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0 02:26:2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学博士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博士毕业论文论文率要求
博士毕业论文论文相比普通高校毕业论文的要求略低，国家开放大学一般要求论文率不得超过30%,而普通高等院校大多要求不超过20%-30%,各位学员在前应注意所在博士毕业论文的具体率要求。
2、博士毕业论文论文用什么工具
博士毕业论文使用的论文使用是万方相似性检测系统，相比知网系统，该系统较为宽松，如果在进行时，搞不清楚该使用什么软件，可以选择知网本科论文软件，只要知网能过，其他软件都能顺利通过。
3、博士毕业论文论文怎么
对于申请国家开放大学学位的毕业论文，都要求进行，具体检测流程如下：①学员将毕业论文提交到所在电大分部图书馆；②分部对所有毕业论文进行批量检测，每篇1次；③对于不合格的论文，及时反馈检测报告给指导老师，指导老师根据报告指导学生进行修改；④修改完成后再次提交到分部进行复检，复检只有一次机会。
博士毕业论文操作步骤：
（1）博士毕业论文通过机构账号登录万方平台；
（2）进入检测平台后，选择新→批量检测入口→创建任务→急速上传模式→选择论文→开始检测→等待生成检测报告→下载检测报告。
4、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的经验
博士毕业论文要求率不超过30%,超过则不合格，无法顺利取得学位证书，因此，我们在提交论文前一定要自己通过相应软件进行检测，对于超过重复率的文章进行处理，这里我们就以万方论文为例介绍个人论文的经验。
潜移默化的学术训练
我是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届的本科生，1983届的古典文学与文献整理专业硕士生。当时我们硕士研究生指导小组以汤炳正和屈守元领衔的6位教授都是国内名师，每届研究生毕业都请北京的王利器先生和南京大学的汴孝教授等著名学者主持答辩，还给我们作专题报告，这对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胸襟都很重要。
1986年，我考取了中国社本文由收集整理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首届明清小说专业的博士生，1989年底毕业并去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我觉得自己在法国能够继续怀有浓厚的兴趣在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深入学习，与我先前在国内的读博与工作经历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想先谈一下这段经历。
我在国内读博期间受到2个重要影响，一是来自我的导师陈毓罴教授，二是来自我的不同专业的博士生同学。
陈毓罴教授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既后考取留苏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学学习4年，师从苏联著名文艺理论权威专家，毕业归国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红楼梦》著称。陈教授在国内外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使他在研究方面显示出与同行不一样的开阔视野，对我不乏潜移默化的影响。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研究生院，刚开始只招收硕士研究生，1983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专业覆盖文史哲、经济学、法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各个领域。记得我就读的1986届所接触的上下3届各学科各领域的博士生导师都是国内各学科的一流学者，可以举出一长串在社会学科领域为人熟知的名字。那时社科院研究生院学生不多，可以一同在食堂饭桌上吃饭，这也正是不同学科的同学交流的最好机会。这种交流使我的视野和关注已不局限于自己的古典小说专业，对社会学科领域的不同专业都有了一些了解和兴趣。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工作也是一段影响我日后在法国对艺术产生兴趣的重要经历。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位于北京柳荫街恭王府内，是中国艺术门类的最高殿堂，在戏曲、美术、音乐、文艺理论、话剧、电影、曲艺等学科都汇集了各领域的的著名老学者与中青年佼佼者。我在那儿工作的时间虽仅4年（工作关系保留至1997年），但也颇有收获。在工作及与同事的交往中，我受到了艺术学科与文化的濡染和影响，其间，我曾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做访问学者。
负笈海外：
漫长而艰辛的求索之路
1994年初我接受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邀请去了巴黎，在东方研究小组参与完成1项包括中国古典小说在内的东方研究计划。从北京到巴黎，我经历了一个新的转折。
在巴黎工作期间，我与法国汉学家多有接触，法国丰富的文化艺术也吸引着我，因此工作结束之后我决定留在巴黎继续学点东西。我先是在巴黎第七大学东亚系读东亚文明研究博士生，到第三年时，我决定转而从头学一些中国需要的西方学科，将来归国才能发挥作用。那时正值我丈夫要去法国东部名城斯特拉斯堡工作，因此我也去了斯特拉斯堡继续修读。
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学马克·布洛克大学（2008年与该市另2所大学合并为斯特拉斯堡大学）以人文学科驰名，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是法国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重镇。进入该大学以后，我先是集中修读了艺术史、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的硕士课程。学习中我的兴趣与目的都集中在对将来归国服务有用的领域，如在艺术史专业中我侧重博物馆学、考古学以及西方现代绘画流派；在社会学专业中，我注重都市社会学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并撰写了学位论文《中国民本思想之根源及其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用社会学理论和观点梳理中国从古到今的民本思想传统；人类学专业使我的目光投向了非洲大陆、中南美洲以及太平洋诸岛的原始民族，我注重了解原始艺术、原始宗教与原始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通过对这几门学科硕士课程的修读，我感觉自己一方面学到了西方现代人文学科领域的一些专业知识，同时也对西方社会与西方文化有了真正的接触和更深刻的了解。
进入21世纪，我在法国感觉到世界在飞跃发展，中国也在飞跃。我因此想更进一步从全球范围来探索人类历史以及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同时我也获悉国内一些大学正在开设或准备开设人类学专业，于是，我决定去巴黎第十大学的博士学院修读人类学博士学位。
巴黎第十大学博士学院集中了法国在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领域的诸多著名学者。我师从人类学教授b.贝桂菊（b.baptandier）夫人，她同时也是汉学家。选博士论文研究专题时，正值法国著名汉学家a.列维（andré lévi）翻译的《聊斋志异》法文版全集出版，《聊斋志异》是在西方国家广受欢迎的中国文言优秀传统小说。
20世纪90年代的法国文学人类学研究兴起，一些古典名著被应用于人类学研究。因此我决定用人类学的视野和观点去尝试对中国文言小说的研究，以《聊斋志异》为突破口。但在论文资料的搜集与撰写中，我深感在专业素养的学术训练中，自已还需要了解更多的人类学理论和观点，因此博士第三年我转学到斯特拉斯堡马克·布洛克大学人类学系d.莫纳尔（d.monoris）教授门下继续做我的博士论文《聊斋志异人类学研究——中国17世纪》。
论文的撰写非常艰苦，d.莫纳尔教授从论点到资料的使用都给予我悉心指导。最后我的论文答辩获得博士论文优秀等级，并于2009年由法国博士文库出版。
感悟中西方人文学科的差异
既后，我又用半年时间在工作之余修读了宗教学课程，我感觉要了解西方文化，根源是西方宗教。
在上述专业的研读与论文写作中，我对中国人文学科和法国人文学科有一些个人感悟。法国的人文学科在欧洲国家具有代表性，法国在大革命前是贵族分封社会，与中国周朝的分封制度类似。但法国的传统社会是政教合一，它的传统文化就是宗教文化。法国在大革命后的200多年间，发展民主共和制度，同时也是科技发展与工业化、都市化时代，这个社会变革是巨大的，对人类生活与心灵的冲击也是巨大的。面对与宗教文化传统相背离的新制度、新时代所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因此西方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出现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以及考古学等新型人文学科，每一门学科又有不同的学派，大家都在面对新时代新问题探索寻找解决的办法，所以不同的学科与学派才如此活跃。
要真正认识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区别，需要抓住西方是宗教文化传统，中国是儒家世俗文化传统这个关键的分野。西方的现代人文学科都是从宗教文化传统面对现代社会发展，直至产生现代化生发出来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俗的儒家文化，以仁治与民本为核心价值，因此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现代社会变革与现代科技并不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部，而是来自西方的影响，现代人文学科也是传自西方。我认为，一个有志于服务祖国的学习人文学科的海外留学生，既要学习如何运用西方现代人文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观照中国的现代社会，同时也要注意中国文化传统自身的特点。
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和都市社会，要真正了解西方国家，还应该了解地域文化与乡村社会。我曾经有2个假期在法国各地乡村漫游，这对于了解法国的区域社会与乡村经济大有好处。因为专业的原因，我在法国比较注意接触和了解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不同政党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利益及政党之间的博弈。我感觉不同派别除了所代表的利益阶层不同以外，总体上也都强调公民义务。民主社会除了个人自由、个人权力，公民随时都准备承担对国家的义务。深层的文化是建构民族精神的东西，在法国就是宗教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今天法国传统的宗教文化与民主并不互相排斥，它们在法国人的生活中相辅相成。
日语和汉语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汉语同日语却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汉字传入日本以来，汉字在日本文化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文学硕士论文小编就来给大家讲讲，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如今的日本人早已经将汉字视为日本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日本人所具有的“敏感性吸取新事物”与“忠实的保留旧事物”这两种对立的特性在对待汉字的问题上实现了共存，并达成了巧妙的统一。
