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1 17:27:4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提要：新经济自由主义强调经济自由是以自由放任为主，以政府干预为辅。新经济自由主义论主张政府应从私人财产的单纯“守夜人”转换为经济自由的“裁判者”等观点，对我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本文回顾了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形成的过程，深入研究了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观点及其贡献，对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缺陷进行了初步探讨。
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背景下，新经济自由主义在20世界七十年代以后。逐渐得到经济界的重视，特别是1972年新经济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完全衰落，也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新经济自由主义在一定水平上修正了古典和新古典学派的完全自由放任和完全排斥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强调经济自由是以自由放任为主，以政府干预为辅。新经济自由主义论主张政府应从私人财产的单纯“守夜人”转换为经济自由的裁判者”认可政府在一定限度内对经济的干预，供认经济自由不是无限度的自由，应受到法律的制约和保证。无独有偶，这之后，中国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而大大深化。这伟大变革的时代，为了增进我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洞见，解和认识当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时，不能不对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哈耶克的有关理论观点进行认真地了解和剖析，并通过他理论认真检讨计划经济，就显得非常必要和饶有兴味。
一、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简述
作为最彻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一生进行过两次捍卫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大论战和一次新经济自由主义复兴的运动。20世纪三十年代反对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大论战和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以及20世纪七十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运动。哈耶克出版过两本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和《致命的自负》。前一本书是他坚决反对纳粹主义、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通俗阐释，也是影响最大的“世纪之作”；而后一本书则是哈耶克毕生探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收由之作”。在这本《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依然不改其“斗士本色”，将无法实现“口诛”的“收由大论战”改作了“笔伐”的“理论大总结”，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进行了最后的全面批判，对新经济自由主义进行了简要地总结性论述。这两本著作使哈耶克成为了阐释现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当然代表。
二、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一般认为，哈耶克在论证市场经济自发进化过程的问题上做出了一项重要的贡献，即将秩序的自发性和规则的自发性区别开来。在他看来，保证经济秩序的自发性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因为在某些刻意制定的规则的基础上，也有可能产生出自发性的整体秩序。因此，真正重要的在于确保规则的自发演进属性，只有在自发进化过程中存续下来的规则——哈耶克称为内部规则的基础上产生的经济秩序，才是有效率的经济秩序，并且才与自由主义原则相一致。
（一）进化主义理性论与经济制度的进化。哈耶克强调分散性的个人知识的重要性。顺着这一线索，哈耶克提出了所谓的进化主义理性论。需要指出的是，哈耶克讨论的理性指的是一种逻辑推理能力，是一种由一定的前提推论出正确结论的能力。在经济理论中，理性即指“为达到某些目标而对各种手段的最佳选择。”主要是对大卫·体漠的继承，使哈耶克坚持了一种怀疑论的姿态。为了说明他立足于人的本能和本性而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的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或者“自私”，他认为由于人们普遍相信个人主义是证明和鼓励人们自私的，这是那么多人不喜欢它的主要原因之一；又由于实际知识的困难在这里所引起的混乱，所以我们必须仔细考察其所作假设的内涵。他认为，理性认识不是知识的全部，文明发展史向我们表明：除了理性知识以外，还存在着另一类经验性的知识。作为总和的知识这个概念，其恰当的对照物应当是一切人类实践活动。
经济制度的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秩序进化，直接源于人们的经验性实践活动。由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碰巧改变了规则，因此使得该群体的知识分工更为发达，并在变化和未知的环境中呈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愈来愈强、蒸蒸日上。当然，这个进化过程并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在包含着不同秩序的领域不断“试验”的结果。在进化过程中并不存在试验的意图，它类似于遗传变异，其作用也大体相同。规则的变化是由历史机遇引起的。
（二）经济自由与市场秩序。哈耶克认为，自发出现的市场经济秩序，是社会经济自发进化过程的最新进展，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出现过的最有效率的一种经济结构体系。作为一种“相对晚近的产物……，（市场秩序）是在对各种行为的习惯方式进行选择中逐渐产生的。这些新的规则得以传播，……是因为它们使遵守规则的群体能够更成功地繁衍生息，并且能够把外人也吸收进来。”相对于其他经济秩序，尤其是集中性的计划经济秩序，这种秩序的效率优势就在于它能保证该群体更有效地发现和利用分散性的个人知识，从而取得竞争优势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秩序之所以具有效率优势，就在于它赋予了经济主体以拥有活动的私域，并相应拥有经济自由。市场经济本质上必定是一种赋予经济个体以自由的制度，市场经济活动的本质必定是一种发挥经济个体主动性，并在整体上显现出自发竞争态势的过程。正是在这里，哈耶克的市场经济理论与自由主义相互勾连起来。
哈耶克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说对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进一步阐发主要在以下方面：一是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放在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基础上，并且以个人主义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与基本概念来阐述；二是着重从知识和信用角度论证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三是从批判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反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的合理性。
对于市场秩序的效率优势，哈耶克认为，只要不存在各种不正当的强制，经济自由就趋向于造就出一种竞争的事态，这种竞争不同于完全竞争，而是一种不断逼近完全竞争均衡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个体力图寻找一种最佳的方式，以保证最有效地利用其所拥有的专有性知识。不仅如此，自发产生的价格信号也具有十分优越的信息交流功能，它能用最简短的形式将最重要的信息在经济个体间传递，并且只传递给相关经济当事人。相对价格变动反映了各种生产资源的相对重要性，经济主体只需要了解这一点，而无须过问导致这种相对重要性变化的背后原因，就能够做出正确的经济选择。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的价格和竞争机制近乎完美，即使它存在某些缺陷，也会随着历史的演变而自我修复和调整，并不需要人为的整合，经验的积累和不断的完善可以使社会自生自发的繁荣，这就是哈耶克追求的“自生自发秩序”。
三、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缺陷
无可否认，哈耶克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和发展的确具有重要的作用，哈耶克在当前这个内容庞杂的新自由主义运动中还是有其独特性的。但我们也不是一味赞同哈耶克所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各种观点。
（一）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缺陷。首先，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以脆弱的主观主义为基础的。在哈耶克看来，生活于同一个社会共同体内部的个人的观念分类系统大致相同，因此不同的个人才能够理解彼此的行为的含义；同样道理，社会科学家也因此能够从外部分析其他个人的行为方式，并以之为要素组成一种关于社会关系整体的理解图示。显然，这种外部分析也是以主观主义为基本立场的，因为它也把个人行为的主观方面（在哈耶克那里个人行为进一步被简化还原为个人观念）一一作为研究的起点。其次，自相矛盾的怀疑主义立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哈耶克所主张的这种有限认识论立场最终都有明确的规范性结论。无论是强调习俗和传统的优先地位，还是强调模式（秩序）预测，其真正用意都是在于捍卫传统自由主义，或更确切地讲，是对私有财产，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建制提供辩护和证明。通过这种认识论论证，哈耶克试图为既有的私有财产制度提供一个可靠的理论基础。不可否认，这种有限认识论是哈耶克批判其他若干理论的一柄利刃。尤其在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以后，哈耶克更是因此被一些人视为严谨的学者和自由主义旗手的典范结合。然而不幸的是，哈耶克的这柄利刃是双面的，在有效话难他人的同时，有限知识论也破坏了哈耶克自己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
经济学何以被泛化
中国当前的经济学研究有着学科泛化的倾向：在相当程度上缺少方法和范式的通约，缺少基本陈述的约定；在知识背景和理论训练方面，则缺乏一种学科的技术规定性。
1979年以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学的社会需求增大，经济学逐渐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强势学科，即所谓的“显学”。而且，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学术观点、政策建议，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改革政策选择乃至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由于社会需求增加，大学的财经类专业成为热门专业，几乎所有综合性大学乃至理工科大学都设置了财经类院系和专业。
然而，在对经济学“需求”和“供给”的膨胀中，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学科界定、学科规范却处于相当程度的迷乱中。中国的经济思想原本就缺乏实证思维的传统，加之学科分界不清晰、理论训练不正规，致使中国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分析缺乏足够的科学性。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汪信砚教授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野》一文，指出中国现行的学术体制和学科分类系统将“人文学科”(humanities)和“社会科学”(soccial science)混同为“人文社会科学”是很不恰当的。我也同意他的这种讲法。因为，人文学科不属于“科学”(science)，它是一种以“人学”为旨趣的“价值体系”，其思维方式是非实证的，即非“规范的”，其所研究的命题都是“价值命题”。而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属于“科学”范畴，是一种以“物学”为旨趣的“知识体系”，其思维方式是实证的，研究的是“事实命题”而非“价值命题”。根据科学思维的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应致力于趋向价值中性，摆脱“价值负荷”，以符合实证性和可证伪性。
根据科学方法论，科学是人的一种有条件的认知过程。科学理论是一种公理化系统，理论语言、基本定理、对应规则应该具有统一的认识论意义。科学研究对知识背景、知识结构、理论训练有选择标准和定向标准，理论要明确、可识别、给出信息量，这就是范式要求和可证伪要求。而经济学，正是在方法论上接受了证伪主义和科学研究纲领，实现了所谓“研究框架的进步”，使经济学理论研究更符合公理化、体系化、逻辑化特征。
经济学需要框架约束
经济学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所以是有严格的框架约束的。同样，对经济学、经济学者的批评也不能没有学科框架约束。不然，讨论根本无法展开，经济学界也只能“集体失语”了。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个热点论题。对此论题，有从和谐社会角度讨论的，有从居住权利角度讨论的，有从贫富角度讨论的，更有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讨论的；有的论者掏心掏肺地要房地产市场以满足低收入阶层的需求为己任……尤其是对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各方论者更是兴趣所致，连篇累牍地发表“空对空”的分析文章。
其实，房地产市场具有很强的区域性，也有很强的专业性。对研究工作而言，亦有一定的信息量要求和理论训练要求。如果是作经济学分析，还需要有具备一定的约束条件的分析框架。虽然，“人的居住问题”不单是经济性的，还是社会性的、政治性的、文化性的，可以从多种学科角度讨论。但若是具体到房地产市场本身，则基本上是一个经济论题，要求在经济学的框架内讨论。
面对所有人群几乎是无限的改善居住需求，市场的甄别机制是支付能力。随后，当价格被市场发现、决定之后，在价格面前，不论哪一个阶层，有无级别，是否名流，统统不管用，只看支付能力，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平等性。只要价格不控、扭曲，它所包含的信息就是最全的，它所引导的资源配置就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在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上确实可能有缺陷，但市场机制终究还是比任何其他机制更公平。而且，由于市场的甄别机制是支付能力，就会激励人们努力提高自己的支付能力，社会经济也会因此发展。
