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4 17:26:3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的利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边际分析 边际效用 作用
一、边际的含义
经济学中的边际指的是因变量随着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程度，即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因变量会因此而改变的量。边际的概念植根于高等数学的一阶导数和偏导数的概念。在经济学中根据不同的经济函数, 我们可求不同的边际。如边际成本、边际收入、边际效用、边际消费、边际储蓄等。
二、边际分析特点及对经济学发展的作用
边际分析是马歇尔二百多年前创立的, 它告诉我们人们在作决策的时候, 除了应用绝对量作决策参数外, 更应该运用增量参数进行决策。这种方法有以下几个特点：1.边际分析是一种数量分析，尤其是变量分析，运用这一方法是研究数量的变动及其相互关系。这一方法的引入，使经济学从常量分析发展到变量分析。2.边际分析是最优分析。边际分析实质上是研究函数在边际点上的极值，要研究因变量在某一点递增、递减变动的规律，这种边际点的函数值就是极大值或极小值，边际点的自变量是作出判断并加以取舍的最佳点，据此可以作出最优决策，因此是研究最优化规律的方法。3.边际分析是现状分析。边际值是直接根据两个微增量的比求解的，是计算新增自变量所导致的因变量的变动量，这表明，边际分析是对新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即属于现状分析。这显然不同于总量分析和平均分析，总量分析和平均分析实际上是过去分析，是过去所有的量或过去所有的量的比。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各种因素经常变化，用过去的量或过去的平均值概括现状和推断今后的情况是不可靠的，而用边际分析则更有利于考察现状中新出现的某一情况所产生的的作用、所带来的后果。
边际分析法在1870年代提出后，首先用于对效用的分析，由此建立了理论基础——边际效用价值论。这一分析方法的运用可以说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的革命，具体说它的意义表现为：
1.边际分析的运用使西方经济学研究重心发生了转变。由原来带有一定“社会性、历史性”意义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纯粹研究如何抉择把有限的稀缺资源分配给无限而又有竞争性的用途上，以有效利用。2.边际分析开创了经济学“数量化”的时代。边际分析本身是一种数量分析，在这个基础上，使各种数量工具线性代数、集合论、概率论、拓扑学、差分方程等，逐步渗入经济学，数量化分析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特征。 3.边际分析导致了微观经济学的形成。边际分析以个体经济活动为出发点，以需求、供给为重心，强调主观心理评价，导致了以“个量分析”为特征，以市场和价格机制为研究中心的微观经济学的诞生。微观经济学正是研究市场和价格机制如何解决三大基本经济问题，探索消费者如何得到最大满足，生产者如何得到最大利润，生产资源如何得到最优分配的规律。4.边际分析奠定了最优化理论的基础。在边际分析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从理论上推出了所谓最优资源配置，最优收入分配，最大经济效率及整个社会达到最优的一系列条件和标准。5.边际分析使实证经济学得到重大发展。研究变量变动时，整个经济发生了什么变动，这为研究事物本来面目、回答经济现象“是什么”问题的实证经济学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从平均分析进入到边际分析, 是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一个重大发展和转折, 意义十分重大它表明数学对经济学的渗透迈出了重大一步。希克斯1946年的《价值与资本》与1947年萨缪尔逊的《经济分析基础》全面总结和发展了边际分析阶段的研究工作, 使边际分析达到顶点, 从而成为经济学史上的两部名著边际分析阶段, 形成和发展了一大完整的微观经济活动行为理论, 提出了一般经济均衡问题, 建造了一般经济均衡的理论框架, 创立了当今的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垄断竟争理论及一般经济均衡理论的数学基础，因此 边际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 三、边际分析在经济分析中的两个简单应用
1.应用实例：最佳产量的确定
(1)不计税收下,最佳产量的确定
结论：利润在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时的产量水平上达到极大值。此时的产量水平称为最佳产量水平。
例1 某食用油生产厂的收人函数R()=6140-302（元），成本函数C()=102+60+1200（元）,其中为每周产量（单位：吨）, 求最佳产量和每周预期利润。
解:由已知边际收入R‘()＝6140-60,边际成本C’()=20+60, 由上结论有：6140-60=20+60解得=76,即每周最优产量76为吨,预期利润为L(76)=R(76)-c(76)=219040元。
(2)赋产量税后, 最佳产量的确定
例2：在例1的已知条件下,若每吨产量缴纳t元产量税,求最佳产量和每周预期利润。
解:由已知吨应缴纳 元的税。则该厂利润为：L()=R()-C()-t
由前面结论可得最佳产量为边际利润为零时的产量。即由L’()=0, 解得:。
这样产量税将影响最佳产量水平, 当然对预期利润也有影响, 且赋税越高, 最佳产量水平越低。
2.应用实例——确定白酒储存期
例3 假定有白酒100吨,现价8元公斤,多陈一年可增值2元/公斤,贮存费每年10000元, 因贮存酒积压资金引起机会成本每年增加105p.r,（其中105为酒的贮量,p为当年白酒价格,r为利息率,且假定r=10%),那么这些酒须储存多久效益才最大呢
分析:假设须贮年才最佳,由已知可得如下函数关系；
(1)年增加的总收人函数R()=105×2＝2×105（元）
(2)年增加的贮存总成本C()=10000+×105×10%[(105×8+2×105)/105]=90000+200002（元）
(3)年净增利润函数L()=R()-C()=2×105-(90000+200002)=110000-200002
此时边际收人R’()=2×105,边际成本C’(×)=90000+40000
因为当R’()=C’(×)时利润最大,所以有2×105=90000+40000，即＝2.75（年）
由于驻点唯一,故只有当储存期为2.75年时,企业才能获得最佳经济效益,其最大净增利润为151250元。
由上进一步表明边际分析这种以微积分为工具,以经济现象为内容的数学分析方法已深深融人到了经济学中,并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 体系 社会资源配置
一、微观经济学的产生
微观经济学的产生以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性质原因的研究》为标志，至今已经有231年的历史了。亚当・斯密通常被学术界认为是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
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已的，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为追求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但每个人都不能独立生存，通过分工使交换成为可能，并接受“看不见的手”的约束，实际这种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抽象描述就是经济学范式研究的对象逻辑，因此，在此观念范式层提供的逻辑空间上，亚当・斯密提出了货币、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工资、利润等经济范畴，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规则范式。斯密反对重商主义政策，主张放任自由政策，取消限制经济自由的种种障碍，建立起合乎规律的“自然秩序”，使每个人追求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协调起来，最终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这些促使财富增长的主张，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操作范式。当然以观念范式为基础，还可演绎出更多的定理，从而使其理论更加完善。
亚当・斯密通常被学术界认为是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微观经济学从创建到目前不断有新的理论、新的观点充实到微观经济学的知识框架中，使得微观经济学的体系更庞杂，内容更丰富，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更加多样化。微观经济学由对经济问题的定性分析为主发展到要采用大量的定量分析才能得出相应的定性结论。现实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学问题的解释和说明需要借助建立经济学模型并运用数学、微积分、运筹学、概率论等相关学科中的概念和工具分析才能完成。使得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深奥，其逻辑性也越来越强，甚至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对某一问题的分析，因为假设条件不同，结论会差别巨大。有时对于同一个经济问题，不同经济学流派的观点与结论竟然截然相反。这就使得微观经济学成为财经类学生学习的难点，使得众多的初学者无从下手。对部分微观经济学教学人员而言，他们在讲授微观经济学的时候，往往迷恋于介绍复杂的经济学模型，繁琐的数理推导过程，忽略了对经济学基本思想的介绍，造成微观经济学成为高等学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学习难度系数最大的一门课程。
二、理性的厂商
厂商是微观经济学的又一个重要主体。在西方经济学中，生产者亦称厂商，它是指能够做出统一生产决策的单个经济单位。在微观经济学分析中，厂商被假定为合乎理性的经济人，厂商提品的目的在于追求最大的利润。厂商最大化的利润是总收益和总成本差额的最大化。为使该差额最大，要尽量使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因此，研究厂商的行为不得不研究厂商的生产和成本，故生产理论和成本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理论必然涉及到生产的投入和生产的产出，而企业的生产行为是一种持续的过程，生产的规模会随着市场需求和企业目标等众多因素的变化而调整。在微观经济学里，以企业是否可以调整其规模为标准，将企业的生产分为长期生产和短期生产。短期生产是企业规模不变，而长期生产是企业可以调整生产规模。理性的厂商会利用自身所具有的条件使得短期和长期的生产成本最小化，产出最大化，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微观经济学中厂商的行为也是以理性人的假设条件出发的。
三、生产和消费同时的理性――一般均衡和福利经济学
最优的经济关系就是不仅生产达到了最优的状态，消费也达到了最优的状态。经济学上把这种经济的最优效果称作帕累托最优状态。经济学是研究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来满足人们无限的欲望的一门学科。因此，如果产品在消费者之间的分配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重新分配都会至少降低一个消费者的满足水平，那么，这种状态就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率的状态，同样如果要素在厂商之间的配置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重新配置都会至少降低一个厂商的产量，那么，这种状态就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率的状态。生产和消费的最优如果能同时达到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公正，则是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或称之为社会得到了最大化的满足。这种一般均衡和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也是基于生产的理性、消费的理性及社会收入分配的理性考虑的，即是从理性人的假设条件出发的。
四、三个关键词：需求、供给、价格
在经济学家的笔下，复杂多变的经济可简化成需求、供给、价格这三个简单的名词。
1.需求。需求(demand)是在某一时期内，每一价格水平时，居民户计划购买的产品与劳务量。需求是购买欲望与支付能力的统一。消费者行为的出发点是需求，归宿是需求的满足，即效用。在微观经济学中有两种研究消费者行为的理论：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这两种理论的假设前提、分析工具、表达方式不同，但所得出的结论是殊途同归的：即居民户把有限的收入分配于各种消费上，以获得满足程度的最大化，这就是消费者消费行为的目的，其理性选择；需求定理的内容是由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所决定的。如此，透过消费者的需求这个表面现象研究其深层次内容――消费者行为分析。