汉字在日本的各个时期有各自发展的特点。日本人为了使汉字更加深入日本人的生活，更符合日语的书写习惯，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不但简化了汉字，制定了“当用汉字表”，更发明了日本人独有的国字和二战后使用的新字体。>>>>中国汉字日本四种简化方法分析
日本人进行的汉字改革，限制汉字数量，简化汉字的写法，规范汉字读音这些举措是必然且正确的，但是废除日语中的汉字是行不通且愚蠢的。汉字同日语是骨肉相连的，汉字也是联系中日文化的桥梁。
总之，纵观日本历史，日本文化与经济的进步无不与汉字有关，可以这样说，没有汉字，就没有如今如此发达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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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图造字早在上古时期的甲骨文就开始了，甲骨文里的图画式文字占多数，凡是实物有形可画的大都用图形来表示，从中能够找到由线产生的面及由基本线组成的不同的骨骼，这充分表现了图形文字的原始构成意识，至今汉字的发展仍沿袭图形审美的构成原则。古汉字以象形起源，其字体造型强烈体现出“汉字的象形特征在于它对物象轮廓的简约化、概括化和整体协调化”的特点。“形”，汉代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曰：“形。象也。各本作象形也”。即“形”为“可见者也”，早已界定了形的视觉属性，它是客观对象的外轮廓，为有限所能把握对象的基本特征之一。现在文学硕士论文小编就来给大家讲讲，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当然，图形与汉字结合起来的设计，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有着独特的视觉美感。但是，对于图文结合也不是随处可用。由于世界各国历史的渊源以及文化的演变与发展不同，各过的传统及喜好也不尽相同。千万不可凭借自己的主观感受而随意进行结合，那样或许会闹出大笑话来。就拿这个图形说，日本人把视为皇家的象征，都不接受以的文字和图形作为注册商标；但意大利人却视之为国花，极为喜爱。因此，在进行设计的时候也是需要注意的。>>>汉字视觉造型形意结合符号系统研究
汉字的结构具有极强的视觉图形感，不仅可以“读“，而且可以”赏“，现代汉字可以说是视觉传达中最直接的表达方式。汉字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与当初较为具象的图形相比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差距，但图形感始终是最为典型的特征，汉字的奇妙之处在于其字型结构所透出的“图形”韵味，且比单纯的图形更富有表现力和视觉冲击力，如“平面设计在中国”，通过了将文字与迷宫相结合，使文字进行错位、变形方式产生量不同于以往汉字的形式美感，有着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同时，民间艺人也遵循中国汉字的造字方式设计出许多巧妙而富有视觉意趣的图形字体，这类汉字造型与日常生活、民俗文化、商业活动紧密相联，具有浓郁的装饰性和强烈的民族特色。例如，这幅海报设计，它将具象的图形来替代相应汉字的部分笔划，布局在一副作品之中，这样就使得字体显得富有新意。从这一过程也可体会到文字的图形魅力。希望的文学博士论文等更能吸引您的眼球，能帮助到您，如果要进行，也可以到网站查看。
关键词：法国；学位；文凭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3）08-0015-02
法国在《帝国大学法》颁布后，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教育制度。在其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追求大学自治与民主的声音不绝于耳，依然未能改变中央集权的教育制度。所以在今天的法国，文凭分为国家文凭和校级文凭。国家文凭由政府授权的单位颁发，遵照“全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审议会”制定的章程行事，校级文凭由学校自行颁发，只需按照学校的规定行事。其中，校级文凭不享有国家文凭所享有的权利。本文侧重对国家文凭进行梳理，在梳理时按被授权的主体分别进行说明。文章分为学位制度与文凭制度的涵义、 现有的文凭与学位两个部分。
一、学位制度与文凭制度的涵义
所谓学位制度是指“当前国际上广泛采用的一种高层次人才培养制度，是关于各种学位的构成，各级学位代表的学力以及学位授予资格的系统规定。”[1]借鉴学位制度的涵义，可将文凭制度理解为：文凭制度是指关于文凭的构成，各级文凭代表的学力以及文凭授予资格的系统规定。之所以将学位与文凭分别进行说明，是因为有些学校不能授予学位，只能颁发文凭。
二、法国现行文凭与学位制度
根据被授权的主体，本文将法国文凭发放单位分为：高级中学、大学技术学院、高级技术员班、大学校和综合大学。每个单位发放的文凭或学位都可用于工作或在相应的学校继续深造。
（一）高中颁发的文凭
法国中学毕业会考文凭被列为一级高等教育国家文凭，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业士文凭。将其列为一级高等教育国家文凭，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法国的中学学制为7年（初中4年，高中3年）比大多数国家的中学时间都长，毕业会考非常严格和统一；第二，中学毕业会考文凭曾同时是大学法律和神学专业的初级学位，也被视为相当于大学一、二年级的学习合格凭据。”[2]
（二）大学技术学院颁发的文凭
大学技术学院是招收高中毕业生进行两年培养的短期高等技术教育机构，其目标在于培养高级技术员和高级技工。“教学形式有大课，指导课，车间实习和2年年末的为期6个星期的实习。教学内容分为普通文化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3]“每学年32周，每周32课时，两年共约2000学时。其中理论课，指导课，实践课分别占总课时的20%，35%，和45%。大学技术学院不实行学分制，注重平时成绩的考查，考查和实习合格，取得大学技术文凭。”[4]
（三）高级技术员班颁发的文凭
高级技术员班创办于20世纪50年代，旨在为各行各业培养高级技工，一般设立于职业高中之中。其在课程设置和教学上注重应用性和灵活性，强调专业知识。与大学技术学院相似，高级技术员班学生的成绩也由期终考试评定，成绩合格者，授予高级技术员证书。
（四）大学校颁发的文凭和学位
1.各种证书。大学校是法国高等教育独特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工程师学校、高等商业学校、高等农业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大学校的学制各不相同，除了2年预备班（CPGE）的学习，工程师学院和商业学院一般为3年，高等师范院校为4年，其他1到3年不等。”[5]大学校是法国的精英教育，其目标在于为法国培养高级行政官员、学者、企业管理人才及工程师。大学校主要招收大学校预备班结业的学生和持有高中毕业会考证书的高中毕业生。学生在大学校修完相应的课程，考试合格分别授予工程师、建筑师等证书。
2.工程师博士学位。1973年7月27日颁布的法令，对大学三个阶段的文凭和学位进行了统一和调整，新设的“博士―工程师文凭”改变了大学校不授予学位的传统。“工程博士学位是为工科院校的毕业生更好地从事应用研究所设置的一种学位，学制3至4年。”[6]第一年攻读深入学习文凭，进行理论学习和研究方法训练，参加有关的研讨班；后2到3年博士候选人到实验室实习并从事研究，进一步加深与工程师职业相关的学科知识，学习严格的推理，撰写博士论文。博士论文答辩通过，授予博士―工程师文凭。
（五）综合大学颁发的文凭
法国的大学系统分为三个相互独立又前后衔接的学习阶段，各个阶段的学生只要修完相应的学分并考试通过（有的需要论文答辩通过）就可取得相应的学位或文凭。前两个阶段为本科教育阶段，第三阶段为博士生教育阶段。在法国没有研究生教育阶段，它的研究生教育阶段相当于中国等其他国家的本科生教育阶段。
1.第一阶段：普通学业文凭。本阶段为基础教学阶段，学制2年。教学目的在于“使学生得到并加深基础学科知识，使其多样化，以便他们能进入一个范围较广的工作领域；学会工作方法，取得对科学的敏感度”。[7]“本阶段不分专业，只设下列主修方向：法律、经济与社会行政、文学艺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应用数学、科学、神学、体育运动科学技术。教学分为理论课、指导课和实践课三种。”[8]“第一阶段学习结束，通过考试，可以获得大学普通学习文凭。第一阶段允许留级一次。”[9]
2.第二阶段：学士学位与硕士学位。本阶段为专业学习阶段，教学目的是“组织不同程度的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特别要考虑到针对某种或某类职业做准备；同时，使学生进一步完善其知识，加深文化修养，引导他们从事相应的科学研究”。[10]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一样，学制2年，这两年具有相对独立性，第一年获得学士学位，第二年获得硕士学位。
3.第三阶段：博士教育阶段。学制一般3―4年，是一种“研究性培养和通过研究进行的培养，包括实施个人或集体具有创造性的科学工作，和不断进行科技革新的专业培养。”[11]1984年《萨瓦里法》对法国第三阶段的学位与文凭进行了改革，取消第三阶段博士和国家博士学位，改设新博士学位，新增指导科研工作能力证书和LMD学制。
（1）深入学习文凭。深入学习文凭在第三阶段第一年授予，要求选修与博士论文相关的课程，并参加研讨班，撰写小论文。考试合格，小论文通过即获得深入学习文凭。它是一种研究型文凭，为进行研究工作做准备，其间的小论文一般成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雏形。
（2）高级专业学习文凭。与深入学习文凭为研究做准备不同，高级专业学习文凭是一种为就业做准备的高级资格，不可用于申请博士学位。“这种文凭专业性和应用性较强，主要通过研究班，进行高度专业化的应用性培养，训练从事某种专门职业活动的技能，教学注重实际知识的传授，实习占较大的比重。”[12]
（3）新博士学位。1984年的《萨瓦里法》对原有的学位制度进行了改革，规定：“为更好适应国际通用的学位制度，取消大学第三阶段博士，改设博士学位，并冠以颁发学位的高校名，学制作适当延长，同时取消原有的国家博士学位”。[13]这种博士学位被称为“新博士学位”。“新博士学位的学制一般比原第三阶段博士多一年左右，即：（硕士）或（工程师文凭）+（深入学习文凭）+3至4年研究工作。新博士学位候选者，可以是大学博士文凭或第三阶段博士文凭的获得者；也可是高等专业学习或深入学习文凭的持有者；还可是没有经过正规大学培养的人。”[14]“新博士学位获得者，必须系统深入地掌握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进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并独立取得科学成就，必须提出高水平纯理论性博士学位论文。”[15]
（4）指导科研资格。指导科研资格是在取消国家博士学位后设立的，由于它一般要求申请者取得博士学位后工作几年并取得一定的学术水平，“指导研究资格并不是、也不应被视为申请人的第二个博士文凭，就其学术水平和价值而言，它高于博士文凭”[16]，所以也有学者将其称为法国的博士后文凭。
（5）LMD学制。随着欧盟的建设，为进一步推进欧盟一体化进程，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于1998年开始尝试统一欧洲学制，LMD学制便是其中重要的措施之一。所谓LMD学制，即是“学生在大学三年级毕业时获得‘学士’学位，五年后获得‘硕士’学位，八年后获得‘博士’学位。”[17]
参考文献：
[1]王璞.国外学位制度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启示[J].煤炭 高等教育，2002，（3）.
