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4 01:58:4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化传播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舞蹈传播既是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又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课题。它既体现了舞蹈学科发展的时代需要和未来趋势，也说明了学科在传播舞蹈艺术的同时，更希望理性地认识和把握舞蹈传播现象的价值与规律。舞蹈与传播学的结合丰富了传播学科的多元视角和多维框架，而传播学科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引入和移植，将引导舞蹈学研究从更深层、更广阔的学术视野来揭示、剖析舞蹈传播事件的本质，以求能够给予舞蹈传播活动正确的对策和引导。可以说“舞蹈传播学”的终极目的，是通过对不同时空背景中舞蹈传播的历史梳理和分析，揭示舞蹈传播的本质，归纳舞蹈传播的规律，制定舞蹈传播策略，以对未来的舞蹈传播进行客观、有效的引导，加强中国舞蹈对内传承与对外传播的人才储备。暂不论在大众传媒的推动和多元文化需求的今天，中国民族舞蹈在对内传承和对外传播的需求上呈现了几何倍数的增长。即便在过去传统的口传身授时代，传播也是舞蹈文化得以保存并体现文化价值的唯一方式。在舞蹈的发展与传播史中，我们曾独立困守在传统舞蹈的本体论研究中，而对于所出现的传播现象却难以解释并感到无奈。诸如，为什么中国古代舞蹈在唐代高度发展，走向了鼎盛，而到宋代却逐渐衰落，甚至失去了独立的艺术地位被融进戏曲之中？这种“反进化论”式的传播现象该如何解释？另如，为了确立本土文化的国际地位，世界各民族国家相继成立了文化对外传播机构，如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德国的歌德学院、法国的法国文化协会、意大利的但丁学院、英国的英国文化协会等都将本国的民族艺术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大规模的世界性传播，“利用艺术确立国际形象、亲和世界民众”这一传播行为与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到底有何联系？再如，为什么具有较高文化价值和艺术内涵的芭蕾、古典舞、民族舞的生存空间却远没有“街头流行舞”的生存空间大？是传播渠道、文化环境，还是其他因素严重挤压了高雅艺术的生存空间？上述此类的问题，都需要我们跨越舞蹈本体研究的单一视野，借助多学科的全面关照予以解答。跨学科整合使舞蹈学研究跳脱了传统演绎和推论式的方法论，建立起实证与推论相结合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学术关怀总是基于现实关怀的，所有学科的产生正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将传播学的概念和方法的引入舞蹈学研究是为了更加准确地解释和梳理当下的舞蹈传播现象，科学地分析、评估舞蹈传播行为，合理地解决在舞蹈传播活动中所遇到的各类传播问题和阻碍，以设计出舞蹈传播的有效路径。同时，传播学与舞蹈学在研究主题上具有高度的内在关联性和一致性，“人”作为两门学科共同关涉的主题也是两者得以整合与联姻的逻辑起点。在舞蹈传播中“人”是传播事件的轴心，“人”既是舞蹈的传播主体，又是舞蹈的传播对象；既是传播行为的施控者，又是传播行为的受控者；既控制、操纵着传播活动，又是被传播环境和其他因素所制约和影响。传播学认为“人与传播形影相随不可分开”（邵培仁），而舞蹈传播中，“人”同样是传播的起点和传播的终点，换言之，舞蹈的历史即是舞蹈传播的历史。由此可见，舞蹈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对话从不同角度对舞蹈传播活动进行探索，有助于逾越学科的盲点，进行自身学科的扩充与完善。
一、舞蹈传播学的理论定性和学科特色
对“舞蹈传播”进行研究，首先要对这一学术概念进行清晰明确的学术定位。所谓舞蹈传播，就是以舞蹈作为文化媒介和传播内容在不同社会系统中的传递与流动，是传播主体与传播对象实现舞蹈信息交流与共享的全部过程。舞蹈传播研究是围绕着舞蹈历史背景与现实空间开展的新的科学思维活动，它的研究范围起于舞蹈的传播现实，展开于舞蹈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和目标受众，关涉到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技术背景，并最终指向传播的特征、特质以及相关规律。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叉学科，舞蹈传播学既属于舞蹈学的研究领域，也属于传播学的分支学科，它是一个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领域中皆有渗透、优势整合的研究领域。舞蹈传播学以人类历史文化生活中的舞蹈传播行为、传播途径、传播主体与对象、传播的规律与模式以及形成的舞蹈传播理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渠道、传播效果等不同传播环节来考察传播运行系统，它极大地借鉴和吸收了传播学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与一般传播学比较而言，舞蹈传播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以“舞蹈的传播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由于其“外延广泛、内涵丰富”的跨学科性质，舞蹈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必然也是多元化的。譬如，从舞蹈史学的角度，可以研究和考察不同舞种流波、演变的历史及其背景因素；从舞蹈心理学角度，可以研究和考察传播主体与受众群体的心理现象、人格特征、审美喜好以及他们对舞蹈传播活动的影响；从舞蹈身体语言学角度，可以研究和考察舞蹈传播对于身体美学的影响或是舞蹈身体语言的发展脉络；从舞蹈社会学角度，可以研究和考察舞蹈在不同社会的传播条件、途径、内容的选择或是阐释在市场的催化下，舞蹈如何成为文化产业中的商品及其生产、销售、消费的整体过程和社会影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同的研究角度在舞蹈传播学的公共视阈下都能建构其具有自身研究特点的理论模式，避免了模式套用而陷入空泛的理论之中，也在切实而具体的研究中充实了舞蹈传播学自身的理论架构和概念体系。舞蹈传播学的研究必须基于舞蹈传播活动的丰富实践中。人类舞蹈传播活动由古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这样的文化现象当然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是通过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传播关系而实现的。将这种悠久的传播现象和丰富的传播经验总结成具有规律性、概括性、真理性的“学理”———舞蹈传播学，是当代舞蹈研究者的时代责任和文化使命。可以说，舞蹈传播学是舞蹈学科在时代需求下的一次扩容与发展，这样的整合与延伸将激发舞蹈学研究的内在活力。舞蹈传播学将是一项有现实意义和广泛学术前景的学科，它在吸收、借鉴传播学理论基础、观念基础、知识基础的同时构建舞蹈学自身的理论模式，紧密地与传播实践相联系，并将引导舞蹈传播的实践活动进入良性循环中。
二、舞蹈传播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
与传统舞蹈学比较而言，舞蹈传播学不再仅仅聚焦“舞蹈本体”的研究，而是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以人类历史文化生活中的舞蹈传播行为、传播途径、传播主体与对象、传播的规律与模式以及形成的舞蹈传播理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传播主体、受众群体、传播渠道、传播效果等不同传播环节来考察传播运行系统。它既包括对历史和当下不同时期、不同类别的舞蹈传播现象进行考察，还需总结和梳理舞蹈传播实践中的运行规律和基本特征，以及学者们对于传播现象和规律之本质的思考。同时，舞蹈语言作为文化传播的组成部分，其语言符号所指涉的文化内容、文化价值观，不同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对舞蹈传播活动的影响，受众的消费层次、消费需求与经济水平，舞蹈跨文化传播对于国家文化形象的影响，对舞蹈传播信息反馈的分析以及构建有效的传播平台，组织等都是舞蹈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论域。舞蹈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表明了在传播舞蹈的同时也希望更加理性地认识和把握舞蹈传播，而要在舞蹈传播研究的基础上构建舞蹈传播学，则需要我们必须对“传播舞蹈”和“舞蹈传播”有一个基本的界定和把握。所谓“传播舞蹈”，是将信息化、符码化的舞蹈文化与外界进行交流和共享的过程，它是人类社会从“无意识”走向“有意识”的一种社会行为。这种行为通过一定的实践手段将舞蹈文化扩散与推广出去，并使舞蹈文化在社会文化系统中活跃、流动起来，属于学科的实践范畴。所谓“舞蹈传播”，则是对“传播舞蹈”这一实践行为的理论考察和学术研究，它着重考察在社会文化系统的运行中，“传播舞蹈”的实践者、参与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等各个传播环节的相互联系，并透析传播运转体系的本质和规律，它属于学科的理论范畴。在此基础上所构建的舞蹈传播学，则是一门专门研究社会文化体系中舞蹈传播现象的学科。可以说，舞蹈传播学既对舞蹈研究提供了传播学的研究思路和学术视角，也为一般传播学的研究提供了舞蹈传播现象的例证和线索。它将具体的舞蹈事项放置于社会信息流通的大系统之中，在宏观的视野下对舞蹈传播进行微观式的考察，它将考察研究深入构成宏观整体的各个分支环节中，并分析不同传播环节的相互联系及其对整体运动的制约。这种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研究手段拓展了我们对舞蹈传播活动的整体认识和把握，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舞蹈传播活动的本质与规律。这种结合是推进舞蹈学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与未来趋势，要对舞蹈文化及其传播现象进行准确而深入的把握，仅靠传统舞蹈学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信息传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舞蹈传播同样受到一般信息传播规律的制约，因而，传播学对一般信息传播过程的研究与方法，在一定的程度上同样适用于对“舞蹈传播”活动的研究。
所以，灵活、广泛地吸收传播学的理论是构建舞蹈传播学的基础。但在构建舞蹈传播学的理论模式时，应避免生搬硬套式的概念移植，应是借鉴地基础上结合舞蹈传播的具体特性运用灵活地使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舞蹈传播学是在舞蹈学的当代深化发展中培育出来的一个边缘交叉性学科，它的研究主体仍然是“舞蹈”，舞蹈传播学绝不能游离、隔绝于舞蹈学研究，其研究必须更多地体现为“舞蹈学领域的传播研究”，应坚持、着重以舞蹈本体的角度来考察舞蹈文化的传承、交流、传播活动。学科建设的根本目的不外乎更加有效地进行“传播舞蹈文化”的实践和培养适应社会发展所需的舞蹈人才。面对中国民族舞蹈海内外市场需求的扩大和舞蹈传播领域人才的稀缺，中国舞蹈高等教育和舞蹈学学科面临着建立适应社会文化市场和时代需求的教育模式，根据当下的社会状况，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舞蹈学学科专业结构，构建带有“跨学科”“跨文化”性质的话语体系，完善学科教学与研究的言说方式，以实际培养社会所需的复合型人才。舞蹈传播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个任务颇为艰巨但学术前景乐观，同时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在当下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形势下，舞蹈学学科建设必须积极地顺应时展的总体趋势，满足社会发展的新需要，在学科的交叉整合中培育新的理论、开发新的研究空间。人才储备是传播事业发展的基础，跨文化传播人才需求颠覆了传统的舞蹈教育模式，它需要经历舞蹈学科体系的扩容和师资队伍跨学科培训双项整合的阵痛，这不仅要求各个教育机构投入更多的研究力量对此进行论证与探讨，同时也需要国家在政策、资金和技术层面给予大力支持与配合，考虑结合海内外优势联合培养模式，在实践中不断修整、完善学科内容和体系的构建。这一过程艰难而漫长，人才需求的转变使高校和教育机构不得不重新审视传统舞蹈教育的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观念，发扬创新精神，构建“舞蹈传播学”，加强与孔子学院、“中华文化大乐园”、“中华才艺大赛”、“四海同春”等文化机构和文化活动的全面合作，为跨文化传播建立人才储备库，顺应时代需求所带来的各种挑战。
作者：王安妮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文献综述；最新进展
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梳理
（一）跨文化传播的诞生
跨文化传播的历史非常悠久，广义上来说，自有人类社会便有了跨文化传播的实践。早期关于跨文化传播研究多散见于一些哲学家的著作中，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里曾提到“说对方的语言，根据听众来调整传播技巧”的重要性。首先开始从理论上系统研究跨文化传播活动的是爱德华・霍尔。20世纪50年代后，美国出现了空前的移民浪潮，美国大批移民引入，在客观上促进了跨文化传播学的诞生。1959年，霍尔发表的《无声的语言》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词，该书被视为跨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书中包含了我们理解文化和传播的基本问题，如“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传播”、“时间会说话”、“空间会说话”等等。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如何进行交流以及研究如何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方法和途径。
（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
跨文化传播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20世纪70年代，因为这时候跨文化传播学在美国成立了独立研究协会，创办了专业刊物，大量出版了学术专著，在大专院校开设了课程，出现了专门的出版社，同时该学科也得到了美国以外的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学术界的重视。传播学界最具权威的国际传播协会把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八个研究方向之一。从事跨文化传播学的学者们基本上有三个共识：跨文化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扩展；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其特点在于它注重不同文化的个人、群体之间阻碍传播的文化因素；文化人类学和传播学的主要理论可以为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或借鉴。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全球化成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跨文化传播日益受到重视。虽然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但其发展之快，影响之大，引起了广泛关注。当前，跨文化传播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现状
