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0 17:24:3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为深入贯彻落实《县委办公室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创建全国市（州）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示范州全面深化平安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和州、县相关会议精神，切实落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措施，推进我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取得实效，经研究，特制订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四中、五中全会、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州委十一届八次、九次会议全会精神，牢牢把握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总要求，不断完善科学化管理、网格化服务、多元化参与、法制化运转、精细化治理的社会治理体系，努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为建设集绿色发展、阳光康养、旅游综合服务于一体的牛背山生态康养小镇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工作目标
紧紧围绕“一年打基础、两年见成效、三年达目标”的工作步骤，2020年全面部署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工作，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工作布局、治理方式现代化。2021年积极开展具有地域特色和示范典型的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全镇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不断完善，社会治理能力明显提升。到2022年，建成社会治理现代化合格镇，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和治理成效明显提高，安全稳定、公平公正、法治优良的社会环境全面形成。
三、工作任务
（一）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齐抓共管的工作体系 工作措施：1、11月10日前，制定《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细化方案》，完善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任务清单，明确分工，落实责任； 2、11月30日前，成立镇基层治理委员会，制定我镇社会治理规划，建立完善平安建设协调机制和考评体系，制定我镇平安建设考评考评办法，把考核结果作为镇、村两级干部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和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责任人员：。每半月召开一次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党委会或领导小组会议，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进行会商，分析研判全镇社会稳定形势和平安建设推进情况。
（二）进一步巩固国家安全，建立反应敏捷、管控有力处置及时安全体系工作措施： 1、深化情报预警体系建设。整合村两委、网格员、综治维稳员队伍，建立完善情报预警网络；深化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落实每日研判、每周会商、每月汇总和重大敏感情报线索及时落实核查、跟踪反馈预警制度。2、深化重点人员管控。全面落实普通护照依法办理和分级分类集中管理制度，彻底排查辖区办理的各类护照，实行集中管理，使用备案批准制度，并建立台账；落实自焚高危、“法会”回流、非法出境等人员滚动筛查制度，完善动态梳理评估，精准管控，形成台账。加强境外非政府组织到镇内活动排查，及时上报，依法管控。3、建立维稳应急处突机制。完善我镇维稳应急处突工作预案，梳理我镇维稳应急队伍、强化管理物资、机具，做好应急准备。4、全面夯实民族宗教工作。深入开展宗教极端活动、活动排查，对全镇2个依法登记和6个依法保留寺庙开展密切监控。严格落实宗教活动依法审批制度，对外来人员严格排查、建立台账，严防一切形式宗教渗透、民族分裂等活动；积极开展宗教活动场所负责人培训教育，提高识别力和警惕性。
关键词：县域政府；治理能力；执政能力；职能转变
作为面向最广大范围民众直接实施具体治理的公共权力组织，县域政府治理能力直接影响广大民众生活质量、社会发展水平和政治统治合法性，同时现代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也对县域政府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然而在实际治理过程中，县域政府还普遍存在不足。因此，在现阶段县域政府治理能力与中央政府和社会民众明确建设服务型政府，实施有效治理服务广大民众的治理诉求存在明显差距的现实背景下，促进国家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县域政府治理能力现状分析
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明确提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以及推进大部制改革，县域政府治理能力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1）治理水平整体发展加速
随着改革不断地深化，特别是在以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有效地提升了县域政府的治理水平。从治理理念来看，县域政府历经了从“政治控制型”的管制理念到“经济主导型”的经济导向，再到“管理服务型”的治理价值观。县域政府在维护辖区稳定、发展地方经济同时也突显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来实现辖区良好治理的理念，将单一的提升经济总量增长取向变革为服务社会和民众的治理发展导向。
（2）治理资源汲取程度深化
伴随着政府治理水平的快速发展，县域政府汲取资源用于治理领域的总量处于增加趋势。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加大对社会治理资源的投入，使得县域政府汲取资源的潜能不断增加。另外国家取消农业税，加大对居民生活消费补贴力度以及提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都使得民众生活资源更为充裕，公民社会发展加快，加上互联网技术发展构建的社会资源共享网络，增加了县域政府从社会渠道获取治理资源的能力和空间，因此汲取渠道和汲取总量的双重拓展促进治理资源汲取能力的强化。
（3）资源配置使用力度加大
治理理念的发展和汲取资源能力的强化形成治理资源的配置和使用优化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县域政府在上级政府重视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实际问题解决的政策意图下，加大了将资源配置并投入使用于治理领域的力度，反映在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建设力度加大。
（4）县域治理存在结构缺陷
近年来县域政府治理虽然呈现加快发展趋势，但是由于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现代化进程不完善以及历史发展的部分路径依赖，使得县域政府治理存在结构缺陷，表现在治理产品和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不能完全满足居民生活实际需求；治理水平存在明显区域差异；治理行为存在低效率等方面。
二、加强县域政府治理能力建设对策
（1）强化县域现代治理理念
在以人为本和执政为民的政策理念下，地方政府必须强化现代地方治理理念，树立政府应该通过为辖区民众提供良好公共服务和优质公共产品从而实现地方良好治理的意识。首先县域政府要明确自身不仅仅作为上级政府的执行机构，更是县域治理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要改变权力本位和治理中将手段取代目标的错误认识，形成县域群众需求导向的服务意识；其次在行政行为中，树立依法行政和权责一致的观念，从而增加民众满意度，提升治理效果，落实岗位责任制；在治理方式上，改变管控命令的纵向权力传递思维模式，减少强制干预行为，建立购买、协商谈判与合作的横向交流互动权力运作理念，在多元治理主体协同作用的认识加大柔性治理工具使用力度。
（2）优化县域政府治理职能
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优化县域政府职能，实现县域政府治理职能的完善。首先明确县域政府在县域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合理划分治理事务范围和授予相应的治理权，将县域治理作为县域政府职能的核心，弱化过于追求地方经济总量提升的经济职能导向，强化通过良好治理实现辖区社会整体均衡发展的社会服务职能，凸显社会治理服务职能核心地位。其次从立法层面依法合理设置县域政府社会治理范围，一方面对于在县域治理中失职渎职或者不作为的政府追究法律责任，强化县域治理法治意识和责任；另一方面对于设立的县域政府治理职能要依法提供稳定的财政保障。
（3）构建资源汲取多元渠道
县域政府要依据辖区实际情况，发挥自身特色优势强化资源汲取能力，在市场经济层面，减少对直接经营活动的资源投入，通过规范市场环境和培育特色产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升资源集聚总量，在招商引资中通过整体市场环境吸引适合地方特色的企业投资，规范并且通过合同外包、支付购买或者系统激励制度建设吸引企业参与对公益事业的投资，在企业增收的同时也推动地方公益事业的发展。同时在治理过程中，公民社会的有效参与还能积累提升社会资本，减少政府治理难度，实现社会治理的整体改善。
（4）规范治理资源配置使用
为实现县域政府对辖区的有效治理，必须规范资源在治理领域的配置和使用，促进县域政府体制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改变县域政府粗线条的大包大揽模式，将工作重心转入具体的科学、教育、卫生医疗、社会福利等民众服务方面，形成治理机构集中、运转高效的县域小政府。在配置资源时，要公开透明资源分配原则、程序、措施和相关责任人，依据法律规定优先保证资源投入于公共利益领域，在这个原则下合理兼顾政府组织自身利益，形成重点突出、均匀连续的资源配置格局，避免资源配置的碎片化和部门利益化。
县域政府治理能力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县域政府治理能力对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都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 协调发展 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长江经济带在全国的地位非常重要，早在“七五”计划中国家就把长江经济带列为与沿海并列的两条国家一级开发轴线之一。然而，近30年来，尽管长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也比较快，但与沿海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飞速发展相比，两者的差距拉大了，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下降了。当前，长江经济带虽然迎来了千载难逢的重大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困难和挑战。只有正确认识到这一点，并且采取积极的措施予以妥善解决，长江经济带才能早日腾飞。
基础设施比较落后。长江自西向东流入东海，干流总长6300公里，其中目前的干流通航里程约3000公里。在呈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江经济带范围之内，中上游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下游的部分地区，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还比较缺乏，铁路、公路和通信网络的密度较低，甚至平原、低丘部分县市至今没有通高速公路和铁路。
区域、产业发展不均衡。区域发展不均衡、内部差异大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特征，一业独大、一城独大的现象非常普遍。从整个长江经济带范围看，上海市的国际大都市地位突出，2013年人均GDP达到74515.81元，而最低的贵州省仅为22862.04元，只有上海的30%。同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中，实力最强的江苏省GDP达到59161.75亿元，而贵州省为8006.79亿元，两者相差7倍。从一个省市内部看，省会城市和部分发达城市现代化程度高，而广大乡镇则依然以农业生产为主，二、三产业水平很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还有数千万贫困人口。
对外开放条件与水平不高。由于地理的和历史的原因，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对外开放条件不如沿海，在引进外资、对外贸易额、与世界的经济技术交流和人员往来等方面，与长三角相比差距非常大。
以建设长江黄金水道为突破口，合力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综合交通网络
