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1 17:27:3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科学与治理；科学与社会；科学咨询；公共参与；预防原则
Abstract:TheissueofScienceandGovernancehasattractedthecommunityofpolicyandacademicresearchduringrecentyearsandisgrowingasafronttopic,whichisdrivenbythefundamentalchangeoftherelationshipofscienceandsociety.Thispaperexaminedthedynamicsofscienceandgovernance,anddescribedthemainfactorsasadvice,precautionaryprinciple,publicparticipationandresearchcontrol.Thepaperhighlightedthemeaningofscienceandgovernance.
Keywords:scienceandgovernance,scienceandsociety,scienceadvice,publicparticipation,precautionaryprinciple.
近年来，“科学与治理”（ScienceandGovernance）成为欧盟及其成员国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国际政策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日益吸引学术界深入研究的前沿课题。2000年7月，欧洲委员会提出“面向欧洲的研究区”（TowardsaEuropeanresearcharea）的发展战略，并提出建立欧洲科学技术参照体系（thesystemofscienceandtechnicalreference）作为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支持系统。2000年10月16~17日，欧盟在布鲁塞尔召开名为“知识社会中的科学与治理：欧洲的挑战”（Science&GovernanceinaKnowledgeSociety:TheChallengeforEurope），主题是“走向科学、公民和社会之间的新联盟”，来自欧洲各国的45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2001年，欧洲委员会发表题为《欧洲治理》的白皮书，把科学治理作为欧洲治理一个重要的部分[1]。2002年欧洲委员会发表《科学与社会行动计划》[2]，作为实施白皮书的行动计划。同样，“科学与治理”议题在美国也受到很高的重视。近几年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科技政策年会上，都有包括国务卿在内的政府高级官员就科学与治理议题（集中在科技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发表演说，这也是对美国国内正在进行的关于科学与治理高层次讨论的一个反映[3]。同时，科学与治理议题也受到社会团体和学术界的普遍地重视，一些国家的权威机构和国际组织纷纷发表有关的研究报告，如英国文化委员会（TheBritishCouncil）于2001年3月发表了《科学与社会：走向民主化的科学》[4]。一些有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也开始举行，例如，哥伦比亚大学于2002年3月5~7日召开名为“与神怪共同生活：21世纪科学技术的治理”（LivingwiththeGenie:GoverningScienceandTechnologyinthe21stCentury），会议的主题是以有益于社会为目标理科学技术，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在著名国际学术刊物上（例如，Researchpolicy,ScienceandPublicPolicy,TechnologyinSociety等）有关论文开始不断出现，同时有关科学与治理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集也在问世。[5][6][7][8][9][10]
“科学与治理”的根本动因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这些新的变化不仅对传统的科学技术观提出了广泛的质疑，而且对现有的管理结构和管理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需要发展一种各有关利益方（政府、科学界、企业、社会团体、公众等）相互协调的机制，，使科学走向民主化，确保科学为人民的健康和福利服务。
本文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依据，分析和研究“科学与治理”兴起和发展的动因、核心内容及其重要意义。
1.“科学与治理”的提出
“科学与治理”这一议题是应对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新挑战而兴起的，同时也是在“治理”这一概念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普遍采用的共同语言的学术氛围内涌现的。为了充分理解“科学与治理”的含义，有必要首先对治理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做一概括分析。
1.1治理理论的提出
治理理论的提出是现代社会正在发生一些根本性变化的反映。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工业社会之后的现代社会正在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如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1973年）、界沃太一的“知识价值社会”（1985年）、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1986年）和彼得•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1993年），以及现在耳熟能详的“后现代社会”、“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等。治理理论关心的问题主要是社会是怎样组织和管理的。可以说，各种关于治理的理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以现代社会某些重要变化的特征为出发点。
学者们讨论“治理”的概念兴起大都会以“‘统治’（government）向‘治理’(governance)”的转变为开始。英文中“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希腊文，原意为“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等同使用，主要是指政府的合法化的指挥和控制行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分立化（decentralization）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现代社会的各个子系统和网络日趋独立，许多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管理靠单纯的政府权力控制和管理机制已是不够的，需要公、私双方的协调管理，需要政府以外的一些其他机构和行为者参加经济和社会调节。由此，具有崭新意义的“治理”概念开始出现。
罗茨（Rhodes）在“新的治理”一文中指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不同于以前，或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11]不同的学科（制度经济学、新公共管理理论、国际关系学等）从不同的角度对“治理”下了不同的定义。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theCommissiononGlobalGovernance）1995年给出的权威定义：“所谓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统一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11]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机制，但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种人和各类组织等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治理的实质在于，它强调的是机制，强调的是不同社会角色为了共同目标的协调行为，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权威和制裁。
法国学者阿里•卡赞西吉尔精辟地指出：治理模式的优势在于，它更能应付千差万别的现代社会中的决策问题。在现代社会的各个子系统和网络日趋独立的情况下，治理的能力，除了政府机关和各种机构外，还需要公共社会的参与，各种利益集团、网络以及部门间的协商。治理于是促进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成为形形社会者（agents）如公共治理部门、私人公司、半公共机构、公民、社会群体和协会之间的一种协作方式，使政策的制定更为有效。这种模式比传统的统治方式更能适应社会环境，既强调了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纵横协调，也强调多元和不统一。其根基在于协商而非上令下行。它是在公和私的者五花八门的情况下处理公共决策过程的一种努力。它的要旨不在于机构，而在于过程和实践。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构。[11]
1.2现代科学发展的挑战
随着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科学已成为国家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科学在国家各个领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入政府的核心功能。科学不仅在传统的经济与贸易、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领域成为一个重要的不可少的因素，而且在新出现的食品安全、电子商务、知识产权、全球变化等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据Padilla和Gibson于2000年的研究，在过去的10年间，英国议会含科学内容的提案、动议和辩论上升了6倍。由1988~1989年的1%上升到1998~1999年的6%，其中生物科学（医药和食品）和环境科学（包括能源）上升最快。[12]
与科学有关的政策议题不仅逐渐成为政策的中心，而且其中许多议题具有新的特点：（1）在科学上有重要的不确定性；（2）（涉及不同的利益）具有广泛不同的意见；（3）对于敏感领域（普通百姓健康与安全、动植物保护和环境等敏感议题）的公共政策有着潜在的重要涵义。
这些议题充分反映了科学与社会关系正在出现的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科学发现充满着丰富的、令人激动的机会，科学的应用和技术发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入而广泛地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给人们带来很多好处和便利；另一方面，科学应用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风险并不总能事先确定，在一些重要的敏感领域（如环境和公共健康领域）可能对人民的生活和健康带来潜在的危害，公众关心意识增强（例如对生物技术的应用）。而且，一些重要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和应用明显涉及不同的利益群体，例如，转基因作物和食品涉及政府有关部门、公司、消费者、科学家，科学不再被视为是价值中立的，科学家也不再是毫无自身利益的中立者。这样，现代科学的发展不再单单是科学共同体的事情，也不再仅仅关涉到政府，而且涉及到社会其他角色（企业、社会团体等），涉及到公众。由此，带来了社会与科学之间出现新的问题和紧张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疯牛病事件的爆发、转基因作物大面积的播种和转基因食品的大量上市以及基因组研究和基因治疗、干细胞研究和克隆技术等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与科学出现十分紧张的关系。疯牛病（BSE）事件的案例表明，被作为决策基础的科学证据的确实性是不令人信任的。自1985年疯牛病被发现以来，英国政府及其科学顾问一再宣称BSE不会传播给人，而科学界迟迟不能给出有关疯牛病传染的精确答案。直到1996年，英国政府才根据越来越多的证据承认人吃了受感染的牛也会患上同样的症状。疯牛病引发了公众对政府和科学空前的道德信任危机。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则带来了不确定的风险性和伦理难题。尽管政府和专家声称它们对人们健康无害，但并没有消除人们对风险的疑虑。而不加标注地把转基因食品与天然食品混在一起上市的做法，更激起了消费者的强烈抗议。尽管转基因食品和天然食品可能会同样安全（事实上现时没有一个政府或联合国组织会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但是这样做意味着科学足够可靠，消费者无需选择，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这表明科学的应用引发出复杂的价值观冲突和社会问题。而克隆技术、干细胞研究更是带来了严重的道德、伦理和的根本性问题。这一切表明，科学的发展和应用越来越与社会、伦理和价值等因素联在一起，与公众的态度、价值标准和日常生活联在一起。
这些发展表明，越来越多的科学议题与道德、社会、伦理因素以及其他利害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特别涉及到不确定性问题时，诸多因素混在一起，使议题更为复杂。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单靠科学界是不够的，传统的同行评议以及科学家的利益公开（即申明研究资源的来源及资助方是谁）并不能扭转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同样，传统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与管理机制对于解决这样的问题也是不充分的。为此，需要新的机制——治理机制，发展共同的知识基础，协调各有关利益方，使得科学发展和决策过程互相支持，确保科学为人民的健康和福利服务。
2．科学与治理的核心内容
科学技术塑造着社会变化的步伐和方向，治理是以一种方式或机制把有关不同利益的角色带到一起，以使科学技术为保护和促进人民的幸福和安康服务为目的，管理这种变化的所有决策过程。“科学和治理”指的是建立一种机制，使科学和决策过程以有效、可信、负责和透明的方式一起工作。[13]换句话，“科学和治理”是建立科学与决策的新型关系，形成两者相互支持的机制和网络。
科学与治理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制度化的咨询、信息公开和预警原则、公众参与和对研究的规范等，这些内容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2.1制度化的咨询
治理的实质就是发展共同的知识基础，坚实的科学咨询或科学建议（Scienceadvice）是治理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织部分。
科学咨询是为决策提供科学证据，包括提供专业上的信息，解释重要科学数据、信息的意义和重要性，确保它们的质量等。科学咨询有助于保证科学上的可信性，澄清争论，促进政策的可接受性。坚实的科学咨询是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和可靠性的保证，同时也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合法化和制度化的科学咨询体系是科学决策的必要保证。在发达国家，科学咨询占有比较高的地位，一般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许多国家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咨询体系，在最高决策层、立法机构以及政府部门三个层次都设有科学咨询机构[14]；同时，国家科学院、民间思想库等外部咨询组织也履行科学咨询的职能。例如，美国1972年10月6日通过的《联邦咨询委员会法案》（FACA）对咨询工作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美国最高决策层设有总统科学顾问和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国会设有国会研究服务部和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能源部、国防部、国家宇航局等政府部门都有自己的咨询委员会机构；国家科学院（以研究理事会NRC为执行机构）和民间思想库（如兰德公司）等也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着重要的咨询。
现代科学发展带来的新的议题以及环境和公共健康领域决策中暴露的一些问题，对现有的咨询体系提出了改进和发展的要求，不仅要保证科学证据的充分、有效，使咨询的组织方式适应发展的新特点，而且要保证咨询体现出责任感和赢得信任。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变化：（1）对政府履行征求咨询的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的决策应该主动寻求科学咨询，像在其他公共政策领域（经济、公共管理、国际事务等）设立高级顾问及顾问机构和广泛咨询那样，应该在科学相关领域设立类似地位和能力的科学顾问和科学咨询机构并积极征询咨询。决策者必须按照法律赋予的职责衡量各种不同咨询意见，并做出选择。为使决策建立在更为有效的咨询基础上，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开始制定一系列关于咨询的方针、规则和程序，在政府体系内需要主动地促进科学咨询，明确部门和机构实施这些方针的责任。例如，英国政府1997年发展出的一套原则，对科学咨询的重要问题（例如，需要科学咨询尽早地确认的议题，如何使牢固的科学证据与决策整合在一起，解释科学证据的开放性的重要性等）提出了指导意见。[15]随后，加拿大政府也制定出类似的咨询方针和规则。［16］（2）咨询人员不仅限于科学专家，咨询程序也多样、灵活的组织方式。例如，用胚胎干细胞进行研究这一崭新的政策议题，由于这个议题涉及的不仅仅是研究所带来的潜在的医学上的收益，还有一系列道德和伦理上的难题，因此，咨询就不能仅仅限于科学专家。在法国、英国、瑞典、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关于干细胞实验议题的立法讨论中，所咨询专家都包括了伦理学和法律专家。每个国家使用的咨询机制各不相同，所有的国家都有现有相应的咨询机构负责（例如，美国由国家生物伦理顾问委员会负责），英国和意大利还特别建立了专门的咨询组。[14]
.2信息公开和预防原则
科学技术在给我们社会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不确定性和新的利害关系，带来了对环境和健康新的危险。风险问题常常是科学与社会紧张关系和冲突的根源。因此，需要认识评估和管理这些风险。
“风险”一词意味着不确定性，对风险的认识不是对“它安全吗”这样的问题给出“是”与“否”的回答（若是能直接回答就是没有风险了），而是“它究竟有多危险”，“它有足够的安全吗”。风险有一定的主观性和视具体情况而定。我们每天都会遇到风险，有一些风险我们是可以接受，有一些不能接受。当我们考虑风险时，考虑常常不只是可能受到的损害，而且还有可能的受益。
风险评估和管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充分认识和理解不确定性，识别和判定什么是知道的，什么是不知道的，并使信息公开。英国政府对疯牛病（BSE）问题处理的一个教训就是隐瞒信息。当疯牛病传染给人的事实通过英国医学杂志引起公众注意时，政府有关部门还是否认。政府决策者认为没有必要给公众带来不必要的惊慌，这样做的一个诱惑是想坚持等到所有的不确定性都消除后，再公开信息。结果，这大大丧失了政府和科学界的信誉。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1999－2000年度科学技术第三报告《科学与社会》中指出，疯牛病给人的教训是“如果1996年前政府对疯牛病的立场更够准确地反映背后的科学的不确定性，那么公众和权威就能更好地为科学舆论的转向做准备了。而正是科学舆论的转向促使那次声名狼籍的政策的转变”。[17]
疯牛病的危机促使英国政府的立场发生变化，1997年3月英国科技办公室发表题为《政策制定中的科学咨询》的指导性文件，中心议题是保持科学咨询的公开性，提出：“对于敏感议题的政策决定，政府部门应该公开支持这些决策的所有科学证据和分析，并说明是如何把这些分析纳入到政策形成过程中的。”[15]
即使科学证据还不足以支持决策，也要公开可能的危险，采取预防措施，这是在过去10多年里不断的实践考验中逐渐成为共识的所谓的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1998年，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社会活动家、学者、科学家和律师们在美国威斯康星州Wingspring举行的会议上发表“关于预防原则的宣言”，把以前在环境领域已广为采用的预防原则扩大到包括公共健康领域。宣言指出：
当一种行为威胁到人类健康和环境时，就应该采取预防措施，即使因果关系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得到验证。在这种情况下，行为的创始者而不是公众，应该负起举证的责任。应用预防原则的过程必须是开放、提供信息的和民主的,必须包括潜在的受影响的团体。这一过也必须包括考察所有可能的替代方案，包括不行动。[18]
预防原则为防止对健康和环境的威胁提供了有效的的保证，并会带来更有理性和明智的解决方案。预防原则贯彻到底就是让可能会受影响的公共参与到决策过程中。
2.3公众参与
