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9 17:34: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公共投资;流动性过剩;宏观调控;经济增长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China’s high investment growth and credit growth in 2009,explores the future of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possible paths of the system optim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Basic conclusions are: first, rapid public investment growth in 2009 reflects the private nature of public goods-earnings received by some groups but the cost has dropped from a greater group. Hence,it is a rational choice for individuals to grab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as much as possible. Second,the central bank did not carry outthe excessive loose monetary policy,but the financial investment promotes the excessive credit delivery. At the same time, the output efficiency of credit continued to decline. As a result,we are faced with systemic credit risk and the continuing pressure of the asset price bubble,and drag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to the trap of low interest rates. Third,it is necessary to withdraw the positive fiscal policy firstly,in order to obtain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then withdraw loose monetary policy,and carry out structural adjustment,promot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system reform.
Key Words:public investment,excess liquidity,macroeconomic regulation,economic growth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2-0003-06
一、引言:2009年的体制复归
在任何一个经济体,收入、财富分配或私人产品的再分配是永恒的争论内容,并主要与经济体的制度特征相关联。中国2009年的经济增长尽管在很大程度上立足于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所不得不采取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似乎是一个与中长期制度结构无关的短期调控问题①,但是,有两个宏观经济典型事实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美国与中国采取了完全相同的货币政策(低利率与数量扩张相结合),但是中国出现了货币乘数大幅度提升并推动广义货币增长率快速上升的局面,而美国则面临货币乘数下降近一半,广义货币几乎不增长的状态(见图1)。更有意思的是,自2008年9-12月,中国人民银行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后,在整个2009年并未再度采用更为宽松的数量或价格型工具,反而自2009年7月起,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回笼基础货币约7000亿元。尽管如此,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依然呈过快增长态势。于是,我们需要解释的第一个问题是,在美国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背景下,货币供应量不出现显著增长;而中国在相对适度的“宽松”政策下,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同样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导致了不同的货币效果。显然,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猛增背后一定存在与发达经济体不同的制度背景――其直接体现是政策对金融资源的动员力,或者说,尽管经过了金融体系改革,但投融资体制并不具备真正的市场化特征。
第二,投资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尽管我们一直在强调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在2009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52.5%,净出口为-44.8%;如果消费和净出口体现为对中国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新增需求,那么两者相抵所形成的净贡献效果为7.7%。换言之,在8.7%的年度GDP增长中,真正的终端需求所提供的经济增长为0.7个百分点。那么,剩余的8个百分点增长来自何方?表1显示,资本形成的贡献率高达92.3%,占8.7%的增长中的8个百分点。亦即仅靠投资,我们实现了GDP“保八”的基本目标。
我们当然可以从多个角度理解上述两大经济事实,但真正的理论思考或许应该集中于从政策传导到政策效果的一系列安排。第一,为什么中国的商业银行似乎在2009年具有不可遏制的投资和信贷冲动,且此种冲动让人直接联想到1993年之前的状态?一个经历了股份制改造及具有良好风险管理制度的银行体系,显然不应该出现非审慎行为。第二,什么外部力量推动了投资和信贷的超高速增长?如果银行体系的行为是审慎的,那么一定存在某种强力投资需求主体,至少让银行认为――客户是优质的,信贷是安全的。第三,即便银行体系认为其金融资源配置是安全的,是否可能存在预期偏差?即是否存在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未来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显然,根据上述事实可以发现两点,第一,不是货币政策导致了投资和信贷旺盛,那么我们只能得出财政政策推动信贷和投资高增长的结论,且银行有理由作出某种假设:还有哪种信用比(政府)信用更令人信服呢?第二,相信政府信用的另外一个前提是实体经济缺乏投资机会――既然终端需求只提供了0.7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那么实体经济部门的违约率显然更高,信贷资源向政府部门集中,推动财政投资和“铁公基”项目上马就是合理的选择。但是,一旦政府信用凌驾于实体经济部门,其结果是显著的体制复归。
二、公共产品与再分配:对投资和金融资源的瓜分
结合2009年的投资和信贷状况,其均衡结果显然符合Romer(1975)、Roberts(1977)以及Meltzer和Richard(1981)的典型再分配模型:第一,对于给定的财政政策,个体最优化其决策变量――投资项目上马多少,信贷投放多少。第二,在个体最优化基础上,个体行为加总构成了整个经济体的财政和信贷规模。Safire(1978)以“猪肉桶”(pork-barrel)理论很好地描述了抢项目行为――各地方当局会象“从猪肉桶中多抓一些猪肉”的方式尽可能多上马地方公共工程项目,获利是本地,而财政成本却由全体居民承担。
(一)投资项目的私人性及再分配效应
在研究公共投资的学者中,Lowi(1964)、Wilson(1989a、1989b)以及Shepsle和Weingast(1981、1984)证明,公共投资项目属于“非货币化再分配”,具有“利益由一个小集团享有,但成本却由一个大得多的集团来分摊”的均衡结果。且由于非货币化再分配具有非透明性,往往会造成项目总经济成本高于其社会经济效益的净结果,即所谓的“无效率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2009年的财政政策行政决策者偏好财政投资甚于货币性转移支付――如减税和直接的民生领域开支。在理论上,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很难具有完全的公共产品性质。公共产品的性质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但这仅仅是微观经济学关于公共品供给和消费性质的描述,即公共产品在供给上不存在厂商竞争,在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上不存在排他。但事实上,公共项目投资显然在供给上存在竞争――如不同的承包商对高速公路、铁路和基础设施合同的竞争;在消费上存在排他――如全国性财政资源支持某一段或若干段高速铁路、引水工程,但可能绝大多数消费者从未享受过高铁或引水福利。
由此形成的再分配效应有二。一是投资领域的国进民退。从2009年开始,国有部门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非国有部门投资增速(见图2),结果是公共财政资源进一步向国有部门倾斜,即所谓的体制复归。
二是轻重工业增长结构失衡。自2000年以来,重工业增加值增速与轻工业增加值增速差异并不大,但在2009年,增速差达到了10个百分点(见图3)。其内在原因是,财政性投资快速上升拉动了对投资品的需求,即主要形成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
(二)金融资源的失衡配置
但是,由于投资、信贷和货币交易具有跨期性质②,我们还需要叠加另外一个因素,未来的成本由谁来承担。或许,2009年的投资和信贷还必须从通胀预期中得以解释。
一是在并未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出现流动性严重过剩。从历史看,2009年是流动性过剩最为严重的一年,超过了1986和1990年(见图4)。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并非特别宽松,从政策操作事实看,存贷款基准利率在2008年9-12月经历了疾风暴雨般的5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亦相应下调后,在2009年没有任何放松性政策出台。相反,自2009年7月起,中央银行反而大力度在公开市场回笼货币,应对外汇储备的再度上升。2009年1-9月基础货币增长率仅为13.7%,而2007、2008年两年的基础货币增长率分别高达30.6%和27.5%。那么,中国30%的广义货币增长率从何而来?显然,来自货币乘数,2009年前三季度为4.39,而2007、2008年全年分别为3.97和3.68。这说明了商业银行具有不可理解的信贷冲动――根据2009年第四季度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到2009年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42.6万亿元,同比增长33.0%,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5.1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10.5万亿元,同比多增5.5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为40.0万亿元,同比增长31.7%,增速比上年高13.0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9.6万亿元,同比多增4.7万亿元。全年贷款多增额相当于2007、2008年全年的贷款投放额。
图5显示,在2003-2007年间,广义货币(M2)增速与信贷增速并不完全吻合,但在银行改革后的2007年1月-2009年12月,M2与信贷增速基本同步。
二是中长期贷款推动信贷增加额至历史高位。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来自货币乘数,货币乘数来自信贷增长,2009年信贷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中长期贷款,而信贷增长来自财政投资项目。2009年,仅企业部门的中长期贷款年度增加额就达到5万亿元,恰好相当于贷款的多增部分。换言之,如果没有上述中长期贷款,2009年的信贷和货币将回归正常年份。那么,是什么因素拉动了中长期贷款?首先是“铁公基”项目贷款。根据《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本外币中长期贷款主要投向基础设施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制造业。2009年,主要金融机构(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投向这四个行业的本外币中长期贷款分别为2.5万亿元、6404亿元、6013亿元和5025亿元,占全部产业新增中长期贷款的比重分别为50.0%、13.1%、12.3%和10.2%。其次是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年度个人贷款同比多增的1.8万亿元主要为中长期住房抵押贷款。
综上,2009年的投资项目和信贷恰如“猪肉桶”里的肉,尽可能多抓一点成为所有现实和潜在借款人的理性选择。
三、信贷生产率:要素产出下降与危机
(一)信贷生产率:系统性信用风险
根据上文对信贷总量以及中长期贷款扩张所隐含的问题有二。
一是系统性信用风险上升。我们用同期的GDP比同期贷款增加额作为“信贷生产率”,以此观察信贷作为金融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结论是令人担忧的――自2001年以来,GDP/信贷比(信贷生产率)逐步降低,大致从7倍以上下降到5倍左右。而2009年的信贷生产率降到了历史低位――GDP为33.5万亿,信贷增量为9.6万亿,则信贷生产率降低到了3.48倍(见图7)。低信贷生产率意味着产出无法抵补要素投入成本,或者说信贷作为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极低,违约概率相应较高。
二是资产价格压力。我们之前对比了中国和美国在扩张性宏观政策效应上的差异,事实上,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美国金融体系处于“去杠杆化”阶段,而中国恰恰处于“增杠杆化”时期。从借款人的负债率角度看,必须提高资产价格才能形成(公允价值计算)自有资金,并撬动信贷增长。这就形成了当前的资产价格循环――在税收压力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只有依赖非税收入才能继续推动地方政府投资,土地价格必然成为其中的关键变量,即土地价格走高才能形成可继续拉动信贷增长的“自有资产”,土地价格走高必须依赖房地产市场繁荣,而房地产价格走高却造成抵押品价值处于高风险状态(当然也会形成居民对生活成本上升的不满)。问题在于,几乎所有的危机故事都在描述同样的场景:金融杠杆推高资产价格,在某个时点出现资产价格的崩溃。
(二)挤出效应与低利率陷阱
一方面,由于中长期贷款主要投向政府主导的“铁公基”项目和国有部门,需要后续资金配套跟进,这意味着2010年非国有部门投资将被部分挤出。基建项目一旦上马就形成了对资金的持续需求。这对于信贷供应方构成了考验。如果不持续投入信贷,则借款人因项目难以为继而出现违约;如果继续投入,则在经济复苏进程中必将难以形成足够的信贷资源支持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需要。这一问题显然延续到了2010年第一季度。从图8可见,2010年1月中长期贷款增加额超过了2008、2009两年同月的总和。
另一方面,中国货币政策很可能陷入低利率陷阱,即中央银行由于2009年的天量贷款而很难上调基准利率。原因在于加息既会进一步挤出非国有部门投资,还会加大已经进入“借款俱乐部”的各类基建项目融资方的利息支付压力,导致违约风险上升。实体经济(特别是政府部门)的过度负债导致2010年付息压力巨大。2009年底中长期贷款余额22.24万亿元,按中长期贷款加权平均利率5.7%计算,年利息支出为1.27万亿元。如果利率在2010年出现上调2次(如果利率上调0.54个百分点),则利息支出将增加1200亿元。于是,我们将再度面临中央银行利率政策成为利益调节工具的问题――加息则基建项目借款人不堪重负,不加息则债权人(银行和公众存款人)受损。一个最为可能的结果是,为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提前爆发,为维持已经上马基建项目得以顺利投产,在中期实施低利率政策。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的理论分析――基建投资和金融资源在公共投资面前具有非货币性再分配效应,只要在2009年获得尽可能多的融资并上马项目,就是最优选择,且融资成本不会迅速上升,而社会成本则由债权人承担。
(三)不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
即便金融资源推动投资持续增长和资产价格上升,在理论上并不一定意味着泡沫化,只要投资回报率持续上升。稳定的经济增长等于就业人口增长率与技术进步率之和;人均增长率则仅仅等于技术进步率。我们的问题是,如果就业人口不增长就只能依赖技术进步,如果技术进步不能立竿见影,就只能依靠资本积累――即2009年的高投资和高信贷。问题是,资本需要回报,于是资本市场必然虚拟出某种“预期”回报。一个例子是关于房价的。房地产投资是资本投入,预期回报依赖于城市化,意味着有人进城,并以其终身收入买你手头的二手房。且不论其合理性(诸如是否新的资本剥削劳动形式),但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进城?因为有就业。为什么有就业?因为有预期收入。如果收入低于预期呢?那就有自愿或非自愿失业。因此,“不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才是真正的麻烦,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则资本无法得到回报,投资就是灾难性的③。反之,就业导致收入,进而形成总需求。
四、结论性评价:如何获得可持续经济增长
第一,如上文所论证,由于中央银行在2009年并未实施过度放松的政策,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造成的总需求萎缩的进程中,中国事实上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由于公共投资在事实上具有私人品和非货币性再分配性质,“多抓一点”成为公共投资部门的抉择,其宏观后果是信贷和投资增幅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第二,为确保2009年高投资和高信贷所伴生的潜藏危机不爆发,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先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退出。尽管2010年的外需好转和国内消费需求稳定有利于民间投资复苏,但财政投资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特别是中长期贷款在2010年上半年仍将保持过快增长,导致面向国有部门的“定向”宽松政策无法退出:一是2010年的中长期贷款仍必须向已经投放的中长期项目倾斜,否则将因项目缺乏后续资金而造成不良贷款,因而数量从紧无从谈起。二是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越发艰难,2009年末已达22万亿元的中长期贷款的利息负担过于沉重,这造成了对货币政策的牵制效应。对国有部门融资的定向宽松意味着对民间投资的进一步挤出――银行可贷资金日益收缩导致即使基准利率不变但利率上浮趋势明显,挤出了原本可获得融资的非国有项目。中国的特定经济运行风险分担机制决定了财政货币双松政策退出必须遵循财政政策转向中性,货币政策滞后退出的的操作逻辑。2009年的信贷高速增长事实上体现了货币信贷仍然是财政政策的配套工具――中长期贷款进入国有及国有控股部门,扶持地方政府项目投资。只要积极的财政投资政策不转型,则货币政策很难退出宽松状态,否则将出现银行部门最终承担所有基建投资项目损失的局面。据此,首先应提高政府投资项目的自有资金比例,把可盈利投资项目向民间转让;其次应逐步减少新开工政府投资项目,重点确保2009年上马项目不烂尾;最后应建立土地出让金运用制度,避免形成高地价、高房价、抵押品价值高估的信用风险循环。当前,轻重工业增速依然保持失衡态势,工业产出面临从政策短期拉动向中期依赖发展。轻工业增速依赖于国内消费和外需两大终端需求,而重工业则依赖于轻工业旺盛或政策拉动形成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由于消费需求增长稳定,外需温和复苏,积极的财政政策退出将直接造成重工业以及整个工业增加值增速下降。然而,继续维持财政投资的后果将是上中游行业的严重产能过剩及持续提高的银行部门信用风险。
第三,调结构是获得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手段。只有民间投资繁荣、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上升、终端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才可能形成真正可持续的总需求,并降低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概率。
注:
①如中国与各国类似,采取了经典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而凯恩斯主义仅仅属于宏观经济学的政策调控,与制度无关。
②即当前的贷款在未来是否会演化为不良,投资是否具有良好回报或烂尾,都具有跨期性质。在中国的财政投资决策中,还存在一个行政跨期问题――新官是否理旧账。
③美国2007年的金融风暴与2004年起出现的不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显著相关,中国2009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3%,而经济增长逐季上升,亦具有不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态势。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0年2月.
