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1 17:27:5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基本公理，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公理是法的中心价值
在法哲学思维史上，公理理论历经了一个开展头绪明晰、观念多元化的开展过程。公理与自在、对等等司法的其他价值有亲密联系关系，是法价值系统内部的枢纽和统率，而法是公理的基石奠定。公理一开端就和司法结下了不解之缘，没有阿谁国度的司法悍然声称不是为了公理的完成。我们常常说司法也有良恶之分，标明的就是用公理价值来评判司法。公理照样各类法价值之间抵触、矛盾的“均衡者”和“仲裁者”，由于无论是自在、对等照样平安、效益，这些根本的法价值都与公理严密相关，公理不只能维护和保证自在，还可以对自在加以合理限制；公理与对等关系亲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以对等为中心的公理观条理比穷，在人类思维史上构成了一道亮丽的景色；并且司法的公理与否很大水平上取决于它的平安价值能否获得充沛完成。所以公理不只是一项通俗的司法价值，并且它还充任着法的价值统率这一至关主要的人物。所以，经济法作为一种部分法，当然具有法的普通规则，从法理上剖析，公理也相同是经济法的价值根底。
二、经济法发生于对公理价值的追求
价值在经济学中首要显示为凝聚在商品中的无差异的人类劳动。“价值”一词起首是一个经济学概念，然后被使用于政治学、哲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之中。在西方，“价值”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根本范围。而所谓价值，是指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需求的关系中，客体以本身功用和属性给主体带来的效应。也就是说价值是从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上来界定的，价值是客体知足主体需求的主要性。公理价值的完成需求顺序法的维持。而经济法作为国度调理社会经济之法，无论是在本钱主义国度照样社会主义国度，其发生和开展的缘由都是出产社会化和国度调理治理经济本能机能的呈现和兴旺，发生的目标都是为了标准和保证国度调理治理经济的这种本能机能。经济法是调整国度调控经济关系的司法标准的总称。其调整对象固然和民法、刑法等司法分歧，例如民法调整的是对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富关系，而经济法调整的是不服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就是说经济法的自身就是为了追求一种公理、对等的价值。早期社会，国度对社会经济的治理按其方法首要是民事、行政和刑事的治理，为调理社会经济的构造和运转的经济调理性治理则很少执行，它尚未成为一种常常运转的自力的治理方法，但跟着社会经济的开展，市场经济需求与之相顺应的调理机制，尤其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要本钱主义国度先后进入垄断本钱主义阶段。出产社会化与小我垄断之间的矛盾日益凸起,社会经济矛盾激化,自在听任的市场经济激发了很多如贫富差距严峻、经济危机频频发作等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然后招致了整个社会经济次序紊乱、经济平安无从保证，市场机制的缺陷完全表露了出来，现有的司法处理以上问题简直成为了不成能，在这种状况下当局介入经济生涯,干涉经济开展成为必定的选择。所以，很多本钱主义国度不得不接纳国度微观调控等伎俩干涉经济，经济法就是以市场经济开展为根底，以国度的干涉而最终构成。在分歧的国度，分歧的前史期间，民法和行政法对市场公理所起的效果是分歧的。在某些非凡期间，如战争期间，经济危机发作时，行政法起主导效果。在往常期间，两法的效果器械方各具特征。在西方国度，经济法发生之前，规制市场范畴的法首要是民商法，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度则是行政法起主导效果。而在垄断期间，我们可以看出在民商法基本无力处理一些社会新呈现的经济问题时，经济法发生了，其首要目标是为了包管国民经济有序和继续开展，标准市场次序，它调理了小我私利与社会公益之间的矛盾与纷争，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次序趋于公平、对等，所以说经济法的发生是出于对公理的追求。
三、经济法的价值在于方式公理与本质公理的一致
法的方式公理是指无论是根据顺序法照样实体法，司法对等的合用于任何人，一致状况一致处置。所以法的方式公理能很好地维护司法的威望，可以包管执行现有准则下的公理，，但这种公理并不克不及完成完全的公理，仅仅只是一个方式。而法的本质公理指的是法被视为一种东西和伎俩，当运用这种伎俩无法获得想要的目标时，可以改动伎俩，然后完成真正的公理，但本质公理又轻易招致人治。所以法的价值在于方式公理和本质公理的一致，也就是说不只要到达方式上的公理并且还要完成本质公理。经济法和民法、行政法一样，其价值都是方式公理和本质公理的一致，只但是民法和行政法的主体局部在方式主义，而经济法的主体在本质公理。经济法从对市场只需进行调理的角度动身制止垄断、限制竞争、不合理竞争等毁坏竞争次序的行为，以维护自在公道的竞争情况，而且对市场买卖主体一方处于弱势位置的消费者给以非凡的维护，依据主体的分歧状况进行区别看待，以维护买卖的公道和社会的不变。另一方面，经济法从国度微观经济角度，经过金融、税收、等经济伎俩指导市场主体作出促进社会经济开展的选择，规则企业、金融机构等权益义务，促进社会经济收益的公道和社会分派的公平。经济法首要调整的是不服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跟着社会的开展，社会政治、经济构造日益复杂，国度经过微观调控等伎俩积极地参加到经济生涯的治理、调控和运作之中，且现价段人们之间的才能、财富等方面存在着极大差异，贫富差距还很严峻，假如司法严厉恪守方式公理的需求对一切人对等看待，也就必定招致、甚至加剧竞争后果的本质不服等。所以经济法在追乞降完成本质公理的进程中，应该强调针对分歧状况和分歧的人予以分歧的司法调整，详细状况详细剖析，要求依据特准时期的特定前提来确定经济法的义务，注重后果的对等，然后完成最大大都人的幸福、好处和开展。
关键词：多维贫困；贫困主体识别；贫困程度测度；反贫困策略；可行能力理论；发展贫困理论；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多维减贫；Watts方法；AF方法
中图分类号：F061.3；F11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1006110
一、引言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是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一般而言，贫困问题研究涉及贫困主体识别、贫困程度测度和反贫困策略选择三个方面，其中，贫困主体识别和贫困程度测度是基础。自Booth（1889）和Rowntree（1901）从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经济资源或收入水平界定和测度贫困以来，对贫困的识别经历了静态到动态、客观到主观、确定到模糊、一维到多维的发展过程（叶初升 等，2010）。近年来，贫困问题研究更是进入细化、深化和广化的发展阶段，其中，从多维角度把握贫困的本质，创建科学且易于操作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日渐成为贫困研究的主流，也成为当前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焦点。
然而，作为世界贫困人口第二的发展中大国，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但在多维贫困的研究和实践中却表现并不突出。在多维贫困研究方面，引进和消化国际前沿研究成果仍是国内学者的主要工作。一部分学者对国外多维贫困研究的进展进行了介绍和评述（尚卫平 等，2005；洪兴建，2005；陈立中，2008a；张建华 等，2006；邹薇 等，2012；刘泽琴，2012；叶初升 等，2010，2011）；另一部分学者则应用或修正国外主要的多维贫困测度指数对中国及特定区域进行了多维贫困的实证分析（王小林 等，2010；胡鞍钢 等，2009，2010；李佳路，2010；罗小兰 等，2010；蒋翠侠 等，2011；邹薇，2011；陈琦，2012；郭建宇，2012；李飞，2012）。由于多维贫困研究总体滞后，多维贫困理念普及程度有限，多维贫困测度尚未正式应用于我国扶贫实践。虽然在我国的扶贫监测中，经济贫困之外的指标也有涉及，但贫困究竟包括哪些维度、各维度的临界值为多少、各维度的权重如何确定等均缺乏统一规范。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多维贫困理论基础、主要测度方法及国际实践进展的系统阐释，为多维贫困理念在国内的推广以及新时期国家“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实践提供多维视野和借鉴。与国内已有的多维贫困测度述评文献不同，本研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追求逻辑的完整性而不拘泥于内容的完备性，在逻辑上，按照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测度方法与实践应用的思路进行了系统阐释，但在具体内容上，只选择最基础或最核心的理论、方法和代表性国家的实践进行剖析；二是强调了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构建的公理性条件，并对各主要测度方法的联系和区别以及是否满足公理性条件进行了初步探讨；三是首次对代表性国家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进行了跨国比较，总结了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经验与启示。
丁建军：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测度方法及实践进展
二、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
长期以来，贫困被视为一维概念，仅指经济上的贫困。其潜在的逻辑是“金钱是万能的”，只要人们的货币收入高于贫困线，那么其在所有其他方面的福利水平都可以得到满足。但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贫困是一种复杂而综合的社会现象，除了收入以外，贫困还涉及教育、健康、住房以及公共物品等多个维度的缺失。虽然，福利经济学家Cannan（1914）、Pigou（1920）等早已认识到贫困和福利问题远非以货币表示的经济指标能够轻松描述并解决，但较早明确提出从多维角度来认识贫困与发展问题的学者则是Sen（1976），其“可行能力”理论被公认为是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Martinetti，2000）。
1.Sen的“可行能力”理论
在回答“什么样的平等”这一道德哲学问题时，Sen认为广受关注的三种平等观（功利主义的平等、完全效用的平等、罗尔斯主义的平等）都存在严重的局限性，无法通过将三者相结合的方式构造一个完备的理论。进而，他首创了“可行能力”概念，提出了“基本可行能力平等”的构想。其中，可行能力指“人们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的能力”（Sen，1980，1984，1985）。
将“可行能力”理念引入贫困分析，Sen提出了“能力贫困”的概念。他认为贫困对应的是功能利的缺失，而功能利缺失的背后则是实现功能利的可行能力的缺失，即个人的福利是以能力为保障的，而贫困的原因则是能力的匮乏。基本可行能力由一系列功能构成，如免受饥饿、疾病的功能，满足营养需求、接受教育、参与社区社会活动的功能等。一方面，这些功能的丧失是贫困产生的原因，另一方面，它们本身就是贫困的表现。因而，基本可行能力包括的功能不仅具有消除贫困的工具价值，而且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人类福利。如果将生活看做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功能性活动，而对福利的概括评价则必须表现为对这些组成要素的评价形式。作为一个社会人，理应具备包括获得足够的营养、基本的医疗条件、基本的住房保障、一定的受教育机会等基本功能（Sen，1983），如果个人或家庭缺少这些功能或者其中的某一项，那就意味着处于贫困状态。
可行能力贫困理论是对发展贫困理论的发展和超越。发展贫困理论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虽然也强调收入、消费之外的因素，如健康、教育等，但它仅把这些因素看做提高收入和消费的工具或手段。因而，发展贫困理论关注的仍然是个人或家庭是否存在经济上的贫困，对其他因素的考虑只是因为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个人（家庭）现在或未来的经济状况。而可行能力贫困理论认为健康、教育这些因素不仅具有消除收入贫困的工具性价值，而且它们本身代表了某种发展的目的，还具有内在的价值。可见，不同于发展贫困理论，可行能力贫困的内涵已经超越了经济方面的贫困，它把缺乏健康、教育等因素本身看做一种贫困。
Sen从“可行能力”的视角定义贫困催生了多维贫困理论。收入匮乏作为一系列功能性活动中的一种，在市场不完善或不存在的现实情境下，无法作为工具性变量完全反映个体或家庭的被剥夺程度。要正确衡量个体或家庭的贫困程度，就必须从多个功能性维度来考虑个体或家庭被剥夺的状况，构建多维贫困测度指数（Anand & Sen，1997）。
2.贫困测度的公理性条件
贫困指数应与一系列伦理上说得通的准则相一致（Sen，1976）。因而，只有满足一系列公理性条件的贫困指数才具有良好的性质。相对于单维贫困指数而言，多维贫困测度的公理性条件更为苛刻。Chakravarty等（2005）概括了多维贫困测度的12条公理：
（1）聚焦性公理（Focus）。某一维度上的改善并不影响另一维度的剥夺，即对于某一贫困主体而言，不同维度之间不可替代。如某人超过贫困线的收入增加不能改变其在教育维度方面的缺失，他在教育维度仍然是贫困的。
（2）标准化定理（Normalization）。贫困指数具有基数特征，即当社会中所有的人都不贫困时，贫困指数为0。
（3）单调性公理（Monotonicity）。若某穷人的状况得以改善，贫困指数不会增加。
（4）复制不变性公理（Principle of Population）。将维度矩阵复制多次不会改变贫困程度，这一公理有助于进行跨时和跨地区的贫困比较。
（5）对称性定理（Symmetry）。除了贫困考察的维度以外，其他特征，如姓名等都不会对贫困的测度产生影响。
（6）连续性公理（Continuity）。该公理确保了某一维度上的值包括临界值的微小变化不会导致贫困指数的剧烈变动，因而，贫困指数不会对临界值和基本需求的观测误差过分敏感。
（7）子群可分性公理（Subgroup Decomposability）。如果将总人口按照种族、地理以及其他分类依据划分为几个子类，则总贫困指数可以分解为由人口比重加权的各子群贫困指数的加权和。这一性质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更准确地把握各子群体的贫困状况，并制定针对性强的减贫策略。
（8）基本需求非下降性公理（Nondecreasingness in Subsistence Levels of Attributes）。基本需求提高不会降低贫困程度，如两个相同的社区中，生存水平更高或基本需求更高的社区其贫困程度不会更低。
（9）非贫困增长性公理（Nonpoverty Growth）。如果一个富人加入某社区不会导致该社区贫困增长。和聚焦性公理一起，非贫困增长性公理确保了贫困指数是人口规模的非增函数。
（10）转移性公理（Transfers Principle）。如果Y社区的贫困维度矩阵YP在通过一系列等价转换后，能变成与X社区中的贫困维度矩阵XP相同的矩阵，则X社区的贫困不会高于Y社区的贫困。