开发利用好长江这条黄金水道，是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首要任务。但目前长江航道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下游岸线资源基本开发殆尽，中游航道不畅、能力不高，上游大部分地区航道等级低甚至还不能通航，大部分二三级支流航运萎缩等。长江水运建设的重点，就是要围绕这些制约经济社会发展、阻碍统一连续航运网络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首先，从国家到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要重视沿江通道建设，优先推进水运发展，通过优先推进水运发展来支撑流域开放开发。以长江口、长江中游航道为重点，加快长江深水航道治理;以湘江、汉江、赣江为重点，加强重点支流航道建设;以三个航运中心为重点建设一批现代化的港口，以及依托港口的物流园区和加工业园区;加快实现水运管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其次，要继续加强以客运专线、高速公路为骨干的现代化立体交通建设，实现客运零距离、货运无缝对接。要通过建设翻坝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与三峡船闸一道构建综合翻坝运输体系，彻底解决三峡瓶颈问题。第三，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打破利益保护，制定整个经济带综合运输规划，统一调度运力，统一使用资源。
要以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为引爆点，将其建设成为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点
长江中游城市群以长江中游，包括的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核心，外加鄂湘赣三省沿长江、环洞庭湖、环鄱阳湖的若干城市，是一个已具雏形的跨省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城市集群。要加强粮食主产区建设，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长江中游三省都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一直以来在稳定全国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该地区要在加大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同时，大力推进农业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的合作与联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农业结构调整。
加强产业融合，促进产业一体化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内各地应从自身的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出发，优劣互补，实现强强联合，逐步形成一批具有全国重要影响的光电子信息产业、汽车制造、工程装备、农副产品加工、有色金属开采与冶炼基地。
以“四江三湖”为重点，共同加强河流湖泊的治理。长江中游都是水资源丰富省份，区域内河流纵横，湖泊密布，共同面临长江防洪大堤加固、水资源综合利用、农村安全饮水、湖泊治理等任务。四省要加强协作，以“四江三湖”（长江、汉江、湘江、赣江、洞庭湖、鄱阳湖、洪湖）为重点，在加强长江防洪大堤加固、水资源综合利用、水污染综合治理、湖泊治理等方面展开合作，共同加强河流湖泊的治理。要特别重视丹江口库区和汉江中下游的生态环境保护。
建设长江经济带要干支结合，实现流域的协调发展，提升其整体实力
目前，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中，干流沿线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高，交通运输条件也较好，而一些支流尤其是远离干流的山区、库区则要差很多。实现长江经济带的协调发展，就是要树立“流域一盘棋”的思想，更加重视支流及广大腹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如疏浚淤塞河道、提高航道等级，建成多个区域性航道网，让节能、节地的水运通达流域的广大地区，从而充分发挥全流域黄金水道的作用。还有，受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影响，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淹没损失严重，移民搬迁安居致富的任务繁重，未来发展受到严格限制。对这个为全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流域，建议国家在建设长江支撑带过程中，作为开发的重点和试点。支持汉城市打造包括铁水公空管在内的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支持其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其新型工业化步伐，支持其生态环境保护、低碳城市建设等。
（作者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参考文献】
随着行政生态模式的变化，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态势下，各种复杂因素和不确定的挑战，迫使传统的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加以调整和转型，在正视公共管理的困境前提下，需要注入治理理念，用全新的视角，创建以民众需求和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协同型、整合型公共管理创新模式。思考公共管理改革的方向和趋势，转变碎片化、官僚化的公共管理行政模式，全面建构公共管理的全新战略框架。
一、协同型公共管理背景及理论基础综述
随着公共管理高度复杂化，利益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公共管理牵涉众多部门、区域，这对于公共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实现跨地域、跨部门的治理，是当前改革中需要思考的重大课题。而协同型公共管理的兴起，是对传统官僚行政公共管理模式的反思，是对碎片化新公共管理模式的重组，它以公共需求为主导，通过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实现跨区域、跨部门的公共管理创新模式，它的理论基础和依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资源依托论
这是一种较为成熟的理论，由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有相互之间的协作与依赖关系的存在，从这个视角下，可以认为任何一个单一的组织都不具有全部的资源，只有在群体组织的相互作用之下，才能输入全部的能量，才能得以顺利运转或提供公共服务。由于政府面临众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运用资源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并维系持久的互动伙伴关系，从而使协同型公共管理得以实现并运作。
(二)交易成本理论
在资源交换与合作的过程中，交易成本的降低是组织的追求目标，在现代公共管理过程中，组织是一个动态、复杂、系统的整体。单纯的市场机制和科层机制已经不能满足公共管理的需要，它需要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寻求合适的协同合作伙伴，从而可以减少组织的监测成本、信息成本，防范机会主义对组织公共管理的威胁。
(三)跨部门协同治理理论
政府公共治理将跨部门协同治理视为网络，而公共管理者处于纵横交错的网络核心。因此，对于现代公共治理而言，协作网络是重要的核心内容，在这个网络之中的公共管理需要关注组织间的协同与合作，也意味着第三方政府、协同政府、顾客需求之间的融合，再利用信息技术将网络加以有效的整合，提供给社会公民更多的选择权。
二、当前公共管理面临的困境剖析
(一)显现出与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的不一致性
公共管理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要求是要实现公共治理的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总体来看，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稳定和谐，文化也处于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在不断迈进。然而，这与公共管理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还有较大的差距，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公共管理的法治化、民主化程度还不高。由于公共管理机制缺乏科学、合理的制度基础，因而显现出刻板性，缺乏适宜的变通，对利益的调节和分配还有欠公平和公正。
第二，公共管理的治理能力还不足。在公共管理的治理主体结构中，主要有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社会公众，显现出治理主体成员的素质和能力欠缺等问题，在治理主体各成员之间，也存在分工不合理、权责模糊的问题。
(二)公共管理技术在实践应用中存在单一性的问题
公共管理技术归属于社会技术领域，它包含众多的技术内容，并与现代管理技术相契合，成为政府的追捧对象，现代公共管理技术中的数字治理技术、智慧决策和政务技术、风险评估技术、绩效治理技术等，都具有前沿性特征和先进性特征，有极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然而，它在公共管理职能履行的政府治理行为中，存在应用意识上的偏差，将这些先进的、前沿的现代化公共管理技术僵化为“政绩展示手段”、“便利性手段”，而没有从社会民众的意愿和需求出发，没有充分发挥出公共管理的效能，无法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治理。由此，也引发了社会民众的质疑，从社会层面传来怀疑的声音，而导致社会信任危机、公共治理危机。
(三)组织文化与价值的偏离，降低了公共管理的效能
公共管理者所处的组织文化和伦理价值体系具有“染缸效应”，这种“染缸效应”会对身处其中的公共管理者产生浸染性影响，如果组织文化和伦理价值发育健康而良好，则身处其中的公共管理者会形成一种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能力;如果组织文化和伦理价值发育不良，则身处其中的公共管理者难以形成道德自觉意识，而陷入道德困境。这种组织文化和伦理价值的“染缸效应”，使公共管理权力沦为个体谋求权利的工具，引发社会的异动，降低了公共管理的效能。
(四)由上而下发动的顶层设计在贯彻与落实上的困境
我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转型期，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是要全面推行依法治国和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在由上而下发动的顶层设计，配套制定了各项改革举措，如“大部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基层民主制度等。然而，这些由上而下发动的顶层设计在地方政府的贯彻与落实上陷入了困境，由于一些激励性措施缺乏法律性依据和制度性保障，难以得到全面的贯彻落实。同时，社会组织和民众参与公共管理治理的话语体系还没有完全构建，因而较难实现多元治理主体制度化、法治化和协同化，在我国特有的行政生态环境中遭遇了“肠梗阻”的问题。
三、协同型公共管理的转型与组织创新启示
(一)转变公共管理观念，建立公共性和区域性公共管理模式
长期以来，中央分权政策中的“理性经济人”塑造目标，迫使地方政府追求短期效益，打造一些“短平快”的项目和“高税率产业”，而忽视了社会发展及公共利益。这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缺位”，亟须加以转变，要用整体治理的全新视野，突破行政区域和部门管辖的局限性，从公共性和区域性的视角，对公共管理服务进行审视，要由部分向整体转变，由破碎化向整合转变，抵消公共管理在行政区内和部门内的抵触和冲突，最大化地减少公共管理服务中的交易成本，达到各个利益主体共同的目标。
(二)创新构建以协同为特征的协同整体型公共管理组织模式
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无法解决跨区域的边界问题，而协同型的公共管理创新组织模式则可以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整合与协同之下的组织设计或重组。基于这个视角，政府将公共管理的整体组织结构设计作为实现公共管理服务的工具，也即达成各个政府组织之间、各个部门之间的团结协同目标。
这种协同型公共管理组织机构模式是现代横向组织管理和网络化治理的主要模式，它的治理前提是不同组织结构之间的差异化，不同的组织结构有其不同的框架、职能和利益追求。因此，协同型公共管理模式正是符合了整体性治理的主旨和价值理念，实现了替代注重等级、注重程序的官僚政府体制与组织架构。
(三)创新以结果为导向的协同整体公共管理模式的目标
协同型公共管理模式强调的是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它的实现目标是要用最低的成本，提供最好、最为有效的公共管理服务，在协同型公共管理模式下，要努力将复杂而分散的各个层级和机构进行整合，以满足不断提升的公众的需求。
协同型公共管理模式的服务目标，总体来说是要消除不同组织机构、不同部门之间的矛盾，在特定政策的规范之下，实现各组织、各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从而更好地运用各种资源，为公众提供整体的或“无间隙”的公共管理服务。在这个目标结果中，牵涉到政府、公众、组织等不同层次的整合目标，在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就是将所有活动相结合，达到各个层面的有益结果。
