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0 17:24:4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治理内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有人说,绿色革命是一场被逼出来的革命。如果不是因为气候变暖危及到了地球上的所有国家,到了任何人都无法独善其身的境地,也许绿色经济还只能停留在非政府组织的倡议书中,成为“只赚吆喝”的口号。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也许还没有到非要进行一场革命的悬崖边,但也的确进入了一个难以破题的“深水区”,尤其是在治理目标上,企业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市场竞争要求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另一方面,公司治理又要求企业兼顾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的利益。在一个价值取向高度趋同于物质利益的社会里,这两个目标可以说是水火不相容。然而,绿色革命的到来,则为这两个目标的协调一致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
绿色代表着一种与环境和社会达成友好共存、休戚相关的和谐关系,是一种能够永久持续的平衡状态。绿色经济即是引导和支持企业和个人改变以往重眼前轻长远、重利轻义,大肆破坏环境和消耗能源的经济行为,以环境、资源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约束条件,追求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目标。毋庸置疑,绿色经济将赋予公司治理以新的内涵。但这个内涵的外延不是简单的在治理行为中纳入环保和低碳的细节,比如在日常行政事务中注意使用环保耗材,开董事会的时候尽量使用可重复使用的杯子,空调温度控制在26摄氏度,选择自助式商务餐等等。更重要的是,绿色革命可能将企业原有的公司治理价值观彻底颠覆。
如果把绿色治理理解为一种与环境友好、与社会和谐的治理思想和模式,在实际的企业运作过程中,绿色治理不仅是在公司发展战略、生产过程和产品研发中要体现绿色内涵(如积极探索节能减排的生产工艺和流程,加强生产过程的能耗管理,研发符合绿色、低碳发展趋势的产品),还在处理与外部社会和内部组织的关系中体现和谐这一重要内涵,这一内涵包括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公民责任。
目标改变,动机和行为也将随之而变。可以想见,如果把企业创造的环境和社会价值与经济利益同时纳入目标函数,不再以股东利润最大化为终极目标,不再以增长速度和利润率为衡量高管业绩的唯一指标,如果董事会的成员都能自觉自愿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公司治理的种种瓶颈也许都能迎刃而解。绿色经济使这种幻想变成可能。
现在社会各方也在呼吁企业多多履行社会责任,但从根本上说,责任其实不过是社会强加给企业的一种“临时任务”,企业可以偶尔为之,并不能长久。但是如果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可以为企业创造可持续的商业价值,这种责任就能转变为企业自觉的长期行为。从本质上说,绿色经济就是要创造一种与环境友好、与社会和谐的商业模式,使企业的长远利益与社会利益以及公民权益达到平衡。
董事会在这场绿色革命中担当着重要职责,因为董事会的目标与管理层的目标是不同的,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上把握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因此,在绿色经济时代,董事会的作用不可或缺。本期封面报道了一批积极探索绿色经济的上市公司,在它们的董事会战略中,绿色治理的思想已经初现雏形。
关键词：新常态；公共管理；困境；出路
十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纵深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进入新常态。在的积极引用和诠释下，“新常态”一词迅速传遍于中国的报刊媒体及互联网，成为大街小巷、妇孺皆知的时代热词之一。本文将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在系统论述新常态的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对新常态下公共管理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并从理论角度探寻新常态下公共管理冲破困境“藩篱”后的途径和出路。
一、中国语境下正确认识的新常态的丰富内涵
（一）经济发展中的新常态。与其他领域相比，中央对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的解读和界定是最为清晰的，中央明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的发展阶段，从九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趋势性变化，并提出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落实机制。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的趋势特征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发展理念和发展机制是要实现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增长动力是要实现从主要依靠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逐步转向为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因此，保持经济发展稳定、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注重经济政策效益、追求经济增长质量、突出创新型战略驱动、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已经成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基本和核心内涵。
（二）政治改革中的新常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总目标，那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依法治国总目标。因此，在新常态下，我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特点就是要在积极推进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国政治新常态的衡量标准为：一是公共权力的运行和行使越来越制度化和规范化，二是制度安排更加体现民主性，三是治理过程的更加法制化，四是政府等公共管理组织履职服务的高效化，五是国家治理系统和制度安排的协调性。
（三）社会治理中的新常态。在建设法治国家的政治新常态下，要求具有法治化的社会新常态。法治化的社会，要积极营造全面懂法、信法、守法、护法的良好社会环境，凝聚起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法治社会新常态包含以下内涵：一是积极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文化，积极培育社会居民的法治意识；二是要在法治框架内创新社会管理机制，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方法，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社会治理体系；三是让法律赋予社会治理主体行使社会管理职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并对社会管理权力进行依法监督。
（四）环境保护中的新常态。一方面，由于过去片面强调经济增长而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使得当前的白色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有的甚至达到和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值，在降低民众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同时，使得公共部门进行环境治理的经济和政治成本不断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民众环保意识的增强，社会公众对环境保护的需求和期望不断增加，使得政府进行环境治理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如果环境治理成效不明显，很容易消弭群众对公共部门的认同度、支持度和信任度，消耗公共部门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五）文化建设中的新常态。在全面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外来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越来越大，文化的多样化、多元化特征日益突出，价值混乱、价值堕距、价值真空等险象丛生，使得文化综合体系难以有效建立，主流价值观混乱且缺乏全面有效的信仰驱动。当前，一方面日益发达的互联网等现代文化传播渠道，为人们便捷地享受文化权利提供了机会和平台，另一方面还不能够真正完全、高效地满足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
二、新常态下公共管理面临的困境
（一）现代治理水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新常态下，我国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总目标就是要实现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公共治理现代化，就是要不断实现社会管理和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制度化、透明化、协同化。目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总体上不断提升。但也还存在法治化、民主化程度不高，治理结构不合理，制度运行灵活性较差等问题，还亟需不断改进和完善。
（二）社会发展对公共管理技术手段的要求越来越高。随着科技革命浪潮的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为实现现代管理和良好治理提供了更好的现代技术和手段。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现代信息技术在公共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并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协同办公平台等建设。但是，与社会发展步伐和公众期待相比，公共部门现在的管理技术手段还显得比较单一和落后，难以完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
（三）公共管理组织目标与个体自觉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当前，中央大力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查处了曝光了大量贪污受贿、违法乱纪的党政干部。作为公共组织中的个体，深处组织文化和伦理价值体系这个“大染缸”中，势必会发生“染缸效应”。健康的组织文化体系会使公共管理者个体发生积极反应，主动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约束。相反，发育不良的组织文化和价值体系，容易使得公共管理者个体陷入道德困境，不顾法律政纪和道德意识的约束，产生权力寻租和行为。
三、新常态下公共管理发展的出路探析
（一）努力提升公共管理组织的综合治理能力。作为公共管理部门，要积极适应新常态，主动转变角色定位，不断完善职能职责，通过加强管理管理能力学习和职业伦理培训、建立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和激励机制、落实绩效治理机制等方式，提高公共部门人员的综合治理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准，增强服务意识、回应能力、效能观念和法治意识，切实提高公共管理人员解决各种公共问题的综合性能力。
（二）不断加强对现代公共管理技术和手段创新。要积极适应新常态下的新技术要求，组建优秀的公共管理技术团队，充分把把GIS技术、数字治理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物联网技术、智慧政务技术、绩效治理技术、风险评估技术、公共危机应急管理及预警技术等充分运用于现代公共治理实践过程中，为提高公共管理绩效和效率提供必要的现代技术支持。同时，加强对全体公共管理者的现代技术应用培训，提高公共管理队伍的现代技术综合应用水平，确保现代技术切实用好、用活、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三）积极塑造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体系。应在改善公共管理者待遇、完善公共管理者违法违规惩戒体系的前提下，不断加强对公共管理者进行职业伦理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公共管理者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管理观和发展观，将权力关进制度和道德的“笼子”里，使得公共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能够同时受到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与监督，实现社会公共价值与自我人生价值的积极结合和有机统一。
结束语
当前，“新常态”一词已成为官方话语体系中描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新变化的非常重要的综合性词汇，并焕发出新的丰富内涵与历史穿透力，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在新常态下，公共管理面临着新的变化、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机遇与挑战。破解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困境，是一个长期的时代课题，需要公共管理部门和管理者主动作为，积极探索，不断找寻新的方式和出路。（作者单位：华侨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再生，白彬.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困境与出路[J].中国行政管理，2015，03：38-42.
[2] 王资博.“新常态”研究述要[J].重庆社会科学，2015，04：32-41.