[2][14]钟金明.中法学历、学位和文凭关系的研究[J].武 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7，（5）.
[3][4]邢克超.法国的大学技术学院[J].比较教育研究， 1982，（6）.
[5][8]贺国庆，华筑信.国外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动向和趋 势[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95，103.
[6]李兴业.中法两国学位制度的初步比较[J].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1985，（1）.
[7][10][11]邢克超.战后法国教育研究[M].南昌：江西教 育出版社，1993：201，203，202.
[9][12]刘晖.二十国研究生教育[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出版社，1989：306，318，320.
[13]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255，256，374.
[15]钟金明.七国学位的比较研究[J].法国研究，1991， （2）.
江肃京：中国大学大多数新闻学教师，都没有长期一线的记者编辑经历。我去高校讲课，很多学生反映，专职老师讲得很枯燥，从理论到理论，问实际问题常语焉不详。媒体里新闻系毕业生比例不高，真为中国新闻学专业担心。可否有“教师借调制”，新闻学博士毕业任教后，到媒体借调两到三年再回去教书?
王辰瑶：今天看到几条微博，再提新闻学教师应从业界来以及理论无用的话题。新闻教育绝对应打通和实务界的关系，包括请进来走出去，但不能把新闻学仅理解为实操技能的传授。大家对“理论”的反感，未必是“理论”的问题，而是我们压根没做好。昨晚和学生讨论“新闻学的想象力”，看看新闻理论应该做什么吧。(见右图)
baohuazhou：很有价值的讨论。第一要有体制和机制鼓励学界业界互动，包括让学生接触最鲜活、最前沿的实操案例；第二不能贬低理论价值，因为所谓“实操”背后其实都有规范理论的支撑(价值、立场、伦理)；第三从我们职业来说，只有作出“真”的好研究，才能赢得社会尊重和职业尊严。
四川陈焕仁：这的确是中国新闻教育的一大问题，现在从中央到二三线城市的大学或学院，都开了新闻传播课，新闻事业的发展当然急需要大批人才，但是现在不少人的新闻教学，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学生毕业后很难适应新闻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须知，新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必须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雄海老牛：不单新闻学如此，政治学也如此。讲政治者，不了解当代中国政府的运转，当然，另一方面也是执政者不开放决策过程及相关信息所致；另一方面则是为人师者不尽本份的原因。
芮必峰：对于新闻传播，如果实践是鼓动的风，理论则是牵引风筝的线。实在不用厚此薄彼，争个高下!没有人嘲笑文学博士不会写小说，也没有人指责经济学博士成不了企业家，更没有要求政治学博士做总统。自己不会游泳的教练也能训练出一流的游泳运动员。
主持人杨锐：传播学有理论，但它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中国新闻系的教师和记者队伍需要的是新闻法，而非新闻理论。立志于新闻工作的年轻人有个性，有思想，知识结构发达和语言功底好的一定大有出息，而最关键的是要有社会责任感
清华史安斌：应该借鉴美国的新闻学院体制，50％的教师为流动性的practiceprofessor(1ectuer)系列，从媒体现役人员中选聘，但在中国受到人事制度的限制，尤其是综合性大学，教育部考评的指标是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传媒大学实行过多年的青年教师挂职地方电视台制度，但其体制较为独特，在中国其他新闻学院难以推广。
吕尚彬：最近，湖北的学界和业界的交流也升级了。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大学五所高校都与湖北日报集团、湖北广电总台实行了双向挂职。这一举措，要持续实行。//张志安：一边是新闻业界持续批评学界，一边是大学体制限制业界人才进高校，两难啊。
atamxia33：大一新闻采访第一节课，老师bla完自己学术背景后我写了个纸条给她，质疑她没有长期媒体从业经历，恐不能胜任实务课程。初生牛犊啊，第二节课她用了近一堂课来各种解释。现在想想，新闻系的课程最重要的还是重塑价值。技术层面的东东很多途径可以解决。教学与实践脱节，新闻系不是孤例，理工科一样很多，所以才要实习。然而，新闻系不该成为培养新闻熟练工的地方，价值选择、新闻伦理等东东才是更为重要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展江：业界和学界各自都要谦虚，新闻学界有此类问题。但这种简单化的说法值得商榷，可说是老调门了。有一个媒体出身的本科学历教授，总是说一些博士不会写导语。我要问：写导语难学，还是写博士论文难?以我之见，新闻教育好坏是看有没有恰当的价值观，是否看到新闻学与民主法治的关联。
网络水手1972：想要学习新闻在学校里枯坐当然不行，但是去了新闻单位实习就发现除了技术上的东西，什么都用不上，甚至如何判断新闻的价值都有困难，产生了多种要求之间的混沌。建议新闻学如同医学，延长实习期，三年不长带薪学习，这样才能更好的体会。而学校里的课程应该缩短，老师和学生可以组织成立workshop，给新闻栏目打工。
[关键词]茅元仪；《武备志》；军事
茅元仪是明末的军事家、文学家，字止生，号石民，归安（今浙江吴兴）人，生于1594年，卒于1640年。自幼喜读兵农之道，成年熟悉用兵方略、九边关塞，曾任经略辽东的兵部右侍郎杨镐幕僚，后为兵部尚书孙承宗所重用。崇祯二年因战功升任副总兵，治舟师戍守觉华岛，获罪遣戍漳浦，忧愤国事，郁郁而死。茅元仪目睹武备废弛状况，曾多次上言富强大计，汇集兵家、术数之书2000余种，历时15年辑成《武备志》。
《武备志》是中国明代大型军事类书，是中国古代字数最多的一部综合性兵书。《武备志》，又名《武备全书》，二百四十卷，文二百余万字，图七百三十八幅，卷首有李维祯、顾起元、张师绎、朗文焕、宋献、傅汝舟诸序。宋献序曰：“其所采之书二千余种，而秘图写本不与焉；破先人之藏书垂万卷，而四方之搜讨传借不与焉。”（1）其为日凡十五年，而毕志一虑，则始于万历己未（万历四十七年，1619），竟于天启辛酉（天启元年，1621），全书分五门：《兵诀评》十八卷；《战略考》三十三卷；《阵练制》四十一卷；《军资乘》五十五卷；《占度载》九十三卷；五门又分为一百八十六个子目，纲目明晰；本书自成体系地对中国军事理论进行集大成的总结，特别是对当时的国防形势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对我们研究明代后期的交通、地理、兵力、武器、海外关系均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被誉为“军事百科全书”。
明茅元仪辑，240卷，文200余万字，图738幅，有明天启元年（1621）本、清道光中活字排印本、日本宽文年间（1661～1672）须原屋茂兵卫等刊本流传。清乾隆年间被列为禁书。茅元仪的《武备志》因收入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图而备受关注。2005年，值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之际，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研究员潘铭桑先生撰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在郑和研究上的价值》一文，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武备志》的版本。
关于《武备志》的研究现状，有内蒙古师范大学姜娜历史文献学硕士论文《茅元仪与〈武备志〉》，侧重从历史文献角度研究《武备志》的成书、版本、编纂体例等。华中师范大学赵娜《茅元仪〈武备志〉与戚继光著述关系考》及其历史文献学博士论文《茅元仪〈武备志〉研究》，前者主要对茅元仪所著《武备志》大量征引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相关著作做出分析说明，后者侧重探讨了《武备志》成书背景、内容及其历史文献价值。首都体育学院刘容民族传统体育学硕士论文《〈武备志〉中武术内容的整理及其价值的研究》，系统全面的对《武备志》中的武术内容进行研究分析。许保林《〈武备志〉初探》，着重从军事学角度对《武备志》的军事学价值进行探讨。内蒙古大学云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论文《〈武备志〉――〈译语〉中的蒙古语研究》，此文从语言学角度以明朝天启年间出版的《武备志》第227卷中的《译语》为主要材料，对《武备志》进行系统研究。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生李训样博士的《古阵新探――新出史料与古代阵法研究》，依据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上孙家寨汉简、俑坑军阵等考古资料，分别从军事技术、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阵法的结构、运用、演变进行了详细阐述，特别针对“阵间容阵”、“车战”、“八阵图”等阵法类的传统话题进行了梳理和新解，这些问题在茅元仪的《武备志》中都有所体现，对研究《武备志》的相关阵法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西北大学王路平的硕士论文《宋代阵法与阵图初探》主要研究宋代的阵法，这些阵法大多收录于《武经总要》，而《武备志》的编纂相当程度上借鉴了《武经总要》，故而其研究成果有一定意义。另有宁夏博物馆王丽华有《〈武备志〉四种清版述略》（2），考证《武备志》四种清版的差异，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周运中有《论〈武备志〉和〈南枢志〉中的郑和航海图》（3），文章对故宫珍本丛刊之《武备志》、清初删改版《武备志》及明末《南枢志》三本记载之《郑和航海图》做比较，去伪存真。
