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1 17:27:5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规范经济学研究范畴，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心理学与经济学研究的交叉点
1.1心理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
研究人类的行为并找寻其中的心理因素，对其进行心理行为模式解释，一直以来是心理学研究的主题，随着心理学科的逐步成熟，心理学对经济学渗透的力度也在增强。例如，传统心理学家已经深深地卷入了风险分析和规范性决策分析，结果不可避免地同传统的福利经济学和决策理论相联系；现代心理学家正在积极地研究一些常见的经济两难问题，并将普遍的两难问题解决的心理行为模式带入到经济行为当中。
1.2经济行为的心理动因分析
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学科，同样也是研究人的学科，这是由于人是财富的创造者、也是财富的持有者，人的行为促进了财务的流通和变化。在研究人对财富的各种行为——即经济行为的过程中，进行动因分析是经济学研究热点之一。对经济行为进行基于心理行为的分析已经成为目前任何一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涉及研究消费、交换、生产和分配等任何一个主要的经济学范畴，都必须首先考虑人的心理因素影响，这意味着经济学研究已经将心理学研究纳入其中并使其成为一种研究切入点或研究手段。
2.心理学对经济学的影响
2.1心理学影响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传统经济学研究以经济的运行原理为主要的研究内容，虽然研究过程中也涉及经济实体或者个人的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但这样的研究占少数，大多数研究都将重点放在经济的发展脉络以及重要的经济模式甚至经济管理相关的方面。心理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直接影响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心理学研究的重点在于研究人类的行为和心理之间的关系，经济事务作为人类在社会中最主要的一种行为，其心理过程和特征自然而然地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内容，而心理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动摇了以往经济学研究已经得到的结论，甚至引导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变化，例如，经济人假设被质疑，而社会人假设成为了当今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之一；经济学从宏观的经济原理研究转向细节性的个体经济行为研究，例如通过个体消费心理研究区发现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并提出刺激消费的建议、利用人的视觉心理感受特征进行商品定价；使用沉没成本效应进行金融业务推广等。
2.2心理学影响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由于心理学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产生影响，相应的，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也因此受到影响，这表现在现代经济学研究在进行研究思路总结和研究方法应用的多变性以及“心理学化”方面。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以大规模数据调查以及事件还原套用相关原理作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建立假设并且验证假设是经济学研究的普遍思路；但在心理学研究的影响下，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逐渐分解成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大类，在解析经济事件的因素时，倾向于对相关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甚至因果的函数特征进行明确的分析和说明；在验证假设的过程中，考虑到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的差异，对研究进行讨论的角度更加复杂，所得出的结论也更倾向于对特殊群体进行经济学的解释，而非对某一经济事件进行解释。
2.3心理学影响经济学的研究流派
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融合已经成为既定的实施，在二者学科交叉的部分诞生的新的研究领域被不同的学者冠以不同的称呼，一说为心理经济学，一说为行为经济学，一说为行为金融学。由于缺乏相关心理学背景，多数学者的理解非常狭窄，并常常将三者混为一谈。这种理解的差异恰恰缘于不同的心理学流派对经济学的不同影响，即西方心理学对经济学的流派性影响效应上。其中，起源于欧洲的心理经济学更多地受到了传统欧洲式的构造主义心理学流派的影响，而在美国复兴的行为经济学，则更多地受到了根植于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流派的影响；相反，行为金融理论则更多地受到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影响。这说明，心理学本身的流派发展使得经济学研究流派受到了影响，进而产生出更加多样化的发展方向和模式。
3.心理学对经济学影响的积极价值
关键词：文化；经济；文化经济学；论纲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6―0084―03
近年来，文化经济问题已经成为中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纵观之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经济问题的研究状况，这些研究成果大都主要局限于探讨文化与经济的各种联系，而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化产业的研究还不多见。一方面，传统上的大多是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生态学等角度，把文化作为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精神活动，乃至作为一种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来研究；另一方而，即使国内外现有的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化产业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文化产业内部运行，还是研究其具体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往往就事论事．缺乏一个必要的从经济学角度全方位、整体的研究框架支撑，更没有建立系统的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在吸收周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经济的角度系统地研究文化生产活动是非常必要的。
一、文化经济学的概念界定
关于文化经济学的定义、内涵和外延，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还没有形成一种有影响的权威性的科学概念。如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学者用把整个社会的一切经济现象都看作文化现象来进行分析与认识的大文化视角去界定文化经济的概念：认为文化经济学是用一种大文化视角去审视社会经济现象(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各种现象)的学问，是探讨经济现象与经济发展的文化意义，揭示文化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及相互影响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经济运行的深层动因，推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的学问。同时，也有更多的学者(方家良，1991；程恩富，1999；胡惠林，2003)则比较倾向于以经济学的角度定义文化经济之概念，认为文化经济学就是关于文化艺术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经济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侧重从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方法来考察文化产业中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
本文认为，所谓文化经济学，就是关于文化艺术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环节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从经济范畴的角度和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方法来考察文化的经济性和蕴涵的经济逻辑，以揭示文化经济活动的特征、变化趋势和客观规律。虽然传统上，经济学分析方法主要被运用于物质生产领域，所以，给许多人造成了似乎经济学只适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假象。但是，近20多年以来，经济学当作一种方法论，运用于分析了政治、家庭、制度、历史等多种社会现象，已经把经济学的分析领域拓展到了多个领域。可以说，文化经济学也正是这些拓展逻辑的合理延展，它是经济科学向文化领域的延伸和渗透，是经济理论与文化理论相融合的结晶。因此，文化经济学应包含以下三方面的涵义：
一是文化经济学是从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出发，运用有针对性、适应性的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来说明文化之本体，并把如何最大程度的提供文化及相关产品以及有效配置文化资源作为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二是作为整体的文化经济学，它并不研究文化经济各分部门的特殊经济规律，而是关注点集中于文化生产诸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文化经济运动规律的考察上，是透过这些规律的分析，揭示其共同普遍的经济规律．．
三是虽然文化经济学着重考察和研究文化活动中的经济要素，揭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活动的经济学品格但由于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是文化领域中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原则，因此，对文化经济的研究不能脱离文化的本质特性。
二、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文化，这一广泛地被使用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向广延度和深刻度拓展的概念，因此，关于文化的定义较有影响的就有200多种，其中较为著铝的是1871年英国“人类学之父”E・B・泰勒(E-B-TYh)的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我国《辞海》曾为文化下过较为权威的定义：“从广义上说，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或者说，是在一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方式的总和”根据以上定义，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可以被视作文化现象，文化表现的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内涵。
然而，作为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文化本身。“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了某一门科学的对象”。文化经济学也不例外，它之所以能形成一门独立的利学，就因为它也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文化生产活动为研究对象，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和视角对文化资源、文化商品、文化商品价格、文化市场、文化投资、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经济管理等一系列主要范畴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探索文化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因此，作为文化经济学的对象性研究范围，主要是指和文化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有关的文化活动现象，包括文学艺术、广播电视、图书出版、文化娱乐、文物博物、音像制品、文化旅游，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设施与组织机构、如艺术表演团体、出版社、影剧院场、影视制作公司、书店、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
文化经济学建立的主要依据是的经济哲学观，的经济哲学是关于社会经济运动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以及人类自身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既需要消费物质生活资料，也需要消费精神生活资料。文化生产属于精神生产，是精神生产的一部分，文化生产以文化产品来满足社会的文化精神需要。而且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他就曾指出，由于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对象就会产生。并指出：“宗教、家庭、国家、道德、法、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他所说的“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实质上指的就是广义的文化生产或精神生产。因此，文化艺术生产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虽然不同于哲学、科学、教育和宗教等其他精神生产，更不同于物质生产，但文化艺术生产同样也要“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总之，文化经济学是以文化生产活动中的微观和宏观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的角度和视角深入分析和研究文化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动规律的利学。其关注点集中于文化生产诸要素的合理配置、文化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和文化经济运动规律的考察上。
同时，文化经济学是一个独立的、涉及面相当广的兼有文化和经济双重特性的领域，它有着自身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在自己的活动领域中表现出种种特殊的矛盾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经济学是文化生产活动与经济生产活动相互融合而衍生出来的一门边缘学科，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并在根本上把自己同其他经济学分支和文化学分支区别开来的经济分支学科。
此外，要注意文化经济学与经济文化学和知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区别与联系。文化经济学分析的应是各个文化领域的经济问题，而经济文化学分析的应是各种经济活动中的文化现象，如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消费文化、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东亚经济崛起中的文化因素等，而文化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和范围也不尽一致，知识经济学是单纯研究知识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
三、文化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
