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0 17:25:2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税收征管法的意义，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税务稽查”,是税务机关依法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履行纳税义务、扣缴义务情况所进行的税务检查和处理工作的总称。作为税收职能作用得到充分实现的一种手段,税务
稽查可以视为属于一种对税收制度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达成其既定的税务稽查目标与责任的创造性活动。其功能主要是:维护税收秩序的重要保证,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
重要手段,税收征管模式的重要支柱,保证勤政廉政和公正执法的重要措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重要保障。【1】因此,在我国目前“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的税收征管模式下,税务稽查在税收征管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
但不可否认,随着经济现实日益复杂,随着税收实践的发展和税收法律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我国税务稽查制度的不完善也日益突出。如:税务稽查机构设置的不合理,稽查机
构缺乏独立性,地方政府的干预较严重;税务稽查法制的不完善,税务稽查立法层次低,部分税务稽查的法律条款缺乏可操作性;稽查成本较高,不符合税收的最小征收费用原则等。这些缺陷将影响税务稽查功能的实现,以至于影响我国税法和税收法治的实现程度。故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税务稽查制度及其完善进行探析。
二、背景与问题
自1996年实行税收征管改革,推行新的税收征管模式以来,虽然我国税务稽查制度已得到长足的发展,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无论在法律定位还是机构设置方面,无论在理
论建构还是制度设计方面,都存在着一些矛盾、冲突和偏差。
【一)税务枪查的目标及其法律定位
税务稽查的目标与法律定位,是税务稽查整体制度构建的基石。目标与任务的明确是税务稽查制度存在的基本出发点,而法律定位的清晰则是税务稽查制度的合法性和效率性依据。但我国现有的制度体系不仅对税务稽查没有明确的界定,同时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之间也存在不一致或矛盾之处,导致对税务稽查基本内涵和外延的不明确。
1.法律层面的制度缺失。我国现有法律和行政法规并没有对税务稽查进行明确的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只在第11条规定“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管理、稽查、行政复议的人员的职责应当明确,并相互分离、相互制约”,除此之外再无对“稽查”的表述。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税务稽查的最终目标同征收、管理等都是服务于税法功能与税收法治的实现,只是在具体实现的途径上有所不同,并且必须与征管等职能严格执行“相互分离、相互制约”。在《税收征管法实施细2则》中,也并未对税务稽查制度进行明确,只是对《税收征管法》第14条【2】关于税务机构设置方面进行了说明,《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条规定:“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是指省以下税务局的稽查局。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但这种专司职责是否就是税务稽查的全部职责,或者说税务稽查是否还存在着广义与狭义的区分,若存在种种区分在现实制度中的具体反映又当为何?除此之外,对于稽查机构的职能等再未明确,只在第六章“税务检查”部分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制定合理的税务稽查工作规程”。
因此,从立法法意义上的“法律”体系理解,能够准确界定、有效规范税务稽查基础制度的“法律”并不存在,这种法律定位上的缺失不仅使得税务稽查制度缺乏基本的法律依据,也使得税务稽查制度在具体实施中更多地依赖于税务部门的通告,更使得其合法性与正当性受到社会的质疑。
2.规范性文件的冲突矛盾。由于法律层面的制度缺失,对于税务稽查的理解和实践操作,更多地表现为以税务部门的通告等为依据。2001年《税收征管法》修订后,新
的税务稽查工作规定一直没有出台。因此,1995年国家税务总局的《税务稽查工作规程))(国税发「1995〕226号)成为指导税务稽查工作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规范。该规程规定了税务稽查的基本任务是“依照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查处税收违法行为,保障税收收人,维护税收秩序,促进依法纳税,保证税法的实施”。同时规定,“税务稽查是税务机关依法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履行纳税义务、扣缴义务情况所进行的税务检查和处理工作的总称。税务稽查包括日常稽查、专项稽查、专案稽查等”。这一定义成为人们研究税务稽查制度的普遍出发点。可见在此,“税务稽查”概念的外延较广。
但随着税务稽查制度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税收征管法》的修订,对于税务稽查的外延,在国家税务总局的诸多文件中已经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缩小。如2003年国家税务
总局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基础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国税发[2003]124号)就将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履行纳税义务的日常性检查及处理划归基层征收管理机构,税务稽查的主要任务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日益被定位于“通过查处涉税违法案件,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3】
虽然《税收征管法》2001年修订后,并没有专门的税务稽查工作规程,但从制度运行来看,修订前与《税收征管法》不合的若干制度,也在逐渐地被税务部门新的通告所取代,“法”与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冲突也逐步得到了解决。
尽管文本意义上冲突逐渐消洱,但税务稽查仍然缺乏统一、明确的法律定位,其内涵、职能不清,突出地反映在外延—税务稽查机构的设置与职能方面,即税务稽查机构的法律定位问题同样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二)税务稚查机构的法律定位
税务稽查机构是税务稽查职能实现的物质基础,一方面税务稽查机构的合理建构取决于税务稽查法律职能的统一与明确,另一方面税务稽查机构职能的有效发挥将促进税务稽查功能与目标的实现,从而推进整体税收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建构。但如前所述,税务稽查的定位不明,影响了在制度推进中税务稽查机构本身的定位及其职能、职权的实现与
完善。
1.税务稽查机构的职能。根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条的规定,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虽然规定了稽查局的四项专司职能,但是否这就是稽查机构的全部职能,日常稽查、专项稽查、专案稽查等职能是否全部归属于稽查机构,还是在税务系统内部有更细致的分工,这在法律上也没有得到明确。该条第2款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应当明确划分税务局和稽查局的职责,避免职责交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稽查局职责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3]140号)指出,在国家税务总局统一明确之前,稽查局的职责主要是:稽查业务管理、税务检查和税收违法案件查处;凡需要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进行账证检查或者调查取证,并对其税收违法行为进行税务行政处理(处罚)的执法活动,仍由各级稽查局负责。
从国家税务局系统稽查局的职能来看,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税务局系统机构设置明确职责分工的意见》(国税发〔2004〕125号)的规定,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的主要职责是,“组织贯彻税务稽查规章制度,拟定具体实施办法;负责稽查选案、检查等工作;负责税收举报案件的受理、上级交办、转办及征收管理部门移交的有关税务违法案件的查处工作;负责上级稽查局对稽查情况进行复查复审工作的组织与配合;负责与公安、检察、法院协调税务稽查中的司法工作,对涉嫌犯罪的案件,税务机关除依法进行行政处理(处罚)外,要严格执行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负责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其他抵扣凭证涉税问题稽查和协查工作;牵头组织税收专项检查和整顿规范税收秩序工作”。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工作的若干意见))(国税发〔2004〕108号)的规定,在税收征管中涉嫌“偷逃骗抗”等税收违法行为需要立案的,要及时移交税务稽查部门查处。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税务局系统机构设置明确职责分工的意见》(国税发[2004]125号)规定,税收违法案件的查处(包括选案、检查、审理、执行)由稽查局负责,专项检查部署由稽查局负责牵头统一组织。同时,该意见明确要求各地税务机关应划清日常检查与税务稽查的业务边界,提出加强协调配合的具体要求。
据此,无论是关于稽查机构的具体业务的规定,还是关于税收征管和税务系统职责分工的规定,可以看出目前稽查局的职能主要集中于专项和专案稽查,而不包括日常稽查。
但税务系统的职能分工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不能仅仅从实践的操作或是含混的法律文件中进行推断。
2.税务稽查机构的法律定位。组织税收收人是税务机关最主要的职能,而收人来源一方面是通过征收申报人库税款,另一方面是通过稽查取得查补收人。同时,《税收征管
法实施细则》第9条还赋予了稽查机构执法主体资格,为税务机关打击涉税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法律保障。故税务稽查机构作为税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征管机构之间的协调运作不仅关系着税务稽查机构自身的职能完善,也关系着税务机关整体职能的实现。
在稽查与征管之间的协调方面,目前的划分主要依据是:在征管过程中,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履行纳税义务的日常性检查及处理由基层征收管理机构负责;税收违法案件的
查处(包括选案、检查、审理、执行)由稽查局负责;专项检查部署由稽查局负责牵头统一组织。【4】
在稽查系统内部,由于同时存在着国家税务局系统和地方税务局系统,各设稽查局,但目前对于两个系统内的稽查局之间的配合与协调并没有明确的规范。同时,上下级稽
查机构之间的关系,目前虽然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税务局系统机构设置明确职责分工的意见》(国税发[2004]125号)明确了上级稽查局对下级稽查局的执法办案进行指挥协调的职权,但目前稽查局在各级税务机关都有设立,对专项稽查和专案稽查的需求在地域分布上也有所不同,目前的机构设置造成了机构和人员的重复,也使得对于大案要案的稽查缺乏跨区域的协调机制,使得存在稽查力量不足的潜在危机。
(三)我国税务稽查的实践及其缺陷
[论文摘要]当前，“以票管税”走入了“唯票定税”的误区，造成了核定征收个体工商业户税款的减少，使发票的功能发生了异化，也严重偏离了对个体税收实行核定征收的轨道。因此，税务机关应强化发票的凭证功能，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采取适当的方法，切实加强个体工商业户的税收征管工作。
近年来，不少地方的税务机关非常重视个体税收的“以票管税”工作，认为这是加强税收管理的一个好办法。“以票管税”在实施初期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随着“以票管税”的进一步实施，出现了纳税人想尽一切办法拒绝提供发票的现象，消费者索取发票难的问题日益突出。“以票管税”的做法不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征管法》)关于核定征收税款的规定，而且影响了个体税收的征管工作，给纳税人以可乘之机，致使个体税收收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仅以虞城县地方税务局所管理的饮食业、旅店业个体税收为例，2007年入该局库个体饮食业、旅店业税收收入为97万元，2008年下降到83万元。通过调查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以票管税”走入了“唯票定税”的误区，使发票的功能发生了异化，也严重偏离了对个体税收实行核定征收的轨道。
一、个体税收“以票管税”的现状
多年来，为了规范税收管理，促进税收公平，税务部门在加强个体税收征管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采取了多种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了使个体税收征管实现查账征收，多年来税务部门一直在推行个体户的建账工作。但是，由于纳税人规模、从业人员素质、税务机关征管手段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大部分个体工商业户没有建立账簿。对这类纳税人，税务机关征收税款时按照《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实行核定征收的方式。当然，税务机关所核定的计税依据越接近纳税人实际的生产经营额(营业额)越合理。但是，由于按照《征管法》的要求核定税款，其工作量很大，税务部门对具体纳税人核定税款时往往难以取得确凿、直接的依据，核定的税款也往往缺乏准确性。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基层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的宾馆、酒店等公务消费较为集中、消费者索要发票比重较大的服务行业，其发票的使用量与营业额规模较为接近，便以发票载明的金额作为计税依据，提出了“以票管税”的办法(后来又针对实践中存在少数消费者不要发票的情况提出了核定不开票率等措施)。经过不断总结、推广，到目前，税务部门已经在多种行业、多数纳税人中推行了“以票管税”办法。
实施“以票管税”的初期，税务部门把发票作为核定税款的一个参考工具和辅助手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提高了税款核定的准确性，促进了税收的规范化管理和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但是，随着该办法的全面推行，一些税务机关在核定税款时采取了只靠发票管税的极端做法，“以票管税”已经步入了“唯票管税”的误区，严重背离了《征管法》关于核定税款的要求。
二、“以票管税”的弊端
严重背离了《征管法》关于核定税款的具体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37条规定了如下几种个体工商业户应纳税额的核定方法：“参照当地同类行业或者类似行业中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的纳税人的收入额和利润率核定；按照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核定；按照耗用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推算或者测算核定；按照其他合理的方法核定。采用前款所列一种方法不足以正确核定应纳税额时，可以同时采用两种以上的方法核定。”当前，基层税务机关征管力量薄弱，加之个体工商业户的税源零星分散，难以管理，更是增加了核定纳税人应纳税额的难度。因此，部分税务机关为了减少核定税款的难度和核定税款的工作量，就对那些没有建账的个体工商业户的应纳税额采取了“唯票管税”的核定方法。这种核定税款的做法严重背离了《征管法》关于核定税款的具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税款的流失，也给纳税人偷税以可乘之机。
发票用票户数急剧减少。部分税务机关对那些没有建账的个体工商业户的应纳税额采取了“唯票管税”的核定方法，直接造成了发票用票户数的急剧减少。依据商丘市地方税务局的资料统计，2004年全面推行“以票管税”前，全市使用地税发票的纳税人有4500户，而2007年8月只有2987户，减少了30％以上。2006年商丘市地方税务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漏征漏管户的清查和税源普查工作，共清理出漏征漏管个体工商业户4365户，这些户数基本上是没有使用发票的业户。
消费者索要发票难。实行“以票管税”之前，纳税人很少有拒开发票的行为，所以发票的使用量对于核实纳税人的实际生产经营额的确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是在税务部门以发票为主要的征税参考的情况下，纳税人尽量少开发票、不开发票甚至使用假发票，也就成了他们少缴税款的直接选择。纳税人常常以各种借口拒绝向消费者开具发票，或者以打折、赠物等为诱饵不给消费者开具发票。这也导致税务机关利用纳税人的发票使用量来核实纳税人的实际生产经营额的做法失去了它应有的参考价值。
假发票增多。实施“以票管税”，税务机关按纳税人实际缴纳的税额供应发票，发票金额的税负达到了6％～10％。以面额100元的定额发票为例，纳税人到税务部门申购一本发票要缴纳600元一1000元的税，而假发票一般每本不足100元就可买到，使用假发票可以节省一笔不小的开支。与巨大的收益相比，使用假发票的风险成本却不高。一方面，普通发票对印刷的技术设备水平要求较低，制假分子能够很轻易地印制出足以乱真的假发票，使消费者和税务机关无法直观地鉴别出真假；另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规定，贩卖假发票者，要被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使用假发票者，仅被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使用假发票的风险成本较低造成了假发票的泛滥。这严重扰乱税收征管秩序，造成了税款流失。
发票违章举报查处难。随着纳税人拒开发票、使用假发票等违章行为的增多，税务机关对发票违章的查处却显得力不从心。在一些基层单位看来，查处发票违法违章既费时又费力，处罚难，实际执行更难，也不会增加多少税收。在这种错误认识主导下，这些基层单位对举报的案件和其他违法违章行为查处不力，使群众举报的积极性严重受挫，造成拒开发票、使用假发票等违章行为有愈演愈烈之势。
三、走出“以票管税”的误区，回归发票凭证功能。切实加强个体工商业户的税收征收管理工作
切实加强个体工商业户的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就必须走出“唯票管税”的误区。而走出该误区的关键在于回归发票的凭证功能，严格按照《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对非建账个体工商业户进行核定征收。强化对非建账个体工商业户的核定征收工作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回归发票凭证功能，根据纳税人实际生产经营需要足量供应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发票是在购销商品、提供或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可见，发票作为我国经济交往中基本的商事凭证，是记录经营活动的一种书面证明，其主要的功能是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凭证作用。既然是商事凭证，就有使用的普遍性。如果作为“以票管税”的依据，则只能管住一部分应税收入。因为许多应税收入和支出都用不着发票。人们离开发票，购销行为照样能够实现。纳税人少缴税，可采取不开发票、开具假发票等方法来达到目的。“以票管税”理想化地试图用发票链原理去安排社会的经济生活和人们的行为，人为设计发票“天网”意境。这种主观推理实际上难以达到管税的目标。大量不开发票、真票假开、开具假发票等行为的发生不仅严重扰乱了税收征管秩序，使发票失去了作为核定个体工商业户应纳税款的主要参考依据的意义，也严重扰乱了国家的经济秩序。因此，税务机关要正确理解发票在经济活动中的凭证作用，走出“唯票管税”的误区，切实加强个体工商业的税收征收管理工作。