与国际学坛的显学地位相比，跨文化传播学在我国却正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初由外语学界引入。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局限于语言、交际和翻译等应用领域，缺乏国内学界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经历了跨文化传播基础理论研究、多角度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以及跨文化议题的拓展研究几个阶段。虽然与欧美国家比较而言，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仍处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起步阶段，各项研究都有待深化，但随着传播学学科建设力度的加大和学术地位的提升，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国际交流的拓展，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有了蓬勃的发展。总结起来，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引进、初创阶段（1980―199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跨文化传播由外语教学界引入国内，引入时将其译作“跨文化交际”。在跨文化传播研究方面，国内研究学者主要来自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等领域。从一开始，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就采取了开放、交流的态度，学术交流活动十分频繁。1983年，何道宽在《外国语文教学》杂志发表了《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一文，在本文中，他率先将其作为一门学科介绍给国内学界。此后，一些国外的理论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国内，比如198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萨莫瓦等著，陈南等译的《跨文化传通》，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霍尔著，居延安等译的《超越文化》，1991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版了布罗斯纳安著，毕继万译的《中国和英语国家非语言交际对比》，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霍尔著，刘建荣等译的《无声的语言》，1992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罗宾逊著，马啸、王斌等译的《跨文化理解》等。
与此相应，初步的探讨、研究成果也开始出现。比如1992年胡正荣的《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的扩展与控制：电视的跨文化传播初探》，还有同年贾玉新的《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等文章。据胡文仲统计，跨文化传播研究引进国内至1994年，发表的相关文章多达百篇左右。1994年，胡文仲主编《文化与交际》收入了部分上述文章。同年，王福祥、吴汉樱主编的《文化与语言》也对部分文章进行了收录。1995年之前，基本的发展特点就是对理论的借鉴和对初步成果的收集归纳，此外，还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国内学者的理论专著，如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王志章《对外文化传播学引论》等。
一、档案信息传播概念界定
信息传播学理论是将传播学已有的理论和信息与技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在理论指导实践过程中，建立信息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具体的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信息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一是作为信息与技术学科群中的信息传播学必须借鉴大众传播学研究发展的经验和成就，必须从关注的焦点、研究方法等这些大众传播已经成熟的研究范式中汲取营养，传播学领域已经公认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在这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学习的典范。二是从当前传播学研究中已经建立的各种理论体系当中汲取营养，梳理传播学已有的理论结合信息与技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形成解决信息与技术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以此形成解决技术促进信息传播效果和效率问题的一套信息文化传播理论。因此，网络信息传播是人类基于互联网进行的各种信息传递、交流和利用活动。
档案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原始的历史记录，记录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发展阶段以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情况，是人类传承和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其他文献无可替代的作用。人类保存档案以及开展档案工作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档案信息的传播，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各界的需求。但是由于档案是人类活动中自然形成的一种历史记录，其内容不可避免地具有非系统性、欠条理性、分散性等特点，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档案信息的传播，需要档案信息工作者在提供利用中，对档案信息进行整合、管理和开发，档案信息的文化传播服务工作也就应运而生。
档案信息服务工作就是档案信息的传播工作，其本质就是一种信息的传播模式。因此，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档案信息无疑也是信息传播行为的一种，同样存在着传播者、内容、渠道、用户、效果等诸多问题。
二、档案信息传播的内容分析
1、档案信息生产的内容分析
根据传播学中的内容分析，档案生产的产品要符合社会的主流文化特征，档案馆馆藏的档案种类繁多，不可能也没必要对全部档案资料进行生产。档案是国家的文化遗产，应把它与个人的历史、文化探索等需求联系起来，真正发挥档案文化遗产的作用，为大众服务。过去众多的档案生产产品主要侧重于公务利用、学术研究、落实政策或工作查考等方面，对于广大公民来讲，那些生产产品就是一堆堆枯燥乏味的材料。为此，生产工作在选材上要选取那些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力、具有特色的产品。
档案生产可采取多种形式，注意宣传档案的凭证作用和参考作用，凭借档案特有的稀有性、珍贵性吸引注意力，可以介绍档案工作和利用档案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典型事例，或介绍馆藏档案内容、价值和作用。
对于高校档案的生产工作应以服务教学、科研和对外交流为主要目标，突出高校档案生产的特色。高校校史是高校发展历程的反映和总结，内容涵盖了学校发展过程中教学、育人、科研和服务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工作，是高校校园文化的生动写照。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快速推进，为了更好地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综合素质人才，提高办学效益和办学效率，许多高校进行合并或设立新校区，扩大了办学规模，改善了办学条件。但是对于高校来讲，管理体制上的合并、调整只是高校合并的外在形式，而真正意义上的高校合并应在于形成融合的校园文化。以创造团结和谐、开拓奋进的良好氛围，增强合并后高校校园文化的协调融合功能。
2、档案信息生产的媒介分析
如果说信息是物质过程的思想内容，符号是表达信息的外显形式，那么媒介就是负载符号的物质实体。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等新的媒介不断产生。新媒介使人的感觉借此得到了延伸，为文献信息的聚焦与提供利用、信息共享提供了技术保障。
对于档案信息生产工作来讲，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利用这些技术使档案信息资源传播服务面向用户、贴近用户的心理和感情并影响人们的行为，不仅要吸引用户的注意力，而且要对用户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实践表明，档案中蕴涵的历史知识不是没有用户，而是缺乏具有足够吸引力的传播方式。故在网络环境下开展档案生产工作，通过网络编辑技术将档案的原貌展现在读者面前，同时集文字、声音、影像、图片、动画、音乐等多种形式于一体的生产产品大大增强了档案生产产品的可读性与可查性，更容易获得广泛的用户。
3、档案信息用户分析
以“使用与满足”理论为代表的用户研究确立了用户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用户中心论”的提出，使得用户不单是媒介产品的消费者，而且是信息、媒介以至传播者的最终检验者，用户是档案信息传播活动中又一个活跃因素。作为传播主体的档案信息生产者，需要认真研究不同用户群体的特点，根据用户的动机和需求，采集、加工和传播具有鲜明个性和吸引力的文献信息，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用户的内在动机，引导他们积极主动地参加、接受传播活动。另外，还要适当地利用用户的外在动机，使其逐步转化为传播者所希望的那种积极的、主导的内在动机，进而提高传播效果，促进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过去档案信息生产工作处于“以我为主”的局面，利用者的意愿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与档案生产工作的根本属性――服务性相背离。毕竟，在档案生产工作中，是否满足利用者的需求才是档案生产工作绩效考核的唯一标准。今天在网络化、数字化环境下信息传播双方的地位是平等、互换的；绝大多数信息都是公开、共享的，信息交流是双向、立体的；每一个公众都可以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控制接受信息的内容、数量、时间、品位、组合，自主接受信息，不受制于媒介。
4、档案信息传播效果分析
档案信息传播效果是传播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效果问题是整个传播活动的中心，这个问题贯穿于传播活动的全过程，设定效果的实现需要传播者、用户的良性互动，需要具有相当质量的信息，需要畅通无阻的传播通道。所有这一切协调运作的结果，就是满意的档案信息传播效果的获得。
档案信息的传播效果包括用户的认知效果和情感效果。档案生产产品的传播在这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从信息内容上讲，一方面档案
信息的原始记录性使之比其他信息更加真实、可靠而成为人们的首选，另一方面，网络上多媒体化的档案信息对人们感官的冲击力，对情绪的感染力更强，更有利于情感效果的获得。情感效果是使用户长期关注档案信息的重要因素，而信息传播者要想获得良好的情感效果，就必须在档案信息传播过程中注意启发和激起用户的感情共鸣，达到与用户在情感上沟通的目的。为此，档案生产产品应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档案的原生信息进行加工，使之便于理解和记忆。
档案信息生产工作若想获得理想的传播效果还需要建立一种信息反馈机制。一个完整的传播模式必须建立一个反馈机制。信息反馈是信息传播所产生的信息回流，是将信息资源开发及传播中所产生的有关作用和效果的信息搜集回来，并对信息资源的再开发起调节、控制作用，以提高信息开发工作的科学性。通过分析反馈信息，使档案生产工作者掌握生产的规律性，如“什么样的档案信息及传播方式才是用户喜爱的，档案信息开发的广度、深度应如何进行才能取得最佳效果等”，以便更加科学合理地进行档案的生产工作，传播档案文化。
5、档案信息的分析
档案公布是一项政策性、原则性很强的工作，传播者在公布档案时应十分熟悉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在自己的公布权限内，选择适当的方式和技巧，公布可以公开传播的档案内容。在遵守法规的同时，要灵活应对某一时期计划传播的内容，如对于那些涉及科学、技术、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档案可视具体情况早于30年开放，而对于涉及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等的档案，则可以晚于30年开放。同时，对某一时期可以开放的档案，在实施公布时，还需进行选择，使之与用户的利用需求达到最大限度的吻合。此外，还要尊重用户在获得档案信息上的平等性。既要重视有明确利用需求的利用者，又要重视那些有潜在利用需求、可能会随意浏览的接触者；既重视公务档案的用户，又重视私人档案的用户，发挥公布后档案信息传播范围广的优势，不断扩大用户群。
6、档案信息的宣传分析
在传播的初始阶段，传播者的信誉和专业权威性对接受者的影响非常大，这时，宣传者最好选择档案界的权威人士或在业界或学术界比较有名望的档案人员。但应注意的是，接受者关注的还是信息内容本身，因此，提高传播信息的质量还是根本。
档案宣传还应认真分析接受者的特征。一般情况下，归属意识强、性格内向、自我评价高、信息感受性差、进攻性强的人不易说服。针对这些人，应适当增强宣传的力度并更加重视宣传的技巧。
三、档案信息传播的文化构建
诚如以上内容分析，档案信息服务工作的实质是为社会各界提供档案信息的利用，档案信息的传播实质是档案文化的宣传与推广。因此，档案信息的文化构成是各种档案信息资源系统通过传播而构筑的社会现实。没有档案信息资源的创造、处理、交流，就没有档案信息的文化生存和变化。因此，对于档案信息的文化研究，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于档案信息的文化传播研究――档案信息的文化传播媒介是档案信息文化发生的场所，也是档案信息文化的物化。档案信息的文化传播新理念着重体现在3个方面。
1、档案信息文化传播的新理念
在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化环境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语言资源的生产、共享和传播，而在以信息为中心的档案信息文化环境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是档案信息资源的生产、共享和传播。其间，档案信息资源的生产、共享和传播格外突出。