2.供给。供给(supply)是厂商在某一时期内，每一价格水平时，计划出售的产品与劳务量。厂商的供给行为可以用生产者行为理论来作出合理的解释，包括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市场理论，主要分析理性的厂商如何生产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具体而言，运用生产理论和成本理论分析厂商在企业内部如何用最小的成本生产出既定的产量，从而实现内部的经济效益。但这一行为并不能保证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实现，因为企业用最有效率的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在市场上销售才能实现其价值。因此还必须通过市场理论来考察不同市场类型条件下完全竞争厂商和不完全竞争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及其短期、长期均衡价格和产量的决定，进而推导出厂商的供给曲线。
3.价格。市场经济的成功乍一看是一个谜。千百万利己的家庭和企业分散作出决策似乎会引起混乱。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在以一种促进普遍经济福利的方式组织经济活动方面非常成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1776年的著作《国富论》中提出了全部经济学中最有名的观察结果：家庭和企业在市场上相互交易，他们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引起了合意的结果。价格既反映了一种物品的社会价值，也反映了生产该产品的社会成本，它引导着社会资源的配置，影响着消费者满足程度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乃至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何璋.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上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强调科学抽象力的学科，要求培养学生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在大学本科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学习中，学生们特别是理科背景的学生面临着较大的学习困惑和压力。要做到促进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增强学生们在学习过程的收获感，则需要“力求说得尽量简单和通俗”①。对此，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合理运用数理政治经济学的相关成果，无疑是实现政治经济学课程“简单和通俗”，进而提升政治经济学课程趣味性和说服力的重要途径。实现数理政治经济学的“研教转化”，实现“以研促教”，重难点是在确切把握相关思想的前提下，遵循适度性、实用性的原则，通过对数理模型相关理论成果的甄选、转化、引入和运用，明晰知识点的难易层次和教学对象的层次，构建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运用体系。
一、现有数理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分析
在数理政治经济学方面，以吴易风、丁堡骏、白暴力、张忠任、陈恕祥、冯金华、马艳、张衔等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在批判吸收波特凯维茨、斯威齐、森岛通夫、罗默等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运用各类数理模型来科学表达政治经济学中的数量关系，不断推进政治经济学的数量分析②。其中，吴易风、张忠任、马艳等学者以学术著作的形式，完成了数理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学术体系的构建(见表1.1)。
表1.1数理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学术体系
著作作者体系内容体系特点
《数理政治经济学》(2006)张忠任商品、价值和货币;资本循环、周转和再生产;资本运行的具体形式;国际经济过程;几个理论与方法的问题。以国内两本优秀《政治经济学》教材为参考底本，推进了从“研”到“教”的转化工作;强调对相关理论谬误的甄别和批判，强调数理表述对原意的遵循;内容覆盖面广，对国外相关理论热点和争鸣把握全面和准确。
《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2011)马艳价值理论模型;剩余价值理论模型;价值转型理论模型;平均利润率变动规律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地租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失业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再生产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与实证分析。数理分析广泛使用了几何学、矩阵翻书、微积分、差分方程等现代数学工具;运用统计计量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强调对当代现实经济活动的重新抽象，来加强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的现代性建设。
《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2012)吴易风商品和货币;资本和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工资;资本积累及其历史趋势;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借贷资本和信用;资本主义地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突出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强调数学模型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工具性和适度性;建立了较为全面的马克思经济学的数学体系;以主干性专题来搭建马克思经济学数学体系基本框架。
这些代表性体系的构建，无疑都是对政治经济学数理研究的完善和发展，不仅回应了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的相关诘难，而且从数理分析出发进一步论证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同时，由于这些学术体系的理论性、科研性很强，具体组成内容在模型的复杂程度、数学工具的选取等方面都有所差异，使得难易程度都有所不同，其中部分难度较大的内容超出了本科阶段的学习要求。另外，学术热点与教学要点并非完全对应。一些重要的学术热点，并非是本科《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需充分细致讲授的教学要点，比如被誉为政治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的转型问题等。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运用数理模型，需要我们基于数理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构建本科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数理模型体系。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体系构建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文字叙述与数理分析的主次关系
正如吴易风教授所说，数理分析有助于使得复杂问题简单化，也能够解决一些语言文字无法解决的经济学问题③。比如，在地租理论中，政治经济学教材常提到“土地的价格与地租额成正比，与利息率成反比”，这一知识点如果不结合数理分析将很难理解。
但是，政治经济学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哲学思维方法，主要运用的是科学的抽象法。在现实中，数学方法和语言文字一样，也不能解决所有经济学问题，模型分析容易趋于理想化状态而丧失科学性。而且，数理分析的过度还会使得教学目标异化，使得授课内容“为了数量化而数量化”。因此，具体到教学过程中，我们依旧要将文字叙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知识点讲授的主要形式，而数理分析则是次要形式。
(二)数理分析内容的难易差异
数理分析的科研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总体而言理论性和科研性都比较强。由于研究热点本身的深度，以及构建模型和数学工具选取的难度都有所不同，使得一些难度较大的科研成果已经超出了本科阶段的学习要求和范围，难以作为教学内容转化的来源。比如“转形问题”，以及相关的狭义或广义动态转形模型等，再比如在地租理论中地租虚拟价值模型，在资本循环中的产业资本职能形式数学模型等等。
(三)结合文理背景的分层教学
对于理科出身的学生而言，《政治经济学》容易给这些学生带来“学不到东西”、“没有太多收获”等感受，使得他们学习兴趣下降。如果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加入数理分析的内容，那么很大程度上可以提升学生们特别是理科出身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且，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在构建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分析体系的过程中，可以尝试分层教学操作，对数理分析内容进行划分。比如，在地租理论中，“地租与地价”的数理分析既适合文科学生学习，又适合理科学生学习。但是级差地租、绝对地租的数量分析，难度和对数学工具掌握的要求略高，可以转化为面向理科学生的授课内容。在此过程中，结合授课对象的文理背景，形成分层教学格局。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运用的体系构建初探
我们基于《政治经济学》本科课程的总体讲授框架，参考政治经济学数理模型研究的主要成果特别是代表性学术体系，兼顾数理模型运用应注意的问题，对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运用的体系构建进行如下探索。
(一)商品和价值。涉及交换价值的计算;劳动生产率的计算;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价值的数学表达;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数量关系。
(二)货币与货币流通量。涉及四种价值形式的数学表达;价值价格的数量关系;货币流通的数量模型;修正的货币流通量公式。
(三)资本和剩余价值。涉及剩余价值率的分类讨论;剩余价值生产中的“西尼耳谬论”和批判;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关系。
(四)资本的循环与周转。涉及产业资本三种循环形式;预付资本的总周转测度;总周转公式的引申;可变资本周转对剩余价值量的影响;保本点的计算。
(五)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市场实现。简单再生产及其实现条件;扩大再生产及其实现条件;简单再生产实现条件与扩大再生产实现条件的联系;实现条件推导中的若干数理分析;费里德曼增长模型简述。
(六)资本主义的分配。涉及资本主义工资，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的数理表达，实际工资增长悖论，工资率与剩余价值率的关系;平均利润和平均价格，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商业资本参与分配后的平均利润率测度;土地价格理论模型，级差地租、绝对地租理论模型。
(七)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涉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相对过剩人口形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数理分析。
其中，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数量关系、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关系、保本点的计算、费里德曼增长模型简述、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理论模型等内容，作为分层教学的内容，主要面向理科学生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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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疏忽:内涵、模型及其对经济分析的意义
主观预期与客观约束——一个利益“最大化”的现实路径
公私利益选择与公共品供给动态有效性:经济思想史的视角
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微观机制——货币政策失效
论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特质
关键词：垄断；反垄断法；法经济学；经济学基础
前言
在当代社会中，经济和法律开始了较为全面的渗透和融合，法经济学逐渐兴起。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主要是用微观经济学理论，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以及未来发展的学科。运用经济学研究、分析、评判法律问题，带给我们更多新的启示。垄断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问题，而反垄断又是一个法律势在必行必须规制的问题，法律与经济的融合在反垄断中有很充分的体现。因而，在反垄断法中，处处体现着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一、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垄断的社会损失
