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1 17:26:0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发展的特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县域经济 发展 差异 特征
县域经济的发展，可以从纵、横两个方面加以探讨。从横向来讲，县域经济是在一段时间内，一个地区经济各方面综合的发展概况；从纵向来讲，县域经济则是一个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及增长潜力。研究县域经济，能够更好的把握地区经济可持续、协调、稳步发展的格局与进展，进而为中长期的县域经济发展规划提供科学、合理、可靠依据。
一、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演变特征
（一）县域经济发展的总体空间演变差异
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演变，主要表现为多个快速发展的城市核心及凝滞的都市边缘、乡村工共存；在新兴的经济发展地区，核心――边缘结构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演变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说明：从国家宏观层面而言，我国中、东、西三大经济发展地带的经济差异及南北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性突出，尤其表现在东西间的经济发展差异。 目前，低于全国经济发展平均水平的县域经济个体明显多于高于全国经济平均发展水平的县域经济个体，而这些较高发展水平的县域经济体主要集中在我国东南沿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县域经济体则主要集中分布在中西部欠发达的地区、沿海发达地区城市经济辐射作用不明显的地区等。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不同地区差异明显。
从地方层面而言，各个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内部发展差异表现明显。如江苏省县域经济发达地区主要分布在沿江地区，次发达地区主要分布在苏南地区，而欠发达地区则位于苏北地区。表现出县域经济集聚性特点。总之，目前，全国大多数城市带县域经济空间发展尚未形成多层次、网络化格局，县域经济间实力高低错落分布，中心城市综合经济实力较弱，对其周边县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差，总体上而言，县域经济仍呈“增长极”发展模式。
（二）县域经济发展局部空间演变差异
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局部空间演变差异，主要是指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发展地带的省际、省内性差异。其中省内差异是构成全国县域经济整体差异的重要部分，它对于全国整体县域经济的差异性调控是巨大的。因而，全国各城市带有着地理空间边缘联系的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空间自相关，县域经济表现出地理空间的集聚现象；但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较低，而低水平的县域经济空间集聚效应却明显增强，形成相对固定的县域经济聚集区域；发达地区经济极化现象明显，极化作用在整个县域经济作用中占据主导性地位，但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不能够形成带动于辐射性作用；整体而言，县域经济差异在明显缩小，区域间的空间极化作用在削减。
二、县域经济发展时间差异演变特征
县域经济发展时间差异演变特征表现为经济发展速度不均衡。县域经济发展速度是由区域经济绝对增长速度与区域经济相对增长速度两个指标来衡量的，参考人均GDP相对发展率与人均GDP平均增长率，得出全国现有经济增长水平下，县域经济均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但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仍然有明显差异，最高县域经济增长值与最低县域经济增长值之比为两位数；通过对最高县域经济增长体与最低县域经济增长体之间的研究可以发现，拥有良好经济基础的县域经济发展较快，而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的则为基础薄弱的地区；各县域间经济发展速度存在明显差异，城市地区大致处于核心经济圈辐射范围之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发展为经济次级增长极。
三、县域经济协调发展措施
（一）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合理定位城市功能
结合国家新的经济发展政策，按照全国经济合理布局的要求，制定出科学合理、高效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战略格局，以突出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战略目标，对城市功能做出合理性定位。各县级单位要在遵循国家经济发展方针的前提下，结合本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现有经济发展规模与状况、未来区域经济发展潜力，做出相应的城市功能区规划，以更好的实现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及优化开发区的合理设计与规划。合理定位城市功能，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促使各个区域承担不同的发展功能，保持生态平衡，实现县域经济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二）加大城市发展力度，拉动县域经济增长
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以更好的实现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格局建设目标；以信息化、工业化的城市发展战略，拉动县域经济增长。要继续扩大城市发展规模，做强、做大本地区的特色产业、支柱性产业，借助于区位优势，加强城市的开发力度；对于有着特色资源的城市，可以着力开发其特色资源，招商引资，走生态产业链的经济发展道路，依托于现代信息技术，增加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增强城市的经济竞争力，以城市经济发展拉动县域经济增长。
四、结束语
总之，县域经济呈现空间与时间的发展差异特征，县域经济发展总体差异持续扩大、发展速度不均衡、中心城市综合经济实力较弱，对其周边县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差，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因而必须加强中心城市经济的发展，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拉动县域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关键词：经济发展质量 粗放型 集约型 转变路径
十报告指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同时，报告也强调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理论综述
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有很多种提法，如数量型与质量型、外延型与内涵型、粗放型与集约型等。尽管划分角度不同，但在本质上，数量型、外延型和粗放型是一致的，主要依赖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来实现产出的增长；而质量型、内涵型和集约型是一致的，主要依赖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的提高来实现产出的增长。
从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开始，就对经济增长的性质、原因和条件等进行了探讨。亚当·斯密把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生产性劳动、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约翰·穆勒深入研究了人口增长、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劳动分工和合作等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此后，马歇尔注意到组织管理以及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熊彼特强调了企业家创新对与经济增长的影响。上述研究所涉及的影响因素都可以归入“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两个方面。
1939年，哈罗德-多马模型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分析的基本框架，主要分析了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但不能解释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在哈罗德-多玛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技术进步因素，提出了著名的索洛模型，并推出增长速度方程：
y=a+αk+βl
式中y为产出增长率，k为资本投入增长率，l为劳动投入增长率，a为全要素生产率，α为资本弹性系数；β为劳动弹性系数。从该方程式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因素分为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投入增长率两大类，而要素投入增长率又细分为资本投入增长率和劳动投入增长率。
索洛模型把经济增长的因素划分为“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两大类，在比较完整地描述和解释经济增长动因的同时，把人们对于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解带入了一个新阶段，为人们从量化角度分析和把握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以索洛模型作为经济增长方式划分的依据，主要是从该模型的经济增长因素贡献的量化分析角度进行的。当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全要素生产的贡献率时，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当全要素生产的贡献率高于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率时，这属于集约型增长方式。
由于索洛模型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因此全要素生产率（TFP）成为所谓索洛余值的暗箱。之后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的内生化，打开了索洛余值的暗箱，使人们看到了劳动分工、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等带来的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也为探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供了新的思路。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特征相关文献综述
李京文（1991）分析了1953-1988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因素，采用了乔根森等人提出的超越对数形式的生产函数方法，估算了资本、劳动投入和生产率增长（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高于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而要素投入又主要依赖于资本要素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至1988年，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其作用日益重要，显示出这一阶段的农村改革以及城镇的企业改革，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推进了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尽管这一时期粗放的程度有所下降，但要素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超过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占到59.9%，因而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属于粗放型。
陈琳（2008）采用C-D生产函数，研究了1978-2004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情况。估计的资本产出弹性为0.54，劳动产出弹性为0.46。根据其研究，1978-2004年期间，资本年均增长率为10.1%，高于同期GDP的年均增长率，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2%。劳动力投入在此期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7%，资本投入贡献大大高于劳动力投入贡献，二者的贡献率之和为67.9%，说明要素投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年平均增长率在此期间达到3.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2.1%。从1978-1990年和1991-2004年的分阶段比较来看，1990年之后，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急剧下降，由19.7%降为4.9%，资本贡献率有所上升，由51.1%提高到60.6%，但要素投入的总体贡献率是下降的，由70.8%下降为65.5%。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有所提高，由29.2%提高到34.6%。就经济增长方式而言，两个阶段都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来推动，资本要素投入的增加是最主要的推动力，属于粗放型增长。
杨飞虎（2010）进一步分析了1952-2008年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的各因素贡献情况。研究采用C-D生产函数，设立了我国总量生产函数模型，分别对1952-1977年、1978-2008年、1993-2008年、1952-2008年这四个时期进行了分析。估计的要素产出弹性为，在1952-1977年期间，资本产出弹性为0.398，劳动产出弹性为0.239。在1978-2008年期间，资本产出弹性迅速上升到0.939，劳动产出弹性为-0.04。在1993-2008年期间，资本产出弹性高达0.934，劳动产出弹性急剧下降到-0.062。在1952-2008年期间，资本产出弹性高达0.813，劳动产出弹性为0.112。
根据杨飞虎的分析，资本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52-1977年期间的50.47%上升到1978-2008年期间的95.33%；而劳动投入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52-1977年期间的9.72%急剧下降到1978-2008年期间的-0.01%。在整个1952-2008年期间，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9.58%，劳动投入仅为3.23%。在1952-1977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9.81%；而1977-2008年期间，贡献率急剧下降为5.67%，但在1993-2008年期间，其贡献率缓慢上升到7.016%。在整个1952-2008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7.19%，略高于劳动投入的贡献率。
上述分析尽管因研究方法和数据口径的差异，在结论上存在着一定分歧，但都反映出一个事实，即：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而要素投入又主要依赖于资本的投入，资本投入增长迅速且增速提高，劳动投入增长缓慢且增速下降，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高，但十分缓慢。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具有高投资、低就业、低技术含量的典型粗放型特征。
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特征与政府的不当干预
经济增长是由企业活动实现的，而企业依赖于要素价格体系，其决策是在给定产出的前提下，根据要素的相对价格来选择要素投入组合以实现成本最小化。因此，企业面对的相对要素价格体系决定了企业选择的要素投入组合，因而也最终决定了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方式。一国的要素价格体系又主要取决于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征和政府的干预。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某种要素越丰裕，它的相对价格就越低；而越稀缺的要素的相对价格就越高。
（一）与经济发展阶段同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生产要素一般可分为三种，即劳动、资本和土地，这3种要素如何进行组合以从事生产则依赖技术。一个企业要获取这三种要素和技术，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就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来看，劳动力资源最为充裕，资本和土地（自然资源）次之，而技术最为短缺。由此形成的要素价格体系表现为劳动力价格相对最低，资本和土地次之，而技术相对最为昂贵。此处技术是指凭借自主研发实现的。由于我国尚处于发展中阶段，进行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进步往往需要很高的研发投入，而且风险较大，因而价格高昂，在其他国家有现成技术可以引进的情况下，通过引进技术来推进技术进步，取得技术的成本和风险都较低，更具有经济合理性。不过，引进的技术一般包含在所购买的技术设备里，在进行经济增长核算时会表现为资本的增加，而不是索洛余值的增加，即不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反，如果以自主研发来取得技术进步，研发的成本不被包括在经济增长核算中，所以，自主研发所获得的技术进步就会表现为经济核算中的索洛余值，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劳动力和土地价格出现相对上升趋势，迫使企业逐渐改变要素投入结构，开始重视研发投入，以促进技术进步。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为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的粗放型模式，一方面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产生大量以加工组装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然不高，但出现缓慢上升的趋势。尽管资本价格相对较高，但在发达国家主导的技术进步以资本密集性技术为主的情况下，企业不得不通过加大资本投入提高竞争力，这在宏观上就表现为以大规模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增长，这与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发展模式是吻合的。可以说，这些粗放型特征都具有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适应性。
（二）政府不当干预导致经济增长方式过度粗放
