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0 17:26:2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法理学法律文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法理学；教学改革；生活场景教学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0）12-101-02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取得了快速发展，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基本上都形成了较为系统和成熟的理论框架、教学体系。法理学作为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对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基本理论素养、法律思维方式具有非要的意义。但是长期以来，法理学课程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并没有得到体现，由于教学内容相对抽象，法理学的教学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教学效果无法提升。当下，一些高校在法理学教学中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本文不揣浅陋，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求抛砖引玉。
一、我国法理学教学中的疑难症结与改革理念
法理学是法学教育中的基础课程，以介绍整个法律学科的基础知识、法律原则为主旨，注重对法科学生进行法律概念、法律精神、法律素养的知识训练。作为法学教育中为数不多的纯理论课程，法理学致力于提升法科学生正确的法律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培养学生认识法律、运用法律的基本方法。在我国目前的法学课程体系中，法理学一般被安排在一年级新生的第一学期进行学习，课时通常为70到90学时。由于中国大学法学院是本科式素质教育，所以从高中刚刚考取大学的学生大都没有或缺乏关于法律现象的一般知识，缺乏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突然接触到较为抽象的法学理论知识，一时无所适从，尤其对于高中阶段理工科的学生来说，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知识，对于法理学课程所涉及到的概念、原则和精神难以有效地认知。根据笔者调查，法科学生对于法理学普遍存在陌生感，对于抽象理论知识有畏惧感，甚至由此而削弱了学习法律的兴趣。同时，法理学的教学内容相对陈旧，与社会现实具有一定距离，讲授式的教学方法单一枯燥，案例教学无法有效展开，这些外在条件也妨碍了法理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对于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治发展来说，如果法律职业共同体没有深厚的人文素养、正确的法律世界观、扎实的法律理论基础，就很难确立法律工作者应有的职业伦理和职业追求，更遑论成为一名具有良好法律思维并能准确运用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冲突的法律人才。
所以，法理学作为整个法学教育的入门端，积极尝试教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事实上，法理学应该具有一种不断诠释现实并解决现实法律问题的实践指向。过去我们的法理学教材和课程设置过分强调“知识传承”（尽管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却忽视了如何在教学中体现面向实践的引导指向，使法理学留给学生们的印象多是“抽象空洞”、“脱离实际”。因此，在法律本科的教学中，如何使法理学摆脱这一尴尬境地，既让学生能够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培养扎实的理论素养，又能使学生对法律产生浓厚的兴趣、掌握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问题的能力，成为我们近年来法理学教学和教材改革所要注意的核心问题。
从教学理念的改革方面来说，我们应该以法律职业教育为出发点，使法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体现思想性、知识性和实践性的融合。我国法学教育历来担负着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任务，许多法学专家就认为我国“法学本科教育属于素质教育”[1]。以大众素质教育为目标的法理学教育忽视了法律所特有的专业性、实践性特点，不利于整个国家法治发展和法律人才的培养。当下，建立以法律职业为目标导向的法律教育培养模式，从法科学生综合的知识结构、职业技能、职业伦理等方面通盘考虑，培养出真正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综合性法律人才，已经成为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愿景。在法理学的教学改革中，应该把握的理念是：增强学生的理论接受能力和学习兴趣，注重教学方法中所包含的社会现实内容，真正把对学生思维的培养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去，实现教学方法服务于教学目的的宗旨，有效促进学生全面深刻地掌握有关法律的知识体系、内在精神和原理，有效地帮助学生提高思考法律问题的能力；注重知识讲授和实践能力有机结合，通过案例教学、诊所式法律教育等多种方法，使学生能够初步掌握运用法律规则解决实践问题的基本思维方法和技巧，同时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法律世界观和职业观。
从教学改革的重点来说，我们应当根据法理学的学科特点，在传统的突出抽象概念、注重逻辑联系、讲授知识体系的教学方式基础上，适当变更法理学的教材结构和教学内容，同时在教学方法上实现相应的变革，增加社会实践性内容，以改变法理学教学内容空洞、课堂教学僵化枯燥的现象，凸现法理学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实践或实证色彩，让法理学教学往返于理论与实践之间，发挥这一学科所应有的学科功能，使学生能够有系统的知识积累和扎实的学术素养，以及把这种知识素养运用于实践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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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法理学教学改革的策略选择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针对我国法理学教学中存在的内容空洞、脱离实际，教学方法枯燥的现象，法学教育者们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尝试。比如法理学教材的重新编排，增加与时代进步相关的新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增加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改革教学方式，尝试诊所式法律教育、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等等[2]。总体来看，我国法理学教学上的主要变化趋势是：教材内容一分为二，教学方法日趋多元，教学方式日趋灵活。例如，法理学教学内容上的一分为二：将法理学教材分为两部分，低年级讲授基本法律知识，抽象性较强的法律问题留待大二或大三进行。目前，浙江大学已率先进行此类改革并实验教学多年。西南政法大学已经出版了此类教学改革的教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法理学课程从1999年秋季起已一分为二；西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以及其他不少学校也正在准备进行类似的改革[2]。同时，在教学方法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也开始推广网络教学、案例实验、真实法庭模拟等教学方法的改革，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1、一分为二的教材体系改革。针对法科学生不同阶段知识背景的差异和接受能力的不同，区别大一新生和高年级本科生两个不同知识背景和认知能力，我们可以对课程设置体系的进行微调，将原来在大一开设的法理学课程一分为二，第一部分放在大学一年级新生的第一学期，开设法理学中较为浅显的法律基础知识，即“法律引论”或“法学导论”，旨在引导学生从易入难，逐步进入法律的世界，这一课程体系在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等一些地方较为常见。同时将法理学中较为抽象和思辨的部分留待大二或大三开始，即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法学”或“法哲学”，主要讲授法律学科中经典的法律命题、法律方法和法律原则，旨在培养学生深厚的法律哲学素养和完整的知识结构。由于这时的学生经过了两年的法学专业知识学习，尤其是学习了部门法，对各种法律现象已经有了基本的认知结构，所以再学习法理学相对较为容易，教学效果也会有明显的提升。
我国法理学这种一分为二式的改革自有自己的合理之处：因为传统法理学教学教材体系中的确包含了许多非法理学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多属于法律制度的知识，比较适宜于一年级学生。而法理学本身的内容，对一年级学生来说，却过于深奥难懂。一分为二有助于合理区分两者的界限。否则，前一个部分的内容无法安置，因此，这类改革的前提和归宿最终会归结为对法理学自身问题的理性把握，向有利于法理学学科的完整性、合理性、科学性的方向发展。尽管这一思路并不一定源于对法理学性质的自觉反思，但是它展示了一条将法理学与非法理学相区分的思路，并获得各院校教学组织部门的支持，为最终解决法理学的内在科学性问题创造了一个必要的前提[2]。更主要的是，这一区分既凸现法理学作为理论法学应有的学科功能和价值意义，又满足了不同阶段的学生学习、研究法学相关学科在自身知识基础上的不同要求，从而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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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生活场景的教学方法改革。法学作为一门面向社会生活的实践学科，强调的是面对现实的生命力。相应地，法学教学是必然是将社会中的法律现象提升、凝练为法律知识的过程。在法理学的教学过程中推行“生活场景教学法”主旨在于改变传统的“填鸭式”的知识传递方式，把法理学的教学置于日常生活之中。在生活中传递法理学知识就是采取一种讲故事的叙事方式，把知识传授的起点转移到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或情景，并通过解释生活中的法律问题来引发学生对法律问题的理论思考。例如许多法律电影毫无例外地给学生叙述了一个法律故事，我们可以以故事为切入点来启发学生对法律问题的理性思考，在教学实践中结合一线教学的实践要求，精心挑选一些法律题材的电影和现实中发生的热点事件，比如《十二怒汉》、《费城故事》、《秋菊打官司》等著名的中外法律影片以及“孙志刚案”、“二奶继承案”、“延安夫妻看黄碟案”等热点和疑难案件，围绕其中展现的法律问题，引导学生讨论和思考法理学中的理论问题。
3、交叉学科的教学内容改革。法理学作为法学的基础学科，需要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作为支撑。我们应该加大法理学相关领域的深化教学，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让法理学教学穿梭于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法理学是一门涉及内容宽泛的法学基础学科，哲学、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文学甚至神学等知识体系都与有着密切关联。其他学科尤其是其他社会科学对于法学的影响日益剧增，这也是由于法律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一定共通性。因此，对法律问题的认识如果仅就法律来谈法律，那么无论如何是说不清法律的。结合法理学的这一特点，尝试在本科生中逐渐增加比如法律与文学、法律与语言、法律与社会、比较法学等相关教学内容。这些内容实际上仍然属于法理学或者理论法学的范畴，是对法理学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深化。
4、实践导向的教学目标改革。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职业化人才，是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衔接的必然要求。许多学校已经开展了诊所式法律教育、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等等，但大多是零星进行，并没有彻底融入到法学教育的整体进程中来，也缺乏各方面的保障。以法学教育理念的改革为目标，将实践性教学方法贯彻到法学教育的各个环节，是实现我国法律职业背景下法律教育改革的重要步骤。例如案例教学法，法律职业训练中的案例教学并非传统的运用一个案例来解释一个知识点，而是通过典型案例的研判来了解解决法律问题的方法和操作技巧，启迪思维，进而达到使学生能够独立分析案例、提出可行性方案的学习目的。再如诊所式法律教育，诊所式法律教育是如同医学院学生在诊所实习一样，设立某种形式的法律诊所，使学生在接触真实当事人和处理真实案件的过程中学习、运用法律的教学训练，常见的是法律援助中心式的法律诊所，它使参加课程的同学不仅学到了有关的知识，而且也学到了传统课堂以外的技巧、能力、职业道德，学会如何把抽象的条文使用到具体的实施之中。中国-
参考文献：
[1] 曾宪义,张文显.法学本科教育属于素质教育[j].法学家,2003,(06).
[2] 葛洪义.论法理学教学与教材的改革[j].法商研究,1999,(06).
