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0 17:24:3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法治与文化的关系，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具有同质性，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历史经验证明，和谐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调节中实现的，而实现的重要手段就是法治。因此，法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它可以为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塑造诚信友爱的社会精神创造一种基本的制度环境。
随着中国法制的健全，从法治文化建设、法治基础的设立、法治观念的养成到法治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人民的法治观念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着重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一、法治文化和和谐社会的关系
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历史上，法治从来就是和民主相联系的。所以，我们所倡导的法治文化的基本内涵，则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精神的高度凝炼。以人民民主为内涵的法治文化，在价值观念上，体现主体平等观、诚实信用观和法律至上观；在意识观念上，体现自由、平等和人权。人民民主和法治文化的这种内容和形式关系正体现了先进文化的阶级利益和民主特征。
党的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不仅在经济领域取得巨大成就，而且整个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多年来，人们的思想、观念、认识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由市场经济发展引起的人们在法律等方面从观念、思想到制度、行为的变化，深刻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法治文化在我国的迅速发展，也有力地说明了市场经济一定要建构与自己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法治文化体系。
就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而言，其具有现代性和开放性。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以及法律趋同化现象的出现，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与西方的法律文化必将相融并存，整个人类社会都在向着和谐法治的方向发展。
二、和谐社会建立在民主法治之上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将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政府的权力受到合理的监督和制约，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制度与法律的自身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社会。要达到这种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必须得到崇尚并且在社会运行中发挥根本作用，因此法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在公民与公民关系的和谐问题上，社会主义法治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单个的人作为民事主体，经常性参与到大量的社会活动之中，这种活分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如包括亲子、亲属、夫妻在内家庭关系，邻里关系，雇工和雇主关系，同事关系，师生关系等等。社会主义法治以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为着眼点，以对公民间权益冲突的协调作为社会关怀的一种手段，无论是在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还是在促进人与人和睦相处的温情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方面，都起着不可小觑的基础作用。
社会主义法治为市场主体开辟和建立了不同利益阶层表达其各种诉和建立了不同利益阶层表达其各种诉套公平的矛盾与冲突的解决机制。通过这一平台和机制，国家可以有效引导各种利益主体以理性、合法的方式，在表达利益诉求的基础上，使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得以解决。
和谐社会是一个公平正义、充满活力、诚实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也是一个多元互动、合作互助、理性人本的社会，而这一切美好社会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完善的法律对社会关系的全面有效的调整。
三、和谐社会促使法治观念的养成
和谐社会一定是一个法治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健全的法制。这标志着我们党对法治重要价值认识的又一次飞跃，标志着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和谐社会是我们党的一个治国理想，又是一种治国方略、治国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治国结果。
“和谐社会”是行为规范的社会。社会的规矩是社会行为的准则。人生在世，无不需要制衡。这种行为规范就是法治。同时历史经验也证明，和谐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调节中实现的，实现手段之一就是法治。
中国的法治建设不仅在于制度层面要加快，更需要精神、信仰、文化的指导。实现法治不仅表现在法律体系的建立，而且在深层次上表现为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及行为方式等方面的深刻变革。就国情而言，我们的法治缺少的是像西方社会那样自下而上的法治精神的养成过程。所以中国只能走一条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显然，没有法律文化传统和法治观念，将成为中国依法治国方略、和谐社会思想在贯彻、落实中的一大症结。
法治观念培养的更要注重以下问题：
1.用好社区法制讲座，促进社区居民良好习惯的养成。通过开展深入持久的普法教育，使全体公民养成依法办事的良好行为习惯。人与人之间才能和谐相处，社会秩序才能正规有序，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稳固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2.用好社区法制讲座，充分发挥法律祛恶扬善的预防功能和调解功能。每个社区如建立一个调解办公室（兼法律咨询室）就可以充分发挥法律祛恶扬善的预防功能和调解功能，从而强化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和相互接纳的意识，把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结合起来，使全体公民既遵纪守法，又诚实守信，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稳固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3.社区法制讲座方式形式多样。讲座不搞一言堂，把它和咨询、座谈、演讲相结合，尤其是社区法制讲座必须采用案例教学。以前填鸭式的教育方式往往会抑制社区居民的积极性，丧失学习的兴趣，而案例教学的特点是自己动手做。社区居民是课堂的主人，律师是组织者。
四、法治在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念应在法律意识形态层面上获得理解。必须意识到，坚持法律观的指导地位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律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求。通过法律意识形态进行主体建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实践过程中则要关注此种建构的目标和方法。
1.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市场经济发展的和谐。和谐社会是市场经济和谐发展的社会。由于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等特点，还有市场主体的多元化，难免发生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这是市场经济自身所无法克服的，这就需要运用法治等手段，协调和平衡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来实现市场经济运行的和谐。
2.监督制约行政权力，实现政府管理社会的和谐。一旦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受到行政权力的侵犯，他们可以获得及时而有效的法律救济。法治的政府应该以服务优化作为行使管理职责的指导思想，依照法律赋予的职责，提高在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科技服务等方面的质量和水平，满足不同阶层的需求，促进社会和谐。
【关键词】法治 政府 制度 创新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我国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我国通过官方阐释表达出了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性。随后，在江苏镇江视察的过程中又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思想，这为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文化支撑。中国正在逐渐探索中走出自己一条独特的法治之路。
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性
我国在十上规划了到2020年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作为法治中国内容之一的法治政府也成为我国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逐步凸显，冲突加剧，依法治国建设也进入关键时期，建设法治政府的任务也更加迫切。
首先，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建设法治政府，因此要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加快政府建设的步伐。在法治建设方面，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适应中国国情的法律体系，实现了有法可依，但在具体实践上依然存在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等问题，由此可见我国在法律执行和实施体系建设上还有所不足。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构，它有维护法律尊严的义务，也是遵循和实施法律的主体，因此法治政府的建设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依法治国的水平，政府机构的执法质量不仅关切着社会大众的利益，也与政府公信力密切相关。政府在行政过程中，应高牢记依法行政的要求，带头守法、严格执法，提升工作的法治化水平，从而推动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
其次，我国实现小康社会、进行全面改革，需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我国目前的改革是深层次的持续改革，同志曾在讲话中指出，任何改革都应在法治框架下进行，要在改革中运用法治思维，以法治促进改革。社会的改革实质是利益关系的改革，这必然会引发社会矛盾，为此应该加强立法工作来协调利益关系，为改革的开展提供法律支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一便是全面深化改革，而改革所带来的风险也是前所未有。在此背景下，法治的力量更为凸显，应以法治的视角来审视我国的改革问题，并运用法治思维在社会上达成改革共识，通过法治方式来为改革营造稳定环境，最终还要通过法治规范来保护改革的成果。由此可见，法治在我国深化改革和小康社会建设中地位之关键，建设法治政府也迫在眉睫。
最后，建设法治政府有利于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我国进行法治建设的目标之一便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我国公民享有自由和权利提供了保障。但几千年的封建体制使得我国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在政府与群众的关系上，往往政府处于优势地位，而群众处于弱势，政府为了自己的目标追求无视甚至是侵犯群众的合法权益，这破坏了社会公平，违背了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此必须进行法治政府建设，规范和监督政府权力，使之依法行政，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维护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政府制度创新的困境剖析
在确立了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后，我国政府便积极进行制度改革，如改革领导体制，强化政府责任人制度，完善对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监督和考核制度等，通过这些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政府权力，促使我国政府向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但在具体的法治政府实践中，我国依然存在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创新活动超出制度边界、寻租腐败等问题，这也反映出我国政府在制度创新上还存在诸多困境。
实践中的困境。首先，政府制度创新动因的非法治化。任何事物进行改革的动力都在于能够从改革中获取自身利益。政府尽管是一个公共组织，但政府组织本身由政府工作人员等单个个体组成，因此它包含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两种形态，个体的逐利性驱使其利用权力来维护自身利益。但政府法治化改革的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因此必须消除双轨制带来的负面影响，防止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与民争利，但法治政府的制度创新必然会触动政府人员的个人利益，这使得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不足。
其次，制度创新行动的非法治化。一些地方政府在具体的法治化建设中，其往往利用制度创新的幌子而进行人治，以人治制度创新代替法治制度创新。一些政府在具体的行动上依然没有改变“官大于民”的思维，常常在政府治理中采取暴力手段来实现目的，这无疑是违背法治精神的。
最后，在创新效果上也出现非法治状态。政府的制度改革往往以权力作为支撑，这造成政府权力在改革中迅速扩张，而政府法治化的出发点是限制规范政府权力，由此可见政府制度创新的初衷与最终结果很可能背道而驰，这使得法治政府的制度创新陷入恶性循环。
体制带来的制度创新困境。在法治政府中，相关主体在制度框架下进行法治治理，而相关制度又是通过主体的执行而发挥效用。因此法治政府必须处理好制度与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主要包括党政关系与央地关系两个方面。