加强发票管理，严厉打击各种发票违法犯罪活动。针对发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税务机关应坚持日常发票管理与发票检查相结合，管理与检查并重。要通过发票检查来整顿和规范经济秩序，进一步堵塞发票管理的漏洞。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严格按照《征管法》和发票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罚，严厉打击利用发票偷税的违法犯罪行为，以维护税法的尊严。税务机关应与财政、审计、监察等有关部门加强联系，严格控制违规票据的入账；要与司法机关搞好协作，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发票违法犯罪行为，净化用票环境，以整顿和规范税收征管秩序。
严格按照《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个体工商业户的税款核定征收工作。应按照《征管法》的规定对未建账业户使用适当的方法核定税款，而不是仅凭用票量确定征税数额。发票使用量可以作为核定税款的直观参考，但不应该成为核定税款的唯一依据，特别是纳税人不开发票、少开发票、开具假发票等现象的出现，使发票使用量已经失去了其作为核定纳税人税款的直接参考意义。《征管法》对核定税款的方法做了明确详细的规定，长期以来，税务部门在核定纳税人税款方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展了有益的探索，也积累了大量关于核定税款的好的做法。例如，深入纳税户的具体生产经营场所蹲点守候，按照纳税人的成本、费用和国家规定的利润率核定税款，与纳税人座谈以了解纳税人的生产经营状况，开展典型调查、行业民主评议等。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要增强责任意识，不怕麻烦、不怕辛苦，开展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在核定税款时严格按照《征管法》的要求，采取适当的方法足额核定纳税人的应纳税款，堵塞跑、冒、滴、漏，做到应收尽收。如果能做到足额核定税款，应收尽收，纳税人的发票也就应该能够满足其需要。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杜绝纳税人不开发票、少开发票、开具假发票等现象的发生，才能够使发票回归它作为记载纳税人经营活动的凭证功能。
采用现代化的税源监控手段，加快推广使用税控收款机。税控收款机是记载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的有效载体，更是税源管理的重要手段。全面推广应用税控收款机以后，消费者在餐饮、商场等消费场所付款后，无论是否索取发票，税控收款机都会自动打印出发票，便于税务部门进行有效监控，堵塞税收征管漏洞。同时，可以通过配套开展有奖发票活动，维护国家税收利益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平等竞争。
一、税收司法保障的含义
所谓税收司法保障：就是通过司法权的行使，来排除税法运行中的障碍，以开通被阻滞的税法运行渠道和弥补被破坏的税收秩序而采取的各种措施的总称。税法司法保障制度如何建立，直接影响到税款的有效征收，关系到税收管理权能否在实践中得以贯彻执行。因此，对税收司法保障的研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
二、现行税收司法保障的内容及问题
我国税收司法保障规范散见于多个基本法律部门，尚未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但他们都体现了税收司法保障的价值目标，笔者根据多年经验，将有关税收司法保障的内容作些整理并提出问题，和大家共同探讨：
（一）税收优先权司法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责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押权、留置权执行。纳税人欠缴税款，同时又被行政机关决定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税收优先于罚款、没法违法所得。税务机关应对纳税人欠缴税款的情况定期予以公告。”但税务机关在行使税收优先权的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在缴纳所欠税款前优先清偿了无担保债权或发生在后的抵押权、质权、留置权而使所欠税款不能足额受偿时，税务机关应如何行使税收优先权，我国法律未作出明确规定，税收优先权流于形式，难予付诸实践。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规定：“财产被查封、冻结的，不得重复查封、冻结。”表面上看，税收优先权由于与不得重复执行的矛盾而无法执行，实则不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抵押物，留置物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但抵押权人，留置权人有优先受偿权。”如果税款发生在先，则较之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有优先性，利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可推断出税务机关仍可行使税收优先权，可以从被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而查封、冻结的财产中优先受偿，但这仅仅是逻辑推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
3、税务机关在行使税收优先权时，极有可能与担保物权设定在后的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人发生权利争议，尤其是质权人、留置权人对欠缴税款的纳税人的财产尚处于一种占有和控制的状态，税务机关如果对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人占有和控制的欠缴税款纳税人的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来行使税收优先权的话，稍有不慎，就会有损于交易安全和经济信用制度，不利于争议得到公正、合理、彻底的解决。
（二）税收代位权，撤消权司法保障
《税收征管法》第五十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七十四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撤消权。税务机关依照前款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的不免除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尚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即〈合同法〉中的所谓债务人）的其他的债权人先与税务机关行使代位权而致税务机关无法行使代位权或虽行使代位权但不足以清偿纳税人所欠税款，法律应如何处理，则没有明确规定。
（三）有关部门协助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规范
《税收征管法》第十五、十七、六十、七十三条都对有关部门的相应协助义务和责任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当有关部门协助义务的违反恶化到一定程度，需要有关部门承担刑事责任时，我国法律缺乏相应的规定，只能责令有关部门承担行政责任，甚至有的部门承担行政责任的依据也找不到。
（四）税务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规范
《税收征管法》第五章的有关条款和《刑法》第八、九章的有关条款对税务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作出了较为严厉的规定，同时，税务机关通过一系列的学教活动强化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真诚尊重纳税人，主动服务纳税人，增强为国聚财，执法为民的使命感、责任心。这就从税务队伍建设的角度来保障税收法律关系的正常运行。
（五）保障和维护税收征管秩序的法律规范
《税收征管法》第五章的有关条款和《刑法》第三章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的规定，构成了较为完备的保障和维护税收征管秩序的行政、刑事制度规范，但仍有待完善之处，仅以偷税罪与非罪，偷税行为与不申报行为为例说明。《刑法》第201条规定：“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慝、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不满30%且偷税数额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金；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30%以上且偷税数额在10万以上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金。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占应纳税额10%以上且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对多次犯有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计算。”
首先，对“不申报”行为的定性问题。《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不申报行为和第六十三条的偷税行为在行政处罚上相同，之所以单独规定“不申报”行为的行政处罚种类、幅度，正是由于《刑法》第201条认为“不申报”行为不构成偷税，无论不申报的金额有多大，比例有多高也不构成偷税罪，这就造成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以“不申报”方式偷税，大大歪曲了刑法设定偷税罪的立法本意，造成税收刑事司法保障偏离方向。
其次，对“虚假纳税申报”的定性问题。纳税人生产经营后，能按照税务机关的规定进行纳税申报，但未如实申报，或申报不准确，按照《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则属于偷税行为，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如果该纳税人自开业经营后一直不申报，且金额、比例均达到偷税罪的标准，却不构成偷税，更谈不上偷税罪。这在税收司法实践中则是难以理解的。
其三，对“偷税数额，比例标准，受行政处罚次数”的界定，从《刑法》第201条的规定来看，至少存在以下四个漏洞：一是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30%以上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至10万元的情形，二是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10%至30%且偷税在10万元以上的情形，三是应纳税额是否包含国、地税所有税种在内的全部应纳税额，四是“受行政处罚次数”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是在一年内还是更长的时间，不具有操作性。
三、完善税收司法保障的措施及建议
1、 尽快建立税收优先权司法救济制度，即税务机关通过人民法院请求行使撤销权撤消欠缴税款的纳税人非税清偿行为，以达到税款优先受偿的目的，从而保障税收优先权的有效行使。
2、法律宜明文规定在财产被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情形下税收的一般优先权，同时，制定在上述情形下税务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优先受偿的程序性规定。
3、税务机关同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人发生权利争议时，应明确选择人民法院裁决，同时法律应明确规定“税务机关已经依法予以公告”是税务机关行使税收优先权的构成要件之一，否则不得行使税收优先权，并以公告时间作为税收优先于其它担保物权的时间标准。
4、 如果欠税的纳税人的其他债权人先于税务机关行使代位权而致税务机关无法行使代位权或虽行使代位权但不足以清偿欠税的，法律应创设规范：“纳税人的其他债权人在依法行使代位权前，须先行通知税务机关并于一定期限后行使代位权”否则，税收代位权、撤消权将遭到严重削弱。
5、改变协助纳税义务的有关部门只负行政责任，不负刑事责任的现状，适时在刑事法律中补充规定相应的刑事责任条款，以增强有关部门协助的责任心、义务感。
6、建议《刑法》和《税收征管法》补充规定：将“不申报”列为偷税的范畴，同时对偷税数额，比例标准，应纳税额，受处罚次数作出更为详细的界定，使之更具操作性。
7、大力提升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税务部门应适时开展为纳税人服务活动，真诚尊重纳税人，主动服务纳税人，实现征纳双方信息对等，地位平等。
[关键词]税法，法定期间，指定期间，顺延期间
一、税法上期间的概念、特征及其意义
期间在一般意义上说，指的是从某一特定时间起至另一特定时间止的时间限度。期间原本是诉讼法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1]期间又称诉讼期间，是指人民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和完成某种诉讼行为的期限和日期。期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期间仅指期限；广义的期间包括期日和期限两种。诉讼法上的期日，是指人民法院，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共同进行诉讼行为的日期。我国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刑事诉讼法对期日均未作具体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多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审理的具体情况和法定期间的规定予以指定。为了实现公正和效率的统一，诉讼过程既需要时间保障，又需要时间限制，时间不仅是诉讼进展过程的标志，也是设计诉讼其他制度必须考虑的因素。正因为如此，我国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刑事诉讼法均设专章规定了期间制度。
事实上，在现代法治国家，期间制度不仅是司法机关司法活动过程中应当遵守的重要法律制度，而且在其他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保障国家职权行使过程中的公平与效率方面，期间制度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的需要，按照法律的规定，以国家政权体现者的身份，强制地向纳税人无偿征收货币或实物所形成特定分配关系的活动。[2]税收征管是指税务机关依据国家税法和政策以及有关制度的规定，为实现税收分配关系，促使征纳双方依法行使征税权利和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扣缴义务，而对日常的征收和管理活动所进行的计划组织、控制、协调和监督的过程和工作。[3]税收活动必须依法进行，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课税要素法定和征税程序法定则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纳税期限是课税要素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征税程序是征税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的职权行为，为保证税收征管程序上的公平和效率，各国税法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严格的期间制度。
所谓税法上的期间是指税法规定的征税机关，以及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等税收当事人在税收征收管理活动过程中，完成某种税收活动所必须遵守的时间限制。
与诉讼法上的期间制度相比，税法上的期间制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范围上的特定性。税法上的期间制度是税法规定的在税收活动中所应遵守的时间上的要求，它贯穿于税收活动的全过程，超出税收活动范围的则不在此列；2、对象上的特指性。税法关于期间的规定有两种对象，一是对征税机关履行税收征管职权的时间上的要求，二是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等当事人履行某种行为时间的要求。3、效力上的强制性。税法规定的期间，除除斥期间以外，都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征税机关和税收当事人都必须切实遵守，除税法明确规定可以依法宽延以外，不得违反，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如罚款和滞纳处分。等。
税法上设立期间制度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1、确保税收活动及时、正常进行，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节约资源和减少税收成本，从而保证国家税款的及时收缴，维护国家的税收利益。2、有利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及时行使税法上规定的权利，履行法定义务，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3、严格遵守税法期间，还是征纳主体行为协调一致，税收征管活动顺利进行的保证。税收活动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活动，征纳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存在密切的联系，而且相互衔接，期间制度是税收活动顺利进行的时间保证。4、有助于税收征管的严肃性和维护税收法律的权威性，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具体体现。
按期间的性质划分，税法上的期间制度主要由法定期间制度、指定期间制度和顺延期间制度等组成。
二、我国税法上的法定期间制度
税法上的法定期间是指税法明确规定的税收活动的期限。这种期间的开始是基于某种税收行为的实施或税收法律事实的发生。税法关于各种税收活动的期间有具体而明确的制度规定。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税务管理环节的期限制度
税务管理活动中的期限制度主要由税务登记期限，帐簿凭证设置期限，发票的缴销、开具和保管期限以及纳税申报期限等五个方面的内容组成。
1、税务登记期限。税务登记包括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三种情况，税法对每种情况都规定了明确的期限。例如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第15条规定：“企业，企业在外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和从事生产、经营的场所，个体工商户和从事生产经营的事业单位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三十日内，持有关证件，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税务机关应当自受到申报之日起三十日内审核并发给税务登记证件。”可见，我国税法在设立税务登记管理中，不仅规定了纳税人的期限，而且对税务机关核发税登记证也规定了明确的期限，这也是《税收征管法》修订以后新增加的内容。此外，现行《税收征管法》还就变更和注销税务登记的期限作了明确规定。例如《税收征管法》第16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的，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起三十日内或者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之前，持有关证件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税务登记。” 《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9条规定“按照规定不需要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的纳税人，应当自有关机关批准或者宣告终止之日起15日内，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第10条规定“纳税人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应当自营业执照被吊销之日起15日内，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登记。”