当然，市场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房地产市场也不可能满足各个层次收入者改善居住的需求，这就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了。所以，为低收入者改善住房条件基本不是一个市场问题，而是一个社会保障问题，是政府职能问题。为此，政府可以利用某些市场手段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如美国政府成立的“房地美”、“房利美”等房地产金融机构。可见，经济学研究如果没有学科框架约束，那就只能是一种“辩术”或文字游戏，与科学无关，与应用亦无关。
然而，时值21世纪初，中国学术界仍未确定这样一种学术规范或者学术思维，人们的分析、讨论、批评基本上没有学科框架上的约束。但是，在经济学框架中，市场就是市场，它天生没有特殊阶层利益取向，也不可能被“调控”为特殊阶层利益服务，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市场。同理，在经济学框架中，经济学会先假设收入和财富积累都是合法的，随后再在此前提下讨论收入分配问题。如果说收入和财富积累是由非正当行为获致的，这就超出了经济学框架，已不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或政治问题了。
经济学的框架约束是很严格的。如果把框架放松，经济学的解释力就会大大下降。除非出现类似交易成本理论、理性预期理论、信息经济学等理论上的进步。人当然不仅仅是经济动物，人的行为是多方面的，人的精神世界是丰富的，人的思想也是复杂的。但是，经济学只分析人的经济行为。在经济学框架中，人的经济行为基本可以处理成收益与成本的计算，即价格比较。如果横插一杠子，以人的其他社会行为规范来指责经济学的功利性，甚至指责经济学“不讲道德”，那就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此外，经济学之所以比较有活力、有科学性，是因为它非常注重从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汲取方法论养料。正因为经济学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所以是有严格的框架约束的。同样，对经济学、经济学者的批评也不能没有学科框架约束，不能没有一种“专业基本素质”的训练和“科学共同体”在话语系统、概念系统方面的约定。不然，讨论根本无法展开，经济学界也只能“集体失语”了。
以收入分配分析为例
经济学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及观念分歧，不在于道德准则或道德目标，而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5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人文学界的不少学者针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发表了不少包含道德诉求的文章。由于参与讨论的学者学科背景各异，因而，分析视角和分析框架各异，得出的结论差异也很大。
的确，收入分配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以自身的利益立场、知识背景、信息获得为基础对此发表言论。但收入分配根本上是一个经济问题，对此的讨论也基本上应在经济学的框架中展开。不然，泛学科的、情绪化的所谓“学术讨论”不仅容易缺乏客观的判断标准，难以达到科学意义上的共识，还可能会影响公众舆论，进而影响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发展进程。所以，我认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及观念分歧，不在于道德准则或道德目标，而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
经济学所称的效率是经济效率。经济效率包括生产的效率和交换的效率。生产效率的检验标准又是唯一的，即以最小成本生产；交换效率的检验标准也是唯一的，即没有人能够在不使别人受损的情况下使自己受益。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认为，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往往具有最大化理性”以及“市场价格信息完全”这两个约束条件下，竞争性市场体系会达到经济效率，并实现长期经济增长。根据经济学的逻辑，效率是引致财富净增长的源泉，而竞争性市场体系则是达到效率的通道。但如果引入公平这个概念，分析就变得复杂。因为，如何定义公平以及如何操作公平是一个难题。
经济学教科书曾给出了四种关于“公平”的定义：平均主义――社会所有成员得到相同数量的产品；罗尔斯主义――使社会中境况最糟的人的效用最大化；功利主义――使社会所有成员的总效用最大化；市场主导――认为市场结果是最公平的。因为根据经济学方法，任何一项选择都是有成本的，所以比较了以上各种选项的成本，大多数经济学家选择了功利主义对公平的定义。当然，也有一部分经济学家会选择市场主导的公平观点，认为竞争性市场进程的结果是公平的，因为它总会奖励那些最有能力和工作最努力的人。
大多数经济学家之所以选择功利主义对公平的定义，是因为这种定义与经济学的效率标准是相吻合的。经济学认为，如果一个人财富的增加不是以他人财富或效用的受损为条件，那么这种个人财富的增加会引致社会总福利的净增长，因而是有效率的。这一判断标准就是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帕累托最优”。如何达到“帕累托最优”?经济学的回答是：自由公平的交易。
以上分析所要说明的道理是简单明了的：经济制度与社会财富增长有直接的关联，有效率的社会制度安排将引致社会财富的净增长。而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应当是一个能保证自由公平交易的制度。经济中运用非自由公平交易手段而获益的空间越小，这个制度越有效率，个人财富的增加越能同时引致社会财富的净增长。反之，如果个人财富可以通过非自由公平交易获得，那么这个制度就是无效率的。据此理念，一个社会可以在资源禀赋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变革极大地提高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推进经济社会的进步。这也是经济学所揭示的市场经济制度之价值所在。实际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既反对平均主义，同时也关注收入差距悬殊问题。在这种原则看来，平均主义与收入差距悬殊都是分配不公的表现。因此，我认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讨论收入分配问题。第一，以收入分配为表象的利益关系调整是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收入差距扩大是在绝对收入水平总体上升、贫困人口持续减少的条件下发生的。第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社会应更加关注收入差距问题，也将更有经济能力、手段来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促进共同富裕。第三，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不能摒弃效率原则，不能损害经济发展这一基础。因为收入分配调节的目的是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穷。
如何看经济学的不同流派
大抵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两个名词在中国频繁出现，学术界及经济思想界对新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想、政治学思想及经济学思想进行了大量的引进、研究和讨论。
尤其是进入了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有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讨论渐趋热烈。但在这些激烈的讨论中，不少论者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学派形成、治学基础、主要观点把握得并不准确，有些理解甚至是错误的，争议的一些论题及观点也多有“泛学科”色彩。例如，“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理论界的表现是：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观、多要素创造价值的分配观、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的市场改革观、主张一切产业都无须保护，等等。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个学派。作为一个经济学流派，其信奉自由主义即自由市场经济理念。1947年，哈耶克(F.A.Hayek)曾邀请38位信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在瑞士朝圣山的杜帕克酒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团体，旨在坚持斯密所主张的“自然的自由秩序”，坚守自由文明，反对各种形式的集权主义。这一学术团体被称为“朝圣山学会”。就此，朝圣山学会将欧洲和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聚合在了一起。一般认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聚合，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学派的形成。
论文关键词：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古典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混合经济；政府干预；效率与公平
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是在总结了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践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理论既继承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的优点，又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其缺点，把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结合起来，把私人经济与政府经济结合起来，既保留了市场机制调节的效率，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公平，是一种比较成熟、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理论。正是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
凯恩斯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1 混合经济
混合经济是一种由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经济。
凯恩斯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不仅有私有产权的私人经济，而且还有政府经济以及私人经济与政府经济相混合的经济。他在《劝说集》中说道：“事业的性质不一，有些在技术上是属于社会的，有些在技术上是宜于个人经营的，对两者必须加以区别。有些事业个人已经在进行，已经有了成就，而有些事业则在个人活动范围以外，关于后一类，政府如果不做出决定，就再没有人来过问；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与后者而不是与前者有关的。在政府方面，主要不是在于去做那些个人已经在那里做的事体，不是在于比个人去做得好些或坏些，而是在于去做那些现在还没有人在那里做的事体。”
在《通论》中，凯恩斯的混合经济思想更为明确。他说：“我们对于经典学派理论之批评，倒不在发现其分析有什么逻辑错误，而在指出该理论所根据的几个暗中假定很少或从未满足，故不能用该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他主张“让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
而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认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只能是国家的保卫者，公共事业的管理者，货币发行与法定利息率的决策者以及征税人，而不能是市场主体，不能是经济运行的调节者。
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不仅有企业和居民，而且还有政府，政府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主体。萨缪尔逊就指出，市场经济的“全部主体”是消费者、厂商和政府。这种观点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像企业和居民一样，也进行投资生产（政府主要投资生产公共产品），进行采购和消费，它是市场经济中一个主要的投资者和生产者，也是一个主要的商品采购者和消费者。
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混合经济体制是难以忍受的。他们认为，只要有政府存在，就有垄断存在，就有计划存在，就有权力存在，就有垄断和计划的弊端存在，就有权力寻租存在。如此，则“看不见的手”就是受限制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就将继续存在，改革就是不彻底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经济学上的老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把国家作为罪恶的渊源，其最彻底者甚至把欧美的福利国家也称为“通向奴役之路”。
事实上，任何务实的而不是极端的经济学家，都能认识到强政府干预的优缺点和纯自由市场的优缺点。当然，由于存在双重缺陷，混合经济体制既不像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那样能够得到市场神学的支持，也不像强政府干预那样，能够得到计划神学的支持。市场神学与计划神学都能够得到大多数头脑简单的人的支持。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不是以自由市场排斥政府干预，或以强政府干预排斥市场调节，而是如何尽量减少混合经济体制的缺陷，尽可能发挥混合经济体制的优点。这是心态平和的、不走极端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各种类型的社全经济制度都具有一定的优势。
2 政府干预
凯恩斯革命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调节经济生活。《通论》一书，在批判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