从我国要素价格体系中的政府干预来看，存在着对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资源（包括能源）价格偏低。我国的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仍然没有市场化，自然资源价格形成体系不合理，对环境成本的估计不足，价格偏低，不能反映我国自然资源的稀缺性。由此导致我国生产过程中的自然资源消耗惊人。我国单位GDP能耗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悬殊，是日本的10倍，德国的7倍，甚至相比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还要高出31%-45%。我国对石油、水资源、钢材、水泥、有色金属等资源的消耗同样居于世界前列，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万美元的GDP消耗的石油、水资源、钢材和水泥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4倍、6.8倍和11.6倍。
2.资本价格长期偏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人为压低利率，使利率水平长期低于市场利率，这一现象在改革开放后仍未做到实质改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本原本不充裕，但名义利率在有的时期却低于美国，如2007年6月我国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6.57%，与美国当时6.5%的再贴现率水平持平。另外，我国特有的所有制结构，国有银行控制了大部分金融资源，主要贷放给国有企业，银行没有谨慎贷款的激励，国有企业也没有还贷的动力，甚至一些非国有企业凭借人情借贷也是如此，这使得企业实际支付的贷款利率可能更低。企业赖账得不到应有的制约，进一步加剧了我国信贷市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3.劳动者权益不能有效保障降低了劳动力实际价格。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导致劳动力价格低廉，但其底线应该基本能够保障劳动力的再生产。但在我国，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拖欠工资甚至逃避支付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工作日、节假日加班往往不支付或者少支付加班工资的现象很多，农民长期离乡背井打工，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劳动往往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身心健康严重透支，工人、农民等劳动者的实际社会保障水平很低。这些方面的影响进一步降低了劳动力的实际价格。
4.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提高了技术的实际价格。在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自主研发的投入高、风险大。即使取得研发成果，由于市场的法制环境不完善，也导致知识产权被侵犯的现象较多，某种新产品一上市，市场上很快就会出现大量假冒伪劣产品，企业为维权还需支出打假、诉讼等费用。这使得企业自主研发的实际成本提高，提高了技术要素的实际价格。
政府的干预不力导致了我国要素价格的扭曲，表现为资本价格严重偏低、劳动力价格偏低和技术价格偏高，由此形成的要素相对价格体系，这促使企业倾向于多使用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资源，而不愿进行自主研发。由此形成了比合理情况下更为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与经济发展阶段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更低的资本利用效率、更高的自然资源消耗等特征。
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选择
我国的要素价格体系受到了政府过多的不当干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了过度粗放的特征。这带来了环境被严重破坏、资本被浪费性使用、技术进步缓慢等一系列问题，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需要采取措施对政府的干预进行矫正，在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与政府调节的辅作用下，形成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合理的要素价格体系和创新激励体系，来引导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一）营造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法制环境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在知识产权保护、能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均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和严格的执法体系，做到了有法可依，违法必究。而我国一方面相应领域的法律不完备，在执法上更是问题重重，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加强和完善促进技术研发和利用、知识产权保护、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立法，将一些有效的制度和措施上升为法律层面，尤其是加强执法体系建设，使法律法规落到实处更是当务之急。
（二）有效发挥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
产业政策是通过确定产业发展的优先顺序、限制落后产业扩张、鼓励和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措施来达到产业结构升级、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最常用的工具是市场准入制度，政府应重点针对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产业制定严格的市场准入标准和监管法规。技术落后、单位产出能耗高、达不到技术准入和环保要求的项目不能进入市场，现有企业达不到标准的应逐渐关停或转产，对于产能过剩产业严格限制企业进入。产业政策还应进一步加大对技术先进、绿色环保、市场前景广阔的产业的支持，优先审批，优先投资。在产业布局上，应支持产业投资向落后地区倾斜，并避免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以此引导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提高要素使用效率。
（三）有效发挥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引导作用
政府可以通过财政、金融政策来激励和约束企业的投资行为，以此引导企业进行集约式生产，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可通过财政政策对实施自主创新、不可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的企业给予激励，为其提供一定的税收优惠，加大研发费用的扣除比率，通过金融政策予以优先贷款，使企业愿意加大创新研发的投入，愿意通过重大技术突破和对现有技术、工艺的改进及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来增强企业竞争力，愿意采取节能降耗措施进行生产。同时，政府可提高高能耗、高排放企业的税收比例，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为，鼓励其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来节能降耗。
此外，为引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还可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逐步提高资源税的税负水平，改革“从量定额”的计征方式为“从价定率”，从而使财政政策能够促进资源的更加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促进环境保护。新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于2011年11月1日起施行。新方案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改变：一是增加了从价定率的资源税计征办法，对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并相应提高了原油、天然气的税负水平，税率为5%-10%，这次改革暂按5%的税率征收。二是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油气资源税收制度，取消了对中外合作油气田和海上自营油气田征收的矿区使用费，统一改征资源税。
（四）提高教育投资的利用质量
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可以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奠定人力资源基础。近年来，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但人才的培养质量还有待提高，人才的培养结构也不太合理，表现为人才的创新能力不强、大学生就业难、熟练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等方面。因此，在加大教育投资力度的同时，政府应注重提高教育投资的质量，如加大对职业学校的硬件投入、加大对优秀学生的奖励力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
总之，在我国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阶段，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也要发挥政府干预的推动作用，以有效的市场机制结合科学的宏观调控政策来引导企业的要素使用偏好，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苏剑.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J].管理世界，2007（11）
2.钱颖一.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转轨问题的几点思考[J].当代财经，2011（1）
3.王振江，蔡啸虎，李万春.经济增长方式类型划分[J].上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7（1）
4.李京文，张守一.数量经济学的新发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5.杨飞虎.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1952-2008[J].经济问题探索，2010（9）
目前，国内外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研究多数是对经济发展引起资源过度开发、浪费进行定性分析，更侧重于对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及其解决措施的探讨。国外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的主要著作有：TomTietenberg的《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该书从资源的角度讲述了经济发展与资源的关系，可再生资源与不可再生资源的配置理论，资源分类及各类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国内主要有鲁传一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该书主要阐述了对待资源与环境的三种观点、资源-环境-经济大系统模型和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源。丁任重在《西部经济发展与资源承载力研究》中以我国西部地区为研究区域，借鉴了国外落后地区开发的有益经验，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提出要树立新资源观。
2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发展与资源储量关系研究
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发展水平从沿海到内陆逐渐降低，自然资源存量尤其是矿产、能源等从东到西明显增加，社会资源则与经济发展现状相一致。在此对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分布、社会资源配置进行分析，找出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储量、社会资源的关系，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经济可持续发展，缩小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
2.1经济发展与资源关系分析指标的选取
在分析过程中，指标的选取遵循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系统性和全面性相结合、动态性与科学性相结合、可比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数量与质量相结合的原则，同时考虑指标量化及数据取得的难易程度和可靠性，尽量利用现有的统计资料及有关标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指标和主要指标。本文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存量中选取指标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各大类的主因子计算其综合得分，建立三者之间的回归模型，定量分析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存量的关系。
2.1.1经济发展指标的选取
为更好地反映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从中国2005年统计年鉴上选取了8个能反应经济状况的指标（见表1）。以上经济指标分别从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益三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其中x1、x2、反映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x3、x4、x5反映了各地区产业的经济结构，x6、x7、x8反映了各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效益。
2.1.2自然资源指标的选取
为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选取了9个能反映自然资源状况的指标（见表2）。以上9个指标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各地区的能源、矿产、水资源、森林资源与土地资源状况。其中y1、y2、y3反映了各地区的能源状况，y4、y5反映了各地区的矿产资源状况，y6、y7反映了各地区的水资源和森林资源状况，y8、y9反映了各地区的土地资源状况。
2.1.3社会资源指标的选取
同样从4个方面选取了10个反映社会资源状况的指标（见表3）。由于社会类资源数据统计难度较大，为了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分别从知识、人力，技术、信息、医疗卫生、交通、城市建设、社会保险和外商投资等10大指标对我国社会资源状况进行定量分析。
2.2主因子的主成分分析
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出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综合得分，并建立回归模型，定量分析经济发展与资源存量的关系。为了消除量纲不同造成的影响，首先对各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分别对经济发展指标、社会资源指标和自然资源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综合得分。
2.2.1经济发展指标主成分分析
运用DP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从8个指标中提取出3个主因子，其累积贡献率为89.989%≥85%，表明这3个主因子基本上可以代表原始数据的全部信息（见表4）。由表4可见，3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分别为46.940，31.722和11.327。第一主成分U1在工业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居民储蓄上的特征向量值较大，故U1能更好地反映各地区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第二主成分U2在第三产业比重和居民生活消费水平上的特征向量较大，故U2能更好地反映各地区产业结构现状与居民的消费水平。第三主成分U3在GDP增长率和第二产业比重上的特征向量较大，故U3是反映各地区经济增长率和第二产业发展状况的指标。
2.2.2自然资源指标主成分分析
通过主成分分析从9个指标中提取出5个主因子，其累积贡献率为91.036%≥85%,表明这5个主成分基本上可以代表原始数据的全部信息（见表5）。从表5可见第一主成分V1在煤、石油、土地面积核实地面积上的特征向量值较大，故V1是反映个地区能源资源及土地资源的指标。第二主成分V2在铁矿、铜矿和水资源上的特征向量较大。故V2是反映各地区水资源与矿产资源的指标。第三、四、五主成分V3、V4、V5分别在铁矿、铜矿、天然气、煤的特征向量较大，表明V3、V4、V5分别是反映各地区矿产资源、天然气能源和煤炭资源的指标。用公式（1）、（2）计算出自然资源的综合得分（记为E2）。
关键词：因子分析；城市综合竞争力；综合评价
中图分类号：F2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0-0149-03
一、引言
江苏作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已取得了相当成就。但是，江苏省同时也是中国典型的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省份之一。如何客观、准确地评价江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找出城市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及差异的主要原因，进而提出江苏城市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这是实践提出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运用经济学理论、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江苏11个大中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因子分析，探讨了江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格局及实现均衡发展的途径。
二、因子分析法原理
基于因子分析法进行的综合评价，亦适用于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其基本步骤如下：
假设有m个城市，n个评价指标，则矩阵X0=[Xij]m×n即为评价样本矩阵。
(1)原始矩阵的标准化。为将不同质的指标综合加总，对全部指标进行标准化(无量纲化)处理：Yij=(Xij-Xj)/dij，其中：i=1，2，3…m；j=1，2，3…n；Xij为第i个城市的第j个指标值；Yij为第i个城市的第j个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Xj为m个城市的第j个指标均值；dij为第i个城市指标的标准差；
(2)求出标准化矩阵Y的相关矩阵R；
(3)求R的特征值，并根据特征根确定相应的正交化特征向量；
(4)计算特征根的累计贡献率。根据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确定主因子的个数和相应的特征向量矩阵。与此同时，计算最后综合得分的加权权数则由每个主因子的信息贡献率确定，即每个综合指标的权重由它对综合评价的贡献率确定，其大小取决于指标间的差异；
(5)计算主因子得分值；
(6)计算综合评价总得分值。总得分值越高，说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越好。
三、各城市竞争力分析评价
(一)评价指标的选取
本文所研究比较的城市综合竞争力主要是比较城市经济功能的强弱，关键是城市经济的集聚和扩散功能的比较，为了定量测量和实证分析的需要，依据科学性、可比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结合江苏各市实际情况，选取能反映城市综合竞争力的14项统计指标，建立相应的统计指标体系，具体如下：