首先，党政体制上存在非法治化。法治强调平等、规范与统一，在法治理念下，党政之间应平等的接受法律的制约，政党也应遵循各项法律法规。但在现实中，我国却不断出现党法与国法矛盾的问题。而且在党政关系的行为中也存在诸多违背法治化的现象，如一些党委人员却兼任诸多行政职务，这给大众造成执政党与政府二者一致的印象，一旦政府出现过错，群众同样会迁怒于政党，这威胁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地位。
其次，行政体制具有非法治化特征。这里的行政体制主要是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调适。在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相同的组织架构，当权力不明晰、缺乏约束力时，央地两级政府便能够同时不受法律制约，这显然不符合法治政府中制约政府权力的要求。而且随着我国政治体制、财政体制的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不再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这使得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利益博弈，进而带来央地关系、政府行为的混乱，这也违背了法治对秩序的追求。
法治政府制度创新的机制困境。法治政府建设需要一个约束政府权力的机制，但目前我国在机制建设上却存在诸多不足，这导致政府行动和政治生态都出现非法治化。我国政府为实现法治化目标，往往采取一些创新行动，如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来集中处理严重的消费者侵权案件，但实际上在日常市场活动中，一些工商部门往往不愿意接受和处理公民个体的消费维权案件，这不仅纵容了消费欺诈行为，侵害了公众的合法权益，还让民众感受到政府部门的不作为。此外在日常事务处理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工作模式机制和约束机制，政府部门间普遍存在互相推诿、官僚作风等问题，这降低了政府行政效率，也激化了官民矛盾。政府的政治生态主要是指政治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一个法治化政府，权力应受法律约束，法律高于政治，但在现实中却往往是权力高于法律，出现政治干预法律的现象。当然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法律自身具有局限性，需要以制度创新的途径来完善自身，如依法处理的结果过于违背道义人情，往往会需要政府的干预。但多数情况下，权力干预法律将会削弱法律的权威性，强化社会的权力意识，这无疑阻碍了法治政府建设。
政府制度创新困境的原因
首先，人治传统的惯性阻碍了政府制度创新。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绵延了几千年，它曾给中国带来了数千年的文明，而在这千百年帝制统治中所形成的中国式思维和逻辑一直延续至今。即便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国家也有法治治理体系，但长期以来却是权力凌驾于法治之上，人治思想根深蒂固，这成为当前阻碍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一大因素，也是政府难以进行制度创新的因由之一。在人治思想下，政府往往呈现出权力扩张的特性，而在专制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往往是一种依附关系，缺乏真正的信任联系，这导致社会个体难以团结在一起捍卫自己的权利、自由，失去了政治法的根本。在人治背景下，中国形成了人情社会，人们在维护自身权利时，首先想到的不是依赖法治，而是寻求通过各种人际关系来解决，有的甚至利用这种关系来为自己谋取私利，产生大量腐败行为，而目前这种人情思想已经极大的影响了依法行政、司法公正，阻碍法治政府的制度创新。
其次，当前中国的社会文化理念也不利于法治政府建设，阻碍政府的制度创新活动。我国社会依然存在传统宗法思想。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以血缘、亲缘以及地缘为纽带而形成的交际网络，在这一结构中强调礼治，形成长老政治，并不认可甚至是忽略外部的法治制度，这种社会结构在基层乡村尤为明显。因此政府在试图通过制度创新来进行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往往要受到当地社会文化风俗的影响，在宗族社会之中，地方行政机构缺乏政治权威性，而即便地方政府在遵守习俗的基础上进行局部性制度创新，但一旦出现不服从文化习俗的举措，便会被看作是政治鲁莽，如果改革失败，更是要承担政治后果，这使得法治政府的制度创新成了与宗法制度、社会习俗之间的博弈，政府在改革中难以大展手脚。
最后，法治改革存在内部逻辑矛盾。一是过于追求效率而导致改革适得其反，我国在为实现政府法治化而进行的制度改革中，许多创新内容是以提升行政效率为目标的，并因此而实现权力消绑，但一旦改革的主导者离开，这些改革举措往往便被后续政府废置。二是暴力手段阻碍了政府制度创新。我国政府为了快速获取改革效益而往往采取暴力形式推广创新制度，这容易引起大众的不满甚至是敌对情绪，既不利于新制度的顺利施行，也损害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这就违背了法治政府中政民良性互动的要求。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政府的制度创新本身便是伪创新，如强制拆迁制度中充斥着暴力，严重违背民意，更非法治化所需。
法治政府制度创新路径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制度创新，首先是提出具体措施，并由创新活动来落实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建设法治政府，之后再在已经建立的法治政府之上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工作，最终实现法治中国的建设目标。我国法治政府的制度创新要克服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人治的惯性思维，需要理顺党政、中央与地方以及府际之间的关系。
党政体制的法治化。我国法治政府制度创新的阻碍因素之一便是党政不分，出现以党代政的问题，这样无从谈起政党约束政府权力。因此要建设法治政府，深化改革，需要实现党政关系的法治化。所谓党政关系法治化，主要是指在法律指导下，党政各司其职，党应依法领导政府。首先，要政党去行政化，改变入党做官的观念，政党可以更加关注政府监督与社会组织方面的事务，而政府则主要负责行政事务处理。政党的部门设置应根据社会需求，而非针对政府部门。其次，可以将党政关系纳入到监督体系之中，如在宪法中明确党政关系，实现宪法监督，还可充分肯定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使之对党政不分或以党代政现象进行曝光监督。最后，还要提升党务工作人员的法治素质，党务工作人员应该了解基本的法律法规，并自觉遵守，为社会成员的遵法守法起带头模范作用。党政关系可以说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只有理顺党政关系，政府才能够正常发挥职能，制度创新活动也才有所保障。
现代中央集权制度建设。我国在进行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还需要正确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正如有专家所言，中央集权制的理念和制度一直支配着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安排，无疑，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如何继承和改变传统、借鉴和学习西方以对未来的中央集权制进行调整，也将会对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为此，我国应该建立有限度的现代中央集权制度，这可以解决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结束博弈关系，推行政府法治化建设。
现代官僚制度改革。阻碍政府法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官僚作风，对官僚体制进行限权是我国政府法治化进行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官僚体制的法治化，首先要整肃吏治，除了继续加大反腐力度外，还需要完善官僚制度，注重官员个体的道德素质。其次要进行官制变革，这主要是要变革公务员考核体系，在公务员考试中要强化法律素质考察。官员的升迁考核指标也应该更加多样化，让更多有真才实学的人员参与到官僚体制之中。最后，要注重权力限制。官僚制的核心是理性精神，这与法治建设的要求一致。理性的官僚制是要求公务人员以理性客观态度处理事务，而非以个人的感情好恶来办事，因此可以说官僚制崇尚法治、摒弃人治。我国的官僚制改革应该从关注级别区分转移到关注专业分工，即要根据职务来分配相应责任，这防止因过度关注级别分工而带来官本位问题。当公务人员的权力是来自法定职务时，他必然也受相应的法定责任约束，个体的权力也才能够得到相应限制。此外，在法治化建设过程中，政府工作人员不仅是执法者，而且也是守法者，他们需要有在法治框架内进行制度创新的能力。为此，政府工作人员应提升自身的法治素质，这能够提升政府的执法质量。一方面在公务员录取考核时便要侧重法治素质的考核，另一方面要不断对公务员进行法治素质培训，使之法治素养能够适应时代要求。
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制度创新。西方国家借助文艺复兴来对理性政治进行大讨论，而我国也可以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求法治资源，并借鉴进行制度创新。如我国的古代社会强调礼治，这是我国古代维护社会秩序的规范，是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规则体系，因此古代的礼治与现代法治有相通之处。礼治思想在我国依然有深厚的存在土壤，因此我国政府在创新制度推进法治建设过程中，应该客观审视礼治及其规则内容，而非将其全部看作封建糟粕，政府可以适当利用礼治思想来推行法治内容，而不是将所有的礼治制度铲除。此外，我国的法家思想也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法治资源，法家提出了公器、执国命、分封等概念，形成了一套法治话语体系，现今的政府制度创新可以从中汲取营养，也可将这些法治资源现代化，这更符合中国国情，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减少政府制度创新的阻力。
（一）德行并施，以德为主
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中，一直以道德的教育为主，而刑法处于辅助的地位，社会关系的调整德育才是根本，刑法只是工具。道德的教育从家庭开始，孩子的教育更是以教育做人为开始。即所谓“德主刑辅”: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肋焉。修身、治国、平天下，首先人必须要有自己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服众，才能出仕为官。有学者甚至认为，无法分清哪是法律，哪是道德。可见，法律与道德的融合关系之深。古代有“为政以德”的思想，要求统治者重视德育，反对苛政。刑法只能处罚已经发生危害的事实，而德育却能够阻止危险行为的发生，即“止邪于末形”。儒家思想坚决主张先教而诛，强烈反对不教而诛的刑法。在这方面可以看到，其积极的一面，但从历史长河发展的演进而看，这种思想限制了法律的发展，使得法律一直就是政治和德育的附随而已。
（二）皇权一统，天下无双
皇权是最神圣的、最权威的。“朕即法律”，古代帝王位于是权力金字塔的顶峰，掌管一切生杀大全，具有至高无上的独尊帝位。在封建社会能够存留下来的思想，无不以维护皇权正统为要旨，即使不愿意涉及政治的，也只能回避这个问题。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更是极力的维护皇权，通过三纲五常，来束缚人的思想，确保大家对皇权无二心。在法律上更是对处罚皇权的行为处以最重的刑罚。“十恶”罪名，是违反封建皇权统治与纲常伦理的大罪，一旦触犯，便处以极刑，且不适用封建的“议、减、赎、当、免”等减免刑罚的制度。在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是帝王的“治民之术”而已。从犯罪人的主观出发，考虑行为的主观恶性。法律的出现主要是用于制裁那些不服从教化的人
（三）以礼统法
中国古代的法律中，以“礼”治国，更深早于孔子的思想，后来的儒家思想，其实就是对“礼”的维护。西周时期，周公制定礼，维护周朝统治，周末以后礼乐崩溃，孔子周游列国希望“礼”能重建。儒家思想对礼进行概述和升华。例如，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又如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公，类之纲纪也”。传统礼法主张“君君、臣臣、夫夫、子子”的等级秩序，维护封建纲常伦理和封建宗族制度。在“礼”的作用下，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保护规范的是整个集体的利益，不重视个人的利益，当个人利益触犯集体时，就必须受到惩罚。当然，“礼”并不排斥法律，儒学重要思想代表人之一的荀子更是提出了“隆礼”与“重法”的主张，到了汉代，董仲舒、贾谊提出了“礼法并用”的主张。从中国传统的法律来看，礼与法虽然并用，但礼是主导地位的，违反礼的罪行要比一般违法犯罪受到的处罚要重。“法”必须要以“礼”为纲。后者在定罪量刑上也起着主导的作用。
二、中国传统法文化与中国法治发展的关系
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法治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是在儒家法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冲突的过程中实现的。
(一)传统法文化对法治发展的局限性
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形成是经过千年的积累和完善，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的。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对当今法治的进步贡献是受限的。一方面，其思想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影响着当今很多人的价值评价，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多年来，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大有改观。但是思想仍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是被西方法律思想强行打破和侵入的，距离今天方才百年历史，如果要求中国走上向西方高度民主文明的法治国家，要求中国用十几年的时间来完成，无异于痴人说梦了。目前由于中国的法治进程才刚刚起步，其中有现代法治思想，有用千年积淀的文化思想，造成了如今导致区域法治发展的多元性、多样性的形态。使的我们难以对付和招架。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法精神就很难得到我们整个民族的认同。因此，传统文化应该放弃，而主动接受基于工业文明而来的西方法律。
(二)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击
从汉武大帝北上驱逐匈奴建立大一统帝国开始，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强大、最富饶的帝国。法律上更是具有先进性。到了近代，西方通过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西学东渐开始了。其以巨大的冲击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原来的发展方向，使之在多少有些屈辱的方式中被迫转型，向一个未可知的现代社会过渡，而今天，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追求市场经济的社会势必要去改变传统法律文化中限制人身束缚的内容，以便利于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活力有赖于建立起保护法律权力的环境，而这种法治环境在发达国家往往被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同时经济追求最大化利润，在追求利益上是排除道德的，利益越大，越敢背离道德。因此，市场经济下改造传统并不能全是有益于的改变，有的反而企图毁掉传统中有利于社会和谐的一面。这时候每个立法者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念，懂得何时取舍，懂得如何去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思想，不能在区域法治发展的外表下，行的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的一面。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我国当前法治发展的思想分析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法治发展的消极不利思想