作者简介：
[关键词]分析实证主义 纯粹法学 新分析法学
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认识方法的一般特点是：研究“确实存在的”东西，在价值问题上实证主义或者认为价值不可知，或者坚持价值中立或价值多元主义。
一、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传统
分析实证主义形成于19世纪上半叶，边沁和奥斯汀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鼻祖。边沁的最大影响在于奠定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这一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是由功利主义哲学、法学方法二元论和法的命令概念三部分构成的。
边沁是现代功利主义的创始人。他的两句名言代表了现代功利主义的基本思想：“自然将人类置于快乐和痛苦这两个至尊主人的支配之下，只有这两个主人会指示我们应当做什么，并决定我们将要做什么。”“评判正确与错误的，正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
边沁还发挥了霍布斯的法的概念，把法视为“一国之中权威者的意志表达”，并明确提出了法的命令概念――法是国家权力处罚犯罪的威吓性命令。边沁的思想对英美法理学和整个西方法学有重要的影响。其中实际的法和应当的法的分离以及注释法学和评论法学的划分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首创分析实证主义法理学体系的，是他的信徒奥斯汀。关于法理学的范围，奥斯汀主张：“法理学研究实在法或严格称谓的法，而不考虑其好坏。”应当的法只是立法学――伦理学之分支的研究对象。他还指出，法理学的主要方法是分析，而不是评论或批判。
关于法与道德的关系，虽然奥斯汀承认许多法律规范源自道德，但他坚持认为法与道德不存在必然联系，在确定法的性质时，决不能引入道德因素。关于法的定义，奥斯汀接受并发挥了霍布斯和边沁的命令概念，断言“法是无限者的命令。”
二、纯粹法学
凯尔森作为纯粹法学的代表人物，他要把一切“非法律的因素”从法学理论中排除出去，建立一个真正纯粹的法学理论。
1.纯粹法学的方法论
凯尔森解释纯粹法学是关于实在法的理论。它是一般实在法的理论，而不是某一特定的法律秩序的理论。它是关于法的一般理论，而不是去解释特定国家的或国际的法律规范。作为一种理论，它的绝对目的是认识和描述对象。纯粹法理论试图回答法是什么和怎样的，而不是去回答法应当如何。
2.纯粹法学的规范论
凯尔森强调指出，法学是关于规范的科学，即以“具有法律规范的特征，使某种行为合法或非法的规范”为对象的科学。作为规范，法属于“应当”的范畴。自然科学关注实然的问题，规范科学关注的是应然的问题。
法律的应当是实在的应当，它是由国家者实际制定和事实上存在的。而道德应当则是道德家向人们提出来的，不具有那样的客观性。
三、新分析法学
新分析法学不同于旧分析法学的三个特征：
第一，新分析法学放弃了旧分析法学试图把法理学的研究范围严格限于注解法律观念和法律概念的做法以及与此相应的方法论上的排他性，承认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的某些合理性，并把这些方法或多或少的运用于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研究。
第二，运用了新实证主义哲学方法，其中最突出的是语义分析哲学的方法。
第三，新分析法学对司法程序进行了比旧分析法学更多更精致的研究。
哈特的法哲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法学方法论，“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命题，法的概念或法的规则模式、责任与惩罚理论。
语义分析，亦称语言分析，是通过分析语言的要素、结构、语源、语境，而澄清语义混乱，求得真知的一种实证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来源于语义分析哲学。
除了语义分析方法，哈特针对纯粹法学拒绝考虑包括社会事实在内的“超法律的因素”的极端主张，强调运用社会学的方法。
哈特所代表的新分析法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坚持法律实证主义基本立场的同时，向自然法学说靠拢。这一特征集中体现在哈特“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中。哈特指出，人类社会有一个自然目的和五个自然事实。与这些自然目的和自然事实相适应，人类社会必须有禁止使用暴力杀人或施加肉体伤害的规则，要求相互克制和妥协的规则，保护财产权利的规则等等，这些规则就是“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也是“和平和正义的法则。”
在法学研究中，语义分析法有其独特的作用和特点：
第一，语义分析法是以分析语言的要素、结构，考察词语、概念的语源和语境，来确认、选择或者给定语义和意义，而不是直接采用定义的方法或从定义出发。这有助于克服法学研究中的“定义偏好”现象。
第二，在法学概念、范畴研究以至重大的法学争论中，在很多意见对立的场合，争论的原因和焦点往往是由概念、范畴的歧义引起的。所以澄清这些概念的含义和用法，能够更好地解决争论。
语义分析方法也存在很多局限：
第一，纯粹的语义分析方法只是一种纯形式、纯语言的分析技术，而实际上语言也是思想和文化传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标志和象征。只有将其置于思想和文化传统中，进行多方面全方位的分析，才能精准把握其含义。
第二，语义分析一般说来只能发现问题，找出这些问题之所在，只能使问题的某一方面消失，而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何况在法学中，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因误解语言而产生。
所以在肯定语义分析方法的同时，也要注意语义分析方法的一些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1]左军.试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方法论特色及其借鉴意义[J].理论观察，2007，(02).
[2]赵海燕.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演进及对我国法学的启示[J].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7，(02).
[3]左军.试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方法论特色及其借鉴意义[J].理论观察，2007，(02)：100-102.
[4]陈锐.论法律实证主义[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1).
[5]郭义贵，徐瑾.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经典之作――哈特《法律的概念》之评析[J].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01).
[6]邓春梅.论古典自然法学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J].求索，2007，(09)：114-116.
[7]贺林波.解构与批判：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社会事实[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04).
[8]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1.
[9](美)博登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
[10]郭义贵，徐瑾.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经典之作-哈特《法律的概念》之评析.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2006，01.
然而，本文并不试图对庞德社会学法学理论的具体内容做分析和评价，而是试图通过对庞德理论建构的理路和其理论与时代背景的关系出发，分析其理论的前提，并进而认识庞德理论的价值与限度。之所以采用这样的一种进路，主要是因为在我看来，只有清楚地认识到庞德理论与科勒所谓“特定时空之文明”的关联，才有可能使我们深入理解其理论并进而从这一理论得到启发和帮助。诚如马克思所言，历史中的人无法摆脱他的历史多说一句话。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思考的出发点密切相关的。庞德自己也曾一再强调：“一门完全孤立的、自我中心的、自足的法律科学乃是不可能的。……法律秩序乃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方面，因此除非将法律秩序置于整个社会现象的背景之中加以理解，否则它就不可能为人们所理解。”[1]可以说这一论断也正是庞德法律思想的精髓之所在。
因此本文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阐述庞德社会学法学产生的特定的时代和理论背景，揭示庞德的理论与特定时空之文明的关联；二是在此基础上对庞德的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进行分析，并由此揭示其价值和限度。
一
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它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显露出了许多的弊端。WwW.133229.COm在这一历史时期，美国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衰退、公害问题严重等等。这种情况之下，国家不得不关注这些原本与国家不相关的劳动福利、教育等问题，并用政治经济法律的手段进行调节。在此背景下，种种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等社会立法不断的被制定，法律的社会化成为时代的潮流。这种潮流反映了社会价值观的重大转变——开始从强调自由到限制自由；从突出个性和个人权利到限制个人权利和重视社会利益的转变。在这种背景之下，既有的法学理论和现实法律活动都面临着挑战，需要与时俱进地改变或发展原有的思维和行动模式。庞德的在本书中对其理论的建构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
在理论脉络上，庞德首先是通过对19世纪各法学派的批判提出其理论依据的。庞德指出，19世纪的所有法学学派都受制于这样一种批判，即这些法学派都努力只根据法律本身且只从法律本身的方面出发建构一种法律科学。[2]比如说当分析方法被夸大为法律科学唯一的方法的时候，就导致了概念法理学和法律的命令理论，前者按照逻辑的方式且只为了逻辑的目的（甚至不顾法律的目的）而坚持那些概念，后者只限于分析实在的法律律令及法律制度并且只限于一种分析的和系统的批判。这两种理论形式都会导致对法律作为一个实践问题的忽略，而仅仅把形式完美作为一种目的加以追求。同样，当历史方法、哲理方法被夸大为法律科学唯一方法的时候，也可以受到同样的批判。[3]
这种方法的单一化导致了法律科学对法律实践的滞后。庞德认为：“在19世纪最后25年的岁月中，法院和法律制定者却发现自己被不断地推向了一种心的处理法律问题的进路，因为法院和法律制定者受到了来自未得到承认或未得到保障的各种利益的压力。……当制定法律的立法机构和发现并型构法律的法院竭力探寻一种新观念的时候，科学的研究进路和正统的职业进路却不是死抱住理性主义不放，就是沉迷于史学之中。”[4]同时，理论的滞后也不可避免地对法律实践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诚如庞德所言：“这种法理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完全分离导致了法律在达致社会目的方面的滞后性、法律人在承认甚或认知这些社会目的的方面表现先出来的迟缓或勉强、以及法律思想与大众思想之间就那场在20世纪头10年中表现得极为明显的社会改革等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格格不入，等等。全球范围对法律秩序的不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法学思想模式所致，而且也是因为司法方法和法学方法所致，而我们知道，这些模式和方法实是法理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缺乏‘团队作用’的结果。”[5]
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庞德试图把历史的、分析的、哲理的和社会学的方法统合起来，以建构一种新的法理学。他对这种方法统合的强调实是因为“人们最终认识到，根本就不存在一把单一的可以打开社会科学之门的钥匙，也根本不存在一种全涉而且充分的方法。”[6]在此基础之上，庞德经由将詹姆斯之实用主义哲学移植进法律理论，并借助耶林之利益观、科勒特定时空之文明的法律先决条件等理论资源，型构了以“社会工程科学”统合法律概念，并视之为一种组织起来的有关在最少摩擦和最少浪费的情况下满足人之需要、保障利益和实施主张或欲求之手段的知识体系。这种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导向的利益论法学，明确提出了把法律视为实现目的的工具，而将满足利益作为根本目的。因此，庞德在本书的第二部分详尽讨论的法律的目的为何，也就是其理论延伸的自然结果。庞德的这一理论，意味着关于法律重心的传统观念的转变，即法律在实施时从以自我为中心的法令转移到社会利益之上。法律自身不再是目的，甚至权利也不是目的，而都只是达到社会目的的手段。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即意味着应当以“效用”作为评价法律有效性的标准。
在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庞德的此种理论，是在其思考与解决特定历史时期的法律问题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是特定时空之文明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这一理论能够与社会发展的潮流正相契合，而这也证明了庞德所谓“将理性适用于经验又通过经验进行检验”的认识论是非常正确的。对于庞德的这种努力，民国时期的法学家吴经熊认为，至少从职业的观点视之，在法律思想的变革上，其重要性和剧烈性，一点不逊于天文学上的哥白尼革命。[7]
二
正如上文所概括的，庞德对法律的这种实用主义的解说是在反对概念法学、反对机械司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了突破强大传统的藩篱，庞德对效用和社会利益的强调多少有些“矫弯过正”的嫌疑，因此，他的这种理论并非是不可置疑的，比如说，庞德理论对于社会利益的强调很容易使人们想到问这样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呢？什么才是最少摩擦和最少浪费？这种理想状态真有可能达致吗？也有的学者提出了更为深刻的问题，比如法律的性质真的不值得重视吗？对社会利益的强调会不会导致一种恶法的控制？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认为应当把庞德的理论放到它所处的特定时空之文明中，并结合其理论的前提进行分析。而经由这种分析我们可以认为，许多对庞德理论的批评实是没有洞见到这一理论的严格限定，而是试图把这种理论放到与其限定不相符合的时空中进行检验，因此不能达致一种有效的批评。
实际上，庞德并未试图提供一种全涉的、可以获得普遍应用的理论，恰恰相反，他对自己的研究作了严格的限定，即仅以成熟的或发达的法律作为研究领域。庞德在本书中明确指出：“我们应当研究作为现代国家中一种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的法律；在这个方面，我们所遵循的乃是奥斯丁的思想，亦即把成熟的或发达的法律视作是我们研究的领域并且把成熟的或发达的法律之前的法律发展进程或当今较低层级的法律仅仅视作是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真正论题的东西。”[8]在我看来，这一限定对于理解庞德的法律理论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成熟的或发达的法律与成熟的或发达的法律之前的法律发展进程或较低层级的法律之间在存在形式和运作机制上存在着重大差别，更是因为成熟的或发达的法律所置身于其间的社会包含了一整套维持此种法律的运作的整体架构，在这种架构中，对法律的性质问题存在着一种广泛的认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的性质问题就是无意义的，但是这种现存的回答可以为法学家致力于法律功效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但是，正是这种限定也使我们意识到庞德法律理论的限度之所在。这无疑是因为，以成熟的或发达的法律作为研究领域，决定了立基于这一前提之上的理论建构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说可能并不适合。因此，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把法律视作社会控制的工具，把满足利益作为法律根本目的的观点，并不能够当然适用于不同的法律形态。对于那些在当代社会仍然存在的各种前现代的或正处于转型和变革时期的法律体系来说，其所面临的根本任务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因而也就是庞德的理论所无法解释或适用的。正如法学家朱利斯·斯通所正确地指出的：“就主要论点而言，我们可以谦虚地认为，他（庞德）的回应只对那些以温和的变化步伐前进的社会有所助益。在本人看来，对于社会生活的‘变迁’或者‘倒退’阶段所提出的问题，它并没有真正地面对。”[9]更为重要的是，庞德的社会利益理论的效性预先假定了在一段时间内特定文明领域之内实际要求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同质性。在斯通看来，如果缺乏那种同质性，具体案件中的利益冲突据以得到调整的一组法律假定或者一种利益安排就无法形成。因为在社会发展的转变和革命性剧变时期，旧的需求被不断销蚀，新的需求之间无法达成一致，也不完全成形，所有需求似乎只能在无法兼容的假定集合和利益安排里面得到表达。[10]
