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4 17:27:25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一、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经典文献
马克思经过十余年艰苦研究和积累，从1857年起，开始着手写作自己的经济学著作。在1857年8月为计划撰写的经济学著作而写的《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五个篇章的写作计划(“五篇写作计划”)：“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1在1858年2月22日致斐·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修改补充了他的写作计划：“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叙述。……叙述(我指的是叙述的方式)是完全科学的，因而按一般意义来说并不违犯警方规定。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2(“六册写作计划”)。在1859年6月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马克思又将他的经济学著作“六册写作计划”表述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3
从马克思对他的“五篇写作计划”或“六册写作计划”的表述可以清晰看出：第一，马克思有一个完整的、科学阐述其经济理论的写作计划，亦即马克思经济学有一个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第二，马克思的写作计划，或者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以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为主要内容；第三，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在写作计划上是按照从分析抽象概念到分析具体的经济形态、从对简单的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问题的分析过渡到对复杂的资本主义国际经济问题的分析这样一个逻辑线索展开的；第四，国际贸易理论是马克思国际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883年马克思逝世，这给世界无产阶级和经济科学带来巨大损失。虽然马克思生前没有最终完成他的“六册写作计划”，也没有专门说明“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这三册计划撰写的论著之间(从而也就是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这三个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但由于这种相互联系体现着马克思经济学一贯的内在科学逻辑(从而使这种相互联系“一目了然”)，所以后人仍然可以通过研究马克思的传世经典文献来探析马克思国际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内容。事实上，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国际分工、国际价值、国际贸易(或海外贸易、对外贸易、世界贸易)、世界市场等范畴经常在重要篇章中出现。例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国际分工一词出现1次；国际贸易(或海外贸易、对外贸易、世界贸易)等词出现31次；自由贸易一词出现14次；世界市场一词出现42次。在科学巨著《资本论》中，这些词汇出现次数分别为：国际分工1次、国际价值2次、国际贸易(或海外贸易、对外贸易、世界贸易)49次、自由贸易35次、世界市场79次。除此以外，马克思还撰写了有关国际贸易专题的短篇著述，如《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1847年)、《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1852年)、《鸦片贸易史》(1858年)、《不列颠的贸易》(1860年7月、9月，1861年)，等等。通过研读这些经典文献可以发现，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奠定了他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并且勾勒出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而且正是由于马克思是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揭示人类社会的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与马克思的其他经济理论一样)更具有历史科学性、逻辑一贯性和在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上的现实应用性。
二、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对象的比较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同属经济关系，也就是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生产关系。所以，马克思要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2由此进一步延伸，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对象就是在世界市场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里的生产关系既包括国家间的生产关系，也包括与资本主义国际化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国内生产关系。
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从而指明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而要充分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离不开对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分析，因为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来看，对外贸易的产生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且“对外贸易的扩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1这样，由对外贸易的扩大所形成的世界市场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也就是“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2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起来以后，“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对外贸易的扩大———引者注)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3这样，世界市场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所以，“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4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因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扩大而在本质上是一种国际化的生产方式。
在分析世界市场的构成时，马克思指出：“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5并且，“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6这也就是说，世界市场是各国国内市场的总和，每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在每个国家的内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既体现着世界市场上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也体现着与资本主义国际化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国内生产关系。就国家间经济关系而言，马克思通过国际价值理论阐明了比较富有的国家如何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就国内生产关系而言，马克思指出贸易的自由就是资本的自由，就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7