市场竞争是否有效率，关键在于边际收益是否接近边际成本。为了使利润最大化，经营者必须高效率的合理组织生产要素、最有价值的利用资源。企业利润最大化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是合理的经济学假定，这是市场机制正常有效运转的结果。只有竞争均衡出现时，市场中的资源才得以优化配置，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之和才能达到最大，社会总财富才能达到最大。如果市场中出现垄断，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寡头们会通过价格大于边际成本的手段攫取垄断利润，从而造成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小于自由竞争的收益，不仅增加了社会成本，也减少了社会总财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损失。
（一）生产者剩余的损失
如果仅仅限制产品价格而不限制产量，垄断成员为了增加利润就会竞相扩大生产规模，这样垄断价格就难以维持，所以数量垄断总是与价格垄断联系在一起的，寡头们通常在维持垄断价格的同时减少产量。产量的减少会造成生产者剩余损失，导致社会得到的产品达不到它应当得到的数量；而垄断高价又同时引起互补品的价格上涨，会压低互补品的消费量，导致互补品需求量下降，生产互补品的行业也会萎缩。
（二）消费者剩余的损失
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分两种情况：第一，部分消费者放弃购买垄断产品转而购买廉价的替代品，这部分消费者剩余的损失无法从垄断者的垄断利润中得到弥补，这是社会净损失。同时，消费者购买廉价替代品刺激其他经营者利用稀缺社会资源生产劣质产品，花费了更大的成本。第二，垄断者提高价格后，部分消费者仍然购买垄断产品，消费者多付的价款，转化成了垄断者的垄断利润，此时社会财富总量并未减少。但是在此种情况下，以垄断利润的形式获得有利可图的转移支付这种机会，会把真实的资源吸引到销售者谋求垄断的努力和消费者避免支付垄断价格的努力中去，在这些努力中所消耗的资源的成本，其实是获取垄断所造成的损失，这也是垄断的成本。
（三）其他损失
除了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损失之外，垄断还会造成其他的社会损失。为了获取垄断地位，经营者可能会利用投资游说立法机构和管制当局；为了维持垄断地位，经营者也可能采取广告等非价格竞争形式耗费资源；虽然从长期来看，垄断能促进创新，应当鼓励，但经营者很可能滥用垄断势力造成反效果。垄断造成的这些损失，虽然不是现实的、有形的物质财富损失，但是整个社会的实际收入会低于自由竞争情况下可能达到的潜在收入，这一损失长时间累积也是相当巨大的。
二、反垄断法的法经济学分析
从自由竞争到垄断，再到对垄断行为进行限制，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经济学为反垄断法提供了很多理论基础，比如交叉需求弹性理论为如何划定市场提供了经济学的思路；供给和需求理论支配了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条件下的市场均衡；效用最大化理论解释了垄断者在博弈过程中将会如何抉择。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使得我们在反垄断法的制定、实施过程中能够寻求到最佳点，更容易找到最适合反垄断法实施的方式。
（一）反垄断法上垄断概念的经济学分析
垄断一词来源于经济学，在经济学中，垄断通常是指少数大企业或若干企业的联合独占市场。这种联合的或者独家的企业，控制着某一个甚至几个部门的生产和流通，在该部门的经济活动中占统治地位。经济学中的垄断是一种利弊兼有的经济现象，判断垄断适度与否，应该比较它带来的利弊大小：如果垄断没有导致市场结构失去有效竞争或者有可能失去有效竞争；垄断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没有导致规模不经济的现象；垄断符合国家利益和广大消费者利益的需要，这些垄断就不应被认为是过度垄断，而是适度垄断。
反垄断法所禁止或者限制的垄断，理所当然应当是经济学中的过度垄断。经济学的概念，决定了反垄断法的对象。但是反垄断法规制的重点应该在于过度垄断所带来的消极后果。结合经济学基础，从反垄断法的角度，我们可以分析垄断的含义：垄断主要是指以单独或合谋以及其它方式，凭借其经济优势，限制、支配他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在一定范围内限制竞争的有效展开，违反规模经济的要求，损害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学中的垄断，侧重于判断市场的状态；反垄断法中的垄断，侧重于市场状态下经济主体的行为。构成反垄断法中垄断的要件是：以特定的行为和方式--单独、通谋或其他方法，达到特定的效果--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了有效竞争的开展，违反了规模经济的要求，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
（二）制定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基础
市场经济条件下，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法，都有相似的经济学基础，即经济自由主义和经济民主主义两大经济学理论基础。经济自由和经济民主相辅相成，反垄断法对经济民主和自由的保护是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在于：自由、公正、竞争的市场既是自由的，又是民主的，反垄断法在维护自由、公正、竞争市场的同时，就维护了经济的自由和经济的民主。
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始于亚当・斯密，他主张建立一种使"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都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这个机制归纳起来，就是一种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式。他在《国富论》中提出著名的"垄断弊害论"：垄断将导致产量减少、资源浪费和效益降低，破坏"看不见的手"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这一观点迄今仍支撑着现代微观经济学对垄断的基本看法。新自由主义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基本特征是推崇市场经济的作用，倡导国家应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主张给私人经济活动充分的自由，同时它也强烈反对各种经济力量对竞争的禁锢，以避免效益损失。这样，经济自由主义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制定反垄断法的重要经济学理论基础。
经济民主主义以经济机会均等和经济平等为主要内容，其基本观点是：为了实现经济上的民主，国家必须尽可能的保障企业自由，为企业提供开业的平等权利，并尽可能的保障企业之间无论大小、强弱都平等的拥有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垄断势力以及垄断力量的滥用全部或者部分的取消了相关市场中的经济机会均等和经济平等，是违反经济民主的，国家应当以法律为手段，对垄断力量予以有效的控制。因此，经济民主主义同样成为了制定反垄断法的重要经济学理论基础。
（三）对我国《反垄断法》的经济学思考
西方发达国家的垄断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中、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经济垄断，而我国存在行业壁垒、地区壁垒、政府限制交易或者强制交易、政府专有交易等垄断行为，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垄断，这些垄断都有政府"行政力量"在背后支持，于是中国学者借用了行政垄断这个概念。我国传统上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反垄断法》是在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出台的，竞争不充分使得《反垄断法》在某些领域的生存基础先天不足。我国同样也存在经济垄断，但是行政垄断较之更为严重，更亟待解决。
行政垄断在我国已经根深蒂固，许多垄断行业基本上都是在政府的直接或间接庇护下生存的，因此他们会采取各种措施对抗中央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各种反垄断政策，以保护自身的利益。相比于经济垄断，我国行政垄断的数量和危害程度都更大，但08年实施的《反垄断法》仅简单的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此外，没有任何其他针对行政垄断的有效措施。
随着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垄断有抑制作用，也利于抑制行政垄断数量的增加。但是，要想彻底的解决我国行政垄断的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只有进一步加强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光靠《反垄断法》想要对行政垄断进行有效规制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不能期待这部法律能单独解决行政垄断的问题，它只是一部有关微观经济的法律。
三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反垄断实践中的冲突解决
现今的反垄断的实践过程仍充满了冲突，比如许多学者主张大部分甚至完全废除反垄断法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实施反垄断法或相似的反垄断政策；在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越来越提倡采用"理性原则"时，根据"本身原则"来执法的情况还是到处可见；即使在同一套法律或者同一份反垄断案件的法庭判决内，仍然常常找到自相矛盾或含糊不清的论据。利用经济学的成果，可以调解反垄断在实践过程中的冲突，通过对反垄断司法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进，使这些冲突能够在诉讼和抗辩过程中自发的得到解决。
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美国判例的趋势表明"本身原则"无法识别哪种商业行为是肯定有害的，然而根据"理性原则"，试图通过考虑某种商业行为的综合社会效果来判断其是否有害，也不能解决问题。原因如下：
第一，反垄断诉讼中的不同角色，对所谓的社会效果，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而反垄断法的目标本来就是多元化的。如反垄断法的立法者会担忧低价对垄断竞争的小企业造成伤害，也担心歧视性定价的问题，他们还担心高价对消费者造成的伤害，然后他们对高价的担忧主要是认为垄断性定价会造成财富分配不公，而不是担心垄断性定价会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保护竞争者免受低价的伤害与保证消费者免受高价的伤害--这是不相容的政策目标。
第二，司法会出现两种错误，一种是把本来是促进竞争的行为错判为反垄断违法；另一种是把本来具有反竞争效果的行为错判为合法。法庭如果把本来是促进竞争的行为错判为反垄断违法，即错杀了无害的商业行为，会对社会造成持久的伤害；法庭如果把本来具有反竞争效果的行为错判为合法，即放过了有害的商业行为，这种错误可以由市场力量来纠正，不如第一种错误造成的损害严重，所以重要的是第一种错误。在实践中，法官的出错率是比较高的。
由上可知，在反垄断的司法实践中，"理性原则"仍然是一套含糊不清和自相冲突的诉讼程序，不可能得到很好的适用。此外，司法过程会出错，错杀无害的商业行为这种错误会由于法律的强制力而放大它对促进竞争的商业行为的抑制，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解决反垄断实践中的冲突的方法：为了慎重起见，反垄断司法的"理性原则"应该解释为让反垄断的原诉人承担这样的举证责任，即证明其控诉的经济学基础不仅是逻辑自洽的而且是具有现实性的。
结语
反垄断法应当以效率为优先的价值目标，同时兼顾公平，这在我国现阶段尤为重要。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有效发挥其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提高社会总体福利，需要竞争和企业这两个工具。反垄断法的目的是使企业经营的结果与竞争市场运转的结果协调一致，即企业运转的结果符合自由市场运转的结果。在法学和经济学逐渐渗透和融合的今天，运用经济学理论解决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实施问题，在我国的反垄断法实践中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薛兆丰.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基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
[2].关立新，杜江.反垄断法：基于法经济学视角的解析[J].商业研究，2008（8）.
[3].尹德洪.反垄断法的法律经济学分析--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8（6）.