关键词：多元治理；多元主体；社会治理模式
一、多元社会治理的涵义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尽管不同学者对“多元社会治理”基本内涵的理解存在细节上的差异，但也包含着两大基本共识：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既包括在社会管理中一直承担重要甚至主导角色的政府，也包括这些年逐渐凸现出来的作为政府重要补充力量的社会非营利组织、市场化的组织、公民社会等等。社会治理的手段是复合的，既有政府通过行政或者市场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也有市场化组织通过市场化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有非营利组织通过市场化手段或者社会动员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为了进一步把握多元社会治理的涵义，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多元社会治理的本质：
1.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认识上，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合理性基础被打破，政府不再是惟一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更多的转向为社会主体活力的持续释放提供制度保障这一角色上来。政府从繁杂的具体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用法律、经济乃至政治的途径与方式发挥全局性统筹协调功能，开始做更多的冷静思考、制度研究和长远规划。
2.在政府与公民关系的认识上，公民作为政府行政行为的相对方，享有参与权和发言权。政府行政的效果取决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有赖于行政相对人的合作与支持。政府和公民之间不仅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同时还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被监督者与监督者的关系。
3.在责任意识上，多元社会治理实现了从片面强调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单方责任向同时强调政府、市场、公民社会共同责任的转变。可以说，多元社会治理既是对传统行政集权式社会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更是现代社会管理模式的一场深刻革命。
二、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特点
1.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运行以法治为基础。法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制度资源和调控模式，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形成首先是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社会提出的构成“善治”的八个特征，即：参与性、协商性、责任性、透明性、回应性、有效性、公正性、包容性以及合法性几乎都与法治精神相契合。社会生活需要不同的手段来调节，社会治理也需要采用多种多样的手段，如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等，但整体而言，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运行是以法治为基础的，强调运用法律调整手段把政府行政机关的行政权限、方式和程序用法律手段固定下来，把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权力和义务用法律手段固定下来。从而运用法律调整的公开性、规范性和普遍性来有效地制约公权力和私权利的滥用。
2.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成效受多种环境条件的制约。众多环境条件如市场发育程度、有关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民间资本的规模、绩效评估机制以及监管机构和监管机制等等，都会影响到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成效。尽管“我们不是在完善的政府与完善的市场中选择，而是在不完善的政府和不完善的市场之中选择”，但是，“尽管有不完善的政府，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社会，但我们是在完善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中做出选择。”
3.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实现路径具有动态、权变的特点。和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稳定和刚性相比，多元社会治理模式具有动态和权变的特点，在不同国家，其实现路径不同。首先，现代社会面对的外部环境是多变和模糊的，各种信息的不确定性，必将会增加公共决策过程的模糊性。其次，社会成员是流动的，具有多样化的需求。现代社会面临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成员本身的动态性要求社会治理必须遵循权变原则，也就是因地施治原则，注重环境因素和偶然因素。社会治理的权变方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治理没有一个最佳方法；第二，在特定情况下，并非所有方法都同样有效，其有效性取决于设计或方法对情景的适合程度；第三，管理方式的选择应该以对环境中的偶然因素的细致分析为依据。多元社会治理是一种互动的过程，以协商、参与机制为基础。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是权力、利益逐渐分化的多中心社会，政府只是社会之一极，它用服务而不是用集权来获取公民的支持，这就是多元社会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系统，社会治理也应该是多元的。首先，社会治理应坚持利益的多元化，制定社会政策、方针、对策、措施必须考虑各种不同社会利益，并且以社会最大利益为取向，尤其应使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利益得到保护和体现。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是相互协作的关系，追求公共责任的实现。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在传统社会管理模式中的管理与被管理、控制与被控制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相互协作的关系。在协作关系中，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公共责任，多元社会治理实现了从片面强调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单方责任向同时强调政府、市场、公民社会共同责任的转变。在公共责任的框架下，一是要求确立现代公民观，包含权利本位意识、竞争与合作意识、参与意识、责任意识、制度合理与合法性认识等基本内容。二是民主公平价值观的确立。社会的自治与自我管理在各个组织与公民个体的民主参与下才可以实现，这种民主意识不仅体现在多元的社会主体相互合作之间，而且在各个社会自治组织内部更应该实现民主管理。马克思・韦伯式官僚体制的组织特征如具有严格规章制度的正式结构、有限的沟通渠道、狭窄的创新和变革空间等特点，是不符合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要求的，因为多个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协作意味着商议、参与、合作、信息的自由和无限制的传递，以及以妥协和相互理解为基础的契约，还有对权力和资源的更为公平的分配和再分配。
参考文献：
[1]孙晓莉，多元社会治理模式探析，改革研究，2005（5）.
[2]张康之，论主体多元化条件下的社会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2）.
[3]童星，城市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的难点与出路，华东师范大学“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暑期课程2015年7月.
[4]陈光金、张翼等，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学术研究，2014（4）.
[关键词]治理；善治；公共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020-01
一、治理的内容
管理是指政治统治者的地位保护盒阶级压迫功能逐渐淡化，代之以将行政权力主要运用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利等方面的政治意志执行过程。政治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管理则是这一意志的执行。对于什么是治理，许多机构和学者都作出了自己的界定。比较典型的是全球治理协会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全球治理协会的定义是：治理是个人与机构、官方和私人治理其共同事物的总和，多种多样互相冲突的利益集团可以借此走到一起，找到合法的办法。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可以是对立的或各异的利益彼此时应，也可以是人们同意或接受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安排。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是：治理是运用政治权威管理和控制国家资源，以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体而言，治理是有许多不具备明确的等级关系的个人和组织进行合作以解决冲突的工作方式，它灵活的反映着多样活的规章制度甚至个人态度，以上定义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治理理论的主要特征，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自我调节的协作方式。即国家、组织、个人之间通过谈判实现自动协调目的的方式。
2 多样化的行动者。国家责任范围逐渐缩小而公民享受更多的责任，包括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以及广大公众都可以参与治理。
3 互动过程。致力于集体行动的组织依靠互相依赖的权利和资源关系实现互相促进和支持，形成协作性的合伙伙伴关系。
4 国家的主导角色。国家在制度设计和战略制定方面具有根本性作用，这是其他机构不能代替的，国家的作用充分体现在其宏观调控和组织协作上。
二、善治的内容
善治是指一种良好的治理。这是治理理念和相关机制建立并运用到实践中所导致的良好的绩效。它应该是社会治理发展的目标。善治只要是指治理能够收获到良好的技校，这种绩效表现在治理的政治效果、管理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方面。整治效果主要是通过治理达到了公民与公共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公民的责任精神得到提升，公民对公共事务有着广泛的参与，社区团结性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管理效果是通过多元角度的参与和互动，社区和组织的治理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形成了共同治理的机制，提供了最大效率的公共服务。经济效果主要是指通过治理直线了社区和组织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并确定了良好的经济收益，给社区居民带来了更好地福利。而社会效果则包括文化观念、环境保护、社区安全、邻里照顾等方面都产生良好的小郭，社区成为安全、幸福和文明的居住地。就一个国家而言，职责意味着国家实现有效的制度构建、公民创造力得到激活、政治文明程度高，意味着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去的稳定而快捷的增长，而且在综合效益上公民生活质量得到了不断提升，社会和自然都实现了和谐共进的目标。
三、公共治理的内容
[关键词] 高职 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践教学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设计”（编号SGH10317）和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省级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子项目——学生素质教育体系建设阶段性成果。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教社科【2011】1号文件）明确规定“完善实践教学制度。要从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现有学分中划出2个学分、从专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现有学分中划出1个学分开展本专科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然而，部分高校尤其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薄弱甚至缺失，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此，我们必须正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现状，积极探索对策。