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斯通的这一洞见也是极为精到的。的确，在这样一个法律体系远未达到成熟与发达的状态，并且社会还处于不断的变动与重新整合之中的环境里，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并不是如何在最少摩擦和最少浪费的情况下满足人之需要、保障利益和实施主张或欲求这些关于法律功效的问题，而应当是关于法律以及法律赖以为凭的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合理性的问题。当然，我们也需要关注法律的功效，但是我认为在法律的功效和法律的性质之间，存在着一个逻辑的和历史的先后问题，意图在法律性质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打通法律功效与法律性质所各自依凭的哲学观可能是不现实的。[11]我同意有的学者的观点，即中国现在还处在一个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的时代”，[12]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原有的权力结构与集团关系被日渐成形的资本统治社会完全打破，权利界限或产权关系在重新洗牌，利益格局由此出现大调整。在这个时候，资源配置的效率反而可能被视为其次，而如何在博弈中争取到未来更高更主动的谈判地位，是各利益群体最大的关切。[13]这意味着，各种利益之间的博弈还远未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社会也还缺乏必要的同质性，在这样的情景下，法律首先要关注的应当是民主、自由、公正这样的根本性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在西方学者那里乃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在缺乏必要的政治参与、缺乏权力制约机制、缺乏司法独立的状况下，孤立地谈论在最少摩擦和最少浪费的情况下满足人之需要、保障利益和实施主张或欲求，非但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反而有可能蜕变为一种以“社会”为名而进行的压迫，这是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
因此，对于我们而言，庞德的理论所具有的最重要的价值，并不在于他所得出的某些具体结论，而毋宁是他所提供的一种对法律与特定时空之文明的关系的洞见。庞德从科勒的法律与文明的相对性理论中得到启发，他发现，法律之于一时一地之文明相对存在，在文明的无限发展过程中，不存在普遍恒存的法律。而如何获得一种能够与特定时空之文明相契合的法律，则是法学家所应当关注的根本问题之所在。正如科勒所指出的：“法学家必须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研究法律；法学家必须观察各种法律要素是如何在其各自的运作过程中证明自身的：她们的运作将会导致有用的结果还是会导致有害的结果、将会导致与文化相一致的结果还是会导致与文化相反的结果，以及将会导致使价值据以得到公正评价的结果还是会导致使价值得不到公平评价的结果。”庞德正是充分发展了这种理念，以其所置身社会的特定时空之文明的法律先决条件为基础，并对先前各法学派所持有的研究方法进行统合，深入地分析了法律的目的，达致了一种能够有效回答其所处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的结论。当然，正如上文所说，他的理论并非完美，但是，“对于像这部书这样的作品，重要的不是能否以及如何改进它，而是作者自己的哪些主要观点，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有助于我们应对我们当下时代的法律任务。”[14]在我看来，我们应当通过对庞德关于法律与特定时空之文明的关系的洞见及其将这种洞见运用于法学研究中的方法论上的创新的借鉴，努力发展一种能够有效地解释并应用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法律理论，这种理论不仅要关心法律的功效问题，也必须回答关于法律的性质问题，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法律的目的”在这个特定语境中的所应当完成的任务。正如庞德援引詹姆斯的话说：“历史进程实际上只是一部有关人们一代又一代地去努力发现范围更为广泛的秩序的历史。发明某种既能够实现你自己的理想但同时也能够满足其他人的要求的方式，实是达致治安或和平的不二法门。”[15]
注释:
[1][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4页。
[2][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3][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102页。
[4][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8页。
[5][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页。
[6][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2页。
[7]吴经熊：“罗斯科•庞德的法律哲学”，载翟志勇主编《罗斯科•庞德：法律与社会——生平、著述及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
[8][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2页。
[9][澳]朱利斯•斯通：“罗斯科•庞德的黄金时代”，载翟志勇主编《罗斯科•庞德：法律与社会——生平、著述及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10][澳]朱利斯•斯通：“罗斯科•庞德的黄金时代”，载翟志勇主编《罗斯科•庞德：法律与社会——生平、著述及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11]关于打通法律功效与法律性质所各自依凭的哲学观的论述，请参见邓正来：“社会学法理学中的‘社会’神”，载翟志勇主编《罗斯科•庞德：法律与社会——生平、著述及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页。
[12]在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即生产与交易背后的社会权利结构及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主流经济学逐渐形成了关注效率以及实证研究的新传统，而关于社会公正及其他规范研究就越来越成为支流甚至末流。参见卢周来：“中国回归政治经济学时代”，载《洪范评论》第一卷第一辑。
[13]卢周来：“中国回归政治经济学时代”，载《洪范评论》第一卷第一辑。
经过学者们多年的探讨，构建和完善作为经济法基础理论基本范畴之一的经济法责任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毋庸置疑，特别是在目前《反垄断法》、《企业所得税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相继出台的背景下，经济法责任研究已成为直接影响经济法实施效果的重大问题。同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我国的经济诉讼实践不仅涉及对市场主体责任如何追究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对政府经济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因此，在WTO司法的压力机制下，责任研究的可行性和迫切性更加突出。但是，相对于经济法责任研究的重要性，经济法责任研究的进展却举步维艰，在很长时间里被学者们称为“难垦之域”或“空白之地”。面对相对成熟的传统部门法的责任理论，如何开辟出一条合理化的研究路径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目前，在对违反经济法承担的法律责任的称谓方面，学者们在综合衡量各种称谓，如经济责任、经济法责任、经济法律责任、经济关系中的责任、经济法主体的责任等之后，大多数经济法学者主张采纳“经济法责任”的表达方式，这是经济法责任研究多年来取得的初步共识，也是进一步研究的新起点。为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本文也采用这一基本共识。
一、经济法责任的法理学考辨
概览通行的法理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法理学的理论成果之所以能指导部门法研究。很大程度上仰赖部门法学对法理学的理论贡献和法理学对部门法学研究成果的归纳、总结和提炼。我们甚至可以从这一角度认为，对法理学理论贡献的大小是部门法成熟程度的标志之一。相比之下，产生较晚的经济法从法理学中不是很容易找到其理论贡献。“法理学界和其他部门法学界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不承认经济法责任是一个独立的法律责任。”这种状况一方面影响了法理学的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也影响到经济法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从而影响到经济法学在法学界的学科评价和学科地位。要改变这一状况，一方面需要经济法立法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经济法和法理学的学者们对两种理论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
(一)对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研究的反思
长期以来，基于论证经济法独立性的需要，经济法学者们都有意或无意地从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人手，通过创立不同于传统责任形式的新的责任形式，达到论证经济法独立性的目的。例如，有学者认为：“如果违反经济法需承担特殊的法律责任并有特殊的诉讼程序，那么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独立地位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在经济法领域，仅仅援引传统法律部门的调整机制，简单适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没有独立的经济法责任，那么就很难在法律体系中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独立地位的经济法。”目前，在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其一，认为经济法不存在独立的法律责任形式，即经济法责任否定论。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经济责任’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责任，它实际上是由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构成，因此，如果承认宏观经济协作关系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那么经济法责任应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种，不能将‘经济责任’作为经济法律责任的一种形式。”“一些经济法学者为了证明经济法是民法、刑法、行政法相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就试图在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之外寻找专属于经济法的经济责任。事实上，尽管一些学者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不少的努力，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时至今日，没有哪一位经济法学者能提出一项能够稍微令人信服的经济法责任形式。”目前，随着经济立法的日益完善和经济诉讼实践的开展，坚持经济法责任否定论的学者已不多。
其二，认为经济法具有自己独立的责任形式，也即经济法责任肯定论。持此观点的学者又有两种视角。一种视角认为，经济法责任是与传统的“三大责任”、“四大责任”等相并列的独立的责任形式。另一种视角认为，经济法责任借用了传统的责任形式，但又有所突破和创新。例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律责任的有些形式也可以与其他法律责任的一些形式是相同的，当然，其内容和目的可能会有区别。”“经济法责任包含了传统法律责任的合理内核。但经济法责任不只是传统法律责任的简单组合，组合后还赋予其新的内容。这是由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广泛性、调整方法的多样性、法律主体的多元性等因素决定的。”还有学者提出，经济法责任是对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综合，“但这种综合并没有抹杀经济法责任的独特性质。……经济法责任的独特性就是表现在它作为一个后起的法律部门比其他法律部门更加自觉地、全面地、充分地运用已有的法律调整方法和各种法律责任形式。”目前，经济法具有自己独立的责任形式的观点已经获得多数经济法学者的认可，成为经济法责任研究的基本共识之一。
其三，认为应该把法律责任类型化，打破部门法之间的界限。完全不以法律部门作为法律责任的划分标准，各种部门法法律责任可以根据法律实践的需要，把各类责任进行重新分配，以此来解决各个部门法法律责任交叉的局面。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提出，按照法律责任是否直接具有物质利益的内容，可将其划分为经济责任和非经济责任。这是第一次划分。经济责任又可划分为补偿性经济责任和惩罚性经济责任；非经济责任又可划分为行为责任、信誉责任、资格减免责任和人身责任。这种从根本上否认传统法理学关于法律责任分类的观点，虽然对于解决经济法责任问题有积极意义，但对于民法、行政法、刑法等部门法孕育和形成的具有本部门法特征的法律责任形式而言，则实践意义不大。例如，剥夺生命的责任形式就具有明显的刑事责任的特征，与其他部门法的责任形式有明显的差异。
而在这种追求经济法责任独立性思维的指引下，我们就很容易认为，如果把经济法责任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责任形式，经济法就不存在自己独立的责任形式了。例如，有学者认为：“有些分类方式的妥当性是值得商榷的，比如将经济法责任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此种分类方法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经济法没有自己独立的法律责任以及经济法中可以规定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等，并不是很恰当。”因此，为了探寻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新的划分标准，而依据不同的标准又有了不同的分类。在一些学者看来，经济法责任是一个综合性的范畴，它是由不同性质的多种责任形式构成的统一体。在经济法责任项下，包括了公法责任和私法责任；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职务责任和非职务责任；财产责任和非财产责任等性质相异的财产责任，它们构成完整意义上的经济法责任。还有学者主张，法律责任的分类标准是多方面的，按照经济法的“主体组合”，经济法责任分为“调制主体的责任”和“调制受体的责任”，或者细分为国家责任、企业责任、社团责任、个人责任等等；按照追究责任的目的，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赔偿性责任和惩罚性责任；依据责任的性质，还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经济性责任和非经济性责任，或称财产性责任和非财产性责任。客观地讲，这些依据不同的标准所进行的分类，虽然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法责任的特殊性，但这种撇开传统的法律责任理论探寻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研究进路，过于关注经济法是否具有自己独立的责任形式，而忽略了对传统法律责任理论的遵循和借鉴，由此而得出的具体分类的生命力如何，仍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二)经济法责任与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关系辨析
在法理学中，责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各部门法如宪法、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均已发展出各具特色的责任体系和责任形式。根据传统的法律责任理论，法律责任的具体形态包括“三大责任”，即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或“四大责任”，即除三大责任外，还包括违宪责任；或“六大责任”，即除四大责任外，还包括诉讼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不难看出，我国法学界对法律责任的种类划分主要是依据相关的部门法而阐释和展开的，与部门法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究其原因，“同民法、刑法、行政法的历史及其法典化的进程，同其界域的相对明晰，以及在立法上的相对成熟等，都有密切关联。”据此推断，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责任是法律责任的经济法部门化，是指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所具有的责任制度。从理论上讲，经济法的责任形式也应包括在法理学的责任理论之中，但目前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形式并没有引起法理学学者们的?充分重视，这一方面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较短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经济法大量借用其他部门法的责任形式有涉。