X1―地区生产总值(亿元)；X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人)；X3―第三产业所占比重(%)；X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X5―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亿元)；X6―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亿元)；X7―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X8―城乡居民年末储蓄余额(亿元)；X9―人均公共绿地面积(m2/人)；X10―邮电业务总量(亿元)；X11―高级技术人员数(人)；X12―用气普及率(%)；X13―海关进出口总额(亿美元)；X14―人均拥有道路面积(m2/人)。
这14项指标分别从城市的经济总量、质量、流量等方面反映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指标统计数据根据《江苏统计年鉴2006》整理而得，统计数据详见表1。
(二)求R的特征值以及贡献率
原始数据如表1所示，计算过程借助于SPSS11.5软件操作完成。将原始数据标准化后(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从略)，可建立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R(从略)。R的特征值及贡献率如表2所示。从表2可知，变量相关系数矩阵有三大特征根：9.040，1.646，1.543。它们一起解释了变量X的标准化方差的87.347%(累计贡献率)。这样，对于此项研究的绝大部分要求，前三个主成分提供了原始数据所能表达出的足够的信息。同时，基于过程内定特征根大于1的规则，主因子分析(factor)过程相应提取三个主分量：F1，F2，F3。从主成分方差值可以看出，全体变量能较好地被主因子F1、F2、F3解释。
(三)建立因子载荷矩阵。对提取的三个主分量F1、F2、F3建立原始因子载荷矩阵A，同时，为便于对各因子载荷作合理解释，对其进行旋转使其结构简化，使得每个因子的载荷的平方按列向0或1两极分化，以起排除噪声干扰的作用。表3即为方差最大正交旋转矩阵A′。同时，表3给出的是原始数据X和主成分均已标准化处理后的前三个所提取的主成分的载荷阵，设Y为主成分变量，则：
通过计算最后得分可将江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因子评分及排序如表4所示。
四、结论与启示
(一)江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趋小，传统意义上的苏南、苏中、苏北地域划界业已模糊，不再泾渭分明。从传统意义上，苏、锡、常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江苏堪称首屈一指，但近年来可以看出，常州发展比较缓慢，其在经济增长、人口素质及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反而值得关注的是徐州近年的快速发展，给其他地区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同时，传统说法上为苏中地区的扬州、镇江、南通，其社会经济发展与常州地区的差距正渐次缩小。同样，苏北、苏中地域差别也并非遥不可及，宿迁市作为一个新建城市，其发展仍具潜力。从表4中还可以看出，盐城、连云港、宿迁等市均有多项指标未达全省平均水平，尤其是宿迁市，作为一个新建城市，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积极开展科教兴市战略，提高人口素质，是其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要实现江苏城市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就必须从市情出发，找准差距求发展，找出自身的不足以及与其他城市的差距，以为长期发展提供借鉴。对处于第一集团的南京、无锡、苏州、常州而言，南京应在搞好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充分依靠技术进步，加大科技投入，发展经济、提高实力；无锡、苏州、常州则应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着力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对处于第二集团的南通、镇江、徐州、扬州、泰州而言，除加快经济发展、尽快提高经济实力这一共同之处，南通、泰州应着力于改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汲取我国部分城市片面追求发展的教训，为经济长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对处于第三集团的淮阴、盐城、连云港、宿迁而言，由于其社会经济发展基础比较薄弱，因而，差距是全方位的。要实现全面赶超，首要的任务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通过经济发展推动教育事业的加速发展，进而提高公民整体素质，形成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 尹继佐.城市综合竞争力――2001年上海经济发展蓝皮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摘 要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发展方式陷阱”而难以转变。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艰难性、长期性和战略性特征。
关键词 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特征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甚至根本转变，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个国家长期面临的共同任务。从经济发展理论来分析，从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历程以及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综合判断，笔者认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十分明显的特征，即艰难性、长期性和战略性。只有充分认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艰难性、长期性和战略性，才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定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以逐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甚至根本转变。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艰难性。经济发展源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源于制度激励，源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总体来看，由科技的重大革新而导致的产业革命只是在特定时期和特定产业领域发生，而对于基础产业、主导产业或支柱行业来说，其技术进步不是跳跃式，而是渐进的，特别是产业技术瓶颈制约问题不可能在短期轻易地获得突破，这在较大程度上制约产业的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只有在逐步克服产业结构刚性、劳动力技能低下、就业结构刚性、产业技术水平低、制度演进缓慢的基础上才能慢慢地实现。西方国家在自然资源不存在稀缺、生态环境压力较小、全球温室效应不明显的工业化时期以及中国在封闭经济环境下发展经济，几乎不存在要推进或者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性和现实性。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长期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任务不仅是艰难的，而且是很艰巨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是与整个工业化进程相一致的。在工业化的初期、中期和后期，基本上都是粗放型的或者比较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为主，到后期才逐步转变为以消耗资本和技术为主，由“先污染后治理”转变为“边污染边治理”最后转变为“先保护后发展”。不仅产业发展有路径依赖，而且经济发展方式有路径依赖，相应的制度变迁也有路径依赖。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性。经济发展是由粗放型、集约型、粗放与集约结合型等多种增长方式同时起作用而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同时存在的多种增长方式共同推动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不是某一种经济发展方式作用的结果，只是其中某一种方式可能发挥主要的推动作用。即使是当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也还同时存在多种增长方式，并不是其所有的经济发展全部是由单一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来实现的。
三、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路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特征决定其路径的选择。中国特别是处于中部地区的湖北省，要想尽快走出“发展方式陷阱”，以促进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主要思路有：
1.从思想上长期树立持续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观念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艰难性、长期性和战略性，不要急于求成，不要企望在短期很快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伴随着整个工业化发展过程的，当工业化的基本目标实现之时，就是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基本实现根本性转变之日。由于经济发展是在同时存在的多种增长方式共同推动下才得以实现的，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根据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客观要求来逐步推进，不能追求单一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在多种经济发展方式同时并存的条件下应该采取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主要标准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同时，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同样包括对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科学认识。这需要深化对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认识，以科学的产业发展观、科学的经济发展观来指导产业发展，以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这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的思想前提。
2.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结合起来，在促进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但是传统工业化、城化发展路径又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它们二者之间既相互统一又相互矛盾，因此，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增强的条件下，坚持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以最小资源消耗为标准、以不损害环境或者改善环境为标准； 建设节能型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积极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严格控制并逐步减少高耗能行业的发展，强化工业、交通和建筑节能；协调扩大内需与节约资源、减少资源消耗之间的矛盾，将消费方式的转变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内容。
3.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调整产业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促进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与优化过程中逐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重点不是调整一二三次产业结构，而是重点调整产业的技术结构和要素结构，提高产业发展的技术水平。为此，需要对产业发展进行科学规划，需要加快产业转型步伐，长期实施“压存量、扩增量”的产业结构调整策略，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发展、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的步伐，扩大低耗能低污染产业发展，使“两型”产业和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这就是要求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调整产业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相互推动，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优化过程中逐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关键词：生态经济 发展 分析
0 引言
生态与经济是一对相关概念，而且这种相关是正相关，也就是说，生态制约着经济，而经济发展反过来又影响着生态，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生态具有了一定的区域性，同一区域内的生态组成要素是彼此相互影响的，且互相交叉，这种状况的存在就使得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了不同于其他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构建生态经济发展的一定路径也就成为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1 生态经济的特征
任何要素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组成，生态与经济作为人类社会不可跨越的两大环节，其组合自然也就具备了一定的特征。
1.1 协调性特征 协调是一种普遍规律，无论在自然社会还是人类社会，都起着其他要素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存在协调，才可以表现出整体效应，才能反映出1+1>2，但协调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人类不仅要懂得正反馈还要懂得负反馈，既要懂得加也要懂得减，因为在一个系统里只有有加有减才能保证它是最稳定的，才能得到良性循环。如一个地方若鸟很多，那就会使虫很少，而虫一少，树就长的好，进而就为鸟创造了更好的生存条件，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在这个循环里有一个负那就是虫少了。假如虫多了，那就会使树少，鸟也就没了生存条件，那这个系统里就不稳定了。
1.2 系统性特征 生态经济作为一个系统，是由诸多要素组成的，但在这众多要素之中，生物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这种系统性是以生物为中心的，没有生物的存在就不存在生态系统，而生物与环境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它们通过物质流、能量流和某些信息流使得生物得以跟环境进行交换，从而形成开放系统。这种开发系统的存在，使整个自然界处于良性循环状态，而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界的正常循环，否则经济的发展就会产生诸多难以解决的后患问题。
再者，生态经济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其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能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而是必须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只有这样，生态经济的系统性特征才能凸显出来。
1.3 循环性特征 整个自然界存在着一种循环，而这种循环也是其靠自身的力量来完成的，在这一点上，外力的作用很是有限，但人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干预这种循环的进行，由此也才形成了“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的概念。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各要素中，资本在循环，劳动力在循环，而惟独生态没有形成循环。而生态经济则要求必须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因为如果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就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而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
此外，生态经济还具有一定的新的价值特征。生态经济在考虑自然时，已不再像传统工业经济那样仅将其作为“取料场”和“垃圾场”，也不仅仅视其为可利用的资源，而是将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的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生态经济这些特征的存在，就要求人类在采取经济发展手段时，必须在此基础上选取合适的路径，进而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区域经济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发展差异,中国不同区域的发展特征及其差异性随之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1-5]。长期以来中外学者不断通过对东西方共同经验的总结与遴选,根据中国国情展开了一系列多元性、系统性的学术研究:不少学者把区域经济发展特征归纳为经济总量、经济增长总量、增长速度等方面或是经济在总量、增长速度、经济结构等所有方面的特征,从而在测度区域经济发展特征的指标选取上也存在单项与复合性指标的不同[6-7];研究尺度不断由省域、三大地带的中观尺度转向县乡区域单元的微观尺度上;中外学者从区域角度来探讨区域政策、经济发展基础、产业结构、投资规模、区位条件和政府作为等复合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普遍认为1990年以来无论是省份之间还是四大地区之间区域差异都不断趋于拉大,并且经济在几大都市圈地区集聚的趋势加强,不存在显著的收敛趋势,导致中国欠发达地区与相对发达地区并存的格局[8]。
鉴于以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省内(际)、三大地带之间的发展特征分析上,而中国西部省际之间县域单元发展研究较少,对于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特征与内部差异的深层次研究更为不足,本文试图对目前全国经济格局下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此回答以下问题:理论上,空间极化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也是地区内部发展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区空间极化发展现状如何?增长极与所导致的地区内部差异呈现何种格局,其影响因素是什么,今后发展趋势怎样及应该采取的发展策略。