由于文化经济学是侧重从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方法深入分析和研究文化生产活动的运行机制和运动规律，因此，文化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研究内容应是一般经济学的拓展。如经济学中的资源、商品(产品)、价值、价格、供给、需求、消费、市场、成本、效益、资本、投资以及分工、贸易，竞争力等。文化经济学则有文化资源、文化商品(产品)、文化价值、文化供给、文化需求、文化消费、文化市场、文化生产率、文化资本、文化投资以及文化分工、文化贸易，文化竞争力等；另如经济学中的市场是指商品交换的场所，而文化经济学中的市场是以文化商品为经营对象的市场。这两个市场的活动，都要受到价值规律的支配。从以上罗列对比可以看出，文化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的概念、范畴和内容应是经济学的拓展和延伸，并以这些基本范畴为核心，再加上其他派生的范畴，一起构成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理论体系。并且，通过对这一系列范畴的分析，阐明整个文化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
正如概念、范畴和内容是经济学的拓展和延伸一样，文化经济学的也应需要吸取经济学科学体系的精华，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同时，要注意经济学研究的是物质生产：的一般规律和特点，而文化经济学研究的则是文化生产中的特殊规律和特点：如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中研究的“商品”(产品)都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物质产品本身没有特殊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但文化产品一般都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此，文化经济学没有必要也不应机械地模仿经济学，应根据自身特点以一定的逻辑顺序构建本学科的理论研究体系。
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资源的配合，因此，如何最大程度的提供文化及相关产品以及有效配置文化资源是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具体来讲，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应着重从文化资源配置角度，以文化资源的分析为开端从微观、中观、宏观乃至全球层面层层展开其他内容。微观上阐明文化资源配置与开发、文化供给与需求、文化产品的价值与价格、文化投资与消费、文化市场等现象的特点和运行规律中观上研究文化产业的组织、结构、管理与发展等问题；宏观上研究文化经济与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劳动就业及宏观调控等问题；全球层面上阐述文化经济的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国际竞争力以及国家文化安全等问题。总之，文化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内容如下：
微观基础篇中观产业篇宏观发展篇国际竞争篇
1.文化与文化资源2、文化产品及价值决定3、文化产品的供求机理4、文化投资与消费5、文化市场6、文化产业的结构7、文化产业的组织8、文化产业的管理9、文化产业的发展10、文化经济与国民经济11、文化经济与收入分配12、文化经济与劳动就业13、文化经济与宏观调控14、国际文化分工15、国际文化贸易16、国际文化竞争力17、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
四、文化经济学研究应注意的几个矛盾
不断推进文化经济的发展，就是要根据不同种类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结合市场的无形之手与政府的有形之手，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然而，文化经济它不仅引出了诸如民族文化资本化等“经济”问题；文化产品、文化产业、文化背景等对一定国民经济体系的作用、影响和意义等“社会”问题；而且基于文化产品的特殊性质，甚至扩及于文化安全等“政治”问题。因此，在推进当代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密切注意文化市场机制发展中的众多的尖锐矛盾。比如文化产品的物质商品属性与非物质精神属性的矛盾、文化产品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矛盾、文化市场规律与文化艺术自身规律的矛盾、市场运作方式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矛盾以及文化经济效益与文化社会效益的矛盾等等。这众多矛盾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多重矛盾之间。在众多矛盾中，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当代市场条件下文化发展的物质商品经济性与非物质精神文化性之间的矛盾。
所谓文化发展的经济性，当然是指它所具有的经济性质、市场运作方式和产业管理规范等一系列特征。作为经济性要求，文化产业自然要进入市场，在管理体制、经营方式和经济效益上同市场经济接轨。它所面临的文化企业的生产与管理、文化产品的经营与销售、文化市场的开拓与培育、文化经济价值的估算与评定都必须遵循当代市场经济的规律。因此，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诸环节都要受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值规律的作用，具体表现为：文化产业的运作方式受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强制影响，等价交换原则、利润最大化原则渗透到文化生产、再生产过程并影响文化生产的方向、效率及经营者的行为选择。
关键词：方法类课程;研究生;科研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05-0176-02
近年来，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逐年扩张，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优劣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是贯穿其中的本质要求，研究生的科研能力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也是衡量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1]。但当前高校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普遍存在不注重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的现象，导致大部分研究生科研素质偏低、独立科研能力不强，对课堂所学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不知如何应用，潜心钻研和创新的部分较少，这也成为近年来研究生培养质量方面越来越突出的问题。科研能力可以从课堂教学、课题研究、学位论文、学术活动等多个环节来培养，由于课堂教学是教师培养研究生科研能力的主要渠道，特别是研究方法类课程。因此，探讨方法类课程课堂教学加强研究生独立科研能力的对策对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实现研究生教育的目标等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国内部分高校在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方面做得较好，在课程设置中引进国际现代经济学教育规范，不仅注重基本经济理论，更加强现代经济学主要分析方法训练，如北京大学研究生课程设置中有高级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课程，主要让研究生对各类主流宏观经济学模型进行深入学习，从经济事实导出模型建立的基础，从模型求解过程中了解模型的推演与经济事实的拟合。另外，北京大学每年还面向在读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开设《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暑期课程班》讲授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学研究方法课程。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为了提升研究生国际参与力和竞争力也开设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论》课程，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也在每年暑期开设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研究方法课程，旨在为相关专业研究生介绍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础理论及最新前沿。这些方法类课程的开设对促进我国研究生独立科研和学术创新能力提高无疑帮助较大。
一、丰富教学内容
1.提高学生文献检索能力。当前，东北财经大学投资工程管理学院的研究生文献检索能力较差，他们大都习惯了本科阶段“灌输式”的教学模式，缺乏独立查阅资料思考问题的能力。受科研基础、科研能力等的制约，研究生进行科研的时间有限[2]，很少有机会查找和阅读大量文献，使其不仅不熟悉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而且对专业领域最新学术动态研究成果知之甚少。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研究生在专业领域内选题创新，只能被动地接受指导教师课题的研究方向或者重复其他人的研究工作。因此，方法类课程的课堂教学需要教师利用一部分课时有意识地指导研究生进行文献检索，介绍当前国内外常用文献库的检索方法，引导学生阅读专业领域的经典文献以及代表最新研究方向的成果，拓宽学生的专业知识范畴，并组织学生展开有深度的课堂讨论，发挥研究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对科研工作产生兴趣，发现专业领域内新的科研线索。
2.更新研究方法。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研究方法的学习和训练，只有掌握了研究方法，才能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和能力[3]。东北财经大学投资工程管理学院的学生作为非计量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经济学研究方法学习的系统性和规范性较差，而且往往轻基础理论，重软件操作，导致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各种问题不断。因此，任课教师不仅要让学生学会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软件操作实现，更要理解其背后的理论基础，掌握研究方法的一般程序、基本原则和具体方法，不断引导学生用探索的眼光研究方法类课程的教学内容。考虑到非计量经济专业学生的接受能力，这些内容可作一般介绍，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最新研究成果，如果有研究类似问题的需要，学生们可以进一步有方向地深入研究。
3.理论结合实际。经济学研究方法课程实际是计量经济学课程的进一步延伸应用。当前，计量经济学已经在经济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已从传统的领域（例如生产函数、需求分析、消费函数、投资函数模型）转向新的领域（例如货币、工资、福利、国际贸易等方面的模型）。学习方法类课程最终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将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也是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要想提高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在方法类课程教学中就应该理论联系实际，将现实中高度关注的经济问题与课程理论讲授过程相结合，用客观现实问题来佐证课堂教学中的基本理论，使学生能够切实感受到研究方法如何应用。另外，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安排课时结合自身科研心得，全面系统地讲述科研选题、文献综述、数据处理、实证分析以及论文撰写等方面的内容，训练学生选定自己感兴趣的投资方向，确定拟研究的经济问题，在课堂教学内容讲授过程中，学生要结合课堂基本理论和自己所研究的问题，查找相关文献撰写文献综述，并与教师进行讨论，从相应的数据库下载数据，根据课堂讲授的研究方法适用范围选择和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经济学意义上的分析后形成论文，培养学生独立撰写论文的能力，这个过程对研究生科研能力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二、改进教学模式
1.课堂理论教学。随着教学内容的逐渐丰富，与之适应的教学模式也要发生变化。在当前研究生方法类课堂上，教学方式单一，教学方法陈旧，课堂教学主要以教师“填鸭式”、“灌输式”教学方法为主，启发性教学较少，缺乏对研究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4]。教师要想培养研究生的独立科研能力，就不能让学生完全被动接受课堂教学内容，而应该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方法类课堂教学当中，变注重问题结论为注重解决过程，由重视记忆训练为理论应用，大量使用启发式教学、批判式思维教学方法、课堂讨论和案例分析，引导研究生积极思考。在教师的启发诱导下，通过思考主动获取知识，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形成教师与学生开放、互动的场面。这有利于学生培养查阅文献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掌握学习和研究的方法，在独立科学研究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培养其科研创新能力。
2.课堂软件操作。东北财经大学投资工程管理学院当前研究生方法类课程的课时共计36学时，课堂教学时间有限，课程内容较多，涉及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等软件操作部分讲解较少，很难利用时间带领学生操作软件，学生课下不及时钻研，长时间后很容易将课堂基础理论知识遗忘，难于运用软件，这是阻碍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的重要问题。为此，方法类课程应改变以往重基础理论教学，轻实践操作的现状，做到课堂教学与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等软件的应用相结合，增设课时用于基础理论的软件实现。在方法类课程的课堂教学过程中，不仅让学生理解不同经济学方法的适用范围，明确计量经济学中各种假设和统计量在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过程中如何得到和判断优劣，更要让学生能够通过计量经济学软件对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检验和预测等。应用软件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把学生从繁琐的计算中解放出来，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经济模型的建立和结果的经济意义分析上，通过对软件操作过程和计量结果的反复运算和分析，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计量经济学里面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科研热情。
三、改革考核形式
东北财经大学投资工程管理学院当前研究生方法类课程的考核形式较为单一，主要以课程结课论文质量的好坏为主，学生出勤情况为辅助对学生进行最终考核。这种方式导致学生多临时突击来学习课程中某部分内容以应对考试，对方法类课程的其他内容掌握不够，无益于研究生独立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5]。因此，教师要想提高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就必须改革方法类课程的考核方式，需要根据课程教学内容、教学要求以及教学方式等的特点确定综合考核制度，要重视教学过程中的考核，加强教学过程与考核过程的紧密结合，将课堂参与度、课堂测验、软件操作、文献阅读以及课程论文等多个方面纳入到方法类课程综合考核内容当中，实现考核方式多元化。通过合理并严格的考核，有效地促进研究生自主学习并保证学习效果，提高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
四、结语
总之，方法类课程课堂教学对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当务之急，应着重改变当前方法类课程课堂教学存在的一些弊端，把研究生课堂教学与科研训练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独立科研和学术创新能力，使其成为优秀的高素质科研人才。
参考文献：
[1]王德彩，王立艳.硕士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的几点体会[J].教育教学论坛，2015，（27）：184-185.
[2]姚利民，王燕妮.课程教学培养研究生科研能力之对策[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9）：89-91.
[3]陈文新.课程教学与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J].管理工程师，2014，（4）：66-68.
