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1 17:27:3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法律文化的传承，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民族村寨被认为是中国最大文化遗产和未来10年中国文化最大的问题。2009年，国家民委和财政部联合开展了少数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截至2013年底，中央财政已投入9.1亿元资金。2014年2月国家民委了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录，湖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仅次于云贵两省。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湖南境内有63个，占湖南80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国保”名录的79%。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下辖的湘、鄂、渝、黔四省市边区占全国“国保”名录66%。本项目首次将法人类学、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连接起来研究，国内外没有直接的研究文献，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方面，研究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村寨民族志，典型的有《中国民族村寨研究》（张跃，2004）介绍了包含文化在内的民族村寨13个方面的问题，此类文献为研究者提供了全面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但整体民族志的浅层建构需要足够的后续性研究。另一类是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保护的现实对策，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可资借鉴的观点。田茂军指出在民俗旅游中文化保护与开发的辩证关系：“保护是开发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保护了，才有可能进一步开发;合理开发也是一种保护，是一种发展性质的保护”。[1]麻三山指出在村寨旅游开发要产业开发和民族遗产保护双赢等[2]。还有人研究了民族村寨文化遗产社区参与式保护模式（林丽，2009）、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规划保护（陈华，2012）等，此类文献大多集中于村寨发展中的经济应对、行政应对，尚欠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最有效的应对手段即法律的介入。
（二）民族村寨文化教育传承方面的研究文献约有10篇，仅有朱祥贵以民族法学视角分析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自治权，指出“我国立法在立法理念、权利体系、权利内容、国家义务、救济程序等方面存在不足，需深化立法的理论基础和重构制度设计”。[3]显然，民族村寨文化教育传承的法学综合研究仍十分滞后。
（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法律保护方面，现有文献可以分为三种研究视角，一是整体立法研究视角，学者们就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立法保护问题、背景、意义、立法框架作了思考，多数人认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立法可操作性不强;涵盖文化各个领域的私法不完善，利益保障机制缺失，权属不明;法律保护滞后（高永久、叶盛荣等）。二是权利研究视角，周勇的著作《少数人权利的法理》指出“对这类冲突的调处不可能仅仅凭籍道德上的善意和政治上的方略，还必须依据公平、正义、人权等人类的基本价值理念，通过法律的技术手段来协调和构建和谐的族群关系。”[4]169David W.Elliott论述了加拿大对原住民权利进行保障所采取的各种有力措施及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其中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措施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三是文化遗产法视角，国际文件典型的有1982年《关于小聚落再生的Tlarcala宣言》提出了小聚落保护建议。国内学者们研究了文化遗产立法对策、文化遗产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等方面，文献资料十分丰富，但遗憾的是村寨文化遗产形态的立法未及细化。
（四）法律人类学对本项目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方式的贡献。法人类学强调田野调查，乃至参与性观察;法人类学注重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提倡文化个体间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方法对本项目研究影响颇大。二是理论观点的影响。法人类学研究是在19 世纪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孟德斯鸠、萨维尼、梅因、马林诺夫斯基、霍贝尔、斯奈德等人的学术成就，引导我们关注“规则应如何去适应人类生活”。[5]97国内研究中苏力研究法与乡下人习惯人情的关系，是应用法人类学分析中国乡村法律社会的经典表述。三是分析思路的启示。澳大利亚法人类学家参与原住民遗址保护权的工作，他们力图把法律规范、概念和社会控制过程置于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场景之中。国内将法人类学应用于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文献不多，王启梁，刘希等运用法人类学对民间文化保护进行了尝试性分析，为研究提供了思路。但正如胡守勇（2008）的批评，“人类学一直以来对文化的研究侧重于对不同文化现象的描述和解释，较少专门针对文化建设出谋划策。” [6]将法人类学应用于新一类文化遗产――村寨的研究，正可谓是人类学的使命所趋。
二、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研究价值
（一）理论价值
针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特殊区位，以法人类学进路研究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打破了传统法学原来刻板的面孔、狭窄的视野，弥补了法律规则与村寨内生规律研究的不足，推动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实质性法制的系统研究。以法人类学研究进路，就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学术热点、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保护的学术难点开展系统研究，具有较强的新颖性。
（二）实践价值
法人类学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纳入一个“开放的社会科学”之中，为文化遗产管理部门、立法机构、民委提供决策的思路、方法和策略，推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依法进行。法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对法学的“闯入者”，不拘泥于静态的法律条文，用动态的观点看待法律，把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置于情理法、法律现代性、法律语境化、民族社会现实、经济发展之中，在传统法律无法满足变迁中的复杂社会的要求时，担当起开拓视野、提供思路、贡献方式方法的作用。
三、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论纲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1.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现状与法人类学进路。主要研究：（1）遗产概念下民族村寨的重新解释和话语建构。以民族村寨的遗产本体及本质属性的高度抽象形成民族村寨的规范概念，分析遗产法体系中民族村寨的准确定位，构造民族村寨法人类学研究的话语体系。（2）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基本现状和存在问题、影响因素分析。（3）法人类学反思与进路。既存相关立法的主要视点在于遗产文化的表面现象与外部特征，而对其内涵文化的生成规律与文化延续的社会机理缺乏理性深究，法人类学能积极地为村寨遗产的本土化研究提供反思与创造的空间，克服既有法律模式选择存有的功能性缺陷。
2.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人类学分析。主要研究（1）法律理解问题。针对连片特困地区的村寨社会，探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的法律意识、法律传播、法治认同。（2）国家权力问题。在国家主导的遗产运动、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战略背景中，研究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的国家义务、权力运行等。（3）遗产主体的权利问题。分析地方性遗产主体的地位、内在结构、利益获取与利益分享及制度需求。（4）维权行动的逻辑解读。分析地方性遗产主体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支配与反抗的行动过程和方式，阐释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法与人类学的双重控制。（5）个案研讨，围绕武陵山地区田野个案进行研讨，探索多民族、欠发达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实践过程。
3. 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主要研究：（1）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中的人类学理性。①法制建构中人类学因素考量。从文化与经济互动、传统与现代的有效整合、文化多样性、文化整体生存伦理，探求法律规则与指向客体间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层连接和互融。②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原则。从村寨社会的利益控制与平衡，探讨连片特困地区权力与权利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平衡与配置。③从法律制度的核心――权力与权利展开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总体架构。（2）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村寨权力规范。继续强化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功能，实现权力设定、行使到违法责任的法律控制。（3）村寨文化主体权利的精细化研究。从多元主体的类型化研究出发，重点分析原住社区、原住民权利的性质、表征、法律保障，以达致法律规制与内生的、自觉的保护行为、教育行为之和谐。（4）法人类学下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具体制度，探讨以公法和私法双向系统展开民族村寨文化保护制度与教育传承制度。
（二）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1.基本思路：本研究以问题-理论分析-解答为主线，首先对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基本现状以法人类学反思，检审法律“客位”规则的局限性，分析遗产法体系中民族村寨的法人类学进路。其次就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制核心领域，即法律理解问题、国家权力问题、遗产主体的权利问题、维权行动的逻辑解读展开法人类学分析。最后提出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
2.方法：（1）田野调查法。针对性地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村寨进行调耍深入民族村寨实际生活领域，研究民族村寨的人文环境，获取客观、真实、准确、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进而谙熟民族村寨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实践运作及存在的问题。（2）文献资料法。收集、整理民族村寨国内外的相关学术著作、论文及地方文献资料，并对这些文献进行较为细致地归纳、演绎等分析工作，为课题的研究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3）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一方面，充分注意民族村寨法律规律的抽象归纳、总结;另一方面，充分反映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的实践规律，将法律制度应用于实践中检验。
（三）研究确定的重点与难点
1.重点：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人类学分析。法人类学分析是突破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现实法制障碍的前提，又是法人类学法制建构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基础，故为研究重点。
2.难点：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无论是从人类学角度，还是民族法学角度，学界几乎没有阐述如何将法与人类学联系起来形成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律制度，故提出具有正当性和可操作性的法人类学制度建构为研究难点。
四、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主要观点
1.整体看来，以村落遗产为单位的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相关法律规定，仅仅是以工具化的视角、“ 客位”的立场加以规范，法律保护不尽人意。村寨文化遗产有其生成、延续的社会机理，法律规则应当 “体察” 保护对象的全方位的特征，这正是法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新领域。
2.伴随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国家权力的强势介入，法律实践形态几乎都不证自明地将国家立于法律保护优位。而权力纵向的绝对支配性，既存在着战略开发的突破性推进，又存在各类权力衍生出的“利益链” 组成的利己主义。
3.在政府主导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基本上沿用了公权力的背景，村寨保护的主体权呈隐性状态，文化主体的参与、集体性私利、单子式个人利益在整体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中往往被忽视，法律保护缺乏对本土民族私主体生存与文化自主性的关注。
4.村寨主体的维权是围绕权力-权利-利益之网表现出一种弱者的抗争，在隐藏的法律文本下的点状事件容易激发为非理性群体对抗事件，并影响社会稳定。
5.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律保护应置于特定社会的知识谱系中去看待和考察，法律保护应致力于原生土壤上文化主体的认同与支持、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的相容共生、民众生存与经济、文化的和谐。
6.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律保护具备公私权融合的公私法域特质，公私权的平行关系决定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保护的公私法混合式法律选择模式。价值目标上，创设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公私法平位保护秩序。既要跳出公法或私法单点要素的模糊评价，又要转到多要素的多元化调整;内在结构上，建立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私权为目的、公权为基础的公私法合一法律体例。法律选择的权重在于村寨文化主体私权保障的具体法律安排，公法则是以总体性的宏观管控为核心;实现路径上，以利益平衡推进民族村寨公私多层利益的体系之间定位、衡量、评估，以法律配置方式最终使公权利益和私权利益各得其所。
结语
绝大多数民族村寨研究是从非法律领域出发，法学研究鲜有涉及且失之琐碎，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创新之处在于就此类相关论题开展的法学系统研究，是单项式、断裂式、零散式研究范式的重大突破。 运用法人类学的新视野研究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是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具有较强的新颖性和创新性。从文化与经济互动、传统与现代的有效整合、文化多样性、文化整体生存伦理，探求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规则与指向客体间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层连接和互融，既是人类学的拓展，又是传统法学的重大突破。
参考文献：
[1]田茂军.保护与开发：民俗旅游的文化反思――以湘西民俗旅游为例[J].江西社会
科学，2004（9）.