2、账簿凭证设置和保存期限。我国税法规定，除经税务机关批准可以不设置账簿的个体工商户外，所有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都应当按照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设置账簿。例如《实施细则》第17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15日内按规定设置账簿。”；第19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件之日起15日内，将其财务、会计制度或者财务、会计处理办法报送税务机关备案。”；第20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当自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扣缴义务发生之日起10日内，按照所代扣、代收的税种，分别设置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账簿。”《实施细则》第23条对账簿凭证的保管期限也作了规定。“账簿、会计凭证、报表、完税凭证及其他有关资料应当保存10年。”此外，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会计凭证、账簿和报表，至少要保存15年；私营企业的会计凭证、账簿的保存期限为15年，月、季度会计报表为5年；年度会计报表和税收年度决算报表要永久保存。
3、发票的领购、开具、保管和缴销期限。发票不仅是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和财务收支的法定依据，也是税务机关据以计税和进行税务检查的重要依据，发票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领购、开具、保管和缴销。发票管理中的期限制度是发票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1993年12月23日财政部的《发票管理办法》和1994年国家税务总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明确规定了发票的领购、开具、保管和缴销期限。例如《发票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依法办理税务登记的单位和个人，在领取税务登记证后，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领购发票。”第23条规定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开具；此外，《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6条还特别规定了各种具体情况下专用发票开具的时限，并规定，一般纳税人必须按规定时限开具专用发票，不得提前或滞后。发票应当按规定期限缴销、保存和销毁，《发票管理办法》第29条规定，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税务登记的同时，办理发票的缴销手续；第30条规定，已经开具的发票存根联和发票登记簿，应当保存5年，对保存期满的发票，报经税务机关查验后销毁。
4、申报期限。所谓申报期限，是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或税务机关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申报应纳或者应解缴税款的期限。申报期限一般是在税务机关依据不同税种法和纳税人的不同特点，确定的计税期间之后的一个合理的时间。如《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以一个月为一期纳税的，自期满之日起十日内申报纳税；《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16条规定，纳税人应当在月份或者季度终了后十五日内，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会计报表和预缴所得税申报表；年度终了后四十五日内，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会计决算报表和所得税申报表。因此，申报期限因税种和纳税人的不同而分别设定的，特别是由于纳税人情况千差万别，税法不可能规定一个统一的期限，在税收实践中，申报期限的具体确定，税务机关有一定的自由决定权。
（二）税款征收环节的期间制度
1、 计税期间
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或者税务机关依据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纳税人据以计算应纳税额的期间。纳税期限有按期纳税、按次纳税两种计算方式，这实质上就是指税法上规定的计税期间。如《增值税暂行条例》第23条规定“增值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1日、3日、5日、10日、15日或者1个月。纳税人的具体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次纳税。”“纳税人一个月为一期纳税的，自期满之日起十日内申报纳税。”可见这里的纳税期限实质上就是指计税期间。
2、 纳税期限与税款的缴纳期限
纳税期限是税法要素的重要内容。但目前税法中关于纳税期限的规定，含义并不明确，学者的理解差异也很大。一些学者认为，纳税期限也称为纳税时间，是指在纳税义务发生后，纳税人依法缴纳税款的期限。可分为纳税计算期和税款缴库期。[4]而另一些学者认为，纳税期限，即缴纳税金的期限，如按月纳、按季纳、按年纳等。[5]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纳税期限是税法规定的纳税主体向征税机关缴纳税款的具体时间。纳税期限分为按次征纳和按期征纳两种。并且认为缴库期限和申报期限是与纳税期限先相关但不相同的概念。这里作者实际上是将纳税期限理解为计税期间的。[6]事实上，纳税期限这一概念在税法上在不同场合的使用至少包括有以下三层涵义：一是指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即纳税人发生应纳税的行为，应当承担应纳税义务起始时间。这是计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交纳税款的基础。二是指计税期间，三是指税款缴纳的期限。
笔者认为纳税期限既然是课税要素的主要内容之一，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构成要素法定，因此纳税期限也应当法定。由于一些税种（如增值税、消费税等流转税）的计税期间虽然在税法上作了规定，但这些规定往往是一般性的，原则性较强，仍然无法确定某一特定纳税人的具体计税期间，更多的还需要征税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具体确定，也就是说，在具体计税期间的确定方面，征税机关的自由裁量空间仍然很大。基于这种考虑，笔者认为，将纳税期限理解为计税期间存在有可商榷之处。其次，纳税期限应该是一个与税收征收管理密切联系的概念，是税法从方便征税机关行使税收征管权而直接设定的期间，它与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必须基于一定的税收法律事实的存在具有明显的区别。基于这种考虑，笔者认为，将纳税期限理解为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显然也是不妥的。与计税期间和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相比，税款的缴纳期限相对来讲，在法律上比较容易确定，而且是征税活动最为核心的内容，笔者认为，税法上宜将纳税期限的涵义明确为税款的缴纳期限，以避免现行税法在这一概念上的模糊。
为了便于征税机关及时、足额收回税款，我国税法对税款的缴纳期限又分别设定了预缴期限和汇算清缴期限两种期间制度。例如《增值税暂行条例》第32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以一日、三日、五日、十日或者十五日为一期纳税的，自期满之日起五日内预缴税款，于次月一日起十日内申报纳税并结清上月应纳税款。”这是关于预缴期限的规定。《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15条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按年度计算，分月或者分季度预缴。月份或者季度终了后十五日内预缴，年度终了后四个月内汇算清缴，多退少补。” 则是关于汇算清缴期限的规定。
（三）税款征收环节的除斥期间制度
除斥期间也称预定期间，是指法律规定某种权利预定存在的期间，权利人不在此期间行使权利，预定期限届满，便发生该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
法律创立除斥期间制度的价值在于：（1）促使表意人及时纠正意思表示的瑕疵；（2）促使当事人及时纠正行为标的显失公平；（3）促使当事人及时确定不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4）促使当事人因不利于自己的事情发生时及时行使救济权。在民法上除斥期间主要是针对撤销权、追认权等形成权而言的，其目的在于撤销已经成立的民事行为，或确立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除斥期间是一个实体权利的存在期间，期间一旦过去，相应的实体权利就随即消灭；除斥期间届满，法律预定的权利消失，原来的法律关系继续有效。
与民法一样，税法上的法律关系如长期处于不稳的状态中，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为此，世界上一些国家税法就规定了除斥期间制度。例如日本税法上，就对可以进行更正、决定、课赋决定等行为的期间作了限制，称之为确定权的除斥期间，并将这种除斥期间分为普通除斥期间和特别除斥期间两种。普通除斥期间包括更正、决定的除斥期间和课赋决定的除斥期间。特别除斥期间，即在普通除斥期间经过后也可以作出更正决定的处理。[7]
我国现行税法上对此也有类似的规定。《税收征管法》第51条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三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这是我国税法关于多征、多缴税款退税期限的规定。此外，《税收征管法》第52条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来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五年。这是我国税法对未缴或者少缴税款补缴和追征期限的规定。
笔者认为，我国税法上述关于退税期限和追征期限的规定，就其性质来看，应属于一种更正的除斥期间。
事实上，无论是多征多缴税款的退回还是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的追征，都是要对业已存在的税收法律关系通过单方予以变更，因此，税法上纳税人的申请退税权和征税机关的追征权，从本质上讲，都属于形成权。相应地，退税期限和追征期限的性质也应属于除斥期间的范畴。
值得研究的是，我国《税收征管法》第52条在规定了一般情况下的有限追征期以外，还对偷税、抗税、骗税的追征期作了特别规定。例如该条第3款规定“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也就是说，对于由偷税、抗税、骗税的违法犯罪行为所来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的追征，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这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定，如英国。①但笔者认为这种规定的妥当性值得进一步研究。
偷税、抗税、骗税行为即使构成了犯罪，依照我国刑法规定，一般情况下刑事责任的追诉期最长是20年，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刑事责任是所有法律责任中最为严重的，刑罚也是最为严厉的惩罚方法。税收虽然具有强制性，但本身不具惩罚性，对偷税、抗税、骗税的违法犯罪行为所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实行追征，本质上仍属于经济责任的范畴，与犯罪嫌疑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相比，毕竟较轻，如果将较轻的经济责任的追征期规定过长，甚至超过刑法上的最长追诉期，显然是不合理的。此外，无限期的追征在实际操作上也存在困难。正如前所述，税法上的法律关系如长期处于不稳的状态中，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规定允许无限期的补缴和追征，既不利于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又会给征纳双方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问题。事实上，如果犯罪嫌疑人偷税、抗税、骗税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我国刑法都规定了较重的刑罚处罚，罪犯在被处以极刑或者在长期服刑以后，无限期的补缴和追征实际上很难实现。为此，笔者认为，我国税法应当对偷税、抗税、骗税所造成的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的追征期限给予限定，具体可以比照我国刑法关于最长追诉时效的规定，限定为20年为宜。
三、我国税法上的指定期间制度
所谓税法上的指定期间是指由税务机关根税收当事人的具体情况依职权确定的期间。我国税法上的指定期间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正常情况下的期间指定。主要是一些期间虽然在税法上作了规定，但这些规定往往是针对一般情况制定的，比较原则，实际适用过程中，还需要税务机关依照法律并结合具体情况，具体确定。税务机关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如前述增值税纳税人计税期间的具体确定。二是因税收当事人过错造成期间延迟或耽误情况下的期间指定。例如《税收征管法》第32条、35条，规定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规定期限缴纳税款和办理纳税申报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可以责令限期缴纳和申报。这里的期限是由税务机关根据情况自行决定的。三是因税收当事人有其他违法情况足以构税收威胁的，税务机关可以责令当事人限期缴纳应纳税款。如《税收征管法》第38条、第40条分别规定了税收保全和纳税担保过程中的限期缴纳制度。以上后两种情况都是属于非正常态下的期间指定。
四、我国税法上期间的顺延制度
期间的顺延是以期间的耽误为前提的，所谓税法上的期间耽误是指当事人在法定期间或指定期间内，没有完成应为的税收行为。在税收活动中，当事人耽误期间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因当事人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有的则是因不可抗拒的事由或其他客观障碍而造成的。对于前者，无疑应当由当事人自己承担耽误的不利后果；对于后者，则应给予当事人补救的机会。
《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就延期申报作了明确规定。例如《税收征管法》第27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的，经税务机关核准，可以延期申报。”“经核准办理前款规定的申报、报送事项的，应当在纳税期限内按照上期实际缴纳的税额或者税务机关核定的税额预缴税款，并在核准的延期内办理税款结算。” 《实施细则》对上述规定作了进一步明确，即“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因不可抗力，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的，可以延期办理。但是，应当在不可抗力情形消除后立即向税务机关报告，税务机应当查明事实，予以核准。”
此外，我国《税收征管法》还规定了延期纳税制度。例如《税收征管法》第31条第2款规定“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但是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这里讲的特殊困难主要是指纳税人无法控制的原因或不能归责于纳税人的原因造成的困难，具体情况由有批准权的税务机关判断决定。
可见，我国税法上的期间顺延制度的适用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我国税法上的期间顺延制度仅适用于不可抗拒的事由或其他客观障碍等不可归咎于当事人的原因而造成的税收行为耽误的情况，对于当事人因主观过错造成的税收耽误则不能适用。
2、我国税法上的期间顺延制度不能自动适用，必须由当事人向有权核准或批准的税务机关提出顺延期限的申请。
3、顺延期限的申请是否核准或批准，由相应的税务机关决定。
4、经批准后，税款缴纳可以顺延的最长的期间为三个月。
综上所述，期间制度是我国税法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制度，其合理设计，对于体现我国税法的公平与效率，保证我国税收征管活动各个环节的相互衔接、及时、高效，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该引起我国税收立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更大关注。对我国税法上的期间制度研究仅限于一个初步的梳理，还很不全面和深入。由于篇幅所限，许多问题需留待以后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①许多国家的税收法律都规定了有限的补缴和追征期，例如法国规定为四年，但属税务欺诈行为的，可延长二年；英国规定为六年，但对偷税或欠税而犯罪的，则追溯无限期，对纳税人漏税而犯罪的，税务机关可追溯二十年。（转引自：扈纪华，刘佐。税收征管法与纳税实务[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13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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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征管金融隐私权；课税资料；金融交易信息；金融机构；协助义务
《税收征管法》第17条明确规定，税务机关依法查询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开立账户的情况时，有关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予以协助。第54条则规定，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凭全国统一格式的检查存款账户许可证明，可以查询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账户。这一规定往往被认为是金融机构提供课税信息义务的法律基础。然而，根据该条规定，税务机关查询的信息仅限于纳税人“开立账户”的情况或是存款账户信息，而非纳税人的全部交易信息，税务机关能否基于获取课税信息的需要，要求包括金融交易所、结算机构等金融主体以及金融中介机构提供与金融交易相关的信息则不无疑问。而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提供相关信息时，是否违背其保密义务，从而侵犯金融交易参与者的金融隐私权，更是值得考量。
一、金融隐私权：金融机构履行税法协助义务的法律屏障
在现代信息社会中，与个人的信用或交易相关的信息并不绝对处于其所有人的控制与管理之下。在金融体系不断健全发展的情况下，经济交易活动的款项收支往往通过银行账户进行，因此，银行必然保留纳税人与其经济交易有关的信息。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实际上控制了个人的经济与财产市场交易方式状况方面的完整信息。因此，从传统的隐私权延伸出新的实体内容，于是产生“金融隐私权”。金融隐私权是指金融机构客户和消费者对其金融信息所享有的不受他人非法侵扰、知悉、利用和公开的一种权利。它是一种兼具人格性和财产性且财产性日益突出的新型民事权利，包括金融机构客户自主支配上述信息的权利、自主决定允许或不允许第三人知悉和利用该信息的权利以及当上述信息被不当泄露和侵害时，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