摘要:经济学方法论是指导经济研究工作重要的理论基础。通过阐述经济学方法论内涵、范畴,提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对经济工作者研究工作的启示。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科学哲学;启示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身处中国纷繁芜杂的经济社会中,各种经济现象光怪陆离、引人入胜。经济工作者如何探明这些复杂经济现象背后所蕴含的一般性经济规律,以及是否能借用对已有经济事实的分析来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这都成为我们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出发点。
一、经济学方法论内涵及范畴
经济学方法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经济学方法论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广义上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具体来讲,西方学者研究经济学方法论主要围绕对一个核心问题的回答,即如何衡量与选择经济理论。换句话讲,有无一套标准来区别开“科学的”与“非科学的”理论?如果有,用什么标准?或者如何从所有理论中鉴别出哪种是“最好”的。现实意义上,这套标准就成为经济学家在建立与发展理论时必须遵守的方法规则。
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是经济学家面对经济理论难以消解的现实,试图提出自己的尝试性解释,也是作者的主观认识对客观现实的一种认识和把握。经济学方法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西方科学哲学的影响。亓学太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认识论范畴,主要探讨经济学知识的性质、认识论地位以及获得途径等问题。严格意义上讲,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范畴,经济学方法论为经济理论构建提供了方法上的哲学观,即方法论哲学。
二、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阶段划分以及主要思想
针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阶段划分的问题,国内学者并无统一的看法,傅耀按照科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分为四个阶段,即前实证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证伪主义阶段和历史主义阶段。亓学太则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将经济学方法论划分为两个时期,即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方法论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繁荣时期。以下以傅耀的四阶段划分法来了解各时期的主要经济学方法论思想。
（一）前实证主义阶段
前实证主义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是一种不定型的、朴素的、自发的阶段,还处于朦胧的状态,但这一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启迪了人们思想的火花。
（二）实证主义阶段
实证主义阶段是经济学方法论史上第一个具有较完整理论表现形态的发展阶段。比如这一时期,西尼尔将李嘉图的抽象法发展到当代意义上的假说演绎法的过程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
（三）证伪主义阶段
波普尔证伪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经济哲学界,引入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形成波普尔证伪主义流派的重要学者是哈奇森、布罗格。布罗格与哈奇森在解读与应用波普尔思想过程中着重吸收了其证伪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波普尔的理论是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证实是评价选择理论的唯一尺度。但波普尔否认这种理论,强调“休谟归纳问题”使得达到经验证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无法证实一个理论,即使它在十万次检验中被证实了,没有人能够保证它在十万零一次会继续被证实。但相反,只要有一次被证伪,我们则完全确信该理论是错误的”。因此,评价选择理论“不应当根据逻辑客观主义所主张的‘证实’而应当根据它能否可被‘证伪’”。
在证伪主义传统中还有部分学者坚持拉卡托斯的科学思想。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研究程序,其基本前提与假定虽然被质疑但却仍占据主流,这种事实可以用“硬核”来解释(这些基本前提与假定正是新古典研究程序中的“硬核”)。但多数经济哲学家对拉卡托斯的理论持批判态度。他们否认主流经济学研究有什么“硬核”,而且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所谓的“经验前进”也表示怀疑。
（四）历史主义阶段
历史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经历了从旧历史学派到新历史学派、制度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变迁。但在主流经济学派眼里,都被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制度学派与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构建他们的理论体系时,尤其是制度经济学,更多地专注于从历史资料的归纳中总结出带有一般性的规律,因为他们对实际历史的看法就持有这样一种归纳主义态度。无论制度经济学派还是新制度经济学派,都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紧密的学派,十分类似于肇始于库恩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传统,他们遵循着共同的范式,形成一个稳定的“科学共同体”。这种特点在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中体现的更加明显。
三、经济学方法论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启示
经济学方法论应该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林毅夫认为,任何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经济学本体,也就是一个理性的人,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下所做选择的一种因果关系的描述。对于任何现有的理论,都应该将其视为可能对、可能不对的“前识”。在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要以“常无”的心态,从现象本身出发,去发现谁是决策者,他面临的限制条件和可能有的选择是什么,说明他为何在这些条件下,做了我们观察到的选择。
（二）理论构建是一个往复循环过程
我们学习现有的理论,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构建理论的,学习著名的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以及从经济现象中抽象出关键限制条件的能力。关于构建理论方面,他给出了建议:第一,在建立经济学的理论时必须对所研究的问题和给定的条件有明确的定义;第二,方法论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摈弃。从而更进一步去了解经验现象,再根据经验现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
（三）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
对于如何构建的问题,张五常也提出了看法,他认为“事实是不能解释事实的”。“当事实不能解释事实时,就要有一点理论,并且加上些条件上去,然后来解释这个事实。可是解释这个事实的理论是有系统的”。他提出“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从整个科学方法来说,一个极端是套套逻辑,另一个极端就是特殊理论,理论分析应该从一个极端开始或者从另外一个极端往中间走。
（四）理性使用数学工具
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经验表明,数学工具在分析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引致了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间的现实鸿沟。但是,我们应正确对待数学这个工具,如果仅仅追求数学模型的复杂和艰深,而忽视了理论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那么一旦数学模型的推论和经验现象不一致,这样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数学游戏,不能称为经济理论。但同时,数学又是个很好的工具,我们应该让数学为我们的经济学研究服务。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J].东岳论丛,2004,25(5)；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 李嘉图恶习 休漠的铡刀 经济学
THE TWO CLASSIC METAPHORS IN ECONOMIC METHODS
——review its apocalypse to Marxism Economics study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stract method and concrete metho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method and normative method are the two main questions in economic methods， which always induce controversy.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methods， “Ricardo’s bad habit” and ” Hume’ s lever-knife ” are the two famous metaphors， which are used to illum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is article analysis the meaning of the two economic method metaphors and review the apocalypse of them to the study of Marxism Economics.
KEY WORDS: economic methods; Ricardo’s bad habit; Hume’ s lever-knife; Marxism Economics.
导言
经济学方法论是一门有关经济理论分析中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规律或规则的学问 。经济学方法论是有一定的层次性的，它既包括具有哲学意味的一般方法论，如有关实证和规范之间关系的讨论，关于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讨论等都属于一般方法论的内容；又包括反映着经济科学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具体方法论，如借用物理学概念而发展起来的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理论，主张经济理论必须着眼于个人态度和行为或者集团行为而形成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或整体主义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作用在于它具有独特的导向功能。如果没有个人主义方法论在19世纪末的广泛传播，微观经济学中的诸多理论就难以在当时产生和得到深化；如果没有建立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制度主义这一经济学“异端”也不可能取得长足的进步。另外，一种学说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总是会受到某种方法论的制约或支配。虽然很多经济学者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抱有否定的态度。
但是，在对西方经济学 引进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越来越多的观点和学说，而在理论探讨的过程中，辩论双方基于各自的方法论基础和前提假设进行讨论，已经在我们的实践中造成了太多本不应该存在的争议和概念的模糊。这种因为缺少对方法论研究而造成的智力方面的浪费是惊人的。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在马克思总体方法论的基础上，对劳动价值论的探讨，不能脱离“生产总体”及其不同的环节和过程，另一方面也要十分清楚这个环节和过程在整个经济关系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如理论界争论较多的生产要素分配问题，实际上主要是分配环节和分配过程的问题。发生在生产环节和过程的价值形成，决定的是可供分配的价值总额，生产要素所有权等规定决定着对既定价值的分配份额。从价值的形成到价值的实现、再到价值分配，存在着系列的转化过程，这是总体内的辩证运动的过程 。不能对马克思总体方法论有深刻的理解，必然会造成对劳动价值论的重大争议。
这个例子的引入并不是为了比较某种方法论的优劣，虽然很多时候这种比较是必要的。因为对于不同的分析对象毕竟存在与之更加契合的分析方法。这里想突出的是，方法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本文的根本目在在于从思想史的角度，对经济学方法论中两个隐喻“李嘉图恶习”和“休漠的铡刀”进行分析，并在分析的过程中引入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对这两个隐喻所涉及内容持有的态度，在此种意义上，后面的分析含有比较介评的意味，但是我们并不把某种态度作为标杆，而是在这种比较分析中，让各种方法自己显现出它的优势与不足。
一、“李嘉图恶习”
大卫·李嘉图（1772－1823）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 。1817年4月，李嘉图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这是一本标志着英国古典经济学最后完成的著作。全书共分三十二章，马克思指出，他的理论完全包括在前六章中，而主要在第一、第二章（“论价值”，”论地租”）中，除货币一章以外全书其余各章只是这两章的补充和附录。确保李嘉图在经济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是他锻造了一般分析体系的能力，这种分析体系基于相对少的原理而获得广泛的结论，他的“体系”是演绎推理过程的一个纪念碑 。在李嘉图的著作里，历史、制度和事实这些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的描述的东西都淡化为一种背景，有了他，经济学丧失了以亚当·斯密的方法为特征的经验倾向而变得严格和抽象了，从而经济学变成真正自治的东西。即它基本上不依附于除了从它本身的思想体系的内部逻辑中产生的原则以外的任何原则。他的写作风格的特点是要缩小抽象的结论和具体的运用之间的区别。李嘉图擅长把复杂的经济现象高度抽象成很少的变量，然后通过对这些变量的解释进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运作进行诠释。熊彼特把李嘉图这种将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直接应用于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倾向称为“李嘉图恶习”（熊彼特，1954年）。
李嘉图拥护一种抽象的演绎方法是独创性的，它指出了通向现代经济分析的道路，并产生了最终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李嘉图创立了许多抽象的名词来观察经济也具有独创性。没有比李嘉图更抽象的思想家了，但也没有人在考察所涉及的原理时更忠实于“奥卡姆剃刀 ”这样的逻辑了 。李嘉图抽象研究方法本身并没有问题，他严密推理的分析体系显示了一种方法论的严密性，这种严密性是他的前辈和他的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所不及的。抽象在经济学中是必不可少的。“经济人”假设是一个最普遍、最重要的抽象了，即使是现代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鲁定理、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等也都建立在抽象的基础之上。这些“参照系（reference）”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 。李嘉图的这种抽象方法与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type）”有相似之处。韦伯在自己的著作中经常使用“理想类型”的概念。虽然名称如此，但是它并不指任何规范的或者值得称赞的东西，而与现代经济分析中所使用的“模型”有亲缘关系。一个“理想类型”就是一种思想上的构造，它并不描绘现实，而是通过夸张它的某些特征并丢弃其他的特征而从中抽象出来的。它简化了对经验上观察到的物质的假说、系统化和分类的形式化。