同时，在对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责任的理性认识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传统法律责任形式与内容的补充、超越与创新。例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对传统三大责任形式的借用，并不意味着经济法就没有自己独特的责任形式，也不意味着经济法责任是对传统三大责任的简单相加，“而是对三者的综合化、整体化和系统化，并有一定的突破和创新，如拆分企业、惩罚性赔偿、缺陷产品召回、资格减免、信用减等、企业社会责任，甚至是鼓励、奖励等责任形式的运用。”还有学者提出，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责任存在不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所涵盖的责任类型，“如信用减等、经济法上的惩罚性赔偿、政府经济失误赔偿、资格减等、肢解公司等。”在许多学者看来，尽管目前经济法学界仍然存在争议，但是“诸如拆分企业、信用减等、资格减免、引咎辞职、停业整顿、竞业禁止、惩罚性赔偿、产品召回等这些新的责任形式将随着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提炼和归并，最终可以被类型化为新的经济法责任形式。”可以说，这些民法、行政法、刑法所不具有或不重视的责任形式，彰显了经济法从保障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角度平衡协调社会经济运行的功能和价值，是经济法对法理学中责任理论的突破和贡献，亟需必要的审思、提炼和扬弃。
(三)经济法责任的独特性分析
由以上可见，经济法作为产生较晚的部门法，其责任形式是在综合传统法律责任的基础上。又具有自身独特特点的新型法律责任。它既赋予了所借用的传统法律责任形式以新的理念、目的和价值，又突破了传统的责任形式和内容，形成了与经济法作为新兴的现代法相适应的责任理论。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综合性。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责任往往表现出非单一性的特征，即经济法主体所承担的责任表现为多种传统责任形式的结合，“只有综合性的经济法责任才能有效地制裁违反经济法的行为”，“为了责、权、利相一致，经济法责任必须是综合的”。这种责任形式突破了法律责任与部门法一一对应的思维定势和惯性，综合利用多种责任形式规制经济法主体的行为。
经济领域，我们也可称之为“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国家站在全社会的角度，通过对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协调和平衡，修正市场缺陷，烫平经济波动，以保障经济社会全面、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3非对等性。在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经济法主体的法律责任并不对等，往往体现出对弱势一方的倾斜性保护。弱势一方基于经济实力、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在名义上双方处于平等地位的交易活动中常常处于劣势地位，需要国家在法律制度设计中予以特别保护。例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对经营者义务的规定就较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和《食品安全法》第96条分别规定的双倍和十倍赔偿制度，体现了国家对消费者在生活性消费和食品消费领域的特别保护。而在宏观调控法中，则以规定经济管理主体的义务为主，借以充分保障经营主体的合法权利，确保经济法律、法规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二、经济法责任的实证考察：以竞争法为例
竞争法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维护竞争自由的基本法，被誉为“经济宪法”、“市场经济的大”，是经济法的核心组成部分。各国竞争法对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均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不但有民事上的损害赔偿责任，还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一些超越传统责任形式的特殊责任。以下我们以美、欧盟、德、日和我国竞争法中规定的法律责任形式为例，探讨经济法责任的实然形态。
1民事责任。民事责任是各国竞争法普遍采用的责任形式，主要表现为损害赔偿。美国《谢尔曼法》第1条规定，除了刑事诉讼以外，对于类似的违法行为还可以通过司法部的民事诉讼，由联邦贸易委员会下达排除妨碍的命令，或者由被害人提起停止损害的诉讼。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33条第3款规定，故意或过失违反第1款的规定，有义务赔偿由此产生的损失。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实施私人垄断或者不正当交易限制或者使用不公正的交易方法的事业者，对受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我国《反垄断法》第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31条规定，事业违反本法之规定，致侵害他人权益者，应负损害赔偿责任。
2行政责任。违反竞争法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形式主要有停止违法行为的禁令和罚款。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条第12款规定，联邦贸易委员会在要求停止某竞争方法或行为的命令发生终局效力后，且在该命令的有效期间内，违反该命令的任何个人、合伙或公司，每违反一次都应向美国政府交纳5000美元以下的民事罚款，该罚款归美国政府所有，且可由美国政府提起民事诉讼得以收回。而这种罚款尽管形式上是通过法院做出的民事罚款，但实质上带有相当强的行政罚款性质。《欧盟条约》第81条第1款规定，欧盟委员会可视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况要求违法者不作为，例如停止歧视或者停止滥用；或者要求积极履行其义务，如供货。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1条规定，违法的卡特尔无效。德国卡特尔局可根据《反限制竞争法》第32条，对违法卡特尔禁令。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7条之2规定，公正交易委员会应依据第8章第2节规定的程序，命令事业者向国库缴纳课征金。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8条规定，监督检查部门可根据情节处以被销售、转移、隐匿、销毁财物的价款的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40条规定，事业结合应申请而未申请，或经申请未获得许可而结合者，可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00万以下罚款。
3刑事责任。自1890年制定《谢尔曼法》确立反托拉斯制度起，美国就对违法企业和个人实施严格的刑事责任，主要有罚金和监禁。美国目前规定反垄断法刑事责任制度的法律主要有：《谢尔曼法》第1、2、3条，《克莱顿法》第13条，《威尔逊关税法》第1条及《罗宾逊——帕特曼法》第2条等。自1890年颁布以来，《谢尔曼法》已历经多次修订，而修订的重要内容就是提高刑事罚金与监禁期限。2004年6月，国会通过了修订《谢尔曼法》的《2004年反垄断刑事处罚加强与改革法》，对公司的最高罚金提高到1亿美元，对个人的最高罚金提高到100万美元，对个人的最长监禁期限提高到10年。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89至95条集中规定了反垄断法的刑事责任制度，违反禁止垄断法的行为，可以根据情节并处徒刑和罚金。我国《反垄断法》第52条、第54条均规定，相关责任主体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35条第2款、第37条第1款均规定了有期徒刑、拘役和罚金三种刑事责任。
4其他责任形式。除以上三大责任外，违反竞争法需要承担的具体责任形式还包括惩罚性赔偿和拆分企业。美国《谢尔曼法》第7条和《克莱顿法》第4条均规定，任何因反托拉斯法所禁止的事项而遭受财产或营业损害的人，不论损害大小，一律给予其损害额的三倍赔偿及诉讼费和合理的律师费。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32条第1款也规定了三倍赔偿制度。拆分企业也是美国常用的反垄断措施，其目的是将垄断性市场变为竞争性市场。美国司法机关依据《谢尔曼法》、《克莱顿法》等分拆了美孚石油公司、美利坚烟草公司、杜邦炸药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垄断巨头。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41条第3款、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7条也规定了拆分企业的相关条件和措施。
通过对以上各国竞争法中法律责任的不完全考察，可以看出，当前竞争法中的责任形式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责任形式大量表现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中一种或多种的综合运用。虽然各个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和法律文化背景差异，在三种责任形式的采用方面各有侧重，但都采用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中的一种或多种。例如，美国、日本等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构成非法垄断行为情节严重者，除了要承担罚金责任外，还有可能承担拘禁或徒刑的刑事责任，有的国家如德国、欧盟等，仅限于民事赔偿、行政责任和刑事罚金。
其次，惩罚性赔偿责任与实际损害赔偿责任并存。在反垄断法规定的赔偿责任方面，美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采用的是惩罚性的三倍赔偿原则；而我国、日本、德国、欧盟等采用的是实际赔偿原则。惩罚性赔偿责任突出体现了对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保护，因为垄断行为不仅侵犯了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而且还侵害了正常的经济竞争秩序，但是由于各国的法律传统迥异，惩罚性赔偿制度并没有被各国普遍采用。
再次，追究经济法责任往往借用民事、行政和刑事程序，且具有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执法机构。违反各国竞争法所引起的诉讼程序往往会援引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复议)和刑事诉讼规则进行，但一个突出的区别在于各国竞争法往往都设置了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执法机构，如美国的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欧盟的欧盟委员会，德国的联邦卡特尔局，日本的公平交易委员会，负责处理违反竞争法的案件。
最后，出现了诸多新的责任形式。概览各国竞争法，我们不难发现经济法主体除了承担传统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之外，还存在诸多新的或为竞争法所重视的责任形式，如惩罚性赔偿、拆分企业等，体现了对传统三大责任形式的突破和发展。
三、对经济法责任研究进路的思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一味追求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思维定势和惯性会使经济法责任研究陷入求异有余、求同不足的窠臼，而合理化的经济法责任研究应回归法理学层面的法律责任理论，并在经济诉讼实践中归纳和提炼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方能实现理论上的通达与自洽。
(一)经济法责任研究应回归法理学层面
在经济法研究的早期，探寻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研究方向似乎对论证经济法独立性意义重大，同时还可彰显经济法的程序理性，解决长期以来困扰经济法学界的经济法的不可诉和学科评价等问题，但这种研究进路能否获得法理学上的支撑呢?我们殚精竭虑构建起来的经济法责任形式和体系，在其他部门法上有没有普适性，又能否融入法理学上的法律责任理论呢?实际上，经济法确实大量借用了其他部门法所特有的责任形式，就像我们承认民法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一样。我们甚至还应该进一步承认我们目前的经济法诉讼程序还是严重依赖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程序，虽然我们在经济公益诉讼、反垄断诉讼等方面对前三者有一定的突破。事实上，这种借用关系对经济法的发展非但无害，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经济法发展的捷径。以民法为例，民法作为人类法律史和法学史起源最早的学科，在其长期历史演进过程中，对社会现象的高度提炼和行为准则的精确归纳，为其他部门法在概念界定和体系构建方面的早期发展提供了具有典范意义的参照样本。在经济法责任研究中，我们不敢或不愿承认对传统责任形式的借鉴是理论研究不自信和不成熟的表现，自我束缚和桎梏于经济法部门内部的研究，力图寻求理论的内在自足性，到头来只能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同时，经济法中大量采用的新的责任形式和责任承担方式又是对法理学的重要贡献，例如众多学者所公认的拆分企业、惩罚性赔偿、信用减等、资格减免等，需要认真归纳和提炼。相信经过法理学法律责任理论的过滤和沉淀，经济法责任未来研究的思路将更加理性，前途将更加光明。
(二)在经济诉讼实践中提炼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实施的机构改革撤销了经济审判庭，这似乎从形式上给经济诉讼以当头一棒。痛定思痛之后，我们也逐渐看到了过去经济法研究的软肋——缺乏对经济法可诉性的研究。具体而言，名义上支撑经济审判庭的学理基础是经济法学，但实际上，该阶段的经济法学研究却将精力和重心过多地放在论证经济法的独立部门法地位，对经济审判庭业务活动的实质指导意义不大。经济审判庭实际上审理的仍是名义上是“经济法律关系”而实质上是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案件，而且经济审判庭也没有自己独立适用的诉讼法规范，在具体审判实践中，它只能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审理案件，所以经济审判庭的撤销也有其合理的一面。毕竟，从性质上讲，与民事诉讼不同，经济诉讼应属于“民众诉讼”或“公益诉讼”的范畴，它的终极目标和任务是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和保障社会整体经济秩序。有鉴于此，我们不妨用一种动态的、开放性的眼光来看待这一改革，并以此为契机，建立起真正“经济法意义上”的经济诉讼法庭，并根据对专门案件审理的需要，创设专门的诉讼程序，从而保障经济法的有效实施。在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方面，可以从经济法诸多部门法的可诉性人手。例如在税法领域建立纳税人诉讼，在反垄断法领域建立反垄断公力诉讼和私人诉讼，在环境资源法领域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等，并在民(商)法不能很好保护社会公益的领域发挥经济公益诉讼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在公司法领域主张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在知识产权领域主张提起反垄断诉讼等。同时，应当归纳和提炼经济法所特有的或为经济法所重视的责任形式，只有这样，经济法责任制度才能摆脱空洞的理论构建并真正建立起来。
目前，伴随着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初步确立和诉讼机制的建立，经济诉讼将真正建立起来。《反垄断法》第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垄断纠纷与各种不正当竞争纠纷集中规定，统一纳入了知识产权纠纷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在2008年7月发出的《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通知》中规定，各类反垄断民事案件由各级人民法院负责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业务的审判庭审理。当事人因垄断行为提起民事诉讼的，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和《反垄断法》规定的受理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依法审判。同时，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据《反垄断法》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应根据《行政诉讼法》和《反垄断法》第53条的规定，确定是否需要经过行政复议。对于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只要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依法审判。虽然目前对垄断、不正当竞争等纠纷的处理仍停留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范畴之内，但是经济法的可诉性已经有了质的飞跃，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诉讼已指日可待，经济法责任研究也将在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发展、嬗变和成熟。
【摘 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西风东渐，社会转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在大踏步地前进，中国传统文化好似越发缺乏活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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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季卫东.《社会变革的法律模式》，载[美]P·诺内特、P·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代译序，第2页.