“礼”和“德”作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基于其产生的根本经济基础，我们就不能否定，它在当今对于法治发展消极的一面。第一，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重礼轻法，以道德为中心的泛道德主义思想。泛道德主义是指伦理国家应当以道德教化为主要手段，达到自我约束的状态，法律只起到了有限的次要作用。用礼让来调节社会矛盾，调整人际关系，夸大道德教化功能，轻视法律的作用。第二，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泛刑主义思想。泛刑主义指所有的法律都具有刑法的性质，几乎所有法律关系领域都可以用刑罚手段来调整，甚至在现代人看来完全应由道德来调整的行为，也往往被刑罚所覆盖。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法即刑，刑即罚，法律即暴力，它是且仅仅是镇压的工具，这样泛刑主义传统在现实社会中也时有体现，直到今日，有些人仍然认为违反法律，就一定追纠刑事责任。第三，中国传统法文化中坚持“人治主义”思想。人治主义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力主“人治”高于“法治”，其核心思想是反对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它确信只有让国家的治理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握有不受或不完全受法律限制的权力，才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会秩序。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区域法治发展的积极有利因素
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法律文化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至今对于人的影响都是深远和深刻的。传统法律文化追求“和谐”思想，重视“德治”的思想。人应与自然和谐，应与人之间和谐。法律一直追求“天人合一”的状态，这是从古至今，人们都在最求的一种积极的精神境界。“社会关系之所以不和谐根本原因是利益协调的问题”，中国传统法文化将和谐定位为法律的价值，在立法上的表现就是以严格维护礼确定的和谐局面为出发点，在法律的实施中也以维护礼所确定的“和谐”为目的，“和谐”成为法的出发点和归宿。用礼来分配利益，评判法律的好坏，不是看正义、自由和效益，而主要是看法律在法治国家中，把国家和谐是否安定有序作为评判的标准。对于“德治”的思想。古人认为应“以德服人”“政者正也，子率以正，熟敢不正”“为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儒家看来，法治近于霸道，与道德相比是较低一等的统治方式，因为法律主要是通过人对惩治的恐惧而起作用的，是对外在力量的屈服，是强迫与被迫的结果。而德治则是人的内心感化，通过道德力量改造和净化，从而消灭邪恶，这才是理想的治国方式。传统文化中的德治思想是中华民族自古的传统美德，对于当前区域法治来说，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也是应有之义，而市场经济需要诚实守信。而这就是传统美德的内容。德治思想，其核心是指规范人们在社会中为人处事的法则。是依靠“良心”办事，修身齐家必须有良心，良心好坏是评价一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
四、走东西兼采、德法并施的中国法治发展之路
【关键词】法治 法家思想 法律至上
一、中国古代“法治”思想
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理论最早是由战国时期的法家提出来的。法家是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的主要流派，他主张以法治为特征。法家的先驱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早期代表人物为战国时期的李悝、商鞅等，而战国末期的韩非无疑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家的法治要求“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同时强调以国家暴力作为法律的后盾，认为法律的强制手段是统治国家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的方法。法家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法家思想认为只有根据新兴地主阶级意志制定的法并坚持加以贯彻实施就能轻而易举的治理好国家。法家维护“君臣上下”的统治秩序，认为国家不仅要具备统治和惩罚力量，还必须由权重位尊的君主来行使权利。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独一无二的地位，其关键在于以法相治。在处理臣民关系方面法家主张“治民无常，为法为治”即以法治民，因为人都是为了自己而生存，好利恶害是人的本性，从而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利害关系。
二、现代“法治”的特征
“法治”首先应当是一个历史概念，在《政治学》里，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概念加以了阐述，他说：“法治，应当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其本身又应当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进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良”。亚里士多德将他的正义论作为法治论的核心，并认为法体现了人类正义及其理性原则，实行法治是为了公众的普遍利益，他并非为某一阶级利益或个人利益服务的宗法统治和专横。西方近代以来对法治理论的基本精神讨论大多趋于一致，英国法学理论家A.V.代赛(Dicey)曾在19世纪末指出，法治是英美等国体制的特征，与欧洲大陆国家形成了对照。他强调法治的三个方面：一是个人只有在普通法庭中以通常方式被判为违法，便不得受到惩罚；二是每个人无论地位或条件如何，都受所在地的普通法律的约束或法院的管辖；三是宪法是法庭所规定和保护的个人权利的结果。
综上，法治的精髓在于法律处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统治者也应当受法律的约束，而这一思想已经成为现代法治思想的常识，也成为法治社会的思想基石。
三、我国古代“法治”思想的困境
1.“权力至上”传统观念的局限性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政治传统和法律文化一向崇尚权力至上，推崇礼治而轻视法治，把法律视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在中国古代社会皇权的至高无上使得法律只能成为皇权的附庸。作为封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同时也理所当然的是全国的最高立法者、司法官。皇帝的特权地位决定了历代法典中从来就不可能有约束皇帝权力的条款，相反，皇帝始终支配法律，凌驾于法律之上，同时，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还强调道德的内在超越。对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影响深远的儒家思想主张治国以礼、以德不以法，推崇礼治和德治而轻视法治。儒家思想认为法作为一种客观且形式化的规范，对人仅构成外在的约束，且的治国中的作用有限，仅是一种治国工具。而在近代法治社会，尤其是西方法治社会，法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相信法律最初根源于上帝或自然法，这样，法从某种意义上就代表着对上帝的信仰，而不是一种外在的工具。反观中国的传统法律思想中明显缺乏这一种将“法治”成为可能。
2.中国古代法律的特权主义观念与现代法律普遍适用原则的冲突
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专制权力行使的限制，法律将秩序和规则引入私人交往和政府机构运转之中，在自由的秩序之间维系一种必要的平衡。在法治社会里，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准则，他不仅意味着一切人都要接受法律的规范，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意味着法律的适用范围和对象都具有普遍的意义。法治强调法律制定的精确、具体和明确，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这一点恰恰是我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法治思想”的薄弱之处。在中国古代社会“法”始终屈从于君威之下，只是保障君力的工具和手段。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所谓的“法治”思想具有明显的特权法性质。现代法治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在中国古代法中是不能够实现的。
3.权力本位原则与义务本位原则的冲突
权利是人类文明社会所具有的一种实质性要素，它既是人的基本价值追求，也是社会文明演化进取的不可少的力量。但是在古代封建社会中皇帝掌握有无限的权力，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口含天宪，言出法随，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必定道德化或宗教化，重伦理轻法理，大量的道德规范或宗教规范被统治阶级的国家化为法律规范，道德原则和宗教信条亦被奉为法的精神。法的制定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义务本位”法的社会中，强调的是一种服从，少数人享有特权，而大多数只享有少部分权利，甚至根本无权。中国古代法律规定绝大多数是以义务规范的行使出现，要求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绝对服从、地位低者对地位高者的绝对服从，同时，在法典中对民众的权力只字不提。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平等、不自由是其显著的特征，所以，这样的法律当然是以人的义务为其首要任务。而这样的“法治”理念与当代法治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在以权利作为本位的现代法治社会里，法律首要强调的是人的自由、平等、民主和文明，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自由、平等、民主和文明所享有的主体不完全相同，但是，都是以这些价值作为导向。
四、结束语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法家所倡导的用法律来治理国家，最终还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维护封建等级特权，其制定的法律反映的只是少数特权阶级的利益。而对中国影响最久也最深的儒家思想的这种“法治”观正是当今中国社会法制建设的重大障碍。今天的以法治国是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管理国家事务，这与中国古代的法治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当今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立足于现实，同时借鉴古往今来的优秀法律文化才能使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优越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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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范忠信.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关键词：法治；自由主义；自由价值
中图分类号：D9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7-0115-02
在制度技术层面上，中国的法治发展有很多是借鉴西方法律制度。肇始于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形势，促使其他的社会领域需要统一的社会规则来加以规范，故此法治层面之全球化渐显端倪。西方法治崇尚个体自由，而中国文化传统，缺乏独立的个体意识和个体自由。鉴于此，阐明东西方自由主义法传统的差异，对我国转型期法治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我国当前法治自由价值的研究现状上看，主要集中在法学理论领域，自由作为法治的核心价值已被确认，但却缺乏对其深入、系统的阐述、论证。本文采用比较研究方法，揭示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发展的概况，并就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差异产生的根源进行探讨，对中国法治自由价值进行深切关注。
一、西方自由主义之概况
自由主义法学是当代西方一个重要的法学流派，而自由作为西方法治的核心价值，其理论上的自觉发展从古希腊开始走过了漫长的演化过程，人们对法治自由价值的理解与认识也一步步深化。
1.启蒙思想家突显政治自由的法律
启蒙思想家认为政治自由是法律下的自由，坚持自由应该从公民自由、社会政治与法律这几方面来加以讨论。洛克在其《政府论》一书中，先是从人类原始自然状态加以论述，论证了自然状态、自然权利以及自然法，并提出自然状态是必然要过渡到社会状态，而人的自然自由终将转变为社会自由，也就是前文所述的法律之下的自由。在此之后，孟德斯鸠则从自然法与人为法的关系着手，将讨论法律与自由关系的核心转移到政治领域中的自由问题上。洛克和孟德斯鸠突出政治自由的思想为英国自由主义法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样，另外一名极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则丰富了社会契约论的内容，他把“公意”视为法或权利的基础，他注重社会群体及共同体的利益和要求，赋予了自由主义新的内容。
2.康德与黑格尔张扬自由的理念之法
康德的社会理论受其在哲学史上哥白尼式革命的直接影响，他认为“认识对象围绕认识主体来旋转”，打破之前认为“认识主体围绕认识对象旋转”的认知，从而提升了认识主体的地位。同时，他张扬自由的社会之法，认为社会应是“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与别人的自由共存共处的社会”，这才是真正自由之体现。而黑格尔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卢梭的观点有所继承和发展，他注重对于个人主义的个人概念的质疑，同时，也注重找寻共同体和个人之间的联系，以将两者紧密连接起来。由此可知，黑格尔所认为的自由并非单纯个人自由，真正的自由应该是在普遍自由及共同体的自由与个体自由相结合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可见，康德与黑格尔都将自由与法融为一体，并认为法的本质属性为自由[1]。
3.马克思回归生活世界的自由与法律