李嘉图出现问题的地方在于把这种抽象直接应用于现实。李嘉图研究经济现象运用抽象方法，以逻辑推论来发现其中的“法则”，即经济现象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对李嘉图的这一方法给以高度评价，并做了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说明了李嘉图采用这种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和“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也指出了它所存在的“科学上的不完备性” 。这种方法的“科学上的不完备性”主要表现在，“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此亦有经典的评价，“他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份，按照物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比例交换鱼和野味......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以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 。
关键词：空间经济学；新经济地理；空中楼阁
2008年，新经济地理学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获得了诺贝尔奖，以表彰其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地域等方面所做的贡献。而新经济地理因为研究空间经济活动的独特创新性又被称作“空间经济学（The Spatial Economy）”。
藤田（Fujita）、克鲁格曼（Krugman）、维纳布斯（Venables）和蒲格（Puga）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构建新的经济地理模型，掀起了一场空间经济学革命。空间经济学模型假设世界是均质的，它不需要通过山脉、河流、港口等自然条件的外生差异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而是通过规模经济所产生的向心力和运输成本、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等产生的离心力相互作用，内生出空间经济活动的分散或集聚等状态。
空间经济学理论研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和扩散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方法和工具。但是，就像所有新技术与新知识的发展一样，空间经济学在其理论和应用上也存在一些不足。外界的批驳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是过分抽象化。空间经济学家所指的区域或区位常常代表经济空间中抽象的点或其他形状，但因为数学建模的局限性，现实中的制度、文化、社会、历史等重要因素却较难融入空间经济模型。正如空间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Krugman，1998）所言：“空间经济学只是为经济学向空间进军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一个工具”。
二是过分依赖数学模型。克鲁格曼认为缺失数学模型是空间经济学的前身――经济地理学在时代中迷失方向的主要原因，“没有什么可以取代模型，我们一直都在借助简化的模型思考问题”，“最终，我们会借助巧妙的模型把空间问题纳入到经济学中来”。他认为复兴经济地理学的关键是重建数学模型的权威，因此在把经济地理学纳入主流经济学的过程中，空间经济学家普遍采用了主流经济学家最认同的工具――数学模型。
三是缺乏经验研究。空间经济学注重的往往是抽象、简化的数学建模，这些建模和复杂的现实相去甚远。虽然空间经济学家在他们的模型中也使用了一些经验检验，但这些案例典型性较差，因此说服力不强。霍尔（Hoare，1992）在批评克鲁格曼所标榜的空间经济学时就指出，他们的分析建立在“最薄弱的经验支持”基础之上。
四是缺乏系统性。空间经济学虽然在模型化、动态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就整个理论体系而言，还显得比较零散，需要进一步加强其系统性。正是这些不足的存在，使得空间经济学的质疑者认为其只是一座“空中楼阁”。
正如其批判者所说的一样，空间经济学家也意识到了现期空间经济学面临的局限，因此藤田、克鲁格曼、维纳布尔斯（1999）建议未来在空间经济领域应关注以下工作：
一是扩展理论菜单。空间经济学家认为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合力决定了经济体的分散或积聚，他们眼中的向心力包括关联市场、厚市场、知识外溢和其他外部经济，离心力包括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土地租金、运输成本、拥塞和其他外部不经济。但在建模时为了简化问题，代表性的做法是只把关联效应作为向心力，把要素的不可流动性作为离心力。扩展理论菜单的提议不仅包含了对可能理论菜单更加系统化的探索，而且包含了在建模时还应该考察在多种向心力和离心力同时发生作用时模型表现出的变化。
二是经验研究的支撑。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空间经济模型特有的强烈非线性对计量经济学方法提出了重大挑战，因此关于空间经济模型的经验研究相对缺乏。但作为一种方法，经验研究可以用来判断究竟哪些因素之间存在真正的相关，同时也可以用来指出模型在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扩展。
三是量化。这里所指的量化不仅仅指适合实际数据的模型，更重要的是指那种理论一致的模型，模型的参数建立在数据和假设融合的基础之上，因此可以对这类模型进行模拟分析。这将使空间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可以应用的学科，能够衡量假设条件的冲击对经济的空间结构产生的影响。
四是福利。虽然空间经济学家首先关注的是实证研究而非规范研究，所以在研究经济地理问题的早期更加关注模型解释现实而不是指导实际问题的能力，但空间经济模型的空间结构是外部经济所代表的向心力和外部不经济所代表的离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外部（不）经济促使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而政府干预的基础――正是那些还需要大量的经验研究支撑的外部（不）经济所代表的福利。
可见，空间经济学家在认可空间经济模型建模方式的基础上，认为其还不够完善，应该在其不足的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扩展。而空间经济学的外部批评者则把矛头主要指向用过分抽象、简化、假定严格的空间数学模型描述现实经济方面，就像区域科学的先驱艾萨德将主流经济学对空间的忽略称为“没有空间维度的仙境（Alsard，1956）”一样，空间经济学的批判者认为考虑空间因素的空间经济学也只是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因此空间经济学模型是不是过于抽象、简练以至于脱离现实就成了空间经济学家说服批判者，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发展其学说的大前提。空间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Krugman，2003）就坦言：“空间经济学从创立到现在已有十几年的历史，在它提出的头几年，经济学家为重新开启从前未涉足过的领域而兴奋。但是，当他们认识到空间经济学的模型太简单、程式化，而与现实的经济地理相去甚远的时候，相应的怀疑和批评就接踵而至。”
诚然，空间经济学模型不可避免的存在缺陷，但它独特的视角却足以颠覆以往的经济学研究。
一是它采用了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模技巧对空间经济结构与变化过程进行了重新考察，对传统经济地理学家提出的某些问题的直观表述进行了较严格的论证和说明，从而将经济地理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范畴之中，丰富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二是它不仅建立了贸易和增长理论的直接联系，而且将贸易和增长相辅相生的机制以及贸易成本的变化对贸易、增长、专业化和分工的非线性影响都完全动态化，是对传统经济地理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完善。
三是空间经济学研究空间经济活动的基本视角是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多重均衡、历史、预期、突变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内涵。
四是它的基本观点是规模经济与下降的运输成本相结合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以及为什么相似的经济活动集聚在相同区位。
五是它的主要贡献在于将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趋异力量融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内，使得我们可以将趋同力量与趋异力量与微观经济状况结合起来研究问题。从这些方面而言，空间经济学获奖无愧。
综上可知，空间经济学革命将空间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是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延续及其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最新发展。这种将以往经济学家难以驾驭的垄断竞争、规模经济、要素流动和运输成本融入到统一框架之中的空间经济模型丰富了经济地理学的方法和内涵，扩展了经济学的理论菜单，具有很大的创新性和前瞻性，因此受到普遍关注。在当前动荡的国际经济形势下，经济竞争主体在很大程度上从国家之间转到了区域之间，空间经济学为研究这种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空间经济学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既扩展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又为现实的经济发展提供前瞻性指导，必将在后继的经济学研究中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FUJITA M,PAUL KRUGMAN and ANTHONY J.VEN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The MIT Press,1999.
2、Dixit A and Stiglitz J,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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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HOARE A.Review of Krugman’s ‘Geography and trade’[J].Regional Studies,199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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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KRUGMAN,PAUL.Where in the world is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A].in Gordon L.Clack,Maryann P.Feldman and Meric S.Gertler.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C].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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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David,Paul A.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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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Fujita M.and Mori T.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Evolution of Urban System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7(43),
12、刘安国,杨开忠,谢燮.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比较研究[J].地球科学进展,2005(10).
13、李仁贵.克鲁格曼与“新经济学”研究浪潮――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解读[N].光明日报,2008-11-03.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比较分析
一、方法论上的不同
马克思的制度经济理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的。首先，马克思想要回答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如何运行的？即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也为了提供一条回答问题的有效途径，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样，马克思采用的是抽象分析法，坚持的是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相统一的方法。他把人既看作一个自然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的人，一个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成是一个自然发展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既阐明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变迁，揭示了制度的动态性、历史性及其演变规律，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阐释了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分析了微观层次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观层次的制度及其相互关系，体现了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却是一种简单的历史归纳法、进化论和历史唯心主义。他们对制度的分析所坚持的是个体主义方法。在新制度经济学者看来，制度只有形式上的演进，没有质的飞跃，社会的发展变化也无什么规律可寻。他们以“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对制度进行成本一收益分析，这使得他们不能对各种制度的本质进行深入的揭示，找不到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找到制度替代、创新和变迁的根本原因，即社会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新制度经济学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产权、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与市场交易的联系，意识到价值、价格等经济范畴所具有的制度涵义。但是，他们还没有做到用一整套经济范畴（即便是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范畴）来综合反映人与人之间的产权关系及政治、文化关系，从而妨碍了他们更为理论化地把握制度变迁与市场经济演化的动态发展过程。
二、建构理论的目的不同
马克思制度经济学是以剖析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为直接目的的。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时期，制度的本质特征逐渐形成。但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借助商品经济形式运行，特别是剥削性质又掩盖在商品经济的平等交换的面纱之下。马克思制度经济学就要通过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手段，一层层地把面纱揭去，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来面目。因此马克思的制度经济学又是批判性的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学。在整个马克思的经济学中，经济制度研究是核心，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从属于制度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揭示市场运行是如何优化资源配置的，不是为了解答被西方经济学视为核心问题的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等。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虽然在不同角度和层面上都曾经研究或涉及到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只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和制度本质又如何表现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而并不是以解决这些问题本身为直接目的。这是由马克思经济学所担负的特殊历史使命所决定的。