[4].高桂林，肖彦山.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和法理基础[J].广西社会科学，2005（12）.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官僚主义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 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一）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1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 1 ）物质资料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
（ 2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 3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生产关系
2 ．经济规律
（ 1 ）经济规律的客观性、特点和类型
（ 2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
（二）商品和货币
1 ．商品的二因素和劳动的二重性
（ 1 ）商品的二因素
（ 2 ）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
（ 3 ）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
2 ．商品的价值量
（ 1 ）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 2 ）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 3 ）商品价值量和劳动生产率
3 ．价值形式的发展和货币的本质
（ 1 ）价值形式发展的四个阶段
（ 2 ）货币的本质
4 ．货币的职能和货币流通规律
（ 1 ）货币的职能
（ 2 ）货币流通规律
5 ．价值规律
（ 1 ）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和实现形式
（ 2 ）价值规律的作用
（三）资本与剩余价值
1 ．货币转化为资本
（ 1 ）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
（ 2 ）资本总公式及其矛盾
（ 3 ）劳动力的买和卖
2 ．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 1 ）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 2 ）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率
（ 3 ）资本的本质和剩余价值规律
3 ．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基本方法
（ 1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 2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 3 ）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的关系
4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
（ 1 ）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
（ 2 ）工资的形式
（四）资本积累
1 ．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 1 ）生产和再生产
（ 2 ）资本主义的简单再生产
（ 3 ）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
（ 4 ）影响资本积累量的几个因素
2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相对人口过剩
（ 1 ）资本有机构成及其提高
（ 2 ）资本的积聚和集中
（ 3 ）相对人口过剩
（五）资本的循环与周转
1 ．资本循环
（ 1 ）产业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和三种形式
（ 2 ）产业资本循环是三种循环的统一
2 ．资本周转
（ 1 ）资本的周转时间和周转速度
（ 2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 3 ）预付资本的总周转
（ 4 ）资本周转速度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
（六）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经济危机
1 ．社会总资本和社会总产品
（ 1 ）个别资本的再生产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
（ 2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
2 ．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
（ 1 ）社会总产品实现过程的三大交换
（ 2 ）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3 ．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
（ 1 ）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 2 ）扩大再生产的实现过程
（ 3 ）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 4 ）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
4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 1 ）经济危机的现象和实质
（ 2 ）经济危机的根源和直接原因
（ 3 ）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及其物质基础
（ 4 ）战后经济危机的特点
（七）剩余价值的分配
• 利润和平均利润
（ 1 ）利润与利润率
（ 2 ）利润平均化与生产价格
2 ．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
（ 1 ）商业资本的形成
（ 2 ）商业资本的职能作用
（ 3 ）商业利润
3 ．借贷资本和银行利润
（ 1 ）借贷资本的形成、本质和特点
（ 2 ）借贷利息和企业利润
（ 3 ）利息率
（ 4 ）银行资本和银行利润
4 ．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和地租
（ 1 ）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和地租
（ 2 ）级差地租
（ 3 ）绝对地租
（ 4 ）地租、地价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八）私人垄断资本主义
1 ．垄断的形成
（ 1 ）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转变
（ 2 ）垄断组织的形式和实质
（ 3 ）垄断利润和垄断价格
（ 4 ）垄断和竞争的关系
2 ．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
（ 1 ）银行业的垄断和银行的新作用
（ 2 ）金融资本的形成
（ 3 ）金融寡头的统治
3 ．战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
（ 1 ）垄断程度不断提高
（ 2 ）垄断组织经营方式日趋多样化，“混合联合公司”广泛发展
（ 3 ）金融垄断集团统治的新变化、新特点
4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 1 ）经济危机的实质
（ 2 ）经济危机的形成机制
（九）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1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 1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 2 ）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持续迅速发展的原因
•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形式
（ 1 ）国有垄断资本
（ 2 ）国家和私人共有的垄断资本
（ 3 ）国家和私人密切联系的垄断资本
•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
（ 1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必要性
（ 2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政策措施
4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和作用
（ 1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
（ 2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两重作用
（十）国际垄断和经济全球化
1 ．国际垄断组织
（ 1 ）国际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
（ 2 ）国际垄断组织的本质
2 ．跨国公司
（ 1 ）跨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
（ 2 ）跨国公司的主要特征
（ 3 ）当代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特点
• 经济全球化
（ 1 ）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
（ 2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
（ 3 ）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的影响
考试题型 :
• 单选 30%
• 判断 20%
• 简答 27%
• 计算 13%
• 论述 10%
主要参考教材 《政治经济学》刘熙钧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9 月第 3 版
第二部分：《西方经济学》（ 150 分）
（一）导言
1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 1 ）资源的稀缺性。
（ 2 ）选择与资源配置。
（ 3 ）机会成本与生产可能性边界。
2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
（ 1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区别。
（ 2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联系。
3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 1 ）实证分析法。
（ 2 ）规范分析法。
（二）需求、供给、价格
1 、需求理论
（ 1 ）需求、需求表、需求曲线。
（ 2 ）影响需求的因素与需求函数。
（ 3 ）需求定理。
（ 4 ）需求量的变动与需求的变动。
2 、供给理论
（ 1 ）供给、供给表、供给曲线。
（ 2 ）影响供给的因素与供给函数。
（ 3 ）供给定理。
（ 4 ）供给量的变动与供给的变动。
3 、价格理论
（ 1 ）均衡价格的形成。
（ 2 ）需求与供给的变动对均衡价格的影响。
（ 3 ）价格机制如何调节经济。
（ 4 ）支持价格和限制价格。
（三）弹性理论
1 、需求价格弹性
（ 1 ）需求价格弹性的含义及计算。
（ 2 ）需求弹性的分类。
（ 3 ）影响需求弹性的因素。
2 、弹性理论的运用
（ 1 ）需求弹性与“谷贱伤农”现象。
（ 2 ） 需求弹性与总收益的关系。
（四）消费者行为理论
1 、欲望与效用
（ 1 ）效用的含义。
（ 2 ）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的区别。
2 、边际效用分析
（ 1 ）边际效用与总效用的含义。
（ 2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 3 ）消费者均衡。
（ 4 ）边际效用与需求定理。
（ 5 ）边际效用与消费剩余。
3 、无差异曲线与消费可能线
（ 1 ）无差异曲线及其特点。
（ 2 ）消费者均衡。
（五）生产理论
1 、生产与生产要素
（ 1 ）生产与生产要素。
（ 2 ）生产函数。
（ 3 ）短期与长期。
2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与一种生产要要素合理投入
（ 1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 2 ）总产量、平均产量、边际产量。
（ 3 ）一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投入。
3 、规模经济与两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投入
（ 1 ）规模经济。
（ 2 ）内在经济与内在不经济。
（ 3 ）外在经济与外在不经济。
4 、生产要素的最适组合
（ 1 ）生产要素最适组合的边际分析。
（ 2 ）等产量线的含义及其待征。
（ 3 ）等成本线。
（ 4 ）生产要素最适组合。
（六）成本与收益
1 、短期成本分析
（ 1 ）短期七种成本。
（ 2 ）各种短期成本的变动规律及其关系。
2 、长期成本分析
（ 1 ）长期总成本、长期平均成本、长期边际成本。
（ 2 ）长期成本与短期成本的关系。
3 、收益与利润化
（ 1 ）总收益、平均收益、边际收益。
（ 2 ）利润化原则。
（七）厂商均衡理论
1 、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厂商均衡
（ 1 ）完全竞争的含义与条件。
（ 2 ）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价格、需求曲线、平均收益与边际收益。
（ 3 ）完全竞争市场上的短期均衡。
（ 4 ）完全竞争市场上的长期均衡。
（ 5 ）对完全竞争市场的评论。
2 、完全垄断市场上的厂商均衡
（ 1 ）完全垄断的含义与条件。
（ 2 ）完全垄断市场上的需求曲线、平均收益与边际收益。
（ 3 ）完全垄断市场上的短期均衡。
（ 4 ）完全垄断市场上的长期均衡。
（ 5 ）垄断厂商的价格歧视。
3 、垄断均衡市场上的厂商均衡
（ 1 ）垄断竞争的含义与条件。
（ 2 ）垄断竞争市场上的短期均衡。
（ 3 ）垄断竞争市场上的长期均衡。
4 、寡头垄断市场上的厂商均衡
（ 1 ）寡头垄断的含义与条件。
（ 2 ）寡头垄断市场的特征。
5 、各种市场结构经济效率的比较
（八）分配理论
1 、生产要素的需求与供给
（ 1 ）生产要素需求的性质。
（ 2 ）完全竞争市场上的生产要素需求。
（ 3 ）生产要素的供给。
2 、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
（ 1 ）完全竞争市场上工资的决定。
（ 2 ）利率的决定。
（ 3 ）地租的性质和地租的决定。
（ 4 ）正常利润和超额利润。
（ 5 ）洛伦斯曲线与基尼系数。
（九）国民收入核算理论与方法
1 、国民收入指标体系
（ 1 ）国民生产总值的含义。
（ 2 ）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区别。
（ 3 ）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净值、国民收入、个人收入、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含义及其关系。
（ 4 ）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
（ 5 ）国民收入核算指标的缺陷
2 、国民收入核算方法。
（ 1 ）生产法。
（ 2 ）支出法。
（ 3 ）收入法。
（十）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1 、简单的国民收入决定模型
（ 1 ）总需求的构成。
（ 2 ）总需求与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
（ 3 ）消费与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
（ 4 ）总需求与国民收入水平的变动
（ 5 ）乘数理论。
2 、 IS — LM 模型
（ 1 ） IS 曲线。
（ 2 ） LM 曲线。
（ 3 ） IS—LM 模型及其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应用。
3 、总需求一总供给模型
（ 1 ）总需求曲线。
（ 2 ）总供给曲线。
（ 3 ）总需求一总供给模型。
（ 4 ）总需求变动对国民收入与价格水平的影响。
（ 5 ）短期总供给变动对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的影响。
（十一）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
1 、失业理论
（ 1 ）失业与充分就业。
（ 2 ）失业的类型。
（ 3 ）失业的影响。
2 、通货膨胀理论
（ 1 ）通货膨胀及其衡量。
（ 2 ）通货膨胀的原因。
（ 6 ）通货膨胀的影响。
3 、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菲利普斯曲线。
（十二）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理论
1 、经济周期
（ 1 ）经济周期的含义。
（ 2 ）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
2 、经济增长
（ 1 ）经济增长的含义。
（ 2 ）经济增长的源泉。
（十三）宏观经济政策
1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2 、财政政策的内容与运用。
3 、货币政策的内容与运用。
考试题型 :
• 判断题 20%
• 单选题 40%
• 计算题 20%
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使经济学研究转向了资源配置的技术关系，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理论成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其对经济学研究的统治迄今已近一个半世纪。在今天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资本主义”已完全消失，资本成为一种生产要素，工资、利息与利润只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并取决于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当然，对于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完全正确的，主流经济学往往也把这种理论应用于对现实的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解释。然而问题是，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资率和利息率(利润率)究竟是不是表示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呢?新古典理论中的资本、工资、利息和利润等概念与现实中以货币价值或价格表示的这些概念是相同的吗?