[2]麻三山.对民族文化村旅游开发的思考[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8（4）.
[3]朱祥贵.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自治权立法保护的完善[J].社会科学家，
2010（11）.
[4]周勇.少数人权利的法理[M].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
[5]（英）马凌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梁永佳，李绍明译.华夏出版社，2001.
[6]胡守勇.文化建设：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新领域[J].云南社会科学，2009（1）.
大湘西村落文化是我国古村落文化中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文化特色的古村落，村落文化并未在历史长河中泯灭殆尽，而是能够较为完整的保存下来。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对于很多古村落的文化传承产生了极大的威胁，为了获取更多人们生存空间以及社会需要，很多地区强制性的征用农村住房以及田地作为城市发展空间，压缩了农村人们的生存发展空间，很多传统古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被动的消失，而我国的法律保护措施不够健全，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配套政策缺乏。基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我国自建国以来逐渐完善了相关的《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城乡规划法》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等，成为我国古文化保护的基本法律框架，但是由于法律颁布年代较早，随着社会进步发展，已经逐步不能满足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法律中对于传统村落的定义不够明确，导致相关保护措施存在较大的局限，外界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意识淡薄。法律条款中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缺乏专门性以及整体性的法律条款对传统村落予以法律保护。而随着人们对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意识加强，国务院为了切实保护传统村落文化，出台了相应的保护文件，但是缺乏法律的强制性效力，实际开展效果不够理想。
（二）惩处力度较轻。针对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其中主要的是针对农民的房屋、土地的产权等问题，但是由于传统村落存在的时间较为久远，经过了长时间的人文变迁，产权不够清晰，在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阻碍。主要表现在古村落文化保护过程中，对于修缮古村落建筑的职责义务上存在不明确，导致互相推诿，难以实际开展，并且难以保证有直接利益者拥有明确产权，在产权争夺过程中造成历史文化遗产的损坏。
（三）法律监督不足。对于古村落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我国法律制度存在较大的局限性，缺少专门的法律措施，尽管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意识有了显著提升，但是在实际传统村落保护过程中，工作开展存在一定的问题，难以切实有效的保护古村落文化不受侵害，法律所具有的监督性作用无法体现，缺少法律的监督，古村落文化保护成为一纸空谈。
二、保护大湘西村落文化的对策
（一）制定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法律。古村落自身具有较为鲜明的地域性以及民族性文化特色，目前我国对于传统村落保护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文物保护法》对于古村落文化保护产生的极大的束缚作用，一些具有历史文化的城镇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相比传统村落文化保护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效，由此应在相关的历史文化名称的法律保护条例中加入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制定《传统村落保护法》，以专门和完整的法律来完善古村落文化保护，并且强化对于破坏古村落文化的惩处力度，切实维护古村落文化的传承发展。
（二）健全和完善历史建筑产权制度。古村落的建筑产权保护在实际工作开展中解决较困难的问题，由于传统村落中的房屋大多数采用乡土材料，并且部分房屋存在闲置状态，传统村落中房屋一些具有历史气息以及精美的部件被贩卖，造成了极大的文化损失。对于传统村落保护首先应明确村落中房屋、土地产权，以确保能够切实的保护村落居民的个人利益不受侵害。而我国对于传统建筑的产权缺乏相关规定，一直处于巨大的争议中，由此针对这一现象应健全和完善建筑产权制度，以确保产权的明晰，减少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
（三）注重法律分类保护。对于古村落文化，不同地区的村落文化差异较为显著，并且在传统村落中房屋、生产工具以及历史文化都属于村落文化，由此在传统村落文化保护过程中，应针对村落文化中不同文化类型进行明确规定，在法律完善过程中注重村落文化的分类保护，以确保古村落文化能够全面、系统的受到保护，将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传承和发展下去。
三、结论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商标权
在目前追求文化精神的现代社会中，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完善的立法体系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增加了我国的软实力，维护了我国的民族尊严。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的体系构建，法学界及社会相关人士有着不同的见解。笔者认为应当顺应我国的基本国情，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以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法律为基础，量身定制一套能够有效起到保护作用的法律体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一）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权益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对传承人的权益保护主要在精神权益和物质权益两方面。首先，传承人的精神权益是指不受污蔑、精神上的不受冒犯等等，这些精神权益不仅仅代表着传承人强烈的民族荣誉感和归属感，对传承人物质权益的实现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次，传承人的物质利益因为现代科技力量的强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带了大量的复制、收集、滥用。因为法律保护的欠缺，致使我们面对这样无偿的使用甚至牟利无法拿出有力的法律手段捍卫自身的权利，只能通过外交方式解决。
（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
正所谓传内不传外，在过去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仅限于家族内部间流传，一些古老的技艺渐渐成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经济来源。但是随着社会商业化的发展，若依旧以家族流传文化爱好作为主要传承方式，难免会偏离时展。所以为了避免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陷入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时刻需要新的动力以及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内容
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第一，著作权保护。著作权即版权，是对文学、科学作品作者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权利保护，更倾向于作品表现方式的保护。但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其外在体现的多是精神层面的内容，而且文化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就这与著作权的要保护形式产生了一定的偏差，使由著作权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了困境。例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剪纸技艺已经家喻户晓，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不是我们欣赏的剪纸作品，而是传承人的技术以及精神信仰，但是它无法作为法律客体成为著作权的保护对象。所以从这一例子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保护还有待完善。
第二，商标权保护。商标对产品的保护时间可以通过续展而持续存在，并且主体既可以个人、团体，也可以是法人。所以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商标权可以用作传统文化识别的保护，其保护主要有两种方法，其一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标志、字符、文字等等可以作为商标进行注册保护，其二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生的产品可以进行商品商标注册，具有独特性的文化服务也可以注册服务商标。此外一些可以代表传统工艺技术的招牌也可以成为标志，进行商标申请，以便后续更好地保护传统文化。
（二）藏医药的商标权保护现状
藏医药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大量的临床疗效，是我国传统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因为科技的不断前进，传统藏医药学文化面临着文献损毁、技术无法传承等严峻问题，其中关于藏医药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国在未来的全球化发展中能否保有一定的地位，能否争取更有利的科学社会资源，还要依靠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力量。因此藏医药学如何在知识产权方面得到更有效地保护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藏医药中，那曲的冬虫夏草可谓是极具代表性的一种药材原料，已经成为各民族人民都十分认可的良药。那曲冬虫夏草名声大噪带来的是藏药产品的好信誉，成为藏药产品质量可靠的标签，并且为当地藏族人民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这一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商标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中起到的良好推动作用。因为在商标权的保护中只要满足可识别性这一个条件即可，其不受文字、颜色、图形、声音、时间等条件的限制。但是在这一事例中，藏医药在形成了商品化状态后才发挥了商标权的作用，商标权使藏药产品得到了保护，藏医药知识却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因此仅仅依靠知识产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不完整的，我们还需寻找其他保护之道。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建议
为了弥补知识产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缺陷，完善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笔者有如下建议。
第一，规范知识产权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及客体。对相关的主客体给予明确界定，不用再多加考虑其是否属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有利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及时抢救、保护、发展。第二，完善我国现有知识产权体系。为了全面、长久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如在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有关律法内容中加强对传统识别标志的保护，避免遭到其他人恶性抢注。第三，笔者建议成立特别法以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因为我国目前知识产权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到全方面的妥善维护，所以可以在某些方面，如民间艺术文化作品、历史科技等，针对其特点及发展前景有针对性地制定特别法进行保护。并且在此基础上，构建统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有效协调各个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的空隙或部分交叉点。
综上所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如果仅仅依靠著作权法、商标法等个别法律的零散规定o法从根源上使其得到真正有效的保护，因此制定专门法律法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必要手段。
参考文献：
第一条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
（一）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
（二）传统表演艺术和民间美术；
（三）传统礼仪、节庆、庆典以及竞技、游戏等民俗活动；
（四）传统手工艺技能；
（五）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
（六）与第（一）、（二）、（三）、（四）、（五）项相关的资料、实物和场所；
（七）其他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三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坚持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
第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建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乡建设规划。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教育、财政、建设、规划、广播电视、旅游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第六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队伍建设，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传承等各类专门人才，支持传承人和传承单位开展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动。
第七条鼓励、支持社会团体、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等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鼓励、支持境内外的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合作和交流活动。
第八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文化行政部门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规划与保护
第九条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市、县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结合当地实际，编制本行政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上一级文化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文化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确认、登记，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可以公布的，应当及时公布。
第十一条建立本省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实行分级保护。对经过科学认定列入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根据所属级别由同级人民政府制定具体、科学的保护措施，明确保护的责任主体，对其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有计划地提供资助，鼓励和支持其开展传承活动。
省级、市级和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分别经省、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并征求有关部门、社会团体和公众的意见后，由同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地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申报评定办法，由同级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二条对具有重大保护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及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第十三条地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的，核定公布该名录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公布濒危名单。
对列入濒危名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抢救保护方案，并组织文化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及时进行科学、有效的抢救性保护。
前款规定的抢救性保护包括，对年事已高、掌握特殊传统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工作、生活条件的改善，对其技艺的记录、整理和传承以及对珍贵、濒临灭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场所的征集、收藏、保存和修缮等内容。
第十四条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所涉及的建筑物、场所、遗迹及其附属物，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划出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专门档案，并在城乡规划和建设中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