档案信息的文化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是以独特的传播领域与环境来完成的。档案信息文化的生产对象，已不再仅仅限于那些纯粹文献物质性的产品，而是越来越多地生产“档案数字信息资源产品和文献产品”。在两类的档案信息资源产品中，人们传播的不只是纯粹的文献物质产品，也不是一般的精神产品，而是将档案信息的文化精神产品通过传播的独特方式进入人们的传播领域。这些，都将非常集中并突出地反映在传播学的新领域、新环境――档案信息的文化传播领域与环境的研究中。
2、档案信息文化新的传播方式
形成以上传播关系变化的基础当然是档案信息文化在今天接收条件的变化和接收对象的变化。前者，主要是指档案传播模式的巨大转型，而后者主要是指传播的接收对象已从纯文献精神产品的接收转换为精神传播品的接收。对于后者，“纯文献精神产品”与“精神传播品”二者是有着一一定差别的。显然，档案信息资源构成了档案信息传播者的主体，档案信息资源构造了档案信息传播服务的现实。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现代信息传播时代，日常档案工作形式已经发生显著的变化，档案信息资源的传媒，是无法拒绝信息文化资源需求对当代档案工作发展的重要途径。
正因为如此，在传播服务中，文化传播者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西方有学者指出，在传统档案文化转向档案信息文化的结构性变迁中，一方面出现r范围深广的抽象与直露分离的过程，另一方面传播者正在转变为观者。这样的分析是非常有力和独到的。档案信息的文化从“抽象”的媒介中走出，转而对档案媒介“直露”予以青睐；档案信息的文化从“封闭查找阅读”到“数字开放观看”，这些，都在说明档案文化传播发生着结构性的变迁。
3、档案信息的文化传播体制
关键词：民族学；人类学；民族经济；传播与交流
一、文化变迁理论研究概述
中国大百科全书六中将文化变迁定义为：文化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包括因文化的积累、传播、融合与冲突而引起的新文化的增长和旧文化的改变。
文化变迁指文化内容整体结构性变化，主要指文化环境诸要素，如文化特质、文化模式、文化风格等的演变是由于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而产生。其类型主要有自愿变迁与强制变迁，有限变迁与无限变迁，自然变迁与有计划变迁，文化突变与文化渐变，文化变迁对促进文化进步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并且能够深刻地影响人们的心理和性格的发展。
二、文化传播理论研究概述
文化传播经历了从进化论到传播论的论争和演变，曾在欧美学界产生过很大影响。人类学的进化论包括人类生物进化论和人类文化进化论，前者以达尔文、赫管黎为代表，其主要贡献是指出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后者以斯宾塞、泰勒和摩尔根为代表，直接影响到人类学后来的一些理论。文化传播研究的视角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时的文化传播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关心文化对社会影响的过程、机制、效果以及传播对文化发展的作用，其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政治学拉斯维尔、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社会心理学家特莱温和卡尔.霍夫兰。
进入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传播学大师威尔伯·施拉姆创建了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标志着传播学作为学科正式出现，他们在文化传播领域反对从观念到观念地对社会文化现象做纯主观抽象的说明，强调切实可靠的经验材料或客观数据的重要性，主张从外部环境或外部条件的变量出发来揭示社会文化现象的原因和客观规律，由于他们重实证和重实践效果的研究，在历史上被称为经验学派。
进入21世纪，文化传播研究又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当代世界正朝着全球化、信息化和生态化的方向发展。当代文化传播的媒介化趋势日益凸现出来，网络传播已成为文化传播在当代的主要形态，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奔涌而来，引起了人们的焦虑和关注。如何适应当代社会和现代传媒的巨大转变，调整自己以应对挑战并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己成为全球文化传播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近年来，我国在文化传播方面的研究大多属于新闻传播领域，相应地缺少批判精神和形而上的哲学关怀，从哲学和文化视域对其进行系统的创新性的研究依然还是一个有待开拓的学术疆域。大部分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文化传播理论研究滞后于中国文化传播的实践，由此，导致了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遇到了诸多巫待解决的难题，因此，文化传播研究的本土化与中国化就显得愈加紧迫和重要。
三、社会文化传播模式及其特点
人类的文化传播活动每时每刻都在持续的发生，甚至每个接受传播的个体都不可避免的在某种传播活动中成为某个环节或扮演某种角色。在现代生活中，一个民族会面临多少种文化传播媒介和传播模式，是一个很难考察的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非常庞大系统的调查，并取得详尽准确的量化数据作为研究的支撑。在本文中主要呈现的是一种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比。二者之间存在的冲突重要有以下几种：
（一）文化制造、传播、扩散过程中的平民化和平等性增强。
（二）除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四大传媒外，形成以国际互联网为核心的第四类传媒。
（三）由于提供了充分展示个人才能的空间，人们成就和发展事业有了新途径。
（四）网络文化的空前地开放、自由和互动，对传统的法律及道德规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人们不断对其反思、修改和完善。
然而，互联网作为20世纪西方社会的舶来品，此文化除了带来新时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与民族文化特色不同的西方异质文化。因此，网络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冲突也清晰的反映在民族传统的交流方式和信息化之间的冲突。两者之间的冲突主要有，对大众传媒的订阅量和阅读量的下降，是因为电视和网络迅速以其强大的优势占领着人们的信息需要的强大市场；各族人们接受教育的方式和内容也是倾向于接受社会的主导思想与方式；以国家行为为主导的各种文化传播方式，如村村通工程、图书下乡工程、文化下乡工程等，都从不同程度强化着社会主导思想的趋同程度；同时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速度下，加大了人口流动的规模，流动的范围更广，随之社会的主导思想传播速度也随之加大。
四、文化传播模式大众化
在传播学文化中，文化传播模式可分为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四种最主要的传播类型。这四种传播模式在不同时期，对少数民族社区发生过不同程度的作用。在上世纪广播、报纸等媒介出现之前，在传统的各少数民族乡土社会结构中，文化传播主要依靠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两种方式。
21世纪的今天更多依靠的是自我传播和大众传播，新时期新时代我们接受的是知识的大众化，信息量的增加使得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意义更有价值，主要依靠新闻舆论和宣传、教育知识与科技普及内容的多样性使得传播的距离越来越远，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文化作为一个交流的元素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带动了少数民族的文化的发展，它的变迁也体现了一种当代世界上文化交流的必然性，世界间的交流带动了文化的变迁与发展，从一个侧面来讲也丰富了文化，使得文化的传承意义更加重大，主要体现有：精神、物质、服饰、饮食、交通运输、民族语言、宗教、现代婚姻文化等的变迁。
五、少数民族的习俗与民族传统文化
少数民族习俗文化是民族群体中民族成员共同约定俗成的具有特定内涵的群体规范，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习俗文化属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行为文化，表现为显性的，所以更易于反映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它们都是随着民族的形成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往往在较大程度上发挥着规范社会，维护民族传统道德的功能。
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化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少数民族存在的外在标志之一，是今天少数民族族体重要的内在纽带，在传统文化构建的秩序下的乡土社会结构中，民族成员间有一整套细密的行为规范需要遵守，这些规范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中将会贯穿每一个成员的一生，对民族群体内部有着较强的约束力。
少数民族的习俗与民族传统文化原本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在当今社会开放格局下各种文化传播渠道所传播的以汉族文化为主的外部文化民间文化艺术发生着巨大变化。少数民族在其文化变迁中，心里变化呈现的是从边缘到中心，从趋同到求异两种状态，它们都是伴随着民族文化发展交替出现的，赋予了民族文化变迁过程的连续性及螺旋式上升的特点。
结论
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拓展了人类生命存在的时空形态，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是在传播过程中发展的。传播是世界各民族创新的活性机制，凡是具有生命活力的民族无一不是敞开胸怀吸纳各种传播信息而凸现于自己的民族文化之中的，特别是那些人口较少的民族越是开放豁达长于学习，其文明先进的步伐越快。传播既促进了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存在发展，同时也加速了全球化进程，其一方面与全球范围的现代化扩展同步，另一方面又使本民族文化在吐故创新的前进过程中彰显浓郁的民族特色，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国家主流文化及全球现代化的异质同步的进程。（作者单位：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张晓莹.西北少数民族民俗风情观览.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一、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国家级课题数量增加，但质量尚待提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近几年较为关注国际传播研究，通过对相关的研究课题经费支持，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深化提供了资源保证。
第一，从国家级社科基金的参与者来看，主要来自三大主体：一是中央和地方高校，二是国际传播机构自身的科研部门，三是党政机关的相关科研部门。中央和地方高校的新闻与传播院系，作为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的主力军，是许多国家级重大招标课题的承担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北京大学关世杰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建设”，华中科技大学的张昆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复旦大学孟建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战略研究”，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等等。此外，近年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外文局等对外媒体，结合实际工作，面对现实问题，也成为了除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外，国家级研究课题的积极参与者。如新华社以唐润华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承担了2009年国家级重大招标课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战略研究”；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以姜加林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承担了2010年国家级重大招标课题“新形势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战略研究”。地方和中央的政府新闻部门，面对现实中对外传播出现的问题，也开始积极探索本地区、本民族对外传播的对策和规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对外宣传新疆的策略研究”科研课题。
第二，从国家社科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科下涉及“国际传播”主题的中标项目数量看（见图1和表1），2005年至2012年相关主题的中标项目的数量，整体上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国际传播”研究已成为学界和官方日益关注的重点课题。
第三，从研究方向来看，国际传播的研究趋势呈现出从单纯的对外宣传研究到广义国际传播研究的转换。此前，学界、业界基本上将国际传播界定为对外宣传。如今，国际传播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相应的丰富和拓展。从传播主体看，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媒体，涉及国际交往的个人、组织机构都成为了国际传播的承担者。从对外传播的形式看，文化交流，公共外交，经贸活动，也成为除媒体传播活动之外的主要国际传播形式。传播主体和传播形式的变化，也带来了传播内容的转变。这使得国际传播的研究方向呈现出多元化，主要包括：国家形象研究、国际涉华舆情研究、中国媒体的国际化战略研究、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软实力与国际传播研究等等。从国家社科基金中标项目的相关方向可以看出，目前国内的国际传播研究较为偏重应用性研究，各个具体项目的研究都强调战略性、对策性，而有关国际传播的基础理论的研究略显薄弱。