现代国民收人核算统计开始于1929年，同一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可以说，1929—1933年的“大萧条”孕育了“凯恩斯革命”的诞生，但在新古典理论强大的思想意识所形成的观念和教条的无情统治下，凯恩斯的理论很快被融人到新古典经济学，并成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其中，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总量生产函数”把国民收人核算的统计变量完全纳人到新古典的技术关系分析之中，最典型的是把国民收人的统计变量截然划分为实际变量和名义变量两个部分，如实际GDP和价格水平、实际工资与名义工资、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当然还可能有实际资本和名义资本。也就是说，新古典理论把国民收人的统计变量完全套用到总量生产函数之中，再加上决定名义变量的货币数量论，由此成为研究反映宏观经济波动的各种统计数据的基础。
然而，这些国民收人核算的统计变量是不是表示新古典生产函数技术关系的变量或概念呢?经济学家们至今似乎对此没有提出过疑问。在上个世纪50—80年代那场空前激烈的“剑桥资本争论”中，作为争论双方的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那些争论的焦点在这些现实的国民收人核算统计概念中与新古典理论中同样称呼的概念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实际上，剑桥资本争论的结果所表明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国民收人核算体系中以货币量值表示的所有统计变量与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或技术分析是完全无关的，而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特定的货币金融关系。”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熏陶造就了人们天然地认为这些统计变量是“真”的，即表示实物的要素投人和产出的关系，并把这种由生产函数表示的资源配置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和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然而事实上，这些统计变量所表示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或“比谁挣钱多的游戏”，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马克思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正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目前国民收人核算体系中统计变量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恰恰是目前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要研究和解释的现实问题;而主流经济学从技术关系角度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些问题只是由马克思经济学所研究的社会关系决定的。
价值理论不仅是马克思经济学中最富争议的领域，同时也是理论经济学中最具争议的问题。1951年，斯拉法在其编纂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全集》的序言中，提到了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终生想要寻找的“绝对价值”，以表示国民收人中工资与利润的分配份额。这个绝对价值，用今天的语言来讲，实际上就是国民收人(GDP)的测量单位。作为总量指标的国民收人，如果面对的是各种异质的产品，比如小麦和燕麦，我们需要一个同质的单位进行加总，以获得一个同质的总量。当然，如果采用劳动这种同质的单位来计量，虽然可以进行加总，但却不能表示劳动生产率和实物产品产量的变化;而且当两个部门的“资本构成”(资本劳动比率)不同时，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和利润率的变动都会影响到相对价格和收人分配，这使李嘉图在1817年采用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所证明的命题不再成立。
1953年，新剑桥学者罗宾逊提出了异质资本品的加总问题，并由此引发了著名的“剑桥资本争论”。1960年，斯拉法在其名著《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把李嘉图的难题套用到新古典理论中，表明新古典的相对价格一旦加总为总量将导致严重的逻辑矛盾。进而，这一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很快被延伸到有关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讨论中。比如，斯蒂德曼用一个资本劳动比例不同的异质品模型进行证明，得出了在某种假设条件下劳动价值可以是负值的结论，萨缪尔森则重新提出了关于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在逻辑上不可能成立的问题。实际上，斯拉法的模型已经证明，由于在异质品模型中利润率的变动会影响相对价格，从而收人分配的变动将使由相对价格加总的总量(国民收人)发生变动，这使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工资率(工资)的上升将使利润率(利润)下降的命题不再成立。显然，“剑桥资本争论”中存在的新古典理论的加总问题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中是同样存在的。由此，当“剑桥资本争论”中的问题不能得到解释时，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经济学的复兴被完全终止了。
面对那场以失败告终的极其激烈和复杂的“剑桥资本争论”以及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争论，人们是否应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问题的复杂性可能并不在于问题本身，而在于观念上出了问题，而经济学家们可能并不十分清楚地知道争论的问题所在。长期以来，统治经济学界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新古典理论的观念一直顽强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禁锢着经济学家的思维，这就是统治经济学研究的“实物”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新古典经济学家讨论的是实物产品的生产，古典经济学家讨论的是实物产品的分配，而国民收人的计量似乎不能离开这种实物产品。那么，在经济学研究中是否存在完全脱离这种实物产品的生产与分配的价值概念呢?实际上，这个价值概念就是国民收人(GDP)和国民收人核算中的统计变量。在“剑桥资本争论”中，作为争论双方的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GDP和国民收人核算的统计变量可以完全不依赖于实物。这场争论起因于罗宾逊对总量生产函数的批评，当然也涉及到总量生产函数对国民收人核算统计变量的解释，即新古典增长理论。但在罗宾逊1973年出版的那本试图取代新古典教科书的《现代经济学导论》中，作为新古典理论核心的实际GDP和价格水平依然充斥着全书，这正是问题所在。
对于实物产品的生产，新古典的相对价格理论显然是一个完美体系，比如通过表示产品和生产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可以使资源得到最有效配置。然而，我们却不能把构成GDP的各种产品和劳务的价格相加以得到一个表示实物总量的GDP。一方面，新古典的相对价格是一种稀缺的指数，把两个表示稀缺的指数加在一起是毫无意义的;特别是产品的稀缺性取决于人们的偏好，那么随着人们偏好的改变，相对价格和GDP的总量也会随之变动。另一方面，对于新古典的资源配置而言，这里只需要相对价格而根本就不需要总量，即国民收人或GDP的总量对新古典理论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其理论中也不可能得到这个总量。
对于李嘉图的分配理论而言，如果讨论的是实物产品的分配，采用简单的劳动价值论是可以解决这种异质产品加总问题的;如马克思采用劳动时间的计量，通过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划分即可解决工资与利润的分配问题。作为一个“思想练习”，这种劳动价值论的推论完全可以采用新古典理论的多种要素模型。比如，必要劳动时间取决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剩余劳动时间是其它生产要素边际产品(如利息和地租)的加总。然而，当我们这样进行逻辑推论时会发现，如果马克思的分配和剥削理论是建立在这种实物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话，那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只是新古典理论的单一生产要素模型，它根本无法战胜新古典理论。因为新古典异质品模型中包含着一个强烈的命题，即如果要使资源得到最有效配置或使可以分配的面包做到最大，就必须按照新古典的要素边际产品等于要素价格来形成市场的相对价格，从而也决定了要素“初次分配”的新古典边际生产率分配理论，这被称为经济学的“实证分析”;随后的“规范分析”认为利息和地租是不劳而获的剥削收人，则完全可以通过政府对利息和地租征收100%的税进行收人再分配。这样，新古典理论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攻击在逻辑上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然而，新古典理论遇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现实国民收人核算统计的国民收人(GDP)和其中工资与利润(利息)的分配问题。当新古典经济学家采用总量生产函数说明现实国民收人统计中的经济增长和收人分配时，其逻辑一致性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GDP和国民收人核算中的统计变量根本不是新古典理论中的实物，也根本不表示新古典理论的资源配置。这些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国民收人核算的统计变量(包括GDP)所表示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而这正是马克思价值理论所要揭示的。
采用人们熟悉的语言，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一种“抽象”。那么，马克思对价值的定义究竟抽象掉了什么呢?显然，马克思抽象掉了所有与技术关系或实物有关的因素，只留下了“抽象劳动”所体现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表明，这种“价值”与使用价值无关，或与实物的“效用”无关;另一方面，针对李嘉图的混乱，马克思明确表明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无关，即与实物的生产无关。进一步，当马克思把这种“价值”与实物的生产、消费和占有完全抽象掉，或表明价值与技术关系无关时，那么马克思的“价值”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究竟是什么呢?