二、数据采集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采集。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是指日月山以东,西秦岭末端以北,屈吴山以西,达坂山、乌鞘岭以南的青海省和甘肃省所在地区;属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气候以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为主。行政区划包括青海省的西宁市、海东地区,甘肃省的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除漳县、岷县)、临夏回族自治州等6个地级行政单元,以及青海省的尖扎、贵德两县,区域面积8.36×104km2,占甘青两省土地总面积的7.11%。2007年底,密集区总人口1.39×107人,占两省总人口的44.09%。本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8×10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194.23元,城市化水平30.53%,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7.33%、53.00%和69.32%,为我国典型的欠发达区域。
本文选取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31个县级行政单元(包括市辖区、县、县级市,以下简称“县”)为研究单元,利用2008年的统计年鉴,统一选取22个统计指标,包括:城市化水平(%)(X1)、年末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元)(X2)、人均GDP(元)(X3)、人均财政收入(元)(X4)、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万元)(X5)、农民人均纯收入(元)(X6)、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7)、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人)(X8)、万人中学生数(人)(X9)、GDP增长率(%)(X10)、第一产业产值(万元)(X11)、化肥施用折纯量(T)(X12)、农作物总播种面积(hm2)(X13)、农业机械总动力(KW)(X14)、人均耕地面积(hm2)(X15)、农村用电量(万KWH)(X16)、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17)、社会销费品零售总额(万元)(X18)、年末电话用户数(户)(X19)、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人)(X20)、人均基本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元)(X21)、城镇建成区面积(km2)(X22)等。在指标的选取上,在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注重指标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力求能够从社会经济实力、结构及活力等多方面全面反映密集区社会经济发展状态。
(二)研究方法。在研究社会经济发展时,应用SPSS软件对2008年的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每个主因子对各个县域的得分。以旋转各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作为权重,与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权求和得到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指数值,以此作为依据比较评价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再运用断列点模型分析各县与社会经济发展辐射范围,运用方差分析评价县域之间及其内部发展差异特征。
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的计算
应用SPSS软件对2008年的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选取KMO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设定提取特征值大于1主因子,采用方差极大法旋转,把因子得分作为新变量保存在数据文件中,得到经济社会主因子载荷矩阵。结果显示:KMO值为0.728,根据统计学家Kaiser给出的标准,KMO值大于0.6,说明变量间的相关性很小,适宜进行因子分析[9]。经过方差极大法旋转后,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4个主因子,其累积方差贡献率是79.591%,包含了22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由主因子载荷矩阵可看出: 第一主因子与X1、X2、X3、X4、X5、X6、X7、X8、X9、X10有较大的正相关,根据其意义判断出是经济发展水平因子;第二主因子与X11、X12、X13、X14、X15、X16有较大的正相关,是第一产业发展水平因子;第三主因子与X17、X18、X19、X20有较大的正相关,是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因子;第四主因子与X21、X22有较大的正相关,是固定资产投资发展水平因子。
因子分析解决了原有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有较大相关性的问题,得出的4个主因子涵盖了约80%的原有信息,并生成了4个主因子对31个县域的得分,以旋转后4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与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权求和得到各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以此作为依据分析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与评价
(一)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中心城市为强增长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为了便于与中心城市发展水平相比较,以22个指标为基础,加入兰州市区、西宁市区、白银市区构成34个县市,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各县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以此仅作为第4节第1小节的评价依据),利用断裂点模型[10]求各县市社会经济辐射圈,辐射圈的大小代表了县市发展水平强弱。
兰州市区、西宁市区、白银市区的社会经济辐射圈半径均在其它县域的2倍以上,辐射范围是其它县域的4倍以上。其中,兰州市区的辐射范围是实力最强县域红古的11.75倍,其与红古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差异是县域之间最大差距7.87倍,兰州市区成为密集区发展的强力增长极,仅其石油化工、有色冶金两种产业的产值占到密集区工业总产值的41.08%。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有红古、永登、平川等17个县,占县域总数的54.84%。从社会经济辐射圈来看,17个县的辐射圈半径变化于14.02km―24.28km之间,辐射圈面积变化于617.82km2―1851.84km2之间;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的比重变化于14.8%―356.8%之间,平均比重为60.7%;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比重最高的是红古,是唯一辐射圈面积超过县域土地面积的县域。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有陇西、贵德、会宁等14个县,占县域总数的45.16%。14个县社会经济辐射圈半径都小于13.25km,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的比重平均仅为16.53%,比发展水平较高县域的平均比重低44%。
(二)工业主导县域经济发展的地位缺失。通过因子分析,发现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几个主因子是经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等,第二产业发展水平没能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实际上,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发展以第一产业为主,绝大多数县域为农业大县;第三产业则以基本的贸易、服务行业为主,发展层次较低;第二产业基础较弱,起步较晚、水平较低[11]。这与崔权醴、崔向阳分别把甘青两省列为“前工业化社会”[12]和“工业化不发达社会”[13]的结论是相符的。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二三次产业发展滞后,没能主导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是本区处于城镇密集区初级发展阶段[14]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县域之间社会经济水平和县域内部各行业发展严重失衡。通过对标准化后数据的方差和极值比分析来说明县域之间和县域内部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方差和极值比越大,发展的不平衡程度越严重。结果显示: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人均GDP等8个影响县域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的极值比大于15,方差大于0.739,反映出县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程度较严重。而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指标的方差和极值比都是最大,说明工业发展状况是导致县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首要因素。从31个县来看,各县各指标值方差都大于0.261(方差平均值减一个标准差),红古、平川、永登这3个发展水平最高的县各指标方差大于0.905(方差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14位的县各指标方差都大于0.583(方差平均值),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县各指标方差都小于0.454。由此得出,各县域内部各行业发展普遍失衡,而县域发展水平越高,其内部发展失衡程度越大;县域发展水平越低,其内部发展失衡程度越小。以上两点与三次产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结合,可以得出:在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工业发展整体水平虽然较低,但其在部分县域的快速发展已是影响县域之间和县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的最重要因素。
(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由中心城市向外呈圈层结构递减。与兰州市相邻的县域有红古、永登、榆中、皋兰、临洮、永靖6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1、2、6、12、13、17;与西宁市相邻的县域有大通、互助、平安、湟中、湟源5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4、5、7、8、14;与白银市相邻的县域有平川、榆中、景泰、靖远、皋兰5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3、6、10、11、12,可以看出,中心城市周围的县域发展水平普遍较高。而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县,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如离白银市较远的会宁,离西宁市较远的循化、化隆,如离临夏市较远的广河、康乐等,这些县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都在20位以后。
(五)交通干线沿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境内铁路穿越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18位的17个县;境内高速公路穿越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23位的13个县。由此可见,交通干线沿线县域发展水平较高。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县中,广河、和政、康乐、积石山、循化、化隆、尖扎7县境内既没有国道,也没有铁路,更没有高速公路,交通干线的欠缺是这些发展水平较低县域的一个共同特征。
(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发展水平相关性较强。对各县万人中学生比重(万人中学生数与密集区县域平均值的比值)与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比重(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与密集区县域平均值的比值)的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进行回归,发现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与‘万人中学生比重/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比重’呈现较强的负相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学生比重大于教师比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学生比重小于教师比重。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教学水平与质量相对较高,选拔教师的要求高,吸引来就学的学生多,导致师生比例相对较低;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受百姓的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等因素影响,学龄少年失学严重;另外,这些县域多处于相对地广人稀的地区,学校和班级的学生规模较小,教师平均负担学生数量较少[15],共同导致师生比例相对较高。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评价,总体看来,除去中心城市对县域评价更能反映区域发展特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县域自一些增长中心向外扩延,逐步形成铁路和高速公路经济增长轴。这种经济空间扩散现象印证了“增长极”和增长“中心地理论”中的扩散效应,以及据此引伸的“点-轴”发展模式[16]。具体而言,第一产业发展水平是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子,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直接导致县域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固定资产投资成为主因子表明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外延增长的依赖性高,促进了部分县域工业的快速发展,增强了工业对县域发展的影响。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县域中学布局分散,学校规模小,竞争力和吸引力弱,而教师数量相对富足,需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施集中办学,提高办学效益。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密集区“点-轴系统”发展模式还未完全形成,还处在“点-轴系统”模式的初级发展阶段:中心城市呈强增长极态势,与各县域产业发展关联效应差,缺乏有效的承接与融合,形成中心城市自成一体的“孤岛式”发展[17],导致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总体水平较低。
对于密集区未来的发展,需要做到如下几点。①中心城市应改变物质性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增强R&D产业、信息产业、金融业、现代物流业等现代产业发展力度,通过三产引导经济增长。②各县域加强政府主导,优化公共资源环境,培育新兴增长空间,以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为主提高工业化水平和就业保障能力[18],实现二产引导区域增长。③全区域需要实施以通道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化建设,提高通道等级和不同通道的协作联动性,加快生产力自由流动和生产要素地域分异,促进中心城市长期积累的生产力优势向周边辐射与传递和高级要素向高级城镇集中,通过新区开发、城镇体系调整以及与区域外部空间相互关系作用的变化[19]等共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XJL003)。
参考文献:
[1] C. Cindy Fan and Mingjie Sun.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19782006[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2008,49(1):1-20.
[2]刘荣添,叶民强.中国大陆区域经济差距变动趋势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7,(10):61-63.
[3]梁春阳,吴向华.中国区域发展的竞争性与不平衡性趋势分析[J].宁夏社会科学,2008,(4):41-47.
[4]伍世代,王强.中国东南沿海区域经济差异及经济增长因素分析[J].地理学报,2008,63(2):123-134.
[5]李小建,乔家君.20世纪90年代中国县际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J].地理学报,2001,56(2): 136-145.
[6]韩瑞玲,路紫.论区域经济地理基本特征的描述系统[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31(6):825-829.
[7]徐建华,卢艳,岳文泽等.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排序计算模型研究[J].干旱区地理,2002,15(1):44-49.
[8] 陈惠娟.欠发达地区的科学发展之路[J].领导科学,2008,(11):8-10.
[9]孙姗姗,朱传耿,李志江.淮海经济区经济发展差异研究[J].地理学报,2008,64(8):924-934.
[10]李敏,杜志伟,李伟等.小城镇经济辐射区定量分析---以重庆大足县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3,22(4):54-58.
[11]邵波,陈兴鹏.中国西北地区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现状研究[J].干旱区地理,2005,28(1):136-141.
[12]崔权醴.中国三大区域经济类型及其发展战略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2005,14(1):73-80.
[13]崔向阳.中国各地区工业化水平分析[J].经济纵横, 2003,(6):14-17.
[14]刘荣增.我国城镇密集区发展演化阶段的划分与判定[J].城市规划 ,2003,27(9):78-81.
[15]张周光.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现状及对策[J].教育探索,2005,(9):35-36.
[16]陆大道.论区域的最佳结构与最佳发展---提出“点-轴系统”与“T”型结构以来的回顾与再分析[J].地理学报,2001,56(2):127-135.
[17]刘宝玲.区域发展差异与区域协调发展关系思考[J].经济问题,2007,(4):109-111.
[18]杨荫凯,谢湘明.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与构想[J].宏观经济管理,2008,(2):22-25.