与马克思不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并非直接以资本主义的制度研究为对象，以建构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理论为目的。它是在运用现有的市场经济理论去解释现实经济运行发生矛盾，而这些矛盾的解决不得不关涉到诸如产权等制度问题时，才不得不关注制度研究。这就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始终是从经济运行的角度去研究制度，研究的是经济运行中的制度问题，因此其使用的基本概念、方法和研究角度，都与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直接相关联。
由此可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与以新古典主义为代表的市场经济运行理论是没有截然界线的，仍是在新古典主义的基础上，在改变其前提约束条件下，对其理论的重新考察。正因为新制度经济学不以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学为直接目的，就使其理论难以达到马克思制度经济学所具有的完整性、体系性和逻辑严密性。也正因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在肯定资本主义产权私有合理性的前提下进行的，其理论目的是为现存的经济运行过程提供制度说明，因此其经济制度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肯定辩护式的，而非批判的。
三、前提假设的不同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二次调节所有制改革转型发展道德调节
引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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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演进经济学及其范式的一个理论说明
演进经济学是一门关于研究经济行为演化的学科，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关于存在的学科（贾根良，1999）。演进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当代高科技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社会经济结构处于一种高度不确定的创新变迁状态，主流经济学无力解释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实践的变迁势态；另一方面，20世纪中叶以来认知科学、生物基因科学以及现代物理学中的不确定性理论、非平衡系统热力学和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理论的革命性进展，为一门新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以及分析工具。演进经济学由此出现和成熟。
沿着schumpeter（1912）开辟的研究方向，15近几年来演进经济学在技术创新、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以及制度变迁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颇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相比主流经济学，演进经济学还缺乏精致和清晰的数学推演以及严整的理论体系，但我们同样可以归纳出其独具一格的研究范式。
演进经济学的内核可概括为：社会经济本质上是一个动态非均衡的演进状态。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层含义：（1）时间不可逆。演进作为一种过程首先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流逝的时间本质上是不可逆的，是单向的，是无法重复与试验的。时间不可逆决定了经济系统演进的路径依赖特征；（2）非最优与多样性。在各种高度不确定的随机因素扰动下，经济演进过程是非均衡状态，演进过程无法实现最优解。另外，路径依赖以及随机因素扰动决定了系统中个体之间的期望、偏好、能力、知识存量和认知模式等都将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别，从而出现个体行为的多样性；（3）群体协同演进（coevolution）。生物学新的研究发展表明，施加选择压力并被生物所适应的“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概念，既包括变化着的非生命方面，也包括变化着的生命方面。生物个体及与之相互作用的所有生物都是其环境的一部分，相互作用的生物之间“协同演进”并彼此适应而非“生存竞争”，是生物世界的普遍现象。经济学家对演进概念的理解是有分歧的，但生态系统协同演进观是生物学类比的演进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
与内核相对应，演进经济学的保护带包括：不确定性、有限理性、信息不完备且非对称分布。这里的不确定性是knight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才有了非均衡的演进状态的持续存在；这里的有限理性意味着对最优解的否定，意味着多样化世界的本貌；这里的信息不完备与非对称分布表明了个体的异质性以及信息（知识）分布的差异性，意味着经济个体获利机会的不同。
演进范式的内核和保护带，决定了演进经济学对知识的应有关注及强大的经济解释功能。实际上，演进经济学的最初发展是寓于schumpeter（1912）的创新理论之中的，演进经济学的成熟是与创新（本质上指的是知识创新）理论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新古典范式中被忽略或被内在排斥的关于知识的一些重要命题和原理，如知识创新、知识演进等问题在演进范式中得到了充分阐释。
（二）演进经济学对知识性质的深化理解
遵循演进范式，经济学家们对知识问题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首先是对知识性质的深化理解。
1. 知识创新的高度不确定性与系统性。知识要素的复杂性、知识配置的特殊性以及知识作用于经济的多层次性，决定了知识创新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不确定性的经济世界中，这个特殊性主要表现为知识创新的高度不确定性。在schumpeter看来，这种不确定性就是knight意义上的不确定性。16与knight意义上的不确定性世界直接对应的必然是认知主体的知识创新的不确定性。知识是主体对外在世界的认知和主观反映，知识创新是知识主体对不断演进、变迁的自然界和社会经济机体的认识深化。
知识创新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知识创新的系统性。不确定的知识创新属含着高风险性和高成本。知识创新的持续、顺利推进需要一种能够有效规避风险的分摊机制，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契约安排。这样，就需要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各个要素、各相关经济主体、各契约组织之间的有机协调、配套以及紧密合作，充分发挥系统效应。由此，才有了freeman（1987）、lundavall（1992）、nelson（1993）等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形成。同时，创新知识的应用、传播、扩散与检验也必须依托于一个相对完善的经济体系。总之，知识创新本身就是一个系统，也即知识创新具有系统性，而且，知识创新的系统性与知识创新的不确定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 知识的不可逆性。这里所谓的知识的不可逆，是指知识所有者对某种特定知识的学习、获取、体验、应用必须在而且只能在某种特定的时空状态下进行，不同的时空状态（这里所说的不同时空状态是种区间意义上的时空，是可鲜明地予以辨认和区分的）决定着不同的知识积累与知识存量，也决定着不同知识应用的不同效果。换句话说，知识的不可逆性是指知识积累和知识应用的实验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是产生于知识主体对知识体验的时空性。这既包括同一知识主体在不同时空中形成的知识的异质性，又包括不同知识主体之间的异质性。
知识的不可逆性表明了企业知识的异质性。不同的企业知识，依托于不同的知识所有者以及不同的契约组织载体身上，具有实验意义上的时空性，也就是不可逆性，由此形成了企业的异质性。企业之间知识的异质性框定了不同企业相应的竞争行为以及战略取向，进而决定了企业之间长期存在着的竞争优势以及利润获取上的差别（刘刚，2002：第66页）。正是因为知识的不可逆性，nelson & winter（1982）、penrose（1959）、prahalad & hamel（1990）等才把企业知识和能力的积累看作是企业竞争行为的基础以及利润的来源，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各自的经济理论研究。
3. 知识的难言性。因为语言的抽象性和局限性，知识具有难言性。任何知识都含有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来表达的成分，我们可以明晰说明的知识仅仅是人的知识当中可用语言交流的那部分，还有很大一部分知识是难言的，这种难言的知识也称为隐性知识（polanyi，1962）。研究知识难言性的重要意义在于：（1）个体或组织的隐性知识是一种高度专用性的、难以转移的且难以模仿和替代的非竞争性要素，这意味着经济个体和组织具有是异质性；（2）知识的很大一部分是难言的，如何把隐性知识转化为可以表述的、规范的显性知识而加以利用就显得相当重要；（3）隐性知识是难以直接通过市场交易来进行计量定价的，需要一种特别的定价机制。
（三）演进经济学关于知识创新机制的研究
对知识性质的上述判断、理解与解释，为经济学家们研究知识演进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演进经济学家眼里，知识演进机制就是知识创新机制，而关于“怎么做的知识”的技术的创新与知识的创新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差异。演进经济学家们关于知识创新机制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技术创新来展开的。在现有的文献中，有关技术创新、知识创新机制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 创新的动力源研究。schumpeter（1912）是最早研究知识创新动力源的经济学家， 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他认为，不论是在经济组织外部，还是在企业实验室中产生的科学技术，都是创新的源头，进而提出了“科技推动说”。 schmookler（1966）对此提出了异议。他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创新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也是一种追求利润的经济行为，要受市场需求的引导和制约。换言之，在刺激科技创新方面，需求比科技进步更重要，由此形成了“需求拉动说”。mowery & rosenberg（1979）则指出，供给和需求都是创新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只是在不同产业中以及在创新的不同阶段上，二者的重要性可能会有所区别，但是，无论如何，技术和市场都是创新成功的基本因素。对于创新而言，科技推动与需求拉动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补充、交互作用、缺一不可，这就是创新的“双因素说”。
2. 创新的契约载体研究。marshall（1890）指出，知识是生产中最有力的发动机，而组织则有助于知识的形成。penrose（1959）则直接把企业的本质理解为在知识积累过程中不断扩展其生产领域的机制，也即“企业是知识创新体”。在penrose看来，企业新知识的积累，就是以某种特定方式，把关联的和正式的知识转化为非正式程序化的富有针对性的隐性知识的过程。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就逐渐形成了程序化的决策机制，从而有利于企业管理者才能的充分发挥，有利于企业的健康成长。在penrose的基础上，nonaka（1994）构建了一个企业内部知识创造螺旋的动态模型，在该模型中，企业知识创新与知识积累过程被具体描述为四个知识转化模式，即隐性知识向隐性知识的转化、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显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组合以及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等，这四个模式互为一体、相互转化，共同构成企业组织知识创新与积累的机制。
知识拥有状况框定了企业知识创新与积累的几率，进而决定了企业的成长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内生的知识和能力的积累看作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17其中，对企业的竞争优势起关键作用的知识和能力被prahalad & hamel（1990）称为核心能力，企业正是通过其特有的核心能力的积累及由此所决定的竞争行为或战略来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和超额利润的。nelson & winter（1982）的企业演进理论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他们认为，在企业演进过程中形成的生产性知识和能力表现为组织“惯例”，惯例框定了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行动方式，决定了企业的竞争策略及其后果。同企业的核心能力一样，表现为惯例的知识也是高度隐性、难以模仿和替代的。nelson & winter同时指出，惯例象生物进化理论中的基因，虽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惯例也要相应地作出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惯例才具有生命力。
另外，teece、pisano and shuen（1990）的动态能力理论则从演进的视点具体分析了企业核心能力的更新等组织发展问题，这引起人们关于如何运用已有知识去开发新知识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兴起的组织学习理论就是对此的发展和深化。组织学习理论的基本命题是：（1）企业知识创新的方向并不是随机的；（2）企业内部学习的功能在于实现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顺利互动转化，这与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密切相关；（3）对于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很高的创新技术而言，企业的外部学习也是至关重要、不可缺少的；（4）当代市场经济中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是以经济网络为运营平台的。
3. 创新的生态系统研究。考察创新理论发展史，20世纪60~70年代，关于创新过程，大多数学者认为：（1）创新的过程遵循发明—开发—设计—中试—生产—销售这样一种线性的过程，研究与开发、生产与销售之间以及与创新相关联的各类组织之间的信息流动是单向的，不是一种互动循环；（2）整个创新过程都是在企业内部进行的，企业是唯一的创新主体；（3）创新与扩散过程是可以明确加以区分的。随着创新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nelson and winter（1982）较早认识到，创新过程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创新不是一种由发明到扩散的简单线性模式，创新能力也不是仅限于企业组织。1987年freeman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概念，后经lundvall（1992）、nelson（1993）等人的努力发展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创新是一种交互的学习过程，是不同主体和组织相互作用的产物；创新主体是一个系统，是企业、科研机构、教育部门、中介服务机构、供应商和客户等所组成的复合体，企业创新离不开其他经济主体的协作；创新活动是一种动态的、相互反馈的非线性过程；创新是一种连续性的过程，创新与扩散是交织在一起的，扩散过程存在增量创新，而创新过程本身就是新思想、新观念的扩散。
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研究了创新的生态系统性，但并没有进一步研究生态系统的形成和创新优势的机理问题。这则是当前颇为盛行的集群理论研究所关注的重点。saxenian（1994）、钱颖一（1999）、chong-moon lee、william f. miller 、marguerite gong hancock & henery s. rowen（2000）等学者认为，知识创新是一个生态系统，成功的创新需要一系列的环境条件。硅谷作为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是由多种要素共同构成的，如大学、研究机构与产业界的互动、不断促进创新的风险投资机构、鼓励创业的氛围、流动的高质量劳动力等。这些要素之间构成了某种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依存的演进关系。williamson（1975）、dunning（1997）、porter（1998）、bresson（1999）等认为，产业集聚所形成的知识外溢与信息共享机制、降低交易费用的机制、互补性机制以及竞争机制等增强了企业的创新能力，而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又增强了整个集群的竞争优势，由此形成了企业与集群网络共进的产业经济发展格局。
