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4 23:50:3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乡村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荒山上的盘龙传说
盘龙山位于泰安市西南部的乡村，距离城区40余公里，是当地一座海拔不高的小山。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因为有一条龙卧在那里，所以山没有长高”。在那个村庄，泰山文化已经渗透到每家每户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当地人被要求谈谈当地的文化时，更多人提到的是由泰山而引发的一系列零零碎碎的习俗和观念，尤以“碧霞元君”“泰山石敢当”的信仰为深刻久远。对于盘龙山上“龙”的传说，人们似乎淡忘了许多，若试图要求当地人讲述这一段传说，只有几位老人能够大致道出整个故事的原委，而对于当地的年轻人来说，传说的细节几乎为空白。他们只知道“西山上盘着一条龙”，须心怀敬畏，不得亵渎。景区开发前，盘龙山是无异于其他地方的荒山野岭，杂草丛生，大石暴露；山腰之上仅保留的少量植被，常常会由于牧羊老汉有心无心的大意而遭到羊群啃食，山上随意丢掉的烟头儿也常常会引起火灾，山上植被由此愈加稀少。虽如此，每每谈及盘龙山时，当地的人们总是充满了内心的自豪。盘龙山文化的影响覆盖周边，在他们眼中，“盘龙山文化不止一处”，还有“石龟”“古槐”“碧霞元君行宫”，以及不远处的凤凰山、龙凤水库等。山的脚下就是村庄。每逢年节，人们都会到山上结伴而游，多年在外的人回到家乡来也必会到山上寻找那个“龙身”，搜寻潜藏在草虫土石中的鲜活传说。
二、盘龙山景区的开发路径分析
（一）文化生态学理念下历史文化的复活
以“文化旅游”为导向的资源开发，常常被理解为在深入挖掘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对散点化的旅游资源进行提炼、升华和整合，以实现对当地文化的有效保护与明确呈现。随着社会的发展，越发成为一个特定地域及其群体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的复活是在一定历史周期内，面对生态环境变迁的客观现实，在本地区文化系统内部通过一系列解构、重构、验证、更新的人工技术活动内容的设置与执行，有效促成区域文化、自然与社会经济系统耦合体所形成的抗外界干扰的自适应体系。开发之初，盘龙山景区确立了“盘龙”为中心的文化主题，根据对“盘龙”传说所特有的共同记忆与归属感，将分布在4个村落里的散点化的文化载体纳入到统一的主题当中，以助于实现区域文化更加集中的呈现。景区相继对覆盖范围内的“石龙”“石龟”“千年古槐”“碧霞元君行宫”“龙凤水库”以及“十里长廊”“凤凰山”等十余处景观进行了相关的设计与修建，其具体形式包括对传说的场景虚拟、历史遗迹的复原以及主题公园的附会等物化形式，实现了资源文化内涵向产品文化外显的转化。作为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盘龙山文化被赋予新的内涵，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与新农村建设的有机对接
新农村建设不能理解为狭隘的“新村”建设，新农村建设甚至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如果没有文化与伦理价值系统的引导，只会变成纯粹的物质利益冲动，新农村建设如果没有一种文化精神为动力，同样不会得到持久的发展。盘龙山乡土文化的重构，使当地民众的文化世界变得丰富，迎合了新时代农民对文化内容的要求，并加快了农村新社区的建设步伐。盘龙山文化旅游开发对当地新社区建设的有效助推主要表现在对外出务工人员的反向吸引上。景区范围覆盖4个行政村，总面积达17平方公里，自2007年左右便开始着手新农村建设工程，然而，传统村落复杂的内部因素致使整体工程进度缓慢，困难重重。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整个区域内户籍人口数为2500余人，而现实生活中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导致了实际常住人口只是以上数字的60％，许多“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滞留乡村。景区开发前，村内只是初步完成了整修街道、修筑中心马路的工作，少数住户依规划格局建起新宅，却存在着大量的空房旧房亟待解决。盘龙山文化旅游景区开发所提供的大量就业岗位以及良好的发展前景吸引了大量返乡人员，为新一轮的家乡建设注入了活力。此外，新农业技术培训使当地的主要经济作物红薯获得了更高的品质和产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在这个“农村”安家、生活。
（三）对区域范围内新型产业链的有效利用
红薯是泰安市西南地区常见的农产品之一，而盘龙山脚下的几个村庄更是以独特的土壤条件获得了明显的先天优势。在景区开发之前，每年从盘龙山脚下输出的优质红薯接近80万公斤，甚至许多外地的客户不惜路途遥远前来收购。在对此物产资源的深入开发方面，景区确立了建立食品产业园区的发展路径。在这个园区内，对红薯的加工形成了具有生态学意义的加工链条，一系列的环节涉及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价值增值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具有内在联系的产业链条。在政府、企业以及相关专业机构的共同开发中，盘龙山逐渐打造出品质优良并深受周边居民喜爱的特色食材“粉皮儿”，树立了具有优势地位的地方品牌。围绕丰富的红薯资源，并结合盘龙山以文化为主导的旅游开发，景区发展起了丰富的副食品、旅游产品、特色餐饮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薯文化”美食系列。相较于“旅游文化”，“文化旅游”的研究似乎刚刚起步，“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文化旅游’还没有给出统一的定义，而国内对‘文化旅游’的研究则还处于起步阶段”，不少研究仍会将两者的事实相混淆。对于两个概念的区分，“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人类学透视”似乎让两者的界限明确了许多。在这样一种学科视野中，“文化旅游”被界定为以参与和感受地方文化为主的旅游，而这迥异于更大程度上是出于商业目的而迎合游客的“旅游文化”，前者更多地是在关注旅游者知识的追求和一种文化的经历。
盘龙山景区是泰山脚下具有显著特色的文化旅游景区。在这样的一个景区内，文化的基因得到了激活，以“盘龙文化”与“薯文化”为主题的文化形态被逐步地架构起来，实现了由“文化废墟”到“文化大厦”的华丽转身。在这里，文化生态的理念对景区的开发实施了催化，为资源开发、景区发展提供了契机，也注入了活力。乡土文化作为生发于农业社会系统的、多维的、复杂文化体系，是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基础。盘龙山景区的文化旅游开发与农村新社区建设完美接轨，形成了盘龙山“景区”“社区”互融的特色模式。生态产业园区的建立，使得景区所在的当地摆脱了以往“打粮”“卖粮”的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而专门致力于特色美食资源———红薯的种植与加工作业中来，并为周边民众所接受和认可，通过区域新型产业链的运作，打造出了具有当地品牌效应的文化产品。
作者：鲁旭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乡村道路管理如何建立长效机制，如何做到有法可依和经费稳定等问题摆在了万源市领导面前，领导们亲任全市农村公路管理领导小组组长，建立局级联席会议制度，负责统筹、协调和安排全面工作，构建主要领导带头抓、分管领导一线抓、职能部门经常抓、责任人员具体抓的工作格局。分管领导定期组织召开联席会议，主要分析研究各阶段农村公路管理工作的侧重点和突出间题。
万源市将有关乡村公路管理、道路运输、交通安全的20多部法律法规汇编成书，还编辑了行业主管部门2010年至2014年下发的有关农村公路管理、交通安全、公路养护等方面文件的资料汇编，发放到各乡镇领导手中，通过全市统一考试，让乡镇干部熟知法律法规。同时，有关部门把交管站综合管理知识，路政、运政执法人员、公路养护人员、公安交警执法人员相关处罚案例及执法文书编辑成“应知应会手册，要求所有交管站人员必须熟记、运用。万源市还建立了交管站考核、奖惩相关制度，将公示内容、应建台账的文件和省政府公路交通安全责任追究办法集中到一起，便于随时学习和掌握。
消灭管理盲点
万源市位于四川东北部，大巴山腹地，境内山峦重叠，沟壑纵横，海拔高差大，古有“秦川锁钥”之称，今有“巴山旅游胜地”之誉。
由于幅员面积广，万源市路政、运政、公安交警和农机等执法力量有限，执法人员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乡镇管理人员经常耳闻目睹农村公路发生的问题，又无执法资格，致使部分农村公路和车辆成为“管理盲区”。万源市委、政府为消除这些“盲区”，要求职能部门转变职能，全面推行管理工作前移、行政权力下放，将涉及农村公路部分行政执法权，委托下放到乡镇交管站，赋予管理人员一定的执法权，实现乡镇公路管理、车辆安全和行政执法权相统一，确保农村公路管理“全覆盖”。
交管站由1名乡镇分管领导兼任站长，辖区派出所副所长或民警兼任副站长，落实3名干部为专兼职工作成员，再聘请2名至3名专职人员，有力地保障了交管站的监管力量。
为保障乡村公路各项管理工作正常开展，万源市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挤出200余万元专项资金，将交管站人员工资和有关福利纳人财政预算，并为交管站统一配备了执法服装、警用摩托车、数码相机等执法装备。同时，按照“有场地、有牌子、有制度、有公章”的建设要求，督办各乡镇推进成立交管站和建设办公场地，实现了机构和办公场地标准化。
行业主管部门与交管站建立了工作联系和指导机制，开展综合执法，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监管效率。路政、运管、公安交警、农机等部门定点联系乡镇，每年定期组织交管站人员开展业务培iJ}l。除此之外，万源市规定行业主管部门对交管站人员的部分执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时发现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负责纠正过错。市政府每年对行业主管部门指导交管站的工作进行考核，有效避免“委托了事”、“监管缺位”等问题，既能提高交管站人员执法能力和水平，又使行业主管部门在纵向管理上不出现“空当”。
明确管理职能与管理方式
农村交管站究竟应该管理什么，如何进行管理?这州直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万源市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该市出台了《万源市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目标考核实施办法》，按照“辖区负责、分段管理”的原则，将农村公路管养纳人乡镇交管站工作职责之内，抓好公路日常巡查，及时排查隐患。
市财政挤出资金保障农村公路日常养护，按照通乡和联网公路每年3000元/公里、村道公路每年1000元廿十公里的标准，专门用于乡村公路养护，并且年终按照农村公路养护考核标准，及时考核兑现到位。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政府另行安排修复资金。为使农村公路安保设施到位，对新改建农钊公路，把安保建设、质量建设、没川标准_二项同时进行，严把设计审杳、施F质量和竣工验收的份道关。
安全管控重在源头。万源市从2013年起，推行厂农村公路安全网格化管理，实行乡、村、社_三级‘人盯人、人盯路、人盯车”的“一对”监管模式，矢行街道、村、社领导与车主、驾驶员签订安全责任书。交管站建立安全基础信息规范化台账和手机信息台，把车土的姓名、车号、定期组织车主学习，随时通报本地违规车辆被处理的情况.外地交通事故和公路险情，让车主随时绷紧安全这根弦。
辖区网各类企业严格落实公路保护和安全监管主体责任，特别强化客货运输监管、建立交通路政、运政公安交警执法人员进驻企业监管，严格检查督促客货运输企业落实安全各项主体责任，严禁超限超载货车几路行驶。对客运车辆严格执行“=不进站、五不出站”规定，实行返程签单管理，‘垦决杜绝车辆“带病”出站。
万源市积极探索完善群众“一事一议”，推进农村公路建设新机制。在修建乡道、村道日轰由市公共统一采购建设材料，承建方只按技术标准建设，从根本上解决了过去公路建设层层转包，资金利用率下高，造价高、质星差、腐败严重等问题的发现。
强化管理持续性
一项工作的成败关键在于具体运作中的待久性，及时、快速地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万源市做好教育工作，为持续开展农村公路管理奠定坚实的基础。