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原始社会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氏族关系，奴隶社会对他人的直接占有和支配关系，封建社会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人身依附关系等等。在14一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以构造新的社会关系或社会制度的基础，而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理念直接联系到“劳动价值论”。比如在神学家阿奎那的宗教理念中，劳动价值论体现着公平与正义，是人们之间商品交换“平等”的基础。那些早期劳动价值论的阐述者，如配弟、魁奈、康替龙等古典学派的前辈们，把劳动价值论联系到“自然秩序”或私有财产的基础;如洛克对劳动价值论的说明是“财产是自然的权利，它来自劳动”。显然，这种对劳动价值论的阐述似乎联系到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如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就把劳动价值论联系到“自由、民主与公平”。然而，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制度却是与这些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劳动价值论理念背道而驰的。
亚里士多德用大树做比喻，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三个部分：树根部分是最基础的第一部分，它是一切知识的奠基，即metaphysics，中译《形而上学》；作为主体的树干部分是第二部分，即物理学；表现为树枝的第三部分是其他自然科学。这个树根，也就是这个基础，即亚里士多德的being as being，就是古典哲学中至高无上的第一哲学。由于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分化自哲学，所以现在全世界都是显学的经济学，本质上就是一种哲学，是我们认识经济现象或解释经济活动的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
说经济学是一种哲学，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经济学的发展趋势非常不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的主流经济学追求的是向物理学等所谓的“树干”科学的靠拢，表现为去哲学化或去形而上学化的与树根的分离。琼·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哲学》，就是这一过程中这位英国古典经济学传人以卡尔·波普的方法论和科学价值观为基础向“树根”回归的努力。
罗宾逊夫人是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传人，也是自希克斯之后英国剑桥经济学派的掌门人。在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她有过三次革命性创新，即不完全竞争理论的提出、对有效需求理论的阐释以及对正统资本理论的毁灭性抨击。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些只是“一种突破”。由于“革命”是指“改变了对基本问题的思考方式”，而“突破”是指“没有颠覆传统的看法或结果，只是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开始”，因此，尽管罗宾逊夫人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中谦虚地认为该书只是“提供了一箱分析工具”，但因为不完全竞争“为置身于荒凉地区的人们提供了旅行指南”并填补了“垄断与竞争之间的中间地带”；而凯恩斯经济学的阐述和资本理论的争论使罗宾逊夫人确立了新剑桥学派分析方法，所以，罗宾逊夫人是“革命”，而非仅仅止步于“突破”。罗宾逊夫人本人也认为她是“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理论和模型做了一次春季大扫除。抛弃所有自相矛盾的命题、不可度量的量以及无法定义的概念，并重新建构一个分析基础”。
《经济哲学》是一次更为彻底的“春季大扫除”。
《经济哲学》出版于一九六二年，全书由罗宾逊夫人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系列讲座的讲稿整理而成。虽说罗宾逊夫人在书中使用了非技术性语言以争取更多的读者，但因为该书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检讨从斯密到马克思以至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基本原理（罗宾逊夫人的另一本著作《经济学的异端》则从历史演变角度对相同问题进行了检讨），所以读者必须首先具有古典正统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知识背景，才能完全读懂该书。
经济哲学是经济学最本质的部分，是经济学构建自身科学大厦的基石。如果理解了维特根斯坦的那句话：上帝准许哲学家洞悉置于每个人眼前的事物（《文化与价值》），那么，经济哲学就是对那些无法用数学公式和统计图表来解决的经济事务和经济制度的性质做的智性思考。由于罗宾逊夫人一直认为“任何一种经济体系都要有一组规则，一种能对经济体系进行评价的形而上学，一个存在于个人心中并迫使他遵循的道德心”，因此罗宾逊夫人的形而上学讨论由来已久，由她挑起的那场两个剑桥资本之争，实质上就是一场形而上学争论。虽然两个剑桥争论的对象是资本，但从那时以来，资本就没有再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出现过，并一直是当代经济学理论中最为无用的部分。用形而上学概念解决形而下问题的古典分析方法，也在经济学分析中失去了踪迹。贴近物理学分析的形而下分析成了当今显学。在这一过程中，罗宾逊夫人的身份日渐复杂，主流经济学家的身份逐渐模糊，非正统经济学家的形象日渐显现。
表面上看，两个剑桥之争表现为同是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两个学派对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理论的争论，究其实质，却是如何进行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在罗宾逊夫人看来，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揭示了经济危机的根源。虽然有效需求不足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组成，但消费需求不足是主因，引致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则是社会分配不公。因此，罗宾逊夫人主张从分配入手，对价值、效用以及积累和发展等进行概念式分析，以解决现实问题。萨缪尔森对凯恩斯理论的理解与罗宾逊夫人不同。萨缪尔森也认为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构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危机的根源。但萨缪尔森是根据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以及消费倾向等因素来探讨提升有效需求的途径。因此，使用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现实进行干预的形而下手段，是美国剑桥学派的凯恩斯主题。
不同的分析方法反映了经济学家基于价值评判的不同经济分析指向。
在罗宾逊夫人眼中，“历史不断产生出新的问题，旧的（经济学）讨论马上就成了问题”。因此，经济学要采用包括过去的论证方法和观察世界的方法在内的各种方法来解释现实问题。经济学借以获得发展的第一个问题是重商主义关于国际贸易的讨论，重商主义关注的是海外贸易商人，斯密的经济学虽然从批判重商主义的国际贸易论调开始，但和李嘉图一样，捍卫的是资本家的利益；马克思则将斯密和李嘉图的论点转过来为工人辩护。到了马歇尔，基于贷款利息收入的食利阶级成了理论的主角。鉴于此，罗宾逊夫人认为古典经济学过去采用的是阶级分析方法。从魁奈开始，经济分析的基本对象就是农民、地主和手工业者，斯密只不过将这幅中世纪图景改成了由工人、资本家和地主组成的社会结构。由于三个阶级有三种不同的收入，所以总产品在他们之间的分配决定了经济的发展。斯密之后的李嘉图指出，“确定这种分配的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问题”。
罗宾逊夫人认为李嘉图的阶级讨论比斯密纯粹。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的支出时间决定，不过商品要由资本、劳动和土地三者分配。在分配中，劳动者得到相等于满足劳动者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即工资；资本家得到利润；地主得到地租。因此，在劳动生产率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想提升利润，就必须实行自由贸易，用进口廉价粮食的方式压低满足工人生存所必需的粮食的价格和地租。
很多人据此认为，罗宾逊夫人的分析是回归李嘉图，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是回归斯密。理由很简单，罗宾逊夫人重视分配，所以她以李嘉图的分配为分析起点；新古典综合则以斯密的分工为分析起点，重点讨论分工以及专业化和自由市场经济交换的均衡。但这里有个矛盾。罗宾逊夫人一直认为“经济学缺少爱”，她的经济学不仅要反映现实问题，还要为社会送去爱。基于这种观念，罗宾逊夫人认为，斯密的经济分析“是以自然规律为依据的道德哲学，他不赞成人们之间的关系缺少人情味”，相反，“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表明他非常重视道德，并且当然希望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个伦理基础”；但是，“功利主义者李嘉图认为，三个阶级之间的关系是理所当然的关系”。正统经济学承续李嘉图分析，认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必将导致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道德问题被一笔勾销。虽然道德问题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密切相关，但是既然正统经济学告诉人们，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没有利害冲突，那么，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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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追求个人利益了。在罗宾逊夫人看来，正统经济学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斯密本人的学说与正统经济学的斯密理论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从经济学的人文关怀上看，与其说罗宾逊夫人回归李嘉图，不如说罗宾逊夫人回归到了真正的以道德伦理为基础的斯密理论。
但是罗宾逊夫人又不太看得上斯密对剩余产品在利润和地租之间分配的讨论，尤其不屑于斯密借原始森林中的猎人以鹿交换海狸所做的关于价格与交换的讨论。在罗宾逊看来，斯密的这个“自然价格”不太自然，应该是有了交换才有价格；有了专业化分工才有交换；有了有组织社团才有专业化分工。“自然的”技术成本根本不能脱离组织生产的社会形态而独立地决定价格。因此，斯密根据原始条件下“自然的”劳动耗费（时间）比对而产生的互利交换决定的分工，显然不符合罗宾逊夫人对“价值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认识。
价值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说法充分体现出罗宾逊夫人对经济学的认识，罗宾逊夫人认为，经济学不是中性科学，经济学理论与概念受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的驱动。从价值观念向效用概念的发展，就不仅仅反映出经济学从古典劳动价值论向边际效用论的演变和发展。
严格地说，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是一个循环论证且无懈可击的形而上学概念。众所周知，消费者带着收入进入市场购买效用。他们不会把全部收入都花费在一种商品上。消费者如果有理性（他们当然有理性），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经济学的最大化原则，将花费在各种商品上的一元钱的边际效用（预期从购买数量的增加所获得的效用增加）和节省一元钱的预期效用的边际效用均等化，从而使自己获得最大量的总效用。理性人都这么做！
但麻烦来了。因为每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会随着购买量的增加而不断下降，因而从这里推出的逻辑是：我们手中全部收入能给我们带来的边际效用（钱总是用来花费的），一定会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收入而不断下降。
那么，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所以马歇尔就说：“对一个富人而言，一个先令所能度量的愉悦和满足，比一个穷人要小。”按照这个逻辑往下推，平均主义最符合经济学原则，再往下推，富人们都把自己的钱转给穷人好了。正是因为如此，威克塞尔才说：“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彻底的革命纲领’。”但是埃奇沃思不同意，他觉得“享受能力是进化的特征，是文明的根本标志”。帕累托则认为，将不同的效用加总计算，从而证明一个富人花费一元钱得到的效用小于穷人的做法没有意义。
不管有没有意义，对效用概念进行逻辑推理的结论是，如果没有更为根本的干预经济体系的手段，放任因商品分配的不公平而使商品的效用凭空消失，就证明了工会和累进税以及福利国家这类公平原则的正确性。但从另一方面看，效用的逻辑也证明了自由放任的正确性。每个人都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愿花费自己的收入，一旦他将每一先令的边际效用均衡地花费在每种商品上，他就获得了最大的福利。再往下推论，对每个个人来说，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为了获取利益而自利的行为。“个人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断地所做的努力，就是一种保卫力量。”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斯密，但却是“与教授们所解释的斯密学说完全不同”的经济哲学，揭示的是经济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内容。
虽然以罗宾逊夫人为代表的将科学哲学与经济学研究融为一体的方法成为一时之时髦，并引发了对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研究范式的质疑与批判，但实用主义的美国经济学显然已经不耐烦这种思辨经济学。杰文斯早就说过，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那么，经济学一定是数理科学。萨缪尔森也认为，在牛顿时代之前，运用数学语言的科学就已经取代了希腊和罗马的经典理论。就像大爆炸之后的宇宙尘埃逐渐分离扩散形成不同的星体那样，经济学逐渐远离思辨传统，走上了唯科学至上之途，以至于很多人甚至认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就在于经济学要使用数学方法并依靠数学模型进行“演绎”。威克塞尔针对瓦尔拉斯用数学方法证明“自由竞争能使效用最大化”的做法曾经说过：“仅仅因为使用数学公式表达了他认为当时自由贸易主义拥护者们使用普通语言无法表达的观点，就认为他已经对他们未曾注意的地方进行了严格证明，基本上是一种可悲的看法。”罗宾逊夫人却认为，虽然使用代数非常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x与y之间的对称关系稳定而且和谐，但数学轻而易举就完全抹掉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