西方国际贸易学说在大卫·李嘉图之后便不再将生产关系作为理论分析的重要内容。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伯蒂尔·俄林(BertilOhlin)在他的名著《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中，完全忽略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仅在其著作的部分章节就国际贸易对劳动工资和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分析。但这种分析完全是在新古典理论框架下进行的，不涉及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问题，从而也就不涉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分析。在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所著《国际经济学》中，作者把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设定为主权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所引发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贸易所得、贸易模式、贸易保护等七个方面。但从这本当前世界流行的《国际经济学》教材的主体内容来看，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仍然不涉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以及与这一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分析。西方贸易学说之所以回避对生产关系的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它要努力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要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寻求解决经济问题的现实手段。
三、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方法的比较
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是国际分工格局的决定因素。马克思并不否认自然条件、历史偶然因素对国际分工格局的影响，但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自然条件、历史偶然因素才成为影响国际分工与贸易的重要因素。
西方国际贸易理论试图从不同角度解释国际分工格局的决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要素禀赋差异、国别技术差异、国别收入差异、规模经济差异，等等。但是，由于西方经济学者没有坚持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所以他们的贸易理论不能从生产方式这一根本因素上分析国际分工模式的决定问题。
在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中，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得到充分体现。马克思建立了国际价值范畴，并运用这一范畴以无可辩驳的逻辑揭示了资本主义国际化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性质，而马克思所做的这一逻辑分析又是与对历史的分析考察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对外贸易放在人类发展的一般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既将国际贸易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又将国际贸易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结果。
囿于阶级立场和研究对象的限制，西方国际贸易学说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框架内探讨现有国际分工模式的表面决定因素，没有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国际分工模式的决定。这些学说错误地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看做是永恒的制度，没有认识到或者不愿意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从一开始就具有侵略和剥削的性质。这样，在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体系因劳动价值论而出现内在冲突时，西方学者就不得不再次回到亚当·斯密那里，进一步将经济理论中的历史因素和国家意识形态因素抹掉，从而极力为现存的国际分工格局寻求庸俗化解说，以达到为资本主义自由贸易提供辩护的目的。表现上看，亚当·斯密在分析国际贸易问题时所采用的并且为后来的西方学者所继承的逻辑演绎方法更加符合实证经济理论的形式要求。但是，只要深入考察这种形式化的逻辑演绎过程就不难发现，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概念体系与社会经济现实有着较大程度的脱节，而其逻辑演绎过程更是以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为前提，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形式上回避了国家意识形态，因而其对经济贸易现实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其对未来贸易格局发展趋势的预测也往往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形成这一事实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仅仅是在亚当·斯密所规范的理论教条下，通过抽象方法演绎出种种貌似新颖的结论，也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它根本性地放弃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科学原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只有抛开互相矛盾的教条，而去观察构成这些教条的隐蔽背景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实际的对立，才能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1西方贸易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天然缺陷使得这种理论仅仅具有实证科学的理论表现形式，但不具备实证科学应有的正确逻辑内核。
四、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比较
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可以从五个方面加以概括：(1)国际贸易的动力；(2)国际贸易利益的来源；(3)国际贸易利益的分割；(4)国际贸易模式与世界市场；(5)国际贸易政策。
(一)国际贸易的动力
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性动机和最高目的是满足资本家无限制地追求剩余价值的贪欲。为了榨取更多剩余价值，资本家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必然要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而形成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正是为了防止利润率下降，甚至为了追求超额利润，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其确立的那一刻起就与对外贸易紧密相关。马克思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对外贸易在提高利润率方面的作用：
第一，通过对外贸易可以进口更为廉价的机器和生活资料，从而“一方面使不变资本的要素变得便宜，一方面使可变资本转变成的必要生活资料变得便宜，就这一点说，它(指对外贸易———引者注)具有提高利润率的作用，因为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使不变资本价值降低”。1
第二，在对外贸易中，比较发达的国家所生产的产品是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进行竞争，所以，比较发达的国家能够以高于其商品价值的价格售卖商品，因为“比较发达国家的劳动是作为比重较高的劳动来使用”，也就是“这种劳动没有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支付报酬，却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出售”，2这样，资本家实际上就通过对外贸易实现了超额利润。
第三，在殖民地贸易中，“投在殖民地等处的资本，它们能够提供较高的利润率，是因为在那里，由于发展程度较低，利润率一般较高，由于使用奴隶和苦力等等，劳动的剥削程度也较高”。3
