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9 17:33:2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区域经济；管理创新；现代化；建设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实现的创新优化发展。同时，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经济管理理念的丰富，实现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成为众望所归。基于此背景，区域经济管理实现现代化建设是区域经济管理可持续发展、数字化智能化管理的重要体现。因此，实现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从新模式的特点入手，分析区域经济现代化管理的基本要素，从基础设施、政策支持、组织关系等多方面建设科学的管理模式。
一、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分析
区域经济管理作为经济领域重要的一个分支，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是由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所决定，还由区域经济管理的现状中出发。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区域经济管理模式在不断的创新和改革，但同当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相比较，管理模式的建设仍需加倍努力。
1.区域经济管理的传统方式变革的必要性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地理学进入到经济发展领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区域性特点，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都是以地理区域作为划分的界限和标准，但事实上经济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治理手段也对发展模式产生不同的效果，因而“滥用”的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使区域经济管理呈现出落后、传统化。如在温州治理模式常常被使用到福建晋江，但事实上，温州和晋江的文化传统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同一治理模式将众多企业逼上绝路。采用现代化的治理方式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四个现代化”的提出和发展，要求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可以跟上国际潮流，实现面向世界；也希望各个领域的发展能够具有前瞻性，即能够面向未来发展，基于此，要求区域经济领域能够摈弃传统模式，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治理方式，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区域经济的现代化管理模式的必要性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社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增加了各个行业之间的竞争，如何在风云巨变的市场环境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发展的重点。因而发展区域经济的现代化管理是国际形势所要求，第二，追随社会的发展企业才能把握正确的机遇，发展自身规模，而当我国社会生活、文化发展等方面都实现现代化、信息化发展时，要求区域经济也能够建立其现代化管理模式，从企业自身出发，区域经济的现代化管理模式的建立是自身发展的基本所在。另外，经济管理也在不断的实践经验中得出新的管理思想。在此环境背景下，区域经济实现了现代化管理模式，主要是立足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从区域发展的根本目的出发，实现区域经济管理的人性化、柔性化。现代化的管理思想能够从区域经济的管理组织、管理文化、管理结构等多方面入手，实现其现代化建设。
二、区域经济管理现代化建设所呈现的特点
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并不是由各个区域盲目建设而成的，需要依托于当前时展的需求，立足于我国经济政策等各方面的因素，针对于当期我国的发展形式，要求区域经济管理现代化建设必须拥有以下特点：
1.人性化特点
人性化特点是由科学发展观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的。从古至今对于经济发展都拥有片面的看法，如在商言商、重利轻义等等，而随着以人为本观念的提出和倡导，要求区域经济在发展中、管理过程中都能实现这一准则，采用更为人性化的管理方式，更为柔性的管理模式；另一方面，现代化的管理思想正是从人性化作为出发点的，将管理文化、人本管理思想纳入到管理模式的构建中，所以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兼顾人性化的特点。
2.信息化特点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在各行业的地位显著提升，一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智能化的管理方式能够避免出现一些伦理失误，从而提高生产管理的科学性。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只有抛弃传统中的人力管理，利用信息技术，展开管理才能真正实现产业结构的变革。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信息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基础设备的信息化，如设立智能监控，提高监管能力，运用“互联网+”的产业形式增加产能。
3.民主化特点
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民主化特点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实现民主化管理能够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增加区域经济发展中各个企业组成人员对于本职工作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全身心投入到区域经济发展中。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在于人才的流失，如出现北漂一族等，这些人才的流失导致该地教育成本的浪费，经济的不起色。因而区域经济现代化管理的民主性特点，能够构建和谐的上下级关系，增加企业文化，留住人才，发挥集体智慧，从根本上提高区域经济管理水平。
三、新形势下区域经济管理现代化建设的必要因素
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法律政策等形势的改变下，要求达到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的三大标准和特点，并不是简单可得的，要求依托于资金、人才、政策平台等的支持。
1.资金
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维护手段，类似于柔性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有资金的支持。第一，充足的资金支持说明当前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是正确和科学的，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价值，由此根据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的管理模式整体道路和方向是正确的；第二，充足的资金支持能够对区域经济的人力资源管理、组织结构创新等提供强有力的保证，从而实现留住人才、创新技术等目的；第三，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后期的维护、完善，这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持，从而拖动区域经济现代化管理信息化的建设顺利展开。
2.人才
当今社会，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的现代化管理模式需要拥有先进的管理思想的作为指路明灯，而管理思想是依托于人才呈现出来的。所以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中人才是必要因素之一。另外，人才所提供的作用不仅于此，第一，优秀的人才能够带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能够提高管理的效率；第二，优秀的人才能够在区域经济管理中呈现出前瞻性的优势，如在我国城市经济规划中，对于未来经济缺少前瞻性思想，导致当前众多的基础设施、现有的发展模式跟不上时代的要求，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与此同时，技术也是依托于人才存在的，技术是区域经济现代化管理建设的保证，只有强大的技术才能充分构建信息平台，维护信息共享，推动管理呈现智能化、人性化发展。3.政策我国经济制度是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作用，政府加于宏观调控，这种经济制度在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因而可以看出，政策是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又一必备因素。第一，政府相关部门针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提出相适应的管理保护法规，能够保证区域经济发展不受到大环境发展的侵害；第二，相关的法律法规还能够推动区域经济现代化管理模式加快建设的步伐；第三，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不仅能够为区域经济现代化管理建设带来财政支持，还能够留住人才，创新技术等。
四、新形势下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的具体措施
在新形势下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从其必要性、建设特点和必要条件都展开了论述，但最为重要的是提供具体的建设措施，从实践上指导其发展。
1.正确认识该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找好切入点
对于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认清本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对症下药，从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创新优化现代化管理模式。要找好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的切入点必须做好：第一是构建区域经济发展的信息平台，聘请专业的经济管理双重人才，从而能够从数据中证明当前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如对于温州模式而言，小商品生产是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因而具有生产规模小，各自为政等缺陷，因而以其不足作为切入点，展开现代化管理模式的构建；第二，要求正确认知每个区域中的文化特点，总所周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影响，所以了解掌握区域文化，能够以此作为载体，构建经济管理模式。
2.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现代化经济管理平台
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中，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发挥重大作用，因而在具体操作中，希望能够充分合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建立过程中，区域经济现代化管理模式中，区域经济发展维护中都能够利用到信息技术。如在区域经济发展前期，能够构建信息平台，将企业的基础设备建设情况、招商情况、经营情况都通过数据的方式展现，同时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区域经济未来的发展区域进行预测，并制定风险措施，从而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3.向国内外学习优秀的现代化管理方式，创新优化本区域经济管理
我国区域经济管理发展的起步较晚，且后天发展较慢，因而要求其能够向国内外学习优秀的区域经济现代化管理方式。首先，要求各个区域能够展开管理方式的交谈学习会议，通过互动，学习优秀的管理方式，了解到自身的不足；其次，要求各个区域能够派遣相关人员到国外学习先进的现代化管理思想，并根据本区域经济真实的发展情况做出更改创新；最后要求能够加强校企合作，加强学校对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的理论研究，以期带动区域经济管理实践运作。
五、结语
综上所述，通温州模式、长三角模式等区域经济管理模式的概述，可以看出，在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多样化趋势，而区域经济管理模式也具有繁杂的特点，另外还可以看出，从国际经济背景、国内经济政策、区域企业自身发展等方面都急需建立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前瞻性的管理模式，因而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迫在眉睫。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主要的要求是具有人性化特点、信息化特点、民主化和和谐化特点的，要想以这些特点为建设标准必不可少的是资金、政策、技术、人才等的支持，如此才能从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的信息平台、构建和谐的管理结构等来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最终达到区域经济管理建设，推动区域经济驱动发展，从而先创新带动后创新，在全国范围内营造良好的经济创新环境。
作者:严业明 张德艳 王言艳 单位: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委党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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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长江经济带 协调发展 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长江经济带在全国的地位非常重要，早在“七五”计划中国家就把长江经济带列为与沿海并列的两条国家一级开发轴线之一。然而，近30年来，尽管长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也比较快，但与沿海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飞速发展相比，两者的差距拉大了，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下降了。当前，长江经济带虽然迎来了千载难逢的重大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困难和挑战。只有正确认识到这一点，并且采取积极的措施予以妥善解决，长江经济带才能早日腾飞。