万源市对路产保护和交通安全的宣传做到了“瓦进”，即通过电视、标语、饭信等途径进人侮个人的眼视线;对车主和乡镇居民实行面对面地宣传，让安全知识进人他们记在他们脑中;将车主和驾驶员列为教育乖点对象，组织观看警示影片，召开市级领导集体座谈安排法律学习考试.用各种方式让安全“警钟”进人他们心中;为驾驶员家属开展的“亲情树、连心桥、平安路”主题活动，让安全意识进人了众多渴望亲人平安的家庭;人人增强爱护公共财产，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等各项提升公民意识的教育宣教活动进入工会，真正做到安全教育无空缺。
此外，交竹站工作人员既与交通路政、运管、公安交警、农机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又把重沉一线、岗位前移至路一巴路上当作“办公室”，采取静态竹控和动态巡逻相结合的为一式，对事故易发多发路段进行重点监控，在节假日加大路面巡查和治超管控力度，查处各种交通违法违规行为，减少路产损害和交.越事故的发生。
强化考核仔杏和实施激励机制是解决待久卜帕勺先决条件。厅源市先后制定了《农村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考核实施细则》、《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目标考核实施办法》等规定，规定了农村公路管理实行季度督查与年底芍核，山市委督办、市政府督查室牵头相关部门组织落实，并将落实情况纳人全市绩效考核，确保农村公路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一）树立科学发展观，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工作
群众文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各级领导的认识水平、决策水平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尤其是在乡村群众文化建设方面，各领导干部绝不能仅仅将职责局限在为村民办几件好事，要把农村基层文化建设当作一件大事来抓，精心策划，倾力组织，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交流沟通平台，充分发挥文艺队伍在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中的作用。这就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必须要真正树立科学发展观，正确认识和处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把文化工作摆在战略的高度予以充分的重视。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民群众充分感受到地域文化的魅力，享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成果。
（二）丰富群众文化活动样式，提升吸引力
要想顺利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各乡村一定要把功夫花在经常性工作上，督促各文艺活动队利用好劳动的空余时间，经常性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提升各项活动的吸引力。首先，更新活动内容，不断提高活动质量。如文艺表演、送图书下乡和各地独具特色的文化活动等，这些内容健康、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生动活泼且贴近农民生活的文化活动，可以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其次，利用各重大节假日积极开展庆祝活动和各种文体比赛。如正月里的舞龙、端午节的包粽子比赛等，这些活动对于人民群众来说难度并不高，并且还能促使人民群众在活动中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相互提高，既增进了邻里关系，又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多元投入，为农村文化发展提供资金保证
为提升群众文化活动质量，各级财政部门每年必须安排专项资金用于乡镇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农村文化人才的培训，把乡镇文化站，村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等建设与农村的休闲旅游文化结合起来，建立多元化的投资机制，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事业。如每年必须投入一定的经费购置适合农民提高自身素质需求的书籍和杂志，以充实文化站、农家书屋的内容，真正发挥乡村文化阵地的作用。除此之外，各级相关部门还要给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如提供一定的免息贷款，为赞助、支持群众文化活动的企业提供适当的减税优惠，提升赞助企业和人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以充足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举办高水准的文化活动项目，促进农村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四）加强农村文化工作队伍的建设，提高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
为加强农村文化工作队伍建设，提高整体素质水平，各级部门应将文化馆、文化站队伍建设纳入议事日程，切实落实农村文化工作者的相关政策，保障他们的工资、福利待遇，以此调动其的工作积极性，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农村文化能人、文化中心户，特别要重视培养年轻的专业文化人才，形成农村老、中、轻相结合的良性专业人才队伍梯队，防止出现人才断层和老龄化现象，通过对其实施系统的培养，充分发挥他们在群众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五）结语
中国的发展，是经济和社会的共同发展，是城市和乡村的共同发展。对于乡村的群众文化建设而言，其既是当前农村、农业、农民实现持续健康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内容，同样关系着社会的稳定、繁荣和发展，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可以这样说，只有认识到文化发展特别是乡村文化的重要性，并将其付诸行动，努力搞好乡村群众文化建设，才能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从而使我们的祖国屹立于世界之林。
作者：张春娟 单位：浙江省仙居县福应街道办事处文化站
1.1村落格局
中国传统村落的选址与布局大多受风水观念的影响，普遍遵循后有靠山，前带流水的相对封闭的空间模式[1]，村落布局强调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蒋家村地势平坦，背靠亭山，面临大源溪，前有珠山，村落布局依山就势，巧妙自然，大量民居（当地人称为“台门”）布置期间，巷道纵横，错落有致（图1）。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蒋家村逐渐形成了以宗祠为核心的宗族聚居形式并基本保留了原有的村落格局与空间尺度。
1.2古建遗存
蒋家村作为历史悠久的氏族村落，古建筑遗存较为丰富，在规模、布局和建筑艺术上都体现了村庄的发展历史，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村落的核心建筑蒋氏宗祠，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仍然保存完好，祠堂建造考究，内部雕刻精美，经专家研究，认为是东阳木雕的经典作品。村内现存包括“锡纪”台门、“慎脩思永”台门等古民居共计18处，大多为清代建筑，部分建于民国时期。这些民居大多保存较为完整，建筑格局、门窗等构件能够体现当时的特色，建筑的木雕、石雕精美。特别是一处建于民国年间的“笃庆锡光”台门的12扇开门中，有4扇绦环板上刻有火车、汽车、轮船、自行车、留声机等当时的西洋产物，极具历史文化价值。
1.3民间文化
村民提倡孝道文化，重祭祀，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历代蒋氏宗谱中的《家箴十则》和《家训八则》亦是佐证，村中有清明节祭拜祖先的蒋氏祠堂和两处“香火堂”；蒋家村有两次村民共有的节庆日：即农历二月半(二天)和十月半(四天)，期间有“社戏”，以鼓励农民生产及庆祝丰收；蒋家村一向重视教育，旧有私塾启蒙，一九一九年蒋氏族人创办鼎新小学并置校产，解放后称民乐完全小学，其间涌现大量文人、学者，如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麦家，著名黄公望研究专家蒋金乐等。
2历史风貌现状与存在问题
2.1历史文化要素保护乏力
蒋家村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但在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生产、生活方式急剧改变的社会背景下，这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落后的代名词，村民的认同感逐渐减弱，再加上缺乏建筑、规划等相关专业人员参与，古村独有的历史文化无法受到科学、有效保护。2.2村庄布局、肌理面临挑战由于现代居住、出行等方式的改变，村落传统的建筑、道路布局已经很难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家族聚居的合院式传统民居逐渐被拆除或废弃，取而代之的是独门独院的别墅式住房，而这些建筑在风格、色彩、高度上较为随意、多样，与现存历史建筑产生了较大反差，传统村落质朴淡雅的色彩、相对统一的格局逐渐弱化；出于方便车辆出行的考虑，村庄内的原卵石、石板路面多被水泥地面覆盖，仅部分偏僻的小巷内还有一些遗存。因此，村落传统肌理遭到破坏，地方特色风貌也逐步丧失。2.3配套设施有待完善主要表现为村落内部道路未形成系统，人车混杂，缺乏合理的停车场地，部分道路年久失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坑洼不平；村内部分居民生活污水和部分用户雨、污混合水直接通过沟渠排放到附近水体中，对环境影响较大；电力电信线路多架空铺设，甚至直接与古建筑木构件接触，不仅影响历史村落的景观，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村落内缺少村民集聚、交流的文化娱乐设施和可供休憩的绿地。
3规划理念与思路
3.1留住历史文化的记忆
古村落历史遗存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令人缅怀的建筑物或构筑物等物质内容，更在于它承载着发人深省、蕴涵丰富意义的历史记忆等精神内涵[2]。规划注重村落传统的格局肌理、古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村民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等的全面保护，保持村落历史文化的原真性[3]，让人们从文化遗存中探寻村落悠久的历史记忆。
3.2注入有机更新的活力
在村落历史文化资源得到有效保护的基础上，注重完善基础设施，全面改善环境质量，提升村落宜居性；将村落丰富的历史文化要素与景观营造、产业培育相结合，提升村落的吸引力，激发村落发展的活力。3.3激发村民参与的动力村民是组成村落历史文化的主体，因此村落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要注重维护村民的利益，尊重他们的意愿，若具有重要价值且切实可行的项目不被广泛接受或认可，可先通过试点示范，让农民逐步理解并参与其中；注重激发当地村民的主人翁精神，提高他们的文化自觉和自 信[4-5]， 使其认识到村落文化遗存的价值，愿意留住在村里并主动加入到历史文化的保护中来。旅游业等产业的顺利开展，也给村民带来了经济收入[6]，进而激发了村民的积极性，使乡村的历史文化能够源远流长。
4规划策略
4.1布局分区延续乡村肌理