(四)创新以整合为核心的协同型公共管理运作机制
在协同型公共管理转型和创新的过程中，它的对立面是碎片化、分散化公共管理模式，在这个协同型公共管理运作机制构建的过程中，它需要的是有效的整合，是基于专业化上的整合，要注重全局战略的统筹眼光，它的整合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整合处于不同层次的公共治理过程;二是整合组织的功能内部治理过程;三是整合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治理过程。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我们不难看到协同型公共管理的信息分享、协同作战的宗旨和运作方式，在这个以整合为核心公共管理协同之下，可以有效地打破组织之间、部门之间的壁垒，形成一种无缝合作的协同体制。
从纵向的视角来看，以整合为核心的公共管理服务创新重新界定了中央和地方的公共服务职责，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公共产品、管理公共事务的权限。从横向的视角来看，以整合为核心的公共管理服务创新可以对政府机构的职能进行整合，生成综合性的“一站式”服务体系，避免公共管理服务职能交叉或重叠。
(五)协同型公共管理的参与主体多元化
在整合视角下的协同创新型公共管理模式，既不是科层管理模式，也不是市场治理模式，它强调政府和非政府之间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这就使协同型公共管理的参与主体显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地方政府再也不是唯一的公共服务提供者，不是垄断公共物品供给的垄断者，而要让这些公共管理服务职能形成一种多元的网络形态，吸引各方的力量，实现地方公共管理服务的供给，以满足社会民众多元化的需求。当然，在这个多元化公共管理服务的格局之中， 要注重过程管理和结果控制，政府要融入其他主体的力量，提升公共管理服务的质量和效能。
四、结语
协同型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是一种新的、有益的探索模式，它可以基于利益整合的理念主导之下，促成地方利益集团的成长，从而有效地解决横向方面的跨行政区、跨部门的协同合作问题，也为社会公共管理与服务提供了有力的整合资源的支撑，在政府与非政府力量通力合作的条件下，充分其战略协作的功能，从而消除狭隘的部门、层级的传统官僚观念，形成运转协调有序的公共管理治理网络。
摘要：目前，城市生活快速发展，而环境问题也随之来临，影响着居民的生活治理。为了改变恶劣的环境问题，城市环境管理部门要加强治理力度，建立完善的环境治理体系，采取现代化技术，营造舒适美好的城市环境。基于繁杂的发展背景，市政需要下发专门的扶持政策，创新社会管理，探索积极有效的治理方案，推进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
关键词：环境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思考
1积极培养城镇绿色文化，加强环境治理强度
在环境治理体系中，文化影响最为关键，可以从不根本上预防各种生态污染，从而加强环境建设，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宣传部门要加强对市民的保护环境的教育，提高每个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摒弃各种生态污染行为。或者，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来宣扬，加强环境治理的力度，如“微信公众号、微博、QQ、抖音等等”促使每个民众参与进来。所以，市政部门要不断的培养城镇绿色文化，引入多样的治理手段，加强环境治理的力度，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比如，城市环保局可以在每个区县设置专门的“环境治理与维护中心”，定期给民众普及一些环境保护措施，完善良好的行为习惯，保证良好的环境质量。或者，小城镇可以开展一些生态文明的活动，以讲座和视频观影为主，深化民众的环保意识。此外，还可以建立“回收奖励制度”，每家每户可以自己分类可回收垃圾，每周送往“垃圾回收中心”，换取一定的积分，达到预定标准后可以获取一定的物质奖励。为了贯彻现代化的维护理念，环保部门也可以借助人工智能软件，分析每个地区的环境情况，进行精准的人员安排，根据环境污染的程度，规划不同的改善计划。最后，把数据导入网络终端，相关的工作人员可以及时的整理，并制定最为详尽科学的治理计划，从而改变当下的生活环境。因此，城市建设部门需要逐步的完善环境治理系统，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积极的贯彻与实施绿色文化，加快现代化治理的进程。
2实现环境治理的文明化和科学化
在城市环境治理过程中，需要秉承文化与科学的处理方针，从现实情况出发，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改善措施。当然，也可以适当的融入现代化的治理方式和策略，综合各种方法，实现全面的区域治理与维护，明确各个地域的问题，采取相应的解决策略。城市环境问题主要体现在“空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两个层面”，相关部门要以这两类为中心点，引入现代化信息技术，展现高超有效的效果。比如，可以在城市人群较为密集的地区限制各种大型汽车进入，降低汽车尾气对于空气的污染，这只是一种最为基础的手段。要想达到最理想化的治理效果，市政部门需要在全市下发执行“新能源汽车引入方案”，鼓励新能源汽车在城市中的生产，舍弃具有污染性的汽车品种，提高城市空气治理。或者，可以借助智能化环境监测仪器，定期巡查测试各地区的环境问题，巡查仪器可以根据GPS传送信息数据，技术人员要全面的监控，把主要问题罗列出来，制作成系统化的表格。接下来，部门人员要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制定出科学化的治理计划，通过线上平台发送到相应的地区。在这种制度下，可以全面的管理与应对环境问题，实现最大化的治理效果。
3创新低碳环保技术，完善环境治理体系
在环境治理实践中，低碳环保技术的运用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环保部门需要及时的更新治理技术，引入新型的低碳环保设备，加强环境治理的力度。考虑到城市化的发展背景，管理部门需要完善环境治理体系，确立基本的制度条例，规范治理的步骤和次序，保证环境治理的稳定发展。从数据分析显示，目前有60%的城市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且长时间没有整治，导致环境治理低下，直接影响着居民的正常生活。因此，政府需要及时的派遣专业的环境治理人员，事先调研考察，先初步的分析，继而采取正确的技术进行治理，达到设定的基本效果。比如，政府可以从国外引入废气三级净化与废弃物处理技术，进行合理准确的拆解分离，转化为有用的物体，循环使用，提高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效果。也可以设定专门的“废弃排放指标”，如果超过这个范围的企业工厂，就必须接受巨额处罚，让社会大众监督执行，这样可以全面的控制工业废气的排放，实现有效的环境治理效果。由于一些城市缺乏科学完整的环境治理监督系统，所以在治理过程中难以收获高效的治理成绩。管理部门需要重整环境治理监督格局，构建完整规范的监督体系。在内部需要成立专门的“监察小组”，检验工作人员的业绩与效率；在外部可以把权力交给社会大众，形成全局一体化的环境治理体系。
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还有许多城市的环境治理工作存在一定的不足与缺陷，政府要加强治理的强度，对环境治理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改善，提高各项生态治理的成效，并明确具体的治理活动，真正实现环境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在区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区域行政就是在一个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才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区域公共竹理是区域内的多元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问交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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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胜利闭幕的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描绘了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的宏伟蓝图，明确了今后五年的战略任务和工作重点，符合中央精神，切合浙江实际，顺应人民意愿和时代潮流。我们一定要把学习贯彻落实省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任务，用省党代会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指导实践，加快推进转型发展，全面建设“三生融合·幸福温州”。
一、坚定赶超式发展的信心，努力跟上现代化浙江建设的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率先进行市场化改革，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温州模式，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近几年，温州全市上下解放思想、克难攻坚，扎实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在科学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但温州发展纵向比成绩很大，而与全省平均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按照中央“三步走”战略部署和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要求，省委提出今后五年要进一步提升全面小康社会水平、向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迈进，到2020年浙江要率先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基于当前发展状况，温州与全省同步如期基本实现现代化，任重道远。
当前，温州发展天时地利人和兼备，机遇前所未有。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温州形成了区位条件优越、生态环境优美、陆海空间广阔、创新活力强劲、民间资本丰裕、温商网络遍布全球的比较优势。尤其是“两海两改”国家战略相继在温州实施，为优化环境平台、再造体制优势、创新发展模式提供了历史性机遇。通过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可以提高温州资本和各类要素的配置效率，为产业发展提供巨大支撑，增强经济综合竞争力。通过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可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产权要素自由流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加快推动城市和社会转型。通过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温州的空间容量问题，最大限度地发挥温州的沿海优势。通过推进海西经济区战略，可以把温州打造成为承接台湾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移的重要门户，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我们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省党代会精神，把握温州发展的时代坐标，抢抓历史机遇，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坚定赶超式发展的信心，以超常规的力度和举措，加快推进转型发展，向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阔步前进。
二、加快转型发展，推动省委战略决策部署在温州的具体实践
省委提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的奋斗目标，立足浙江扎实的基础条件，顺应时展要求，更加体现以人为本，标志着全省发展进入了全面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全面落实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创新温州发展模式，走在改革开放前列，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最根本的就是要建设“三生融合·幸福温州”。
建设“三生融合·幸福温州”，推动生态、生产、生活融合发展，把温州建设成为环境优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生活富裕的幸福城市，最大限度地增进民生福祉，这是“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具体体现。我们必须把这一核心要求贯穿于提高全面小康社会水平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按照加快建设“三大强省、三个浙江”的总体部署，着力推进政府、社会、经济三大转型，全面做好各项工作，竭尽全力使美好的蓝图成为现实的幸福生活。