基础设施比较落后。长江自西向东流入东海，干流总长6300公里，其中目前的干流通航里程约3000公里。在呈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江经济带范围之内，中上游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下游的部分地区，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还比较缺乏，铁路、公路和通信网络的密度较低，甚至平原、低丘部分县市至今没有通高速公路和铁路。
区域、产业发展不均衡。区域发展不均衡、内部差异大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特征，一业独大、一城独大的现象非常普遍。从整个长江经济带范围看，上海市的国际大都市地位突出，2013年人均GDP达到74515.81元，而最低的贵州省仅为22862.04元，只有上海的30%。同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中，实力最强的江苏省GDP达到59161.75亿元，而贵州省为8006.79亿元，两者相差7倍。从一个省市内部看，省会城市和部分发达城市现代化程度高，而广大乡镇则依然以农业生产为主，二、三产业水平很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还有数千万贫困人口。
对外开放条件与水平不高。由于地理的和历史的原因，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对外开放条件不如沿海，在引进外资、对外贸易额、与世界的经济技术交流和人员往来等方面，与长三角相比差距非常大。
以建设长江黄金水道为突破口，合力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综合交通网络
开发利用好长江这条黄金水道，是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首要任务。但目前长江航道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下游岸线资源基本开发殆尽，中游航道不畅、能力不高，上游大部分地区航道等级低甚至还不能通航，大部分二三级支流航运萎缩等。长江水运建设的重点，就是要围绕这些制约经济社会发展、阻碍统一连续航运网络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首先，从国家到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要重视沿江通道建设，优先推进水运发展，通过优先推进水运发展来支撑流域开放开发。以长江口、长江中游航道为重点，加快长江深水航道治理;以湘江、汉江、赣江为重点，加强重点支流航道建设;以三个航运中心为重点建设一批现代化的港口，以及依托港口的物流园区和加工业园区;加快实现水运管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其次，要继续加强以客运专线、高速公路为骨干的现代化立体交通建设，实现客运零距离、货运无缝对接。要通过建设翻坝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与三峡船闸一道构建综合翻坝运输体系，彻底解决三峡瓶颈问题。第三，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打破利益保护，制定整个经济带综合运输规划，统一调度运力，统一使用资源。
要以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为引爆点，将其建设成为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点
长江中游城市群以长江中游，包括的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核心，外加鄂湘赣三省沿长江、环洞庭湖、环鄱阳湖的若干城市，是一个已具雏形的跨省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城市集群。要加强粮食主产区建设，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长江中游三省都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一直以来在稳定全国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该地区要在加大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同时，大力推进农业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的合作与联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农业结构调整。
加强产业融合，促进产业一体化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内各地应从自身的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出发，优劣互补，实现强强联合，逐步形成一批具有全国重要影响的光电子信息产业、汽车制造、工程装备、农副产品加工、有色金属开采与冶炼基地。
以“四江三湖”为重点，共同加强河流湖泊的治理。长江中游都是水资源丰富省份，区域内河流纵横，湖泊密布，共同面临长江防洪大堤加固、水资源综合利用、农村安全饮水、湖泊治理等任务。四省要加强协作，以“四江三湖”（长江、汉江、湘江、赣江、洞庭湖、鄱阳湖、洪湖）为重点，在加强长江防洪大堤加固、水资源综合利用、水污染综合治理、湖泊治理等方面展开合作，共同加强河流湖泊的治理。要特别重视丹江口库区和汉江中下游的生态环境保护。
建设长江经济带要干支结合，实现流域的协调发展，提升其整体实力
目前，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中，干流沿线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高，交通运输条件也较好，而一些支流尤其是远离干流的山区、库区则要差很多。实现长江经济带的协调发展，就是要树立“流域一盘棋”的思想，更加重视支流及广大腹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如疏浚淤塞河道、提高航道等级，建成多个区域性航道网，让节能、节地的水运通达流域的广大地区，从而充分发挥全流域黄金水道的作用。还有，受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影响，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淹没损失严重，移民搬迁安居致富的任务繁重，未来发展受到严格限制。对这个为全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流域，建议国家在建设长江支撑带过程中，作为开发的重点和试点。支持汉城市打造包括铁水公空管在内的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支持其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其新型工业化步伐，支持其生态环境保护、低碳城市建设等。
（作者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在区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区域行政就是在一个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才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区域公共竹理是区域内的多元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问交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转贴于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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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治理 评价 区域中心城市 城市治理能力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5）03-0016-04
[作者简介]王B（1984 ― ），女，湖北武汉人，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项目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政府治理；夏宏武（1962 ― ），湖北武汉人，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的战略高度，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为开展城市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一、城市治理能力的内涵
城市治理是由政府、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市民群众等主体共同构成的管理城市公共事务的方式，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来约束和监督各方的行为机制。城市治理能力反映的是城市政府为了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平衡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发展而运用制度统筹各个领域的治理，使其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能力，是对城市政府治理模式稳定性、有效性和合法性的直观度量。以城市政府当前履行的主要职能为标准，可以将城市治理能力划分为经济调节能力、市场监管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政府财政能力等。
二、城市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城市治理能力评价可以归结为能够反映城市政府治理能力的一系列先进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指标体系或指标集合。国内外已开展了一系列围绕城市政府治理能力评价的研究，其中一些国家主要从政府与经济增长、国际竞争力以及政府绩效角度研究相关评价指标体系，我国则主要从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职能角度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大多还停留在框架建立和指标选取阶段，尚未进行数据收集阶段的可行性验证。
本文尝试围绕武汉（华中）、深圳（华南）、南京（华东）、沈阳（东北）、西安（西北）5个区域中心城市治理现状特征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从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能角度，保留政府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公共事业和公共行政六大要素，并根据具体指标结合评价城市实际进行了“本地化”替换，增加了公共文化事业相关统计指标（并整合到教育文化类）。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包括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园林绿化六个要素，49个评价指标的区域中心城市治理能力评价体系。
指标体系的第一层次即要素层为总类评价指标，也称为一级指标；第二层次即指标层指标为单项评价指标，也称为二级指标。各类一级指标、二级指标详见表1。
三、城市治理能力评价方法
本文以各城市统计年鉴（2012～2014年）以及相关部门信息报告等指标和数据为基础，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调查可行性，在上述构建的城市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下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分为两步骤：第一步确定指标权重；第二步进行量化评价。
（一）权重确定
在对城市治理能力进行评价过程中，需要根据指标的重要性进行加权处理。为减少因主观因素产生的干扰，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通过权重来衡量城市治理能力各指标在模型中的重要程度，综合计算得出城市治理能力指数评价值。
变异系数法是一种客观赋权的方法，直接利用各项指标所包含的信息，通过计算得到指标的权重，所得权重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避免专家赋权重的偏好性，削弱极值指标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其缺点在于对指标的具体经济意义重视不够，并且也会存在一定的误差。
由于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的量纲不同，不宜直接比较其差别程度。为了消除各项评价指标的量纲不同的影响，需要用各项指标的变异系数来衡量各项指标取值的差异程度。各项指标的变异系数公式如下：
式中，Vi是第i项指标的变异系数，也称为标准差系数； σi是第i项指标的标准差，其中，
，N为第i项指标特征值的总数， Xi表示第i项指标的特征值， 第i项指标特征值的均值； 是第i项指标的平均值。
各项指标的权重为：
（二）量化评价
利用综合指数评价法对5个的城市治理水平进行量化评价，计算出各城市治理能力的评价指数。
1. 标准化
为了消除不同指标、不同量纲不能放在一起直接进行比较的影响，将评价指标规范化为隶属于[0，1]区间内的极大型指标。评价指标按属性分为效益型（越大越好）和成本型（越小越好）。
效益型指标可规范为：
成本型指标可规范为：
2. 综合评价
对指标进行标准化之后，代入综合评价模型，计算出城市治理能力综合指数或得分E：
E=W1D1+W2D2+……+W49D49
其中Di是各评价指标标准化后的值，Wi为相应评价指标的权重，其和为1。
综合评价指数E越接近于1，说明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越高，故依据综合评价指数的大小，可以对地方城市各年度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行纵向比较分析。
四、区域中心城市治理能力评价
根据前文建立评价框架，我们按照基础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园林绿化等六个因素选取相应的客观数据。由于各城市数据来源出处，统计方式的客观差异，各个因素下的二级指标数不同。其中，文化教育方面囊括了包括城市文化建设、教育、科技发展、公共文化设施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所以该项维度包含信息较多，数据量最大。表2给出了每个城市相应一级指标的权重，鉴于文化教育指标中涵盖信息量较大，相应权重普遍较高。
通过对指标的分析和计算，得出了5个城市的实际治理指数的得分（如表3），在5个城市中，综合得分最高是南京（0.737），其次是深圳（0.606），再者是武汉（0.533）和沈阳（0.540），这两个城市治理水平属于基本持平，最后是西安（0.513）。可见， 2013年5个区域中心城市，南京的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最高。