当科学技术发展带来具有广泛、深刻影响的伦理和社会议题时，需要公众参与争论、参与决策。近年来，随着欧洲和美国一系列争论和惊慌（转基因食品、基因疗法、疯牛病、口蹄疫等）对公共的影响，各种公共团体和私人组织都要求研究人员对研究工作给出更大的负责任说明（accountability）。同时，随着商业利益越来越渗透、影响科学研究过程，传统上那种根据职业来判断科学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自然相信科学家的观念不再有效。各国的政府都开始寻找更有效与公众交流和传递科学信息的途径，恢复公众的信心，公民参与决策成为一个重要的途径。另一方面，新近的研究表明，以往只把公众当作一个被动接受信息、受教育的受众的观念是不正确的，公众对科学知识的理解有自己的态度和价值。［19］同时，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社会其他职业中的受过很好教育的公众越来越多，公共应该在与科学有关的决策中发挥主动的作用。
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决策并不是新鲜事，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开始，但最初只限定于特殊的领域（例如核电站），但是现在具有普遍性和新的含义，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并发展出一系列新的方法，例如，社区为基础的研究（Community-basedresearch,CBR）；共识会议（ConsensusConference）；情景研讨班（Scenarioworkshops）等。实践表明，各种形式的公共参与十分有效。例如，起源于丹麦的共识会议证明了就科学技术议题创造与公众的对话会带来更好的决策。与这个词表面意思相反，共识会议通常是就某个还没有确定规则的科学技术议题让公众（通常由10~12个市民组成）参与讨论，并提出具体政策建议，这些建议被纳入决策者的决策中。［20］
公共参与的实践表明，欧洲公民获得科学技术知识单单靠信息从专家传播给公众是不够，必须形成真正的对话，形成公共参与。改进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并不在于提高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不能只是简单地谈教育。科学家必须学习听取公众意见，特别是与公民直接相关的地方和区域的议题（例如，环境、可持续发展、健康等），公共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
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1999-2000年度科学技术第三报告《科学与社会》指出，公共参与对于决策具有重要的价值。报告考察了各国已存在的公共参与形式，指出各种不同形式的公共参与都具有价值，它们并不是代替决策，而是帮助决策。它们帮助决策者聆听公众的价值和关心，并对之迅速做出反应。同时，它们让公众得到一些确信，相信他们的观点受到了认真考虑，这就提高了政策被接受的可能性。报告因此提出建议：“我们建议，与公众直接的对话应该成为关于科学的决策过程的正常的和完整的一部分，应该成为研究组织和学术机构活动的正常的和完整的一部分，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17]
2．4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和对研究的规范
科学研究的根本动力是对自然奥秘的好奇和求知，是自由探索的精神，这是数百年来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完全由好奇心导向的研究活动可能会带来潜在的负面效果，并对社会伦理的严重挑战。在科学研究可能会带来潜在危害后果的现时代，科学家肩负着比任何以往时代更大的责任。科学家需要对自己的研究工作省察：这个工作目的是什么、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如何确保这些研究是以正当理由、以正当的目的做的。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教授所指出的，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包括基本的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家应对其科学研究本身的行为负责，在研究中一旦意识到此类研究会威胁到人类生存，或者对人类生活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时，就应该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甚至终止此类研究；二是科学家应该充分利用所掌握的知识，将自己意识或预见到的、由研究带来的各种可能后果，负责地告诉公众。［21］但是，单靠科学家自身的行为是不够的，因为在一些情况下，在研究开始时可能比较难以断定会有什么负面影响，或者科研活动受到其他方面的利益（如商业利益）的支配而可能故意隐瞒信息。因此，必须对一些敏感领域的研究活动进行规范和控制。
3.科学与治理的意义
科学与治理的兴起表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与经济因素紧密相连，而且与社会和伦理的因素也紧紧结合在一起。科学技术成为社会中的科学技术。要使科学技术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长期有益，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就不再只是包括科学和创新两方面的内容，还要加入第三个因素——“社会”或“公众”，实现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三者的协调发展。这需要转变观念，采取新的行动措施。
3.1需要加深对科学在社会中所起作用的认识
现代科学的新发展表明，科学既带来了发展机会，同时也会带来潜在的威胁。，传统上认为科学是纯粹客观的、与人类的价值和责任无关的观念正在破产，包括人的价值和远见在内各种复杂的力量塑造着科学发展，同时象“科学技术是双刃剑”、“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这样的论述仍是停留在表面，需要一种建立在对科学过程和不确定性更深入理解和认识基础之上的科学观。
3.2科学与社会需要建立新型的对话关系
传统的公共理解科学的途径，认为公众无知，用教育弥补就行了，而近年来许多的调查研究表明，正是受过教育的公众提的问题更尖锐，对新技术的接受也更为谨慎。这表明公众对科学的接受还有科学之外的更重要的因素，必须保证公众能够在获得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做出选择。公共对有关科学的政策争论提供的并不仅仅是意见，可能还有相关的知识、价值或问题，这些可能是科学家忽略的。因此，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不仅“公众理解科学”，而且包括“科学理解公众”，科学与公众需要新型的对话关系，这不仅有助于科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
3.3建立科学与决策相互支持的机制
科学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议题，涉及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对现有治理机制提出挑战，呼唤建立新的价值观念，建立传统决策机制和公共机构、私有机构和公众协作的治理机制，使科学发展与决策相互支持。尽管每一个国家体制、经济状况、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文化价值观不同，但是，各国的实践表明，科学与治理机制的共同价值观包括：更大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承认（识别）风险和不确定性；决策的社会-技术复杂性；承认伦理学和公共价值；超越“利益相关者”等。建立包括吸引公众参与等新因素在内的治理机制并不是代替已有决策，而是帮助决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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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3-0093-05
与生态在对待科技问题上都主张科技要为人类生产生活服务，但人自身不能在此过程中被科技束缚。而推动“互联网+”行动在生态治理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促使互联网不再是作为最初刚刚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兴科学技术，而是可以真正融入到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像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众多伟大科学技术一样，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1]为改进生态治理思路，增强生态治理能力提供新的思路和创见。
一、生态科技观“人类尺度”的思想核心
即使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伴随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当今时代，马克思有关科技的思想对解决现实问题仍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即以科技的发展和创新为中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 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2]马克思的这种“人文科技”思想把人类社会所存在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对立巧妙融合，在当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之下，科技不再仅仅是被当作一种脱离人的单纯工具，互联网时代下的生态治理就不是单纯地利用互联网工具进行生态治理的模式，而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这个层面上说，用马克思的科技观点分析当下互联网技术仍然是一种社会活动，一种特殊的生产力对未来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所产生的重大推动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生态学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立场和思维方法，对当代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和尖锐批判，尤其是在对技术非理性使用的批判尤为深刻，提出了许多合理利用科技的主张，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人文科技”思想。
1.反对科技“控制自然”导致生态问题。生态学者既反对单纯依靠科技的进步就能够解决当前生态环境问题的观点，也反对认为科技进步是当前生态环境问题产生根源的观点，他们认为技术的运用并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生态危机发生之初，一些思想家把生态环境问题归结为科学技术本身，生态代表人物威廉?莱斯就激烈批评了把科技和控制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观点。在现实社会中，科技履行控制自然的功能仅仅是表面现象，真正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还在于人类自身的思想观念和由此采取的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安排。[3]科学技术不能再被视为控制自然的工具，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说，人类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不是征服外部自然，而是可以发展一种理智地使用科学技术手段来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以及培养和保护这种能力的社会制度环境。[4]所以并不是不需要科学技术，而是必须改变人类利用科技的方式，本质上仍然要从人自身找到生态问题的原因。
2.主张科技的“生态化”需要发挥科技的多重价值。生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科技应该建立在对人的自主权利和自然应有的价值权利的尊重之上。即使是持“科技并非中性”观点的安德瑞?高兹也认为，科技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他高度评价了当时还处在发展萌芽阶段的计算机网络化和机器人技术，认为这是以尽可能有效地使用生产要素的经济需求为主要特征。[5]高兹所主张的“经济理性”和生态观念的普及，这也正是可以通过当今互联网、大数据科技的发展来实现的。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人们只看到并运用了科技的经济价值，忽略了科技的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这就会导致诸多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当今社会，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科学技术的多重价值，让经济价值的实现以科技的“生态化”为前提，即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努力实现科技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人文价值之间的统一。在社会主义的科技发展中，这种多重价值也最终表现为人与自然都可以实现真正的自由与解放。
3.认为科技必须遵循“人类尺度”，核心是实现“人的解放”。生态学者侧重于从生态角度对科学技术进行批判，詹姆斯?奥康纳就认为高度集中化的大型科学技术发展模式应该向科技发展的“分散化”与“民主化”转型，使生产过程也可以分散化、民主化。本?阿格尔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经济组织形式的批判，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稳态经济”模式，这种“稳态经济”并不是让大部分人回到过去那种以穷?l僻壤为特征的艰苦生活环境中，而是要把现代技术分散地运用于环境之中。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则直接阐明技术在“某种特定生产和积累方式”中是无法为我们独自解决生态问题的，必须要结合“人民和社会”的需求。[6]这些思想都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人文科技”思想的延伸与发展，科学技术的实质任务就是必须遵循“人类尺度”，使用具有“人性的技术”，可以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让每个个体参与其中，核心就是要实现人自身的解放。在此之后的戴维?佩珀也强调了实施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新的“人类中心主义”。区别于以前的名义上是把人而实际上是把技术至于中心位置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强调人自身精神的重要性，但这种重要性依赖于与其他自然物的非物质性的交往。这实际上与马克思所说的人道主义同义，即人与自然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实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高度统一。
二、互联网科技在生态科技观视角下的重新考量
从及生态马克思对待科技问题的观点来看，以生态与人文视角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带来生态文明的巨大进步。而将当下推动“互联网+”行动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置于生态治理之中进行重新考量，对于实现生态治理真正的“善治”就有了新一层的内容和意义。
1.互联网自身具有“人性的技术”特点。互联网同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类似，虽然在基础设备制造和上游能源利用环节存在环境污染问题，然而在自身环节并不产生环境问题，属于生态学者描述的可以使用的具有“人性的技术”， 或者是一种“软技术”。首先，互联网具备“分散化”“碎片化”的特征。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接入网络，使在生态治理方面的信息交流极为通常，每个地方、每个个人的诉求也能得到充分表达。其次，互联网渗透多领域的特点使科技的多重价值得到深刻体现。互联网发挥的作用从最初的经济领域渗透到生态环境领域，从改造制造业到环保产业趋向柔性化和智能化，互联网发展到大数据阶段对不同国家、地方环境数据的监控与整合，又可以减少生态治理的成本，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从而使互联网在生态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最后，互联网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最为重要特点就是“大众化”和“去中心化”，这同样符合生态要求科技“民主化”“非官僚化”的特征。所谓“去中心化”并不是中心与实质的丧失，而是多核心多实质的“共治”。互联网技术在一开始的发展仅仅是“小众拥有”，是社会精英们娱乐的工具，还谈不上网民共享，更不可能有什么“共治”。但当互联网发展到成熟阶段，随着网民数量的增加和素质的提高，“共享共治”自然也有了必要性，在生态治理方面也不例外。在未来，互联网的共享共治精神也会逐渐趋向理性，对改善生态治理将发挥重要作用。
2.对互联网的认识过程体现“人类尺度”与“人的解放”。马克思论述人类自身发展需要经历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三个阶段，而人类利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很多科技的发展同样也经历了从“他人依赖”到“工具依赖”到“人的解放”三个层次，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对互联网的认识也大致需要经历这三个阶段，即在一开始的“原始阶段”，人们利用互联网仅?H是把其作为传递生态治理信息最基本的工具，实际上还是处在互联网最初的应用阶段。而在其后发展到较高一层次后，人们开始把互联网当作自己达成生态治理目的某种“渠道”和“基础设施”，[7]这时互联网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态治理工具，正是在这个阶段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人们开始审视利用科技所带来的许多负面影响，比如片面强调科技的作用而导致缺乏人文关怀、过分强调工具的治理作用从而忽略了人自身的主动性等问题。只有当这些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后，就达到了第三个层次，即互联网下的“人的解放”，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不再只是人类单纯利用进行治理的工具、渠道和基础设施，它已经不是处于某一层次的发展之中，而是整个层次的包含之中。此时人们已经习惯社会治理活动中网络工具的存在，互联网科技也真正内化到了人们达成自我实现和发展的需要之中，即互联网下的“人的解放”。人们在利用科技中寻找到了人的本质，而科技是实实在在地已经融入到整个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也真正内化到了人们达成自我实现和发展的需要之中。
3.互联网的发展与生态科技观紧密结合。在以及生态看来，科学技术就是人借之将自己的需求和目的转移至劳动对象的力量和手段，是人类意志的产物，并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生态环境问题本质上仍然是由于人类不能正确认识和利用技术，是人自身局限性的反映，生态问题不是单纯的“自然”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亟待重视和解决的社会问题。因此，在当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无疑是改善生态环境，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8]阐发生态科技思想中的生态维度是很有价值的，利用科技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性选择。也只有真正把互联网的发展融合到生态治理之中，实现在国家治理能力在生态层面上的改善，才能使人摆脱“科技异化”，实现社会与环境的协同发展。
所以，我们重视科学技术在人类与自然共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互联网科技也不例外，最终都是把着眼点放在了人类社会的未来――生态文明的建设上去。不单单是把互联网技术作为参与生态治理与实现生态文明的工具，而是让互联网真正融入到生态治理本身之中，让科技也成为生态文明的一部分，也就是人们未来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使生态治理也能“互联互通”，实现生态治理的专业化与大众化融合，达到“共享共治”，即每个人都是生态治理的主体，这也就达到了马克思所描述的人类发展三个阶段的最高一层。
三、互联网科技在生态治理中的路径转变
现阶段互联网已经广泛进入了世界以及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截止2015年，全球网民已达30亿，人类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而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9]中国拥有着全球最大规模的网民群体，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互联网科技运用到环境治理已经有了雄厚的群体基础。互联网虽然不是中国的原创发明，但就如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能够造就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辉煌一样，中国完全可以借助互联网实现创新生态治理模式，为世界生态环境的改善做出贡献。
