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4 17:27:1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的经济含义，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经济学具有国际性,因为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经济学的实践、教学和研究。中国经济学概念的出现和发展具有必然性,然而这一概念具有多种含义,而这一点并没有被足够重视,以至于在对待一些事宜时容易失去较为合理的态度。
中国经济学可以理解为以下几种含义:一是中国的经济学,这是经济学的地域属性或是文明属性,中国经济学家致力于这一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我们讨论中国经济学时也往往以这一含义为出发点、对象、目标和归宿;第二层含义是经济学在中国(EconomicsinChina),这与中国的经济学(ChineseEconomics)不同,经济学在中国根本上是一种学科传播的结果,例如我们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只能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而不可以说成中国的西方经济学;第三层含义是研究中国的经济学;这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者的主体为中国的经济学者,但包括一些外国和国际机构经济学家,说明这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和中国经济的经济学;第四层含义是中国人研究的经济学,包括华人经济学家,就目前来看,许多华人经济学家成就大,与国内联系密切,关注中国的经济和经济学,而我们在不经意中也把他们的研究包含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从罗素描述词理论的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学对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的解释,而较为公认的观点是学术理论社会选择的结果。
中国的经济学思想已经存在数千年了,但“中国经济学”有无形成尚待探讨,因为探讨对象没有统一标准,任何结论都不具备让他人接受的条件。严复译《原富》拉开经济学在中国的序幕,已经百余年了。现实中,经济学在中国和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占了绝大多数,如果把这转换为中国的经济学那么就是偷换概念。哲学家指出,人不仅是自然人、社会人,也是文化人。经济学人并不例外,中国经济学人的中国经济学意识,已然反映了其文化属性,套用行话来说,中华文化是中国经济学人研究经济学行为的约束条件,经济学研究如果不注重文化属性,就会使得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得出的结论与现实不符,许多现象就会解释错误。应当指出,我们也受到非中华文化的约束,经济学的引进已经上百年了,其他文化中的许多观念、方法、思想等已经正式的和非正式地影响我们的知识结构(当然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也影响了其他文明,例如重农学派受到中国文化很大的影响),主要就是我们的学科体系、学科概念、学科划分等学科构成是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的,其思想通过西方文明的历史深化并东渐到中国。笔者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学现状是中西学术、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并且经济学的未来也同样受到如此影响,至于孰强孰弱的程度和范围决定了中国经济学以后的发展轨迹和状态。
平心而论,我们希望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经济学。但现实文化、国情、人口分布、地理环境等不同的约束条件导致不同的经济现象和人的行为。换言之,如果存在单一经济学,又何来学科本土化?诚然,文明不可比,但同样诚然的,文明之间存在差异,差异表示在具体的某一方面有此长彼短。我们应该承认落后的经历,承认先辈和我们也学习过其他文明优秀的文化、知识和思想。中国经济学概念的提出是因为文化属性归宿的需要,是一种集体的需求。
对于如何通过学习来发展中国经济学,可谓见仁见智。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先发优势,数百年的历史领先不仅使得经济学体系,而且经济学说史上学派纷呈,各领。这是一种资源禀赋。如果我们不去学习这些理论,幻想另起炉灶,那么交易费用奇高。对于经济学者来说,学习欧美经济学理论是追求最大效用的。因而集体的学习行为可以看作是囚徒困境,但交易费用过高使得这也是集体理性的。中国经济学的建立是一个超赶过程,我们应该发挥资源禀赋,例如我们的社会体制、文化体系、独特历史、现在的伟大的经济实践等等。经济学是研究稀缺的,而稀缺的前提是存在差异,存在的差异使得建立中国经济学有了可能。如何在整合的同一的趋势中把握独特性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文明交往和发展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经济学注重研究细节问题,发展中国经济学的关键同样在此,唯有把握了我们独特的体制、历史、文化等资源禀赋,并作为约束条件具体分析,解释文明体系下的行为和现象,才能对经济学做出贡献。越是民族的则越是世界的,中国经济学只有在为整个经济学提供了多样性样本的基础上,才能成为被承认的完整的独立的体系。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开展对话和交流,一方面是降低学习的交易费用,进而加快学习进度和加强学习能力,另一方面是信息交流,在学习的同时及时传播我们的学习状态和心得。由此可知,中国经济学不可能是刻意为之的,因为学科发展有路径依赖性,我们必须遵循规律才不会走弯路。但无疑地,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是任重而道远的。
日前，世界范围内对经济学的数理分析之风渐盛。对于经济学研究及教学呈现的数理化趋势，国内外都展开了争辩。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大家准备的浅谈数理经济学教学的研究。
赞同者甚至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们认为，数学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在分析经济问题时采用数理方法可以得到在纯语言的定性分析中难以直观得出的结果，它使得分析的逻辑更加严谨，表述更加准确精炼，且能将已有的经典经济理论拓展延伸。而批评者们则认为，经济学最重要的是注重理论思想的研究和传播。数理模型过度建设和使用无益于理论的创新，也无法准确反映现实复杂且不稳定的经济活动。数理经济学的本质是探讨如何用数学语言准确、精练描述经济学问题，并推敲通过数理分析而导出的数学关系式所表达的经济学含义及揭示的经济规律。在不脱离经济思想本质的情形下，科学地应用数理工具，进行经济理论的理解、应用和延伸，将有助于经济学科的长足发展。
数理经济学是一门方法论，它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就分析对象而言，它可以是微观或宏观经济理论，也可以是劳动经济、产业经济、公共财政等经济学分支学科。因此，数理经济学囊括了经济学各个方面内容，也涉及到了非常多的相关数学理论和模型，内容极其庞杂。这给教学工作带来了难度。国内关于数理经济学这门课程也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通用教材，除了国内学者们编写的少数教材之外，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华裔经济学者蒋中一编写的《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动态最优化基础》。有些高校直接采用了北美经济学研究生的相关通用教材进行授课。教学内容上以学习和参照国外的教学内容为主。
针对数理经济学覆盖内容众多、理论过于抽象、模型研究方法复杂等特点，笔者认为在进行数理经济学教学时，首先让学生了解相关经济学理论的精髓和核心思想，秉承从基本分析框架出发的思路，使学生掌握解决经济学优化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原理，培养学生利用基本方法分析具体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地把握数理经济学的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论文摘要：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国际经济学具有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课程体系比较庞大、与其他专业课程互为依托、对数学能力要求较高等特点。但目前国内很多高校在国际经济学教学实践方面仍存在一些诸如学生的专业基础和数学能力较弱、教学方式较为传统以及教学质量不高等问题。因此，为了进一步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质量，仍需从不断提高教师素质、创新教学方法、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等方面入手。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地区）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国际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也得以不断提高，且已成为经济学类各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因此，结合国际经济学的自身特点，不断探索该学科的教学改革，对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质量以及学生运用该课程分析和解决国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经济学学科的主要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部分高等院校才开设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之后越来越多的高校也陆续引入这门课程。作为一门在中国发展时间仍不长的经济类专业基础课程，国际经济学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国际经济学以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为基础，研究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是一般经济理论在国际经济活动范围中的应用与延伸，是经济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国际经济学主要是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从研究内容来看，国际经济学主要包括微观部分（国际贸易部分）和宏观部分（国际金融部分）两大块。其中，国际贸易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本工具，属于实物面研究；而国际金融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宏观经济分析为主要工具，属于货币面研究。
2.理论体系比较庞大。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并且涉及到很多当前国际经济中的现实问题。微观部分主要研究国际贸易纯理论、贸易政策、贸易与经济增长、要素国际流动等问题，侧重于解释国际贸易的起因与利益分配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及其依据等。宏观部分主要研究国际收支理论与政策、汇率理论与政策、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货币制度等问题。从国际经济学所涉及到的理论派系来看，微观部分主要涉及到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重叠需求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等，宏观部分主要涉及到货币模型、资产组合平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可谓是理论派别林立。此外，国际经济学是一门发展的学科，如克鲁格曼等人仍致力于国际经济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3.与其他专业课程互为依托。国际经济学和经济类专业的其他专业课程，如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课程互为依托。在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国际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专业基础课，一般都是安排在其他专业课程之前或者与其同时开设。在国际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将会涉及到一些财政、金融、投资和贸易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因此以前所学习的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投资学等基础课程是国际经济学学习的基础。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学的学习也将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投资学、国际金融学等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础，并有利于学生以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来学习和研究理论和现实中所涉及的财政、金融、投资和贸易等方面的问题。
4.对数学能力的要求较高。国际经济学是一门逻辑性非常强的学科，其内容涉及到比较多的经济数量关系。国际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形成关系密切且相互支持的理论体系，是因为它体现了数学的基本特点，即概念、方法的抽象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一般来说，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都需要一定的数学知识作为支撑。而在其中大量采用数学模型进行论述的国际经济学，更是要求学生具有比较扎实的数学基础。