为了更直观比较5个城市在城市治理方面的水平差异，我们对各城市的综合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将5个城市的总得分设为100分，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南京的综合评价指数，比深圳高出了近20%，而深圳、沈阳和武汉差距甚微，特别是沈阳和武汉基本持平。
对5城市各项因素得分在综合得分中所占比例进行分析的结果。文化教育涵盖的信息量最多，占到了约40%的贡献，其中，武汉的文化教育得分在总得分中的比例最大（43.18%），可以看出武汉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对文化教育的重视，符合武汉是科技教育基地的城市形象，而深圳的文化教育因素对其总得分的贡献最少（38.45%），低于其他各城市的平均水平，说明深圳作为一个新兴城市，在今后的城市治理改革中，可以更加着重于发展教育科技。在基础建设因素方面，沈阳和武汉两个城市综合得分中的贡献最大，分别占到19.29%和17.07%。近年来，这两个城市都在加大城市化和基础建设的力度。另外，深圳作为沿海新兴城市，其对城市绿化的重视程度，也体现出来（占15.05%，高于其他4个城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指标因素，对每个城市的贡献大致相同。经综合分析，目前城市治理中，5区域中心城市还是更加重视基础建设、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等传统领域，而对于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的发展则力度不足。
进一步将经过标准化的一级指标得分制成网状图。可以看出，南京六个因素的各项得分都处于领先水平，展现了较高的城市治理水平。在环境保护方面，武汉和沈阳这两个传统工业城市，相对落后；在园林绿化方面，南京和深圳处于较高水平，沈阳、武汉和西安的绿化水平依次下降，说明中西部地区在环保绿化治理水平上还落后于东部及沿海发达地区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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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东亚现代化；文化东亚研究；伦理；价值；意识；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7-0184-05
20世纪的东亚开始全面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四小龙”、“五小虎”和中国的崛起与发展引起了人们对“东亚奇迹”的关注，而争论的焦点在于“东亚现代化模式是否存在”?“亚洲价值观的意义如何”?等等。20世纪90年代末的“东亚危机”又引起了更多的争论与思考。危机中，东亚模式否定声音增强，东亚文化的普世价值更不值一提，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迅速复苏又使“肯定声音”超过了“否定声音”，因而，对“东亚现代化模式”的理性研究和历史研究开始占主导，这一趋势有利于“东亚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探讨的进一步深入。无论从历史还是地缘上来说，东亚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区域，亚洲价值观外延过大，但东亚价值观是成立的，东亚意识与内聚力也是存在的。具体来说，从东亚伦理与东亚价值、东亚价值与东亚意识、东亚意识与东亚认同、东亚价值观与东亚现代性以及东亚文化与现代化来全面研究东亚文化与东亚现代性。如何建立东亚的主体性和主体意识，东亚价值观与东亚普适性，这些主题都是东亚现代性之功能与意义。
一、东亚伦理与东亚价值
价值观即是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又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问题，它是人们在进行行为选择时的最基本的动力，是文化规范性的集中体现。伦理与价值是第一层次的。
共同体精神与秩序精神是东亚伦理和东亚价值的共同指向。共同体精神是中国和东亚儒家的重要价值维度，体现了儒家的精神指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达到的集团主义精神和“天下”观念。儒家强调道德修养，重视统治者的“德治”。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的内容强调了“国家主义”。所谓“三纲”，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意思是：统治者要把移风易俗、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作为施政的首要目标，并且要使社会的道德风俗不断地趋于美好境地。所谓“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是儒家治理国家的系统方法论原则。对于儒家来说，终极的社会理想是实现“天下太平”，而要达到天下太平，又必须以治理好国家为前提：要治理好国家，又必须先把家治理好才行；而要能把家治理好，则必须从修身即自我修养做起。“天下意识”塑造着儒家的“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精神来自于儒家的奉公精神与秩序精神，具体内容为“家族主义”与“公益意识”。“现代家族主义”是共同体精神的第一层次，但是儒家共同体精神不仅仅如此，第二层次为“公益意识”，而“奉公精神”是儒家共同体精神的核心内容。
家族主义是儒教秩序的核心，表现为一种集体主义的伦理秩序。而现代家族主义是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家族文化与现代集体主义文化”的关系。中国、韩国和日本的集团主义文化形态根源于儒家文化传统，但是不能停留在传统性阶段，而要文化变革，形成现代性的内涵和外延。“儒家的家族本位思想与家族伦理秩序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转换为推动家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契机”。现代家族主义不应该是集权性的和重农业主义的，而是一种经过更新的“家族共同体”观念。现代家族主义应该体现东亚儒教秩序的积极意义。
公益意识和奉公精神是儒家传统资源的核心思想。“公益”即国家利益，既是“利”，又是“义”，以“公益”将“义”与“利”统一起来。传统儒家经济伦理强调“义”，忽视“利”，而现代儒家经济伦理应该是强调“利己”与“利他”原则的和谐统一。儒家奉公观念形成了日本的“家族利润主义”的经济伦理就是这一成功内容，旧的贱商的儒家“利义”观转化为有利于现代工商业发展的伦理观。儒家“公益意识”的建立是家族主义的延伸，也是国家主义的体现。“西方资本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市场竞争体制，这是在西方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古典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就是新教伦理的体现。长期以来被视为私人资本主义的天经地义。东亚的这种家族团队主义的资本主义较之西方的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人治色彩、温情主义和劳资关系和谐的优点”，而“奉公观念”形成了东亚式的“家族利润主义”的经济伦理与敬业精神。
传统性的东亚儒家共同体精神是为血缘性的东亚社会结构所服务的，它是重农的、农业的、农民的、自然经济的，是封建专制集权的精神工具，是落后的。但是家庭、家族、国家与天下的观念是可以现代转化的。儒家现代化只能来自于自身的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的自身更新、改造而使儒家世界的现代社会建立过程中不能一味强调“模仿”西方，而是利用传统资源来确立和发展儒家世界的现代化，形成自身文化的现代化。
中国政府机构中的弹性要素——基于议事协调机构的一项分析
嵌入性治理: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路径探析——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为视角
英国公共服务类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视阈下的地方政府间关系
灾害治理:政府与公益组织的良性互动
组织平台创新与虚拟社会管理的科学化——以宁波市江东区“社区网络发言人”建设个案为例
社会服务购买延续机制的中国语境
公司型地方政府的运作过程及其特征
科学发展观意涵:基于政府决策维度的认知
网络反腐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建设
双向同构:缩小三大差距的政情话语机制
论涉法涉诉的传统法律文化困局
行政规划的法律内涵研究
行政指导的程序规范探讨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与对策——以上海为例
乡村社会变迁下的民间规则认同模式研究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与应对
房地产调控的难点误区及对策
非常规突发事件动态应急群决策:“情景—权变”范式
公共权力理性建构的逻辑进路
高可靠性应急管理政府:借鉴与构建
网络监督的兴起与政府行为模式创新研究
中国公务员职业倦怠现象与职场生态优化探析
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反腐败终端机制——以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为起点
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的内涵阐析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哲学底蕴论析——以后现代主义哲学作为解释视角
房价失控与政府公共管理的矫治
探析应急管理理论的跨域治理网络模式——“5·12”汶川特大地震全国研讨会观点之启示
论权威主义的功能与发展前景
论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能力建设
中国政治学研究与政治实践的价值取向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现实基础、种类及立法控制
公私合作行为的行政法实证分析——以“治安承包”为中心考察
我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困境及其纾解
论专业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的发展
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的空间及特殊性探讨
欠发达地区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探讨
背景下公共财政的本质
论公共事务治理的二元对立特征及其缺陷
服务型政府的理论误区与实践策略
公共管理学中必须厘清的几个概念
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
对我国“大部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对行政学院行政咨询职能的分析
公务员绩效考核的环境建设
区县行政效能监察工作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社会信息化迅猛发展背景下的政治参与和沟通
行政区划视野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公权异化再思考——基于古典社会契约理论的阐释模式
公民监督:监督权利和监督权力的会通
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刍议
论行政规范性文件前置审查
关于增强行政复议公正性的若干思考
在视界交融中认识风险社会
为切实做好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根据省、州、县工作要求，继续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全力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我局高度重视，结合我局实际，特制订县林草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县委县政府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策部署，深入贯彻中央第七次工作座谈会精神和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系列会议以及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构建社会治安群防群治格局，全面落实维护社会稳定各项措施，为我县文明建设提供良好环境。
二、总体目标
为全面落实维护社会稳定，实现末端发力群防群治终端见效工作机制，积极构建组织领导、齐抓共管、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建设工作格局，结合我局实际，一是切实做好林区草场安全防范工作，通过运用各种手段，着力提升区草场及周边治安环境的综治水平。二是着力宣传普法政策，强化群众的安全意识、防范意识，使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明显提升。
三、工作原则
坚持党政领导，充分发挥我局职能作用和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坚持科学规划、整体防控；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新办法、新路子。
四、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机制及时成立以局长为组长、副局长为副组长、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办公室，安排办公室专人负责，突出抓好单位内部、林区草场治安综合治理防范工作，建立健全末端发力群防群治终端见效的工作机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措施。
（二）强化工作措施狠抓责任落实1.加大宣传、营造氛围。一是组织干部职工学习省、州、县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会议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系列讲话精神，认真把握会议要领，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二是充分利用电视、广播、微信、公众号等媒体传播各种林草安全信息，多形式利用标语、板报发放各种安全宣传资料；三是结合“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点”宣讲大会，宣传《森林法》《草原法》《森林防火条例》《草原防火条例》，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人尽皆知。2.突出重点、确保稳定。一是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作为一项主要指标列入各基层林业检查站的目标管理，纳入到年终绩效考核；二是严厉打击盗伐林木、滥伐林木、非法采伐、毁坏、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占用农用地（林地、草地）、故意毁坏财物等现象，维护林区草场生态稳定，促进林区草场经济协调发展，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林区草场生态环境。
土地治理项目是农业综合开发中综合性最强、覆盖面最广、对农业经济发展影响最直接的项目。周至县是陕西省西安市八个农业综合开发重点县之一，1996年成立了周至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在连续15年国家土地综合治理项目的支持下，基本完成了全县的中低产田改造任务。本文通过跟踪周至县15年来土地治理项目资金投向，从粮食生产、农业结构调整、农民生活水平和农业现代化等县域农业经济发展的若干重要方面评估土地治理项目的宏观影响，并探索其对县域农业经济的影响机理，以弥补当前土地治理项目的区域经济层次评估理论的缺失。