[50][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全球大一统的可能性》，载于天涯在线书库：http：///kepu2005/zddq/018.htm，访问时间：2009年12月7日.
[51]参见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外一种）》，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21-154.
[52]程燎原.从法制到法治[M].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引言.
作者简介：梁万美（1988-），女，安徽滁州人，上海师范大学法学理论专业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理学。
美国的法学教育模式大多承袭了英国的法学教育传统，是在学徒式教育模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829年斯托里改革，将美国法学教育中的人文教育与职业教育完全分开，从而为美国现代法学教育模式奠定了基础。大学法学院主要对学生进行法律职业教育，主要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了解与熟悉法律案例，通过掌握必要的法律程序上的技能来培训其解决法律实务的能力。法学作为教学学科不应是普通教学学科，而应给予特殊的待遇。1827年《耶鲁报告》就曾提出“学院式的本科教育与职业性较明显的专业训练在教育目的上存在较大差异，应分别实施，专业教育应在专门的医学、神学及法学院中进行。”这表现出对法学院专业教育职责的深刻认识。法学教育的基本功能是造就法律职业者。法律职业者负有维护社会“民主、正义、秩序”的神圣使命，确保和维护社会肌体健康的“社会医生”的社会使命，???? ??因此法律职业者必须首先成为高水平的训练有素的人。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目标的一元性质在法学院学制上的体现，构成了美国法学教育突出的一个特征，即接受了非法学专业大学本科教育之后方可接受初级法学学历教育。从美国法学院的入学条件上看，学生在进入法学院之前就己受到了良好的人文教育，获得必要的人文科学知识，且通常都己获得文学士学位或理学士学位，并要通过竞争激烈的法学院入学考试。
美国哈佛法学院开始的这种职业教育模式，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又富有特色的大学法律教育制度。这就是美国著名的J.D教育(法律博士)。美国的J.D教育学制通常是三年。J.D层次的法学教育相当于初级法学学士学历教育，是高起点的职业性法学本科教育。这种J.D教育以培养律师为目标，学生毕业后能立即参加律师考试，能从事以开业律师为主的实际工作。基于这样的培养目标，在法学教程上，也就出现了一些重实务型课程而轻理论型课程的情况，如对法理学、法史学或宪法学等之类的课程重视不够，但对模拟法庭、法律诊所课程以及职业道德课程较为重视，并作为必修课程，内容丰富实际。
作为普通法系国家，美国的法学教育主要以案例教学法为主。“案例教学法”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属于普通法系国家有关。由于受美国的普通法传统和实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大部分法学学者们认为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非逻辑，因此对案例相当重视。学生从业需要“律师式”思维，判例教学法比较适用该种思维的训练。法律极端主义把法律视为法律的判决，亦即法官造法，是判例教学法产生主要的根源。在上课之前老师通常会将选集的许多案例分发给学生，让学生预先熟悉案例，然后在正式上课时老师采用“苏格拉底教学法”进行提问，设定许多不同于原案例的许多假设，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要求学生进行回答。然后老师从学生的回答中寻找破绽并与学生进行激烈的辩论，从论辩中寻找解决案例的方法，从而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美国法学教育还有一大鲜明的特色，就是由美国律师公会和美国法学院协会两个行业机构控制着法律职业的道德和专业训练的最低标准，对美国法学院进行统一的行业化管理，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行业规章，并为有效地组织、协调和促进法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二、英国法学教育模式
英国是典型的学院教学模式。虽然英国与美国同属普通法系国家，但英国的法学本科教育模式的制度设计与美国完全不同。英国的法学本科教育目标重在培养学生的学术精神和人文素质，为学生的法律技能及以后的法律生涯奠定基础，因此这样的法学教育其本质就是学术教育和基础教育，即注重学术性和理论性，而职业性特点并不突出。
从英国的法学教育传统来看，宗教改革前的英国法学教育主要学习罗马法和教会法，对于英国本土法律(普通法和衡平法)的研习，是由布莱克斯通在1753年牛津大学讲授英国普通法而开始的。学习本国法律的人才主由许多律师学院培养。这些律师学院是中世纪行会式组织。现存的林肯学院、内殿学院、中殿学院和格莱学院己成为普通法学本科教育之后的职业训练场所。英国法学教育是以本科为基本层次，其学生主要是从高中毕业生经高级水平考试录取而来的。不过，也会招收一部分己取得非法学专业本科学士学位者作为补充。英国现行法学教育由三阶段构成，即学术(理论)学习阶段(一般三年)、从业前职业培训阶段(大概一年)和从业后的深造阶段。1996年英国大法官法学教育和行为顾问委员会关于法学教育和培训的报告提出，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应具备更灵活、更广泛的知识面和能力。法学高等教育应从着重培养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转向培养更全面的学术能力。基于此，法学教育应使受教育者达到综合全面的学术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掌握核心知识和背景知识，培养法律价值观和职业技能的目标。从此，可以看出目前英国的法学教育重点是培养复合型、精英型人才。其实英国普通法学本科教育的学术性及职业倾向性与英国早期法律受罗马法影响息息相关，与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和现代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息息相关，同时也与律师把持法律教育的传统息息相关。
英国的律师中有两种不同律师的分类。英国律师分为执业大律师和执业律师两种。大律师又称为辩护律师、出庭律师，是专门就法庭诉讼出庭辩护，也有的大律师主要提供咨询服务。一般而言，大律师不直接与当事人接触，除非经小律师介绍并有小律师在场，否则，大律师一般不会接触当事人或为当事人提供建议。而执业律师又称为小律师、咨询律师、初级律师或法务官，这是寻求法律援助的人们所接触的第一人。他们的工作范围相当广泛，可能处理涉及各种法律问题。小律师总体来说专门化程度很好，对于自己的专长领域精通度较高。在大律师和小律师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一般而言，大律师是不允许合伙开业的，他们一般自行挂牌开业，而英国法律则允许小律师自由合伙开业，组织成立律师事务所。
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英国也与美国的法学教育有所不同。英国重视罗马法、法理学和法史学等基础课程。但是，由于学习法律专业的学生大部分都要经过严格的律师考试，成为职业律师，因此，近年来英国大学法学院的课程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律师行会的影响，对于培养学生从事律师职业的技巧等课程将扩大开设度，因而迫使大学法学院在理论教育课程上有所压缩。而在课堂的教学上，教师占了主导地位，主要采用传统的“演绎法”教学方法，学生须适应教师的要求。“判例教学法”是近年来被引进的，以适应培养“律师思维”的需要，训练学生的职业技巧和技能，促进学生积极思维，激发学生的学习创造性，掌握广泛的法律知识和规则。
三、大陆法学教育模式
大陆法系的法律以成文法为特征，法律研究注重学科体系的构建。这种法律特征反映到司法上则是尊重学者的立法，运用演绎推理审理案件，得出结论，判例无法律效力。学者的地位高于司法者的地位。成文法特征反映到法学本科教学上，初学者在某种程度上脱离法律事实而以法律制度、组织、方式和原则的己有观点为开端，学生们学习特殊的法律推理方式，并学习达马斯卡所谓的“法律原理”，即一种“准确的相互联系的概念、广泛的原则和分类意识的网络。”
比较法自19世纪中期在欧洲产生后，在一个多世纪里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未能取得与其相称的成就与学术地位。在众多的法学学科中，比较法学往往被排斥于主流的法学学科之外，成了一位很少有人理睬的“灰姑娘”。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西方很多比较法学家开始对传统的比较法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在此基础上探寻比较法的新思路、新方向。西方比较法开始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呈现出一些令人感到欣喜和鼓舞的发展趋势。本文介绍当代西方比较法学界三种有较大的比较，即规范比较、功能比较与文化比较。
在对法的理解上，规范比较方法比较接近实证主义法学的立场和观点。规范比较方法认为，比较法就是对不同国家的规范体系的比较（宏观比较）或具体规范的比较（微观比较）。在规范比较中，比较的单位是法律规范或法律规范体系。规范比较的基本步骤是，首先在被比较的各个国家的法律渊源中寻找对应的或对等的法律规范，然后对这些对应的或对等的法律规范进行比较。功能比较方法是德国学者茨威格特和科兹等人在批判规范比较方法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一种新的比较方法。在对法的理解上，功能比较方法比较接近学法学的立场和观点。功能比较方法认为，“在法律上只有那些完成相同任务、相同功能的事物才是可以比较的”。在功能比较中，比较的出发点和基础是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或社会需要。比较的基本步骤是，首先在所比较的国家中找出人们共同遇到的社会问题或社会需要，然后是所比较的国家对这种社会问题或社会需要所采取的法律解决方法，即有关法律规范、程序和制度，最后是这些法律解决办法进行比较。
在近一二十年，随着文化（包括法律文化）研究的不断升温，文化比较已成为越来越多的比较法学者所倡导或支持的比较方法。在对法律的理解上，文化比较方法把法律视为是一种文化现象。每一个民族的法律都反映着该民族在世界、社会、秩序、正义等问题上的看法、态度、情感、信仰、思想。一些从形式上或功能上看似乎相同或类似的法律，可能实质上隐含着深刻的文化差异。因此，要理解一种法律体系，必须深入把握其背后的文化底蕴。从这种法律观点出发，文化比较方法认为，比较法就是法律文化的比较。
在比较法的发展过程中，早期的比较法学家大都具有强烈的普遍主义倾向。在1900年法国巴黎举行的第一届比较法国际大会上，这种普遍主义情绪达到了顶点。在这次大会上，很多学者都认为，比较法的目的是“从各种法制中寻求共同基础或近似点，以便从各种不同的形式中找出世界法律生活的根本性质”，比较法的任务在于发现或创立“文明社会的共同法”。近年来，一些比较法学家开始对比较法中盛行的普遍主义倾向提出了质疑，强调法律的多元性、特殊性和地方性。关注比较法研究的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指出，法律是地方性知识；地方在此处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且也指特色，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
比较法中的特殊主义思想与后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强调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差异性、多元性、异质性。特殊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普遍主义的缺陷，但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困难：首先同法律的可比性问题。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世界法律的协调和统一问题。事实上，无论是在全球的范围内，还是在某些 区域（如欧洲）内，（自愿意义上的）法律协调或统一的趋势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强劲。
在传统的比较法中，比较法通常被理解为是一种纯粹的比较活动。按照这种比较法概念，只有对各种法律体系及其规则的比较活动（以及对此种比较活动中的论的探讨）属于比较法的范畴。而探讨法律的性质等基本问题、建立法律的一般等，都不属于比较法的范畴。比较法被认为没有自己独立的目的，只是一门工具性的、辅的学科，其存在价值在于为其他学科法律实践服务。这种工具导向、技术导向的学科定位，导致传统的比较法一直处于一种理论匮乏的局面。
在认识到传统比较法在理论上的种种缺陷后，一些比较法学者开始积极地寻找比较法的理论之路。美国佐治亚洲大学教授沃森通过对法律移植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法律发展理论。他认为，法律是自主发展的，法律与的其他因素（如、、文化）没有必然的联系。意大利都灵大学法律教授萨科提出了“法律共振峰”理论。萨科把包含着不同法律规则的立法机关的成文法、学者的学理解释、法官的判决等法律表现形式以及立法者、学者、法官为了对规则进行抽象的阐释和论证而提出的其他成份称为“法律共振峰”。在同一个法律体系中，法律共振峰并不一定是一致的，而是有可能发生冲突。英国肯特大学法学教授萨缪尔提出了“作为认识论的比较法”，以取代传统的“作为方法论的比较法”。萨缪尔主张建立一种以认识论研究为特色的比较法，把比较法研究、法律理论、法律推理和法律史结合起来，既为比较法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法提供法律认识论的基础。这种比较法的目的是揭示法律知识的内在结构或模式，即能够从法律范畴、制度和观念的中抽象出来的结构或模式。这种结构或模式在法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传统的比较法追求纯粹的法律比较研究，不关心这种纯粹比较之外的其他事情，因而表现为一种封闭式的研究。在20世纪下半期，整个领域普遍兴起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一些横断性、交叉性的学科或研究领域产生。但是，比较法学家对这种趋势的反应相当迟钝。直到近些年，一些比较法学家才明确提出比较法的跨学科研究问题。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法与比较法教授马太是这种跨学科研究的积极倡导者与尝试者。马太认为，比较法的命运取决于它能否充当联系法与其他社会科学的领域，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法生存下去、走向成功的唯一机会。近些年来，马太一直在从事以“比较法与经济学”为主题的跨学科研究。他认为，比较法与经济学（包括法律与经济学）是两门可以相互促进的学科。在比较法研究中引入经济能极大地丰富比较法的理论观。跨学科研究对比较法的发展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值得大力提倡和践行的研究模式。