虽然对外贸易客观上具有提高利润率的作用，但正如马克思指出，对外贸易又具有使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作用，因为对外贸易提高利润率的趋势会刺激资本家扩大生产规模，这样，“一方面加速积累，但是另一面也加速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减少，从而加速利润率的下降”。4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要求两大部类按比例协调发展。但是在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两大部类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往往不能实现。这样，生产的相对过剩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无法克服的天然缺陷。对于这一天然缺陷，马克思指出，对外贸易能够起到一定的补救作用，因为对外贸易既可以使第Ⅰ部类保留货币形式的商品转化为消费资料，也可以使过剩的商品销售掉。5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6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对外贸易都不是单纯地“补偿各种生产要素(按价值说也是这样)，它就只会把矛盾推入更广的范围，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动场所”。7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外贸易是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天然缺陷的重要手段，但这一手段反过来又成为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更大范围内出现问题的原因。所以，一方面对外贸易承载着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贪欲，从而对外贸易的自由本质上体现着资本的自由，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还需要通过对外贸易获取一定程度的缓和。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离开对外贸易是根本不行的”。1
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关于国际贸易动力的解说也是从国际贸易利益的角度做出的。但必须指出的是，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所承认的贸易利益和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所揭示的贸易利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关于这个问题放在后面说明，这里仅就贸易利益如何驱动对外贸易行为进行比较分析。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优势理论是从成本比较的角度说明国际贸易的动力：一定量的商品如果能够以更加低廉的成本在国外生产出来，那么国际贸易对参与贸易的每一个国家都是有利的，因为贸易之后每一个国家所能得到的产品数量都比贸易之前更多。从国家获取更多物质产品消费的角度说明国际贸易的动力是古典贸易理论的特质，也正是这种特质使处于上升过程中的资产阶级能够打着古典贸易理论的旗号为自己谋利。但是，古典贸易理论也存在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这在李嘉图经济学中表现的尤其突出，而这种矛盾本质上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古典经济理论与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新古典贸易理论彻底放弃了劳动价值论，虽然它仍是从参与贸易的国家能够获取更多物质产品消费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动力，但是构成这一动力的逻辑基础不再以劳动成本的国别比较为基础，而是以要素禀赋差异造成的生产成本或生产价格的国别比较为基础。这样，生产价格取代了价值，要素价值论取代了劳动价值论。在此基础上，将获取更多物质产品消费作为国际贸易的动力不仅更加合乎成本-收益这一西方经济学原理，也更加合乎资产阶级所信奉的法律和伦理。这样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新理论(NewTradeTheory)，只不过国别成本比较的基础不再是要素禀赋，而是规模经济效应或地理空间效应。自2003年以来，马克·梅里兹(MarkMelitz)等人努力构建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TradeTheory)，试图从微观企业异质性的角度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与已有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相比，新新贸易理论似乎具备了崭新的理论形态；但从本质上来看，这一理论仍然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逻辑框架的内部为资本主义对外贸易的动力寻求貌似新颖的解说。因而这一理论也就不可能应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从而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揭示出资本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企业开展对外贸易的真正动机。
(二)国际贸易利益的来源
资本主义对外贸易所追求的是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资本家之所以能够无偿占有剩余价值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资本主义国际贸易利益的根源就是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构成这一来源的制度基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
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与西方经济理论的其他学科分支一样，不承认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更不承认剩余价值的存在。在古典贸易理论中，国际贸易利益的来源被解释为分工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或者说是分工所带来的专业化利益，也就是每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在贸易后获得更多的物质产品，是因为分工使得劳动要素投入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中去，从而增加了全社会物质产品的产出；同时，也正是因为整体生产效率得到优化，所以单位产品价值得到降低，这样，每个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都能通过对外贸易以更低的成本或价格获得更多的物质产品消费。正如马克思指出，“斯密关于分工和机器改良对商品价格的影响的全部学说，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1虽然新古典贸易理论抛弃了劳动价值论，但是在国际贸易利益的来源问题上仍然继承了古典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即把分工所带来的物质产品产出的增加看做是贸易利益的来源。换句话说，国际贸易利益来源于国际分工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但是我们知道，分工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生产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历史范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2这样，从分工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利益的来源，从实际上就是把资本主义国际贸易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剔除出去，从而也就把资本主义国际贸易利益来源的所有制基础彻底掩盖。在新新贸易理论视域下，国际贸易是异质性企业的自利行为，这样，国际贸易利益也就来源于异质性企业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所具有的价格控制能力或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很显然，这一理论仍然没有说明国际贸易利益的本质源泉及其制度基础。总之，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没有说明也不可能说明国际贸易利益的真实来源，它们关于国际贸易利益来源的种种解说，本质上是通过推陈出新的逻辑演绎来掩盖资本剥削劳动、富国剥削穷国的社会残酷现实。
(三)国际贸易利益的分割
马克思关于国际贸易利益分割的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国际价值理论中。
我们知道，商品的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作为衡量商品价值量的尺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商品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