（11）规模不变性公理（Scale Invariance）。各维度上的值和临界值成比例变化不会改变贫困指数，也就是说贫困可以看做是各维度上关于临界值的相应比例的缺失。
（12）贫困维度间关联增强性转换非下降公理（Nondecreasing Poverty Under Correlation Increasing Switch）。当两个贫困维度之间是替代关系时，实行维度间关联性增强转换，不会降低贫困程度。如A、B两人在2维度都缺失的情形下，假定A在维度1上相对富有（A11>B21），B则在维度2上相对富有（A21
三、多维贫困的主要测度方法
在多维贫困测度中，维度选择、权重确定以及综合指数合成是关键。基于对上述关键点理解的差异，现已发展了一系列多维贫困测度指数和方法。如HM指数（Hagenaars，1987）、HPI人类贫困指数（UNDP，1997）、ChM指数（Chakravarty，1998，2003；Tsui，2002）、FM指数（Chakravarty，1998，2003；Tsui，2002）、WM指数（Chakravarty et al，2005）以及最近发展起来的MPI指数（UNDP，2010）、AF法（Alkire，2007，2011）等。鉴于篇幅，本文仅对应用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几类方法进行阐释目前，构造多维贫困指数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基于信息理论的方法（Lugo et al，2009）、公理化方法（Bourguignon et al，2003）、克服贫困线界定中随意性的模糊集方法（Cheli et al，1995）、投入产出效率方法（Ramos et al，2005）、“双界线”方法（Alkire et al，2011）以及主成分分析、多元对应分析等统计方法。 。
1.Watts方法
专家咨询法完全模糊及相关方法；
加权求和不完全满足
四、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国际进展比较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多维贫困测度就在各国的扶贫实践中逐步兴起，并经历了物质生活质量指数（Morris，1979）、人类发展指数（HDI，UNDP，1990）、基本需求方式（BNA）、农村综合发展（IRD）、综合发展项目/计划的发展阶段（Alkire & Sarwar，2010），目前，正进入新一轮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提升和推广期。基于体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多维贫困测度实践发展阶段差异的原则，首先，我们考察代表性国家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然后，总结各国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经验与启示。
1.代表性国家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进展
英国、南非、墨西哥、菲律宾、印度、不丹和玻利维亚7个国家在多维贫困测度实践中具有代表性。其中，英国和南非不仅多维贫困测度实践发展阶段最高，而且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墨西哥和菲律宾两国的多维测度实践发展程度居中，而且也是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玻利维亚和不丹是人口和经济规模的小国，而印度是世界贫困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但三者都处于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发展初期。
（1）英国和南非
受欧盟“社会排斥”（Lenoir，1974）概念的影响，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收入之外的贫困问题。2000年，针对英格兰贫困地区制定了首个多维贫困指标体系，经过2004、2007年两次改进后，该指标体系已被部分地区政府应用于多维贫困测量实践，具体包括经济、社会和住房问题三大方面的系列指标。最近，英国又以多重剥夺模式为导向对2007版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进行改进，共涉及7类37个不同的指标。南非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与英国较为相似，2000年，南非统计局的社会人口司针对包含住房指标和居住环境指标在内的住户贫困进行调查，每年一次，调查内容包括教育、健康、工作或失业、由家庭承担的非酬劳旅行、住房和服务的可得性六个方面。2001年，联合南非社会政策分析中心和人类科学研究理事会，南非统计局开发了省级多维贫困指标体系，这一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包括收入和物质的贫困、就业、健康、教育和生活、环境五个方面。目前，南非正在开发国家多维贫困指标体系。
（2）墨西哥和菲律宾
墨西哥和菲律宾也较早地开展了多维贫困测度实践。其中，2001年，墨西哥贫困测量技术委员会开始负责官方的贫困测量方法开发，构建了包含食物贫困、能力贫困和财产贫困的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2002―2006年又进行了多次修订。2006年后，由社会政策评估全国理事会负责衡量全国、州、市的多维贫困，全国和州一级每2年测度一次，而市一级每5年测度一次。2007―2008年，在专家的协助下进一步对多维贫困测度方法进行了修正，采用了包含收入、健康、食品安全、教育、住房、社会安全和社会凝聚力的贫困线总得分测度方法。菲律宾则在20世纪90年代构建了贫困的社区监测系统，2005年后，完善了监测的内容，使其包括健康、营养、住房、水和卫生、基础教育、收入、就业和平等秩序8个维度，而且，各地方政府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地方治理的具体指标。事实上，菲律宾采用的是一种典型的地方构建和交付反贫计划模式。
（3）印度、不丹和玻利维亚
印度虽是世界第一大贫困人口大国，其在多维贫困测度实践方面却处于发展的初期。2002年，多维贫困识别方法开始逐步取代收入贫困识别法被政府采用，印度政府通过13个方面的贫困信息计算贫困得分识别贫困家庭，给贫困家庭颁发“贫困家庭卡”。不过，2008年8月印度才宣布新的“多维贫困指标”。不丹和玻利维亚则更多的是在倡导“国民幸福总值”（2008）和“过上幸福生活的能力”的目标下，开始兼顾多维贫困测度。目前，这两个国家的多维贫困测度指标正在构建中。
2.代表性国家多维贫困测度实践比较
前文对主要代表性国家的多维扶贫实践进展进行了概括性阐述。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多维贫困测度国际实践的特征与规律，我们从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动机、负责或支持机构、指标选择与修正、识别与加总方法、使用和结果、最新变化及趋势6个方面对各国多维贫困测度实践进行了对比分析，具体如表2所示。
3.经验与启示
从上述7国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进展及对比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到以下几点经验与启示：
第一，多维贫困测度指数的维度与指标选择应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实现优势互补。如英国、南非、菲律宾等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相对成功的国家，在指标选择方面都邀请了学术专家、有调查经验的专家和政府调查人员等参与，其中，在英国多维贫困测度技术由学术小组负责。
第二，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可持续性需要多方面的支持：一是明确的责任机构和支持与合作机构，二是学术专家和研究机构对多维贫困测度指标及方法的持续更新与修正，三是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第三，多维贫困测度应与国家或地方的贫困环境相适应，因地制宜。贫困作为全球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但不同地区、社区、群体同时也有自身的特殊性。多维贫困测度涉及贫困主体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等多个维度，自然与地方的特殊性联系更加紧密。
五、结论与展望
多维减贫将不可阻挡地成为各国减贫实践的主要发展趋势，而多维贫困识别、测度则是制定多维减贫政策的前提与基础。虽然，多维贫困研究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多维减贫实践也在不少国家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但作为世界第二大贫困人口大国的中国，在多维贫困的研究和实践中却显得相对滞后。以此为背景，在现有的国内多维贫困研究述评和实证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代表性国家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本文系统地阐释了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测度方法及国际实践进展。我们发现：
第一，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已日趋完善，并基本定型。Sen的可行能力理论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单一学科，是一种从哲学高度来界定的贫困概念框架，而公理性条件的提炼则为多维贫困测度奠定了科学基础。
第二，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不断开发，但满足公理性条件和易于操作应成为方法开发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目前，Watts方法和AF方法具有的良好性质，使其被广泛应用。
表2 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跨国比较
国家 动机负责（支持）机构指标选择
与修正识别与加总使用和后果最新趋势
英国减少不平等；政策干预贫困家庭；准确识别贫困，有效转移资源。英国政府学术回顾、协商，地方、中央政府和志愿者参与讨论，技术由学术小组承担贫困排序法
7个维度贫困指标加权合成区域贫困指标（权重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用于决定分配政府货币数量，用于瞄准以社区为基础的地区干预，用于政府和非政府的筹资方式。及时修改一些有变化的指标，尤其是收入方面的指标。
南非减少不平等；准确识别贫困，有效转移资源。政府和学术机构研究中心成员和利益相关者，5个主要维度指标贫困排序法
多重贫困指标得分（加权组合）省级水平的多维测度方法成为国际成果。由质量向规模转变；开发多维贫困国家指标体系。
墨西哥跟踪、监测贫困，评估政策。贫困测量技术委员会、社会政策评估全国理事会6大维度的贫困指标体系临界值
贫困线总得分法应用于2008年国家和地方贫困报告，2010年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也采用此法。
菲律宾为政策制定和项目执行提供信息。国家、地方政府、捐赠者、NGO；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社区贫困监测系统）村庄社区设计、调查、分析；前沿研究者负责，与利益相关者和地方调查员磋商；13个核心指标衡量未满足4项社区监测系统综合指数指标的住户识别减贫项目的受益人，用来分析年度发展计划和社会经济概况。
印度减少不平等；政策干预贫困家庭；准确识别贫困，有效转移资源。各州政府（传统贫困家庭识别），计划委员会下属小组（新的多维贫困测度）专家委员会、主管部门、中央和地方政府临界值
正在开发中作为贫困线的补充参照标准。修正和完善2002年版的13个核心维度的指标。
不丹国民幸福。城市研究中心考虑公众的意见
4个方面正在开发正在协同国际研究和资助机构开发。
玻利
维亚减少不平等；准确识别贫困，有效转移资源。城市服务机构正在开发正在开发正在协同国际研究和资助机构开发。
资料来源：参考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国际减贫动态》2010年第5期Sabina Alkire和Moizza Binat Sarwar的《贫困和福利的多维测量》，笔者根据最新资料整理和完善。
第三，相对于将传统的单维贫困测度拓展到多维的多维贫困测度的方法开发思路而言，摆脱传统的贫困测度思路，从全新的角度进行多维贫困测度的方法创新研究成果较少，且相关方法的应用也不多见。
第四，多维贫困测度实践发展不平衡，处于多维贫困研究前沿的国家其多维贫困测度实践也开展得更好，相反，印度、中国等贫困人口大国却相对滞后，这可能与这些国家还有较多的人口没有摆脱经济贫困、绝对贫困有关。
就多维贫困的研究而言，以下方面有待继续突破：一是多维贫困理论框架的整理与完善。虽然多维贫困理论基本成型，但尚缺乏文献对其进行系统综合和归纳，并针对这一主题整理出完整的理论框架。二是多维贫困测度方法的继续完善。特别是摆脱传统贫困测度思路的全新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的开发，以及基于个体贫困又超越个体贫困的社区贫困、区域贫困的多维测度方法的开发。三是以多维减贫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减贫政策体系的研究。
而在多维贫困测度实践方面，较为紧迫的任务有：一是选择、修正和完善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特别是与当地贫困环境相适应的测度指标体系；二是在现有的扶贫监测、住户调查系统内纳入多维贫困指标的调查统计，完善多维贫困测度基础数据库建设。就中国而言，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率先开展多维贫困测度实践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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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一定质疑，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得到了研究者们的广泛讨论。基于心理学、实验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发展出了三类模型:(1)非标准偏好模型;(2)非标准信念模型;(3)非标准决策模型，被总结为“信念一偏好一约束(BPC)”模型，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1)期望效用;(2)票赋效应;(3)双曲折现;(4)社会偏好。
一方面，经济学与心理学的结合、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和脑科学的结合、经济学和生物学的结合等被认为是为经济学发展寻找到了新手段，可以以更加接近白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与发展主流经济学。另一方面，行为经济学使得研究人类的经济动机与经济力量成为可能，能使主流经济学研究更加接近真实世界。
在上述两方面，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得到了普遍认同。与此不同，本文主要关注:如果主流经济学把行为经济学纳入到白身理论框架中，可能会给经济学理论体系整体带来什么影响，未来经济学(形式)理论严密化的努力应该走向何方?