二、国际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国际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经济类课程，这些西方经济理论在解释或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过程中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当然，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
1.学生的专业基础较为薄弱。作为经济学类专业的基础学科，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也是国际经济学学习的基础和前提。尽管这些课程在教学计划中都有所安排，但学习效果并不理想，这一问题在国内大多高等院校的教学实践中都是存在的。再加上受应试教育这一传统思维的影响，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很难将所学的理论同经济发展实际联系起来并加以理解和记忆，致使专业基础不够牢固。而这势必会影响到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难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2.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较弱。数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在国际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更是涉及到了较多的数学模型和逻辑分析。在教学的过程中明显发现，学生对数学工具的运用还不够熟练，数学思维能力较弱，对逻辑推导、数学证明等比较生疏，尤其是难以理解理论模型的经济意义，不能将数学模型与其经济含义联系起来。因而，学生的数学基础和逻辑思维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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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方式比较传统。目前，很多国内高等院校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仍普遍采用“满堂灌”这种较为传统的教学方法。“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将讲授知识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而忽视了学习方法的引导，更忽视了“教”和“学”的互动，这种教学方式难以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实践中也发现大多学生仍倾向于“被动”学习，缺乏“主动”的思考。
4.理论与实际脱节较为严重。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大多高校仍倾向于由教师选取相应的教材并以该教材为中心进行教学，这有利于教师完成备课、讲授等教学环节，也有利于学生对该课程理论体系的理解和掌握，但这也使得教师和学生过分依赖教材，进而忽视了国际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际之间的关系，难以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众所周知，理论来源于实践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因而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可能会导致“教”、“学”双方思维僵化，难以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学习并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更难以增强学生用所学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国际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对策和建议
作为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学课程的定位应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发达国家（地区）的经验教训，不断完善该课程的教学方法，提高其教学质量，进而增强学生用所学的国际经济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致力于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1.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为有效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必然需要一支科研和教学能力较强的师资队伍。而建设好国际经济学师资队伍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加强学科内任课教师的定期交流，不断提高团队意识，此外还要积极同兄弟院校的相关师资队伍进行沟通和交流；（2）鼓励任课教师到国内外其他高等院校进修和深造，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知识层次；（3）鼓励任课教师进行科学研究，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科研水平；（4）加强师资队伍的培训，使之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并将其有效地应用于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
2.引入比较先进的教学方式。针对目前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目前国内有很多高校已经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开展双语教学。因此，在我校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方面，可先尝试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行双语教学，然后逐步推广到经贸学院的其他经济类专业。此外，可以采取诸如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实验教学等先进的教学方式，有意识地培养并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可尝试将所涉及的理论同现实热点问题结合起来，这样不但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更能通过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注重充实新内容。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层出不穷，国际经济理论也在不断发展，而教材里面知识的更新却显得有些滞后。因此，在结合教材讲授国际经济学的过程中，一定要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的发展动向，并及时充实新内容和引入新数据。如在讲授国际贸易理论的时候，要引入当前国际贸易研究领域中出现的新思想和新理论；在讲授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的时候，要引入新数据并介绍欧盟发展的最新动向等等。此外，还应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同课程教学结合起来，坚持学以致用，并立足于为中国经济发展作贡献。
4.处理好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在国内不同高校的经济类专业中，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高等数学等是国际经济学的基础课程，而国际经济学又是国际贸易学、国际投资学、国际金融学等其他专业课程的基础课程。在经济类专业的教学体系中，国际经济学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更应认识到国际经济学这门专业基础课程的重要性，对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的课时量及其开课时间等进行科学安排，对于学生已经修过的课程的知识点要加以回顾，对于学生尚未修过的其他专业性课程的知识点要予以介绍，以体现学科之间的承接性和过渡性，并不断帮助学生去认知整个经济学知识体系。
5.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案。作为一门对数学思维能力要求较高的课程，如何处理好理论模型和经济发展实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不同层次和专业方向以及学时安排等具体情况加以区别对待。例如，对于数学基础较为薄弱的班级，应根据其专业特点和教学计划等有所选择地讲解模型，并着重讲解相关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而对于数学基础较好的班级，在讲授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应着重培养其逻辑思维能力，使其理解数学模型的假设前提、论证过程和经济含义等。学以致用！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引导学生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来认识现实中的国际经济问题，然后去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教学效果并增强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数学；逻辑性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3—0169—02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稀缺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的科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理论课。与一些应用学科相比，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该学科运用抽象分析方法，通过建立假设前提条件，排除需要排除的因素和现象，创造了一个纯粹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环境。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假设基础之上的，它剔除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影响因素。其次，数学推导和数学模型大量地存在于西方经济学教材中。数学工具运用逻辑上的抽象推理，将经济社会中各种不同的人抽象为单纯的数学符号，然后使用大量的数学公式和数学模型去演绎人们的经济活动。
诚然，使用数学比较简练，表达概念比较准确，运用数学模型可以处理几个变量的一般情况。但是，一些教科书上，往往容易以数学代替知识，以计算代替理解，把研究的范围局限于数学上能够解决的问题，而且为了数学上的方便任意采用不适当的假设，以致追求数学技巧而抛弃经济原则。也就是说，让数学从“仆人”变成了“主人”，不是数学分析为经济分析服务，而是经济分析为数学分析服务。这是大忌。加之，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数学基础相对薄弱，大多对逻辑推导、图表、公式、数学证明不习惯接受，尤其不容易把这些图形和公式的经济学涵义同文字描述统一起来，从而很难真正理解经济理论的含义，很容易对西方经济学产生乏味、枯燥、难学的印象，甚至产生厌学心理。
于是，在教学中往往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忽视数学的作用，认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数学的过度运用无助于经济思想的表达，反而使很多对经济学感兴趣但又没有较强数学基础的人望而却步，使经济学由令人肃然起敬变成令人望而生畏、望而生厌。因此，他们更主张使用纯语言的方式进行教学。另一种倾向是主张与国际接轨，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强调数学推导，按数学模式讲授经济学[1]。笔者认为，这两种教学方式都是不可取的。的确，经过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数学在经济学中由有节制的引入转为“炫耀性”的滥用，经济学由使人“沉闷”变得令人“窒息”。但不可否认的是，数学的使用能使人们更严格地阐述、更精练地表达他们的经济思想，通过各种前提假设条件精确化，运用数学模型来分析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使经济理论体系更为严谨，经济学思维方式更趋严密。但是，滥用数学会使经济学理论脱离现实，与其社会科学的身份相背离。因此，在经济学教学中，对数学的运用问题，关键应该掌握必要的度。
一、明确教学目的
方福前教授曾经说：“在我国开设《西方经济学》，主要目的是教给学生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2]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教学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因此，经济学教学目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兴趣培养与能力的提升。通过一个又一个完整的过程，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学会提炼问题、分析问题，提高逻辑推理能力和对经济现象的洞察力。第二，学会对经济思想用数学表述。第三，数学模型建立、求解以及解释。一个经济问题或经济现象表述为数学模型，用解（即均衡）来帮助解释经济现象，从而在最大限度上改善经济。因此，最高层次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挖掘解（均衡）所隐含的经济现象，从而提高对经济现象的洞察能力。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不能一次实现，必须循序渐进地完成。
二、正确认识数学的作用
经济学是一门大量使用数学工具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学科，它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比如边际分析、均衡分析都需要借助高等数学。数学对于推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现代经济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工具，学好数学已经成为真正学好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条件。田国强教授指出：“数学在理论分析中具有如下作用：第一，使得所用语言更加精确和精练，假设前提条件的陈述更加清楚，这样可以减少许多由于定义不清所造成的争议；第二，分析的逻辑更加严谨，并且清楚地阐明了一个经济结论成立的边界和适用范围；第三，利用数学有利于得到不是那么直观就得到的结果；第四，数学可改进或推广已有的经济理论。”[3]