综上所述，遵循演进经济学范式，人们对知识性质以及知识创新有了更为透底的认识，知识的经济学研究由此跨入了一个新阶段。
六、知识经济学范式：一个结论
经济学家们对于知识的研究是依托于严谨的经济学范式之中的，同时也是随着经济学范式的变化发展而不断深化的。上文我们是以范式演进的角度来梳理既有的关于知识的经济学研究文献的，从中，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极有意义的经济学范畴——知识范式。
之所以能够形成和提出知识范式范畴，理由有三：
第一，知识的经济学研究的进展是极其鲜明地附着于、渗透于、深化于经济学范式的演进之中的。从古典经济学范式到当前的演进经济学范式，都在不同的角度、层面与视点注入了关于知识以及知识经济分析的理论传统与纲领启迪。知识的经济学分析需要对现有的经济学范式进行高度综合与概括。综合出创新，概括出新意，知识范式的提出，其要义即在此。
第二，从本质上讲，知识范式是从属于演进范式的，但又是可以从中相对独立出来的。一般地讲，演进范式可以解释一切经济行为以及经济行为所依附的经济运行机制动态变化的根本内涵与本质特征，它所关注的对象与要解决的问题是高层面的，同时又是具有高度抽象意义的。鉴于知识作为当代经济运行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生产要素的身份，有必要对知识配置、知识创新及其相应的运行机制等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和青睐。这方面的深入研究，需要一个独立的范式。
第三，总体而言，经济学家们对知识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知识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还不成熟，还大有探索的空间。提出知识范式范畴显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理论生命力。
笔者认为，知识范式的保护带是古典范式保护带以及演进范式保护带的自然延伸。具体包括：生产方式变迁的内生性、knight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与信息不完备性。
与保护带相适应，知识范式的内核可概括为：关于知识配置的经济耗散系统。这包括如下两层含义：（1）它是一个经济系统。一方面，知识分工以及知识本身的性质决定了知识要素配置是一个系统的范畴；另一方面，在各类生产要素中，只有知识才是一种附着在劳动者身上的，最为真实、最为内在的要素，而劳动者又是经济运行系统各个层面的全方位的参与者。因此，知识配置系统与经济运行系统是相互嵌套在一起的，知识要素是根植于经济运行系统的基本因子，渗透在经济运行的所有层面。研究知识配置，就必须研究经济系统的各个层面；（2）这个经济系统是个耗散结构。18经济耗散系统指的是在开放的、非均衡的条件下，通过非线性机制、正反馈机制和有规律性地波动涨落而最终形成的一种自组织和自适应系统。耗散结构的意思表明，系统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中，在远离均衡态的非线性区内，一个非常小的随机扰动或涨落就会通过以上机制的作用而放大发展为一个整体宏观的巨大涨落，使系统进入不稳定状态，达到一定阀值后又通过自组织再上升到一个新的有序状态，形成一种充满活力的、螺旋上升的有序结构。我们认为，经济耗散系统深邃地揭示了知识配置的内在属性，也是对知识本质的准确概括。
近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史表明，一种经济理论是否完美与慎密，取决于该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一个规范、成熟、严谨的研究范式具有强大的经济解释功能与广阔的理论拓展空间。某种既定的范式（尤其是其内核）在一段时间内往往是确定的，甚至是刚性的，但建立在此范式基础上的某个经济理论却具有相当的弹性与柔韧性，可以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发展而不断拓伸。同样道理，知识范式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学术界对知识的经济学研究已经有一定的理论积累，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为我们对以知识为对象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规范的讨论框架。我们可以基于这样的知识范式，循着前人的研究成果，直面当代知识经济社会的新势态、新景象，作出更新、更广、更深的知识理论的开拓。这当中，笔者认为，如何全面透析知识范式的保护带，深刻理解知识的本质与特征，从知识及其知识配置的内在运行机理等层面来认识和把握当代社会再生产方式，以及如何深刻领会知识范式内核，准确剖析知识利用、传递、学习与创新等问题，具有广阔的探索空间。而现有的文献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显然还不够深入、不够系统、不够全面，尤其是在关于知识配置的经济契约制度分析方面，现有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这当中大有可为之处。作个大胆的假设，笔者甚至认为，把关注的目光与重心聚焦于此，或许会成为知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甚至可能引发一场关于知识经济学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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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区域经济学 研究性教学 教学改革
1.引言
近年来，地方性院校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撰写课程论文与毕业论文时，所展现的理论基础，资料搜集，处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以及经济学逻辑的语言表达能力，与指导教师的预期相差甚远。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传统的课程教学方式不无关系，以单向性“传道、授业、解惑”为特征的传统教学方式缺少对学生经济学思维与分析能力的训练，偏重于以卷面考试的方式检验教学效果。在注重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培养目标导向下，促使教学方式向研究性教学的转变势在必行。
区域经济学是综合性与应用性很强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之一，它以经济地理学为基础，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分析方法，开展经济活动空间规律及资源的空间有效配置研究。然而，当前大多数的区域经济学教科书中用太多具有不同体制和文化背景的事例来解释或实证某一理论，难免会使学生对理论的解释或应用产生脱离现实的影响[1]。因此，区域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不能局限于知识的传授，更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方式与能力。通过研究性教学不仅可以实现上述教学目标，而且可以帮助学生科学地理解区域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实践。
2.区域经济学的教学现状分析
2.1理论体系庞杂，教学内容繁多。
迄今为止，理论界对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理论体系尚未达成共识，教材的编写者基于个人的理论偏好及研究热点形成各自的理论体系。不仅如此，始于企业选择生产区位的微观分析，区域经济学不断拓展它的研究领域，使得其研究内容十分广泛。为了能让学生对区域经济学理论有一个全貌的认识，教师在确定教学内容时往往倾向于将区域经济学所涉及全部理论甚至研究方法纳入其中。一门课程的教学时间属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稀缺资源，采用单向性的知识传授教学方式难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2.2分析工具多样，教学难度增加。
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2]。区域经济学由于缺少明确的参照系，分析工具显得五花八门，克保罗・克鲁格曼教授称之为成了其他学科的“工具收集箱”。更重要的是，区域经济学的许多分析工具涉及计量模型甚至GIS等空间分析软件，这些分析工具不仅需要占用教学时间进行介绍与演练，而且只有不断地反复强化训练，才能让学生实现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灵活运用的目标。因此，教学难度较一般课程要高，传统教学方式难a以实现课程的教学目标。
2.3授课方式单一，学生被动接受。
区域经济学是分析经济活动空间规律及资源空间有效配置的一门学科，以经济地理学和经济学为基础，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逻辑性。但是从实际的教学过程来看，任课教师一般多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同时在教学时间的约束条件下，教师比较注重理论知识的讲授，忽视研究方法的训练。这种授课方式使得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状态，教与学之间缺少应有的互动，学生仅仅满足于记忆和理解区域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很少关注这些基本原理的运用及实践结果。此外，由于缺少必要的研究方法训练，学生往往不知道该如何提出问题、搜集资料，以及进行数据的分析处理，导致其对布置的课程论文无从下手。
2.4考核模式固定，方式单一陈旧。
当前，大多数院校的区域经济学课程依然延续“背结论、考结论”的闭卷考试这一考核方式，侧重考核学生对已有区域经济学理论的掌握程度，忽视考核学生运用理论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相关路径与方法的能力。在这种考核方式的导向下，学生的目标就比较倾向于在平时背理论，考试时将理论要点默写在试卷上，达到合格成绩并获取相应的学分，这既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3.研究性教学在区域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3.1研究性教学的内涵。
研究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程教学内容的安排，结合学生的理论认识的储备状况及研究方法的掌握情况，创设一种类似学术研究的情境，通过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搜集与整理文献，处理与分析数据，以及互动交流等活动探索新知识，实现启发学生学会思考、培养实践型和创新型人才的教学目标。因此，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方式而言，研究性教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它是一种新的教学理念。它在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以课题或研究性问题等形式为载体，通过探索与研究，注重启迪学生思维，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提高学生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进而掌握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实现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其次，它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以教学相长和互动交流为特征，区别于以往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特征的教学模式。在研究性教学过程中，教师以课程内容和学生的知识储备为基础，设置研究性问题或课题，引导学生借助已有的知识储备，找出解决相关问题的方法与路径选择并发现新知识，然后通过研讨交流的方式服务于教学活动。
最后，它是一种新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不仅融合了教师的研究性讲授与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而且体现了课堂讲授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立足教材讲授基本理论与超越教材广泛阅读相结合，以及教师引导与学生自主学习相结合的特点，真正发挥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引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
3.2区域经济学应用研究性教学的可行性。
区域经济学为经济学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本科阶段一般安排在高年级开设。在此之前，学生已经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等专业基础课，掌握了一定的经济学基本理论，初步形成了经济学思维。同时，学生学习了数学、统计学，以及计量经济学等方法论课程，接受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训练。此外，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问题和问题区域的出现，为区域经济学课程开展研究性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更重要的是，教学科研并重的大学定位要求教师既要完成相应地教学任务，又要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实现教学与科研的相互促进。区域经济学课程的任课教师一般会围绕基本理论与所在区域的热点问题展开相应的科学研究，并形成相应的学术研究方向。教师对区域经济学的相关领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便于将研究成果吸收到教学中，服务于研究性教学的开展。青海大学区域经济学教学团队依照比较优势原则，围绕三江源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资源型产业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财政金融政策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四个方向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形成了一批学术研究成果，并及时将这些研究成果以案例的形式纳入课程教学内容，让学生在研读案例的过程中了解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路径。
3.3区域经济学应用研究性教学的探索。
研究性教学在不同院校和不同课程的实践是有差异的。青海大学区域经济学先后被确定为青海省的重点学科和精品课程，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紧跟教学改革前沿，积极探索和应用研究性教学，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成果。
一是研究讨论型。教师根据授课内容安排若干研究主题，学生则依据自己的兴趣组成学习研究小组，在学期内或者约定的时间内，通过分工协作的方式完成研究主题范畴内的某一具体问题研究，并提交小组的研究过程记录材料和研究报告。在课程结束之前，任课教师组织汇报与交流会议，并邀请相关研究领域的老师担任评委与点评嘉宾，研究小组汇报研究报告的思路、内容、方法和结论，以及研究的心得体会，在围绕研究报告展开质疑与辩论的基础上，评委老师和点评嘉宾对研究小组的工作与研究报告作出评价。这种类型的研究性教学让学生在研究和比较中学习，既掌握了经济学的基本学术研究规范，又在交流与比较中发现了差距，有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专业素养。青海大学区域经济学课程设置了区域经济论坛，学生以生源地组成学习研究小组，以自己的家乡为研究对象，围绕着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城镇化，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影响等主题展开相应的研究，并在课程论坛上展示研究成果，与老师、同学交流心得体会，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区域经济学课程的热情，促进了教学效果的增强和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二是自主研究型。学生在学习课程的过程中，源于理论的推演或者现实生活中区域经济发展的热点提出相关问题，在教师指导下确定相应的研究课题，然后围绕课题制订研究计划、查询文献、搜集数据、应用软件分析与处理数据，最终完成课题报告的撰写。在青海大学区域经济学的授课过程中，发现学生非常有兴趣用青藏高原的经济发展实践检验区域经济学基本理论的适用性，发现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并开展相应的研究活动，在取得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成功申报了多项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与此同时，学生积极参与教师承担的各项课题研究，在教师的指导下，尝试独立完成由课题分解的子项目研究。这些都让学生完整地体验了学术研究的全过程，接触了学科前沿动态，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