前款标志说明，应当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名称、级别、保护范围、简介、公布机关、公布日期、立标机关、立标日期等内容。
第十五条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存形态较完整、特色鲜明，有行之有效的传承措施和广泛群众基础的特定区域，所在地人民政府申报，经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授予相应称号。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体性保护。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破坏，不再符合规定条件的区域，由省人民政府撤销相应称号。
第十六条建立本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咨询制度。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文化行政部门，在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等工作中，应当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章传承
第十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确定和命名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确定和命名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前，应当进行公示，征求公众以及有关部门、社会团体、专家学者的意见。确定和命名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后，应当于十五日内予以公告。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建立档案。
第十八条符合下列条件的公民，可以申请或者被推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一）掌握并保持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表现形态或者技艺；
（二）在一定区域内被公认为具有较大影响；
（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
第十九条符合下列条件的组织和团体，可以申请或者被推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单位：
（一）有掌握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表现形态或者技艺的传承人，并对该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开研究；
（二）以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宗旨，并坚持开展相关活动；
（三）保存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始资料或者代表性实物。
第二十条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享有下列权利：
（一）开展传艺、讲学以及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等活动并取得报酬；
（二）向他人有偿提供其掌握的知识和技艺以及有关的原始资料、实物、场所等；
（三）开展传承活动有经济困难的，可以申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资助。
第二十一条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履行下列义务：
（一）按照师承形式或者其他方式选择、培养新传承人；
（二）完整保存所掌握的知识、技艺及有关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等；
（三）依法开展展示、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活动。
第二十二条做出重要贡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由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报省人民政府核准，授予杰出传承人和优秀传承单位称号。
获得杰出传承人称号的代表性传承人可以享受地方政府津贴。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杰出传承人和优秀传承单位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支持的方式主要有：
（一）提供必要的场所；
（二）给予适当的资助；
（三）促进相关的交流；
（四）开展相应的宣传；
（五）其他形式的帮助。
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定期对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单位、杰出传承人和优秀传承单位进行评估，丧失命名条件的，由命名机关撤销其命名。
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单位、杰出传承人和优秀传承单位的评定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制定，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章管理与利用
第二十四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收藏、研究以及其他文化机构对本行政区域内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和实物进行征集、收购。征集、收购时，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合理作价，并可以向所有者颁发证书。
鼓励单位和个人将其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和实物捐赠或者委托给政府设立的收藏、研究以及其他文化机构收藏、保管或者展出。对捐赠者，应当给予奖励，并颁发捐赠证书；对委托者，应当注明委托单位和个人的名称和姓名。
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成立研究机构，兴办专题博物馆，开设专门展室，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展示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二十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收藏、研究以及其他文化机构征集、收购和受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资料、实物属国家所有，应当妥善保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破坏。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拥有的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贵资料、实物、场所等，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
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扶持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艺创作，开发具有民间和地方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产品，拓展民间民俗文化旅游服务。
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应当尊重其原真性和文化内涵，保持原有文化生态资源和文化风貌，不得歪曲、滥用。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限量开采、提高利用率等措施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密切相关的天然原材料和珍稀矿产。严禁乱采、滥挖或者盗卖。
第二十七条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传统工艺、制作技艺和艺术表现方法以及其他技艺，属于国家秘密的，应当按照国家保密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确定密级、保密期限、保密要点及知悉范围，并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属于商业秘密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纳入保密范围的传统工艺、制作技艺和艺术表现方法以及其他技艺，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途径进行传播、传授和转让。
第二十八条任何团体或者个人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参观、考察等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并接受活动所在地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的管理。
第五章保障措施
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和工作开展情况，在年度财政预算中安排资金，用于下列项目：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
（二）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播活动；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大项目的研究；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资料和实物的征集和收购；
（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教育；
（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其他重大事项。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财政等部门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的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第三十条鼓励通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赠等方式依法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专门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捐赠资金或者实物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惠待遇。
第三十一条鼓励和支持教育机构以开设相关课程等形式开展传播、弘扬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
中小学校应当将本地优秀的、体现民族精神与民间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教育内容，因地制宜地开展教育活动。
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和专门人才培养。
第三十二条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应当展示和传播本地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条件的应当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公共传媒应当介绍、宣传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普及保护知识，提高全社会自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列入濒危名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由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未采取科学、有效的抢救性保护措施，导致灭失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对征集、收购和受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资料、实物未妥善保管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损坏、被窃或者遗失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占、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资料、实物和场所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占、破坏国家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资料、实物和场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三十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附则
首先，现有行政法规文件法律效力较低。目前，我国政府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1997年）、《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2006年）等多项行政法规。部分地方政府在民族传统体育的法规保护上作以尝试，如云南省颁布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0年），首次明确指出民族体育属于其保护范畴之内。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中提出：将优秀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传承和保护。显然，行政管理性质的文件是落实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主要途径。但是，大多行政法规采用“条例”“意见”“办法”“通知”等称谓，其法律位阶较低，难以判断其效力、等级和适用范围，缺乏一定的稳定性、权威性和严肃性。其次，专项立法建设不容乐观。目前，关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而制定的专项立法几乎是一片空白。2006年，国家民委、体育总局颁布了《关于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专门为民族传统体育工作制定了针对性的要求。但是，从整体的目标指向和实施内容来看，《意见》重在强调民族地区群众体育、体育基地建设、人才培养等工作方面，而针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方面谈及较少，尚未从法制角度将其保护工作提升到重要的位置。最后，相关法律条款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目前，有关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的法律条款基本属于上位法，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仅保护起着宏观指导作用，且都只是零散地分布在各项法律条文中。而对具体管理操作所涉及的法律问题缺乏明确规定，如具体保护范围的确定方式、管理、监督、反馈机构的设置与运行模式、违法责任追究等方面。由于条款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导致无法有效的处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总之，鉴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中的立法不足，亟待相关机构在借鉴相关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加快其立法保护进程，制定具有强制性、专门性、可操作性的法律条款。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的立法难点
1.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模式难以定位
在过去几年国内社会各界的讨论中，人们所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是“权利”模式，即公权保护模式和私权保护模式，也称义务模式和权利模式。虽然上述两种立法保护模式的保护对象看似重合，但在立法性质和关系上有着本质的不同[1]。正是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性，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立法模式难以定位。私法更多是考虑特殊群体的精神和物质利益。通过创设私权，从而激励相关人员和单位自觉、主动的保护和利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但是，私权保护大多代表着特定利益集团的立法立场，容易使人只注重眼前利益而危害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安全。公法其实质就是行政保障，通过确认、研究、传承、振兴等公力手段来保护传统文化。然而，由于公法基本不涉及平等主体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归属和利用等问题，相对缺乏激励机制。因此，不能唤醒社会各界的文化自觉，不足以防止“不当利用”行为的发生，同时，有限的政府经费投入，无法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全面、及时、有效的保护。可以看出，公法和私法保护模式保护各有侧重和优势，当然也各有局限和不足，因此，需要有机的结合两种法律模式来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然而，两种法保护模式的引入和融合存在技术上的难题，主要依靠公法保护还是私法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法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同样，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也面临立法模式难以定位的问题。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权利主体难以确定
要立法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首先需要解决的便是权利的归属问题，即要明确民族传统体育的权利主体。权利主体是指参加法律关系而享有法律权利和承担法律义务的人[2]。实际情况中，大多数民族传统体育技艺和器械的创作主体并不是确定的。虽然最原始的创作者可能是个人，但是，在不断的历史传承和区域转播中，民族传统体育不断地受到后人的再创造，造成此项运动的个人主体特征却逐渐淡化、消失，成为本民族或族群共有的文化财产[3]，由此体现出来的是一个群体或区域的风格、智慧、情感或艺术造诣。在司法实践中正是由于民族传统体育缺乏个人主体特征，造成其产权归属难以确定，谁来主张、行使和维护其权利便成为立法的难题之一。例如，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必须确定无疑地印有个人独创的痕迹，因而，部分民族传统体育无法适用于《著作权法》的保护规定。著作权、专利权和财产权规定作品的产权可被转让，而民族传统体育只可供他人使用，不得转让其经济权利，如若转让，将出现更替原有权利主体的问题，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会失去原本的意义，并可能导致主体之间利益分配不公平的现象。
3.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范围难以划分