(1)首先，行为经济学发展出的系列偏好选择理论松动了传递性，从根本上弱化了理性含义，理性假设的扩展对完善经济学理论框架有着重要意义。传递性是经济学对人类选择行为进行形式化的最低要求，有限理性假设在行为经济学中不再是通过简单缩小选择集来定义，而是直接松动了传递性。如果传递性不能保证，那么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就会面临最大挑战:从特定局部导出的理论不能平行推广到全局范围，Poincare所言的科学就是“A=A”就将不复存在。有限理性的研究进展使主流经济学今后的发展必须更加重视两个问题:（1）个体行为在不同时点或者不同长度时问段之问的联系;（2）个人与社会(或者说不同层次)之问的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不再是主流经济学中简单的加总或者平行移动)。如何把特定时点、特定层次的个体选择偏好的传递性扩展到全局时问范围和社会体系的不同层次结构是维护经济学理论形式系统一致性的主要挑战。
(2)其次，行为经济学通过对个体行为的关注，把主流经济学研究图式从“土地十劳动二产品一分配”转化为“土地十劳动二产品一分配一劳动”。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是各类票赋共同作用形成人类消费品的有效过程，作为选择机制的(效用与利润)最大化只是为了驱动这一过程，所秉持的是“土地加劳动到产品”图式。与此不同，无论是给定环境下行为人的决策过程，还是脑神经元的白我激励与满足机制，行为经济学所探讨的是个体信念、偏好与行为的演变以及该行为对其白身真实生理上的满足(特别是神经元经济学的出现)，或者说是作为消费行为结果产生的行为选择(个体偏好、信念与行为异质性的内生化)，并把情感或者精神满足纳入到选择分析框架中，从而使行为目的指向人本身。行为经济学研究图式变换为“土地十劳动二产品一分配一劳动”，经济过程不再只是产品再生产过程，而是产品与劳动的复合再生产过程。
(3)第三，心理账户、前景理论等有关异质性的研究提升了互补性研究的重要性，完全替代的选择空问因为互补性而不复存在，局部选择(偏好)的传递性无法通过平移来维系全局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心理账户发现:异质性使得作为替代性之锚的货币不再具有完全替代性，其充分说明经济体系存在高度异质性。异质性不仅导致主流经济学所关注的交易费用和信息不完全，扭曲完全替代和完美一般均衡，进而导致局部传递性无法通过不再是完全替代的选择空问维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白洽性;异质性还会导致技术一社会互补性的出现，规模报酬递增为社会体系中的创造性与生产性提供动力机制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体系收敛的理论问题。这必然要求:经济学把互补性的处理从一般性报酬递增的地位提升到与替代性同等的基础位置，规模报酬必须因异质性而限制在局部空问以保证竞争性均衡的存在。
(4)最后，参考系等研究显示了局部框架对经济学形式不变性的挑战，同时为保持有限理性下经济学的形式不变性提供了基本思路。在有限理性假设条件下，偏好、信念与决策的异质性在行为选择中所表现出的不论是锚定效应、票赋效应和参考点效应(框架效应)，还是由实质相同而表达形式不同的选项构造导致决策者选择彼此矛盾的现象，都显示了特定局部特征对行为选择及其描述形式的影响，刻画了行为人决策结果对其所在局部参考系的依赖性。从公理化体系来说，都是局部框架变动导致行为描述与结果的变化。保持局部框架下选择行为的经济学描述形式的不变性，有助于捍卫经济学形式体系的可传递性和形式不变性，主流经济学必须直面局部框架之问的转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满足形式不变性要求的学科理论框架。
简言之，行为经济学在引入异质性解释现实世界“异象”的进程中，在增强理论解释能力的同时，也破坏了由个体偏好选择的一致性在完全替代的决策空问中平行移动以保证经济学理论的逻辑白洽性。因现实世界出现“异象”而引入的决策者信念、偏好与决策行为的异质性首先冲击了理性假设中的传递性，这既导致了传递性公理的松动，也导致了传递性保持的范围变得更为局部;进一步，给定个体信念、偏好与决策行为的异质性在时问演变过程中的内生化处理，决定了决策者白身特征不仅仅是社会经济过程中单纯的投入过程，还构成了社会经济过程中的产出过程;与个体异质性相关联的社会经济过程中的差异性所决定的互补性，不仅使得局部偏好选择的一致性无法在整体经济过程中平行移动而不发生变化(这也导致了传递性保持范围的局部化)，而且带来了规模报酬递增与替代性所确定的一般均衡收敛之问共存的理论问题;参考系与框架效应以及情境理性为个体异质性提供的局部框架不仅破坏了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白洽性，也为基于局部框架的形式不变性来重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白洽性提供了基本途径。总之，在我们的视野中，行为经济学所关注的异质性在冲击经济学理论体系白洽性的同时，也为重构经济学理论体系白洽性提供了基于局部框架形式的不变性扩张形成全局一致性的途径与方法。
从循环流通视角来看，人类经济行为就是利用劳动借助于土地(当然包括现代意义上的各种资产和各类信息)来获得货物的过程。如熊彼特所言，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劳动，既可以看作是工人消费其他货物之后的产品，也可以看作是人类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原始的生产资料或生产手段。由于工人消费到工人劳动特征之问联系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显然，这涉及到教育、文化等等复杂的社会因素)，对主流经济学来说劳动就不是工人消费其他产品过程之后的产品，而是原始生产资料或生产手段，在此背景下，人类经济行为就被理解为目的在于取得货物的行为。经济学家白身的“有限理性”选择了视劳动为经济过程中的投入而不是产出的研究图式：在主流经济学奠基时候，人类并没有关于劳动或者知识再生产的更多知识。
有限理性揭示了偏好只能在局部(时空)保持传递性，行为者的偏好、信念与行为的演变就成为研究的关键对象。行为经济学关注经济过程产出的劳动，主要是因为异质性的引入导致个体信念、偏好与行为的多样化，并作用于真实的生理过程。在行为经济学中，作为产出的劳动不仅在下一次循环中具有生产率方面的特征，其感性、理性特征也是关注重点，并用以解释劳动生产率的形成过程。从公理化基础来看，主流经济学默认了偏好的全局传递性；而在行为经济学中，作为经济过程产出的劳动，是社会经济体系中传递性局部化和概率化的具体化:信念、偏好与行为随着环境而多样化，指向人们主体满足(及其真实生理过程)。
行为经济学将非理性的情感纳入到个人决策框架中，脑的生理机制数据成为经济研究的客观基础。行为经济学从两个方面扩张了主流经济学的个体效用:人的行为以给定消费品(或者是决策环境下)后的产出而出现。决策环境对应的局部框架不仅影响个体的决策结果，还直接从信念、偏好与行为方面塑造决策者，影响决策者的情感、心理特征，实质上已经把劳动看作是决策环境的输出，视劳动为经济过程的产出；行为的神经元基础。行为经济学关注外部环境下人类的神经冲动特征，给出真正意义上劳动作为产出的具体生理物理基础，把经济行为的目的植根于人的主体性满足上。
作为消费或者决策结果的劳动，其对应的决策者信念一偏好一约束演变过程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三大非标准模型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平台。主流经济学也已注意到作为人类劳动关键的知识和人力资本是经济过程的产出，知识被视为人类劳动的基本特征，知识之问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经济体系不确定性的根源。行为经济学则把对行为人劳动特征的关注深入到个体选择与环境互动过程的信念一偏好一约束的演变中，甚至基于脑科学数据把情感因素纳入到劳动行为输出的高度不确定性特征的揭示框架中，在此基础上形成三大非标准模型，不仅可以分析个体劳动的知识特征是如何驱动信念一偏好-约束演变过程的，更重要的是可以把人类经济行为的目的植根于人的主体性满足上。经济学研究图式必须把特定环境下所产出的劳动特征:偏好、信念、知识、情感和行为置于分析的中央。
一、基本前提的内涵及其特点
（一）基本前提的内涵
基本前提亦称基本假设或公理性假设，指人类对那些尚未确切认识或无法正面论证的经济事务和现象，根据客观情况作出的合乎事理的推断，其本质是提供一种理想化、标准化的环境约束要件，来减少或简化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的不确定因素，进而使得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在更为理想的状态下得以解释和发展。换句话说，作为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前提不仅在所有前提中居于最高层次，而且影响和统率整个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和运行。基本前提之所以存在，主要有两个原因所致：一是因为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对有些事物无法进行正面论证，按照波普证伪主义的原则，如果我们无法取得令人信服的反证，那么，这些前提可以成立；二是科学的发展或经验的积累是一个过程，由于受人知识的不完备性、预期的不确定性和选择范围的局限性三个方面的限制，尚不能肯定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因而，只能采用基本前提的形式来进行界定。
理解基本前提的内涵时我们要注意以下五点：其一，基本前提是对复杂现实所进行的简化，并非试图捕捉真实世界的每一个现象，而是透过神秘的面纱抓住复杂现象背后最关键的因素，据以进行推理和论证，因此，基本前提从本质上讲并非完全科学，而往往是与现实情况有较大的出入。其二，基本前提的有效性取决于据此是否作出了可靠的预测，如果预测与经验相符，就被接受，否则只能被排斥，而非特定假定要成为现实。正如弗里德曼所认为的那样，经济学家不该费尽心机使自己的假定成为现实，假定没有必要是现实的。其三，与自然科学中的公理类似，对基本前提无法进行直接验证，这主要是因为基本前提是作为基础而存在的，“它们的下一层没有东西可资依托”（韩传模等，2006）。其四，尽管基本前提的有效性不以能否转化为现实为标准，但基本前提的设定仍以事实为根据，是特定客观现实环境下的合理反映。其五，基本假设由经济、政治、社会(主要是经济)环境所决定，是对客观环境的抽象，其本质上应该是客观的，但对客观环境进行抽象却必须依赖于理论研究者研究者的主观性(个人偏好与价值判断、认识局限乃至特定历史阶段的局限)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影响基本假设所形成的结论，因此基本假设具备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特征。
（二）基本前提的特点
从基本前提的内涵可以看出，基本前提并非外在于学科理论体系的，而是主要受客观现实环境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而形成的内在于学科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没有了这些特征，就不可能构建相应的学科体系。故此，笔者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演绎基础，基本前提应当具有以下特征：独立性、逻辑起点性、重要性、环境依赖性和系统性等五个方面的特点：
独立性是指每个基本前提都是独立的基本命题，相互之间不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否则，如果一个基本前提能被其他一个或多个基本前提推导出来，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只能作为冗余来被剔除。
逻辑起点性是指基本前提是作为演绎其他命题的基础而存在的，是学科理论体系得以构建的逻辑起点，基本前提自身是客观现实的合理反映，是不言自明且无法予以证实的，其下层没有东西可资依托。
重要性指基本前提是对复杂现实进行简化的依据和标准，是抓住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关键因素和变量的一种方法。为了研究的简化，我们有必要忽略那些次要的因素，而只考虑那些有重大影响的核心变量。这样虽然使建设与现实有些偏离，但更有利于实现分析的目的。
环境依赖性指基本前提是特定客观环境的合理反映，对特定环境有很高的依存度，并随客观环境的变化（经济、政治、社会和人文环境）而变化。
系统性指基本前提以及其所演绎的其他推论能够组成一个体系，共同构成本学科理论体系演绎和发展的基础。
二、税务筹划基本前提的构建
税务筹划作为一门相对独立或完全独立于税务会计的新兴边缘学科，也应有其基本前提。结合基本前提的内涵和特点，对构建税务筹划的基本前提有很强的借鉴作用。由于税务筹划是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对涉税事项进行的谋划和安排，因此，笔者认为从制度、价值、空间和时间等现实环境角度来看，税务筹划的基本前提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制度性前提：税制差异；价值性前提：货币时间价值、理性经济人；空间性前提：税务筹划主体；时间性前提：多筹划期间（又可以细分为持续筹划和筹划分期）。
（一）制度性前提：税制差异
税制是税收制度的简称，它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各种税收法令和征管办法的总称。税制作为一种由国家制定的税收分配活动的工作归程和行为，为税务筹划提供了“制度安排”，税务筹划必须内置于其所涉税境的税收制度环境下。如果税制完全等同，税务筹划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可能。差异化的税制安排为税务筹划提供了客观可能。一般而言，税制差异应当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世界上不同国家税制差异显著，并且这种差异在短期内不能消除；其次，即使在一国之内，由于受国家宏观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税制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纳税人之间也回存在差异，“税收的公平、中性原则也不会完全彻底地得以体现”（盖地，2005）；最后，税制差异还体现在各国税制的不完善、不健全上，由于客观环境变化，税制漏洞的识别和堵塞也应是一个动态博弈过程。（二）价值性前提：货币时间价值和理性经济人
货币时间价值是指货币经历一定时间的投资和再投资所增加的价值，现在的1元钱比以后的1元钱更值钱，而无论是否存在通货膨胀。在现实中，其一个重要运用就是“早收晚付”，即对于不附带利息的货币收支，与其晚收不如早收，与其早付不如晚付，“这一基本前提已经成为税收立法、税收征管的基点”（盖地，2003）。正因为货币时间价值的存在，在税务筹划中方会考虑对涉税事项确认时间的不同所产生的时间性差异，尽可能晚缴税，享受延迟纳税所带来的货币时间上的好处，“它深刻地揭示了纳税人进行税务筹划的目标之一----纳税最迟”（盖地，2003）。因此，税务筹划是货币时间价值早收晚付的体现，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融资功能。
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最为重要的理论假设之一，是构建经济学大厦的理论基础。理性经济人假定人都是自利的，人们面对每一项交易都会权衡其收益和代价，并且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来行动。具体到税务筹划中，理性经济人假设要求理性税务筹划主体通过开展税务筹划来实现自身理财效用最大化。它包括两层含义，即在税务筹划中，税务筹划主体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并且他们有动力、有能力通过进行有效的规划、实施、协调和控制来有效地组织理财活动。
货币时间价值和理性经济人共同构成了税务筹划的价值基础，并为税务筹划的进行奠定了主观可能。
（三）空间性前提：税务筹划主体
税务筹划主体又称税务筹划实体，是税务筹划为之服务的特定对象（一般多为企业），税务筹划主体规定了税务筹划的立场和空间范围。设定税务筹划主体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该前提决定了输入税务筹划系统进行加工的事项范围，凡与一个税务筹划主体经济利益相关的交易或事项均作为主体税务筹划的对象；二是该前提界定了经济主体与经济主体所有者之间的利益界限，为准确谋划某一主体的税务活动提供了条件。因此，税务筹划主体前提作为开展税务筹划工作的前提，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是勿庸置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税务筹划主体不同于会计主体，税务筹划主体不一定是会计主体，如对个人所得税筹划时，筹划主体为自然人而非会计主体，同时会计主体也不一定是税务筹划主体，如集团公司的基层单位是会计主体，而其并非税务筹划主体。
（四）时间性前提：多筹划期间
多筹划期间是指税务筹划应立足于定期的无限系列谋划和安排。多筹划期间界定了税务筹划的时间范围，是对筹划主体经营时间长度的描述，即税务筹划期数应是无限的，各期间是确定和相等的。因此，多筹划期间前提包含持续筹划和筹划分期两个方面的含义。
持续筹划是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筹划主体（一般是企业）将会按照当前的状态持续正常经营下去，不会倒闭，不会被破产或清算，是一种理想状态的前提条件。持续筹划是针对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因竞争而具有的不确定性而提出的。该前提将筹划主体所进行的筹划活动置于稳定的状态之下，如财务会计与所得税会计帐务处理方式不同所引起的时间性差异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可以转回，使税务筹划活动按照既定目标有条不紊地持续下去，从而提高税务筹划主体的经营管理水平。
筹划分期前提是对持续筹划前提的补充，它是对筹划主体正常经营活动下持续不断的筹划活动的一种人为的中断，把筹划活动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分割开来，形成一个个的筹划期间，有效地解决了筹划收益与筹划成本的分配等问题。筹划分期的存在与筹划主体的管理职能密切相关。一方面，筹划分期缩短了时间限制，使得有关筹划活动的信息更为准确可靠；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不同筹划主体以及同一主体不同筹划期间的横向和纵向比较使筹划主体及时找出筹划活动所存在的问题。
三、结束语