目前，数学推导和数学模型大量地存在于西方经济学教材中，随着数学化倾向的不断加强，有弱化对基本理论进行定性分析的倾向。为此，西方经济学任课教师应该转变观念，弄清楚数学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教学过程中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适度使用数学。具体来讲，能够通过文字表述的经济原理就尽量用文字表述，尽量少用或不用数学模型进行推导；必须通过数学形式或几何图形进行描述的，则要详细解释每一个图形和数学公式的经济学含义，将文字表述、几何图形和数学公式结合起来予以解释；对于那些较为复杂的图形和数学公式，则要本着由简到繁、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讲授。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民族性；内生性
民族经济学自1979年创立以来，在学科归属、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不少争议，一些学者对民族经济学学科发展持批判态度，另一些学者持拥护态度，但无论批判基础上的否定还是批判基础上的支持，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面临着“两难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族经济学发展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和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理论体系，甚至没有独立的核心概念即逻辑起点。尽管学者们提出了上述问题，但仅有少数学者提出了民族经济学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要厘清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目前出现的概念上和理论逻辑上的模糊性，首先应该确定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通过比较和分析相关研究成果，对确立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方向、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文中提出以民族内生因素产出的矛盾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与大家进行探讨。
一、关于民族经济学对象的不同认识
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学术界已有不同认识。黄云、王文长、黄建英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各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具体的各民族人民的经济问题。施正一先生、施琳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民族经济问题，它是民族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李忠斌 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邓艾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对象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状况和家庭经济生活特点等。以上几种认识都集中讨论民族经济学究竟是经济学科还是民族学科。而刘永佶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
通过以上几种表述可见，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尚未达成统一。要么以民族人本身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要么以要么以民族地区的经济特征作为研究对象；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规定为中国各个民族经的经济问题研究；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宽泛，从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体去研究。即便是刘永佶教授为民族经济学进行的创新性逻辑论证，但他是站在全人类鸟瞰的民族经济学，让学者们感到概念过度膨胀，似乎世界主流的经济学都应被囊括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之中，并且只要仔细阅读由其主编的《中国经济矛盾论》就会发现，《民族经济学》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体系都似乎是对《中国经济矛盾论―― 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政治经济学大纲》体系的一种演绎，而内容则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民族学理论的归纳（当然创新的智慧在其内容中无处不在， 但从其构建的理论体系来说仍是不足的）。《民族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本质是一致的，因为都是以劳动者主体而展开的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的规定，这样一定会让学者们质疑这样一个问题，即究竟什么是民族经济学，它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何在？鉴于此种原因，本文更倾向于将刘永佶教授规定的民族经济学看成是“中华民族经济学”或者“中国政治经济”（尽管这么看待也不尽合理）。
尽管如上所述，民族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多数学者认同的是民族经济学是具有二重性的：“民族性”和“经济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应该从这两点去寻找学科的研究起点、研究对象，只有规定了对象才能明确研究的方法和学科性质，进而获得广泛认同。
二、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是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只要“民族与经济的辩证结合在理论形态上尚未溶于一体”，就永远无法解决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分歧。各民族经济活动的特征以及经济矛盾都体现着本民族特征，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在”理论形态上溶于一体”，要求研究对象应该是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即考察民族人口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规律的民族性根源。
将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规定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合理性。民族的含义决定民族经济应突出民族性，也便于将民族因素内生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研究。根据斯大林的定义，民族有四个因素，其中，共同经济生活是民族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共同经济生活表现在共同文化上。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这必定是因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特点不同决定的。尽管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斯大林定义中的四个因素在当今看来也许并不完备，但只要是存在着的人，一定有其社会属性、阶级属性、民族属性，在经济活动中一定会表现出具体的属性。譬如，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特征、心理特征、文化特征。回族、藏族、蒙古族、壮族、苗族、赫哲族等55个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等民族性特征，这些特征对其表现出来的经济活动也不尽相同。譬如，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由其饮食特征发展了清真餐饮业；藏族信仰佛教，农业生产中不愿意使用农药成为产量低的影响因素之一；毛南族的“红筵”、“搭红桥”、“肥套”、“套三朝”①等迷信思想对本民族经济活动有影响。这意味着各民族的经济活动因内生的民族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特征，民族经济问题研究也应突出民族性，民族经济的研究对象应从各民族内在的特征去寻找经济特征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矛盾，探寻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规律。
三、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更加明确其研究内容，也更能反映研究的任务是要揭示民族因素对经济影响的规律。首先，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表明不是简单地用民族学的眼光去研究经济问题；其次，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触及到了民族经济特征的源头性因素；最后，民族内生因素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规定了主体的民族属性。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表现在：1.与“民族经济是研究各民族经济问题”相比，内涵更加明确。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比较模糊，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是各个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比如，藏族经济、蒙古族经济、回族经济等。同时，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的是从宽泛的层面，诸如各民族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贫困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都属于其研究的范畴，无法体现明确地体现经济的民族性，也很容易致使学者用一般的经济原理去分析经济问题，这样也必将陷入学术界关于民族经济缺乏特殊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的质疑中。2.与民族经济学是“是以研究民族经济问题为对象的学科，它具有民族学和经济学的综合性质”相比，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性因素的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明确了民族经济学是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进行研究的，这无疑对民族经济学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3.与“民族经济学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相比，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这一规定除了在外延上更广。除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还可以研究世界民族经济，不仅研究少数民族人口经济还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民族性因素与经济性因素融为一体的研究。4.与规定为“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相比，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不仅明确要在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经济矛盾，还表明要将民族因素作为民族经济矛盾的内生变量，并由此能区分民族经济学与中国政治经济学，从而要求构建的理论体系也有所不同。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一般经济学存在着必然联系。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的规定是把民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来构建的，其理论必定是在一般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改造，它将与一般经济学的联系具体表现在：1.与政治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生产关系”，社会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去民族的经济研究，抽象了民族因素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研究。而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则正是“穿上民族服装”的经济矛盾和关系研究。2.与发展经济学相比，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是抽象了各民族经济特征的一般经济理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研究经济的发展问题，而且还必须从民族性去探究其经济发展规律。3.与区域经济学相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某一地理区域的经济问题，是具有某种经济特征和经济发展任务的“经济地理区域”。