4.区域经济学应用研究性教学的保障措施
研究性教学作为一种新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日益成为高校课程教学改革的新方向。区域经济学课程应用研究性教学要想取得预期效果，还需要有相应的保障措施同步跟进。
4.1树立和普及研究性教学理念。
不仅任课教师要树立研究性教学理念，在教学实践中积极推行研究性教学，而且教学管理部门要普及研究性教学理念，营造研究性教学氛围，为区域经济学课程探索研究性教学创造条件和制度供给。同时，也要引导学生改变学习方法，使其认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主动参与到研究性教学过程中，发现新知识的途径，获取更多的信息，更好地提高自己的能力。
4.2创新教学管理制度。
当前的许多教学管理制度构成了开展研究性教学的约束条件，因此，创新教学管理制度是成功实施研究性教学的保障。具体而言：一是改革评教制度，将教师的教学研究、教改尝试、课程内容开发，以及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引入评教范畴，尊重教师的创造性劳动，将评教过程转变为引导教师反思教学方法和强化教学效果的过程；二是改革作业制度，根据区域经济学综合性和应用性强的学科特点，安排文献阅读与述评、课程论文、读书报告、社会调查，以及口试等多样化的作业形式；三是改革课程考试制度，突出平时考核，强调过程评价，增强考试的灵活性和综合性，探索闭卷与口试相结合的考试方式。
4.3借助教学科研团队推动研究性教学。
研究性教学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关键取决于教师，每一位教师均有自己的研究偏好与学术专长，同时区域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因此，应组建区域经济学教学科研团队，体现术业有专攻的学术合作，充分挖掘区域经济学课程开展研究性教学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此外，教学科研团队的组建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提高团队成员的科研水平和科研能力，只有科研经验丰富和能力强的教师才有可能在课堂上给予学生更多的启迪和思考，进而推动研究性教学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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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诞生于18世纪。当时，英国工业革命方兴未艾，西方在世界舞台上冉冉升起。
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无形之手使供求关系趋于均衡”至今仍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在斯密看来，经济学首要研究对象是生产和财富创造，而劳动分工是其中关键的组织原理。经济学也是斯密一项雄心勃勃但未竟的研究计划——关于人与商业社会的史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9世纪初，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明确地把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从生产转向分配，由此掀起了一股轰轰烈烈的历史潮流，即使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也无法阻挡。
20世纪，经济学日趋数学化，并自我定位为一种分析方法。在这两股趋势的共同作用下，经济学变成了社会科学中一门高高在上的本文由收集整理学科。亚当·斯密所设想的研究人与社会的经济学已被世人遗忘。
经济学发展停滞
经济学已经变成了一门由理论主导而与日常生活割裂的学科。对于经济学与真实世界的经济脱节问题，大多数经济学家非但不认为是本学科的致命缺陷，反而感到骄傲。他们沾沾自喜，认为经济学不局限于某一个主题，而是作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方法，不论是在人类还是非人类领域都适用。
市场经济最明显的特征是其永不停息的创新动能，这使它较于中央计划经济具有一种卓越的优势。在一个市场经济中，竞争的压力无处不在，驱使公司在技术、制度和组织等方面不断创新，并把这作为第一生存策略。长期以来，不论是铁杆拥护者还是立场坚定的批评者都早已认识到，市场经济在发明新产品、发现新生产方法方面具有非凡的能力。这一点正是市场经济的本质。
然而，这种整体动态在经济学教科书上却几乎看不到踪影。作为一个典型特色，新古典经济学着眼于静态的资源配置问题。但是，生产从性质上来说是不同的，因为它在本质上是生产性的，或者说创造性的，会产生新的产品和更优良的产品。生产也是一种开放性的、不断演变的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当经济学把当今以及将来的所有产品都视为理所当然之物时，创新和生产也就无从谈起。新产品是如何发明的、在不同公司和不同市场组成的网络中生产是如何协调和组织的、哪些因素决定着生产方式等等，这些关于生产结构的研究基本上不在当代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之内。
除了抽象、不再扎根于对经济运行的实证研究以外，现代经济学的停滞不前也叫人失望。当我们拿经济学与生物学比较时，这一点就尤其触目惊心。达尔文（darwin）的开创性著作奠定了现代生物学的基础，但他是在马尔萨斯（malthus）和斯密的启发下，发展出自然选择进化论的。如今，随着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兴起，生物学较达尔文之时已有长足进步。虽然达尔文的著作至今仍然有很多人在读，但在生物学课堂上，没有人会把《物种起源》当作基本教材。而换作经济学教授，仅凭一本《国富论》，就依然能教好经济学基础。
经济学停滞不前，经济却在不断前进。近来经济领域出现了两股最新的变化趋势，它们在今后还将继续造成深远影响：一是市场经济在全球各地的繁衍，一是信息与电信技术的快速进步，并且后一种趋势对前一种趋势起到促进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印度开启经济自由化进程，都标志着计划经济走到了尽头。今天，市场经济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东欧蓬勃发展，而不再是西方国家独有。由于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有着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我们必将看到各种不同的市场经济形式在世界舞台上争奇斗艳，使全球的市场经济变得更多元化、更有活力。与此同时，由于技术革新，在不同国家之间、不同组织之间处理和传送信息的成本已经大为降低，这也催生了新的全球劳动分工和贸易模式。
拒绝“黑板经济学”
有感于全球经济领域不断出现新的挑战而经济学却缺少进步，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教授和我决心创办一本新的期刊，来促使经济学出现新的面貌。有几个因素促使我们做这样的决定：
第一，科斯所批判的“黑板经济学”在本行业中仍然处于主流地位。这种经济学能够漂亮地展示在黑板上，却与真实世界几无瓜葛。尽管实证方法近来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当前的实证研究几乎都以计量经济学为基础。它们依赖于总量的统计数据，而总量数据往往会掩盖分项数据的不均衡性。
第二，在实证经济学领域不存在相互竞争的研究方法。数学在理论推导上的应用以及计量经济学在统计实验中的应用，就是唯一正统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上的统一正犯了被哈耶克（hayek）称作“唯科学主义”的错误。选择何种方法，最好由所研究问题的性质来决定，而不应取决于任何“科学的”标准。由于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数量众多且纷繁多样，方法上的兼容并蓄既是必需的，也是可取的。如果所有文章都遵从同样的技术标准，在考虑是否予以发表时，首先从它们的技术复杂性来评判，那么，那些难以获得量化数据的问题就会被排除在研究范畴之外，而不管这些问题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一味痴迷于精深的技术还会让文章变得晦涩难懂。
第三，近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表明，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种种挑战并且充满不确定性，这使经济学领域探索新思想更具紧迫性。现代经济学自18世纪
问世后，在接下来的150年间主要是一门英国学科，因为当时推动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及因所处环境而适合解决这些问题的学者都大多在英国国内。二战以后，经济学的研究中心明显转移到了美国。时至今日，经济学仍然主要是一门美国学科。随着市场经济在全球各地兴起，一个由多种多样的市场经济构成的世界，将首次出现在人类历史上。如果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研究他们本国的经济，这将有助于经济学适应全球经济的制度多样性和文化异质性，从而逐渐把经济学转变成一门全球性的学科。
人类经济是一个人为的、不断演变的复杂体系，其中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它是一个渐次展开的、开放性的历史进程。在这种动态格局中，公司和市场、政府和法律、家庭和学校、文化和技术、道德和规范，都是多元制度体系（institutional complexes）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制度体系对人类追求和平与繁荣的进程既起到支持作用，又与之共同发展。随着市场经济在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扩张，我们将利用人性的丰富多彩以及不同经济体所呈现出的制度多样性，推动经济学进步。它将发表探索经济运行及演变规律的实证性（包含历史、定性、统计、实验等方面）和理论性的研究结果，包括短篇研究报告、访谈、评论、书评以及其他各种富有趣味的文章。
罗纳德·科斯将担任这本拟议期刊的创刊主编。科斯在1964-1982年期间曾任《法律与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主编。1978年，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f.a.hayek）提名科斯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他对科斯的编辑工作赞赏有加。当科斯退休时，人们总结他的编辑工作时这样写道：“身为主编的科斯是知识型领导。他的编辑职务远远超出管理杂志投稿。他利用杂志提醒和影响经济学家以及对经济学抱有浓厚兴趣的法学家，引导他们研究其认为重要但被忽视的问题。”在担任主编的18年里，科斯不仅把《法律与经济学杂志》发展成为一本独具一格的杂志，而且通过这本杂志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法律与经济学。
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
要在经济学领域取得突破，并不意味着全盘抛弃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体系是如何运行并逐渐演变的，价格理论无疑有利于加深我们的理解。不同于大体上把主流经济学视作无物的异端经济学，我们希望秉持这样的宗旨：与主流经济学相交融，丰富主流经济学；充当思想的市场，激励学者探索新的或者不一样的方法，用于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
要使经济学跳出价格理论的范畴，有一个方法是把着眼点从消费者选择转向生产结构。生产是不断变化的，把研究重点放在生产上，将有助于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人类社会一个在现代经济学中受到忽视的关键维度，那就是—合作。由于把关注点放在资源配置上，经济学一直以来着重思考经济中竞争的一面，然而，在经济中，合作与竞争同样无所不在，同样至关重要。人们在商品市场上合作，他们各有专攻，互相交易；人们也在思想市场上合作，共同促进知识的增长。经济学在解释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过程中，既要承认竞争，也要承认合作。
另外，20世纪，一场意识形态战争困扰着经济学。这是一场自由主义和的对抗。然而，两个阵营都把政府视作与经济不相容的外部力量，认为政府与市场必然对立，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不管在哪个国家，政治和法律体系在构建整体制度框架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司和市场就在这个框架中运作，包括公司和市场创建的过程。
［关键词］市场经济;经济行为;伦理底蕴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6-0124-03
1 西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回顾
在西方,经济与伦理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崇尚经济活动中的善行,强调善是经济活动中的目的,经济活动只是达到善的手段。在近代,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系得以形成,经济与伦理得到了较完善的结合。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从人的同情心出发,考察了个人的道德情感和社会的伦理关系;在《国富论》中，以人的自利本性为基础,确立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两部分别讨论伦理学和经济学问题的著作中,各出现了一次“看不见的手”的提法。斯密说：“(富人)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看不见的手”究竟是什么,斯密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明确定义,它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况且,既是“看不见”,似乎也无法具体说出那只“手”到底指的是什么,它仿佛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是,综观斯密在这两本书中论述的思想,我们可以抓住“看不见的手”的实质:它隐喻的是一种建立在利己行为基础上的调节私利与公益关系的市场力量。
按照斯密的理解,“看不见的手”是具有伦理特性的。《道德情操论》中的“看不见的手”激发了富人们的同情心,使得他们能够与穷人们分享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完全地将生活必需品据为己有;《国富论》中的“看不见的手”在个人追逐私利的同时,无意识地、自发地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的扩展。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沟通了私利与公益,表明了他对市场自身伦理调节力量的信任。由于他是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鼻祖,因而,“看不见的手”被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推崇,奉为圭臬,并成为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当然前提。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眼里,“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中具有无穷的魔力,它伸向哪里,哪里的市场就充满生机和活力,就能调整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公正;市场存在的问题无须其他力量的干预,只要有了这只“看不见的手”,包括社会伦理问题在内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如此看来,被神化了的“看不见的手”兼具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伦理发展的双重功能。
在斯密及后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思想中,对“看不见的手”的伦理功能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其主要观点是:首先,市场伦理的发展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市场能够自发形成既保护个人利益也促进公共利益发展的伦理秩序,个人和组织不能从外部予以干预,任何形式的干预都是对市场伦理秩序的破坏;其次,市场提供了个人发展的公平竞争环境。无论是谁,在市场面前都是平等的经济主体,都有获取个人最大利益的权利,它消除了人与人之间在生存和发展权利上的不平等性和差异性;再次,市场保障了个人主动的道德选择自由。个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是自由的,不受外部力量的约束和强迫,市场反对任何违背个人意愿的道德性强制；最后,市场推进了公共利益的发展。在个人追求利益增值的同时,不需要刻意地考虑公共利益,因市场力量的作用,对私利的追求无意间也能使公共利益自然增长,个人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基础。
到了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穆勒那里,对“经济人”的含义有了更加明确的界定,但穆勒也指出,“经济人”只是一种抽象,而非现实的人本身,它是对人的实际行为的一种不完全精确的假设,因此得出的结论只在抽象意义上为真,一旦运用于实际就要进行修正。