[2]Lowi,T.,1964.“American Business,Public Policy,Case Studies,and Political Theory”,World Politics,16: 677-715.
[3]Meltzer,A.,and Richard,S.,1981.“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9: 914-27.
[4]Roberts,K.,1977.“Voting over Income Tax Schedule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8: 329-40.
[5]Romer,T.,1975.“Individual Welfare,Majority Voting,and the Properties of Linear Income Tax”,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4: 163-85.
[6]Safire,W.,1978. Safire’s Political Dictionary,New York: Random House.
[7]Shepsle,K.,and Weingast,B.,1981.“Political Preferences for the Pork Barrel: A Generaliz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5: 96-112.
[8]Shepsle,K.,and Weingast,B.,1984.“Political Solution to Market Problem”,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78: 417-34.
关键词：债务规模；可持续性；政府跨期预算约束
资助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自选项目（L11DJL04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790196）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我国债务规模可持续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收录日期：2012年11月8日
一、引言
财政可持续性重点关注政府的偿债能力。偿债能力就是指在不发生违约的情况下，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如果政府无法偿还债务，则存在引发债务危机的债务风险问题。如果某国以自己的为担保向外借债，当其债务无法偿还时就会引发债务违约，并逐步升级为信用危机而迅速扩散蔓延。目前，整个欧元区正遭受债务危机的困扰，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而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债务危机也濒临引爆。国家债务问题也由此成为后危机时期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困扰，引起了广泛关注。
Bulter（1985）首先提出了财政可持续的概念，他认为财政可持续性是指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财政的存续状态或能力。 Hamilton and Flavin（1986）利用美国战后的数据提出了检验公共借贷的实证分析框架，他们得出可持续性要求政府债务具有平稳性。Mendoza and Oviedo（2006）得出了在政府维持可接受范围内的开支和支付债务利息条件下的最大债务水平。
近年来，有很多文献研究了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周茂荣、骆传朋（2006）从实证角度利用协整检验的方法对我国的财政收支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财政在1%的显著性水平是可持续的，同时也提出应该注意到当前我国累积债务高速增长的这种趋势；杨宇、沈坤荣（2010）采用1978～2009年的数据，运用协整检验方法，在考虑了财政体制改革对中国财政收入影响和铸币税的情况下评估中国的财政可持续性，研究表明仅仅依靠税收收入不足以保证可持续性，考虑非税收入后呈弱可持续性，进一步考虑了铸币税后呈强可持续性。顾宁（2011）通过对我国地方债务的特征和传导路径进行分析，指出债务风险不但会在地方层面积聚，还会沿着财政链条纵向传导至中央政府，沿着金融链条横向传导至金融体系，威胁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进而提出有必要遵循调节总量——控制增量——削减存量的路径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有效防控。
二、债务可持续性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经济周期，需要国家运用适当的宏观调控来调节和引导经济，特别是在经济萧条的时候，需要主动运用扩张性需求管理政策以刺激消费和投资，扩大社会经济总量，进而确保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但是长期使用扩张性政策会产生负面的累积效果，比如高通货膨胀、高赤字等，从而对经济社会运行产生不利的影响。早在1923年Keynes就指出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过高可能会导致财政可持续性缺失，国家财政将面临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因此，在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应当尽量避免由此产生的累积效果，从而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家债务经济起步的较晚，主要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通过发债的方式进行融资，由于缺乏国债管理方面的经验，发展中国家对债券市场的监管还不完善，近年来爆发的金融危机基本上都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如20世纪八十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20世纪末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也是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债务危机导致一些国家的债务不断增加，从而使得国家债务风险不断提高。一个国家的债务风险过高，会导致国家的信用系统遭受严重损失，引起金融风险的恶性循环。英国、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都面临着债务风险过高的评价。图1给出的2011年部分发达国家的债务水平均在60%以上，其中日本的债务率高达200%以上。（图1）
三、债务可持续性理论分析
对赤字率、债务负担率、债务依存度等一些指标的分析表明目前我国的债务风险水平较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这些指标只能提供一些参考作用，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如欧元区在债务负担率不超过60%的约束下仍然爆发了欧洲债务危机，而日本的债务负担率高达200%却没有形成财政危机，因此有必要将债务负担率与基本盈余率联系起来考察政府偿付能力，通过债务可持续性检验以获得政府债务风险状况的可靠结论。债务可持续性是与政府偿付能力相联系的一个概念，如果在一定的预算盈余和公共债务路径下政府保持有足够的偿付能力，那么财政是可持续的。
1、非庞奇博弈条件。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利率为常数r，那么在连续的时间里，债务的累积方程可以表示如下：
B（t）=rB（t）-S（t） （1）
（1）式中，B（t）表示债务，S（t）表示不包括利息支出的基本盈余，当存在基本赤字时，S（t）用负数表示。解这个微分方程，可以得到时间t的债务水平：
B（t）=ert[B（0）-■er？子S（？子）d？子■] （2）
其中，B（0）表示在时间t=0时的债务水平。在方程（2）的两边同时乘以e-rt，可得：
e-rtB（t）+■er？子S（？子）d？子■=B（0） （3）
政府的偿债能力要求初始债务应该至多等于基本盈余的贴现值，即：
B（0）≤E■ertS（？子）d？子■ （4）
其中，E为期望。方程（4）是借贷的现值约束条件，当满足这个条件时财政政策是可持续的。因此，在保持偿债能力的前提下，为满足方程（3），且B（t）不为零，则必须有：
limt∞Ee-r？子B（t）=0 （5）
方程（5）通常被称为非庞奇博弈条件，我们可以理解为在未来的某个时点一个理性的政府必须还清所有债务。Hamilton and Flavin （1986）用该方程作为一系列单位根检验的起点以建立服从该方程的债务存量给定时间序列。
2、债务有界理论。Bohn（1998）提出如果基本盈余占GDP的比与债务占GDP的比成正相关关系，那么该财政政策是可持续的。因为此时如果公共债务增加，政府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其基本盈余，这就意味着最初债务占GDP的比的上升已经获得补偿，最终债务占GDP的比仍然有界。Alfred Greiner，Uwe Ko¨llery，Willi Semmlerz（2007）在Bohn提出的理论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扩展。假设基本盈余占GDP的比与债务占GDP的比有如下的关系：
■=？琢+？茁■ （6）
其中，α、β为常数，β称为反馈系数；T（t）、G（t）、Y（t）、B（t）分别为税收收入、政府支出、GDP和公共债务。由这个假设可以得到：
b（t）=■+e■ （7）
其中，r为利率，g为经济增长率，b（t）=■，C1=b（0）-■，且假设b（0）>0严格成立。则由（7）式可知，为使债务占GDP的比有界，需满足r-g-β
（1）β>0时，若r>g，则必须满足r-g
（2）β
3、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现有的财政可持续性相关研究的起点是对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的检验，如果财政路径能够满足这一约束，那么财政是可持续的。
基于方程（6），公共债务的微分方程可写为：
B（t）=rB（t）+G（t）-T（t）=（r-β）B（t）-αY（t） （8）
由上述方程可解得：
e-rtB（r）=■Y（0）e（g-r）t+e-βtC2 （9）
其中，C2=B（0）-Y（0）■。政府跨期预算约束要求政府债务的贴现值收敛于0，即■e-rtB（t）=0。为使政府预算约束成立，也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β>0时，则须满足r>g或α=0
（2）βg且C2=0
如果利率大于GDP增长率，则该经济是动态有效的，否则是动态无效的。由以上分析可知，只要经济是动态有效的，即r>g，β>0可以保证债务的现值收敛于0，但只是其充分条件。而在动态非有效的经济中，即r0也不能满足跨期预算约束，除非α=0。
四、我国债务可持续性实证分析
1、我国经济有效性检验。Zilcha（1991）提出经济动态有效的充要条件是：
E{Eln[1+r（t）]}≥E{ln[1+g（t）]}（10）
所以，判断经济是否动态有效等价于判断利率的均值与经济增长率均值的大小。基于我国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本文选用两种利率指标：一年期存款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分别与经济增长率进行比较，表1给出了1981～2011年我国一年期存、贷款利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数据情况。可以看出两种利率的均值都小于经济增长率的均值，因此我国的经济为动态无效。（表1）
2、债务规模可持续性检验。通常把债务负担率对基本盈余的影响用财政反应函数来表示，它主要反映的是政府对债务余额所做出的财政收支上的调整，以更好地应对债务风险。在判断我国经济处于动态无效之后，根据前述方法，我们引入财政反应函数来分析我国债务的可持续性。由方程式（1）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构建财政反应函数，进行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如下（样本区间1981～2011年）：
St=-0.019+0.06bt-1+0.16iflt-0.18eflt
t=（6.97）（2.4）（7.34）（-7.98）
R2=0.74 ■2=0.69
其中，ifl、efl是通过H-P滤波方法，分别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进行趋势分解得到的波动部分占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比，代表临时性财政收支冲击，s表示不包括债务付息支出的中央财政基本盈余，b表示债务负担率。由于b是非平稳序列，s、ivar和evar都是平稳序列，为了保证财政反应函数的OLS估计结果是有效的，采用ADF检验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为在5%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过程，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建立的回归方程是合理的。
由估计结果可知，财政反应函数的反馈系数为0.06。由于我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正的反馈系数能够满足债务有界理论，但不能满足政府跨期预算约束条件，因此我国债务不一定是可持续的。但是陈建奇（2006）证明在动态无效的经济中，如果初始债务与GDP比率不超过可持续债务与GDP比率上限，不会破坏债务的可持续性，由此可见我国的债务仍然是可持续的。
另外，反馈系数为正，并且与现有文献对很多其他国家的估计结果相比偏高，说明我国基本盈余率随着债务负担率的增加而增加，中央政府充分考虑到债务负担率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存在较强的财政调整能力。
主要参考文献：
[1]Buiter，Willem H.Guide to Public Sector Debts and Deficits[J].Economic policy，1985.1.