关键词：区域经济；空间马尔可夫链；时空演变；山东省
中图分类号：F12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1-0072-04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由于区域间自然条件、区位因素、经济基础、制度环境等差异，导致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山东也是如此，尤其表现在鲁西部地区与山东半岛地区经济差异更加明显。为系统研究山东省区域经济时空演变规律，本文以山东省17个设区城市、31个县级市和60个县为研究单元（以下统称为城镇），选取了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10项统计指标进行研究。首先对108个城镇9年的10项统计数据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得出了反映各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然后分别计算了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和空间马儿可夫转移概率矩阵，将区域经济发展的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结合在一起，探索山东省区域经济时空演变动态特征。最后利用GIS软件对计算结果进行了可视化分析，揭示了山东省区域经济演变过程的时空特征。
1 山东省区域经济数据的主成分分析
1.1 数据的采集和预处理
利用1997～2006年的《山东省统计年鉴》，采集了山东108个城镇9年的10个统计指标。包括年末总人口、土地面积、粮食总产量、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人均道路面积等。由于各指标量纲不同，首先进行标准化处理。作者采用标准差标准化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由这种标准化方法所得到的新数据，各要素的平均值为0，标准差为1，可有效消除量纲的影响。
1.2 主成分分析
在区域经济分析中，变量太多无疑会增加分析问题的难度与复杂性，而且在许多实际问题中，多个变量之间是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的。主成分分析方法能在各个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研究的基础上，用较少的新变量代替原来较多的变量，而且尽可能多的保留原来较多变量所反映的信息，是综合处理这种问题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1］。作者运用Matlab的princomp函数进行主成分分析，分别计算各主成分载荷、主成分贡献率、主成分得分和综合得分。综合得分的计算方法为各主成分得分乘以其对应的主成分贡献率，然后求和。
2 山东省区域经济时间演变分析
2.1 主成分分析结果处理
对计算出的山东省108个城镇9年的综合得分分别进行排序，将全省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四种发展类型：①（1）低水平地区：综合得分排序位于75％以后的区域；（2）中低水平地区：综合得分位排序于50％～75％的区域；（3）中高水平地区：综合得分排序位于25％～50％的区域；（4）高水平地区：综合得分排序位于前25％的区域。这四种经济发展水平类型由低到高分别使用数字1、2、3、4表示。然后根据序号重新对数据进行排序，得出每一个区域每年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类型。从而得出一个108×9的区域经济发展状态矩阵，从这个矩阵上可以看出每一个区域在每一年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可见每一个区域所处经济发展状态在时间上的转移变化。
2.2 马尔可夫矩阵计算
根据以上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类，计算出相应类型的概率分布及其年际变化，近似的表示出区域经济发展变化的整个演变过程。这样就可以得出一个4×4的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得出区域经济发展由某一状态转向另一状态的概率。用Pij表示从状态Ei转移到Ej的概率，即Pij＝P(EiEj)。如果某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类型为i，在下一年份仍保持不变，则该区域转移类型为平稳；如果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高，则区域向上转移；否则向下转移。根据此矩阵来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在时间上的变化，可以得出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状态转移到另一发展状态的概率。
1997～2000年处于“九五”规划期间，2001～2005年处于“十五”规划期间，为全面分析山东省108个城镇经济的时间演变规律，根据上述计算得出的108×9的区域经济发展状态矩阵，分别计算这两个时期山东省城镇经济综合得分的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表1）所示。
2.3 结果分析
（表1）中，对角线上的元素表示区域经济发展状态不发生转移的概率，即该区域经济发展状态没有发生变化的概率，非对角线上的元素则表示区域经济发展从一种状态转移到另一种状态的概率。由（表1）可见，山东省区域经济状态转移在两个时期存在有许多共同点：
（1）所有对角线上的元素在数值上都大于非对角线上的元素。在对角线上的元素的最小值是0.667，最大值为0.917。这说明，区域经济发展类型不发生改变的概率很大，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状态在某年属于i中类型，那么在随后的年份该区域仍然属于该类型的概率至少为66.7％，维持在原来的发展类型。（2）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类型之间发生状态转移的概率非常小，在非对角线上的元素，其数值远远小于对角线上的元素数值。在非对角线上元素的最大值为0.198，还不到对角线上最小元素0.667的三分之一。而且，非对角线上的元素数值大于0的都在对角线的两侧，这表明，在连续的两个年份，山东省县域的经济发展类型只能向上或者向下一级、二级类型转移，不可能实现跳跃两级的发展，如从低水平向中高水平或者从高水平向低水平状态转移，这种发展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3）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两极化现象。从这两个时期的状态转移矩阵上看，在初期属于发展高水平的区域，在随后的年份仍然处于发展高水平的概率至少为90.1％，而向下转移的可能性最大为9.9％，而且大多是转向中高水平，依然在发达状态，在第二个时期，仅仅有1.9％的概率转向中低水平，这表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处于高水平状态；而初期属于发展低水平的区域，在随后的年份仍然处于发展低水平的概率至少为80.2％，而向下转移的可能性最大为19.8％，而且是只能转向中低水平，不可能发生直接跳跃发展到中高水平或者高水平状态。这说明，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着高水平地区依然发达，低水平地区依然落后的经济发展局面，存在着两极化发展的现象。
此外，山东省区域经济综合得分类型转移在两个时期上也存在着不同之处：（1）随着时间的变化，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和高水平状态的区域，仍然维持其发展状态的概率明显增加。维持低水平发展状态的概率由1997～2000年期间的0.802增加到2001～2005年期间的0.843；维持高水平发展状态的概率由1997～2000年期间的0.901增加到2001～2005年期间的0.917。（2）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间阶段，即中低水平和中高水平的区域，仍然维持其发展状态的概率明显减小。维持中低水平发展状态的概率由1997～2000年期间的0.741减小到2001～2005年期间的0.667；维持中高水平发展状态的概率由1997～2000年期间的0.827减小到2001～2005年期间的0.750。由此可以看出，初期为低水平的区域经济发展向上转移的概率明显的减小，同时，初期为高水平的区域经济发展向下转移的概率也在减小。由此可得，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的两极化现象进一步加剧。
3.山东省区域经济空间演变分析
3.1 空间马尔可夫矩阵计算
空间马尔可夫链是传统的马尔可夫链方法与“空间滞后”这一概念相结合的产物［2］。空间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以区域i在初始年份的空间滞后类型为条件，将传统的k×k马尔可夫矩阵分解为k个k×k条件转移概率矩阵，对第k个条件矩阵而言，元素Pij(k)表示以区域在t年份的空间滞后类型k为条件，该年份属于类型i而在下一年份转移为类型j的一步空间转移概率。为得到山东省县域空间马尔可夫矩阵，首先计算每一区域各年份的相邻区域的综合得分的加权平均值，对这些相邻区域的综合得分平均值进行排序分类，得到每一个区域综合得分的类别。山东省各相邻区域的综合得分平均值为各个区域9年的综合得分矩阵与空间权重矩阵的乘积。使用MATLAB软件对山东省各城镇经济综合得分分类矩阵与山东省各城镇相邻区域综合平均得分分类矩阵进行处理，从而得到山东省县域综合得分类型的空间马尔可夫矩阵。计算的1997～2000年份和2001～2005年的空间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表2）。
3.2 结果分析
由（表2）可见：（1）相邻区域的背景条件在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动态变化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相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该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发生转移的概率各不相同。即若区域背景对区域经济发展没有影响，（表2）中同一时段内的4个条件概率矩阵将分别相等，等于相应时段的传统马尔可夫概率矩阵（表1）。从以上的分析结果来看，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区域的背景与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紧密的联系。（2）不同的相邻区域背景在区域经济发展转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一般来说，一个区域，若与比本区域发展水平高的区域相邻，那么其经济发展向上转移的概率将增加，向下转移的概率将减小；若与比本区域发展水平低的区域相邻，那么其经济发展向下转移的概率将增加，向上转移的概率将减小。例如，在2001～2005年期间，一个低水平区域向上转移的概率平均为0.157（表1），当它分别与中低水平和中高水平地区相邻时，概率就分别增至0.156和0.174（表2），而与低水平地区相邻时，概率降至0.077。在1997～2000年期间，一个高水平区域向下转移的概率平均为0.099（表1），而当它分别与中高水平地区相邻时，向下转移的概率降至0.047，而与低水平地区相邻时，概率增至0.500（表2）。（3）一个区域向上或向下转移的概率与区域和周围相邻区域之间的差异程度不成比例。对于一个低水平区域，如果其相邻区域为中低水平，在2001～2005年期间向上转移的概率比其相邻区域为低水平时增加0.079，在其相邻区域为中高水平和高水平时向上转移的可能性增加更为明显，分别达到0.174和0.286。（4）空间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为山东省区域经济两极化发展现象的存在提供了空间上的解释。区域背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确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总体来说，一个区域，如果其相邻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则该区域经济发展向上转移的可能性比较大；反之，如果其相邻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则该区域经济发展向下转移的可能性比较大。也就是说，除个别区域外，近发达者愈发达，近落后者愈落后，但是不排除有某些情况不同。例如，一个低水平区域在其相邻区域为高水平时，其仍然停滞在低水平发展状态的概率在1997～2000年和2001～2005年期间分别为0.750和0.714，均小于同期不考虑相邻区域情况的0.802和0.843；而一个高水平区域在其相邻区域为低水平时，其仍然停滞在高水平发展状态的概率在1997～2000年和2001～2005年期间分别为0.500和0.500，均大大小于同期不考虑相邻区域情况的0.901和0.917。但是也有不同的情况，例如，在1997～2005年期间，一个低水平区域在其相邻区域为低水平时，向上转移的概率为0.211，而当其相邻区域为中低水平和中高水平时，向上转移的概率分别为0.184和0.200，向上转移的概率明显降低了。这些现象可以由比较这两个转移概率矩阵上呈现出来。
4.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状态转移的空间分布分析
根据以上计算的传统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和空间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运用GIS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可见：（1）在1997～2000年期间，全省有十八个县域综合得分发展类型向下转移，除肥城市、安丘市、青州市、微山县个别县市以外，其他县市均在临沂、德州、聊城、菏泽等地区；有十七个县市综合得分发展类型向上转移，有六个县市在东部发达地区，其他县市均在鲁西地区；全省大部分的县市综合得分发展类型不发生转移。西部传统落后地区的综合得分发展类型转移方向不定，经济发展还不稳定，而东部沿海传统发达地区的综合得分类型要么向上转移，要么不发生转移，经济发展比较稳定。这说明，东部发达地区依然保持在高水平发展状态，西部地区的发展方向还不明确，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东西部经济发展状态还存在差距。（2）在2001～2005年期间，全省综合得分发展类型向下转移的地区有所减少，而且在空间分布上也发生了变化，不过大多数依然位于西部落后地区；其发展类型向上转移的区域大多位于滨州、德州、临沂和菏泽等经济落后地区；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综合得分发展类型没有发生转移，依然保持原来发展状态。这说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还存在有问题，发展转移状态还是不明确，而西部持续保持着高水平的发展状态，发展势头稳定，东西部的经济发展状态差距十分明显。（3）另外，从图上还可以明确的看出，在过去的九年里，无论在哪个时期，山东省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综合得分发展类型状态总体上不发生向下转移的现象，整体经济发展处于稳定状态。此外，区域经济发展状态的转移，并不是仅仅与其本身的经济发展情况相关，由于区域在地理空间上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其状态如何发生转移与周围相邻区域的经济发展状态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以上两图只是表示了山东省各个县域综合得分类型转移的空间分布格局，并没有考虑到周围相邻区域的经济发展转移状况，无法反映出区域转移和周围相邻区域之间的联系。下面两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区域转移与相邻区域转移的关系。同时可以发现：那些区域自身和周围相邻区域同时发生向上转移或同时不发生转移的大多数分布在山东半岛沿海高水平发展地区，而在区域或其相邻区域中，出现一方或双方均发生向下转移的县域几乎全部分布于滨州、德州、临沂、聊城和菏泽的传统经济落后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状态类型转移的研究，需要考虑到其相邻区域的发展状态和区域的地理空间特征。这又进一步证实了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差距的现象。
5.结 论
本文以山东省108个城镇为研究单元，通过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因素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出综合得分，基于马尔可夫链和空间马尔可夫链方法，对山东省1997～2005年区域经济动态发展过程中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取得了以下结论：（1）9年间，山东省区域经济演变过程中，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在传统的西部落后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这种差距表现的尤为显著。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状态还不稳定，东部半岛地区的经济发展平稳，有着明确的向上发展方向。（2）在山东省区域经济演变过程中，区域经济的发展状态转移在空间上不是孤立的，区域综合得分类型状态转移明显地受到其相邻区域发展状态的影响。一个区域，如果其相邻区域处于高水平发展状态，则其经济发展向上转移的概率会增大，而向下转移的概率会降到最小；反之，如果其相邻区域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则其经济发展向上转移概率会有所减小，而向下转移的概率会明显的增大。（3）由于是对影响区域发展水平的多种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最后采用综合得分类型来建立空间马尔可夫状态转移概率矩阵，因此，山东省西部落后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而且存在着社会发展水平等其他方面的差距，如:交通运输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开放水平、科技发展和教育水平等。
基金项目：建设部科技计划项目（2008-R2-11）。
参考文献：
［1］ 徐建华．现代地理学中的数学方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83-94.