以公共服务为取向推进政府转型。按照建设法治浙江的部署要求，针对温州公共制度创新和供给不足的问题，切实加强公正清廉高效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以政府转型推动经济和社会转型。一要树立现代公共管理的理念。转变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全能政府观念，树立有限政府的理念，科学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形成政府组织、市场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既责任明确又配合协调的现代社会治理结构。走出市场经济初期政府放松管制就是放任无为的认识误区，强化公共服务的理念，发挥政府在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社会公平正义等公共领域的职能作用。破除传统社会长期形成的人治弊端，强化依法治理的理念，把加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办事有机统一起来，深化法治温州建设，提高社会法治化水平。二要深化政府体制改革。深化公共部门机构改革，促进政府职能由生产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推进权力下放、重心下移、人力资源配置向基层倾斜，实行扁平化管理，强化基层管理服务能力。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建立现代事业制度，加快培育发展各类经济和社会中介组织。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加强基本公共品供给和公共平台建设。深化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国资公司在非竞争性领域公共品供给中的主导作用。三要推进公共政策创新。高度重视政策工具的作用，建立科学规范的公共政策体系，以有效的公共政策确保体制机制活力，提高公共政策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完善政策制定的规则和程序，强化政策的民意基础，真正将公共政策建立在公共选择的基础上。四要优化政府服务。加强机关文化、工作制度和机关作风建设，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推行即办制，降低行政成本，健全投诉问责机制，切实提高政府效能。
以城乡统筹为途径推进社会转型。按照注重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部署要求，坚持以新型城市化为龙头，统筹城乡发展，着力解决半城市化问题，加快建设温州大都市，以城市转型带动社会转型。一要推进生态型国际性现代化大都市建设。立足长三角与海西区之间核心城市的战略要求、网络型组团式的大都市布局，进一步提升完善大都市发展规划。以海涂围垦、山地资源开发和信息化建设为重点，拓展城市发展的战略空间；以温州国际机场、温州港、城际铁路、市域轨道交通、高速公路为重点，建设立体化的现代交通网络，拉开城市发展框架；推进各类功能区和中心镇建设，打造大平台和新高地，推动城市发展由机械扩张向有机生长转变。加快市政设施和文教卫体等公共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能级。深入开展“六城联创”，推进城市旅游化改造和城中村改造，抓好城市洁化绿化美化，全面提升城市品质。二要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深入实施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战略，全面推进以“三分三改”（政经分开、资地分开、户产分开和股改、地改、户改）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以推进农房改造集聚为切入点，引导农民进镇入城，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共享城市文明。深入推进城乡新型社区建设，深化村级组织“转并联”工作，让基层各类管理和服务功能在社区平台上得到充分集聚和体现，加快传统农村向城乡新型社区转变。三要推进社会事业和保障体系建设。深化民办教育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温州肯恩大学等一批大学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积极申报全国社会资本办医试点城市，加快推进民间力量兴办医疗；加快重大体育设施建设，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并轨，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四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要求，建立健全社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突出加强社区社团社工建设，构建现代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深化平安温州建设，确保社会平安稳定。
疾风知劲草，板荡出英雄。陆鼎良上任两年多来，严峻考验接踵而至。2012年8月1日至8月31日，“东海救助”连续迎战4个台风，成功救助大型散货船“白马王子”轮，其时间之久、风险之大实属罕见。10月21日至10月25日，组织力量远赴日本那霸救助失火的大型远洋捕捞船“明洋”轮，成功将其拖进舟山港，中央电视台作了跟踪报道。2013年3月19日至4月4日，成功救助超大型集装箱船“达飞-佛罗里达”轮。4月20日，成功救助豪华邮轮 “双子星”，创“东海救助”建局以来单次救援遇险人数之最。2014年3月8日，马航MH370失联，“东海救助”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统一部署，派出大马力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01”轮全力参与搜寻。
顶层设计：海陆一体化服务模式
“我局是海上专业救助单位，但每一次的救助都不是我们单打独斗，都有很多领导、专家和相关单位关注着、支持着、配合着，为了更好地与辖区地方政府加强合作，我们提出要建立‘区域应急联动机制’，它是我们做好海上救助和陆域抢险的重要模式，我们简称为‘应急联动’，具体是指我局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为了共同有效预防和处置海（水）上应急突发事件，减少人员、财产和环境损害，提高应急处置效率，而建立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定期互访、应急联动的长效协作机制。
“东海救助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应急联动’作为一种高效的服务模式，以更好地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形势、新任务和交通运输部党组提出的‘合理救助、安全救助、科学救助’的要求。作为国家海上专业救助力量，作为海上安全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东海救助’有必要在进一步加强救助能力建设、规范救助管理上做文章，致力于建成一支‘正规化、专业化、规范化’的队伍。”
陆鼎良的一番话画龙点睛。
任期一年后，“东海救助”创新发展的新思路出台了，大力推进以“融入地方、密切联系、应急联动、快速反应”为原则的“区域应急联动机制”建设，不断拓宽救助基地的发展功能，使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更加便捷、更加高效、更加有力。“推进建立区域水上救助应急联动机制”和“加强救助基地综合管理和应急救助能力建设”的两个指导意见，引领队伍建设上新的台阶。
“东海救助”提出的“应急联动”的服务模式，是对救捞事业“三位一体”发展模式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有效加强了海上和沿海陆域水上的应急保障，为东海救助事业的发展拓展了空间。
在进一步密切与沿海各海上搜救中心联动协作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海各级地方政府的联系。在《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在2013年底，初步建立覆盖辖区沿海重点地级市的应急联动机制网络，在相应地市应急综合协调部门设联络处，在重点县市（区）设联络站，每个联络处（联络站）组建一至两支水上救助志愿者队伍;到2014年底，基本建成覆盖该局辖区的应急联动体系。
“想地方所想，急地方所急”， 各救助基地充分发挥华英艇和应急分队的专业优势，积极参与沿海及内陆水域应急救援，无论是在狂风巨浪的海上，还是在偏远陆域的河流、湖泊、水库都闪现着东海救助人橙色的身影。除参与海上救援外，各救助基地还积极参与自然灾害、涉水协警救助、楼房倒塌救援以及多种赛事保障任务，成为维护地方稳定、为地方经济建设与发展提供安全保障的一支不可替代的专业力量。
“东海救助”温州基地与台州、温州海上搜救中心以及温州市水上公安分局等单位分别签订联动协作备忘录。温州市人民政府将温州基地列入“温州市社会应急联动一级联动单位”。宁波基地与地方合作建立了北仑区“青少年水上安全教育基地”，还主动与舟山海洋渔业局合作，举办渔民海上安全教育及自救互救知识培训，并推进该机制的常态化。
2012年12月16日，宁波基地使用生命探测仪搜索发现并成功救助宁波居民楼倒塌被掩埋的一名群众;2013年4月13至16日，应温州市政府请求，温州基地承担了“2013年中国温州国际山地户外运动挑战赛”水上安保任务，期间协调“东一飞”和2支志愿者队伍，参与赛事安保工作，圆满完成了内河、湿地、山地、外海四个赛段的水上安保任务;2013年5月16日，厦门基地成功救援了一名因特大暴雨导致长时间受困在明发国际商城地下室的青年，该救助受到了各大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2013年7月至9月，宁波基地派遣应急分队进驻宁波市江东公安分局，与公安部门开展24小时全天候联勤待命，协警处置溺水涉水任务25起，搜寻打捞溺水人员17人。 2013年11月8日至10日，受宁波北仑区政府委托，宁波实施了“2013世界X-CAT摩托艇锦标赛”的水上应急保障工作，并妥善处置1起赛艇翻扣险情。
目前，在东海辖区活跃着8支水上救助志愿者队伍，成为专业救助力量的重要补充。交通运输部原副部长徐祖远曾对《中国交通报》“宁波基地成立水上救助志愿者队伍”的报道作出了重要批示：“以救助基地为平台，积极组织水上救助志愿者队伍，实施专群结合的救助行动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当前我国的志愿者队伍建设有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和组织开展好水上救助志愿者队伍建设对于快速应对水上突发事故，提高水上救助成功率，弘扬社会奉献精神，体现民族文明进步很有必要，很有意义。”
救助志愿者多次参与基地的应急救助任务，2011年
“7・23”甬温线动车事故救援中，温州基地救助志愿者就随同应急队员紧急出动，一起成功救助4名遇险乘客，搜寻3具遇难者遗体;2012年7月2日下午，温州基地志愿者救助队前往乐清虹桥淡溪水库搜寻1名溺水人员，并将溺水者遗体成功打捞出水;2013年1月14日，货船“永顺66”轮在闽江与另一艘在航货船相撞，“永顺66”轮锚链舱进水，福州基地应急队员和3名救助志愿者联合进行了救助行动。
各救助基地联合救助志愿者队伍开展海上搜救知识讲座、夏季防溺水安全知识培训，让水上安全知识进校园、进家庭、进社区、进渔村，把提高群众自救能力的工作做在平时。
记者观察下来，自然认同这项愿景宏伟的“海上德政工程”。陆鼎良认为，把区域应急联动机制的“基本原则”提炼概括为16个字，即“融入地方、密切联系、应急联动、快速反应”，与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出的“关口前移、站点加密、动态待命、随时出击”的海上值班待命制度原则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形成了有效的理念呼应。这16个字非常明确而清晰地概括了建立区域应急联动机制的方式方法以及目标任务。它的提出，使区域应急联动机制建设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系统化。
如何把“区域应急联动机制”的效果最大化，进一步促进救助能力的优化升级？“东海救助”的对策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以海上救助为重点，辐射沿海陆域水上抢险，发挥志愿者队伍和联动单位的作用，形成合力，为促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作用;进一步健全救助管理机制，加快应急救助能力的优化升级;加快救助基地值班室的标准化建设，以提升基地值班室信息处理能力、监控跟踪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为目标，强化基地综合管理和应急救助能力，助推区域应急联动机制建设;进一步完善应急联动的机制，在服务地方上力求达到“双赢”，开展形式多样的联动合作活动，加强与联动单位的密切关系和合作。不断推进水上救助志愿者队伍建设，形成专群结合的有效管理模式等等。
纲举目张：“三个标准化”建设
陆鼎良告诉记者，围绕救助、安全、文化三个层面，“东海救助”力推救助基地值班室、安全管理、职工之家“三个标准化”建设，这是提升应急救助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应急联动”是顶层设计，是思路、是方向;“标准化”建设是深化措施，是手段、是载体。“三个标准化”建设重在提升管理能力、发展能力上下功夫，可以为“应急联动”提速、保值、增效。
记者翻翻台账，每一项标准化建设，都让职工明白目的与愿景、亮点与历史、规划与措施。比如，推进救助基地值班室标准化建设，促使救助基地在救助值班“硬件”和“软件”上都更加标准、规范，能够进一步提升救助基地的救助信息处置能力，促使救助基地在推进应急联动机制建设中更加有效;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一方面规范救助基地的安全管理行为，另一方面也提升救助职工安全意识，为强化救助基地的“应急联动”的针对性、在当地推广水上安全教育增强了动力;“职工之家”标准化建设，建设完成一批集体能训练、读书阅览、室外运动等功能为一体的新型“职工之家”，使救助基地的文化凝聚力不断增强，营造更加和谐的文化氛围，让救助基地的职工在推进应急联动机制建设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中更有干劲、更有精神、更有行业特色。