当前，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代表着信息技术最新的发展方向，是中国增强生态治理能力的现实需求，也为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生态的科学技术观念融入到互联网的发展，使互联网科技不仅可以发挥提高相关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功能，同时也开始在社会各个层面发挥维护生态环境、提高生态效率的作用，这正是我国完善和发展生态治理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契机。中国当前正在大力推动的“互联网+”行动，在生态环境领域内就是要“推动互联网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实现生态环境数据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10]整个生态治理动态过程中的“互联互通”以及每个社会成员参与此过程中的“共享共治”，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在生态治理过程中的“人的解放”。
1.?纳?态治理区域个体决策到“互联互通”。互联网表现出来的科技形态几乎是无形的，但它对整个人类的影响却是有形的。人类惊人的创造力再次通过发明互联网以及越来越廉价的接入设备为解决包括生态环境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提供了更多可能的方案。如同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观念，强调人与自然界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样，互联网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简单地让其成员知道自己的某些努力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无用的，而且这种努力不是靠强制、义务、物质激励或社会契约联系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依靠共同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人们知道有些任务和成就只能通过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来完成。[11]
当今生态环境问题如同互联网一样，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并且也随着接入互联网地区和人数的爆炸式增长，互联网科技在国家生态治理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互联网无视地域、没有边界的特点使得每个不同地方的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反映环境问题，整个“地球村”中的“一个村落”中的“一个人”发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就会波及到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真正实现了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是在自然地理领域，而且还可以在人类社会领域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必然倒逼地方政府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和产业政策改革，同时也要求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世界不同国家政府之间的生态治理统筹协调，生态环境问题就有了更加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对生态治理的相关决策不会再是某个国家、某个地区的区域性行动，同时，人们在网络上也自发形成了环保型组织共同监督不同地区发生的生态环境问题，从而实现生态治理的“互联互通”。
2.从生态治理政府组织主导到“共享共治”。互联网科技虽然使社会更加多样化，但社会成员因为使用互联网仍然要共同遵守规则，仍然有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政府转型与 “共享共治”成为可能。[12]在未来，永不下线的互联网将对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大多数社会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人们自身创造性和自主性的潜力将得到极大的挖掘和发展，以自身智慧汇聚集体智慧，将用于任何有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项目。[13]个人自发的努力也可以汇聚成庞大的体系，最后形成“受启发的个人结成的集体网络”和“智慧型的共同体”，这就为“共享共治”提供了基础。这种“共治共享”的转变主要表现在动机与形式上。一方面，由于互联网极大拓宽了人的交往空间，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互联网中哪怕只是取得的些许成就，也会让人很有“获得感”。此时，经济利益的满足已经不再是人们首要或者唯一的行动目的，人人都可以参与生态治理的热情大大增强。另一方面，生态治理的主体也不再只是以传统的政府和一些非政府组织，互联网使每个公民和自发形成的环保群体可以表达意愿，创新了进行环保活动的平台，大大降低了形成环保组织的门槛和开展保护环境活动的宣传成本，同时一些互联网最新的创新成果――“互联网众筹”模式与“环保”相结合，其开放性与去中心化的特点，使环境保护运动更加透明和高效，给了生态治理以新的生命，从而实现了人们在互联网条件下环境治理的“共享共治”。
3.从生态治理的科学技术依赖到“人的解放”。生态污染、传统意义上“美”的丧失，这些从来都不是科技与生俱来的问题，科技同样可以给人带来更加奇妙的东西，这需要我们用新的文化重新塑造技术。技术本身不会创造需要，但我们可以强化与我们真正想要的所对应的目标，从而决定我们真正想要到达何处。[14]在当今时代，由于人们的这种科技式生存方式，各种问题无论缘由如何，其改善和解决都不可能再离开科技的影响。但也绝非简单地依赖科技，互联网科技也不再仅仅是人类进入网络领域的工具，而是相对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各个系统造成的整体性效果和价值取向。[15]无论在哪个系统中，其价值取向的根本是指向“人的解放”，这是未来利用互联网改造生态治理体系所应采取的最根本路径。
[关键词]公众；风险感知；风险邻避；信任
[中图分类号]C9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4）01-0086-04
一、邻避理论与公众接受技术的风险感知
邻避（Not in my back yard，缩写为NIMBY）理论源于欧美邻避运动的发展，具体是指居民希望保护自身生活领域，免受具有负面效应的火力发电厂、变电所等公共或工业设施的干扰。邻避效应是居民因担心邻避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发动邻避运动的现象。技术风险引发邻避效应是各国现代化过程中公共政策决策面临的一般性挑战。风险的字面意思是指具有一定危险的可能性或表现为损失的不确定性。技术风险是指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威胁人们生产与生活的风险，科学技术与社会联系密切，风险社会的形成与科学技术密不可分。目前学术界对技术风险还没有公认的分类方法，比较常见的分类是根据风险可能产生危害的概率，将技术风险划分为可以计算出发生概率的、普遍的和熟知的风险，概率极低但后果会十分严重的风险，从未发生但可能发生的事件三类。核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化工技术等属于典型的技术风险源。公众对风险技术的态度受风险感知因素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只在风险技术应用于公众周围时才起作用。近年来化工环境突发事件的增加，化工园区所带来的社会及个人风险越来越引起关注，公众的风险敏感度也在提高。
公众是否接受风险技术不仅仅取决于技术的利益，也将受到公众对技术风险态度的影响。技术接受理论研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戴维斯（F.Davis）提出的技术接受模型（简称TAM）。该模型提出，技术接受由用户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两项因素决定，其中感知有用性又表现为认知和社会影响两个方面。解释公众的技术接受行为，TAM模型中没有考虑风险因素，对于风险技术的公众接受解释力明显不足。融入风险感知的公众接受技术模型成为当前新的研究视角。基于邻避理论、公众的风险感知和对风险治理信任度是影响公众技术风险接受的影响因素。在我国，公众对众多技术风险的接受因素中，公众对化工风险的态度与邻避效应的关系有待实证分析。技术突发事件以及技术灾难是社会技术风险治理失灵的表现之一，提高公众的技术风险接受度，考察技术风险治理中信任在政府与公众沟通中的作用和意义也需实证来论证。
二、公众对化工风险感知问卷研究的统计学描述
化工企业的爆炸事件近年来频频发生，公众的风险感知往往因个体的人口统计特征不同而有所区别。针对化工工业规划密集的辽宁沿海经济带，本文选取在近三年化工爆炸事件频发的沿海经济带城市居住公众作为问卷发放主要对象，此外也对沿海经济带外的公众通过网络发放部分问卷。具体调查和问卷发放对象主要以辽宁沿海城市中大连、锦州、营口为主，涉及政府公务员、教师、学生、企业员工，以社区居民为主。问卷形式包括纸质问卷和网络论坛及交流平台的在线电子问卷，为了考察邻避理论效应，问卷中还通过网络论坛及交流平台发放给外地公众，共收回有效问卷329份。参与调查的公众在地域划分上，大连居住的公众占43.77%，辽宁沿海经济带大连外城市公众占13.37%，辽宁沿海外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公众占42.86%。公众性别比例为男性47.3%，女性52.7%。发放的职业划分统计显示，企业工作人员为34.04%，政府工作人员为10.34%，教育科研机构工作人员为24.62%，学生为10.33%，其他职业为20.67%。在此次调研回收问卷的公众学历分布中，大专及以下占23.71%，本科占42.55%，硕士以上占33.74%。公众年龄分布，18-30岁间的公众比例为42.25%，31-40岁的公众比例为40.12%，41～50岁的公众比例为13.98%，50岁以上的公众比例为3.65%。针对回收的有效问卷，以年龄、学历、职业和居住地作为变量因素讨论其与风险感知、风险事件关注及其他相关因素的相关性关系，使用SPSS18.0进行分析，结果如表-所示。
在相关统计分析中，双尾数sig≤0.001，相关关系的显著性最高，0.001≤sig≤0.01显著性较为明显，0.001≤sig≤0.05显著性一般。根据显著性检测指标可以发现，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化工产业规划的问题，居住在辽宁沿海地区与辽宁沿海外地区的公众接受态度区分较大（如表-1所示）：居住地因素对公众的风险事件的影响、技术风险产业规划的接受、化工技术风险的风险感知和风险治理中的社会信任都有显著关联性，这体现了化工风险规划可能产生邻避效应的特征；年龄与风险事件的关注和风险感知及风险知识了解有明显相关性；职业区别的公众对化工风险的致命程度的认知不同；学历对风险防范的预测有明显相关性。但是，此次统计中性别差异仅在规划接受中体现一般显著性，在利益、风险感知没有体现出相关关系的显著性。
三、公众接受技术风险的影响因素识别的主成分分析
（一）基于提取公因子的因素分析
国内外研究表明，影响公众对风险技术规划接受的公众认知变量因素较多。根据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内部结构，将原变量进行重新组合成独立的新变量，以概括多变量提供的信息，找出影响观测数据的主要因素，反映变量间内在关系。因此，本文选取SPSS中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分析影响公众风险认知变量。在问卷设计时，将11个与公众对化工技术风险认知和化工产业规划接受相关的问题作为观察变量：（1）化学技术风险对生活的影响程度；（2）公众对化学风险知识的了解程度；（3）
地方政府发展化工工业与经济利益的关联度；（4）化工风险的发生给公众健康安全带来的威胁程度；（5）化工产业风险发生后的致命程度；（6）公众对化工技术风险的关注程度；（7）公众对辽宁地区化工技术风险的接受程度；（8）公众对专家关于化工项目的知识的信任程度；（9）公众认为企业管理化工爆炸风险的程度；（10）公众对政府部门科学技术管理的化工风险治理能力的信任度；（11）公众认为近年频发的化工爆炸事件与管理的关联程度。通过公众对化工技术风险接受程度和相关认知因素程度数值进行分析，在提取公因子后，通过观察这些变量因素的载荷值以及公因子方差贡献率，考察不同变量对公众接受技术规划风险产生影响的显著程度。使用SPSS 18.0软件先对问卷进行检验，巴特利（Bartlett）检验中本数据的KMO检验值为0.758，大于标准值0.7，说明此组数据适合于因子分析。此外，Bartlett的检验值表明，各变量之间并非独立而是有相关关系的。两组值都表明收集到的数据可用于因子分析。表-1列出了因子分析中提取的第一和第二公因子。对公因子中的变量因素进行考察，重新定义11个变量因素。从表-1中可以看出，提取的第一公因子（F1）载荷值较高的4个指标变量都反映了公众对化工技术及产业规划的风险感知度，因此可以将第一公因子命名为风险感知因子；第二公因子（F2）载荷较高的因素可以归结为公众对政府、专家及企业共同体的信任因子。可以看出，公众对化工技术治理的主体的信任度和公众的利益风险感知度使影响公众对技术风险接受的显著要素间相互影响。
（二）公众对风险技术接受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公众对技术风险的接受取决于公众与风险管理者的沟通。弗鲁尔等分析了风险沟通中公众对信息来源的信任，考察其参与风险管理过程的认知，加上与由一些重大科学争议及特殊风险事件所提供信号相关的风险意识的动态变化，说明当考虑到公众对新兴技术的信任程度时，许多因素都要加以研究，公众对风险沟通程序信任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改进风险治理的有效性。阿拉巴拉钦（D.Alabarracin）等通过持续观察研究，提出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情绪响应模式反映出态度上的差异，国家的公共管理事务涉及公众的决策应争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以公众对风险事件的关注度测量风险事件对公众的影响，根据已经计算出的相关系数的正负和大小，分别比较沿海经济带居住的公众与其他地区公众在对政府信任和风险事件爆发的因素问相互影响。
关键词：环境监测；技术现状；发展；趋势；研究
前言
我国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对于经济效益的追求已经成为主流的思想，而许多人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不惜牺牲环境，开发许多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的项目，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不断提高，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更加严重，自然的整体环境各个方面均存在风险。尽管国家对于该类行业已经有了相关的法律发挥进行约束，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需要专门的部门对环境进行治理。对环境进行严密的监测，能够为制定科学的治理方案提供全面、真实、可靠的依据，是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及环境保护的基础条件之一，因此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
1.环境监测的基本内涵
环境监测是实施环境质量评估的重要方式，可以为环境治理提供全面准确的依据。传统的环境监测中，其检测对象仅仅包括放射性物质的监测，而现代社会形势的变化，如工业的发展、环境污染加剧等，环境监测的对象逐渐丰富，如环境质量监测、环境污染检测等。其具体的工作是先在被检测地点的现场进行调查、布点，再采集检测样品、将其进行处理，妥善保存，带回实验室进行测试与分析，还需要处理其得到的数据，最后根据结果对环境实施综合性的评估，制作出相关的报告，作为今后制定环境治理方案或者其他环境工作的重要信息依据[1]。
2.现代环境监测技术
2.1信息技术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技术也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其在各个领域内的应用也是十分普遍，信息技术也不断渗透至各个行业及各个领域，环境监测也是计算机技术及信息技术应用的重要方面。信息技术在环境检测中的应用具体是充分利用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把收集到的各类监测的数据传送至数据处理中心，环境监测人员再结合实际情况，查看数据内容，对于检测向基站发出命令。另外一种交接常见的技术即为PLC技术，优势在于耐热及抗震性能良好，且防尘性也十分优越，广泛应用于环境较为复杂，条件恶劣的野外作业及施工现场，如河水水位的检测、流动速度监测、水质检测等，能够深入了解河流的水文情况。利用PLC技术还能够有效的对雨水进行远程监控，促进防洪抗旱等事业的发展[2]。
2.23S技术
3S技术是一种新型的技术，其是把遥感技术、地理信息技术、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完美融合后，深入研发出的综合性技术，其功能十分丰富，包括采集信息、处理信息、运用信息等，其优点在于信息的各项操作准确度高，效率良好，并能够量化处理各类信息，功能十分强大。该技术应用十分广泛，在水资源的管理中，可以进行水资源各种情况的调查，包括分布情况、面积大小、运动规律，对其进行评价及检测水环境，如制作流域水文模拟、评价水资源质量、对比生态环境变化、监测水体沼泽、监测水体富营养化状况、掌握生态耗水变化情况等。另外，由于湿地的情况较为复杂，其分布的环境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容易出现较大的变化，可以利用3S技术进行监测，及时掌握湿地环境的变化情况[3]。
2.3生物监测技术
生物技术是近年来新兴的技术，对其的深入研究及该技术的进步，使之的应用范围十分广阔，并逐步渗透到了环境科学中，且其以良好的性能、极高的准确度及监测精度，在环境监测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生物技术十分丰富，如细胞生物学、微生物学、分析生物学等等，将其与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环境工程等有机各项技术相结合，有效的扩大了各个学科的研究范围，促进了各项技术的发展及技术水平的提升。现代较为常用的技术包括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生物大分子标记物检测技术等，二者的适用范围及特点等均有所不同。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的优点在于监测速度快、准确度良好，操作简单等，具有其他环境监测技术无法达到的高度，对环境监测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生物大分子标记物检测技术的作用在于能够对环境变化的进行警示，且实用性较强，能够充分说明许多生态问题，从本质上分析出生物与环境的影响作用。该关系的分析为污染环境实施生物修复提供了可靠的信息资料[4]。
2.4物理化学科学技术
物理、高分析化学、分许化学等各类学科的深入研究发展，也不断的应用于环境监测方面，包括DOAS技术、动态膜压法监测技术等。其中DOAS技术的作用在于监测大气中各个成分的浓度及其变化。而动态膜压法监测技术能够深入研究被污染的水体或者其他的天然水系的微表层，全面掌握水体性质的变化。
3.环境监测技术的发展趋势
3.1全面监控有毒有害物质
有毒有害物质的分布十分广泛，包括空气、水体、悬浮物、沉积物等，人们长期处于该环境中，身体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该类有害物质的影响，损害身体健康，需要实施一系列措施对这些有毒有害物质进行全面的监控，进而制定治理方案，改善环境，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
3.2痕量分析技术
由于现代社会环境十分复杂，许多工业生产会带来多种不同类型的有毒有害物质。该物质一般浓度较低，利用一般监测措施无法发现，或者并没有对其予以重视，但是其会给人们的身体带来巨大的伤害，对该类物质的检测需要具有较高的精确度，且更加全面细致的进行分析。因此发展和使用痕量和超痕量分析技术是十分有必要的，其能够大幅度的提升检测的精度，使得监测信息更加全面、真实，并有针对性的实施控制措施，避免该类物质的影响继续扩大[5]。
3.3现场快速分析技术
在进行环境管理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的情况，需要及时对临时发生的污染事故实施现场监测，如针对污染物排放源、现场污染状态等，判断污染物的类型、性质，分析出其中一种或者几种污染物的浓度，并预测其危害程度，因此现场分析技术的应用是十分有必要的，应大力发展该项技术，实现现场污染的有效监测，避免出现大型的污染事故。
4.总结
环境的治理对于构建可持续发展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进行治理之前则需要全面掌握环境的各种要素、状态及变化情况，而环境监测技术的作用即在于提供相关的准确信息与数据，可以作为指定环境治理或者保护方案时的主要依据，不断的优化环境治理及保护的效果。本文仅从一般的角度分析了各项环境监测技术的应用现状并分析了其发展趋势，实践中还需要监测人员根据当地环境的具体情况，合理选择技术类型，并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的完善改造各类监测，使之能够获得更加准确、全面、真实的信息，环境监测工作的深入发展，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应的信息参考，提升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樵地英.我国环境监测技术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的探讨[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3（02）：39-40.