根据税收法定主义，税务机关有义务依照税法的规定核定及征收已成立的税收债务。只有存在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纳税人经济收益的取得已经符合课税要件的情况下，税务机关才能根据该事实核定应税所得的范围并确定纳税人的纳税义务。证明经济事实及其收益存在的事实证据在税收征收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金融机构所掌握的个人资料和资金流向等交易信息，包括金融资料档案、与金融机构的交易记录或信用记录等，全方位反映了个人的金融状况，体现着个人收入与支出、资产与负债以及消费习惯等，对于判定个人纳税义务的承担具有关键的作用，这便决定了税务机关获取金融机构的经营信息、金融主体的交易信息和账户信息是其行使征管权的前提条件。也正因为如此，《税收征管法》明确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交易信息方面的协助义务。但金融机构所知悉或掌握的个人交易信息资料，为金融隐私权所保护的范围，应当受到同样的法律保护。税务机关在向金融机构主张获取金融信息时，无可避免地与金融隐私权发生冲突，即税务机关对金融信息，尤其是金融交易信息的需求和金融机构对金融信息的保有、金融交易主体的金融信息的排他性之间的冲突。
税务机关通过金融机构获取金融信息，不仅直接与金融隐私权发生直接的冲突，更将限制、干预金融机构履行对金融隐私予以保密的义务。随着现代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在金融创新的背景之下，金融信息成为金融机构从事经营活动的重要商业资源。投资者的信心是维系金融市场生存、发展和利润空间的重要基础。而投资者的信心除来源于对金融市场发展的良好预期外，更来源于金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和客户的金融信息等金融隐私的严格保护。金融机构的信用以及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心对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发展以及扩大利润空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保护金融机构的消费者和客户的金融隐私权是维持其信用的关键所在。也正因为如此，金融机构往往被赋予严格的客户金融信息的保密义务。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金融信息更构成其商业秘密的重要内容，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和社会利用价值。税务机关要求金融机构提供金融信息，必然对其履行相应的保密义务、保有金融信息的权利造成或多或少的限制，甚至增加其额外的费用支出，进而影响其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进行。正因为如此，作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金融机构，缺乏必要的激励以满足税务机关对金融信息的需要。
然而，也正是因为金融隐私权的存在，对税务机关获取必要的金融交易的信息造成一定限制。无法获取银行情报将影响税务机关向纳税人确定和征收税款的能力，因为获得并分析金融交易的纪录，在很多情况下是确定纳税人应税所得的前提。如果金融主体滥用其金融隐私权而使得税务机关无法获得有关金融交易纪录，将直接影响税务机关确定纳税人的应税所得及其应纳税额，由此即可能导致金融主体间税收负担的扭曲。相关金融主体甚至可能滥用金融隐私权以隐匿所得或是交易的真实性，为纳税人逃避其纳税义务提供各种便利。不仅如此，由于金融隐私权的过度保护而使得税务机关无法从相关金融机构获得金融交易信息，则将使税务机关不得不寻求其他途径以获取必要的课税资料。这便意味着相应的税收征管成本的增加，以及相应的税收征管效率的弱化。对于纳税人而言，税务机关越难获取受金融隐私权保护的信息，其守法成本越高，其税法公平的信任与期待也必然由此丧失，其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导致税收法治秩序的破坏。正如oecd在其“为税收目的改善银行情报的取得”的研究报告中强调，“过去50多年的经验表明，不充分开放的银行情报已成为税收征管和法律实施的障碍”。
各国对金融隐私权的保护不仅限制了本国境内的税收征管，更成为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有效实施的法律障碍。严格的银行保密义务将阻止一国税务机关依照税收协定或其它司法途径向他国税务机关提供情报，国际税收合作必然受阻。从国际层面来看，金融全球化和各国金融管制的放松，为资金的国际流动提供了可能，但也为资本的趋利性提供了大量的可乘之机。在基于本国利益而拒绝提供有关金融交易相关信息的国家，金融交易主体能够得以隐匿收入而提高其税后所得，则更容易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进入；相反，相关国家则因为该国拒绝提供金融交易的课税信息而无法完全行使其征税权。可以说，在国际层面上，一国对其金融交易一国禁止或限制为税收目的获取金融交易信息，在全球化背景下比以前更有可能给其他国家税务机关带来负面的影响。
无论金融隐私权或金融机构的经营自由权，都是维系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基础性权利。然而，在实现机制方面，税收征管权本身所固有的权力属性，必然对金融隐私权的实现造成一定干预与限制。因此，如何在维护国家征税权实现的同时，对金融隐私权予以尊重和保护，便成为构建金融机构第三方协助义务实现机制所必须考量的又一难题。
二、金融隐私权的限制：金融机构第三方协助义务的逻辑起点
(一)税收征管权与金融隐私权的终极价值的弥合
1.国家所提供的金融稳定等公共物品是金融隐私权存在的前提。尽管税收征管权与隐私权的表现形式各异、价值取向有别，但从根源上考察，两者实际上只是从不同的维度上体现了在市民社会中，人之为人的基本人格尊严和经济自由的维护。基于隐私权这一宪法性的基本权利，个人固然有权利自主决定是否将其金融信息资料提供给税务机关使用。但不容否认的是，金融交易的完成及其信息在金融体系中的留存与保护必须建立于稳定且运作良好的金融市场的基础之上。在一个高风险、缺乏必要交易秩序的金融市场中，其基本的经济自由权利尚且不足以得到保障，更无须谈及金融隐私权的保护。由于金融市场本身的风险性、投机性和内在的脆弱性，金融市场的稳健发展对国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存在天然的依赖性，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有着更高的要求。金融市场的稳健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有效金融监管，离不开国家所制定的金融市场的法律法规体系，离不开政府所扶持的公平的竞争和发展环境以及完善的信用体系，尤其在金融市场产生系统性风险时，更需要政府的“救市措施”。这些金融市场所特需的“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因此，就“税收乃是公共物品的对价”而言，个人参与金融交易而享受国家所提供的金融市场的特殊公共物品和其他一般性公共物品，均应当为此而支付相应的对价。因此，可以说，征税权的存在才足以使个人所从事交易的金融市场的自由、稳定、安全和秩序成为可能，而这不仅成为个人自由从事金融交易的基础，也成为个人支配和控制其金融交易信息的前提之所在。
2.税收构成金融隐私权保护的成本。由于任何一项权利都是“由政府权力用公共经费认可并维护的垄断”，权利的实现依赖于立法者所创立的权利规则，更依赖于政府及司法体系为确立、保护和实现权利所实施的行为。而显然只有获得足够的财政支持，金融隐私权才能通过政府执法和司法救济最终得以实现。在现代社会中，金融隐私权已非消极实现的权利，即并非单纯排除、禁止他人包括国家干预的消极权利，而具有更多的积极权利的内涵。金融隐私权所保障的个人对其金融信息的自主、自决权利，必须有国家的协力或做出一定的预防措施，金融隐私权的保护与发展有赖于国家的积极作为创造经济、文化等各种必要条件，不断建立、健全金融隐私权保障机制，为金融隐私权提供必要的救济和保障。因此，金融隐私权的行使同样依赖于以税收为主导的公共成本。国家征税权也正是在保障包括金融隐私权在内的基本人权中获得其正当合理性。
3.公共利益优先与金融隐私权的限制。私人利益滞后于公共利益的保护成为大多数支持对金融隐私权的绝对性予以限制的理论基础。金融隐私权的保护固然对于金融交易主体利益的实现至为重要，但无可否认的是，金融隐私权的保障同样是基于公共利益的保护，无论对金融业的整体发展、市场经济秩序的构建还是国际经济和金融运行安全均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与金融隐私权相比，征税权的有效行使所能够实现的公共利益显然远比金融私权的保护具有更高的价值。这不仅根源于税收作为一切公民权利实现的成本，更在于税务机关有效行使其征管权利，不仅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取得，更关系到金融业与其他行业的公平税负，甚至关系到金融市场内部各个金融机构之间、各种不同的金融交易类型之间的公平税负，对避免因税收负担引发的金融市场结构的扭曲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正是基于这种对公共利益实现价值上的差异，虽然法律给予保密保护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但其必须服从于另外一些支持披露信息的公共利益要求。而税收程序设置的目的，不仅在于保障人民的权益不受税务机关征管行为的侵害，更在于达成有效的税收征管，避免浪费不必要的征税成本。通过赋予金融机构提供个人金融信息的义务，如能够有效减少税务机关进行课税资料调查的成本，则尽管会形成对纳税人的金融隐私权的限制，但此限制仍具有一定的正当合理性。因此，金融隐私权对税收征管权并不具有天然的对抗效力，税务机关可以对金融机构主张一定的信息知悉权，而金融机构必须予以协助和配合。如在美国1970年通过的《银行保密法》中即肯定美国财政部主管官员可随时向银行和金融公司索取与客户相关的金融交易资料，以协助税务诉讼的进行。
从根源上探究，国家征税权的确立实际上已然隐喻了对包括隐私权在内的私权利的一定程度的剥夺与限制。正如洛克所强调的，自由、生命与财产权是公众依据自然法则所享有的基本人权。然而，公众为了维持基本人权的需要，经社会契约而自由建立政府这一共同体。为建立并维持这一共同体。必须让渡包括财产权在内的部分基本人权。如果说税收是公众为维持其基本人权而让渡的经济利益的话，那么，对其个人空间和自主事项的一定限制，同样是为此而做出的部分牺牲。而无论是财产的让渡还是基本人权的限制，其终极目的仍在于保证其“所剩余的自由与权利的安全并能够快乐地享受自由与权利”。
单纯表现在形式上的差异并无法阻断税收征管权与隐私权对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人格与尊严的保护与实现的终极价值的一致，这也成为税收征管权与隐私权的内在冲突得以最终调和的根源之所在。
信息的过度保护所导致的被滥用的潜在性以及所导致的负面后果都成倍数增长。
(二)税收征管权与金融隐私权内在冲突的调和
如上所述，尽管税收征管权与金融隐私权的冲突是不争的事实，但基于对人格尊严和经济自由的保护的最终价值追寻，税收征管权与金融隐私权之间仍存在协调的可能性。正如凯尔森所强调的，“从全部法律创造活动中的功能来看，私权利与政治权力之间并无实质上的差别”，由于税收的普遍性，税收征管更是广泛及于个人生活，绝对处于税收征管范围之外的私人生活领域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税收征管权与金融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并无法自动消除，而只能通过一定制度予以调节，此种调节并非简单的基于二元或多元的价值冲突而单方面地予以否定，而是在二者之间寻找一种合理界限以进行双向的调节。
如前所述，金融隐私权在税收征管活动中所受到的限制，实际上是公民为享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而必须承担的牺牲之一。根据宪法的“一般公益条款”，隐私权必须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在符合一般的或特殊的公益条款的前提下，隐私权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应当依法进行。税款的征收，不仅直接关涉政府等国家机关的整体运行，关系到社会与个人发展所必需的公共物品的提供，更关系到个人基本人权的实现程度，具有重要的公益性价值。这显然成为税收征管侵入个人隐私空间的正当性的基本价 值，个人的隐私在抗衡税收征管权时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
但应当强调的是，金融隐私权一方面受到税收征管权的限制，但反过来也要求限制国家权力以防止其过度扩大。隐私权产生于国家与个人关系之中，是国家通过法律确认的政府留给个人的自由空间的一部分，究其实质，乃是为了平衡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而生的一种法定的权利，其存在的目的在于防止国家对个人日常生活的过度介入。因此，当税收征管权介入私人领域时，应当尤其注意对于人的自由与人格尊严的尊重。这种尊重不仅包括人的外在能力的生命、身体、自由、财产和住宅，也包括人的内在能力的精神、自治和隐私。在个人的私人领域中，尤其是隐私事务，只受到税收征管权最小限度的侵扰，并只限于合理和合法的限度范围内。税务机关在行使税收征管权时，应当给予个人选择的自由，使其能够保持“作为自由公民的隐私”。
三、税收征管中金融信息的取得与金融隐私权的保护
(一)基于课税目的的金融信息的取得途径
根据我国《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我国税务机关获取金融信息的途径仅限于查询特定纳税人的银行存款信息。但由于我国各个商业银行甚至同一商业银行的不同分支机构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纳税人往往可以在不同的商业银行或同一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开立多个账户。尽管我国从2000年4月开始推行储蓄实名制，但税务机关仍难以查明纳税人全部的个人账户存款信息。加上虽然《税收征管法》明确规定了金融机构的协助义务，但却并未对其未履行该协助义务设定任何消极的法律后果；即在赋予金融机构提供个人金融信息以保证征税权实现的义务的同时，对该主体未履行该义务时所应当承担的消极法律后果却并未有任何的规定。在缺乏责任性规范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未履行其协助义务时，便不可能通过追究其法律责任而产生强制其履行义务的效果。正因为《税收征管法》所规定的获取金融信息的途径过于单一，而金融机构却缺乏予以协助的积极性和法律强制，这使得税务机关从金融机构所获得的金融信息极为有限。如何改善税务机关获取金融信息的途径，也成为完善《税收征管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1.各国获取金融信息的经验借鉴。从当前各国基于课税目的而获取金融信息的途径来看，查询银行账户、检查金融机构的营业场所、建立金融交易数据库和金融机构主动报告金融交易信息是各国较为通行的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税务机关能够直接或间接通过司法、行政程序向银行查询，获得某特定纳税人的银行信息。在一定条件下进入银行营业场所直接获取所需的银行账户信息。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发达的国家，税收征管系统与金融交易系统实现链接，从而为税务机关获取金融交易信息提供信息化的基础，也有力地强化了税务机关所取得的信息的真实性和时效性。如法国、匈牙利、韩国、挪威和西班牙等一些国家有储存特定银行账户信息的集中数据库。法国要求经营股票、债券和现金业务的银行按月提供开设、修改和撤销各类账户的信息，这些信息储存于计算机管理的数据库中，法国的税务机关能够利用这个数据库进行税收研究、控制和征管。韩国在税务机关的总数据库之中拥有一个单独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存储了银行自动报告的有关银行所支付利息的信息，包括支付的利息数额、支付利息时的代扣税额、添加到账户上的利息数额、账户持有人的身份和身份证号码或者业务登记代码。此外，金融机构主动提供特定种类的信息，如自动报告支付给纳税人的利息以及支付利息时代扣的税额等方面的信息、纳税人账户的开设、撤销信息、账户年终余额信息和贷款利息信息，也是税务机关获取金融交易信息的重要渠道。此外，各国也逐渐采取措施发展纳税人自愿服从策略，使那些不遵从税法的纳税人主动报告或同意金融机构提供其过去利用严格金融隐私权保护制度隐瞒的收入和资产。
然而，只有当金融机构所掌握的有关客户身份和金融交易性质、金额的信息有用且可靠，税务机关拥有的获取银行信息的途径才是有价值的。因此，在2000年oecd针对银行信息获取所公布的报告中，强调各成员为促进基于课税目的获取银行信息，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金融机构保留匿名账户，要求金融机构对其经常或临时性的客户都要进行身份验证，同时对那些账户真正受益人和交易真正受益人的身份进行确认。
2.改善我国税务机关获取金融信息途径的具体方案。各国对税务机关获取金融信息途径的诸多经验，对于我国改善税务机关的金融信息取得并加强金融机构的协助义务多有助益。随着我国金融交易网络的建立，除应当进一步完善税务机关的银行存款信息的查询权外，借鉴国外金融信息数据库的建设也成为可能。
(1)金融机构建立和实施客户身份识别制度。为保证单位和个人开户信息的真实性，我国有必要在当前储蓄实名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和实施客户身份识别制度。金融机构应当对要求建立业务关系或者办理规定金额以上的一次性金融业务的客户身份进行识别，要求客户出示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进行核对并登记；客户身份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予以更新。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了解客户的交易目的和交易性质，有效识别交易的受益人，在办理业务中发现异常迹象或者对先前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有疑问的，应当重新识别客户身份，保证与其有关系或者类似业务关系的境外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的客户身份识别，并可从该境外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客户身份信息。
(2)建立基本金融信息数据库。就我国而言，当前，税务机关获取金融信息所存在的障碍主要是金融机构的配合不足及纳税人的金融信息过于分散。因此，应当由特定的权威机构负责完成全国金融信息数据库的建立，并由其负责向税务机关提供相应的金融信息。基于当前
在这一机制之下，税务机关能够自动获得其管辖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的基本金融信息，但不能自动查询有关纳税人涉税交易、资金交易、银行信贷信用等级和资金流向等具体信息。税务机关必须出具相关的法律文件，证明获取特定单位和个人的金融账户的具体交易和资金流向等信息为必要且合法，则可以由该数据库的主管机构要求其各个账户开立行提供该主体的所有账户运行信息。此外，税务机关也可以通过该数据库的主管机构提请各个账户开立行重点监测信用评级低于某一特定等级以下的纳税人的金融账户，一旦发生大额交易或可疑交易，要求该账户开立行自行向该数据库予以报告。
如其账户开立行拒绝提供相关金融信息，税务机关或数据库的主管机构可以向相关的金融监管机构 请求强制该账户开立行提供该信息，否则即可由金融监管机构对其予以处罚。
(三)两国金融税收情报交换机制的完善与金融隐私权的国际保护
为避免因金融信息的国内法保护而引发有害税收竞争，尽管存在保护金融隐私权和本国金融利益的合理根据.金融隐私权的国内保护和本国金融安全的考量仍不应当对他国税务机关实施有效税收征管的能力造成过多的妨碍。
税务机关对跨国交易的有效征管，必须建立于对跨国交易所有信息进行甄别、检测和评估的基础上，因此，在国际层面上确保交易的信息流和宽敞的信息面，将决定金融交易税收征管的实际效果。基于上述考量，有关国际组织为促进各国基于课税目的而交换金融交易信息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其中oecd在2000年所公布的《改进各国基于课税目的获取银行信息的途径》中，提出“所有成员国都应当允许税务机 关直接或间接为了所有课税目的获取银行信息，以便税务机关能够充分履行税收征管职责，并和缔约国进行有效的情报交换”。在该报告中，oecd建议各国重新审核国内税收利益要求，要求各国不得以本国利益的考量而阻止其国内税务机关在缔约国提出特别请求的情况下收集并提供信息。在必要的情况下，应当对本国的法律法规和惯例做出修改，保证为国内税收目的可获得的金融交易信息能够被用于与缔约国进行情报交换。基于课税目的的金融信息的情报交换，最理想的双边合作安排是采取谅解备忘录或相互法律协助协定的形式，建立信息交流的双向机制，实现互惠，明确规定各方为实施有效税收征管而获取信息的权利，并具体说明各方期望获得信息的种类、范围以及信息的提供方式，从而使得这种信息交流与共享成为制度化和长期性的，而非随机的、临时性的。在缔结双边合作安排时，可以结合来源国和母国具体的金融体系特征、金融监管的微观操作方法以及金融隐私权的保护传统，相互协商一致，在平衡双边利益的基础上达成信息交流的备忘录，以形成信息交流和信息披露的制度化、原则化和规范化，在提高母国征管效率和维护金融体系稳健的同时，加强对银行消费者和客户金融隐私权的保护。
但签于金融信息对一国金融市场稳健发展的重要性，国际上有关加强信息交换机制的设计，不应问及金融机构保护其与正当客户的信任关系的能力。因此，从国际金融交易征管所需的信息种类及特征人手，可在缔约国之间建立一种信息交换的国际制衡机制，以解决国际税收征管和银行保密法之间的冲突。实践中，这种冲突的制衡是通过“信息安全条款”来实现的，即如果一国税收征管者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国征管者不能对所获机密信息保密，并仅限于征管目的，则可保留不提供这些信息的权力，且该国税务机关可依其自由裁量允许母国监管者获取有关银行存款人或投资人的信息。税务机关获取交换的金融信息应当有严格的范围限制，应仅限于与税收征管有关的情报。对于订有税收协定的当事方而言，税务机关应当交换可预见的与实施本协定规定相关的情报，或是可预见的实施或执行涉及到由缔约国或其他地方税务机关所征收的税收的国内税法相关的情报。