记者明白，“东海救助”的设计和举措就是将辖区安全“防护网”张得更大，进一步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技术装备：十年投资15亿
作为海上人命救助一支重要的专业力量、国防建设一支重要的应急救援保障力量，记者和广大受众都相当关注“东海救助”的技术装备，请陆鼎良亮亮家底。
据他介绍，11年来，建成并已投入使用1艘6 000kW远洋救助船、6艘8 000kW远洋救助船、1艘14 000kW远洋救助船和2艘双体穿浪型快速救生船，从英国引进了7艘近海快速救助艇。目前正在建造的还有1艘12 000kW巡航救助船和1艘8 000kW专业救助船。专业救助船舶（含救助艇）总数由建局之初的11艘，增加到目前的23艘，极大地改变了建局初期船舶数量不足、船况老旧、船型和功能单一等状况，初步建立起与辖区特点和救助待命需求相适应专业救助力量的布局。加强科学化、信息化的救助指挥平台建设，引入了船岸通讯系统、船舶AIS系统、渔业北斗监控系统、应急搜救海上海洋气象综合应用系统等搜救决策辅助手段，提高了救助指挥决策科学化。
在原有的连云港基地、上海基地、宁波基地、温州基地、福州基地、厦门基地的基础上，现在又在江苏大丰，上海横沙，浙江舟山、洞头，福建湄洲岛等地新建一批新的救助基地，基本形成了北起连云港、南至厦门覆盖救助辖区的11个救助基地和站点的救助总体布局。救助基地和站点也朝着承担区域应急救助、为救助船舶提供后勤支持保障服务、为救助直升机提供起降补给、区域应急救助指挥协调等全方位、综合型、多功能方向发展。
航运中心：保驾护航促发展
“我们救助人代表政府履行职责，我们的行为体现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体现党和政府对海上人命安全的高度重视。当前，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仅需要强有力的硬件支持，还需要强有力的软环境支撑。维护海上运输安全，是我们海上救助人的责任。”
陆鼎良的话诚恳朴实，透着厚重的历史责任感。
“东海救助”地处上海，为不断提升上海“四个中心”的核心功能和国际竞争力，以及中国（上海）自贸区建设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陆鼎良说，上海加快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在实现我国海洋强国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安全是港口发展的最大环境，是港口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也是港口发展软实力的重要体现。韩国“岁月”号客滚船沉没事件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对我们快速高效应对群体性人命遇险应急救助能力提出了挑战。我局作为一支值守在上海的国家海上专业应急救助力量，为上海港建设和发展保驾护航是我局的神圣职责。对此，我们将从加强装备和基础设施建设、救助科技研发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我局的应急救助和服务保障能力，为海上安全筑牢最后一道防线。
加快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对加快实现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是国际航运枢纽港，二是现代化港口集疏运体系，三是建现代航运服务体系，四是特色航运文化。其中，航运港口和集疏运体系组成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硬环境”，现代航运服务业和航运文化组成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软环境”，这四部分有机协调、统筹发展，构成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整体。我局作为交通运输部在沪的一支重要的国家海上专业救助力量，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持保障上海港口安全和水上交通安全的专业救助队伍，是服务城市安全和大型海上装备制造发展的重要保障力量。我们将主动融入、积极服务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快速发展，依托中国航海学会救捞专业委员会等学术组织开展专题研究，并利用每两年一届的“中国国际救捞论坛”平台，邀请国内外专家开展专题研讨，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营造氛围。以“国际海上人命救助联盟亚太交流合作中心”为媒介，搭建起国际组织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联系的平台，发挥国际组织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国际组织在上海的集聚效应，提升上海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
上海正在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步伐。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维护城市安全，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已经成为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城市的安全隐患也日益凸显。城市运行安全是城市人口安居乐业的基本保障，是城市良性发展必须解决好的主要问题。海上应急抢险救助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安全保障能力是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表现。深入推进应急联动机制建设，既是交通运输部海上专业救助队伍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职责要求，也是协助地方政府保障城市安全运行、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因此，要从建立联系、加强合作和创新机制等方面入手，加强区域应急联动，为上海城市的安全运行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保障。
今后十年：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谈及今后十年的愿景，陆鼎良的话掷地有声。
紧紧围绕应急救助这条主线，以实施“三项战略”为重点，以建设“正规化、专业化、现代化”专业救捞队伍为要求，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大力弘扬“救捞精神”，实现建党100周年救捞能力和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救助情催化“中国梦”。
下一步，“东海救助”立足于建设一支政治坚定、素质精良、作风过硬、廉洁高效的正规化、专业化、现代化专业救助队伍。按照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总体要求，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关于标准化建设的工作部署，从救助工作实际出发，坚持以制治局的工作思路，不断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提升综合管理能力，从思想政治、业务技能、作风纪律、内务管理等方面加以完善和提高。
以提升救助能力为核心，不断加强专业化建设，加强科技创新型高端技术人才的培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关键词] 水利现代化 水利建设 评价
[中图分类号] F426.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4）07-0275-01
一、中国水利现代化进程的评价
水利现代化主要体现在治水理念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技术手段现代化、管理服务现代化四个方面。现阶段，我国在水利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从总整体上来看，与实现水利现代化目标尚存在一定差异，具体表现在：
1.各地区水利现代化程度不同
受水资源、人口、耕地、经济、水土流失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各省级行政区水利现代化程度存在明显差异。近年来，我国在城市供水、城市污水处理、河道外计划取水中取得了巨大建设成效。但是与此同时，各地区在水利安全保障、水生态环境保护、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利管理等方面的实现程度不高，说明我国水资源利用方式仍以粗放式为主，严重制约了我国水利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从我国各省市水利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实现程度上来看，北京、天津已经基本实现了水利现代化，山东、重庆等地区进入了水利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而新疆、四川、福建等地区仍处于水利现代化初级阶段。
2.全国水利现代化水平稳步上升
当前，在我国四大经济分区中，水利现代化水平从高到底依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前三个经济分区基本均处于水利现代化的快速发展阶段，而西部地区则处于水利现代化起步阶段。我国水利现代化水平发展较快的地区大部分为经济落后的地区，这些地区仍然处于水利现代化的起步阶段，水利安全保障水平不高，尚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而经济发达的地区一般都处于水利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后期，使其呈现出缓慢提升的发展趋势。从整体上来看，我国水利现代化水平将呈现出平稳上升态势。
3.全国水利现代化各项指标明显改善
随着我国水利发展战略的转型，我国水利发展自2000年后步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水利现代化各项指标均得到了明显改善。如，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由“十五”初期的0.43，预计在“十二五”期间提升到0.53；城乡供水普及率已达到80%，预计2020年，城乡生活供水普及率将达到95%以上，并且全面落实集中供水机制；按照当前我国对水土流失的治理速度，到2015年，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占比将下降为34%，2030年将下降为35%。
二、中国水利现代化发展展望
1.分区域实现水利现代化
我国水利现代化建设必须充分考虑地区气候、资源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因地制宜地制定水利现代化发展战略，有序推进水利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为此，我国应采取分区发展策略，遵循东部巩固提高、中部稳定发展、西部加快发展的原则，促进我国水利现代化总体水平的提高。在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水利建设要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主，预计于2020年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在我国中部地区，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综合资源优势，稳步推进水利建设发展，预计于2020年中部部分地区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2030年全部实现水利现代化；在我国西部地区，持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水利工程质量和建设标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强化水资源管理，在东部地区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后，着力发展中西部地区水利现代化。预计于2030年，中西部部分地区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2050年全部地区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
2.明确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发展路径
我国应当从流域、省区、城市三个层面入手，实施符合我国国情的特色水利现代化发展路径。在流域层面，要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强化流域综合管理，妥善处理好上下游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关系，对流域的防洪抗旱、生态安全、水资源配置、水资源利用等各项任务进行统筹安排。在明确行政区域管理责权的基础上，建立与之相应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为落实流域综合管理奠定基础；在省区层面，加快建设区域水利保障工程体系，大力推行农村水利标准化，创新现代水利发展机制，不断提高科学治水、依法治水能力，着力构建符合区域特色的水景观和水文化；在城市层面，创造舒适宜居的城市水环境，尤其要重视防洪排涝建设，实现水务一体化管理，落实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积极推进水利管理信息化，为城市供水以及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3.进一步完善水利统计制度