基本前提为科学研究通过了基础和可能，是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前提的内涵及其特征，是准确定位税务筹划基本前提的关键。从基本前提内涵及其特征入手，结合税务筹划自身的特点，本文认为探讨税务筹划的基本前提应从制度、价值、空间和时间等四个角度入手，相应地划分为制度性前提：税制差异；价值性前提：货币时间价值、理性经济人；空间性前提：税务筹划主体；时间性前提：多筹划期间。但不可否认的是，基本前提与特定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客观环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税务筹划基本前提也应不断变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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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 方法 基本框架 重要性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及人们如何进行权衡取舍的学问。正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的欲望的无止境性这一对基本冲突才产生了经济学，逼迫人们作出权衡取舍的选择，尽可能有效地利用资源，用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欲望。所谓经济学方法论，狭义上是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如现代经济学中广泛流行的实证主义，广义上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本文主要从经济学分析方法这一方面入手具体介绍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进一步探讨经济学方法论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性。
一、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现代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类似于人们处理个人、家庭、经济、政治、社会各类事务时所采用的方式。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完全是按照这种方式来研究经济现象和人类行为的。这种分析框架具有高度的规范性和一致性。它首先给出想要研究的问题，或想要解释的某种经济现象，即经济学家首先需要确定研究目标，然后试图回答所要研究或所要解释的问题。任何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基本上由以下五个部分组成：界定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及进行评估比较。
（一）界定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通常由经济人、经济人的特征、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以及信息结构等组成。对经济环境的界定可分为客观描述经济环境和精炼刻画经济环境特征。
（二）设定行为假设
这个假设至关重要，是经济学的根基。一个经济理论有没有说服力和实用价值，一个经济制度安排或经济政策能不能让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关键看所假定的个人行为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看制度安排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是不是激励相容，即人们对激励是不是作出了对他人或社会也有利的反应。现代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来源于哲学上的功利主义传统，即认为人的效用是可以度量的，效用在人与人之间是可以比较的，而且，追求效用最大化是一种自然的伦理目标。这是一个比较合理和现实，而又通常被经济学家所采用的人类行为假设。在经济学中，比利己更强的行为假设是人的理性假设，也就是最优化假设。理性意味着：每个人、每个企业都会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争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另外，卢卡斯所开创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对经济人行为所作出的理性预期假设；经济人会有意识地搜集一切与自己经济活动有关的经济信息，并对此作出最合理的反应。这一假设意味着大众会有意识地了解经济环境的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此外，在假设消费者的行为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从最基本的偏好或效用最大化出发。比如，传统的经济学派就假定消费者行为是由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来表示。这也许是为什么张五常教授不承认存在着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的原因。不过，在理论上至少存在着满足所有基本公理(假设)的偏好关系和效用函数(如单调性，凸性及连续性)，使效用最大化所导出的需求曲线是向上倾斜的，并且这些公理假设也比较合乎现实地描述了经济人的消费行为。
（三）制度安排，即游戏规则
制度通常被定义为一组行事规则的集合，这些规则与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有关，支配和约束社会各阶层的行为。可以将制度划分成两个范畴：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制度环境是一系列基本的经济、政治、社会及法律规则的集合，它是制定生产、交换以及分配规则的基础。在这些规则中，支配经济活动、产权和合约权利的基本法则和政策构成了经济制度环境。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和竞争的规则的集合。制度安排可以理解为人们通常所说的游戏规则，不同的游戏规则导致人们不同的激励反应。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环境，面对不同行为方式的人们，往往需要采取不同的因应对策或游戏规则。当情况及环境发生变化时，所采用的对策或游戏规则多半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依赖于所讨论的问题，一个经济的制度安排可以是外生给定，也可以是内生决定的。将制度安排作为外生给定的好处是将问题单一化，以便将注意力集中于研究人们的经济行为及人们是如何作出权衡取舍选择的。
（四）选择均衡结果
由于做任何一件事往往存在着多种可行方案，这样人们需要作出选择。一旦给定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游戏规则）及其它必须遵守的约束条件之后，人们将会根据自己的行为方式作出激励反应，在众多的可行结果中通过权衡取舍来选定结果，称之为均衡结果。均衡选择结果依赖于经济环境、自己的行为方式（无论是相对于理性假设，有限理性假设，还是其它行为假设），以及让他作出激励反应的游戏规则，它是相对这些因素的“最优”选择结果。由于有限理性的原因，它也许不是真正客观上的最优，而是自认为的最优。
（五）进行评估比较
对经济制度安排和权衡取舍后所导致的均衡结果进行价值判断和作出评估比较。当经济人作出选择后，人们希望对所导致的均衡结果进行评价，与理想的“最优”状态结果（如资源有效配置、资源平等配置、激励相容、信息有效等）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对经济制度安排给出评价和作出优劣的价值判断，判断所采用的经济制度安排是否导致了某些“最优”结果；还要检验理论结果是否与经验现实一致，能否给出正确预测，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最后，对所采用的经济制度和规则作出优劣的结论，从而判断是否能给出改进办法。在评估一个经济机制或制度安排时，现代经济学通常所采用的一个最重要的评估标志是看这个制度安排是否导致了效率。帕累托最优这个概念对任何经济制度都是适用的，尽管帕累托最优标准没有考虑到社会公平问题，但它却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对一个经济制度给出了资源是否被浪费的一个基本判断标准，从可行性的角度评价了社会经济效果。当然，在现实中，由于经济环境和人的行为方式不断发生变化，科学与生产技术不断改进，精确的帕累托最优也许永远不可能实现，它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只要想提高经济效率，人们就应不断地追求，尽量地接近这一目标。
二、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现代经济学中通常所采用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和注意要点，主要包括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参照系，给出度量标尺，提供分析工具，注意经济理论的适应范围，区分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重要性，以及弄清数学与现代经济学的关系等。
（一）研究平台、参照系和度量标尺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首先提供各种层次和方面的基本研究平台、建立“参照系”从而给出度量均衡结果和制定安排的优劣度量标尺。提供研究平台和建立参照系有利于简化问题，抓住问题特征；建立评估理论模型和理解现实的标尺，以及理论创新。研究平台是由一些基本的经济理论或原理组成，它们为更深入的分析打下了基础。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现代微观经济学，而微观经济学中最基础的理论是个人选择理论――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它们是现代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研究平台或奠基石。参照系或基准点指的是理想状态下的标准经济学模型，它导致了理想的结果，如资源有效配置等。参照系是一面镜子，让你看到各种理论模型或现实经济制度与理想状态之间的距离。一般均衡理论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参照系，它主要论证完全竞争市场的最优性，认为它将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将完全竞争市场作为参照系，人们可以研究一般均衡理论中假设不成立（信息不完全，不完全竞争，具有外部性，非凸的生产集、不规范经济环境等），但也许更合乎实际的经济制度安排（比如具有垄断性质或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制度安排），然后将所得的结果与理想状态下的一般均衡理论进行比较。例如，宏观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新古典主义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等都是以一般均衡理论作为参照系，来研究宏观经济变量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变化规律，讨论和辩论这些宏观经济理论和学派的优劣，评价所给出的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从而改进这些理论，给出更有效的经济政策建议，甚至发展出新的理论学派。建立经济学中的参照系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参照系本身的价值并非直接解释现实，而是进一步为解释现实的理论提供基准点或参照系。
（二）分析工具
现代经济学不仅需要定性分析，也需要定量分析，需要界定每个理论成立的边界条件，使得理论不会被泛用或乱用。这样，需要提供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数学模型，但也有的是由图解给出。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像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
（三）经济理论的作用、一般性与相对性
经济理论的作用是能够用来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能够对给定的现实经济环境、经济人行为方式及经济制度安排下所可能导致的结果作出科学的预测和推断，并指导解决现实经济问题；许多理论上的不可能性结果可以用来避免实施许多现实中不可行的目标和项目。而经济理论的一般性是经济学中每一个理论或一个模型都是由一组关于经济环境、行为方式，制度安排的前提假设以及由此导出的结论所组成的。一个理论的前提假设条件越一般化，理论的作用和指导意义就会越大；经济理论的相对性是在希望一个理论具有更大一般性的同时，也必须要注意到它的适应范围、边界以及局限性。这样在应用一个经济理论时便可避免犯高估理论的作用和低估理论的作用。由于环境的不同，一个理论对一个国家或地区适合，不见得对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适合，不能机械地生搬硬套，而需要修改或创新原有理论，根据当地的经济环境和人们的行为方式发展新的理论。
（四）区分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的重要性
在经济问题的讨论中，区分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也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帮助人们很清楚地思考问题和避免不必要的争论。例如，市场经济是导致一个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这就是说，要想国家富强，一定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是由于在世界上找不到任何富裕，但不是市场经济的国家。
（五）数学在现代经济学中的作用
数学现在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现代经济学中几乎每个领域或多或少都用到数学、统计及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数学在经济学中作为一种工具被用来考虑或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经济学家只是用数学来更严格地阐述、更精炼地表达他们的观点和理论，用数学模型来分析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由于经济学的度量化、将各种前提假设条件精确化，它已成为了一门体系严谨的社会科学。
三、经济学方法论在解释日益变化的客观世界所发生的经济现象的重要性
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一套简单逻辑体系，学习经济学和研究经济学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了解社会，推动社会的进步。学习方法论的目的，就是不要受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前识”的束缚，让经济学者学会直接认识经济现象，成为一方面能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又能提出真正能够指导经济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建议的经济学者。在了解社会存在的问题和现象时，必须知道怎样对待现有的理论，知道如何取舍，才不会成为现有理论的奴隶。同时，当现有理论不能解释社会上存在的现象时，还应该有能力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解释。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对社会进步、对经济学科的理论发展有贡献的经济学者。
（一）理论的目的是解释现象
当一个理论不能解释观察到的现象时，这个理论就应该按一定的原则或标准来被修正甚至摒弃。当一个现象不能用现有理论来解释时，这是对理论工作者的挑战，也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如果能够有比较好的方法来深入研究现象，提出新的理论，那么还可以对理论发展作出贡献。张五常讲：科学的形成是基于三个重要的信念，是任何对科学有兴趣的人都要遵守的。第一，凡是现象或行为，其存在是靠主观的判断，而大家决不能在这主观上有分歧；第二，所有被众所认同的现象，都是有迹可寻的，有规律的；第三，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一定要坚信任何事情的发生，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凡有解释力的理论，都一定有被事实的可能性，但却没有被事实。
（二）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学
运用理论和创新理论的方法是根本的。例如，大部分学经济学的人可以接受“后发优势”的概念：从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讲，技术的不断创新是主要的动力。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跟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利用技术差距来加速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机会。但是二战之后，在那么多发展中国家中，只有少数几个东亚的经济体――日本、亚洲四小龙真正利用了这个技术差距，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利用后发优势。从历史经验来看，对主流社会思潮的接受不能是无条件的，只有从实际问题出发、能够真正解释具体现象的理论才能接受。这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另一方面，现在有很多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这是一个学者从事理论创新的最好机会，我们有责任分析清楚其背后的因果关系，提出新的理论，这样才能既对理论发展作出贡献，又能推动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1]田国强.现代经济学与金融学发展前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Buchanan, James M., 1959, Positive Economics, Welfare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2.