凯恩斯指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背后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市场机制是完全的。即市场机制符合以下条件：（1）每个当事人都拥有完全的经济信息，每个生产者或消费者都能够充分地了解市场的价格变化。在经济当事人之间经济信息是对称的；（2）存在着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没有任何一个生产者可以控制或影响价格，没有任何企业或集团在生产和销售上具有垄断的地位，也不存在几个大企业集团之间的垄断竞争；（3）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由于其他条件的约束，边际产品的增加量随投入增加而递减，增加产量不会减少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4）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都不产生外部效应，不会对其他人的福利产生正的或负的影响；（5）交易成本很小，可以忽略不计；（6）经济当事人完全理性，即每个生产者都可以合理地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益最大化。完全的市场机制是“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凯恩斯通过分析，得出完全竞争的市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由此导致“市场的失灵”（marketfailures）。他指出，由于人们的经济行为总是受到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边际消费倾向”、“心理上的流动偏好”、“资本边际效率”）的影响，纯粹依靠市场调节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导致社会供求的均衡，从而引发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经济危机也就由此产生。
按照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原理”，在小于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只要存在着一定量的总需求，社会就会产生相应数量的供给。既然“看不见的手”不能充分有效地对市场进行调节，那么就应当让政府担当起调节供求关系的部分责任。凯恩斯认为应当放弃古典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干预经济。应当扩大政府经济职能，用提高资本边际效率或降低利率的办法来提高投资意愿；或者直接增加政府投资来弥补民间的消费和投资不足；抛弃传统的节约观念，鼓励消费，扩大社会需求；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政府应当通过宏观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手段来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鼓励消费，引导需求，以此克服市场缺陷所带来的种种经济困难；在增加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的过程中，政府甚至可以执行“举债支出”的赤字政策。
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的经济先后遇到了麻烦。先是通货膨胀加剧，随即出现了在物价总水平急剧上升的同时失业也大量增加的“滞胀”现象。这些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对政府干预调节的功效失去了信心，特别是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严重地打击了西方各国的经济，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基础。“政府失效”的概念开始出现。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相继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官方经济学。他们针对“政府失效”，积极提倡自由企业制度。弗里德曼指出，西方国家干预的实践并不成功，它的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正是国家的干预活动阻碍了市场的健康发展，导致了西方经济“滞胀”现象的出现；各种福利措施造成极大的浪费，降低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干预的过程中还包含着对公民个人自由的限制。因此，政府的干预必须减少而不是增多，它的主要职能在于“防御外来敌人的侵略，确保我们的每一个同胞不受其他人的强迫，调节我们内部的纠纷，以及使我们能一致同意我们应遵循的准则”。
20世纪80年代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提出了较为温和的国家干预理论：市场与政府都不是完美的，需要二者的结合。一方面，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另一方面，政府经济行为低效率，需要采取措施增强竞争、削弱垄断、适度分散政府功能，加强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
其实，各个历史阶段的理论纷争，是特定历史时期经济关系和社会矛盾的反映，不能简单地判定其正确或错误。它们之间相互吸收相互渗透的过程，表明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同样重要。争论的焦点和根本区别，只是市场与政府角色的主次、干预的方式和干预的范围程度问题。
事实上，无论是新自由主义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们都在不断修正自己的观念，已经很少有哪个经济学家主张“纯粹”的自由经济或“纯粹的政府干预”。新自由主义者不可能完全否定政府干预的作用，他们主张的政府经济职能偏重于保护和完善市场的自由竞争，防止垄断的发生。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西方社会已悄然完成了政府经济职能的调整，就是综合自由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的优点，走向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混合型”经济。
3 效率与公平
公平与效率是经济学领域一对永恒的矛盾。
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创立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到:“每个人都试图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能实现最大的价值。一般说来,他既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能够增进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一己的安全或私利。但是,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另外一种目标,尽管该目标并非是它的本意。追逐个人利益的结果,是他经常地增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的想要增进社会的利益时要好”。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看不见的手”即市场会自动配置资源而无需国家的干预；主观追求自利的“经济人”在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间接地使社会利益最大化了。 因此,斯密的主张就是如果遵从市场对资源的自发配置作用,就是有效率的,进而也就是公平的。
新古典学派也反对政府干预分配,认为任何试图使“结果均等”的努力都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损害。他们认为只有竞争的市场才是最有效率的,而竞争和自由是紧密联系的,如果政府干预,就等于没有了自由,市场竞争也无从谈起,效率也就随之消失。此外,他们认为效率本身就意味着公平,因为效率与个人能力和努力相关,效率反映了个人的勤奋程度与技术水平,收入多少正是给予他的最公平的回报。
而事实上，市场本身的缺陷要求政府对公平问题实行某种干预。凯恩斯曾这样说过:“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的显著特点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缺乏公平合理的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在此他指出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存在着的两大弊端。因此，必须采取步骤进行改革，扩大政府的经济机能。在国家的管理控制和引导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私人经济的作用。政府干预经济除了解决市场自发配置资源产生的低效率或无效率外,还可以减少由于市场的缺陷所造成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在财产占有、接受教育机会和能力等方面机会不均等,竞争中不是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因此而造成的收入差别不是由于勤奋与懒惰造成的。他认为这样既“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又可以促进私人策动力得到适当的发挥；既可以医治有欠公平合理和不能充分就业的弊病，又可以保留效率与自由。
但总体来说凯恩斯也是一个效率优先的主张者,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政府干预经济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市场的无效率前提,1929-1933年的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最好的证明。当然缩小不公平程度也是政府干预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但重中之重还是效率。
萨缪尔逊也明确地把不公平看作是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缺陷。他说：“我们不要忘记，看不见的手有时会引导经济走上错误的道路”，“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平等”，“虽然竞争具有一种理想的效率”，但它“对平等问题却是不闻不问。”“在市场经济下财富的分配是非常不平等的”。他认为，为了克服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这些缺陷，政府必须进入市场，把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实行混合经济。只有这样，才能把效率同公平、稳定结合起来。
综上，我们不难总结出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经济学及萨缪尔逊,对于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他们主张的还是把效率放在第一位的,其中最大的区别表现在如何实现效率优先这一目标的手段上：
关键词：企业家理论 理论演变 理论发展
西方企业家的理论研究是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西方企业家理论的发展，根据时间的顺序，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古典阶段企业家理论
“Entrepreneur”(企业家)一词最早见于16世纪的法语文献。而最早将企业家应用于商业的是康替龙(Cantillon) ，他在1755年所著的《商业性质概论》一书中认为企业家特质就是承担收入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后来的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企业家问题，创立了各具特色的企业家学说。而在古典阶段，对企业家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探讨企业家的职能。
1.重农主义经济学派的企业家理论
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等重农主义经济学家沿袭了康替龙的企业家理论。魁奈认为企业家是简单的监督管理者，他抛弃了康替龙关于企业家的风险承担内涵。重农主义经济学家波多(Baudeau)继承了魁奈和康替龙的观点，认为农场主是指承担费用、承担风险、享受获利——最终所有的一切经营都是为他自己利益的人。杜尔阁(Turgot)则认为，企业家是富有的工业企业家或者商人，为了积累更多的财富而从事有风险的经营和生产管理事务。
2.萨伊的企业家理论
最早赋予企业家突出重要性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 B Say 1803 )，在其《政治经济学问答录》中首先指出企业家概念包括企业家职能和企业家精神两项内涵。他对企业家阶层的诠释是：“结合一切生产手段并为产品价值寻求价值的人，是预见特定产品的需求以及生产手段，发现顾客、克服困难，将一切生产要素结合起来的经济行为者。”企业家是将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组合起来进行生产的人，是生产过程的中心枢纽，是生产要素和生产环节的协调者。
萨伊之后，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48)在英国推广了这一术语。古典阶段的另一代表人物是马克思则认为企业家的特质是人格化的资本，或者说企业家是一定资本的所有者。
二、新古典阶段企业家理论综述
新古典经济对企业家的研究侧重于企业家的特质，即企业家的性质。主要代表人物有马歇尔，熊彼特，奈特以及柯兹纳等人。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企业家的特质进行了分析。
1.马歇尔的企业家理论
马歇尔(A•Marshall)提出了在修正不均衡，使不均衡走向均衡这一动态过程中企业家承担着重大作用的观点。马歇尔所谓的企业家是多重角色的，他赋予企业家中间商人、风险承担者、领导协调者、创新者等角色，形成了企业家理论的雏形。马歇尔指出：“企业家们属于敢于冒险和承担风险的有高度技能的职业阶层。”
马歇尔这种赋予企业家多重角色的折衷观点使其企业家角色理论失去了鲜明性，但其思想博大渊深，极大地影响了后人对企业家理论的研究方向。
2.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
熊彼特(J. A. Schumpeter)从企业家资质或能力角度分析企业家阶层的角色功能，他界定了企业家是管理者，其管理活动的核心是创新，企业家的创新产生了动态的经济运动与经济发展。他提出了企业家即创新者，第一次把创新作为企业家的首要职能，强调创新是企业家的判别准则。企业家通过“创新”显示个人成功的欲望，即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支持着企业家的活动，熊彼特把它称为“企业家精神”。
关于风险的承担问题，熊彼特认为承担风险的是资本家，而企业家并不是风险承担者。熊彼特以企业家为中心，构筑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外，独立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和历史进程的动态理论体系。但他的理论完全抛开了资本的作用，将企业家与风险分割开来；把企业家置于企业组织之外去追求个人功绩，没有涉及到企业家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
3.奈特的企业家理论
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1921年)一书中，根据不确定性和企业家精神来论述企业家阶层的功能角色。他认为，面对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家承担的职责就是通过决策，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尤其是难以预测的不确定性。
奈特的企业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不确定性下，使管理权限和保证责任不可分割的联系起来，只有保证合同收入才能掌握决策权，这种逻辑在企业组织中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股东与内部人的关系，但奈特没有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