[2]Hamilton，James D.and Marjorie Flavin.On the Limitation of Government Borrowing：A Frame work for Empirical Testing[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176.
[关键词]金融危机；辽宁经济；可持续增长；产业结构调整
[中图分类号]F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12-0039-02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作为中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辽宁经济，受到了来自于国外和国内的双重不利影响。从国外来说，国际市场需求的减少，直接影响到辽宁的外贸出口额。可以说，辽宁外贸出口额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整体出现下降的趋势。这种下降的趋势，从国内看，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市场需求下降，特别是以出口为目的的国内商品采购与加工数量的下降，导致国内市场对辽宁相关原材料、装备制造业相关产品的需求减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辽宁产品在国内市场需求的减少，是国际金融危机在中国间接传导的结果。
面对国外、国内的双重市场压力，辽宁经济不仅要实现既定的增长目标，更重要的是要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当前形势下努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辽宁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辽宁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的一个难得的机遇。把困难转化为机遇，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当前的这场金融危机，以及合理地调整产业结构。
一、正确认识金融危机是辽宁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前提
要实现辽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要了解当前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辽宁经济发展所遇到的困难的实质，即从辽宁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正确认识金融危机，找到阻碍辽宁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的实质问题所在，以期实现辽宁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1 当前的危机是长期依赖进出口刺激经济的增长动力的危机。分析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辽宁经济的影响及其传播途径，我们不难看出，辽宁经济发展受到影响的主要途径是外贸和内贸的同时减少。外贸方面，主要来自于进出口贸易额的直接减少；内贸方面，由于辽宁为国内市场提供了大部分的原材料和基础生产装备，在国内需求下降，特别是以出口为目的的国内商品采购数量的下降，使得辽宁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间接影响，可以说，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对辽宁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实际上是经济增长长期依赖进出口，长期依赖外需所导致的结果，是一种经济增长动力的缺失。应该看到的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在一段时期内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经济的发展不能长期以此为增长动力，特别是对于辽宁经济发展来说。其真正的经济增长动力应该来自于国内市场，抓住国内市场和国内需求，眼光向内，以内需为主，建立以满足内需为主的经济区和经济实体，这样才能立足于国内、立足于根本，适当降低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才能避免由于外部市场需求下降而造成的经济下滑，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2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目前尚未完全转变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危机。金融危机蔓延到中国以后，辽宁经济中受影响最明显的就是那些以低技术含量、简单加工和粗放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资源型生产企业。长期以来，辽宁经济中以资源开采和粗加工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企业一直没有完全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在世界市场需求下降的情况下，最初还只是影响到出口部门。然而随着危机的深入发展和扩大，这种影响会逐渐向上蔓延至生产链条的上游。企业在生产链条上所处的位置越接近上游，其生产附加值越低，在市场需求下降的时候，该企业所遭受的损失就会越大。辽宁作为一个资源和原材料大省，虽然也存在一些大型的资源和原材料深加工生产企业，但也存在众多的中小型资源和原材料初级开采和加工企业，在整个市场大环境不佳的情况下，这些以中小型粗加工为主的资源和原材料生产企业自然会受到最为严重的冲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的金融危机对于辽宁经济而言，不仅仅是对众多的资源和原材料生产企业的一次严重的打击，更是对辽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程度的一次检验。同时也更加说明了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条件下，辽宁经济增长方式中仍旧存在的主要问题，让我们能够在正确地认识金融危机对辽宁经济影响的前提下，更好地加快辽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
3 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对辽宁经济增长本质内容的一次重要检验。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辽宁经济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经济增长面临一定的威胁，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更加促进我们更好地把握经济增长的本质目标。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地是以经济增长数字指标的高低来评价经济发展的最终效果，却在更多的时候陷入了为实现经济增长而增长的怪圈，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经济增长的真正本质目标。过去那种单纯为追求经济增长数字目标而形成的高投资、高信贷、重复建设、生产结构简单以及产能过剩等诸多问题，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经济增长在金融危机面前的脆弱性和不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更加说明了我们长期以来对经济增长真正内涵和本质目标的严重偏离。当前条件下，经济增长的本质内容应该包括：一是经济增长应该具有可持续性，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只为了应对当前的暂时性的危机而过度依赖临时性的应对措施，要放眼长远，从经济长期的发展和增长着手。加强基础性建设，同时也要防止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累积新的经济过热发展的风险；二是经济增长应该是结构合理基础上的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不应该过分集中于发展个别产业上，应该注意三次产业的均衡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三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人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应该以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化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程度来衡量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程度，应该改变简单的以经济增长数字作为衡量标准的做法，避免把“保经济增长”变成“保数字增长”。
二、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是实现辽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保障
在正确认识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基础上，要真正实现辽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必须要进行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现辽宁经济增长的核心保障。辽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实质就是如何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的问题。
1 调整外贸进出口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适当降低辽宁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辽宁省的外贸进出口产业在国民
生产总值中一直占有重要比例和地位，几年来辽宁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一直保持在33％左右，虽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仍然说明了辽宁经济的发展对外贸进出口产业的依赖处于较高的水平。在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外需大幅度缩减的情况下，辽宁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外贸进出口产业萎缩的影响。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就在于要适当降低外贸进出口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降低外贸依存度。为此，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鼓励企业针对国内市场开发和销售适销对路的产品。政府应该出台相关鼓励政策，同时对内销产品实行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把目光放到国内市场，努力研发高质量的适合于国内市场需求的产品，以国内市场的发展带动企业利润的增加，以内需的增长带动本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二是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引导作用，把政府资金投入本地区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和改造过程中，为民间资本投资于本地经济起到吸引和带动的作用。三是在消费政策上，以灵活的消费政策措施，鼓励消费者增加对国内产品的消费比例，由此进一步降低辽宁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为国内企业相关产品和市场的进一步拓展创造有利的基础环境和发展空间。
摘 要：经济发展包括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两个方面。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不是数量增长的快慢，而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同步现象。最后对这种现象的原因做出了初步解释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因子分析；不同步系数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3-0018-06
经济增长作为各个国家和地区重要的经济和政治目标，受到极大的重视。我国也将经济增长作为一项长期的目标。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与经济增长相伴产生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注，这些问题就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概念以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都表明人们满意并且致力寻求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数量扩张和质量提高的统一。
一、 国内外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综述
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增长代表一国潜在GDP或者国民产出的增加，是一国生产可能性曲线（PPF）的向外推移。[1]库兹涅茨为经济增长做了更为全面的阐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它的人民提供品种日益增加的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提高，这个增长的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2]根据这种理解，经济增长不仅仅在于生产能力的增长，更强调在技术改进、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后者正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反映。马克思在论述扩大再生产的实现途径时也指出，“生产的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投入资本的逐年增长;第二个是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3]
虽然不少经济学家注意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专著很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于1977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他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是:“物质生产资源变化过程的总和，以及由此而增加了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通常被称为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增长”，并强调“在经济增长这个概念中，不仅应该包括生产资源的增加，生产量的增长，而且也应该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消费品的消费效果的增长。”[4]另一本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著作是由世界银行的托马斯等著的《增长的质量》，他对增长质量的理解是，“作为发展速度的补充，它是指构成增长进程的关键性内容，比如：机会的分配、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性风险的管理以及治理结构。” [5]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方面，以王积业、李京文、汪同三、胡少维等学者为代表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较有影响。王积业从多恩布什与费希尔对经济增长的理解，即经济增长过程“是生产要素积累和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结果”出发，认为“所谓生产要素积累，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在数量上的不断增加，是经济增长实现数量扩张的主要源泉。所谓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更加有效使用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它们构成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源泉。决定经济增长的这两组因素既紧密交织，又相互区别，共生于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在一定时期，由于这两组因素作用的力度不同，引致经济增长或者以数量扩张为主，或者以提高质量为主，形成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形态。”[7]李京文等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1953―1990年)生产率的变化，并与美国、日本等国的生产率变化进行了对比。[8]汪同三等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提出了“增长成本”的概念，即用一些描述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对GDP增长速度的平均弹性来描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9]胡少维对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方法进行了综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做了一些评价，并指出贯彻和谐社会理念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10]其余大部分则集中于操作层面，即集中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算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创新，但是缺乏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问题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钟学义等在《增长方式转变与增长质量提高》一书中把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概括为三个方面：反映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投入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资本生产率、物耗指标、能耗指标等），反映经济增长是否稳定、健康的指标（经济波动情况、通货膨胀率、就业状况、环境污染指标等），反映经济结构及其变动的指标（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劳动力结构、地区经济结构等）[11]；戴武堂认为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包括：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就业率、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收入差距的合理程度。[12]其他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包括梁亚民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效率、产出结果、增长潜能四个方面设计的由21个评价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13]李周为、钟文余通过六个反映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指标以及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源泉与机制的一系列指标体系来评价经济增长的质量；[14]李变花认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应该包括经济增长水平、经济效益、经济结构、科技进步、环境保护、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经济稳定八个方面；[15]单薇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潜力四个方面，确立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的评价理论，对1995―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探讨；[16]赵英才等对1978―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并不同步的结论[17]；而徐辉、杨志辉则用密切值模型对1995―2003年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评价。[18]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前文有关的理论研究，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可以界定为：经济增长质量是指一个经济体在经济效益、经济潜力、经济增长方式、社会效益、环境等诸多品质方面表现出的与经济数量扩张路径的一致性、协调性。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方法选择
1.模型指标变量设定
前文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已经做了大量的定性分析，但如何进行量化评估，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是基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及其评价理论，运用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状况的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在参考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解，本文设定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构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各个指标及含义具体如下：
X1――人均GDP指数（1978年价格）；
X2――财政收入增长指数；
X3――全社会劳动生产率（1978年价格）；
X4――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例；