《武备志》的编辑、刊行对改变明朝重文轻武，武将多不知兵法韬略，武备废弛的状况有现实性的意义。它设类详备，收辑甚全，是一部类似军事百科性的重要兵书。其中存录很多十分珍贵的资料，如《郑和航海图》、杂家阵图阵法和某些兵器，为他书罕载。故该书在军事史上占有较高地位，为后世所推重。
《武备志》的价值首先在于它辑录了古代许多其他书中很少记载的珍贵资料。如一些杂家阵法阵图，这是在专门研究阵法阵图的著作如《续武经总要》中都没有记载的，但在《武备志》中却有详细的记载。尤其是它收录了“郑和航海图”，“航海天文图”以及明代一些少见的舰船兵器及火器等，更显可贵。另外，它图文并茂，全书附图七百三十八幅，除《手段诀评》和《战略考》外，都有大量附图，生动形象，使我们可以在数百年后看到古代兵器、车船等的形制以及山川河流的概貌。其次，《武备志》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总的说来，《武备志》是历代兵学成果的汇编，虽然包含的军事思想非常丰富，但不能把它们都看作是茅元仪的思想。然而，在序言及评点中，也可以看到茅元仪的一些军事思想以及他精辟的看法。简单地说，茅元仪在《武备志》中表现了要加强武备，富国强兵等思想。他认为：“人文事者必有武备，此三代之所以为有道之长也。自武备弛，而文事遂不可保。”（《自序》）他痛斥当时的士大夫不习兵事，遇有战事就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他提出：“惟富国者能强兵（《军资乘・饷・序》）。他还主张开矿、屯田，发展经济，军队必经常训练，兵之有练，圣人之六艺也。阵而不练，则土偶之须眉耳”。在国家防御上，他主张边、海、江防要并重，不能有所编颇，使敌人有机可乘。他还认识到物极必反的道理，指出：“夫极盛者，必极衰，天道然也”。“然衰极则盛，理之常也。”他用这一道理论证盛世潜伏危机的道理，劝说朝廷振兴武备，提高警惕。他对历代的兵制，兵器等有自己精辟的见解。总而言之，《武备志》是一部以资料价值为主，理论价值为辅的大型资料性著作，它既保存了古代大量的军事资料，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材料，同时又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线索，称为之中国古代的兵书宝库实不为过。毋庸讳言，《武备志》也有其不足，如茅元仪在评论《三略》时认为是周代太公所作，而不知其书为伪托。诸如此类，不在少数。
参考文献：
[1]茅元仪，《武备志》，华世出版社，1984年。
[2]许保林，《武备志初探》，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
[3]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2011年。
[4]姜娜，《茅元仪与〈武备志〉》，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5]茅元仪，《石民四十集》，明崇祯刻版。
[6]茅元仪，《武备志》，海南出版社，2001年。
[7]周运中，《论〈武备志〉和〈南枢志〉中的郑和航海图》，《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
注释：
（1）茅元仪《武备志序》，华世出版社，1984年5月第62页
阎延文是个怎样的人，她的成长经历是怎样的，一个女子何以用10年的青春来写这样一部有关台湾的历史小说，难道她还是个历史学家？
出生：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阎延文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子，这从她的成长经历就可以看出来。“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30周年纪念日即1972年5月23日，一个女孩子在北京呱呱落地了，曾经是老的父亲为了纪念这个特殊而有意义的日子，就给女儿起名“延文”。
1985年阎延文经数学竞赛进入北京人大附中理科实验班，8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作品，1989年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0年开始发表《风波》等短篇小说，90年代初开始理论写作，1997年25岁的她获文学博士学位，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文学博士。她先后在《光明日报》、《新华文摘》等报刊上发表文学理论、诗歌评论100余篇，出版《明日帝国》、《比尔・盖茨的秘密档案》等专著、译著4部，撰写《中
国三十年代文学发展史》（台港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台港部分）。
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遭遇历史，她也许会在学术和理论研究中，一路顺畅地走下去。
博士作家：23岁“走进台湾”
对阎延文来说，博士只是一种学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转折点是在1995年出现的。
当时阎延文正在准备博士论文，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承接了《中国三十年代文学史》台湾部分的写作，开始了台湾文学史的研究。逐渐地，一种兴奋感逐渐笼罩了阎延文。海峡两岸惊人的文化同构性，似乎预示着某种历史的奇迹。
当时只有23岁的她，对台湾近代史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后，才从理论研究进入小说创作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阎延文决心用自己手中的笔，来书写台湾的痛史、血史和两岸不可分割史。
走入台湾题材创作，对阎延文来说是生命的偶然也是必然。这不仅是因为她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更因为她从小沉浸于中国历史，对历史掌故耳熟能详，古典文学功底相当扎实。近代台湾史，展示了最强烈的民族归属感。当中华民族遭受劫难时，她的台湾子民们却没有一个愿意分离出去，而是倔强地担当起拯救的责任，自愿地抛却家园、财产、爱情甚至生命，直面血淋淋的杀戮和残酷的命运。因为他们身上有一根无法挣脱的血缘纽带，更重要的是民族文化所赋予他们的民族灵魂。作为中华民族的儿女，阎延文感到自己这一代与众不同的历史使命。作为中国的作家，她要创作“台湾三部曲”，拨开历史尘封，把被遮蔽的历史展示出来。她要写台湾近代史，追问中华民族的希望、梦想和生命力。
艰难磨砺，铸造生命的财富
然而，在一个轻松娱乐的时代，这无疑是非常痛苦的选择。土地、家园、历史、民族……当阎延文沉入到这种锥心刺骨的历史沉思时，生命便进入了另一个时空。9年漫长的创作过程，变成了如此令人难忘的创作体验。她不断经历着精神的磨砺，也不断承受着意外的惊喜。全美中国作联主席冰凌先生在给延文的信中鼓励她：“要把自己的创作，放在世界文坛的大背景里来，沉浸到文学本身的创作。全力写好‘台湾三部曲’。这最后一下的用力非常重要！惟有艰难才有希望！”
由于是业余写作，创作孤独艰辛，她放弃了休息、放弃了娱乐、放弃了许多机遇和属于年轻的快乐情感，承受了许多女作家难以承担的压力。动笔以来，她几乎从未在午夜以前入睡，甚至在陪伴病中父亲的床前、父亲病逝后的伤痛中仍没有停笔。作为老的父亲，对女儿的写作也给以了莫大的理解和支持。可以说，从1995年到现在，阎延文用10年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抒写着台湾数百年沧海桑田的故事。
大陆女作家10年打造“台湾三部曲”
在阎延文《台湾三部曲》的创作过程中，她常常能感受到中华大家庭儿女们和她一样，对两岸早日统一的急切渴望。
《台湾风云》出版后，主人公丘逢甲的后代两岸聚会，举行了隆重的家庭纪念仪式。更让她意想不到的还有两件事。一是，2003年4月台湾出版了《台湾风云》繁体版，引起了台湾岛内的强烈关注。在非典肆虐的时候，仍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发行业绩。二是，2003年7月6日，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美国东方文化基金会、强磊出版社、《东方》杂志社和美国“中国作家之家”在康州麦迪逊的“中国作家之家”联合召开了新书会，向美国汉学界、新闻媒体和广大读者隆重推介《台湾三部曲》。一次次意外的喜悦，使延文更坚信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
对于成功，延文认为这并不是她个人的成功，而是中华民族对那段痛史的追忆，对《台湾风云》主人公丘逢甲等一代民族英雄的敬仰和怀念，是对两岸统一热切呼唤的成功。