规划通过对蒋家村的综合分析，充分尊重蒋家村传统的布局模式，从村庄特色、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入手，可将蒋家村划分为三个区域，即历史文化区，新农村建设区和田园风光区（图2）。历史文化区，是以祠堂为中心的传统聚落区，以保护传统乡村肌理为主线。区域内现存的古建筑、古街巷、古树等含有历史记忆的要素都要登记评估和保护，禁止破坏，现状基础上禁止再进行大拆大建，以保持历史村落布局的整体性。完善区域内的水电、消防等基础设施，改善村民生活条件。新农村建设区,是近几年来村落的新建部分，以疏散历史文化区域内的村民，避免历史文化区域的过度开发，同时还为历史文化区内腾出住房开设旅馆、茶室等服务场所的村民提供了住房。规划注重呼应历史文化区内的传统聚落布局及建筑风格，尊重周边自然环境，实现村落的良性发展，同时该区域还可利用新村完善的现代化设施作为旅游服务区[7]，为体验历史文化村落的游客提供住宿、餐饮、购物等服务。田园风光区,是村落现有的耕地以及部分经济林区，以田园风光和休闲农业为特色。保护现有村落耕地，可对作物种植种类进行规划，形成统一的规模化的田园景观，完善灌溉设施、机耕路等基础设施，结合周边山体景观的修复，部分田地退耕还林，创造优美的乡村田园景观。另外还可借助村落旅游产业开展，大力发展以休闲采摘、菜园租种、农耕体验、观光农园等形式为主的休闲观光农业。
4.2街巷里弄串联古村景观
街巷空间是组成村落格局的重要部分，体现了村庄的整体脉络[8]。规划保留传统街巷的空间格局，保持原有的尺度、断面、铺装和步行方式，不轻易拓宽或占用。村落街巷的道路采用条石、石板、石块等传统材料和传统工艺进行修复，并注意区分主要道路与次要道路铺装形式的不同，增强村落街巷的可识别性。宗祠前的澳沟路是村落最具特色的路段之一，周边有宗祠以及数量较多的古建筑，开辟成为历史文化特色街，路边的澳沟进行疏浚，形成村庄内的水系，还原村庄传统的水系布局，集中展示村落独特的街巷结构（图3）。对以村庄原有“古道”为基础的后山游步道的铺装进行改造，打造俯瞰村落全景的最佳观赏线。最终以街巷空间为核心，结合大源溪滨河游步道、澳沟路、后山游步道等线性元素构成古村落观赏线，串联起村庄内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场所如蒋家祠堂、古建筑（台门）等。
4.3遗存保护传承历史文脉
蒋家村的历史文化区内存有数量较多的古建遗存，但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损毁甚至已成危房，若全部修缮，难度很大且成本很高，因此在规划中可视现状对历史建筑进行有针对性的修缮。对于现状质量较好，建筑类型较为典型的传统建筑进行修缮、缺失构件修补、防腐等措施，恢复其原有风貌，而建筑内部进行改善，尤其是地面、墙面的防水防潮处理，以及安装室内卫生间等必要的生活设施，改善居住条件。部分历史建筑赋予其新的功能，可改造为民宿，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蒋家村的民居文化，也可开辟为展览馆，全面展示蒋家村村庄历史、农耕文化、著名人物成长史等。对于建筑损毁较为严重或已部分坍塌的、修缮成本很高的建筑可对遗留部分进行加固处理，以“露天废墟博物馆”的形式展示出中国传统建筑的消逝，配合建筑知识讲解牌等给人以教育的意义；村落内建筑木雕等工艺精湛，可以将古建筑区域设置为实习基地，供相关专业人员的实习，使村庄的历史建筑焕发新的活力并延续下去。
4.4节点构建体现文化特色
规划利用村落主要出入口、中心建筑、古树名木等重要的空间节点，结合历史文化要素进行节点景观营造，展示村落历史文化，并为村民和游客提供休息、娱乐的场地。村落的主要出入口是人们对村落的第一印象，是展示村落历史文化特色的重要节点，规划选择村落的两个主要出入口进行景观营造，龙门湾入口节点以“台门迎客”为主题，选取蒋家村最具特色的台门、高墙、窗花、农具等为景观元素，组成一系列的动态景观序列，展示蒋家村具有代表性的民居文化，同时也可成为游客的最佳驻留点（图4）；老虎头入口节点以一株百年古树为景观核心，结合景石、传统石材铺装场地，展示蒋家村悠久的历史（图5）。蒋氏宗祠作为村落的精神核心，是村落历史文化的代表，规划在保护蒋氏祠堂建筑的基础上，利用祠堂周边广场设立碑记园，介绍蒋氏祠堂历史以及历代名家题词等，全方面展现蒋氏祠堂的文化价值，同时结合绿化营造，构成蒋家村标志性的景观节点。村落道路周边可利用水系、埠头、空地、古树名木等景观元素进行景观节点营造，以满足游客的驻留赏景及村民的集聚、休闲的需求。
4.5产业谋划激发乡村活力
蒋家村历史资源较为丰富，区位优势明显，可在村落历史风貌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以传统民居、孝道文化以及村落周边优美的田园风光为特色，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推动乡村经济健康发展。规划历史文化区内可发展以地方传统民居为特色的古村落精品游，以村落传统的街巷布局为基础，合理规划参观线路，设置多样的参观、体验内容，如古民居、传统手工作坊、蒋家村历史文化展览馆、传统建筑科普馆等，使游客近距离感受村落古老的历史；新农村建设区集中设置游客服务区，集住宿、品尝农家饭、土特产品购物等为一体，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历史文化区的游客得以疏散，减轻游客人数过多对古建筑等的不利影响；田园风光区通过规模性、季节性的农作物种植，形成多个色块状、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田园景观，开发观光、摄影、采摘、花卉休闲、鲜花生产等多种旅游项目；设置家庭农场区，将农具开发成可供儿童游戏的道具、设施，并可适当布置露宿营地、自行车道及配套设施，提供乡村郊野可参与的农业生产绿色空间。蒋家村村民重视孝道，尊老敬老的传统深入人心，以此为特色，可发展乡村养老产业，利用村落内空置住房以及部分新建的住房开发养老地产，同时加强商业、医疗和老年文化活动等设施的建设，注重老年病相关医疗人才和护理服务团队的培养[9]，将村落建设成适合老年人养老养生居住生活的乐土，同时也解决了村内部分人口的就业问题。
5小结
【关键词】实践逻辑；法律权威；政府权威
一、两套逻辑的比较
村民在遇到纠纷时是倾向于找政府的，而不倾向于到法院“告状”的方式来解决，这与郭星华、王平所提供的“农民法律意识与行为”的调查数据显示的结果的是一致的：“选择政府部门解决纠纷的结果达到或超过被访者期望值的比例要高于司法部门。”
但这种调查结果和现实状况是令法学家不满意的，一个法学家看到农民去找政府解决“人命关天”的大案子，就会为农民的法律意识感到遗憾。正如韦伯在《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指出的一样：“法学家总是自认为是现有规范的代言人，也许，他们是解释者或适用者。哪怕是最杰出的法学家也持有这种主观的看法。这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失望，即他们的信念受到了客观上各种事实的挑战，因而总是想把事实纳入规范，进行主观的评价。”
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农民的这种选择就不会关注村民的法律意识淡薄问题，而是关注在社会时空的紧迫性和意识有限性的条件下，村民作出的这种选择是符合“实践的逻辑”。
实践中的行动往往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性，最多也就是如布迪厄所描述的“对其所处社会世界前反思的下意识。”但在法学家看到每一个活生生的案例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把“理论的逻辑”当作了“实践的逻辑”。因为法学家看案例思考问题时，运用的是静态的理论逻辑，静态的理论逻辑没有时空的限制，可以慢慢琢磨出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回到实践状态中，就不仅要受到时空的逼迫和空间的限制，还受到情绪的干扰。
二、三种力量的制衡
既然找镇政府来解决矛盾，那么是否意味着我国当代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其实不然，郭星华先生在《走向法治化的中国社会》一文中谈到“法制与法治”两者之间的区别时指出：“法制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法治的诞生。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与法治相结合，也可以与人治相结合。当法制与人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权威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为人治理念服务的。在那里，调节国家行为的主要是政府权威，调节民间行为的主要是道德权威，法律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当法制与法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种超越所有权威，包括政府权威，道德权威在内的社会权威，法律成了所有社会全体、社会个人的行为准则。”
如以法律的抽象命题来裁剪现实生活，一味强调遵循法律科学阐述的“原理”和只有在法学家想象的天地里才有的“公理”，这种失望是不可避免的。当事人的期望是以法律规定所包含的经济和功利意义来确定的。然而，从法律逻辑来看，这种意义是“非理性的”。这并不是导致这种冲突的现代法理学所特有的缺陷，在更大的范围内看，这种冲突是形式的法律思想具有的逻辑一致性与追求经济目的，并以此为自己期望基础的私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造成的。
在基层政府，为了应对现实的压力，法律走向了反形式主义的方向，原因在于法律成为协调利益冲突的工具。这种推动力包括了要求以基层政府干部的利益（政绩）和意识形态代替实体正义，还包括政府机关如何将法律目标纳入其理性轨道，还包括农民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逻辑解释的要求。正是这种基于自己利益行动的合理准则，每个基层政府干部在行动时，既考虑自己，也考虑到上级政府的行动。这种期望得到了客观的证伪，虽然缺少法律的保障，这种秩序仍成为基层政府干部行动时思考的主题。
从以上的分析情况来看，农民个体的力量和法律的威力、和政府的权力相比似乎是无法较量的，但在农民自愿地将他们的问题呈现给政府来解决的时候，一方面表明了他们接受政府权威的意愿，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对自身权利的完全放弃：他们试图通过对基层政府的抗议来控制他们所面临问题的解决过程。
行政干部期待更加明确、更加规范性的文件能帮助他们毫无争议地去处理地方事务。事实正如所韦伯指出的“法律制度中的空白区不可避免：在将一般规范或者条文‘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司法程序从来都不是一致的，或者说，从来不应该一致。”正是法律制度留下的空白，才给了纠纷各方产生争辩的可能性，也给了他们发挥自身力量来判断、影响纠纷解决过程的空间。
三、多重关系的交互
在乡村社会，庞大的血缘关系使得农民不需要精心策划、积极动员，就可以获得巨大的抵制力量来影响基层政府对问题的处理。笔者所调查的Z村如同中国大部分村庄结构一样，除了家族内部的层次性，还有同一层面及不同层面之间的互动，邻里关系在乡村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常常与亲属关系发生重叠；通婚关系则将乡村社会与外部社会连接起来，村庄被纳入一个更大的网络中。
如果对黑格尔的那个著名的公式稍加改动，指出“现实的就是关系的”。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是行动这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主体性的纽带，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
乡村社区所熟悉的血缘、地缘关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上百人的集体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动员，不论我们用何种理论或规范来解读乡村生活中人们的客观行动，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是把乡村社会看作一种客观结构，可以从外部加以把握，可以从物质上观察、测量和勾画这种结构的关联接合，实际上很难真正发现处于其中的人们的各种想法。而中国的司法实践正是加上了主观行动者对实践的解释，从而使法律的生命体现为不在逻辑而在于经验。因此在紧密的乡村血缘、地缘关系中，存在着不同于城市的司法实践经验。而这种实践经验正是法学家感到失望的地方。
总之，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们将社会学的、经济学的或伦理学的观点引入到法律概念中去，法律观点的准确性就会受到质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9.1.
［2］萨利·安格尔·梅丽：诉讼的话语——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人的法律意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1.
［3］郑也夫.沈原.潘绥铭.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说是论文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11.1.