在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大多研究的是中国某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这恰恰也是学术界争议或批判民族经济学实际上是区域经济学的“致命伤”。是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故而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的缘故。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探索由民族的典型特征所引起的经济特征的变化规律，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加符合民族的发展特性。因为地理区域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有的民族而不能成为其根本的影响因素。譬如，生活在中国的朝鲜族和生活在朝鲜的朝鲜族相比，中国的朝鲜族虽然保留有朝鲜半岛母体民族的部分文化，但也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中国与朝鲜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经历的社会变革不同，于是二者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意识和不同的经济特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区域不同，而是由民族性因素共同影响所致。因此，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民族经济学有别于其他学科不同的独特的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无论从已有的规定看，还是从与其他学科的区别看，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更能体现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存在着的独特的研究对象，更能反映民族经济的根本矛盾，也能更能明确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注释：①源自毛南族的一个传说，旨意是人能生儿育女，全家团圆幸福，都是万岁娘娘的恩赐，到生下孩子后，选择良辰还愿，杀十几头甚至几十头牲畜祭祀、还愿，这种风俗有时会把一些家庭弄得倾家荡产，反过来，为了不因还愿而致贫，毛南族农民饲养牲口数量多，也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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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80年代，包括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的经济体制转型。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激进式变革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变革，取得不同的经济绩效，形成巨大反差。转型经济学（或称转轨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提要：新经济自由主义强调经济自由是以自由放任为主，以政府干预为辅。新经济自由主义论主张政府应从私人财产的单纯“守夜人”转换为经济自由的“裁判者”等观点，对我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本文回顾了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形成的过程，深入研究了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观点及其贡献，对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缺陷进行了初步探讨。
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背景下，新经济自由主义在20世界七十年代以后。逐渐得到经济界的重视，特别是1972年新经济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完全衰落，也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新经济自由主义在一定水平上修正了古典和新古典学派的完全自由放任和完全排斥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强调经济自由是以自由放任为主，以政府干预为辅。新经济自由主义论主张政府应从私人财产的单纯“守夜人”转换为经济自由的裁判者”认可政府在一定限度内对经济的干预，供认经济自由不是无限度的自由，应受到法律的制约和保证。无独有偶，这之后，中国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而大大深化。这伟大变革的时代，为了增进我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洞见，解和认识当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时，不能不对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哈耶克的有关理论观点进行认真地了解和剖析，并通过他理论认真检讨计划经济，就显得非常必要和饶有兴味。
一、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简述
作为最彻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一生进行过两次捍卫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大论战和一次新经济自由主义复兴的运动。20世纪三十年代反对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大论战和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以及20世纪七十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运动。哈耶克出版过两本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和《致命的自负》。前一本书是他坚决反对纳粹主义、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通俗阐释，也是影响最大的“世纪之作”；而后一本书则是哈耶克毕生探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收由之作”。在这本《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依然不改其“斗士本色”，将无法实现“口诛”的“收由大论战”改作了“笔伐”的“理论大总结”，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进行了最后的全面批判，对新经济自由主义进行了简要地总结性论述。这两本著作使哈耶克成为了阐释现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当然代表。
二、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一般认为，哈耶克在论证市场经济自发进化过程的问题上做出了一项重要的贡献，即将秩序的自发性和规则的自发性区别开来。在他看来，保证经济秩序的自发性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因为在某些刻意制定的规则的基础上，也有可能产生出自发性的整体秩序。因此，真正重要的在于确保规则的自发演进属性，只有在自发进化过程中存续下来的规则——哈耶克称为内部规则的基础上产生的经济秩序，才是有效率的经济秩序，并且才与自由主义原则相一致。
（一）进化主义理性论与经济制度的进化。哈耶克强调分散性的个人知识的重要性。顺着这一线索，哈耶克提出了所谓的进化主义理性论。需要指出的是，哈耶克讨论的理性指的是一种逻辑推理能力，是一种由一定的前提推论出正确结论的能力。在经济理论中，理性即指“为达到某些目标而对各种手段的最佳选择。”主要是对大卫·体漠的继承，使哈耶克坚持了一种怀疑论的姿态。为了说明他立足于人的本能和本性而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的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或者“自私”，他认为由于人们普遍相信个人主义是证明和鼓励人们自私的，这是那么多人不喜欢它的主要原因之一；又由于实际知识的困难在这里所引起的混乱，所以我们必须仔细考察其所作假设的内涵。他认为，理性认识不是知识的全部，文明发展史向我们表明：除了理性知识以外，还存在着另一类经验性的知识。作为总和的知识这个概念，其恰当的对照物应当是一切人类实践活动。
经济制度的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秩序进化，直接源于人们的经验性实践活动。由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碰巧改变了规则，因此使得该群体的知识分工更为发达，并在变化和未知的环境中呈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愈来愈强、蒸蒸日上。当然，这个进化过程并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在包含着不同秩序的领域不断“试验”的结果。在进化过程中并不存在试验的意图，它类似于遗传变异，其作用也大体相同。规则的变化是由历史机遇引起的。
（二）经济自由与市场秩序。哈耶克认为，自发出现的市场经济秩序，是社会经济自发进化过程的最新进展，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出现过的最有效率的一种经济结构体系。作为一种“相对晚近的产物……，（市场秩序）是在对各种行为的习惯方式进行选择中逐渐产生的。这些新的规则得以传播，……是因为它们使遵守规则的群体能够更成功地繁衍生息，并且能够把外人也吸收进来。”相对于其他经济秩序，尤其是集中性的计划经济秩序，这种秩序的效率优势就在于它能保证该群体更有效地发现和利用分散性的个人知识，从而取得竞争优势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秩序之所以具有效率优势，就在于它赋予了经济主体以拥有活动的私域，并相应拥有经济自由。市场经济本质上必定是一种赋予经济个体以自由的制度，市场经济活动的本质必定是一种发挥经济个体主动性，并在整体上显现出自发竞争态势的过程。正是在这里，哈耶克的市场经济理论与自由主义相互勾连起来。
哈耶克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说对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进一步阐发主要在以下方面：一是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放在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基础上，并且以个人主义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与基本概念来阐述；二是着重从知识和信用角度论证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三是从批判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反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的合理性。
对于市场秩序的效率优势，哈耶克认为，只要不存在各种不正当的强制，经济自由就趋向于造就出一种竞争的事态，这种竞争不同于完全竞争，而是一种不断逼近完全竞争均衡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个体力图寻找一种最佳的方式，以保证最有效地利用其所拥有的专有性知识。不仅如此，自发产生的价格信号也具有十分优越的信息交流功能，它能用最简短的形式将最重要的信息在经济个体间传递，并且只传递给相关经济当事人。相对价格变动反映了各种生产资源的相对重要性，经济主体只需要了解这一点，而无须过问导致这种相对重要性变化的背后原因，就能够做出正确的经济选择。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的价格和竞争机制近乎完美，即使它存在某些缺陷，也会随着历史的演变而自我修复和调整，并不需要人为的整合，经验的积累和不断的完善可以使社会自生自发的繁荣，这就是哈耶克追求的“自生自发秩序”。
三、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缺陷
无可否认，哈耶克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和发展的确具有重要的作用，哈耶克在当前这个内容庞杂的新自由主义运动中还是有其独特性的。但我们也不是一味赞同哈耶克所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各种观点。
（一）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缺陷。首先，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以脆弱的主观主义为基础的。在哈耶克看来，生活于同一个社会共同体内部的个人的观念分类系统大致相同，因此不同的个人才能够理解彼此的行为的含义；同样道理，社会科学家也因此能够从外部分析其他个人的行为方式，并以之为要素组成一种关于社会关系整体的理解图示。显然，这种外部分析也是以主观主义为基本立场的，因为它也把个人行为的主观方面（在哈耶克那里个人行为进一步被简化还原为个人观念）一一作为研究的起点。其次，自相矛盾的怀疑主义立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哈耶克所主张的这种有限认识论立场最终都有明确的规范性结论。无论是强调习俗和传统的优先地位，还是强调模式（秩序）预测，其真正用意都是在于捍卫传统自由主义，或更确切地讲，是对私有财产，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建制提供辩护和证明。通过这种认识论论证，哈耶克试图为既有的私有财产制度提供一个可靠的理论基础。不可否认，这种有限认识论是哈耶克批判其他若干理论的一柄利刃。尤其在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以后，哈耶克更是因此被一些人视为严谨的学者和自由主义旗手的典范结合。然而不幸的是，哈耶克的这柄利刃是双面的，在有效话难他人的同时，有限知识论也破坏了哈耶克自己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