［2］ 蒲英霞,马荣华,葛莹等．基于空间马尔可夫链的江苏区域趋同时空演变［J］．地理学报，2005，（5）：817-826．
关键词：西部经济发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经济发展水平评价
国家政策倾斜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是受到地域差别，资源禀赋有别，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也在加剧。西部大开发战略实行十多年以来，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给西部工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导向的评价考核机制下，西部地区工业发展也付出了生态环境恶化以及自然资源大量消耗的沉重代价，因此，对西部地区工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通过对西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工业经济发展状况的全面系统反映，分析其发展中所存在问题的共性和差异，引导和强化西部地区工业经济全面、科学、可持续发展，从整体上进一步有力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就显得十分重要。
1.西部地区工业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数体系的构建
西部地区工业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且这一系统是由若干多元参量组成。可以将反映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分解成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指标，这些指标体系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多元性的指标体系，涉及到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等各个方面。
（1） 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a.经济总量指标
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该指标主要描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规模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是直接反映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指标。
b.结构变动指标
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以及外贸结构，其中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的变动与优化;以乡村从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比重来衡量就业结构的变动;以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来衡量消费结构的变动，该指标主要用于描述工业经济发展程度和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对工业经济的依赖程度，客观反映居民的收入、生活水平以及富裕程度。计算公式为城镇居民食品支出总额占居民收入总额的比重;以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外贸结构。
c.城镇化水平
即城镇化率，它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西部地区工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志之一。
（2） 工业经济结构水平指标
a.工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
b.主要反映工业化水平。
c.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主要反映规模结构。
d.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主要反映工业技术进步水平。
（3） 工业经济发展综合效益指标
a.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该指标反映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劳动投入的经济效益，其计算公式为：
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元/人）=工业增加值÷全部从业人员人数×12÷累计月数
b.成本费用利润率
该指标反映工业投入的生产成本及费用的经济效益，也反映企业降低成本所取得的经济效益，计算公式为：
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100%
c.总资产贡献率
该指标反映工业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是工业企业管理水平和经营业绩的集中体现，也是评价工业企业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计算公式为：
工业总资产贡献率（%）=（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利息支出）÷平均资产总额×12÷累计月数×100%
d.流动资产周转率
该指标既反映工业企业的经营状况，也反映资金利用效果和再生产循环的速度，计算公式为：
流动资产周转率（次）=产品销售收入÷全部流动资产平均余额×12÷累计月数
e.产品销售率
该指标反映工业产品已实现销售的程度，是分析工业产销衔接情况，研究工业产品满足社会需求的重要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工业产品销售率（%）=工业销售产值÷现价工业总产值×100%。
（4）发展潜力指标
a.科技进步水平
科技进步水平指标主要包括R&D研究人员数、规模以上企业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规模以上企业专利技术数量水平以及新产品产值率。其中R&D研究人员和规模以上企业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这两项指标均反映西部地区科技实力和基础，是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科技支持。规模以上企业专利技术数量水平：主要用人均专利申请数来衡量，公式为：专业申请数/行业平均就业人数，该指标用于体现西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和活跃程度。新产品产值率指标，是一定报告期内新产品产值占企业产品总产值的比率，该指标用于体现西部地区科技产出及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
b.教育水平
教育水平主要包括教育经费占GDP比重、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数、高等学校普通本、专科学校数等。教育经费占GDP比重、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数、高等学校普通本、专科学校数都用于反映西部地区教育实力和基础，是西部地区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智力支持。
（5）生态环境水平指标：
a.万元GDP综合能耗
该指标是一定时期标准能源消耗与GDP之比，以能源消耗强度来反映资源利用率。
b.环境保护指标
主要从环境治理水平、环保投资水平等角度来反映西部地区工业经济发展水平。由于我国的环境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污染，因此，大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固体环境质量等成为制约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单值废气排放量。该指标反映大气环境质量，计算公式为：
单值废气排放量=废气排放总量/工业总产值×100%
单值废水排放量。该指标反映水环境质量，计算公式为：
单值废水排放量=废水排放总量/工业总产值×100%
固体环境质量指标：主要包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单值固体废物产生量（千克/元）。其中，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是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占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的百分率;单值固体废物产生量也是反映固体废物排放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单值固体废物产生量=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总产值×100%
c.其他指标
主要包括：治理工业污染项目投资额占GDP比重（%）、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2.西部地区工业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模型的构建
对于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各指标权重的确定公式核心问题，因此选择适当方法，科学合理地确定指标权重至关重要。目前国内外关于权重确定的方法有很多，如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以及人工神经网络评判法等。考虑到认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作为综合评测的方法。
（1）主成分分析法的数学模型
假设有n个地理样本，每个样本共有p个原始变量，表示为X1，…，Xp。这P个变量构成的N维随机向量为X=（X1，…，XP）。对X进行线性变化，考虑原始变量的线性组合：
Z1=l11X1+l12X2+l1pXp
Z2=l21X1+l22X2+l2pXp
……
Zp=lp1X1+lp2X2+lppXp
主成分是不相关的线性组合Z1，…，Zp，并且Z1是X1，…，Xp的一切线性组合中方差最大者，Z2是与Z1不相关的所有线性组合中方差最大者，Zp是与Z1，Z2，…Zp-1都不相关的所有线性组合中方差最大者。
（2）主成分分析法的基本步骤
步骤一：设原始矩阵为X=（Xij）n×p，其中Xij表示西部地区中第i个省市区的第j项指标数据。为了消除各项指标之间在量纲化和数量级上的差别，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得到标准化矩阵。
步骤二：计算相关系数矩阵：
R=
r11r12…r1p
r21r22…r2p
……
rp1rp2…rpp
其中rij（i，j=1，2，…，p）为原变量xi和xj的相关系数，rij=rji，其计算公式为：
rij=∑nk=1（xki-xi）（xkj-xj）∑nk=1（xki-xi）2∑nk=1（xkj-xj）2
步骤三：计算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求解特征方程|λI-R|=0，求出特征值λi，并使其按大小顺序排列
λ1≥λ2≥……，≥λp≥0;并分别求出对应于特征值λi的特征向量ei（i=1，2，…p），并要求||ei||=1。
步骤四：计算主成分贡献率及累计贡献率：
主成分的贡献率为λi/∑pk=1λi（i=1，2…，p），累计贡献率为∑ik=1λi/∑pk=1λi（i=1，2，…，p）。根据选取主成分个数的原则，特征值要求大于1且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特征值λ1，λ2，…，λp所对应的的1，2，……，m（m≤p），其中整数m就是抽取的前m个主成分，即Z1，Z2，…Zm。
步骤五：计算主成分荷载：
主成分荷载是反映主成分Zi与原变量xj之间的相互关联程度，原始变量xj（j=1，2，…，p）在诸主成分Zi（i=1，2，…，m）上的荷载lij（i=1，2，…，m;j=1，2，…，p）。
lij=p（zi，xj）=λieij（i=1，2，…，p）
步骤六：计算主成分得分：
Fm=W1Z1+W2Z2+…WiZi
3.西部地区工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模型测算
（1）样本选取 本项目拟选取西部地区十一个省市区（除）2010年至2011年工业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相关统计数据，进行西部十一个省市区工业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数据均来自西部各地区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以及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工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模型的测算结果
运用所选取的样本以及所构建的工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模型，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计算得出西部地区工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结果如表1所示：
由上表可知西部是十一个省市区工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在2010至2011年的两年内，呈现出以下三大特征：
第一，从总体情况来看，西部地区十一个省区市只有重庆、四川、陕西、广西四省区市工业经济发展综合指标为正值，而其他七个省区均为负值，形势不容乐观。按指标值来排名，重庆最高，达到1.5031分值，宁夏最低，为-0.8514，排名如下：重庆、四川、陕西、广西贵州、内蒙、新疆、云南、甘肃、青海、宁夏。
第二，从横向比较来看，西部各地区工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存在局部波动，如重庆和四川的综合评价指数2011年较2010年分别上升了1.1653和0.0455，陕西、内蒙古以及广西的综合评价指数2011年较2010年则分别上升了0.6574、0.7210以及0.2962，其余省市区则出现下降的趋势。综合评价指数的波动性反映出了我国西部地区工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性特征，在不同的发展时期，西部各地区由于选取的发展战略不同以及根据资源禀赋选取相应的优势产业重点发展，从而可能成为综合评价指数在不同时点上出现局部波动的原因之一。
第三，从纵向维度来看，贵州、甘肃由2010年的正值变为2011年的负值，广西则由负值转为正值。并且，西部各地区工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2010年综合评价指数分布在-0.9379-1.0290之间;2011年综合评价指数分布在-0.8514-1.5031之间，地区性差异显著，这也验证了我国西部地区内部工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现状。我国西部各省市区之间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以及工业基础水平本身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从而使得区域工业经济发展出现不平衡性，并有可能使得区域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从而进一步拉大西部各省市区内部差距以及东西部之间的差距。
参考文献：
[1]KRICHELDOFH R.Syntheses and application of poly-lactides[J].Chemosphere，2001，43： 49-54.
[2]汪晓昀，吴纪宁.新型工业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6（6）：122-124.
[3]李同宁.我国及各省市区新型工业化进程监测分析[J].软科学，2006（2）：40-42.
[4]陈元江.工业化进程统计测度与质量分析指标体系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2005（6）：819-823.
[5]任保平.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新型工业化及其创新支持[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21-24.