4.柯兹纳的企业家理论综述
柯兹纳(Kirzner)继承了马歇尔的研究传统，从研究市场结构入手研究企业家的角色功能，他把企业家作为推动市场结构的主体，探索作为“中间商”角色的企业家本质机能。他基于对市场过程的分析，提出企业家的主要贡献在于从市场过程中发现获利机会，从而形成了马歇尔之后企业家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
柯兹纳发展了马歇尔和康替龙的理论，从市场过程内在角度成功地阐述了企业家的形象，但柯兹纳的企业家理论局限于把不均衡只视为始终存在于投放与产出的过程中，他并未把企业看作是生产资源的集合，也没有考虑资本运营的风险作用。
三、新自由主义阶段企业家理论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企业家的问题研究侧重于企业家的作用。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家行为受自身所处的组织环境的影响，有权选择自己的组织，主要代表人物有卡森、鲍莫尔等。另一些经济学家则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企业家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科斯、诺斯、阿尔钦与德姆塞茨等人。
1.卡森的企业家理论
卡森(Casson)运用企业家市场均衡模型来研究了企业家角色功能，在信息的主观性、内生性偏好和有限理性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综合了前人的企业家理论，把企业家的行为分析综合到一个供给——需求分析框架之中，构造了一个企业家市场均衡模型，从交易成本入手，得出了企业家对市场过程的参与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结论。
卡森关于企业家一般规定性的探索，抓住了以往经济理论对企业家研究的不同要素。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者”角色的创新行为，柯兹纳的企业家“中间商”角色的套利行为都可视为卡森企业家“判断性决策者”决策行为的特例，这使得他的企业家概念更具有一般性。但是，同时也造成了他的企业家概念的偏颇，即只注重企业家在企业中的交易性，而忽视了其生产性。
在我们开始描述原教旨主义经济学的特征之前，需要再做一下澄清，解释一下什么不是原教旨主义经济学。
原教旨主义经济学不是“往回看”的神学家们的创造物，他们除了一些过往的乌托邦的光辉以外，看不到也不愿去看任何东西。尽管原教旨主义的修辞性可能会传达出一种重建失落的社会德行的愿望，但是我们将会看到，驱动它的是对当代现象的关怀。
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并不反对掌控物理世界，也不去妨碍世俗的繁荣或者美化贫穷。它不是提倡抛弃一切，标榜禁欲主义、斯多葛主义、隐修主义的经济学。德尔图良（公元160年-223年）和其他基督教教父可能会谴责贪多的本能是贪婪之罪，但是基督教经济学不是要颠覆财产或者密谋反对经济增长。原教旨主义经济学也不会赞成把经济成就拉平。每一种原教旨主义经济学都有一些平等主义的色彩，但是没有一个走得太远，远到要彻底否定依据个人的努力或展露出的才干进行奖励。
最后，原教旨主义经济学不会宣扬信念本身就会把面包放在我们的餐桌上，运转我们的工厂，或是修建我们的高速公路。伊斯兰经济学确实认为信念对于此世和彼世的幸福都至关重要，但是它也不会认为每天五次礼拜是通向物质繁荣的钥匙。
一
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很大程度上是在对现存经济体系中可感的不正义做出反应，也是在对由工业革命、政府的扩张以及信息化革命所导致的变革做出反应。这种感觉在富裕社会和贫穷社会都相当普遍，现代化腐蚀了个体，撕裂了社群，将人类的知识分门别类，并且偷偷换掉了前现代经济时的兄弟之情，取而代之的，要么是商业活动中的无情竞争，要么是一样残酷的争夺公共资源的竞争。新教经济学尤其倾向于把后一种形式的竞争看成是引发恐慌的首要原因。在美国，这一经济学的倡导者认为它传达出的理念和美国的共和主义理想高度一致。另外，美国的基督教经济学家常常会为出现许多新型的经济条例而感到困扰，他们认为这些条例危害了宝贵的市场自由。也有一种相反的倾向，它把市场竞争看成是一种威胁，看成是一种正在失落的德行的对立面，这种观点在缅甸的印度教经济学和佛教经济学分支中尤为明显。
一些书籍、文章和小册子汇集成了原教旨主义经济学思想的资料库，但这些资料不能全方位地捕捉到指引这一思想发展的各种因素。一个人需要知道历史的语境，才能从复杂性中理解原教旨主义作者的动机。就像迪帕克・拉尔所阐释的那样，驱使印度教经济学发展的，是保护印度传统的封闭经济，让它免于外来竞争的热切愿望。维持现状的政策的确保护了小私营企业主、专业人士和公职人员的利益，但更大范围上损害了多数消费者的权益。伊斯兰经济学不过是更广泛宗教复兴运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打破西方思想对穆斯林的强势影响，进而重建至高无上的伊斯兰族群意识。许多近期的伊斯兰经济学文稿回避了这个最根本的动机，而是制造出一种印象――它只是在单纯地致力于推动正义和效率。佛教经济学的特点，就像查尔斯・克尔斯所强调的那样，是通过大量的条例来保护佛教僧侣的社会经济地位。它宣称的目标更加崇高：解放个体远离物质主义的枷锁。最后，新教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有区别的，尽管某些著作传达出一种印象，好像这两者是等同的一样。劳伦斯・艾纳孔的论文指出，基督教经济学本质上不是和政府相对立，更具体地说，不是和非基督教政府相对立。它们积极接受自由主义的理想不过是一种策略性的举动，其目的一是在于联合共建，二是在于削弱当下世俗国家的经济基础。
尽管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们对于当下经济趋势的顾虑各有不同，但他们都相信现代文明的顽疾在于道德的腐化。非宗教的政府和世俗的教育不去教化个体的自私本性，不去开拓他的雄心壮志，不去塑造他的高贵天性。因此，在每个原教旨主义经济学的纲领上，通过道德提升来推动行为变革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鼓励人们在经济算计中加入社会利益的考量，展现出自己的慷慨与宽容，同时坚持认为每个个体都有杜绝浪费的义务。
二
现代经济学是在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其他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杰出思想家的著作中成长起来的，它很少强调由道德或社会驱动的个体行为。最著名的命题是：自由追逐自己经济目标的人们不但会给他们自己，也会给更广泛的社群带来有益的选择。它认为，经济活动就是由自私、贪心、贪婪，甚至炫耀激发的，它导致了实际的社会收益，尽管这种收益是意想不到或无法预测的副产品。原教旨主义经济学选择了一个极其不同的视角，它相信，现代经济思想过分夸大了源自深层欲望驱动的经济诉求带来的社会回报，也严重低估了相应的社会损失。它宣称，集体的善需要个体让出自身的利益，使其服从更广阔的社群利益。
这一看法基于如下假设：个体可以轻易地辨识出总体上最佳的行动方案，这个假设虽然隐蔽，但是至关重要。当你的手指放在核弹的引爆装置上，没有人会否认这种情况下存在着选择――你会毫不费力地作出判断，阻止按下这个按钮符合这个社会的利益。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面临着许多选择，这时总体上最佳的选择就很难是自明的了。假设你在考虑是否在大城市里建造一个新的合成肥料工厂，如果建了这个工厂，你会创造新的工作机会，而且很可能会因此富裕起来；但是工厂排出的烟雾可能会造成一些伤亡，现有的化肥厂也会面临被迫裁员。在这里，总体上最佳的行动方案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尽管你是好意且利他的，你的判断依旧可能会和那些同样善意且无私的人相冲突。
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否认后一种经济选择的存在，至少是贬低这种复杂的经济选择的重要性。它强调在日常的经济事务中，人们可以轻松地辨别出什么是社会意义上的最优选择，他们拥有高贵的意图以及正确的思维框架。更重要的是，他们坚持认为，这些最根本的特质只能通过严格地遵循神圣的启示，以及对宗教的权威解读才能获得。经济正当性的源泉就是神圣意志，它体现在启示中，以及那些通过信念和奉献获得它的神人员身上。
这种观点里隐含了一个论点，即这个独特的“正当选择”的观念与许多同样正当的选择是相对立的。正当、正义和善都是绝对的观念，它们和那些有见地的、理智的、善良的人们可能会否定的相对观念是不一样的。如果说现代经济学为了补偿个体的信息匮乏，试图去解除个体的义务，不需要他们预测自身行为带来的社会后果的话，那么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则是把宗教文本或传统当作了合宜的行为指南。
三
在每一种原教旨主义经济学中，人们都会发现各种模糊这两者差别的命题和特定表述。引人注目的是基督教经济学对世俗作品的重视，它对市场在相互竞争的个体需求间的调节地位尤其关注，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作品中。这不能说明基督教经济学承认基督教的教诲在指导经济行为时存有缺陷。它只是不能完全接受某种不一致性――一方面要求《圣经》为复杂的经济问题提供解决方法，另一方面又欣然接受市场才是发现解决办法的机制。在每一种原教旨主义经济学中都存在着这类无法解决的张力，我接下来还会讲到这一点。
简化是所有思想的共性，无论是宗教思想还是世俗思想。每个知识分子如今都喜欢援引那些支持他们的答案、解决方法及阐释的思想家。一个研究如何提升政府效率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会在他的理论中使用一系列简化的假设，通过将这些假设和观察与逻辑推理联系在一起得出结论：人们必须限制政府操纵预算赤字的能力。如果这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刚好和一个基督教经济学家开出的方子相一致，那么如何区分这两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呢？每一种思考都以大量的简化作为思想的开端，并且提出不同的行动方案。假设这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忠诚地捍卫本思想学派的核心科学原则，那么他给出的建议会以开放的态度面对可能存在的修正。比如说，他有责任因为全新的发现抛弃自己的假设，否定分析步骤，甚至推倒结论。然而，一个对其学说的精髓无比忠诚的基督教经济学家会认为他的结论不可改变，因为无论何时这些结论都出自《圣经》，出自上帝对于正确的经济秩序永不迷途的指引。
就在这一点上，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和世俗的经济学有所差异，差异在于它们是否会对与自身立场不符的信息做出反应。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或许会承认，有时从预算赤字中所获得的好处要多于付出的代价。而他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同侪的分析则没有那么灵活，如果他认为《圣经》谈及了这个议题，那么《圣经》设置的界限会让他倾向于不去改变自己的想法，尽管一些反面的经验证据构成了挑战。
然而在实践中，这两种经济学学派之间的区别再一次被模糊。基督教经济学只是在理论层面不可改变。经济学作为一个实践的学科，一些会影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断发展的新情况同样也在影响着基督教经济学。所以说，二者最关键的区别不在于一个思想系统是动态的，而另一个是静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能够光明正大承认的某些改变在基督教经济学中只能被偷偷地认可，以免它与《圣经》永恒的正确性相违背。总之，如果基督教经济学体现的是绝对真理，那么它不可能在时间的长河中受到侵蚀或发生改变。无疑，即便是最具代表性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很难完美地对经验证据做出反应。许多实践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其他世俗学科的学者们一样，他们在抛弃自己的假设、方法和理念时也极其艰难，还要面临事业和名誉上的风险。新的世俗范式最终获得胜利，与其说是转变了旧范式的守卫者，还不如说是活得更长久罢了。
综上所述，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经济学原教旨主义者之所以是“原教旨主义者”，归根结底在于他们信奉着一些不变的基本观念，那就是正义的经济必须依赖于宗教，而不是简简单单地声称在经济事务中给予宗教一个位置。一个人可能会相信宗教价值观念推动了工作团队中的协同合作，或是宗教传统中蕴含着有价值的经济训诫，甚至良方或禁忌――即便这样，也可不必是原教旨主义者。
如果一个人声称，与宗教相关的教诲和训谕都是恒定不变的，永远不会遭到异议或是需要适应时代，并且对信仰者和非信仰者一视同仁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已经步入到原教旨主义的王国中了。所以说，从7世纪阿拉伯的早期穆斯林经济经验中获取灵感算不上原教旨主义的表现，除非认为现有的记载已经超越了历史知识的界限，并且为经济实践提供了一种超越时间的规范性基础，如果是这样，对早期伊斯兰的兴趣才可以被当作原教旨主义的。
再举一例，在1986年美国天主教一封关于美国经济的致教区信徒书中，他们认为基督徒要比非基督徒秉持更高的标准。同样地，在精神性和经济事务中，他们认为修持天主教的信众要比普通大众持更高的标准，包括非修持的天主教徒。这些经济学教诲明显是基督教教诲，但是它们并不属于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会认为它的经济学忠告对每一个人是平等适用的。
就像在对“市场竞争是有益处的”和“竞争的本能需要加以约束”这些观点上出现意见分歧一样，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在需要道德和行为上加以变革的社会族群的认同问题上也出现了分化。在谴责市场竞争的这些经济学学说中，贸易商、中间商还有投机者成为社会中首要的反面人物。在那些推崇竞争的学说眼中，反派是官僚、社会工程师和立法者。
不过，我们在进行这种分类时必须时刻谨慎，因为没有哪种原教旨主义经济学算得上一个逻辑严密、充分自洽的思想系统。就像所有的社会思想一样，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区隔出了它感知为实在的东西，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任何作者或读者的头脑能够把事关人类生存的各种变量、各种关系放在一个自洽模型中去。就像新古典经济学在其分析领域中会使用微观经济学而不是宏观经济学的模型，使用劳动经济学而不是产业经济学的模型一样，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在处理论题时也会运用完全不同的事实和原则。我们已经看到，基督教经济学如何同时将市场和宗教戒律作为指导原则，去推动对于社会有益的经济行为，但是它没有辨别出这两者之间可能的冲突，更不用说去规定如何化解这些冲突。
与此相类似，伊斯兰经济学的一些文章在市场机制的德行上花了大量的篇幅，认为价格变动对于供求平衡至关重要。但是在这些文章的另一部分，作者又以命令的口吻禁止商人从可预期的短缺中通过不正当的提价来渔利。这两个部分明显存在着不协调之处，因为后者提倡的“公平价格”原则实际上损害了前面加以赞许的供求平衡。这种不协调会让任何公允地把伊斯兰经济学放在支持或是反对市场的阵营中的努力变成无谓的尝试。伊斯兰经济学在市场过程中展现出两种相反的面相，尽管在特定的篇章中，其中一种面相比另一种更突出一些。还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不同文本对于不道德经济活动的列举也各有差异。我们之后还会讲到这种差异。