[2]翠荣，宇文志峰.浅谈我国环境监测技术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绿色科技.2012（07）：187-188.
[3]赵燃，崔再斌.中国环境监测技术的现状及其发展[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2（06）：20-21.
周军，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江苏 南京 210095；
程倩，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94。
〔摘要〕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迈入到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不仅社会呈现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总体特征，而且整个世界人类都处在了流动性、开放性、复杂性的环境当中。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带来的是社会结构从一种线性模式向网络化的转变。而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不仅对现有的社会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而且还从制度重构的意义上，要求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新时空坐标系中去积极建构一种基于网络结构之上的社会管理方式。为此，我们研究既是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的叙事，又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探讨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方式及其建构方向。
〔关键词〕全球化；后工业化；社会管理创新；服务型政府
〔中图分类号〕D5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4-0029-08
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造就的是一个流动性、开放性、复杂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社会整体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历史地看，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条件下，人类社会所创制出来的社会秩序，无论是从哲学基础、科学精神，还是人们的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方式来看，它都体现为一种机械主义世界观和线性决定论逻辑。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旧的社会秩序正遭受挑战，它所赖以建立起来的那些制度设计、政府模式，以及社会管理方式，更是越发遭到诟病。当旧的社会秩序在频繁发生的危机当中逐渐表现出各种不适应时，我们看到的不是这种基于线性模式而建构起来的创制秩序的延续，而是一种全新社会秩序的逐渐生成，并且它是基于正在生成中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因而，在社会管理的意义上，一方面，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通过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向现有社会管理的制度设计、治理方式，以及思维模式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它又要求我们去积极建构一种基于网络结构之上的社会管理方式，并与服务型政府模式相适应。由此，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考察全球化、后工业化对社会管理提出的挑战，把握其中蕴含的社会管理创新的各种机遇，我们才能在这个新的时代坐标系中发现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的现实背景、理论方向以及实践路径。也只有在服务型政府模式的积极引导下，社会管理创新才可能适应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流动性、开放性、复杂性的社会特征和网络化的社会结构。
一、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
在当今这个高速流动的世界里，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既有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存在的共同主题，也有只涉及部分人口的地域性、特殊性的具体问题。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之下，处于中心地带的国家和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在面对这些共同主题和具体问题时所采取的策略是不同的。中心国家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时总是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中捣鼓，而不愿意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而边缘国家则忙着模仿和复制西方既有的制度框架，而逐渐错失为人类社会贡献创造性解决方案的机遇。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是处于中心地带的发达国家，还是处在边缘地带的后发国家，不论它们所面对的是全人类的共同主题，还是本国或本地区的具体问题，想要承担起政府模式变革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历史使命，就必须满足这样两个前提：一是拥有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二是提出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案。正如张康之教授所作出的判断，“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构成了当今社会治理变革的坐标，在这个坐标中，从现实走向未来的道路展现出了一幅流动的图景。”〔1〕然而，令人沮丧的是，边缘国家正享受着来自中心国家的民主和官僚制的“恩赐”，因而导致其社会管理陷入了恶性循环；而在中心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迫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压力，这些国家则在“改革”的名义下强化既有的制度设计和社会管理方式，使得“改革”陷入到“改良”的庸俗境地。其结果是，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中心国家迷恋于既有的制度设计和社会管理方式，不仅不愿意打破它们去寻求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并且还乐意于将它们推送给后发的边缘国家，以期建构起中心与边缘的同质性。而对于边缘国家来说，面对社会管理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似乎又非常乐意于学习和模仿中心国家的制度设计和社会管理方式。
如果我们在一个时间线上去看待这些问题就会发现，后发的边缘国家所遇到的那些现实的社会管理问题基本都是发达的中心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问题（很多人都如此认为）。因而，发达国家既有的制度设计和社会管理方式是可以帮助后发国家解决那些眼前的问题的。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如果我们在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中去观察我们所遇到的各种社会管理问题的话，就会发现它们非但不是过去出现过的老问题，而是完完全全的新问题，即使它们在某些表现形式上与过去有些类似。因而，如果我们不能以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去看待问题，寻求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实现政府模式变革和社会管理创新的话，就会陷入到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因为走了那些世界中心地带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因为挪用了那些世界中心地带国家的制度以及治理方式，所以，产生了那些中心地带国家发展进程中曾经出现的问题，再借用它们解决问题的方案，以至于永远追随着中心地带国家的脚步。”〔2〕归根到底，就社会管理而言，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自觉地实现制度设计、政府模式，以及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然而，通过我们谨慎但仍然是粗线条式的文献考察，我们却发现，尽管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赞同或至少不否认人类社会处在了全球化进程当中，然而，全球化究竟是怎样的一场社会变革运动，则因不同的观察视角和理解问题的思维方式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因而，在我们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过程中，如果不能准确定位全球化这场社会变革运动的话，那么，在我们的研究和探索中也会因此而误入歧途，并直接导致社会管理创新的全球化视野这个坐标不仅没有成为我们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参照系，反而成为了束缚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巨大藩篱。因而，在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时，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应当也必然要作为我们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以及进行理论创新的坐标之一。
在世界化的空间坐标中，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不仅不是服务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甚至就连民族国家也只是用它来开展社会控制的一个相对封闭的框架。实际上，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是服务于一种精英治理或能者统治的逻辑的，这也正是世界化所蕴含的内在逻辑。我们看到，人类社会的世界化、工业化进程造就的并不是一个平等的世界，而是处处呈现为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社会管理方式正是以此为坐标建构起来的，这也就在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上决定了它是从属于建构中心―边缘结构之目的的。与世界化进程不同的是，人类社会正身处其中的全球化历史运动则蕴含了一种解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诉求，然而，这一诉求却无法通过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来实现，而必须通过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和社会管理创新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以全球化为空间坐标并反过来帮助全球化运动完成解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全新课题。在这个以流动性为尺度的开放社会里，人类社会通过管理型政府所开展的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遭受了质疑，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人类共同事务几乎都不能作为一种“特殊情形”而在这样一个控制体系中加以解决。如果说在民族国家框架下所建构起来的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是与管理型政府追求同一性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相契合的，那么，当我们在全球化这个新的空间坐标中去思考如何进行流动性、开放性世界中的社会管理时，则必须充分考虑全球流动所产生的差异性的问题。我们的这种思考在其基本方向上走向了建构一种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全新社会管理方式。
如果说世界化和全球化可以定位为社会管理方式的空间坐标的话，那么，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则可以定位为它们的时间坐标。当然，这种空间和时间意义并没有非常严格的限定，或者我们宁愿说，世界化、工业化是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的时空坐标系，而全球化、后工业化则是我们正在建构的全新社会管理方式的时空坐标系。这里，我们同样要注意的是全球化和后工业化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我们对此的基本判断是，它们是人类社会在这一变革时代中表现出来的两个不同面向。或许，我们可以分别以空间坐标和时间坐标去认识它们，但在更加完整的意义上，认识人类正身处其中的这个变革时代，就必须将这二者视作统一的时空坐标系。因而，在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时，我们就必须充分考虑全球化、后工业化这个时空坐标系。与全球化这个空间坐标一样，后工业化的时间坐标也同样遭遇不同话语体系的困扰。从社会变迁的现实来看，人类社会正处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实际上，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叙事中，我们既看到了对这一社会现实的描述，同时也看到了以此为时代背景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和方案设计。然而，当我们仔细揣摩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及其所蕴含的社会变迁时，我们却无奈地发现，大多数学者仅仅是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来标榜其研究或设计的前沿性，而并没有真正地去理解后工业化进程之于人类社会的制度框架、政府模式，以及社会管理体系变革的意义。因而，这不仅破坏了后工业化进程所意味着的社会整体性变迁，也从根本上限制了其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因而，就社会管理而言，工业化进程所塑造出来的是一个追求标准化和同一化，却不断走向领域分化和专业化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需要管理型政府通过控制性规则来实施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新的社会特征则在各个层面上向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社会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而管理型政府却依然想要捍卫自己的领地，社会管理及其改革方案依然是控制导向的，殊不知它所从属的那个时间坐标已经被后工业化进程所替代，即便它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也仍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领地。与工业社会追求同一性却制造了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不同的是，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人们承认和包容差异性而反对不平等。当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社会管理方式无法在不平等问题上继续有所作为时，我们就必须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寻求承认差异性而拒绝不平等的社会管理方案。它不是适合于管理型政府运行逻辑的公正的能者统治，而是一种通过服务型政府模式来实现社会管理责任承担的新路径。因而，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上，现实的逻辑起点是管理型政府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在这个流动性、开放性，以及复杂性的世界中走向了失灵。如果说全球化、后工业化对现有的社会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那么，实际上，这一时代背景也对我们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和期待。
二、网络结构生成中的社会治理方式变革
观察管理型政府及其社会管理方式需要将之放置在它所隶属的那个特定的时空坐标系中，我们才能获得理解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社会管理方式的理论正觉，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的是，人类社会正在迈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因而，我们既不能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继续维持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也不能将基于这个时代背景所进行的政府模式变革及其社会管理创新放置到世界化、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如果说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社会在创造性科学技术上所取得的成就预示着人类社会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的话，那么，反过来，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同样在影响和建构人类社会。我们看到，在这些创造性科学技术中，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技术无疑正在影响人类社会的构成方式，并正在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以及行为方式，实际上，网络技术正在改变的是人类在工业社会中所形成的线性结构，并努力建构起一种网络结构。如果说一类科学技术的出现并改变人类社会需要很长的进步、演化过程的话，那么，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人类历史的推动则无疑令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人都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个时代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和节奏发展、变化、更新着。我们看到，网络技术等创造性技术仍处在起步阶段，但它们却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惊人的推动力。可以说，人类社会在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已经处在了涌现的状态，如果说过去百年才能完成从一个时期向另一个时期的转变的话，那么，在当今这个不断加速的快节奏的社会里，几乎每隔几年我们就已经处在不同时代了。我们生活在快速变革的社会里，未及回首一个时代便已过去，新的时代扑面而来。正是由于网络技术等创造性技术广泛应用于人类的社会生产、生活，才如此加速了社会变革的速度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如果说可以在技术层面上将人类正处于或即将处于其中的历史阶段称作为信息社会，或者可以在与工业社会的比照中将之称作后工业社会的话，那么，网络技术等创造性技术无疑正在为人类社会开启通往新时代的门扉，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变革都意味着人类正在迈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历史地看，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造就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社会现实。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社会是组织化的社会，组织是社会的缩影，因而，认识社会就可以从认识它的组织形式开始。按照韦伯对官僚制组织的设定，组织的工作本质上可以简化为一切形式的规章制度，通过这些规章制度所架构起来的官僚机器将在组织中活动的人当作机器的零部件。在工业化进程中，社会从简单、确定逐渐走向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官僚制组织形式则是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用来应对复杂任务的一部机器。与农业社会早已存在的官僚制不同，工业社会中的官僚制组织形式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看到，在官僚制的运行规则中，人与其所扮演的角色是分离的，因而，以官僚制为典型的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社会管理方式则往往也表现为一种决策和执行的分离，在社会管理活动中，管理者所扮演的是执行者的角色，这就将他们从一个完整的人分割为碎片化的人。在整个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尤其在20世纪，伴随着“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的兴起，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垄断性的角色和地位直接决定了人们按照官僚制的组织方式来建构社会的基本思路。在这个行政国家里，官僚们在人们的公共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3〕在组织结构上，官僚制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中心―边缘的线性结构，因而，在20世纪这个由官僚制组织构成的社会里，社会的结构也同样是这样一个中心―边缘的线性结构。然而，随着人类社会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以互联网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则是不一样的景象，尽管人们对信息技术的未来潜力还比较模糊，但他们相信，通过信息技术所建构起来的虚拟世界正在改变社会及其组织的结构。而这种结构性变革指向了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我们看到，如果说官僚制组织具有等级化内涵的中心―边缘结构是一种线性结构的话，那么，正在生成的组织结构则无疑是具有非中心化内涵的网络结构。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来的政府变革在偏离官僚制的轨道上越走越远，政府当中繁文缛节的减少和等级结构的扁平化都说明了，当我们在逐渐远离官僚制的旧轨而准备踏步前行时，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真正适合于这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环境的结构。