关键词：主成分分析；经济发展；重庆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3-0122-02
一、引言
重庆位于东经105°17′～110°11′、北纬28°10′～32°13′之间的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辖区东西长470公里，南北宽450公里。地界东临湖北、湖南，南接贵州，西靠四川，北连陕西。重庆地处长江上游经济带核心地区，中国东西结合部，是中国政府实行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开发地区。2007年全市共辖19个区，21个县(自治县)，这之间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经济增长速度都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应用主成分分析对重庆市的13个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二、经济发展综合评价
1 指标体系的建立。评价经济发展水平，必须建立适当的指标体系。结合重庆市具体情况，综合国内外相关资料，本文选取了人均GDP，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区县级地方财政收入，专任教师数，进出口总值，工业总产值，公路货运量共计11个指标建立指标体系，其中数据来源――重庆统计年鉴(2008)。
2 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就是设法将原来众多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指标，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相互无关的综合指标来代替原来指标。
本文首先对11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利用SPSSl7.0软件对标准化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特征值、贡献率、累积贡献率(表1)与主成分载荷矩阵(表2)。
表1中列出了所有主成分，且按照特征根从大到小的次序排列。从表1中可知，第一主成分特征根为7.097,方差贡献率为64.514％,前三个主成分累积贡献率为90.391％，根据提取主成分的条件(特征值大于1)，结果中提取了三个主成分。
从表2中可知，第一主成分在人均GDP，第一、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区县级地方财政收入，工业总产值上载荷较高；第二主成分在专任教师数上载荷较高；第三主成分在进出口总值，公路运货量上载荷较高。
用表2中的数据除以主成分相对应的特征值的平方根便可得到三个主成分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特征向量)，从而得到三个主成分F1，F2，F3。
F1=O.30*X1+0.29*X2+0.35*X3+0.35*X4+0.34*X5+0.35*X6+0.35*XT+0.25*X8+0.18*X9+0.33*X10+0.14*X11
F2=0.40*X1-0.44*X2+0.08*X3-0.02*X4-0.09*X5-0.15*X6+0.16*X7-0.53*X8+0.14*X9+0.16*X10+0.51*X11
F3=-0.02*X1+0.13*X2-0.14*X3+0.11*X4+0.22*X5+0.14*X6-0.06*X7+0.03*X8-0.71*X9-0.25*X10+0.56*X11
虽然主成分F1，F2，F3分别从不同方面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但是单独使用某个主成分并不能对各区县的地位作一个综合评价。所以，我们将每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取主成分总的特征值之和的比列作为权重计算主成分综合模型：
其中：λ1=7.635，λ2=1.343，λ3=1.133
由此计算出各个区县的综合得分及排名(表3)
三、综合评价
根据主成分分析中，可以看出这13个区县的经济水平差距较大，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性，分值为正的只有4个区县，这4个区县都有很明显的地域优势，最高综合得分与最低综合得分相差5.86,表明这些区县差异显著。
对于第一类的涪陵区、江津区、永川区、长寿区在地理位置上离主城区较近，属于1小时经济圈，拥有能够支撑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工业基础雄厚，产业结构较完整，交通发达，是重庆市经济较发达地区。
[关键词]海洋经济；经济特征；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P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2 ― 0092 ― 02
前言
中国经济的发展从传统经济的发展进入到新型经济的建设，各个地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战略发展目标，构建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划。我国在发展新型经济过程中，不断探索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制造业、信息网络等等产业，并取得较好的成绩。而与此同时，海洋能源产业、海洋材料化工产业、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等等也成为沿海省份和城市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探究海洋经济发展的新态势，探究扶持海洋经济发展的新路径，让中国海洋经济快速发展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内容。
一、海洋经济概念
早期国内普遍认为海洋经济就是与海洋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比如海洋生物资源的生产交换等。这种观点缺乏全面性，因为其不包括与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有关的活动，也漏掉了一些与海洋g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也赋予了海洋经济新的概念，其主要划分为三个层次：狭义海洋经济、广义海洋经济、泛意海洋经济。狭义海洋经济是指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所形成的经济海洋资源包括海洋水体和海洋空间。广义海洋经济是指包括与海洋资源相互产生上下接口的对应产业，还有陆海通用设备制造等在内的海洋开发提供便利条件的经济活动。泛意海洋经济是指与海洋相连接的海岛内陆上的产业、沿海内陆的内核经济，包括海岛经济和沿海经济。随后国务院颁布了官方的海洋经济的概念，其是指海洋经济是开发利用海洋的各类海洋产业及相关经济活动的总和。因此，国内海洋经济的概念主流观点就是指与海洋相关的经济内容，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相关都称为海洋经济。
二、海洋经济特征
1.资源依赖型特征
海洋是不同于陆地的资源载体，其有着独特的性质，相比陆地而言海洋系统受到破坏或者污染将很难进行回复或治理，所以在开展海洋经济之前就应该加强海洋环境的保护，确保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一个国家的海洋经济对海洋区域有一定的依赖性，如果没有海洋区域，那么海洋经济就不存在，所以海洋区域的大小决定着海洋经济的潜力，海洋区域越大，所拥有的海洋资源海越大，海洋资源质量越高，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所以海洋经济的发展对海洋资源具有高度的依赖性。
2.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和高风险特征
现代的海洋经济产业分为两大类：像海洋造船和运输，港口发展业这样的传统产业，这些传统产业不断进行结构改变，组织创新和管理升级，如今有了新的变化，展现出新的面目。还有一类向海洋油气业、海洋能源业等的新型海洋产业，其则是依靠高薪科学技术为基础开发出来新型海洋产业。但是无论是传统的海洋产业还是新兴海洋产业都作为海洋经济的核心内容，帮助海洋科学技术的飞快发展。由于海洋技术开发的增加，导致资金投入不断增多，给海洋经济带来了高风险。此外发展海洋经济还有其他方面的风险，比如创新失败导致高投入没有达到预期回报的风险，再就是不可抗力因素所带来的风险，主要包括海啸、飓风、赤潮等海洋自然灾害，还有地震带来的损失。随着全球的气候变化，环境压力逐渐加大，更多的自然灾害发生，加大了海洋经济发展的风险。因此，在发展海洋经济时，要充分考虑风险防控、规避、防范等方面的问题，强化此方面的课题研究，最大程度的降低风险。
3.国家主导型特征
目前我国海洋资源的控制权都在国家手中，但是国家又不能直接的进行海洋资源的开发和经营，所以必须转接给个人或者地方政府来开发和经营，所以在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就需要合理的分配和利用。然后政府部门作为监管部门，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起到一个监督和主导的作用。为了促进海洋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要求海洋管理部门具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和管理职能，避免造成资源的浪费、生态破坏、损坏海洋经济健康发展等。因此，不断完善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管理体制，才能确保海洋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国家的制度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对海洋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三、海洋经济创新发展路径
1.海洋资源开发，优化产业布局
我国海洋资源的开发相对于国际上发达国家还很落后，所以我国应该大力发展合理规划开发海洋资源，全面优化海洋产业布局。首先，从从海洋经济概念的辨析入手，分析海洋经济发展的需求，结合海洋经济发展的核心特点，探求一种能够合理开发海洋资源的方案，规划好未来5年甚至10年的海洋资源发展计划。其次，对目前的海洋计划进行改革，解决海洋发展计划中与环境保护矛盾的部分，致力于统一一个发展目标，优化海洋产业的整体布局，不能因小失大。最后，提高国民对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的意识，为我国未来的海洋经济健康稳步持续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2.构建科技创新体系，实现海洋跨越发展
国家的科技创新和公共服务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关键点，就目前而言，我国的各种关于海洋政策还不够健全，政策内容也不够完整、清晰、统一，同时也缺少创新体系和完整的体制。在海洋高速跨越发展的今天，没有创新的体系很难支撑其更快更好的发展。因此国家需要制定一套专属的策略，解决海洋经济发展、资源保护问题。把现有的技术结合最先进的理念进行科技创新，形成高效的管理体系，一方面保障我国海洋经济的长久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为以后的进阶提供重要的经验和梁海的基础。
3.加大资金投入，保证工程建设
目前我国对海洋工程的投入相当不足，因为海洋经济的技术要求国家必须加大对海洋科技和工程研究的投入，才能奠定海洋经济的科技基础，保持其具有持续发展的动力。为保证国家在重点海域进行海洋方面的投入，可以设立专项海洋研究资金，加大提高在海洋领域的投入研究力度，重视研究项目，由浅至深不断探索研究。当然对目前研究形式比较落后的中国，还需要更多的资金来引入人才，提高其相应的福利待遇，促使其致力于海洋科学的研究开发。
4.启动海上安全战略，优化海洋经济服务
海上安全关系到我国海洋权益和海洋经济的发展，由于我国海洋面积将近300万平方海里，许多岛屿与海域受到邻国的侵扰，相当一部分的海域已经收到国外的分割或实际控制，所以我国必须加强海上军事力量的建设，保护我国海洋权益不受侵害。因此，目前国内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加强保卫我国海洋权益和海洋经济发展，海上运输安全战略应用，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中国应当一方面严厉打击海盗，一方面强调整合区域资源，加强各国务实合作，共同打击海上犯罪行为，在保证海上环境安全的基础上强化海洋经济建设。
结语
加快海洋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海洋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要求。现代化海洋经济的发展要积极探索新的路径，创新国家海洋政策，坚持合理、科学的海洋资源开发，注重对海洋的开发和养护，让海洋经济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保证我国经济的发展可持续进行。
〔参 考 文 献〕
〔1〕秦月，秦可德，徐长乐.流域经济与海洋经济联动发展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3，（11）：1405-1411.
〔2〕刘大海，葛佳敏，纪瑞雪，李晓璇.中国沿海和内陆高技术产业发展差异及变化趋势研究〔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6，（01）：14-20.
〔3〕张永波，辛峻峰，王继业.山东省游艇产业发展策略研究〔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6，（03）：14-19.
〔4〕滕欣，徐伟，董月娥，胡恒.区域承载力与海洋产业集聚的动态效应――以天津市为例〔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6，（01）：27-32.
〔5〕王双，张雪梅.沿海地区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以天津为例〔J〕.理论界，2014，（11）：35-40.
〔6〕狄乾斌，高群.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价研究〔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5，（11）：74-78.
〔7〕王显丽，姜国强，王君丽.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研究〔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5，（04）：107-112.
〔8〕孙瑞杰，杨潇，于保华.国家与沿海各地区海洋经济发展预期比^分析〔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5，（02）：77-79.
〔9〕孙才志，李欣.基于核密度估计的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动态演变〔J〕.经济地理，2015，（01）：96-103.
〔10〕洪伟东.海洋经济概念界定的逻辑〔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5，（10）：97-101.
〔11〕滕欣，董月娥.海陆经济竞合协同演化模型及策略分析〔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5，（09）：90-95.
〔12〕李彬，韩增林.辽宁省海洋经济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评价〔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5，（04）：93-97.
〔13〕张少峰，张春华，邢素坤.广西海洋经济发展现状与对策分析〔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5，（04）：103-106.
〔14〕蔡先凤.浙江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安全保护：重大挑战与制度创新〔J〕.法治研究，2012，（10）：108-116.