2000年底，《台湾风云》出版后，阎延文开始投入《沧海神话》的创作。2001年4月，一件令延文感动的故事发生了。台湾雾峰林家基金会会长、84岁的林双忆女士看到《台湾风云》的相关报道后，专程从台湾赶来，拿出日据时期的珍贵材料，向延文讲述了另一段尘封的悲壮历史。当时，滚热的泪水浸润了延文的眼眶，她感到了一种信任，一种职责，一种从未有过的沉重感。于是她放下了已创作了十余章的小说，2001年5月和北京国安广告总公司签约，开始了内容完全不同的《沧海百年》电视文学剧本的创作。创作总量达到300万字。2002年6月，电视剧经过中央台影视部剧本论证会后，进入了紧张的投拍阶段。
历史文学，女人当家
不仅如此，阎延文更一改历史小说中男性打头阵这样一个不成文的写作规律。延文《台湾三部曲》的历史小说，是女性文学有意识的写作突围。小说提示了一种新的创作态势：那就是在男性化的、帝王权谋主题的传统历史小说之外，出现了对历史重新诠释的女性历史作品。阎延文的历史写作，同时又是对女性私人写作的历史颠覆。阎延文认为在东方文化中，男性是伦理的，而女性是生命的。雾峰林家是台湾首屈一指的百年望族，又是台湾最富传奇色彩的家族。延文在创作电视剧《沧海百年》描写雾峰林家时，就重点突出该家族女性的戏分，可以说是女人当家。过去的历史都是男人说，说男人，《沧海百年》则尝试女人说历史，以女作家的敏感笔触，去透视台湾的百年沧桑。
在《台湾三部曲》第二部《沧海神话》创作中，延文延续了这种鲜活的创作体验。她改变了《台湾风云》过去宏大的风格，既注重厚重的历史画卷和浓郁的热带风情；又以女性作家的敏感，体味婉曲微妙的人际情感，追求“以情感人，以事动人”的艺术效果。尤其对渡台先妈木头嫂、阿束社女酋长娥吉、与天地会红旗香主、情人叶省双双殉难的绝色女子阿月等家族女性人物的塑造，一改常规的家族模式，突出了女性缔造历史、感天动地的传奇性格，并融合汉族和原住民神话传说，体现了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系列。小说试图在一种荡气回肠、风云跌宕的亲情、友情、爱情，家恋、婚恋、国恋的变幻中，展现中华民族开拓台湾的千秋功业，以及台民抗侮保台的悲壮史卷。因此，美国媒体和汉学界评价：“《沧海神话》填补了台湾拓荒史的创作空白，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
现在《台湾三部曲》的第三部《青史青山》也即将面世，这是以1895年割台――1945年光复，日据50年间，台湾人民抗日保台、皈依祖国母体的悲壮史诗为素材，描写了一段尘封已久、鲜为人知的历史。《青史青山》宏观上是民族的心灵史，而微观上则是书写一群人的生命之诗。
A：不能走路也要读大学，
高位瘫痪女孩向命运发起挑战
1970年2月9日，郭晖出生于河北邯郸市，父亲郭荣茂是河北工程学院副教授，母亲叫徐孔，也在该学校行政部门工作。郭晖小时候在邯郸市实验小学读书。1981年5月9日，小学5年级的郭晖在课外练习跳远时，不慎碰伤了左腿的膝盖。没过多久，左腿膝盖处出现红肿现象，医生诊断结果是滑膜炎，连续治疗10多天也不见效果。之后转院到一家中医院，治疗30多天，未见好转。郭晖再次转院，到邯郸市一家较大医院治疗。医生诊断是风湿性关节炎，采用激素用药治疗，不见好转，身体开始浮肿。父母把郭晖转到矿区总医院。总医院的化验显示，郭晖得了滑膜结核，结核已扩散到身体的腰部等部位，导致胸部以下部位瘫痪。
10月初的一天，郭晖感冒了，发烧怕冷，在床上滚来滚去，后来就发现双腿发麻、没了知觉。郭晖问妈妈：“我的腿呢？”妈妈愣住了，说：“腿不是在你身上吗？”过了一会儿，妈妈发现郭晖竟然不知不觉地尿在了床上。突然间大小便失禁，让郭晖痛苦万分，她号啕大哭：“我成了废人？我不想活了！”说着，就用头撞墙，母亲拼命地将她拉开。
医院大夫说：“孩子瘫痪了，你们去北京看看吧！” 得知女儿被确诊瘫痪的消息，父亲一夜之间愁白了头，母亲也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1983年1月，父母又将女儿转到湖南省人民医院。郭晖进行了第一次开胸手术。这次手术清除了结核症状，但是，扭曲的椎骨仍然挤压着中枢神经。医院方面让回家调养。回家后，郭晖只能躺着，坐不住，妈妈上班前把水、收音机等准备好，她不敢多喝水，因上厕所实在不方便。一次，郭晖口渴得难受，她伸手去拿杯子，不料从床上掉了下去，摔得半天起不来，她再一次想到了死。
最难的是不能活动，有一次楼上修暖气，叮叮当当的一直在敲，天花板上的抹灰掉在她身上，那种等死的感觉让她心如死灰。
1984年年底，父亲听北京结核病院的医生说，孩子虽然瘫痪时间长，但年纪还小，可以再做一次手术。1985年1月，郭晖做了第二次开胸手术，希望去除骨头对中枢神经的压迫。手术30天后，郭晖的左脚大拇指可以动一点了，可没高兴多久就又不会动了。
从首次治疗开始，郭晖就告别了校园。此时，懂事的郭晖心态已平静下来，郭荣茂摸着女儿的头，叹了口气说：“孩子，你虽然不能走路了，但智力却是异常出众的，你如果刻苦读书，也许能改变你的命运。”郭晖点了点头。
父亲找出两年前的5年级课本。由于郭晖躺在床上，只能后背垫得高一点才能看书学习，身体疲劳了就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看。一个星期下来，她的胳膊肘磨破了皮，鲜血直流。母亲心疼得直掉眼泪。
郭晖学完初一课本了，母亲就将初二课本放到枕边，初中、高中6年的课本，郭晖在床上自学了4年终于完成，课本上的作业也一个不少的都做完了！遇到不会做的，就查字典和看参考书完成。
“孩子，你想考大学吗？”父亲问女儿。“怎么不想？我做梦都想上大学呢！” “可我这不能动弹的腿，哪个大学愿意要我呀？”郭晖这么一说，父亲也一下子犯难了。
1988年12月，郭晖突然想要参加高考。可是，她那时仍旧不能坐稳，时间一长，腿会抽筋，后背还会痛得受不了。而且，那时高考需要预选，郭晖不是在校学生，没有预选资格。为了能上学参加考试，郭晖抽出半年时间锻炼身体。
1989年6月，当郭晖准备参加高考的时候，她才发现自己不能同正常人相比。自己半年时间锻炼的身体仍然不争气，腿一抽筋，还会摔跟头。她觉得自己是真正的废人。
1990年9月的一天，郭晖在河北工程学院遇到了一个老师，他告诉郭晖可以去参加自考，因为这种考试可以一科一科地考。老师建议她学英语专业，毕业后在家搞翻译工作。 这对郭晖来说可是天大的喜事儿。
当时，郭晖参加了一个培训班，上午上课，下午可以在家自习。她住在家中的客厅里，来了人还可以说说话、解解闷。客人走了，郭晖再看书学习。
1991年4月，郭晖第一次参加自考，报考的三门课：英语语法、英美概况、英语综合技能都是全市最高分。1991年6月，21岁的郭晖自己摇着轮椅，急匆匆地去邯郸市八一自控厂报到，这是她联系的第一份工作。工资标准是每月60元。郭晖很高兴，她终于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
1993年6月，郭晖获得了全国英语专科自考毕业证书后，开始做英语家教，她教的学生有20多人，学生中学历最高的还有一位硕士生。她把每月做家教的收入交给父母，从中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有些家长听说郭晖的英语水平非常高，就让她业余时间帮助辅导自己的孩子。每个月给25元的报酬，郭晖很喜欢这份工作，这样可以复习自己学过的知识，更让她感到开心的是学生们都管她叫“老师”。
1993年10月，郭晖来到河北一家学院应聘教师职位时，校方说：“一是她身体太差，不能走路；二是学历太低，不能胜任学院教师工作。”学校需要本科和硕士学历的人。这让她真正地体验到求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郭晖很争气，她开始攻读本科学位。1997年6月，郭晖拿到了自考的本科学士学位，顺利地通过了另一门日语的全国统一考试。1997年7月，河北工程学院办了一个英语硕士进修班，进入该班学习3年后，可申请硕士研究生学位。经详细询问，校方说：“我们只招收已获得学士学位的本科毕业生。但自考生如果本科已经取得5门主科合格证者，也可以录取。”当时，郭晖已经取得8门主科合格证，这无疑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郭晖在英语本科即将毕业时，又步入硕士研究生班学习。
B：真心求职遭拒，
瘫女孩北大奋力攻读博士生
1998年6月，郭晖考试失败。进修班利用周末和节假日授课，郭晖靠个人的努力孜孜不倦地学习，这次还选择了学习一门法语。2001年，由于试卷搞错了的原因，14分的成绩化为乌有，郭晖没能通过考试。2002年6月，郭晖终于以71分的成绩顺利通过考试。她为了这个硕士学位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2002年7月，郭晖再次来到河北一家学院求职，而这一次，郭晖已经取得了自考的本科学历，以及在职硕士进修班的资格证明。这一次，郭晖想求得一个心仪的职位。院方说：“郭晖没受过正规的教育，根据规定，不能录用。”残酷的现实，让她再一次领悟到找工作不容易。
2002年12月7日，郭晖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这时，从答辩室走出一位老教授，郭荣茂紧张地问：“我女儿郭晖的论文行吗？”老教授显得很激动：“你的女儿是个人才，这孩子答辩干净利落，十分精彩，日后必成大器。”郭晖的论文顺利通过了答辩，取得英语硕士学位。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郭晖渴望考取博士研究生继续深造的念头愈加强烈。因为前两次求职遭拒，让她心理感到不平衡。
2003年，郭晖又通过考试，被山东大学录取，毕业时，山东大学授予郭晖“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她的硕士论文是《诗歌翻译的韵律问题》，其诗歌翻译方面的造诣连导师也钦佩不已。