论文摘要：在一定条件下阻止欠缴税款又未提供相应担保的纳税人出境，是《税收征管法》中确立的一项保障税款征收的措施，但对阻止出境构成要件的规定较为模糊，免责条件显得过于苛刻，行政裁量的标准也完全缺位，对纳税人权利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损害。因此，除了考虑国家税收利益之外，有必要从纳税人的权利的角度，重新审视阻止出境措施，从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两个方面对其加以规范。
在一定条件下阻止欠缴税款又未提供相应担保的纳税人(以下简称为“欠税人”)出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为《税收征管法》)中确立的一项保障税款征收的措施，该法第44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或者他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的，应当在出境前向税务机关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或者提供纳税担保。未结清税款、滞纳金，又不提供纳税担保的，税务机关可以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其出境。”与之相对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为《实施细则》)第74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在出境前未按照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或者提供纳税担保的，税务机关可以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阻止其出境。阻止出境的具体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会同公安部制定。”显然，上述法律法规对于阻止欠税人出境构成要件的规定较为模糊，免责条件过于苛刻，行政裁量的标准也完全缺位，对欠税人出境自由可能造成不必要的侵害。尽管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此前曾制定《阻止欠税人出境实施办法》(国税发E19961215号文，以下简称为《办法》)，规定了阻止出境的相关标准和程序，但对欠税人的权利保护仍然考虑得不够周详。因此，除了考虑国家税收利益之外，也有必要从保护纳税人权利的角度，重新审视阻止出境措施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
一、阻止欠税人出境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分析
(一)可行性——阻止欠税人出境并不违宪
众所周知，出境自由是公民迁徙自由的重要内容，也是各国宪法所普遍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在我国，1954年《宪法》即确认了公民迁徙自由的权利。1982年《宪法》虽然将其删除，但从基本权利的性质看，宪法本身只有确认的效力，并无创造或废止的能力。作为应然性的权利，宪法未明确规定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并不意味着公民不享有此项权利。g13遗憾的是，我国《税收征管法》第44条有关阻止出境的合宪性问题并未引起我国大陆地区学界和实务部门的重视。相比之下，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对此则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就在于为了保全税收而对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加以限制，以对基本人权的限制达到征税之便利是否合理。尽管其大法官解释称“行政院……之《限制欠税人或欠税营利事业负责人出境实施办法》，……上述办法为确保税收，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与宪法尚无抵触”。但有些学者仍然认为，这一解释仅以法律保留原则及授权明确性原则为出发点，论证限制出境之合宪性，而并未论证《税捐稽征法》的合宪性，因此仍有探讨之空间。
从法律上来讲，任何权利(包括公民的基本权利)都是有界限的。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在必要的范围内，法律可以对基本权利加以限制。正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言，为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且与本公约所承认的其他权利不抵触的限制，是可以被允许的。显然，《税收征管法》设置阻止欠税人出境措施，其法理依据即在于保障国家税收，维护公共利益，立法意图本身亦无可指责，因此，这一措施并不存在违宪之嫌，在税收实践当中也是可行的。
(二)必要性——财产性税收保全措施的不足
税收必须通过纳税人缴纳税款来实现，相应地，《税收征管法》也赋予税务机关广泛的行政执法权来确保税收目的的实现，如该法第38条所规定的包括查封、扣押、冻结在内的直接针对纳税人财产权的税收保全措施。而阻止出境针对的实质上是欠税人的人身权而非财产权，除非欠税人在被阻止出境之后自行缴纳所欠税款，或者提供担保以换取出境自由，否则，就阻止出境本身而言，并不能保持或增加纳税人现有的财力状况或支付能力，最终可能无助于税收的实现。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欠税人并无出境之需要，或者根本不打算出境，阻止其出境便无任何意义，税务机关以阻止出境迫使欠税人缴纳税款的目的势必落空。基于此，有学者认为，阻止出境的手段是否有助于实现税款征收的目的，值得怀疑。
实际上，尽管国家的税收管辖权确定之后，其存在虽不受国境的限制，但其行使却不可能随心所欲。从独立角度来讲，外国税务机关不能到中国强制执行其税收决定，中国税务机关也不能到国外执行职务。即便存在这种可能，由于难以查清纳税人的财产所在，强制执行往往也会落空。而如果欠税人存在通过出境逃避税收的嫌疑，则阻止其出境无疑是最为现实的举措。因此，在德国税法中，针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被称之为“物的假扣押”。而针对人的限制出境、拘提管收、监视居住等，则被称之为“人的保全假扣押”。换言之，针对欠税人的人身权的阻止出境的措施，虽然无法直接保全欠税人的财产，但确实是为了保障税收安全的举措，将其归入税收保全措施之列以弥补单纯的财产性税收保全措施之不足当无不妥。
另一方面，阻止出境对于欠税人而言也是一种现实的或潜在的压力。在这种压力的作用下，出于各种考虑，欠税人可能向税务机关主动缴纳税款，或者提供相当的担保。特别是对于临时来华或者仅仅来华一次的外国人来说，这种措施更是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相对于查封、扣押或冻结等财产性税收保全措施来说，尽管阻止出境仅仅属于一种间接的强制措施，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欠税人主动履行纳税义务。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欠税人采取阻止出境措施确实又有其必要性。
二、阻止欠税人出境的实体要件
如上所述，阻止欠税人出境的立法意图无可指责，对于以逃避税收为目的而出境的欠税人而言，其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但是，《税收征管法》及相关规范性文件关于阻止出境实体要件的规定却过于宽松，极易造成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权利的过度侵犯。因此，有必要完善相关制度设计，使得阻止出境在对纳税人权利损害最小的情况下发挥最大的效用。
(一)阻止出境的欠税数额标准
如果运用比例原则来衡量阻止出境措施，必须充分考虑纳税人所欠税款之数额。如果欠缴税款的数额过小，则无阻止欠税人出境的必要，除非欠税人欲定居境外，且今后也无重回境内之可能。对于欠税数额的具体标准，《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均未明确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认真贯彻执行<阻止欠税人出境实施办法)的通知》(国税发[1996]216号文，以下简称为《通知》)第1条第1款对此明确规定：“各地税务机关对欠税人实施出境限制应严格掌握，原则上个人欠税3万元以上，企业欠税2O万元以上，方可函请公安边防部门实施边控。但对拒不办理纳税申报的，可不受上述金额限制。”
笔者认为，本着慎重保护纳税人权利的考虑，对欠税数额可采取双重限定标准，即一方面，欠税数额必须达到一个法定的具体而明确的标准，并且该标准应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及时加以调整；另一方面，应当同时要求欠税数额必须达到欠税人应纳税额的一定比例，方可对其采取阻止出境措施。
(二)对税务机关行政裁量权的限制
为避免或减少税务机关采取阻止出境措施时的随意性，对于确无必要阻止出境的情形，应由法律直接作出除外性规定，而不能任由税务机关自由裁量。例如，对于公益性单位的负责人，其出境本身是基于公益目的，况且与单位之间并不存在财产联系，实无阻止其出境之必要。而即便属于税务机关裁量范围内的事由，也必须严格遵循“权力用尽原则”。具体而言，就是要求税务机关必须首先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财产性税收保全措施，只有在上述措施无效的情况下，方可考虑采取阻止出境措施，以求最大限度地降低对欠税人的人身权利的影响。而《通知》也强调了这一点，该通知第1条第2款规定：“对纳税人的欠税事项，凡能在境内控管的，尽可能不要留待欠税人出境时解决。”与此同时，在个案中还应考虑欠税人的具体情况。例如，欠税人无力缴纳所欠税款，也无法提供相应担保，但确有奔丧、探病等紧急事务需要出境，税务机关就应当考虑一定限度内的融通余地，否则，一概阻止其出境也明显违背人伦。
(三)被阻止出境对象的具体认定
根据《税收征管法》第44条的规定，只要纳税人存在欠税情形，又未能提供担保，税务机关就可以决定阻止其出境。如果欠税人是自然人，那么欠税人即是被阻止出境的对象。如果欠税人是单位，则阻止其法定代表人出境。但从实务操作来看，对于单位纳税人而言，即便有必要阻止出境，阻止的对象是否必然为法定代表人也是值得研究的。例如，合伙企业中即不存在所谓的“法定代表人”，全体合伙人可以共同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也可以委托一名或数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对外即代表合伙企业。显然，如果严格按照《税收征管法》的规定，此时就无法确定阻止出境的对象。而《办法》第3条则规定：“欠税人为自然人的，阻止出境的对象为当事人本人。欠税人为法人的，阻止出境对象为其法定代表人。欠税人为其他经济组织的，阻止出境对象为其负责人。上述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变更时，以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为阻止出境对象；法定代表人不在中国境内的，以其在华的主要负责人为阻止出境对象。”应当说，这种规定更符合实际，与《税收征管法》也未必存在冲突。
此外，如果欠税人死亡，自然无从阻止其出境。但是，在欠税人留有遗产时，是否应当阻止其继承人出境呢?我国《继承法》第33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据此，继承人应以其所继承的遗产为限承担被继承人的纳税义务(继承人自动放弃继承的除外)，否则，税务机关可对其采取阻止出境措施。
三、阻止欠税人出境的程序要件
除了必须满足相关实体要件之外，阻止出境的程序要件则关乎纳税人的知情权和救济权等一系列权利。不过，“在考虑法制建设的时候，中国的法学家更侧重于强调令行禁止、正名定分的实体合法性方面，而对在现代政治和法律系统中理应占据枢纽位置的程序问题则语焉不详。”对于阻止出境而言，无论是《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还是国家税务总局的文件，相关的程序性规定均存在较大漏洞，亟待立法进一步予以完善。
(一)阻止出境是税务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从形式上看，采取阻止出境措施是针对特定主体的一种人身限制，因而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但问题在于，该措施同时牵涉税务机关和出入境管理机关，而实际作出阻止出境决定的行政主体，究竟是负责税款征收的税务机关，还是负责出入境管理的公安机关。进一步言之，如果欠税人对该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应以哪个行政机关为对象寻求法律救济，则直接关系到纳税人权利能否得到有效保护。
在我国台湾地区，早期的行政法院判例认为，税务征收机关对出人境管理机关的通知，只是请求出入境管理机关限制当事人出境。至于当事人是否实际被限制出境，取决于出入境管理机关的决定。税务征收机关的通知行为只是一种事实通知，不产生限制当事人出境的效果。因此，当事人不能针对这种通知申请救济，而只能在出境申请被实际驳回后，针对出入境管理机关的行为申请救济。不过，行政法院现在则认为，当事人是否有限制出境的必要，是由税务征收机关决定的。出入境管理机关无从审查财政部决定是否妥当。因此，当税务征收机关将副本通知当事人时，即产生法律上的效果，可以申请行政救济。
我们知道，作为负责税款征收的税务机关并没有阻止欠税人出境的权力，而只能向出人境管理机关提供相关信息，提示其阻止欠税人出境。根据《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税务机关仅仅是“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阻止欠税人出境。《办法》中也只是规定，在符合条件时，税务机关应当“函请”公安机关办理边控手续，阻止欠税人出境。而无论是税务机关的“通知”还是“函请”，抑或类似的其他作法，均不能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具体行政行为，出入境管理机关可以不受其约束。我们从中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出入境管理机关阻止欠税人出境，只是基于自己的职权。如果纳税人不服，只能以出入境管理机关为对象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二)阻止出境之决定必须送达欠税人
让行政相对人知晓针对自己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是行政执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对被阻止出境的欠税人而言，其有权知晓自己已经被采取了阻止出境的税收保全措施。这一方面使得欠税人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另一方面，阻止出境措施的效用也方能得以发挥。而实务操作程序却是，税务机关并不是对欠税人作出并送达阻止出境决定，而是直接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进而由出入境管理机关阻止欠税人出境。显然，这样做实质上剥夺了欠税人知情和申请救济的权利，从而构成严重的程序瑕疵。:
虽然《办法》第3条规定：“经税务机关调查核实，欠税人未按规定结清应纳税款又未提供纳税担保且准备出境的，税务机关可依法向欠税人申明不准出境。”但此处的“申明”应采取何种形式，是否具有强制性，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均不无疑问。
一、税务登记
税务登记制度，又称纳税登记制度，是纳税人在开业、歇业前以及生产经营期间发生有关变动时，在法定时间内就其经营情况向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办理书面登记的一项基本制度。建立税务登记制度，对加强税收征管、防止漏管漏征、增强纳税人依法纳税的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一）税务登记的范围
1.凡在我国从事生产经营，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开业的企业，企业在外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和从事生产、经营的场所、个体工商户及从事生产经营的事业单位，都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证件，向当地主管税务机关书面申报办理税务登记。
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但是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除税务机关规定不需办理税务登记者外，应当自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成为法定纳税人之日起30日内，向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
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其他境外企业，以及外籍人员、无国籍人员和其他境外人员，在中国境内从事建筑、安装、装配、调试、修理等工程作业和提供咨询、培训、管理以及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或其他劳务活动的，应当自签定合同之日起5日内，向经营业务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
依照我国税法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外籍或无国籍人，应当自入境之日起15日内，向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
主办商品交易会、订货会、展销会、展览会、交流会以及其他经营性业务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以及主办文艺演出、体育表演及其他文化艺缩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在正式开始之前，向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将办理登记注册、核发营业知照的情况，定期相税务机关通报。这是2001年《税收征管法》修订新增加的内容，目的是加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与税务机关的配合，促使纳税人依法办理税务登记，相应的法律责任规定为，纳税人不办理税务登记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其营业执照。
2.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证件向原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变更税务登记；如有的纳税人按规定不需要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的，应当自有关机关批准或宣布变更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证件向原税务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税务登记。
3.纳税人发生解散、破产、撤销以及其他情形，依法终止纳税义务的，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前，持有关证件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按照规定不需要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册登记的，应当自有关机关批准或者宣告终止之日起15日内，持有关证件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
纳税人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应当自营业执照被吊销之日起15日内，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
纳税人在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前，应当向税务机关结清税款、滞纳金、罚款，缴销发票和其他税务证件。
4.外出经营的纳税人，应于到达经营地之日，持原所在地税务机关填开的外出经营税收管理证明，向到达地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报验登记。
