇管制机构明文规定外汇的买卖方式、数量以及汇率，并对各种外汇业务实行直接、强制的管理和控制。后者则是指国家通过诸如许可证制度、进口配额制度、外汇平准基金制度(主要通过央行实施)、互惠信贷协定网络制度(主要在发达国家央行之间运用)等形式，间接影响外汇业务，从而达到外汇管制的目的。从另一角度上看，外汇管理的方法又可分为数量管制、汇价管制和综合管制三种，即从外汇业务的数量上、或从汇价上、或从两者的结合上实行外汇管理。
在国际层面上，调整外汇管制问题的规范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8条。该条第2款(a)规定，未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批准，成员国不可对经常性国际交易的支付或转移进行限制或实行歧视性汇兑安排或多重货币做法，但是，这一规定仅适用于为经常性国际交易所进行的付款和转移。而该条第2款(b)规定，包含任何一个会员国货币的汇兑合同，如果与该成员国外汇管制条例相抵触时，在任何会员国境内均属于不能强制执行的合同，该成员国的外汇管制条例的存续与实行必须与本协定相一致。这实际上就赋予了成员国外汇管制法律的域外效力。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14条对成员国实施有关外汇管制的国际义务做了过渡安排。依据这一条款，成员国可以通知IMF保留某些限制并根据情况调整；成员国不能恢复已经取消的限制或实行新的限制；成员国与IMF应每年进行磋商以决定是否继续实行限制；但成员国不能出于非国际收支方面的原因实施限制措施。
可见，就目前的国际规范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仅要求实现经常项目的可兑换，不把放松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作为成员国的义务，IMF仅可在特定环境下要求国家加强资本控制。这一标准尽管较低，但有利于在绝大多数国家内部推行和实施，因此，中国目前的外汇管制状况，也是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要求的。然而这里的问题在于，若要推行离岸金融业务乃至建立离岸金融市场，这样的低标准显然是不够的，不解决外汇管制的问题，就无法顺利地建立中国大陆自己的离岸金融市场。
那么，我们应该在外汇管制的问题上作何策略选择呢?
目前的外汇管制问题的焦点，还是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问题上。
所谓资本项目，是指一国在国际收支中因资本输出和输入而产生的资产负债增减项目，包括直接投资、贷款、证券等。1996年，中国大陆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而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一直处于逐步推进过程中。目前，在IHF所划分的43个资本项目中，在中国有将近一半的资本项目交易不受限制或较少受限制，40％以上的资本项目交易受较多限制，10％以上的资本项目交易受严格管制。也就是说，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尚未实现完全的可自由兑换。
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自由兑换，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策略，也是实现离岸金融市场建设的关键一步。因为离岸金融彻底的国际性，必然要求交易货币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如果市场所在国的本币不能实现可自由兑换，那么该离岸金融市场很难就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了，在激烈的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中也很难占到优势。
但关键在于，是否因为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自由兑换是一个长期的步骤，中国大陆的离岸金融市场建设也就只能继续等待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相反，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短期的策略，从而既能够立即推进中国大陆的离岸金融市场建设，又能够与逐步完全取消外汇管制的长远规划相适应。
在短期策略上，我们可以在维持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可完全自由兑换的前提下，作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将本币——人民币排除在交易货币之外，而仅选择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作为离岸金融交易的货币。第二种选择，就是允许本币作为离岸金融业务的交易货币，但交易对象仅限于本国金融机构一一即居民，本币离岸金融交易暂时不对非居民开放。