第四，由于国家基金的支持，来自各方面的研究者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推出的系列丛书，及其他研究团队发表的论文、论文集，使得目前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总的来看，成果质量与立项课题数量不成比例，项目结项评级基本为“合格”，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相关成果虽然有助于国际传播实践问题的解决，但是，在基础理论适用、研究方法选择、研究程序遵循及基本学术规范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二、与国际传播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现实关怀性
1、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研究会议概况
近年来，官方科研机构、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论坛、会议，对国际传播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深入探讨。会议的主办者既包括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等官方机构，也包括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会议的参与者更是融合了知名学者、政府官员、传媒业界精英等。涉及的议题包括：文化传播力的问题、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体系构建等。议题涵盖面广，应用性强，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现实关怀性。（见表3）
2、其他以“国际传播”为子议题的相关会议
除了“国际传播”的专门性会议，许多国际性的和全国性的学术会议都开设了与国际传播相关的分议题，形成了数量丰富，研究角度多样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关研讨会议包括：（1）国际性会议，比如“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AMIC）第14届年会”暨2005“中国传播论坛”，“2007中国传播学论坛——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与大众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第六届亚洲传媒论坛，第六届（2008）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2011）等；（2）全国性会议，如2006中国传播学论坛，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国传媒大学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等。
三、结语
三年以上工作经验|女|30岁（1987年3月8日）
居住地：上海
电 话：158******（手机）
E-mail：
最近工作[8个月]
公 司：XX有限公司
行 业：影视/媒体/艺术/文化传播
职 位：媒介主管
最高学历
学 历：本科
专 业：传播学
学 校：复旦大学
自我评价
工作业绩突出，业务能力强，善于沟通、鼓舞团队工作，专业功底比较扎实，熟悉营销策划工作流程，在工作中热情积极，有创新精神。英语口语熟练，熟知广告，媒介方面的知识．在学校期间，年年获得奖学金．为人真诚，热情，具有良好的团队精神，做事有效率。有快消行业的市场部品牌组从业经历，明确了未来的职业方向以品牌建设、传播为主；擅长文字写作等；
求职意向
到岗时间：一个月之内
工作性质：全职
希望行业：影视/媒体/艺术/文化传播
目标地点：上海
期望月薪：面议/月
目标职能：媒介主管
工作经验
2014/8 — 2015/4：XX有限公司[8个月]
所属行业： 影视/媒体/艺术/文化传播
新媒事业部 媒介主管
1.研究分析电视节目收视情况、频道竞争状况、市场推广策略、本土化方案等；
2.负责向频道客户和广告客户进行模式提案，配合模式中心总监跟进提案项目；
3.参与频道客户组织的节目模式研发工作，提供节目创意和受众研究分析；
4.与境外资讯类、数据库媒体合作，创建本土品牌的国际媒体资讯和研究频道。
2011/10 — 2014/6：XX有限公司[2年8个月]
所属行业： 公关/市场推广/会展
市场部 市场/营销/拓展总监
1.市场计划的制定、实施和推广；
2.企业形象识别设计和推广；
3.公司新闻策划，产品卖点炒作，广告宣传；
4.新品上市的公关活动策划；
5.大型展览会和促销活策划和筹办等。
教育经历
2006/9— 2011/6 复旦大学传播学 本科
证书
2007/12 大学英语四级
【关键词】文化传播；传播媒介；人性
“传播媒介决定论”，按照麦克卢汉的解释，媒介作为一种最基础和最根本性的信息技术，他一反过去人们只重视内容不重视媒介的做法，认为怎样接收信息（即使用什么媒介）比接收什么样的信息更重要，因为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即“媒介塑造历史”。传播媒介的在知识经济社会的作用就相当于劳动工具在传统工业社会的作用。从生产力看传播媒介为科学技术提供了传播的渠道，没有现在计算机，电话等工具，科学技术化为生产力的能力是会下降：从文化上看，视觉文化逐渐取代印刷文化成为当代文化的主流文化，过与追求新的信息，忽视思考沉淀的过程，自然就没有印刷文化那种经过时间沉淀后的内在，视觉文化所引起的“文化快餐”实际上瓦解的是文化的聚合力。文化的枯竭和社会问题是否都是传播媒介改变的伴生物？这是值得反思的。
一
最早提出文化传播（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的，大概要算是英国的文化学者泰勒，他在《原始文化》中提到这个概念，他认为应该按照那种根据蒙昧状态、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时当时的特性来区分，应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运动来衡量的。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优质文化和劣质文化传播是同时存在的，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高级文化是从初级文化逐渐发展或演变过来的，一般进化的趋势比退化趋势远远占优势。这文化演变过程中，文化传播理论参照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下面三个阶段。
第一，“文化圈”理论：文化和历史的创造过程是不可逆的，只会向前发展，文化一旦产生就开始向外扩散，并与所到之处的文化相结合，成为一定的“文化圈”。这种看法是基于对人类智力发展的一种天然的惰性认识.认为知识是可以积累，但是智力却不会有太大改变，因而文化就只是在以个圈内传播。英国的传播学派也大体如此.这一派以反对文化上的进化论为己任，以文化圈为其理论的核心概念，把文化的传播过程视为文化历史的全部过程。i
第二，“信息和符号论”理论：现代传播学提出的传播定义：传播是个人或团体主要通过符号向其他人或团体传递信息、观念、态度或情感。G・格伯纳认为传播是“通过讯息进行的社会的相互作用”。奥古斯德认为传播是传播是一个系统（信源），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 （信宿），这些符号能够通过连接它们的信道得到传播。按这些观点，符号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在文化的形成和传递起着重要作用，促使了文化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
第三，“预设结构论”理论：美国文化人类学家R"M・基辛在他的《当代文化人类学》中提出一种观点，他认为人类的文化传播是通过人本身的一种预设的抽象的精神层面上的预设的意识结构中来作用于人本身的沟通的。即人类的信息的沟通是建立在对所沟通的内容，可能理解这几乎和人本身一样古老的智力的预设的结构上.这实际上是指明了：文化传播的工具是符号，人的共同的心理结构和生活经历才使得信息的传播具有可能性。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理论的发展，
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至今，学术界内有种观点认为文化传播过程中传播媒介比传播的信息更重要。麦克鲁汉的最有名的一个命题是：“媒介即讯息”。这个命题是一个把传播媒介引向极端的命题，但是这个极端命题却鲜明地指出了电子传播媒介对信息的产生及传播的重要性。这个颠覆性的观点的贡献是引起人们对信息的更深入的思考。麦克鲁汉企图表达这样的思想：传播的媒介可以比传播的内容对人产生更为持久、更为集中、更为强烈的影响；传播媒介比传播的讯息内容本身更能影响人的观念；媒介作为一种形式也可以成为人的经验的部分，也就是说本身也已经构成了信息。
二
按照麦克卢汉的解释，媒介作为一种最基础和最根本性的信息技术，他的一个总体观点是“媒介塑造历史”。他一反过去人们只重视内容不重视媒介的做法，提出人类必须得通过某种媒介才能够从事信息传递及其他社会相关活动，因此接收信息的方式比接收信息的内容更重要，他这看法被归结为：“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ii所以，媒介所传递的的信息其实是它本身对受众的刺激，而非它所传递的内容，这就是他的“媒介即讯息”的思想。
传播媒介不仅是信息传播形式，也是传播内容，相同的信息内容，用不同的媒介去表达，受众所受的影响是不同的，信息传递的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字不同于图像，广播和电视，文字传递的信息需要经过人的思考转换成带有自己主观思想的图片或影像。而图像及电视传递的信息则是强加给受众的客观存在的信息。因此选择一种媒介的使用，其实已经选择了受众对所接受的信息中的某一或某些性质的传递，突出不同的性质的表现。媒介的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媒介的变革而形成和出现是由历史发展中的的不同形态和阶段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某种程度上说，历史发展是由媒介的发展决定的。由此，文化中一切的变化，都是媒介的结果，都可以从媒介中得到理解。用他自己的名言来概括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便是这个时代所用的媒介”；“一种媒介进入巅峰盛极一时时，它就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iii
波斯特则用“信息方式”来说明信息技术对社会和历史的决定作用。波斯特也认为人类的信息传播方式经历了“口头传播”、“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并形成了不同的人际关系结构。在媒介发展的各个阶段，语言与社会、观念与行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各不相同。他用信息技术方法考察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而使我们看到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发展史就是人类文明史，而人类历史的演变是由传播技术的演变所建构，或者说“信息传播的形式决定了文明的形式”iv。
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作为信息的传播方式，也可以成为信息资源的生产方式，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产生的衍生物补充了原本的信息，这使得信息更加丰富。从普遍性规律来看，一个社会的特征受其信息的传播和生产的特征影响，信息传播方式的每一次变革都会引起社会的巨大变化，从口语传播，印刷传播到现在的电子传播，随着传播方式的进步，信息量的跳跃式的增长，社会发展也发生着突飞猛进的变化，历史文化中一切的变化，都有着传播媒介变革的影子，传播媒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方方面面，所以说，传播媒介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
三
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任何技术或信息都只是工具。传播媒介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事物发展，不能决定事物发展。信息化的社会不仅有经济的信息化、政治的信息化，而且还有文化的信息化。从经济危机和文化危机中分析下传播媒介对信息交流的作用：
第一，经济危机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被少数人用来谋取利益而损害多数人利益而形成的危机。表面上说，经济危机是资本家资本运作在遇到意外情况时无法有效调节而形成的。更深层的说，是传播信息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信息无法有效高速的沟通，而西方经济学家所推崇的自由经济所认为的市场经济自我平衡论其中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信息充分沟通，而资本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受利益的诱惑，从而引发道德逆向选择，并导致金融领域的败绩。
第二，单纯传播媒介是能影响人的生活，但是人性在其中的影响无疑是更大的。传播媒介只是工具，如何运用还得由人自身来决定，所以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决定时代”这个观点是极端的片面的，但我们辩证的看待这个观点，这个观点的贡献在于引起世人对传播媒介传播渠道的关注。单纯的传播媒介是纯粹技术方面而没有理论研究价值的，没有人的存在，钻石只是石头，没有人的存在，数字传播媒介只是二进制1，0的意象，所以研究传播媒介，实质上是研究传播媒介传播渠道中的人的作用。
第三，信息文化的传播是人化的。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是人主导的。讨论信息内容本身是否比信息传播媒介更重要，实际是讨论“过去的人做的事”与“正在传播过程中的人做的事”，哪者更重要的问题。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事物无疑是比信息内容更具有影响力，信息是固定的，让大众知道事情哪个方面的信息是取决于传播媒介中人的取舍标准。
注释：
i 刘敏中.文化传播论[J].求是学刊，1991（01）.
ii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1999.
iii （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M].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11.
iv肖峰.走向信息技术哲学[J].自然辨证法研究，2008（01）.
【参考文献】
[1]居延安.关于文化传播学的几个问题[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3）.
[2]王晓朝.文化传播的双向性及外来文化的本土化[J].江海学刊，1999（2）.
[3]刘敏中.文化传播论[J].求是学刊，1991（1）.
[4]Edward Tylor.《原始文化》.
[5]吕坤良.大众传媒伏众文化咬化危机一丹尼尔・贝尔批判性传播观述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02）.
[6]（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11.
[7]肖峰.信息、文化与文化信息主义[J].自然辨证法通讯，2010（02）.
[8]肖峰.走向信息技术哲学[J].自然辨证法研究，2008（01）.
[9]肖峰.论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信息主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7（02）.