作为最彻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一生进行过两次捍卫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大论战和一次新经济自由主义复兴的运动。20世纪三十年代反对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大论战和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以及20世纪七十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运动。哈耶克出版过两本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和《致命的自负》。前一本书是他坚决反对纳粹主义、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通俗阐释，也是影响最大的“世纪之作”；而后一本书则是哈耶克毕生探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收由之作”。在这本《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依然不改其“斗士本色”，将无法实现“口诛”的“收由大论战”改作了“笔伐”的“理论大总结”，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进行了最后的全面批判，对新经济自由主义进行了简要地总结性论述。这两本著作使哈耶克成为了阐释现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当然代表。
二、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一般认为，哈耶克在论证市场经济自发进化过程的问题上做出了一项重要的贡献，即将秩序的自发性和规则的自发性区别开来。在他看来，保证经济秩序的自发性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因为在某些刻意制定的规则的基础上，也有可能产生出自发性的整体秩序。因此，真正重要的在于确保规则的自发演进属性，只有在自发进化过程中存续下来的规则——哈耶克称为内部规则的基础上产生的经济秩序，才是有效率的经济秩序，并且才与自由主义原则相一致。
（一）进化主义理性论与经济制度的进化。哈耶克强调分散性的个人知识的重要性。顺着这一线索，哈耶克提出了所谓的进化主义理性论。需要指出的是，哈耶克讨论的理性指的是一种逻辑推理能力，是一种由一定的前提推论出正确结论的能力。在经济理论中，理性即指“为达到某些目标而对各种手段的最佳选择。”主要是对大卫·体漠的继承，使哈耶克坚持了一种怀疑论的姿态。为了说明他立足于人的本能和本性而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的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或者“自私”，他认为由于人们普遍相信个人主义是证明和鼓励人们自私的，这是那么多人不喜欢它的主要原因之一；又由于实际知识的困难在这里所引起的混乱，所以我们必须仔细考察其所作假设的内涵。他认为，理性认识不是知识的全部，文明发展史向我们表明：除了理性知识以外，还存在着另一类经验性的知识。作为总和的知识这个概念，其恰当的对照物应当是一切人类实践活动。
经济制度的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秩序进化，直接源于人们的经验性实践活动。由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碰巧改变了规则，因此使得该群体的知识分工更为发达，并在变化和未知的环境中呈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愈来愈强、蒸蒸日上。当然，这个进化过程并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在包含着不同秩序的领域不断“试验”的结果。在进化过程中并不存在试验的意图，它类似于遗传变异，其作用也大体相同。规则的变化是由历史机遇引起的。
（二）经济自由与市场秩序。哈耶克认为，自发出现的市场经济秩序，是社会经济自发进化过程的最新进展，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出现过的最有效率的一种经济结构体系。作为一种“相对晚近的产物……，（市场秩序）是在对各种行为的习惯方式进行选择中逐渐产生的。这些新的规则得以传播，……是因为它们使遵守规则的群体能够更成功地繁衍生息，并且能够把外人也吸收进来。”相对于其他经济秩序，尤其是集中性的计划经济秩序，这种秩序的效率优势就在于它能保证该群体更有效地发现和利用分散性的个人知识，从而取得竞争优势。
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秩序之所以具有效率优势，就在于它赋予了经济主体以拥有活动的私域，并相应拥有经济自由。市场经济本质上必定是一种赋予经济个体以自由的制度，市场经济活动的本质必定是一种发挥经济个体主动性，并在整体上显现出自发竞争态势的过程。正是在这里，哈耶克的市场经济理论与自由主义相互勾连起来。
哈耶克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说对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进一步阐发主要在以下方面：一是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放在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基础上，并且以个人主义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与基本概念来阐述；二是着重从知识和信用角度论证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三是从批判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反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的合理性。
对于市场秩序的效率优势，哈耶克认为，只要不存在各种不正当的强制，经济自由就趋向于造就出一种竞争的事态，这种竞争不同于完全竞争，而是一种不断逼近完全竞争均衡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个体力图寻找一种最佳的方式，以保证最有效地利用其所拥有的专有性知识。不仅如此，自发产生的价格信号也具有十分优越的信息交流功能，它能用最简短的形式将最重要的信息在经济个体间传递，并且只传递给相关经济当事人。相对价格变动反映了各种生产资源的相对重要性，经济主体只需要了解这一点，而无须过问导致这种相对重要性变化的背后原因，就能够做出正确的经济选择。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的价格和竞争机制近乎完美，即使它存在某些缺陷，也会随着历史的演变而自我修复和调整，并不需要人为的整合，经验的积累和不断的完善可以使社会自生自发的繁荣，这就是哈耶克追求的“自生自发秩序”。
三、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缺陷
无可否认，哈耶克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和发展的确具有重要的作用，哈耶克在当前这个内容庞杂的新自由主义运动中还是有其独特性的。但我们也不是一味赞同哈耶克所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各种观点。
（一）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缺陷。首先，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以脆弱的主观主义为基础的。在哈耶克看来，生活于同一个社会共同体内部的个人的观念分类系统大致相同，因此不同的个人才能够理解彼此的行为的含义；同样道理，社会科学家也因此能够从外部分析其他个人的行为方式，并以之为要素组成一种关于社会关系整体的理解图示。显然，这种外部分析也是以主观主义为基本立场的，因为它也把个人行为的主观方面（在哈耶克那里个人行为进一步被简化还原为个人观念）一一作为研究的起点。其次，自相矛盾的怀疑主义立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哈耶克所主张的这种有限认识论立场最终都有明确的规范性结论。无论是强调习俗和传统的优先地位，还是强调模式（秩序）预测，其真正用意都是在于捍卫传统自由主义，或更确切地讲，是对私有财产，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建制提供辩护和证明。通过这种认识论论证，哈耶克试图为既有的私有财产制度提供一个可靠的理论基础。不可否认，这种有限认识论是哈耶克批判其他若干理论的一柄利刃。尤其在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以后，哈耶克更是因此被一些人视为严谨的学者和自由主义旗手的典范结合。然而不幸的是，哈耶克的这柄利刃是双面的，在有效话难他人的同时，有限知识论也破坏了哈耶克自己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
（二）自发秩序理论方面的缺陷。哈耶克基本上把他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理想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重叠起来。这样，他的所有理论探讨和论证实际上也构成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辩护。然而，哈耶克的这种辩护并不成功。首先，市场经济自发进化的不纯粹性。哈耶克认为，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基础的，只能是那些在进化过程中自发生成的规则，而不是那些刻意设计的规则。他在这里强调的当然是那些起源于个人之间相互协调行为的习惯性规则，这些习惯性规则是众多自利的个人在做出各种相互独立的决策时无意产生的结果，在生成这些习惯性规则的过程中，偶然性和必然性共同发挥着作用：在起点的决定问题上，偶然性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一旦起点确定后，必然性将最终造就出一种均衡态。然而不幸的是，哈耶克这种个人主义式的论证并不成功，市场经济规则的出现和维持离不开某种市场以外的强制力量的推动和实施。其次，自由主义原则含义模糊。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哈耶克给出了自由的、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其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此状态与一人必须屈从于另一人的意志的状态适成对照。在这里，自由概念的准确界定依赖于强制概念的确定。由于强制概念的混乱，哈耶克的这个定义没有什么确定的含义，它根本无法对社会关系的性质做出判断。
总之，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和看待哈耶克的观点和政策主张，摈弃其错误和糟粕，吸取其具有一定合理性和启发借鉴意义的思想，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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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方法论争论在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以后形成完备的经济学方法论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回顾了二者关于经济学的科学特征与理论假设的现实检验问题的争论,并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 科学特征 预测 现实检验
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在历史上共经历了三次重大争论,其中以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的争论最为持久,引起的影响也最为广泛。引起这场争论的导火索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 1953 年发表的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在此文中,弗里德曼提出了经济原理的科学标准是能否预测未来、经济学假设不需现实检验等观点;萨缪尔森并没有发表专门论述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文,他的观点散落在他的主要著作中,他认为科学只提供描述,最多是在描述的基础上进行解释,而不能提供任何预精确的预测等反对观点。
争论的主要内容
(一)经济学的科学特征是预测未来还是解释现象
弗里德曼强调经济学的预测功能。他认为经济学是实证科学。具体说来:实证经济分析方法的任务和终极目标是,提供和发展一种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他认为只要理论与未来的预测相符就不必在意其假定前提是否现实,方法论上是典型的工具主义观点。在工具主义者看来,理论最好被视为只是一种工具,工具主义者仅仅关注得自理论结论的有效性。依据这一看法,理论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工具非真非假),而只是产生证明为真的(或成功的)预测或结论方便而有用的工具。工具只涉及它对特定任务是否适合的问题,理论的正确与有效性应由其预测力来加以评判。
实证分析方法的检验方法是将某一假说的预测与实际情况作对比。惟有实际证据才能表明该理论是被作为合理因素暂时被“接受”,还是遭到“拒绝”。“如果该假说的预测与实践相抵触,那么该假说则遭到了否定;如果该假说的预测没有与事件相抵触,那么它则为人们所认可;如果该假说业已多次成功地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抵触现象,那么它则具有极大的可信赖程度”。
萨缪尔森认为,科学只提供描述,最多是在描述的基础上进行解释,而不能提供任何预测:“我认为‘理论’作为(战略性地简化了的)对可观察和可反驳的经验规律的描述,用来描述很大范围的可观察的现实的描述(方程式或其他形式)毕竟是我们在此能够得到的(或需要要求的)全部‘解释’,一个解释,就像在科学中正当的运用的,是描述的更好形式,而不是某些最终超越的东西。”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只是对经济现实进行的解释,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也就十分重要。如果一致,就是不被证伪,这个理论暂时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和摈弃。
(二)对理论假设前提的现实检验是否必要
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提出著名的“假设条件不相关”命题(The irrelevance of assumptions thesis)。含义是理论的作用在于解释现象和预测现象。他认为:“作为一种实证假说体系,理论应该通过其对它意在加以‘解释’的那一类现象的预测能力来检验。惟有实际证据才能表明该理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弗里德曼认为对理论假设前提的现实检验不必要,甚至认为假设前提的虚假不仅不是一个缺点,而且是实证经济学的一个优点。弗里德曼的这一观点有两层意思:一是假定的抽象性。任何假定都不可能考虑到所有有关的变量,总有一些变量被设想掉,因此,它不可能完全符合现实,从而必然带有某些虚假性。二是一种理论的假设乃是一种更广泛的理论的运用,而后者是可以加以检验的。因此,这类假设在某一特定领域是虚假的,但在另一更广泛的场合则不是虚假的,而是可以加以验证的。