就第一种短期策略而言，目前来讲是比较可行的。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建立自己的离岸金融市场的时候，都采用了这一做法，即将尚未实现可自由兑换的本币排除在离岸金融交易货币范围之外。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绝非长久之计。很多发展中国家尽管采用这种做法建立起了自己的离岸金融市场，但是其竞争力却因此大打折扣，难以抗衡本币业务充分开展的纽约、东京离岸金融市场，而目前离岸金融市场交易货币本币化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就连禁止本币交易的鼻祖一一英国伦敦，也已经开始变相地从事本币交易业务。因此，这一策略至多只能作为过渡措施采用，一旦本国离岸金融市场顺利建立、本币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条件基本具备，就应当转换策略，使本币与其他自由货币一样成为离岸金融交易货币。
而就第二种策略选择来说，这一做法既可以放开本币业务，又可以避开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还可以保护本国金融机构的业务份额。尽管这样做看似比较灵活，但无论在法律上还是经济上都会遇到较多障碍。尤其是中国已经加入了WTO，依据GATS和自己的入世承诺，将赋予外资金融机构以国民待遇，《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颁布，表明中国积极地履行了对WTO的义务；但若放开离岸金融业务，又不允许非居民从事本币离岸金融交易，显然违背了国民待遇原则。更何况，离岸金融交易的主力，历来就是非居民，居民从事的离岸金融交易在市场上所占份额不大，如果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将本币业务局限在居民范围内，不仅违背离岸金融的运行规律，而且有喧宾夺主之嫌。因此，此种策略一定要慎用，如果非用不可的话，也必须在充分研究有关法律机制以及经济得失的基础上实行。较有可能被主管部门采用的贯彻这一短期策略的具体做法，应该是推行本币离岸业务的“试点”，而从事试点的单位自然是由主管部门指定本国金融机构。
总之，在外汇管制的策略选择上，短期内我国可以暂时维持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管制，同时将本币业务排除在允许的离岸金融业务范围之外，或者先由本国金融机构试点办理本币业务；而从长远来看，我国应当取消外汇管制，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使人民币成为中国离岸金融市场上的交易货币。
二、业务发展策略
在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上，也有一个策略选择的问题。就是说，未来中国大陆的离岸金融市场，是将业务范围限制在传统的离岸货币业务上呢，还是将业务范围扩展到离岸证券业务乃至其他衍生业务上?
前面在讨论离岸金融监管法的时候已经指出过，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时候，都并未将离岸金融业务范围限制在传统的货币业务上，仅有少数国家(如日本)将离岸金融业务范围限定在存贷款业务上。显然，若要充分发挥离岸金融市场的筹资融资作用，将业务范围限定在存贷款上是不明智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处在发展中的经济大国而言，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就是为了有效地吸引和利用资金，而不是像日本当年那样为了回流海外日元而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因此，我们不可能作茧自缚，将离岸金融的业务范围限制在存贷款业务上。
尽管在目前的离岸金融业务试点中，我国确实仅开展了部分离岸货币业务的试点，试点单位也仅限于部分银行，但这毕竟不同于正式的实施离岸金融市场建设。试点的业务范围绝不等同于未来中国大陆离岸金融市场的业务范围。更何况，目前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所推出的一些改革措施，实际上已经触及离岸证券业务的范畴。这其中的代表性措施就是QFII和QDII机制。尽管QFII和QDII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离岸金融，但两者一个是非居民投资中国证券市场，一个是居民投资海外证券市场，都具有较强的国际性，一旦内地的离岸金融市场启动，有关的机构就可以顺势将这两种业务整合并移植到离岸金融市场这一个平台上。更重要的是，这两款涉外证券投资金融工具的推出，本身就已经说明中国金融改革的目标不仅仅限于货币业务。由此可以看出，尽管目前的离岸金融业务试点局限于传统的银行存贷款业务，但是未来的离岸金融市场上，业务范围应当既包括离岸货币业务，也包括离岸证券业务。