黑格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就是在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扬弃。对于黑格尔将国家与市民社会加以明确区分的观点，马克思予以继承，但是将黑格尔的认识加以修正，并得出“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结论。且马克思认识到，国家和法是存在于一定社会物质生活关系之中，要将国家和法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情况相联系；而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由于市民社会中物质利益的冲突和矛盾使得国家丧失了其应有的权威，法律也沦为维护单方利益的工具。由此可见，马克思以更加复杂和辨证的方式来看待自由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这又是一大进步。
二、中国自由主义法传统
“自由”代表了人类的最高理想，可以将其划分为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两种，而政治自由是外在的，精神自由是内在的。总的来说，中国文化侧重于精神自由，而西方文化则侧重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在西方得到了全面而系统的发展，并形成自由主义，而反观中国，自由的发展却远不如西方那样的顺利，纵观整个中国法律思想史对于“自由”、“自由主义”的描述非常之少，笔者将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及流派作如下梳理。
1.道家之自由观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道家、禅宗可谓是典型的注重精神自由的代表，他们为追求精神自由所设计的理想人格就是最好的体现。道家、禅宗所追求的是对于世俗、欲望、外物的一种超脱，从而达到心灵上的纯净与自由，而这是需要从修养中才能获得的自由。除此之外，这种自由也可以从认识上予以实现，也就是改变对外物的看法从而从外物的羁绊中超脱出来，从而获得精神自由。而道家、禅宗所设计的自由人格对政治自由却很少涉及。由此可见，道家、禅宗所设计的理想人格早已无法适应当代人的人格要求，这一人格显然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庄子所追求的自由也是一种精神的自由，他更侧重于追求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心理状态。庄子认为，要想得到这种精神自由需要做到“无心无情”才有可能。这种“无心”的状态并非是要求要毫无心思，而是指不要过分执着于某些人事物，不要有执著之心；而所谓的“无情”亦非要求要无任何感情，而是指不要刻意追求某种情感，不要有执著之情。庄子崇尚一种无拘无束，不过分执著追求的心境和随遇而安的境界。但是，需注意的是，虽然追求无拘无束，无心无情，但是他对与外物打交道或从事俗务却并不反对，个中的关键在于要做到不过分沉迷和执着。
2.儒家之自由观
儒家式的“自由”是指一种道德意志的自由。先秦儒家发现道德意志自由，这一伟大的发现和进步，但是却一直处于消极悲观的状况之中，并未在现实生活中让人感到自由和幸福，反而让人感到处处受限、不自由。例如，儒家一直强调“人的尊严”，但是实际情况是，这种人的尊严仅限于原则性的，并没有任何实际可操作的内容，结果可以想见，人的尊严也就成了一个抽象、虚幻的理念，而并不能使人民获得真正的尊严。同时，人的尊严的形成需要在人际交往中相互的尊重，彼此的承认，而非仅仅停留在人们内心的自觉上。因此要想实现人的尊严需要有人人权利平等的思想为基础，要有个人自由思想为铺垫，但是这在中国的古代传统文化中是极其缺乏的、不被重视的，那么人的尊严成为一纸空谈就成为理所当然了。
三、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产生根源之比较
从以上对于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的概括可知，中国文化重精神自由，西方文化重政治自由。两者的自由主义法思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这样差异是有一定原因可循的，这与两者各自的法律观念、法律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笔者就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差异之背景加以梳理，以期对此问题可以有深入理解，以助于我国法自由主义之发展。
1.法治与礼俗之对抗
在西方社会，启蒙思想家们对自由价值的高扬并使之得到社会的认同，现代社会烙上自由的印迹。自由是发展的前提，没有自由，就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全面进步。只有个体的人有了自由意志，有了主体性，才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价值与行为选择，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自我决定、自我实现的自由，而不依附于他人的意志与权力。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伦理纲常为核心内容的治理方式与西方的法治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古代法体现在制度上行政和司法不分家，成一体化之形态；而在法律之渊源上，则体现伦理高于法理，礼法重于法律规则；在司法制度中，作为中国特色的情理是一种审判的普遍标准，情理较之法理有更大的普遍适用性，人情成为一切评判标准之首。并且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中，伦理与法理并未得到区分，两者处于结合之状态。
2.个体自由主义之发达与缺失
亚里士多德认为，西方民族，特别是希腊民族“既有热忱，也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对于政治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相比之下，东方民族则缺乏自由，“亚细亚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2]东西方本质差异的表现在于，“东方文化强调一种普遍性品格，是以群体为本位的，它否认个体存在的价值和自由，而西方则发展了个体本位，注重个体的独立自主与自由。”[3]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中很难寻找到个体自由的印迹。在行政权力至上、司法过程重刑轻民、司法审判重礼法之治以及追求无讼等思想观念的驱使下，人的主体性无处寻觅。所以一谈及自由问题，中国人常常讳莫如深。
3.法律观念之差异
作为一国文化传统的重要构成，法律观念与该国文化传统的特征具有很大关联性。一般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突出或最核心特征为群体本位，因而在文化精神之中极其缺乏独立的个体意识；中国作为一个在过去注重经验积累以及有保守思想的国家，在其传统文化中反映为具有保守性以及“以过去为定向”的特征，并由此形成一种经验主义文化的形态；而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较重的礼法伦理思想，具有伦理中心主义之特征，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文化。在中西文化比较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在类型上是属于“宗法—伦理”型的文化模式，宗法伦理在司法过程中起着极大地作用，其地位甚至高于法律规则，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个人—契约”类型的法律文化模式。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对法治存在天然的拒斥，这使得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与法治对自由的价值追求缺少必要的融通，不利于现代法治的生成。
四、结语
西方法治是以个体自由为中心的，具有理性的契约文化的精神。相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以群体的宗法伦理本位精神为核心。个体自由程度的不同，这直接决定东西方对待法治的不同态度。现代法治与礼俗社会的对抗成为中国法治现代性批判的核心问题。在中国法治建设中，如何将人的个体自由、人的主体地位从传统文化中解放出来，如何处理传统的、经验的、超稳定的文化结构对理性的、个体化的、契约化的法治文化模式的拒斥，将成为一个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60.
一、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已成为当前的紧迫课题
法治文化是法治建设的根本内驱力。当前，在我国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战略目标。十多年来，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毋庸讳言，在农村现实生活中仍存在大量与法治社会相悖的现象，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事情还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没有在全社会建立起深入人心的法治文化，则是最深层的、最根本的原因。可以说，离开了法治文化，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3亿人民有9亿生活在农村，要加快依法治国进程，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基于扬弃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实需要。
产生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治”文化，是与现代法治观念相悖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点是：重礼轻法，重德轻刑；“人治”高于“法治”；重刑轻民，重义务，轻权利等等。这些传统法律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仍然在阻碍着我国法治的现代化进程，特别对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产生着阻碍作用。要消除传统法律文化的不良影响，就必须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扬弃，并借鉴国外现代法治经验和整个人类文明成果，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法治文化。
（三）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
和谐社会，从本质上来说必然是法治社会,离开了法治的保障，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实现。农村法治文化作为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内容。首先，法治文化与和谐社会的目标具有一致性。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其价值和目的就在于裁判世间纠纷、惩罚违法犯罪、维护公平正义。和谐社会追求的也是矛盾、冲突得到有效化解，使社会归于和平与安宁，所以两者在目标上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其次，法治文化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推动力。法治文化有助于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实现，有助于营造诚信友爱的社会氛围，有助于保障充满活力的新农村建设，有助于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二、当前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现状
多年来，农村基层经过持续深入开展普法教育，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纷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正在成为更多农民的首选，农村的法治水平正在向建设较高层次现代法治文化的方向提升。但当前农村有的地方，受自然经济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影响，法治文化的建设还相对滞后，农民的法治观念依然比较淡漠，法律在调整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还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社会法治化的程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当前，阻碍农村民主法治进程、影响现代法治文化建设的因素主要有：
（一）长期人治历史造成了人们畏法息讼的心理和行为习惯。
由于我国传统人治理念的根深蒂固，农村一些地区至今还缺乏现代商品社会所具有的那种民主政治的传统，有一些农民的权利和平等竞争的意识比较淡漠，重传统礼俗而轻法律规范。有的农民受封建社会“法即刑”观念的影响，片面视法为惩罚的工具，视寻求司法诉讼为畏途，每遇纠纷和冲突，往往依凭“乡下事乡下了”的传统，寻求“私了”或纠缠于行政解决的途径，还不习惯也不善于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有的基层干部在处理农村大量的复杂事务时，常漠视法律，依然习惯于用传统的办法息事宁人，一味以不扩大事态为目的，丢弃法治原则，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必要性和权威性尚未被人们所接受。
（二）落后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法治文化建设产生消极影响。
农村地区的法治文化形态是整个社会文化形态的一个重要构成，两者息息相关。作为乡村文化活动中心的乡镇所在地，其社会文化环境对法治氛围的影响十分明显。局部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相对滞后，造成乡村文化生活贫乏苍白。在一些社会文化环境较差的地方，文化设施还较为缺少，文化活动的品味不高，有的地方赌风盛行，迷信成风，不健康的书刊、音像泛滥，并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因而严重地毒害了社会空气，戕害了青少年的心灵，导致有的青少年因此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少数地方政府的随意行为造成农民对法律信仰的缺失。
有的农村地区，由于农民传统上对地方行政长官的尊从，使得乡镇区域常常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区域而存在的，这就使得乡镇执法主体的行为对区域内法治文化的状态发生重要影响。在一些社会文化欠发达、法治环境较差的地方，有的乡镇干部因自身文化和法律水平的局限，未能依法正确有效地行使行政权力，有的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区域内依然是传统的人治氛围；有的公款吃喝成风，参与赌博成癖；有的受地方势力、家族利益所左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想方设法谋取私利；甚至有的干部自身违法乱纪，贪污受贿。其负面效应所及，污染了一方的社会空气，致使部分农民对法律的信仰难以养成，对法律正义的期待难有信心。
三、加快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城乡一体化的实践中，如何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以法律手段来规范、引导、保障农业和农村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逐步把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这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如何在新农村建设中同步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笔者认为可把以下几方面作为工作的着力点：
（一）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宣传，营造依法办事的社会氛围。