〔15〕刚晓丹，韩增林，彭飞，等.陆海统筹背景下的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空间分异研究〔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6，（04）：19-26.
〔16〕陈艳丽，王波，王峥，等.在环境约束下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6，（01）：21-26.
关键词：湖北民族地区；全局主成分分析；经济发展
基金项目：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软科学研究计划）（批准号：BZY12023）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湖北省民族地区经济动态发展水平研究
收录日期：2015年4月4日
一、引言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实现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目标的关键，也是实现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和关键所在。湖北少数民族县市共10个，包括恩施州的8县市（恩施市、利川市、建始县、巴东县、宣恩县、咸丰县、来凤县、鹤峰县）和宜昌市的长阳县和五峰县，人口共计247万，国土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占湖北省的15.8%。由于自然地理因素和历史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薄弱，经济总量不大，是湖北经济发展的“短板”，多数经济指标存在5～10年较大的差距。2013年，10个民族县市的GDP为670亿元，仅占湖北的2.83%。因此，深入研究湖北民族地区的经济动态发展情况，缓和发展失衡、协调区域发展，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指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高新才等（2006）全面考察了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多重差距，认为多重差距的产生是由区域产业结构不合理、区域产业发展水平低等导致。周民良（2008）提出民族地区经济呈现出经济增长、结构优化、效益改善的趋势，但是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没有发生变化。李美娟（2012）认为区位条件、不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少数民族文化等原因导致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二是研究探讨民族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任维德（2005）认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可从中央政府通过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切实可行的法律与政策、规范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等着手，以及民族地区要从立足自身、认识差距、围绕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着手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姚F（2009）分析创意产业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得出创新产业的特点非常契合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将会成为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刘萍萍（2014）分析了生态文明视角下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的模式，依据民族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三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研究。刘坚等（2009）基于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和雷达图分析方法，动态描述了重庆东南地区区域经济差异。冯建中等（2012）采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研究河南省经济动态发展水平，得出经济发展动态轨迹与客观实际能够很好的吻合。鹿晨昱等（2012）根据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采用主成分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研究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异，得出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较高聚集区太少、较低的聚集区太多，存在极化效应较强的“热点”现象。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拟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以湖北10个民族县市2003年、2009年和2013年相关的统计数据为样本，对湖北省民族地区经济动态发展进行分析，并综合评价湖北省民族地区经济动态发展水平，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为湖北省民族经济发展提供定量和定性的决策参考。
二、指标设定、数据说明与分析方法
本文以湖北省少数民族县市经济动态发展为研究内容，建立县域经济动态发展的指标体系，基于《湖北省统计年鉴》2003～2013年数据、湖北县域经济考核2003～2013年数据，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评价湖北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一）指标设定和数据说明。指标设定：基于全面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本文建立涵盖经济、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和发展后劲等4个方面的11个指标，据此观察湖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动态情况。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表1）
数据说明：根据湖北省民族地区2003～2013年经济发展的原始数据，构成湖北省民族地区的经济动态发展的数据表。本文以该数据表为分析对象，评价湖北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动态发展水平。
（二）分析方法
1、采取全局主成分方法的原因。目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综合指标法、层次分析法、模糊评价法等方法，这些方法各有其优势，但又有其局限性，即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模型精度是难以控制的。由于本文采取较多的指标体系，且要保证模型的精度，故采取全局主成分方法，其思想本质是对高维变量进行降维，将多指标客观地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尽可能地反映原来变量的信息，能够保证系统分析的统一性，整体性和可比性。本文建立11个具体指标分析湖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主成分分析方法为前提条件，即按时间顺序排放的数据表序列进行主成分分析。
2、全局主成分分析法的前提条件。全局主成分方法是有前提条件的，其需要原始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因为原始变量之间不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就无法提出包含原始变量间共同特征的几个综合指标。因此，在进行主成分分析时，需要对原始变量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对原始变量间的相关性的检验一般转为KMO检验。KMO检验是Kaiser1974年提出的，它是检验原始变量是否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的方法。一般来说，KMO>0.5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KMO
3、全局主成分法分析的具体步骤。（1）确定分析目标，建立指标体系，收集数据；（2）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变量在数量级或量纲上的影响；（3）计算标准化处理后数据的相关系数矩阵；（4）求解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特征向量和方差贡献率；（5）确定主成分个数，提取主成分；（6）计算各主成分的权重，综合各主成分并计算评价目标综合得分。
三、湖北民族地区经济动态发展水平全局主成分分析
基于湖北省10个少数民族县市11项经济指标的原始评价数据，根据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采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计算分析，可得湖北省民族地区经济动态发展水平。
首先，对这11项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对其进行KMO检验和巴列特球度检验。其检验结果为：KMO值为0.739，该值是大于0.5；巴列特球度检验的卡方统计量为514.274；P值为0.000，该值是少于0.05，这些检验结果说明本文所建立的指标体系是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的。
基于SPSS软件，可得湖北省民族地区经济动态发展的全局主成分分析的总方差解释，如表2所示。（表2）从表2可知，前面2个主因子F1、F2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6.325%，这说明这2个主因子的包含原始变量的信息量达到了76.325%。因此，可用这2个主因子F1、F2替代原来的11个指标。
随后，可得F1、F2的载荷矩阵，该矩阵是表示F1、F2与变量x1，x2，…，x11之间的相关系数，即这两个主因子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这11个指标的信息。两个主因子的载荷矩阵见表3。（表3）从表3可知，第一个主因子F1在原始指标x1、x3、x4、x6上有较大的载荷，这些指标主要反映的是湖北省民族地区的总体经济因素和人均经济因素，因此，第一个主因子F1可以命名为湖北省民族地区总体经济水平和人均经济水平因子。第二个主因子F2在原始指标x8、x9上有较大的载荷，这些指标主要反映的是湖北省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因素，因此第二个主因子F2可以命名为湖北省民族地区经济结构因子。
之后，将这2个主因子的载荷矩阵除以相应特征根的算术平方根，可得这2个主因子的得分，如表4所示。（表4）基于这2个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得这2个主成分的表达式：
F1=0.358x1+0.338x2+0.344x3+0.344x4+0.288x5+0.362x6+0.324x7+0.050x8+0.125x9+0.227x10+0.363x11
F2=0.012x1+0.134x2+0.085x3+0.160x4-0.201x5-0.037x6-0.193x7+0.514x8+0.620x9-0.470x10+0.010x11
其中，x1，x2，…，x11是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变量。基于上述公式，可得湖北省民族地区10个县市2003年、2009年和2013年的F1，F2两个主因子的得分，见表5。（表5）表5所表示的湖北省10个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F1、F2两个主因子的得分，但是这只是反映湖北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某一个方面，不能综合地反映湖北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因此，需要对F1、F2两个主因子进行综合分析。以F1、F2两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加权后得到一个衡量湖北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得分函数；
F=0.653F1+0.110F2
根据湖北省民族地区中10个县市的主因子F1、F2的得分，代入到上式中，可得湖北省民族地区10个县市的综合得分，如表6所示。（表6）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1、民族县市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比较2013年、2009年、2003年数据，10个民族县市经济发展综合得分显著提高，表明这10年间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较快，而且研究表明，2009～2013年的发展速度，比2003～2009年进一步加快。具体而言，2003年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为负数；2009年除了恩施市和长阳县，其他8个民族地区得分为负数，但每个县市得分得以提高；2013年各县市综合得分都为正数。
2、民族县市发展梯队特征已经显现。恩施市、长阳县在2003～2013年的经济发展水平排名都是名列第一、第二，说明恩施、长阳在湖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好，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梯队。宣恩县和咸丰县的经济发展水平排名都是摆尾，说明宣恩县和咸丰县的经济发展空间巨大，需要更多强有力的措施。其余县市处于发展中游位置。
3、民族县市经济发展水平表现较大差异。从模型结果来看，10个民族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经济总量、人均收入、财政收入等均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近6倍，这与各县市资源分布不均衡、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和政策执行等方面均有较大联系，这与湖北民族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情况是相符合的。
4、民族县市综合排名出现调整变化。比较2003年、2009年、2013年10个民族县市经济发展排名，恩施在2009年取代长阳后，保持第一位置；咸丰位次从末位上升为第7位，利川跻身前三甲，巴东稳定在3～4位之间，建始、来风位次一直在第5位、第8位。鹤峰从第3位下降至第6位。
（二）政策建议
1、依托武陵山试验区先行先试金字招牌，加快深化改革创新步伐。湖北省民族地区10个县市涵括在武陵山试验区中，因此湖北省民族地区可以依托武陵山试验区进行经济发展。首先，湖北省民族地区可以与国家层面进行创新对接，积极落实国家在民族地区各项经济政策；其次，与大武陵圈进行创新对接，湖北省民族地区可与武陵山民族区域进行横向比较，在经济合作和交往中，实现规划衔接，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避免恶性竞争；最后，可与省级层面进行创新对接，促进湖北省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深入转型”，从“开发”转向“开放”，从“开山门”转向“开脑门”，从“打基础”步入“快富民”，从“工程项目大干快上”步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政策输血”到“形成造血机制”。
2、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产业承载容纳能力。首先，建设综合大交通。构建“两纵两横”大通道，“两纵”指安（安康）张（张家界）常（常德）铁路和安（安康）吉（吉首）高速公路。构筑“周边广辐射、城乡全覆盖、衔接大交通、快速集疏远”的干线公路网络，形成“干支相连、惠民便民”的农村公路网络；其次，加强生产要素保障。激活民间资本，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以实现项目、资金、资本的有效连接为目标，支持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私募基金；最后，做好产业基础配套。加大对湖北省民族地区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支持力度，完善配套设施和服务平台建设，促进产业集群发展。有效提高土地承载能力，提升城乡电力、通信、邮政、网络、广播电视等设施体系建设水平，推进城市公交、供水、燃气、污水和垃圾处理向周边村延伸。
3、发挥资源要素禀赋优势，着力培植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首先，发展文化旅游业。湖北省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文化积淀深厚，是古人类文化的发祥地、巴文化的摇篮。把民族地区作为鄂西圈旅游开发资金重点投向地区之一，打造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吸引力的品牌景区和精品线路，实现湖北省民族地区旅游经济一体化，形成拉动经济增长极；其次，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业。湖北省民族地区经济植物多达3，000余种，有药用植物达2，000余种，适宜各种山野菜生长的土壤、气候。依托资源优势，建设优质粮食、畜禽、水产、蔬菜、森林食品、茶叶、烟叶、油料、药材、林果等特色农业板块基地；最后，发展清洁能源业。湖北省民族地区水能蕴藏量丰富，发展水电产业有其独一无二的条件。水资源的充分利用，不仅会在建设期间加大移民规划、小城镇建设，改善基础设施，拉动流域经济，还会在建成后改善生态环境，为流域内的航运、灌溉、养殖、旅游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葛忠兴.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与思路[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173.
[2]高新才，滕堂伟.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及其产业经济分析[J].民族研究，2006.1.
[3]周民良.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J].民族研究，2008.4.
[4]姚F.创意产业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J].经济问题，2010.3.
[5]郑长德.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研究[J].民族学刊，2011.3.
[6]刘萍萍，唐新，付娆.生态文明视角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研究――以四川省阿坝州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