正确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特定内涵
实践教学有其特定的内涵，特指校外的实践，即走出校门，有组织地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并从中接受教育的活动。它较之于校内实践，具有广泛的社会参与性特征，“即学生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的一员广泛地参与到广阔的大自然改造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中，亲自接触和感知各种人和事，通过了解社会，从而增加对社会的生活积累，并获得对社会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认知、体验和感悟。在参与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的发挥。”[1]
若在本质上把不具有“社会参与性”的实践活动也纳入社会实践范畴，那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就会走向形式主义。因此，必须正确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特定内涵。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课时无法保证。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最低课时（16个学时）根本无法保证。不仅如此，在“2+1”模式改革的压力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身的最低课时（128个学时）也难以保证。
二是经费落实难。没有制度性保障的条件下，寄希望于各高校自觉、主动地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经费投入不现实。
三是远未“全员”。从总体而言，大学生对社会实践活动的看法态度端正，目的明确，成效显著。廖日文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大学生全员参与社会实践工作对策研究”中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除军训之外，你在大学期间有没有参加过其他社会实践”的问卷中，回答“参加过”的2349人，仅有65.2%；“没有参加过”的1256人，要占34.8%。[2]可见，大学生社会实践远未“全员”。
总之，在高职院校“2+1”模式改革的大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课时保证难；在各高校普遍压缩办学经费的大前提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经费落实难；而且，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远未“全员”。有没有既不占课时，又不增加经费，而又覆盖全员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我们需要探索新的路径。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路径选择
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向假期延伸，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路径选择。
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向假期延伸,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种为打工体验，一种为社会调查，二者可以任选一种。时间安排最好是大一升大二暑假期间，这是因为经过大一的学习，学生学到了一定的理论知识，而且暑假时间比较长，拿出2周甚至1个月时间没问题。其意义在于：经过大一升大二暑假期间的实践，大学生就会真正体会到企业和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在剩下的1（距离顶岗实习）到2（距离毕业）年时间里就会朝这个方向努力。
其具体流程是：
1.大一第二学期期末前2周内（17周、18周）安排3个学时的社会实践（调研）专题讲座，由思政课教师讲解打工体验与社会调查的注意事项与写作方法，以系为单位组织学生、分批进行。
2.暑假期间学生至少用2周时间进行社会实践（调研）活动。社会实践（调研）单位最好与所学专业有关。社会实践（调研）单位确定后，要电话或书信告知指导教师自己从事社会实践（调研）单位的名称、地址、办公电话和有关信息，由思政部组织有关人员进行检查。
3.社会实践（调研）活动结束后，要撰写打工体验或调研报告（不少于2000字）。报告的具体要求：要有时间、地点、实践单位概况；要有打工或调研的基本情况；要有个人收获、存在问题和努力方向；数据要真实；撰写要规范等。报告要有实践（调研）单位的鉴定，并且加盖实践（调研）单位公章。
4.大二开学后一周时间内上交社会实践（调研）报告。
5.第2周至第14周由有关教师对打工体验或调研报告进行批阅和评比。成绩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类。不合格的返回重新进行社会实践（调研），重新撰写报告，再次参加评审。
6.第15周或16周（大一学生社会实践（调研）专题讲座之前）利用3~4个学时召开二年级全体学生大会，对优秀打工体验或调研报告进行表彰，并进行大会交流。
7.成绩合格者由思政部初审、教务处复审后记1个学分，并将考核表和社会实践（调研）报告存档等。
我们认为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向假期延伸，既不增加课时，又不增加经费，而又覆盖了全体学生，是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尤其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王革.新时期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概论[M].陕西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高职院校；内部治理；制度建设；文化塑造
作者简介：姚贵平（1975-），男，重庆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分社主编，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编辑出版。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28-0035-04
高职院校内部治理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前提下，围绕校内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配置进行的制度设计，以及日常运行及问题解决中系列管理行为的总和。在高职教育从规模扩大向内涵发展转型、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质量提升、制度创新和文化建设已成为高职教育发展的主旋律。制度及运行机制是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显性结构，文化价值是制度建设的灵魂。当前高职院校内部治理集中在制度建设的同时必须重视文化塑造，通过以文化引领的制度建设为突破口，不断完善治理体系并提升治理能力，进而实现治理的优化和自主。
一、高职院校内部治理中制度与文化的意义及关系
（一）制度是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关键
制度是治理的核心，当前推进治理的现代化实质是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现代化。制度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即制度不仅是行动的共识、规则，还是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和结构状态，是由组织、信念、规则等构成的系统。制度不仅是分领域的，也是分层次的，制度研究一般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规则构成一种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到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1]。非正式制度是社会共同认可的、不成文的行为规范，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在正式制度无法定义的场合规范着人们的行为[2]。狭义上的制度主要是指正式制度，即行为选择的规则，合目的性的组织及行为方式。高职院校作为独特的社会细胞，在“管办评”分离的宏观政策体制和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背景下，要形成“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职业院校制度，必须从建设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层面着手完善治理体系，协调利益相关者的矛盾和冲突，实现多方利益共赢，同时减少运行成本，提高办学效益。
（二）文化是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灵魂
文化是学校的灵魂，直接制约着治理的价值取向、发展方向、执行力度和效果评价。泰勒《原始文化》一书中所说：“文化乃是包括知识、信仰、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3]。高职院校的文化是全体师生及合作企业、机构等在育人实践中积淀和创造的总体文明样态，既包括全体成员所认同和遵循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规章制度及行为方式等精神文化，也包括教学设施、环境条件等物质文化。从狭义上讲，高职院校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即强调高职院校独特的价值取向、办学追求、教育理念以及育人群体的心理意识、态度习惯、行为模式等。高职院校文化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既有教育文化与企业文化共融的校企文化，也包括教育文化与社会文化互动的校社文化，其基本命题体现在：职业性与社会性、职业素质与人文素质、技术与人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4]。高职院校文化的塑造，就是通过全体成员认同和遵循的核心价值来实现精神和行动的引导，为实现育人价值，增强办学活力，创造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为其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三）高职院校内部治理中制度与文化的关系
从制度与文化的内涵、外延看，文化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本身包含制度；但由于不同的分类标准和语境，二者有相互包含或交叉的地方。如狭义的文化主要是指广义的非正式制度，而狭义的制度主要是广义文化中的制度文化，但狭义上的制度和文化各有侧重，即分别突出行为规则和精神价值，本文探讨的高职院校内部治理中的制度和文化就是指狭义上的。当前高职院校治理的实质就是探究优质院校创建的过程[5]：在观念层面，真正确立办学的价值追求和关注师生的实际发展；在制度层面，依靠民主参与建立适合本校发展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在行动层面，建立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在监督层面，保障不同主体能为学校优质发展提供建设性意见。可见，高职院校治理是一个包含价值、理念、制度、行动的系统及其该系统有效运行并持续改进和创新的过程。治理视角下的制度与文化，制度是架构，文化是灵魂；制度主要是治理中的规则及行为关系，文化主要是治理中的价值和精神风貌。制度的设计、完善、实施和评价，需要有明确的价值指向和具有共同信念的主体来行动；而良好的制度体系和有效的治理，是学校文化塑造的基本载体和有效保障。院校文化与院校治理密不可分，大W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需要解决的主要是文化重塑的问题，即完成大学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等）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和扬弃过程。[5]另一方面，就院校内部治理本身的发展而言，也有一个由制度导向惯性，由惯性成为自然，最终实现自主性文化治理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治理始于文化，并最终回归文化。
二、高职院校内部治理优化：制度建设与文化塑造并重
（一）当前高职院校内部治理中文化的缺失