[10]肖峰.论信息技术决定论[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
【关键词】曲江发展模式；文化传播
一、引言
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认为，相对于政治经济的“硬力量”来说，文化是一种“软力量”，但是它的经济社会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却是持续不断的。[1]随着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文化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传播的研究作为促进文化变革与创新的重要机制，理应成为焦点中的焦点。作为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的西安曲江文化旅游产业，经历十年的探索，在取得辉煌战绩的同时，亦饱受争议。愈有争议，愈应讨论，因此，总结这个发展模式对于文化传播的启示与警示，具有现实价值与长远意义。
二、文化传播的现实意义
文化传播是人类特有的各种文化要素的传递扩散和迁移继传现象，是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变、共享、互动和重组，是人类生存符号化与社会化的过程，是传播者编码和解码的互动阐释的过程，是主体间进行文化交往的创造性精神活动。[2]当前强调文化传播，至少具有以下的现实意义：
1、“文化帝国主义”的威胁
“文化帝国主义”指的是来自发达国家、包含着与支配者利益相关的文化价值或观点的商品、时尚或生活方式等流向发展中国家市场，创造出某些特定的需求或消费形态，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国（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侵害、取代或挑战，受支配程度越来越高的状况。[3]
举美国为例，二战后至今，文化传播在美国对外扩张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雄厚国力为后盾，通过技术化、多媒体化、强势化的传播方式，美国已然成为世界上最具文化影响力的国家，对他国的文化渗透与思想控制已深植后者的文化土壤之中，严重影响着他国的文化自主与自信，并波及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站在我国立场，在经济迅猛发展的良好势头下，把握自身的文化命脉和意识形态不被侵蚀，对我国的国际文化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中国”的扩张
面对后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采取有条不紊与有的放矢的政策措施，却被西方（主要是美国）视为强劲威胁，因之，冷战时期的“中国”再次被西方媒体翻出。所谓的“中国”，即美国所提的“红色威胁”，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可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对世界和平造成威胁。笔者认为，近来的中日争执、中菲黄岩岛争执等，均可被视为亚洲邻国在美国的暗中支持下，对“中国”的造势行为。
面对诋毁，我国的当务之急，除却科教兴国，首要的是利用文化传播消除他国的偏见，重建和谐的国际关系，孔子学院在各国的落成，即是中国加强对外文化传播的积极表现。
三、曲江的旅游文化传播
旅游文化，是以旅游活动为核心而形成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关系的总和。[4]旅游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文化相伴相生，旅游活动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一种精神文化活动，当旅游者将外来文化携带并传播到目的地时，必将对当地的传统生活方式和观念造成一定冲击，从而影响到它的生活形态、社会构造等方面，由此又带来环境的变化和人的变化；[5]相应地，旅游地的本土文化、区域文化也借由旅游者，得到传播和推广。
曲江的发展，以做大做强文化产业为核心、以旅游景区开发为突破、以城市运营为手段，这被总结为“文化+旅游+城市”模式。[6]笔者认为，它是将文化作为旅游传播基础、将旅游作为文化传播手段的文化旅游产业，它的发展不仅涉及文化的生产与消费、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传播，亦涵盖经济、政治、社会、国际交流等领域。若单就传播学范畴论，这种旅游文化传播实际上承担着社会遗产传承的功能。
四、曲江发展模式对文化传播的启示
曲江模式能够被总结为一种模式，必有其优点、亮点和创新点，这其中必能窥探一些对中华文化的建设与传播具有示范意义的启示：
1、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珠联璧合”
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是两个相对应的概念，二者的区别是目前学界对此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二者的区分可以简单概括为：文化产业是面向市场，进行商业经营，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文化；文化事业则指面向社会，不进行商业经营，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而以为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为目的的文化。概观之，盈利性与公益性的矛盾似乎造成二者难以协调的局面，慎思之，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其实难以截然分开，多数情况下是相互交叉渗透的，共同负有审美、教化、启悟与激励的责任，[7]找到二者协调、促进、配合、补充的节点方为长久之计。
曲江的运营，首先是一个涵盖了文化旅游业（大唐芙蓉园）、影视业（曲江影视投资集团）、出版业（曲江出版传媒集团）、文化娱乐业（大唐不夜城）、文物和艺术品业（各类博物馆展览馆）的综合性文化产业；同时，雁塔广场、唐遗址公园等公共绿地的建成，丰富了城市文化娱乐生活，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改善，又使其兼具文化事业的功能。这种发展模式提供了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珠联璧合”的契机，验证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可能性，其制胜之道即在于紧扣二者相同的终极目标：促进民族文化的全面繁荣、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关键词：Facebook；跨文化传播；互动与融合；语言霸权；文化输出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0-0060-02
根据我国跨文化传播学者孙英春的观点，“所谓跨文化传播，就是不同文化之间以及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与互动，涉及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发生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交往活动，以及各种文化要素在全球中的流动、共享、渗透和迁移的过程。[1]”近年来，从Facebook在全球社交网站中的受欢迎程度可以看出，新媒体技术支撑下的“虚拟网络平台”在跨文化传播领域发挥的作用已是显而易见，随之而来的各民族、各种族、各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文化碰撞、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也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一、Facebook上跨文化传播关系的建立
文化的概念在学界可谓多种多样。而在基于Facebook这个社交网络平台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则以信息的形式存在，这种信息或隐或显的表现在传播主体与传播客体的语言和行为里，彰显着特定族群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认同。它以语言符号为基础，以社交网络为平台，以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为纽带，在特定文化圈与族群圈之间相传，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爱德华霍尔在《沉默的语言》一书中认为“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2]。吴予敏则认为“文化是由特定传播媒介所负载、并由人们设计的传播结构加以维护、推行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以及由传播网络限定的社会行为模式”[3]。根据这个定义，吴予敏相应地把传播界定为“社会赖以存在发展的通讯、交流形式和文化的信息储存、放大、删减、封锁的活动机制”。Facebook社交网络平台上的跨文化传播实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定的传播主体（用户）通过言语、图像、文字、体态等符号系统，传递知识、交流情感、表达意愿，使得受众受到影响的过程。这些受众既包括与传播主体文化背景相近、文化身份相同的人，也包括与传播主体文化身份不同、文化背景存在明显差异的人。
二、Facebook上跨文化传播运行原理：六度分割理论
1967年，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Stanley Milgram（1934～1984）创立了“六度分割理论”，英文译作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其核心观点是：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这就是六度分割理论。
Facebook的发展实践并验证了“六度分隔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在Facebook网站，传播个体的社交圈会通过朋友、甚至朋友的朋友而不断地扩大和重叠，并在最终形成更大的社交网络。比如在Facebook上，有根据相同话题进行凝聚的话题讨论论组，有根据爱好进行凝聚的娱乐群组，有根据教育经历相同凝聚的学习群组等等。这些群组成员在现实世界里可能相隔万里，但在却可以因Facebook而相互连结、相互影响甚至相互改变。这些社交群组内的成员有着相同兴趣、爱好、教育背景和地理区位，在长期的互动和交往中逐渐演变成一个具有共同信仰、共同文化背景和文化心理的文化圈。
Facebook的网络结构主要包括4 个方面组成：用户、内容、社会网络、工具。这种结构通过建立低门槛的参与方式，使用户能够简单方便地贡献内容，又通过订阅机制帮助个人运营社会网络，建立“滚雪球”式的反馈模式，有效形成了诱发网络效应的机制。从社交网络服务的内涵来看，Facebook的本质是将现实中的社会圈子模拟移植到网络上，依据不同的属性和爱好建立和拓宽个人社交网。而推动这种个人社交网建立的深层原因，则是群体成员间的文化认同，它的核心是群体成员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比如在中国Facebook平台上，现在定居美国的香港男孩Victor和旅居澳洲的香港女孩Aimee通过Facebook认识并结为好友，二人皆因为生活在异域他乡而孤单，怀念家乡的朋友，又因为彼此都是香港人，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而成为朋友。但通过他们的互粉记录和留言互动来看，二者在Facebook上讨论的话题涉及好莱坞大片、美国爵士乐、澳洲大学教育大堡礁等。这是亚洲文化、北美文化和澳洲文化在Facebook上的沟通与互动。由于二人的个人主页均设置为“对外开放”，因此，Facebook平台上的每一位浏览Victor或Aimee个人主页的人，都会看到他们的谈论话题甚至接受他们的思想观点。这是一次传播主客体集体无意识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但却得到了传、受双方甚至多方的互动与参与，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些异质文化的影响。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基于六度分割理论的Facebook社交网站，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Facebook跨文化传播的互动与融合
1.身份认同与民族认同。社会心理学认为，群体是人们在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集合体[4]。在社交网站Facebook平台上，人际交往是用户进行其他活动的基础，大家聚在同一个社交网站中是为了寻找朋友、朋友的朋友、甚至是志趣相投的新朋友等。用户之间以及用户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是广泛且紧密的，有着一定的必然或者偶然的认同基础。在Facebook中国网站上，一位从小就旅居德国的台湾女性Andromède和一位台湾男性Kevinviviyaya在Facebook上互为好友。外派到广东清远学习的Kevinviviyaya于2011年中秋节其个人主页上记录到，“远在海的另一边……在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今年让我深深感受到，月是故乡明的离愁，还好有你们这些朋友说说话，也祝福好友们一切如意，要什么有什么，来自广东清远Kevin的祝福。”Andromède在后面发表了祝福留言，并表示对故乡中秋佳节的喜爱。这是一种粉丝之间的相互认同，既包含着对文化背景的身份认同，也包含着对华夏儿女的民族认同。
2.语言认同和语言多样化。传播是从语言开始的。语言差别是不同文化最重要的区别之一，是同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也是跨文化实践最大的障碍之一[1]。在Facebook社交网络平台上，不同语言的文化群体是普遍存在的。以Andromède的个人主页为例，Andromède本是台湾人，旅居德国，她的个人主页是在大体框架是中文简体字。但从她的Facebook留言板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四川绵阳的hmilyseven（中文名叫任正勇）与她对话时说道：“很久以前就想问你个问题，你能看懂簡體中文吗？”Andromède回答道：“一部分，很多，基本上，應該可以。”hmilyseven随后跟帖道，“那以後還是用繁體的好了，你們那邊對傳統文化的繼承比大陸這邊好多了。”从上例中可看到，通过Facebook平台，在一个纯粹的个人用户主页上，出现了三中语言，即中文和英语和德语。其中在用中文沟通时，台湾女孩与大陆用户在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之间进行着语言转换。这是一次汉语言体系内部的冲突与融合。而在与美国人沟通时，Andromède在中英文之间作着积极的语言切换，她一边用英语交流，一边用汉语提问，值得高兴的是，美国人goerobert883也在这两个语言体系里游刃有余。
四、Facebook平台上跨文化传播的消极意义
1.语言霸权蔓延。Facebook之所以能在全球137个国家畅行无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英语的全球主导权。即使在一些官方语言非英语的国家和地区，这些使用Facebook的用户大多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英语基础，虽然他们在与国内用户互动的时候用我们国家的母语——汉语进行沟通与互动，但在与大多数外国人互动和分享活动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英语为交流纽带。在Facebook平台上，这已经形成了用户交流时的一种潜意识，一旦互动的内容具有跨文化性质，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使用英语来对话。尽管Facebook进入一个新的异质文化圈时会主动采取一些本土化措施，但在语言上的掌控权却似乎丝毫没有退让。Facebook平台上的这种语言霸权，在某种意义上说，除了设计者本身在平台架构和语言版本等技术层面有“人为”操作之外，更多的是基于全球英语普及的语言环境所致。
2.技术操控下的“文化输出”。尽管Facebook信息传播网络化给人类的交流和互通带来了极大的便捷性，但它使人们在感受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地球村”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无奈的事实——这是一个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统治的信息世界。在传播技术层面，因特网在中央处理器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微软在操作系统和大型应用软件方面更是一枝独秀。而在传播媒介层面，Facebook具有着先入为主、先发制人的绝对优势。这些方面的优势使美国在世界信息化的过程中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盟主。更重要的是，美国除了在信息产品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外，它还具有语言上的优势，虽然有多个语言版本，但英语是唯一通用的，而且是基本的语言。而语言本质上就是文化的表达，因此懂得语言的前提就是懂得文化背景、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等，这就无形中加速了文化的渗透，而这种潜移默化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就会使民族文化发生无形的改变。因此，有人担心世界文化将趋向于一体化，甚至可以说是美国化。辩证地说，以Facebook网络平台来进行跨文化传播对各国固有的民族文化的发展，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基于Facebook平台架构下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以其独特的实践形式向我们表明，在传播技术高度发达、传播平台高度开放、传播范围无限延伸的全球化媒介生态环境下，学界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视角应该有所调整。作为这一领域的关注者与研究者，我们的研究思路应该更加开阔，研究路径应该更加宽广。传统的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活动的确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但新媒体时代的跨文化传播学者，应该把包括Facebook在内的新型社会化媒体纳入我们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结构框架之内。这类社会化媒体带来的跨文化沟通与融合，一方面使全球社会信息化向着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共同繁荣理性目标迈进，另一方面，也为语言与文化霸权滋生了繁衍的土壤。因此，如何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更好地掌握跨文化传播的主动权，除了需要新媒体技术研发者重新组合、规划并建构一个更加适合我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传播架构之外，还应积极主动地加强社会化媒体的综合管理，促进社交网站用户共同心理特征的形成，增强社交网站用户群体的认同感和稳定性。
参考文献：
[1] 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1次版.