北京大学，郭晖更是视为神圣之地。但是，北京大学会向一个严重残疾、自学成才的女青年敞开大门吗？2002年12月1日，郭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北京大学英语系沈弘教授写了一封信：“我是一个高位截瘫的女青年，是坐在轮椅上读完研究生的。我想读考您的博士生，不知是不是可行。”10天后，郭晖收到了沈弘的回信。信里的话让她既惊喜又温暖：“欢迎你报考我的博士生，北大重视的是学生的学识，我们会根据成绩择优录取，请你不要有顾虑。”
读到沈弘教授的回信，郭晖十分激动。由于她选的英语诗歌翻译是个冷门专业，从事研究者寥若晨星，就连找学习资料都是件相当困难的事。父亲郭荣茂走遍省城的各大书店，也找不齐资料，只好向自己当年教过的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求助，终于获得一套完整的书籍资料。
到2002年12月30日这一天，距离博士生考试只剩下75天时间。父亲担心女儿压力过大，就安慰说：“不要有思想负担，这次考不上没关系，咱们下次再考。”女儿只是笑而不语。
2003年3月19日，郭晖的父母陪着她来到北京参加博士生考试。当郭晖出现在考场时，就有热心的同学帮忙抬轮椅，郭晖很是感激，她感受到了阳光般的温暖。
2003年3月26日，5门考试结束。2003年7月3日，郭晖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全家人相拥而泣。为支持郭晖完成学业，邯郸市残联向她赠送了3000元现金和一部轮椅。郭晖在北大的学习成绩很好，一直在拿系里的奖学金。她要用学识和能力向社会证明自己的价值。
C：未名湖畔留下独特的风景，
女博士摇着轮椅上哈佛
到北大读书了，她的学习、生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郭晖的父母商议决定，由母亲到学校照料女儿的日常生活，父亲则在北京打工挣钱维持生活。
北大宿舍主管人员为郭晖母女提供一个单独宿舍。2003年9月7日，郭晖和母亲一起住进北大一栋宿舍楼内。从此，郭晖每天奔波在课堂、食堂、宿舍之间，她抓紧时间，拼命学习。由于每次上课下课都得坐轮椅，经常引来许多异样的目光。
郭晖上课前，母亲推着轮椅把女儿送到楼前。旧楼有台阶，需要把轮椅抬上去才行。见母亲推着郭晖来上课，同学们纷纷上前帮忙。
由于教室门窄，轮椅推不进去，郭晖只能被母亲背进教室，坐在椅子上。为了使身体保持平衡，郭晖一动也不敢动，一节课下来，郭晖苍白的脸上直冒虚汗，累得不行。大小便时常失禁，怎么办？每次上课的时候，母亲就拿着女儿在厕所用的木凳，在门口等着。每到课间休息时，就急匆匆地跑进教室，把女儿背进厕所。
对于她的专业，郭晖笑着说：“读文学作品是一种消遣，但是做研究则必须下苦功才行。”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英国17世纪的一位叫琼生的诗人，这位诗人博学多才，天文地理，无所不晓；三教九流，无所不知。要研究他的作品，首先得能够看懂有关他的书籍资料。所以郭晖在学会英、日、法和拉丁语之后，增加学习一门古希腊语。一年后，学业成绩也名列前茅。
由于郭晖在英语诗歌翻译方面卓有建树，国内外一些出版社开始注意上她。2003年12月30日，南海出版公司负责人找到她，请她为《海鸥乔纳森》一书担任翻译。郭晖在学习之余，着手翻译书稿。这本书出版后，在市场上引起很大反响。
在学校学习的这几年中，郭晖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中。她撰写的论文先后获得2004年度北大“挑战杯”论文比赛三等奖；翻译出版了长篇译著《尼罗河两岸》，为出版社校对了9万多字的《战争与和平》丛书分册。
在未名湖畔，坐在轮椅上的郭晖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总会接收到师生们赞许的目光。2007年，团中央、中国青年报社授予她“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称号，2008年8月，郭晖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历和学位，成为该校百年史上第一位残疾女博士。她的研究成果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她两次应邀出席在广州举行的“国际语言论坛”和“世界诗歌研讨会”。郭晖自强不息的事迹深深感染了社会，她先后获中国残联的表彰和奖励，河北省政府、省残联授予她“自强模范”等荣誉称号。2008年，北京市委、市政府授予她“北京奥委会、残奥会优秀志愿者”称号。
她扛住了命运的打击，一步一步坚强地走向未来，她拥有一颗感激的心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一路攀登中，郭晖有个当一名老师的梦想。2008年11月，郭晖受聘加入河北工程大学文学院，成为一名大学英语教师。至此，郭晖用27年的时间，终于“站”上三尺讲台。2009年3月，郭晖开始在河北工程大学教英国文学史。大学教书生涯，最多的时候，为一个90多名学生的大班上过课，英美文学、英文诗歌、英文散文，郭晖都教过。
积极收(征)集反映云南民族民间文化的档案史料
以阿昌族、布朗族、独龙族等云南省特有少数民族档案的征集工作为试点，逐步开展云南省25个少数民族，特别是15个云南特有少数民族的档案征集工作。对于反映这些少数民族民风民俗、民间艺术、民间传说等方面的档案进行抢救性收集和征集，将各个民族的天文地理、语言文字、饮食服饰、婚姻习俗、音乐歌舞、传统医药、手工技艺等档案征集进馆，建立云南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档案资料数据库，实现打造云南民族档案品牌的新目标。
民族档案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云南省近年来已抢救少数民族古籍档案3万余册，出版民族古籍档案3000余种近6000册。至2006年年底，全省收集抢救各民族口传文化遗产约25000种，省民族古籍资料库以平均每年征集入库1000余卷(册)古籍文书珍本和善本的速度发展，位居全国之首。省古籍办通过走访调查民间艺人和听众，经过历时6年的编纂(2002―2008年)，成功抢救记录了包括汉族在内的云南26个民族无文字的口承文化，并陆续整理成册。这套超过1000万字的宏篇巨著名为《云南民族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目提要》，被誉为云南少数民族的“四库全书”。全书分为《神话传说卷》、《民间故事卷》、《史诗歌谣卷》三部六册，共收录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2.3万余种。如此完整地收录云南民族通过口耳相传的民族史诗、传说、神话等“无字文化”，在全国尚属首创，其种类和数量均居全国第一。截至2008年，云南省档案馆已保存汉、彝、傣、藏，白、纳西、拉祜、基诺、哈尼、傈傈、瑶等民族的各种载体的档案572个全宗，105万余卷(册)，贝叶经、棉纸经、东巴经等一大批极具保存价值、富有民族特色的档案资料被征集进馆。省馆已着手与省文化厅、文物局联合开展对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接收征集工作，各州市、县级档案馆也将此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逐步推进实施。迪庆藏学研究院收集保存有《格萨尔王传》手抄本和刻本30余部，各寺院均珍藏有金汁、银汁、朱砂书写的藏文《大藏经》及其他木刻、手抄典籍。还有文书档案1400余件，以“格子石碑”为最早的石碑铭文等，现已抢救藏文文书1000余种。
全省各地州市县的民族档案工作各具特色
如大理州突出南诏大理文化与白族档案史料，近年又致力于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影像资料库的开发利用；楚雄州突出毕摩文化与彝族档案文献-丽江市突出东巴文化与纳西族东巴经档案，尤其是东巴艺术档案的开发利用-迪庆州突出藏文历史档案；西双版纳州突出贝叶文化与傣文贝叶经档案；红河州突出哈尼族谱牒档案；文山州突出壮族口述档案；曲靖市突出爨文化与爨碑档案；石林县突出阿诗玛文化与阿诗玛原始资料等，均取得相应的社会效益。
云南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的抢救保护已正式启动