另外，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扣缴税款登记，领取代扣代缴或代收代缴税款凭证。具体办理范围和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二）税务登记的内容
纳税人办理税务登记时，应当提出申请登记报告，如实填写税务登记表。
纳税人在填报登记内容时，应当根据不同情况相应提供有关证件和资料。
（三）税务登记证件
对纳税人填报的税务登记表、提供的证件和资料，税务机关应当自收到之日起30内审核完毕，对符合规定的，予以登记，并发给税务登记证件。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持税务登记证件，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开立基本存款账户和其他存款账户，并将其全部账号向税务机关报告。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在从事生查、经营的纳税的账户中登录税务登记证件号码，并在税务登记证件中登录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账号。税务机关依法查询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开立账户情况时，有关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予以协助。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此项协助义务是2001年《税收征管法》针对纳税人不办理税务登记、多用户开户、逃避税源管理的问题而新增规定的。这有助于提高税务登记证件在纳税人经济活动中的法律地位，同事有助于加强税收征管。
纳税人领取的税务登记证和扣缴义务人领取的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凭证，不得转借、涂改、损毁、买卖或者仿造。税务机关对税务登记证件实行定期验证和换证制度，纳税人应在规定的期限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验证或换证手续。
二、账簿、凭证管理
账簿、凭证是纳税人记录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经济核算的主要工具，也是税务机关确定应纳税额，进行财务监督和税务检查的重要依据。因此，加强账簿、凭证管理，不仅是保证纳税人正确计算应纳税款、严格履行纳税义务的重要环节，也是打击、查处偷漏税的有效途径。因而是税务管理的重要内容。
（一）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都应该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账簿
这里所指的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及其他辅助账簿。根据合法、有效的凭证记账、明细账、日记账及其他辅导账簿。
（二）财务、会计制度及其处理办法的管理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将其财务、会计制度或者财务、会计处理办法和会计核算软件，及时报送税务机关备案。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财务、会计制度或者财务、会计处理办法与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有关税收的规定相抵触时，应依照国务院或者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有关税收的规定计算纳税。应为税款、代扣代缴和代收代缴税款。
（三）账簿、凭证的保管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按照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保管期限妥善保管账簿、记账凭证、完税凭证及其他有关资料。一般地说，账簿、会计凭证、报表、完税凭证及其他有关资料应当保存10年。但是，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会计凭证、账簿和报表，至少要保存15年；私营企业的会计凭证、账簿的保存期为15年，月、季度会计报表为5年；年度会计报表和税收年度决算报表要永久保存。
账簿、记账凭证、完税凭证及其他有关资料不得伪造、变造或者擅自损毁。
（四）税控装置的安装、使用
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科技水平的提高，加强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建设，以强化税收征管，2001年《税收征管法》修订后新增规定，国家根据税收征管的需要，积极推广使用税控装置。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不得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目前国家推广使用的税控装置主要有税控收款机、税控计价器等。
三、纳税申报
纳税申报是纳税人发生纳税义务后，按照规定期限和内容就纳税事宜向税务机关提出书面报告的一种法定行为。广义上的纳税申报还包括扣缴义务人发生扣缴义务后，按照规定的期限和内容向税务机关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以及其他有关资料的法定行为。纳税申报既是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和扣缴义务人履行代扣、代缴税款义务的法定手续，也是税务机关办理税款征收业务、核定应纳税凭证的主要依据。
（一）纳税申报的范围
根据《税收征管法》的规定，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在税法规定或税务机关依法确定的纳税期限或扣缴税款期内，无论有无应税收入、所得及其他应税项目，或无论有无代扣、代收税款，均应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所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内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纳税人即便是享受减税、免税待遇的，在减免税期间也应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
（二）纳税申报的内容
纳税人在办理纳税申报时应如实填写纳税申报表。纳税申报表的主要内容包括税种、税目，应纳税项目或者应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项目，适用税率或者单位税额、计税依据，扣除项目及标准，应纳税额或者应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额，税款所属期限等。
扣缴义务人办理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时，应如实填写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并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的合法凭证及税务机关规定的其他有关文件、资料。新晨
（三）纳税申报期限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所确定的申报期限内，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一般来说，以1日、3日、5日、10日、15日为一期纳税的，应于期满后5日内申报缴纳税款；以1个月为一期纳税的，应于期满后10日内申报缴纳税款。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确有困难的，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向税务机关提出书面申请，经税务机关核准，在核准的期限内办理。经核准延期办理申报、报送事项的，应当在纳税期内按照上期实际缴纳的税额或者税务机关核定的税额预缴税款，并在核准的延期内办理税款款的结算。
关键词 税收优先权 法律保障 法律冲突 解决方式
一、税收优先权概述
（一）税收优先权的含义
所谓税收优先权，是指纳税人未缴纳的税款与其他债务同时存在，且其剩余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时，税收可以排除其他债权而优先受清偿的权利。一般情况下，税收优先仅仅是指优先于普通债权，如果税收优先权与其他同样可以优先受偿的权利同时存在时，清偿顺序则须有所区别。
（二）税收优先权的性质及其种类
1.税收优先权的性质。税收优先权的性质是先取特权，它是指法律赋予特种债权比一般债权甚至担保物权，先予从债务人的财产中取得清偿的权利。这种优先债权不能由当事人随意设定，必须由法律在有充分的令人信服的理由下规定，这就决定了先取特权必须是一种法定的债权上的优先权。《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的税收优先权具有先取特权的特征，即税收优先权是附属于税收债之上的，它是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的，税收优先权的设立是为了保证税收之债的受偿，它以纳税人的全部财产为担保。
税收优先权具有物权性。税收在实质上是一种债权，其优先权应当是法定优先权；就标的物而言，民法之抵押权是以特定不动产和动产为客体，而法定优先权系存于债务人特定财产或全部财产之上，两者皆优先于一般债权，故具有对世效力，具有物权性，是一种独立的权利。
2.税收优先权的种类。税收优先权也可以分为一般优先权和特别优先权两种。一般优先权是指基于法律的规定，对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特别优先权是指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并依其客体的不同可分为动产优先权和不动产优先权。税法上的优先权主要是指一般优先权，然而也决非不可能出现特别优先权。例如，我国《海商法》规定的船舶优先权中船舶吨位的优先权即是一种就船舶价值有限受偿的特别优先权。
二、税收优先权的现状及问题
（一）我国税收优先权的现状
1.《税收征管法》关于税收优先权的规定。我国2001年4月28日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税收优先权，赋予税务机关特定的民事权利，依靠民法的债权规则解决相关的税收争议，是我国税收立法的一次革命性突破，标志着我国首次确立了税收优先权制度，这对于规范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保证国家税收收入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税收征管法》第45条第1款这一规定过于粗糙、简略，缺乏可操作性，执行起来具有一定的困难。因此，现有的税收优先权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有待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2.其他部门法关于税收优先权的规定。（1）有关企业破产、清算方面的法律法规关于税收清偿顺序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04条及我国《破产法》第37条作了集中而又一致的规定，即企业的破产清偿顺序依次为：破产费用、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破产企业所欠税款和破产债权。我国《公司法》第195条、《合伙企业法》第61条、《个人独资企业法》第29条、《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18条、《保险法》第88条及《商业银行法》第71条也都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2）是担保法律制度中关于与税收优先权有关的担保物权的规定。《担保法》第33条、第63条、第82条分别规定了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的优先受偿权；《民法通则》第
89条第2款和第4款分别规定了抵押权和留置权的优先受偿权。但是，无论是《民法通则》还是《担保法》都没有规定担保债权和税收债权之间的优先力问题。（3）《海商法》规定了工资、社会保险费以及在船舶营运中发生的人员死亡的赔偿请求等海事请求优先，以及《民用航空法》的民用航空器优先权。
（二）我国税收优先权存在的问题
1.税收优先权在不同权力之间的冲突中被弱化。税务机关在对纳税人采取保全措施或强制措施查封、扣押纳税人的商品、物品或其他财产时，常常发现所要查封、扣押的物品已被司法机关或其他行政执法机关先行查封、扣押，而对税务机关已经查封、扣押的物品，司法机关或其他行政执法机关二次进行查封、扣押。甚至有些司法或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发现了涉税的违法行为，但以种种借口阻碍税款的入库甚至挪用税款，这里不同的权力冲突a生了税务执法功能弱化的后果。在税款优先和不得重复执行的矛盾中，税款优先就很难得到实际的执行。
2.税收优先权在纳税人违法操作下被架空。很多纳税人在破产清算或违规操作中，或利用法律规定不完善的漏洞使税收优先权被架空。有些地方推行所谓的“无震荡破产”，即先解决职工的安置问题，后向法院申请破产。在这类破产案件中，破产企业的职工安置费用、离退休职工将来可能支付的全部退休金，都随着工资、劳保费用被归了第一清偿顺序，且数额十分巨大，破产企业的财产在支付完这些不尽合理的费用之后，能够用于清偿税款的也就为数不多，有时连这些费用的支付都不够，更别提清偿所欠税款了，这就是我国特有的“零破产”现象。还有少数企业申请破产的主要动机，就是借机摆脱大量的税款以及其他债务，借破产之名行逃债之实，这种情况下的税款优先更是空中楼阁。
三、国税收优先权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健全税收优先权的相关法律体系
1.消除我国税收优先权立法体系的内部矛盾。应对《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加以修改，将附担保物权的债权列入破产债权的范围，将已设定担保的财产列入破产财产的范围，并且应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支付破产费用后按下列顺序清偿：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及劳动保险费用，税收及附担保物权的债权，普通债权。税收债权与附担保物权的债权间的受偿顺序依《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当然，为了不使担保物权制度受到过大的破坏，可以规定在用破产财产清偿担保债权之前清偿其他费用或债权时，应遵循未设定担保的财产优先，已设定担保的财产为后的顺序。
2.理清税收债权与其他债权的受偿顺序。《税收征管法》有关此方面的立法过于简单，并且有不合理的地方。首先，法律应明确国税与地税间的平等受偿地位及不同种类税收债权相互间的受偿顺序，即特殊税收债权优先于一般税收债权；具有公益费用性质的税收债权优先于其他税收债权；附担保物权的税收债权就特定的担保财产优先于其他税收债权；征税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及提出交付要求在先的税收债权优先。其次，应明确税收债权优先于其他所有公法请求权（具有公益费用性质的除外）。再次，在税收优先权与担保物权相竞合时，应明确特殊税收优先权作为其课税对象或与之密切相关的特定财产优先于一切担保物权，留置权优先于一般税收优先权，一般税收优先权优先于在其公示之后设立的质权、抵押权。
（二）建立欠税公告信息网络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及《欠税公告办法（试行）》都规定公告机关应当按期在办税场所或者广播、电视、报纸、期刊、网络等新闻媒体上公告纳税人的欠缴税款情况，但毕竟公告的时间、地点有所限定，给债权人查阅带来一定不便，导致其设置抵押的盲目性。因此，应发挥电子信息化的作用，实现网络信息互通，尤其是税务机关与设置抵押权密切相关的银行、工商抵押登记部门的联网。例如，实现银税联网，使银行作为债权人可直接登陆税务机关的欠税公告版面，查看债务人是否有欠税情况，从而保障债权人的权益，从源头上阻止合法抵押权与税收优先权的冲突。
（三）健全税收优先权司法保障制度
虽然《税收征管法》做出了税收一般优先权的规定，但税务机关应如何行使税收优先权，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做出明确规定，这就使税收优先权流于形式，很难付诸实践。《税收征管法》及相关法律应明确规定，征税机关行使税收优先权与第三人发生权利争议时，不能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行政强制绦写胧苯又葱心伤叭说牟撇而优先受偿。由于税务机关与其他债权人处于平等地位，不同于与欠缴税款纳税人间的税款征纳关系，如果税务机关以行政强制执行方式行使税收优先权，必然不利于交易安全和社会经济信用制度的实施。因此，应规定在此种情形下由人民法院居中裁判解决。同时，应规定在第三人已取得财产的情形下，税务机关可以以国家法定人的身份提起优先权之诉，通过人民法院请求行使撤销权，撤销欠缴税款的纳税人的清偿行为，以达到税款优先受偿的目的，从而保障税收优先权的有效行使。为了使税收撤销的权力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保障税收优先权实现的作用，还应对纳税人在纳税期满前为本无担保的债权设定担保，提前清偿本应在纳税期之后清偿的债权，税务机关也可以行使税收撤销权。此外，对征税机关工作人员、纳税人及其债权人侵犯税收优先权的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四）建立税务部门和担保登记部门的信息交换机制
为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应建立税务部门和担保登记部门的信息交换机制，税务机关应当将欠税情况通知办理担保物权登记的部门，供社会公众查阅，使社会公众能够在办理抵押时知道债务人是否存在欠税，以便作出相应决定，在税务机关、纳税人、被担保人就清偿顺序达成协议前，担保登记部门不得为其办理担保手续，使税务机关能更好地依法行政，提高税务行政效率。
四、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了税收优先权制度，赋予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和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受偿的权利。税收优先权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债权的法定优先权。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税收已深入千家万户，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税法与其他法律所保护的权利之间关系的协调日益重要。但目前的税法对税收优先权的规定过于简单，而税收优先权在事实上对抵押、质押等传统担保物权是一种侵蚀，如果在立法上不对税收优先权的性质、效力及实施的方式详加规定，必然会带来不确定性，构成对私人财产权的侵犯，使税务机关在执法实务中无法可依，不具有可操作性。因而，应该借鉴各国及地区的税收优先权制度，并结合我国税收征管的现状，在立法上明确税收优先权的行使期间和适用范围，强化税收优先权的特定化，规范税收优先权的公示制度和公告制度，尽量减少对担保物权制度的冲击，使得税务机关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依法行使征税权。
（作者单位为北京大唐恒通机械输送技术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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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管税；问题；对策；现状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99 (2011) 22-0000-01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ax Issues and Strategies Study
Dai Feng1,Liu Ming2
(1.Jiangxi Local Taxation Bureau Information Center,Nanchang 330002,China;2.Jiangxi B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Nanchang 330000,China)
Abstract:The current tax in the country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process of manag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countered some problems,we need to be explored theoretically,on this basis,propose appropriate measures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the smooth progress of tax information management.