“五五”普法规划首次将农民列为普法的重点对象，为此要通过法制宣传教育培育农民的现代法治意识，引导他们尊重法治的理念和价值取向，营造出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使依法办事成为人们思维和行为的自觉，使法律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可缺少的武器。法制宣传教育所具有的增强公民法治观念、提高法律素质的功能，在推进法治的过程中正是承担着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职能。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启动，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村镇规划的土地征用、基础设施建设的招标投标、城乡流通体系有序构建、农民工权益的切实保障、社会治安的和谐稳定等，都与法律法规息息相关。因此，在开展“法律六进”活动中，要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农村“大普法”的格局，结合当地农村的特色和实际，以“关注民生，普法惠农”为主题，开展形式多梓、丰富多彩的农村普法活动，把法律真正交给农民，使农民了解法律，使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深入人心，使法律能够在广大农村扎根开花。在普法过程中，首先要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要求，从“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出发，树立人文的普法理念，从法律对农民的思维、道德、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入手，通过法治文化的传播提高农民的法律文化素质，从而形成一种依法办事、循法而动的行为定势。要以村级“两委会”成员、党员、村民代表为重点，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注重选择农民身边需要的法律，开展普法互动活动，让农民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关注转变，把事关农民切实利益的《合同法》、《婚姻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农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摆在突出位置。要利用村级服务中心的农民法制学校、法律图书角、法制宣传栏、新闻媒体、法制文艺等平台，大力宣传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使之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融合，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法治文化，让农民对普法宣传效果看得见、摸的着、记得住，并从中尝到甜头，得到“实惠”。
（二）完善农村民主制度，构筑安定有序的法治屏障。
要以贯彻实施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契机，深化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强化村民自治，实现从“人治”向“法治”、“制治”的转变。要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群众依法享有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利，扎实推进村级事务公开和财务公开，让广大农民真正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主人，成为民主制度的直接受益者，切实体现“以人为本”，从而不断促进广大农民群众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的提高，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与进步。做到“民选干部为人民、民选干部受监督”，同时要求村干部主动带头守法，使村级决策管理和财务活动真正走上规范化、制度化、公开化的轨道，还政于民，对村民负责，受村民监督。
（三）加强道德文化建设，构建和谐农村的精神支撑。
构建和谐法治新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不仅要从法律制度上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还要提供教育和引导，从道德文化上营造谅解宽容的和谐意识，提供和气、和睦、和谐的精神支撑，为法治和谐农村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坚实的社会基础，形成社会进步的凝聚力。要建立起以法律为核心的农村新道德体系，推动法律与道德走向统一。要强化《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八荣八耻”及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的宣传教育，同时，还要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在农村开展禁毒、禁赌等专项斗争，消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取缔非法宗教活动和封建迷信活动，以净化农村社会环境，促进农村形成学法律、讲道德、树新风的文化氛围。。
（四）加强涉农执法力度，打造依法行政的法治环境。
加强对农民的司法保护，依法切实维护农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为此要合理设置基层公安派出所、司法所、法庭等机构，降低农民的诉讼成本。要建立高素质的农村司法队伍和涉农执法队伍，保证其独立、公正，依法行使职权。要坚决打击各种坑农、害农的犯罪活动。加强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制售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和非法吸收农民存款、集资诈骗、赌博等犯罪活动。要落实村“两委会”干部职务犯罪预防。建立健全村组干部监督制度，推动村务财务公开。要落实农民群众工作，妥善解决农民群众反映的非诉类问题。强化执法监督，完备执法监督机制，严肃纠正和查处各种执法不严、执法违法行为，定期对执法、司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保证法律法规的正确有效实施，树立法律的权威。
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历经漫长的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民族精神。然而自古以来，我国就缺乏法治文明的传统，采取外源型的发展模式，中国法治现代化之路漫长。所以需要将民族精神引入法律理论的领域，构建以民族精神为核心的法律本体论，这对于我国法治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法治;现代化;民族精神
一、法治现代化进程的背景
一直以来，我国在法治文明传统较为匮乏，在法治化进程中主要采取了外源型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起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体系，但是仍然会面临法律流于形式不能得到有效落实的情况。这应该足以引起我们深思。其实，不必将法治的现代化进程看得多么高不可攀，它体现为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也是一种文化与生活方式，应该深入人心，体现对人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目前许多国内学者认为我国法制现代化模式主要采取“内生———外发”的混合型法制现代化，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西方法律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力。然而一味地移植西方法律制度并不能深入人心，拉近民众与法治的距离。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不断发展变化，需要有一定的法治作为根基。因此，充分利用法律文化渗透立法活动，推进我国法治的现代化进程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二、民族精神在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作用
(一)民族精神的定义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思想文化、语言文字、思维模式、生活习惯、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共同价值观。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在萨维尼看来，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秉性，是自发的创造力量，他主要是希望在德国通过民族法实现民族国家。他认为法律是土生土长的，存在于特定的民族精神中，而并非由人的理性创造的。应该从“民族精神”中去发现法律，这就为探索中国法治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二)民族精神的作用
中国民间存在许多自生秩序和民间法，也是通常所说的民族精神。费孝曾经指出:“从基层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是具有乡土性的。”在“乡土社会”里，秩序主要是通过老人的权威、村民们对社区中规矩的熟悉以及服从来保证的。但是陌生人如果不熟悉这些乡土规则的话，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与民间法的冲突和矛盾。同时，在我国社会中还存在许多‘活法’，这些活法并非被制定法律条文，而是具体生活和秩序的非正式规则，发挥着法律秩序的作用，甚至在特定的范围内可以置换国家制定法。因此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忽视“民族精神”这一民族共同信念和内在意识的作用。在社会转型时期，为了保障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通过大量地移植西方法律制度迅速建立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并不能深入制度的内部。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如果没有借鉴和移植国外的法律，那么便难以建立起中国的法律体系。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法治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将重点放在本土资源的利用上，关注中国的法律传统文化，不断实现“民间法”、“活法”和制定法之间的互动。所以在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应该重视中国正式法律背后掩盖的“活法”、“民间法”，使得中国法治不再是空壳，还是一种生存共识、生活方式，使得法治文明逐渐融入中国社会。
三、构建以中华民族精神为核心的法律本体论
以宗法制为本体的礼治思想在国民脑海中根深蒂固，严重阻碍中国法治文明的发展。民族精神与法治是本原与存在的关系，民族精神决定法治文化，在共同的信仰下，制定的规则才有可能得到大家自愿的尊重与信守，这样以民族精神为核心的法律本体必定会产生法治文明。实现中国法治的现代化进程，不仅需要引进西方法治，还需要渗透中华民族精神，这是根本的出路。我们是一个团结、个体之间具有认同感以及整体存在归宿感的民族，所形成的价值观能够统一和团结中国人的思想和灵魂，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因此我们要将民族精神渗透到每一个国民的血液中，形成法治文化，推进法治现代化。从每一个人做起，为中华民族的利益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加强中华民族法治精神教育，让每个人更好地传播、教导民族精神;学习先进文化，不断继承、发展民族文化传统;建立中华民族精神祭拜堂等物质载体，颂扬那些为民族精神作出贡献的人，从内心树立起我们的民族信仰等。相信经过华夏子孙的共同努力，法治现代化必然水到渠成。
参考文献：
［1］魏建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非制度因素关注及其意义［J］．社会科学战线，2011(07)．
一、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的生存、生产、生活方式。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在社会主义中国人的生活样式，而法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尤其应当是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法治文化是有关法律的物质成果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包括人们的法律心理、法律理念。法律心理是人们对法律物质成果的非理性认识，包括对法律物质成果的情感、信仰和期待等。法律理念是人们对法律物质成果的理性认识，包括对法的权威、本质、价值以及法与社会关系等的自觉看法。法治文化是国家依法治国、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施法，所有社会成员依法行为的社会方式。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种与人治文化相对立而存在的先进文化、进步文化形态，它将引领并主导着现代法治社会的发展进程，是我们需要着力倡导和培育的主流性法律文化。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曾提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这两个重要命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必然要从法律制度层面深入到法治精神内核，从法制体系构建升华到法治文化培育。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选择，因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在法治，市场经济的本质在法治经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也在法治。
二、以公民权利保障为核心，完善我国的制度文化
作为制度形态的文化，是文化范畴内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我们所要积极倡导培育的法治文化，就更加需要有良好完善的法律制度。
（一）以公民权利的保障为核心
符合法治要求的法律制度体系的形成，必须要确立一个明确的价值基点，即以何样的价值为核心来构建这样的法律体系。这一价值的核心，就应当是公民的权利保障。因为确立这样的基点，不但符合法律文明进步的历史走向，符合保障人权的现代法的理念，符合法律调整的内在目的；同时也符合我们中国的国情实际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也有利于把“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在法律生活的领域加以具体化。“以公民权利的保障为核心”不是要绝对地排斥公共权力行使和设定必要法律义务的必要合理性，而是要明确地排斥目前现实生活中在许多方面仍然顽强存在着的“以权力为核心”和“以义务为重心”的思维模式、管理模式及行为模式。
（二）以制定完善的良法为前提
法治的存在需要以良法的存在为前提，这是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经典定义中就已指明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厉行法治和健全法制框架指导下的立法，可以说是成就斐然，举世公认。但即便是如此，我们仍不能断言说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已经很良好、很完备。事实上，我们还只是初步确立起了适应法治要求的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制定的法律也有待依据变化了的情况而进一步地修改和完善，才能确保我国逐步建立起完善良好的法律制度。
（三）以公正的法律实施为重点