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若允许开展离岸证券业务，那么应如何具体规定离岸金融业务的范围?也就是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和证券业务，其他金融衍生产品的离岸业务是否可以开展?从国际上的做法来看，有的国家允许市场主体从事离岸债券、离岸股票和离岸票据业务，但是没有将更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列入可交易的行列；而有的国家则允许所有的金融产品、包括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产品进入离岸金融市场进行交易。从中国的国情来考虑，我认为应该采取第一种做法，即将债券、股票、期货等传统的证券业务列入离岸业务范围，而不将其他金融衍生产品列入离岸金融范围。这首先是因为，一般只有虚拟业务型离岸金融市场和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才可能在最广泛的程度上规定离岸业务范围，而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一般采取适中的业务范围，中国大陆没有可能选择前两种市场模式，采取适中的业务范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其次，离岸金融衍生产品在全部离岸业务中所占的份额一般比较少，将其排除不会影响离岸金融市场的建设质量。再次，金融衍生产品发展迅速、机制复杂、风险较大，即使在监管相对较严格的在岸市场上都很难加以规制，如果在监管相对宽松的离岸市场上开展此类业务，更容易因监管法制的失位而导致风险。最后，考虑到中国大陆金融市场开放的进度，目前多数金融衍生产品即便是在在岸市场上都不能经营，要将想这些产品搬到离岸金融市场上交易，就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总之，在业务发展策略的选择上，我国未来的离岸金融市场应同时发展离岸货币业务和离岸证券业务，但其中的离岸证券业务应仅包括传统的证券业务，而不包括诸多金融衍生产品业务。
三、市场选择策略
广义上讲，市场选择策略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选择何种离岸金融市场模式，二是选择何处建立离岸金融市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这里主要讨论市场模式选择问题。
离岸金融市场的模式选择，乃是市场所在国实行监管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存在内外业务混合型、内外业务分离型和虚拟业务型三种类型的离岸金融市场模式，其中内外业务分离型为当今的主流模式。
显然，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模式更能适应我国的需要。首先，这种市场模式适应于由国家政策推动而建立的离岸金融市场，美国和日本在建立自己的离岸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均采取了这种模式，这与我国的情况是类似的；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需要、也必须依靠国家政策的推动，这跟英国、香港这样的具有长期金融传统的国家和地区自发建立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其次，尽管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是基于国家政策推动，但是我们的国家政策绝不是通过提供避税便利吸引离岸资金入账和离岸公司注册来获得收费，而是要真正地从事离岸金融业务，建立真正的、具有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因此，虚拟业务型离岸金融市场绝非我国的选择。再次，内外业务分离型市场模式通过隔离在岸账户与离岸帐户，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因内外业务渗透而带来的风险，起到保护国家金融秩序的作用。最后，考虑到我国的外汇管制仍然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那么在离岸金融业务中实行内外业务的分离就是不二选择了。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离岸金融市场，虽然是内外业务分离型的，但也允许离岸帐户与在岸帐户一定程度的渗透，而过分严格的内外分离会使创建离岸金融市场的意义打折扣。因此，我国在建立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的过程中，也需要考虑内外业务渗透的可能性及其程度。基于我国的具体情况，我认为，在市场建立初期，内外业务的渗透绝对是要禁止的，因为前期建设中的主要问题是开展离岸业务、顺利建成离岸市场而不是扩展渗透业务，且由于渗透业务监管上的难度更大、所带来的风险较高，若贸然推进，不仅得不到预期效果，反而很容易引发风险并导致损失，可谓得不偿失。在离岸市场已经建立、市场秩序已经稳定、离岸业务顺利铺开、监管法制比较成熟的基础上，我国可以考虑逐步地允许一定程度的内外业务渗透，从而最大限度地拓展业务、利用资金。
具体到内外业务渗透的制度设计上，我认为可以采取循序渐进的做法。首先，在一开始的时候，应当只允许离岸资金向国内渗漏，而不允许国内资金向离岸渗漏，这样可以控制因国内流动性过剩而可能导致的离岸金融市场泡沫；其次，在有关的金融制度构建比较成熟、尤其是金融监管法制比较完备之后，可以进一步允许离岸与在岸业务的双向渗透；．再次，渗透的规模总的来说是不断扩大的，但是也不能就此认为其规模不可以缩减，渗透规模应当是灵活而适度的，从而既满足国内经济建设的需求，又不冲击国内物价水平，也不妨碍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最后，在允许渗透的同时，必须加强对离岸帐户与在岸帐户渗漏关系的监管，有关的监管措施应当有效和及时，且在设计有关的法制的时候，应当确保监管当局能够随着离岸业务渗透的进展对监管措施做出相应的调整。