文化缺失是当前高职院校治理中存在的共性问题，一是制度文化建设比较薄弱，另一方面制度建设和文化塑造缺乏有机衔接和有效融合。首先，高职院校现代管理制度结构尚未建立，部分院校制度内容陈旧、单薄、不成体系，相关政策和制度落实不到位，制度的内涵和方向选择不明确，制度文化尚未形成。其次，我国高职院校产生的时间短，大部分通过升格、转型产生，高职教育文化发展缓慢，目前正处在不断探索和积累的过程中，正经历着感知高职教育文化为何物，在内涵文化与外延文化中找寻自我，在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中探寻特性，逐渐形成初具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文化认知的阶段。[6]为应对经济社会转型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人们往往将治理的重心放在权力和制度的有效性上，院校文化在相关政策文件中虽有提及，但主要是从文化育人的角度突出其作用和价值，对治理中突出文化的系统设计、引领制度建设、优化治理环境和发挥潜在治理效益等功能重视不够。职业院校存在的诸多问题，追根溯源还是文化问题，文化的缺失是学校的最大缺失。[7]具体表现在：学校层面，文化积淀和传承不够、成员文化意识比较薄弱、文化建设投入不够；教师层面，注重强化“双师型”素质培养，而文化素质整体提升不够；学生层面，人才培养中突出工具价值，学生对应有的道德使命和人文关怀淡漠，学生整体素质与现代产业的要求有较大距离。院校治理中文化的缺失不仅深刻影响着治理的价值取向和制度的执行效果，而且也使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失去灵魂和方向。
（二）文化治理是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发展方向
高职院校是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领域高技术技能人才的场所，院校文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它决定着院校发展的根本方向。“治理的目的是成就人，成就社会，而不是治理本身。如果治理本身成为需要重点治理的对象，这个治理以及实施治理的制度结构就需要深刻反省了。”[8]高职院校治理通过一系列宏观、中观、微观的制度设计和实施，实现院校内外的良好运转，不断激发实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创新活力和主体力量，进而提升办学的质量与水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治理本身也经历了一个从“制度治理”到“文化治理”的模式转变，当前文化治理已成为部分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主体模式，是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变迁的必然选择。[9]职业教育及其治理同样面临着外部全球化和内部深层次改革的趋势，这意味着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市场，以及工作岗位、信仰和行为方式等的全面社会性大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院校、市场、社会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理清，学校办学自、学校运行中的决策、实施、监督机制都需进一步明晰，制度设计的视野、目标、方向、思路、方式等有待深入把握。面对现实改革的艰巨任务和未来发展方向，高职院校治理应在审视治理根本目的、解决基本问题、治理实施过程及有效性、未来发展路径选择等角度，兼顾制度建设和文化塑造，以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共识作为治理的基石，以学校文化统领系统变革，进而逐步实现院校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治理，将治理提升到伦理层次，实现治理的优化与自主。
（三）高职院校内部治理优化：制度建设与文化塑造并重
针对当前高职院校治理重制度建设的实际，治理优化应进一步突出制度建设与文化塑造并重，但突出二者并重并非将二者简单分离、两手抓，而是将治理置于学校文化视域下，以学校核心价值为引领，将治理的过程作为学校文化形成的过程。一方面将制度建设作为学校育人价值取向与文化塑造之间互动的动态过程，制度的设计、实施与完善应以全体成员共同的价值观和愿景为前提，即为院校的核心价值，分别发挥制度建设和文化塑造在治理中“硬性结构”和“软性规则”的功能。另一方面，制度建设需突出自身的独特定位和学校个性逐步形成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渗透于学校各组织机构、规章制度和机制运行中，体现着师生员工认同并遵循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内在结合与有机统一。高职教育横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两大领域，高职院校制度建设要突出“服务为本、职业情怀、经世致用、重技崇学、能力为本等高职教育文化核心”[10]，基于学校独特的价值追求、办学理念和行为习惯等，逐步形成特定的制度文化，不断积淀和彰显学校文化，引领院校治理走向自觉自主。
三、高职院校内部治理中制度建设与文化塑造的路径
（一）凝聚制度建设和文化塑造的核心价值观
高职院校核心价值观是院校“为何存在”、“为谁存在”的精神表达，既是治理追求的长远目标，也是制度建设的灵魂和文化塑造的核心。从制度治理走向文化治理，意味着文化价值观和文化生存方式的高度融合与统一；文化治理能力归根结底来自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核心价值观对内可以引导、统摄、整合不同人群的利益要求，实现合作共赢；对外可以展现学校形象，增强文化影响力。院校精神、职教规律和经济理念是高职院校核心价值观来源的基本范畴，其基本逻辑主线是“大学精神引领、职教规律办学、经济理念管理”。[11]凝聚高职院校制度建设和文化塑造的核心价值观，可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以人为本”是职业院校应对学生发展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办学追求和价值取向。“以人为本”既是现代教育的旨归，也是高职院校治理中要切实保障师生基本人权和合法权益的基本取向。二是立足高职院校的层次和要求来建设和诠释学校文化的内涵，将“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为核心的现代大学精神融入自身的价值观念，营造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三是体现职业教育作为跨界教育对产业文化和优秀企业文化的吸取和融合。高职教育是以培养技能性人才为主的教育类型，必须强化适应技能性人才培养的精神理念和文化氛围，同时融入强调社会责任、追求卓越、创新诚信、注重细节、团队协作等职业文化要素，体现人文精神与技术精神的和谐。四是不同学校有自身独特的办学传统和精神风貌，每所院校的文化都有自己的个性和不可复制性，学校的校训、校风、教风、学风等文化标识，都与学校的核心r值一脉相承，并在发展过程中继承与创新。
（二）完善以制度为核心的院校治理体系
治理体系是多元主体围绕共同事务的机构设置，以及彼此之间权力分配、运行、制衡与激励的制度安排和行为方式。高职院校治理既涉及到政府、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外部治理，也包括与教师、学生、家长相关的内部治理，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就外部治理而言，相关规划和政策文件中已明确要求建立“政府主导、行业指导、学校主体、企业参与”的运行机制，但政府与院校的责权还应进一步清晰，不同主体分工协作的供给侧结构还有待进一步优化。就内部治理而言，现代学校制度作为体现学校文化和有效治理的核心载体，其设计、建设、改进和完善是一项系统工程；而寻求行政权利与学术权利、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平衡，实现学校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高职院校制度建设和内部治理的关键。建立现代治理体系，高职院校内部还需进一步加强：一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院校事务委托――关系机制的建立；二是落实各方参与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组织制度和机制保障；三是围绕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治理制度和机制的完善，包括制定和完善课程、教学、科研、学生管理、教师发展、社会服务以及后勤保障等各类内部治理制度。具体可从四方面入手：一是制定学校章程，以章程明确学校办学定位、培育目标、治理结构、运行机制，逐步实现依法治校；二是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建设多主体主动参与、民主协商的机制和氛围；三是加强学术权力，实行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相对分离，保证教学与科研的自由和民主；四是完善教代会等民主监督机制，保障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和为院校发展提供建设性意见。
（三）以核心文化为引领不断提升治理能力
治理是一个持续互动、协商共治的过程，治理能力的提升取决于学校制度能否发挥规范、约束、激励、保障等作用，关键要看是否能落实到人们的行动中。组织发展和转型首先在于实现从文化认知到行为习惯的转变，从制度到行为，中间的连接点在于文化认知。[12]治理过程中文化起着人格塑造和行为引领的作用，任何一个有凝聚力的组织都有一套被成员共享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习俗和传统体系，从而赋予自己工作或职业一定的意义和目的，不断激发员工内在的动力与热情。文化引领的治理突出文化为治理创新提供精神资源，治理创新为文化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动力机制。文化引领的治理能力提升，首先是各利益相关者都需要明确治理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理念，真正理解院校治理的重要性，认同并践行学校核心价值，以主人翁姿态参与到治理过程之中。其次，明确权力分配、责任分担、利益分享的协作共商路径，对外理顺政校企关系，把握办学主动权；对内理顺内部关系，落实师生的主体地位。最后，营造民主和谐的文化氛围，强化民主决策、有效执行、有力监督的过程，通过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以及育人价值的挖掘，促进学生充分、全面、多元、特色发展，展现学校独特的精神风貌。
（四）在制度建设与文化塑造中实现文化自觉
学校文化自觉是全体成员对学校核心价值体系进行自觉反思，主动建构新的观念体系，并使与之相应的制度、物质空间和行为方式得以创新发展的动态过程。自我的文化价值诉求是高职院校内涵发展的最高境界，通过有效治理和文化塑造，实现自我的文化自觉、自生和自省，以院校精神引领社会文化，发挥大学独有的文化功能，是高职院校的历史使命。高职院校要坚持立德树人的工作方针，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从价值追求、办学理念、管理制度、行为规范、校园环境等方面对学校文化和治理机制进行系统设计，充分发挥学校文化育人的整体功能。首先，注重凝练核心价值打牢学校文化的根基，并主动适应经济社会需求以催生学校文化特色。其次，继承学校文化传统丰厚文化底蕴，同时强调现代性增强学校文化活力。最后，在培育院校文化的过程中要特别重视企业文化与院校文化的融合，通过治理机制建立常态化通道，有意识地将产业文化、企业文化引入校园，形成独特的职业院校文化，使院校文化成为实现学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肥沃土壤和强大推动力。高职院校的自觉自立是实现内涵发展的基础，是提升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保障，也只有做到自觉自立，高职院校才能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共生共融，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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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土保持；治理目标；治理措施；治理效益；效益链；效益评价
中图分类号：S15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前言
20世纪90年代国家开始强调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并且把生态建设作为西部大开发的切入点，自从这以后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中退耕还草还林方面的水土流失治理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效益的显著程度还停留在定性阶段，也就是其定量化描述模型还未形成。到目前为此，关于水土保持效益评价方面的探讨还只是停留在表层，效益的类型、治理措施类型与治理目标的关系、效益评价与指标等都未得到深入的探讨，本文就这几方面进行探讨，从而形成对水土效益评价的新认识，这对水土保持效益不仅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水土流失治理模式与效益的探讨
1.1水土流失治理效益
我国标准的水土保持效益计算方法将水土保持效益分为四大类型，分别是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以及基础效益和经济效益。在现实中常常把基础效益归属于生态效益，因此，在现实中这四大效益常被称为三大效益，即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在理论上看对于水土保持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概念有很清晰的认识，但在实践中，如效益计算或者是效益评估时则会发现对这三大效益的概念的认识并非很清晰，特别是社会效益。社会效益的概念本身就很含糊，很难用一个简单明确的指标来表达其内涵，如从“减轻自然灾害”和“促进社会进步”这两个方面来反映社会效益。但这两个方面的概念十分含糊，因此，从这两个方面来计算社会效益也很困难，也就是关于水土保持与“自然灾害”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关系还难以量化。此外，生态效益中包含着“自然灾害”和“促进社会进步”，这两方面的改善会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而改善，也就是说，如果生态环境改善了，那自然灾害有可能会减少，社会也有可能会进步；已有的研究中，对社会效益方面评价都无一例外的采用定性描述或者将其归属于经济和生态效益。正因为这样，本研究认为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可较完整地反映水土流失治理的整体效益，没有必要突出社会效益。