为了推动我国水利现代化持续发展，应进一步完善水利统计制度，确保水利现代化评价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目前，在许多重要的水利指标中尚未形成统一的计算口径，如水利信息化指数、水利科技贡献率等，同时一部分指标没有纳入到统计范围内，对计算结果的可靠性造成了一定程度影响。所以，我国必须根据水利工作实际需求，适当调整水利统计指标，完善指标评价体系，加强对水利统计数据的监督检查，确保技术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提高数据的准确性。
结论
总而言之，我国水利事业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形势下，呈现出稳步发展的态势，为实现水利现代化目标创造了良好条件。随着我国对水资源综合管理、污染防治、流域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资源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势必会加快我国水利现代化进程，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水利建设的差距，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王浩.谢新民.水利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研究[J].水利发展研究.2013（3）.
[2]叶健.江苏水利现代化发展进程评估与展望[J].水利发展研究.2010（6）.
关键词：社会转型;转型风险;风险治理;复合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7-0031-03
当下，中国正处于快速转型期，也是转型的深水期，中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引发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转型，社会难以适应，出现社会转型病症，结果便是风险共生的局面，严重影响社会的良性运行。风险倒逼改革，从社会转型的国情出发，准确诊断我国转型风险的成因及特点，建构关于风险的全方位的现代化复合治理模式已迫在眉睫。
一、社会转型与社会风险的概念界定
社会变迁是人类社会的内在特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式之一。而每一次大的社会变迁都是一次社会转型。因此，转型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具有普遍性。事物发生转型必将导致事物的运行方式、内在结构发生变化，“转型是指事物从一种运动型式向另一种运动型式过渡的过程。转型既包括事物结构的转换，也包括事物运动机制的转换。”[1]所谓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型”[1]。从社会转型的定义可以看出，每一社会在发生深刻社会变迁时，都将面临社会转型。本文所指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从广义上讲，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从1840年即已开始，到目前为止，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40年――1949年的探索阶段，这一阶段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阶段是1949年――1978年的慢速转型阶段，为快速转型奠定了一定基础;第三阶段是1978年至今的快速转型阶段，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迅速腾飞。本文所指的社会转型主要是指第三阶段的社会转型，是指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社会的转型，是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过程，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2]。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制造了大量的转型风险，而当下正是风险变为现实问题的“矛盾凸显期”。
风险意味着损失的不确定性，是指“具有一定危险的可能性，是没有发生的灾难，预示着可能面临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这既是人们的一种主观臆测，但是发生后又是一种客观事实”。相较风险而言，社会风险强调的是风险的社会性和制度性，“是指社会系统运行存在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这些不稳定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会破坏系统的稳定，导致系统的瓦解，最终形成危机”。①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加速期，从国内外形势而言，这一时期既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直面风险，在我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认识和分析风险，通过建立复合式的现代化风险治理模式，提高我国应对和抵抗风险的能力。
二、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及其风险问题
我国社会的发展与社会转型有内在的联系，转型是中国变革和发展的主线和动力源。中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社会各方面无不受到转型力量的影响和塑造，从这一层意义上讲，中国社会是一个转型社会。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的鲜明特点是复杂性、两重性、过渡性和不确定性，发展与风险并存，社会转型过程伴随着社会风险。
现代化转型过程的起因及其风险问题。植入式现代化转型过程，意味着我国的社会转型是被动开启的，是受“外扰动”刺激发生的，是非原生型的，所以才有李鸿章“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植入式现代化转型过程是我国社会风险的总源泉。具体表现如下，首先会造成一种发展“不适应症”。植入“现代现象”需要中国本土对其适应，但我国具有独特的民族传统、社会文化和价值体系。于是，便有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西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冲突便是“不适症”的表现。这两种冲突成为当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中的风险因子，产生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其次“植入式”的现代化转型使我国受到外在的“迟发展效应”的影响和制约，使转型风险更具复杂性。这种迟发展效应给我国带来最大的影响是发展道路和战略目标难以选择，赶超心理难以克服，无法按照自然的演进变迁过程制定政策。“迟发展”意味着只能通过“压缩”的发展方式才能实现赶超。这给我国带来的阵痛无法估量，潜在的风险无法预测。另外迟发展效应给中国发展构成了双重制约：一是制度和理念层面的制约;二是话语建构形成的制约。这双重制约为中国在发展的向度上强设了一种规范标准，这种标准意味着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面对的是三个世界的“共时性问题”，即中国所处的“发展中世界”、西方提供的“现实未来”的现代世界和“话语未来”的虚拟世界。这三个世界的问题在中国转型的过程中都要考虑，所以，中国的风险问题比任何一个国家更具复杂性和难预测性。最后植入型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会造成三种转型风险。第一种是由于中西、古今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巨大差距，会使人们形成强烈反差，造成盲目风险;第二种是社会运行失控风险，由于转型中结构的脆弱性，一旦遇到挫折很容易造成社会运行失控;第三种是连锁反应风险，植入式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是一种全面的转型过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需要在本土特点的基础上做出适应和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矛盾和问题的连锁反应增加了我国转型的风险。
我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涵及其风险问题。我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价值观念体系。一是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同步启动引发风险共生问题。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了的体系。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不同的地位体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2]。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最大的特点是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同步进行。这种双重转型给社会带来的改变短时间内是无法完全协调的。旧的结构体系被打破，但是新的体系和机制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出现社会失范现象，例如贫富差距过大、信任危机、道德失范、环境污染、官民矛盾加剧。
二是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型及其风险问题。所谓社会运行机制是指“影响社会运行诸因素相互联系的方式，以及这些因素对社会运行产生影响的作用原理和作用过程”[1]。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运行机制会随之改变，缺乏稳定性，同时，不同种类的社会运行机制转型的速度和深度不同，会出现摩擦，进而产生风险。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分化社会转型之前，社会系统的一切归国家掌管，不存在独立于国家的社会领域，所以缺少产生风险的制度环境，更缺乏产生风险的心理条件。经济体制转轨带动社会结构转型，不同功能领域的社会运行机制开始出现新的动态。社会动力机制由转型前的靠国家动员、成员自觉变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原则;社会整合机制由原来的单位制和身份制变为以利益为准，社会关系市场化、货币化;社会控制机制在转型前主要是靠传统权威和感召权威，人大于法，而在转型期，法理权威开始慢慢登上舞台，但是人治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出现人治与法治共舞的局面，两者的矛盾和冲突不断;经济体制的转轨由经济的核心区域深入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社会保障领域，社会保障领域的市场化过程把全国人民抛向了市场，受益的大部分是体制内成员，造成现在的官民矛盾。
三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及其风险问题。价值观念的转变预示着社会转型以深入人心，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起初是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价值观念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已变化的价值观念会对社会转型产生推动或制约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在价值观念方面的转型突出的表现在中西和古今文化的冲突，可谓是“多元并存，新旧交替”。我国犹如一块“压缩饼干”，传统、现代、后现代的文化价值观念呈现一种复合性和共时性的特征。转型过程中，既有传统的、保守的价值观念的继续存在并阻碍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也有伴随着现代化转型过程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念，同时更大的文化风险在于价值观念的真空，即新旧价值观念并非是无缝对接的，当旧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在遭到破坏时，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新的价值观念并未形成，出现价值真空。价值观念在社会转型中的这三种表现以及它们的相互影响成为当下文化风险的主要根源。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是以集体观念为中心的总体性社会，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则是以自我观念为中心的多元化社会，而且这种自我观念更多的是自利观念，这无疑会给整个社会带来风险和威胁。
总之，植入式与外生性的转型起因、社会转型的主要内涵加上转型社会自身具有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脆弱性，造成社会整体的结构性断裂、社会失控，是当下我国风险共生的源头，这为我们科学应对转型风险提供了条件。
三、建构应对中国转型风险的复合治理模式