法治不但要以良法存在为前提，更要以良法的公正实施为目的、为保证、为重点。随着我国无法可依的问题得以基本解决，法律实施和法律实效的问题日益凸现，成为影响法治的主要矛盾。从近年来人民群众投诉于国家机关的来信、来访统计比例大幅上升的事实看，一方面说明有群众维权意识增强和社会进入矛盾高发期的正常合理因素，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目前我们执法与司法的状况并不能令广大群众满意，甚至于某些案件所暴露出的问题实在令人堪忧。虽然说整个法律的实施，是包括着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执法司法和公民群众的普遍守法两个基本的方面，但前者即掌握并行使公共权力的执法和司法者却始终处在决定和影响法律实施的主导方面。因此，作为一个必须满足法治要求的和谐社会，就必须要实现执法和司法的公正。因为只有执法和司法公正，才能维护社会公正，而这显然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
三、以宣传教育为依托，提高全体公民的法治文化素质
关键词：烟草文化；法治；建设
周所周知，烟草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它的特殊性在于：既要保持良好的经济运行状态，为国家财政收入多做贡献，又要严格控制卷烟生产规模，最大限度减少卷烟对人民身体健康的危害；既要坚持烟草专卖制度不动摇，又要进行市场化取向改革，着力破解“三大课题”（改革的红利在哪里，发展的潜力在哪里，追赶的目标在哪里）；既要履行国际控烟组织框架协议，又要提升卷烟结构升级，推动“卷烟上水平”。实践证明，只有将行业的特殊性与法治化结合起来，才能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压力，有效化解现实矛盾，确保行业又好又快发展。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多年来，虽然行业通过贯彻实施《烟草专卖法》及其实施条例，大力加强法制宣传工作，有力地保证和推动了行业发展，实现了“三大x煌”，切实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但行业内部分单位和领导法律意识不强，执法监督不严，依法经营和管理不到位的情况依然存在，甚至出现极个别领导干部知法犯法、违法乱纪的典型案例，严重损害了行业形象。因此，建设法治烟草意义重大，势在必行。因此，深入推进法治烟草建设，既要注重加强行业法律、法规、制度完善，更要重视与行业规范相适应的法治文化构建。
第一，注重教育培训，在烟草行业广大干部职工中树立信仰法治、践行法治和维护法治的理念。理念引导行为，思维决定方式。烟草人信仰法治、具有法治理念、能够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具体问题是依法经营、依法管理、依法行政的关键。因此，加强教育培训不仅要重视相关法律知识的传授，更要强调法治理念的灌输和法治文化的熏陶。烟草法治文化是由每一位烟草人的法治理念与这种理念引导下的实践行为不断聚合、累积、发酵和升华而成，而加强理念教育、观念引导是其前提和基础。
第二，完善考评机制，形成以法治为重要指标的评价体系。当前，烟草行业从业人员法治意识、法治文化淡薄，其重要原因是缺乏信仰、践行法治的动力。这要求各级烟草企业要相应地改变考核评价机制，将法治因素纳入人员综合评价体系之中，作为考核晋升的重要指标。比如，实行行业学法制度，定期对行业内人员进行法律知识培训，注重在具体工作中考核人员遵法守法、依法行政、践行法治的实际情况。注重将法治意识强、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员选拔到领导岗位、重要岗位上来。
第三，注重引领垂范，发挥行业干部在烟草法治文化建设中的模范表率作用。党的十报告强调“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这是由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相对于烟草企业，各级领导干部作为推进行业法治建设的领导者、组织者和践行者，他们在工作中是否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分析、解决问题，直接影响着其他工作人员对待法治的态度和信念，他们的一言一行对烟草法治文化的形成与巩固起着积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
第四，加强统筹协调，发挥法制部门在烟草法治文化建设中的引领、组织和推动作用。法制部门是负责行业法制工作的专门机构，承担推进依法行政的规划协调、督促指导、政策研究等重要职责。因此，法制部门要承担起作为烟草法治文化建设的倡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的重任，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积极策划、组织和引领行业的法治文化建设，努力使烟草法治文化成为推进法治烟草建设的重要抓手和有力载体。
第五，健全法治体系，营造烟草企业良好的法制环境。一要建立法律风险防控体系。结合业务职能和工作特点，从专卖执法、生产经营、企业内部管理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入手，组织查找、收集法律风险源、风险点，研究制订符合自身经营管理需求的法律风险识别框架；二要建立普法宣传教育体系。以社会主义法治方略、思维和理念为指针，以法治烟草建设总体目标为引领，进一步明确“七五”普法宣传的方向和重点任务，强化措施，提高水平，注重实效，将烟草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引向深入；三要强化法律保障体系。加强法规机构建设和法规队伍建设力度，充分发挥部门和岗位职能作用，规范法律顾问管理。
面对近年来烟草行业在行政执法、生产经营等方面的法律争议和诉讼呈现出数量增多、案值较大、关系复杂、应诉困难等明显特点，应对挑战、防控法律风险，最有效、最现实的选择就是全面深入推进法治烟草建设。各单位、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法治建设，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企业管理和生产经营中的重要作用，做到严格依法办事、严格按制度办事、严格按程序办事，提高各项工作法治化水平，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行业和谐，不断激发改革红利和发展潜力，保持行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一、强化法治保障，构建法治经济社会秩序
1．构建法治经济秩序。围绕全市重大发展战略的推进实施，依法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加强市场监管与服务，深入开展建筑市场、燃气供应市场等专项整治活动，依法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大力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加快建设以道德为支撑、法律为保障的信用制度。积极推进依法治企、诚信经营工作。不断推进企业依法管理、诚信经营的内在动力和实际能力。加强诚信建设，完善失信惩戒机制，大力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保障职工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2．创新社会管理。建立健全“部门主导、社会协调、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系。强化特殊人群管理、公共安全监督管理、“两新”组织建设以及网络虚拟社会管理控制，进一步引导社会组织和公民依法理性表达诉求，规范社会行为，着力运用法治方式解决各种矛盾。进一步健全依法调解矛盾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行政调解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作用。加强劳动争议、物业纠纷、征地拆迁等重点矛盾纠纷的调解工作。
二、推进科学决策，提升行政效能
3．提高依法决策水平。坚持依法决策，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和重大政策出台，必须切实遵循征求群众意见、专家论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各项程序。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推出改革举措、作出重大项目决策的必经程序，促进稳评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常态化，并建立决策跟踪评价和责任追究制度。
4．提升行政效能。深化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加快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把可以让县（区）实施的行政执法权力下放给县（区）住建主管部门。推动建筑市场、燃气供应等领域的综合行政执法取得新进展。推行行政执法信息化，促进说理执法、执法事项提示、行政监管劝勉、轻微问题告诫、重大案件回访等执法方式制度化。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评议，强化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根据市委市政府要求，积极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
三、推进法治文化，增强法治意识
5．提升法治意识和能力。认真组织学习党的十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论述，准确把握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重要作用的新要求，努力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深化改革、推进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实施党委（组）中心组定期学法制度、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述法述学制度。党委（组）中心组每年集中学法不少于2次。充分发挥市委党建手机报、手机党校等载体作用。推进企事业单位经营管理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等重点对象的学法用法，努力增强全系统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拓展法制宣传教育形式、阵地和载体，根据市委市政府部署，继续抓好“12.4”法制宣传日、“法治宣传月”等活动。认真做好“六五”普法规划中期迎检工作。
6．大力推进法治文化阵地建设。鼓励基层各类文艺骨干和积极分子参与法治文化作品的创作。推动建设不同类型、不同特色、不同规模的法治展板、法治画廊等法治文化宣传阵地。充分运用系统各单位网页等现代传播手段，努力打造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法治文化传播平台。积极推进公园、居民小区法治文化永久性阵地载体建设。
四、实施法治惠民，让群众共享法治成果
[关键词]诚信，法治，文化
一
探讨诚信与法治，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概念问题-无论是诚信，还是法治，都不存在一个公认的概念。况且，“在思想和价值观同商品和消费一样日益多样化的世界上，企盼定义的统一，几近于痴人说梦。”[1]因此，本文放弃了埋头厘清诚信与法治概念的努力，而是把的兴趣限定在文化的框架之内，试图在这种独特的视角之中能够对诚信与法治问题作一有意义的探索。
尽管本文舍弃了对诚信与法治概念进行厘清的努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它们在本文中的含义作一解释是无意义的。正如郑也夫所指出的，在从事一项具体的研究前，最好能够先给个定义，因为虽然“人们并不要求你的定义与他们相同，却希望能从你的定义中明白你讨论的是哪一桩事物，从而免除误读与误会。这是定义的价值之一。”[2]鉴于此，笔者将首先对本文中所使用的诚信与法治二词作一简单的界定。
在本文中，诚信一词首先是一种伦理的范畴，它意味着人们在人际关系中应当诚实不欺、讲究信用。在西方，诚信还曾经作为资本主义的理性伦理的一项重要原则，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3]在法律（尤其是民法）采用诚信作为自己的一项原则之后，[4]诚信还兼具有法律上的含义。诚信原则，就其宗旨而言，是为了维持某种秩序，这种秩序或体现为一定的利益平衡，或体现为一定道德基础的可供依赖；就内涵而言，是以模糊的公平要求为内容；就外延而言，具有不确定性，可补救具体规定的不敷使用；就其与司法活动的关系而言，意味着承认法官创造性司法活动，允许法官在法无明文时依据公平的要求进行裁判。[5]因此，法律意义上的诚信，既是当事人进行各种活动的行为准则，又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依据。
至于法治一词，本文根据法治的发展和韦伯的“理想类型”进路，认为法治存在着两种形态。一种是近代意义上的法治，这种法治将个人本位视为第一位的价值，把追求法律的形式合理性[6]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认为只有维护法的形式合理性，才能服务于保障人权的目的。尽管此种法治也包含了对某种实质合理性的追求，但由于它过分关注于形式合理性，因此在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通过牺牲实质合理性而满足形式合理性的需要。其理念正如什坦姆列尔所说的，“法之为正当的法，并不需要具有一定的内容，只要它形式上合乎标准，不管其内容多么糟糕，仍不失为正当的法。”[7]本文把这种近代意义上的法治称之为形式法治。形式法治发展到极端会导致一种发展危机，即形式法律理性的危机。[8]因此，形式法治会在法律变迁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压力之下进一步发展，即发展为意义上的法治。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以形式法治为基础并通过克服形式法治的危机发展起来的，因此，它追求的是一种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有机统一。这类似于欧洲学者所阐述的“形式法的再实质化”，也类似于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所说的“回应型法”。根据图依布纳的分析，这种法实际上包含了两个维度，即实质理性与反思理性。[9]本文把这种包含实质理性与反思理性的法治称之为实质法治。应当指出的是，实质法治并不是对形式法治的全面背叛，而是在吸收了形式法治的优点之后发展起来的。
二
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法治在一个中的确立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一部分。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文化趋于理性化之后，一个社会的法治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来。换言之，法治的确立既是一个社会理性文化发展的产物，也是该社会理性文化的组成部分。对此，韦伯曾经论证，无论是在、、建筑方面，还是在、方面，近代的西方文明都表现出了与其他文明（如、印度）不同的特点，这种不同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问题。[10]在理性文化的这些方面中，“具有无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因为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11]由此可见，法治与一个社会的理性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在这一意义上，应当承认：近现代法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作为一种理性之治（the rule of reason），首先是指一种‘价值理性’意义上的理性之治，是体现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某些超验价值或宗教信仰价值的理性之治。”[12]