水土保持的生态和经济两大效益是效益系统的高度概括，这是不可否认的，倘若把它细分的话，它将会是一个复杂的效益链。而效益的多重性、延伸性、交叉性和利弊二重性是效益链基本特点的反映。如果从效益发生的地区来考虑，则可分为异地效益和当地效益，从效益关系出发会分为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从效益反映的形式出发分为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从效益性质，则分为负效益和正效益。总而言之，水土保持效益可以延伸到地、生、气和水这四大圈层中。
1.2治理模式
笔者认为治理模式就是治理措施的配置模式。由于不同地区的水土流失发生的条件非常复杂，因此，各个地区的水土保持的最终目的都不一样，所以，如何有效的配置水土治理措施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水土保持的目的都会影响水土治理措施配置的复杂性。关于水土流失如何治理，什么样的治理模式才是有效的，不同地区的水土流失的治理是否有共同的治理模式，这些都是理论上即将讨论的。如对于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的治理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了，而关于什么样的治理模式才是有效的也讨论了几十年，直到现在也只是纲领性的、高度概括的模式，如把小流域作为基本单元，把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把治坡与治沟相结合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等。在此种情况下，再结合各个区域的水土流失的特点以及水土流失的治理目标，提出有地域特色的水土流失治理模式，而不只是纲领性的、概括性的治理模式。
2水土保持效益评价与指标
2.1评价原则
鉴于水土保持效益本身特点的多重性、连动性、交叉性和利益互动性，那就需要一个切实可行的评价原则来对这样复杂的效益链进行评价，通过检索目前有关这方面研究的各种文献，并对文献中提出的各种评价原则进行概括，可知这些原则大多类似，基本相同，并且都有全和多等特点。
在建立水土保持评价效益之前要对复杂的效益链是否可以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评价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然而，在实践中要做到全面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做到面面俱到，只要能科学的、量化的评价水土保持效益就可以了。那要怎样做到科学化以及量化，这就需要制定一个符合实际的评价原则。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并且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两条既简单又易操作的评价原则。
2.1主效益原则上文已经提到水土保持效益是一个复杂的效益链，因此，本研究所倡导的评价原则是将复杂的效益链简单，通过简单化，评价原则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而且还能反映出水土保持措施的整体性效益，本原则的缺点是对于下游效益为给予考虑。
2.2评价指标水土保持效益评价往往是通过指标实现的，而且评价指标的选择会影响到评价的结果。在前人的研究中，有很多人已经提出了不同的评价指标，但这些指标都大多存在一个问题，即指标的选择缺乏依据、针对性，且层次以及内涵不清晰，较模糊，难以量化，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可操作性不强。
评价指标的选择最重要的就是在选择时要充分的考虑到指标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因此，本研究建议根据上述的主效益原则和评价原则来选取指标，具体指标为林草覆盖率、土地产出增加值、减水、减草等思想指标。
3水土保持措施、治理效益与治理目标的关系
3.1治理效益与治理目标
水土治理的最根本的目标是要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益和增加土地的生态功能。要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益和增加它的生态功能就要要求增加经济林的面积，减少生态林的种植面积。而治理效益直接会影响到土地生态功能的提高和土地经济效益。由此可见，治理效益会影响到水土治理的目标。
3.2治理措施与目标的关系
水土流失治理措施的选择首先取决于自然条件，在考虑自然条件的情况下，采取何种治理措施还要考虑治理目标。由此可见，治理措施的选择是受到治理目标的影响的。
4.结束语
水土流失治理效益有延伸性、交叉性、利弊二重性以及多重性等特点，它是一个复杂效益链。要对这样复杂的水土保持效益链进行评价，首先要先确立效益评价的主效益原则和可量化的直接效益原则，在确定这些原则的基础上然后再根据具体的治理目标选择科学的、操作性较强的指标，指标要层次清晰，内涵清晰，要能很好的反映水土流失治理效益的内涵。在确定了指标后，就要制定具体的评价模式，根据措施的特点以及水土治理效益的评价经验不断反思来完善评价效益的模式，使水土保持的效益模式更具有可操作性。最主要的是考虑其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而不是去追求其的社会效益的评价。这样在资金保障的情况下，水土保持效益的评价才会取得较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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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详细内容请看下文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2008年两会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内的新内容和新目标，也是针对中国传统政府管理体制提出的新概念。与过去管制型政府相比较而言，服务型政府旨在建设一个民主、法治、高效的以服务为执政理念的现代政府。实现政府改革与创新，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官本位到民本位转变，这是政府管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政府改革的基本内容和方向。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赋予治理(governance)以新的含义，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而且其涵义也与government相去甚远。
治理一词于1989年首次出现在世界银行报告中，之后被广泛用于政治发展研究当中，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内涵丰富、适用性强的理论，成为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LessGovernment, More gov-ernance)已经成为新一轮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口号和目标。
学者们赋予治理的涵义众多。罗茨( R. Rhodes)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库伊曼( J. Kooiman)和范弗利埃特(M.Van Vliet)认为：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极具代表性和权威性。该报告对治理作出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根据治理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治理是内涵丰富、适用性强的概念，一般指政府部门、社会福利机构、私人企业、社团组织以及个体等等各种活动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中央编译局俞可平教授认为：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因此，治理就是一个既定的范围内，公共机构、私人机构、社会个体等主体在管理共同事务的过程中，通过利用权威使各方利益与需求得到协调和平衡，最终能够采取联合行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它既包括具有强制性的正式制度与规则，也包括公众普遍认同和遵守的非正式制度与规范，强调一种民主的、合作的、多元的公共管理。
但是，任何理论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和时效性，治理理论弥补了当时市场调节失灵、政府调控失效的空缺，它不是完美理论，也存在自身的限制。随着世界环境和时代背景的不断变化，善治成为了治理在新时期发展的更高阶段，goodgovernance就成为学者热衷的研究热点和重点。俞可平教授在《治理与善治》一书中指出，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合法性( legitimacy)，要求相关的管理者和管理机构要最大限度地协调各主体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从而使公共管理活动得到国家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和支持;透明性(transparency)，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政策决策信息，有权了解影响自身利益的政府活动，从而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监督政府公共管理过程的实施，政府公开的范围和速度直接影响善治的程度;责任性(accountability)，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和公民个人的责任心越强，相应的职能和义务履行得就越好，善治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法治(rule of law)，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法治就是用宪法和法律来规范公民的行为，管理社会事务，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完善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是实现善治的基础;回应( responsiveness)，善治要求国家公职人员和政府管理部门对公民的利益诉求要做出及时、有效、负责的回应，积极主动地了解公民意见，社会公共管理的效率就越高;有效性(effectiveness)，合理的机构设置是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的基础，而政府部门的效率程度最终决定了善治的程度。
关键词：职业院校；内涵发展
党的十明确提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袁贵仁部长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教育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要自觉围绕这一总目标、落实这一总要求，完善科学规范的教育治理体系，形成高水平的教育治理能力。
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面对新的形势、新的挑战、新的任务，应深入思考如何大力提升办学内涵，加快推进职业院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建设职业教育立交桥，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一、职业院校内涵式发展的现状
（一）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职业教育的生命线，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应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学校管理整体质量的提升。职业教育要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衡量办学质量的首要标准，把出名师、育英才作为办学的第一理念，把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办学的第一目标，把学力、能力、素质与技能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重要参考体系，领导精力、资源配置和资金投入集中向教学倾斜，用教育学、心理学和信息技术等最新成果推动教学改革。
据不完全统计，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根据职业教育发展规律、乘着我国经济提速和产业发展的东风，借助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我们大部分职业院校基本完成了规模扩张，开始向质量提升转变。但是由于受国民经济发展、社会支持、产业认同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的职业教育起步晚、发展参差不齐，在国民教育序列中的层次和类别上定位不够清晰，造成了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相对西方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现象。因此，职业教育总体质量将是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二）定位趋同转向特色发展