如果说早期的信息技术发展，比如有线电、计算机、人造卫星、电视、电话等，就已经给人类社会带来诸多可能性了的话，那么，随着网络技术等创造性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各种可能性都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并时时处处蕴含着未来发展的各种潜能。在以往的时代里，人类社会很多制度设计都是基于当时的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治理的支持的。而随着创造性技术的涌现，人类社会在制度设计的意义上已经可以突破技术条件的局限性，并可能很快实现不同形式的制度设计。我们看到，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人们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活动的支持使得他们能够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与其他人保持地位平等的联系，正如福克斯、米勒所描述的，“这些虚拟的社区不受地域限制，更多地是依据亚文化、爱好、相互的魅力等走到一起。因此，多数人的对话意味着话语的初始形式。如果继续维持的话，它会发展成无中心的、专业化的、分小组的，还可能是不可通约的话语。寻找同类总想发展对方。所有的人聚合在一起，数不胜数的专业化群体以及同等专业化的语言游戏都有可能出现。”〔4〕通过网络技术建构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消除了人们之间的权力、地位、财富等身份差异，但同时又不会因此而消灭了人的总体性和个性化。人类社会在构成方式上的变革预示着我们必须通过政府模式变革和社会管理创新来满足网络社会结构下的社会治理新需求、新期望。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技术的发展在推动社会变革的意义上对社会管理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再次处在了新的历史转折点上，从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来说，像法制对习俗的替代过程将会重现，人类社会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也将经历一次社会规范体系的变革。我们看到，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因素越来越多地超脱于现有社会规范体系之外，治理者试图将它们吸纳到现有的法制规范体系之内，却发现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变好，反而变得更加糟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在后工业化进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活动模式需要一种合乎这一社会现实及其特点的规范体系。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所创造出来的行为依据和活动规范或许还将起着约束和规范人们的社会活动的作用，但显然的是法制规范将从它的主导地位上退下来，逐渐被新的规范因素边缘化。在人类社会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基本社会生活价值的追求中，如果说社会生活中客观性方面可以通过法律规范来进行治理的话，那么，在主观性方面则显然是无法通过法律规范来加以治理的，因而，它呼吁一种全新的社会规范。如果说网络技术的发展意味着虚拟世界的生成，那么，人类穿行于自然界、社会，以及虚拟世界这三个世界之间时，则无疑更多地表现出一种主观性。因而，在虚拟世界中，试图通过法律规范来治理它的构想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很快地便陷入到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之中。因此，在社会管理的意义上，网络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它需要人类建构起一种全新的治理规范和社会管理方式来实现优良社会秩序的建立。
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技术的发展推动着人类的生活空间从物理世界扩展到虚拟世界。人们在这个虚拟世界里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交往活动，如果说人类在物理世界中交往活动时刻受到线性时空的限制的话，那么，在虚拟世界里，社会交往活动则无疑在很多层面上超越了这种时空限制而立体化、多元化地进行着。当时空规则发生改变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也跟随着这种变化而变化，甚至在非常深刻和广泛的层次上去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然而，如果我们用旧的制度安排和思维框架去看待网络技术等创造性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变化的话，那么，我们则会仅仅将之定位在良好社会秩序的破坏因素的位置上，并逻辑地采取遏制其发展的措施去对其进行依法治理。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网络技术不只是一种新的生活工具，而是一种社会变革因素，网络技术及其所代表的创造性技术的涌现正在变革人类社会基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并正在生成一个具有网络结构的社会。人类社会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网络化趋势正以一股强有力的势头打破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所建构起来的不断分化的、领域隔离的、碎片化的社会，并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中推动人类朝向总体性的方向发展。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整个人类社会都在网络化过程中构成了一个互动系统。作为一项创造性技术，网络技术无疑促成了人类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因而，它的社会意义是远远大于它的技术价值或符号象征意义的。正如张康之教授所指出的，“网络已经远远超出了它作为一项技术的价值，它对于社会变革的意义在于：促成了社会的网络化，让人类社会在它的启发下重新以网络的形式来加以建构。甚至可以说，网络技术直接作用于社会，造就了一个拥有网络结构的社会。这个社会由于拥有了网络结构而正在迅速打破它在以往各个历史阶段中生成的地域以及族阈边界，朝着总体化的方向迅速迈进”。〔5〕
三、在新时空坐标系中定位社会治理体系
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上，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定位理论建构和改革方案所处的特定时空坐标系，那么，它们就很容易走偏。我们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所进行的政府改革运动以及社会管理方式变革尽管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发生的，但是那些方案和理论基本都是围绕着如何维系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而开展的。即使是那些看似有着一些新前景的理论或思想，如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等，也是出于对管理型政府模式建议修缮的要求而进行的思想叙述。背负着这样沉重的制度包袱和对第二次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的某种虔诚，西方学者虽然先于我们认识到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及其所蕴含的“第三次浪潮”，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思考政府改革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但却没有找到改革和创新的方向和出路，甚至可以说，他们对于批判并超越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的一种全新理论建构是心存畏惧的。因而，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一种新的时空坐标系正在生成，它引导我们走出世界化、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引导我们去在新的时空坐标系中思考社会管理创新的可能性。
对社会管理创新所开展的考察，既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预设，也不是一种纯粹的逻辑推导，而是从社会现实出发观察到的变革和创新诉求。因而，当我们将社会管理创新放置在社会现实当中时，我们便会看到，管理型政府在进行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活动时是基于民族国家这个框架的，而如今这个框架正遭受着流动性和开放性的冲击，而产生这种冲击的不是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而是一场全新的历史运动。如果说将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的空间坐标定位为世界化是历史事实在理论建构中的呈现的话，那么，我们把服务型政府模式下的社会管理创新的空间坐标定位为全球化这场全新的历史运动也是符合当前这个流动性和开放性迅速增长的社会现实的。然而，从全球化的视野去观察社会管理创新，我们则必须从资本主义世界化的思维窠臼中走出来，走出用世界化的旧眼光观察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思维定势。因而，如果说世界化和全球化是两场不同的历史运动，那么，社会管理创新的坐标定位就要在它们二者之间做出恰当的选择。也就是说，在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时候，如果将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方式与世界化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绑定在一起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在这个流动性和开放性不断增长的世界里继续采用同一化的观点去应对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管理问题，继续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开展社会管理活动。最终，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流动性、开放性的世界里，管理型政府通过固定、封闭的空间所进行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失灵了，整个人类社会也因此陷入到了失序的状态当中，用贝克等人的话说，就是人类陷入了“全球风险社会”。〔6〕
我们将全球化、后工业化确定为社会管理创新的时空坐标系，它不会停留在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的简单叙事上，而是要深入到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内部，去探讨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方式及其建构方向。因而，概括地说，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社会的总体特征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而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要求人们充分发挥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创造性地提出问题解决方案，而人的这种创造性反映在了基于复杂性社会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创造性科学技术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复杂性社会条件与创造性科学技术之间是相互建构的：复杂性社会条件是创造性科学技术兴起的现实背景，而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又反过来促进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方式，更推动了人类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开启了打破工业社会线性结构、变革管理型政府模式，以及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历史运动。
历史地看，在分析统治型社会治理时，我们是将它放置在地域化、农业化这个时空坐标系中的，而在这样一个坐标系中，农业社会的总体特征是单一性和确定性。我们看到，农业社会在其社会结构上表现为一种等级身份镶嵌结构。因而，人们追求确定性的愿望就是通过对身份标识的认知而得到实现的。社会治理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等级身份镶嵌结构来获得确定性，并因此也就使农业社会的治理问题变得非常简单，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农业社会的统治体系并不复杂甚至非常简单的原因。一个县令带着几个捕快就可以实现对一方的治理了。然而，在世界化、工业化的进程中，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长，因而，在这样的时空坐标系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概括地说，世界化、工业化进程建构起来的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它将一切具体标识进行了抽象化而为之寻求同一性。在制度层面上，它通过人们对共同遵守的法律制度的熟知而建构起了确定性。在组织层面上，它则通过官僚制控制体系的形式化框架追求确定性。在这种克服不确定性的确定性追求中，管理型政府建构起了一种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如果这种社会管理方式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条件下是行之有效的，那么，人类陷入到风险社会和全球风险社会的现实则无疑证明它已经走向了失灵，而这一变化的现实背景正是人类社会迈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社会的总体特征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其实，官僚制组织的控制体系并没有消除或化解不确定性，而是将之积攒了下来，并与后工业化进程中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管理型政府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失灵，人类社会也因此陷入到风险社会，并在全球化进程中陷入到全球风险社会。既然管理型政府及其社会管理方式不能带领人类走出风险社会，那么，我们的改革就不能是对管理型政府及其社会管理方式的维系或修补，而是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并通过这种政府模式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唯有如此，人类才能走出风险社会，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
如果说社会管理创新要打破管理型政府模式下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的话，那么，这种创新就内在地蕴含着一种创造性思维。而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社会条件下的问题解决方式不同的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要求人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从问题出发去寻求解决方案，这就形成了相应的研究领域或学科领域，那么，基于复杂性社会条件，人类社会发展出了创造性科学技术。其实，这也就为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建立一个新的平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我们又找到了社会管理创新的科学技术维度。在这个维度上，我们看到的是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兴起。从科学范式演进的角度去观察科学技术领域，我们看到，工业化进程在人们追求知识严谨性的过程中迫使科学技术走上了摹仿的道路，同时又在工厂里建构起了知识专业化基础上的控制体系。当这种科学精神和控制体系映射到社会管理领域时，政府就被嵌入了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知识共享之上的人类创造智慧（知识―智慧体系）推动了以网络技术、纳米技术，以及克隆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以及网络化生产体系的生成。创造性科学超出了工业社会分析的科学体系和摹仿的科学范式，它预示着综合的科学体系和创造性科学范式的兴起，预示着人类摹仿时代的结束和创造时代的到来。然而，管理型政府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却成了我们聚合创造性科学技术来提高人类各项能力的巨大藩篱。因而，政府模式变革及其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就在于帮助人类社会应对和解决创造性科学技术引发的难题，并引导和促进创造性科学技术朝向全人类普遍受益的方向发展。
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既是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展现，同时它也反过来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方式。在社会层面上，它更是推动了人类社会从线性结构向网络结构的转变。因而，政府模式变革及其社会管理创新也就承担起了如何在社会网络结构下开展社会管理活动的使命。依我们之所见，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社会变革所呈现出来的网络化、去中心化、符号化、虚拟化、个性化、多元化等可以按照其逻辑关系归结为三个变迁过程：“网络化―去中心化”、“符号化―虚拟化”，以及“个性化―多元化”。在“网络化―去中心化”的过程中，领域边界的消融、空间特性的变革，以及社会的去中心化指引着政府模式变革及其社会管理创新要打破线性思维的禁锢而走向网络化思维模式，去建构一种作为行动者的政府。基于这样的社会结构，社会管理创新走向了这样一个基本方向，即正在生成中的多元社会管理力量都是这一网络结构中作为行动者的节点，在它们之间形成的是一种没有中心或边缘的合作关系。在“符号化―虚拟化”的过程中，创造性技术的应用推动了人类社会现实的符号化和虚拟化。现实的符号化不仅建构了距离消失的进程，而且还使现实在没有时空限制的虚拟世界中流动，在这个意义上，符号化―虚拟化的连续体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管理运行的规则，管理型政府及其社会管理方式不可能在保持自身等级结构的同时，又具有对虚拟世界运行逻辑的适应性。因而，这就要求我们在符号化―虚拟化的社会现实中变革政府模式，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在“个性化―多元化”的过程中，追求个性化的“新人类”重拾起人的个性，展现人的自主性、独立性，以及创造性，并实现从碎片化的人向总体性的人的转变。人的总体性的获得同时意味着社会的多元化。而在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形成的自己动手做和个性化定制正在促成社会走向成熟自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来引导社会的成熟自治，这既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也是变革政府模式和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现实出路。
四、结语
通过对20世纪后期以来的社会管理实践的考察，我们发现，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不论是制度设计、政府模式，还是社会管理方式，都需要放置在社会变革的特定时代背景中去加以认识和理解。这就引领我们去思考人类社会所处的这个特定时代。也正是在这样一个逻辑的指引之下，我们在反思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社会管理创新时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迈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日益增长对政府的社会管理活动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期望，而既有的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并不能满足人类在这一变革时代中的新需求，这就导致了我们既有的社会管理方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我们的结论是：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造就的是一个流动性、开放性、复杂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社会不断涌现出来的创造性技术，特别是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在从网络虚拟世界的生成和社会结构的网络化两个层面上打破人类社会的线性结构。网络结构的生成要求我们超越基于社会线性结构之上的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而建构一种基于网络结构之上的社会管理方式，并通过这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方式来实现社会的良好治理以及社会秩序的重建。
实际上，在我们的这项考察中，从社会变迁的现实出发，我们为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确定了一个新的时空坐标系，即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在面对这样一个时空坐标系时，我们会遭遇两个方面的难题：一是即便我们的社会进入到并且我们也认识到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然而，如果我们并没有改变既有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而依然用世界化、工业化的思维和眼光去应对我们正在面对的各种社会管理问题，那么，所谓的社会管理体系创新或许只是表面功夫，甚至会使社会管理实践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二是在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的意义上，我们能够打破旧的思维框框，并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努力实现一种全新社会管理方式的塑造，然而，这种创新也要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关怀和理论准备，否则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路再好，也会导致理论建构和实践应用缺乏一个完整的体系，并因而使一项很好的理论设想和治理方案遭受诸多质疑。这也就给予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是与政府模式变革及其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因而，对于社会管理体系创新来说，我们必须面向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社会现实，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去建构多元合作的社会管理模式，在服务型政府模式的积极引导下，以流动性、开放性、复杂性的社会特征和网络化的社会结构为基点去开展社会管理体系创新。
〔参考文献〕
〔1〕〔2〕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修订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
〔3〕See Marx， Fritz Morste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An Introduction to Bureaucra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
〔4〕〔美〕福克斯・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M〕.楚艳红，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34.