虽然马克思没有为国际价值范畴给出明确的文字定义，但是按照马克思在经典文献中使用国际价值范畴的语义以及逻辑一致的原则，我们可以认为，商品的国际价值是指在世界市场上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说明分析具体问题不能简单套用一般经济规律这一基本原则时，马克思举例说：“例如棉花的价值尺度不是由英国的劳动小时，而是由世界市场上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2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也存在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只不过这一价值尺度是世界市场上各国必要劳动时间的平均值。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受到世界劳动的中等强度(或平均强度)的影响，而世界劳动的中等强度(或平均强度)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衡量，因为马克思明确指出：“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中等的劳动强度，……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3“劳动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从而表现为更多的货币。”4这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某种商品的生产行业的国民劳动强度较大，高于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那么这个国家生产的该种商品就具有更多的国际价值，从而也就具有更高的商品价格。
在世界市场上，价值规律还会因为国家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之所以说是“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是因为马克思已经指明：“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1也就是说，国民劳动创造价值的高低与国民劳动强度有关，但与国民劳动生产效率的高低无关。这样，当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而与其他国家生产效率较低但国民劳动强度相同的劳动相交换时，前者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价值，也就是两个国家国民劳动实际上处于不平等的交换地位。在现实中，“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从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交换中总是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对此，马克思还总结到：“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价值规律在这里有了重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甚至当后者像约·斯·穆勒在《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从交换中得到好处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2对于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可以作如下理解：
假设世界上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两国都能生产X和Y两种商品，表1列示了两国生产每一单位的两种商品所需要投入的劳动工时(不考虑劳动强度问题)。表1显示出，A国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都比B国要高。在没有贸易的情况下，按照价值规律，A国国内商品交换比例为2X交换1Y，B国为1X交换2Y，也就是A、B两国X商品的国内相对价格分别为1/2、2。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原理进行国际分工与贸易，那么A国专业化生产X商品，B国专业化生产Y商品。如果假设按照1X交换1Y的比例进行国际贸易，那么A国在贸易后可以多得到1X，B国在贸易后可以多得到1Y。虽然B国实际获得产品的数量比贸易之前更多，但按照国际价值交换的比例看，B国3个劳动工时才能交换A国1个劳动工时。至于假设商品的交换比例是1X交换1Y，按照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只要国际交换价格在两国封闭市场价格区间内都是可行的。但是，当A国作为劳动效率较高的国家存在时，如果A国的国民劳动被算作更大强度的劳动，那么国际交换价格将更加接近B国封闭市场市场价格，A国的1个劳动工时将交换B国更多的劳动工时，此时，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的剥削将更为严重。
西方贸易理论完全不承认国际贸易中存在的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的剥削。无论是古典贸易理论中的优势原理还是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H-O原理，它们所要论证的是每一个参与贸易的国家都能比在没有贸易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产品消费，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这样，自由贸易所创造的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至于在国际贸易中究竟哪一个国家能够得到更多的贸易利益，西方贸易理论则不加以说明。
每一个参与贸易的国家都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利益，这种论证贸易可以带来双赢格局的学说在历史上确有进步意义，至少持有这种论调的古典贸易理论就曾经促使英国废除了《谷物法》，从而为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当然，这种论证贸易可以带来双赢格局的学说也存在欺骗性。它打着国际主义的幌子，掩盖了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掩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客观事实。但是，这种罔顾事实的西方贸易学说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也同样是经不起现实考验的。在奉劝落后国家参与自由贸易的时候，它们会说：“在长期内，扩大的贸易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使所有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得以提高。”1于是各国都逐渐意识到，向全球贸易体系开放自己的市场，是经济通向繁荣的最佳途径。或者说：“对于经济落后国家而言，与先进国家的紧密联系与交往是获取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尽管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和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曾经取得了表面上的短暂成功，但世界上还没有一个通过完全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增长战略而最终获得成功的先例”2。但是，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利益或国际地位可能因国际贸易而受损失甚至仅仅只是遭受挑战的时候，它们又会说：“有人或许想知道是否有某个或更多的后来者能够追上甚至突然超过美国。PWT数据库(PennWorldTable)和麦迪逊的类似估计似乎表明这种情况迄今为止并未出现。这难道表明随着美国原始创新在海外的传播，这种传播却是使美国逐步失去其领导地位的重要因素吗？答案是模棱两可的。事实上，已经出现的某些迹象是很发人深思的，比如法国和德国的每小时生产率的确超过了美国。如果法国和德国能赶上美国每周、每月的平均总工时数，那么法德两国的经济发展将会超过美国”。1理解了萨缪尔森的这段话中所隐含的判断自由贸易究竟“是福是祸”的基本立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克鲁格曼在标题为《流行的国际主义》一书中也要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而不是旗帜鲜明地站在真正的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向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宣讲自由贸易的好处。事实上，在现代国际经济体制下，体现资本霸权的国际贸易秩序仍然是在更大程度上维护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如果说西方那些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那么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些人同样不想懂得，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2