[2] 爱德华霍尔著.刘建荣译，沉默的语言[M].上海人民出版社.
根据往年报志愿的统计数据上来看，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文科生报考率每年都能名列前茅，是名副其实的热门专业。除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等主流实践型专业，还有偏向学术型的传播学专业，以及新媒体与信息网络、媒体创意等新兴的新闻传播类专业也在近几年招生专业中显山露水，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众专业，到逐步受到更多考生的关注。
传播学是一种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它与其他社会科学都有密切关系。同时因为传播是人的一种基本社会功能，立足于人与社会，它研究的就是人。所以从广义上，凡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科学都与传播学息息相关，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到心理学、神经与认知科学等。传播学与新闻学虽有不少课程重叠，但传播更重视“规律”的学习和研究，新闻则侧重于在运用该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实际操作发挥。不过，如今大学的本科阶段，传播学与新闻学的界限还不算明显，传播学的学子也一样能掌握广播电视节目策划、广告企划制作、公关活动策划与执行、媒体运营、新闻采访、写作、编辑、摄影等业务知识与技能，为大众传媒领域的实战做足准备。但在研究生阶段，传播学的理论研究功能会更加突显。
不同学校在传播学具体的方向设置上各有侧重，如中央民族大学侧重民族文化传播，中国农业大学侧重农村传播等。
在就业方面，大部分同学就职于报社和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企事业单位的宣传部门、出版社的编辑与策划部门或者广告公司，也有大量学子选择考研。
新媒体与信息网络专业是名副其实的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一些学校的该专业设为新闻学的一个方向，也有一些学校在艺术学院甚至软件学院里招生。
该专业开设大众传播学、远程教育与网络、摄影技术、电视节目编导与制作、电子技术、视音频设备新技术、非线性编辑、艺术基础（美术、音乐）、计算机基础、图形图像处理软件photoshop等、3DMAX动画制作等课程。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毕业生可以具备计算机应用、网络设计、网页制作、编程等计算机知识基础，掌握电视电声系统音视频技术知识，同时具备使用、管理和维护现代电子设备的实践能力；熟练掌握电视节目制作方法、能独立编制电视节目。
由于是新兴专业且学生实践能力强，这个专业毕业生非常抢手，就业面广。中国传媒大学招办负责人介绍，目前，手机媒体和互联网媒体发展势头较好，但策划运营管理方面的人才比较欠缺，新媒体与信息网络专业就是培养既懂媒体传播规律，又掌握新媒体技术的人才。所以，网络公司、广告公司、电视台、报社、杂志社、音像电子出版社、新闻单位、教育推广公司、网校等远程教育机构、科研单位、各级企事业的信息化管理宣传部门、咨询策划公司、展示展览公司和文化传播公司等都活跃着该专业毕业生的身影。
媒体创意专业是新闻传播学里非常小众的专业，目前国内开设此专业的院校仅有中国传媒大学、浙江传媒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广西艺术学院、厦门理工学院。
媒体创意的学生是杂家，既要有一定的美学、艺术学知识，又要懂传播学理论和方法，有开阔的视野和创新思维。同时也要将自己训练成一个“技术控”，熟练掌握对文字、图形、色彩、声音等传播符号的操控技术，并能用技术将创新思维具体化呈现。
毕业生可从事文化创意、媒体创意经营、媒体创意管理等相关工作，广泛就职于影视制作公司、出版和宣传部门、广播电视机构、广告公司、报纸杂志社等传媒行业。
暖香盈盈，令莘莘学子如沐春风
我和王老师认识是在她的《新闻学概论》的课堂上。她总是很早就到了教室，通常喜欢走到同学们中间，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新鲜事，解一解学习上的疑问。在我还只是远远地观察她的时候，印象中的她每次的穿戴都一丝不苟，时尚而优雅，知性而大气，心中暗想，这就是心中期待的大学女教授的样子吧。听了她的课，我更是从头到脚地喜欢上了这个漂亮的老师。在王老师的课堂上，不论对错，不设标准，只要你敢说，只要你能言之成理，都可以得到肯定，她还鼓励尝试新的方法，启发展开不同的视角，使得理论学习妙趣横生。
同学们都说王老师是“女神”，我说不，女神给人的感觉很遥远、很冰冷，而王老师是位亲和力十足的“女神”。她的这种亲和力是一种源源不断散发着的温暖感，值得我们尊敬、信赖和依靠。
很多同学说，从心理距离上说，我们和王老师之间的关系不是普通的学生和高高在上的院长、教授，而是时刻需要引导的孩子和用人格魅力影响我们的妈妈。遇到这样一位亦师亦友的好老师，是一生的荣幸。
——东华大学传播系2009级本科生程沛
王梅芳注重把互动式教育的理念渗透在教学中。在她看来，完整的教学不仅由每节课的那45分钟构成，还包括45分钟以外的弹性时间；不仅存在于教室之内，还延伸至任何一个现实或虚拟的空间；不仅体现在针对专业问题的平等对话与敞开式讨论，也体现在与同学们之间关于社会与人生、关于善与美、关于“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那些信马由缰的漫谈与闲聊。对于被同学们盛赞“富有人格魅力”，王梅芳说：“其实，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魅力，但是，我也当过学生，所以能体会到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包括知识系统和人格成长，甚至会影响到学生对学科的爱好偏向、对未来的理想的选择。所以，作为老师，我愿意成为同学们的朋友，可以交心、可以相互学习，愿意成为你们培养健全人格历程中的参谋和同行者。”
王梅芳不仅注重现时对学生的培养，也关注学生未来的发展，她希望把互动式教育从师生之间的“内循环”扩展到学校—社会的“外循环”，从而真正让一个完整的教育过程得以实现。早在2003年她就在《光明日报》发表《新闻教育要面向社会实际》一文，呼吁新闻人才培养要适应社会需求，要“落地”，唯有落地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她千方百计为学生创造走入社会、学以致用的机会。当同学们为落实了实习单位、得到了海外交流的机会、找到了满意的工作而兴高采烈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她为此费了多少脑筋、经过多少周折，乃至动用了多少自己的同学、导师、朋友等私人关系。把琐碎繁难的过程留给自己，把柳暗花明的结果示于他人，她做得行云流水，自然而然。
王梅芳的言传身教，如微风拂来的阵阵暖香，让那些刚刚踏进新闻传播专业大门的年轻学子不知不觉中学到新闻传播的专业知识，深切地体会到了鼓励参与重视分享、平等对话自由讨论的专业精神以及朴素的人文情怀。通过和王梅芳许许多多课内课外的接触与交流，让同学们起初的“惊艳”与惊喜慢慢变成“久居芝兰之室”的平静和安然。剑桥大学有一句老话叫：学生的学问是被教授的烟斗熏出来的。世易时移，被青烟袅袅的烟斗熏出的学问，也可以从盈盈暖香中升起。
冰姿皎皎，于学术园地展露清芬
“《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展示了近年来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众多精彩案例，又从价值观念、社会转型等理论层面进行深入分析，是我国舆论监督研究的一项新收获。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该书独辟蹊径，将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联系起来，准确地把握住了舆论监督在历史发展中的脉络；其间新意迭出，令人回味。”
——罗以澄[1]
“作者把舆论监督拉出新闻的范围，把研究的视野拓宽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这样的精神层面文化层面，就使舆论监督的意义跳出了专业范围，成为一种文明的象征和文明的标志。这一研究思路也为舆论监督的研究和新闻学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使人们从技术的视野、工具的视野走进了文明的视野。”
——张昆[2]
作为一个面向社会的思考者，而非背对社会的书斋式学究，王梅芳始终对变动不居、复杂纷纭的社会生活充满兴趣，始终保持介入现实、面对现实发言的姿态，她的学术敏感总是和最鲜活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了解王梅芳的专业选择以及学术旨趣，就可以看到她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在历史性与现实性之间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当有访者问“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时，她回答说：我的学习成长经历紧紧地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那个时代既革命又浪漫，充满着憧憬。高中毕业后我想过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策马扬鞭，想过穿一身绿军装英姿飒爽……最后成了上山下乡的知青。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上了大学。这一年，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既是中国国家命运的转折点，同时也是许多中国人个人命运转变的开始。我是这一历史巨变中的一分子，我选择这个专业，一是因为当时中国整个气氛有点“神州风扬”的意味，政治上召开，拨乱反正；思想上，真理大讨论，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文学上大声呼唤人的尊严、价值、权利，几乎每一部作品的出现都会引起轰动家喻户晓；与此同时，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文章，张扬着拥抱科学、崇尚知识、追求理想的精神，“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这些句子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而这一切都是透过当时的媒体舆论渗入人们的心灵，形成社会风貌。二是未来职业的想象，在以上波澜壮阔的大图景中，可以想象当一名记者该多么神奇。这种想象现在想来，也是一种青春的律动吧。
当然，大学毕业分配她没能当上记者却当上了新闻传播学的大学教师。从此，她带着一如既往的理想主义者的热情，展现着面向现实生活的开拓姿态。世纪之交，中国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战略下，经过多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物质文明水平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但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却明显滞后。包含强烈实用主义倾向、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优先”成为社会发展绝对尺度，作为社会制度建设精神指向的“社会正义”却不时成为无法兼顾的“代价”，成为被搁置的问题，社会不公、权力越界的情况时有发生。当时，虽然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中已经多次提到要重视“舆论监督”，但在实践中要加以落实还是举步维艰，而学界对“舆论监督”的理论研究尚在破冰之初。“社会正义”对于社会的持续平衡发展的意义是否比“效率”更深远？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的关系究竟如何？舆论监督在社会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何种作用？舆论监督的价值意义究竟是什么？带着对现实的困惑，王梅芳开始了她对“舆论监督”“社会正义”及相关问题的探索和思考。
王梅芳选择的研究方向是独辟蹊径的，她的研究思路同样别具慧心。在实际生活中，舆论监督通常被有关部门作为解决某项工作的宣传工具，或是被大众作为对某些社会现象发泄不满情绪的渠道。但王梅芳认为，这样理解舆论监督远远不够。她的研究思路诚如张昆教授所称许的：“把舆论监督拉出新闻的范围，把研究的视野拓宽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这样的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王梅芳指出，舆论监督是推动传统官本位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或曰官本位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转型的重要力量，健全的舆论监督是一个现代的和谐社会的必要标志。舆论监督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管理机制、社会平衡机制还是文化建设机制，它的基础都是社会正义。作为一种引导人类生活和谐化、完美化的精神性向度，社会正义关注的是社会体系是否合乎人性的要求，其意义在于变革、建构社会合作体系，为人的幸福生活提供条件和保证，即以人为主体的社会价值追求。任何的正义问题都具有社会性，因而都可以称之为社会正义问题。而舆论是公众的意见，舆论的背后潜藏着公众对社会价值尺度和运行方向（亦即“社会正义”）的内在要求，舆论监督是公众用舆论的方式监督社会，那么公众作为舆论监督的主体，其公民意识的觉醒、成熟和完善对于舆论监督的质量、对于社会正义的实现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研究过程中，王梅芳查阅了大量一手资料，精心搜集从改革开放到世纪之初的许多案例，从渤海二号、南丹矿难到孙志刚事件、长沙戒毒所案……丰富的现实案例为她的理论阐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她一方面尖锐地指出在舆论监督的路上有太多的鲜血、太多的眼泪和太多的羁绊；另一方面，她从“鲜血”“眼泪”和“羁绊”背后，揭示出社会正义通过各种媒体平台以舆论监督的方式得以伸张的曲折过程，揭示出舆论监督对于广大公众的意义在于可以启发、倡导和强化其公民意识，舆论监督对社会公众的价值指导作用将超出其对现实生活的批评作用。她指出，社会正义是从理想和精神的意义上引导人类社会向善向美，舆论监督是在现实的层面上规导和匡正社会的非义和不谐。“舆论”本身就是具有道义力量的价值评价，舆论监督是舆论的重要功能，舆论监督的健康发展、正义观念的深入普及，最终将使舆论监督提升为一种文化力量，甚至成为一种文明的标志。这些理论思考和观点，之后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报告中所提出的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并坚持维护公平正义的表述中都得到体现，无疑显示此项研究的前瞻性和鲜明的时代性。