或许这就是罗宾逊夫人从正统变成非正统的原因。
经济学肯定需要数学，数学推理在很多方面都比思辨推理更为清晰和简单。但经济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虽获得了独立，但仍然必须紧紧扎根在哲学基础之上，就像树干只能生长在树根之上。马歇尔曾经说过，数学可以检验我们的直觉，并用来为分析结果进行速记。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数学应该是个陪衬。但现在很多大学的经济系里，数学不是陪衬而是根本。经济学学生在学术论文中使用数学成了一个硬性要求。比如为求证“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否过大”这样一个普通人都知道的问题，学生要动用数种计量方法，寻找出十个变量进行数理推导；比如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是由央企主导”这种没有任何疑义的问题，也可以弄出n个导数求导并且扯上洋洋数万言。统计学和数学将形而上学从经济学中清除得干干净净。
关键词：数学 函数极值 经济 应用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数学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经济学也从最初单纯的社会科学，变得纳入了许多直观的数学理论。现代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数学与经济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局面。
在经济生活中，我们往往会遇到很多寻求最优的问题，比方说利润最大、损失最小、成本最小或者原材料最省等等情况，而函数的极值问题正是解决这一类问题的最好的工具。
一、函数的极值
若函数f（x）在x0的某邻域内有定义，且对于该邻域内的任一点x（x≠x0），均有f（x）f（x0），则称f（x0）是函数f（x）的一个极小值。
或称如果函数f（x）的定义域I上，存在x0∈I，使得对任意的x∈I，均满足f（x0）>f（x），即称x0是f（x）的最大值点，此时f（x0）称作函数的最大值；若存在x0∈I，使得对任意的x∈I，存在f（x0）
二、函数极值的求法
（一）数法
三、函数极值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在现代经济生活快速变化的当代，各种经济情况愈加复杂，如果单纯依靠传统经验已远远不足以应付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所以需要更多的依靠专业的知识，以及量化的决策标准，合理规划企业生产、资本投入和产品销售等各个环节。这就要求决策者必须理清其中各项数据及其之间的关系，并且能够及时地对出现的情况进行精确的分析，从而的得到准确的信息和合适的应对方案。函数极值知识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而有力的工具。
例3.如某超市销售A洗衣粉，每月可售出6000袋，每袋的进价2.80元，售价3.40元，据调查每次进货所需运输劳务费用为62.50元，保管费是1.5元每袋。若可以多次进货，则该超市每次应该进货多少时，可以获得最大利润？
解：设该超市销售洗衣粉月利润为y（元），x表示为每次进货量（包）。
其中x为0
此时只需对上述函数求极值得到当x=500时，ymax=2100元，即每次进货500袋洗衣粉可获得最大利润2100元。
通过上述实例，不难看到，引入函数的极值计算，可以明确的对最大收益进行量化，使得每项决定都可以有据可依。这只是函数极值最初等的应用，在经济学领域中，可以涉及到的市场需求分析、最低成本估算、边际利润等问题，都值得我们再接再厉的去深入学习。
参考文献：
新成立之后，中国大陆界对待马克思理论的态度，非常惊人的相似于“五·四”运动之前国人对待孔子理论的态度——一儒独尊，一切以孔圣为准则，迷信、神化、反。
中国学的就在于这种反科学的“孔圣范式”，而非樊纲先生所说的“苏联范式”，也就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迷信、神化，一切以马克思为标准，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标准，并且把一切正确或被认为正确的经济学理论都说成是经济学，而一切不正确或被认为不正确的经济学理论都说成是非经济学的这种范式。近十年前，由樊纲先生《“苏联范式批判”》所引发的“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讨论，并没有找到中国经济学的正确路向。
马克思理论的“孔圣范式”不仅是中国（大陆）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的阻力，也是中国（大陆）其他一切领域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
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即一九九六年，中国（大陆）经济学届的精英们，曾经发起过一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讨论，据称，这场讨论是因为樊纲先生的《“苏联范式批判”》而引发。
当时的背景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经济学理论远远落后于经济实践，理论界认为传统经济学理论（樊纲先生所称的“苏联范式”）严重束缚着我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这套传统经济学理论既不能指导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也不能解释现实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同时，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间，理论界出现了大批与传统经济学理论观点不一致，五花八门，跃跃欲试，似乎想突破传统理论束缚的文章。
据资料显示，这场讨论的结果（比较主流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学的未来走向，要坚持以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为指导，吸收西方经济学科学有用的东西，结合中国经济实践的现实，发展我国经济学。
实际上，经济学，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最终还是占绝对统治地位。这场讨论并没有为中国经济学找到正确的方向。
回顾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近二十多年，即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可以看到，我们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即上面提到的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的“准诸子百家”时期。这个时期，思想很活跃，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有重新诠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有照搬西方各流派经济学的，有诠释西方经济学的，也有自己“创新”自造的，甚至有非经济学的“经济学”观点的（比如用意义、管意义的价值概念解释经济学意义的价值等），五花八门，泥沙俱下。第二个时期是一九九0年至二00一年之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大规模引进时期。其标志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引进施行。这时期传统经济学理论，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被置之一旁。就如广东珠江三角洲，大兴土木，到处修建新楼房，而其旁边的旧宗祠依然故我一样。第三个时期即是二00一年到现在所开展的“劳动与劳动价值深化研究”时期。这时期是在市场经济理论大放异彩的时候，想起了传统经济学理论。就如广东珠江三角洲农村建起了大批新楼房之后，想起要用现代新的建筑材料翻新一下旁边破旧的宗祠一样（这只是翻新，重新装饰而不是推倒重建）。“劳动与劳动价值深化研究”的结果是重新确认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体系的地位。认为市场经济理论，即效用价值论体系理论，虽然在经济实践中大放异彩，但这并不，更没有动摇劳动价值论体系的统治地位，因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是相通的”，“劳动价值论隐含有效用价值论的意思”。昔日水火不相容，互为死敌的一对，今日认祖归宗，同为一家！这样便形成了经济学一山藏二虎的局面。似乎一个“价值”有两个答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事实上，这次的深化研究，对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得出更深刻、更正确的认识，而只是多了一些错误的演绎罢了。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不管哪一个时期，即使声称“苏联范式”被批判及抛弃，我国经济学主流都始终没有减弱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的迷信和神化，我们始终没有摆脱传统理论的束缚，也没有摆脱樊纲先生所说的“苏联范式”的束缚。
二
我们很难想象，科学领域会有一种理论或理论体系，能有如马克思理论这么大的能耐，这样的神通广大，无论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或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无论是“地心说”，或是“日心说”。在我国（大陆）理论界，马克思理论，始终被看作是绝对的真理，是真理的标准，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指南，它包罗万象，无处不到、无所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单是经济学，科学的一切领域都是马克思的天下。在大学教科书里面，就有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文学，新闻学等等，不一而足。似乎没有马克思就没有真理，马克思是真理的代名词。马克思似乎是神而不是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我们中国大陆比“孔圣”还“孔圣”。上个世纪“五·四”运动之前，孔子是我们的圣人，我们的一切言行都以“孔圣”言论为准则。“五·四”运动的目的是要结束封建，破除迷信，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结果却是“孔圣”送走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没有请进国门，“马先生”————已捷足先登抢占了地盘。后来，我们便一切以马克思为标准。一个外来的洋封建、洋迷信，替代了本国的土封建、土迷信。中国社会因此而封建依旧，迷信依旧。
于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象他的其他理论一样，日益被教条化，被神化。以致于我国经济实践，一度以劳动价值论为依归，实行错误的产品形式的计划经济体制。
而事实上，无论是从实践方面，还是从理论方面来说，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都是一个几乎完全错误的理论。
几十年的经济实践已经证明，产品形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失败的错误体制。而这个体制正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理论要求下的结果。
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商品的价值量，完全由生产商品的劳动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的价值由劳动所独自创造；剩余价值是利润的唯一来源，并且是工人剩余劳动所独自创造的。所以，要消灭社会经济的不公平，消灭劳动剥削，就必须消灭商品、消灭商品生产。因此，社会主义必须实行产品形式的经济体制，也就是计划体制。
因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如果没有剩余价值，无利可图，商品生产就不可能继续，就不可能存在。反过来说，只要有商品与商品生产的存在，就会有劳动剥削，就会有社会经济的不公平。所以要消灭剥削，消灭社会经济的不公平，就必须消灭商品及商品生产。
既然商品与商品生产消灭了，社会经济实行产品经济形式，就意味着社会经济的调节手段是“计划”。因为商品不存在，市场，即市场调节，也就不存在，剩下的就只有计划调节。
所以说，社会主义产品形式的计划经济，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理论要求下的必然结果——不管马克思原著里面是否曾经给社会主义经济下过“计划经济”的定义。
有许多论者（包括上文提到的樊纲先生）认为“计划经济”是斯大林、是苏联教科书的“杰作”。而这只不过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罢了。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圣人”及“圣经”有错误——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知识的贫乏的话。
除此之外，对于劳动价值论的其他理论，我也没有看到苏联教科书的解释或演绎有什么根本性的错误，我只看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几乎完全错误的理论。
政治经济学的根基及主干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错误，本人在《谈正确认识劳动价值论的根本障碍》，《价值难题新解》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错误》等文中已有较深刻的，在这里即不再重复，只作简单的介绍（当然，也有相当的一部分学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出过怀疑，但是他们都没有看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致命点）。
首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关于商品的价值创造及价值决定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
商品价值，即交换价值，是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或交换比例，它不是一个实质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就象物体的比重一样，根本不存在创造不创造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是创造财富，而不是创造价值。只不过价值也用于衡量财富的多少，作为财富的一种尺度。但价值并不等同于财富，价值和财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往往把二者混淆了。我们知道，“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也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其实，一切生产力因素（即资源）都是财富的创造者。
劳动也不是唯一的价值因素，甚至不是一个独立的价值因素。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占有性，一个是有用性。商品的价值量由商品的占有性和有用性两个因素共同决定。劳动（劳动耗费）只不过是占有性的一个特殊而普遍的形式而已，并不是占有性的全部。所以，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价值因素，更不是唯一的价值因素。