(四)国际贸易模式与世界市场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突破国家疆界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可能，因而资本“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3所以，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就是建立世界市场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4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资产阶级“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如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5这样，“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6因而，整个的国际贸易模式也就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国家、工业国和农业国之间的贸易，塑造这种贸易模式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与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探究国际贸易模式的本质决定条件不同，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总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寻求国际贸易模式的表面决定因素。这些决定因素包括：劳动生产率、要素禀赋、产品生命周期、国民收入水平、规模经济等。这些貌似合理的解说没有贯彻逻辑和历史一致的研究方法，没有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阶段性为前提，从而没有发现国际贸易模式的本质决定条件。如果说新古典贸易理论仍然是当今西方主流国际贸易理论的话，那么早在这种当代主流贸易理论产生之前，马克思就已经对这一可能的贸易理论歧途进行了深刻批判：“例如，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这种分工将规定与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相适宜的生产。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禀赋吧。200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煎也没有生长出来。”1
西方贸易理论宣扬自由贸易可以给人类带来更多福祉，可以给参与贸易的每一个国家带来更多的财富。但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一再说明，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并没有实现世界经济的持久繁荣，也没有实现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弥合，毕竟增进人类福祉以及促进落后国家走向富裕根本就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开拓世界市场(或资本主义国家推进对外贸易)的本质目的。当资本为了获取剩余价值通过国际贸易建立起世界市场时，“自由竞争在一个国家内部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2从而形成更大规模、更广范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即世界市场危机，它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危机突破了国家疆界在世界范围内的表现，也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暴力平衡手段。3只要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确立以来，甚至只需要回顾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客观现实，就不难发现，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所鼓吹的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自由贸易体制之上的经济繁荣与人类福祉是那样的脆弱，它一次又一次地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挑战与威胁，不仅这种挑战与威胁的规模越来越大、破坏力越来越强，而且在每一次危机中落后国家总是要遭受更多的利益损失。
(五)国际贸易政策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为研究和批判对象的。马克思以严谨的逻辑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体现着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自由，因而马克思不可能在他的国际贸易理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合理的”或“可取的”国际贸易政策。
与马克思不同，自斯密以来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总是把资本主义看做人类永恒不变的制度，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做最好的生产组织方式，因而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乃至整个世界贸易都要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惟其如此才能促成世界繁荣，才能改善人类福祉。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实施的现实后果却远未达到西方贸易理论所预期的状态。19世纪英国自由贸易派宣称，自由贸易可以使商品价格下降，从而刺激需求增加，进而带动生产和劳动需求增加，并最终提高劳动工资。对于这样一个美好但无疑具有欺骗性的错误逻辑，马克思以英国经济发展现实为基础批判性地指出，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生产资本的增值意味着资本的积累和积聚，这会使小企业主破产，从而扩大无产者的人数，同时还会使盲目生产进一步扩大，进而使经济危机变得更加频繁、更加猛烈，而这又会再次扩大无产阶级队伍。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会加剧工人为得到工作岗位而采取的竞争，所以自由贸易的结果是劳动报酬减少了，而一些人的劳动负担也增加了。1自由贸易不仅没有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阶级受剥削的程度得以减轻，而且还通过国际不平等交换把穷国所创造的价值掠夺进富裕国家。一百多年过去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政策批判仍然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当原英国工党议员兼贸易工业部大臣斯蒂芬·拜尔斯(StiphenByes)离开内阁，可以与农民以及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相接触，并且有机会亲眼看到自由贸易政策的后果时，他承认：“我错了。自由市场贸易政策伤害了穷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正统理论正在增加全球性的贫困。……完全的贸易自由化并非进步之道。”这是拜尔斯在2003年5月19日出版的英国《卫报》上发表的观点。按照拜尔斯自己在这篇文章中的说法，他原本笃信自由贸易学说，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可以帮助穷国实现经济发展，而穷国也理应欢迎自由贸易，但后来，他的观点彻底改变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拜尔斯虽然改变了他对自由贸易理论及政策的观点，但他并未完全纠正其观点中的错误，至少纠正得并不彻底。因为伤害穷国和穷人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自由贸易，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而这些都只有在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中才得到科学地揭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保护贸易政策同样受到马克思的坚决批判。活跃于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因其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而举世闻名。李斯特认为，通过关税保护可以使落后国家的幼稚产业得到发展，从而可以使落后国家的生产能力得到发展，这样，对于落后国家来说，应该在贸易保护促成民族工商业获得足够发展以后再参与国际自由贸易。对于保护贸易政策的历史进步作用，马克思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他说：“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成了它(资产阶级———引者注)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1但对于保护贸易政策的历史局限，马克思也深刻地指出，这种贸易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外国资产阶级对本国同胞的剥削，从而有利于实现本国资产阶级对本国同胞的剥削，因而保护贸易政策在本质上是在维护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李斯特所主张的所谓幼稚产业保护政策不过是“狼同它的狼伙伴”2之间的利益角逐游戏。