一、周至县有无项目对比分析
土地综合治理项目对周至县粮食生产有直接影响，目前周至县参与土地治理项目的乡镇主要有12个，去除2010年刚加入的尚村镇，这里选取11个实施过土地综合治理的乡镇进行研究。有无项目对比分析是项目评价中常用的方法之一，可以对项目实施前后进行对比分析，也可以对项目区与非项目区进行对比分析。
1.项目实施前后对比分析。通过比较项目区在土地治理项目实施前后的粮食单产变化趋势，初步评价土地治理项目对周至县粮食生产的影响，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1995年，周至县11个农业基础生产条件较差的乡镇未实施土地治理项目以前，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各个乡镇的粮食单产表现出较强的差异性，竹裕乡与九峰乡的单产差距为2945公斤/公顷，单产仅为九峰乡的1/3。各粮食单产在较低的水平波动，均值为3218.64公斤/公顷，低于全县平均水平341.01公斤/公顷。到2010年，周至县基本完成了11个主要乡镇的农业综合开发，各乡镇粮食单产得到大幅提高，单产最高的乡镇九峰乡与单产最低的乡镇司竹乡的单产之差为2095公斤/公顷。11个乡镇的粮食单产实现在5065.91公斤/公顷的水平波动，比1995年提高了1847.27公斤/公顷，比全县平均水平高出394.27公斤/公顷。可见，通过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实施，项目镇的粮食单产对全县粮食单产的影响由原来的“制约”作用变为现在的“促进”作用（如图2）。从图2中可以看出，随着农业综合开发的持续推进，11个乡镇粮食单产由项目实施初期（1995~1996年）低于全县水平逐渐增加到与全县单产水平长期持平甚至偏高。在2007年全县粮食单产由于受自然灾害受到重创时，仍然增势不减，并在最近三年持续高于全县水平。这不仅体现了土地治理项目增强了农业生产能力，也表明了农业基础生产设施的改善能有效地规避自然灾害，保证农业生产稳产增收。
2.项目区和非项目区对比分析。不考虑2010年刚进行土地治理的尚村镇，根据有无项目可把周至县的22个乡镇分为项目乡镇（11个乡镇）和非项目乡镇（11个乡镇），分别以1995年和2010年为考察时点，并将粮食种植面积的减量视为农业结构调整的增量，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周至县项目乡镇粮食种植面积占全县的2/3，单产增幅较大，且有7000多公顷的农业结构调整行为。非项目乡镇的粮食单产徘徊不前，农业结构调整不到150公顷。可见，周至县土地治理项目提高了全县的粮食单产水平，推动了县域农业结构调整，项目乡镇和非项目乡镇有着显著的差异。
二、土地治理项目对周至县域农业经济影响因素分析
1.对农业产业结构的影响。土地治理项目为周至县农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契机。周至县临近西安市，又是猕猴桃适生区，具备蔬菜产业和猕猴桃产业发展的自然和社会条件。2005年，县政府实施土地治理项目，在终南镇建立了万亩无公害蔬菜示范基地。2008～2009年，周至县土地治理项目连续支持终南镇。现在，终南镇已是全市规模最大、科技含量最高、专业市场功能齐全、产业化服务体系健全的蔬菜种植示范基地。与终南镇类似，周至县富仁乡在2006～2008年连续三年在土地治理项目支持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农业结构调整。全县的蔬菜种植已成规模，并带动了一批蔬菜专业合作社和产销企业的形成，为当地的农业发展开辟了一条新出路。土地治理项目也极大地促进了猕猴桃生产。2010年，周至县猕猴桃种植面积达到2万公顷，所有12个实施了土地治理项目的乡镇，都是猕猴桃发展重点乡镇，占总数的2/3，猕猴桃种植面积占77.93%（见表2）。最具代表性的马召镇是周至县农业综合开发最早的乡镇，也是猕猴桃发展较好的乡镇之一。2009年，周至县又在马召镇启动了万亩有机猕猴桃现代示范园建设项目，并在2010年再次在马召镇投放土地治理项目资金。2010年，全县年末耕地面积5万公顷，猕猴桃和蔬菜种植面积达到25912.27公顷，占全县年末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根据对周至县猕猴桃种植基地和蔬菜种植基地建设项目的考察，结合对土地治理项目资金投向的追踪可以发现，对于政府主导的农业结构调整项目，基本都采用农业综合开发推动，而进行过土地治理项目的乡镇，也广泛存在村民自主型农业种植结构调整行为。可以说，土地治理项目是发展周至县域农业经济的重要工具，项目实施大大提升了农业生产结构的合理性。图3显示了1996~2010年周至县粮食种植面积、猕猴桃种植面积和蔬菜种植面积所占比例变化。
2.对农民生活水平的影响。从有无项目分析可知，土地治理项目大规模地提高了周至县的农业生产能力，使全县1/2的乡镇、2/3耕地的粮食生产由原来“拖后腿”变为现在的“生力军”。同时，土地治理项目的实施不仅带动了全县粮食单产不断攀升，还使周至县非粮农作物产量在逐年提高，其中猕猴桃和蔬菜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来源的重要构成部分。2005年以来，周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见表3）。为了分析土地治理项目导致的农业结构调整对周至县农民生活水平的影响，这里选用1996～2010年全县的粮食产量（L）、猕猴桃产量（M）和蔬菜产量（S）作为因变量，周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Y）作为自变量应用统计分析软件eviews6.0进行回归分析（数据见表3）。通过ADF检验可以得出，数据序列Y、M、S、L均为二阶单整数据。进一步用E-G两步法检验得出，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直接用LS法进行回归分析：Y=642.7321+0.014246M+0.006426S-0.000590L(0.824843)(9.360216)(2.693408)(-0.201625)R2=0.976069F=149.5498回归结果显示，粮食产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没有显著影响，甚至是负影响。而猕猴桃和蔬菜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显著正影响。因此这里剔除粮食产量（L）因素，重新进行回归分析：Y=487.5027+0.014216M+0.006397S(4.228358)(9.785150)(2.800390)R2=0.975980F=243.7948再次回归得到了良好的拟合结果。方程的调整R2为0.9720，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蔬菜年产量（S）和猕猴桃年产量（M）对周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Y）影响显著，表明土地治理项目带来的农业种植结构大调整是周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源泉。此时，非项目区的农户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近为487.50元。
3.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这里，从化肥折纯量、农用塑料薄膜、农用柴油、农药使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机耕面积和农村用电量等若干指标来考察周至县实施土地治理项目以来全县农业现代化变化情况（见表4）。可以看出，周至县的化肥折纯量指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与农户生产投入逐渐增加有关；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波动较大，无规律可循；农药使用量从1996年开始大幅下降，两年后趋于稳定，一直徘徊在15万公斤上下；农用柴油在经历了大幅减少之后，出现小幅微增，这是由于全县农村供电基础设施完善以后，居民照明柴油使用减少，与农村用电量的变化趋势相吻合；农业机械总动力指标有较大增长，但机耕面积却变化不大，并不断出现波动，表明土地治理项目对周至县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并未产生很大的影响。有效灌溉面积先是逐渐提高，在2001年达到39.08千公顷后，转而逐渐减少到低于1996年年初的水平，并趋于稳定，表明项目确实对周至县的农田水利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可能部分地区项目设施年老失修，削弱了这一积极影响。总之，从这些指标可以看出，土地治理项目对周至县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有限，并不能作为推动县域农业现代化的惟一手段。
三、结论及建议
周至县实施土地治理项目的实践表明：①土地治理项目是直接改善县域农业生产条件的主要资金来源，项目的实施对县域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及农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明显，是应该继续执行的一些宏观农业发展政策。②土地治理项目形成的各项农业基础设施需要加强维护和管理。③土地治理项目并不能作为实现县域农业现代化的有效手段，但肯定可以为区域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政府应从土地治理项目基础功能建设出发，配套其他农业支持政策，以使土地治理项目的成果得到维护和发展。
关键词：生态现代化、环境科技创新、深圳
1. 生态现代化――深圳未来30年目标
深圳在过去30多年里从一个边陲小镇迅速发展为现在人口超过千万的国际化城市，是一个世界瞩目的奇迹，也见证了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腾飞产生的巨大变化。今天的深圳已是中国四大一线城市之一，国际重要的空海枢纽和外贸口岸，中国重要的经济和金融中心，2012年经济总量居中国大陆第四位。
然而伴随着深圳30多年的飞速发展，也日益显见出资源匮乏（尤其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能源紧缺、环境恶化、人口拥挤“四个难以为继”的瓶颈，2005年5月，深圳市第四次党代会就提出要实现从“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转变的战略目标，探求深圳发展模式的改变之路。
可以说，资源匮乏（尤其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能源紧缺、环境恶化、大城市人口拥挤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最为核心的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曾经说过：“由于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人类至今为止走过的所有发展道路对中国都不能适用。要不了多久，中国非得开拓一条全新的航道不可。这个发明了造纸术与火药的民族，现在面临一个跨越西方发展模式的机会，向世界展示怎样创造一个环境上可持续的经济。中国如成功了，就能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楷模，为人敬仰效法；中国若失败了，所有的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中国环境保护虽然已有30年的历史，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程度还处于起步阶段，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压力和环境资源的压力都会非常大，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科学的处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和紧迫的问题。
可见深圳所面临的发展困局正是整个中国所面临的发展困局，深圳所尝试的转型正是整个中国需要去做的事情。作为国家的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社会主义示范市和创新城市，深圳未来的发展目标除实现自身有限资源条件下的城市可持续发展外，还担负了探索未来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和路径的历史使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深圳现在所面对的和30年前所面对的，就本质而言并没有多大区别。
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矛盾如何协调解决，深圳市现有资源环境条件能否支持未来持续性发展，并实现更高概念的现代文明，深圳未来该如何定位，生态现代化理念或许就是答案，其特色在于进一步强调现代化进程的生态转型，也即是实现生态现代化，或许可以解读为探索未来中国生态现代化的模式和路径。
过去20多年，许多发达国家选择了生态现代化并取得了国家发展的显著进步。深圳市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运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原理，去解决现代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科学而又行之有效的选择，这是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次历史性的战略转型，而深圳可能再次为历史所选择，这或许就是深圳市未来30年作为社会示范市和国家创新城市的历史使命。
此外，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结果和目标指的是生态型的现代化，而作为一种过程指的是生态化的现代化。而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和物质载体， 生态涵盖了众多要素，例如目前热门的低碳概念，也仅是其元素之一。同时，生态在社会复杂巨系统中并不是孤立的要素，它与经济、社会等要素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生态现代化应是经济的生态现代化、社会的生态现代化、以及生态建设的现代化等诸方面的整合，完全可以统筹深圳市提出一系列城市概念，例如“效益深圳”、“低碳生态城市”、“宜居城市”、“低碳城市”、“环境保护模范城”、“园林城市”等，这样有利于打造深圳市独特的城市名片，与国内其他城市的定位相区别。
2. 环境科技创新是生态现代化的实现基础
生态现代化的概念最初是由德国社会学家J・胡伯于1985年提出，他认为生态现代化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工业社会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工业社会突破阶段（1789―1848年）、工业社会形成阶段（1848―1980年）、工业社会转型阶段（1980年以后）。三个阶段的发展动力都是经济和技术，第三个阶段主要凸现人类活动与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的技术需求。胡伯还认为，在环境转型方面，政府的干预和环境运动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最终能发挥重要作用的是经济部门和企业家，他们通过技术创新推动工业生产的生态转型，从而实现经济的生态化和生态的经济化。其核心观点是把现代科学技术创新作为改善生态环境的核心机制、把环境污染既当作危机也当作发展环境科技的机遇、把减少污染看成是经济竞争力的工具。他认为，生态现代化代表一种积极预防的环境思想，是利用人类智慧去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进步之间矛盾的现代化理论。