由于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都非常大，农民工忙于生计，或无暇顾及子女，或疏于沟通和交流，家庭关爱明显不足。生活在城市中的随迁子女面临家庭教育缺失、更加鲜明的城乡对比所带来的心理失衡和社会边缘化等诸多问题，其行为习惯、心理状态和职业技能的发展等各方面均深受影响。由全国妇联、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等机构于2010年联合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活动调查分析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约4000多万人。外出务工年限在1年以上的留守儿童家长合计占了6成以上，其中，28．5％的家长在5年以上。［5］随着父母外出务工时间的不断延长，绝大多数留守儿童家庭团聚次数偏少，在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极易产生思想认识、价值观念和个性心理等方面的偏离或异常。“家庭是生命的摇篮，也是青少年儿童价值观念最早形成的场所”［6］309，“儿童的人格和社会发展受父母教养孩子方式的强烈影响”［7］。家庭教育对个体成长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并影响及于整个家庭和社会的未来发展。然而，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因显著的城乡差距而引起的农村劳动人口大规模社会流动，伴生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缺失问题。这种以“牺牲整个一代乡村儿童幸福童年的代价”［8］34，来赢得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好转的现象普遍存在，亟待解决。
问题的根源
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教育中最具挑战性的难题，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直接原因均为农民进城务工，导致家庭教育缺失。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源则在于现代化的规律性客观因素以及我国特有的经济社会与教育体制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就目前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发展看，呈现出某些客观的规律性特征。首先，以工业化与城市化为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城乡之间迥然相异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精神气质，使得富有效能、活力和发展机会的城市犹如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居住在闭塞、落后的乡村的人们。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部门，由此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意味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社会从农村和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转向以城市和工业为主的生活方式。［9］其次，在工业化与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农村社会变迁也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农村与城市相接触，不用太久，农村就会朝着商品化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城市化”［10］，无论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都会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以家族和亲缘关系为轴心的人际关系日趋淡薄，改变了农村家庭社会互动网络与方式，使之本就匮乏的社会资本愈显弱化。日益加剧的社会流动与农村城市化，使得社会资本匮乏、缺乏市场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农村家庭，在由传统乡村“熟悉的社会”［11］逐渐向城市社会陌生人世界转变的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家庭背景，主要是父母亲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或者说父母亲教育资本的多少，在任何时代和制度约束下，都显著而直接影响着子女的受教育资本”［12］194，进而影响其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因此，农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弱势对子女教育和成长产生阻碍作用，仅仅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很难改变这种“上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的弱势［13］。
第二，在我国所特有的全面而快速的社会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同步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因长期实行的“城市偏好”的政策导向，加剧了农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弱势状况，短时间内难以扭转，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其家庭教育资本的投入和科学理念的培育及实施。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我国的社会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同步推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仍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为支持赶超式的重工业发展战略而采纳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户籍管理制度及其附着其上的各项社会福利制度及就业制度，因为“路径依赖”的刚性作用，至今仍横亘在农民进城之路上，衍生出我国所特有的错综复杂的“三农问题”。在市场经济竞争和信息时代“数字区分”现象［14］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民家庭社会经济的弱势地位尤为突出。尽管以城市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的深入拓展、信息时代迅猛发展的交通通讯和现代传媒、外出打工和都市生活的经验及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带来了农民现代性的高涨，但这只不过是都市现代化在农村的折射，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我国农村现代化远未完成，且处于一种严重的不均衡状态中。［15］表现在家庭教育方面亦是如此。由于优质教育指导的极度匮乏，以及城市良好就业机会的排斥，而产生的新“读书无用论”等消极思想的影响，我国农村社会在转型期逐渐丢弃了“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加之农村社会变迁中，“学校教育的日益制度化与神圣化、家长文化水平及教育能力自我认同的低级化，也导致如今的许多家长开始将教化子女的责任推向学校和社会”［16］，家庭教育对孩子未来发展所需综合素质的培养全无概念。在功利的片面现代化的滚滚洪流中，农村家庭教育既失去了传统家庭教化的作用，又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全面发展的人的培养需求，与同时态的城市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高度重视与丰厚投入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我国教育改革中难以撼动的“唯升学教育”［17］的应试体制，因农村孩子除了高考以外缺乏更好的向上流动的渠道，而在农村地区更加强化。同时，受农村学校教育资源短缺、“缺乏了好的教师，感受不到有意义的教育”［8］以及课程内容远离农村生活实际等因素影响，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孩子中普遍存在厌学现象①。除少数具有较强求知动机、学习兴趣和应试能力的孩子，能够凭借个人禀赋及勤奋而通过高考实现“离农”愿望外，大多数人都要另谋出路，且其实际文化程度常低于文凭证明。农村家庭教育资本在代际传递中积累缓慢，明显不利于农民子女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成为仅次于户籍制度影响的重要因素。“不管是在教育资本的获得，抑或是职业地位的获得上，中国社会在2000年之后，都强化了家庭背景的作用，社会流动的先赋性因素提升了社会预期功能。这种情况增加了中国社会的不平等性，导致阶层继承的代际继替性。”［12］195此类社会现象对农村的直接影响则是，一代又一代的农民作为“自己的孩子的教育者”［18］，将延续着农村家庭教育的困境，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既难以改变个体的命运，更无力改变农村社会发展的困境。“外部世界逼迫农民走出传统社会，但却不愿痛快地接纳他们。农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陷入了某种困境”［19］，于是就有了“粮食是问题，但不是粮食问题”［20］、“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21］等看似悖论的真知灼见。而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教育面临的困境，也不只是农村家庭本身的问题，更是错综复杂的“三农”问题与教育问题的综合反映。
困境突破的基本思路
如果我们承认“家庭福利是社会福利的基础”、“良好的社会最终还是要靠它的公民的品质”的话，［22］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循环：当转型期的农村家庭教育因农村社会发展的困境而面临一系列困境和问题时，农村孩子的个人发展也陷入困境之中，反过来又加剧了农村家庭和社会发展的困境。其影响所及，不仅关乎一个数目庞大的儿童群体的现在与未来，更关系到农村社会及至整个国家的发展，迫切需要实现一定意义上的突围。就基本思路而言，一方面有赖于整个社会的成功转型、农村社会的顺利发展、“唯升学教育”思维的根本改变以及农民群体文化水平和教育素养的提高等有利因素的增长；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农民个体的自觉意识和主动行为。从外部因素看，首先要改变目前资源配置极不均衡的以农村凋敝为代价的城市化趋势，科学有序地推进农村社会转型，彻底破除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的障碍，纠正行政管理体制弊端，在“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3］的现代化理念指导下，“促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24］，从源头上消除亿万个农村家庭的奔波与分离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为农村家庭和农村教育困境突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
其次，要改变全社会功利的教育价值取向以及教育的“工具性作用”和“筛选”功能［25］，适应时展的趋势和要求，培养“整个的人”［26］，“努力去影响孩子和青少年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生活能力的人，而且在每一方面都具有能力：身体能力和心理能力；社会能力和职业能力；道德能力和精神能力”［27］，使农村孩子不论将来是进城还是留乡，都能“获益于旨在满足其基本学习需要的受教育机会”［28］109，并终身保持学习的兴趣，不断提高自我教育和社会生活以至世界生活的能力，为农村家庭教育困境突破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最后，要努力促成农村大教育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充分发挥学校、社区、政府机构、志愿者组织等外部力量与家庭教育的联动作用，营造良好的农村文化环境，扭转不良社会风气，为农村家庭教育困境突破提供有力的社会支持。而从农民个体因素看，无论外部环境如何，无论发展的条件是否具备，家庭教育每天都在发生着。
实现农村家庭教育困境突破的主体力量在农民自身。农村父母首先要加强对家庭教育尤其是早期教育的重视程度。“人口质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受了更多的教育”［29］，而“家庭是一切教育的第一场所，并在这方面负责情感和认识之间的联系及价值观和准则的传授”［28］96，特别是“幼稚期（出生至7岁）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30］因此，父母必须具有早期教育和自我教育的意识，关注儿童与生俱来的“吸收”能力［31］，“会自觉不自觉地模仿父母的言语、思维方式和价值逻辑”［6］309，既要言传更要身教，并重视“儿童在成长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情感的发展程度”［32］，为其适应学校生活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指导。其次，要充分认识自身和农村所具有的独特教育优势，相信自己能教育好孩子。作为农民，受教育程度低，社会地位不高，这是历史和社会因素造成的。农村父母对此要有正确认识，树立起“无有农夫，谁能活天地间”［33］的自豪感，尽管自己只是平凡的小人物，“终其一生也许都不能积累很多的财富，也可能一辈子都默默无闻”［34］12，但如果“能把坚韧、细心、勇敢和对生活的热情都传递给孩子……把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好的人生经验和品质积累下来，留给孩子”［34］12，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而自然、质朴、展现着天地万物的整个过程及其生命美感的农村生活，与这种吃苦耐劳、踏实奋斗的农民品质，正是农村家庭教育的优势所在。