Keywords:Information management duties;Problems;Responses;Status
一、信息管税的内涵
在税务部门中，信息是税收征管工作的关键因素。信息管税就是要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着重关注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在对税务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加强业务和技术的结合，以达到提高税收征收率以及税法遵从度的目的。简单的说，信息管税是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管理与应用涉税信息，以达到加强税源管理的目标。信息管税体现了以信息化促进征管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认识到信息在税收管理中的重要性是全面提高税收征管的必由之路。信息管税中，信息管税的价值在于强化税源的监控，推进执法规范，以提高工作效率，科学化管理税收，精细化目标，化解税收风险。同时由于当前税收管理体制、征纳双方素质、信息技术应用、税法遵从度、社会信息交流传递能力以及水平的影响，信息管理的模式也应不断深化与提升。
二、当前我国信息管税现状探析
我国信息管税的历史集中体现于金税工程的发展历程。从1982年到1993年间，我国税务管理信息化进入起步阶段。自1994年开始我国开始逐步加强税收征管，实施金税工程。工程初期主要是以增值税监管为目标，第二期工程已扩展至四个系统即增值税防伪税控开票系统、增值税计算机交叉稽核系统、防伪税控认证系统以及发票协查信息管理系统。第三期工程主要在第二期的基础上建立七个子系统和三十五个模块。根据诺兰理论，对于任何行业，信息化一般要经历六个阶段：初始、蔓延、控制、集成、数据管理以及成熟等。我国当前的税务管理信息化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我国信息化建设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在保证税收多年大幅增长，确保宏观调控有效性，保障纳税人服务体系的建立等等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三、我国信息管税中的问题
（一）没有形成全面的信息管税理念。目前信息管税仅存在于税务总局对税收征管的要求中，未能够及时普及到各个部门，税务的基层部门不能够根本上去掌握信息管税的理念。各级政府部门对此也没有深入认识，企业以及银行等对税务部门信息采集一般采取保密措施，直接影响信息管税的发展。
（二）经济不发达地区信息化落后导致信息管税实施缓慢。对于一些偏远的地区，有关政府部门的档案等信息管理依旧停留在纸质水平，甚至没有电脑，直接影响了信息的采集以及利用。许多县级企业也存在类似现象，企业的商业管理数据大多是手工资料。
（三）信息系统不统一阻碍信息采集与利用。当前各个行业都在研发自身的信息采集系统，现在国税设立自己的数据系统，地税也按照不同的省份设立自己的数据系统。甚至各级政府部门也有着自己的数据系统。这种现象导致了数据不能有效实现共享，直接影响数据的采集。
（四）税务人员自身素质不高。现代社会迅速发展，税务系统信息化建设也在不断深化，各种应用系统不断出现，对税务人员素质以及能力的要求也愈来愈高。因此，税务人员要不断增强自身实力，提高素质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但是在有些部门则明显存在员工专业性不强，缺乏对数据采集、分析、对比以及查询等环节的熟练掌握，导致工作失误现象频繁发生。
四、改进信息管税的对策
（一）提高信息管税宣传力度，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信息管税旨在通过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全面提升税收征管水平。因此全社会要大力加强信息管税理念的宣传，深刻理解信息管税的重要意义。要认识到信息管税不单纯是技术手段的创新，还是税收管理思想、组织机构、资源配置以及业务里程的改革。各级政府部门应统筹安排，树立信息化政府的理念，推行网上政府的电子化管理水平。此外，有关部门要加快修改与制定相应法规。在当前没有完整的信息技术管理法规的情况下，要将信息管税的理念渗入到《税收征管法》中去，同时加紧制定相关的信息技术管理法律。
（二）提升数据采集管理水平，加强信息质量管理。信息管税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类申报资料以及税务机关采集的信息，这些信息的质量直接影响信息管税的质量。但是当前一些纳税人的素质不高，责任心差，部分税务机关人员业务不精，更换频繁，常常出现数据不准确的现象，导致大量垃圾数据的产生。因此为提高信息采集的质量，要及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税务部门以及纳税人的责任，税务机关应建立相应的内部责任制度。为此，国家有关部门要及时修订《税收征管法》专门对数据上报与提供方面进行明确规定。税务机关要加大对纳税人的宣传力度，并将其当作一项长期任务来抓，还应加强推广电子申报方式，以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消耗。
（三）加强信息管税人才培养，完善软环境建设。有关政府部门应积极组织人员定期参加软件公司的技术培训，学习最新的信息化知识，提高技术水平，掌握信息化建设的动态发展。应打破传统的用人与管人机制，应用信息化的考核指标，建立能级管理制度以激励基层干部，提高个人素质。此外，还要录用与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员，改善现有的税务人员构成以及知识结构。应充分调动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以及拼搏进取精神。
五、结语
从长远来看，信息管税不仅仅是技术手段的创新，必然会多税收制度、组织机构以及业务流程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信息管税是一场革命。
参考文献：
[1]董晓岩.基于"信息管税"战略的税收管理创新[J].当代经济管理,2010,1
这次个体税收秩序专项整治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回顾总结全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研究个体税收征管现状，动员部署个体税收秩序专项整治活动，推进依法治税，促进个体经济健康发展。会上印发了区政府、市国税局联合制定的《关于开展全区个体税收秩序专项整治活动的意见》及《实施方案》，希望各地、各部门按照意见要求，认真抓好落实。下面，我就开展本次专项整治活动强调几点意见：
一、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开展个体税收专项整治活动的重要意义
个体经济作为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健康发展不仅有利于增加就业，维护社会稳定，而且有利于繁荣城乡市场，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增加税收收入，增强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加强个体税收征管不仅有其现实意义，更有其长远的历史意义。
个体经济的不断壮大，客观要求加强个体税收征管工作。近年来，随着全民创业热潮的兴起和改革改制步伐的加快，市区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发展，对财政收入的贡献份额也在不断加大。20*年，市区范围内实际交税的个体工商户达到*（汇总纳税的按*户计算，下同）户、私营企业*个，分别比上年增长*.*%、*.*%。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实际入库本资料权属文秘资源网放上鼠标按照提示查看文秘资源网税收*万元，比上年增长*.*%。20*年全区私营个体经济登记户数*户，注册资本*.*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和*.*%。由于个体私营企业面广量大、经营方式灵活、经营地点多变、产权转让及变更登记频繁，各类零星分散个体工商户和个人房屋出租等纳税人素质和纳税意识都较企业纳税人有所差别，且具有规模小、流动性、隐蔽性强等特点，征收难且偷漏税严重，使得加强个体税收征管工作显得日益重要。与此同时，为了鼓励和支持个体经济的稳步发展，国家相继实施的包括调高增值税起征点在内的各项个体税收优惠政策，相应增加了一批因从事个体经营而免缴增值税及相关税种的个体工商户以及因不达起征点而无需缴纳增值税的个体工商户，从而对进一步做好个体税收征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开展个体税收专项整治活动，是完成和超额完成财政收入任务的现实举措。税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财政盘子的大小，关系到机关人员工资发放和工作正常运转所需的资金。*——4月份，我区完成财政总收入*万元，虽保持了较高的增幅，但与序时进度比不仅相差*.*个百分点（其中：国税收入相差*.*个百分点），更低于全市平均进度*个百分点。从五月份的收入形势看，进度不能令人满意，完成双过半的压力仍然较大。收入不能按序时均衡入库，不能做到应收尽收，固然有我区税源不丰，骨干税源支撑力不强等原因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个体税收征管措施没有到位，成效难以完全显现。作为主城区的亭湖区，发展个体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个体税收增收潜力巨大。因而，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个体税收专项整治活动，可以使税源监控进一步加强，有力地堵塞征管漏洞，减少税款的跑冒滴漏，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应收尽收，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财政收入任务。
加强个体税收专项整治工作，是推进依法治税、优化税收征管环境的重要途径。当前，在经济增收和政策增收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征管矛盾显得益发突出，偷税、骗税甚至抗税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行为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税收秩序，损害了税法的尊严。个体税收专项整治活动的开展，很大程度上为税务机关规范个体税收征管奠定基础，加大了打击偷、骗、抗税违法犯罪行为的力度。另一方面，个体税收专项整治过程中，税务人员的执法秩序如何，是否公开、公正、公平，也受到全社会的监督，可以有效地减少了人情税、关系税的发生，有利于造就一支廉洁高效的税收队伍。也有利于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
二、突出重点，全面落实加强个体税收专项整治工作的关键措施
税收工作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做好税收工作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需要社会各界共同维护税法的尊严。针对这种情况，区政府牵头开展组织严密、职责明确、协调联动、运转有力的个体税收专项整治活动，为税收工作顺利开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治税环境就显得特别重要。为确保个体税收专项整治工作取得预
期效果，必须紧紧抓住以下几个关键措施：
1、健全组织，落实人员。这是确保个体税收专项整治活动取得实效的根本保证。会上，区成立了个体税收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市国税局负责同志应邀担任副组长，同时组织城郊、街道、财政、工商、公安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配合国税部门组成整治活动小组，具体开展个体税收专项整治工作。这次出台的《关于在全区开展个体税收秩序专项整治活动的意见》及《实施方案》，从指导思想、整治目标、整治内容、实施步骤、职责要求等方面内容比较明确。各级个体税收专项整治组织要根据工作的需要，健全个体税收专项整治工作制度，进一步细化相关管理细则，明确职责，规范工作程序，为个体税收专项整治工作顺利开展、巩固提高打下良好基础。
2、深入宣传，广造声势。增强全民纳税意识，坚持依法纳税，是全党的大事，全民的大事，全社会的大事。全区要以开展个体税收专项整治活动为契机，广泛宣传发动，将税收政策带进千家万户。要利用流动宣传车、宣传版报、本资料权属文秘资源网放上鼠标按照提示查看文秘资源网印发宣传提纲、开展税法知识咨询等形式大造声势，努力营造依法治税、强化个体税收专项整治活动的浓烈氛围。同时，采取多种形式激励消费者索取发票，举报偷、逃，骗税行为，对一些偷骗税反面典型进行亮相曝光。
3、科学定额，阳光办税。整治活动小组要在综合分析影响个体工商户经营额因素的基础上，以个体工商户自报经营情况为基数，结合实际情况深入基层进行认真调查摸底，科学选取核定税收定额的参数，合理确定定额调整的系数，充分听取社会各界对定额调整的意见，力求税收定额与个体户实际经营状况最大程度地接近，确保同等路段，同行业，同样规模的个体工商户其税收负担基本相同。这样既有利于税务的公开透明，又有利于公平税负，易于被广大个体工商户接受，建立公平竞争的纳税环境。密切加强与工商、社会保障、市场主办方等单位的配合，防止纳税户采取“一户多证”等手段人为降低经营额，打击假冒下岗失业人员享受税收优惠的行为，堵塞税收征管漏洞。
4、协同作战，齐抓共管。个体税收征管是一项社会工作，税务部门作为其中的一环，必须建立与各行政部门的协调联动制度，及时对个体户的信息进行交流。比如，税务与工商配合方面，为了防止漏征漏管户，工商部门将登记信息定期传递给税务部门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也节省了一定的人力、财力，有效地堵塞了漏管户，形成有力的源头控管态势。与银行及公、检、法等部门进一步密切关系，对遇到抗税不缴或长期拖欠税的纳税户，可借助司法部门的力量实施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以保证国家税款的及时入库，改善征税环境。个体税收专项整治工作的难度很大，这里我强调一下，凡是阻挠抗拒的，司法机关应依法介入，严厉打击，为税务部门调查核定税款、采取强制措施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5、健全台帐，长效管理。《征管法》第十五条之及其《实施细则》释义规定，经过工商管理机关批准开业的城乡个体工商业户都必须办理税务登记。税务登记属税收基础管理，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础管理不力，会导致底数不清，户数不明，资料不全。摸清税源的家底，并建立规范的台帐，是开展个体税收专项整治的基础和依据，也直接关系到个体税收专项整治工作的成果。专项整治小组要配合税务部门对所属区域零散税源进行普查，建立健全税源登记资料。调查工作要细、要实，不留死角，并实行动态管理。在全面贯彻落实促进再就业和个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各项税收政策的同时，及时完善对不达起征点和免税的个体工商户的管理措施，切不可因其不达起征点或享受免税优惠而放松或放弃正常管理。
三、协调配合，切实加强个体税收专项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
加强个体税收征管工作，就是要在依法治税的原则下，规范税收征管，促进公平竞争，维护正常的税收秩序和经济秩序，从而保证各类所有制经济在公平的税收环境下共同发展。个体税收专项整治是一项综合性工作，各地、各部门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确保个体税收专项整治为依法征收服务。专项整治活动成员单位要牢固树立依法治税的思想，正本资料权属文秘资源网放上鼠标按照提示查看文秘资源网确处理加强征管与执行优惠政策的关系、加强征管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关
系以及加强征管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深入分析个体税收征管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切实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征收管理，确保政策到位、措施得力、管理规范，努力将个体税收征管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把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以及省以下税务局的稽查局都称为税务机关，这一规定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它扩大了税务机关的范围，把税务局的直属机构和派出机构也称为税务机关。行政机关是指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各级政府和政府的组成部门。[1]它一般按行政区划设立，是一种全职能的行政主体。在行政法学界也称之为职权行政主体，即行政职权随着组织的成立而自然形成，无须经其他组织授予的管理主体。[2]这些行政主体一般是在宪法和国家行政组织法中作出规定。我国《宪法》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第105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在我国《国务院组织法》中明确规定：中央的行政机关主要是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国务院的直属局以及一些部委的直属局。我国《地方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对地方行政机关也做出了规定，它们是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以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所以，行政机关只能是各级政府、政府的派出机关以及县级以上政府的职能部门。对税务部门而言，只有作为县级以上政府职能部门的各级税务局(从国家税务总局到县税务局)才是税务机关。其中包括与税务局性质相同的一些税务分局，主要是一些直辖市、地级市税务局在本辖区内的区、县设置的税务分局(下文还将详细论述)。而税务局的稽查局就不是一个行政机关，在2001年《征管法》实施以前，只是一个内设机构。当然，它之所以能够成为行政主体，是因为2001年《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特别授权后而取得行政主体资格。我国的行政主体理论把行政主体分为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从性质而言，税务局的稽查局不是税务机关，而只是一个授权行政主体。税务所同样也不是税务机关，而只是县税务局的派出机构，也是因法律的授权而成为授权行政主体。
如果把稽查局和税务所都定格为一个税务机关，在税务行政执法实践中也会造成许多混乱。第一，会混淆税务局与稽查局的关系。当我们把税务局的稽查局也称之为税务机关时，那么它到底与作为税务机关的税务局是什么关系?是税务局的一个直属机构?还是与同级税务局并列关系?很容易混淆二者的关系。第二，会把稽查局的职责与税务局的职责混淆。稽查局的职责与税务局的职责应该是有区别的。《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条规定：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税务局和稽查局的职责应当区分，避免职责交叉。税务局所拥有的职权，稽查局就无权行使。例如：办理税务登记，征收税款，对发票违法行为的处理，对未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的行为的处理，对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的行为的处理等，都是税务局的职权，稽查局都无权管理。第三，把税务所也定性为税务机关，混淆了行政机关与派出机构之间的关系。在我国行政主体理论中，行政机关与派出机构之间的关系十分明确而无争议。派出机构只是行政机关的一个内设行政机构，由于法律、法规的特别授权之后，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主体，在行政复议时能够作为被申请人，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有资格成为被告。我国现行的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①而且，对于税务所这一派出机构的设立也应更加规范，应该参照工商所和公安派出所的方式，专门制定单行条例对其设立、职责、内部机构等从法律上进行严格的规范。②也利于税务所有效地行使其行政职权。
二、对税务分局的界定