遗憾的是,近代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遗忘了经济的伦理意蕴,朝着“价值中立”的实证科学发展,“经济人”成为一个模型和分析工具,排除了任何伦理因素的考虑,其主要原因是“边际革命”以后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使用数学方法并依据数学模型进行“演绎”的科学,应该说,经济的数学化是一种进步,它能使经济学的逻辑结构更加精致,但由于过分忽视人的丰富性研究,把理性经济人归结为数学符号的简单化趋向,使经济学成为“象牙塔之中的黑板经济学”(科思语)。对此,马丁•霍利斯与爱德华•内尔讽刺到:“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没有直接阐释理性经济人。理性经济人的潜在假定存在于投入与产出、刺激与反映之间,他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曾结婚也不是单身汉。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爱狗、爱他的妻子或喜欢儿童游戏胜于喜欢诗。我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我们知道无论他要干什么,他会不顾一切地以最大化的方式得到它。”
而丧失伦理内涵的“经济人”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条件,而是在危害市场经济。凯恩斯有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我们将自由地回到和传统美德的那些最确切的原则上来――贪婪是一种罪恶,高利盘剥是一种不端正行为……我们将再次把目的看得高于手段,宁愿取善而不为实用。” 这是经济学家的忠告,值得我们深思。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将经济学与伦理学割裂开来,而且将“经济人”的思维逻辑大规模地侵入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用德国学者彼得•科斯特洛夫斯基的话说就是:“在当代的实证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有这样的趋势,即把经济学和它的范例变成关于人的行为和社会的普遍而终结性的理论。”这表现出一种“经济主义的缩略”。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数学化、模型化热塑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有了新的转机。其一,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经济学研究对象。当今理论界比较公认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是资源稀缺和人的欲望达到合理的配置。也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满足人们的欲望,并将这些商品在不同的人之间分配的学科。既然经济学不仅要研究资源稀缺,还要研究人的欲望,那么,必然涉及哲学层面对价值定义的论述。我们知道,人的需求具有无限性,而资源又具有稀缺性,这就必然产生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为避免或缓和这种冲突就必然使人们的欲望超越人性本能的放纵,同时又要使有限资源得到合理配置,这就需要一整套伦理规则和伦理智能,没有这套伦理规则和伦理智能,人类将失去满足自身欲望的操作能力。其二,质疑经济数学化、模型化。一般来说,完善意义上的经济是理性经济,它不单是投入产出的物质或数量问题,还有着精神及其伦理问题。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主流学派的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和批判,并从中引发出许多发人深省的理论问题,这些主要理论贡献充分表明,行为手段、伦理道德、制度变迁等作为经济活动的变量已受到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印度的阿马蒂亚•森指出,尽管忽略伦理方法,经济学照样能获得相当丰硕的成果,更未必使经济学失败,但经济学的更强的说服力在于对经济行为中的社会相互依赖关系的更深刻的思考。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更明确指出“经济不仅仅是由经济规则来控制的,而是由人来决定的,在人们的意愿和选择中,经济上的期望、社会规范、文化的调节和道德上的善良表示的总和一直在起作用,因此,这种总和在经济行为和经济理论中,也必须得到考虑并反映到经济行为的道德特征上来”。
以上是西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西方关于经济与伦理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回归:即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体现的是“经济人与道德人要统一”的思想。而从近代以来,实证主义将经济人与道德人割裂,单纯强调经济人的思想,酿成了西方社会物质文明丰富、精神文明匮乏,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盛行、信仰危机等社会问题严重的局面。如今,许多学者重申经济人与道德人应统一,呼吁要加强经济伦理建设,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一曲折回归,是西方社会走了许多弯路,付出了沉重代价而总结概括出来的,体现了道德发展的规律性。这使得我们要深思市场经济下经济行为的道德意蕴到底是什么。
2 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
经济与伦理是一种互动的辩证关系,经济是基础,伦理属上层建筑范畴。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经济基础对经济伦理具有决定作用,经济伦理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经济伦理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当经济伦理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时,将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经济伦理落后于经济基础时,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经济伦理也必须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从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看,经济行为是伦理规范的源泉和载体,伦理规范则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和价值取向,二者相互渗透,缺一不可。
市场是研究经济伦理的舞台。美国经济学家A•斯密德认为,市场是一种伦理的制度,“无论是完善的还是不完善的市场,总存在一些为人们普遍享用的基本价值判断和公共选择规则……任何一种市场价格体系体现着人们对某一伦理关系的起码认同,改变流行的伦理价值将有可能带来价格结构的变化……社会不存在不具有基本伦理判断的市场价值,缺少了伦理价值,交换不是变坏,而是无交换可言。”
2.1 市场经济蕴涵伦理精神
著名的经济效率原则――帕累托最优境界,把边界定为“每个人的利益增进不得以减少他人利益为代价”的标准上。事实上,市场经济的伦理本质就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其作合乎逻辑的展开,就可演绎出诸多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
首先,利益导向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首要原则,人们必须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扩大生产,而扩大生产又必须以增加积累为前提,增加积累要求人们勤俭、节约、聚财,正因为这样,“勤劳致富、勤俭节约、合理利己、正当求利”就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伦理支柱。同时,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通过诱发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去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进而带动整个社会财富的最大化,这就涉及如何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这就必然要求人们遵循“两利相权取其大”的集体主义原则,其最低要求是不损人利己,不损公肥私即正当求利,合理利己。其次,商品交换最基本的原则是等价交换,它内在地要求人们遵循以下规则互动:承认他人与自己具有同等地位,拥有相同的权利,尊重他人的意志和决定。显而易见,如果不遵循人格独立、平等、公正、诚信规则,交换便无法进行。可见,市场经济推动独立人格的发展。再次,根据供求规律,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这是市场经济区别于传统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这个特征使得人们必须把为他人服务、为社会服务的观念根植于自己的经济活动中。因为不把社会生产置于社会需求基础之上,商品就难以实现其价值,更谈不上利益的最大化。可见,市场经济是通过服务社会,满足社会需求来获取利益的,它要求经济活动主体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最后,竞争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又一规律,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竞争必然会推动社会进步,而竞争需要有公正的环境,所以,竞争要求人们具有公正诚信的品质。
以上分析表明:市场经济活动不但有其特有的规律和规则,而且有这些规律、规则决定的经济伦理,这些经济规律、规则与其自身演绎的经济伦理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当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经济伦理反作用于这些经济规律、规则时,就能保证经济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在遵循和违反的两个层面上,或展现人性伦理界定或道德导向,使得经济活动符合人的目的;或违反经济伦理道德,最终阻碍经济活动的发展。
2.2 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的反作用
经济伦理蕴涵于市场经济之中,有其经济基础,但伦理道德一旦形成并被人们掌握利用,就会反作用于市场经济。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规则要求的科学的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违反市场经济要求的落后的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起消极的阻碍作用。
第一，科学的伦理道德能指导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科学的伦理道德可以使市场主体在正当求利的经济行为中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科学的伦理道德可以弥补市场缺陷；科学的道德可以降低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
第二,科学的伦理道德可作为“伦理资本”,创造经济利益。科学的伦理道德就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功能运用到生产实践领域,必须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的和谐协作合力,并因此促进有形资本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出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 市场经济下经济行为的道德底蕴
上面谈到了市场经济和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那么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行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道德底蕴？
第一,认可和保护产权。通俗地讲,市场经济是一种以交换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交换关系表面上是物与物的交换,但实质上是反映了人们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其中的核心是产权的让渡,即产权关系的平等交换。产权是指人们对某种经济物品所有的一定的权利,如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受益权等。而这些权利需要社会的认可与保护来维系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如果产权界定不清,分不清谁是产权的独立占有者，何来市场经济,何来经济主体的自由决策;何以会使利己成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何能有经济主体之间的逐利竞争。
第二,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的性质,赋予了市场经济主体经济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秩序存在的基础伦理条件。它主张通过规定经济主体成员一般的、基本的经济权利和义务,赋予主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进行独立决策和行动的经济价格。另外,劳动者自由和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也就形成了最合理的人员安排结构,有利于劳动者个性的发展,有利于人尽其才。
第三,经济公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公正作为处理和调节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应当”之理,自然就来自在生产与交换中所呈现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并由这一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经济公正的核心要求就是自愿。即只有一个人自己才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公正的生产与交换就是在生产与交换中的当事人双方都是出于自愿,这就意味着其中没有欺诈,没有胁迫,没有垄断,没有强权。经济公正的第二个要求是公开。由于交换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在自己所用来交换的东西和打算交换的东西之间,人们对自己的东西知道得更多,所以双方都“应当”公开与交换相关的所有信息,以利于对方作出正确的效用判断,实现交换的利益增额。经济公正的第三个要求是平等。市场经济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商品必须以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这就意味着:任何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交换双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无偿占有另一方的劳动,交换双方有权向对方挑选符合自己需要的商品,而且有权计较自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是否在交换中得到足够的补偿。所以,经济上的平等主要是与物质财富的分配相联系,其中包括经济活动中的机会平等，即竞争规则和分配规则对所有人具有同等效力,运用社会资源的权利平等、劳动价值的平等。
第四,追求效率。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是由市场经济自身的性质促成的,即市场经济的自由、利己、交换、竞争、分工的性质促成的。正是由于经济主体的利己行为、市场竞争的强制力,才有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高;正是由于交换的存在,经济主体才能在追求各自所需的价值中,各得其所。同时交换又是推动分工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竞争的外部压力作用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的专业水平越来越高,从而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得以不断提高,因此国民经济得到了长期、快速的发展,社会产品不断丰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第五,契约观念。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市场经济的契约性,必然要求市场经济的制度伦理要强化契约,鼓励市场交易的契约化,树立起契约观念。与之相适应的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伦理要求广泛树立起契约观念,促进市场交易的普遍契约化。此外,还有经济的公平性和制度的道德性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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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