最后，要正确认识时展的趋向，不断学习，提高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能力。如果说“过去存在若干长者，凭着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日渐积累的经验而比青年们知道得多”［35］85，现在却不再如此。急剧的社会转型、迅猛的社会变迁、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激发了年青一代前所未有的活力和走出家门的斗志，父母在家庭中凭着传统因素而确立起来的权威被逐步消解。农村家庭教育的有效出路将取决于父母能否适应“后喻文化”的要求，“反过来向晚辈学习”［35］27，以自身热爱学习的态度和自我教育的成效影响子女，并利用年轻一代“广博而新颖的知识”共同“建立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未来”［35］98。
适用于现阶段的具体对策
在上述各方面因素需长期奋斗和争取并要经过代际积累的过程才能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情况下，要有效解决现阶段农村家庭教育中最为急迫的问题，可从社区这一“社会政策重要的和基本的操作单元”［36］入手，充分发挥其社会资源动员机制和社会服务递送机制，以使政府相关政策有效落实，并运用全社会的力量，为农民工随迁子女与留守儿童提供优良的教育援助和家庭支持，着力提高广大农民的教育意识和水平，切实取得转型期农村家庭教育困境的重大突破。“天下间无一人不位处并生活在社区之内”［37］。作为一定地域范围的社会共同体，社区与城乡居民息息相关，以其特有的社会服务功能凝聚居民共识，增强认同感与归属感，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与公共服务不同，社会服务是针对社会成员所发生的特定困难而开展的帮助、扶助或支持等活动，具有“人格化、行动指向的特定性和具体性”等特点，因人而异，因人的不同困难而异。［38］具体到农民工随迁子女与留守儿童问题，社区可提供的功能机制主要如下。
第一，社会政策资源的动员机制。针对农民工随迁子女与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缺失问题，所需社会服务涉及多元主体和多类资源。除政府资源外，还有各类志愿者和社会物力、财力等。城乡社区主要“在社会政策资源的筹集、吸纳、整合和分配中担当中介作用”［36］，一般由社区内的政府组织和社区自治组织来承担，并通过三种途径动员各类资源：（1）组织社会各界募捐；（2）运作公益性项目，争取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的经费支持；（3）招募志愿者并组织协调其行动，比如为到社区从事社会服务的学生志愿者提供一定的信息引导、技能辅导和统筹协调，使之能够有效有序地开展活动。
第二，社会服务组织的催化机制。从国际经验看，具体生产和传递社会服务的是运作于社区的各类功能性的服务组织，特别是那些非政府和非营利的民间组织，通过志愿者行动，已成为社会服务的主体。此类组织的培育和成长需要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并降低门槛，加以鼓励和催化。国内社区在这方面的相关探索业已展开，如昆明市最大的城中村船房社区所成立的“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站”，就是在中国发展基金会“关注流动儿童、促进社会融合”的项目扶持下，与负责该社区治安的昆明市西山区西华派出所和微软中国公司合作推动的。微软中国公司还和社区里的一所民办学校合作，设立社区学习中心，成年人也可在此学习计算机技能。［39］社区中心多元化的活动和教育方式，适合不同年龄与兴趣的孩子需求，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提供了一定的成长支持和技能培训。
[关键词]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对策
一、重庆乡村旅游资源基础及市场规模
乡村旅游是一种以传统的农业经济和乡村资源为基础，以城市居民为巨大潜在市场，满足都市人享受田园风光，回归淳朴民俗欲望为目的的旅游产品。传统的农业资源借助这种产品能够实现更高的附加值。重庆自古就是物华天宝、人文荟萃之地，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底蕴和社会人文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乡村旅游资源。从田园风光、乡村聚落、乡村建筑到农耕文化、民风民俗、节庆文化；从农业观光到农产品品尝、购物；从传统农业生产到现代化高效农业等等，均有可开发的旅游资源和旅游景观，为重庆乡村旅游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
重庆具有区别意识的乡村旅游自2000年才开始自主发展，现已具有一定的规模。2006年，重庆市乡村旅游接待游客总人数达1676万人次，占全市国内旅游接待人次数的24.69％，实现直接旅游总收入9.3亿元。目前，全市共有乡村旅游景区（点）数2470个，客房数总量74208张床位；全市被命名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的单位共12个；直接吸纳农民就业人数5.3万人，间接提供劳动就业岗位12万人；到2010年，全市旅游农业游客总量将达到1850万人次，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1%，预计约占当年全市国内旅游总人次的18.5%，重庆乡村旅游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二、重庆乡村旅游市场发展模式及其面临的挑战
乡村旅游发展具有强大的综合带动、文化交流、信息流通和辐射功能，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载体。目前，重庆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大致有五种：(1)农家乐及乡村饭店发展模式。重庆乡村旅游发展主要以农家乐作为载体，全市的“农家乐”数量已多达3650余个，年接待游客量达到1000余万人次，占重庆乡村旅游旅游收入的85%左右。此外，还有部分乡村饭店在传统农家乐基础上发展起来，主要分布在“一小时经济圈”区域。(2)生态及高科技农业园模式。该模式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明显，发展势头良好，是重庆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模式。主要分布于重庆市现代农业园区（渝北）、重庆生态农业科技产业示范区（北碚）、重庆市农业科技博物馆、巴南区百里生态农业经济长廊、万州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园等。(3)森林公园模式。该模式是我市乡村旅游发展的最原始形态。主要分布于南岸区南山、沙坪坝歌乐山、北碚缙云山、江津四面山、南川金佛山、万盛黑山谷、武隆仙女山森林公园等。(4)古镇民俗节事模式。主要分布在各级历史文化古镇和民族风情村，如重庆美丽乡村嘉年华、土家族摆手舞节、垫江牡丹节、三峡柑桔节、永川茶竹文化节、北碚静观腊梅节等。(5)景区带动型模式。主要是指以重点旅游景区为核心，把景区的部分服务功能剥离出来，吸纳周边乡村的农民参与旅游接待和服务，从而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形成旅游景区和社区经济的互动发展。如南岸南山片区、长寿户片区、武隆仙女山片区、金佛山片区、东温泉片区等均属这种模式。
重庆是拥有8.2万平方公里土地、3000多万人口的年轻直辖市，大城市与大农村的二元结构十分明显。目前，重庆发展乡村旅游面临着以下问题：(1)乡村旅游模式发展不平衡，配套功能服务产品不齐全。目前，除农家乐模式较为成熟外，其他乡村旅游模式如生态农业园、森林公园、民俗节事旅游等在产品规划、建设、包装、宣传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旅游配套服务设施不齐全，不能满足游客的多层次需要。（2)乡村旅游产品档次较低，乡村核心文化挖掘不深入。很多乡村旅游产品无法反映农事农艺、乡村生活、乡土习俗、劳作体验等乡村核心文化内涵,更缺乏具有参与性、知识性、娱乐性，能充分展示“村野文化”的旅游活动内容。（3)乡村旅游产业效益不高，经济联动效应不明显。乡村旅游理应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源和加速器，但目前重庆市乡村旅游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还不高，所占比例偏低，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拉动作用不够充分。
三、重庆发展乡村旅游的对策建议
首先，因地制宜地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以市场导向配置资源，引导乡村旅游向优势地区集中。加强“一圈两翼”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分类指导和协调，架构“一环四走廊”的都市田园型乡村旅游发展格局，促进乡村旅游的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积极推进“渝西经济走廊”乡村旅游发展,加速推进渝东南“乌江画廊/武陵山区”新农村旅游，推进乡村旅游产品从“单一”向“个性化”转型，旅游经营从“单体”向“规模化”升级。
其次，深入挖掘乡村文化体验性内涵，创造差异化的特色品牌项目。充分利用乡村旅游主体行为上的参与性特点，在乡村田园风光景观意象和农耕文化意象突出的地方，开展生态型农业观光园，让游客参与农作劳动，体验农事之趣；针对乡村旅游文化层次上的高品位性特点，挖掘乡村民俗文化意象，设立民俗风情区，开展一系列游客参与性较强的民俗文化体验恬动。
第三，维护乡村景观的原真性，避免出现围城效应，确保重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旅游者参与乡村旅游活动，贪图乡村特有的乡土文化，他们所荷载的异域文化会与乡土文化产生互动过程，有时在很大程度上会诱发乡村固有文化的演化与变迁。这会破坏乡村的原真性意象，从而降低乡村吸引力，最终导致乡村旅游根基的动摇。因此，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来维护乡村特色景观的传统性和原真性；必须认真贯彻“开发与保护并重、开发服从保护”的旅游业发展方针，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走生态文明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冯淑华沙润:乡村旅游的乡村性测评模型——以江西婺源为例[J].地理研究，2007（5）
乡村旅游是把农业与旅游业结合在一起，利用乡村景观和农村空间吸引游客前来观赏、游览、品尝、休闲、体验、购物的一种新型农业经营形态，即以农、林、牧、副、渔等广泛的农业资源为基础开发的旅游产品。近年来，我国各地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据调查，迄今已有至少1万个村、约300万人口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致富，乡村旅游已成为旅游业新的成长点，成为带动农村脱贫致富的亮点，但其总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一些方面还有待完善。
从宏观环境来看，在国内很多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并具特色的地方，当地政府已把兴办乡村旅游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手段之一，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然而，出于扶贫解困等目的，部分地区违背了旅游资源开发和市场发育规律，造成对自然旅游资源和原生传统文化的损害，不利于乡村旅游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从资源开发来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多彩，但部分投资主体的市场认识狭隘，过于注重现实需求，追求短期利益，对资源只进行表层开发。有些地区急功近利，甚至放弃自己的原生态文化和民间资源，造成资源浪费和流失；有些地方为建设观光型农业科技园，盲目引进技术和资金，但效益不高；有些地区片面强调对乡村自然资源的开发，忽视对乡土文化、乡村民俗等文化内涵的开发。
从产品结构来看，目前各地的乡村旅游均在向集观赏、考察、学习、参与、娱乐、购物和度假于一体的综合型方向发展，但产品类型和内涵都有待加强，以进一步提高产品品位和延长产品生命周期。例如，部分以农事活动为依托的传统观光型农业旅游产品，仅停留在游客入园摘果、采茶和赏花上，可供游客参与的农业生产活动和娱乐活动不够；部分以民俗风情为依托的乡村文化游，仅限于住“农家屋”、吃“农家饭”、游“民俗村”，知识性和趣味性不强。
从经营管理来看，由于乡村旅游业从业人员缺乏必要的管理培训，市场竞争意识不强、经营理念缺乏、相关业务技能和管理经验能力不足，跟不上市场发展的要求。经营者更乐意在建筑、设施、设备上花钱，而对吸引游客至关重要的一些因素，如地方特色、乡村环境、服务水平与质量等往往重视不够。
总体来讲，乡村旅游具有旅游行业的一般特征，即劳动密集性高、关联带动性强、就业门槛低、就业方式灵活等，这些特征使乡村旅游具备了产业化发展的条件。随着旅游者对乡村旅游品种的多样性、内容的丰富性和体验的差异性要求的提高，乡村旅游也要因时而变，提质升级，在“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思路的引领下，乡村旅游应逐步过渡到旅、农、工、贸综合发展，走上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以持久地发挥乡村旅游振兴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作用。在具体实施产业化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乡村旅游应关注以下方面的内容：