传统的比较法学主要关心对各种不同法律体系及其规则进行比较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法学家逐步从单一的、纯粹的法律比较研究中摆脱出来，尝试利用比较法的学术优势和方法，对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法律移植、法律文化、法律全球化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比较法研究主题的多样性标志着当代西方比较法开始摆脱理论困境、开始走向繁荣局面。
自从沃森在1970年代明确提出法律移植的理论后，法律移植开始成为西方比较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一些学者不仅观察正在发生的移植现象，而且将这一理论推向前进。到80年代，法律移植已成为比较法学术中的经典主题。1990年，国际比较法学科学院第十三届大会将其确定为主题之一。法律文化问题传统上是法理学（法）、法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近30年来，比较法学家逐步认识到文化问题对于比较法研究的重要意义，而开始深入探讨法律文化问题，如法律文化的概念、构成要素、分类、历史发展、比较等问题。而且，比较法学家的法律文化研究正在从法理学、法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的控制中摆脱出来，表现出比较法的学术视角和学术特色。近10多年来，在西方学术界，全球化已经成为包括法学在内的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热门话题。比较法学家们也参加到了全球化的大讨论中，探讨法律全球化的概念、性质、基本趋势、后果等问题。
法律常识是法律知识中使用最多的部分，直接与公民的生活、工作、学习、娱乐息息相关，法律常识的普及程度是衡量公民知法的重要指标，也是保障公民在法治社会中幸福生活的基石。大学生是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作为社会新技术、新思想的前沿群体，国家培养的高级专业人才，代表着最先进的文化，是推动社会持续进步的栋梁。大学生所掌握的法律常识，不仅可以用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可以用来保护身边人的合法权益，更可以给周边的人宣传和传播法律知识，逐步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素养，是建设法治社会的生力军。现有的教育体系，将大学生分为文科和理工科，文科大学生主要学习和研究社会科学，理工科大学生主要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这种学习侧重点的不同，使得理工科大学生所学习到的社科知识较少，其中就包括了许多法律常识，使得理工科大学生不能很好的运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近年来，大学生犯罪率逐年升高，大学生犯罪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研究理工科大学生法律常识普及现状，可以更好的了解理工科大学生群体的法律素养，为减少大学生犯罪、维护大学生合法权益、普及法律知识提供最直接的依据，并助力于法治中国的早日实现。
二、现状分析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是一所具有石油特色的理工科院校，该校的大部分专业属于理工科，没有开设法律类专业，对研究理工科大学生法律常识普及程度具有代表性。通过调查问卷和走访的方式，调研了该校本科生，其中发放调查问卷500份，收回有效份数为480份，将调研的结果作为分析理工科大学生法律常识普及程度的依据，从单项和整体的角度来分析现状以及原因，根据分析的结果，指出教学中的不足，给出合理的建议。
（一）单项分析通过走访和查阅相关资料，将理工科大学生应该掌握的法律常识分解为：基本权利类、消费者权益类、校园安全类、合同类、刑事类、劳动劳务类、旅游类、婚姻类、纳税类和食药品安全类。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法理学理论，联系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出18个基本法律常识问题，随机发放给全校的学生，经过整理核算，具体数据见表1。从采集到的数据来看，同学们对旅游方面的法律常识了解充分，与之对应的问题是：是否可以处罚在旅游景点乱刻乱画的游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一般是不会处罚游客，而我们绝大多数同学却认为应该处罚，这与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的规定相一致，该法律的颁布时间在调查问卷发放之后，相关的法律常识还没有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有89.9%的同学能选出正确的答案，认为可以对文物上乱刻乱画的行为进行处罚，相应的法律常识最有可能来源于旅游地点的相关提醒和同学们对乱刻乱画行为的痛恨。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同学们并不缺乏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而是缺乏相应的获取渠道。正确率次高的类别是基本权利类，是《宪法》和法理学常识的具体体现，是每个公民都享有的权利，其正确率为73.9%。相对应的三个问题中，正确率最高的问题是：学生上课时是否可以去上厕所？这是一个与学生学习息息相关的问题，其正确率高达86.0%，说明大部分同学明确的知道：自然人享有维护其行动和思想自主，不受他人或组织的非法剥夺、限制的权利。通俗的说，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3]，这与许多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反复强调的内容相一致，同学们相应的法律知识充足，进一步说明：在现有理工科院校的教学环节中，普及法律知识的途径单一枯燥，相应的宣传力度不足，不能满足同学们相应的法律需求。正确率次低的类别是食药品安全类。在设计题目时，为了能更好的反映出同学们所掌握的法律常识，食药品安全类所对应的问题是一个关于假药认定的多选题，其正确率只有35.1%，即使是随机选择，也会有超过25%的正确率，这与实际统计的正确率仅差十个百分点，说明同学们在辨别假药方面的法律常识严重不足，在食药品安全方面难以明确的辨析商家各种违法和侵权行为，给广大同学的人身安全带来隐患，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正确率最低的类别是合同类，所对应的问题是：对于一份已成立的合同，其中一部分违反现行法律法规，此时该合同的合法部分是否继续有效？依照《合同法》的相关条款，合同的合法部分依然受法律法规的保护，然而仅有33.6%的同学能意识到这一点，大部分同学错误的认为合法部分不受法律的保护。由此可以看出，同学们所掌握的一部分法律常识与现行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对一些基本法律法规存在一定的误解。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因为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比较专业，所蕴含的法理理论过于深奥；一方面与同学们未曾重视相关法律常识有关。我们相信，作为道德修养较高和逻辑性较强的理工科大学生，其生活常识和逻辑理解能力足以理解这些专业性较强而与生活联系紧密的法律常识，只是缺乏相应的关注，缺乏对法律常识的兴趣。其它类法律问题的正确率介于以上四种之间，是各种因素的综合。
（二）综合分析经过单项分析，已经找到影响理工科大学生法律素养的主要因素，为了能更好的评价理工科大学生群体的法律常识普及程度，给不同的类型赋予相同的权重，并与正确率相乘得到一个可以综合评价的指标，具体计算方法如下公式。由公式计算出综合评价指标的数值为54.7，该数值表明：理工科院校大学生的法律常识普及程度不是很高，只占到应该掌握的一半左右，加之设计的题目都是一些简单的基本常识题等因素的影响，理工科大学生的实际分值可能会更低。如此微薄的法律常识，是很难应对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甚至不能察觉自身权益所受到的伤害，这对理工科大学生维护自己正当权益和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极其不利。当理工科大学生离开校园的保护，步入社会和工作岗位后，难免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们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当下理工科大学生缺乏法律常识的现状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同学们的共鸣。
三、应对策略
针对理工科院校大学生法律常识缺乏的现状，从国家、社会、院校、个人四个层面探讨，提出一些合理的改进建议，以增加理工科大学生所掌握的法律常识，提高他们的法律素养，帮助他们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为构建法治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一）对于理工科院校的大学生来说，法律方面的必修课只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一门课程，由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两部分组成，需要讲授的知识很多，而相应的课时却很短，限制了教学的广度和深度，学生很难在课程的学习中获得足够的法律常识。因此，建议国家的相关部门，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分离出法律基础部分，配以适当的课时单独设置必修课，让同学们有充足的课时学习法律知识。同时也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加大普法力度、制定落实相应普法规划、增加高校法治建设的投入，多维度、多层次、多方面普及法律常识，使学法、知法、守法的观念深入理工科大学生的日常。
（二）毕业的大学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其法律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全社会的法治进程，培养大学生的法律素养也是社会全体成员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希望每个社会成员在自己学法、知法、守法的同时，也积极的为理工科大学生普及法律常识。通过法律援助、法律互助、法律讲座等方式，帮助理工科大学生学习法律常识，增加他们的法律素养，使刚踏入社会的大学生都懂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约束自己的错误行为，敢于和违背道德、违背法律的行为做斗争。只有不断的注入、壮大高素质的生力军，我们的社会才会进步，社会才会安定和谐，每个社会成员才能切身感受到法治社会带来的幸福。
（三）院校是大学生学习法律常识的主要场所，课堂讲解是获得法律常识最有效的途径，现有的教学体系不能很好的普及法律常识，需要不断的革新，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优化：1.丰富教学方法，以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和学生的好奇心；2.改革考核方式，使同学们在课堂之外也能积极的学习法律常识；3.针对理工科院校法律必修课的不足，可适当的增设不同方面的法律类选修课；4.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5.营造出良好的校园法治环境，坚持科学性和民主性的统一[4]。
关键词：司法；和谐；法治；公正
司法是体现社会正义的窗口，也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和谐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支持，是当今形势下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 对司法和谐的基本解说
司法是国家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相关活动。而和谐是指矛盾双方的同一性，是一种平衡协调、对立合一的状态。司法和谐是指司法权运行的一种理想状态，是在宪法和法律构建的民主与法治的大框架下所形成的一种公正、高效、权威、便民的良性循环机制，它强调平衡协调的价值关系和运行过程的统一。
司法和谐所秉承的理念，是要求司法人员尤其是审判工作人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坚持“能调则调，当制则制，调制结合，案结事了”的原则，进行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将效率与公正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实体上公正和程序上公正的真正统一。为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实现做好司法保障。
二、司法和谐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营造一个和谐良好的司法环境是我们党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和谐社会的建设，和谐司法的实现，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需要，也是法治社会的时代召唤。所谓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在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将我们所倡导的公民的人权真真正正落到实处。