德国社会学家M・简尼克也是较早提出生态现代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他将环境政策分为补救性和预防性两个类型，认为生态现代化实施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从补救性策略向预防性策略转化的过程。他指出，实现生态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革新过程，并非要改变根本的社会制度。他主张通过社会结构性变革和采用预防性策略，以有益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形式替代传统形式，这样还可以避免激烈的社会冲突。
荷兰学者A・摩尔认为，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具有四个特点：第一，科学技术是实现生态转型的关键因素，而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第二，反对经济与环境势不两立的观点，环境影响的内在成本化是生态现代化的重要机制之一；第三，承认政府在环境管理过程中、在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导向作用中的不可或缺性；第四，政府与市场在环境问题上的重新定位在生态转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摩尔还指出需要进行变革的几种社会要素：政治――政体向公众参与决策的开放民主的政治组织形式转变；经济――环境保护从增加成本向获取利润转变；法律――举证责任从受污染方转移至污染方；科技――创新技术从补救性向预防性转变。这些社会要素的变革既是社会结构的变革也是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变革。
学术界和各国对生态现代化的理解或存在一定差别，但其核心特质却是高度一致的，即消除现代化发展中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不相容关系，寻求两者之间正向结合的理论意蕴和现实出路，并认为环境科技创新是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基础。
3. 加速环境科技创新的几点建议
3.1 推动思想意识的生态转型
没有现代生态环境意识就没有生态现代化，由此也失去环境科技的创新动力，提升全体市民，特别是管理者和决策者的现代生态环境意识，是深圳市实现生态现代化的成败关键，自然也是决定环境科技创新成效的关键。
现代化被片面地理解为经济现代化，物质财富的多少被视为区域发展甚至社会进步的首要标准，经济发展带来的繁荣与享受降低了人们对环境风险的估计，环境退化变成了经济发展的合理代价，这应当是深圳市的可持续发展陷入“四个难以为继”的根源。所以，深圳必须在未来的发展思路中消除上述片面的发展观念，着眼于整体和全局的长远利益，着眼于可持续发展需要，以创新思维把环境保护变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以现代化的生态转型推动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发展。
思想意识生态转型的战略措施主要有：①开展生态现代化的理论研究，诠释生态现代化的生态概念，并构建可操作的指标体系；②加强环境教育，普及生态现代化理念；③公开环境信息，鼓励公众监督和参与环境决策。
3.2 建设利于环境科技创新的体制环境
目前，深圳市环境科技创新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关键技术、工艺及设备研发严重滞后于市场需要，环保科技投入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环保科技成果转化率低，难以形成成熟的环保产业。公益性科研机构缺乏稳定的投入机制，环境科研工作的系统性和长远性不够，难以形成长期的、整体的、能满足生态现代化所需的科技支撑能力。环境科技创新体系尚未形成，环境科技创新基础能力薄弱，人才匮乏，亟需探索有利于环境科技创新的新机制、新体制和新制度。
结合深圳市政府机构的深入改革，建议由深圳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统筹环境科技的创新规划、创新标准的制定和相关鼓励政策的制定，并监督落实相关项目的实施或直接主导相关项目的实施。
3.3 创新重点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转变
对应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环境技术创新应通过将着重于环境压力下的“末端治理应急性”技术向“全过程控制预防创新性”技术创新转变，由此实现推动环境保护的“成本投入型”向生态建设的“效益产出型”转变。
环境科技与各行各业密切相关，需要把生态技术和设计融于各个领域，需要从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采取措施，寻求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使环境与发展协调。发达国家普遍加速了生态制造技术、生态建筑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等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深圳市从上世纪90年代，从发达国家引入清洁生产和污染预防理念，本世纪初又引入了循环经济概念，当前又兴起低碳经济的浪潮。目标都是希望污染控制能实现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削减和全过程控制转变，采取综合污染防治战略和技术手段。而目前，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低碳经济概念日渐热门则有利于能效的提高和新能源的使用。由此可见，深圳市环境技术的创新重点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转变已具较好基础，其实施效果的关键则在于落实相应的激励政策、资金和引入创新技术。
3.4 加大环境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
目前，深圳市直接用于环境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来源于两部门，市人居环境委每年约有2000万元的环保科研专项经费，该部分资金主要用于支撑环境管理决策的研究工作，此外，科信贸工委每年提供金额不等的资金，用于环境科技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整体而言，资金的投入远低于环境科技创新的资金需求，企业申请的难度较大。
鉴于深圳市每年将近1个亿的环保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企业污染设施的升级改造，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主要用于末端污染治理设施，而该类设施的改造本身就是排污企业所应承担的责任，且不符合“全过程控制预防”理念，建议将该部分资金用于补贴企业“全过程控制预防”的环境技术创新工作。同时将深圳市每年投入的科技创新资金的五分之一直接用于环境技术的创新工作。
3.5 加快关键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和应用
资源匮乏（尤其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能源紧缺、环境恶化、人口拥挤“四个难以为继”的瓶颈突破，水资源及能源效率的提高、环境污染的治理完全可通过环境技术的创新实现，建议重点加强节能、节水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和应用、重金属污染行业的水处理及回用技术、大气、噪声和固废污染防治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和应用。
以水环境领域为例，由于深圳市主要河流的污径比过大，各污水处理厂出水必须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方能满足水环境目标要求，而目前各污水处理厂的排水指标距离上述目标存在较大的差距，科技创新资金可适度向污水处理厂深度改造技术的研究倾斜。
3.6 打造技术创新及技术服务平台
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和环保监管力度的加强，重污染企业污染治理投入不断增加，政府每年同时利用近亿元的“环保专项资金”对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升级改造进行直接补贴。就目前而言污染企业末端治理的硬件设施已普遍满足法定要求或国家相应技术规范要求，但是，大量的投资并未达到预期的环境效益，企业自身的环境管理水平及技术能力严重滞后，使得污染治理设施难以发挥应有的效能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而从污染防治的效果来看，单纯局限于污染物的末端治理难以真正解决企业的环境问题，而污染防治要向源头和全过程控制转变，推动企业的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建设，无疑对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就大部分企业而言，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实现突破。
企业环境技术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提升的全面提升绝非一朝一夕之力，对一些环境意识、环境管理和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企业尤为如此。必须系统全面的诊断企业的环境问题及其在环境管理及技术能力所存在的不足，且需要政府、污染企业和节能减排技术服务机构形成合力，并持续有效的推动实施。在类似深圳这样的发达地区则完全有必要建设环境技术创新及服务的公共服务平台，探索推动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新模式。
4. 结语
经过30多年的经济飞速发展，深圳市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资源匮乏（尤其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能源紧缺、环境恶化、人口拥挤“四个难以为继”的瓶颈，而深圳所面临的发展困局正是整个中国所面临的发展困局，其背后的根源则在于原有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出现了瓶颈。近年来，深圳市重新定位资源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传统不可持续的现代化模式进行反思与变革，并提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创新途径，其实质符合了生态现代化的概念。对应于生态现代化理论，要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核心在于环境科技的创新。深圳市应当把环境科技创新作为改善生态环境的核心机制、把环境污染既当作危机也当作发展环境科技的机遇、把减少污染看成是经济竞争力的工具，利用特区人的智慧去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进步之间矛盾，力争在未来30年实现生态现代化，在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示范，这也正是作为社会示范市和国家创新城市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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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公共管理研究 区域公共问题 新区域主义
[中图分类号]C9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5―0045―05
1982年，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在中断了30年后开始恢复重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和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其分支领域――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应运而生且日益发展，成为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新兴研究领域。本文着重就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兴起的背景、发展状况及前瞻作一梳理和研讨。
一、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兴起的背景
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兴起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背景。
(一)国际背景：全球化下新区域主义的崛起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区域主义(Regionalism)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一般是指地理上彼此相连的国家或地区之间，通过政府间的合作和组织机制，加强区域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互动意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贸易竞争的加剧和生产组织结构的重组，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进一步崛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诺曼・D・帕尔玛教授在论著《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新地区主义》中首次提出新区域主义概念，主张通过“多方面的”、“开放性”的国家或地区之问的联合，建立全面协调发展的国际新秩序。新区域主义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形成了热潮。
在新区域主义的推动下，当今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以大都市区为重点，通过构建大都市区的各种制度、政策和管治机制，实现跨行政区管治的“大都市区域主义”和“大都市区域治理”改革正在进行。与此同时。“涉及不同层次政府和发展主体之间以及同级政府之间的权利互动关系”(Newman，2000)，通过区域各种集团的对话、协调和合作，以达到最大程度地动员和利用区域资源的“区域治理”理念和区域合作实践蓬勃发展。放眼世界。遍布全球五大洲的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协议”正在盛行，由27个欧洲国家组成的超国家联合体“欧盟”已成为当今世界区域一体化的典范；美、加、墨三国缔结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及由此形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了与欧盟遥相呼应的宏观区域联合体；东盟“10+1”的区域合作也正在积极推进；跨国界或跨境的多边经济合作组织如“中华经济区”、“新－柔－廖成长三角”、“澜沧江－大湄公河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等方兴未艾。