——提高产业化认识是乡村旅游产业化经营的前提。中国农村受土地分散的影响，乡村旅游项目类型多，但规模小，没能组建成大的旅游企业集团，未能形成旅游服务六大要素（食、住、行、游、购、娱）一条龙的产业体系，影响了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有不少经营者忽视了乡村旅游发展的部分重要环节（农业资源基础、旅游基础设施、卫生环境等），简单认为通过开发现有农田、果园、住宅便能建成一个乡村旅游区。乡村旅游产业化是乡村旅游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要实现乡村旅游特色化、规范化、规模化和品牌化经营，就必须提高乡村旅游地政府、企业、农民的产业化认识。
——加强政府主导与科学规划是乡村旅游产业化发展的重点。为丰富乡村旅游活动、规范乡村旅游业发展、扩大乡村旅游发展规模，从资金的投入、乡村旅游地方标准的建立、基础设施的建设到人员业务培训等等，各个方面都离不开各地各级政府的主导。加强政府主导，对乡村旅游进行统筹安排、科学规划，既可减少乡村旅游的投资失误，避免无序开发和重复建设，又可以实现区域城乡之间的优势互补，促进乡村的健康、稳定发展。乡村旅游规划应重点解决以下问题：一是乡村旅游布局区位的选择，二是乡村旅游的产品设计，三是乡村旅游的容量确定，四是乡村旅游市场特征与需求的分析，五是乡村旅游地形象的确定。——建立利益联接机制和联动发展模式是乡村旅游产业化健康发展的关键和核心。政府、企业、农民等主体在参与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结成了一定的利益关系，经济利益是其追求的共同目标。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近年农业产业化实践中出现的诸如合同制、合作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利润返还等多种利益联结方式，促进企业与农民的分配机制由松散型向紧密型利益共同体转变，与农民在产权上结成更紧密的利益关系。此外，通过发挥乡村旅游的乘数效应和拉动功能，可形成以旅游业为中心的产业链，建立旅—农—工—贸联动发展模式，从而推动农村产业分工。由乡村旅游延伸开的产业链包括：旅店经营、种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运输业，甚至装修业、建筑业和文化产业等。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应围绕乡村旅游这个龙头开展各项产业活动，并带动信息、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
——提高组织化程度是乡村旅游产业化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根本途径。乡村旅游要向更高层次发展、取得更大的顾客满意、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提高乡村旅游企业的组织化程度。然而，由于乡村旅游企业的经营者多为当地农民，其组织化意识不足，且乡村旅游企业年限均较短，因此，提高乡村旅游企业组织化程度将是一个长期的阶段，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在乡村旅游组织化发展过程中，要把握好几个关键点：首先，要以旅游者为导向，始终把旅游者排在首位，以此牵引各方的积极力量；其次，要直接面向市场，规范乡村旅游企业的规则和制度、提高乡村旅游企业成员的素质，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再次，需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摸索出适合当地条件的发展模式，不可盲目照搬其他企业、地区甚至国家的发展经验；最后，要寻求规范化、规模化发展，乡村旅游企业多为个体经营，在寻求规范化、规模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及时地做出变革，变革重点在于旅游者导向基础上的企业经营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如何、乡村文化建设得如何，事关农民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事关乡村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事关和谐社会在农村的构建。中国乡村文化在新世纪面临全新的发展机遇。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乡村文化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也使乡村文化建设成为全面小康的重要指标之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为乡村文化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着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通过农民辛勤劳动和国家政策扶持，明显改善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现代文明的全面融人和发展，热切呼唤从乡村文化建设切人，探寻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路径。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乡文化建设的差距日益拉大，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产品及其文化服务虽然在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的艰苦努力下有所改变，但尚未从根本上按照和谐社会的要求，全面协调发展，乡村文化建设在整体上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地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或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也因考量指标的影响而忽视乡村文化的建设，有的地方甚至只字不提乡村文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联系。我认为，没有文化全面渗透、全面支撑的城乡一体化是片面的、蹩脚的一体化。不能从思想文化上关心农民的精神需求，关注农民知识文化素质的提高，关切农民的文化承传与创造，是难以从农民的心性发展上表达社会的文化关怀和文化责任的。一方面，社会文化成果享有的不平等，必然进一步扩大城乡差别，造成乡村新的知识贫困、科技贫困、智力贫困；另一方面，乡村所蕴含的巨大而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将会被忽略而失去文化魅力。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不是集中在城市(城市是现代文明的典型代表)，而是体现在乡村。现代城市加速扩张的危机日益明显，“城市病”日趋严重，向自然回归、远离都市、重返乡村，已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一个趋势。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加速发展乡村文化不仅是解决城乡矛盾的路径之一，而且是保证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不致泯灭的战略举措。
怎样发展乡村文化?完全依靠政府加大投入，像城市文化建设那样修建图书馆、群艺馆、大剧院、电影院等，在现阶段是很难做到的。最近，我们在成都一些乡镇调查发现，为精简机构裁员，不少乡镇文化站被合并，文化站工作人员也被裁了，公共文化事业设施不够健全，有的镇电影院成了危房。我们相信，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在完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同时，国家将会加大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彻底改善和提高农民的文化生活质量。但在目前国家对农村文化建设投入较少的情况下，我认为，绝不能“等靠要”，而应抓住国家加速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机遇，积极推动乡村文化走上产业化道路，利用乡村文化资源优势，改变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把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乡村文化产业化将会改变传统第一产业(种植业、畜牧业等)的经营观念和产业格局，扩展农民职业内涵，农民不仅可以耕田种地，而且可以从事文化旅游、文化服务、民间工艺加工、民俗风情演展等第三产业，使农民的社会身份发生深刻变化。这不仅可以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劳动素质，调整和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增强乡村市场竞争力，而且将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
文化产业在乡村的发展和壮大，是富有超前战略意识的举措。中国乡村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从总体上审视，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承载千百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乡村文化，显示出无比诱人的文化韵味。它与现代城市文化形成了强烈反差和对比。这正是乡村文化吸引城市市民和异地游人的地方。如果我们在地域性、个别性、差别化方面整合乡村文化资源，予以优化配置，就能形成市场竞争力和文化竞争力，打造出独特文化品牌。
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历史人物、神话传统、民间故事、民间艺术、民间工艺、能工巧匠、竞技游艺、民俗风情、村寨文化、园林艺术、民居艺术、古镇风貌、祠堂庙宇、乡村教育、风味餐饮、生活智慧等等，保存着中国农业文明的文化因子，展现出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价值和文化魅力。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首先应对这些资源进行盘点梳理，摸清家底，做到资源清楚，然后按照优先发展原则，对具有浓厚文化特色的资源进行产业转化；对一般性的具有生长可能性的文化资源维持伏，不宜匆忙开发；而对那些非转化资源予以有力保护，绝不能破坏性开发，以确保乡村人文生态的平衡。对这三种资源分门别类和科学开发，有利于乡村文化事业的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乡村文化产业持续健康推进，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和发扬。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现代传媒信息、现代生活方式不断进入乡村，农村和小城镇民风的民俗正在逐渐消逝。这一方面，让农民享受到了现代物质文明成果，是全社会整体进步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乡村特色文化也会因民俗风情的失落失传而失去独有的文化意味。因此，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应有意识地对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俗风情进行现代性改造，吸收传统民俗文化中科学有益的养料，培育村民们的文承传意识，开展民俗风情演艺，吸引社会公众前来参与体验。在这一过程中，绝不能把农村落后现状等同于原生态文化，把原汁原味当作文化底蕴而不按照现代人的心性需求和审美观念来加以改良改革。因此，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不是和盘托出某种文化资源，而是按照现代产业生产要求和规律，根据文化消费市场的变化，精心呵护乡村文化，精心打造乡村文化，精心发展和丰富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产业要立足市场、走进消费，面临着多样化的路径选择。一是可以通过特色乡村文化旅游来推出文化产品(这与交通状况密切相关)，吸引城市和外地游客前来感受独有的淳朴的乡村生活风味；二是可以通过体验经济来多样化展现乡村文化的参与互动魅力，将乡村生产、生活、民俗、农舍、休闲、养生、田野等系统链接，打造乡村文化产业链条；三是开发乡村石器、木器、竹器、藤器、草编、剪纸、泥塑、砖雕等土特名优工艺品，组织农民进行特色文化产品加工生产和经营；四是组织乡村歌舞、乡村竞技、乡村风情、乡村婚俗、乡村观光、乡村耕织、乡村喂养等表演和竞赛活动，提供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化服务；五是开展乡村休闲娱乐、地方风味餐饮、感受乡村生活等活动，为城市老年人、为国外旅游者提供居家式服务和自助式生活服务；六是开展乡村文化历史文化展览，生动系统地反映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的特色和历史，开辟针对中小学学生的乡村文化教育基地，等等。这些经营方式，仅是乡村文化产业的基本模式，在实践过程中，应鼓励和支持乡村文化产业运营创新。因此，我们的创意、策划、咨询机构和文化艺术专家应重视乡村的建设，走进田野，走进村寨，提供智力支持，帮助和扶持乡村文化产业的项目定位、产业布局、经营管理和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站在城乡统筹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高度，科学发展乡村文化产业。
中国乡村文化是一片广袤的富矿，蕴含着无限的文化生长空间和市场拓展空间。各级政府、国有和民营企业乃至跨国公司完全可以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中大显身手、大展宏图。乡镇基层组织应具有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眼光和创造激情，绝不能“守着金饭碗讨饭吃”。浙江横店农民利用山川风物，打造逼真度高、价格低廉、风格多样、服务周到的中国影视拍摄基地，修建出万里长城、故宫、19世纪南粤广州城等场景，不仅为拍摄影视服务，而且成为新的旅游休闲景区，创造了震惊海内外的“横店模式。山西晋中榆次后沟村因有保存完好的古村落，一跃成为吸引海内外游客的黄金旅蝣点。后沟村为此成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基地。全国各地有不少被文化部命名的特色文化之乡，如“风筝之乡”、“唢呐之乡”、“竹编之乡”、“陶艺之光”、“剪纸之乡”等，这些特色文化的建设一旦与产业融合，必将创造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这里的商机无限，这里展现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亮丽曙光。