和谐司法环境的营造也充分体现了司法工作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也是公平正义的社会。民主法治社会是指充分发扬社会民主，切实落实法治原则，积极调动各种因素。公平正义社会则指妥善协调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矛盾，从而实现社会公平。
三、司法和谐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有机整体
司法和谐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限于一个和谐司法理念的提出；它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有机统一体。
司法和谐的实现，首先必须树立和谐的司法理念，让司法工作人员的司法行为走向规范。在法院，法官们要在和谐司法理念的引导下帮助当事人依法行使自己的各项诉讼权利。而当事人也要明确自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来进行诉讼的，这是宪法权利的体现。
其次，司法和谐是有程序保障的，即“正义必须是以看得见的方法实现”。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必须坚持一种中立的态度，对双方当事人平等对待，不能厚此薄彼。而当事人也应该平等地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不能滥用权利。
在审判方式上，人民法院的选择要合理。对不同的案件要采取不同的审理方式，甚至对同一案件也要根据其不同的情形采用不同的方式予以审理。“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调解不但表现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同时体现了一种社会秩序的安排，反映了传统文化追求自然秩序和谐的理想。”
法院的裁判是否公正，有没有体现司法合谐，判决具有最终的说服力。在审判过程中，法院通过公正的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让当事人亲身感受审判过程的公正。同时，案件的公正裁判又使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认同度提高，司法权威从而得以确立。
四、我国司法和谐的现状以及不和谐的原因
在我国司法职权的行使总体上是和谐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他们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维护了司法秩序的和谐和统一。但如果从维护司法权威的角度来看，又存在许多不和谐的因素。
首先是司法解释存在不和谐。现阶段我们的司法解释仅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这是两大司法机关执行的依据。但实际上我们司法解释的效力不平等，如两高联合司法解释较少，检察解释与审判解释对于冲突部分的解决不到位，在民事和行政方面的解释不够好。
其次是在司法政策方面存在不和谐。司法方面的政策是指导规范司法工作的重要依据。而事实上，由于法院和检察院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互相配合存有间隙，从而使他们的意见不能达成共识。同时，由于依据的司法政策性文件都是内部使用的，导致法、检两院在执法依据上存在很大的差别。
最后是在司法改革中存在不和谐。目前我们所进行的司法改革主要是针对法、检两院相对封闭、各管一处的体制所进行的。改革的初衷和目的是好的，但由于没有总体的规划和统一的指导，使得改革根本不可能达到应有的效果。
五、构建司法和谐务必确立的司法理念
首先，司法和谐必然是公正的和谐。“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法律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和条件的反映，它只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臀 ，而公正则是人类社会永远的追求目标，因此可以说公正在法律之上。” “不论是判决还是其他的纠纷解决方式，都不能用牺牲公平和正义来求得短暂的和谐。不尊重法律不讲原则，没有标准，不仅不会有和谐，甚至会导更多的纠纷发生。”
其次，司法公正应该包括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程序公正是指以客观公正的诉讼程序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益，从而保障当事人获得实体上的公正。所以说，如果没有程序公正的支撑，实体公正是不能实现的；但如果离开实体公正而一味地枉谈程序公正，那又是毫无现实意义可言的。毕竟实体公正是当事人寻求法律救济的最终诉讼目标。
最后，争端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后，将其诉诸法院的目的在于从法律上获得公正的审理和裁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所追求的司法和谐也应该包括这一诉讼目的。我们评价一个法院审判工作好坏的标准，并不在于它审理了多少案件；而在于定纷止争、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它是否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 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
[2]汪太贤、艾明：《法治的理念与方略》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1年版
西方国家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与我国相比，具有起步早、经验丰富、制度成熟的优势，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已经很好的成为了一种社会化损害赔偿的机制，借鉴意义十分重大。笔者将从环境责任保险的方式及环境责任保险的范围两个较为突出的方面阐述。
(一)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模式
西方环境保险制度的模式大致归为两类:强制责任保险与任意责任保险。两种制度主要在投保自由，道德风险等方面有所差异。前者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强制规定特定领域施污染赔偿责任采取强制保险政策，如美国最早针对有毒物质和废弃物可能引发环境损害的问题实施了强制保险制度，即通过《资源保护与赔偿法》来授权行政职能，在环保局长授权的行政命令中，强制要求企业就第三人责任，及企业关闭三十年内可能引发的监测与维护费用进行投保，这种模式对环境保护和救济充分有效。
(二)环境责任保险的范围
德国自1965年起，保险范围逐步扩大，从对渐进性污染产生的责任视为免责责任范围，到将水体污染纳入保险范围，直至1978年，承认大气和水污染是保险范围，逐步开放与放宽，如仍将可预见性经常排放物列为免责范围。另一代表国家法国，通过本国环境责任保险立法加之运用英国1974年提出的保险责任保险单，最终除突发性事故外，对累积渐进性、反复继续性事同样故予以承保。
二、我国环境保险责任的制度设计
(一)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实施现状
1．企业投保积极性低，参保企业仅三成以2012年环境险试点省份陕西为例，2013年4月底省环保厅公布的试点企业594家，2014年又公布了53家，但上述企业并未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投保，截止2014年7月底仅203家企业投保。
2．险种设计局限如2008年平安保险经中国保监会审核备案的环境污染责任险条款就明确规定了环境责任保险的除外责任。该条款第六条明确规定了七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原因直接或间接引起的责任、损失或费用;第七条明确规定了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责任的十类除外情形。这十七项除外责任的列举性规定免责范围过宽，承保范围又过于局限。
3．立法保障欠缺尽管在环境保护方面，出台了《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专项法律法规，但和西方环境保险责任位于前列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只停留在国家环保局下发的《关于环境保险工作的指导性意见》，缺少环境保险责任的立法保障。
(二)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对策
1．建立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在任意性与强制性保险责任制度的取舍方面，各国都在努力寻求平衡、适当的定位，实际上，无论美国、英国抑或德国的保险责任制度，虽然对企业任意性要求的程度不同，但都有向强制性责任靠拢的趋势。以强制性投保政策约束企业，是对社会责任强化的手段，同时又使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环境保护、人权保护方面成为一种实至。
2．逐步放宽投保范围环境污染是动态的，与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关联。随着工业的扩张，市场经济的多元，保险市场的成熟，累积性事故责任如果不予以承保，一方面企业投入比与回报率悬殊，投保积极性令人失望;更严重的是，环境保护工作将停滞不前。
美国属英美法系，独立前是英属殖民地，其法学教育发展路径独具特色。殖民时期，美国的法学教育师从英国，以授徒为主，学习法律的方式主要是留学英国，本土只在法律事务所中进行学徒式的职业训练。建国后至19世纪中期，部分放弃了法律事务的事务所改建为法学院，但此时的美国法学院只是大学中的一个附属院系，和大学本身并无直接的隶属关系。19世纪50年代以后，法学院在法律教育中的优势越来越明显，成了孕育优秀法律实践者的摇篮。上世纪初，美国的法学教育进入了时期，成了培养优秀法律人才的摇篮。通观美国法学教育史，可见其法学教育是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包括早期的法学院也是在法律事务所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使得美国的法学教育从源头上打上了职业化的烙印。整个19世纪以前的美国，学徒是法学教育的基本模式，想当律师的人都要到律师事务所当助手。学徒式的律师从业教育无疑是粗糙的，但正是这种教育模式强化了法学教育的实践性，促成了理论教育与实践需要的良性互动。
二、比较后呈现的中国法学教育的不足
(一)目标定位不符合法学教育特点
法学教育目标是由其培养的人才决定的，美国的法学教育培养的是职业化的精英。这一目标可见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前校长怀特的一段话：“我们创办法学院的目的，非在造就许多讼棍，乃欲以严格之训练，提高其程度，使其将来出校之后，有高深的学问，有远大的目光，有高尚的道德，若再辅以相当的经验，则无论其为法官，为律师，为各种公共事业，鲜有不成为造福国家的法学者”。[2]可见美国法学教育的目标首先是职业，法官、律师、公共事业都是其从业的目标，兼具学问高深、目光远大、道德高尚这些品质，足见美国的法学教育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平衡，可以定义为精英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结合。中美两国法学教育目标相去甚远。建国后，我国法学教育基本沿袭前苏联模式，主要目标是培养熟悉政策、法令的政法干部。这样的定位继承了中国历史上法学教育附和官方舆论的特点，过于强化了法律的政治性，难免置我国的法学教育于政治的从属地位上。所以我国的法学教育目标定位首先是政治的、理论的，职业目标没有得到强化，导致我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严重脱节。以中国的司法考试为例，在中国只要具有本科学位即可报名参考，而每年的考试结果显示，具有法律本科学历的考生并不比非专业的考生具有明显优势，这表明我国的法学教育并未将职业性作为其主要目标，法科学生在校期间也没有受到足够的职业方面的训练。然而另一方面，职业性不足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法学教育是精英的，我国的法学教育对象是高中甚至初中毕业的学生，这一群体年龄小、实践经验不足、社会阅历浅，价值观、知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在学习法律的过程中难免纸上谈兵。可见，在我国现行的法学教育目标定位下，法学教育体系培养的学生既不是精英的，也不是职业的，确切地说，我国的法学教育培养了一批具有法律常识的人。
(二)办学层次参差不齐
我国的法学教育在建国后的很长时间内都是停滞的，改革开放以后，却出现了一个“野蛮生长”的阶段，30年增长了200多倍。到2008年11月，我国有634所高校设立了法律本科专业，在校法律本科生达30万，专科在校生达22万人，硕士研究生7.9万人，博士研究生1万人。[3]混杂的办学层次导致了我国法学教育学位体系不明确，相互之间边界模糊、目标不清，各教育层次之间衔接不到位。关于法学的进修班、非学历教育等乱象丛生，破坏了法学教育的整体形象。我国的法学教育并不局限于成熟的政法学院或法学院，大批未成立法学院的本科院校及部分的专科学校也都开设了法律专业，甚至有很多面向初中毕业生招生的初中中专也开设了法学专业。而法学是一门实践的学科，它需要一定的阅历及对社会认识和判断的能力，法学教育起点低造成了法科学生见地不足、人云亦云，中美法律人才差距之大便不足为奇了。美国的法学教育有自己的评估体系，全美律师协会是最为权威的评估机构，只有通过全美律师协会评估的法学院，方可成为美国律师协会认可的法学院。同时，美国的法学教育起点要高得多，美国的法律教育有三个主要的学位学程，JD(DoctorofJurisprudence)、LL.M.(MasterofLaws)以及S.J.D.(DoctorofJuridicalScience)。[4]其中最基础的是J.D法律博士，在这一称谓中，博士是通称，意指在法律方面比较博学多人，不是真正的博士学位，该学历相当于我国的法学学士学位，J.D是美国职业律师必须具备的基本学历，这一学历是进一步学习法律的前提条件。可见，美国的法学教育是一种后本科的精英教育，也就是学习法律的学生必须是之前已经获得了一个其他专业的本科学位，这样的生源基础提高了美国法律人才的入行门槛，法学人才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并且知识面广，这些素质都是法律人才所必须具备的。
(三)课程设置缺乏针对性