如果说，竞争是将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和个人道德联系起来的重要主题之一，那么另一个主题则是稀缺。典型的现代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会把人的需求看作没有边界的。通过承认物理世界资源的有限性，它断言，潜在的需求不可避免地会超过可能的供给。它进而宣称，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就是在资源的限制之下让社会满意度指数最大化。许多原教旨主义经济学会拒斥这种非道德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赞成关注个体道德的研究方法。标准教科书把人类需求的无边界性当作人生的一个事实，而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倾向于把它看作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产生，部分是由于现代文明没能成功地控制住个体的贪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努力去供应更多的消费品，同时还要努力去控制对它们的需求。后一目标的达成需要对个体进行循循善诱，让他们培养一种节制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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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背景下的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地租理论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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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法的计算错误与价值的历史转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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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凯恩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
资本主义主流经济学发展观简析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恩格斯及其启示
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中的静态最高与最低增长率
经济危机理论的比较与诠释:马克思和明斯基
关于经济中不同发展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的探索
经济发展的实践、增长理论的进展与文献的转向
理性疏忽:内涵、模型及其对经济分析的意义
主观预期与客观约束——一个利益“最大化”的现实路径
公私利益选择与公共品供给动态有效性:经济思想史的视角
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微观机制——货币政策失效
论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特质
关键词：企业家理论理论演变理论发展
西方企业家的理论研究是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西方企业家理论的发展，根据时间的顺序，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古典阶段企业家理论
“Entrepreneur”(企业家)一词最早见于16世纪的法语文献。而最早将企业家应用于商业的是康替龙(Cantillon)，他在1755年所著的《商业性质概论》一书中认为企业家特质就是承担收入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后来的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企业家问题，创立了各具特色的企业家学说。而在古典阶段，对企业家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探讨企业家的职能。
1.重农主义经济学派的企业家理论
魁奈(FrancoisQuesnay，1694～1774)等重农主义经济学家沿袭了康替龙的企业家理论。魁奈认为企业家是简单的监督管理者，他抛弃了康替龙关于企业家的风险承担内涵。重农主义经济学家波多(Baudeau)继承了魁奈和康替龙的观点，认为农场主是指承担费用、承担风险、享受获利——最终所有的一切经营都是为他自己利益的人。杜尔阁(Turgot)则认为，企业家是富有的工业企业家或者商人，为了积累更多的财富而从事有风险的经营和生产管理事务。
2.萨伊的企业家理论
最早赋予企业家突出重要性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BSay1803)，在其《政治经济学问答录》中首先指出企业家概念包括企业家职能和企业家精神两项内涵。他对企业家阶层的诠释是：“结合一切生产手段并为产品价值寻求价值的人，是预见特定产品的需求以及生产手段，发现顾客、克服困难，将一切生产要素结合起来的经济行为者。”企业家是将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组合起来进行生产的人，是生产过程的中心枢纽，是生产要素和生产环节的协调者。
萨伊之后，约翰•穆勒(JohnStuartMill1848)在英国推广了这一术语。古典阶段的另一代表人物是马克思则认为企业家的特质是人格化的资本，或者说企业家是一定资本的所有者。
二、新古典阶段企业家理论综述
新古典经济对企业家的研究侧重于企业家的特质，即企业家的性质。主要代表人物有马歇尔，熊彼特，奈特以及柯兹纳等人。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企业家的特质进行了分析。
1.马歇尔的企业家理论
马歇尔(A•Marshall)提出了在修正不均衡，使不均衡走向均衡这一动态过程中企业家承担着重大作用的观点。马歇尔所谓的企业家是多重角色的，他赋予企业家中间商人、风险承担者、领导协调者、创新者等角色，形成了企业家理论的雏形。马歇尔指出：“企业家们属于敢于冒险和承担风险的有高度技能的职业阶层。”
马歇尔这种赋予企业家多重角色的折衷观点使其企业家角色理论失去了鲜明性，但其思想博大渊深，极大地影响了后人对企业家理论的研究方向。
2.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
熊彼特(J.A.Schumpeter)从企业家资质或能力角度分析企业家阶层的角色功能，他界定了企业家是管理者，其管理活动的核心是创新，企业家的创新产生了动态的经济运动与经济发展。他提出了企业家即创新者，第一次把创新作为企业家的首要职能，强调创新是企业家的判别准则。企业家通过“创新”显示个人成功的欲望，即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支持着企业家的活动，熊彼特把它称为“企业家精神”。
关于风险的承担问题，熊彼特认为承担风险的是资本家，而企业家并不是风险承担者。熊彼特以企业家为中心，构筑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外，独立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和历史进程的动态理论体系。但他的理论完全抛开了资本的作用，将企业家与风险分割开来；把企业家置于企业组织之外去追求个人功绩，没有涉及到企业家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
3.奈特的企业家理论
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1921年)一书中，根据不确定性和企业家精神来论述企业家阶层的功能角色。他认为，面对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家承担的职责就是通过决策，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尤其是难以预测的不确定性。
奈特的企业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不确定性下，使管理权限和保证责任不可分割的联系起来，只有保证合同收入才能掌握决策权，这种逻辑在企业组织中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股东与内部人的关系，但奈特没有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
4.柯兹纳的企业家理论综述
柯兹纳(Kirzner)继承了马歇尔的研究传统，从研究市场结构入手研究企业家的角色功能，他把企业家作为推动市场结构的主体，探索作为“中间商”角色的企业家本质机能。他基于对市场过程的分析，提出企业家的主要贡献在于从市场过程中发现获利机会，从而形成了马歇尔之后企业家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
柯兹纳发展了马歇尔和康替龙的理论，从市场过程内在角度成功地阐述了企业家的形象，但柯兹纳的企业家理论局限于把不均衡只视为始终存在于投放与产出的过程中，他并未把企业看作是生产资源的集合，也没有考虑资本运营的风险作用。
三、新自由主义阶段企业家理论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企业家的问题研究侧重于企业家的作用。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家行为受自身所处的组织环境的影响，有权选择自己的组织，主要代表人物有卡森、鲍莫尔等。另一些经济学家则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企业家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科斯、诺斯、阿尔钦与德姆塞茨等人。
1.卡森的企业家理论
卡森(Casson)运用企业家市场均衡模型来研究了企业家角色功能，在信息的主观性、内生性偏好和有限理性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综合了前人的企业家理论，把企业家的行为分析综合到一个供给——需求分析框架之中，构造了一个企业家市场均衡模型，从交易成本入手，得出了企业家对市场过程的参与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结论。
卡森关于企业家一般规定性的探索，抓住了以往经济理论对企业家研究的不同要素。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者”角色的创新行为，柯兹纳的企业家“中间商”角色的套利行为都可视为卡森企业家“判断性决策者”决策行为的特例，这使得他的企业家概念更具有一般性。但是，同时也造成了他的企业家概念的偏颇，即只注重企业家在企业中的交易性，而忽视了其生产性。
2.科斯的企业家理论
科斯(Coase)认为企业家是决定企业制度形成的重要力量。他在《企业的性质》中，从降低交易费用这一全新的视角阐述了企业家在企业制度形成中的作用问题。在科斯看来，通过一个组织(企业)，让某个权威(企业家)支配生产要素，能够以较之市场交易更低的成本实现同样的交易时，企业就产生了。科斯同时论述了企业边界的存在和确定，认为企业边界的位置处于通过市场实现交易与通过企业组织实现交易成本相等的地方。
从他的理论，可以看出企业的边界也是企业家的边界，企业家在降低交易费用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受到企业家有限理性边界的限制。
3.诺斯的企业家理论
美国新经济史学家代表经济学家诺斯(North)认为“企业家和他们的组织会对(可观察的)价格比率的变化直接做出反应，通过将资源用于新的获利机会或(在现有规则内变化无法实现时)间接地通过估计成本和收益以将资源用于改变规则或规则的实施。”企业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在于运用自己的才能去发展通过重新配置资源获取更多收益的机会，并通过组织去改变制度框架的规则或准则。在诺斯看来，制度变迁绝大部分是渐进的，长期的制度变迁是企业家短期决策的结果。
4.阿尔钦和德姆赛茨的企业家理论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andDemsetz，1972)在他们的企业理论中重点由使用市场的交易费用，转移到解释企业内部结构的激励问题上。他们认为企业实质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每个人的边际贡献难以精确的分离与观测。为了克服因此而产生的偷懒问题，必须让部分成员专门从事监督其他成员的工作，为了保证其监督的积极性，剩余索取权必须交予监督者。这可以作为对企业特别是古典企业中不对称的产权安排的有力解释。但其重要缺陷是把企业家的功能仅仅归结为“监督”，而真正重要的职能，经营决策则被抽象掉了。
5.彭罗斯的企业家理论
彭罗斯(Penrose，E)从企业组织的角度考察了企业家的角色和功能。他认为：(1)企业家承担了推动市场与企业组织两者联动机构的作用。(2)企业家应具有预见未来变化和发展潜在生产机会的能力。(3)企业中未被利用的能力以及潜在能力构成了企业扩展的动因，企业家利用这些能力，促进企业的扩展。(4)企业家是主动地承担风险，而不是被动地承担风险。他讨论了企业家在企业的生产性和交易性两方面活动的实质作用，在企业家内在规定性研究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企业家理论的本质特征探析
综上所述，西方企业家理论的演变与发展主要经历了古典阶段、新古典阶段和新自由主义阶段。我们看到的企业家理论是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众多的学者应用交易费用理论、契约理论、委托理论等从企业家的职能、特征和能力不同的侧面描述和概括企业家一定的经济性质和本质特征，但是还没有得到一个统一的标准。
本文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把企业家定义为企业家是能利用企业内外部资源，善于捕捉获利机会、勇于创新、主动承担风险，面对不确定性做出决策的企业管理者。
通过探析，企业家的本质特征，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1)企业家具有企业家才能，富有创新精神，能主动承担风险；(2)企业家是生产的组织者和实践者，能不断吸纳人才，将各项资本优化组合，把握交易机会，降低交易费用，使企业利润最大化；(3)企业家具有市场眼光，能发现机遇和抓住机遇，并根据不确定性的内外部环境做出决策；(4)企业家承担着引导、指挥、组织、协调、监督、教育、凝聚人心、营造企业文化等企业领导职能，善于运用自己独特的领导艺术和方法。
随着企业家社会地位的日益提高，以及对社会发展各方面所作的贡献。企业家理论将会得到更多的发展和深化，它与人力资本理论，企业理论及其他更多理论的交叉、融合，必将使企业家理论发展的价值得以最大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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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的思想基础――新自由主义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中，它泛指经济学中的市场自由主义思想。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和主要内容是：市场是充分的自由竞争，因而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利己的，因而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首先是利己崇拜；市场的调节是“看不见的手”作用，私人活动取代公共行为；市场经济倡导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等等。国内外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及其内涵一直看法各异，但是其基本思想与核心内容应是有共识的。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秉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国际经济特别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走向极端。归纳起来，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大致是“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即全球经济美国化”。