从最初对社会现实的某种困惑对未来的某种期待开始，到从价值体系、现代性、社会评价等多角度进行透视，从新闻传播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等多学科交叉剖析，王梅芳的“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研究过程充满了困难也充满了她自己所说的“探索的乐趣”。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规划项目，她在学术论著《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中以舆论监督为主线，将媒体理想、公众参与、社会正义之间关系进行立体勾连，在文化层面、理论层面倡扬舆论监督的价值意义，可谓开经展脉、释冰留香。但是，书稿得以付梓，是有曲折的，回想这段经历，王梅芳说：“那时政治文明程度不高，社会对舆论监督的认识有误区，一般认为舆论监督就是负面报道，出版社开始不敢出，并要求把其中的案例删除掉，认为是暴露了黑暗面，甚至要把舆论监督与中国传统文化一章去掉，认为太敏感。其实，换个角度，这些曲折何尝不是当时公众的舆论监督在公权面前难免遭遇的尴尬和困难呢。”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舆论监督已经成为启迪公民意识、维护公民权利的重要力量和途径，舆论监督也已不仅仅是党和政府工作报告中频繁出现的关键词，政府不再是仅仅被动地接受舆论监督，而是越来越主动地搭建各种媒体平台为舆论监督创造条件，从而使舆论监督日益成为政治文明建设的有效保障，事实印证了王梅芳教授当年的思考，也彰显了她在学术上的敏感和远见。正如张昆教授所说，《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所做的应当是属于“有思想的学问”[2]。
时尚需要传播，流行离不开展示。时尚传播研究的提出是王梅芳教授开拓的新闻传播研究的新领域，是她敢为天下先的又一重大创新。
——童兵
2006年作为新闻传播专业学科带头人被引进到东华大学人文学院以来，王梅芳在致力于传播学专业建设与学科发展的同时，又开始思考着新的研究方向。凭借对变动不居的社会文化现象一如既往的兴趣和敏感，她认为，时尚是植根于生活世界的新灵感，是社会意义的源泉，能够最鲜明地反映时代的精神和面貌，也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载体；“时尚文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中国社会最活跃，表现形态最生动的社会文化现象。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开放、消费文化的兴盛和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中国时尚资讯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时尚杂志可谓铺天盖地，专门的时尚频道、时尚栏目、时尚网站、时尚报刊以及报刊的时尚版面等纷纷出现，其比重之大、影响之深广，超乎人们的想象。特别是由时尚媒体、时尚明星、时尚产业、时尚消费者以及由他们共同营造的时尚‘意见气候’，已呈现出比任何时代任何时期都更加丰富、更加活跃、更加具有影响力的时尚文化传播的舆论场域。因此，学术研究应该给予高度的关注。时尚文化是流行文化的核心内容、时尚文化引领流行文化，对意识形态、价值观具有建构作用。加强时尚文化传播的价值导向研究，重视并参与时尚场域的价值建构，探索时尚文化传播的理论规范，张扬时尚文化所拥有的积极价值元素，从而以创新的方式引领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和构建，使时尚文化成为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的推动力量，成为打造国家软实力的题中之义，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应用上都具有现实意义”。她断定：“随着中国消费文化和时尚传媒的繁荣发展、时尚文化传播对社会风尚以及人们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影响的加剧，时尚文化传播的研究热度、广度与深度必将呈上升趋势。”①就这样，王梅芳开始把时尚文化传播作为自己新的研究方向。2009年她获得校级重点学科建设交叉研究项目资助《时尚文化传播研究平台》；2011年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时尚文化传播的价值导向研究》；2012年底学校批准成立校级时尚传播研究中心。
2012年2月颁布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强调“加强传播体系建设”，提出了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战略。此后中国在文化发展态势上展现出政策、资本、技术、消费等诸多利好因素，时尚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塑造时尚魅力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已成为上海发展战略。近年上海的时尚产业、时尚传媒、时尚消费更是蓬勃发展、异彩纷呈，时尚文化传播俨然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最为显要的社会征候……事实再次印证了王梅芳的学术敏感性和前瞻性。从确立研究方向到形成初步研究框架，从获得校级重点学科建设交叉研究项目的立项到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从成立时尚传播研究中心到筹办“时尚传播与社会发展国际论坛”……发现了一片新的学术领地后，王梅芳有条不紊地完成初期拓荒工作并构建出未来的研究图景。2013年5月东华大学时尚传播研究中心正式揭牌，王梅芳说：“时尚是21世纪最为活跃、最为生动的文化景观，但时尚传播研究及其人才培养却还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学科绿地……”来自学界、业界的专家学者对展开时尚传播研究的学理、实践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表示时尚传播研究不仅开创了传播学学科的崭新路向，还拓展了传播学研究的应用型领域。童兵教授说：“无论时尚与政治、经济、审美、休闲等有着何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但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那就是时尚离不开传播，时尚必须要传播，没有传播就没有时尚。”时尚传媒集团总裁刘江先生说：“这是一个使命的开始！放眼传播学的学术视野，聚焦时尚这种最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态，必将大有作为。”
从“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到“时尚文化传播”，王梅芳教授在学术研究上不仅是个灵敏的“前瞻派”，更是个踏实的“行动派”。与皓首穷经的古典学院派研究相比，她的研究姿态更像是她和由“已然”“应然”走向“必然”的现代社会公共生活之间一场持久而深入的对话。借用她在《舆论监督和社会正义》中所说，真正的对话“是要求人带着自己的心灵去探寻，甚至带着疑问和惶惑，带着尊敬和自我尊敬”去倾听。在对话式的交流关系中，研究者“不是一个孤独的观察者、独白者，而是一个参与者、倾听者、演说者与思想者。唯有通过对话，研究者和她的研究对象之间才有可能达成精神上的相遇”[3]。其为人称道和称羡的学术敏感性、前瞻性便是一次次“精神相遇”的结果。她的学术探索体现了一种“变”与“常”的统一。所谓“变”，是她的研究对象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所谓“常”，是在她的研究中始终贯注着个人性与公共性/社会性相结合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从她“正义之于个人是德行之善，正义之于社会是制度之美”的论述中，从她“时尚与传媒的结合如何推动社会转型、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嬗变与重构”的追问中，她恰似一枝早春的梅，冰姿皎皎，在学术园地散发着自然清香。
玉骨谦谦，为学院发展蕴故化新
“王院长是一个有创意的人，不管是在研究还是在工作上，她都不愿重复自己。在舆论监督上已经有深厚积累，但是来到东华以后她毅然转向时尚传播研究。对学院教学，她每年都寻找革新重点，把程式性很强的教学工作做出生气和活力。王院长也是愿做事、能做事的人。传播学专业从零起步，到现在蓬勃发展与她不断‘折腾’分不开，从引进人才到实验室建设，再到与普利茅斯联合办学，许多人看来‘不可能’的事，都在她的执着推动下成为可能。王院长在学术和工作上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这些成绩的取得不是‘等’来的，也不是‘靠’来的，是她辛勤付出，不断超越的必然结果。”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师赵高辉
王梅芳老师给我们的印象是人如其名。她外表典雅，内心柔韧；对人芬芳，对事周详。
初识王梅芳，是在五月花海盛放的初夏。王教授端坐在办公桌边，恬淡如梅。入座之后，她问起我们的情况，关切细心。说到专业建设，她凝神敛眉，从传播学专业国内现状谈到东华传播在上海高校的差别化生存的思考，此时她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让我们在座各位踌躇满志，信心倍增。梅花香自苦寒来，希望我们东华传播能够如王梅芳教授那样，经过彻骨寒冬的历练，迎来暗香扑鼻的春天。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师朱红霞
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始终是王梅芳心之所系。她不囿于陈规，善于整合各种优势资源，找到合适的办学道路。早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主持工作期间，她就立足学校办学特色，制订了一体两翼的学院发展建设规划，系统地建起了规模化、现代化的新闻广播电视实验基地；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支持下，她发起并与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在武汉市召开了由全国财经类、政法类院校新闻传播学院系负责人参加的教材编写会议，担任总主编，出版了《专业新闻系列教程》（包括经济新闻和法治新闻系列）……
被引进到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后，她从零开始着手创办东华大学的传播学专业，2008年获得教育部批准，2009年正式招生。她提出整合已有资源，将传播学与原有几个相关专业进行大类培养，构建创新培养模式，搭起传播学学科新平台；她积极引进人才，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就组建起一支由新闻学、传播学博士、博士后构成的覆盖新闻传播史论、业务和技术知识背景的完备的专业师资队伍。在她的带领下，这支队伍朝气蓬勃、视野新锐，并逐步在网络新媒体研究、时尚传播研究、视觉文化研究等方面崭露头角，并显示出相当的发展潜力：仅2011到2012年度他们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5项，上海市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8项。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梅芳还积极筹建“全程一体化采编实验室”。没有经费，她成功申请了教育部修购基金；财力有限，她想方设法把钱用在刀刃上；缺乏人手，她亲自参与实验室建设规划，从设备选择到室内装饰乃至色彩设计，她都细细琢磨，几乎事必躬亲……此时同事们才更深切地感受到她的执着和坚持，她是那种即便陷入迷宫，也会安安静静然而不屈不挠地找到出口的人。当一座技术高端、虚拟与实景相结合的专业演播厅终于建成时，连来访的境外专家都惊赞：“太专业啦！”那年在传播学专业接受新专业检查时，检查组专家面对厚厚的成果统计赞叹说：“三年多的时间，即使是积累有年的专业，能拿出这么多成果，也是不容易的！”
然而，这仅仅说的是传播学。作为一位人文学院院长，她所关注的学科绿地又何止这一片呢！人文学院是一个包含文、史、哲、理、管、法等多个学科门类的学院，思政部的教学改革考试方式改革是她倡议、发起和组织实施；公共管理MPA硕士专业学位的申请是她组织论证并亲自面向专家答辩……
与围绕她的褒奖和热议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那种在工作中的忘我和投入、日复一日的面对和承担。从人文学院分管教学副院长到全面负责学院工作的正院长，王梅芳承担起了日益繁重的管理工作。主管教学几年学院无一起教学事故，课程改革稳步推进，教学和行政安排工作中一些存在多年、怨声载道的老大难问题悄然得以解决和改善；学院老师很少听到她高调宣布工作规划，却清楚地看到学院的管理日益有序，环境日益优化……很少有人知道，为了这一切，温文尔雅的她有多少次“上蹿下跳”地争取资源，“通宵达旦”地论证谋划。对于来自老师们的意见，她从不漠然置之或者以“向来如此”做堂而皇之的挡箭牌，从她认真倾听的神情中你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她不是在琢磨接下来该拿哪个借口来告诉你“这不行……”，而是在客观分析这些意见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尽她所能来解决问题。她会在忙碌了一天之后，主动找在她背后大发牢骚的老师耐心沟通、了解情况；她会在上海冬天最冷的晚上，驱车横穿上海，去医院看望一个手术后感觉自己狼狈至极、不想见任何人的同事，她打趣地笑称，“让大姐来给你讲讲我的那些比你还狼狈的事”……在被诟病的日益行政化、官僚化的大学管理体制下，无论是她工作中的锐意开拓、公正客观还是待人时的谦和得体、与人为善，正恰似雾霾天里的一抹梅香，不高亢但悠扬，不浓烈但清远，雪胎梅骨看似柔弱实则坚强。
这就是王梅芳，隔着一段距离看她，就像欣赏一幅印象派油画，有一种低调而华丽的美。那是一种“暖香盈盈”的低调，“冰姿皎皎”的华丽和“玉骨谦谦”的美。
注 释：
①摘自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1YJ860023）《时尚文化传播的价值导向研究》论述报告。
参考文献：
[1]罗以澄.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序[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1.