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殊的非物质表现形式，在实施认定和保护范围上存在难以标准化和统一化的问题，造成无法有效地实施法律保护。具体表现为：（1）《文物保护法》的直接客体是有形的历史文物，而民族传统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作为其文化承载的主要方式，非物质表现形式十分明显，即使其载体为物也不属于文物范畴，如弓箭、刀剑、棋子（盘）、龙舟等运动器械；（2）著作权保护的只是现实作品，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重在强调民族传统体育中运动竞技、休闲游戏、药物配方、医疗技术和手段、艺术表演等行动表现形式的认定和保护。总体上，忽略了与之联系的民族心理、人文价值观、传统习俗和信仰等无形文化形式的挖掘和整理；（3）目前，学界主要根据民族传统体育的发育状态[4]、内在功能、物质表现形式等进行分类，部分存在界定标准模糊和概念不清晰的问题，以至于无法全面、有效的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如有学者将民族传统体育分为武术、气功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5]，但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同样包括部分武术与气功内容。（4）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中有专为民族传统体育单列的“传统体育和游艺”类，而在国务院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将其归为“杂技与竞技”类，在地方出台的政策法规中的归类方式和称谓又不尽相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立法保护的效力。
#p#分页标题#e# 4.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否原创难以分辨
世界贸易组织(WTO)构筑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和《知识产权协定》是对文化产品权益实施的政策系统。但是上述协定旨在保护各种“智力创新”，而不涉及“智力源泉”(包括传统文化)，即对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在保护对象必须是新作品、新技术、新知识[6]。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其表现形式是世代相传，不断加工、改造而得以传承至今的劳动成果，如健身技艺、制作工艺、民间传说和表演艺术等，其成果的原创性特征根本无从体现。因而，造成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无法适用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近年来，相关机构和个人虽然通过改造民族传统体育的表现形式，将其展现在民族运动会、大型艺术表演、学校体育教学、电视网络传媒等活动中，然而，改造后的文化表现形式并没有脱离其本质内涵和基本原貌，也不具备原创性要求。因此，无论以何种方式加工和改造民族传统体育，其衍生产物均无法适用于我国《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等知识产权制度的直接保护。
5.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期限难以明确
我国《著作权法》地21条规定：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保护期限为作者终生及其死后50年。说明作品著作权在保护期满之后，作品即进入“公有领域”，将面临诸多权利即被“终结”的后果，任何人都可以在无需征得原著作权人同意、无需向原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的情况下使用作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历史悠久，经历了长期积累和传承而得以延续，远远超出保护期限的限制。因此，民族传统体育难以适应著作权保护的期限要求。但民族传统体育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流传中对其不断地加工、补充和完善，可以说，每一个历史单元都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创作时期，权利主体也永远不会消亡。如果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对民族传统体育也加上一个确定的保护期限，那么对于“过期”的民族传统体育难道就不给予保护了吗?这显然有悖于立法的初衷。因此，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法律保护亦应是长期性和持续性的。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立法构想
1.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立法保护的总体方针
为了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关部门应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体育立法的成功经验，以完善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立法体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立法保护，应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扬”的方针。（1）调动各方面力量。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立法保护工作的指导，将立法工作列为重要议事日程之一，同时，通过宣传、教育和培养，增进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尊重，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其保护工作，使任何机构和个人都具有保护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意识和责任。（2）保存和抢救、传承与发展。首先，部分民间民族传统体育被非法使用甚至是破坏，“人亡艺绝”的现象较为严重，亟待挖掘、整理和抢救；其次，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不代表将其封闭、与世隔绝，而是要采用合理的传播方式为世人所认识和利用，通过鼓励、支持境内外个人和机构，展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工作的合作和交流，才能使其生生不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立法原则
（1）体现主体权利的意志。《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人权是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前提。《世界人权宣言》中提出，每个人都具有创作、表达、传播自己的作品，同时，每个人又具有尊重、选择和从事其他文化活动的权利。捍卫文化多样性和体现主体权利的意志密不可分，必须重视不同社会群体对文化的合理需求和主张，特别是少数人群体的相关权利。因此，尊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主体权利的基本人权，是立法设计首先要考虑的问题。（2）平衡各方权益。保持利益平衡是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使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权利主体较为复杂性，不仅涉及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也涉及到民族、社区、个体的利益；有使用的利益、也有创造者的利益。如使用方（研究、商业和传媒机构等）在对特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利用、获得经济效益同时，应给予归属方（国家、民族、传承人）一定的经济补偿。然而，在利益关系和分配复杂性的情况下，各利益主体之间可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冲突和纠纷。因此，立法应统筹考虑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谁来分配和监管利益、以及分配的方式和标准等，最终使利益分配达到相对均衡的状态。（3）现实性与可持续性。《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商标法》等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主要是致力于推动现代社会新技术和新作品的产生，从而促进知识创新和经济发展。例如，通过对传统体育项目的合理开发而成为我国部分学校、社区和大型赛事的健身、比赛和表演项目。诚然，这种发展需要是现实的，也是合理的。但就文化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言，立法不应仅限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实发展，而是应该从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考虑，立足于保持其文化的原生态性和多样性，对其予以承认、利用和保护，保证其可持续发展。（4）权利和责任相统一。权利和责任历来都是对等的，相辅相成的，从来就不存在没有责任的权利，也不存在没有权利的责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中关于权利和责任的统一，主要是针对权利主体的行为作出的规范性的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普查、建档、研究、保存、传承、弘扬和利用的权利和责任，同时，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中、、的，依法给予处分。在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立法保护时，不但要赋予权利主体相应的权利，而且要明确规定应尽的责任，构成违法行为的，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模式
当前大多数学者探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模式，主要在公法和私法的保护框架下进行研究，并且从互补和融合角度上，来解决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模式难以选择的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张私法保护）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张公法保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上各自有着不同的主张。但近年来，两个国际组织在该领域开展合作，联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共同推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防止不正当利用和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条款》(1982年)。此后，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通过比较文本内容，不难看出两者的保护对象亦有相当的重合，但这并无碍两者各自主张的立法价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公法保护和私法保护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因此，运用公法和私法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是在具体的立法内容设计中，要将私法保护与公法保护的立法主张融入一体，其制度设计的科学性需要仔细斟酌，必须注意彼此间的衔接、兼容和适应，共同致力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立法模式应注意以下两点。（1）明确定位立法保护模式。鉴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性、公有性和文化性，其立法主导思想应以挖掘、整理、保存和弘扬为主，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法律条款方面应起到主导作用。其次，应是在对其进行合理利用的基础上，发展文化产业和形成经济效益。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立法模式的定位，应是公法模式为主兼顾私法模式，不仅要体现出权利主体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中的职责和义务，而且要指出权利主体的权利和责任，以及在违反相关规定所要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2）建立知识产权特别保护模式。民族传统体育立法保护本土化并不是摈弃现有知识产权制度，而是要重新解释现行协议，制定非约束性条款，即以“特殊”规则弥补《知识产权协定》内容中出现的不足。例如，权利主体方面，196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主持的《保护文学作品伯尔尼公约》中提出：对“作者不明”的作品给予著作权保护[7]。同样，针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中，诸如权利主体、保护期限、保护范围、创新性等难以解决问题，可建立特殊性的法律条款，完善上述制度的不足。#p#分页标题#e#
4.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客体保护
1）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定
目前，如何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形式进行分类，学界尚无明确定论，以至于无法对其采取分类性保护。鉴于此，笔者认为，出于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的全面性和紧迫性考虑，凡是目前仍在流传、具有民族特色和传承价值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均可作为立法保护的对象。为便于认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要符合以下三个标准特征，即传承性、民族性和体育性。通过世代传承，民族传统体育记录、反映和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文化特征，有着重要的传承价值；在现代社会，正是利用民族传统体育独具特点的文化特征和表现形式，才被开发作为商业表演、传统工艺品和文献资料版权使用，由此也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体育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通过个人或群体的身体活动(走、跑、跳跃、投掷、攀登、爬越等)才能表现出来，是以健身强体为主要目的的身体活动技能及其表现形式，是区别于其它传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可以说，传承性、民族性和体育性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本质属性，诸如物质性、健身性和财产性等属性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因此，只要符合上述三个特征就可属于立法保护的客体范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期限的认定。我国2003年7月制定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第29条规定：国家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期限不受限制。然而，为了进一步研究、传播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可根据不同的客体权利制定不同的特殊保护条款。如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等权利，属于著作权中的人身权，上述权利的保护期应不受限制；而发表权和使用权等属于著作权中的财产权，保护期可为作者终生及其死后50年，以供对其进一步研究和使用。上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定方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知识产权制度在对其认定方式上的不足，避开了由于分类不清晰和保护期限难以划定，而导致无法有效实施法律保护的问题。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形式的保护
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强调：“坚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真实性保护。“真实性”是指反映事物真实情况的程度。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真实性保护是指在挖掘、整理和传播的过程中，要保持其原本、最初的文化形态和基本内容。进入九十年代，表演和体验民族传统体育成为各个民俗村、农家乐、乡村休憩俱乐部吸引旅游客源的主要手段，但在对其进行市场开发的同时，明显存在未反映和失真地表现其文化内涵的现象，譬如：用于表演和体验的运动项目，明显与其原始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征不符，同时，存在对其来源和身份采取弄虚作假、误导性声明或不承认等不正当利用行为。长此以往，缺少民族文化内涵的商业活动失去了市场竞争力，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错误认知。因此，需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上述问题：一，禁止随意使用和开发某一特定的民族传统体育而未注明其归属群体和地区，从而保护期署名权；二，禁止以歪曲、篡改等手段赋予不同的意义而并入另一类民族文化中，从而保护期修改权;三，禁止贬损某一特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其民族和区域声誉，从而保护期名誉权。完整性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都是中华民族精神情感的衍生物，是同源共生、休戚与共的文化整体，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8]。由此说明，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基本构成了某一特定民族传统体育得以文化认同、精神传承的完整内容。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表现形式分析，不仅是一种身体文化技能，而且包括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价值观、传统习俗和信仰等内容。如新疆达瓦孜、叼羊、摔跤等传统项目，除了是一种健身、娱乐、表演项目，而且蕴含和展示着本民族独特的精神内涵，明显带有本民族的、伦理训练和道德教育等文化痕迹。因此，立法保护应是针对民族传统体育所拥有的全部内容或形式，不仅要顾及技术技能层面的认定与挖掘整理，而且要保护其民族传统体育的精神内涵与文化空间。以上行为一旦发现和查明即构成侵权行为，将依法受到惩处，主要包括停止相关活动、恢复名誉、公开道歉、没收非法所得、赔偿损失等内容。
5.确定权利主体层次和责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中提到：承认各群体，特别是原住居民，各团体，有时是个人在非物质文化保护和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指出国家行政手段在传统文化保护中具有核心作用。由此说明，国家文化、教育、科研和体育等政府机构自身可作为权利主体（或义务主体），行使使用权、许可使用权、收益权和追究权等相关权利。同时，国家可通过出资、委托、授权等方式使个人（传承人）和权利代管机构成为权利主体（或义务主体）。