X5――投资效益系数用一定时期国内生产总值与上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对比的方法来计算，即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产生GDP，用公式表示为：CIE=GDPtIFAt，其中IFA为t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X6――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
X7――外商投资额占GDP比重；
X8――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倒数）；
X9――R&D占GDP的比重；
X10――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1――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2――万元产值能耗率（1978年价格，倒数）；
X13――经济稳定性系数经济稳定性系数=VEG・INF=（|gt-gt-1|/gt-1）・INF。其中，VEG表示经济波动率系数，INF表示通货膨胀率。（取倒数）；
X14――城镇化水平；
X15――养老保险覆盖率。
在运用因子分析前，将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各负向指标调整为其倒数形式，使其成为与经济增长质量正相关的指标变量。
2.因子分析方法
在定义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中，需要对反映其客观情况的多个指标进行大量的观察，而在很多情况下，许多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从而有可能用较少的综合指标分析存在于各变量中的各类信息，而各综合指标之间是彼此不相关的，这些代表性的综合指标称为“公共因子”，而因子分析就是用较少的几个因子来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的统计学模型。
在建立因子分析模型时，用尽可能少的不可测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与特殊因子之和来描述原来观测的每一个变量或指标。因子分析模型可以表示为：
其中，x1、x2…xp为p个指标，apm为影响因子载荷，F1、F2…Fm为m个公共因子，m小于p，ε为特殊因子。
因子分析法通过研究指标体系的内在结构关系，从而将多个指标体系转为少数几个相互独立且包含以上指标大部分信息(80%以上)的综合指标。其优点在于它确定的权数，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有较好的客观性，而且得出的综合指标(公共因子)之间相互独立，减少信息的交叉，这对分析极为有利。
三、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
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各指标代码以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应首先检验模型及相关指标的设计是否可以应用因子分析。KMO检验和Bartlett's 球形检验是两个测度因子分析模型是否可行有效的检验方法。
KM0(Kaiser-Meyer-Olkin)测度采样充足度。检验指标变量的偏相关是否足够小。KMO的统计量值一般界于0和1之间，若该统计指标在0.5和1之间则表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若小于0.5则表明因子分析的结果可能难以接受。
根据相关数据，SPSS给出的相关计算结果表明，KMO检验的结果为0.588(大于0.5)。Bartlett检验统计指标检验相关矩阵是不是单位矩阵(原假设为相关矩阵为单位阵)。卡方检验结果表明，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为401.362, p值近似为0，拒绝原假设，即相关矩阵不是单位阵。因此。以上两项统计指标的检验表明适合采用因子分析进行研究。
在此基础上，SPSS13.0的输出结果如表2、表3、表4所示。表3是因子分析后因子提取和因子旋转后的结果。
从表3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旋转后第一公因子F1在指标变量x1、x3、x4、x13、x14和x15上有较大的载荷，而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宏观环境因素，可以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环境影响因子。旋转后第一公因子F2在指标变量x2、x5、x6、x8上有较大的载荷，而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要素收入的变化，可以作为要素生产率因子。旋转后第三公因子F3在指标变量x7、x9、x10、x11和x12上有较大的载荷，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环境和资源变化以及竞争力，这些可代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潜力，可以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可持续性与潜力因子。
因此，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可以用F1,F2和F3这3个完全不相关的公共因子来表征，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包含了宏观经济环境因素、要素生产率因素和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因素。
通过对表3的观察可以得出，宏观环境影响因子F1、要素生产率因子F2和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因子F3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全部变量信息的90.97%，由此可见，这3个因子包含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绝大部分信息。
为了计算各公共因子的综合得分，以便求出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的数值，需要对这3个因子进行量化。本文采用回归法(regression)来计算因子F1、F2、F3得分，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历年经济增长质量因子分析的综合得分Qt，表示为公式：
其中，λi是X的相关矩阵R所对应的特征值。
四、结 论
通过对全国1990―2005年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结论。
1.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不断提高
根据综合评价指数的相关数据，自1990―2005年1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综合质量指数年平均提高约6.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质量呈现出不断改善的趋势。
2.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不同步的现象
中国16年来经济增长质量提高（QI）与数量扩张（SI）存在不一致的现象。虽然中国在16年间经历了QI的持续上升，但是由于中国保持了更高的数量扩张速度，QI的提高并未与SI呈现出较高的同步性，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并没能带来同比的质量提高。这一定程度表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仍然没有摆脱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型低质量增长的窠臼。
3.最近几年扩张不同步系数不断扩大的趋势应引起重视
根据扩张不同步系数的计算结果，自1995年以来扩张不同步系数变为负值，而其仍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这就为当前经济运行提出了一个警示，即在关注经济数量扩张的同时要更加关注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这也从实证的角度反映出当前遵循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4.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因素的不同变化趋势应引起重视
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主要由于公因子F1、F2和F3的影响。F1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过程中宏观环境的改善；F2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中要素生产率的提高，F3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的上升；反之相反。
自1991年以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经济环境因子F1，随着经济的增长，宏观经济环境状况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要素生产率因子F2则呈现出波动性，经历一个先提高到逐步降低再稳步上升的过程，这表明自1990年要素生产率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但是最近几年F2稳步上升，表明要素生产率的上升。反映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的因子F3呈现出“倒U型”趋势，在1997年以前逐步上升，而在1997年以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反而有下降的趋势。这点尤其要引起重视。
5.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最关键的因素――环境成本
由于自1996年以来F1、F2都呈现出上升趋势，而1996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速度降低的原因就只能来自F3的下降，正是F3的下降使得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步伐减缓。而F3其实代表了TFP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正如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研究所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相对较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基本上属于投入型的数量增长。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也很高，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2006年9月7日共同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 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 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环境损耗惊人，环境因素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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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 技术创新 研究
一、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基本内涵
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是政府、企业和公众采用新的技术手段及相应的管理手段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证环境和维持生态平衡的基础上推动包括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内的广义经济价值的增长、实现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所以，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不仅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创新内容，如生产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生产工艺和装备创新、原材料创新、生产组织与结构创新等创新内容和途径，还包括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方面的创新，如提高可耗竭资源利用率方面的创新;维护可更新资源的更新方式和途径方面的创新；开发可替代资源；污染控制；通过技术开发，不断改进生产方式，向高效化、清洁化转变手段的创新；使社会不断追求卓越的一切技术手段的创新，等等。
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应该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有机统一的技术创新，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动态平衡。只讲经济效益，忽视新技术的应用对社会和环境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那是一种短期行为，最终会阻碍社会的持续发展，从而使得技术的发展走向歧途；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只强调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而不讲经济效益，技术创新就失去了内在的动力，导致整个社会创新的萎缩，社会发展就会失去其经济基础和科学技术基础，最终使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无法实现。通过市场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的结合，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思想贯彻、融汇到技术创新过程的各个环节，维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之间的适当的张力，达到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是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所要达到的目标。
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还应该是具有适用性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生命在于实现新技术的应用并获取相应的效益，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具有地域性的，一项新技术的应用要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必须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条件相适应，才能达到技术发展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基本要求
倡导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纳入技术创新目标体系，并非不重视技术创新的经济功能，而是把单纯追求市场价值转向追求包括经济增长、自然生态平衡、社会生态和谐有序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在内的综合效益。即追求经济效益最佳、生态效益最好、社会效益和人的生存与发展效益最优的四大效益的有机统一，它较之传统技术创新目标更加完善，更有利于社会发展。这说明技术创新作用发挥更加全面，更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在实践中也对技术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是经济生态效益。经济生态效益包括经济数量增长和质量的提高，同时也函盖了经济增长方式、产品消费方式、经济结构、产品分配不断优化，以及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等方面的内容。即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规模与效益有机统一；同时也要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产品消费合理、财富分配公平以及人的生活质量提高。
其次是资源生态效益。技术创新是在一定的自然资源基础上进行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整个社会持续开展技术创新的物质前提，因此，谋求资源生态效率，增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有利于技术创新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在技术创新活动中不断提高物质和能源的利用率，减少废物排放，最大限度地降低单位天然物质资源与能源消耗，减少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
再次是集群生态效益。技术创新集群主要缘于外在的诸如市场需求推动、创新技术扩散，以及企业竞争驱动等因素的激励所生成，它彰显了经济生活中的竞争意识，但缺乏可持续性与协调性。实现技术创新集群生态效益，要求不断提高其生态集群化程度。生态集群与单纯经济领域中技术创新的聚集不同，它不单一地依赖市场激励所生成，其关键的生成机制在于技术创新彼此之间的相互激励。这种内在的激励机制如同自然界的生态激励机制促进自然生态可持续协调发展一样，也能大大增强技术创新的可持续性与协调性，使技术创新系统的时空性质呈现新的特征，这不仅有利于技术创新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加快了技术创新集群的步伐，而且也拓展了技术创新规模，扩大了主体选择技术创新的范围，有利于发挥主体自身创新优势。因此，注重探寻技术创新内在的激励机制，提高技术创新的生态集群化程度，既有利于经济发展。又降低了人们参与技术创新的门槛。
最后是社会生态效益。技术创新原本是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由于人是社会的人，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必定影响到人与人的关系，而传统的技术创新却忽略了这一点，生态化的技术创新则在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时候，同样关注人与人的矛盾，即社会生态问题，使社会与自然相互协调发展，在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注重提高人口素质，使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五是人的生态化。人的生态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进一步深化，一方面，它要求人的个性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精神世界的充实；另一方面，社会生态的建立，自然生态的优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最优的环境，因此，人的生态化是自然生态平衡，社会生态和谐有序，人的全面发展的真正的“天人合一”。
三、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遵循的基本原则
1.多目标发展原则
多目标发展原则是指技术创新以追求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人的生存与发展效益为目标。经济效益是指在技术创新的实施过程中资源消耗的极小化和产出价值的最大化;生态效益要求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前提下，技术创新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保护生态平衡;社会效益要求技术创新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进步，有利于建立和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人的生存与发展效益要求创新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良好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建立，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多目标发展原则是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基本原则，也是生态化的技术创新区别于传统技术创新的根本标
2.协调发展原则
协调发展是指经济增长同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协调发展。在自然生态中，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协调。在人文生态中，依靠技术创新实现人类个体的物质与精神互促、科学与人文的同尊、功利与道德的统一；在社会经济生态中，社会进步与稳定相应，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相当，发展的规模与效益相适。协调发展原则是生态化技术创新的核心原则，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的根本保证。
3.可持续发展原则
生态化技术创新谋求的发展都是可持续的发展，即经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的可持续发展。经济、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即在自然规律的作用下，通过技术创新，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实施更加清洁的生产技术，创造接近零排放工艺、建立低能耗、无污染的技术系统来实现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通过生态化的技术创新(包括制度创新)营造一个保障人人平等、自由、健康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福利、劳动就业、收入分配人口调控等方面的公正和和谐有序的发展，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和可持续发展，实现人的生态化。
4.以人为本的原则
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转向的最高价值取向就是人的生态化。人的生态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表现形式。它强调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注重人性、人的需要和满足，人的素质的提高和能力的发挥，并注重人的发展赖以进行的自然环境的改善和社会条件的创造。即人与生存的环境同步发展。它是自然生态平衡协调、社会生态和谐有序真正的“天人合一”。经济的稳定增长，物质财富的积累是人的生态化的物质前提，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为人的生态化提供优美的生态环境和条件，而自然、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又只有通过人的生态化才能真正实现。所以以人为本的原则是生态化技术创新的根本原则。
四、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功能
1.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促进功能