[2]张昆.光明日报[N].2008-01-05.
[3]王梅芳.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朱尉，男，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新闻业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沈伍体，男，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主要从事新闻学研究；沈伍合，男，四川省西昌市民族中学教师，主要从事应用数学及彝族文化发展研究。
摘 要：在如今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网络极度发达，传播媒介、传播手段繁多，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和获得信息，使得信息的交流异常快速，范围非常广的背景下，如何把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同新时代传播的特性结合起来，使得传统文化可以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培养青年优秀的品质，弘扬中华文明，是时代背景下每一个中国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本文从大众传播的背景下出发，通过对传统文化传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分析，寻找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大众传播；传统文化；传播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0-0164-02
在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Internet的出现和高速发展，使得地球各个地区之间信息的交流变的越发的容易起来，地球村这一概念的提出更是表明全球信息的传播进入一个高速的、高效的、爆炸式的传播时代。同时，全球也形成了以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以及网络为主要传播媒介的传播阵地，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多方位的、多维度的信息交换平台，这样，人们获得信息的速度较之过去的一百年来说不知翻了几番。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过后，伴随而来的是精神上的缺失，因此，近年来，出现了许多以复兴传统文化、传承国学经典为主要内容的组织和团体，国内外也兴起“孔子热”，儒家经典大受追捧，民间也出现了很多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但是，学术界对于这些林林总总的传统文化褒贬不一，有的认为传统文化便是好的，应当将之发扬光大；有的则认为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封建的落后的思想，应当予以否定。不管这两种对立的想法如何，其中对于传统文化来说不可或缺的其实应该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问题，其争论的核心问题便是传统文化要不要传播、要怎样传播、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传播的问题。
一、传统文化现今如何传播
近年来，国内外兴起国学热，在全球汉语热潮的推动下，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更加广阔的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和发扬，在国外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汉字文化圈，大部分的国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兴趣浓厚并且非常重视汉语的教学。 在国内也有了许多传承者在积极地继承并传播传统文化，国家机构和政府也在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行动传播传统文化，各地纷纷建立起了孔子学院，用以传习经典，学习优秀的中华文化，同时民间的公益组织通过募捐、宣传等方式来传承传统文化。
民间的许多组织还通过建立专题网站、微信公众平台、QQ群等手段来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据不完全统计，在百度中有关传统文化的资讯有9980万条，多数为传播传统文化相关内容的视频、音像资料以及新闻报道，相关的网站有中国传统文化网、中华传统文化公益论坛官方网站、中国国学网等；还有上百个以传统文化命名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和传统文化有关的二百余个微信公众平台，其推送的内容多为孔孟之道中劝人向善、勤学乐学、尊师重道、孝敬父母等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QQ群则多以千人群为主，群成员在群里相互交流学习心得，学习传统文化知识。
二、传统文化传播的价值所在
首先，对文化本身而言，传统文化的传播可以促进新文化产生、发展，使新发展起来的文化与旧有文化相互融合，消弭相互排斥部分、保留各自精华的部分、滋生交流共生的部分，从而可以促进一个社会多元文化的产生；文化传播也可以实现文化的储存和记录。通过传统文化的传播，同一文化可以在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同科技水平下实现共同发展，这样，传统文化可以最大程度发挥其作用，得到更广泛人群的认可和接受，也便于得到更完整的保护、储存和记录。
其次，对于人类自身而言，传统文化的传播促进了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的人们的交流共存。文化，广义来讲，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也就是说，传统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的经验总结，通过传统文化的传播，不同的经验总结可以供人们相互交流、借鉴，这有利于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人们更好地遵循客观规律、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以完成人类更多的使命。狭义来讲，传统文化则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同样地，这些精神产品也来源于人类与大自然的互动：社会实践，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创造出了林林总总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了人类在物质以及精神方面的升华。
再次，在社会进步方面，传统文化的传播也可以促进社会的交流和沟通。一方面，它使社会中的不同思想、不同价值观能够互相理解，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在极大程度上促进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传播通过促进新文化、新思想的产生，从而使人类改变观念，接受新的、进步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加速全球化进程。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使人类文化交流完全突破了时空界线，一定程度上扫除了全球化发展的思想障碍，使世界各地人们从思想上接受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发展。
三、大众传播将如何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
德弗勒认为大众传播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职业传播者利用机械媒介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发出讯息，目的是使人数众多、成份复杂的受众分享传播者要表达的含义，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影响他们。大众传播所包含的范围十分的广泛，亚历山大・戈德说，“传播是‘使原为一个人或数人所独有的化为两个或更多人所共有的过程’”。从字面意义看，文化传播是指以文化为内涵，各种大众传播手段为媒介，将社会中存在的思想、经验技巧和其他文化特征从一个群体传到另一个群体，从一个地点传到另一地点的过程。文化传播也称作文化扩散，是基本的文化过程之一。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使得传播范围地区内的民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文化洗礼，成为文化传播的收益者，在这个地区的民众传承了传统文化后，这些民众就会逐步的向周围地区扩散，一传十，十传百，从而达到传播传统文化的目的。在大众传播中传播者、传播媒介、传播的目标是传统文化传播中最重要的三个部分。
传播者在传统文化的传播中处于源头的位置，是传播过程中信息的来源者、采集者、制作者、和者，传统文化被传播者通过各种传播媒介传播出去，被受传者所接受。传播者不仅仅是个人，也可以是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公益组织。因此，传播者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就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筛选。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中，不仅有礼义廉耻、琴棋书画等非物质的和物质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有三纲五常、君臣之道、迷信思想等一些不好的传统文化。所以传播者在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的时候要起到“把关人”的作用，对传统文化进行筛选，把传统文化中精华的部分展现在世人眼前。
传播媒介在传统文化的传播中起着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的桥梁，传统文化通过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传播途径被受传者所接收。因此要加强大众传媒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构建形成一个完整的传播阵地。从而使每一个接收到传统文化传播信息的人在自觉和不自觉的情况下，通过各种传播媒介，特别是新媒体去传播传统文化。同时，还要加强音像、多媒体出版物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比如一些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现状，反映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音像作品只能在本地区进行少量的传播，但是这些音像制品却对本民族的人了解本民族的一些传统文化只是却起到了补充的作用。许多人表示，生活变好了过后，本民族的很多人都慢慢的放弃了本民族的一些比较好的生活习俗和传统，转而去学习一些外界的不好的东西，比如非主流之类的，但是了解到此现象之后，觉得本民族的传统必须要保持，周围的很多人也表示要好好学习本民族的文化，文字不能让民族传承断在我们这一辈。
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来说，信息的载体是文化传播是否完整、清晰、有效的达到传播目的的手段，而在传统文化的传播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受众就是青年学生，青年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和形成的重要时刻。因此，把地方高校的教育当做是传播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通过学校教育将民族传统文化转化为教育资源，通过形形的教学设计、校园活动等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用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塑造青年学生正确的价值导向，使得学校教育功能体现的更为完整。在教学内容中，学校可以把传统文化作为一门独立或混合的课程融合在教学总设计中，对于不同的专业，对传统文化的掌握虽然有不同的要求，但是都是立足于中华儿女对传统文化的熟知的背景之下的。各高校普遍开设的汉语言文学、古典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琴棋书画等，这些专业本就是以传统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开展起来的学科，它们将传统文化作为一门专业课，在课堂上进行系统的、完整的、通俗的教学活动，从而使学生熟谙传统文化，了解传统文化产生的背景、条件、现今的时代意义、弘扬的价值等各方面，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同时，分门别类的开设各类有关传统文化的选修课，使得传统文化在青年学生中得到最大限度的传播。另一方面，作为学校主体的青年学生也要主动承担起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任务。青年学生利用学生社团开展一些有关传统文化的社团活动，吸引广大学生参与其中，一方面丰富了校园文化，同时也极大程度上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传播。社团举办的传统文化展示节，通过照片展览、文字描述、现场讲述、乐器演奏、服装展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向全校甚至全社会展示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各高校乃至社会、政府机构建立的文化传习馆也对传统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并且可以加强对当地民族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弘扬传统文化。高校是传统文化传播的最佳场所，借助高校独有学术氛围，结合地域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将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结合，并融入现代高等教育，使传统文化在校园范围内得到最大程度的传播与发扬。
四、结 语
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中国数千年文化沉淀下来的精华，传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既可以增加对本民族历史的了解、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同时，也可以培养民族自豪感和增加民族凝聚力。然而，传统文化在发展中面临的具体问题还很多，需要突破的“瓶颈”也不少，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与关心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最终实现在大众群体中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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