1）关于传承人的立法规定
2008年，文化部以部长令的形式郑重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传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从政策法规方面，确立、保护和发挥传承人的作用。文化部正在通过建立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传承单位)的认定和培训机制，通过采取资助扶持等手段，鼓励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传播[9]。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人的资格认定、义务和权利等方面，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规定。传承人的认定。符合下列条件的公民，可以申请或被推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人（专有权人）：在当地被公认为具有一定声望、技艺精湛、积极开展传承活动的人，通常只有本人及其关系密切的人（徒弟、亲戚）独有的特殊运动技能，或是掌握某种传统体育器械制作工艺的人。除此之外，部分个体人员虽然与某一特定民族传统体育并无直接族源关系，但是，由于他们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整理、传播等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且自身具备一定的技艺和传艺能力，因此，他们也可被认定为传承人。同时，相关认定部门应当对传承人的资格进行定期评估，不具备审核条件的应撤销或暂缓其传承人的资格。传承人的权利和义务。传承人具有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义务，具体包括：向他人提供和展示传统体育资料、技能、实物等文化形态的义务；具有组织和开展讲学、传艺和研究工作活动的义务，并获取报酬的权利；具有积极培养下一代传承人或专门传承人才的义务；具有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肆意破坏和非法利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象的权利；具有向有关政府部门申请传承活动专项资助的权利；严禁向境外的组织和个人转让衍生作品的著作权。#p#分页标题#e#
2）明确政府的保护职责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相关中，明确提出国家和县以上级人民政府对保护、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诸多规定。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立法体系设计中，亦应明确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具体职责。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制定保护规划，组织和管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调查、整理、发掘和保存工作，以及传统文化的展示、交流活动；监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情况；宣传贯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法律，督促相关单位和个人履行相关法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工作纳入本级区域发展规划和财政预算中；建立民族传统体育代表性项目名录和传承人的审定机制。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工作的实施，涉及到文化、教育、体育、公检法、版权等多个管理部门或机构，单个部门执法是无法及时有效的保护民族传统体育。因此，应联合以上相关政府部门，相互协调，分工明确，共同致力于其保护工作。文化、教育和体育等部门主要负责挖掘、整理、保存、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整理出的资料、技能和实物等，应汇交于各同级相关主管部门，用于进一步的研究、推广和司法保护等工作；公检法部门主要负责接受和审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侵权案件，获取侵权证据、责任禁止侵权行为、判定侵权范围和等级等；版权部门主要协助公检法部门，负责侵权线索的收集、技术鉴定和相关信息咨询，以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规范性利用等。
3）权利代管机构的责任
第一条为了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下列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民族民间文化受本条例保护：
（一）民间文学、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美术、杂技等；
（二）传统工艺和制作技艺；
（三）传统的礼仪、节日、庆典等民俗活动和传统体育活动；
（四）古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五）与上述各项相关的代表性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和场所；
（六）其他需要保护的项目。
以上民族民间文化项目的认定标准由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条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为指导方针，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原则。
第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纳入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城乡建设规划；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第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财政、民族与宗教、经贸、建设、规划、教育、旅游、体育等行政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
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中做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保护与管理
第七条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全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根据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规划，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八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民间文化进行普查、确认、登记、立档，加强挖掘、整理、研究工作，弘扬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
第九条民族民间文化实行分级保护制度。
省、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列本级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名录，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条省、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对列入本级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名录的项目，可以命名传承人和传承单位。
第十一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民，可以申请或者被推荐为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
（一）在本行政区域或者一定地域范围内被公认为通晓某一民族民间文化形态；
（二）熟练掌握某一民族民间文化传统工艺或者制作技艺，在当地有较大影响；
（三）保存某一民族民间文化的原始资料、实物，并且有一定研究成果。
第十二条符合下列条件的组织和团体，可以申请或者被推荐为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单位：
（一）以保护民族民间文化为宗旨，经常开展以民族民间文化为内容的活动；
（二）掌握某一民族民间文化表现形态、传统工艺或者制作技艺；
（三）保存某一民族民间文化的原始资料、实物，并且有一定研究成果。
第十三条传承人和传承单位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确认，并予以公告。单位和个人对传承人和传承单位的确认有异议的，应当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公告的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提出。
对没有异议或者经审核异议不成立的，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命名、颁牌，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传承人和传承单位享有以下权利：
（一）开展传艺、讲学以及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等活动并取得报酬；
（二）可以向他人有偿提供其掌握的知识和技艺以及有关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
（三）经济困难的传承人和传承单位，可以获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资助。
前款第三项规定的经济困难的资助办法由命名传承人和传承单位的地方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五条传承人和传承单位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完整地保存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艺以及有关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
（二）按照师承形式或者其他方式选择、培养新的传人；
（三）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开展传播、展示等经常性活动。
第十六条民族民间文化形态保存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特色鲜明的民族聚居村落和特定区域，可以命名为福建省文化生态保护区。
具有历史悠久、地方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表现形态、传统工艺和制作技艺，并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区域，可以命名为福建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命名福建省文化生态保护区、福建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申报，经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福建省文化生态保护区、福建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七条对具有重大保护价值的优秀民族民间文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创造条件，申报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名录、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国家级民间传统文化艺术之乡以及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等项目。
第十八条传承人、传承单位、福建省文化生态保护区、福建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丧失命名条件的，由批准的人民政府撤销其命名。
第十九条对列入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名录的建筑物、场所等，所有者可以依法向公众有偿开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专门档案，在城乡规划和建设中采取相关措施予以保护。
第二十条对濒危的有重要价值的民族民间文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及时进行抢救性保护。抢救性保护应当科学、有效，保持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的内涵和风貌。
第二十一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收藏、研究以及其他文化机构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料和实物进行征集、收购。征集、收购时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合理作价，并向所有者颁发证书。
鼓励单位和个人将其所有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料和实物捐赠给政府设立的收藏、研究以及其他文化机构，或者兴办专题博物馆、开设专门展室，展示有代表性的民族民间文化。对捐赠者，应当给予奖励，并颁发捐赠证书。
对于征集、收购或者受赠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料和实物，有关单位应当妥善保管，并进行整理、归档、研究、展示或者出版。重要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料、实物，应当采用先进技术长期保存。
第二十二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收藏、研究以及其他文化机构征集、收购和受赠的民族民间文化珍贵资料、实物属国家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拥有的民族民间文化珍贵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
民族民间文化具有的知识产权受有关法律法规保护。
第二十三条列入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名录的传统工艺、制作技艺和艺术表现方法以及其他技艺，需要保密的，由公布名录的地方人民政府的文化行政部门与保密等有关职能部门共同确定密级。
纳入保密范围的传统工艺、制作技艺和艺术表现方法以及其他技艺，必须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途径进行传播、传授和转让。
第二十四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考察、采访和其他活动，应当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保护少数民族群众利益，维护民族团结。
第三章保障措施
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专项资金。专项资金来源于政府拨款和境内外捐赠，并用于：
（一）民族民间文化项目的保护和研究；
（二）民族民间文化珍贵资料和实物的征集和收购；
（三）抢救濒危的民族民间文化；
（四）对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的培养和补助；
（五）对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单位、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资助；
（六）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其他事项。
专项资金应当加强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六条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开展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传承、传播活动；鼓励和支持社会资金参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
第二十七条鼓励、支持与境内外的组织和个人依法开展民族民间文化合作和交流活动。
第二十八条鼓励和支持教育机构开展普及优秀民族民间文化的活动。
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应当把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列入教育教学的内容。
鼓励和支持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
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民间文化的研究、创新工作，合理开发利用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保护民族民间文化所需的天然原材料和珍稀矿产，大力发展民族民间文化产业。
开发民族民间文化产品、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旅游服务，以及其他发展民族民间文化产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发展民族民间文化产业应当保护文化资源和文化风貌。
第三十条图书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络、音像制品等公共传媒应当介绍、宣传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提高全社会自觉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意识。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对国家所有的民族民间文化珍贵资料和实物保护管理不力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损坏、被窃或者遗失的，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侵占国家所有的民族民间文化珍贵资料和实物，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第三十四条文化及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附则
摘 要 我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其丰富的国家，然而对于人类发展史上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与特质，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民族性、多样性及娱乐性等特点，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及对外弘扬东方国家优秀的文化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针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现状，审视自身，放眼国际，并从中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策略。