[关键词]行为法经济学 法律经济学 理性选择理论 经济理性 法律实践
一、前言
法律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一个法学和经济学整合的边缘学科，经过短短四十多年的蓬勃发展，已经在法学、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及社会经济和法律实践领域显现其日益强大的影响力、生命力。一般认为，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1960）（注：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的发表，开辟了法律经济学的新时代；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1972）（注：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四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的出版，则标志着法律经济学进入蓬勃发展期。随着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深入，我们注意到，法律经济学在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注：目前法律经济学涉及的经济理论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交易费用分析、比较制度分析等，其中微观经济学理论是法律经济学的经济基础；其方法主要有：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均衡分析、博弈分析、成本收益分析、供求分析、文化与历史分析、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分析等。）研究传统法律问题，并因此而激发人们极大兴趣的同时，也逐渐引发了人们一些质疑。典型的例证是，一些学者从质疑有限理性理论到行为经济学的形成再到行为法经济学概念的提出，（注：Jolls，Sunstein and Thaler（1998），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Stanford Law Review，Vol.50：pp.1471-1550.他们在该文中首先使用了“ 行为法经济学（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概念。）他们将矛头指向法律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根基——理性选择理论。他们认为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具有严重的缺陷，以此为基础产生的结论即使不应是直接拒绝，也是值得怀疑的。其中，行为法经济学论者直接把焦点放在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律经济学上。到底行为法经济学对目前的主流法律经济学将产生何种影响？主流法律经济学如何应对行为法经济学所揭示的主流法律经济学的局限性？法律经济学将何去何从？如何把行为法经济学应用到我国法律实践？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行为法经济学与传统法律经济学之间的冲突与协调来探讨以上问 题。
二、行为法经济学的概念
行为法经济学的起源可追溯到1974年西蒙（Simon）对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作出了系统的批评（注：西蒙：《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和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并在随后的一系列学术研究中完善了这一概念，（注：Simon（1982），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2 Vol.，Cambridge，Mass.：MIT Press.）认为当事人在经济决策过程中面临认知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有限理性”的提出，引发了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联袂研究经济行为的发生机制和实际决策过程如何影响最终作出 的决策。到20世纪70年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维尔斯基（ Amos Tversky）通过吸收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重构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模型，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行为经济学”学派。（注：2001年美国经济学会最高荣誉—— 克拉克奖章得主马修。拉宾（Matthew Rabin）、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Gary S.Becker）、阿克洛夫（George A.Akerlof）、卡尼曼为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随着“经济 学帝国主义”向法学研究领域的延伸、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张——从市场行为领域到非市场行为领域，法律经济学背后的经济理性选择理论（主要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局限开始引起法律经济学界的注意。如托马斯。尤伦（1997）《法和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一文中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注：作者强调，最近研究认知心理学者和熟悉这方面知识的经济学者们根据实验性的与理性选择理论难以印证的结果提出了一些问题，他们至少从以下四个方面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含义提出了疑问：（1）当精心设计的试验中的主体知道对合作剩余的分享有违广泛接受的公平理念时，他们似乎拒绝互利的交换；（2 ）在另一些需要进行若干个阶段的交易的试验中的主体似乎并不设计理性的策略；（3）由于有限理性，绝大多数决策者的选择背离了理性选择理论的预计，例如那些从事相同价值的拍卖的主体成了“赢者诅咒”的猎物，并且人们保持着这种状态，尽管一项其他的选择可能有利得多；（4）并不像理性选择理论预示的那样，实验证明人们对不确定的结 果不采取决定。）特别是Jolls，Sunstein and Thaler（1998）《法律经济学的行为方向 》一文的发表，标志着行为经济学正式进入法学研究领域——行为法经济学开始闯进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视野，并悄然启动了法律经济学界的“行为革命”。
行为法经济学将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引入到法律经济学分析中，其焦点落在主流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假设与人类的真实行为不一致。他们认为建立在反映非现实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上的分析结论（注：包括经济分析与法律经济学分析。）会导致错误的预测，通过运用从心理学、实证研究、行为实验中得到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方法来全面验证理性选择理论，揭示了众多“反常现象”。大部分学者公认的行为法经济学定义为：运用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成果更好地解释法律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法律目标的手段，提高法律经济学的预测力和解释力。（注：Jolls， Sunstein and Thaler（1998），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Stanford Law Review，Vol.50：pp.1471 —1550.他们在该文中首先使用了“行为法经济学（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 概念。）行为法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是在质疑理性选择理论中的理性预期、（注：理性预期概念由穆特（Muth，1961）引入，并由卢卡斯（Lucas）、普累斯科特（Prescott）等学者完善，他们完善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预期的定义和建模，并得到广泛的应用，最终形成理性预期学派，成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主流。这里说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严格来说，指的是理性预期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效用最大化、稳定偏好、拥有充分的信息处理能力四大假设的基础上，（注：详细论述可参看Thaler（1996），Doing Economics Without Homo Economics，。in Foundations of Research in Economics：How Do Economists Do Economics？（Steven G.Medema and Warren J.Samuels eds.））提出反映人类真实行为的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这些因素会使人们作出与理性选择理论相背的决策 ——即“反常现象”。具体分析及法律例证如下：
1.有限理性。有限理性突破了主流法律经济学、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注：对“理性经济人”持异议的论述最早可追溯到经济学家凡勃伦，而西蒙的有限理性论可谓对理性经济人或理性选择理论的最权威的批评之一。以科斯、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从交易费用角度对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了批评，放松了“制度不相关假设”，阿罗等信息经济学家对“完全信息”假设提出了质疑，开创不完全信息的经济学分析，博弈论则进一步放松了“独立决策”的假设。此外社会学、经济心理学等都对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批评。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主张以“有限理性”假设作为分析基础。行为法经济学认为人类行为偏离理性选择理论的无限理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决策过程中的真实判断行为表现出与理性预期所推断的无偏预测的系统偏差，即有限理性会导致人做出判断 误差。启示和偏见（Heuristics and Biases）通过影响行为人对未来时间的概率判断， 来改变行为人的最终决策。这在行为法经济学中早已观察到，并进行了分析。启示具体包括了代表性启示、现成性启示；偏见包括过于自利偏见（Self-serving Bias）、自信偏见、偏见的自我强化、“事后诸葛亮”偏见、固执先见、潜意识偏见等。（注：代表性启示指行为人夸大事件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认识趋势而错误地做出判断；现成性启示指人们是通过很容易想起的事例来判断概率，结果造成较高权重被分配给突出或容易记住的信息。自利偏见、自信偏见、偏见的自我强化主要指行为人常盲目认为能够进一步改善自身的利益，或人们往往只按照自身的观念来表述信息或描述事实等。“事后诸葛亮”偏见、固执先见、潜意识偏见则分别指人们在事件真实发生后所做的概率判断常高于 实际概率，先入为主，行为人的潜意识偏见会导致其作出错误的概率判断。参见魏建《行为经济学与行为法经济学：一个简单介绍》，《新制度经济学研究》2003年第2期。） （2）人类决策偏离了理性选择理论中的预期效用理论。（注：预期效用理论是传统经济学 分析的奠基石之一。）其中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是偏离预期效用理论的最典型 例子。此外，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沉没成本（Sunk Cost）与禀赋效应一样，都 对人类决策产生影响，使得人类决策行为有时出现与最大化目标不一致的现象。（注：Kahneman and Tverskey在“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发表在1979年Econometrics第47期：263—291）一文中提出“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作为预期效用理论的替代，提出了著名的框架效应理论以及基本点，指出人们 在不同的基准点上表现出来的风险态度不一，而预期效用理论认为人们的风险态度不会随着基准点的变化而不同。禀赋效应说明行为人对拥有的财产功利评价要高于对不拥有 的同样财产，损失厌恶就属于禀赋效应的一种。）
2.有限意志。行为经济学已经强调，限于有限意志，人们往往不能坚持选择与最大化自身总体效用相一致的行为。行为法经济学将有限意志归结到（1）习惯、传统、嗜好，（2）生理欲望（Cravings）以及（3）多重自我 （Multiple Selves）。这三类因素导致行为人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整体效用、无法对多重效用目标进行排序，最终令决策偏离效用最大化轨迹。如嗜好与习惯的形成。
3.有限自利。行为人无论是在经济活动中还是在法律事务中，其行为除了表现出不同类型的有限理性、有限的意志力外，还会表现出有限自利。贝克尔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个体决策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受社会规范、道德规范等影响，并没有完全追求自我利益的实现，而且追求了自我利益以外的东西，比如“公平”、“社会认可”等。Kaplow and Shavell也曾提出人们对公平的偏好应该纳入经济决策等行为决策分析中。（注：可参见 Kaplow and Shavell（1994），Why the Legal System is Less Efficient Than the Income Tax in Redistributing Income.Journal of Legal Studies，23：pp.337-681；以及《理性选择理论与法经济学的发展》一文。）
4.行为法经济学在法律中的应用。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理论在经济学中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可见一斑，其在法律经济学中的前景明朗。行为法经济学试图将以上论断融合到法律程序、法律实体以及和法律体系的分析和改善之中。目前行为法经济学已经开始将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方面的理论运用到法律经济分析中。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注： Jolls，Sunstein and Thaler（1998），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Stanford Law Review， Vol.50：pp.1471—1550.他们在该文中首先使用了“行为法经济学（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概念。）：
（1）将有限理性分析纳入到行为人决策过程中需要对不确定事件进行概率判断的法律分析。如环境立法涉及代表性启示和现成性启示的分析；关于诉讼当事人就法院审判结果进行谈判可用自利偏见、禀赋效应进行分析；政府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除了可用代表性启示和现成性启示的分析外，还能用自信偏见来研究；契约谈判的失败分析，可以融入自利偏见分析；法律事实或法律规则的研究都涉及事后诸葛亮偏见等。
（2）在涉及对法律后果进行评估的法律行为决策（如制定法律和设定法律程序）分析中增加有限理性研究。具体体现在：政府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需要对禀赋效应、损失规避进行探讨；合同法中的强制性条款分析也离不开禀赋效应的分析。
（3）通过有限理性分析，鉴别侵权法的严格责任和过失的效率选择因素：预防是单方的还是双方的。因为认知能力的错误判断和局限及对于风险理性行动暗示了预防是单方的还是双方的之间的区别。如果损害双方都采取了防范措施，损害将不太可能发生，从而减少了发生事故的社会成本，但是损害双方不一定有经济学所假设的算计能力。即是说，处理不确定的结果的认知的局限性可能是决定预防是单方的还是双方的，相应的应选择过失责任还是严格责任的独立因素。
（4）有限自利理论应用大部分集中在行为人将偏离正常决策轨道的环境，如为了追求公平与正义等法律规范所倡导的价值而愿意承担额外的货币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等。又如诉讼过程中诉讼双方各自为追求胜诉或对已有利的判决等而力求通过自身的努力（包括贿赂法官）来寻求改变法庭审判结果的机会，以及法律严禁通过市场交易规则（即使这些交易对当事人而言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手段来购买人身和精神产品等。
三、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观点碰撞
我们不难看出，行为法经济学以行为经济学为理论基石。而主流的法律经济学——以波斯纳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乃是经济理性主义假说的主要主张者，认为法律主体会以一种理性主义的方式而为法律行为，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石。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争论的焦点自然而然地落在经济理性——理性选择理论的有效性之上，这也是行为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争论焦点。具体来说，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观点碰撞，集中在理性选择理论假设条件上——理性预期、效用最大化、稳定偏好、充分的信息处理能力。
（一）理性的程度
在弄清楚行为法经济学对主流法律经济学的冲击之前，有必要分析“理性”之一概念。理性经常被认为是区别人与动物的自觉的合乎逻辑的行为过程。传统的理性定义主要关注的是一种做出决定的行为过程。理性、自觉等概念在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 、经济学家那里争议很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将理性作为一种技术性术语来描述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行为人拥有必要的能力和知识去做一致的、效用最大化的选择，更技术性地说，他们将理性定义为满足偏好完备性公理、反省性公理和传递性公理（注：具体分析请参考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4页。），属于完全理性。由于在学术中精确性的要求，理性概念逐渐脱离了其习惯用法而变的模糊化。经济学家中对于这一前提性假设是否成立仍有争议。行为经济学家发现，经济主体的具体行为往往不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的那么理性的。（注：波斯纳的认为，这些无理性行为只是偶然现象，因而不能被理论化。然而心理分析理论认为无理性行为并不像波斯纳认为的那样是任意的，拉康认为那是一种固定的可预见的心理结构。此外，还可以从哲学认识论、经济认识论角度分析理性概念。马涛：《理性崇拜与缺憾 ——经济认识论批判》，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将“理性”定义为一种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满足（1）适合实现制定的目标，（2）而且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之 内，这也可称为是对经济理性的定义。