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壮大，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题中之义，是发展农村文化生产力的现实命题。我们应把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当作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突破口来抓。只要破题了，实践的回答无疑将会激动人心，成效显著，前途光明。
系统的外部条件：宁夏D乡的基本状况
（一）社会经济现状
D乡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曾处于沙漠地带，饱受干旱和沙尘暴的侵扰，但地势平坦且临近黄河，因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自治区政府吊庄移民政策①的规划地区。D乡属于回民区，2008年总人口42136人，回族占60％，计划生育政策的松动和地区传统重男轻女思想，导致单位家庭孩子数量相对较多。回族民众笃信伊斯兰教，全乡各处伫立着大大小小的清真寺，回汉文化多元并进。多年的经济整治使得砂质土壤得到改良，再加上黄河灌溉和搬迁时统一规划的水渠系统的使用，D乡逐渐成为适宜种植和居住的地区，以农业为主，主要作物为玉米、小麦和经济作物枸杞，同时还有少量的畜牧与养殖。由于地理上的交通便利和临近首府银川、西安和兰州等大城市，近年来进城务工的农民越来越多，得益于现代化的趋势和经济增长的拉动，D乡近年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劳务需求和人工费的增加使得该地区农民收入普遍增长。据当地政府网站公布数据显示，D乡2009年有6000多人外出务工，劳务收入2800万元，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务工浪潮，给D乡经济带来了发展。
（二）义务教育政策的基本实施
在全国范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与此同时，D乡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农村教育，除法律规定的普遍性政策之外，还具有许多政策上的独特之处。首先，致力于中西部地区的“两基普九”。为贯彻推进西部大开发，国家提出实现西部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目标的“两基”计划，少数民族教育成为“两基”攻坚的难点。行走在D乡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基础义务教育重点普及地区的标语，D乡共有完小9所，遍布全乡26个村庄，完中一所，基础教育学校体系基本完善。其次，农村义务教育的“两免一补”。国家从2001年开始实施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就学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即“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2006年又从西部地区开始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D乡所有中小学生均享受了基本的两免一补政策，学费书本费均由国家承担，上学成本普遍不高，即便存在一定的日常开支，相对该地区近年来平均工资和人均收入而言也不算很多。再次，民族地区的教育政策倾斜。民族教育政策倾斜的支点则在民族基础教育。［3］D乡回族学生在入学升学方面均享有优惠政策，以中考为例，回族学生可以有30分的加分政策，同时在入学和录取上也享有优先保障。日常生活中，政府的“鸡蛋工程”让所有学生每天可以得到一个鸡蛋作为早餐。从2012年起，政府还启动免费午餐的工程，而D乡作为试点地区提前享受到这样的补助机会。
系统的反常输出：义务教育政策下D乡的初中辍学现象
无论是国家整体推行的教育政策，还是落实到民族农村地区的具体政策倾斜，其基本出发点都意在维持所有“适龄儿童接受教育”这一基本目标，而当既定政策目标群体的学生出现流失之时，政策本身也就出现了失灵。目前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农村学生辍学现象就是这种教育政策失灵的体现，而宁夏D乡则尤为明显。以全乡唯一的D乡中学为例，学校共设有七八九三个年级，2010年的在校学生人数为2400人，根据笔者对2010年新入学的七年级其中一个班级为期一年的跟踪观察显示，从2010年9月入学时全班人数63人，到2011年6月学年结束之时全班人数51人，一年期间辍学人数达到12人，其中男生9人，女生3人，汉族2人，回族10人，男生占总辍学人数的比例为75％，回族占总辍学人数比例为83％。同样的现象反映在学校2010年入学时的统计数据中，如表1所示：首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入学成本的降低，D乡中学尚处在义务教育政策阶段的初中生却出现了辍学人数逐渐增多的反常趋势，并且此增长一方面是辍学人数的绝对数字的增加，另一方面是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辍学人数也增加。八年级和九年级的辍学率分别达到17．4％和25．5％，这一指标远高于同期其他省份辍学率，也远高于国家“两基普九”规定的3％的辍学率警戒线。其次，尽管存有地区落后观念和家长的影响，但多数学生辍学属于主动辍学。辍学生离开学校，与家庭经济负担没有直接关系。［4］在同期进行的对家长和学生辍学的访谈记录显示，有73％的学生认为其辍学是自己的决定，且71％的家长对学生辍学持坚决反对态度，可见地区观念和家长作用对学生辍学即使起到间接影响但也没有决定作用。在经济困难时期，农村青少年更多的是因为贫困而辍学，是被迫辍学；反之在经济发展时期，更多是因为眼前的社会经济利益而辍学，是主动辍学。［5］调查中还发现，民族基础教育的政策倾斜并没有减少回族学生辍学的可能，相反回族学生辍学率远高于汉族，八年级辍学人数中回族135人，占88．2％，而在九年级辍学人数中回族占72％。在回族和汉族都具有的重男轻女思想的农村地区，以往女生为主的辍学现象被男生辍学人数远多于女生的现象所取代，八年级辍学人数中女生只占36．6％，而相反男生辍学人数达到97人，占63．4％；九年级中辍学男生则占辍学总人数的52．7％。
系统输入：对D乡辍学学生和教育资源的考察
（一）要求输入———学生的辍学逻辑
在尝试辨析影响学生做出辍学决定的因素时，单靠分析访谈学生自身提出的辍学原因是不够的，为减少这种主观性的偏差，笔者通过学生提出的辍学原因和实际辍学去向两组调查数据来分析，有33％的学生认为是学习困难导致信心丧失，无法继续念书；30％的学生认为读书无用是自己辍学的原因；26％的学生认为家庭困难是自己辍学原因；还有小部分因为身体等客观原因而辍学。而辍学后去向，其中有56％的同学外出打工，22％的同学在家打工，6％的同学去清真寺念经，还有小部分同学结婚。在这两组数据中可以看出学生辍学的隐性逻辑：学习困难容易导致普遍的厌学情绪，并且在朋辈交流和信息媒介的发展下得到传播，而这种信息传播和流动机会的增加助长了学生经济社会参与行为，在D乡主要表现为学生周末常常跟随父母进城打工，枸杞收获的时节，平均两元钱一小时的人工费也使得大量的学生课余打工，更有甚者逃课旷课去打工挣钱，由于往来交通方便，许多学生出走银川、兰州等大城市，脱离校园走向社会。
（二）支持输入———基层教育资源的缺乏
首先，经费投入的不足。教育事业赖以发展的基础是经费投入，［6］经费作为义务教育政策系统的支持性输入，在我们这个穷国办大教育，教育事业适度超前发展与教育投入不足的矛盾将长期存在，甘肃和江苏的校车事件可见一斑。宁夏D乡虽已基本建立遍布全乡的小学体系，但在笔者走访了解过程中，无论是学校建设还是教师工资都存在严重的资金缺乏，虽然国家普及的两免一补和地方性的“鸡蛋工程”和“免费午餐”体现出国家在教育经费上的大力支持，但此种支持远远无法支撑完善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的开支，且还要考虑过程中可能有的教育腐败和资源浪费现象，由中央层面下放的教育投入，经由一级级政府机关的层次扣减，到最后留给基层部门可利用的资金非常有限，而作为这个体系当中最底层的学校和教师，可利用的资源更是少得可怜。其次，师资力量的缺乏。资金不足往往伴随着师资缺乏，年轻教师流失的原因大多都是出于经济考虑，而这种师资不足又导致教师教学任务沉重。2010年D乡中学有学生2400人，40多个教学班，并且这个数字会随着吊庄移民地区搬迁人数的增加和人口出生率的居高不下而逐年递增，而学校的教职工人数却只有142人，除去后勤部门外，能担任教学任务的教师不足百人，因而在教学任务上，平均每一专任教师负担学生数为20～30人，远远高于2009年宁夏平均16人的水平。［7］此外教师流动和流失频繁。一方面由于学校缺乏教师，因而许多从县城和其他地区“借”来的支教老师和交流老师都担任了主课教学任务，这些临时性老师经常性的交换流动使得教学工作存在断裂，对学生学习及心理成长产生消极作用。另一方面业已入职的年轻教师存在大量流失，无论是考取公务员还是研究生，抑或是到更好的县城和市区求职，在导致师资力量不足现象更严峻的同时，也给学生们带来不良的示范影响。
（三）隐性输入———现代化与经济发展
从教育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民将教育看作一种投资，这种投资可为接受教育的人带来货币收益（如未来较高的工资），因而在教育成本和教育收益之间的权衡成为学生是否辍学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普及，教育的资本价值大大降低，读书不再成为出人头地前途似锦的唯一方式，世代经学的传统不再具有政治和经济的现实意义，如今人们更愿意认为“遗子一经，不如黄金满籯”。现代化还打破了传统的伦理格调和社会观念，民众对现实利益的追逐兴趣远胜于教育精神，当外出打工的流行和务工人员普遍收入增长的现象出现时，近在眼前的经济利益显然比作为长期投资且存有风险的教育更具有吸引力。此外农村人口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大家都沿着相同的轨迹生活，教育改变生活的示范和刺激效应短期难以实现，相反打工挣钱带来的现实收益和示范刺激效应却很快对学生和家长产生影响。
政策执行系统：D乡义务教育政策执行分析
即使存在着学生厌学情绪和读书无用论，以及教育资金和教师资源的不足和经济因素等影响因素，义务教育政策都有关于普及义务教育和抑制失学的预防措施，而原本可作为防止学生辍学的最后一道关卡的政策执行在最后关头失去作用，导致宁夏D乡大量辍学现象的产生。“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义务教育政策的形式内容、适用状况和社会理解程度，执行机构的具体执行和目标群体的接受程度，以及文化社会环境等都是影响义务教育在D乡成败的考虑因素，如图2。
（一）理想化政策：义务教育政策失灵
九年义务教育政策在国内实施以来，曾经取得了长期而广泛的成就，建国初的1949年全国学龄人口入学率仅为20％，其中文盲达80％以上，到2000年，全国总人口的85％实现了义务教育，初中阶段入学率达到85％，小学入学率达到99％。［8］然而任何政策，决不能有利而无弊，也不能历久而不变。教育系统在D乡的失灵源于理想化的政策与时代的脱节，时代在变，相应的政策和制度理应随之变化。
（二）目标群体：学生和家长教育认知
公共政策制定以后，如果政策目标群体不能正确理解公共政策的内涵、基本原则及其制定政策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或者公共政策理解发生偏差，则可能使公共政策执行行动发生偏差。［9］学生和高文盲率的家长对教育认知矛盾构成了对政策理解的摇摆，在诸如D乡这样的偏远的农村地区，一方面，厌学情绪的产生和“读书无用论”在学生和家长中间的滋长流行导致对教育的质疑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教育”价值依然受到传统的深刻影响，旧有的经学致用风气的传承导致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的理解产生矛盾和冲突，而这种情况下，教育的功利性出路和国家的资金支持就成为影响的重要变量。义务教育政策的失灵伴随的辍学现象客观上是由于利益刺激下学生的经济参与行为，而这种利益刺激，一方面来源于辍学带来的直接利益，另一方面来源于教育资源不足带来的间接损失。
（三）作为执行机构的政府部门和学校的偏差
一方面学校在政策执行中出现问题和失范。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指标是国家“十二五”规划新增的一项指标，即一个学校入学人数与毕业人数的百分比，这是义务教育政策中为了保障辍学控制而设置的一个特殊指标，而在D乡中学它更多地成为一个象征性的指标，使得它在控制减少辍学的作用上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吊庄移民地区的特殊入学政策导致“高龄学生”众多。调查中发现，该地区学生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而言年龄普遍偏高，存在大量高年龄低年级的个体案例，有70％的学生在吊庄移民搬迁至大战场后留级一到两年，而这种留级不是根据其实际知识学习状况，而是当地小学统一实行的留级政策，更有3％的学生从一年级重新读起，这种入学方式使得后来升入中学的很多学生普遍年龄偏高，甚至已经成年但仍未初中毕业的学生大量存在，这些“高龄”初中生成为辍学的主力军。再者，当地相关机构在义务教育政策执行中存在造假和腐败行为。2005年中央党校经济部的潘云良教授对全国十六个省市的义务教育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发现“两基”达标数据造假现象严重，地方政府通过编造假数据来蒙混过关，由于“两基”已成为政绩考核的一个标准，与人事晋升直接相关，甚至出现了“‘两基’不过关，乡镇干部一锅端”的说法。经济发达地区尚且如此，更何况社会经济尚在起步的D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用民族地区自主的“自由裁量权”解释政策以为自己谋私利，背离了原有政策的精神。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巧立名目，利用各种名义收取费用，给学生和家长带来恶性印象。与此同时还缺乏独立、多元和有效的监督评估，都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D乡的学生辍学现象。