显然，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和区域化并行发展、全球主义和新区域主义共同崛起的时代。为了迎接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与挑战，当今世界的新区域主义方兴未艾。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正在蓬勃发展，这给我国政府和学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如何应对全球化和区域化带来的新挑战和新问题，打造区域间合作的平台，以提升区域竞争力，推动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这是需要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予以专门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二)国内背景：市场化下区域公共问题的凸显与区域合作的推进
古典经济学的经典代表A・斯密认为，当自由市场经济发轫之际，政区间的竞争就不可避免。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提供对产权的有效保护，那么，资本所有者就会迁往其他国家，从而促进国家间政区竞争机制的形成。因为“土地是不能移动的，而资本则容易移动。土地所有者，必然是其地产所在国的一个公民。资本所有者则不然，他很可能是一个世界公民，他不一定要附着于哪一个特定国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开放化的背景下，区域间竞争已经出现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一方面，经济发展中形形的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等恶性竞争屡禁不止；另一方面，先发地区之间追赶式的激烈竞争此起彼伏。这表明，如何趋利避害，规范区域间的竞争行为，促进区域间的良性合作，是区域公共管理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同时，如何应对经济市场化下大量区域公共问题的凸显，也是区域公共管理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甚至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公共问题相对单一，公共事务比较简单，加之社会处于一个封闭发展的时期，因而国内某个行政区域内的政府能够在自己的管辖权内较为得心应手地去解决和处理其内部公共行政问题，生产和供给相应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而无须寻求外部支援和相互合作。但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化的推进，许多地区的“内部”社会公共问题与公共事务已变得越来越“外部化”和无界化，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公共问题”逐渐凸显，并有复杂化、多元化和规模化之态势。如跨国或跨行政区划的环保问题、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人口与资源问题、流域治理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地区稳定问题、流行病的防治问题以及区域发展的协调互动等等，已经远远超出单边行政的能力域限，以往某个地方政府进行的单边公共行政已无法应对大量的“区域公共问题”，而相关区域内由双边或多边的地方合作或联合治理便提上议事日程。
在上述背景下，我国省际间、地区间的合作，如“长三角区域合作”、“环渤海区域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粤港澳大珠三角区域合作”、“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等正在蓬勃发展。这需要从区域公共管理的层面，研究探索如何建立健全系列的区域合作机制、联动机制等，以共同应对解决大量的区域公共问题。
二、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
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一)区域行政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
该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改革开放先行点和发达区域的实证研究。如中山大学在国内最早开设行政管理硕士点“区域行政”研究方向，并率先对广东、香港、新加坡的行政管理模式进行研究，先后出版了《广东行政改革研究》、《香港行政管理》和《新加坡行(市)政管理》等著作和发表系列论文。二是政府间关系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地方政府间关系以及在转型过程中政府间关系的演变，如林尚立的《国内政府间关系》、谢庆奎的《中国政府的府际关系研究》、薄贵利的《集权分权与国家兴衰》和辛向阳、董辅乃等学者的研究。三是行政区划研究。区域行政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甚至许多区域行政问题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行政区划的约束。刘君德等在《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中外行政区划比较研究》、《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行政区经济透视》、
《中国省区经济研究》等系列论著中，明确提出“行政区经济”概念，用以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画地为牢”、“各自为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形形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并研究了中国行政区划的历史渊源、现实利弊以及调整改革问题。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关注省管县体制、市管县体制等。此外，区域经济学有大量的对区域公共问题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关系的协调，这类研究多侧重从国家宏观战略的角度来分析具体区域的整合与发展。或从某一区域的角度来分析其战略定位，以促进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二)区域公共管理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从1998年开始，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需要，中山大学相继在行政管理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以及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行政管理研究中心、行政管理重点学科设置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方向，至今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先后出版了如《珠江三角洲公共管理模式研究》、《区域公共管理导论》、《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等10多部论著，并在《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中山大学学报》、《学术研究》发表了系列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有关论文观点已被全国不少重要刊物引用。这些论著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明晰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路向，构建了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
国内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问题。据粗略统计，目前开展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大学有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湖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湖北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及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等学会和研究机构，发表了1000多篇相关的论文和出版了一批著作。同时，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及许多省市高校项目指南都设立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选题，仅以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统计，就有15项相关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具体来看，目前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区域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研究。随着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兴起，对区域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探讨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兴趣。如区域公共物品治理、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区域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变革、区域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行政区划问题、区域公共管理系统分析、区域公共管理的多元主体协调等方面的研究。二是政府间竞合关系研究。随着近些年来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了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地方政府间合作、地方政府间竞争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区域合作等问题研究。如“当代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当代中国政府间竞争关系研究”、“政府间竞合关系研究”、“珠三角公共管理模式研究”、“长三角区域合作研究”等论著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三是流域治理的研究。流域治理是典型的区域公共管理问题。近年来，已有若干篇博士论文围绕“流域水污染网络治理机制”、“珠江流域公共治理中的政府间关系协调”和“政府主导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还有不少学者就“流域污染治理机制”、“流域治理制度框架”、“流域治理中的政府间环境协作机制”、“流域治理模式”等方面问题进行研究。
总体上看，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正在发展，其学者社群也正在形成和发展。但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尚存在如下不足：一是区域公共管理理论体系有待完善。尤其是区域公共管理的方法论、区域政策工具研究目前还几乎是空白。二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及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大量区域公共问题，如大都市区治理、不同功能区域的管理、流域治理、跨界跨行业协调联动机制的建设以及区域治理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等，目前还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探讨。三是国内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关注中国。采用的是中国问题研究法(sinological approach)，而对国外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借鉴尚关注不够，尤其缺乏系统、深入地比较研究。
三、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前瞻
(一)区域公共管理方法论研究
研究方法对一门学科的发展非常重要。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本质上是问题导向的。其发展虽然需要通过理论到理论的思辨与演绎以使新的理论更深刻、更精细，但更需要从现实的问题出发，树立研究的问题意识，通过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互动，以检验理论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并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发展。因此，对区域公共管理的方法论进行深入地研讨，运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是促进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深人发展的重要前提。国外在此方面的研究已经具有比较完善的方法论，如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区域间的竞争与合作，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分析都市圈的区域公共问题治理。运用交易成本政治学分析大都市区治理模式，运用政策分析方法研究区域发展，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等。从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看，目前对此方面的研究尚较为薄弱。
(二)大都市区和城市群的治理研究
一是大都市区治理研究。相关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城市区域化的发展，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发育形成的有都市区。都市区的出现，使我国城市政府管理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从区域公共管理的视角，研究并借鉴国外大都市区治理的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都市区治理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城市群的治理研究。与欧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不同，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道路主要是大城市群。在大城市群中，城市之间相互的交流和交易的活性化是大城市群的活力所在。如何有效地防止和治理大城市病，是区域公共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后20-30年，中国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将会出现几亿人口规模的大城市群，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建设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高密度的城市社会的挑战。