其次，剩余价值理论也是错误的。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即价值创造及价值决定理论——的派生物。由于他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其剩余价值理论的正确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资本主义社会（或私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经济活动，的确普遍存在着劳动剥削的情况，但是，劳动剥削并不是利润的唯一来源，甚至可能不是主要来源。因为上面提到“一切生产力因素，即资源，都是财富的创造者”，而所谓利润，实际上是资本家在经营活动中得到的净财富，即除去成本财富的财富净增长。所以，所谓的“剩余价值”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或根本目的。
同时，劳动剥削也不是社会经济公平的唯一敌人，更不是最大的敌人。社会经济公平的最大敌人或主要敌人是资源的占有和消费（使用）的不公平。当然，劳动（劳动力）也是资源的一种。
再者，马克思的基本经济理论也是错误的。
本人的研究发现，左右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即基本经济规律，是“效用最大化·生产耗费最小化原则（原理）”，而不是马克思的“等价原则”。如果不考虑马克思“价值创造，价值决定”理论本身的错误，“等价原则”充其量也最多是基本经济规律，即“效用最大化·生产耗费最小化原则”，其中的一个小枝节而已。而实际上“等价”也只不过是“交换”的同义反复。因为“交换”本身就意味着“等价”。所以，所谓的“等价原则”几乎不值一提。
三
上面提及的三个，即“价值创造及价值决定（因素）” 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基本理论，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根基及主干，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根基。而这三大理论都是完全错误的，或几乎完全错误的。说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几乎完全错误的理论体系。
一个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几乎完全错误的理论（体系），如何去指导我们的经济实践和理论，并且还要作为（真理的）标准？
而就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体系）是完全正确的，它就能作为我们一切行动（经济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指南及标准吗？不是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即“实践”吗？
马克思是百家中的一家，并且是“一家”而已，为何马克思理论能涵盖一切，为何以一家顶一百家？为何独尊一家而硬废其余九十九家？这不是严重反的做法吗？
所以，我们说，经济学的，实质上并不是所谓的“苏联范式”的问题，而是“孔圣范式”的问题，也就是那种“一儒独尊而百家俱废”，“一马独嘶而万马齐喑”，“一枝独秀而百花不放”的迷信、神化、反科学的“封建范式”的问题。
因此，我要在这里大声发问：中国经济学究竟应向何处去？马克思理论是应该继续“神化”还是应该转为“凡化”？我们是要迷信还是要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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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
[关键词]一般均衡;经济学研究方法;经济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5-0155-02
18世纪70年代的工业革命之后,在市场的指导下全球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人类物质文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自斯密发表《国富论》以来,对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吹捧一直就是主流经济学家的主要观点。萨缪尔森在他编写的那本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上这样写道:“现代经济学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理解亚当•斯密的论点(指“看不见的手”原理―引者)的准确含义。”尤其是在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第一次提出一般均衡的数学模型,一般均衡体系存在着均衡解,而且,这种均衡可以处于稳定状态,并同时满足经济效率的要求。自此,一般均衡状态成为经济学领域里理想的模式,在静态均衡状态时各类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安排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意义是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并建立以此为标准的规范经济学分析方法,在此方法下有效地评价现实社会各类经济现象的效率问题。并且在判断一种经济制度安排时,着重考虑的是它是否内生的趋向于一般均衡状态,如果在理论上能够证明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经济运行有一般均衡的趋势,那么就接受这种制度安排。
1 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怀疑观点
15世纪前后,欧洲随着贸易特别是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经济思想界普遍产生了重商主义观点。由于重商主义的研究视野集中在流通领域,论证财富的产生只能在流通领域,在这样的观点下自然而然是支持政府干涉经济的运行,在国际上扩大出口限制进口,而在国内支持出口品的过大投资及生产。近代经济科学是在理论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的时候开始的。这种经济视角的改变,所带来的观点同以往的重商主义是完全相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它坚信市场经济完美的运行机制的逻辑终点便是政府的自由放任,无为而治。
然而就在同时期,有学者对这种制度是否能解决社会的长远发展问题提出了质疑,马尔萨斯对人口数量增长的关注主要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的,并消极地看待发展前景。首先他从人性的两个公理出发,得出了人口数量几何增长的结论。由于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存在,投入到土地上的劳动力所得到的报酬会越来越低,进而导致粮食产量边际增量会越来越低,最终粮食的产量会到达最大值进而决定了人口的数量。在这样的逻辑推理下,所得到的结果绝非一般均衡状态那样令人向往和期待。贫穷和失业一如既往地存在着,未来不见得会比现在好,也许会比现在更加糟糕。
继马尔萨斯之后,对私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质疑声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是马克思。他从劳动价值论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后盾对私有产权制度市场经济运行的后果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马克思首先是肯定资本主义的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他甚至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比过去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还要多。但是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收入分配制度方面,却是毫无顾忌的给予否定,认为这是一种“剥削”的制度。传统上认为马克思批评剥削的原因有三个,一是针对于当时童工的泛滥,劳工工资的低微,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但这不是主要的出发点,如果马克思真对此过多的关注的话,那么批评这一现象的最好做法是站立在社会学的角度,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上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对剥削的批评;二是站立在劳动价值说的基础上,若以此作为批评剥削行为的主要原因,那么它就不可能协调劳动分工存在的机制与它的合理性方面的关系,也不能很好地解释资本存在的现实性与它在理论上发挥效用的非正义性之间的关系,因为历史上人类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路径是没有错的;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不协调性,雇佣劳动制度下的“剥削”性质最终会导致生产的中断,社会的动乱,经济系统的崩溃。他认为这种制度安排是内生性的不稳定,经济危机每隔10年爆发一次就是最好的例证,进而否认一般均衡理想模型的标准性意义。在这点上不同,是马克思同以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发生分歧最主要的地方。
2 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倾向
按照西方经济学者的说法,马歇尔和瓦尔拉斯等人在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的假设前提下,以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来分析市场价格的形成,进而解决资源的配置和报酬问题。他们建立的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根据这一模式各类生产要素均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报酬,消费者也能够达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
从此以后,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就以这种先入为主的理想模式作为评价标准和分析的终点来认识现实的经济问题,以此来判断各类市场和政府及制度失灵现象并给出相应的对策。钱颖一教授在《理解现代经济学》一文这样写道:“现代经济学代表了一种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钱教授在这里所谓的视角是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角度,实际上是经济假设前提。行为假设的初始给定是很重要的,在保持某一理论体系逻辑不变的前提下,仅仅由于行为假设的改变,该理论便可能面目全非。分析工具也就是逻辑演绎的具体形式,它可以是各种图像模型和数学模型。钱教授认为“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像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这三个部分最重要的是参照系,钱教授建立参照系的重要性在于“它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未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问题时会因为没有参照系而缺乏主线和深度。若前提所假设环境条件是符合经济效益所要求的,也就是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的,那么经济分析的结果是找出均衡解来,而均衡解所流露出来的含义很明显是经济行为主体之间是没有利润的,社会中是没有失业的。
同样,田国强教授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有五个基本组成部分:①界定经济环境;②设定行为假设;③给出制度安排;④选择均衡结果;⑤进行评估比较。”在这五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中,最有启示意义的是均衡结果的选择和评估比较。什么样的均衡结果是我们所想要的取决于经济环境的界定和制度安排下的各类价值判断。田国强教授认为对均衡结果选择有决定性影响的评估标准有两个,一是帕累托最优或改进,因为它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对一个经济制度给出了资源是否被浪费的一个基本判断标准;另一个是激励相容,它评价的是自利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冲突程度,个人的行为是否在客观上为社会工作。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现代经济学在分析经济问题的时候,不管使用的是数学模型还是各种图像模型都有一种寻求稳定均衡的倾向。这些均衡形式在假定条件的协助下成功的避免了外部环境改变的影响,并且在理论分析上它代表的是资源合理状态。然而,人们在理解参照系的均衡状态时却忽视了一个很有启示的结论,那就是在这种均衡中各经济生产单位是没有利润的,社会上是没有失业的。失业与利润之间是否有着相互之间互为变量的关系?
3 现实经济运行机制与一般均衡模式
如同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厂商的经济行为时所给定假设那样,也就是企业的一切行为最终能从追求利润的动机中得到解释。尽管有的时候,这一假设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认为现实中人问题的存在会使得这一动机发生变异,但是没人能够提出更好的前提条件或者抽象说出更好的环境描述,因此接受这一假设有着合理的原因。没有一个企业或者行业能够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长期存在,利润的存在是企业长期性存在的基础。
我觉得很有必要说明为什么企业需要利润来支撑它的存在,企业的存在可以描述成为是一种产品的生产持续存在。从社会的角度看,这需要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存在着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存在;另一个是这种产品能够在不大量消耗能源和破坏环境的情况下生产出来。很明显,利润主要是来支持后一个原因的。厂商理论在分析其原因时,通过不同的市场结构之间的比较,发现垄断因素是利润存在的原因。尽管产品之间的替代能减少垄断因素,但现在企业都普遍意识到,应该通过品牌而非产品来加强其垄断的因素。可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下,垄断因素不再存在,利润和失业也不再存在。这样的均衡暗示着我们什么呢?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将永远都无法达到这种状态,也就是我们无法到达完美状态时的和谐。那么我们现在的努力是一步一步的朝着和谐发展还是仅仅在维持稳定的发展,不确定因素是否能在根本上清除。
在农耕社会的自给自足经济中,经济行为的动机不管是从个人角度出发还是从社会角度出发,都是满足自身的需要而非对利润的追求,有趣的是在这样的动机行为下失业现象是不存在的。尽管历史学家在阐述社会发展的原因时,将人口压力转变为动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近五千年的农耕文明中,威胁文明从来不是人口过多,使得文明崩溃和消亡的,也不是内在的原因,而是外部的压力。在工业文明的社会中,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赞同,潜在GDP增长率的水平下,社会上存在一个自然失业率。GDP增量中扣除折旧的那部分与自然失业率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是值得深思的。
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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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
[5]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