风险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随，有发展就会有风险，无法逃避，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转型风险时刻存在。所以，我们应该看到风险的普遍性和两重性，正确认识风险，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之，“减缩社会代价，增促社会发展”。转风险为发展机会，科学的治理风险，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风险态度和意识方面;二是科学的风险管理方面;三是从社会转型入手，以科学的转型发展观化解转型风险。
首先，培养公众面对风险的正确态度，强化公众的风险意识。当对风险进行清晰的考察后，面对风险的态度就成为治理风险的出发点，没有正确的风险态度和意识，就无法制定正确的风险治理策略。面对风险主要有两种心态：一种心态是盲目乐观，很多专家系统持有这样的心态;另一种心态是极度悲观，不能认识风险的实质。上述两种心态都是不正确的，是对正确治理风险的威胁。所以应该加强对公众的风险知识普及，强化风险教育，进而使公众形成积极、健康的风险认知，具有一定的风险预测能力，最终能够培养起公众的风险反思能力。另外，提升公众的风险反思能力还会有一系列的“潜功能”，例如，提升公民的话语权，培养公众共建社会的主人翁意识等等。总之，正确的风险态度与风险意识有利于社会的良好发展和进步。
其次，认识和提升国家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治理转型风险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认清国情。中国式社会转型是国家推动和主导的，国家力量的存在是社会顺利转型的保障。据此，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国家在治理转型风险中的主体地位，提高国家在治理风险中的有效性。建立起以国家为主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风险治理体系。同时，应充分发挥国家在风险分配中的作用，使风险分配更加公平，还应该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共同合作，应对风险。
另外，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是治理风险的重要保障。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应该包括以下三部分：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报警部门;风险管理部门;风险制度建设。对风险的治理我们应该以规避风险为第一选择，所以建立科学的监测、评估、预警和报警系统在治理风险中至关重要。同时应该成立风险管理部门并提高它们的抗御风险能力，一旦社会风险转化为现实问题，风险管理部门应该做好“善后工作”，以将风险的危害降低到最小。治理风险应该制度化，只有建立起完善的风险治理制度体系才能使社会各方面发挥最大功用，用合理的制度为社会转型保驾护航。
第三，从社会转型过程入手，以科学的转型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从根本上减少风险。从1840年开始的中国社会转型过程，是被动开启的，是植入型的现代化过程。所以，从那时起，摆在中国眼前的任务是分析西方社会为什么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程度高、找到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以及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种“赶超转型”，发展主义将主导中国的转型过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但是也使“发展”绝对化，偏离了科学发展的轨道，社会被拖着向前走。所以如若从根本上治理风险，就应该转变发展观念，以科学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的同步发展，弥合因不科学的发展带来的结构断裂，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
中国“植入式”和“压缩式”的现代化转型过程决定了中国转型风险的共时性和复杂性。但是，我们面对转型风险，应该避免盲目悲观和极度乐观的态度，认识其普遍性和双重性，通过转变“经济驱动型”的发展观念，在“社会驱动”的发展观念指导下，进行科学转型，并辅以复合式的风险治理体系，进而由里及表，由内及外，内外结合，从根本上化解转型风险，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必须釜底抽薪，从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破题。要把影响城乡平等的城乡二元体制作为改革重点、率先突破。改革城乡户籍制度，重在改革户籍制度后面的城乡不平等待遇；改革城乡二元投入体制，建立在城乡之间合理分配的投入机制；改革城乡二元环境治理、保护体制，建立城乡统筹的环境保护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归属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度。
进入21世纪，我国总体上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在工业化加速升级、城镇化加快发展、消费结构快速升级的带动下，产业快速升级，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农民阶层快速分工、分化。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快速变迁，既面临着实现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协调、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工农差距、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解决“三农”问题难度加大的严峻挑战。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和机制要求紧迫。不失时机地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改革，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为加快区域现代化进程提供新的动力，已成为各地必然的选择和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跳出就“三农”来解决“三农”问题的传统思路，把“三农”问题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全局上来统筹和解决，从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的内在联系上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促进工业化、城市化与解决“三农”问题相结合。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农业的基础性、弱质性决定了工业和城市必须对其补贴、支持。但是，一方面农业和农村不只是单向的、被动的接受补贴，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与工农互促、城乡共荣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相互推移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我国成功的农村改革使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农村对“三大件”的消费需求扩大，带动了轻工业、重工业，乃至整个城市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农业支持工业，城市带动农村的非常生动的发展局面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另一方面，“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城市的发展不能离开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但是城市发展起来以后不可能自然地去反哺农业；也不能通过削弱城市、“平调”工业来带动农村，支持农业。“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 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打破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相隔离，城市城镇化与农村城镇化不相连接的格局，通过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促进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与工农互促、城乡共荣之间形成相互推移的良性循环。
破解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任务。城乡“二元结构”既抑制了农业、农村的发展，反过来又使城市发展落后，“三农”问题缺乏解决基础，一个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的现代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而农业部门自身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计划经济所遗留的，以及体制转型中新出现、体制建设滞后所引起的城乡二元体制，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基础。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必须釜底抽薪，从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破题。要把影响城乡平等的城乡二元体制作为改革重点、率先突破。改革城乡户籍制度，重在改革户籍制度后面的城乡不平等待遇；改革城乡二元投入体制，建立在城乡之间合理分配的投入机制：改革城乡二元环境治理、保护体制，建立城乡统筹的环境保护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归属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度。
统筹城乡改革要注意选择合理的路径和策略，不搞孤军独进，综合配套推进。治标与治本结合，既解决已经出现的矛盾，更注重治理产生矛盾的根源：既注意改革政策的科学性，又注意改革政策的配套性：既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也注意探索分阶段、有步骤的过渡性的形式和制度安排，从而保证统筹城乡的改革全面深入推进。
链接：
2008年初，施行了17年的《城市规划法》“升级”为《城乡规划法》。这部法律的最大亮点，就是城乡规划纳入一体化管理。在经过成都、重庆等城市长达5年的城乡统筹实验之后，全国城乡一体化规划时代正式开始。
2008年最后一天，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会议强调，加快重庆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对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形成沿海与内陆联动开发开放新格局，保障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2009年，肩负改革探索重任的中国“新特区”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统筹城乡改革与发展受到广泛关注。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农业还是“四化”同步发展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近年来，苏州紧紧抓住城乡发展一体化综合改革试点的重大机遇，坚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实践，初步形成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共同繁荣的喜人局面，走出了一条具有苏州特色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路。但从全局来看，在推进“两个率先”进程中，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相对滞后，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仍然较大，农村改革发展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在更高起点上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作为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领区、先行区，苏州工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重要合作项目，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中外合作的成功典范，是中国发展速度最快、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开发区之一。开发建设22年来，园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园区开发建设所走过的历程，是我国推进改革开放和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成功缩影，也是苏州新型城镇化的成功探索。园区的城镇化发展既体现了苏州全市关于优化布局、集约集聚、富民惠民、生态建设、固本强基的共性要求，又统筹兼顾了区域所处的阶段、发展的形态以及赋予的内涵，分析园区城镇化发展的成就、经验、困难及对策，对苏州乃至全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园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