早期的新自由主义只是作为一种理论思想而存在。20世纪末以来，新自由主义在政策层面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国际经济的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最近20年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延伸，新自由主义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向全球传散，使各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滞胀”，导致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复活、变异与盛行；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从理论思想嬗变为全球垄断资本的经济政策与行为范式，并首先在美国和英国以及一些拉美国家推行；20世纪90年代到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新自由主义以“华盛顿共识”政策而被大多数转型国家所采纳。这一波新自由主义的盛行，曾在美国的里根时期和英国的撒切尔时期达到，美国和英国政府不仅仅使本国政策偏向自由放任，同时也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向世界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并输出其政策。
新自由主义从一种思想演变为“华盛顿共识”政策并传散到各国，是它最大的危害。在最近的20年里，被视为新自由主义思想典型代表的“华盛顿共识”政策，从美英国家蔓延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它不仅是美英国家大资本阶层的利益体现，其本身也反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政治主张。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一句格言便是：除了通往全球化资本主义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
从俄罗斯转型初期推行的“休克疗法”，到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在全球的蔓延，其深刻的国内政策和国际背景，都与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华盛顿共识”政策的施行分不开。甚至可以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正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政策多年影响和推行的一个必然结果。按照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塔布(William K.Tabb)的说法:“新自由主义就其所许诺的目标而言已经失败了。它没有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没有消除贫困，也没有使经济稳定。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盛行的这些年代里，经济增长放慢，贫困增加，经济和金融危机成为流行病。”“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实践表明，无论是拉丁美洲国家、俄罗斯和亚洲一些国家与地区，“华盛顿共识”政策的推行都没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反而受到各国各方的谴责与抨击。我国很多学者对此也有认同。
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理论政策对中国改革有影响吗？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正逢60周年和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这样的背景下，鉴于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与反思的必要性，以及中国经济社会中诸多问题与矛盾的显露，人们开始关注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华盛顿共识”政策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在中外一些人士看来，中国是这些国家在实行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政策方面的唯一例外，中国一些学者认为其理论政策对于中国没有产生影响。中国是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政策的例外吗？对此，我们看看国内的一些主要论点。
第一，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对中国改革理论产生影响。更多的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主要学说被引入中国20多年来， 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参照，以西方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改革主流语境中的词语、概念、定义、方法都来自西方经济学，其核心理念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自由化、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等的输入，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些理论产生较大影响。例如，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产权理论指导中国产权改革；自由化思想使中国一度放松管制，特别是中国金融监管失利。在我国，也有少数宣扬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人，认为新自由主义带给中国的影响是正面的，因而把中国改革成就归功于“华盛顿共识”。
第二，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对中国改革政策产生影响。一些人认为，新自由主义曾是中国学界的主流话语，因为要发展经济就必须给资本和市场留下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把资本和市场的作用推至极端，从而影响中国经济政策，使中国一些政策具有新自由主义的特征与性质。特征之一是主张效率就是一切，资本和利润是达到最大效率的唯一工具与标志；特征之二是动用政权力量为资本开路，为资本提供方便条件使其利益最大化；特征之三是忽视普通人的权利。当前我国存在的诸多矛盾，比如贫富分化、消费不振以及教育医疗方面的问题等等，恐怕都与前期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不无联系。这是把资本的利益推至极端的必然结果。更有甚者，一旦资本和权力相结合，则会产生极端的腐败。
第三，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对中国改革的正反面影响。对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也有学者从其正反两方面加以评价。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之所以能够误导很多国家的经济实践，在于这一理论包含有合理的成分。正是由于这一理论所具有的合理一面，才掩盖了其不不合理的另一面，从而被广为传播。它们对于中国改革的积极作用被认为是在中国经济转型初期，中国政治环境迫使改革者不得不强调经济自由、市场与资本的力量和充分竞争的精神。对中国改革来说，新自由主义理念中包含着建立现代国家所必须的某些合理制度，诸如个人自由、私人产权、市场制度等等，而这样的制度在中国尚未确立。对中国来说，市场监管的对象本身还远不够完整，中国需要强化监管，更需要构造市场本身；另一方面，如同其他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一样，新自由主义在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使中国出现财富两极分化，社会严重不公、公民权利损失、社会矛盾激增、伦理道德丧失等问题。
关键词： 经济学
一、研究失业问题的重要性
不同的经济学派对失业的关注程度及解决方案具有明显的差别。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简单地把工资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及其供求的调节机制，认为在经济中不存在非自愿失业，若有失业存在就是因为工人要求的工资过高了，因此，把降低工资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凯恩斯承认了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认为经济即使处于均衡状态也可能产生失业问题，他把失业作为经济生活中一个难解的重要议题加以研究，其由《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命名的代表作把首个关键字定为失业就是最好的证明；相比而言，古典自由主义者则不大看重失业的危害，反而认为官方统计的失业数据高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他们认为很多被政府认定的失业者实际上在“地下经济”中是有工作的。
当代美国经济学承袭了凯恩斯经济分析的传统，把失业作为宏观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加以研究。从某种角度而言，其宏观经济学就是围绕着失业问题展开的。本文将主要以当代美国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samuel Bowles、Richard Edwards和Frank Roosevelt 2005年出版的《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第3版)》为基础，介绍他们对资本主义失业问题的研究。
二、资本主义失业的荒诞、浪费、痛苦及其程度的严重性
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失业是与机器设备的闲置以及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并存的事实。它与我们平常的经验完全不符。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需要一个书架，而且有工具、木材和时间，我们就可以动手为自己做一个书架。我们在组织自己的生产活动时，不会在仍然有闲置工具、闲置人员和未满足需求的时候停止工作。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因为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利润而不是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它会在需求尚未得到满足、设备依旧闲置而劳动力失业的情况下停下来。
这一荒诞事实所造成的，首先是资源的巨大浪费。2001年，美国有25％的工业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因而少生产了1.2万亿美元的商品。若把这些商品平均分配给当年美国的2.85亿男性、女性和孩子，每人将多得4211美元的商品。而同时，美国每天有674万失业人口在寻找工作。
其次，失业给失业者的生活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痛苦。它不但是薪水的丧失和生活的困难，而且有着远大于收入丧失的心理成本。它使失业者失去了作为劳动者的尊严、失去了别人的尊重甚至社会的认同感。
第三，失业的痛苦不仅是那些事实上正处在失业状态的人所承受的，即使是从未失业过的工人，也不得不担心将来某天自己也可能失业。而且一旦失业，就难再找到与目前岗位匹配的工作。失业像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给整个社会带来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
第四，就失业的严重程度而言，政府公布的数据往往不是高估了，而是估计不足。以美国劳工统计局2004年6月搜集并出版的美国5月份就业和失业的估计值为例，公布的失业率为5.6％，但报告同时指出，除了现有失业人口之外，还有160万“接近属于”劳动力的人口，其中的1／3属于“灰心工人”，另外2／3在过去的12个月中找过工作但在调查前的4周里没找。以及470万因“经济原因”而非自愿兼职的工人。若把它们都算作失业工人。失业率则会分别上升到6.6％和9.7％。
三、失业并非不可避免：来自理论与实践的可能性
［关键词］市场经济;经济行为;伦理底蕴
1 西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回顾
在西方，经济与伦理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崇尚经济活动中的善行，强调善是经济活动中的目的，经济活动只是达到善的手段。在近代，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系得以形成，经济与伦理得到了较完善的结合。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从人的同情心出发，考察了个人的道德情感和社会的伦理关系;在《国富论》中，以人的自利本性为基础，确立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两部分别讨论伦理学和经济学问题的著作中，各出现了一次“看不见的手”的提法。斯密说：“(富人)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看不见的手”究竟是什么，斯密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明确定义，它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况且，既是“看不见”，似乎也无法具体说出那只“手”到底指的是什么，它仿佛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是，综观斯密在这两本书中论述的思想，我们可以抓住“看不见的手”的实质:它隐喻的是一种建立在利己行为基础上的调节私利与公益关系的市场力量。
按照斯密的理解，“看不见的手”是具有伦理特性的。《道德情操论》中的“看不见的手”激发了富人们的同情心，使得他们能够与穷人们分享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完全地将生活必需品据为己有;《国富论》中的“看不见的手”在个人追逐私利的同时，无意识地、自发地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的扩展。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沟通了私利与公益，表明了他对市场自身伦理调节力量的信任。由于他是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鼻祖，因而，“看不见的手”被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推崇，奉为圭臬，并成为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当然前提。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眼里，“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中具有无穷的魔力，它伸向哪里，哪里的市场就充满生机和活力，就能调整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公正;市场存在的问题无须其他力量的干预，只要有了这只“看不见的手”，包括社会伦理问题在内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如此看来，被神化了的“看不见的手”兼具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伦理发展的双重功能。