关键词：风险；科技风险；风险社会
全球性风险社会的到来使得任何一个国家及个人都无法逃避，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特殊国家来说，更是面临着各种各样复杂的风险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运用风险视角观察当代中国的现实状态，深思并反省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道路，不失为一种冷静、理性与深刻的方式。
1 当代风险理论研究成果
1.1 国外的风险理论研究成果
风险在现代社会中已然成为了一个复杂而重大的基本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众多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在各自的领域对风险问题展开了研究，其中，以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最为突出和成熟。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在宏观研究维度上是相当有影响力的，它同样在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理解中，被当做认识论前提，因此我们重点介绍它。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三类，下面我们分而述之。
1.1.1 风险社会理论
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贝克是第一个从学理的高度把风险概念阐述清楚的西方学者。他于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被公认为风险社会理论的开山之作，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在专著中提出风险社会这个概念。随后针对卢曼的《生态交往》一书，他又发表了《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学》。在1999年出版的《世界风险社会》著作中，他又预测了全球性风险社会的到来。此外，贝克的其他作品还有：《自由与资本主义》、《反思现代化》、《自反性现代化》、《风险社会理论修正》、《关于风险社会的对话》、《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风险社会再思考》、《再谈风险社会：理论、政治与研究计划》、《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9.11事件后的全球风险社会》等。
贝克毫无疑问是社会学关于风险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风险社会理论以反思现代化为视角，沿着风险分配的逻辑、个体化法则、科学和政治的衰微这三条路线展开。他不仅将现代性的膨胀及其副作用结果的风险归结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而且提出要在“反思性科学化”所带来的科学和政治的解放中找到问题解决的希望――建立“世界公民社会共同体”，从而体现了一个制度主义者的理想，真正开辟了社会学对风险的研究范式。
与贝克一样，吉登斯也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文明的结果，导源于全球化的发展和被科学技术所人为制造出来的风险。他主要作品包括《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性后果》、《失控的世界》、《超越左与右》等。
贝克和吉登斯都从宏观制度结构因素分析中指出，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而大量出现各种各样的风险与全球化过程一道遍布于世界范围，它们更具不确定性、难以预测、管理或避免。他们的伟大贡献在于把 “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和理论被世界广泛接受。
1.1.2 风险文化理论
这一流派从人类学、文化学的视角来解读风险社会的涵义，体现了人类对风险认识的加深。以玛丽・道格拉斯、威尔德韦斯和斯科特・拉什为代表。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在1982年所著的《风险与文化》一书中把风险分为了三类：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他们宣称，虽然事实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可能已经有所降低，但是我们对这第三类风险即自然风险的察觉和认知程度却是大大增加了。
拉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当代社会发展导致的不确定性风险。在《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中，拉什认为：在“风险文化时代，人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防止和排除诸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飞速发展后所造成的包括生态风险、核风险在内的各种可以危及人类毁灭人类的巨大风险”。
1.1.3 风险系统理论
尼古拉斯・卢曼，是西方社会学界关于风险研究的另一位集大成者。他的有关现代社会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沟通》、《技术、环境和社会风险：一个系统的视角》、《风险：一个社会学理论》和《现代性的观察》等。
卢曼的风险复杂自系统理论完全从现代社会的结构和内在机制来阐释风险的来龙去脉。他从系统――功能分化的角度阐述了风险得以产生且不可避免的原因，深入而又细致地运用社会系统理论来分析风险。较之于贝克和吉登斯，卢曼对风险的理解要宽泛得多，他认为贝克主要关心的是技术性的风险，是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而在社会生活中还有其它风险，因此他把注意力转向“决定风险运行的结构性因素”而不是风险运行本身。
卢曼与贝克关于风险理论的区别在于：在认识论基础方面，贝克倾向于建构主义的现实主义，而卢曼倾向于强建构主义；在方法论上，贝克的是制度主义的方法论，而卢曼则是系统主义的方法论；在风险应对策略上，贝克强调的是反思性科学化和全球“亚政治”的策略，卢曼更为悲观一些，但也强调了二阶观察的重要性。
1.2 国内的风险研究成果
虽然国内对风险问题的关注晚与西方，但是大致从2003年以后，这个问题骤然成为了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总体来看，我国的研究还处于初始探索研究阶段。到目前为止，国内对风险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其它领域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这些研究大致也可以分为三类，下面我们具体介绍。
1.2.1 西方风险理论的引入
国内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既有综合性述评研究，也有专门针对某一风险社会理论家的相关研究，但是从国内出版的著作来看，基本上都是综合性研究。薛晓源、周战超与杨雪东是国内最早一批翻译，评介及研究风险社会理论的学者，他们的作品主要有：薛晓源、周战超主编的《全球化与风险社会》、薛晓源、李惠斌主编的《当代西方学术研究前沿报告（2005-2006）》、薛晓源、李惠斌主编的《当代西方学术研究前沿报告（2006-2007）》。此外，从哲学角度研究风险的有两本专著：庄友刚的《跨越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与刘岩的《风险社会理论新探》。而李瑞昌从公共管理学角度出版了《风险、知识与公共决策》。这些成果将风险的界定、分类、特征、根源、以及风险与现代社会发展为重点，并且结合了实证分析及应用分析来探讨问题，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
1.2.2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本土化研究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制度转型和体制转轨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来说，如何借鉴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有益成分，把它与当前中国社会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风险问题结合起来，并就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道，也就成为了学者们思考的主题。为此，他们进行了多视角、多学科和多行业的探讨，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这样的著作主要有：冯必扬的《来自竞争的风险――我国转型期竞争与社会风险》和《不公平竞争与社会风险》、丁元竹等的《中国2010年风险与规避》、杨雪冬的《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童星与张海波等的《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识别――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刘挺的《经济全球化与社会风险》、李航的《我国转型期弱势群体社会风险管理探析》、刘先春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挑战与对策研究风险・机制・对策》、 曾家华的《风险与发展-没有风险意识是最大的风险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和谐社会-社会公正与风险管理》 和谢建设《风险社会视野下的农民工融入性教育》。
1.2.3 与风险相关的其他研究
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陈秋玲的《社会风险预警研究》、谢进川的《传媒治理论-社会风险治理视角下的传媒功能研究》、贾英健的《风险社会的人学研究》、蔡定剑的《公众参与：风险社会的制度建设》、李福胜的《国家风险：分析・评估・监控》、何翔舟的《政府管理活动中的风险成本问题实证研究》和李维的《风险社会与主观幸福――主观幸福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国内学者在风险研究的学术论文数量上是相当可观的，但绝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内。总的来看，国内学者在对风险的研究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思想、新观点，但是我们的研究才刚刚起步，难免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存在一定的差距。相比以贝克、吉登斯和卢曼为首的风险社会理论家来说，目前国内风险理论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和深刻性。
2 当代科技风险研究成果
2.1 国外的科技风险研究成果
现代技术对自然产生的负效应导致了以蕾切尔.卡逊为代表的生态批判主义这一新的科技批判思潮，在其1962年出版的著作《寂静的春天》中，作者以技术宏观负面效应的实证研究对科技风险产生的事后效应进行了批判，揭发了DDT等人工化学物质污染破坏土壤、森林以及河流等生态系，通过由食物链导致的生物浓缩也威胁到了人类的健康和生命这一事实。
从技术微观负面效应的实证研究探讨科技风险的学者还有：查尔斯.培罗的《当科技变成灾难：与高风险系统并存》、刘易斯的《技术与风险》、威廉.M.埃文《危机四伏：预防技术灾难》、沃兹尼亚克《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与教训》等。比如培罗在《当科技变成灾难》中分析了技术事故及灾难的成因，论述了高风险技术的特征，批驳了动辄将事故归咎于操作失误、系统设计缺陷等传统的错误认识，提出“正常事故”理论（NAT）。作者的基本观点是技术系统的事故具有某种不可避免性，因而是“正常”的。
此外，科学家波拉克在《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书中，坦率地说出科学的不确定性，以及诸多技术的风险性。卡尔.德尔里卡的《双刃剑――遗传革命的前景与风险》揭示了现代传遗传学的正、负两方面，以及它对我们每个人的潜在影响。C.J.范莱文与T.G.韦梅尔的《化学品风险评估》一书探讨了工业化学品的来源和排放对环境及人类的影响所进行的风险评估和管理。生物地球化学家巴什金编著的《现代生物地球化学：环境风险评价》，系统介绍了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一般特征，并对导致人类和生态系统环境风险的有关机理进行了分析。斯图亚特・艾伦的《媒介，风险与科学》从传媒学的角度描绘了环境风险、艾滋病、由转基因食品和BSE（疯牛病）等带来的食品恐慌，以及克隆人等问题，从而再现了科学和风险的一些关键议题。
2.2 国内的科技风险研究成果
在国内，科技风险还是一个新的探索性话题，从2004年开始个别专业研究团体开始介绍翻译国外相关著作，在学术期刊杂志上也陆陆续续的出现了一些研究论文，在2008年和2009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举办了两场有关科技风险的研讨会。
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应该是国内最早涉足科技风险研究的专业团体，他们在2004年后推出了北大科学传播丛书五册。比如《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就涉及了科技风险研究、风险预知、风险沟通以及科技风险引起公众的理解与信任等问题。第二个专业团体是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科学技术与现代社会风险”课题组，他们致力于对现代风险和风险治理的总体性的研究。从2005年起，他们也先后出版了现代风险管理译丛图书五部，这些书中对核、遗传、生殖和通讯等高新技术的风险给予了深刻的分析和评论。第三个机构是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他们在2010年联合英国的多个研究中心出版了“社会风险治理经典译丛”六本。这套丛书的特点就如主编张秀兰所说是从治理而非管理的维度展开的，她认为治理是指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具有新公共管理的义涵。
2008年1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3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科技风险与人类未来学术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关注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的风险问题，逐层分类讨论了不同类型的风险。另一场会议则更多的从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了的工程技术中的利益与风险问题。2009年5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昆明举办了“利益、风险和工程伦理”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主要围绕工程技术的风险问题、工程利益分配问题、工程技术人员道德、工程伦理规范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还有一场是由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与英国肯特大学等联合举办的社会变迁中的风险研究国际会议，其主要议题有三个：风险管理的变迁、社会科学对理解风险问题的贡献和有关中英当前风险和社会管理的问题。
从国内目前收集到的科技风险方面的期刊论文来看，大致是从四个角度进行研究的，代表性的论文有：伦理学角度的有：崔伟奇的《科技伦理：在风险观念的语境中》、杨雪聘的《科技风险的伦理思考》和庄友刚《风险社会中的科技伦理：问题与出路》等；专门讨论技术风险的有：张成岗的《技术风险的现代性反思》、王前与朱勤的《STS视角的技术风险成因与预防对策》等；管理学角度的有：曾国屏的《科技风险与治理》、赵南元《科技风险与社会管理能力》和马缨的《科技发展与科技风险管理》等；哲学角度的有：吴国盛的《生活方式、发展模式与科技风险》、赵万里的《结构性风险与知识社会的建构》与《科学技术与社会风险》、蒋劲松的《风险社会中的科学与民主》、费多益的《科技风险的社会接纳》与《风险技术的社会控制》等。
3 结束语
对风险与科技风险的关注与研究是当今时代一个紧迫而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大多数中国人对待风险与科技的态度是盲目乐观、片面肤浅的，因此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并采取适当的方法进行传播，对于增强国人的风险意识与感知，给予科技更多的人文关怀以及伦理价值观的反思，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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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技术与设计艺术的交织与发展
1.1科学技术与设计艺术的交织
技术与艺术自古以来就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近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与设计都是联系紧密，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设计是“艺术化的造物行为”，它与科学技术一样，都需要创新，这样制作出的物品才能够满足使用者的心理与使用需求。如西汉长信宫灯：宫灯灯体为鎏金，双手执灯静坐的宫女，神态恬静优雅。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85公斤。长信宫灯设计十分巧妙，由头部、右臂、身躯、灯罩、灯盘、灯座6个部分分别铸造组成，头部和右臂可以组装拆卸，便于对灯具进行清洗。宫灯部分的灯盘分上下两部分，刻有阴阳家的铭文，可以转动以调整灯光的方向，镶嵌于灯盘沟槽上的弧形瓦状铜板可以调整出光口开口的大小来控制灯的亮度。右手与下垂的衣袖罩于铜灯顶部。宫女铜像体内中空，其中空的右臂沉积于宫女体内，不会大量散逸到周围环境中，既防止了空气污染，又有审美价值。可以说长信宫灯非常符合现代人体工学和以人为本的概念，在环保功能与光学照明方面的设计运用。20世纪以来，科技文明的进步，使得科学与技术、艺术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提高了。21世纪后现代艺术设计要求设计师要更科学、更理性的去创造与认识一切，这样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成为设计师设计创造的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所以说现代艺术设计与科学技术是密不可分的兄弟关系。比如现代一个不懂计算机技术的设计师很难展开他的设计活动，或者说不用计算机的辅助，会在速度以及效果图上落后于其他熟练操作各种辅助软件的设计师。又比如即使是在传统绘画方面，也面临着在新材料、新工艺的出现上，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作为一个现代的艺术工作者，既要有返璞归真的思想也要有勇于创新的勇气，不能单一的去追求某个方面，否则就会走进思维的死胡同。
1.2科学技术推动艺术设计的发展
科学技术服务于人类的生活与生存需求，与设计的目的几乎相同，同样都是为人而设计。设计艺术需要借助科学技术创造更新、奇、异的效果。科学技术同样也离不开艺术，因为他需要艺术的外壳来包装自己、推广自己、以最快的方式得到大众的认可。所有的艺术都离不开日益更新的科学技术，有了新技术的血液注入，传统的艺术形式才能够得到继承的同时被完善和发展，从而变得更加绚丽多彩。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但是由于活动的种类与规模的不断拓宽，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大面积自然的过度开发。所以人类开始重新思考正确的发展模式，通过创新新能源或改进原有能源技术从根本上进行治理，提高现有能源的利用效率、开发清洁能源等。在七十年代，格鲁斯在德国首先提高了再生循环处理设计思想，这种设计思想就是生态设计，也称为绿色设计或生命周期设计，这是一种新的设计观念，是将环境因素纳入设计中，进而帮助设计决策方向。如今，人们开始进入“数字化”的时代。从前的二维设计状态不断地受到三维四维设计的冲击，设计师在不断探求新的领域，而受众也在不断尝试接受新的设计状态。由于技术的支持，艺术家的思维也延续到其他领域中去寻找突破的灵感。所以说“数字化”时代的科学技术为艺术设计创造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的造型基础，现代艺术设计也逐渐由传统设计方向向“数字化”方向转变。
2结语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设计的媒介变得更加宽广了，新的科学技术能够更好的去帮助设计师将灵感转换成现实。反过来艺术设计帮助各种新的科学技术被人们快速接受，同时，艺术设计的灵感通常是超前的，那么超前的创造性思维会推动科技的更快速地发展。所以科学技术与艺术设计两者之间是互相推动，共同发展的。
作者：姚晓晗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关键词：纳米材料；化学化工领域；应用
基于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纳米材料是一种新型材料，具有独特的性质，在特殊结构层次的影响下，表面效应、小尺寸效应以及宏观量子隧道效应是其主要的特点。在化学化工领域内，纳米材料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以下进行具体分析。
1纳米材料及其特性
纳米材料是一种新型材料，三维空间中至少有一维处于纳米尺度，或者以纳米尺度作为基本结构，该材料的尺寸结构特殊，相当于10-100个原子紧密排列在一起。纳米科技将成为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它不仅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发展的推动力，而且因其具有独特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为涂料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纳米材料主要由纳米晶粒和晶粒界面两部分组成，其晶粒中原子的长程有序排列和无序界面成分的组成后有大量的界面（6×1025m3/10nm晶粒尺寸），晶界原子达15%～50%，且原子排列互不相同，界面周围的晶格原子结构互不相关，使得纳米材料成为介于晶态与非晶态之间的一种新的结构状态。纳米材料主要有四方面特性，分别是表面效应、小尺寸效应以及宏观两字隧道效应，以下分别进行具体分析：
一是表面效应，纳米材料的表面效应是指纳米粒子表面原子数与总原子数的比例值随着粒径变小而急剧增长后所导致的性质改变。根据相关研究表示，伴随着粒子直径的缩短，避免原子个数的增长速度迅猛，而表面原子由于周围缺乏相邻原子，呈现不饱和性状态，强化了纳米粒子的化学活性，从而使得纳米材料能够在吸附、催化等作用上明显的优势。