课程设置是法学教育的基础框架，我国现行高校法学教育的十四门核心课程是由教育部和司法部共同规定的。按惯例，中国法科学生一入校首先学习法理学，而法理学实际上是一门极其理论的课程，学好它需要事先掌握很多专业基础知识，如本土化、法系、罗马法等等。美国法学院则把一些容易理论联系实际的课程放在一年级开设，如侵权法、合同法、刑法、民诉法等。除了实践性、针对性强外，美国法学课程设置的另一大特点是选修课比重大。比较而言，我国的法科学生在课程选择上自由度相对太小。我们的大学法学教育真正成为选修课的只有寥寥几门，而且是纯粹的专业外业余选修课，在专业内学生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另外，我国的法学教育背景课程严重缺乏。我国的现代法治建设起步比较晚，加之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对中国传统的法学进行了摧枯拉朽式地更新，属于传统的中华法系的精神可供我们借鉴的已经非常少。改革开放以后的法律主要师从西方国家，例如民法主要移植于德国民法典，公司法、证券法等主要移植于英美法系等。所以想要深入掌握中国法律，就必须对那些被移植的外国法律有充分的了解。但是，相关法律背景课程在我国大部分高校都极为显见，不仅罗马法、德国民法典等经典大陆法系课程难觅踪迹，甚至相关法律文化背景知识的课程都极为显见。[5]这对法科学生的法律思维的培养是极为不利的。
(四)教学方法单一
我国的法学沿袭了大陆法系的传统，注重理论、法典，这使得我国的法学教育形成了理论教学占主导地位的风格。课堂教学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做些简单的备考笔记即可。此种教学法老师在课堂上传授的信息量小，并且很少在课堂上提问，致使学生上课时几乎没有压力，考试所要记忆的内容也不多，所以长此以往，滋生了学生的惰性，反而成了受欢迎的教学方法。美国隶属于英美法系，更加强调案例在教学过程中的运用。美国的案例讨论式的教学方法增强了师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每一年开学初，老师会把整个学期的教学大纲发给学生，有时老师会提出预习的内容，甚至开出一些书目。要跟上老师上课的内容，学生必须做很多课前准备。上课时老师一般开门见山，直接进入讨论程序，而且随时找人发言，那些提前不预习的学生，无法在课堂上蒙混过关。因为讨论是该门课程成绩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学生们一般都能踊跃发言。此种授课法，不但课堂气氛活跃，也极大地调动了师生教与学的积极性，并为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关于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的建议
(一)合理化法学教育目标定位
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法律基础理论知识的人，各种层次的广泛的准法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国大批的政法干部具有了一定的法律素养，在建国后的法律文化的废墟上，这种短平快的教育方式对我国法学教育的复兴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然而，法律人才是一个国家法制建设的中流砥柱，是一个精英的群体。这一群体必须是知法的、懂法的，知道法的过去、现在并能在一定程度上预见法的未来；同时法律是一门实践的学科，所有的精英必须是具备实践能力的，即必须是职业的。如前文所述，美国在这两方面都是典范。结合美国的经验不难看出，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应该是精英的职业教育。合理的法学教育目标定位为美国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美国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治国人才，美国总统半数以上都是法律出身就是个证明。以此为鉴，笔者以为应把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为培养精英的法律从业者。法学教育培养的是治国人才，这一群体必须是精英的，同时法学是一门实践的学科，法学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必须有法律的职业能力，能够灵活运用法律知识、法律思维去界定生活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所以，笔者以为未来我国的法学教育应在精英教育的同时强化实践功能。
(二)规范化法学教育层次
我国目前多层次、低门槛的法学教育难当培养精英法律人才的重任。当务之急是改变我国法学教育多层次、低门槛的状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第一，强制性提高办学层次。鉴于法学是一门需要社会学历方可习得的实践性强的学科，笔者以为应将法学教育的办学层次至少提高至本科阶段。并要求具有独立的法学院的本科院校方可进行法学教育，这样固然在短期内培养的法学人数会有所下降，但是数量的下降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质量的提高，须知治国人才的培养是不能以数量取胜的。哈佛大学法学院从1817年创立以来，每年录取五百名左右J.D.新生，全校三个年级的J.D.总共大约一千五百名，这个学生数量一直都是固定的，而哈佛法学院培养的人才则是个个如雷贯耳，如奥巴马、、佐利克等等，目前九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有六人曾在该院就读。[6]第二，应提高法律职业的入行门槛。法律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但法学的实践不是简单的操作，一定的法律素养、法律思维、社会责任感是法律从业者必须具备的道德素质。所以必须净化律师群体，提高律师、法官、检察官准入门槛。笔者以为，严格的法学本科学历是进入这一职业的必备条件。我国目前的法律职业入行条件极低，具有本科学历即可报考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是否法律专业则在所不问，很多未经专门法律思维训练的人，掌握考试技巧也可在短期内通过该考试，这批人在实践中遇到复杂的法律问题往往难当其责。所以，要净化我国的法律职业群体就要从源头上把关提高入行门槛。
(三)课程设置要具有针对性
任何学科都难以完全自给自足，现代法科学生不能固守门户，应该对法律以外的边缘学科多加涉猎，如心理学、历史学等知识都是一个合格的法科学生理解政治体制、洞察政治结构必备的，更何况我国的法学移植多于创新。因此在课程设置上必须兼收并蓄，兼顾相关专业的边缘学科和被移植的法律。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可以增开法律素质课。增开如罗马法、法制史等有关法律背景、法律文化方面的课程。第二，增加高质量的选修课。选修课可以增加学生在课程选择方面的自由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知识面。我国目前很多学校的法律选修课与必修课严重重复，只能面向非法律专业的学生开放。在维持现阶段课程设置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增开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比较法学、逻辑学以及英美国家的信托法律制度等选修课程丰富学生的法律背景知识。
(四)丰富教学方法
传统的老师讲授学生记笔记的教学方法显然已经不能适用当下的法学教育，法学教育应注重师生之间的交流，通过交流及辩论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美国以案例分析为主的讨论式的教学方法值得借鉴。美国是典型的判例法国家，判例在美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判例教学的方法也在美国的法学教育中广泛应用。案例讨论课上老师的开场白很少，一上课就要求学生讨论，所以学生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预习老师提前布置的案例甚至包括所开的书目。课堂讨论表现都是老师考核的内容，这就极大的调动力学生的积极性，通过讨论提高学生在法律思维方面的能力，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案例讨论法最大限度的启动了学生的学习压力机制，很多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学习法律，非常不能承受这种压力，看书到一两点钟睡觉是家常便饭，因为不这样加班加点的学习，自己就会成了第二天课堂上的傻瓜。讨论课貌似老师很轻松，实则不然，要上好一堂讨论课老师必须对所有学生讨论的内容进行全面了解，讨论过程中注意引导学生，讨论进行不下去的时候，老师要能够提出关键的问题，开拓学生的思路，并在最后作出专业的总结。很多老师不上或少上讨论课的原因一是学生参与不积极，二是对于如何把握讨论课的进程和方向经验不足，所以案例讨论的有效开展还依赖于我国高校考核机制的调整和教师教学技巧的提高。
摘要：本文设法通过研究法学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核心课程体系的重构、多元化实践教学平台建设、考核机制改革等内容，创新人才培养的合作机制，为农业院校法律人才培养提供重要保障。
关键词：农业院校 卓越法律人才 教学改革
传统的农业院校法学教育普遍存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模糊、实践教学环节薄弱等问题，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逐步推进，随之而来的各种法律问题不断涌现，原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逐渐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卓越性”，即缺乏务实性、创新性和实践性。为此，教育部提出了实施“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精神，就农业院校法学教育而言，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一、确立服务“三农”的人才培养目标
农业院校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要切合农业院校的学科背景和办学优势，服务“三农”、适应规模经营与农业产业化发展及社会发展需要，始终定位在培养了解中国国情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层优秀司法干部队伍、优秀律师服务队伍和具备法律素养的创新型、应用型法律人才。
二、结合学科优势、革新教育理念
教育理念引领教育发展的方向，应结合我国国情，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寻找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法学教育理念，培育我国农村社会所急需的法律人才，实现法制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和谐同步发展。农业院校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必须以服务“三农”为导向，进行全方位改革。学生在校内学习阶段，要加强对学生的法律文化基础知识和“三农”知识的教育，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设计要以强化学生法律实践能力、服务“三农”意识为核心。学校在培养学生职业技能、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同时，要注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引领大学生认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有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执法和司法理念积极解决“三农”法律问题。
三、调整法学专业课程设置
全面地把握法律文化的背景，更好地认识与解决转型期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卓越法律人才必备的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卓越法律人才的知识结构应当是多元化的。法学专业的学生如果对历史不尽了解，就不可能深入理解国家法律制度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法律制度机构对其周围的历史条件的依赖关系；如果不精通一般政治理论、不能洞见政府的结构与作用，那么在领悟和处理宪法与公法等问题时就会遇到障碍。
实践环节是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农业院校要在农村建立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加强法学本科生教育实践环节，如与一些县级法院建立教学实习基地，或者与一些乡（镇）司法所建立农村教学实习基地，发挥基地教学作用，提高现场教学质量，从而让学生走进农村、贴近农民、了解农业，让学生亲身体验农村纠纷的特点、农民诉讼的难点，自己动手调查取证、参与诉讼与调解纠纷，通过基地现场教学，真正使得学生具有服务“三农”的意识，掌握服务“三农”技能。
四、建立与实务部门联合培养卓越法律人才的机制
我国现行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中，专业学习与职业培训被分解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对学生的职业培训大多是在完成大学教育后进行的，实务部门在学生的大学学习阶段并不过多地参与人才培养任务，而高校也并不过多地负担对学生进行系统地法律职业技能训练的任务，从而造成高校毕业成为“准法律人”。
五、改革农业院校法学教学方法
卓越法律人才必须具备扎实的法学理论知识和逻辑思辩能力，较强的实践应用能力，相应的创新能力，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环境适应能力。在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教学过程中，不能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是要学生按照法律的理念去学习。如果仅仅了解法律制度而不理解法治的理念，是不能融会贯通法律的基本精神的。
实践已逐渐证明：只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教学方法改革、联合培养机制构建、师资力量优化等方面进行大胆地尝试与革新，才能够培养出既精通法学专业理论、熟悉党和国家相关政策，又懂得“三农”相关知识的卓越法律人才，从而既能够胜任政法部门的专职法律工作、又能够面向“三农”、扎根并服务于基层，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1]江虹.农业院校法学本科教育特色办学的思考[J].高等农业教育
[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