经济、社会和自然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是经济、社会和自然各子系统的全面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的促进功能建构应能保证这种发展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的促进功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应能促进经济系统的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应促进经济系统的可持续性增长，而经济系统的可持续性要求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能创造以经济效益为基础的、包括社会和生态在内的广义经济价值，并以此作为整个经济系统活动的目标。另外，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应使传统产业在自然承载力的基础上逐步更新。
第二，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应能保证自然系统的可持续性
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不仅不能污染和破坏自然，而且必须维持和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并使二者协调一致。具体来讲，一是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发展应控制在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可更新范围之内，应在低耗、少投入上下功夫；二是所带来的发展不能超出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承载能力，应在少污染甚至是零排放、可更新的方向上下功夫。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必须建立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上，尽量采用可更新的资源，并有利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的作用结果具有资源投入少、能源消耗低、污染程度轻等特征。
第三，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应能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的作用结果是直接面向人类日益增长的各种需要，以及不断推进社会的发展进步。因此，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应能促进人类社会关系逐步走向和谐、公平，能够不断地提高全人类的素质和道德风尚，最终使整个社会结构优化，使人们追求卓越。
2.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协调功能
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不仅能促进经济、社会和自然各子系统的发展，还应能协调好各子系统间的关系。只有了协调，才能使经济、社会和自然各子系统的发展关系趋于和谐，从而更好地发展。这种和谐的关系从根本上可保证经济、社会和自然系统实现可持续的互动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的协调功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协调经济增长与自然系统的持续性
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应能协调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保证自然系统在不超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的情况下为经济系统提供发展的资源，尽量减少经济系统的产出废弃物对自然系统的污染和破坏。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应能改变单纯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模式，由粗放式、资源型经济向生态化、知识型经济转换。促进经济子系统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废物排放，以减轻对自然系统的压力。
第二，协调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应在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间建立桥梁，在提供满足人类各种需求的同时，使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向绿色化转变，促使人的进化沿着生态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同时，又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更适宜的物质条件和生态空间。这两方面都内在地要求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相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应该支持这种协调。这种协调广义上讲包括与人口政策、环保制度与国际合作等相关的一切技术创新方面的活动。
第三，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
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和谐关系体现在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发展观，即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物”，而是“人”，是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经济系统为社会系统提供了丰富的、高质量的消费品，而社会系统则为经济系统提供公平、和谐、有效的保障和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应能促进二者和谐关系的加强，保障社会系统对经济系统的支撑作用，同时又能促进经济增长对社会发展的贡献。
综上所述，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的功能应能促使经济、社会和自然之间形成一种互补互进的超循环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是关键手段、自然系统的持续是基础，经济系统的持续是条件、社会系统的持续是目的。只有经济、社会和自然系统在发展中实现了协同，才能更好地保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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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额贷款公司 可持续性发展 激励机制
20世纪80年代,我国民间金融先在浙江省出现,广东等省随之兴起。民间金融有着“藏富于民”的特点,如何使民间金融浮出水面,及通过何种途径让民间富余资金有效的利用成为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200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允许在全国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这为我国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体系,实现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给民间金融发展带来了曙光。小额贷款公司对“三农”发展和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起一定促进作用,各界把其比作一场“及时雨”。然而,由于小额贷款公司自身不足,这场及时雨能否雨后见彩虹,即小额贷款公司能否可持续发展值得大家思考。本文在探讨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现状与作用,并在分析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运用激励机制促进小额贷款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
一、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现状与意义
1. 小额贷款模式的起源
20世纪70年代,孟加拉国乡村银行提出了一种针对消除孟加拉国农村绝对贫困的信贷资金支持模式-小额贷款模式。它的主要特征有具有层级组织结构,借款小组和乡村中心。这一模式通过五至十家农户为一组的相互联保的方式发放小笔贷款。其运转需要通过小组成员互相督促,一个组员不守承诺,整个小组都失去再贷款的资格。该模式在当地取得成功。它在创立30多年间,服务网络遍及孟加拉64个地区,给600多万元抵押担保的穷人提供了贷款,并使其中400万借款人及家庭成功脱贫。现在这种有孟加拉国乡村银行提出的信贷资金模式正在全世界大规模的推广。例如,由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等组织建立的“国际小额贷款协作集团”计划运用这一小额贷款模式解决全球一亿贫困户的问题。
2.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现状
小额贷款公司是指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20世纪90年代,小额贷款公司在我国部分地区最早开始推广。其最初目标是为了改变贫困农村,提高农村经济水平。随着民间金融逐渐发展,小额贷款模式逐渐被推广。如1998年江西省山江湖工程的江西GB模式试验项目,1998年8月贵州盘县农行在贫困的鸡场坪彝族乡移山村启动的小额信贷扶贫困试点等。
2006年,在山西,四川,陕西,贵州,内蒙古5个省区开展了小额贷款组织试点,共成立了7家小额贷款公司。如山西平遥的“晋源泰”, “日升隆”,四川广元的“全力”,贵州江口的“华地”,陕西户县的“信昌”,“大洋汇鑫”和内蒙古东盛的“融丰”等7家试点小额贷款公司应运而生。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截至2009年底中国小额贷款公司总数达到1334家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超700亿。如今,2010年小额贷款公司也在不断增加,贷款额度也在不断扩大。从以下图表可以看出,从最初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设立,近年来小额贷款公司从数量和贷款额度上都有了相当大幅度的提升。
3.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存在的价值
存在既合理,小额贷款公司的存在同样有其重要的意义。小额贷款公司作为我国民间金融的一种,对于官方金融是一有效补充。自古以来,我国是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日益加快,如何提高农村经济增长,如何改善农民生存环境已成为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我国农村经济增长缓慢,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发展非常缓慢,与我国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有关。改革开放来,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城市经济增长非常快,但占全国人口70%左右的农民收入增长非常缓慢,我国经济增长幅度的益处无法被大多数人所共享,因而导致我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其中相当一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国农村可利用资金有限。而小额贷款公司是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它在缓解农村资金短缺、支持农村金融建设、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方面具有重大意义。而经验也表明,农村小额贷款是农村金融非常有限的一种模式,对提高农民收入效果显著,比较适合于消除农村的贫困现状。在我国,小额贷款公司所采用的是国际联保的方式,即通过邻里之间压力往往比正规金融所要求的抵押担保效果要好,而小额贷款在农村中的坏账率较低。
另外,对于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小企业来说,小额贷款公司的大面积发展对中小企业融资难如一场“及时雨”,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问题,已得到我国社会各界的广大人士所关注。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已经得到部分改善,但是要彻底解决该问题,还要得到社会各界的更多关注与努力。除了有消除国有大银行对我国中小企业的规模歧视以外,还要大力发展我国的民间金融。其中,小额贷款公司能对可抵押财产较少,贷款“小,急,频”特点的中小企业带来更多的帮助。
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主要的问题
1. 缺乏后续资金来源
小额贷款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以全部财产对其债务承担民事责任。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由于小额贷款公司“不吸收公众存款”的特点,给其有效而长期运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为我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居民有着“持币的”的习惯,因此国有大中型金融机构除了能够得到国家政府的支持,还能得到国民的支持,其能广泛的吸收国民的存款。而小额贷款公司因其公司性质,不能吸收公众存款,那意味着其只能依靠自己特定的本金支撑,那就意味着很有可能得等待一笔贷款成功安全的收回后,才能经营下一笔业务。基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客户都是诚实守信的,但如果因为贷款客户确实公司运转不灵,特别是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客户是“三农”和中小城市,我们知道农业经营者有可能会遇到系统性风险,这个小额贷款公司也带来运营风险。因此,如何解决小额贷款公司后续资金不足的问题,仍然是个长期工程,不得松懈。
2. 合适的贷款利率
目前,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实行着严格的利率管制,而我国也暂未实现利率市场化。因为国有银行的利率有来自国家的保护,而小额贷款公司则完全与贷款利率挂钩。因此,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高低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经济学家茅于轼为代表认为“小额贷款就得高利率”。而另外一些人认为小额贷款公司成立的意义在于帮助弱势群体,目的在于更好的解决贫困。如果利率过高,不但不能起到帮助的作用,反而会增加他们的负担。实践证明,小额贷款公司就必须制定高利率.这是全世界经营小额贷款总结出来的一项历史经验,但是它又有别于高利贷。因此,在小额贷款公司的运营中,我们需要考虑制订合适的贷款利率上限,从而不仅使得贷款客户有能力接受该利率,同时能让小额贷款公司正常稳健的运转。
3. 完善的法律环境
至今,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模式,利率界定目前还没有一个规范的法律法规对其约束。我国虽然已经出台了《小额贷款公司的指导意见》,但毕竟其不是正规的法律法规。基于我国国情,建议我国尽快完善小额贷款公司运营的相关法律及相应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并尽快落实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管理条例,更好的保障小额贷款公司的良性发展,让其更好更有效的服务于我国的“三农”经济和中小企业,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激励机制对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性发展的促进
可持续性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性发展是指即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以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企业可持续性发展是指企业在追求自我生存和永续发展的过程中,既要考虑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和提高企业市场地位,又要保持企业在已领先的竞争领域和未来扩张的经营环境中始终保持可持续的赢利增长和能力的提高,保证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长盛不衰(戴发山,2007)。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项目在我国取得了良好业绩。比如还款率较高(绝大部分项目都在95%以上)。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可以长期坚持下去、可持续的发展下去。但由于小额贷款公司自身特点及其现实存在的问题又阻碍了其稳健的发展。另外,因为小额贷款公司是面向农民.微小企业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而“三农”经济与中小企业由于其自身弱点。给小额贷款公司的收款带来一定的风险。因此,小额贷款公司是否能可持续性的发展值得大家深思。
激励机制,被提出作为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激励机制就是指在组织系统中,激励主体运用多种激励手段与激励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结构、方式、关系及演变规律的总和。激励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它是心理学的一个术语,是指激发人的行为的心理过程。激励机制是指组织为实现其目标,根据其成员的个人需要,制定适当的行为规范和分配制度,以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达到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
我们不难看出,对目前自身基础较薄弱的小额贷款公司来说,激励机制能作为一种很好的方式鼓励小额贷款公司的成员更加积极向上,更加努力用心工作。因此,在小额贷款公司中应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其应该体现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要和考核制度结合起来。并通过激励机制很好的激发出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企业取得更大的进步。
四、结语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已如雨后春笋般的大批涌现出来。从小额贷款公司的现状看来,它确实为我国的“三农”经济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同时也给中小企业融资难带来了希望。但是,由于现实客观原因,社会各界对其未来是否可以稳健而持续性的发展给予了太多的关注。众所周知,任何事物都有从不完善到完善发展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不断的探索,总结经验而更好的发展。激励机制作为心理学中一种有效的方式被运用于企业各界中,而它对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性发展同样起着非常重要作用。我们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关注关心下,小额贷款公司的未来仍然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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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赤字 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 var模型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三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热议的话题。部分学者认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密切联系。uribe（2002）发现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持续扩大是导致货币过度发行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有很多学者认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并无显著关系。stanley fisher和william easterly（1990）证明，工业化国家赤字规模在gdp1%、发展中国家赤字gdp2.5%以下，则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增加将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间的关系同样引发很大的讨论。干霖、董智勇（2011）发现gdp、cpi对各自贡献率和交叉贡献率均为近似余弦曲线。很多学者还对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探究。戴蕾、王叙果（2011）发现虽然2008年政府财政赤字是可持续的，但公众预期通货膨胀率以及汇率的变动会对未来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产生影响。
已有研究成果多数是采用理论分析论证法，缺乏实证分析。多基于凯恩斯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上的剖析。针对已有研究缺陷，本文拟运用var计量分析模型，并辅助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技术，对财政赤字、经济增长及通货膨胀的内在关系做一系列的实证分析检验、评价和预测。
二、模型构建与分析
本文的数据是从1980年至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dpr）、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defbg）、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cpir）三个指标所构成的时间序列。数据从中国统计局网站的《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取。经单位根检验，三个变量均不存在单位根过程，由于序列趋势平稳或随机平稳，所以可以继续进行后续var模型构建和脉冲响应分析。
1.模型构建
用gdpr、cpir、defbg三变量构造var模型，再借助aic、hq、sc、fpe准则为方程确定合适的阶数，四个标准结果为：3，3，2，3，因此，将阶数定为3。
通过参数估计，具体的var模型如图：
2.模型评价
通过对模型残差的正态性检验、相关性检验以及条件异方差检验，证明残差服从正态分布、无相关性和异方差性。表明模型拟合的很好。
3.格兰杰因果检验
原假设 f统计量 p—value 结论
gdpr不是cpir和defbg的格兰杰原因 2.9841 0.01324 拒绝
cpir不是gdpr和defbg的格兰杰原因 1.8077 0.1138 接受