四、法制建设策略
完整意义上的离岸金融法一般包括三大部分：离岸金融法基本原则、离岸金融交易法、离岸金融监管法。那么，相应地，作为市场所在国的中国，在建设本国离岸金融市场、对发生于其境内离岸市场上的离岸金融关系进行规制与协调的过程中，也需要依靠这三部分的法律制度作为规范交易和监管的标准。只不过，在具体推行上述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依据情况的需要，选择不同的策略。
理论上讲，最理想的立法方式，就是制定一部《离岸金融法》，全面调整离岸金融交易关系与离岸金融监管关系，明确有关法律原则。至于一些相关的细节问题以及经常发生变化的问题，则可以由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地方法规以及规章来处理。但是，这种法制状态是很难一步到位的。首先，在开放离岸金融业务并建设本国离岸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国家很可能会采取逐步的、渐进的方式，比如先放开离岸货币业务再放开离岸证券业务，有关的法制建设只有跟着市场建设形势逐步开展，而不可能一步到位。其次，在建立离岸金融市场之初，国家可能有一段对外资金融机构实行业务限制的过渡期，立法机关或主管机构也可以先制定一些层级较低的、暂时适用的法律法规，待到内外资一视同仁的时机成熟，再在清理相关法规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离岸金融法》。尽管可能必须经历一个过渡阶段，但只要立法的长期策略是制定统一的《离岸金融法》，那么法律规制的最优效果仍然可以实现；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这一逐步法典化的过程，根据现实中的问题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有关法律制度，从而使最终制定的《离岸金融法》具备并保持先进性。
当然，除了上述方式之外，还有两种选择。一是将离岸金融交易法和离岸金融监管法分开，各自制定法律，这种做法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相比之下比较浪费立法资源，且可能导致离岸金融法的基本原则被分割；另一种就是不集中制定离岸金融交易法和离岸金融监管法，而将它们分散到合同法、税法、外汇法、证券法、银行法等既有法律中去，也就是说主要靠修订原有法律完成对离岸金融关系的规制。我认为这种选择不能完全体现离岸金融法的性质，也不利于法律的明确性，容易出现法律规定不一致的情况；何况由于离岸金融的特殊性，即使主要采取修订原有立法的方式也不能避免在某些问题上另立新法，实际上根本不能节省立法资源；更为关键的是，对于离岸金融关系这个快速发展的新兴事物，如果没有规定统一的、普遍的、抽象的法律原则，无论是对旧法的修改还是对具体问题的另立新法都赶不上离岸金融实践的发展速度，届时法官面对具体法律规则没有规范的新问题就只能是束手无策。
纵观各国，金融制度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一般没有专门的、集中的离岸金融立法，但那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缘由的。首先，这些国家的金融法制已相对完备、适应性较强、修改机制灵活；其次，这些国家很多采用司法能动主义的普通法体系，在必要时，法官可以自己造法(做出判例)、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弥补既有法律的缺陷与漏洞、甚至可以修改法律(突破先例)，这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符合。而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则一般采取了专门的立法方式，这相对而言对我国是更有借鉴意义的。
可见，在中国大陆离岸金融法制建设的总体策略上，最好是选择制定统一的法典——《离岸金融法》，由于这是一个长期的策略，故而在逐步法典化的过程中，可以先制定一些低层级的过渡性规范，待条件成熟时再统一清理。未来的《离岸金融法》应该主要包括三大块的内容，即基本原则、离岸金融交易法和离岸金融监管法。这一法律架构能够令其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先进性，并与离岸金融关系形成有利的互动。
总的来说，中国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策略选择，应当是在逐步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离岸金融试点的地区和机构，最终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建立中国大陆自己的离岸金融市场，并逐步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