二是小尺寸效应。小尺寸效应即为纳米粒子的粒径小于或等于超导态的相干波长时，其周期性的边界条件将被损害，从而使得纳米材料的化学性质、催化性质相对于其他材料来说有着明显的区别。小尺寸效应不单单显著扩展了纳米材料的物理与化学特性范围，并且大大拓展了其应用领域。
三是宏观量子隧道效应。该效应主要是指纳米粒子能穿越宏观系统的壁垒而出现变化的一种特征。这一效应对纳米材料的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都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宏观量子隧道效应限制了磁盘对信息存储量的限制，明确了现代微电子元件微型化的极限。
四是量子尺寸效应。该效应主要是指纳米粒子尺寸持续减少到某一数值时，纳米能级周边的电子能级可以转变为分离能级粒。这一效应使得纳米粒子拥有高水平的光学非线性、光催化性等特征。
总的来说，纳米材料与其他材料不同，拥有众多与众不同的特性，这使得其在力学、磁学、热学等各个领域都拥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并给资源利用拓展了更大的空间。
2纳米材料在化学化工领域内的应用
2.1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应用
纳米材料以其自身基本特性在环境保护领域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空气污染与水体污染治理等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改善了空气与水体质量，满足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
就纳米材料在空气净化方面的作用来看，其具有细微的颗粒尺寸，并且纳米微粒表面形态特殊，粒径大小各不相同，对着粒径的减少纳米微粒表面粗糙状态加剧，最终形成凹凸不平的原子台阶，从而对空气污染进行科学化治理，提高空气净化效果。纳米材料与技术在汽车尾气超标报警器与净化设备中也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能够有效提高设备性能，从而切实减少汽车排放尾气中所含的有毒物质，降低空气污染指数，从而为社会群体的工作与生活提供优质的环境。除此之外，纳米材料与技术在石油提炼工业中也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能够优化脱硫环节，从而提高石油炼化工业的生产效率。
就纳米材料在污水治理方面的作用来看，其能够有效提取污水中的贵金属，去除污水中的有害物质、污染物质和细菌等，从而改善水质，并能够实现循环利用，对于社会生态的稳定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水体中的污染物均可以基于纳米材料与技术来进行治理，在有机污染物与无机污染物上并没有明显差异，尤其是纳米为例光催化作用，能够将水体中的污染物制造为矿化物，从而促进改善水质，去除有害污染物的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2.2在涂料领域内的应用
纳米材料及技术在涂料领域内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纳米材料存在一定表面效应，其结构层次特殊，与其他材料相比纳米材料的性质比较特殊，并具有一定优势与活力。纳米材料在化学化工领域内的应用主要体现在表面涂层方面，并且受到社会群体的高度灌注。纳米材料及其技术的合理应用，推进了涂料领域内表面涂层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化学化工领域各项活动的规范进行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基于传统涂层技术的基础上，纳米复合体系涂层得以实现，并促进了表面涂层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由于纳米材料具有表面效应、体积效应、量子尺寸效应、宏观量子隧道效应和一些奇异的光、电、磁等性能，将其用于涂料中后，除了可以改性传统涂料外，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制备各种功能涂料，如具有抗辐射、耐老化、抗菌杀菌、隐身等特殊功能的涂料。
基于纳米材料与技术的纳米复合体系涂层的出现和应用，改善了涂料的防护能力，并使得涂料具备防紫外线等作用，使得涂料的使用价值得到明显改善。在汽车装饰喷涂行业中对纳米材料与技术加以合理应用，能够海山汽车漆面的色彩效果；将纳米材料应用于建筑材料涂料中，能够改善热传递效果，并减少透光性，从而优化涂料性能，满足实际使用需求。
2.3纳米材料材料在催化领域中的应用
催化剂在众多化工领域中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其能够控制反应时间、提升反应速度与效率，显著提升经济效益，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首先，光催化反应。纳米粒子作为光催化剂拥有粒径细、催化效率高等优势，十分容易利用光学手段来对界面的电荷转移进行等特点进行研究。例如，利用纳米Ti02应用在高速公路照明装置的玻璃罩面中，由于其拥有较高水平的光催化活性，能够对其表面的油污进行分解处理，从而保证其良好的透视性。又例如，在火箭发射所使用的固体燃料推进器中，如添加大约为1wt%的超细铝或镍颗粒，可以使得其燃烧使用率增加100%。将表面为180m2/g的碳纳米管直接应用在NO的催化还原中，从而可以增加NO的转化率。
西平县环境保护局 河南西平县 463900
[摘要]环境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毫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致使环境不断恶化，进而制约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必须采取有效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对环境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处理和解决，可以采用环境监测手段来达到环境保护的效果，提高我国的环境质量。
[
关键词 ]环境污染；环境监测；环境保护；概况；策略
一、环境监测的概况
环境监测是指测定代表环境质量的各种标志数据的过程。它是在环境分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增长，自然界储存的资源，如煤、石油等各种矿藏被广泛地开发和利用。由于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和工矿区的建立，使大量化学物质进入环境，超过了大自然的自净能力，在环境中不断积累，产生了危及人类生存的公害。为了寻求环境质量变化的原因，必须先从污染物的性质、来源、含量及其分布状态的分析开始。于是环境分析化学就成为环境科学的先驱，在环境分析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环境分析是以基本化学物质为单位，以对物质进行定性、定量分析为基础，从而对影响环境质量的原因进行研究的一门科学。环境分析的主要对象是工业排放物，包括大气、水体、土壤和生物中的各种污染物。其分析方式，既可以在现场直接测定，也可以采集样品在实验室进行分析。但是，判断环境质量的好坏，仅对单个污染物短时间的样品分析是不够的，必须有代表环境质量的各种标志的数据，即各种污染物在一定范围的长时间的污染数据，才能对环境质量作出确切地评价。这项任务对以化学分析为手段的环境分析是难以完成的，而物理测定则为此提供了方便条件。
二、环境监测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性
环境保护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人与环境之间在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活动中所产生的影响。而这些研究都是在定性、定量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人类活动影响了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反过来又作用于人类。为了生存并追求美好的生存环境，人类从环境调查着手，通过环境监测，积累大量的长期监测数据，查出污染的来源，摸清污染物在传输过程中的分布和变化的规律性；通过开展模拟研究，建立模式，对环境污染的趋势作出预测预报；通过准确地评价环境质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或确定控制环境污染的对策。这样往复进行，逐步地改善环境。这一系列活动构成了环境保护的一个研究体系。环境监测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通过采用环境监测手段，可以对污染问题中的严重环境要素进行稳定、持续的监测，比如：对大气、土壤、水资源等环境要素进行监测，不仅可以及时对发生污染的环境要素进行治理，还可以维护将要发生污染的环境要素，并且可以预防没有发生污染的环境要素等。通过采用先进的科学方法对环境监测的范围内的各种污染问题的发生进行治理、维护和预防，这样可以有效地阻止环境污染源的扩散，将污染环境的源头扼杀掉，从而对环境污染进行有效地控制，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和谐的环境。
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与环境保护具有密切的联系，两者之间相互促进且统一。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应重视环境的保护，经济发展建设和环境建设应齐头并进，实现“三同步”与“三同时”。对于“三同步”来说，就是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对于“三同时”来说，就是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由此可见，环境监测在城市环境规划中具有监督和指导的重要作用，从而为城市环境的规划提出了科学合理的发展措施，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紧密的联系，环境监测作为高科技的监测手段，与科技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时环境监测对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当进行环境监测时，可以将所得到的各种科学数据（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作为科学考察的重要依据。因此，必须做好各种环境的监测工作，这样可以为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从而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三、加强环境监测的策略
1、加大环境监测的资金投入
为了扩大环境监测的监测范围，确保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可以通过增加环境监测的资金投入，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借鉴、学习国外的先进监测方法来实现监测的目的，从而提高我国环境监测的能力和水平，使环境监测更好的为环境保护进行服务，提高环境的质量。
2、提高环境监测的技术水平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环境监测技术得到了一定的创新和发展，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与国外的环境监测技术相比，我国的环境监测技术水平相对较落后，并且具有一定的差距。因此，相关研究人员应对我国环境监测的技术水平进行深入的研究，找出适合我国环境监测技术发展的最佳路线，建立一套完善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体系，并研制出新的技术，提高我国环境监测的技术水平，确保我国环境保护工作顺利地开展，以此改善我国的环境质量。
3、培养环境监测人才
由于环境监测的技术含量较高，只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才能够进行准确地操作和实施。目前，我国还缺乏专业的环境监测人才，有必要进行专业的环境监测人才的培养，要求环境监测人才必须具备专业的知识和过硬的环境监测技能，并且具有上岗证件。同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环境监测人员应对监测仪器进行正确的使用，并对监测结果进行认真的分析，然后根据环境监测的结果，提出有效、科学合理的治理策略。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环境监测在我国环境保护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在环境监测过程中，相关人员应不断加强对环境监测质量的管理，确保环境监测的有效运行，扩大环境监测的监测范围，并针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及时地治理、维护和预防，从而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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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工程；作用；规范；定位；技术
环境工程的施工需要具备科学性与合理性，必须遵循环境工程技术规范，以增强环境控制能力，有效制定监督与管理策略。现阶段，我国环境污染整体比较严重，直接影响威胁人体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于是我国积极开展环境工程。环境工程技术规范应运而生，可以有效地指导环境工程施工，人们要合理地应用环境工程技术规范。
1环境工程技术规范概述
近年来，人们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导致许多环境问题。环境问题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环保措施层出不穷，特别是大力实施环境工程。环境工程技术指的是提升环境质量、防止环境污染的科学技术，其涉及众多学科，如环境化学、环境医学、环境卫生学与生态学等。环境工程起源很早，环境工程最初只涉及水资源问题，伴随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研究范畴逐渐扩宽，现今已发展至研究自然资源与环境状况。环境工程的概念不断更新与延伸，不断拓展施工技术和应用领域。然而，经过长期的发展，环境工程的核心目标并没有改变，即控制污染源[1-3]。伴随环境工程的发展，环境工程技术规范逐渐完善，旨在指导环境工程施工，有效解决环境工程问题。人们要大力开展环境工程，充分发挥环境工程的作用。当前，我国环境工程规范日趋完善，环境保护体制逐渐确立，环境保护工作获得了显著成果。如果环境工程施工缺乏科学技术的指导，就不能有效落实环境保护措施，导致环境工程不能真正发挥自身价值。环境工程要合理应用相关技术规范，保证施工过程科学合理，提升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伴随环境工程技术标准的提高，环境工程需要对污染防治项目的运行、重点污染源的治理、环境污染控制等进行技术规范。按照具体需求，环境工程技术规范可以为各个时期、各个行业的环境工程提供指导[4-7]。
2环境工程技术规范的应用价值
近年来，我国环境治理项目投资稳步增加，环境项目数量不断上升。随着环境工程的不断实施，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环境保护投资增加，有助于满足环境治理需求，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目标。人们要广泛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切实增强环境工程的科学性和专业性。然而，我国环境工程起步较晚，潜存许多问题，使得环境工程很难实现预期目标。当前，人们要积极采取环境工程措施，不断提升环境工程技术规范的应用价值。环境工程技术规范是实施环境工程的重要依据，可以引领环境工程的方向，保证环境工程的可靠性和标准化。人们要有效落实环境工程技术规范，推动环境工程有序发展。环境工程技术规范能有效地指导环境保护工作，对环境工程方案的可靠性进行评估，有效提升环境工程质量[8-11]。
3环境工程技术规范的定位与作用
3.1定位
环境工程技术规范是开展环境工程的指导性文件，是环境管理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保证环境工程施工标准化，能够为环境工程设计、建设与运行管理提供有效指导，确保环境工程施工质量。环境工程技术规范是环境工程实践的系统化和理论化成果，采用成熟、先进的污染防治技术来指导环境工程施工。环境工程技术规范不是封闭的，是不断更新、完善的，不断吸收最新科学技术成果，有效整合新的工程实践经验，为环境工程建设提供更加全面的技术指导，确保环境工程质量。近年来，我国逐渐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很多地方政府逐渐意识到环境工程的重要价值，意识到如果不及时治理环境污染，将会影响经济建设、生活质量与人体健康。其间，环境工程技术规范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人们要以工程实践为基础，将科学技术作为核心，有效完成各个环节的环境保护工作，最终实现环境工程预期目标[12-15]。
3.2作用
环境工程技术规范的应用是保证环境工程质量的重要手段，人们要不断推广先进、成熟的污染防治技术，深入推进污染防治工作。新时代，我国高度重视环境污染治理，不断加大资金投入，环境工程项目数量显著增加。环境工程可以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环境工程技术规范拥有巨大的作用，不可取代。我国环境工程起步较晚，发展空间广阔，实施期间面临很多困难，致使环境工程未能充分发挥自身价值。需要注意的是，企业生产期间会排放大量污染物，严重破坏环境，影响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当前，国家要加快制定和完善环境工程技术规范，提升环境工程质量，推广和应用环境污染防治技术[16-21]。
4制定环境工程技术规范时应注意的问题
在制定环境工程技术规范的过程中，人们应结合相关要求，收集环境工程方面的信息，明确环境工程技术规范的作用与方向。同时，要不断完善环境工程技术规范，有效满足环境工程需求，保证规范的适用性、先进性和科学性。当前，人们要根据环境工程的性质和需求，合理制定环境工程技术规范，确保环境工程有序开展。
《高等教育法》总则第五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着力把对人、对科学技术的武装看作是培养的目的，同时，对科技发展的反思也需要纳入到人才培养体系中来，特别是对于高职院校的大学生。高职院校在思想教育中增加科技哲学观教育是大学生正确认识科技发展的内涵和边界的合理选择。高职院校主要以理工类专业为主，如何让学生树立科技哲学观的认识，正确对待自己所学专业，培养他们成为素质健全的社会人而不是机械的技术人是完成高等教育任务的必要条件。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课教育，解释科技哲学思想的一些问题，如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本质、科学理论与技术理论的结构、科学范式与技术范式的区别等，使大学生正确认识高职思想教育与科技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实施科技哲学观教学，目的是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教学手段更加多元化，学生视野更加开放，教学体系更加完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通过科技哲学观教育可以拓展思想教育的领域，正确认识伦理道德、思想政治和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和界限，正确引导大学生对现代科学技术的认识以及科学的态度。正确认识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人类捕捉物欲的工具，更多地要关注科学技术与自己、人类、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今，“人们不但不能摆脱工具，还要不断扩大工具的复杂程度。”[1]突破技术优先为人类服务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是人类更深层次认识科学技术功能和内涵的前提。这种思想在高职院校思想教育中需要得到正确认识，避免培养一批像马尔库塞所说的缺乏批判精神和对社会反思的“单向度的人”，以认识技术存在的合理性。人类通过科学技术创新帮助自身生存发展，人类进行自我超越也是必然的，甚至超越“人类”这一特有概念。科学技术是靠智慧发展的，但仅此还不足以让科学技术发展到如此程度，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代代“爱智慧”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等推动。他们继承了人类科技文明的精髓，依靠“大科学”与“小科学”的融合，带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使整个生物圈因此获益。
二、科技哲学观在高职思想教育中的特点
现在高职院校思想教育还仅限于“五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与法制观的教育。在教学中，由于教师专业不同，在课程教学中的侧重点也有很大差异，但是绝大多数侧重于思想政治的灌输，没有对学生的专业课程及教学内容进行反思。高职思想教育应结合高职特点，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哲学观。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把握科技哲学观的特点：合理性与普及性的统一。高职院校进行的人才培养，重在培养有科学技术的技能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是现代高职院校进行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通过增加学生的实训和社会实践时间来积累经验，并丰富学生的理性思维。培养大学生科技哲学观不仅是为了增加对科技发展的认识，也需要确立对科学技术知识存在合理性的认识，因此，这种能力的培养应作为大学生的长期发展目标进行。匈牙利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乔治•卢卡奇认为，在当今社会形式合理性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础，而辩证理性支持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如今，我国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在形式上既有资本主义的成分，又有社会主义的成分，但是社会主义形式是基础。这必然要求正确的科技哲学观应该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教育体系中，形成长效性、普及性的教学管理形式。传统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人类科技文明自钻木取火，观天象知时节到如今已历经数千年。我国的传统科技重在关注民生民济，重在实用。美国环境哲学家J.B.克里考特认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要向“东方转向”，当然，指的是东方的传统哲学思想。自上世纪中叶，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信息时代的到来，更是加深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竞争重点定位在科技的创新，这俨然已成为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一大特点。