根据2009年10月中新双方签署的《新加坡国家档案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档案局口述历史合作项目》备忘录，2010年7月20日，中国国家档案局与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合作项目之一――抢救保护云南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培训班在昆明举办，新加坡国家档案馆馆长毕观华、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部主任赖素春分别对云南全省200余名档案工作者、学者进行专业知识和技能、口述历史方法学的培训。抢救保存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口述历史计划正式启动，云南将分享新加坡在保存少数族群和民间歌谣方面的经验，并于2010―2011年联合开展阿昌族、布朗族、独龙族、拉祜族4个云南独有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的抢救保护试点工作，通过对这4个民族的文化研究者、文化传承人、民间能工巧匠的访谈，记录与这4个民族相关的语言文化、原始宗教、祭祀文化、生产方式、技术技艺、社会习俗、节庆风俗、社会组织、文学艺术、民间传说、天文历法、民族医药、衣着服饰、建筑风格、饮食文化、交通工具、民族工艺等方面的口述历史档案。在条件成熟时，逐步建立以云南15个独有少数民族为重点，涵盖云南25个少数民族，充分体现民族性、时代性、群众性、文化性和富有云南特色的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资源体系，探索中国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抢救保护的方法和途径，培养一批抢救保护口述历史档案的人才，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持与维护，推动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和谐共存，促进各民族的团结进步与繁荣发展，维护边疆稳定。目前，阿昌族的历史档案抢救工作进展顺利，已走访采集了5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档案资料，征集到阿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刀王”项老赛煅制户撒刀过程录像资料及阿昌族银器制作过程影视资料；征集到保存50多年的阿昌族女性服饰1套、部分反映阿昌族生产、生活、民居和民族标志等的照片、文献资料，其中还有一本珍贵的祖传手抄宣纸线装阿昌族文字古书(未翻译)。
云南少数民族声像档案资源的整合利用独树一帜
云南被誉为“纪录片资源的王国”，在这片以自然和人文多样性著称的土地上，少数民族原生态影像文化丰富多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拍摄的经典“民社片”中，有9部是在云南拍摄的。从1987年至今20多年来，云南省许多影视机构、大专院校和科研部门记录、创作、摄制、保存和积累了大量反映地方民族文化的影像信息资料，内容涉及云南各民族的日常生活、生产劳动、婚丧习俗、宗教礼仪等各个方面，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资产。云南音像资料馆现已收藏各类型的声像档案4000余本。云南音像出版社已先后出版700多个盒号的原声带，200多个片号的录像节目及400多个版号的CD、VCD、DVD碟片，发行总量超过6000万盒(盘)；发行有线电视节目近15万本、30万集。值得一提的是，大理地方民族文化影像资源一枝独秀，不仅有多年积淀的影像文化传统和丰富的馆藏资源，而且建立了云南首个以影像收藏为主的博物馆――云南大理国际影像博物馆。大理白族自治州图书馆藏有大理地方民族及旅游声像资料160余种，大理学院图书馆藏有大理地方民族及旅游声像资料110余种，大理广播、电视、新闻、文化艺术社团等单位的资料室，也藏有部分大理民族及旅游声像资料，以及自制的大理民族录音、录
像、光盘资料百余种。云南少数民族原生态影像文化信息资源具有鲜活的历史档案价值，有些是濒危和亟待抢救的、稀少的地域性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影像资源，多数尚未公开出版发行，其资源建设与开发的前景十分看好。
充分挖掘优势资源，编辑出版各种民族档案编研成果
2001年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翻译整理出版了长达5000多万字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百卷千册本，被称为“旷古一绝，世纪丰碑”，政府为此投入了500万元，其规模之大堪称全国第一。2003年9月以它为基础申报的纳西东巴古籍文献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2002年又启动了史无前例的贝叶经整理出版工程，由西双版纳州政府投资800多万元，打造傣族文化的“万有文库”和“百科全书”，并于2010年4月出齐多达100集的《中国贝叶经全集》。2005年，投资1000万元的《彝族毕摩经典译注》100卷工程启动，目前已交稿70卷，审定52卷，其中前40卷已编译出版。此书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毕摩文化遗产巨著，被誉为“彝族四库全书”。《大理丛书》编委会拟将自上古以来的大理地区历史文化之精粹，分编为《金石篇》、《佛经篇》、《艺术篇》、《方志篇》、《建筑篇》、《考古文物篇》、《本主篇》、《族谱篇》、《史籍篇》、《民俗篇》十大专辑约100册，大理州档案馆参与编辑出版了《金石篇》，《族谱篇》等，这是一项整理大理地方文献的系统工程，被誉为“白族的永乐大典”。迪庆州藏学研究院先后翻译出版了《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所存和藏事档案史料目录》、《中甸藏文历史档案资料汇编》、《格萨尔-加岭传奇》等数十部藏文图书。
他靠翻译支撑热爱的创作，因为从高中起的梦想是当一名作家。
李昂打趣他是台湾少数待在家里写作，由老婆出去上班赚钱养家的作家，实践了女性主义的主张。何致和不介意，还笑言，“当然我翻译也有贡献一点收入啦，只是没我老婆赚得多。”谦虚、随和，这是与他接触的第一感觉。访谈第一个问题答完，他竟极诚恳的问，“讲完了，会不会讲太多啊。”
四月他带着新作上了《印刻文学生活志》杂志专题封面。蔡逸君、甘耀明等撰文推荐他的新书《花街树屋》。
以童年挚友自杀为起点，主角开始回溯和解码现实生活点滴和童年记忆，通过一种曼妙的节奏，对讯息进行不断的解构、重组、拼凑，最后是戛然而止为的完整。《花街树屋》是一个关于孩子逃亡的故事，一本关于自由、反抗的成长寓言，一次“幽默兼悲伤，宁静却澎湃”（蔡逸君言）的阅读之旅。这是他以经验开枝散叶，通过“充满汗臭味的脑运动”写就的诚意之作，也是何致和为作家梦想交出的用心答卷，一部目前他创作生涯中的惊艳之作。
翻译，要还原“文气”流动的力量
如果一定要给何致和现在的工作角色排名，翻译应该是第一位，因为除去写作，他更多时间是用在翻译上。他以翻译为业来支撑自己的作家梦，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好的翻译者。
迄今为止，他已翻译十余部欧美畅销小说，这些小说的大陆简体版几乎都选择沿用他的译本，如卡罗琳·帕克丝特的《巴别塔之犬》，马丁·艾米斯的《时间箭》、《夜间列车》，另外还有《猜火车》作者欧文·威尔士的小说集《酸臭之屋》、《侏罗纪公园》作者迈克尔·克莱顿的小说《时间线》等。
工作日的上午一般属于何致和的翻译时间。不过因对作品翻译质量要求高，他译出一本书的速度并不很快，《白噪音》就译了将近一年。他说这和他的翻译观有关系，他希望翻译的作品能尽可能让读者在阅读时不会感觉到太多障碍，最好有像读原作的那种感觉。
“我比较倾向隐性翻译。”何致和说。他认为翻译对原著作基本的忠实不可少，但翻译者还该注意的是作品的“文气”。如果原文本身是很流畅的，读者在阅读时会感觉到有股很强大的力量在里面流动，那么在翻译的时候，就应该去试着想办法来还原这种文气的流动力量。对翻译来说这其实也是一种忠实，因为翻译不等同于字与字、句与句的简单对应。
台湾出版业的现实情况，决定了何致和没有那么多权力去选择翻译什么作品，但是他仍有自己的坚持，选择翻译的基本都是自己欣赏的作家的著作。若遇到非常中意的，比如《白噪音》和《时间箭》，哪怕不容易，他也会努力想办法争取到翻译机会。
在何致和简单的生活中，如果说翻译是主业，是生活不可少的一部分，那么，写作对他来说，则更像是一种生活本身的意义。
当作家是梦想，不可以轻易放弃
平日里，何致和每天的工作主要切成两部分，上午翻译，下午写作。他把自己的主业说成是翻译，因为那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以往每年都可以译出一、两本作品。最近因为要准备博士论文，所以翻译只好暂时搁下，转为论文时间，下午仍是雷打不动的写作。
尽管已经出版了小说集《失去夜的那一夜》，长篇小说《白色城市的忧愁》、《外岛书》等，他仍没有把自己看作是职业作家。“我的基本战略是用翻译去支持创作，完全是不得不如此为之。”
就好像梦想与现实总是存在着距离一样，写作在满足理想追求的同时，也不能够恰好契合生存的需要。不过何致和想得清楚透彻，他认为既然从未考虑过以作家这样一个身份获取什么实质利益，那么市场如何就不在自己关心的范畴了。
“每个喜欢阅读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梦想当个作家吧？”对何致和来说，就像喜欢打篮球的人会梦想成为姚明，喜欢打棒球的人会希望成为王建明一样，想当作家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的一件事。对如今的写作生活，他有着一种感恩当下、乐在其中的幸福感。“从高中开始的梦想，到三十几岁才勉强算实现了。所以，不管社会文化风气如何转变，出版市场如何每况愈下，这个梦想都不可以轻言放弃的啊。”他这样说道。
尽管成为作家是梦想，但向不认识的人介绍自己时，何致和大都会说他在做翻译，而不会主动说自己是作家。“写作大概五年才出一本书，稿费可能还不够付在咖啡厅写作喝掉的咖啡钱，所以写作不能算是工作。”
《外岛书》三十万字，写了八年；《花街树屋》十八万字，写了五年。按理《外岛书》出版后两年《花街树屋》就该写完，但这之间何致和有了小孩，他开始承担起奶爸的工作，因此创作被耽搁了两年多，而这也恰是《花街树屋》的幸运，因为女儿的出生，给何致和带来了意外的灵感和构思，他开始思考更多，这本书也因此多了更丰富的重量。
“嗅得到大脑臭汗味的作品”
何致和的作品大多是以经验为种子，他将它灌水，等它逐渐发芽长大，直到延伸庞大，长成一整片森林。他擅长于将老梗话题，经由自己的方式处理后，展现给读者不一样的故事和力量。