萨缪尔森认为理论假设要以经验事实为依据。他将操作主义的方法论从物理学领域引入到经济学领域,提出有意义的原理是在理想条件下做出的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并且这个假说可以遭到反驳,以推导出经济学中“有操作意义的定理”。后来,萨缪尔森在对弗里德曼工具主义的批判中又从操作主义转向了主张描述主义,描述主义方法论的特点是强调理论对现实的描述和解释,因而强调并坚持理论假设以及按照这一假设逻辑推演出的推论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即一切要以现实的经验为基础。他将弗里德曼的“经济学假设与现实性的非相关性”命题概括为“F 歪曲”(它的含义就是假说可以不具有现实性或假设条件不相关性)。萨缪尔森指出:虽然不现实的抽象假定经常是有用的,但“如果抽象的模型包含有经验上的虚假,我们就必须抛弃这样的模型,而不是对他们的不恰当的地方进行掩饰”,“没有完全准确性的事实不应该是放松经济学命题是否经验有效的审查标准的借口”。
争论的实质及评价
在强调证伪主义对检验经济学理论是否正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上,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的主张相同,且均与波普尔的观点十分相近。“科学之所以是科学,关键在于科学从逻辑上可以被证伪、反驳或。一个命题只要它是可检验的,或可证伪的,它就是科学的;反之不可检验,不能证伪,就属于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一句话,区别科学和非科学的分界标准也在于其能否被证伪的程度”。
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争论的焦点实则是关于经济学的科学特征这个问题。弗里德曼认为是其预测功能,因为它主要关注预测未知事件发生的概率,因而理论假设的正确与否不需要现实检验,只要理论可以很好的对未来进行预测即可。而萨缪尔森则强调是其描述功能,认为科学只提供描述,科学最多是在描述的基础上进行解释,而不能提供任何预测。那么从逻辑上分析,解释和预测二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解释产生于事件发生之后,预测产生于事件发生之前;解释是从一个需要解释的事件开始,找到一条一般规律以及逻辑上隐含着对该事件说明的一系列初始条件假说开始,再援引一个具体原因对一个事件进行说明 ,解释的过程也就是把该事物统摄在这一普遍规律之下的过程;预测的过程则是从一条一般规律及一组初始条件假说开始去演绎对一个关于未知事件的说明,是用来检验一般规律假说是否得到确认的办法。解释的前提假说必须强调其现实性,预测则不必。因此,从逻辑上说明了二者在理论假设现实检验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的原因。
关于经济学的科学特征是预测还是解释,张五常在《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中给出了很好的论证观点,他认为:经济学主要不是学怎么办,而是要学为什么,就是要用经济学去解释人的行为或现象并可推断行为发生,不是预测行为发生,给出了重点区别。推测一定要有条件,在什么情形之下,在某种理论根据或某种条件下,会有怎么样的现象发生。一定是要有条件的,没有条件是不能够解释的。而经济学之所以不能像物理学等那样精确推测,是由于看不到那个条件的存在。
毫无疑问,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的这场论战一方面大大促进了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方法论综合兼收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两派的优点,形成了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使得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获得了较为完备的形式。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这两个学派的许多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不能断言这是由于他们使用了其所倡导的经济学方法论原则,但是至少有较强的相关性,这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1.(美)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2.Samuelson ,P.Theory and Realism:A repl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ep.) 1964,Vol.54
3.Samuelson ,P.Professor Samuelson on Theory and Realism: Repl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Dec.) 1965,Vol.55
一、行为经济学的勃兴
所谓行为经济学(BehairalEccncmicS顾名思义，就是指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它通过观察和实验等方法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研究。行为经济学认为，主流经济学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将其理论建立在一种死板的假设基础上，即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其实人也有生动活泼的另一面，即人性中也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观念导引的成分。人类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表明，利他主义、社会意识、公正追求等品质和观念是广泛存在的，否则无法解释当代志愿者、环保运动等社会现象，无法解释许多超额奉献和献身精神，无法解释人类生活中许许多多“非物质动机”或“非经济动机”。人本身就不是那么“理性”的，经济活动因此也不是那么“理性”的。例如，股票市场并不是对公司的现实而是对投资者的情绪作出反应，而人的“表象”思维、心理定式、环境影响往往导致并不理性的错误。行为经济学家们认为：事实上，从李嘉图、马克思到凯恩斯，几乎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都把复杂的心理学纳入自己的思维之中。
与20世纪80年代初走红的理性预期学派一样，行为经济学大量采用心理分析(PsChanayi)的方法，对人们的经济行为进行研究，它以现实为基础构造理论，从而摆脱了传统理论以抽象的假设并且常常是脱离实际的假设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的束缚，给经济学研究注入了生机与活力。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GSBeckr1980)认为，经济学研究己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即传统市场学;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己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也就是研究货币交换关系;现在的第三阶段，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己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以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按照这种观点，行为经济学就是第三阶段经济学的骨干理论。
行为经济学的出现，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应。许多学者积极欢迎，并认为它是“回归理智”的科学;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不屑一顾，认为它没有多大发展前途。从总体看，行为经济学的影响还在不断扩大：诸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华盛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名牌学府都相继开设了“行为经济学”的正式课程;伊里诺斯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也开始了行为经济学研究;工商界对行为经济学也颇感兴趣，把它应用于广告、促销活动以及养老金计划。纽约著名的万全证券(PudnileoriiS)公司还别出心裁地聘请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给投资者们分析股市走势，结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显然，行为经济学己经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而且越来越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关注与重视，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Khnman)和维农。史密斯(VSnih)因在行为经济理论和实验经济学方面的杰出研究而获得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在更早的1978年认知心理学家西蒙(HAsm〇)由于在“企业组织的决策行为”研究中所作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己没有理由怀疑行为经济学的存在价值与学术地位了。
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言，行为经济学在西方国家受到学界的关注，主要与主流经济学的无能有关。这是行为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同传统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相比，行为经济学显得格外谨t慎它并没有立刻提出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主张和治国良方，它只是在长期被忽视的领域(人类行为)向传统理论发起攻击。即便如此，它仍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以观察和实验等实证性的方法，把几十年来一直在数学公式里兜圈子的经济学领回到它所研究的实际生活中来，并迫使那些不现实的理论家正视现实。这就是行为经济学最大的贡献，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枯燥乏味的经济理论研究有了令人兴奋的转变，使经济学研究増添了应有的“人文主义”气息。
著名行为经济学家卡托纳(GogeKatma)等人认为，现代经济与古典经济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经济活动的立足点发生了根本变化，物的经济为人的经济所替代，人从被收入、价格等经济提线牵动的经济木偶一跃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过程中的任何一种现象性浮出都不外乎是社会个体域群体)的经济行为或聚合或沉淀的产物。用卡托纳的话讲，“正是这些行为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创造了经济”。因此，现代经济现象在本质上己经成为一种人文现象，经济分析所要做的也“不再是研究产品的数量和价格之间、储蓄和流通之间抽象的关系，而是发现人的经济行为的特点和规律”。行为经济学的崛起表明，“人及其行为”正在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主题，倡导并注重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为现代经济学建构了一个“充满人性和人类价值”的理论框架，使经济学成为人的科学，人成为经济学的主体。这里所说的“人是主体”有着不同于常识认知的特殊含义，系指五个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由人类主体有目的的经济活动构成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说到底是人类主体有目的的行为色彩浓厚得多的时候，艾伦。格林斯潘的行为举止会是什么样。我们当然无法获知。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的确知道：80年后他的行为会与今天截然不同。这有点酷。”在于2001年出版的一本行为经济学论文集的序言中，其中三位经济学家一卡内基一梅隆研究所的乔治。洛文斯坦、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科林。卡梅勒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马修。拉宾写道：“我们的预见是，一切经济学都将被视为行为经济学。”
当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行为经济学还存在着某些不足：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有关学者没有足够的心理及行为科学知识，或者缺乏经济研究所需要的数学基础;没有严格的理论逻辑。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HAsm〇n)认为，目前的行为经济学“不是单一的、特定的理论，而是对人类行为新古典假设的实证检验，并根据检验结果进一步修正理论”。不过，随着研究的发展与深入，行为经济学应该会发展完善，在经验中验证传统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建立新的能够正确描述人类经济行为的经验定律，并且形成特定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以彰显其理论基础的坚实性与作为学科的成熟性。
二、行为法经济学一-行为经济学在法经济学中的反映