信息时代的科技创新不但关注竞争的切入点，也重在关注人类生存与发展，实现了科技哲学观传统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海德格尔把技术看作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认为在现代技术中，人类和自然都已纳入资源储备，而现在人类不仅背叛了自然，还背叛了人类自己。而高职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单元，无疑要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这要求培养的学生应该是知识、技术和思想“三位一体”的创新型人才。局部性与全局性的统一。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职业化的技能型人才，这种培养目标对于高职院校来说重在强化专业学科，增强个体自身竞争力；而对于未来的发展，更应该关注人类发展的走向。科学技术的发展定位是信息时代一个重要内容，教育决定科技发展的方向，教育定位有多远，培养的人才就能走多远。重新审视科技史，那些对人类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没有一个仅局限于狭小的专业领域而不顾人类的发展，都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感。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置于人与自然和谐有序发展的全局环境之中。对于科学技术的思考，不能仅仅局限于专业自身发展，更要拓展视野，反思人类的行为，关注人类和自然的根本利益。规范性与创新性的统一。科学技术的运用特别强调密切关注现实问题，诸如科学发展观的贯彻、科技人才培养模式、环境保护问题等等。要深入细微地研究，立足对问题的思考和创新，特别强调注重提出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新方法、新途径、新思路，实现规范化与创新性的巧妙结合。无论对高职人才的培养，还是科学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我们都需要尊重传统和规范，但不能局限于此，否则就会被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所湮没。在高职思想教育中，运用新方法、新资料、新数据，力争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自圆其说。分析科技发展的规范性与创新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促进大学生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认识。
简单性与复杂性的统一。纵观整个科技史，科技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提升过程，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上向因果关系（upwardcausation）。传统科技多表现为一般系统的特性，而现代科技多表现出复杂系统复杂性的一面。科技创新是科技发展整个系统突现的重要表现，也是新颖性的重要表现。“对于复杂性的承认有助于面对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哲学问题。”[2]对科技发展的系统认识能够帮助大学生全面了解科技的特点、功能、结构和目的，重新审视科学技术、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不能只把科学技术看作简单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把科学技术放在一个复杂系统内理解。
三、科技哲学观在高职思想教育中的内涵
其一，思想教育的一致性。“除了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哲学只有两个真正的研究对象，即自然界和人类世界。”[3]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更进了一步，通过理论的手段和实践的手段丰富了人类对于它们的看法。运用新的理论促进高职思想教育的改革，顺应了我国全面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需要，同时也促进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展。科技哲学观教育是高职思想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没有科技哲学观教育的高职思想教育是不完整的，不能割裂这两个方面的教育。因此，两者都是以改造人的思想为目的，具有教育目的的一致性。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今天，想“迎接未来科学技术的挑战，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创新，勇于创新。”[4]科学技术的创新不仅仅赋予表象，更多地要挖掘青年大学生这些未来的社会主力军对科学技术的认识。
其二，思想教育的互动性。创新在于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传统的思想教育是单向不对等的教育模式，在信息社会，这种模式显然已不合时宜。高职思想教育应加强大学生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不断推进教育创新，推动科学技术知识的多元化发展，并且把思想的互动融入整个教育过程。自建国以来，我国就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也重视对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探寻。上世纪60年代提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5]并提出“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6]理论研究还包括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哲学思考，通过理论研究深刻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上个世纪50、60年代我国形成学习自然辩证法的良好风气，钱学深、齐毓霖等知名专家都对这个时期给予很高的评价，使一大批知识分子、工程专家在这种开放互动的环境下，开拓了视野，活跃了思想。哈工大的马玉林教授认为，“站得更高一些，看的也更远一些。”同志提出：“我们不仅要大力发展自然科学，而且要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并用这些方面的知识来全面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7]大学生作为生产力的准主力军，丰富其科学技术知识和科技哲学思想是未来发展的必要条件。
其三，思想教育的中介性。高职思想教育过程中贯彻科技哲学观重在培养大学生的哲学思想和思辨精神。如何把个人的发展和人类整体利益和自然利益联系起来，促进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就会伤及赖以生存的环境，也会伤及人类自身。思想教育是以中介的身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样，科技哲学观教育也充当思想教育与科技发展之间的中介，只是处于不同的位点上。科技哲学观教育是对思想教育内涵的进一步挖掘，着眼于满足未来社会发展。充实由于科技发展而带来的经济理性，同时，也应充分尊重价值理性（包括生态理性等），如深层生态学的范式赋予非人类生命以内在价值，而不是依赖于它在经济上的或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8]只供奉科学精神只能推动人类对物欲的追求，而对人文精神和理性主义的追求却可以弥补人类对自身发展的反思，这必然要求加强对科技哲学观中介性的认识。
四、科技哲学思想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与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高职院校一门必修课，以推进培养具有创新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群性教育、时代性等多元特征的复合型人才。通过加强高职院校自身的优势，把道德的内涵加以提炼，融入现代科技成果中，强调认识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大学生对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的认识，完成宇宙自然和人性道德的完美统一。加强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对于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增强大学生对科学技术的正面认识。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了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它改变了整个世界。科学技术的创新已成为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重视和认识的过程。创新不仅仅指的是科学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深层次理解。正确认识对科学技术合理性的批判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边界问题，培养高职院校的学生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思想、系统思想。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现代大学生的思想过度地重视了功利主义给自己带来的物质上的，忽视了科学技术对人类发展不利的一面，这样必然给人类的发展带来困惑和质疑。
其二，减少高职院校思想教育的过度政治化。现代我国的高等教育在进行思想教育时，总是把思想教育政治化，政治的敏感性放在突出地位，束缚了学生的思维。任何一种科学技术都是中性的，就是通常说的“科学技术无国界”。因此，这就需要在教育过程中选择正确的教育方式促使学生能够辩证地认识、感受科学技术内蕴的人文气息，避免科学技术的政治化。政治化的思想教育使学生缺少全面认识科学技术的能动性、主动性和科学理性。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不具有政治意义的，赋予其政治性还是本源性，这关系着高职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还会直接影响着我国科技复兴之路。
其三，充分认识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科学与技术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明晰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哲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都认为科学和技术具有普适性、可检验性和统一性的基本品格。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至今，任何一种商品都是科学与技术的复合体、统一体。高职院校思想教育应给学生理性认识。学生在高职院校学到的内容不仅仅只是技术上的掌握和提高，理论的知识更有助于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和规律。科学与技术统一于理性，理性依靠的是认知，认知的来源无外乎感知上的、经验上的和知识上的积累。因此，正确引导、认识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及其辩证关系对于培养高职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是必要的。
其四，强调科学技术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意义。我国高职院校进行的职业教育形式通常情况下是技术性教育和进入职业的适应性教育，几乎没有学校设置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关的哲学课程。这就大大限制了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因此，高职院校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首先，学校领导层需要设计长远培养具有哲学思想的科技创新人才的战略规划。所有的高职院校都会有自己的办学理念，然而，办学理念中缺乏哲学观的思想内涵。从社会的现实反映来看，如今培养的更多的是技术人，而不是社会人；其次，学校在课程的安排中，应把科技哲学的思想融入到思想教育的教学过程之中。针对这一点，学校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纯粹的技术人还是现代的社会人，然后，把这种理念付诸具体的教育教学，真正实现科技哲学思想在教育教学中的实施。最后，烘托校园厚重科技哲学的氛围。现在部分高职院校在教育教学中把西方的功利主义穿插其中，但是绝大多数时候是对功利主义的误释，把个人的利益作为功利主义的中心。而真正的“功利主义的标准不是当事人自己最大的幸福，而是所有人最大的幸福。”[9]因此，现实需要通过科学技术哲学的宣扬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不仅仅是通过单纯的技术。
关键词：环境污染；风险评估；策略
当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之一，作为地球的一份子，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参与到环境保护中，为治理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风险评估体系在很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建立环境污染评估体系具有积极作用，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环境保护，并且积极进行环境污染评估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风险评估体系较晚，在很多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当前我国的环境污染评估体系发展仍然处于落后阶段。本身针对环境污染的风险评估体系进行简要介绍，并且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解决方案。
1重视环境污染的必要性
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环境，我们平时的生活、学习、工作以及其它社会行为都离不开环境，因此人类与环境之间息息相关，环境对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类身体健康以及交通等方面都有重大影响，环境污染也制约了他们的发展。当前尽管经济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但是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却不容忽视，在很多大城市中都频繁出现雾霾等极端恶劣的天气，既影响了交通的正常运行，同时对于人们的身心健康也产生了威胁，极大的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环境污染不仅对人类造成了危害，对于其他动物也造成了影响，因为环境污染导致很多生物的栖息地受到破坏，生物多样性逐渐减少，此外冰川融化等问题对于地球平衡和人类生存都带来了威胁。因此，人类应该重视环境的治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环境污染风险评估当前存在的问题
2.1重视程度不够
环境污染问题是随着社会发展产生的，经济发展的逐日加快使得环境污染问题愈加严重，很多企业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甚至有很多企业领导者认为为了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牺牲环境是值得的，认为保护环境是经济建设道路上的绊脚石。企业过度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忽视环境治理，在短期内确实取得了经济利益，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环境的破坏对于人们的生活以及健康都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所以是不可取的。此外，很多地方的政府只是将环境监管作为一种形式，环境监管部门并没有发挥作用。
2.2装备落后
环境监管有时候需要利用设备进行检查，但是当前我国很多地方执法人员的环境监管装备都较为落后，所以导致环境监察出现很多漏洞，监察疏漏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对于环境保护极为不利。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当地政府对于环境保护不重视，所以在这方面投入的资金很少，致使不能购进先进的设备，长此以往不利于环境保护执法，在民众的心中会认为环境保护只是一种形式，不利于政府和执法人员形象的建立，同时对于环保工作的开展也具有极大的阻碍。
2.3宣传力度不够
环境保护不仅仅是国家和政府的任务，环境保护是每个生活在地球上生物的一份责任，需要整个社会共同的努力。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的问题，需要坚持，此外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也是一个累加的过程，并不是在污染的过程中就立即能够感受到对自身的危害，所以很多人都不重视，甚至认为自己的力量是微博的，不足以对环境造成污染。面对这种现象，政府应该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多种渠道向社会宣传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让人们意识到环境保护的必要性，以及自己在环境保护中所要承担的责任。
3环境污染风险评估方法
3.1制定并完善责任承包体系
不得不说工业化的发展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所以对于工厂而言在环境保护方面他们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前科学技术的水平不断提高，当前企业通过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将工厂排泄物的污染程度降低，达到不污染环境的目的，但是对排泄物进行加工处理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因此实际中很多企业并没有按照这种做法去实现，直接将排泄物排至江河中，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此环境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工厂排泄物的监测与管理，一旦发现污染源则要对该工厂进行惩罚，此外为了实现排泄物无污染排放，环境监管部门应该监督工厂安装处理设备。
3.2建立科学的环境监测系统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科技的发展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环境监测也应该考虑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其中，建立科学的环境监测系统，利用先进的监测仪器设备作为硬件基础支持，这对于环境污染监测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监测样本的选择，应该具有代表性，对于不同条件下样本的选择应该具有针对性，做好环境保护的识别、监测以及预防工作。此外，由于环境保护的源头是工厂，所以局部地区的厂房在建设时环境监管部门应该参与其中，并且提出合理建议，尽量减小环境污染程度。总之，建立科学的环境监测系统，通过测量大户环境污染的一系列指标，并且对这些指标进行评估，加强人类对环境污染程度的认识，这对于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3.3重视技术人员的培养
环境保护问题涉及到很多方面，所以要求环境监测的技术人员也要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形成一个系统，不仅要了解其中的原理，更要具备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当前环境污染程度加深的主要原因就是，自从近代以来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飞跃性的进步，大量化学制品的使用，并且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环境保护都没有概念，所以随着时间的积累，环境污染问题逐渐显现。因此需要专业人员利用专业手段对环境进行治理，建立合理的环境污染评估方案，用合理的办法提出解决措施与建议，为环境保护不断努力。
4结论
当前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它属于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社会各界应该充分认识到环境污染问题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如果一味放任环境被破坏不去治理，则会对子孙后代的生活造成巨大的伤害。当前环境污染评估存在重视程度不够、装备落后以及宣传力度不足等问题，政府应该制定并且完善责任承包体系，建立科学的环境监测系统，重视技术人员的培养。致力于解决当前存在的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华.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构建[J].南京社会科学,20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