回到主流法律经济学和行为法经济学中的理性概念。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律经济学将法律经济学的实质定义在研究理性选择行为模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法学，以人的理性化全面发展为前提的法学思潮，其坚持利益最大化原则，依赖效率标准来衡量法律制度，认为行为人具有完全理性。（注：值得注意的是，波斯纳并不认为所有的个人都是理性人，也不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这些假设必然是真的，但坚持理性选择模型是已被经验、实证研究所证明的、非常有效的分析方法和模型。另一方面，法律经济学中所说的完全理性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所说的存在差别，前者以制度相关为前提，后者以制度不相关为前提。可参看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四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12—20页。）而行为法经济学中的“有限理性”理论，认为行为人受认知能力和知识等因素限制，只能实现有限的理性。显而易见，主流法律经济学与行为法经济学均承认“理性”概念，分歧在于理性的程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第16条至25条对经营者的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产品质量法》第26条至39条就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作出具体规定；这些法律的设定正是基于消费者的理性有限而不是完全理性，从而真正地保证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样，各国对证券市场上的信息披露都作出严格的规定和监管，其基本假设也是现实的有限理性投资者。
正如西蒙所说，理性选择主义者看重选择的结果而非过程，行为而非心理；行为经济学所主张的有限理性属于经验主义的理性，偏重过程而非结果，心理而非行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性分别与行为法经济学中的这种经验主义的理性相区别，可以分别称其为实体主义与程序主义（或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二元对立。程序主义理性认为人们只能在其知识与信息的限度之内做出选择，它需要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背景。可以说，行为法经济学的理性程度假设更符合现实世界人类行为模式，也道出了主流法律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的缺陷。
（二）偏好
【关键词】经济人 性恶论 人性假设辨析
人性假设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起点，经济人假设和性恶假设都强调了人的自利性，于是二者总是被人们混为一谈，用性恶论代替经济人假设，导致了对经济人假设的错误认识。
一、经济人假设的历史起源
在人性假设上，经济学假定人是“经济人”。所谓经济人，是指以追求私人经济利益为唯一目的，并按经济原则进行活动的主体。希普对“经济人”的定义是：经济人的称呼通常加给那些在工具主义意义上是理性的人，他们具有完全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会选择那些能够比其他行为更好满足自己的偏好的行为。这里理性是一个手段、目的的概念，不存在偏好的来源或价值的问题。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明确提出“经济人”概念的，是l9世纪中期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然而最早系统地运用“经济人”这个假设的，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书中的“经济人”假设指出：人都是理性主义的利己者，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主动促进公共利益，但却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人往往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经由边际革命、一般均衡理论的推演，实际上赋予了经济主体三重基本规定：完全自利（目的）、完全理性（手段）、完全信息（条件）。
二、性恶论的历史起源
西方的科学管理理论是建立在经济人理论基础之上的“X理论”。美国工业心理学家麦格雷戈在1960年出版的《企业中的人性方面》总结了“X理论”：这种假设从重视物质欲望的享乐主义出发，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理性地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利，工作的唯一目的是获得更多更好的经济报酬，经济动机是唯一激励诱因。因此，得出结论：只有用金钱和其他物质利益才能激励职工干活，职工们本质上是被动的，组织应左右、驱使和控制他们为组织服务；感情是非理性的，易干扰理性决策，必须加以防范；组织能够且必须按照能中和并控制人们感情的方式设计，要控制人们那些无法预计的品质。
三、经济人假设与性恶论假设的相同点
可以看出，经济人假设和性恶论对人性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都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人性中“劣” 的一面。二者主张采取的管理办法也极为相似，强调一个“管”字：强化指导和控制，强化监督和条例，用物质刺激工作，进行奖惩。只不过性恶论更主张通过教育改变“人性”。
这类假设的最大问题是“倒不在于根本没有人符合这种假设，而是在于它把人们的行为过于一般化、简单化了”，从而导致了管理的绝对“刚性”。这一理论指导下的管理模式将人视作“机器人”、“工具人”，将管理者纯粹当作机器的附属物，将完成工作任务视为管理的最高目标。它把人性简单定义为趋利避害、自私自利、惟利是图，在管理活动中只表现为追逐金钱这一唯一动机和行为，理论上没有说服力，在管理实践上也受到反抗。因此，这类假设最终被基本否定，其对人性认识正确的一些观点和办法在当代“柔性管理”中也被大大弱化了。
四、经济人假设与性恶论假设的不同点
1、两个假设的历史命运不同
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是比较一致的，经济人假设成为经济学的主要假设， 经济学以此为核心形成了公理体系和系统的方法、原理和定律。虽然完全的“经济人”在经验上是极其罕见的，但由于它在逻辑和策略上的部分有效性和解释能力，使得20世纪下半叶以来“经济人”假设正超越经济学的边界，逐步为其他社会科学所借鉴。
管理学中，性恶论却逐渐为其他人性假设理论――“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Y理论所替代。管理学的人性假设在发展过程中已经脱离了古典主义的性恶论，更注重的是如何发挥人性中“善”的潜力，实现对人的激励，通过激励而不是通过处罚来提高行为的主动性。
2、两个假设对自利的态度存在区别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并不认为所有的利己行为都会增加社会福利。一是由于利己心所引导的经济活动的世界是“道德”的世界，二是正义的情感或共同体所引导的人类行为的世界也是“道德”的世界，因此，经济人的定义可以设定为“个人利益＋理（内在一致性）”。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是集“慎重之德”、“正义之德”、“仁爱之德”于一身的理想模式。“慎重之德”是为了个人的幸福，正义和仁爱之德是为了他人的幸福，这些具有利己之心的人，只有在遵守社会正义的条件下才能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增进社会利益”。
五、经济人假设的意义超越了性恶论
数理经济学严格来说是一门定性的学科，它研究一类可定量化的定性经济系统。数理经济中的公理化内容是严格定性的，它只追求形式上的同构性。它也研究经济变量并确定一定的经济关系，但只是给出它们之间质的联系，而无须确定其具体量是多少。
二、MathematicalEconomics一词在中国最早翻译为“数学经济学”或“经济数学”，数理经济学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才正式引入到中国来。虽然早在40年代就有中国学者涉及到这一领域，但并未引起学术界注意。在50年代从欧美回国的留学学者，有极个别人曾从事过数理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但回国之后只能改做从事数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在相当一段时间，数理经济学既不是一门学科，也没有专门的研究人员，更没有正式的科研成果。时至今日，辞海尚未列入数理经济学一词。
进入90年代末，尽管在经济学科分类中，把数理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学科中数理经济学一级学科里的二级学科，但是中国经济学界对数理经济学还是采取一种不接受的态度，在介绍和引进西方经济理论和学说时，极少有人予以关注，或一概斥之为“没有多少实质内容的”，“玩弄数学游戏的装饰品”。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管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理论建设，数理经济学起着或即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际经济学界自不必言，就是在中国，在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当中与之后，数理经济学的重要性不会在我们习惯上所称的“西方经济学”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更为重要。当面临着“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理论危机而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时，中国经济学界非常注重两本著作，一是萨缪尔逊与诺德豪斯的《经济学》，二是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一致的评价是，认为前者将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分析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综合在一起，形成了“新古典综合”体系，后者以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逻辑推导出宏观经济理论，使微观与宏观经济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理论体系，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新古典理论范式的新综合。我们不得不佩服这种“戴高帽”式的研究方式的渲染作用。
其实，萨缪尔逊的《经济学》也好，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也罢，都只不过是大学一年级采用的初级经济学教科书，专为学生学习经济学方便而提供的一种入门式导论性课程而已。从研究的角度看，真正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并非“范式”，而是西方经济学家研究问题时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与进步缺少的也正是先进的研究方式与精确的研究方法。因为只有研究方法正确有效，才能真正能够解决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理论问题。比如说，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已被正式提出和认可，但是，采用中国传统经济学那种通常采用的思辨式论证方法就不能或根本不可能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从近代经济思想史可以了解，阿罗（K·JArrow）和德布鲁（G·Debreu）采用公理化分析方法最终证明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性问题，从1874年瓦尔拉斯提出一种一般经济均衡模型开始，到1954年阿罗和德布鲁共同建立了私有制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并首次利用不动点定理证明模型中均衡价格的存在性为止，其间经历了整整80年之久。那么，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性问题应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和运用什么样的工具才能有效
地解决这一问题呢？总不能说问题的提出就是问题的解决！根据不完全统计，就这一问题的讨论，全国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的文章、*不下500篇，许多人都自称他们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央电视台在中华学人节目中还专门报道了山东某高校一位学者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根据本人的研究了解，在找到新的研究工具之前，是不可能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的。
科斯说过，“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也只有私有制一种；但历史并没有对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证明其能否可行”，“如果在公有制制度的基础上也能建立市场经济，则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可见，这个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理论难题。为此，相对于“瓦尔拉斯之谜”，我们可以把科斯的这一论断称之为“新瓦尔拉斯之谜”！显然，一种难题就不可能靠用通常的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反之，能用通常的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的问题就不能算是一种难题，这就需要寻找一种先进的研究方式或研究工具，那么它们又是什么呢？根据科学学的观点，一门学科存在的充分条件是要有自己的难题，一门学科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它能够解决难题。要问“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它必须找到自己的难题，而且必须解决这一难题。解决难题必须靠严密的科学方法，萨缪尔逊的《经济学》能提供吗？不能，但萨缪尔逊的《经济分析基础》也许会对我们有所帮助。数理经济学能帮助我们学会如何找到一种正确的经济研究方法，这正是这门经济学科的科学价值所在。因此，重视对数理经济学的研究，不但对数理经济学学科本身，而且对促进中国经济学的进步与走向国际化是非常重要的。
三、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演化对经济理论的需求，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倾向于经济政策逐渐转到重视对基础理论、经济主体行为以及经济机制的研究。同时，经济理论工作者也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过去经济理论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文字描述方法进行思辨式推理分析，很难保证对所讨论问题的前提的规范性，前后推理的逻辑一致性和严密性，同时也就极难保证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易实证性和理论体系的精密性，也无法更好地实现中国经济学科知识的积累与增长。显然，缺少严格的科学研究方法，是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现实经济发展需要的重要原因，也是影响我国经济理论繁荣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学是一门用模型来思维的科学（凯恩斯语），而数理经济学则恰好是一门用数学模型方式来思维的经济学。现代数理经济学既是经济理论又是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借助于数学这一严密的语言，数理经济学把自亚当·斯密以来200多年发展起来的现有的经济理论精确化，把经济理论的基本概念与术语进行严格的形式化定义，构成可供严密思考的数学模型，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并且在构造理论模型的同时，对理论工具（方法）本身来说，经过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在工具（方法）的选择过程中，逐渐淘汰落后的研究工具与方法，引进新的或改良已有的研究方法，使数理经济学充满息息生气，成为一门繁荣的科学。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也应该吸取数理经济学的精华，不但要使自己的理论体系更加严密，而且还要使自己的理论也具有选择工具（方法）的功能，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国经济学科知识的积累与增长。
科学进步理论的观点认为，用不同的方法获得不同的理论知识之后，理论还要经受检验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知识。如果把理论看成是一个相关的系统，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输入的是一些假设和条件，输出的是结论或观察结果，而中间则是一系列从假设推出结论的步骤，一种理论只有经受过对应性、一致性、可精简性和普适性检验之后，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这就是模型构造的过程。模型的这种构造过程同时也是一种选择艺术。理论是抽象的，从而是现实的简化。换言之理论就是现实的模型。理论创造的目的是要使现实世界成为可以理解的，而不是用一个虚构的框架来取代现实世界，因此，理论又是具体的。数理经济学很好地融进了这种模型选择的艺术。现代数理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就体现了这种抽象与具体、科学与艺术的统一。经济机制设计理论产生的背景与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场著名的“社会主义计算的合理性”大论战有关。1920年，新奥地利学派著名代表人物米塞斯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计算》为题发表*，指出计划经济由于不存在市场，从而缺乏经济计算的标准，而没有计算就不可能获得维持经济运转的信息。
由于社会主义没有私有制和市场，因此不可能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从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哈耶克更进一步具体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逻辑上虽然可以进行合理计算的，但社会主义经济机制是个高度集中化的中央计划，每一个基层单位或企业要先向中央机构传递有关技术、成本、消费需求等方面的信息，然后再由中央机构制定详细的计划下达给企业，这就需要知道消费者的偏好、企业的生产技术条件，并且还要列出几百万个以上的供给和需求联立方程式进行求解，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知道这些信息并能解出这些方程式，但解出并得出结果之后，它们所依据的信息也已经过时了，这又需要重新计算它们。因此，社会主义在实际操作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以兰格和勒纳为代表的一方认为，社会主义摒弃私有制但可以利用市场机制，而且完全可以通过计划模拟市场的方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场大论战虽然以没有胜负的结果而结束，但是数理经济学家利奥·赫维茨（Leo·Hurwicz）则通过总结这场大论战的成果，利用构造模型的方式创立了经济机制设计理论。
赫维茨注意到，论战的双方尽管各执一方，但有几点却是共同的，就是信息及其信息分散是什么？它们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在什么意义下认为信息成本是大还是小？数理经济学家不仅仅需要对这些概念的外延与内涵进行界定，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构造一个模型来讨论经济机制和信息之间的关系。人们需要一个统一的模型来研究什么是信息分散化经济机制，这一模型应能够包括信息分散化过程，信息集中过程，市场经济机制、计划经济机制，以及