由此可见，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总是站在资产阶级利益立场上对贸易政策进行选择和辩护，所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贸易政策既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也具有鲜明的国家主义色彩。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站在世界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从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的高度审视国际贸易政策。他指出：“先生们，不要以为我们批判自由贸易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保护关税制度。……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制度正在瓦解迄今为止的各个民族，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3
五、两种国际贸易理论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不同政策含义
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贸易理论，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和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参与国际贸易有着完全不同的政策含义和完全不同的后果。
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主旨是为资本主义对外贸易提供辩护。按照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一般原理，既然参与国际贸易的每一个国家都能从贸易中获取利益，那么自“二战”以来甚至自18世纪以来，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贸易秩序就是具备了天然的合理性，从而每一个国家———尤其是经济落后国家———在既定的世界贸易秩序下参与国际分工也就成为其为发展经济所应做出的最优政策抉择。
然而过去几百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贸易秩序首要维护的从来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身利益，凭借资本霸权，通过不平等交换，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始终处于剥削落后国家的优势地位，落后国家固守优势原理发展自由贸易的后果往往是因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而丧失自主经济发展潜力。
那么，能够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贸易秩序存在着不公正、不合理就回避国际分工，拒绝自由贸易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拉美国家受到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Prebisch，1949年)的“中心—外围”理论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采取了长达30年之久的内向型工业发展战略(或称进口替代战略，ImportSubstitutionStrategy)。这一战略虽然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将许多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带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所带来的巨大的国际收支压力、显著的国内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居高不下的城市失业率，也使得拉美经济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面临着重重阻碍。与之相反，如果不考虑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亚洲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按照比较优势原则，通过实施外向型工业化战略(或称出口导向战略，ExportOrientationStrategy)，使其在战后的几十年中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良好业绩。
能够因为当代拉美经济衰落和东亚经济腾飞的历史事实就无条件地接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秩序发展自由贸易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同样应当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为了摆脱经济困境，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被迫接受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建议。但此后不久，拉美国家就发现，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产权私有化、经济自由化政策不但没有达到拉美国家期望的经济发展目标，反而使其国民经济遭遇到更为严重的问题。在1980~1990年间，拉美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1%；1随着平均关税税率的大幅下降，由原先的进口替代政策所建立起来的市场保护体系彻底瓦解，大量国有企业破产，大批工人失业，部分重点行业沦为外资控制；贸易自由化也没有能够有效地改善拉美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到20世纪末，拉美国家的外债总额仍然超过GDP的25%，作为较早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阿根廷，在2000年仍然是拉美地区外债负担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回顾“二战”以来拉美和东亚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尽管资本主义对外贸易是以攫取剩余价值为根本目的，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管理经验还是通过贸易渠道流向了落后国家，从而有可能成为促进落后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外部资源。但是，自由贸易又不必然能够促成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当代国际贸易秩序中客观存在的资本霸权与国际剥削，始终构成落后国家获取正当贸易利益的现实阻碍。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与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特别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社会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 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4］
1、 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一、理论研究方面目前，国内外关于“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的一般动力、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显着。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关于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着重于对外贸易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上。
(―)国际贸易视角的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和绝对成本说开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先河。他的动态生产率理论和剩余产品出口理论代表了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初思想。剩余产品出口理论认为，对外贸易使得一国剩余产品的价值得以实现，增加了各国福利，同时由于各国市场的扩大，刺激了各国增加生产，改进技术，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推动了经济增长。