自1994年开发建设以来，园区坚持把城乡统筹发展作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手段，坚持新型工业化、经济国际化、城市现代化互动并进的发展路径，实现了农村形态向城市形态、工业化初期向后工业化阶段的巨大跨越。尤其是近年来，园区紧紧抓住苏州城乡一体化改革试点的重大机遇，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顺利完成撤镇建街道并大力推进相关改革，城镇化发展迈入新阶段。回顾园区城镇化发展所取得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1.1实现了全域规划和功能一体化
园区在高水平推进中新合作区开发建设的同时，确立了“^镇一体”的发展理念，打破区镇、镇域的局限，将乡镇（街道）规划放在整个行政区域的大背景下，将周边乡镇（街道）规划定位为中新合作区的副中心，实行区与乡镇（街道）在城市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等方面无缝对接。在规划之初，园区就引进了新加坡等国际先进的城市规划设计理念，结合区域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描绘出国际化、现代化和园林化的新城区框架。
一方面，精心编制了区域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科学布局工业、商贸、居住等各项城市功能；另一方面，陆续制定和完善专业规划300多项，如地下空间利用规划、城市形态风貌规划、商业空间利用规划、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社区发展规划等，都做到了区内区外的一个标准；并形成了“执法从严”的规划管理制度。目前，园区街道基础设施与中新合作区实现全面对接，规划编制、建筑形态、空间布局、市政设施等实现区域一体，水、电、气、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实现区镇共享，镇区商业中心、工业区、住宅区等各项功能布局科学，城市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布局合理，纵横交错、区镇环通的主次干道网顺畅，兼具现代化、国际化、特色化的优美城市形态已经形成，动迁社区在建筑形态、立面色彩、空间布局、区内环境等方面达到城市社区标准。
1.2实现了农民与市民福利均等化
园区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突出体现动迁农民的收入快速增长更为突出，农民与市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实现了动迁农民的市民化。其次，就业创业、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文体娱乐等公共服务均等可及，覆盖面和质量持续提升，形成了优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分享机制，实现了公共服务成果共享的局面。第三，农民与市民社会保障全面并轨。
1.3实现了产业和人才结构高端化
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综合实力雄厚，产业结构优化，主导产业日趋高端。第二，科技投入充足，创新载体丰富，高新产业表现抢眼。园区积极构筑宜居宜业生活圈，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内涵。金融商贸区、科教创新区、国际商务区、旅游度假区等重点板块加快建设，人气商气加速集聚，城市发展的宜居性舒适性不断提高。
1.4实现了城市发展生态化
园区从开发伊始就确立了“集约节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致力于追求“绿色GDP”，发展循环经济，狠抓节能减排，加强环境保护，争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示范区，在营造更加优良的生态环境的同时，努力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发展的和谐统一。
1.5实现了土地利用高效化
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难题。园区较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在确保城市功能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实现了土地的集约化利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土地利用规划结构不断优化。二是土地投入强度和产出效益显著提高。
1.6实现了社会管理精细化
按照苏州市推进城乡一体化关于“三集中”“三置换”的要求和部署，园区着力推进农民居住地转移和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在2010年底园区农户一次拆迁基本完成，农民全部转化为城镇居民。居民动迁结束以后，园区已经形成了全域的社区治理形态。
2.园区城乡一体化发展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经过22年的探索实践，园区的城镇化发展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对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的“以人为本、公平共享、统筹城乡、优化布局、集约高效、生态文明、绿色低碳、传承文化、彰显特色、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统筹规划、分类指导”的新要求，以及区域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新形势和居民群众的新期待，园区的城镇化发展还面临着一些需要着力破除的制约因素与挑战。
2.1产业转型的压力
园区各街道土地资源的瓶颈制约不断加剧，目前已经基本没有可供连片开发的工业用地，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形态难以为继，特别是在近年来宏观经济环境持续严峻、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以工业为支撑的产业结构面临着增速放缓、后劲不足等困境。
2.2居民增收的压力
目前，园区各街道富民载体的产出效益和富民组织总体还不能满足动迁居民持续增收的需求，虽然富民载体总量体量不小，但受经济大环境、运营水平等因素影响，载体收益率增长有限，有的载体收益率甚至呈逐年递减的趋势，动迁居民财产性收益持续增收难度较大。
2.3社会管理的压力
当前，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行政权力下放、治理重心下移、利益诉求多样，公平诚信理念、民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随着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加速发展，以及户籍制度改革、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园区常住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受诸多因素叠加影响而引发的社会养老、“救急难”、社区服务管理等深层次问题，将会更突出、更复杂，解决难度更大。
2.4公共服务的压力
近年来，园区各街道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虽不断提高，但与中新合作区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2.5资金投入的压力
为了加快区域一体化发展步伐，园区结合当前各街道城镇化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出了“八个一体化”的战略举措。根据园区有关部门的测算，2015～2019年，落实这一战略约需资金近300亿元。在地方融资政策不断收紧的情况下，资金压力着实不小。
3.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必须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提升质量为关键，从区域实际出发，努力探索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首先要树立正确的理念：
3.1以人为本，民生优先
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任务，不断优化城市人口结构和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成果。
3.2 城乡一体，协调发展
要遵循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本规律，更加科学地编制镇村布局规划，更加注重城乡协调发展，通过产城融合把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能级提升，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充分释放发展活力。
3.3市场主导，政府引导
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使市鲈谧试磁渲弥衅鹁龆ㄐ宰饔煤透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切实履行政府制定规划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和营造制度环境的重要职责，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形成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强大合力。
3.4生态宜居，和谐发展
要把生态宜居的理念全面融入到综合试点进程，促进城市高效集约发展，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推行绿色发展、低碳发展，走集约、生态、宜居、高效的城乡可持续发展道路。
苏州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要把握五个重点：
第一，科学规划，优化城乡空间布局，推进产城融合，建设江南特色美丽镇村
根据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根据江苏省新型城镇化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总体框架和未来发展趋势，加快推进城乡规划的有机融合，优化城乡空间布局，加快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昆山、太仓、常熟、张家港4个副中心城市和一批小城镇为增长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乡空间布局。
第二，转型升级，优化城乡产业结构，集聚创新要素
苏州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要以市场化导向创新资源配置机制，积极培育科技和产业创新集群，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快农业产业发展的现代化水平，建立具有战略竞争优势的产业体系。
第三，推进人的城镇化，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城乡居民素质
城镇化的关键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推进人的城镇化的基本任务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和按常住人口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苏州不仅要推动本市户籍居民的社会融合，而且要推动非户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第四，创新城乡社会治理，推进城乡法治建设
法治、民主是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要积极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在提升规划层次、推进产城融合的同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为城乡社会和谐进步奠定基础。
第五，坚持绿色发展，优化生态空间保护
根据苏州生态环境现状，高标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严格保护生态空间，形成科学合理的国土开发格局；有效节约能源与资源，切实改善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牢固树立“大生态”理念，系统修复山、水、林、田、湖等各要素；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广泛调动全社会积极性，解决环保领域新问题，把苏州打造成为宜业、宜商、宜居、宜游、怡人的“人间天堂”。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城镇化发展要体现新的水平、新的要求。要从大规模的土地扩张的土地城镇化真正向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转变，要更加注重城乡协调发展，要坚持从尊重历史、尊重自然、尊重规律、尊重群众意愿出发，以深化改革创新为动力，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努力开创城乡协调、城乡融合、城乡共生、城乡文明的良好格局，让广大城乡居民更公平地共享优质的公共服务、良好的自然生态和舒适的宜居环境，切实增强获得感、满意度。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