(三)区域政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经历了以经济特区为重心的沿海地区优先发展阶段、以浦东开发为龙头的沿江沿边地区重点发展阶段、以缩小区域差距为导向的西部大开发阶段和以区域协调发展为导向的共同发展阶段。从政策效应看，它培育了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增强了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拓展了区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丰富了区域发展的内涵。但目前。区域政策尚难以有效解决区域差距过大的问题，现代区域政策框架仍在探索阶段，实施过程中的协调机制不完善以及政策工具过于“简单化”。在区域政策目标、政策框架、政策机制、政策实施工具和政策绩效评价等方面仍需深入研究。
(四)流域治理问题研究
我国已进入了环境压力剧增、污染危害高发的阶段。而在这其中，与水有关的问题相当突出，尤其以跨界水污染最为典型。如近年来的松花江水污染问题、清水江水污染问题、太湖蓝藻问题以及新安江、东江流域生态补偿问题等。流域治理涉及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关系，生态补偿问题。上、中、下游地方政府关系以及地方政府间关系诸多复杂问题及其合作、协调关系。
(五)跨区域、跨行业协调联动机制问题研究
如前所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跨区域、跨行业的区域公共问题日益凸显，如医药食品安全监管、跨境警务合作等。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从2004年开始，食品安全由地方政府负责的基调就已经定下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提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当地食品安全负总责，统一领导、协调本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和整治工作。新的食品安全法草案也明确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负总责。但是，许多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并没有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强有力的监管，如三鹿问题奶制品事件。另一方面，一旦出现问题。也缺乏区域间的及时通报及联动机制，而往往以简单化的“区域封杀令”为首选。如2005年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室宣布全面封杀广东潮安凉果事件。可见，跨区域、跨行业区域公共问题的协调联动机制研究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十分值得拓展和深入研究的内容。
(六)不同功能区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十一五”规划提出我国区域将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并将实施不同的区域政策，预示着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在生态保护上更有约束力，在政绩考评上更有针对性。显然，如何实现这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以及每类主体功能区内部的协调发展问题，对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实施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及科学的绩效评估是区域公共管理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人口管理政策等。此外，还要特别关注老少边穷等落后地区发展的问题。老少边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社会发展相对较慢，形成了区域发展中的落后地区。如何完善对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方面的扶持机制。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
(七)区域一体化与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研究
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珠三角区域一体化、长株潭区域一体化等区域一体化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区域一体化的本质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按区域经济原则统一规划布局、统一组织专业化生产和分工协作。建立统一大市场，以实现优势互补、联合协作，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产品、生产要素市场的优化配置，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可见，区域一体化及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制度、政策鸿沟和壁垒是当前区域公共管理的热点问题。与此同时，如何解决区域合作中存在的重形式轻内容、重协议轻实施等问题，使区域合作和协调走上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是区域公共管理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八)区域公共管理国际比较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国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文献还有待丰富，国内外区域公共管理的比较研究也有待加强。因此，需要加大力度翻译国外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系列著作，对国外区域公共管理经典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并参考借鉴国外区域治理前沿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精华，并与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进行比较研究，以深化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推动区域公共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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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转型;转型风险;风险治理;复合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7-0031-03
当下，中国正处于快速转型期，也是转型的深水期，中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引发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转型，社会难以适应，出现社会转型病症，结果便是风险共生的局面，严重影响社会的良性运行。风险倒逼改革，从社会转型的国情出发，准确诊断我国转型风险的成因及特点，建构关于风险的全方位的现代化复合治理模式已迫在眉睫。
一、社会转型与社会风险的概念界定
社会变迁是人类社会的内在特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式之一。而每一次大的社会变迁都是一次社会转型。因此，转型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具有普遍性。事物发生转型必将导致事物的运行方式、内在结构发生变化，“转型是指事物从一种运动型式向另一种运动型式过渡的过程。转型既包括事物结构的转换，也包括事物运动机制的转换。”[1]所谓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型”[1]。从社会转型的定义可以看出，每一社会在发生深刻社会变迁时，都将面临社会转型。本文所指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从广义上讲，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从1840年即已开始，到目前为止，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40年――1949年的探索阶段，这一阶段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阶段是1949年――1978年的慢速转型阶段，为快速转型奠定了一定基础;第三阶段是1978年至今的快速转型阶段，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迅速腾飞。本文所指的社会转型主要是指第三阶段的社会转型，是指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社会的转型，是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过程，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2]。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制造了大量的转型风险，而当下正是风险变为现实问题的“矛盾凸显期”。
风险意味着损失的不确定性，是指“具有一定危险的可能性，是没有发生的灾难，预示着可能面临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这既是人们的一种主观臆测，但是发生后又是一种客观事实”。相较风险而言，社会风险强调的是风险的社会性和制度性，“是指社会系统运行存在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这些不稳定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会破坏系统的稳定，导致系统的瓦解，最终形成危机”。①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加速期，从国内外形势而言，这一时期既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直面风险，在我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认识和分析风险，通过建立复合式的现代化风险治理模式，提高我国应对和抵抗风险的能力。
二、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及其风险问题
我国社会的发展与社会转型有内在的联系，转型是中国变革和发展的主线和动力源。中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社会各方面无不受到转型力量的影响和塑造，从这一层意义上讲，中国社会是一个转型社会。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的鲜明特点是复杂性、两重性、过渡性和不确定性，发展与风险并存，社会转型过程伴随着社会风险。
现代化转型过程的起因及其风险问题。植入式现代化转型过程，意味着我国的社会转型是被动开启的，是受“外扰动”刺激发生的，是非原生型的，所以才有李鸿章“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植入式现代化转型过程是我国社会风险的总源泉。具体表现如下，首先会造成一种发展“不适应症”。植入“现代现象”需要中国本土对其适应，但我国具有独特的民族传统、社会文化和价值体系。于是，便有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西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冲突便是“不适症”的表现。这两种冲突成为当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中的风险因子，产生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其次“植入式”的现代化转型使我国受到外在的“迟发展效应”的影响和制约，使转型风险更具复杂性。这种迟发展效应给我国带来最大的影响是发展道路和战略目标难以选择，赶超心理难以克服，无法按照自然的演进变迁过程制定政策。“迟发展”意味着只能通过“压缩”的发展方式才能实现赶超。这给我国带来的阵痛无法估量，潜在的风险无法预测。另外迟发展效应给中国发展构成了双重制约：一是制度和理念层面的制约;二是话语建构形成的制约。这双重制约为中国在发展的向度上强设了一种规范标准，这种标准意味着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面对的是三个世界的“共时性问题”，即中国所处的“发展中世界”、西方提供的“现实未来”的现代世界和“话语未来”的虚拟世界。这三个世界的问题在中国转型的过程中都要考虑，所以，中国的风险问题比任何一个国家更具复杂性和难预测性。最后植入型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会造成三种转型风险。第一种是由于中西、古今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巨大差距，会使人们形成强烈反差，造成盲目风险;第二种是社会运行失控风险，由于转型中结构的脆弱性，一旦遇到挫折很容易造成社会运行失控;第三种是连锁反应风险，植入式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是一种全面的转型过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需要在本土特点的基础上做出适应和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矛盾和问题的连锁反应增加了我国转型的风险。
我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涵及其风险问题。我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价值观念体系。一是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同步启动引发风险共生问题。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了的体系。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不同的地位体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2]。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最大的特点是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同步进行。这种双重转型给社会带来的改变短时间内是无法完全协调的。旧的结构体系被打破，但是新的体系和机制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出现社会失范现象，例如贫富差距过大、信任危机、道德失范、环境污染、官民矛盾加剧。