defbg不是cpir和gdpr的格兰杰原因 0.5401 0.7755 接受
从检验结果可以得出，gdpr是cpir的格兰杰原因，而cpir不是gdpr的格兰杰原因，表明说明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的传导效应是单向的。gdpr是defbg的格兰杰原因，而defbg不是gdpr的格兰杰原因，表明经济增长对赤字的传导效应也是单向的，经济增长有助于削减财政赤字水平，但财政赤字也并非导致经济增长或谁退的显著原因。cpir与defbg间无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通过膨胀对财政赤字无显著的因果影响，反之亦然。证明通胀和赤字间的相互影响是不明显的，存在间接的影响，不构成直接因果关系。
4.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每个变量扰动的脉冲响应关系如下：
由图1-1得出：gdpr对cpir当期及未来的影响都是正向的，验证了经济增长推动通货膨胀的增长。gdpr对defbg当期及未来的影响都是负向的，表明经济增长有助于财政赤字的减少但并不显著。由图1-2得出：cpir对gdpr当期有负向的影响，表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抑制作用。cpir对defbg当期有较小正向影响，而后影响由正转向负并不断减弱，表明通货膨胀使得财政赤字在短期内小幅波动。通货膨胀一方面增加通货膨胀税、所得税、商品税提高财政收入、降低赤字，另一方面由于抑制
经济会迫使政府增大财政支出、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发行国债来抑制通胀并增加转移支付，增大财政赤字，政府作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通货膨胀对财政赤字的影响并没有显著作用。由图1-3得出：defbg对gdpr短期有较显著正向影响，而后转为负向影响，表明赤字对在短期拉动经济增长，长期由于财政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增长。可见积极地财政政策在短期有效但不宜长期施行。defbg使cpir在短期内上下震荡，从第3期后转为负向影响并于第4起达到最大并最终减小为零。短期内对通货膨胀的正向作用可以由于财政政策的货币化，政府被迫采用增大货币供应量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从而增大通货膨胀率。长期财政赤字抑制经济增长，继而带来着物价水平的下降，并最终随着赤字对经济影响的逐步减弱而减弱至相对稳定水平。此外，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在第二期是达到最大。综合图1-4，defdg对gdpr及cpir的脉冲响应高度一致，可以得出财政赤字从影响经济增长到影响通货膨胀存在一期的时滞现象。因此，如果政府进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三年后适当地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将对通货膨胀起到更好的抑制效果。
三、结论和建议
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和财经赤字具有单向传导作用。财政赤字短期促进、长期抑制经济，因此财政政策不宜长期使用。通货膨胀短期、长期皆抑制经济，中国国情与菲利普斯曲线不符，因此稳定物价作为首要宏观政策是重要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皆非中性，货币政策更显著，财政政策更独立。财政赤字从影响经济增长到影响通货膨胀的存在一期时滞，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三年后配合适当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更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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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包容性增长；海洋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7-0107-03
一、包容性增长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最初是在2007年由亚洲发展银行提出，具有极为丰富的含义。按照亚行的解释，所谓“包容性增长”指的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与单纯的经济增长相对立，“包容性增长”倡导一种机会平等的增长，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
2010年9月，总书记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以国家层面发表了“包容性增长”的论述之后，国内外理论界对包容性增长的现实背景、科学内涵、理论贡献、影响因素、实践路径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地论述。
包容性增长具有三大立足点：首先是平衡发展观的思想认识，其次是公平发展观的思想认识，最后是全面发展观的思想认识。包容性增长实际上是近几年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发展模式认识上的精炼和升华。
包容性增长这一全新理念包含的首要思想就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结合起来。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发展海洋经济时，如果不能建设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就无法实现包容性增长所要求的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相结合，就很难实现和享受生态经济带来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二、海洋生态经济系统
海洋生态经济是指在海洋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挖掘海洋资源潜力来建设的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海洋产业经济。海洋生态经济，是实现海洋社会和谐、海洋生态健康的海洋经济，是实现经济与海洋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海洋生态经济系统（eco-economic system）是由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经济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海洋生态经济系统需要与外界系统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同时，其内部子系统也时刻地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转换，是一个开放的耗散结构系统。
目前，浙江省海洋经济的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属于消耗较大、污染较高和效益较低的粗放扩张型海洋经济增长方式。浙江的海洋生态经济系统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冲击和挑战，与浙江省正大力促进的“海洋兴省战略”的要求有着较大的差距。主要体现在：（1）海洋经济的发展以海洋环境受到破坏和恶化为代价。部分海域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重点入海排污口污水超标排放依然比较严重，海水增养殖区水体富营养化趋势未见缓解。（2）海洋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海洋第三产业虽经多年努力已经大幅提高，但比重依然偏低；浙江省海洋捕捞产量占海洋渔业的比重仍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海洋养殖业发展相对滞后；并且，对于浙江目前经济结构中轻工业比例过高、重化工业不足的情况而言，在海洋经济的发展中能充分发挥浙江临港优势的重化工业依然不足，无法为浙江经济打造更强大的经济骨架。（3）对海洋的开发利用不合理。对海洋资源的掠夺式开发，造成了海洋资源的破坏较为严重。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生物种类的多样性保护迫在眉睫。（4）科技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偏低，海洋专业技术人员比较匮乏。“九五”以来，浙江省围绕发展海洋经济总体目标，全面实施科技兴海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从总体上看，浙江省海洋科技现状与海洋经济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特别是作为海洋资源大省，海洋科研机构及院校和海洋开发人才相对缺乏[1]。
综合以上分析，目前在发展海洋经济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生态目标与经济目标的冲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海洋开发必须实行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但是在种种原因下，很容易重视经济目标、忽视生态目标，另外，由于资金缺乏、技术手段不足以及其他原因，在海洋发展经济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之间，也往往处于两难境地。
总书记曾指出，“要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为浙江发展海洋经济的发展指明了重要方向，必须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发展海洋生态经济的重大意义，大力发展海洋生态经济。
三、在包容性增长的视角下建设浙江海洋生态经济系统
包容性增长这一新的发展理念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深度关注，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时，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生态经济系统，走出一条以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为基础、海洋经济的可持续性为中心、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为目的的发展道路，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包容性增长思想对于发展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全员共享成长、实现持续发展的理念，体现了一种生态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要求把生态环境放到应有的高度，为海洋经济的良性发展创造良好的自然环境；二是包容性增长思想作为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发展，体现了统一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要求的发展海洋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和谐发展是包容性增长的重要目标，包容性增长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价值观念上所做的又一跨越式发展。
在包容性增长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为尽快实现浙江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健康、可持续地发展，必须大力发展海洋低碳经济、海洋循环经济、海洋绿色经济，建设和完善海洋生态经济系统，以实现包容性增长所要求的人类与海洋的和谐共处。
（一）发展浙江海洋低碳经济，实现海洋生态系统低碳化的持续发展
低碳经济是环境与经济相融合，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海洋低碳经济是注重海洋的深度科学开发和保护、注重科技创新积极引领海洋高端产业发展、注重海洋统筹布局、注重突出海洋生态文明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强化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永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海洋低碳经济为在解决海洋经济发展中统筹海洋资源与环境问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因此，强化海洋资源环境保护，大力发展海洋低碳经济势在必行。
发展海洋低碳经济对浙江发展海洋经济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实现浙江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海洋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必须强化经济发展的低碳意识、充分认识海洋碳汇的作用，必须尽快采取行动积极应对资源与环境的严峻挑战，实现海洋经济低碳转型。
发展海洋低碳经济，要以低碳技术改造传统海洋产业，并大力发展海洋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要以碳中和技术的应用为重点发展海洋新能源及碳封存产业，发展海洋新能源、探索海底封存二氧化碳技术；要推进海洋领域的节能减排，以实现海洋经济的低碳发展。
（二）发展浙江海洋循环经济，实现海洋生态系统可循环的持续发展
循环经济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无害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2]。循环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的过程中，建立起一种新形态的经济[3]。循环经济通过改善资源利用的方式，不仅缓解了经济发展与资源不足之间的矛盾，还将环保理念引入经济运行机制，将环境保护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全过程。
发展海洋循环经济，是遵循海洋生态学规律，把海洋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自然海洋生态系统之中，在海洋资源高效利用的基础上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是通过更有效地利用海洋资源和保护海洋环境，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取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海洋循环经济是具有海洋特色的循环经济，是发展海洋生态经济重要的发展模式。发展海洋循环经济是解决海洋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实施海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手段，是沿海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海洋资源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海洋生态环境也必然会随着开发力度的加大而遭到破坏。因此，如何既保护好海洋资源，又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在发展浙江海洋经济时，把循环经济作为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优先模式是浙江实现海洋生态经济、创新海洋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是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以海洋资源的高效与循环利用为核心，依托循环经济理念和技术，整合相关资源，实现海陆经济大循环，实现浙江经济发展与海洋资源、海洋环境的有机协调和统一。
（三）发展绿色海洋经济，实现海洋生态系统绿色的持续发展
绿色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经济、环境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形式。它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遵循生态经济规律，将先进技术、制度创新融入到经济建设中，使得一定时期内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均实现提高，最终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绿色经济要求不能因追求经济增长而造成社会的分裂和生态的危机，也不能因追求经济增长带来自然资源耗竭而无法持续发展。
绿色海洋经济以海洋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标，将绿色理念融入到海洋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部分，通过技术创新、海洋绿色制度创新以及与环境无对抗的经济行为，最终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绿色海洋生态经济，要做好以下几点：首先，要提高绿色海洋意识。要提升社会的环保危机感和责任感，把环境保护问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核心工作和任务，发挥主导作用。其次，要建立海洋经济绿色评价体系。评价对经济工作起到了“扳道岔”的作用，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建立和完善海洋经济核算体系和评价体系，对海洋经济的科学管理和决策有着深远的意义。最后，要大力推进海洋绿色制度创新。要建立海洋排污权交易制度和海洋生态环境补偿金制度。通过制度创新促使、推动绿色海洋的建设。通过实施海洋排污权交易制度，不仅可以限定现有的环境容量下海洋排污的最大量，而且可以通过市场定价机制优化排污权利的资源配置。通过实施生态环境补偿金制度，对开发、利用海洋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其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程度或污染破坏海洋环境资源的程度征收的一种补偿金，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保护海洋环境与资源。
参考文献：
[1] 黄蔚艳，蒋逸民.浙江海洋产业发展现状、绩效及问题分析――基于产业协同角度[J].管理观察，2011，(13).
摘 要 在矿产资源富集的地区发生“资源诅咒”现象已不是个案，经过了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发展，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环境保护的压力越来越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山西经济当前最为紧迫和重要的问题之一。2010年，“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立，其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深化改革，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统筹城乡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最终实现山西经济、金融、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转型发展 新型产业 可持续发展
一、资源型依赖型区域的发展困境与转型选择
在山西，资源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长期的动力支持，然而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压力越来越大，资源依赖型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第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可持续性。资源型区域所依赖的资源都是不可再生资源，从资源开采的那一刻起，资源储量、需求规模、开采速度和利用效率等变量就决定了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命周期。据统计，在山西，自建国以来60年间，山西总采煤120亿吨，目前为止山西采煤形成的采空区达到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山西1/8的国土面积，这一系列数据都对山西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带来了严峻挑战。
第二，自然资源的开采与生态环境、区域发展的协调性。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市场对资源产品的过度需求的刺激，区域内经济发展偏重于资源开发，而忽视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城市建设的协调性发展。在山西，煤炭、焦炭、电力、冶金四大行业占全省工业比重的85%以上，单位GDP耗能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2倍以上，资源依赖型产业特别是煤炭开采、焦炭冶炼、有色金属的开采与加工等，对生态环境、生物链、生物网等产生重要影响，生态环境受到破坏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难以恢复的，经济的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长久的负面影响。
第三，产业结构的单一性。出现“资源诅咒”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资源开发的产业链较短。在我国经济增长长期处于投资拉动的状态下，对资源产品的过度需求，导致资源型产品的供求失衡，只要有产出就会有利润的供求关系激励上游产业只注重对资源产品的粗放式开采和加工，而忽视了延伸产业链条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从产业演进的角度看，煤炭产业资源有强化的趋势，生产要素向资源部门流动，制约了工业内部能够带来规模报酬递增的制造业的发展，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导致城镇化质量落后。产业结构的单一性还使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市场风险。在山西，煤炭是区域经济发展和演进的主要动力但煤炭价格受市场供求影响，价格波动剧烈，导致区域经济增长波动的幅度与频度均高于非资源依赖性区域，从而加剧了区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第四，金融资源开发滞后，金融生态环境亟需优化。金融对资源富集地区的经济发展有支持作用，但其作用低于全国水平。下图是山西省融资结构图。
可以看出，山西省的融资结构主要是间接融资，其中银行信贷在绝大多数年份都占到了融资总额的80%以上；证券业相比以前山西省直接融资市场的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很明显直接融资市场对山西省传统产业的结构升级和新型产业在资本供给方面的支持作用相比较发达地区还是相当的有限。受特殊的资源型产业结构影响，山西省的金融服务现状呈现出以下特点：融资结构信贷化、信贷结构资源化、资本市场利用不足、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服务效率低等特征。从融资渠道看，银行信贷占资源型区域现有金融服务的较大比重，相比之下，来自于资本市场、产业基金、金融租赁、信托和民间金融等方面的融资支持极为有限。从融资主体看，信贷资金高度集中投向资源型产业或资源型大企业，中小企业仍然存在贷款难问题。从业务经营看，银行信贷品种单一、收益不高，放贷“短期化”行为明显，中间业务创新缺乏动力，银行对宏观调控政策及相关信贷政策执行力不强、标准不一，风险敞口较大。从体系建设看，金融服务形式单一，商业银行一支独大，社会资源不能有效资产化，社会资源利用效率较低，社会信用观念相对淡薄，金融生态环境亟需优化。