关键词 民族传统体育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 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代代人独有的文化基因及共有的文化记忆。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我国文化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问题越来越受专家和学者的高度重视。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我国少数地区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为研究对象，主要选取云南省各地少数民族、湖北省恩施少数民族等。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2.逻辑分析法。从不同角度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析，并对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和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民族传统体育
经过不断的研究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逐步明确。200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 ESCO）在大会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条文。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有了具体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是指被各小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第五条就是传统体育和游艺。
（二）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具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征，是指它的表现形式和传承方式的非物质性。目前，从我国已开发和挖掘出来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来看，大部分都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1.非物质性。民族传统体育本身没有实体性，需要通过个人或群体的身体活动（走、跑、跳跃、投掷、攀登、爬越等）才能表现出来，才能被人类所认识、欣赏或共享，这是与物质文化遗产最显著的区别；2.民族性。民族传统体育的民族性是指其代表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独特性质。民族传统体育源于人们的生产劳动、休闲娱乐、宗教祭祀、军事战争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勤劳的中国人民创造并发展了形式多样，种类丰富，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
（三）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的现状
1.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范围难以确定
要立法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首先需要解决的便是权利的归属问题，即要明确民族传统体育的权利主体。权利主体是指参加法律关系而享有法律权利和承担法律义务的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可以是国家、社群集体、个人等。第一，国家成为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其具体权利由国家行政主管部门行使；第二，群体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征，所以集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也是最为常见的情况；第三，个人也可以成为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从法律角度看，个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
2.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着时间期限矛盾
在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各国对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保护是有一定期限的，保护期限结束则进入公有领域不再保护，商标权也是有一定期限的，期限结束可以申请续展。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期限性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长期延续的过程，作为一个民族或群体短时间内不会消亡，其蕴含的精神价值和物质利益也不会消亡，民族传统体育是世代延续的，每一历史单元都是传播时期，也是创作时期，在一种“叠加式”的积淀中产生又变异、变异又新生。其价值往往随时间的流逝而增加，体现出历史的传承和积淀，经历了长期积累和传承而得以延续，很难适用知识产权保护期限要求。
三、结论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族传统体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第五条就是传统体育和游艺。
（二）当今社会，多元文化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遭遇严重的困境，中国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制化保护法律法规欠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模式难以定位，无法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全面、及时、有效的保护。
（三）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间遭受冷落与缺失。工业化、现代化给我国民众带来了便利与财富，也带来了破坏与功利，部分人群在快节奏的今天，抛弃传统，追求新奇。
参考文献：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流转；传承人诉讼；私法救济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0-4769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2011年6月实施至今，已近5年，从公法角度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强化了政府部门保护、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义务，但从实际上来说，当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侵犯、盗用、窃取，启动公权力进行干预的程序远远比及时的权利救济滞后得多。特别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日，任何停滞、固守的财产都无法实现完整意义的市场增值，因此“非物质”的财产已经大步进入了商法领域的流转轨道，比如各种脑力成果或知识产权的出资入股。在自由市场经济的视野下，“流转”才意味着财产权益的实现，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稀缺物，其市场价值的实现与流转增值，更需要强有力的私有财产规则。正如大卫・休谟的观点：“我们可以说任何在获得、使用与控制方面可能产生争议的物都需要财产规则，尤其是那些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比较稀缺的物。”[ ]
当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私法领域应有的经济价值得以流转体现，社会性保护意识的养成也就成顺理成章之事。因此，“在私法领域唤醒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意识”与“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属财产权利的流转与实现”，是互为前提的两个命题。在法律实践意义上，守卫一座权利的“孤岛”，往往造成权利理念的淡漠，不如实现权利的流转，往往能唤起实现权利的热情。
一、非遗权利保护的私法必要性：属性定位与二元结构
从一则案例说起：四川省某地一户郭姓人家传承自清代以来的手工豆腐干作坊手艺，一直用于生产经营，但由于法律意识淡薄未曾申请商标权利保护。后一外来豆腐干企业在先注册“郭X豆腐干”商标，并提讼要求郭姓人家停止手工作坊的生产。在诉讼过程中法院对商标权进行了支持。同样的豆腐干生产工艺被一纸商标权的认定而做出了高下之判，基于商标权权利的垄断利益，该正宗溯源的郭姓人家还能不能在市场竞争中亮明旗号而不涉嫌侵权，并获得有力营销地位？后在法律专业人士协助下，该郭姓人家依托现有法律，将其手工作坊的传统工艺与传承文化进行申报，经认定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保护，才在法律地位上扳回一筹，保留了作坊生产经营。问题的引出在于，如果商标等知识产权是一项伴随经济利益的民事权利，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应当是什么样的权利？
在长期的探讨中，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性质做出了多种解说，其中有代表的包括国内学者李发耀研究员提出的“传统资源权”说[ ]；学者郭玉军、唐海清提出的“文化权利”说[ ]；而最为集中的观点是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系“知识产权”说，其代表论著包括国内的甘明、刘光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可行性研究》[ ]、严永和教授的《论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 ]、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学张耕教授的《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 等。在诸多学说中，笔者更倾向于认同中央民族大学韩小兵教授的“新型民事权利说”。[ ]从法律属性的明确定位上来说，一项属性模糊的权利无法获得法律的全面保护，真正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还在于创设其为新型民事权利并给予其有效完善的民事权利救济规范，现行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模式仅仅作为借鉴和学习吸收，类似可资借鉴的还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单行法律。
根据我国现行《民法通则》第五章“民事权利”规定，包含人身权、财产权，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债权、知识产权等都明确归于民事权利项下。[ ] 知识产权最终纳入民事权利体系中，比较经典的论述是：“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人们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知识形态领域中所创造的精神产品，即知识产品。知识产品是与物质产品相并存在的一种民事权利客体。”[ ]单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的范围来看，就已经可以明确其作为精神产品、具有权能和经济利益归属的效益。若知识产权作为精神产品，能与物质产品权（民法上“物”）相提并论，那么作为历史悠久、具有经济转换价值、文化传承功能的集体精神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有什么理由不赋予其民事权利客体的地位呢？
霍菲尔德与拉伦茨对“民事权利”的界定方法，为我们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属性提供了工具论意义。从权利创设角度来说，所有财产权利都是通过立法将公共资源，如国家的土地和物质财富给予某个民事个人，让其作出使用的决定，而不必考虑社会上其他利益的影响，从而缔结最基本的民事法律关系。霍菲尔德在《司法推理中应用的基本法律概念》中，试图寻找法律权利的“元形式”，在权利的概念下，进一步细分出“权利”、“特权”、“权力”和“豁免”的更小元素。[ ] 而拉伦茨在《德国民法通论》中选择性的将法律关系进行了解构，将法律关系分析为“权利和权能”、“预期取得”、“法律义务”和“其他拘束、负担性义务”、“权限”等。[ ] 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属性进行上述两种解构方式可以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受到保护的特权要件，在市场经济中可以形成一定权利流转的客体，主体能将其自能贯彻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具备有实现预期取得的实践意义，包括当前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推升旅游产业、知识产权经济等各种预期利益的实现。最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形成过程中，他人的行为不得侵犯该权利，还须承担一定容忍义务和拘束义务。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具有民事权利性质无疑，即私法属性。
从社群共有、族群共有的角度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具有“公物”的性质。德国学者提出的“公物的二元结构”，指出“公共产品”上存在“二元权利属性”[ ]，类似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这种“公物”之上，实际存在着私法性质上的权利与公法性质上权利的并存，其所处法律关系同时接受公法与私法的调整，因此，单单通过公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就显得捉襟见肘。而稍对国际做法进行考量，就会发现在日本、韩国这样比较重视民族文化遗产的国家，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参照该国对知识产权产权的私法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二元保护进行了尝试，而在我国台湾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法律，如《文化资产保护法》等[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给予私法上权利的保护考量。
二、非遗权利私法保护的驱动力：市场契合与流转利益
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一项权利的增值与实现都离不开流转，民事权利传统的应有之义包含所有权人的支配、占有、处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也不例外。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流转的次级问题，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流转的正当性论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流转的机制构建”，前一个问题是属法哲学问题，后一个问题是法律技术问题。
（一）公地悲剧：非遗权利流转的必要性
2003 年10 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 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或简称“《公约》”）。《公约》由此成为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相呼应的国际公约， 要求“各缔约国应该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 这些措施包括“采取适当的法律、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 ]，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认为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反对的观点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然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就不应当赋予其可用于民事权利的地位及流转的空间。事实上恰恰相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转正是保护其作为人类共同遗产属性的唯一途径。有名的“公地悲剧”，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假设存在一块公共用地（在此处指代共有属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每个人都用权去使用这块既定的土地，那么将没人有动力去关心庄稼是否已经播种，土地是否被滥用，每个单独个体对公共用地的滥用，都可能会造成由全体共同承担责任和损失的局面，并且滋生投机行为，因此集体行使权利最终导致的结果是集体冷漠和土地的贬值、损失。而如果将这块土地分割为许多小块，分配给个体种植经营（所有权仍然是集体），个人对于土地的使用权独享也就意味着要尽可能的保护自己的土地不受损失，并且对土地使用的规划将明显走向效益增加的选择，最终每单块土地的增值部分加总，其总体效益也有所提高。[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也面临“公地悲剧”的范式，当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仅仅停留在静态权利的层面，它就只具有象征意义，即该权利属于某群体、某民族、某社团等等，而只有当它的权利成为可以流转的动态权利，即使用人、所有人可以借此进行处分、交易，在流转过程中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才真正得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既具有公权性，又具有可以直接转换经济利益的私权性，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的流转驱动，仅靠行政立法，当然无法实现对该权利的最大化保障。
（二）思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出资入股”的设想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在市场的流转可参照知识产权出资入股的方式与公司法进行对接。笔者认为，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流转机制建立在法律允许自由出资入股的制度基础上，使得其可以类似知识产权出资入股一样，成为可投入市场流转的无形财产，这样更有益于整体效益的增长和无形财产的最大化应用。首先，要建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估价的权威机构，如果没有估价，转让机制就无从谈起。新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这一规定同时还降低了旧公司法关于非货币出资与货币出资的门槛比例，在评估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如何市场化流转的过程中，其作价评估机制一方面要考虑社群、族群的集体利益量化，还要考虑对该权利市场价值的客观衡量以利于达到各类市场主体所法定的出资比例门槛。其次，在实体法的层面上应该尽快完善一整套权利行使制度，如非遗产权权利人可依据确权保护行使占有、支配、继承等权利。最后，在权利流转的过程中，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的物质产品，应当受到物权和知识产权的双重保护，而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进行表演、展示等服务活动，需经权利人或是传承人许可，权利人有权要求支付报酬以促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流转经济利益的实现。完善现有无形产品市场的保护机制，才能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与市场的契合，实现利益增长与效用的发挥。