近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奠基人大卫.李嘉图在其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赋税原理》书中指出，即使一国各个行业的生产都缺乏效率，成本没有绝对低于他国的产品，但是通过国际贸易仍能得到经济利益：比较成本学说应运而生。李嘉图从进口可以平抑物价的角度论述了对外贸易可以保证英国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表明，通过国际贸易可以弥补国际间生产要素分布不均衡的缺陷，使各国都能更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实现合理的国际分工，使贸易各国的生产率增长均得到提高。
与H-O理论推断相反的“里昂惕夫之谜”揭开了贸易自由化理论的新篇章。约翰.穆勒首先明确区分了贸易利益和发展利益，促使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分析方法由静态分析向动态分析转变。此阶段主要理论有需求偏好理论、技术差距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美国经济学家巴格瓦蒂于1958年提出“贫困化增长”理论，认为出口较为单一且大量的开放型发展中国家，由于改善某些出口商品的供应能力会降低其世界市场价格，也就是经济增长可能使贸易条件恶化，从而造成该国经济贫困化。
20世纪上半叶，凯恩斯主义盛行，掀开了宏观经济学的历史篇章，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和国家应对经济实行干预的观点。对外贸易乘数理论是哈伯特、劳森、梅茨勒等人将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扩展到开放经济条件，提出了国际收支调节的乘数分析法。其结论是一个国家通过贸易顺差所获得的收益与贸易顺差量成正比，与对外贸易乘数成正比。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创立了规模经济贸易学说，用以解释二战后经济增长迅速的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特点。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默里?肯普在其1964年出版的〈〈国际贸易纯理论》一书中构建了“肯普模型”以证明规模报酬递增理论。此时出现的新贸易理论还有不完全竞争理论和产业内贸易理论，说明了资源禀赋和技术相似的国家间以及行业内贸易急剧上升等新国际贸易现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马克斯?科登则将对外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联系起来，从供给的角度剖析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关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理论被称为“供给启动”论，该理论特别强调对外贸易对生产要素供给量的影响和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
马库森和斯文森（MakusenandSvenson，1985)将技术作为外生变量以研究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即使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技术的差异也会引起同行业产品之间的贸易。“技术外溢”、“干中学”以及“研究开发与技术创新”理论是将技术视为内生变量来分析其作为生产和贸易发展的结果对贸易模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代表人物克鲁格曼和卢卡斯。
总之，一国的资源和技术水平决定其在国际贸易与分工中的地位，加强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可以缩短各国技术水平上的差距，成为保证该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手段。同时，“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战略贸易理论”等新贸易理论也为如何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引入了新思想。
(二)经济增长的一般动力
经济学界将投资、消费与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这句话生动、形象地表述了经济增长原理。经济增长理论一般以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为研究对象，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的途径以及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从古典增长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到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历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保罗?罗默(PaulRomer)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在肯尼迪.阿罗(K.Arrow)“干中学”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罗默1990年提出的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是：（1)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2)大部分技术进步是出于市场激励而导致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3)知识商品可反复使用，无需追加成本，成本只是生产开发本身的成本。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增长理论，鼓励新知识的积累以及知识在经济中的广泛运用，促进了高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已让位于知识和技术进步。罗伯特?卢卡斯发展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的假设前提是:人力资本，不同于有形资本，它能够不断增加边际收益而不是递减边际收益，因此人力资本允许经济无穷地增长。新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动力是，摆脱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技术进步外生化的束缚，认识到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极为重要的，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将人力资本扩充到物质资本的概念中来，构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增长引擎理论，又称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学说，认为贸易不仅是简单地把一定数量的资源加以适当配置的手段，它实际上是通过对外贸易把中心国家的经济成长传递到其他国家，即中心国家经济迅速增长引起的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大量需求，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二、实证分析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运行的环境及体制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因此，探讨符合我国国情的
经济增长原理历来是经济学界最为关注的问题。
(-)研究范围及主要观点综述
当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热点问题后，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和不同层次进行实证研究，促使我国从贸易大国发展成为贸易强国，为经济寻找到新的增长模式。
首先，大多数学者从全局的角度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情况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论证。兰宜生、孔恫恫（2006)通过实证，证明了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提出应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广泛地参与多边或区域经济组织，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田素华、尹翔硕(2006)从限制经济持续增长的要素约束入手，探求对外贸易在克服制约经济增长的特定要素约束方面的积极作用，为我国选择合适的对外贸易政策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对策建议。