在斯密及后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思想中，对“看不见的手”的伦理功能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其主要观点是:首先，市场伦理的发展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市场能够自发形成既保护个人利益也促进公共利益发展的伦理秩序，个人和组织不能从外部予以干预，任何形式的干预都是对市场伦理秩序的破坏;其次，市场提供了个人发展的公平竞争环境。无论是谁，在市场面前都是平等的经济主体，都有获取个人最大利益的权利，它消除了人与人之间在生存和发展权利上的不平等性和差异性;再次，市场保障了个人主动的道德选择自由。个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是自由的，不受外部力量的约束和强迫，市场反对任何违背个人意愿的道德性强制；最后，市场推进了公共利益的发展。在个人追求利益增值的同时，不需要刻意地考虑公共利益，因市场力量的作用，对私利的追求无意间也能使公共利益自然增长，个人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基础。
到了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穆勒那里，对“经济人”的含义有了更加明确的界定，但穆勒也指出，“经济人”只是一种抽象，而非现实的人本身，它是对人的实际行为的一种不完全精确的假设，因此得出的结论只在抽象意义上为真，一旦运用于实际就要进行修正。
遗憾的是，近代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遗忘了经济的伦理意蕴，朝着“价值中立”的实证科学发展，“经济人”成为一个模型和分析工具，排除了任何伦理因素的考虑，其主要原因是“边际革命”以后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使用数学方法并依据数学模型进行“演绎”的科学，应该说，经济的数学化是一种进步，它能使经济学的逻辑结构更加精致，但由于过分忽视人的丰富性研究，把理性经济人归结为数学符号的简单化趋向，使经济学成为“象牙塔之中的黑板经济学”(科思语)。对此，马丁霍利斯与爱德华内尔讽刺到:“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没有直接阐释理性经济人。理性经济人的潜在假定存在于投入与产出、刺激与反映之间，他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曾结婚也不是单身汉。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爱狗、爱他的妻子或喜欢儿童游戏胜于喜欢诗。我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我们知道无论他要干什么，他会不顾一切地以最大化的方式得到它。”
而丧失伦理内涵的“经济人”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条件，而是在危害市场经济。凯恩斯有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我们将自由地回到宗教信仰和传统美德的那些最确切的原则上来——贪婪是一种罪恶，高利盘剥是一种不端正行为……我们将再次把目的看得高于手段，宁愿取善而不为实用。” 这是经济学家的忠告，值得我们深思。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将经济学与伦理学割裂开来，而且将“经济人”的思维逻辑大规模地侵入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用德国学者彼得科斯特洛夫斯基的话说就是:“在当代的实证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有这样的趋势，即把经济学和它的范例变成关于人的行为和社会的普遍而终结性的理论。”这表现出一种“经济主义的缩略”。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数学化、模型化热塑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有了新的转机。其一，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经济学研究对象。当今理论界比较公认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是资源稀缺和人的欲望达到合理的配置。也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满足人们的欲望，并将这些商品在不同的人之间分配的学科。既然经济学不仅要研究资源稀缺，还要研究人的欲望，那么，必然涉及哲学层面对价值定义的论述。我们知道，人的需求具有无限性，而资源又具有稀缺性，这就必然产生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为避免或缓和这种冲突就必然使人们的欲望超越人性本能的放纵，同时又要使有限资源得到合理配置，这就需要一整套伦理规则和伦理智能，没有这套伦理规则和伦理智能，人类将失去满足自身欲望的操作能力。其二，质疑经济数学化、模型化。一般来说，完善意义上的经济是理性经济，它不单是投入产出的物质或数量问题，还有着精神及其伦理问题。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主流学派的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和批判，并从中引发出许多发人深省的理论问题，这些主要理论贡献充分表明，行为手段、伦理道德、制度变迁等作为经济活动的变量已受到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印度的阿马蒂亚森指出，尽管忽略伦理方法，经济学照样能获得相当丰硕的成果，更未必使经济学失败，但经济学的更强的说服力在于对经济行为中的社会相互依赖关系的更深刻的思考。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更明确指出“经济不仅仅是由经济规则来控制的，而是由人来决定的，在人们的意愿和选择中，经济上的期望、社会规范、文化的调节和道德上的善良表示的总和一直在起作用，因此，这种总和在经济行为和经济理论中，也必须得到考虑并反映到经济行为的道德特征上来”。
以上是西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西方关于经济与伦理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回归:即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体现的是“经济人与道德人要统一”的思想。而从近代以来，实证主义将经济人与道德人割裂，单纯强调经济人的思想，酿成了西方社会物质文明丰富、精神文明匮乏，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盛行、信仰危机等社会问题严重的局面。如今，许多学者重申经济人与道德人应统一，呼吁要加强经济伦理建设，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一曲折回归，是西方社会走了许多弯路，付出了沉重代价而总结概括出来的，体现了道德发展的规律性。这使得我们要深思市场经济下经济行为的道德意蕴到底是什么。
2 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
经济与伦理是一种互动的辩证关系，经济是基础，伦理属上层建筑范畴。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经济基础对经济伦理具有决定作用，经济伦理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经济伦理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当经济伦理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时，将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经济伦理落后于经济基础时，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经济伦理也必须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从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看，经济行为是伦理规范的源泉和载体，伦理规范则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和价值取向，二者相互渗透，缺一不可。
市场是研究经济伦理的舞台。美国经济学家A斯密德认为，市场是一种伦理的制度，“无论是完善的还是不完善的市场，总存在一些为人们普遍享用的基本价值判断和公共选择规则……任何一种市场价格体系体现着人们对某一伦理关系的起码认同，改变流行的伦理价值将有可能带来价格结构的变化……社会不存在不具有基本伦理判断的市场价值，缺少了伦理价值，交换不是变坏，而是无交换可言。”
2.1 市场经济蕴涵伦理精神
著名的经济效率原则——帕累托最优境界，把边界定为“每个人的利益增进不得以减少他人利益为代价”的标准上。事实上，市场经济的伦理本质就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其作合乎逻辑的展开，就可演绎出诸多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
首先，利益导向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首要原则，人们必须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扩大生产，而扩大生产又必须以增加积累为前提，增加积累要求人们勤俭、节约、聚财，正因为这样，“勤劳致富、勤俭节约、合理利己、正当求利”就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伦理支柱。同时，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通过诱发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去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进而带动整个社会财富的最大化，这就涉及如何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这就必然要求人们遵循“两利相权取其大”的集体主义原则，其最低要求是不损人利己，不损公肥私即正当求利，合理利己。其次，商品交换最基本的原则是等价交换，它内在地要求人们遵循以下规则互动:承认他人与自己具有同等地位，拥有相同的权利，尊重他人的意志和决定。显而易见，如果不遵循人格独立、平等、公正、诚信规则，交换便无法进行。可见，市场经济推动独立人格的发展。再次，根据供求规律，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这是市场经济区别于传统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这个特征使得人们必须把为他人服务、为社会服务的观念根植于自己的经济活动中。因为不把社会生产置于社会需求基础之上，商品就难以实现其价值，更谈不上利益的最大化。可见，市场经济是通过服务社会，满足社会需求来获取利益的，它要求经济活动主体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最后，竞争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又一规律，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竞争必然会推动社会进步，而竞争需要有公正的环境，所以，竞争要求人们具有公正诚信的品质。
以上分析表明:市场经济活动不但有其特有的规律和规则，而且有这些规律、规则决定的经济伦理，这些经济规律、规则与其自身演绎的经济伦理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当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经济伦理反作用于这些经济规律、规则时，就能保证经济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在遵循和违反的两个层面上，或展现人性伦理界定或道德导向，使得经济活动符合人的目的;或违反经济伦理道德，最终阻碍经济活动的发展。
2.2 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的反作用
经济伦理蕴涵于市场经济之中，有其经济基础，但伦理道德一旦形成并被人们掌握利用，就会反作用于市场经济。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规则要求的科学的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违反市场经济要求的落后的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起消极的阻碍作用。
第一，科学的伦理道德能指导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科学的伦理道德可以使市场主体在正当求利的经济行为中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科学的伦理道德可以弥补市场缺陷；科学的道德可以降低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
第二，科学的伦理道德可作为“伦理资本”，创造经济利益。科学的伦理道德就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功能运用到生产实践领域，必须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的和谐协作合力，并因此促进有形资本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出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 市场经济下经济行为的道德底蕴
上面谈到了市场经济和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那么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行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道德底蕴？
第一，认可和保护产权。通俗地讲，市场经济是一种以交换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交换关系表面上是物与物的交换，但实质上是反映了人们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其中的核心是产权的让渡，即产权关系的平等交换。产权是指人们对某种经济物品所有的一定的权利，如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受益权等。而这些权利需要社会的认可与保护来维系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如果产权界定不清，分不清谁是产权的独立占有者，何来市场经济，何来经济主体的自由决策;何以会使利己成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何能有经济主体之间的逐利竞争。
第二，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的性质，赋予了市场经济主体经济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秩序存在的基础伦理条件。它主张通过规定经济主体成员一般的、基本的经济权利和义务，赋予主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进行独立决策和行动的经济价格。另外，劳动者自由和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也就形成了最合理的人员安排结构，有利于劳动者个性的发展，有利于人尽其才。