三、非遗权利流转的困境：收益份额保障与权利主张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入市的接口，可以分别从旅游促进、艺术形式展示、传统知识传播三个方面展开，而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流转的困境，也在这个三个方面最为凸显。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与旅游收益对接是最常见的一种权利流转模式，我国四川省、云南省等旅游大省，都不同程度的借助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吸引力扩大了宣传力度，据不完全统计，四川省2015年旅游宣传中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标语的，占比高达66%，如“彝族火把节”、“羌笛演奏”、“川北薅草锣” 等 ，几乎成为当地旅游业的名片。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促进了旅游收益，可是旅游收益是否完全反哺该权利的族群社群，或者说能否完全回馈该族群社群的公共福利，就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没有私法上的权利流转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在旅游收益中的权益份额就无法得到明晰界定，旅游景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旗号在宣传品上任意印制用作商业招揽而权利人得不到应有回报的现象比比皆是。
艺术形式展示的私法领域保护就更值得高度重视，在各类无形艺术形式的表演或者展示中，其产生的市场收益对权利人并没有起到应有的回馈作用，无偿取用和占用盗用屡见不鲜，如“苗家服饰”、“侗族大歌”为代表的民间艺术；“鼓楼”、“吊脚楼”等为代表的传统建筑艺术，被国外盗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 ]而在艺术形式的展示中，权益归属的问题，也成为当前权利人面临的困境。
在四川省不乏传统知识传播与市场流转的成功尝试，如“泸州老窖酒酿制技艺”与泸州老窖酒业公司的结合、“井盐汲制技艺”与四川久大盐业（集团）公司的结合、甘孜州南派藏医药与当地医药业的结合等等，都成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经济效益发挥出：权利人或成为公司股东，或成为直接受益人，或得以设立文化基金回馈群体。但同时我们应看到，在传统知识的传播过程中，滥用盗用现象仍然不绝，甚至出现一些技术实力雄厚、法务力量强大的企业将传统知识进行包装修饰并取得知识产权。“灯台树等云南少数民族世代相传的医药，在成功被进行商业医药开发后，成为医治相应疾病的特效药，但信息提供人均未因贡献了关键的传统知识而得到任何回报。”[ ]而值此时刻，权利人不仅受到侵权损害，还将面临权利主张和救济的难题：当面对合法（至少形式上合法）、市场垄断的知识产权时，权利主张与举证将成为难以完成的任务。
四、非遗权利保护的私法底线：传承人诉讼与举证责任倒置
（一）主体确定是传承人诉讼的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似乎只侧重于通过行政力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甄别、认定、传播和保护，但众所周知，一项既定的民事权利固然离不开公法领域的保护，如用益物权的设立、房屋所有权的登记，即便是形式审查，也要遵照行政法领域的司法流程进行管理、登记，如果出现问题，还可能引发撤销、注销、追责等后果。那么，最简单的逻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作为一项新的民事权利，仅仅靠文化管理部门的行政保护是否就足够了呢？当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权被侵犯的案例时，权利归属人（即主体）有没有主张权利去法院主张救济？由谁去主张救济呢？
从现实中来看，通过启动繁琐的行政申请、投诉流程，效率远远滞后，如同国有资产委员会代为管理国有资产一样，“直接所有者”的缺位，难以避免偶有的利益冷漠。云南省知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赵晓澜就曾指出：“云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数是特定民族的集体性文化创造，具有现实或潜在的经济价值。实际上，云南省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已经有意或无意地借助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经济价值。但在旅游经济发展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的民族、群体或个人，除了少部分直接交易的民族服饰、手工艺品等能得到经济回报外，其他大部分的经济价值并未反馈到权利主体本身。也就是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得到开发和利用时，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对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少数民族群体或个人的经济发展，未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 ]明确传承人诉讼，就成为私法领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底线救济。
真正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为民事权利，那么直接赋予其权利的保护和救济就是应有之义，任何高效率的行政机关都不可能比利益直接关联者为保护自身权益而做出努力更为热情，确立传承人诉讼制度就显得非常必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29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从法律规定来看，传承人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受益者，其掌握该传统遗产，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开展传承活动，并可以随时将这种影响力转化为市场竞争力，获得经济利益，将其定位直接利益关系者是自然而然的事。
回到前面“郭X豆腐干”的案例中去看，传承人能利用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进行利益转换、进行商业活动的保护、品牌亮明旗号的辨识等，一旦权益受到侵犯，传承人在寻求行政保护未果或者滞后的情况下，传承人作为该民事权利的直接利益享有者，理所当然成为诉讼的主体，反过来说，正是传承人诉讼主体的确认，才能完整意义上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为一项民事权利的地位。传承人诉讼应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救济的底线，“有资金有技术实力的公司通过创新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形成专利、版权产品后，甚至可以进行市场垄断。”[ ]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主体权利主张的保护缺失，如何及时、快速的制止他人盗用或无偿滥用？当出现上文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与其他权利发生冲突的情况，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会因“先天不足”而丧失与他权利平等博弈的机会。建立传承人诉讼机制，能直接改善这一局面，能在最大限度内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被侵犯和盗用的情况，对于社会保护意识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
（二）举证责任倒置是传承人诉讼的核心
1、举证难易程度的考量
而在传承人诉讼的过程中，笔者认为应当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思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公共资源与集体财产本来就应该被置于高于一般无形财产的保护地位，这也是符合国际公约与行政立法强化保护之思路的。同时，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属性，无形、可塑、动态等，都造成了传承人在面临侵权诉讼中的取证难，而责任倒置，将举证负担归于被告或者侵权人，只有当被告或侵权人自证其活动未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其活动具有另外的合法权利支持以外，都应该支持传承人的救济主张。举证责任倒置的设置，进一步强化了传承人受保护的程度，既是符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国际精神，又是当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行政法律法规的有效补充。
2、预防成本的考量
从侵权责任的法源来看，卡拉布雷西最早提出了严格责任的观点，这种观点要求让“能够以最低代价避免成本的人（the cheapest cost-avoider）”承担损失，这种理论即是有名的“市场预防”，或称“一般预防”。能够以最低的代价避免成本发生的人自己可以进行适当的成本――效益分析，并采取相应的行为。[ ] 如上文所述的“有资金有技术实力的公司”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提取出精华部分并形成知识产权进行垄断，传承人就有权对其进行诉讼，在诉讼过程中，该公司必须对其垄断权利的合法性、原创性进行自证，而如果该公司的权利取得本身就条件充分、原创性早就得以认可和固定，那么举证责任倒置对于被告公司也仅仅是非常简单的事，从这一角度来说，被告公司的举证责任并没有畸高，是与其在先使用在先权利已经具备条件相适应的；另一方面，如果传承人提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所受盗用、仿制等侵权行为进行对抗时，面对已经在先抢注的知识产权时，要苛求传承人对对方原创性进行举证，就将出现取证难甚至无法取证的尴尬局面。从现实角度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集群及传承人往往是民间弱势主体，并不具备侵权人的技术实力以及知识产权法务集团化的强势地位。
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代表其民族精神风貌的文化，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根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的实物和场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延续我们民族的历史文脉，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夯实牢固的文化基础。
非遗保护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化浪潮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带来消极影响，几乎每天都在冲毁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些非遗项目已消失殆尽，无法再生。据2005年至2009年全国第一次非遗普查统计，我国非遗资源总量近87万项，保护难度大、任务重。为此，我国继《文物保护法》之后出台了第二部国家法律《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将于今年6月1日起实施。
《非遗法》将保存与保护作了区分，重点保护那些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珍贵的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确立了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三项制度，提出了“三性”(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这两大原则；强调使用非遗应当尊重其形式和内涵，鼓励合理利用非遗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同时，规定了相的法律责任。
《非遗法》的颁布实施，将传统文化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之中，具有重大的现实与历史意义。非遗保护，既有整体性的属地保护，有真实性的异地保护，也有聚合性的集中保护，还有利用性的创新保护。我不赞成那种为了旅游开发，借所谓“原生态”之名，让旅客去观赏传承人至今还生活其中的落后的现实状态，以看者心态去体验“文化活化石”而忽略甚至漠视非遗传承人的贫穷生活方式。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文化观、历史观去保护非遗项目及传承人，是我们文化旅游策划人不得不正视的严峻问题。
对非遗所构筑的精神家园，守望，仅仅是一种姿态和意识；而守护，却是一种责任和实践。只有人人参与、全民保护，才可能促进千百年来世代相传的非遗在当下不至于快速灭绝，也才可能为我们民族的子孙后代留下能够确保民族身份、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了当下，必须行动一一第三届成都国际非遗节的举办，就是最好的诠释；
为了未来，必须守护一一《非遗法》的实施，就是最具深意的法律保证。
【关键词】民族文化保护；法律保障；产业化；自觉性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6）01-082-01
一、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规、条例，做好法律保障工作
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民族民俗文化是国内外的普遍做法，这种做法最先产生于日本和韩国。国外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在法律方面十分完善，而我国的民族文化资源没有足够的法律保障。拿日本来说，日本为保护其民族文化就制定了相当完善的法律制度，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社区居民的义务。例如日本以法定的形式把各类民族节日延续开展下来，并规定城市中每个社区都要选派指定的人来负责街区的节日活动，如果负责本街区节日组织活动的代表没有尽职，这些负责人还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虽然日本的做法有些强制性，但是对照日本人在保护民族文化方面对法制的有效依赖，针对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我国民族文化法制保护方面的缺憾，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政府可以充当相关法规、条例的制定和完善者。
1.按照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结合地方实际，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条例，建立地方民族法定节日等，切实做好民族文化保护的法律保障工作。
2.在实践中不断努力探索才能健全规范民族文化法制建设，从私法角度保护传统文化，保护民族文化继承人的地位和利益，确保民族文化的传承得到法律的支持。
3.由于法律的不完善，犯罪分子破坏民族文化的成本低、代价小，民族文化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所以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政府可以适当地加大对破坏分子的处罚力度，增加罚款等，树立法律的权威。
二、推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合理开发少数民族文化
文化依附于经济而存在，因此鼓励和推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产业化是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径之一。产业化能有效地保护和发展传统，有利于保持中国的多元文化格局。
因此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政府要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就要积极推动民族文化产业化，主要是可以从发展旅游业以及扶持与旅游业相适应的相关产业着手：
（一）利用本地区独有的民族文化资源发展和扶持民族旅游业
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政府可以利用本地区独有的民族文化资源鼓励和扶持民族旅游业，在政策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作为全国唯一的毛南族聚居地，造就了环江独有的人文旅游资源。旅游开发能增强当地居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文化自豪感，进而产生保护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传统文化保护意识不断增强。
（二）发展与扶持与旅游业相适应的相关产业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游客的大量涌入，会带来了多方面的尤其是传统地域文化的需求，民族的手工艺品因市场需求的扩大，民族的技艺、舞蹈等又得到重视和发掘，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政府要发展和扶持与旅游业相适应的相关产业，如地区特色商品（面具、竹制品、丝帛品等）的生产、餐饮、住宿等，促进民族习俗和文化活动的重新开发和恢复。
三、宣传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兴起全民自觉性
对地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应把着眼点当地居民的自觉保护。因为如果当地民众没有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破坏就没有保护的产生。当地居民作为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文化聚集地方的主人，在生活生产过程中不破坏少数民族文化就是对它最大的保护。因此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事业要担当宣传民族文化保护意识的角色。使少数民族地区、乃至全国树立全民保护民族文化的意识。
有关调查表明，自1986年以来，在科学规划的指引下，周庄古镇的历史文化得到了有效保护，政府一系列文化保护措施和旅游的成功开发使得古镇居民认识到古镇的历史文化应当严格保护，并且需要科学的方法和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表现出积极的保护行为倾向，形成了较好的历史文化保护氛围，促进当地文化的保护工作的展开。
因此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政府要保护民族文化就要在做好文化宣传的工作，普及民族文化保护的迫切性和当地居民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努力地激发当地居民的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以及保护民族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增强居民的民族文化保护意识，这才是保护民族文化最根本的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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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英兰.阿伊努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 2013.