行为法经济学(BhavioalLwandEoononis的研究肇始于1974年西蒙对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作出的系统批评和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认为当事人在经济决策过程中面临认知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有限理性”的提出，引发了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联袂研究经济行为的发生机制和实际决策过程如何影响最终作出的决策。到20世纪70年代末，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anan)和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Tvesky通过吸收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重构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模型，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行为经济学学派”。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向法学研究领域的延伸一--法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法经济学背后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局限开始引起法经济学界的注意。如托马斯尤伦在《法和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1997)—文中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特别是J〇lSntir和Taa的《法律经济学的行为方向》(1998)—文的发表，标志着行为经济学正式进入法学研究领域一--“行为法经济学”开始崛起，由此开启了法经济学领域的“行为革命”。
大多数学者公认的行为法经济学定义为：运用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成果更好地解释法律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法律目标的手段，提高法经济学的预测力和解释力。(②行为法经济学把行为经济学的理论与研究成果引入法经济学分析中，其重心落在主流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假设与人类的真实行为不一致。他们认为建立在反映非现实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上的分析结论会导致错误的预测，通过运用实证研究(行为实验)心理学理论分析来全面验证理性选择理论。行为法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是在质疑理性选择理论中的理性预期、®效用最大化、稳定偏好、拥有充分的信息处理能力四大假设的基础上，®提出反映人类真实行为的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这些因素会使人们作出与理性选择理论相悖的决策，即“反常现象”其具体内容包括：
有限理性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在许多情况下，行为人并不总能实现最大化，甚至也不追求最大化，不根据成本一收益比较，而是根据其他依据决策，表现出有限的理性。“有限理性”突破了主流法经济学他即主流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主张以“有限理性”假设作为分析基础。行为法经济学认为人类行为偏离理性选择理论的无限理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决策过程中的真实判断行为表现出与理性预期所推断的无偏预测的系统偏差，即有限理性会导致人作出判断误差。启示和偏见(HuiisandBiaeS)通过影响行为人对未来时间的概率判断，来改变行为人的最终决策。这在行为法经济学中早己观察到，并进行了分析。启示具体包括了代表性启示、现成性启示;偏见包括过于自利偏见(SelfsevingBia)、自信偏见、偏见的自我强化、“事后诸葛亮”偏见、固执先见、潜意识偏见等。®另一方面，人类决策偏离了理性选择理论中的预期效用理论。®其中禀赋效应(End_ntEfec)是偏离预期效用理论的最典型例子。此外，框架效应(FanjigEft、沉没成本(SukC〇t与禀赋效应一样，都对人类决策产生影响，使得人类决策行为有时出现与最大化目标不一致的现象。®法律中行为人常常不能表现出充分的理性。
一、当前《西方经济学》课程改革存在的问题
1.课程设置不合理。《西方经济学》的学习需要一系列的先期课程作为支撑，比如《经济史》、《高等数学》等课程。比如通过学习《经济史》，让学生了解经济学说的发展过程，理解现代经济学的产生意义。在接触《西方经济学》时，对微观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理解会加深。现代经济学中有大量的数学计算、公式推导以及图形，需要以《高等数学》的相关知识为铺垫才能完成这些知识的讲授。比如在微观经济学中消费者均衡理论以及生产者均衡理论，都离不开《高等数学》中的函数求导运算、函数求极值运算。许多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多是刚刚升本的院校，缺乏对西方经济学课程体系的深层次理解，在课程设置上忽视《经济史》，有的院校虽然开设《高等数学》，但是却将其开设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之后，造成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时缺乏必要的数学储备，教学效果不理想。
2.体系过于庞杂。《西方经济学》旨在研究整个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从内容上看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微观经济学又包含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均衡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以及市场理论、生产要素分配理论等。宏观经济学包含了经济总量理论、经济增长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失业理论以及国际贸易理论等。这么庞杂的内容，有的学校将其压缩为一个学期讲授，只能浅尝辄止。即使在一个学年讲授，学生学习起来难度非常大，因为在整个课程的学习过程中需要学生较强的逻辑推理能力以及数学演算能力，知识点环环相扣，一个知识点掌握不好将影响后面的学习。在许多学校，《西方经济学》课程考核往往出现高分率低、不及格率高的现象。
3.教材选用不合适。当前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在学习《西方经济学》时，往往选用国家规划级教材，比如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来说，这本教材理论难度较大，而且数学推导、数学公式非常多，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中级西方经济学的难度。国外经济学教材中结合生活实际的案例非常多，而我国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多是对理论、模型的书面阐述，案例非常少，即使有案例往往是从国外教科书上搬下来了，与我们的生活实际距离较远。比如在说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时，国内教材多用大炮和黄油的产量来说明，黄油不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东西。在说明消费者均衡时，总是在咖啡和茶叶两种商品间进行选择，都和我们的生活实际有所差距。这样案例分析将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4.教学手段相对单一。《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讲授依然是传统的“教师讲授，学生接受”的教学模式，教学中侧重学生对基本理论的理解、记忆，忽视学生的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手段比较单一。多数高校的经济学课堂，已经实现了多媒体教学，教师利用制作精美的课件讲解相关理论，但这种方式仅仅是在经济学图形方面清晰，又由于其信息量过大，学生往往跟不上节奏。这种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依然不能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学生在学习时始终是被动地接受，学习效果可想而知。
二、对《西方经济学》课程改革建议
1.优化课程设置。作为经管类学生的专业基础课，《西方经济学》可以在第二学年开设，在第一学年学校可以开设一些先期的支持课程，比如说《经济史》、《经济学说史》、《高等数学》等课程，为学生后续的《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奠定基础。《高等数学》课程应该与经管类专业的学科特点相联系，多增加一些经济应用知识，有利于学生以后经济学学习中的数学公式推导和演算。一些管理类的专业由于课时有限，可以将《经济史》课程开设为选修课程。在课程设置上要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积极开设学术讲座。授课教师可以结合自己的科研项目，为学生开设专题性质的学术讲座，使得学生可以了解当前经济学的发展前沿。学校也要积极聘请企业、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为学生开设讲座，使学生获悉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发展的现状，激发其对经济学的学习兴趣。
2.科学选定教学内容。经济学经历上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其系统而完整的理论。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来说，即使用完整的一个学年来学习也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从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来看，教学中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的关联，突出重点和难点，紧紧把握注重实践的教学原则。所以在《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安排上，要做到合理划分重点与非重点内容，坚持以讲解重点和难点内容为主，非重点内容简单一提或者让学生课下自我阅读，增强实践性。以微观经济学的讲授为例，讲解内容涉及均衡价格理论、弹性理论、消费者均衡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市场理论以及生产要素分配理论等内容，但是每一部分要突出重点，重点的多讲，不重要的少讲或者不讲。比如弹性理论要重点讲解需求的价格弹性，需求的收入弹性、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以及供给价格弹性可以少讲或者不讲。在讲解需求价格弹性时，重点讲其计算、分类，特别是需求价格弹性在实际中的应用。要结合生活实际给学生详细讲解“薄利多销”、“谷贱伤农”问题，让学生用抽象理论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3.本着“基础、实用”的原则选择教材。《西方经济学》教材的选择也要符合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要以“基础、实用”为原则。一方面教材要注重对基本原理、概念、模型的解释和阐述，对于一些很复杂的数学证明可以适当省略。比如在介绍利润最大化原则时，注重对原则的理论解释，极限求导运算可以忽略。在介绍短期生产时边际产量与平均产量之间关系时，可以通过举例来讲解，没有必要构造生产函数通过求导来运算。有些教师在讲解中过分注重对数学公式的推导，而忽视了模型本身的经济含义。以文科生为主的经管类学生本身数学基础比较差，对数学推导接受起来难度大，又不理解模型的经济含义，进而对《西方经济学》课程产生畏惧心理。另一方面要注重教材的实用性，教材中的案例要贴近大学生的生活，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在讲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均衡理论时，不一定非要用咖啡和茶叶作为消费者抉择的商品，完全可以换成同学们更加熟悉的商品，比如是馒头和大米之间的选择、雪糕和饮料之间的选择等。宏观经济学中在讲解就业理论时，应该多讲讲我国的就业现状。在讲宏观经济政策时，财政政策要给学生讲清我国近年来政府支出的规模、税率的变动，货币政策要给学生讲清楚我国非市场化的利率变动历史，引导学生思考政府这些政策的目的所在。这样学生会感觉经济学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对经济学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才能真正地掌握有关理论，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4.多样化的教学手段。传统的教师“一言堂”的教学方式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必须进行改革。在教学过程中要创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一切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等。一是注重启发式、互动式教学。这类教学模式首先抛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探索，然后再讲解相应的教学内容。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选取一些经济热点问题如社会收入分配、大学生就业等问题进行讲解，促进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在实践中也可以采取《西方经济学》课堂实验的办法。《西方经济学》课堂实验是对实际经济环境的一种模拟，由学生来扮演不同的经济角色来做出不同的经济抉择。比如通过市场均衡价格实验，让学生身临其境地领会相关经济理论，这往往是单纯的理论讲授无法达到的事半功倍的效果。通过进行《西方经济学》课堂实验，学生增强对经济学的兴趣，同时其团队合作能力、口才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得到一定提升。二是注重案例分析教学。案例是沟通抽象的理论与客观实际之间的桥梁。教师在进行案例教学时，要注重两个原则。一是所选用的案例应是生活热点，广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在案例讲解中融入有关经济理论。比如“公交车让座”问题近来一直是社会争论的热点，教师可以从经济学的效率与公平角度去分析。年轻人是纳税人，他购买了车票，理应有座位；老年人免费乘车，如果将座位给老年人，似乎有悖于效率原则。但是长远来看，老年人为社会做了一辈子贡献，如果不让座给他，似乎也不公平。二是所选案例要贴近大学生的生活。比如讲商品效用时，可以讲大学生看电影的效用来的快，时间短暂；而努力学习的效用来得晚，时间长久。将机会成本时，可以给大学生算一下其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是多少，提高其学习兴趣。