在东引当兵的经历，就成就了《外岛书》。当地人将这本书视为发声之作，何致和说他“很心虚，因为我在那里只生活两年，只能算是过客，没资格替他们代言什么。”所以他开始想应该写一下自己的根，自己从小生长到大的地方，于是《花街树屋》的背景就有了。女儿的出生是这个故事得以成型的一部分原因，因为何致和要在家带小孩，陪着孩子长大的他觉得自己好像也重度了一次童年。但当他回忆过去时，发现那些曾属于自己的童年时光在记忆中已经变得残破零碎，很难再串起来，于是引发他从记忆方向去书写小说的灵感。
这本书的小说情节和个人成长经验的关联，似乎就是这样纠扯不清的。何致和说小时候他家附近也有个树屋，但不是他盖的，那棵树也没那么高。小时候的确看过红毛猩猩，但根本连摸都没摸过，更别说去救走它了。这些经历和一些不那么相关的事件发酵，通过文学的虚构延伸，才是《花街树屋》最终的故事。
文学作品大多来源于现实。何致和显然也很看重真实带来的情感体验与文学虚构的融合，他说，“因为小说本身是虚构的，而记忆在太长时间过去后，已不那么确定，甚至也变成虚构的了。用追忆的手法去写小说，等于是一种双重虚构，而能够被这双重虚构淘洗所留下的，也许不多，但那一定最强大最撼人的真实。”
《花街树屋》显然就有轻易引感共鸣的真实。涉及自由、压抑、反抗和界线，谈到婚姻生活、孩子教育、都市变迁，故事背景还提及一些“大事件”，如党外运动、政治人物与城市改建、社区文化保存运动……不过这些看似庞大琐碎的话题，经过何致和的文字处理，却仿若深海里的暗涌，各个漩涡都饱含力量却又不失恣意自然，不至于喧宾夺主，更不至于浅薄刻意。读这本书，很像是被何致和领着穿越时空，随三个不同家庭背景和性格的男孩，再度过他们的少年、青年、中年，最后在故事结尾回到现实，而再回想起遥遥呼应的开始，内心只感觉一种难言的怅然。从这点来看，何致和对小说创作节奏的成熟掌控体现得淋漓尽致。
关键词：巴托克；柯达伊；民歌；民族音乐学
中图分类号：J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0-0063-01
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西方音乐学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这门曾被称为比较音乐学的学科，以1885年英国人艾斯利发表《论诸民族的音阶》为起点。1902年德国人施通普夫同他的助手阿伯拉罕在柏林大学建立了研究室，他们二人和后来曾在这个研究室工作、学习的霍恩波斯特尔、诺林特等人形成了柏林学派。之后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当比较音乐学在西欧兴起之时，随着在东欧掀起的民族独立运动，东欧各国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为了对抗德奥音乐的主宰地位，纷纷下乡搜集民歌。他们不但改编民歌，用民歌曲调丰富自己的乐汇，而且研究民歌和其他民间音乐作品，为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建设做出贡献。在这些音乐学家中，最著名的学者就是巴托克（Bela Bartok，1881―1945）和柯达伊（Kodaly Zoltan，1882－1967）。他们各自或共同采集了数以千计的匈牙利和东欧民间乐曲，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写出精辟见解的论文，以他们娴熟的作曲技巧和丰富的想象力以及细致的音乐构思，将民间乐曲应用于他们的作品之中，成为世界音乐宝库中别具特色的艺术精品。
贝拉・巴托克生于匈牙利托龙塔尔区的瑙吉森特米克洛什。早年就显示出钢琴演奏和作曲的非凡才能。1989年，他放弃了维也纳音乐学院的奖学金，听从了多纳伊的意见，入布达佩斯音乐学院学习，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匈牙利民族独立运动。1904年，他记录了第一首匈牙利农民歌曲，对民间音乐发生了兴趣。他是20世纪上半叶最成功的民族主义作曲家。他不仅为匈牙利音乐打开了新的局面，也是20世纪站在现代音乐前列的少数几位最重要的革新者之一。他把西欧作曲技法和匈牙利民间音乐语言相结合，民间音乐的旋律、调式和节奏构成了他作品的灵魂，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风格。巴托克是20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音乐学家之一，他一生收集、记录、整理了近万首各民族民歌，写出了许多卓越的论文和五本专著，为匈牙利民间音乐研究及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05年，巴托克结识了柯达伊，两人从此友好合作，开始对匈牙利民歌做系统调查。他们一起发现了真正的匈牙利农民音乐，为匈牙利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时，柯达伊在大学学习匈牙利文学和语言，已经独自在探索未被发觉的匈牙利农民歌曲。为了他的博士论文《匈牙利民歌歌词结构》，他曾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因此，严格的说，是柯达伊首先发现了匈牙利农民歌曲既不同于西欧民歌，也不同于匈牙利流行艺术歌曲。柯达伊率先为他们两人找到了道路。同样，也是柯达伊最早发现，可以从法国音乐，特别是德彪西的作品中，而不是从德国音乐，为匈牙利五声音阶的曲调找到配置和声的可能性。
柯达伊同样是20世纪匈牙利最伟大的音乐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作曲家和杰出的民族音乐学家。1882年12月16日生于凯奇凯梅特的一个音乐爱好者家庭，1967年3月6日卒于布达佩斯。童年接触到民间歌曲及吉普赛音乐。中学时参加乐队及教会合唱团，并开始作曲。1900年进布达佩斯大学攻读民俗学，同时在布达佩斯音乐学院师从H.克斯勒学习作曲。同年在文学杂志发表民歌集第1卷，引起巴托克的极大兴趣，两人开始合作。1906年以论文《匈牙利民歌诗节的结构》获得布达佩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去法国，翌年在巴黎接触到德彪西的作品，对其和声中五声音阶的用法很感兴趣。1907年起在布达佩斯音乐学院任讲师，1911年任教授，直至1942年退休。其间1919年匈牙利革命时，由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任命为音乐学院副院长。革命失败后被迫离校，中断两年，退休后被选为科学院通讯博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任匈牙利音乐家协会主席、音乐学院院长，1961年被任命为国际民间音乐研究会会长，曾3次荣获国家勋章及科苏特奖金。柯达伊在民歌收集和研究方面有卓越的贡献。在他的主持下，科学院收集的匈牙利民歌总数达10万首。他为民歌配写的伴奏及改编的无伴奏合唱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他科学化的收集方法得到国际上的重视。理论著作如《论匈牙利民间音乐》，有中、德、英、日、俄文等各种译本。作曲方面，也涉及几乎所有的体裁，但以声乐作品占最大的比重。创作特点在于能掌握匈牙利民歌精髓、刻画匈牙利民族精神和风貌。柯达伊把匈牙利民间音乐语言和欧洲古典传统的创作技法融为一体，作品都有清晰的调性。因此他的作品曾被巴托克誉为“匈牙利灵魂的表露”。在音乐教育方面，柯达伊也有突出的贡献。他不仅培养出F.萨博、G.肖尔蒂、B.萨博尔奇等许多国内外知名的音乐家，而且在普及音乐教育，提高人民的音乐修养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他的训练材料被命名为“柯达伊教学法”，在世界各地试验推广。此外，他在音乐史、民俗学、语言学、文学史等方面也有很多成就。
巴托克和柯达伊为了发展匈牙利民族音乐，不仅搜集、整理和研究匈牙利民歌和其他民间音乐作品，而且注意到采风和民间音乐研究的方法、文献资料的分类和体系的建立、民族音乐传统的发展和重建等多方面的问题。他们还强调音乐学家应当懂得历史，这样才能对一首民歌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巴托克在采风中注意结合人民生活，并对民间音乐作品所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进行细致调查，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对活的音乐现实做彻底的研究。
巴托克与柯达伊两个人克服了重重困难，他们的采风活动也很快有了巨大的成果。1906年，他们合作出版了《匈牙利民歌20首》。它的出版告诉了所有的人什么是真正的匈牙利民歌，为在20世纪建立起真正的匈牙利民族的音乐文化指明了方向，也为研究匈牙利的史前史、解决其族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20世纪30年代，巴托克和柯达伊在匈牙利科学院建立了以研究匈牙利民间音乐为主要任务的音乐学研究所，并在布达佩斯李斯特音乐学院开设了民间音乐课。巴托克的著作《匈牙利民歌》和柯达伊的著作《论匈牙利民间音乐》都是比较音乐学的重要文献。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辨性的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巴托克和柯达伊对民间音乐的收集和整理以及深入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学科研究不可缺少的工作。他们对民族音乐学的进步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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