从国内外经验看，资源型依赖型区域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是实现经济社会的转型，关键在于制定科学的产业发展规划，摆脱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严重依赖，通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提升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从产业发展看，一是在原有产业结构基础上发展循环经济，延长或扩展产业链条；二是发展替代产业，因地制宜替代衰退产业、导入新兴产业。从政策体系看，以产业政策为核心，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为配套，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提供政策支持。
二、区域经济转型中的金融因素
假设将区域经济分为两大部门：第一大部门，代表新型产业部门包括新兴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部门和从传统产业中升级的部门。第二大部门，代表传统产业部门（不包括第一大类中的传统产业升级的部门），其中决定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主要是第一大部门。新型产业获得相对于原有产业结构融资额的一个比率p的银行贷款，则新型产业部门的预算约束为：
上式表明，当提高对新型产业部门的信贷比例时，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能够在利率市场化之后得到改善。
如果再将其收益与新型产业部门带来的社会生态收益相结合，则可以得出加大对符合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产业部门的信贷支持符合政府部门和银行部门的可持续发展利益。
通过上述分析得到的启示：
（1）目前存在于银行体制中的信贷配置方式并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经济主体转型发展所提出的金融需求，需要进一步的改善企业投融资环境。金融在资源型区域转型发展过程中充当参与者和引导者角色，通过支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促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新的经济增长点又可以反作用于金融业，促进其盈利的可持续性，从而实现经济与金融的协调发展，金融规划与产业发展规划的有机衔接则是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基础。
（2）区域内利率市场化政策的实施能否提高资源的配置效应，取决于银行对代表更高生产力具有可持续性的新型产业部门的信贷支持。
（3）通过利率市场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应当以体制改革为基础，制度改革是其他改革的前提，应当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制度供给方面的优势，应当着眼于长期同时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正确发挥政府部门的指导作用。
三、构建资源依赖型区域转型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
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强化信用意识、改善社会信用环境，加强区域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完善信息采集机制，扩大信息的入库面；改善金融法治环境，加大对资源依赖型产业转型中的各类金融债权的保护力度，建立和完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考核机制；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提高全民金融意识，充分认识金融市场对资源型依赖型区域转型发展的支持作用，特别是资本市场对资源型产业转型发展的融资功能。积极引导市场主体重视营造良好的市场运行规则和氛围，降低各类金融活动的交易成本。
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合理高效的开发金融资源为区域经济转型提供全面支持。发挥政策性金融或开发性金融的先导作用，通过发行和承销长期建设债券以及信贷调节等方式，为资源型区域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项目、国有企业转型和新型产业培育提供长期性的资金支持。进而诱导商业性资本、民间资本和适度规模的外资参与资源型区域的转型发展，实现资本来源的多元化，最终通过竞争来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通过金融创新，支持优势产业发展。实施“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信贷政策，严格按照区域产业发展规划、生态保护和可持续信贷的要求，规范落实倾斜性金融支持政策；高效利用煤炭产业基金，重点扶持支柱产业发展循环经济；鼓励资源型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组建和发挥自身财务管理公司的作用，提高资本运营能力，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各类金融工具，改变融资信贷化的单一模式；进一步推进多渠道融资体系建设，通过发行股票、企业债券、商业票据以及利用民间金融等多种融资方式，既避免信用风险集聚，又可以充分利用信贷资源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加大对新型产业部门的金融政策扶持。对于产业链上具有重要关联作用或链接功能的新型产业，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担保、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信贷资源、投资基金、企业债券等予以重点支持；通过支持产业链中的新型主导企业提升自身财务管理公司或投资公司的资本运作绩效，进一步引导银行调整自身的信贷行为，创新业务模式，迎合市场需求；通过设立政府引导基金，鼓励风险投资和私募投资基金进入新型产业集群，加大对技术研发、管理创新等的科研投入，支持创新型企业利用证券市场获得更多金融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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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建设的大力发展，由其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作为经济增长发展的依托，环境问题直接影响了经济增长的成果，为了更好、更快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那么就必须将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想结合。明确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及影响，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处理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对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因此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这样才能建设科学的社会主义，达成宏伟的目标。
关键词：GDP；生态环境；经济增长
新世纪条件下，人类进入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对资源的过度利用，对自然的肆意改造，用粗犷型的方式促进经济的飞速发展，由此带来的后果便是自然坏境和资源的极度浪费，可以说人类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成为人类发展的重要问题。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生态环境，如何将两者更好的结合起来一直是人类需要探索的问题，如何正确的看待两者的关系直接关乎着社会的稳定发展。
一、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一）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互相促进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是须臾不可脱离的。离开生态环境单纯地去抓经济发展，不仅不会成功，反而会使经济发展远离既定的目标。同样，离开经济发展来谈生态环境，也不会有真正地发展。生态环境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自然基础。我们都知道生态环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经济发展虽然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如果离开了生态环境这一前提条件，经济的发展就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通俗地说，如果没有森林，锯木厂的价值就为零；如果没有鱼，渔业的价值就为零。可见，没有环境资源，经济就无法发展。从经济学的“木桶”原理来说，我们也应重视生态文明在经济发展中的能动作用。因为决定木桶容量的不是最长的木板，而是最短的木板。在如今的社会发展状况下，生态环境这木板已经越来越短。如果人们还是一味地追求经济价值，忽视生态价值，那么就算经济木板越来越长，最终也将是无发展的增长。
（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必须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是我们的后辈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我们为了发展经济，而肆意的去破坏环境，大量的浪费资源，这其中造成的破坏有些是无法弥补的，这对我们的子孙万代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人祸”。现在世界各国都已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大力发展绿色工业，无公害产业。我国是具有悠久历史和文明的大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更应该重视生态环境。同志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战略。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以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安居乐业和持续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投入的对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97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4062.6亿元，相较1978年增长了7.6%，1980年，我国GDP为4545.6亿元，较上年增加了7.8%。
1981年，我国GDP为4891.6亿元，较上年增加了5.2%，“六五”期间（1981～1985年，1985年GDP为9016亿元），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124.4亿元，“七五”期间（1986～1990年），我国GDP由1986年的10275.2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18667.8亿元，增加了8392.6亿元，“八五”期间（1991～1995年），我国GDP由1991年的21781.5亿元增加到1995年的60793.7亿元，增加了39012.2亿元，“九五”期间（1996～2000年），GDP由1996年的71176.6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99214.6亿元，“十五”期间（2001～2005年），GDP由2001年的109655.2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84937.4亿元，增加了75282.2亿元，“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GDP由2006年的216314.4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401202亿元，增加了184887.6亿元，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72882亿元，相较于2010年，增长了9.2%，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19322亿元，较上年增加了7.8%，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68845亿元，比上年增长7.7%，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36463亿元，同比增长7.4%。
从以上数据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的经济每年都保持高水平的增长，经济发展势头良好，那么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来看看因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情况：981～1998年，我国的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在逐年增加，“六五”期间（1981～1985年）为166.23亿元，占GNP（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为0.50%；“七五”期间（1986～1990年）为476.42亿元，占GNP比例为0.69%；“八五”期间（1991～1995年）为1306.57亿元，占GNP比例为0.73%；“九五”前3年（1996～1998年）为1632.50亿元，占GNP比例为0.74%“十五”期间。计划投资7000亿元。“十一五”期间我国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达13750亿元，占同期的1.6%。2001年，全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为1106.6亿元，占本年的1.15%，2002年，全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为1363.4亿元，比上年增长23.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3%，2003年，全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为1627.3亿元，比上年增长19.4%，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9%，2004年，全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为1908.6亿元，比上年增长17.3%，占当年GDP的1.4%，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05年，全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为2388.0亿元，占当年GDP的1.31%。2006年，环境经济损失总额2567.8 亿元，占当年GDP的1.23%；2007年，全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为3387.6亿元，占当年GDP的1.36%，2008年，全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总额达4490.3亿元，占GDP的1.49%，据报道在“十二五期间”我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总额将达到3.4万亿元。每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千亿元人民币，几乎占了国民生产总值GNP的9%左右。
根据以上关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GDP增长与对应期间因环境污染所带的经济损失的数据对比，我们可以分析出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污染问题。现如今，最为突出的就是“雾霾”问题，北京、上海、武汉等全国众多城市都出现了“雾霾”天气，PM2.5的持续上升，空气中的粉尘等含量的不断增加，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人们对经济增长的过度追求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应经严重的阻碍了人类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抑制。现如今经济增长和环境破坏的关系非常消极。
三、我国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消极关系的原因
（一）发展观的非生态性
长期以来，人们对生态环境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而导致生态环境成为经济发展的限制因素，主要是因为发展观还停留在传统工业文明时期。而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发展观是一种狭隘的、片面的和非生态的发展观。首先这种发展观单一的以物的现代化为价值目标，结果是重视经济增长，忽视人的发展；重视经济价值，忽视人的价值和生态价值。其次这种发展观片面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唯GDP至上。结果是生态失衡、环境恶化、资源浪费，经济只能是“有增长而无发展”。
（二）环保意识的薄弱
面对当前的生态困境，可以说人们在环境保护意识上是比较薄弱的。在全社会还没有形成有利于环境友好的文化氛围。在环境忧患意识方面，人们并没有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提高警觉，仍抱着那种公害无罪感意识，在环境道德方面，我国公众虽然对环保的权益性增加，但责任心浅薄。全民在环境知与行之间的差距明显，对环境保护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更没有将环境意识上升到环境伦理意识，形成伦理道德观念。
四、正确的处理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的对策
（一）推进经济、环境统筹协调发展
正确的处理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就必须推进经济、环境统筹协调发展，这就需要做到：
首先，必须认识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 自然界既能养育人类，也能毁灭人类。因此，必须否定人是自然的主宰，可以为所欲为的传统理论；建立经济增长比必须和自然环境相协调，人类的发展应该和自然的发展相一致的新学说。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适者成功，逆必失败。其次应当完善生产力的概念。在生产力的内容上，除了劳动者和劳动工具二因素外，必须增加自然资源的因素。没有自然资源，人类不但没有劳动对象，连自己也无法继续生存，生产力又何从谈起。在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上，除了改善人民物质生活外，还应保护和改善自然生态文明建设，二者不可偏废。第三，摆正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的关系。地球是养育人类的母亲。没有地球，也就失去了人类的生存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所必须的自然资源；破坏了地球、自然生态文明建设、自然资源，也就必然破坏了经济增长。所以必须坚决实行生态环境设保护和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方针，并且还应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第一位。
其次，从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方面来看，即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发展循环经济，充分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直接载体，是新经济增长方式和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直接反映。这就要求：
1.改变经济增长模式 经济增长模式由原来的“粗犷型”必须向“集约型”转变，原来为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惜以环境的肆意破坏、资源的大量浪费为前提，提倡“高消耗、搞投入”得到的结果却是“低产出、低收益”，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环境与资源的肆意破坏与使用。为了更好的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就必须将经济的增长模式转变为“集约型”，用“低消耗、低投入”，在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做到“高产出、高收益”。
2.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积极发展现代商贸服务业、知识型服务业和社区服务业，使产业发展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关键在于使经济的发展速度与生态的承载能力相适应。避免盲目地攀指标、比速度、超高速发展，使经济的发展建立在自然资源可承载的基础之上。