由此，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这种理性之治是如何形成的呢？在法治的形成过程中，诚信又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换言之，在发生学的意义上，诚信与法治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按照韦伯的分析，诚信曾经是“资本主义伦理中的最重要的原则，也就是通常被表述为‘诚实就是上策’的原则”。[13]这种原则一方面得益于西方基督教的改革-通过基督教改革所产生的各种宗教派别，包括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浸礼宗诸派等，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新的新教伦理，即一种以职业概念[14]为基础的新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诚信原则又对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产生了重大。正像韦伯所指出的：“浸礼宗尤其是贵格会所持的世俗禁欲主义的具体形式，就是这一准则（即诚信原则）的实际运用。”[15]因此，诚信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伦理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理性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要求人们在经济中应当通过“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它所欲达到的经济成功，而这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与行会师傅以及冒险家式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享受特权的传统主义也是截然相反的，因为这种传统主义趋向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16]
由此可见，近代法治的产生与诚信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首先，尽管法治的产生并不仅仅是一种因素要求的结果，但是诚信的伦理以及由此所要求的经济上的理性化却对法治的产生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毕竟，如果没有一种形式上具有合理性的法律制度，“可以有冒险性的和投机性的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受政治制约的资本主义，但是，决不可能有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17]其次，法治的确立也受到了诚信伦理及其所要求的理性化精神的推动。法治其实就是韦伯所言的“法理型统治”，[18]这种统治，按照韦伯的解释，具有如下特征：（1）一种官职事务的持续、受规则约束的运作；（2）这种运作是在一种权限（管辖范围）之内；（3）职务等级制原则；（4）技术性规则和准则要求必须有专业训练；（5）官职与生产或管理工具的所有权相分离；（6）职务的占有要服务于保障职务上纯粹事务的、只受准则约束的工作；（7）行政管理档案制度原则。[19]由此可见，法治的确立其实就是在法律领域内确立一种理性化的精神，而这在一开始是与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分不开的。
三
虽然以诚信为主要特征的近代资本主义理性文化对法治的确立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然而，法治与诚信的关系在后来却并不总是非常的和谐。一方面，法治秩序的建立和运行当然非常需要人们能够继续以诚信的伦理来处理人们之间的法律关系。例如，在合同领域，法律便要求人们能够诚实信用地订立与履行。正因为如此，合同甚至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可信赖的利益。事实上，为了使自己能够得到人们的普遍遵守，法律往往需要站在中立者的立场上，公正地规定人们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因此，在立法过程中，立法者往往把体现人们之间诚实信用的规范用法律确定下来。可以说，法律就是对人们之间的诚信行为作出的规定。不仅如此，法治作为一种理性之治，其实质就是要使法律的创设与适用摆脱意识形态（道德、宗教、权力政治等）的影响，实现法律的独立性与自主性。[20]因此，法治的实现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实现法律的信用的过程。由此可见，法治天然地与诚信是不可分的。
然而，另一方面，法治在确立之初，却奉行一种绝对的严格规则主义。所谓绝对的严格规则主义是一种力图从司法过程中完全排除法官的自由裁量因素的立法方式。[21]19世纪的欧洲大陆，在法治逐步确立的同时，却也逐步走向一种绝对的严格规则主义。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当时相继制定的一批法典[22]中都旗帜鲜明地反对法官的自由裁量。对此，梅里曼指出，罗马日耳曼法系各国法“试图对各种特殊而细微的实情开列出各种具体的、实际的解决办法，它的最终目的，是想有效地为法官提供一个完整的办案依据，以便使法官在审理任何案件时都能得心应手地引律据典，同时又禁止法官对法律作任何解释。”[23]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的法典都以制定无所不包的、祥备的、严密的、完整的规则体系为己任。在他们看来，法中所蕴涵的诚信原则已经包含在法典中，法官在适用法律时无需再考虑诚信因素，只要充当宣布法律的“喉舌”就可以了。因此，这个阶段的法治是不可能也未能在法典中把诚信作为一个基本原则进行规定的。正因为如此，本文才把这一阶段的法治称之为形式法治。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在法治的确立之初，之所以会奉行绝对的严格规则主义并把诚信原则排斥在外，其实跟当时奉行一种绝对的理性主义文化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根据徐国栋的分析，从根本上说，理性主义就是主张张扬理性，主张科学精神，锻造人支配自然的武器。[24]具体而言，理性主义有如下特点：第一，绝对主义的认识论。理性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注重知识的普遍性和对绝对精确性的追求。正如笛卡儿所说的：“只要遵循数学推理的演绎，从几个简单自明的公理出发，经过一步步的严密推理，就可以获得关于事物的确定有效的知识。”[25]第二，对人文系统与自然系统区别的抹煞。理性主义者们有将包括在内的一切都自然科学化的企图。理性主义的代表笛卡儿就认为人的身体是机器，认为心灵的本质是理性，而把想象、意志、感情和感觉等无法以数学方式加以把握的东西当作导致谬误的消极物排除出去。这其实是一般理性主义者所共同遵循的方向。[26]第三，将几何学方法捧上宝座。近性主义一直标榜自己热衷于科学方法，尤其是几何学方法。“理性主义者对知识的普遍性与绝对精确性的追求，正是利用几何学来实现的。以数学方式解释天体现象的成功，使人们建立起这样的信念，即世界是按数学法则建立起来的巨大机器，只要掌握了世界的法则和数学，就可以做世界的主人。”[27]第四，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19世纪（尤其是前半叶）欧陆的人们仍持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把世界看作是静止的、不变的，把各门科学分割开来进行研究。
受上述这种文化理性主义的影响，法治在确立之初自然会表现出立法万能、排斥司法自由裁量权、排斥将诚信原则直接规定在法典中的倾向。博丹曾有一个最大的抱负，就是通过比较和综合一切最著名的国家的法律，以得到最好的一种，从而创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学体系。[28]立法者认为：“仅用理性的力量，人们能够发现一个理想的法律体系。因此很自然，他们都力图系统地规划出各种各样的自然法的规则和原则，并将它们全部纳入一部法典之中。”[29]凭着对理性的信仰，他们力图把法律的调节之手伸进社会生活的每一角落，追求详尽具体、无微不至的规定。他们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法官无论遇到多么复杂的情况，都能在庞大的法典中像查字典一样检索到现成的解决方案，因而这样的法典又被称为“决疑式”的法典。而对于法官而言，法官审判案件的过程则只需像一台“自动售货机”，从一端输入案件事实和法律条文，另一端就可自动吐出“判决”。因此，这样的法治当然就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更不用说可以授权法官依据诚信原则对案件作出判决了。
由此可见，形式法治内在的逻辑就在于追求一种以法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为核心的形式合理性。正是对形式合理性的追求造就了形式法治的独特品格，从而使法律的创设与适用摆脱了依附于某种意识形态（道德、宗教、权力等）的尴尬局面，并拥有了自己的正统性[30]基础。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如果说这种追求形式合理性的形式法治在理性主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里还能够获得它的正统性基础的话，那么，当理性主义的神话动摇之后，人们还能否对形式法治情有独衷却是非常值得疑问的。
事实上，在理性主义的过程中，一种与理性主义相对立的思潮就始终存在着。本文将这种思潮称之为非理性主义。尤其是在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期，理性主义的发展更是遇到了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法国启蒙运动理想破灭的结果。众所周知，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正是在启蒙运动的理想旗帜下酝酿、准备和实现的，可是，法国大革命过程中阶级残杀的血腥事实，却把启蒙思想家奉为“高踞于一切现实事物之上的唯一法庭”-理性-变成了十足的非理性。这使得人们对启蒙思想家所说的“意见支配世界”的正确性表示深深的怀疑，促使知识界进一步思考人类的世界是否真有一般的“合理性”的基础，因而泛起了非理性主义思潮。非理性主义者竭力地突出人作为主体的个别性和不可重复性，把人的心理因素中的非理性成分，如意志、情绪、直觉、本能等提到首位，并强调非理性的心理因素对人的认识活动和行为的决定作用。需要指出的是，非理性主义并不是说人可以不要理性，而只是指出理性有它的局限性，不能把人的本质仅看作理性。这种非理性主义反叛了西方的传统，构成现代西方哲学的一大支系。如果说传统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绝对性、必然性、普遍性、抽象性、本质性和确定性，那么现代西方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相对性、或然性、特殊性、具体性、概率性和模糊性。[31]
这种文化背景反映到法律和法学上面，就使原先由概念法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与之相对立的各种反对绝对严格规则主义的流派，如目的法学、法学、自由法学、利益法学、新康德主义法学、价值法学、现实主义法学等等。这些法学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于明确地指出了立法不是万能的，法律在运行过程中必然会存在各种局限性，如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等，[32]因此，幻想实行一种单纯追求形式合理性的法治即使能够实现法律的一般正义，也是大量建立在对个别正义的舍弃的基础上，是不可取的。因此，“法律条文不可以太机械，我们制定法律时，要想到将来实施时一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形，这种意想不到的情形我们要预先注意，使得实施的时候，达到公平不发生困难。”[33]要实现这一点，就应当抛弃绝对的严格规则主义，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并对法官实施自由裁量权予以限制。在这种背景下，诚信原则被法治进一步接受，甚至被直接规定在法律中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根据施塔姆勒的解释，在具体法律规则的适用过程中，需要一种指针来指引，而“以爱人如己的社会理想为的诚信原则就是这样的指针”。[34]
在这种情况下，当1907年由瑞士国会通过并且于1912年生效的瑞士民法典首次把诚信原则规定在法律中时，许多人对之鼓与呼就不难理解了。瑞士民法典中的第1条第2款规定：“如本法无相应规定时，法官应依据惯例；如无惯例时，依据自己作为立法人所提出的规则裁判。”其第2条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对此条款，热尼满意地评论道：“可能这是近代的立法者第一次用普遍的说法承认法官为不可缺少的助手。”[35]
从上面的中我们可以知道，法治本身存在着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如何对待诚信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拒绝承认诚信在法典中的地位到明确把诚信作为一种原则规定在法典之中，这体现除了法治从形式法治发展到了实质法治，体现了法治不仅要实现一种形式的合理性，也非常强调一种实质的合理性，并努力实现二者的统一。
四
就而言，的法治建设处在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一方面，不仅我们历来缺乏一种像西方在近代所出现的以诚信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伦理，而且在我们的文化中也非常缺乏像西方那样的理性主义传统，因此，我们今天如果想要建设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实任重道远。我们不仅要补法律这一课，而且要补诚信这一课。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的法治建设又处在西方从形式法治发展到实质法治的阶段，这对我们的法治建设又提供了非常难得的示范作用。尽管我们今天不必重复走西方走过的老路，我们也可以明确地反对“西方中心论”，但西治的发展历程确实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使我们避免走很多弯路。这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就是，在法治建设的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诚信原则制定在我们的法律之中，从而在一开始就努力实现一种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有机统一。当然，要实现这一点，我们还应该作出很多努力，但无论如何，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并不是一个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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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7页。
[2] 同上，第7页。
[3] 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第二章。
[4] 1907年瑞士民法典首次把诚信作为基本原则加以规定，这标志着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确立。其第2条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其权利并履行其义务。”
[5] 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的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78页。
[6] 法的形式合理性与法的实质合理性是韦伯剖析世界法律体系中存在的各种法律思想时所依赖的一种理想类型分析框架。其中，法的实质合理性指的是法的创设与适用遵循的是意识形态体系的原则（道德、宗教、权力政治等），而不是法律本身；法的形式合理性又包括外在的和逻辑的两种。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论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998年9月版，第24—25页。
[7] 转引自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4卷，第77页。
[8] 参见图依布纳：《现代法中的实质要素和反思要素》一文，载《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
[9] 同上。
[10] 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第11—19页。
[11] 同上，第14页。