自1982年以宪法明文规定的形式确立下来，这一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已走过了32年春秋，期间《土地承包经营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的颁行完善，不断丰富着这个制度法律层面的体系。然而，市场对农村地区资源配置越发起决定性作用，民工潮的兴起引起的包括土地抛荒，农村老龄化、农民兼业化和农村空心化等在内的系列问题，土地征收的无序化和随意性，无不考验着现有土地制度，其缺陷逐渐显露。一是所有权主体地位虚化。《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上述规定，明确了土地的法律产权主体是农民集体，由农民共有，而各级集体经济组织或者自治组织，只是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现，只能取得使用者主体地位。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集体不是法律上的组织，而是全体农民的集合，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的集合群体，这样一个无法律人格的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如何对土地有效监督管理?这便造成了产权主体的虚置化、模糊化。二是产权关系不明晰，部分权能残缺。产权是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可分解为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等权能。农民集体主体的空置化致使权利无法行使，而真正掌握着土地的农户又因为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无法享有对农地的抵押等权能，这便导致“集体有权无地，农民有地无权”的尴尬局面。土地产权关系上的不明晰，无形中损耗了农村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都是物权法规定的用益物权。用益物权具有占有、使用、收益三项主要权能，占有、使用权能不容质疑，但收益权能却难在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中得到真正实现。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缺失，致使农民无法对集体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进行合理合法的出让租赁等交易。《物权法》《担保法》等法律明确将我国宅基地使用权转让范围严格限制在集体组织内部，这便达不到最优资源配置的目的，导致收益权能的空置。三是土地流转的无序化与随意性，流转等中介服务不到位，相关市场尚未建立。土地流转方面，现行规定是相当模糊的，流转程序的规范性严重缺乏。《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土地承包权互换、转让，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物权法》的这一规定，如此的流转程序可能在实际执行操作中只是白纸一张。既然是自愿加上行政效率低下或审批的艰难，农户多选择私下签订流转合同。与此同时，土地确权制度的不健全又是流转不规范的一大原因。由于尚未建立起土地确权登记备案制度，致使土地的确权滞后，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给土地流转带来了不便与不稳定。流转市场体系缺乏系统建构也是一大障碍。流转交易的中介服务机构、相关的网络信息平台及专业队伍人才建设不到位，致使流转信息获取滞后供应方、需求方的需求，难以为双方铺路搭桥。土地流转缺乏市场体制的强力支撑难免会无序化和随意性。四是土地征收规则不明确，程序不规范，威胁着地权的稳定性。地权的稳定性是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根据《宪法》《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国家出于公共利益可以对集体土地进行征收征用，但需给予相应赔偿，这便是规则模糊性的体现。何为公共利益，如何进行鉴定等无不影响着征收的规范性。从产权主体方面进行阐释，农地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行政村和生产小组是其法人代表，而城市是全民所有制，国家和地方政府代表是其法人代表，由于农地产权主体的虚置化、模糊性。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和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笔者将结合上文提到的现有缺陷及国家政策的要求，对土地制度的完善提出如下建议。
(一)明确产权主体，解决主体虚置化问题。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所有权主体为农村集体。这便牵引出集体产权的概念。集体产权是指法律规定的一定集体性的农民组织享有对集体财产的所有权以及伴随而来的权利集合。由于村集体不同于法人，不是法律上所拟制、可承认的主体，所以这种法律规定的空置化带来的是权利行使的无主化，极大折耗着土地价值。笔者认为可以采取社区拟制化的办法，将社区同法人一样拟制化，然后在社区内部建立相关的权力、管理机构，代为行使权利，履行职责。这不仅解决了虚置主体的尴尬，又能充分表达农民意志，可以最大程度维护农民利益。
(二)完善土地权能，赋予更多财产性权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土地以前扮演的保障性角色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农民想要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源配置的环境下，最大化自己的收益权。而法律的缺失加之相关体制的不健全，致使抵押、担保等行为难以付诸实践。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那样，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这种政策上对宅基地全能的肯定完善，无疑是重要的。同样的，在承包地层面，要探索更多的收益权获取渠道，如股份合作制的农场建设，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权能的全面落实，法律层面的完善是必须的，同样的，也需要政策角度的完善、相关市场体系的构建等相关措施的完善。
(三)规范土地流转，建构城乡统一流转市场。针对现阶段流转的无序化、随意性，应进一步完善流转程序方面的规定，规制流转合同内容，注重操作上的规范有序和简捷明了，明确流转申请批准程序和退出机制。进一步进行土地确权方面的登记备案工作，对农民家庭联产承包土地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和林权，进行登记确认，让农民与城镇居民一样享有同等物权，为流转规范化夯实基础。在构建流转市场方面，建立流转交易信息网络。完善农地资源调查制度，多渠道收集流转的供求信息，并进行分析预测和公开，沟通供需双方，加快流转交易;加强农地流转市场软硬件建设。健全市场网络，既注重有形市场的建设，也注重无形市场的建构。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城乡一体化土地市场，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综上论述，乡村社区的建构完善是个浩瀚的工程，作为农村基本制度之一的农村土地制度在这其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我们要通过对现有土地制度的完善来助力乡村社区建设，而日渐完善的乡村社区也必然会推动土地制度的不断变革发展。
作者：郗华晓单位：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
一、乡村道路存在的安全隐患及原因
（一）道路行车环境差
1、道路的硬化
最近几年，靖西县新甲乡的道路逐渐的从原来的泥土路面、砂石路面转变成水泥路面。但是，由于管理不当，仅仅是进行了很简单的硬化处理，道路的环境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90%左右的路面，都是在原来泥土路面的基础上进行直接硬化来完成的，去烧道路施工的必要的测量、设计等等，而且路面较窄、弯多等都是很大的问题，导致行车的环境很差。（这里，可以结合您当地的实际情况，对于路面近几年的具体处理办法加些相关的信息。）
2、胡乱占道
随着乡村道路的改善，许多村民存在“要致富，上公路”的思想，在道路的两边随意的摆设摊位。尤其是到了粮食等收获的季节，很多村民占用道路晒谷、堆草积屯，甚至是在道路上堆放砂石、楼板等等，道路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加工厂、集散地，或者是停车道、贸易市场等等，严重的制约了道路的畅通。（这一点也能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
（二）缺少安全配套设施
由于乡村道路狭窄，并没有正规的交通安全标识牌、标示线，跟谈不上机动、非机动车道的划分，导致行驶中，占道、抢道的事情频繁发生，很容易导致交通事故。
（三）机动车数量的猛增
近几年，乡村道路不断的加速硬化，使得机动车的数量呈直线上升，机动车在乡村除了是交通工具意外，更多的是运用于生产、生活的工具。很多村民受到了利益的诱惑，使得一些性能、质量不能够达到国家标准的车辆出现在道路上。再加之繁琐的手续、费用等，农村出现了相当一批的无牌车、非法拼装车辆，交通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四）参与人员意识不足
有这么一句话：“上路的人，素质参差不齐、上路的车，无牌无照。”这说明了，农村村民对于道路交通安全意识淡薄。很多的村名都认为：“只要我不出远门，牌照是可有可无的一个东西，就算被抓住了，还能够找人帮帮忙，拿出来就是了。”，完全没有安全意识。没有进行正规培训的驾驶员，也在道路中随意的行车，完全忽略交通法律、法规，频繁出现超速、超载的现象。
（五）采矿道路的乱占
在靖西县新甲乡有信发铝和华银铝两个较为大型的矿藏。这两个公司在运输矿产的时候，经常乱占用乡村道路，由于重型汽车的压、砸，导致乡村公路遭受严重的损坏。虽然国家要求了让其另开道路，但是为了节约，两个公司依然占用乡村道路，对乡村交通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二、加强安全管理的措施
（一）高度重视农村交通安全
针对这几年农村交通事业的发展不难看出，农村交通的基础设施已经严重的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公路交通安全事故的频繁，已对农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的安全危害。农村道路安全是一个较为系统的工程，不仅仅是交通部门的独立操作就能够实现的，应当推行能够适应经济体制的安全交通管理责任制，并且建立出完善的安全综合治理机制，对驾驶人员的牌照、证件进行严格审查，完善道路安全设施、排查安全隐患等等。农机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拖拉机等农用车得管理，严禁超载、违载，对于不符合安全指标的农用车，严格禁止挂牌上路；对学生，也应当加强安全教育管理，提高学生安全意识，不做违规车辆；交通巡警部门针对县乡道路也应做出安全监督，形成各司其职、突出安全重点、对交通进行综合治理等有效的工作局面。
（二）提高村民交通安全意识
着手建立县、乡、村三级交通的安全道路交通行驶网络。联系公民道德建设的实施纲要，把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送到千家万户之中，做到将交通法规送到村民手上，讲进村民心理，才用多种多样的方式，以求不断的提高村民的交通法制观念以及对自我安全的保护意识。
（三）提高驾驶水平
随着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乡村道路的不断发展，多数村民将驾驶当做发家致富的一门技能，也作为了一项发家的途径，使得大量没有经过正规驾驶安全教育和训练的车手出现在道路上，大多数的人员文化程度都不够，而且没有相关驾驶经验。作为相关交通安全部门，应针对乡村道路的特点，制定出相应的培训科目以及考试，并且针对窄路渊头、陡坡起步等等操作技术进行实地教学，并且掌握夜间行驶、泥泞路段的驾驶等技巧。（可以增加靖西县新甲乡的实际路段情况，进行针对性的提高。）
（四）改善县乡公路安全行车条件
针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县乡公路的建设与改造，制定出切实联系当地交通安全的整套修整方案，完善县乡交通安全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安全标示残缺、道路线型规划不够合理、抗滑系数不足、窄路过多以及相关其他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险桥险段，交通事故多发、交通秩序混乱的重点路段，都需要向上级及时的报告，提出路面整改意见，协调各级部门做好及时的治理工作。积极探索多个渠道，筹措道路修建资金，加大交通设施的投入，改革道路的养护、管理体制，培养一批专业化的养护队伍，加强对县乡道路的养护。
（五）设立乡村道路安全标志
由于县乡道路缺乏专门的人员监管，出现了大量乱挖、乱占、乱堆的现象，这也是造成农用机动车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靖西县应制定出相应的道路安全管理规定，在坡道、急弯等树立警示牌，在路面凹凸不平、路基质量不足的道路设置限速、限重或者是禁止通行等标志，时刻的提醒驾驶人员，让驾驶人员了解该路段情况，并且想村民宣传保护路段的重要性。
（六）加大安全执法与管理力度
对于现象公路的路面管理，采用的管理方式不能同于国省到的管理，对于乡村道路可以采用“道路巡查，路口守候”的方法进行管理，着重强调对失控路段、时间的协调管理。对于农村道路出现的安全交通事故要做到坚持安全教育与严厉处罚相结合的原则相辅相成，对于屡教不改的行为，要进行严厉的处罚，以便逐步让村民自觉养成遵守安全行驶的良好习惯。（可以加点当地的道路安全政策制度。）
（七）强化源头管理控制
首先，对于驾驶员的培训以及驾驶证的资格考试，做到严厉把关。在制定出严格的考试标准之后，农村驾驶人员的安全意识、驾驶技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其次，严格的管理车辆，以提高其安全系数。对于车辆的安全技术的检验，尤其是报废车辆以及转让的车辆，必须进行严格的控制，杜绝报废型的车辆再次出现在道路之上，同时应当制定出对于农用车辆的报废标准。最后，整顿农运秩序，加强客运的安全管理，使得客运的混乱局面得以改善，从而提高客运的质量。（针对当地的县乡运输进行调整）
（八）加强矿产公司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