（二）树立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不仅包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包括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如今，人们对经济的盲目追求已经使生态问题形成并严峻化，生态问题的形成和严峻化又反过来危及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而如果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又将外化为社会发展、政治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乃至资源利用方式的不可持续性，这样将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所以，我们在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时，在对如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绞尽脑汁时，也要关注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1.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工业文明的人类在高扬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同时，忽视了自己受动性的一面，忽视了自然界对人类的独立性、根源性和制约性。而违背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因此，人类在对自然的征服过程中，首先要肯定自然界自身的价值。其次，要贯彻人与自然平等、人和自然统一的思想。当务之急，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发展战略，树立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处理好正确认识自然、合理改造自然、充分利用自然、有效保护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 要想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唯有将经济规划与环保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腾出更大的环境容量来为经济发展服务。人们在追求GDP、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同时，对环境的破坏、对资源的肆意浪费，由这导致的环境污染恶果也同时被人们自己吞食。据报道，2009年湖南武冈县文坪镇、司马冲镇因工厂污染，导致上千儿童血铅超标，导致超过100儿童死亡，近几年来出现的“雾霾”更是让人们“谈雾色变”，由此引发的各种疾病如癌症、呼吸道疾病等案例层出不穷，这些由于环境破坏所带来的恶果不断的冲击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就必须要有强烈的环保意识，认清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小事做起，人人都培养自己对社会对后代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责任感；对于国家，必须重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不能过度的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做好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对广大的人民群众负责，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结论
正确认识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设两者之间的关系，利用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观念去处理两者的关系，对更好、更快的发展我国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我国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国内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我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作者单位：1.武汉轻工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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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25-0026-03
2014年5月，在考察河南的行程中曾经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第一次提及新常态。经济新常态主要体现在中国经济升级模式创新，这为生态旅游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机会，使生态旅游成为改善居民消费结构和文化生活的着力点，成为旅游经济的新增长点。因此，积极研究经济新常态下生态旅游面临的环境，寻找生态旅游发展的空间，意义重大。
一、经济新常态与生态旅游的概念
经济新常态是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从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的模式，而生态旅游是为了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要求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旅游概念，两者的根本目的都是围绕可持续发展进行的。
（一）经济新常态
经济的新常态，实际上就是在经济的增长趋势上打破原有的以成本为主导的持续性增长状态，转变成建立在经济对称结构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状态。其主要的特点就是改变原有经济高速增长的速度，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在经济发展的结构上，不断的对其结构进行优化升级，改变原有经济破坏性开采的粗放型发展；在经济增长的动力上，从原有的要素驱动转变成现在的创新驱动。
（二）生态旅游
最先提出“生态旅游”一词的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它以旅游过程中游人以及开发商对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主要目的。因此生态旅游可以定义为：以特色的生态环境为主要景观，以保护自然环境不被肆意破坏和开发为主要前提，以保证游人和大自然的和谐发展为主要的旅游准则为主要依托的一种实现旅游与旅游经济均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旅游方式。
二、经济新常态下生态旅游发展现存的问题
经济新常态的提出对传统旅游的发展造成了冲击，因此生态旅游应时而生，成为经济新常态要求下的新型的旅游发展的模式。但是由于受到传统旅游对经济和环境的发展习惯的影响，我国新常态下的生态旅游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生态旅游与经济效益之间存在的矛盾
传统的旅游虽然有利于旅游经济的持续性增长，但是不利于旅游资源的再生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经济新常态提出了“改变原有旅游行业的破坏性开采，要求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于是生态旅游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必然要求，也是环境保护的必然要求。生态旅游是实现经济新常态下旅游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模式，比传统旅游更注重对环境的保护。但是目前我国的生态旅游在发展上还不成熟，使得生态旅游所创造的经济效益无法满足保护生态资源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导致旅游经济出现赤字。
（二）地区的差异，导致生态旅游的认证标准不统一
经济新常态推动了旅游行业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国家也督促各地旅游景区积极改变传统旅游的模式，向生态旅游的新模式上转变。于是，不少专家投身到生态旅游的认证和标准的建立上，以保证生态旅游能在全国范围内的旅游景区中推广，这样有助于国家对生态旅游的统一管理和维护。但是随着生态旅游的迅速发展，形成了生态旅游的多样化，需要认证的数量和制定的标准也急剧增加，加之各个地区的生态旅游资源和人们需求的不同，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认证和标准。
（三）忽略了对游客的环境伦理的教育
虽然受经济新常态的影响，我国已经进入了生态旅游的时期，但是从目前我国生态旅游景区的游客在游览中的表现来看，生态旅游对于游客而言，仅仅只是定义上的转变，无法落实到生态旅游以保护环境和生态景观上的实质中去。这主要是我国在推行生态旅游的同时，忽略了对人们的生态旅游意识的培养和道德的教育，导致我国的生态旅游处于“保护与破坏”同在的尴尬境地。这种对旅游者环境伦理教育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没有真正理解生态旅游的真正内涵，在旅游中依然存在破坏生态景观的举动；而是生态旅游景区并未在景区内放置环境教育的导游和标志。
（四）生态旅游的经营管理模式不成熟
生态旅游的经营管理的主要对象是景区所在地的政府、生态旅游开发和投资的企业、景区、生态旅游中的游客和其他构成生态旅游的相关者。只有建立完善的经营管理的模式才能实现生态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新常态对旅游业的总体要求。但是从目前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生态旅游的发展来看，由于我国生态旅游的发展还处于初期的阶段，对生态旅游的经营和管理模式的建立还不成熟，因此无论是政府对生态旅游的开发、建设、保护和检测，还是对生态旅游策划管理人才队伍的培养上都未建立完善的体系。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生态旅游经营管理模式还不成熟，无法适应经济新常态对旅游行业经济和环境两者之间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三、经济新常态下生态旅游的目标和发展生态旅游的措施
经济新常态是国际为了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可持续性发展而提出的一种经济发展的模式，生态旅游是经济新常态对旅游行业发展的根本要求。研究经济新常态下生态旅游的目标和实行措施，有助于生态旅游在我国的顺利开展。
（一）生态旅游的发展目标
目前虽然流传着许多不同的关于生态旅游目标的版本，但是总体来说，生态旅游的目标不外乎以下几种：（1）维护景区旅游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生态旅游约束了景区开发者对景区的肆意开采和对自然景观的破坏，约束了有人在游览的过程破坏环境的行为，保证了景区旅游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2）保护景区生态物种的多样性。景区生态物种的多样性是大自然的馈赠，是景区可观赏性景观之一，但是很多景区的开发者却忽略对生态物种多样性的保护，最终由于景区的扩建，导致生态物种的种类减少。然而生态旅游注重对自然生态资源的保护，保存了物种的多样性。（3）增加了游客对旅游景区自然资源的保护意识。为了实现生态旅游的快速发展，有些景区在游客进入景区的岩土，都会放置环境保护的提示语，增加了游客对自然保护的意识，让游客自觉的参与到环境保护的政策之中，促进了生态旅游的发展。（4）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经济新常态的根本要求就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因此生态旅游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旅游业及当地经济的新常态。旅游景区地方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使当地居民能够自觉的参与到生态资源的保护中。
（二）经济新常态下发展生态旅游的措施
经济新常态是社会的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旅游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旅游经济的新常态也是旅游业发展的改革目标。根据以上对生态旅游的目标分析，可以看出生态旅游能促进旅游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即实现旅游经济的新常态。因此，各国家和地区都比较重视生态旅游的发展，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主要的做法有以下几种：
1.立法保护生态环境。我国是法制国家，国家利用法律约束人们的行为，因此法律在公民的心中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在西方的其他国家，很早就有了对自然环境保护的法律条例，旨在对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公民们已经习惯用法律去约束自己的行为，因此制定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有利于在公民心中形成强烈的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使他们能够自觉的参与到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中去，促进生态旅游的发展。
2.制定生态旅游的发展计划和战略。根据经济新常态对生态旅游的发展要求，制定适应性较强的生态旅游发展计划，以便满足游客在生态旅游中的需求，使游客亲身体会到生态旅游的益处，自觉地遵守生态旅游过程中的行为要求，主动约束自己的行为，文明旅游。生态旅游的发展战略能够保证生态旅游的顺利实施，能够让生态旅游的参与者更清楚生态旅游的真正目标，具有很强的可宣传性。因此，国家或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保证生态旅游在全国范围内普及。
3.加大生态旅游的宣传力度。宣传是目前传播某种新思想和政策的重要手段，因此，可以在发展生态旅游的过程中，制定吸引力较大的关于生态旅游的公益宣传广告。或是通过一些视频的制作，向人们讲述生态旅游的重要性。目前，在生态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国家都针对生态旅游做出了不同的宣传广告和口号，比如英国的“绿色旅游业”和日本的“游客保护地球”的宣言。因此，要想实现生态旅游的发展，切实可行的宣传是必不可少的。
4.重视当地人的利益。有些旅游景区的生态旅游资源是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比如有些水边的旅游景区，他们水下生物的多种多样而闻名，但是当地的渔民却以他们为经济的主要来源，居民的大量捕捞就会造成水下生物种类的减少，不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因此，政府应该注重当地居民的利益，积极的开展增加当地居民经济的项目和方法，以提高居民的收入，这样他们就会自觉的参与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中，避免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5.加强对旅游景区的管理。对旅游景区的管理是保证生态旅游的根本措施之一，比如每天限制游客进入景区的数量，这样就避免了景区因为客流量较大而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威胁；加强景区的垃圾和污水的管理，能够加大对景区污染物的净化，保护景区的环境。景区可以对每一位进景区进行观光游玩的游客都免费赠送一本“生态旅游指导手册”，加强对游客的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的培养和教育，让游客加入到景区管理者的行列，以便于对景区的管理。
四、结语
经济新常态下的生态旅游是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提倡的一种旅游形式，我们所生存的地球资源有限，目前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因此我们必须调整原有的经济发展和旅游的模式，积极开展经济新常态下的生态旅游，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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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大庆农业生态旅游的研究——以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为例[J].江西农
业学报,2010,(8).
[2]刘美平.论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城乡的
生态消费[J].中州学刊,2015,(2）).
作者简介：嘉丹（1983-），女，四川广元人，助教，硕士，从事旅游管理教学与研究。
对长周期未来预测从来都是一种主观臆想成分居多的冒险行为，更何况对世界上两个最为复杂大国的长期比较预测，应该说，更充满风险，不可过分相信。因为，细想之下，有一些疑问值得关注。
直线式简单推理预测方法的说服力有多高
直线式简单推理预测方法的说服力和实证性不高。片面地依据过去的增长轨迹套用到未来的发展趋势，并假定超越与被超越两者均大致沿用以往的等速行进是不准确的。而实际上，未来不等于现在，现在不等于过去。虽然，在发展环境和条件不发生突变情景下，发展趋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毕竟未来的发展条件和环境未必会是过去的重复或翻版，所考察的两个经济体的基数、规模、水平和成熟度也迥异于过去，发展速度自然不可能简单重复过去的，尤其是追赶者与被追赶者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其经济增长驱动力差异甚大。
按照罗斯托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在起飞阶段通常增长速度较快，进入成熟阶段后经济增长速度将明显下降。中国是一个发展起点低、基数小、非成熟经济体，且正处于起飞阶段。过去30年中国借助于改革开放和高储蓄、高投资、高消耗、高出口等简单、粗放模式取得了高增长，但随着经济体扩大、资源剧减、环境压力加大以及经济发展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外部出口潜力与风险也相应加大。高储蓄、高投资、高污染、高出口等驱动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正如韩国等曾经崛起的东亚四小龙一样。所以，依据过去30年的高增长率来描述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是有一定风险的。而美国作为成熟经济体和创新能力强劲经济体，可以保持稳定的增长水平，在一些年份甚至不排斥相当高的增长率。因此，按照惯性思维将中美未来发展轨迹定格在过去的发展动态趋势上，未必妥当。
各种预测的一个共同点是依据把两大经济体过往经济增长的线性轨迹套用到未来的发展趋势得出的简单感性判断，缺乏实证检验，人类历史上也没有类似的案例。
超越的是GDP总量还是综合实力
预测超越的内涵不清，将GDP总量当做整体经济实力或者说综合实力，就会以偏概全。这里，超越的概念本身有很大模糊性，是综合经济实力超越还是单一的经济总量超越。实际上，多种预测中所指的超越，仅仅指GDP总量而已，但给人的印象却是综合经济实力、甚至是指一国整体实力。从本质上讲，超越意味着整体实力或综合实力的胜出，一国综合实力不仅包括经济还包括资源禀赋、人口、军事、外交以及文化影响力等多方面的内涵。仅从经济实力层面看，除了经济总量外，还包括经济结构、经济效率、持续能力、收入分配、人均收入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卫生、寿命、可持续性、竞争力、品牌、影响力等软实力元素。早在两个世纪前，清帝国GDP占世界1/3，远超任何一个欧洲列强，却败于经济总量小很多的英国、法国，后败于日本等。主要原因在于中国GDP是缺乏现代技术的农耕乡村经济，而英、法、日等国家则是基于先进技术进步的工业、城市经济。而在知识经济时代软元素对于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竞争力等意义更为巨大，甚至是决定性的。美国正致力于打造基于创新的巧实力与竞争力经济，将使其发展活力更加强劲，不可忽略。
一些中国超越美国的预测往往片面强调GDP的作用，不无以偏概全之误。至少存在片面理解，将超越仅局限于GDP，即经济总量这一元素上。还应该看到的是，虽然美国增长率较低，但因为基数大，其一个百分点的绝对值相当于中国3个百分点的增长，加上美国的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技术创新而非投资规模扩张，其可持续性要高出很多。
此外，GDP总量也掩盖了居民福利水平这一关键性本质。不讲人均所得而奢谈大饼多大，有舍本逐末之嫌。做大蛋糕的根本目标在于使每个社会成员分得的份额相对均等地增多，否则，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没有同步提升，社会公平正义残缺，整体人力资本难以提升，富豪大量转移财富等。这些都会使这个国家的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动乱等灾难中，最终使其一度直线式飞跃的发展态势逆转。拉美一些国家就陷在“中等收入”泥潭数十年难以自拔，无法顺利前行。殷鉴不远，值得重视。此外还要考虑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经济质量效益、可持续性、人均收入与财富水平等要素。如果经济总量实现了对第一大国的超越，但百姓还处于普遍贫穷的境地，或者与被超越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数倍，社会福利水平天壤之别，则无论如何有愧于“第一大国”的身份。这样的所谓超越绝对不是货真价实的超越。
对未来的发展变数考虑如何
各种预测没有或者较少考虑到未来赶超者与被赶超者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将其十年或十年以上的长周期发展环境与条件假设为风平浪静。而这种假设往往难以得到现实的支撑。世界发展实践证明，各种大小危机层出不穷，这些对中国的经济顺利发展必然产生意料之外的冲击，类似于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尽管这次危机对中国等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也主要依靠强大的政府财政政策，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才化险为夷的，但较重的强刺激后遗症迄今还未痊愈。未来，面对类似甚至更为猛烈的外部冲击，中国还能如此轻松过关，率先复苏吗？
此外，美国依据其美元霸权还可以通过增发国债、货币、美元贬值等方法吸纳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财富，不能低估美国等发动货币战争来削弱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保持美国财富增长的阴谋所造成的各自力量此消彼长的效果。如据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室张岸元主任将每年外汇储备增量以当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测算换汇成本，再以升值后不同汇率水平测算汇率成本得出的测算结果，2003-2010年中国仅新增的外汇储备帐面汇率损失额就达到2711亿美元。美国实施的新一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将给第一美元储备大国的中国造成何等损失尚需时间来估算。美国等面对中国的崛起强化封锁、围堵、打压和排挤的势头可能会愈演愈烈。如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大国责任、不再给予中国发展中国家优惠地位和政府援助、要求增加中国联合国会费等。
一些预测很难说是严谨的、负责任的或者说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结论
基于上述的分析，虽不能肯定所有预测都属于瞎子算命，但同样不必怀疑的是，一些预测很难说是严谨的、负责任的或者说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结论，很多所谓预测甚至可能是一些所谓学者或机构的信口开河，或者只是制造数字游戏，哗众取宠，甚至也不排除一些境外学者和机构捧杀中国的企图。既然这样，就应该冷静看待各类预测，包括权威机构的所谓中国超美之类的预测，更不能以很中听、经不起推敲的数据当作充饥之饼，并将其作为自然而然的必然结果，飘飘然，进而押注于中国自动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坐等宏伟蓝图的自动变现。夺回200年前被美国摘走的世界大国皇冠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但梦想要脚踏实地、一步步达成。首先，需要对“超越”验明正身，做出全面而深刻的诠释，不能只满足于GDP总量这一远非衡量和界定世界第一大国的真实含金量的标杆，这些是杜绝片面、曲解和投机取巧的前提。
追赶正在途中，超越远在山外。面对超越预测热，需要更多冷思考，尤其需要更多汗水与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