[12] 舒国滢：《西方法治的文化-社会学解释框架》，载张桂琳主编：《政法评论（2002年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28页。
[13] 同11，第117页。
[14] 根据韦伯的分析，职业思想是“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换言之，新教伦理的职业思想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家“把赚钱看作是人人都必须追求的自身目的，看作是一项职业”，因此，它要求人们在赚钱的时候应该通过理性的方式进行，尤其是应该注意诚实与信用。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路德的‘职业’概念”一章。
[15] 同11，第117页。
[16] 同11，第56页。
[17] 同11，第14页。
[18] 韦伯在《三种纯粹的合法性统治类型》（Die drei reinen Typen der legitimen errschaft[1922]）一文中使用的德文leagale Herrschaft一词，在汉语中通译为“法理型统治”。其实，legale Herrschaft与rule of law是可以对译的，在汉语上直接译作“法治”也无不妥。
[19] 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版，第242—245页。
[20] 对法治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分析，可参见塞尔兹尼克、诺内特：《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中的“自治型法”一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1] 同6，第152页。
[22] 此一时期，欧洲大陆法系各国相继制定了一批法典，形成了一场史家所称的法典编纂运动。著名的法典有：普鲁士国家法（1704年，19000多条）、俄国法律汇编（1832年，42000多条）、法国民法典（1804年，2281条）、德国民法典（1897年，2385条）。
[23] 梅里曼：《大陆法系》，西南政法学院印行，1983年，第42页。
[24] 同6，第168页。
[25] 参见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26] 同6，第170页。
[27] 参见陈宣良：《理性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28] 上海社会院法学所编：《法学流派和法学家》，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360—361页。
[29] 博登海默：《法：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30] 正统性一词译自德文Legitimitat（英文Legitimacy），指人们通过信仰体系服从某种统治的状态。该词与形式意义上的“合法性”（德文Legalitat，英文Legality）有别。关于两概念的关系，可参阅舒国滢：《战后德国法哲学的发展路向》，载《比较法研究》1995年第4期。
[31] 郑杭生主编：《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32] 对法律局限性的分析，参见徐国栋的分析。同6，第137—143页。
[33] 施塔姆勒语，参见杨幼炯：《当代政法思潮与》，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9页。
论文摘要：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非与现代化必然背道而驰。儒家思想在经过清理、改造、转化之后是能够与西方市民法文化结合的。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应走中西文化结合之路，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为法治模式的形成培育出适合它成长的文化土壤。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一系列法律法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台，立法以相当快的速度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但遗憾的是，人们发现对社会关系行使基本职能的仍然是一些传统的机制，构建起来的法律体系没有完全融人我们的现实。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曾任民国政府司法顾问的美国法学家庞德就曾告诫中国法律专家不要无限度追求立法层次上的西化，西方法制是有一套功能要件与之配合的。梁治平先生也说道:“因了观念的不同，一种技术既可能‘物尽其用’，也可能‘形同虚设’。所以历史上凡割裂两者，只要技术，全不顾观念者，没有不失败的。”所谓的法律现代化，并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转型或法律操作技术的进步，也并非是简单地向西方国家法律制度认同的过程，在它其间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的不同价值趋向和模式选择，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川。仅有制度的引进和移植，而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内在条件、社会背景和文化土壤，被引进和移植的制度是很难“存活”的。法律的接受须与中国的内在文化相契合，为此必须对传统法文化予以准确的定位，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法律资源之间的关系，完成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一、传统法律文化的定位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儒家伦理为内核，产生并服务于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儒家以“礼”作为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礼的主要功能在于“别贵贱、序尊卑”，汉朝确立儒家的独尊地位，礼融进了诸子学说中的可取成分，成为“礼教”，并进而成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推导立法、司法的原则和理论依据，其要旨即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由此衍生的“亲亲”、“尊尊”的政治伦理原理。
“亲亲”、“尊尊”确立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宗法等级秩序，使古代法成为等级的、身份的法。“天人合一”的和合伦理，道德教化所产生的“礼让”则产生厌讼、无讼的传统。儒家思想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发挥至极致，被所利用，形成所谓的政治文化，成为专制政治的附属品，丧失了评判、矫正政治现实的功能。有学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格格不人，严重阻滞着法治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权利的实现”，甚至认为当前所出现的“道德滑坡、法律松驰、司法腐败是传统文化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症状”。将当前所出现的社会问题完全归咎于儒家伦理。恐怕儒家文化背负不了如此之大的罪名。所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诚如先生所说，旧的制约机制—礼治秩序被打破，新的制约机制未建立。大量权力行使处于真空状态，法律至上原则落空。这种对儒家文化予以彻底否定的观点与德国法律社会学家韦伯的理论不谋而合。韦伯认为儒家思想缺乏基督新教的伦理精神，因而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使西方逐步通向现代化道路的“工具理性”则是中国没有的，这种将儒学与现代化、法治对立起来的观点从理论上、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从理论上说，即使儒家思想不能孕育出资本主义的大树，并不能说明它必然与现代化社会绝缘(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或资本主义)，也不能说明它必然与现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驰。有事实为证，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腾飞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儒家思想与现代化、法治并非水火不容。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政府高效廉洁，社会秩序稳定、社会成员文明礼貌。“新加坡在接受西方文明的同时，扬弃了西方文明中可能导致混乱、破坏和谐的一面，转而从东方文明尤其是儒家思想中发掘出可利用的资源，在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中注人了东方的伦理精神和人文内涵。”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并非与现代化必然背道而驰。相反，儒家思想有其积极、合理的因素，儒家思想在经过清理、改造后，能够转化为有利的时代精神，达到使传统与现代，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互动互补。
所谓使儒家文化做创造性的转化，实际上就是通过对儒学的现代诊释，发掘、弘扬与现代化相协调的思想，批评、避免与现代化相矛盾的思想。
二、儒家文化的现代性意义
在谈到传统儒家文化的现代性意义时，我们先对中西方法文化进行简单的比较。
西方法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市民法文化，它把一切人际关系统统视为市民关系，视为契约的产物，这种冷冰冰的契约在带来平等、权利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方社会人际关系的冷漠、亲情的淡漠。追求自由、个性张扬的个人主义在促进社会进步、个人潜质的发挥同时，也带来贫富悬殊，对环境的破坏和向外扩张的侵略意识，对人权的过分保护，则导致对犯罪的控制力度减弱，司法效率有限甚至低下，犯罪猖撅。
再来看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如上文所说，传统法文化是礼治文化，伦理文化，将一切人际关系视为家人，亲属之间的关系。家国一体，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相通。“亲亲尊尊”是其核心原则。“亲亲”要求在家族范围内，人人皆要亲其亲，长其长，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亲亲父为首”全体家庭成员以父家长为中心。“尊尊”即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尊敬一切应该尊敬的人，君臣、上下、贵贱应倍守名分，一切臣民应以君主为中心，即所谓“尊尊君为首”。
“亲亲尊尊”的确是对等级秩序的维护，但它也有重视亲情、重视家庭的一面，只要将它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不把它发展为“亲亲得相首匿”、“以亲害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是积极的。“亲亲尊尊”强调亲属之爱的崇高性、正当性，反对以物欲害亲情，主张国家政治应像家庭生活一样有人情味，主张给人们更多的保护亲属的权利，主张责成人们以更多的敬爱亲属的义务，这种思想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再来看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观。“天人合一”讲究“和为贵”，不尚争斗，强调整体的和谐甚于一切，法律的尊严服务于“天人合一”的整体利益，认为为自己或他人的公正而斗争是直接与一种自然的、道德的人生态度相对立。因为这一行为破坏了关于自然和谐的假设，仁慈和谦恭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合宜手段，造成了无诉的价值取向和忍让、屈从、不尚争斗的民族性，但是同样的只要不将“天人合一”夸大至极端，而只取其合理的一面或赋予其新的含义，是可取的。“天人合一”将人、自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保持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这对维护社会的统一与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内在价值。只要不把“天人合一”解释为为了和谐而无限度牺牲个人正当权益，不把“仁慈、谦恭”变为无条件的忍让、曲从，而把它控制在一定的度内，它是合理的，自由是法的目标，和谐、秩序也是法的基木价值。
儒家思想也注重修身养性、道德教化，其目的在于塑造圣人般的理想人格，由“内圣而开外王”，如孟子所言“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但对内在道德过分偏重则走向了泛道德主义的极端。传统文化中对于人的内在德性的要求是应予积极肯定的，但要防止将道德的作用无限扩大，避免使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错位，只要将道德的作用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对德性的要求不是寄望于成圣成贤，而是做一个诚信的人，有独立品格的人，具备仁义、智慧等良好品性的人，那么儒家的修身养性在法治社会中是有现实意义的。毕竟“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没有道德力量的支撑，没有自律的充分保障，法律会成为单纯的规范形式而失去生根的基础。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意志薄弱者难免利令智昏，注重理想人格塑造的儒学可以作为人们的清醒剂，在一定程度上以独特的方式对人们行为予以引导、制约，弥补法律调整的不足，实现社会控制手段的互补。
通过对中西法文化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市民法文化与中国伦理法文化是各有优缺的。儒家伦理在经过改造、转化之后，在不牺牲法治的根本价值前提之下，可以矫西方文化之偏，建成“温馨而理性的法治模式”。中西法文化的结合，应当是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之路。
三、出路
在对待法律文化的态度上，有学者指出“建设法治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文化改良，回归‘五四’，完成‘五四’未竟之业’。诚然，有其历史意义，但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将民族屈辱和国家的落后归罪于儒家思想，提出“打倒孔家店”，主张全盘西化，但并不如五四先哲预期那样，全盘西化之路实际上是一条畸型之路，我们摒弃了本身优良的一面，但却不自觉地保留了坏的一面，我们吸收了西方最表面、最肤浅及最劣质的一面，却没有摄收最深层和最优秀的一面，如仿效西方民主选举形式，却没有法治的基础及其它机制去约束操纵选举行为。
正如前文所述，西方文化并非十全十美，西方社会如今也面临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枪支泛滥、人格分裂，暴力犯罪、吸毒等，“西方也没有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因为它自己也陷人深刻的思想贫困之中”。西化之路行不通，除了西方文化也存在缺陷之外，还在于“设计得再完美的体制和程序，如没有传统力量的支持，就难以有效运转，甚至难以为继”新法制如没有中国特色，是很难真正在中国有效。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实现法治的根基，轻视或否定自己文化根基是悲惨的事。
我们不能彻底否定自己的文化根基，但也不能走“中体西用”的老路子。“中体西用”不是以科学、理性和发展为标准去评价和取舍外来文化，而是以自己的传统为参照系，以维护传统为宗旨来对待外来文化，是狭隘的民族优越感滋生出来的盲目排外心态的表现，是自己政治上和经济上脆弱无能的表现。“体用论”最终导致的是中国法文化传统依然故我，新瓶仍然装着陈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