作者:张艳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近几十年来，经济学领域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是，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分析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对人的行为和经济绩效的影响。这种试图说明“制度安排至关重要”的理论体系现在被广泛称为“新制度经济学”（ New Iflstltllt10n81 EC0floffi1CS）。以科斯（C0850， R0flsld H．）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仅自身具有很强的理论魁力，而且对促进中国改革过程的理解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和指导意义。新制度经济学从批判新古典理论的非现实性出发，将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被视为给定的或忽视的东西——制度，纳入新古典模型的框架，来探讨制度安排和权利配置对人们行为和经济结果的影响。把现实制度下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和行为选择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分析，不仅说明了不同制度安排下的资源配置，而且解释了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的行为过程，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
本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这里的新制度经济学是指以科斯为代表的运用交易费用概念研究制度演变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尽管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都是从制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社会的演进及制度的变迁，但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新制度经济学希望从现实制度所赋予的约束条件角度出发来研究人的行为，使“经济学”成为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它提出经济发展理论的第四大支柱——制度，并把制度（包括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规则）纳入新古典模型的框架，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经济行为，经济活动的约束条件，拓展了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假定。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与新古典经济学密不可分。
第二部分是介绍本文的结构与安排。用年代以前，新制度经济学侧重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研究制度对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的影响，分析人口、技术水平、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和偏好等因素的变化如何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获利的机会，进而提供了改变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动机。一旦创立和利用新的制度安排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成本，人们就会要求这种制度安排的创新。
上述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用效率较高的制度安排来替代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只要简单地“替代”或“转变”就够了，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一个常规过程，不需要对其进行系统分析。它在强调不同的制度安排对经济效率影响的同时，忽视了制度安排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不足。产权制度变迁的一些经验案例表明，促进资源有效使用和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不是自发地发生，任何一项制度安排与制度变迁内所固有的分配冲突会阻碍或严重制约可能采取的制度，即使这一制度安排有重要的效率效应。因此，制度安排的变化不仅与经济效率有关，而且与收入分配格局密切相关。尤其对一个正在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的中国经济来说，从制度角度对这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展开深入的研究，也是中国过渡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试图从制度、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相互关系的角度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这种研究基本上是按照先静态，后动态；先一般，后具体的次序来展开的。为了能够清楚地把制度、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显示出来，本文各章作如下安排：
第一意首先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地继承新古典方法论成果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其次指出了本文的结构与安排。
为了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展开深入研究，就有必要弄清楚该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因此，第二章从经济效率角度一般地考察了制度安排的含义、构成以及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然而，在所有的制度安排中，最基础、最主要的制度安排就是产权制度安排，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条件下，产权制度安排的界定与分配对资源的配置及使用效率有决定性的作用。为此，在一般地考察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人们的交易行为及经济绩效产生的不同影响之后，第三章着重研究了产权制度安排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人们设计不同的产权制度或契约安排的本质在于如何使租值消耗或交易费用最小。然而产权制度安排通过对资源使用决策权的配置，不仅决定了在一个经济体系中谁是经济主体，也规定了社会中的财富分配几ibecap，G．D，1989）。不同的产权安排所规定的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同对社会需求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资源配置的结果。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在重视交易费用为正的条件下，不同的制度安排对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的同时，忽视了制度安排对收入分配，进而对效率影响的这个中间环节，即假定收入效应为零。
其实制度安排的不同与收入分配格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是第四章的主要内容（制度安排与收入分配）。如果说前四章是静态地考察制度安排、经济效率与收入分配的关系，那么，第五章、第六章将动态地考察制度安排、效率与收入分配的相互关系即制度变迁、效率与收入分配的相互关系。第五章首先分析了影响制度变迁的市场力量，即人口、技术水平、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接着，第六章将放松零收入效应的假定，深入研究在产权制度变迁中，除了市场因素以外，政治家的作用，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力量对比与较量等政治方面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对产权制度的变迁起着重要作用。国家统治者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产权制度变迁的方向和性质。对于产权变迁的讨价还价的结果不仅取决于相关的竞争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力量对比，而且取决于在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财富（收入）分配以及现有的分配规则是否与他们的需要融合。由于产权变迁中存在众多的竞争团体与潜在的冲突，产权制度的变迁会出现时滞。
最后（第七章），在前面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对新制度经济学在总体上作一概括性的评价并指出它给我们的一点启示。首先评价它对西方经济学的贡献及其局限性；其次在启示中，把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用于研究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所强调的主题，即制度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问题。并尝试勾勒出一个制度安排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理论框架，用这一框架分析解释马克思理论中所遇到的问题和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前后收入分配格局及其变化。
第二章制度安排及其重要性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至关重要，它是决定一个社会经济绩效的最重要的因素。因为人们的交易行为总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结构和组织安排，对人们的交易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从而对于经济的运行绩效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一项制度安排能激励人们将资源和努力更有效地配置于生产性活动，而不是想方设法通过占别人的便宜来增进自己的利益，就能促进经济增长，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也就较好。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没有为私人收益确定产权制度的保证。这样的制度安排将激励人们把资源和努力配置于非生产性活动，妨碍经济增长，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也将不佳。
为了更好地理解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有必要很好地理解有关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理论的基本概念。
本章首先介绍了经济学家从研究问题的不同角度对制度安排概念的理解；其次介绍了制度安排的内涵，以及制度安排、制度环境与制度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制度安排是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及其实施机制构成的。一个社会的制度环境对制度安排起着决定性作用，制度环境给出了形成各种制度安排的约束。而制度安排的不同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关系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第三章产权制度安排与经济效率
如果说前面一章是讨论一般的制度安排与效率的关系，那么本章具体地讨论制度理论当中最基础的、最主要的制度安排——产权制度安排与效率问题。
以此为目标本章首先阐述了产权的含义、类型。产权是财产主体的一种行为性权利；产权是一组激励和约束人的行为的权利束，它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产权是一组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产权可分为私有产权、社团产权、公共产权和国有产权等不同类型。
然后，以“科斯定理”为例分析了不同的产权安排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交易费用不为零和信息不完全的世界里，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对资源配置及使用效率的影响至关重要。在具有竞争性利益的地方，人们签订排他性产权制度安排的动机就是为了减少共有产权经营的损失，并从中获得一份收益。
最后，通过对16一厂世纪法国和西班牙与英国和荷兰四个国家产权制度安排的更为详细的历史考察，进一步验证了在资源禀赋相同的社会中，产权制度安排的差异性对所观察到的经济行为绩效的变化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有效率的经济组织（no，th and thomas， 1981）。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已有的经济组织缺乏能刺激个人动机的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也就是没有为从事经济创新活动的人提供激励，从而造成私人收益或成本与社会收益或成本之间的不一致。而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安排应该是竞争性的或排他性的，为此必须对产权进行明确的界定，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不确定性因素，使行为人在与他人交易中形成一个可以合理把握的预期，降低交易费用，推动经济增长。然而，对资源使用决策权的重新界定会引致收入分配和政治权力的变化，进而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经济效率。也就是说，不同的制度安排与收入分配格局有着密切关系。
第四章制度安排与收入分配
把制度因素与收入分配问题联系起来，并从制度角度去解释收入的功能性分配始创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smith， adam）和大卫·李嘉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