区域经济和产业行业对人才需求的多元化，决定了职业院校发展的多样性，要求职业院校必须处理好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在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基础上，把内涵建设作为竞争取胜的发展主线，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才培养目标的共同属性，而“适应社会需求”体现学校的定位和特色。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发挥比较优势，注重用历史积淀凝练特色，创新人才培养培育特色，繁荣校园文化丰富特色，以特色构筑核心竞争力，增强学科特色性，强化人才培养优质性。
由于社会、企业对职业教育的认识，以及各职业院校根据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目前我们的职业教育在定位上还大量存在着“一窝蜂”、跟风等现象，使趋同成为潮流，使特色变成了共性；同时，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在宏观规划上缺乏统一的认识和协调配合的意识，助长了这种不合适的竞争方式，造成了各类人才的良莠不齐，设施设备的重复建设以及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
（三）相对封闭转向开放合作
职业教育的发展应该有一个横向的比较和纵向的深入。应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探索国内合作、国外开放的办学模式，为人才培养模式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依托优势专业群建设，不断深化学校与政府、行业以及企业的协同合作。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战略，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充分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的活力，不断拓展对外开放办学的广度和深度。
目前，从国家、省、市、县（区）各层级都在大力加强职业教育系统的国际交流和合作。通过走出去与引进来两条途径，开展项目合作与机构合作等方式，各级教育部门、各类教育机构、各个职业院校都在试图走内涵发展、开放办学的捷径。北美的CBE、德国的双元制、澳大利亚的TAFE、英国的BTEC，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有选择性的学习他们的教育理念、办学经验、教学管理、课程改革等，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局面。但是，从长远来看，忽视了我国目前国情下职业教育体系的系统设计与发展，没有充分考虑各种欧美成熟的职业教育模式嫁接到我们的土壤上是否会引起水土不服。
（四）行政管理转向教授治学
积极探索“教授治学，民主管理”新模式，确立教授在治学中的主体地位，建立和完善保障教授学术权力和民利的体制机制，发挥教授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以及学科发展、队伍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发挥教授在民主办学和民主管理中的积极作用，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目前，高校“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现代大学制度还处在起步阶段，有些职业院校对现代大学制度的理解还停留在表面，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等还没有系统的建立并形成完善的运作机制。职业院校的去行政化需要领导层、全体教职员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改变在长期的行政化管理机制中形成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同时，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不仅是职业院校的事情，需要各层次、各系统的协调配合。
（五）单一评估转向多元评价
按照符合国家和区域发展需要、符合高校实际、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原则，树立正确的质量观和人才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人才培养水平的根本标准，建立完善政府、高校、专门机构和社会多元评价相结合的科学规范的质量标准体系、教育教学评估监督制度和人才评价的政策体系，实现评价主体、评价内容、评价标准以及评价方法的多元化。
标准的建立不仅是教育系统的事情，和行业企业的深度参与密不可分。目前，职业教育在校企合作中起着推手的作用，各层级教育部门、教育机构为推进校企融合几乎不遗余力。但是，部门行业企业接招的积极性确实有待加强。就拿学生的职业资格认定来说，有些企业并不认同由职业教育系统认定的职业资格等级，毕业生进入企业后，职业资格认定得推倒重来。
二、对职业院校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建议
职业院校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行业企业和职业院校协调配合。具体建议如下：
（一）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给予职业院校更多的办学自
转变政府主导调控职能，试行“公办校营、责权关联”的办学体制。政府应在政策引导、改善职业院校办学环境、重点建设项目投入等方面加大力度，充分发挥政府对职业院校经营绩效考评和人才培养工作宏观评估监管的主导作用。同时，放宽职业院校经营的相对决策权，由职业院校承担经营风险与责任。政府经费投入与学校经营业绩挂钩，教职工的收入与学校办学收益挂钩，真正实现权责对等、权责利相关联。由于职业院校教育改革的复杂性，不能完全由政府定方案、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去组织。可以鼓励示范校在一些敏感区域、前沿科技和困难领域先行先试，为其他职业院校提供借鉴经验。政府可以有目的的组织示范校进行改革试点，以取得实践成就，推动全局。
（二）激发行业积极性，尽快完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
目前职业院校的职业证书颁发落后于就业需要，企业、社会对职业“双证书”教育的回应与支持不明显，在法规、政策、制度层面上未形成配套体系，有关政策落实还不到位等。职业资格考证的权限和定价完全由政府部门掌控，职业院校对于有些非常适合学生考取的职业资格证书因物价部门定价太死或管理太严而无法组织学生进行考试，这势必不利于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因此，要推进职业分类，形成具有权威性的、劳动市场高度认可的职业分类体系，并大力推进职业标准的完善。其次，理清职业资格证书的管理体制，对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实施整体规划，改变职业资格证书“证出多门”等无序状态。再次，物价部门要调整职业资格考证的定价机制，放宽职业资格考证定价权，制定政策鼓励部门行业参与的积极性，尽快完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
（三）职业院校应具备积极主动的改革意识
首先，紧扣人才培养质量目标。职业院校应着眼于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以就业为导向，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强促进校企合作与人才培养的紧密结合，构建与职业院校自身定位相适应的科学基础、实践能力和人文素养融合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
其次，提升社会服务意识与能力。着眼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根据市场需求，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以服务求支持，切实加强各类人才培训，主动对接区域经济发展，主动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和前沿科技发展趋势，积极、主动、充分地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提高职业院校对社区的服务程度和服务水平，提升职业院校对企业人力资源的支撑，提高职业院校对与区经济房发展的贡献度。
再次，创新管理，强化内部治理。着眼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需求，转变思想观念，强化改革意识，创新管理机制，推动内部管理模式创新和组织流程再造，提高管理创新对学校发展的促进度。强化科学管理，注重制度创新，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增强工作的原则性、规范性和计划性。强化科学决策，坚持集体决策，完善学校党政工作会议制度，增强工作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指向性。优化资源配置，强化民主监督，发挥监督合力，坚持重大决策通报制度，重要事项公示制度，以及党务、校务公开制度，确保资源配置的公开性、公平性和民主监督的有效性。
诚然，职业院校内涵建设不仅仅是凭借几个举措就可以实现的。职业院校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实现职业院校的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内部来讲应该有理念作引领、有机制做保障、有制度做基础、有科学的管理、有完善的评价和监督机制；从外部来讲，应该有政府的支持，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有行业企业的高度参与。总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参考文献：
[1]焦兆平，查吉德，王晓敏.以质量为核心，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办学理念与实践[J].高教探索，2006.3
一、循环经济的发展历程、基本内涵与主要原则
（一）循环经济的发展历程
就与环境的关系而言，人类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模式，即传统经济模式、生产过程末端治理模式和循环经济模式。[1] 传统经济模式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过程。随着工业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长，环境的自净能力削弱乃至丧失，这种发展模式导致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资源短缺的危机愈发突出。在“生产过程末端治理”模式下，人们开始注意环境问题，但是该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先污染，后治理”，强调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由于末端治理的技术难度很大，不但治理成本奇高，而且生态恶化难以遏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都很难达到预期目的。循环经济模式是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冲突的最佳模式，是一种“资源—产品—废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物质循环过程。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
（二）循环经济的基本内涵
循环经济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2][3][4]
1.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能量转化和物质循环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使得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建立起一种新形态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2.循环经济是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高度统一的经济。循环经济强调“环境友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求在经济活动和生产活动中要高度重视生态效益，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和相互协调。
3.循环经济是绿色循环型经济，它以“低开采、高利用、低消耗、低排放”为核心理念，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废物—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反馈式流程。物质和能源在这个反馈式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的、持久的、最大化的利用，从而使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和绿色化。
4.循环经济是清洁节约型经济，它将清洁生产、生态设计、资源综合利用、可持续消费融为一体，注重生产过程中废弃物的减量化，要求尽可能减少生产中的废弃物产生量，甚至实现“零排放”。循环经济强调节约使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自然资源开发量，保护自然环境与资源的再生能力。