它们之间的各种组合形式的机制，因为仅仅把一个个的机制如市场机制或计划经济机制分别加以研究是不够的。显然，模型的构造过程就是一种理论抽象过程，因为它不是简单地把它们拼凑在一起，而是用一个统一的模型把所有的经济机制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把经济组织过程中的可设计性高度揭示出来，具有普遍的方法论上的意义。从整体性来说，这个理论是非常抽象的，它能把任何一个经济机制作为研究对象，例如它不但可以把市场机制、计划经济机制或它们的各种组合形式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同时还可以把无穷多种其他机制作为对象进行研究。从广度上来说它所研究的对象大到整个经济制度的一般均衡设计，小到对某个经济活动的局部均衡设计。从个别性来说，它又非常具体，对所要研究的具体机制，它能得出非常详细的结果。再进一步地，经济机制设计机理论推引出这样一种普遍性问题：任给一个目标（社会的或经济的）在分散化决策的前提下，如何设计一个经济机制（方式、规则、法令等），使得经济主体的个人利益和设计者的预定目标相一致呢？可见，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同时满足了对应性、一致性、可精简性和普适性的检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数理经济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每一进步，几乎全部可以概括为逐步改善对模型的选择，从而使它更加符合真实的经济世界。同时，我们也将领悟出一种理论创造的真谛。
四、构造数理经济学模型需要“原型”，这里的原型所指的就是经济理论的存在背景。在我国经济理论界，经过十几年艰难的理论探索，应该说理论的选择已经完成：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改革时期，各种理论的竞争是必然，理论的替代也是自然的，但是我们可以说，把中国数理经济学的“理论原型”确定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应该是相对稳定的，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建立起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方法论，使构造的数理经济模型与我国的经济现实相符合。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的基本性质及其研究的方法论，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及其理论体系的方法论特征。
从理论模型方法的选择角度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过程也就是探索理论选择的更合理方法的过程，与西方私有制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是以一种完全竞争系统为研究的出发点不同，我们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是一种竞争合作系统。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表明，在整个经济系统中，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具有较高程度的竞争性特征，而劳动市场则具有合作性特征，所以总体市场的特征恰恰是竞争合作的。竞争合作经济系统可以较为完备地描述公有制市场经济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本质特征。与一般的社会冲突行为不同，经济主体的市场竞争行为的结果并不是零和性的，即一方所失就是另一方所得，而是得失之间有剩余。有剩余是经济系统与其他系统的主要区别。有剩余就要再次进行瓜分，于是就有商量、协商、谈判、勾结等既竞争又合作的行为。再者，从经济系统的结构来看，作为一种契约结构的企业“可以替代市场”（科斯语），使一种由有组织的基本单位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具有更高程度的合作性质。完全竞争经济的概念对自由（无组织）的市场制度的描述是恰当的，但是，它对有组织（具有企业结构）的市场制度的描述则显得相当空泛，只不过是“自由商业领域中的一个空洞无物的花架子”（熊彼特语）。相形之下，竞争合作经济的概念内涵则要丰富得多。对竞争合作行为，对策论方法可以作出精确的描述与解释，并直接应用于经济理论研究。竞争合作经济正是基于对经济系统的这种本质认识，以及找到对策论这种恰当的研究方法的前提下提出来的。以竞争合作系统为研究出发点而得以发展的中国理论经济学将要证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具有相容性这一理论难题。
合作对策论方法非常适合于竞争合作经济系统的研究，是研究该系统的有效理论工具。以数理经济学家夏普利（S·Shapley）、苏比克（M·Shubik）为首的耶鲁学派在合作对策论研究上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合作对策与非合作对策方法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允许局中人事先形成协议而后者则不能。在非合作对策中，局中人不许事先商定如何选择策略，对已取得的收益（或报酬）也不许在局中人间进行重新分配。而在合作对策中，对局中人不作这些限制，他们可以进行充分的合作，允许事先商议，交流信息并协调他们的策略，在结局后并可以对局中人所得利益的总和进行重新分配。由此可见，非合作对策集中研究局中人的个人理性决策对博弈结果的影响，而合作对策则侧重于探讨如何取得合理的或公平的可能性条件对可接受结果的影响。合作对策论方法用来表达竞争合作经济系统，将会演绎出与传统经济理论许多不同的新的性质，为经济世界中丰富多样的各种竞争合作现象提供科学的解释。
五、在完成寻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原型和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的基本性质之后，构造数理经济学模型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再根据原型，运用“清醒的观察（凯恩斯语）选择性态良好的模型，这是数理经济学研究的一道程序。“清醒的观察”是什么意思？凯恩斯指出，好经济学家是很少的，因为运用清醒的观察选择好的模型的天才看来是非常少的，虽然这样做并不要求有高度专业化的知识技术。很显然，他所指的是经济学家敏锐的透视力，并利用它来理解模型的方法论特征的能力，而这一点，恰恰是非常困难的。正如前所述，一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原型和系统的基本性质已经确定，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要整理出认识公有制市场经济的规律及其理论体系的方法论特征，使所构造的数理经济学模型与我国的基本经济现实更加吻合。这也就是说，认识的方法论模式也必须通过筛选而确定下来，才能有利于模型构造者进行清醒的观察。
从认识方法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体系的特征是非均衡的、集中化的、控制的和解释性的相反，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原型的中国经济学的新理论体系的特征应当是均衡的、分散化的、激励的和设计性的。
一般均衡理论家哈恩（
F·Hahn）曾经指出，均衡是个未能被人们、甚至未被经济学家充分理解的基本概念。均衡是一种只与市场相联系的理论概念，一个市场被看作处于均衡状态是指买卖双方都不打算改变他们的出价。然而，一般均衡理论关于均衡的含义却使用了一个限制性的定义，即认为假如成交价格是均衡价格，那么市场上买方按照价格愿意购买的数量恰好就等于卖方按照该价格愿意卖出的数量，这时市场就处于均衡状态。但是可以证明，从市场均衡的一般意义来说，市场的供需平衡只是一个充分条件，而不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单个市场极难保证处于均衡状态，只有各个市场间的相互作用才能确保均衡状态的存在。所以，均衡分析方法论主张通过找出一套相对价格，而不是单个的市场均衡价格来了解一个经济系统的性质。
市场均衡的最准确模型是由瓦尔拉斯的“拍卖喊价”形象地给出的，人们对外在环境发出的信号作出反应而进行讨价还价摸索地进行。没有任何一个集团可以控制这一过程，因为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是如此复杂多样，以致没有一个“能人”能通过某些巨大的交换台或计算机，有意识作出与之对应的计划或安排。“拍卖喊价模型”能体现了均衡概念的最本质特征，不但具有非常广泛的社会科学意义，契约模型、合同模型、协商模型等多种不同种类的社会科学模型都只不过是它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与社会系统的本质特征是同构的：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系统，系统中的个人间的相互适应，产生出一种“自发的秩序”，与生物过程一样通过自然过程形成的整体，体现了机能上的有机结合。但是人们的计算能力根本不可能完全预测和提供这种多样性的任务，而多样性正是自然力量的创造性特征。“清醒的观察”到这一模型的普遍性意义是经济学对社会科学作出的重大贡献，正如熊彼特所声称的，瓦尔拉斯在120年前所写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所阐发的这一模型，其意义可称得上是“精确的经济学的一部大”。
人们计算能力的有限性意味着分散化的合理性是其自然的特征，从经济学理论上看，这种分散化可以解释为信息分散、利益分散、决策权分散。特别是信息分散化问题把空间因素纳入经济模型的构造要件中来，通过特定经济机制的作用，信息从一个经济活动主体传递到另一个经济活动主体，这就造成了用于传递信息的空间。信息空间大小决定着传递质量的优劣与成本的高低，信息空间大，传递的信息量就大，速度就快，质量就好；相反，就会造成信息拥挤。但是大的信息空间将会提高信息传递的成本，影响信息传递的效率，因此人们总是在信息空间大小与信息传递的成本高低之间进行选择。数理经济学家把这种选择关系抽象为信息空间的维数与传递指标之间的关系问题，信息空间的维数决定着传递指标的多少，因而可以从信息空间的维数大小来评价经济效率的优劣。只有信息传递方式最为简洁同时信息空间维数最小的经济机制才是最有效率的。显然，分散化是构造市场经济理论模型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征。
分散化必然导致激励的普遍存在。数理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表明，激励是对称性经济结构破缺的产物。例如，经济结构的一种微观的经济利益结构就是这样，凡一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有利益与代价，这种利益与代价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对称性的利益结构是利益与代价相等的结构。但是当利益与代价不对称时就会产生激励问题：利益大于代价时，他就会做并把它做好；当利益等于代价时，他可做可不做；当利益小于代价时他不做或不想把它做好。显然，个人、组织和社会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社会中每一个经济单位都会出现激励问题。从经济体制的转变上看，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原有对称性的集中结构经历分散化过程形成了经济活动中不同层次上的不对称性，孕育了契约关系，特别是形成了委托关系，这就在体制中产生了一种博奕结构，于是就需要一种能够激励经济主体提供真实信息的内容和手段，这样就演化出了激励机制。具有博弈结构的经济制度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某种制度的安排促使或诱导人们努力工作。
某种能够把人们的自利行为和互利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激励机制就称为激励兼容机制，它既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又是一种制度优劣的检验标准。一个经济机制是否运行良好要看它能否提供内在的动力（激励）使人们努力工作并把工作做好，一个经济制度如果没有能够产生激励机制，就意味着这种制度力量正在衰竭，这个制度就不可能长期存活下去。但是，在自利的行为下，有效的资源配置和社会成员如实地显示他们的偏好，即使是在分散化私有制市场机制下也是不可能达到的，这就是著名的激励兼容不可能性定理。赫维茨证明了，即使对只有私有商品的经济社会，只要这个经济社会中的成员数量是有限的，就不可能存在任何经济机制，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计划机制，能够导致帕累托最优配置，并且让每个社会成员激励出真实地显示自己的偏好。但是，有一种结论是肯定的，就是缺少激励机制的经济就更没有效率。集中化减少激励，分散化增加激励，而激励使分散更为有效，分散化链条使激励无限逼近激励兼容。数理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探索将会揭示出更多令人激励的崭新结论。
寻找激励兼容配置的等价形式导致了经济机制设计方法的广泛应用。正如前面分析得出的结论所指出的，设计性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特征，这一特征当然也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所具有的。如何设计出一种方法、方案或机制，使得每个社会成员都不虚报自己的偏好与信息，从而使整个经济系统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有效，经济持续发展，这正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中国经济体制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从而也就规定了中国理论经济研究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内容。
经济机制的可设计性减少人们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照搬某种现有的模式。经济学不像物理学一样具有很强的实验基础，经济实验的成本太大，代价太高，因而用设计代替实验，通过模型来理解经济现实，预测将来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有关设计合理性的争论比起“事后诸葛亮”聪明的解释无疑将体现了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进步。
济体制的伟大实践，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宏大制度革新系统工程。正因为如此，外国经济学家在不同场合、不同地点与不同对象跟中国经济学家进行学术交流时就同一问题问道：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理论是什么？这是使中国经济理论界感到十分尴尬的问题，因为直到现在似乎尚没有明确的答案。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没有找到自己的基础理论，但另一方面，却有如此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家都在极力构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经济理论研究最不令人满意的事情，没有基础理论的理论体系不就是一座座空中理论楼阁而已！
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没有基础理论？这是中国经济学界最终要给予明确答复的理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论证以公有制为主体，促进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存在着其基础理论，是一项严肃的却又是相当艰难的研究课题，但又要必须极力予以解决。显然，寻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只能靠中国经济学家来完成。我们不能期望西方经济学家来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恰恰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数理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可以为寻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这一重要的理论任务服务。
数理经济学注重分析经济系统的最优性、稳定性和存在性问题，三者之中存在性问题最主要。一个经济系统只有明确地说明它具有存在性，系统的最优性和稳定性才有着稳固的基础。如果一个经济系统无法找到它的存在性，论证它的最优性或稳定性是没有什么理论意义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集中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前苏联和东欧众多经济学家，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康托洛维奇在内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找到了实现这种经济系统最优性、稳定性的基本条件，但却无法证明这种经济系统的存在性。如果说前苏联的解体宣告了集中化计划经济的失败（或它的制度运行的生命周期就为70年左右）不是某种政治力量的作用，或制度力量的衰竭，从经济理论方面来考察，恰恰说明了集中化的计划经济系统没有存在性。这充分显示了现代数理经济学方法的预示能力：遵循科学的方法建构的经济体制具有“永葆青春”的能力，违背经济科学规律构造的经济体制只有有限的“生命周期”。数理经济学理论的预示与现实的启迪都给予我们一个明确的结论，经济系统的存在性问题是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于是我们可以推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性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问题。
经济系统存在性的证明运用的是一种经济公理化分析工具。经济学的公理化研究由美籍法裔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德布鲁首创于1959年，迄今为止已有40年的历史，但现在尚不为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熟悉。严格地说，经济公理化分析语言不是数学，而是经济学家用来进行严密思维的与集合论语言相类似的一种理论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家必须熟练掌握运用这种严格的标准的现代经济分析方法，通过构造一个准确的公有制市场经济均衡模型并找到恰当的证明方法，才有可能科学地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的存在性问题。在这方面，数理经济学家可能会比其他经济学家做得更好。
七、早在80年代初，赫维茨在多次访问中国后说：“我所以对这个国家感兴趣，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美丽的国家，还因为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你们当然比我更清楚，最近几年内中国的经济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不久的将来还要进行很多重要的改革。我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对你们的经济改革是有帮助的，但现代数理经济学的帮助可能更大。我不是中国经济政策问题的专家不打算谈这方面的问题。我要讲的是一些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技术，它们有助于研究经济改革的各种可能性和后果”。赫维茨指出了现代数理经济学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经济理论建设的作用。很可惜，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理论界有意无意地忽视数理经济学的这种重要性，使得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不能像其他科学一样进行有效的分工，推迟了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和研究力量的积蓄。