关键词：社会成本；文化建设；媒体；规范化
一、研讨社会成本下的文化建设意义
所谓文化，一般包括语言和文字，是人们交流的工具。规范、准确的文化主体，能够很容易进行学习掌握和交流使用。杂乱无章的语言文字，不仅失去文化的严肃性、民族性和专属性，有失国家尊严，也给语言文字的学习设置障碍，增加成本，不同国度之间的往来交流不能顺畅。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不仅关系到民族文化的传承，还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发展。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交流的频繁，经贸、留学、旅游，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冲击越加严重，破坏力不容忽视。不能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有损文化尊严和国家形象，增加交流成本，阻碍民族文化的传承，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
二、文化建设的现状与障碍
文化是国家的符号，体现民族的尊严。语言文字杂乱无章、混乱不堪，主流媒体不能正确导向，教育领域会深受其害，百姓生活无所适从。文化出问题，不仅仅是社会交流成本的增加，同时将阻断5千年民族文化的传承，危害深远。
(一)法规制度落实不够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2001年、2015年颁布的语言文字法、语言文字管理办法，为语言文字的规范制定出法律法规规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外交往日趋活跃，以及网络的普及、自媒体的出现，给语言文字规范化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法律法规已经失去约束力。尽管相关部门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出台一些严格规定，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混乱局面。新闻广播中文夹杂英语，外文字母随处可见，全世界的国名、地名遍布国内各个地方，语言文字的混乱局面让百姓忍无可忍，怨声载道。一些主流媒体不能做出表率，在语言文字规范上同样我行我素，影响极坏。
(二)文化管理混乱
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广告传播，大众媒体不能带头遵循规则规范，给语言文字的混乱推波助澜。外文缩写铺天盖地，中国话不用几个英文单词似乎不能彰显地位身份和水平。媒体的不自重，让受众群体增加负担。语言文字传播具有普遍性，不是精英文化，让大众看不懂、不理解、不明白，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央视足够大气，非冠以字母表达，摄像机、视频、信息技术，个人电脑、国内产值，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的事情，用英文简写体现的不是素质和文化，就是华而不实，哗众取宠。常见的地铁出口，东西南北，指示方向，明确具体。用以四个英文字母，没有任何意义，让人一头雾水。
(三)文化娱乐化
语言文字，不仅肩负中华历史的传承，还需要承担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不遵循使用规则的语言文字，不仅在学习掌握时无所适从，对外交往也会造成障碍。市场经济不是自由经济，需要遵循规则规范。同样道理，市场经济下的文化也需要遵循规则规范，不能毫无拘束、自由化、娱乐化。经常会看到这样情况，胡编乱造的网络语言文字，堂而皇之出现在大众公共媒体，作为逗趣娱乐的工具，甚至用于文章和报道上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些主流媒体也未能免俗。语言文字的混乱，文化的娱乐化，对于年轻人和处于文化知识学习阶段的孩子来说，对身心的影响很深，国家民族的符号成为儿戏。
(四)传统文化重视不够
国家和民族的悠久历史与文化，需要一代一代的传承延续，没有自己特色的国家和民族，不会成为强大国家，也不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在经济一体化，文化日益交融，互联网让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情况下，传统文化的更能彰显其重要地位与价值。从多年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观察，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很不够。极具民族文化特征的国画、书法、诗词歌赋的学习了解，不是很多，而外语学习越来越重视，越来越提前。双语幼儿园、双语学校、双语教学，从孩提时代直至大学课堂，都在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赶时髦。政策导向有误，付出的成本代价过高，同时也是对民族根基的一种蚕食。
三、解决文化建设障碍的路径
文化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繁荣和民族兴旺的大问题，文化乱，人心就会散。规范统一的语言文字，能够维护主流文化的权威和地位，能够降低学习掌握语言文字的成本，减少传播误差。强势的文化，才能造就强大的经济，才能引领世界潮流。
(一)完善有关文化的法规制度
法律法规是规范语言文字的有力武器。国家和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适用的法律法规，指导约束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大众传媒。主流媒体应当旗帜鲜明，做出表率。改变平时做派，去除处处夹杂的外文单词和字母，进行正确的语言文字表达。上传下效，有好的氛围，净化工作会立竿见影。新闻从业者要站在维护祖国文化尊严的角度，遵章守纪，传播正能量，做出榜样。2016年1月末南美国家爆发的“寨卡”病毒，没有使用外文字母表达，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工作，需要认真对待，扎扎实实去做。很快就会看到报纸杂志和电视荧屏，都是规规矩矩的文字。
(二)加强文化秩序管理
制定法律法规很重要，但落实法律规范更加重要。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与语言文字打交道，正确使用语言文字人人有责。相关部门应制定语言文字法规的落实细则，监督语言文字的规范使用。加强文化秩序管理，工作要持久、要有力度，不能松懈。抓语言文字规范化管理，堪比烟草管控一样，公共场所禁止，影视镜头禁止，人人参与，人人监督。有了大张旗鼓旗帜鲜明的管理，一定会扭转文化领域的混乱状态，还百姓一个净化的语言文字环境，让生活便捷，交流通畅。进行语言文字的管理，不是拒绝国外语言文字，是对本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工作，是将目前百姓周围杂乱无章的语言文字环境进行净化，利国利民，福荫子孙。
(三)还原文化本质
文化是一种品位，充满端庄和高贵，悠久的历史，造就灿烂的文化底蕴。不能让语言文字的混乱局面继续下去，要还原文化本质，维护语言文字的严肃性。语言文字作为人们的交流工具，时时处处体现国格和人品，决不能不尊重。社会在发展，语言文字也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但不能将不负责任的编造作为变革，不能将错误的语法修辞拿来逗趣。对于出现的一些新事物新名词，不能放任自流，任其自由发挥，相关部门应当提早干预，确定出统一的表达方法，以便遵照执行。没有一定的规范，会引起信息交流的混乱，引起额外的负担。多年前的“拉登”、“拉丹”两种称谓，在不同媒体长时间较量，就是一个例证。
(四)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
【关键词】历史文化遗产；问题；保护对策
引言
我国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决定了我国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出现了来自丰富、灿烂的文化，历经五千年的历史迁延，我国文明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了一项十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我们每位炎黄子孙而言，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本研究在分析当前时期下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对策，目的在于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依据。
1.当前时期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分析
1.1 文化创新的需要。人类社会要想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加强创新。首先，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其次，掌握本国文化中的精髓。历史文化遗产对文化创新、艺术创新、科学创新具有保障意义。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单单是认识历史的需求，还是文学、艺术、技术等领域创新的实际需求。
1.2 保证社会秩序的需要。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只有增强社会群体的凝聚力，才能更好的生存与发展。而社会群体凝聚力的形成离不开对文化的认同感。现代社会开展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仅对中华优良传统文化完好无损的保护，而且还必须充分掌握了解传统优良文化在传承中华道德文明、提高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方面具有优势作用。
1.3 认识历史的需要。历史文化遗产和物质类文化遗产相同，都有着巨大的历史认识价值，两者不一样的地方是，物质类文化遗产主要通过一种物化的固态的手段将自身潜在的历史认识价值全面体现出来，历史文化遗产则是采用活态传承的手段突出自身的v史认识价值。由此可见，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传统文化，均存在显著的历史认识价值，对人类都有启迪意义。
2.当前时期下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
当前时期下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总结之，主要包括保护意识淡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城市建设对历史文化遗产产生的损坏。具体而言，主要包括：
2.1 保护意识淡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并非为某一个特定的部门或者个人的职责与义务，而是需要全民参与到其中。然而，目前很多人认为，大家均共同拥有着历史文化遗产，每个人均有责任，也有义务，自己就无需非常积极。此外，还有一种观念就是，历史文化遗产已经成为过去，如今需要考虑的是现代人的基本需要。有专家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人均存在着此种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等方面的问题，某些历史文物保护部门也未将自己的职责切切实实地履行下去。
2.2 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和完善。如今，我国主要依据《文物保护法》来保护文化遗产，在21世纪对这部法律进行了完善，完善之后与我国现阶段文物工作实际情况更加的符合，在较大程度上明确了文物保护管理要求，操作性得到了强化。同时，遗产保护也在其他方面的专项法律法规中涉及到，如《矿产资源法》《城市规划法》等。
2.3 城市建设在较大程度上破坏到文化遗产。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在对城市规划进行编制时，需要对城市生态环境有效的保护和改善，避免对其造成破坏，将城市绿化工作给深入开展下去，促使文化历史遗产得到有效保护。但是调查研究发现，如今在城市建设规划中还没有加入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将城市建设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文化遗产遭到了忽略。
3.历史文化遗产的创新保护对策
历史文化遗产中的文化个性十分鲜明，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个性化需求，所以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3.1 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只有政府科学合理地引导，才能促进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在文化产业革命背景下，文化已经不再像过去只是抽象、间接地为社会物质实践服务，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中，成为社会生产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的科学引导已刻不容缓。任何文化活动要想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最大化，就必须提高自身的服务质量与服务水平。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品牌的影响力巨大，所以政府挖掘文化资源过程中，应将重心放在市场需求量大且内涵丰富多彩的品牌文化产品上，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顺利实施提供坚实的基础。政府应主动参与和规划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活动，唯有如此，才能实现通过文化发展带动经济水平提升的目的。
3.2 通过建立特色产业园区，促进历史文化遗产产业集群发展。优化整合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建立特色产业园区，促进历史文化遗产产业集群发展，成立各类非遗开发项目。推行历史文化遗产产业集群发展，有助于将各类资源整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以提高市场吸引力。此外，积极研发市场前景广阔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建立独具风格的专项开发项目，推动产业更快更好的发展。
3.3 加强人才培养。加强人才培养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大众文化这一趋势的发展，历史文化遗产因具有地域差异、特色风情等特点顽强的生存下来，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吸引、活力等优势，所以为了保证历史文化遗产的良好传承与保护，必须强化人才培养力度。现阶段，已经制定并实施了传承人制度、历史文化遗产档案制度等，实践效果理想，促进群众审美情感的形成，激发了其创造思维。我国从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的人才数量不足，随着《历史文化遗产法》的落实，国家提出了支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政策，从历史文化遗产的资源信息角度出发，构建了专门的保护档案室以及传承人数据库等，为历史文化遗产传承人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要求传承人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的持续性保护与传承，从而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
3.4 在传承中加强创新。历史文化遗产的持续性发展与群众生活是紧密相连的，除了强调其要不断传承外，还必须注重创新。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群众的审美也会随之有所变化，将时代精神及内容贯穿于历史文化遗产中，其才能赢得更广阔的市场，得到稳定发展。当前，如何在传承基础上进行创新，使历史文化遗产得到良好的保护，并为和谐文化的建设提供服务保障。在历史文化遗产基础上继续前进，使我们全面了解过去的历史，激发创新意识，提高群众凝聚力。
4.结论
综上所述，以《历史文化遗产法》及其关联法规为基础构建的传承人制度、历史文化遗产档案制度在保护传承、作品创新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大力支持历史文化遗产向产业化方向发展，让历史文化遗产始终活跃于人类活动中，加快我国文化事业发展进程。在时代飞速发展的过程中，虽然要大力开展城市现代化建设，但是文化遗产依然需要科学保护，将我国悠久的文化文明给继承发扬下去。为了能够更好地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规范化保护，就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切实解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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