5.循环经济是公众经济。首先，循环经济考虑的是整个社会的福利问题，它将关注点放在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上，而不仅仅是少数企业或局部区域的利益。其次，循环经济实现了企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实现了企业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统一，将原来外部性的问题内部化了。更为重要的是，循环经济的整体出发点是节约资源、减少废弃物和保护环境，而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是涉及到整体利益、人类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公众性问题。
关键词：乡村旅游；休闲治理；休闲文化
一、乡村旅游与休闲治理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一些大中型城市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放慢奔波的脚步，希望摆脱高楼峡谷、水泥森林的束缚，享受休闲生活，缓解工作高负荷的压力，通过旅游观光让自己的身心得到放松和修复。乡村以其宁静优美的生态环境、天然的自然景观及纯朴的生活方式，迎合了久居城市的人们对清新环境、回归自然、心神宁静及健康快乐生活的渴求。乡村旅游把自然、民族文化和农耕文化融入到传统旅游文化中，丰富了旅游业的内涵，满足了新型的消费需求，是旅游业的一朵奇葩。
这里所说的“乡村”并非简单指从地理角度考虑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更多的是指农业人口、农业景观、农事活动和乡村村落分布区，以及地域辽阔、人口密度及规模较小、生活节奏较慢并且安逸幽静的非城市化地区。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旅游形式，是将场所界定在乡村地区的旅游活动，它以农民为经营主体、以城市居民为行为主体、以乡村空间环境为依托、以乡村独特的自然风光（气候地貌、农家庭院、经济作物、森林田园等）和人文特色（民俗文化、生产形态、生活方式等）为对象，满足人们求新、求异、求乐、求知、求根的需求。人们去乡村进行休闲旅游，其行为动机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物质方面，如体验、健身、娱乐、餐饮、购物等；二是精神方面，如观赏、摄影、习作、学习等。
所谓休闲治理，就是在我们面对问题时，要从休闲学或满足人们休闲需要的角度去思考、去梳理、去分析、去研究、去解决。所谓乡村旅游休闲治理，也就是面对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诸多问题，要从休闲学的角度或从人们休闲需要的角度去过滤乡村旅游的管理过程、设施建构和景观设计等，力求实现基于休闲的物质空间建造和精神文化构建，力图充分满足人们的休闲需要。
二、乡村旅游休闲治理的方略
对乡村旅游进行休闲治理，其重要价值和意义表现在以下几点：充分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休闲文化需要，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乡村旅游品牌，有利于拓展、挖掘和保护我国乡村文化的休闲特色、起到传承传统文化的功能，充分发挥乡村旅游的潜在旅游优势，促进文化旅游业创新升级。
乡村旅游与农业旅游、农村旅游、农家乐等概念不完全相同，乡村旅游有着独特的内涵和定位。为了避免休闲治理的单一性、片面性及扩大化开发和经营，在进行乡村旅游的休闲治理时，要正确认识乡村旅游的内涵、挖掘乡村旅游的特色、明确乡村旅游的定位，尤其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注重休闲性
乡村旅游是社会进步和旅游得以发展的产物，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城市居民，或者长期没有生活在乡村的人。这些人到乡村去旅游，其目的有二：旅游观光（看看美丽的自然、体验传统的乡村劳作等）和休闲（感染传统的文化，得到心理心灵的安慰与慰藉等）。休闲，不仅是人们去进行乡村旅游的最终追求，而且也是去治理乡村旅游的最好结果。一种休闲方式的产生与发展总是伴随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近些年，我国乡村旅游得到快速发展，这与我国人民休假时间的增加和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紧密联系。一方面，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日益提高；另一方面，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也日益丰富。这对传统的旅游度假提出了新的诉求。基于满足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的需要，基于人民休息时间的增加，乡村休闲旅游应运而生且朝气蓬勃。也正是如此，在对乡村旅游进行休闲治理中，就要注意以下几点：旅游地建设必须将传统地域文化和现代休闲文化有机结合，将乡村的休闲景象、休闲生活和休闲风貌充分展现给游客，要增加旅游地的休闲设施和内容，提高旅游区档次，为游客提供交通、食宿、娱乐等各种便利的休闲条件，延长游客逗留的时间，提高重游率。当然，为了达到休闲的目的，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也要注意调节工作和旅游的关系，调整自己的行程和情绪，力求达到这样状态：聚精会神工作，全身心投入休闲，工作时不要休闲，休闲时不要工作。
2.突出乡村性
我国乡村的明显特征是不论在自然空间建构、道路交通设施，还是生产工作方式、社会文化与组织，与城市社会截然不同，存在一种乡村所独有的文化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是传统文化，具有有别于城市的文化差异性。乡村旅游的标识是“乡村性”。对乡村旅游进行休闲治理，要使乡村旅游管理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注重乡村性。否则，将使乡村旅游目的地失去个性，旅游产品出现同质化。何景明、李立华认为，“理清什么是乡村性是界定乡村旅游的关键”。乡村旅游“乡村性”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风土――特有的地理环境，如辽阔的土地与人口的稀少；风景――可供欣赏的景象，如一个特别的湖泊、一座清秀的山峰、一望无际的草原等；风物――一个地方特有的景物，如一个乡村独有的自然景观和经济活动、劳动方式等；风俗――一个地方不同于另外一个地方的民俗，如具有典型传统文化特征的文体活动等。刘德谦也认为，乡村的风土人情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内容。李开宇认为，乡村旅游的本质特征就是实现乡村性，通过乡村性的空间和景观意向去实现休闲认知。冯淑华、沙润则认为，所谓乡村性指的是地域性、旅游资源特性、社区参与性、旅游本土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等。由此可见，乡村性既包括乡村居民世代生活遗留下来的诸如建筑、村落等静态景观和风情，也包括伴随着乡民们繁衍、生息、传承的乡村文化、氛围、环境和活动。乡村旅游的休闲治理应该突出“乡村性”的发掘、保护和完善，而不是削弱或减少乡村性，不能走“准城市化”的发展道路。
3.注重参与体验性
人们之所以去一个地方旅游，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有多么好的规划、多么好的开发与管理，而是因为人们去哪里能获得什么――物质的或精神的，有价值才值得人们向往，没有价值谁都不会去浪费时间。久居“水泥丛林”的城市人，备受钢筋混凝土的束缚，饱受都市生活的快节奏和工作压力，被逐渐卷入亚健康的漩涡里。于是，远离尘嚣、回归自然成了城市人日益增长的心理需求，人们向往乡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惬意生活，去那里呼吸泥土气息、欣赏田园美景、享受宁静闲逸、感受淳朴人情。简而言之，乡村旅游的核心和人们选择乡村旅游的主要目的就是休闲体验。乡村旅游就是实现在乡村内的体验为主要目的。较之于一般的旅游来说，游客更注重参与性和体验性。为此，乡村旅游应提供基于乡村特色的差异化休闲体验。
4.彰显民俗性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国家，中国传统文化根生在乡村。农村的饮食、着装、礼仪、节庆、婚嫁、民谣、传说等都充满了浓郁的乡村特色。乡村旅游作为民俗文化性产品，其特点主要是具有物化民俗的体验性、制度民俗的参与性、精神民俗的感知性等。丰富性和鲜活性的民俗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推陈出新的源泉，是参与旅游市场竞争的机制与基础。因此，在进行乡村旅游休闲治理中，要注重对彰显民俗性的农家土特产、手工艺品、风俗活动等旅游资源的开发，深入挖掘和展示这些地方民俗，使游客充分体验到不同的乡村特色，接受乡村文化的熏陶，切身感受到淳朴的休闲体验。
5.维持生态性
随着人们环境保护和“绿色消费”意识的增强，旅游者越来越关注旅游环境的生态质量。乡村的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的根基和生命线，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就会受到制约。维持旅游地的生态性成为乡村旅游休闲治理不容忽视的任务之一。首先，应促进乡村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对农田、庄园、野生动物等富有价值的乡村旅游资源进行保护，因为没有了清新悦目的田园风光、自然和谐的奇山秀水、质朴怡人的农耕景象、天地人相融入画的和谐意境、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资源，乡村旅游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次，要最大程度地保护和改善饮食、语言、服饰、古迹等乡村人文生态资源，维持农村的民俗文化和农耕文化，不断推出生态旅游产品。因此，在进行乡村旅游休闲治理中，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生态经营的理念，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6.提升文化性
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依托。旅游的各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着策划、规划和开发者对文化应用、旅游产品的品味和文化的理解。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文化因素的价值作用和价值导向越来越重要，只有注重挖掘乡村旅游文化的内涵，才有可能提高乡村旅游的附加值。因此，我们在对乡村旅游进行休闲治理时，首先就要过滤文化的因素，实现文化的设计、文化的规划和文化的提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挖掘并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性：一是培养乡民基于“文化自觉”的心理认同；二是提高乡村居民的文化素质；三是促进区域休闲文化的形成，以引导人们的休闲观；四是大力营销宣传，开展品牌战略。
7.发挥产业的带动性和示范性
发展乡村旅游不能就旅游而旅游，要大力推进旅游与文化、体育、农业、工业、林业、商业等相关产业和行业的融合发展，规划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整合旅游要素和资源，实现以点带面，让各乡村相互学习借鉴，放大示范带动效应。目前，我国乡村旅游的休闲治理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或理论体系。中国各乡村的自然环境资源、自然及人文景观资源差异很大，可以首先对乡村旅游的休闲治理进行示范，让各地农民相互考察借鉴。这样不仅可以扩大乡村旅游的市场，还可以促进农业科技交流与推广普及，推进城乡统筹、均衡发展和区域合作。因此，在对乡村旅游进行休闲治理的过程中，各地应相互借鉴、相互学习，治理有成效的地区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积极进行合作交流，以便推广良好经验，同时也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8.提高乡民参与治理的自觉性
乡村旅游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关键就在于它具有“土生土长”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而当地的居民正是这种景观的重要载体和拥有者、保护者、传承者，如果没有了当地居民的参与，旅游资源的开发难免会造成本土文化的变质和流失，乡村旅游将失去原真性和生命力。另外，当地居民的态度和热情是乡村旅游目的地重要的软环境。居民亲自参与乡村旅游的经营服务活动，可以从中获得旅游带来的经济利益，感受到发展旅游带来的乐趣并将这种乐趣和热情转移到旅游服务当中，进而扩大旅游的乘数效应，减少经济漏损，提高游客感知满意度和体验质量，满足游客的休闲需要。
如何才能提高乡民参与治理的自觉性呢？首先，要使乡村旅游治理与所在乡村形成利益共同体，要让居民从中得到切实的经济收益，拓宽居民创收和就业渠道。其次，旅游治理措施要考虑居民的多层次需求，增强居民的自我意识、认同感和凝聚力，强化参与治理的意愿。最后，建立科学、合理、公正、透明的利益共享和分配机制。
参考文献：
[1]郭丽，章家恩.关于乡村旅游概念及其内涵的在思考[J].科技和产业，2010（05）.
[2]何景明，李立华.关于“乡村旅游”概念的探讨[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05）.
[3]刘德谦.关于乡村旅游、农业旅游与民俗旅游的几点辨析[J].旅游学刊，2006（03）.
[4]李开宇.基于“乡村性”的乡村旅游及其社会意义[J].生产力研究，2005（06）.
[5]冯淑华，沙润.乡村旅游的乡村性测评模型――以江西婺源为例[J].地理研究，2007（03）.