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系统，经济学也应像其他“直正的科学”一样，具有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完整的层次。中国经济学家也应根据自己的兴趣与专长进行有效的选择，集中有限的研究资源和短暂的生命周期，在一两个学科领域里真正做点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研究工作。这比现今那种无所不能、包打天下、追逐热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研究风气，无疑将是一种进步。从学科性质上看，数理经济应是经济学的基础科学，就如同理论物理是物理学的基础科学一样。重视对数理经济的研究，对于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健全完整的经济学学科系统，形成经济研究分工机制，最终促进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的提高，都是非常重要的。【收稿日期】1999－01－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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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
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他都属方法论,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就象不能从“义利论”中还原出一个“君子国”一样。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而不是流,熊彼特对此有精辟论述,他说“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法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二、经济史与经济学的辩证关系
“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但经济史与经济学并不是相互包含或溶为一体,而是相互提供方法论。所以说,经济史又是与经济学相互独立并平行的分支学科。经济史与经济学说史不同,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它是经济学的流,而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
在科学哲学意义上,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是实证方法。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认为,任何科学或理论都来源于经验和事实,任何理论的假设或命题,都必须接受经验事实的检验,只有经验事实才能证明知识的正确性。这种方法的本质,简单说就是用经验和事实说话。而直接用经验和事实说话,正是经济史的根本特点和根本优势。经济史作为经济学的实证工具,具有多方面的优势:第一,经济史所提供的经验或事实是大量的;第二,经济史所提供的经验事实比经济学家所感知的现实经济世界要可靠得多;第三,经济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史提供的经验世界,对经济学的假设和命题进行“试错”式研究;第四,经济史世界最适于经济学“溯因法”研究。科学研究离不开假说。一种假说是所谓“解释性假设”:即建立一个假说或理论,用来解释经验和历史,即阐释历史。但经济学假说是从大量经验事实中抽象出来的“公理性”假说,经济学从这个假说出发,对经验和现实进行推理性研究。从根本上讲,经济学的任何假设和命题,都必然来源于经验和事实。但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完全从经验和事实的归纳开始,已有的理论成就,具体说就是符合经验事实的假设,同样是经济理论研究的起点。这就是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然而,本来作为经验科学或实证科学的经济学,一旦以假设作为研究起点,就有可能走进形而上学误区,即经济理论的验证,不是依赖于理论对经验事实的相符性,而是依赖于自身逻辑的严密性。所以,经济理论的正确性,就取决于假设的正确与否。
三、经济史学的范式及其创新
经济史学家作为独立的学科,也应有自己的独立范式。但是,经济史学作为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边缘学科,其范式必然介于两者之间,既有经济学范式的特点,又带有史学范式的特点。但经济史属于经济学而不属于史学,它与史学的共同点仅仅在于考察对象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叠,叙述方法上有一定的时序性,以及用史料说话,但在研究者的信念、观点和方法,特别是采用的理论模型上,基本上都是经济学的。就西方经济史学来讲,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历史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论、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概念,以及熊比特的创新理论等等,都成为经济史学有别于历史学的信念、观点和方法。
但就中国的经济史学来讲,基本还是以史学范式为主导,目前的经济史家大多还没有习惯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一方面是由于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大多出身于史学界,所接受的经济学训练比较少,在他们的头脑中还较少经济思维;另一方面,也由于经济学家大多不屑于经济史研究,忽视了经济史对于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作用,所以,还没有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经济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没有实现与历史学的良好结合,因而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史学范式。
对于经济史,经济学者和历史学者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经济史是“经济的历史”,仅仅是历史中的经济部分,是用历史学方法研究历史中的经济问题,经济史不过是历史学科“类”中的一个“种”;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只是要“按时序解释经济结构及其实绩”,即从时间上解释经济结构和实绩的演变,是用经济学方法来理解和阐释的历史。所以,经济史作为经济学的部分,其范式应该与经济学范式更接近。换言之,经济史学研究,一方面要依靠史实说话,但另一方面如何整理史料,如何用史实说话,却要依靠经济学提供的观点和方法。现代史学方法论认为,史料总是有限的,仅仅依靠史料作不出真正的历史研究,而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史料,对历史的过程进行分析和阐释。这种史学方法论,与经济史学方法论是一致的。所以,经济史学范式革命的任务,就是采用经济学的信念、观点和方法,以及经济理论模式,实现经济史与经济学的有机结合。
一、经济学的主要人性假设
（一）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就是使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人，即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类存在着尽可能增加自身利益的愿望和行动，即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生产要素所有者追求收入最大化，政府官员追求选票最大化。
经济人假设不断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把人类需要分为基本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等五个层次，从而否定了传统的经济人假设把经济利益作为人类唯一需要的观点。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认为，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当中。了解所有备选方案及其实施后果，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因此，决策过程中人们寻求的并非最优解，而是满意解。威廉姆森认为，既然人是自私自利的，就总是有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意向，这种意向变成具体的行为，就是机会主义行为。莱宾斯坦认为，由于人的能动性不是一个常量，因此，企业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模糊起来，管理者和工人的行为在大部分时间里就成为最大化的，此时，最大化成了一个特例。诺斯认为，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结果。
（二）效用人假设。人类追求的利益目标是一个多元的效用函数。问题不在于什么是满足，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答案，它取决于人的偏好体系，而人们不同的偏好来源于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来看，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人们要获得最大效用，就不能只有一元的效用函数。因此，人们增加效用的途径，便是需求多元化，即不局限于只对经济利益的需求。这就是效用人假设。
二、经济学人性假设存在的问题
（一）把人性简单化。许多经济学研究者没有区分人性和人的本质这两个概念，从而把人性简单化处理。一方面这是研究简化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也造成了经济学的简单化。
人性是人之成为人的属性。人性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系统，有五个最基本的方面：一是生物性；二是意识性；三是社会性；四是实践性；五是历史性。
人的生物性，即人的生理属性。这主要是人体的生理结构和生理结构产生的本能行为。任何一个现实中的个体和任何一个阶段的人类都具有那个时期和阶段的地域、文化、经济、政治的印记。
意识性，即人是有思想、有意义、有心理、有感情的动物。这是人区别于动物，成其为人的显性指标。与生物相比，这完全是人的属性。
实践性，即人能主动改变世界，获得自己需要的资料，与动物本能地适应世界并改变世界相区别。
社会性，人因群而成社，因互动而相会，故有社会。社会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方面。群居团体有边界，就有人群的差异，互相沟通交往就有个体差异，从而形成了人的各种社会属性，如地位、阶级、分工、职业等。于是又产生了社会管理。马克思认为这是人的根本属性即人的本质。
历史性，人因代代相传绵延而成文明。如果放弃历史，人类一切从头开始，则无异于其他动物。
总的来说，人性的主要方面就是使人这样的生物体在社会中能够获得自我的意识，并会去实践自己的意识成果。通过历史性，使人类的文化、知识等得以发扬光大。
人性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不是单一的某个方面可以涵盖整个人性的。即使我们将人性简化为人的本质，即人的最根本的属性，那么这个属性也在不断的缓慢的变化着。将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人性表现作为整个人类的人性假设，理论上是以偏概全，将问题简单化了。
（二）割裂了人性各方面的有机联系。人性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人性的不同方面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人性的现实表达。生物性是人性的基础，没有生物性，人不存在，因此，人的许多属性是由生物性决定的。人类还没有完全解开人类生物性的奥秘，许多属性对人们来说还仍然是未知的，对待求知的东西，我们不能轻易地下论断。社会性是人成为人的条件，没有社会性，人只有生物体，而不是人。意识性是人性的表现，人性都是通过人有意识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实践性是人性的目的，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历史性是人性得以延续的保证。各属性之间的互相作用才构成了真正的、现实的、具体的人。
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把这样复杂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割裂开来后，就使鲜活的人性变成了僵化的、死板的人性，用这样的人性假设去解释充满活力的经济行为，是无法完成的。这就是经济学不能真正解释现实经济的根本原因。
三、经济学人性假设背后的道德基础
经济学家在对人性做出假设时，是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找到的。而这一过程，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经济学家的时代、地域、人文背景等对经济学家的立场有极大的干预作用，不可避免地打上经济学家个人生活与环境的烙印。这是因为理论的逻辑起点不是先天存在是，而是人们在对对象有了深刻研究、认识后所确立的一个依据。就理论体系而言，逻辑起点往往是表述在前，这就给人一种错觉，似乎是由逻辑起点推出了这一理论体系。其实某种意义上而言，逻辑起点只是理论表述的需要。所以，不论是经济人假设、效用人假设，或是其他的人性假设，如前所述，都是经济学家所处那个时代，人们对人性认识的一个表现。这就是我们研究经济学人性假设道德基础的依据。
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实际上大多是基础于这样一个历史现实的，就是长期以来人类物质十分匮乏，人类研究经济学大多是为了解决匮乏，不同经济学只是解决的思路不同而已。
道德，特别是现实中存在的道德，不是有什么先天的公理来支撑的一个体系，而是在人类生活中，为了种族的发展相机确立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面对人类物质匮乏的现实，人类又该确立怎样的自我保护机制呢？一般而言，人类的道德行为存在着金律、银律、铜律、铁律不同的道德律之分。金律是“欲人是欲己，亦是欲人”，银律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者是道德律。铜律“人施于己，反施于人”，是非道德律，所谓非道德律，它既不好也不坏，是一种价值中立。铁律是“己所不欲，先施于人”。铁律是反道德的。这四个道德律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体现，只是各个所占的比例不同罢了。
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恰恰就是在人类物质匮乏的条件下，道德律不同的组合与表现。人们在物质匮乏时代，一般都会选择铜律来作为人性的道德依据；而在极度匮乏时代，会选择铁律来作为人性的道德依据；在物质丰富时代，会选择银律来作为依据。经济人假设就是以物质匮乏又开始大发展起步时的选择，这时如何从有限的资源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就成为经济学要考虑的问题，所以经济学家选择了经济人的假设。
同时，人们的道德取向还取决于人们的需要。人的需要有真实性需要与意识性需要。人的真实性需要是本真的需要，是人没有其他干扰下身体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人的意识性需要是在文化的影响下，自己思考形成的需要。人的真实性需要不多，所以在道德律上，人们采取铜律的态度比较多一些，因为铜律是对等律，真实需要虽不是公平的，但是对等的。而意识性需要则复杂得多，在不同的条件下，人们对社会和物质匮乏的认识不同，会有不同的选择。如同一时代，富裕的人应该不如贫穷的人贪吧，但事实上，贪不贪取决于其意识性需要。为富不仁就是富裕的人采取铁律的态度。
1、方法论
在哲学当中，方法论源于世界观，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所以也可以说方法论是一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从区域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出方法论可以作为研究区域经济学理论的最高层次的方法。具体来说，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方法论包含了一定程度上的哲学思想，这也为区域经济学家开辟新思路提供了一种动力。每一位学者都要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区域经济学家也不例外，他们的方法论的形成极其重要，会对整个行业的进步发展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2、基本方法
首先要说的是观察法，所谓观察法是指人们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之下同通过观察推测来进行理论研究，研究中所使用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观测和考察。在这个观测和考察的过程中，要依靠一定的感性判断来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整合，当然，这种感性也建立在一定的逻辑思维之上。因为能做出科学合理的感性判断，就说明其本身对想要感知的事物有一个整体上的领悟和了解，而领悟和了解又建立在一定的理论知识之上。另外，观察法并不局限于现有的对于区域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数据，而是可以根据需要创造出合理的想象。
其次是系统法，在科学领域的研究当中，系统法以其独特的优势被广泛运用，尤其是在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体系的构建当中，更是将系统法作为一种重要研究方法重点推进。譬如说研究区域经济学理论实践和外界环境关系、分析区域经济学理论和其他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探索区域经济学理论和区域经济学实践的联系等，这些问题都离不开系统法，也可以说，系统法有着其他方法不可代替的优越性。
然后是抽象思维法，事实上，抽象思维法蕴含着两个分支，分别是形象逻辑和辩证逻辑。前者强调程序化，这一程序化又包括多个环节，这些环节往往是以一种独特的形式或者方法存在人们的印象当中，最终使其自身具备一定的说服力和公理性。后者主要是前者的深化，可以说辩证逻辑从侧面矛盾上入手，具体分析了矛盾在思维活动中存在方式和解决方法。辩证逻辑不仅以全新的视角向人们展现了一系列方法在人类活动中的重要意义，而且还能够将每一个关系看做一个矛盾体，从哲学的视角来解决问题。总而言之，抽象思维方法是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体系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抽象思维方法的使用和分析不容小觑。
最后要说的是假说法，假说法顾名思义，就是对所面对的问题提出的一种假设，这种假设要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并且它可以被应用到任何一个理论学说的领域。用假说法来探讨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体系的构建，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崭新的方法，也就是实证法。众所周知，实证法需要一定的假说，并将这些假说有选择的运用到实际需求当中，这样一来，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这种纯理论学术就不再受到主观猜想缺陷而带来的阻碍，使其自身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了科学研究的属性。
3、具体方法
根据有关数据现实，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体系的构建在具体实践中主要依靠两种方法，一种是系统分析法，一种是统计图表分析法。系统分析法把研究的对象当作一个完整的可操作的系统，并且将系统当中的每一个环节有机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也会注意系统内部与外部之间的联系，最大程度上提高系统的质量。统计图表分析法主要将统计数据作为一种可依靠的条件，在此前提之下，相关工作人员就务必要牢牢掌握统计学的技术，并熟练掌握图表信息。由于图表具有简洁明了、生动形象等特点，所以也可以说，统计图表将统计数据进一步通俗化，成为研究区域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工具。
二、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