《征管法》第14条所提到的四个税务行政主体，存在争议的有两个，即“税务分局”和“稽查局”。对税务分局的理解，在税务执法实践中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里所称的税务分局仅仅指一些直辖市、地级市税务局在本辖区内的区、县设置的税务分局，它是按行政区划设立，与一级政府对应的全职能的税务分局。如北京市税务局在各区、县设置的税务分局。它不包括一些县(市)、自治县、旗税务局按行业、区域或专业设置的税务派出机构，如个体分局、城关分局、乡镇分局、石化分局等。另一种观点认为，《征管法》第14条所提到的税务分局也包括县(市)、自治县、旗税务局所设置的税务分局。这里所称的税务分局包括与税务局性质相同、全职能的一级税务机关已没有争议，《征管法》的一些条文对此也予以了肯定。例如，《征管法》和《征管法实施细则》的一些条款规定，经县级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有权对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采取保全措施、强制措施，有权查询其存款账户，有权调取其往年账簿进行检查；经该区的市、自治州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查询案件涉嫌人员的储蓄存款。在这些条款中，括号里的“分局”就是指与税务局性质相同的一类税务机关。但在立法技术上，没有必要在《征管法》的第14条把这类税务分局单列出来与税务局并列，可以与上述条款一致，即表述为“各级税务局(分局)”。当然，最理想的是在这类机构设置、对外公告和挂牌时取消税务分局的称谓，直接称为“某某区(县)国家(地方)税务局”，与一级政府对应起来。
《征管法》第14条所称的“税务分局”是否包括县(市)、自治县、旗税务局所设置的税务分局，以及这样的分局是否具有独立的执法主体资格，在税务执法实践中争议很大。这一争议包含两个问题：一是《征管法》第14条所称的“税务分局”是否包括县(市)、自治县、旗税务局所设置的税务分局；二是这类分局是否具有执法主体资格。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征管法》第14条所称的税务分局，本不应包括县(市)、自治县、旗税务局所设置的税务分局。税务分局这一概念的内涵不应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行政组织：一个是具有税务机关性质的税务分局；一个具有派出机构性质的税务分局。否则，概念的外延与内涵之间就存在冲突，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就很不严密。有学者提出，《征管法》第14条规定：“本法所称税务机关是指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这里的“各级”既指“各级税务局”，也指“各级税务分局”。法律上所讲的“各级”应包括乡镇级。所以，各级税务分局应该包括乡镇级的税务分局。(3，我们认为，这里的“各级”只修饰“税务局”，而不修饰“税务分局”。第一，税务分局是一种派出机构，没有各级税务分局的提法，因为不是各级政府都设有税务分局。第二，从乡镇税务分局形成的历史来看，它不是按行政区划设置的，而是按经济区划设置的。在1997年1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批转国家税务总局《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方案》(11997)1号)的文件中明确规定：“要将按行政区划设置的税务所，原则上逐步改为按经济区划设置税务分局或中心税务所。……在农村应以经济区划设立税务机构(税务分局或税务所)。一个农村分局(或税务所)一般管辖3个以上乡镇。”第三，如果说这里的“各级”可以修饰税务分局的话，那么，还可以说修饰税务所，即“各级税务所”。而税务所只有一种，即指县(市)、自治县、旗税务局的派出机构，不存在各级税务所的提法。所以，“各级税务分局”的提法以及“各级税务分局应该包括乡镇级的税务分局”的论断值得商榷。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县(市)、自治县、旗税务局所设置的税务分局是否具有执法主体资格，我们认为这类税务分局从其实质而言应具有执法主体资格。税务分局是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产物，作为最基层的税收征收管理机关，其具有的职能与税务所的职能相同，其发挥的作用与税务所的作用无异。其产生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上述1997年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在2004年9月3日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税务局系统机构设置明确职责分工的意见》(国税发[2004)125号)文件中也进一步明确，税务分局为非全职能局，是上级税务机关的派出机构，管辖五个以上乡镇(街道)或大企业所在地可视需要设置税务分局。虽然《征管法》第74条规定：“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罚款额在二千元以下的，可以由税务所决定。”而没有规定税务分局也有权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但税务分局和税务所性质和职责完全相同，只是称谓不同，如果没有执法主体资格，在法理上很难解释，也不符合当前税务执法实践的实际情况。因为过去按行政区划设置的税务所在1997年之后，多数都被改为税务分局。当然，《征管法》第14条对这类税务分局的表述不规范，对税务派出机构，该条文只提到税务所，而没有提到此类税务分局。因此，我们认为，也可以在税务所后面加一括号，在括号里加上“分局”二字，表述为“税务所(分局)”。同时，在《征管法》的第74条表述为“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罚款额在二千元以下的，可以由税务所(分局)决定。”这样，所有税务派出机构在《征管法》中就规定得十分清楚。
三、对税务稽查局的界定
1.税务稽查局是否具有执法主体资格。认为税务稽查局具有执法主体资格，在税务执法实践中并没有多少争议。但在司法实践中却依然对此存在不同的判决结论。①我们认为，税务稽查局具有执法主体资格是没有争议的。是否有执法主体资格，关键看以下两点：第一，是否有独立的职权范围，能把自己与其他行政主体区分开来。这是能成为一个独立行政主体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行政主体设立的一个重要原则。而税务稽查局的独立职权范围在2002年《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条作了明确规定：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第二，是否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对外执法，并能够承担法律责任。在《征管法》第14条中，明确规定省以下税务局的稽查局是税务机关，那么它就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外执法。税务稽查局还有一定的独立办案经费，万一需要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也有经济保障。而且，2001年《征管法》及2002年《征管法实施细则》的修改，其中重要的修改内容之一就是增加了省以下税务局的稽查局的执法主体资格。[4]按照1993年《征管法》的规定，税务行政主体包括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修改后的2001年的《征管法》的第14条又增加了“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在2002年的《征管法实施细则》的第9条规定：“税收征管法第十四条所称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是指省以下税务局的稽查局。”所以，省以下税务局的稽查局的执法主体资格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否则，2001年的《征管法》所作的这一项修改就没有意义。个别司法判例对稽查局主体资格的否定是值得关注的。
2.县级稽查局是否具有处罚主体资格。在税务执法实践中，有人认为，我国《行政处罚法》第20条作了这样的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县税务局的稽查局不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它只是县税务局的派出机构。但我们认为，虽然县税务局的稽查局不是税务机关，但这一条并非只强调只有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的行政机关才有处罚权，行政处罚权还有例外的情形，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而县税务局的稽查局处罚权就属于这种行政处罚权中的例外情形。其处罚主体资格来源于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特别授权，以授权行政主体的身份独立对外执法。
3.县级稽查局的具体处罚权限有多大。在税务执法实践中，县级税务局稽查局的处罚权限有三种情形：一是把它当作一个税务所，仅限于2000元以下的处罚权。二是不受2000元以下的限制。三是有的税务局自己规定一个限度，例如五万元以内的处罚权。超过了，就应移交市级稽查局处理。我们赞同第二种操作模式。第三种操作模式是税务机关内部对县稽查局处罚权的控制，内部限定县稽查局只能查多大的案件，这是税务机关内部对权力的自我约束，并不违背法律的精神。但如果把县稽查局的处罚权限规定为2000元以下，可能是对法条的一种误解。《征管法》第74条把税务所的处罚权限规定在2000元以下，很多人认为，县稽查局与税务所级别一样，它也只能有2000元以下的处罚权。但我们认为，《征管法》第74条只是对税务所处罚权限的限制，但并没有限制县稽查局的处罚权限。行政级别与行政职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不能等同和混淆。
4.关于税务稽查局的职权范围。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条第1款的规定，即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二是税务稽查局是否具有对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采取保全措施、强制措施、查询其存款账户、调取其账簿进行检查这四项权力。如何理解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我们认为，从法理和法律的要求来说，既然要具有独立的执法主体资格，就应有独立而专有的职权范围。对此，《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条第2款也作了明确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应当明确划分税务局和稽查局的职责，避免职责交叉。也就是说，税务局的职责稽查局无权行使，稽查局的职责税务局不得行使，二者职责不得交叉。否则，稽查局作为税务局的内设机构就没必要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税务局与稽查局的职责具体划分为：凡是税务违法行为构成了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和抗税的，一律移交稽查局处理，由稽查局独立作出决定，税务局不予干涉；凡是税务违法行为没有构成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和抗税的，也就是说属于一般税务违法案件的，一律由税务局处理，稽查局不予干涉。[4]但这一规定在当前的税务执法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较好地执行。稽查局管了偷、逃、骗、抗税之外的事，例如：纳税人的发票违章、未申报纳税、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等违法行为。而对偷、逃、骗、抗税的案件，税务局却以自己的名义做出了处罚，这主要是大案、要案，税务局的审理委员会审过之后，以税务局的名义做出处罚。
税务稽查局是否具有税收保全、强制执行、查询存款账户、调取账簿进行检查这四项权力。争议起源是由于在《征管法》第37条、38条、40条、54条、《征管法实施细则》第86条中规定，经县级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有权对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采取保全措施、强制措施，有权查询其存款账户，有权调取其往年账簿进行检查。也就是说，稽查局要行使这四项权力时，稽查局局长无权批准，而必须由税务局局长批准。因此，在税务执法实践中，有的税务机关认为，由于稽查局局长无权批准行使这四项权力而必须由税务局局长批准，因此稽查局也就无权行使这四项权力，而必须以税务局的名义行使。而有的税务机关认为，稽查局在行使这四项权力时，只是在批准程序上需要税务局局长批准，但行使这四项权力的主体依然是稽查局。我们赞同第二种观点。首先，如果稽查局没有这四项权力的话，就根本无法独立行使其职责，也就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执法主体。在行使这一职责的过程中，经常需要启用上述四项权力，尤其是调账检查权。其次，如果以税务局的名义行使上述四项权力，但最后需要对当事人进行处理、处罚时，却以稽查局的名义，那么在同一案件同一行政程序中，却出现两个行政主体同时处理这一案件，不符合行政程序的一般原理，也与行政处罚法相违背。再次，《征管法》的上述规定，只是当税务机关行使这四项权力时在程序上的特殊规定，从程序上体现税务局局长对税务机关行使这四项权力的一种监督，因为税务机关行使这四项权力时会影响纳税人的权益，必须慎用。而当税务局的直属机构——稽查局在行使这四项权力时，在程序上也必须经税务局局长批准，这只是《征管法》的特殊规定，但行使的主体依然是稽查局。当然，从法理上分析，我们认为对稽查局作这样的规定并不合理。稽查局既然是一个独立的行政主体，其行政首长就应有权决定其管辖的事务。但《征管法》的立法体例却限制了稽查局局长的这些权限。一个独立的行政主体，其局长却没有独立决定权，还要由它上级税务机关的局长批准，行政主体资格无法体现出来，而且这也将带来操作上的困难。稽查局要行使这四项权力，都得由税务局局长签字批准，在实际操作时很难做到。税务局局长对税务机关行使这四项权力进行监督也是流于形式。在实践中还导致了稽查法律文书的混乱。有的稽查局以税务局的名义行使这四项权力；有的稽查局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但批准签字的却是税务局局长。
通过上述分析，根据法理和我国税务机构设置的现状，我们认为，今后在修改《征管法》时，对现行《征管法》的第14条中关于税务行政主体的规定，可以表述为“第十四条本法所称税务机关是指各级税务局(分局)。省以下税务局的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县级税务局的税务所(分局)在其管辖范围内实施税收征收、管理”。
在第一款中说明了税务机关的范围指各级税务局，还包括一些与税务局性质相同的税务分局。这样的修改，一是区分税务机关与税务机构，把不具有税务机关性质的一些税务机构从第一款中分离出来，明晰税务机关的范围。二是把有争议的“税务分局”不再单列，用括号的方式并列在“各级税务局”的后面。这符合当前税务机关的设置现状。如果今后这类“税务分局”取消了，如直接更名为“某某区(县)国家(地方)税务局”，括号及括号里的分局二字就可以删除。对第二款单列，一是说明了稽查局不是第一款规定的税务机关，明晰了其性质为税务局的直属机构以及作为授权行政主体的执法主体资格。二是说明了稽查局的范围是指省以下税务局的稽查局。三是明确了稽查局的职责，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同时合并了《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条的有关内容，今后就可以删除《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条。对第三款单列，一是说明了税务所不是第一款规定的税务机关，明晰了其性质为县级税务局的派出机构。二是明确了税务所的职责，在其管辖范围内实施税收征收、管理。三是根据当前税务派出机构的设置现状，明确与税务所性质相同的税务分局作为授权行政主体的执法主体资格。同时，把《征管法》的第74条修改为：“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罚款额在二千元以下的，可以由税务所(分局)决定。”这样一来，从法理上和现实而言，有关税务行政主体的立法就比较清晰、明了。
（一）创新管理方式
提高管理效率税收征管信息化是一项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相结合的复杂创新过程，是通过利用信息技术把组织管理的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控制五大职能集合起来，在新的管理平台上创新原有的组织结构、管理手段与业务流程的活动。严密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表明，把信息化建设与税收征管业务工作充分结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税收征管体系原有的缺陷，进一步完善税务机关的岗位职责体系，优化管理人员与税务征收业务的有机结合，更加明确不同岗位的工作职责和权力义务，推动税收征管工作从传统的粗放型向现代的精细化方向转变，从根本上解决以往“管事和管户”在税源分配和税收信息沟通方面存在的矛盾。
（二）提供数据支撑
确保工作质量税收征管信息化是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为基本手段，把现代最新科学技术与税收征管活动结合起来的一项活动。这种跨行业、跨学科的深度融合，为税收征管提供了科学、准确的数据支撑。这种具有“科技+管理”特点的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具有强大的数据集中和整合功能。一方面，通过它的运行可以及时获得大量、完整、真实和系统的税源数据，大幅度提高和优化税务系统各种数据的应用层次；另一方面，通过使用这些经过筛选和处理的高质量的数据，可以辅助税务征管部门较大程度上提高税收征管的工作效率，促进征管部门工作质量的显著提高，同时，还可以大幅度降低出错率，减少重复性工作，从而起到提高业务效率和行政管理效率的目的。
（三）强化税源监控
规范税收执法税源管理是税收征管中的重要任务之一，实现税务征管信息化则可以从一个方面大大强化对税源的监督管理。依托税收征管系统，辅之以无限的互联网络，可以更大程度上拓展税源监控体系的功能，在更广泛的空间内加大税源监控的覆盖面，充分提高监控的灵敏程度和反应速度。通过构建和使用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可以从源头上依照不同行业、不同组织、不同税种和不同的时限对所有纳税对象实现全方位的高度监控，同时做好税收计划和预测工作，实现有效的税源监控。以税收征管信息系统为代表的税收征管信息化的实现，对规范税收征管工作也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当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引入到征管工作中后，科学的程序和模块将会使征管人员执行税收政策法规的行为进一步程序化、模式化和固定化，从而起到在更高的层次上保障税收执法工作法制化、正常化的基础性作用，大幅度减少和克服税收征管中长期存在的随意执法、违规执法的行为和机会。税收征管流程的程序化和规范化不仅可以使征管工作本身更加条理化、高效化，而且便于纳税对象更早的准备纳税相关材料和需要缴纳的税金，减少或消除征管部门与纳税单位之间的矛盾，更好的服务于纳税单位。
二、通过信息化推动税收征管转型的途径
我国经济体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税收征管信息化总体水平偏低，导致大量的税源流失和税收管理混乱。当前，要实现税收征管工作的转型，必须充分利用现代利息手段提高税务部门的管理效率，强化税收征管的服务意识，拓展税收监控的功能。
（一）加强信息化建设
密切部门间联系为了加强部门之间的联系，强化税收征管，减少税源流失，我国颁布的税收征管法以及税收征管实施条例强调，工商管理部门、公安部门、银行等金融机构、司法和海关等部门必须互相配合，共同做好税收征管工作。现有的法规虽然强调了部门之间配合的必要性，但是这些部门之间应该采取什么手段，如何实现有机的高度配合，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却并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而信息化作为税收征管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处理渠道，具有天然的强化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的功能。它为密切政府不同部门间的联系，加强部门沟通，通过电子化处理纳税人信息资源在全国或区域范围内的顺畅流通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解决信息占有在部门间、部门和个人之间的不对称提供了更多的条件。
（二）发挥信息优势
提高评估质量税收征管部门对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情况进行税务管理、提供纳税服务常用的有效手段之一是进行纳税评估。科学性强、结构合理、质量优异的纳税评估具有提高纳税遵从意识和高效实施征管监控的功能，对完善税收征管扩大税收来源具有直接的引导作用。而真实、及时、全面的信息是取得合理评估结果的前提。也就是说，只有掌握纳税人的资金周转情况，了解其经济业务的实质，才能对其纳税申报和税款的缴纳进行监控。而信息化具有强大的信息集成和处理能力，税收征管部门通过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不同行业纳税评估模型，实现纳税评估方法创新，将会对提高纳税评估质量起到明显的保障和推动作用。
（三）发挥网络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