第三，经济公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公正作为处理和调节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应当”之理，自然就来自在生产与交换中所呈现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并由这一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经济公正的核心要求就是自愿。即只有一个人自己才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公正的生产与交换就是在生产与交换中的当事人双方都是出于自愿，这就意味着其中没有欺诈，没有胁迫，没有垄断，没有强权。经济公正的第二个要求是公开。由于交换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在自己所用来交换的东西和打算交换的东西之间，人们对自己的东西知道得更多，所以双方都“应当”公开与交换相关的所有信息，以利于对方作出正确的效用判断，实现交换的利益增额。经济公正的第三个要求是平等。市场经济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商品必须以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这就意味着:任何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交换双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无偿占有另一方的劳动，交换双方有权向对方挑选符合自己需要的商品，而且有权计较自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是否在交换中得到足够的补偿。所以，经济上的平等主要是与物质财富的分配相联系，其中包括经济活动中的机会平等，即竞争规则和分配规则对所有人具有同等效力，运用社会资源的权利平等、劳动价值的平等。
第四，追求效率。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是由市场经济自身的性质促成的，即市场经济的自由、利己、交换、竞争、分工的性质促成的。正是由于经济主体的利己行为、市场竞争的强制力，才有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高;正是由于交换的存在，经济主体才能在追求各自所需的价值中，各得其所。同时交换又是推动分工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竞争的外部压力作用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的专业水平越来越高，从而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得以不断提高，因此国民经济得到了长期、快速的发展，社会产品不断丰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第五，契约观念。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市场经济的契约性，必然要求市场经济的制度伦理要强化契约，鼓励市场交易的契约化，树立起契约观念。与之相适应的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伦理要求广泛树立起契约观念，促进市场交易的普遍契约化。此外，还有经济的公平性和制度的道德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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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家瑶.经济哲学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
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论文关键词】 自由放任；国家干预；滞胀
【论文摘要】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都曾经采取过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政策，都取得过成功也都出现过问题，实践证明单一的任何一种经济政策都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所有问题，本文回顾了这两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证明了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促进经济发展需要采取的合理经济政策。
自英国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3月9日完成了他的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之后，“自由主义经济”就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为经济运行的金科玉律。他们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地调节供需之间的平衡，市场就是万能的上帝，而政府的角色只应是资本主义的“守夜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经济法则之下，经济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加。马克思当年曾经这样感叹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之上的，放任自由的经济必然会因其个体生产者的短视而盲目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在资本主义早期经济蓬勃发展之时，放任自由的经济发展自身所具有的缺陷也就不时的暴露出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就是这种缺陷的真实写照。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危机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困扰着资本主义世界，不仅表现在危机爆发的周期越来越短，而且所产生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每当经济危机到来之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停顿，经济滑坡，工人失业，各种矛盾极端尖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
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中，1929～1933年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机。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是之前历次危机所从未有过的，而且，其延续时间也异常持久。以美国为例，由危机时的最低点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所需的时间，煤、生铁、钢等都长达四十多个月。因此，1929-1933年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世界经济危机。此外这次危机还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信用，货币制度的崩溃。到1933年，美国银行共倒闭11730家，企业倒闭252000家。这场空前剧烈的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失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从此受到了冷落，市场万能论的声音日渐式微。于是，提出通过加强“国家干预”来刺激经济和保持“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1936年12月凯恩斯了发表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书中他说道，政府不应只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应该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提出了国家应该积极的干预经济，主张政府应通过调节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大政府开支，增加货币供应，实行赤字预算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以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应该说，这种主张基本上是符合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情况的，1933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正是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经济生活中加大了国家干预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才逐渐克服了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使生产得以逐渐恢复。战后，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对经济进行了国家干预，还通过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缓解了日益紧张的劳资冲突，并且降低了失业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前困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也没有再次爆发，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以美国为例，战后美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50年代为4.0％， 60年代为5.0％。 1970年与1950年相比，工业生产增加了1.24倍，其增长速度明显地高于美国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速度。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45的3552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5037亿美元，人均收入达1883美元。60年代美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渡过了“繁荣的十年”，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9741亿美元，人均收入增长了37.5％，达到了2579美元。
在度过了20年的平稳发展之后，国家干预的弊端也逐渐显露了出来。1973年12月至1975年4月，美国再次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3.8％，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7.8％，全国失业人口达850万。1975年上半年危机渡过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出现了相对停滞的趋势，但同时又出现了通货膨胀的情况。西方经济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为“滞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根本原因在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干预的情况下，不断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大多数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另外，国家不断推行反危机的政策和措施，结果使得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过剩的生产力和过时的机器设备不能够被有效淘汰，所以生产的潜力不能被充分释放。另外，国家的干预也使得企业自主性降低，企业的生产动能不足，组织和管理效率低下。而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当时的“滞涨”是无能无力的，因为根据凯恩斯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是不能并存的，但当时的情况却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一起发生，凯恩斯主义理论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又重新抬头，曾经一度被忽视的市场作用又被重新提起。不过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单纯靠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是绝对不可能处理好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必须要将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微观调节有机的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长期平稳地运行。因此，一种试图糅合这两种经济思想优点的经济理论——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开始被后来的美国总统所采用，并作为指导国家经济运行的主要经济政策，逐渐使美国经济从“滞涨”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并在20世纪的90年代步入高速发展的阶段，自1991～2001年，创造了经济连续增长10年，年增长率达3.5%的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可见，市场不是万能的，但缺失了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又是不行的。国家干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完全靠国家干预的弊端也是十分严重的。当前，我国正在致力于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并不表明有效的国家干预就该在经济领域中完全撤出，必须要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既要发挥我们国家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微观调节作用。并且广泛吸取国外优秀的经济研究理论成果，走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国经济产生大的波动，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运行，创造出惠及全国人民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最终实现我们目前正致力于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77
250—80年代美国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