二是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型及其风险问题。所谓社会运行机制是指“影响社会运行诸因素相互联系的方式，以及这些因素对社会运行产生影响的作用原理和作用过程”[1]。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运行机制会随之改变，缺乏稳定性，同时，不同种类的社会运行机制转型的速度和深度不同，会出现摩擦，进而产生风险。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分化社会转型之前，社会系统的一切归国家掌管，不存在独立于国家的社会领域，所以缺少产生风险的制度环境，更缺乏产生风险的心理条件。经济体制转轨带动社会结构转型，不同功能领域的社会运行机制开始出现新的动态。社会动力机制由转型前的靠国家动员、成员自觉变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原则;社会整合机制由原来的单位制和身份制变为以利益为准，社会关系市场化、货币化;社会控制机制在转型前主要是靠传统权威和感召权威，人大于法，而在转型期，法理权威开始慢慢登上舞台，但是人治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出现人治与法治共舞的局面，两者的矛盾和冲突不断;经济体制的转轨由经济的核心区域深入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社会保障领域，社会保障领域的市场化过程把全国人民抛向了市场，受益的大部分是体制内成员，造成现在的官民矛盾。
三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及其风险问题。价值观念的转变预示着社会转型以深入人心，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起初是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价值观念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已变化的价值观念会对社会转型产生推动或制约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在价值观念方面的转型突出的表现在中西和古今文化的冲突，可谓是“多元并存，新旧交替”。我国犹如一块“压缩饼干”，传统、现代、后现代的文化价值观念呈现一种复合性和共时性的特征。转型过程中，既有传统的、保守的价值观念的继续存在并阻碍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也有伴随着现代化转型过程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念，同时更大的文化风险在于价值观念的真空，即新旧价值观念并非是无缝对接的，当旧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在遭到破坏时，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新的价值观念并未形成，出现价值真空。价值观念在社会转型中的这三种表现以及它们的相互影响成为当下文化风险的主要根源。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是以集体观念为中心的总体性社会，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则是以自我观念为中心的多元化社会，而且这种自我观念更多的是自利观念，这无疑会给整个社会带来风险和威胁。
总之，植入式与外生性的转型起因、社会转型的主要内涵加上转型社会自身具有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脆弱性，造成社会整体的结构性断裂、社会失控，是当下我国风险共生的源头，这为我们科学应对转型风险提供了条件。
三、建构应对中国转型风险的复合治理模式
风险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随，有发展就会有风险，无法逃避，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转型风险时刻存在。所以，我们应该看到风险的普遍性和两重性，正确认识风险，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之，“减缩社会代价，增促社会发展”。转风险为发展机会，科学的治理风险，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风险态度和意识方面;二是科学的风险管理方面;三是从社会转型入手，以科学的转型发展观化解转型风险。
首先，培养公众面对风险的正确态度，强化公众的风险意识。当对风险进行清晰的考察后，面对风险的态度就成为治理风险的出发点，没有正确的风险态度和意识，就无法制定正确的风险治理策略。面对风险主要有两种心态：一种心态是盲目乐观，很多专家系统持有这样的心态;另一种心态是极度悲观，不能认识风险的实质。上述两种心态都是不正确的，是对正确治理风险的威胁。所以应该加强对公众的风险知识普及，强化风险教育，进而使公众形成积极、健康的风险认知，具有一定的风险预测能力，最终能够培养起公众的风险反思能力。另外，提升公众的风险反思能力还会有一系列的“潜功能”，例如，提升公民的话语权，培养公众共建社会的主人翁意识等等。总之，正确的风险态度与风险意识有利于社会的良好发展和进步。
其次，认识和提升国家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治理转型风险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认清国情。中国式社会转型是国家推动和主导的，国家力量的存在是社会顺利转型的保障。据此，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国家在治理转型风险中的主体地位，提高国家在治理风险中的有效性。建立起以国家为主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风险治理体系。同时，应充分发挥国家在风险分配中的作用，使风险分配更加公平，还应该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共同合作，应对风险。
另外，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是治理风险的重要保障。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应该包括以下三部分：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报警部门;风险管理部门;风险制度建设。对风险的治理我们应该以规避风险为第一选择，所以建立科学的监测、评估、预警和报警系统在治理风险中至关重要。同时应该成立风险管理部门并提高它们的抗御风险能力，一旦社会风险转化为现实问题，风险管理部门应该做好“善后工作”，以将风险的危害降低到最小。治理风险应该制度化，只有建立起完善的风险治理制度体系才能使社会各方面发挥最大功用，用合理的制度为社会转型保驾护航。
第三，从社会转型过程入手，以科学的转型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从根本上减少风险。从1840年开始的中国社会转型过程，是被动开启的，是植入型的现代化过程。所以，从那时起，摆在中国眼前的任务是分析西方社会为什么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程度高、找到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以及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种“赶超转型”，发展主义将主导中国的转型过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但是也使“发展”绝对化，偏离了科学发展的轨道，社会被拖着向前走。所以如若从根本上治理风险，就应该转变发展观念，以科学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的同步发展，弥合因不科学的发展带来的结构断裂，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
中国“植入式”和“压缩式”的现代化转型过程决定了中国转型风险的共时性和复杂性。但是，我们面对转型风险，应该避免盲目悲观和极度乐观的态度，认识其普遍性和双重性，通过转变“经济驱动型”的发展观念，在“社会驱动”的发展观念指导下，进行科学转型，并辅以复合式的风险治理体系，进而由里及表，由内及外，内外结合，从根本上化解转型风险，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 水资源；污染治理；保护
中图分类号：TV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引言
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向城镇集聚和城市范围不断扩大、乡村变为城镇的过程，城市化是一种全球现象，当今世界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带来的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日趋严重，已经成为制约人类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城市的发展中，便利的城市基础设施、大规模的交通系统、发达的贸易和增加的工业生产，刺激着人口的集中，改变了城区的土地利用情况，如清除树木、平整土地、建造房屋、街道，整治河道以及兴建和完善排水管网等，造成天然田野、森林、河流的消失，并出现大量污染。人们必须维护和恢复城市生态系统，建立新的物质和能量流动体系，以保证其平衡。城市化的发展和程度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到城市地区的水环境，由此带来城市雨洪控制和水质污染控制的问题。建设和完善水环境治理的基础设施并进行科学的治理，将是创造现代化城市良好的生存环境，保证其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为此，需要对城市水环境进行综合整治。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政府已经加强重视水资源现状，并意识到由水资源污染而产生的严重后果，正在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为了更好地落实水资源保护目标，优化水环境，可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以我国实际国情为出发点，采取多种措施和途径，推动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的市场化运营。
1 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的市场化运营意义
以我国实际国情为出发点，水资源短缺问题客观存在；一方面人均占有量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水资源管理的方法滞后，以粗放型为主，用水效率有待提高。但是我国拥有十分广泛的节水空间，意识到水资源污染问题的严重性，树立水环境保护观念，非常重要。因此，全面推动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的市场化运营，具备重要意义：
1）实现水资源的优化利用，推动水资源的效益平衡，发挥最大效率。
2）全面强化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促进水资源利用的公平性，达到效益均衡目标，顺利实现社会公共利益。
2 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的市场化运营思路与方法
2.1 公布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的具体项目
在我国提出的《水法》中已明确规定，我国水资源归国家所有，实际上也就是归属于我国的各级政府，但是当前我国“多头治水”的问题普遍存在，造成水资源的产权不清，管理目标不明确、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若想从根本解决这一实际问题，必须加快产权制度的改革，创新水资源产权体系，将每一条江河归属于明确的产权人。通过构建水资源国有资产公司，明确产权所有者的职能与责任，将水资源的污染治理作为重要任务之一。一方面，对江河水质的变化进行实时监控，避免发生水资源污染问题；另一方面，积极治理已经发生污染问题的江河水资源，通过面向市场的方式，公开招标水环境治理项目和保护项目。
2.2 规范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的运行过程
以我国当前水资源污染治理、水环境保护的实际情况来看，效果与预期相差甚远。而全社会的参与热情不足，没能从根本发展产业化运营，也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国必须加大水资源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引导更多力量的积极参与；作为水资源国有资产公司，具体的任务或者项目，由专业性的公司通过竞标的方式获得治理污染的权利，全面推动市场化运行。
在我国发展环保产业过程中，水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是较为重要的环节，实现社会化运营势在必行。对于专业性的经营公司来说，以市场主体的形式存在，一切工作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通过自负盈亏的方式获得持续性发展。一方面，国家在资金、政策、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另一方面，全面加快水资源的运营体制改革，带来更多市场化运营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提升专业化管理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
2.3 强化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的市场监管力度
水资源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中必不可少的资源，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水资源问题已成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因此国家必须加强重视，采取一定的监督管理措施进行规范。在我国提出的《水法》中，已经提出采取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方法，全面创新水资源管理体制，实现水资源的流域性管理、统一化管理，奠定流域管理专业机构的法律保护地位，并且在辖区范围内行使权力，落实监督职能。通过该种管理体制的约束作用，各个流域、各个行政区域参照水法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做到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共同管理流域水资源。但是以当前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缺乏各区域政府的统一调控与管理，没能全面落实管理机构的权、责、利，各方关系存在交叉或矛盾之处；另一方面，水资源的监管工作不到位，造成权责涣散，难以发挥严肃的执法权。因此，加快整合不同的水资源管理机构，各自落实责任，形成一个统一化、规范化的水资源监管系统，非常重要。由水监会直接领导，构建水资源监督管理局，并下设水资源监督管理处，提高监督与管理的权威性。
3结束语
城市水环境的综合整治，需要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以及现代计算机技术，从整个城市水环境的范围出发，将区域规划、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污水治理等诸因素相结合，从综合方式考虑，以达到水环境的最优治理和运行。
[1]孙海春，我国城市水资源管理体制创新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8，5：16-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