关键词：新常态;二级管理;全面精细预算;治理职能
本文为陕西教育会计学会课题：“新常态下高校基于二级管理的全面精细化预算治理职能的实现”（课题编号：15JC021）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1月19日
引言
党的十以来，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呈现出全方位的新常态。与此相适应，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也呈现了“新常态”。其中，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成为新常态中重要的一个方面。质量提升、内涵发展已成为发展主题。这就需要我们转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在稳定规模、优化结构上下工夫，在发挥优势、彰显特色上下工夫，在创新驱动、内生增长上下工夫，全面精细化预算正好契合了内涵式发展的需要，有助于完善二级管理的治理架构，推动学校整体现代化治理的实现。
一、基于二级管理的高校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以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校院二级管理是不同于高校传统管理的新的治理模式，适应新形势下高校发展需求，根本目的是要解决高校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其核心理念是降低管理重心，下放管理权力，调整管理跨度，规范管理行为，真正建立起学校宏观调控、学院自主办学的高校运行机制，促进学科的整合和发展，激发各级组织的活力，实现学校的现代化治理。二级管理在教育新常态下可以更好地发挥结构调整的优势，对学院的学科进行整合和发展，建立适应内涵式发展的精细化管理模式。
二级管理是在校院二级建制的基础上，赋予二级单位一定责任，根据责任赋予一定的权力，使二级单位在学校总体目标、原则的指导下发挥管理主体作用。
二级管理是以财务分级管理为核心的，将适度的财权与院系承担的事权联系在一起，使权力能够切实地实现其治理功能，而治理的核心是制衡权力，预算作为财务管理的出发点，是实现财权的根本，而现代预算的实践与理论表明预算具有治理职能。所以，预算治理是实现管理治理的基础和核心推动力。
二级管理的目的是激活高校底层的办学活力，改善办学质量和效益，使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方针通过分层次管理方式进一步落实。实行二级管理后，有一种声音：应该下放财权，给二级学院充分的自，学院怎么建设发展、学科怎样设置、学生怎么管理统统交给学校自行处理。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因为学校作为一个组织单位，是由一个个机构单元有机组合而成的，各个单元都要在服从学校全局发展的框架下运作。发挥二级单位的活力必须在学校顶层设计、治理框架下来进行。
二、预算的治理职能
预算是权力的体现，治理是权力的制衡，权力配置资源的规则就是制衡权力结构和民主政治程序，而高校预算的程序显然具备了治理的职能。预算是通过宏观调控实现顶层实际治理意图的重要手段，能够保证学校治理功能的实现。
全面精细化预算通俗地说就是将部门年度的全部收入和全部的支出按照来源渠道进行全口径归集，支出按照部门细化到科目及分类进行列支，使单位的收入支出统一在一个封闭的循环中，使预算真正落到实处，目的是强化预算的约束力，实现刚性预算。
全面精细化预算在学校层面宏观调控和二级单位的精细化管理过程中可以发挥提纲挈领的作用，充分显现出其所具有的治理职能，预算治理职能的良好发挥，可以促进学校在二级管理模式下的现代化治理。
（一）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高校实行二级管理的初始阶段，经费是按照各院系的学生数切块下划，未解决学生人数不均衡适度予以调节，没有学生的院系按照承担的基础公共任务从其他院系取得跨院系结算经费。这种经费预算分配模式相对来说很粗放，存在很多弊端，比如经费分配的粗放式切块，固然给二级单位更多的自，但容易出现切块经费多的院系经费富余，出现想方设法地突击花钱的现象，导致学校资金浪费严重;而经费不足的院系，学校又不能让其自生自灭，于是又给这些院系追加经费维持运行，这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会挫伤其他院系的积极性，二级管理流于形式。全面精细化预算能避免上述弊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切实有效地维护高校各项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确保财务安全。全面精细化预算是确保高校财务安全的重要保证。只有全面而详细的预算，学校各项活动才能按照预期开展，并能防范财务风险和领导干部腐败风险。
（三）调动基层单位预算编制参与度。全面精细化预算能充分调动基层单位预算编制的参与度。由于实行刚性预算，各部门在做预算时要详细做好自己的工作计划和详细规划。对工作中每个环节做好精细的测算，对计划中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研判，充分论证项目实施的可行性，从而推动学校和各部门年度工作计划的实施。
（四）促进财务管理改革。全面精细化预算有助于高校财务管理改革，缓解高校赤字预算的压力或承担债务的风险，优化资源的配置，建设节约型校园。
三、基于二级管理的全面精细预算治理职能实现路径
（一）全面预算――做好顶层设计，科学决策，有效配置资源。办学理念是学校的精神灵魂，发展规划是行动指南，而顶层设计是决策机构从全局的角度，对学校的各项任务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统筹规划，制定学校的战略规划，是自上而下地谋划，使整体理念落实到各年度;顶层设计的理念需要每个个体组成的智慧去完成，这样根据各二级单位承担的任务，分解年度目标任务并与预算捆绑下发，二级单位根据预算目标进一步分解任务，以精细化预算为手段全面推进，在二级单位预算执行的过程中，可以根据执行信息的反馈与分析，结合预算执行状态对财务预算和任务目标进行修正，即在年度总预算的框架之下，每年9～10月集中调整一次，二级单位在自己的预算经费内调整，学校总预算不得突破。这样，每年度就可以集中有效资源，高效快捷地实现目标，完成办学理念的实现。即：统筹安排全部预算收支，适应学校顶层设计，有效配置资源。上述预算资源配置模式通过高校的预算组织体系组织完成。高校财务预算的组织体系如图1所示。（图1）
学校将年度的全部收入，包括历年账面结余资金通盘考虑学校的全面预算，以零基预算为主，滚动预算为辅，长计划短安排，按照建设目标任务可考虑适度赤字预算和跨年度的预算平衡，量力而行，按照确立的重点建设任务及年度基本运行，统筹考虑学校的全面支出。以此为出发及落脚点，任务分解到哪里，经费落实到哪里。
校院二级管理不是学院的完全自治，是学校管理重心下移，给院系自和与之相适应的适度的财权，院系的建设和发展要服从学校总体建设和发展方向，在学校宏观建设、调控的指导下，将本院系相应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完成，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院系享有充分的自，学校充分尊重二级学院的办学及管理的要求，在经费预算上积极支持，二级院系对学校负责。概括来说就是，根据学校的战略，设定预算的目标，根据预算目标编制预算，围绕二级单位精细化管理匹配二级单位预算并落实，通过绩效考评检验各项目标的完成情况，总结经验，修正目标和战略。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预算要体现的就是顶层设计的意志，首先学校总预算盘子应是全口径的收入，不打埋伏，公开透明。在预算支出方面，根据学校的建设总目标，逐级分解建设任务，经费随任务落实到二级学院，要求学院根据自己承担的任务，相应做本单位的精细化经费预算，完成精细化管理。专项经费提出建设目标，经过学校财经委员会及有关专业委员会审批后予以立项建设，人员经费及基本运行经费实行定员定额，这样学院就可以对年度学院的总预算做到心中有数，在支出预算上就可能做到精细化，就可能将结构调整、内涵发展的设想付诸实施。当然，必须强调二级学院要将预算分配的收入按照当年教学、学科、学生、行政等进行条块分配，细化到支出科目及经济分类，同时要有执行进度。这样，钱随事走，经费落到实处，不等米下锅，不沉淀浪费资金。形成建设有目标任务，经费有保障，执行有进度，考核有依据，责任可追究的良性循环。（图2）
（二）强化预算的精细化和延展度――尊重底层思维，激发活力。预算经费一经下达到二级学院，总预算经费不允许突破，但二级单位可以在总的经费范围内，根据学院自身特点将经费进行精细分配，细化到明细支出，实行精细化管理，就像人体内遍布的毛细血管一样，把“血液”输送到每一个细胞。同时，要做到与财务预算部门对接，这样在经费预算及执行过程中可以做到全程跟踪，经费的使用效果可以做到一目了然。经费在使用过程中应当做到维持经费不突破，专项经费不挪用，权责分明，互相制衡，各司其职，落到实处。实实在在地让预算发挥自己的治理职能，减少人为干扰。
有了经费的支持和自主，二级单位就可以对学校顶层设计中学院承担的内涵式发展任务进行推进。许成钢认为，改革的动力一定是民众，上层设计出来的正确方案，必须有人去执行。张文魁也提出，有效的改革多由基层探索，高层默认。这些观点类比到高校二级管理模式下，就是学校的顶层设计意图通过预算下达到二级学院，学院通过精细化管理，利用精细化预算管理手段进行推进和延展，完成学校治理并开花结果。
（三）强化执行力和绩效考评――投入产出。预算执行是把预算由计划变为现实的具体实施步骤。预算执行工作是实现预算收支任务的关键步骤，也是整个预算管理工作的中心环节。全面精细化预算可以解决由于支出编制不严谨、不配合学校事业发展规划、缺乏量化分析和科学论证进而容易引起校内各单位“讨价还价”的“博弈式”关系，影响支出效率。
预算执行是以提高经费使用效率和效益为目的的，要运用有效手段对预算经费的使用进行监督和控制，以达到优化配置教学资源的效果。对预算经费要做到事前监督、事中控制、事后审计，确保预算经费流向不出现偏差。解决只重申请经费，不管执行，使大量资金结余沉淀，无法盘活，进而可能造成学校账户结余资金被财政收回重新分配的后果。
强化绩效考评，引入绩效管理模式。以“绩”为主体，确立预算项目，以“效”为主体，考核经费使用效果，强调有投入有产出，实现对预算资金使用的有效约束，加强预算执行分析考核，及时总结反馈，并与奖惩挂钩。通过考评检讨整体治理上存在的问题，反馈到学校，对顶层设计加以修正完善。
（四）信息公开透明――民主管理和监督。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高等教育透明度指数报告（2014），首次对国内著名高校的信息公开情况进行评估，对象涵盖了教育部直属、“211”和“985”共115所高校。报告建议，各高校应当转变治校理念，尊重教职工、员工的主体地位，提高网站建设和维护水平，加大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力度。此次的高等教育透明度指数报告为“国家智库报告”系列的首份报告。
从国家层面已经开始高度重视高校信息透明，作为公开信息中重要的财务信息公开尤显重要。预算仅由“财经委员会”或“党委会”、“领导班子”审议通过是不够的，必须向广大教职员工公开，尊重教职员工的主体地位。仅仅公开预算还不够，还要公开决算。由于实行了全面精细化预算，每一笔经费的来源与去向都清楚明白，这样通过公开透明地公开信息，有利于真正实现基层民主管理，便于监督，也是学校现代治理的重要体现。
四、结论
综上，在二级管理模式下，充分发挥预算的治理职能，通过实行全面精细化预算，将学校宏观调控与二级单位精细化管理统领起来，作为贯通顶层设计和底层思维的桥梁和纽带，适应教育新常态的内涵式发展，从而实现学校的现代化治理。
主要参考文献：
[1]姜峻.科学发展观视野下实施二级管理体制的思考[J].江苏教育，2010.9.
[2]乔春华.高校预算管理研究[M].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