其次，从区域经济学角度出发，验证服务贸易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胡勇（2008)通过实证检验服务贸易对浙江GDP增长的影响，发现浙江服务贸易出口会促进经济增长，进口则会制约经济增长。白雪飞、岳金梅（2007)利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辽宁省对外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辽宁省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项因果关系，即辽宁省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但推动作用较弱。
第三，从服务贸易角度，探寻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增长模式。唐宜红、林发勤(2009)认为，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增长模式的四点问题，即：一是我国整体贸易结构还不合理，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二是货物贸易的增长是粗放型的，以数量扩张为主；三是货物贸易出口以加工贸易为主，不利于技术创新；四是服务贸易本身竞争力不强。此外，从加工贸易角度分析，王珍、齐艳霞、王惠钦(2007)对加工贸易增长模式对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扩大内需,降低对外依存度；积极促进出口结构转型；在金融和财政上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增加境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以提高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
第五，从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角度分别进行论证。黄凌莹(2008)对我国1978年~2006年的进口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两个时间序列进行协整分析，结论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并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得出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姚树洁、韦开蕾(2007)发现，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重大的正面效应。
第六，从国际知识溢出、技术进步角度进行探讨。魏婷（2007)以Coe&He1Pman的经典计量模型为基础，以我国的进口贸易为国际技术溢出的渠道，考察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主要选取了进口前十位的贸易伙伴国或地区）的技术溢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最后，从贸易开放度和贸易自由化角度进行分析。黄新飞、舒元(2007)通过实证研究说明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并不会直接带来长期的经济增长，因此单纯依靠贸易的增长很难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郭熙保、罗知（2008)认为，贸易自由化通过经济增长对减轻贫困的影响度随贸易自由化程度加深而提高。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发展中国家；高科技产业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2-0008-02
一、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产生于18 世纪中叶，完成于20 世纪30 年代初期。以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为三个代表。
绝对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在两个国家生产两种商品的情况下，其中一国在一种商品的生产中具有较高效率，另一国在另一种商品的生产中具有较高效率，则两国在不同商品的生产上分别拥有绝对优势，此时如果两国根据各自的绝对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并相互进行交换，双方均能从中获益。李嘉图将绝对优势理论进一步发展，他认为：每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商品，而应集中力量生产那些利益较大或不利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交换，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总量将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优取重，两劣取轻”，这就是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亚当·斯密与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假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生产规模报酬不变。
20 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要素禀赋理论用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认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同，供求关系不同，导致两国间要素的价格差异，而投入要素价格的差异导致两国商品生产成本的差异，生产成本的差异形成不同国家商品的价格差异，进而导致国际贸易的产生。贸易可以使各国生产要素的优势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在H-O 定理中，俄林将贸易模式进一步表述为：一国出口的应该是那些密集地使用本国较为丰裕的要素生产的产品，而进口的是那些需要在生产上密集地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因此，其结论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一样，认为自由贸易对于各个贸易参加国都是有利的。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贡献在于进一步丰富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体系。在俄林的模型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的技术条件及规模报酬仍然不变。要素禀赋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曾经在很长时期内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理论。
从“绝对优势理论”到“比较优势理论”，进而到H-O 四大定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一直遵循着完全竞争、报酬不变、同质产品等古老的假定。总体看来，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没有脱离比较优势的理论框架。
二、国际贸易的新发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中国家的出现以及国际分工的重要发展，国际贸易达到任何时间都没有达到的发展。然而，与经典贸易模型所预测不相符合的是战后的贸易模式并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相违背。美籍学者瓦西里·里昂惕夫首先发现这样问题。他运用经验资料对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美国的贸易有悖于H-O 理论。这就是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之谜”的出现挑战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也加速促使战后一系列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的诞生。包括新要素贸易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等等。这些理论的诞生都依托战后国际贸易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战后的国际贸易理论也在解释新出现的现实问题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当代国际贸易中出现了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贸易”发展、区域集团内部贸易发展、制造业内部贸易发展、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增长、加工贸易和软件外包等新的贸易方式出现。这些新的贸易方式与过去时贸易理论不完全相吻合。针对现实中国际贸易大量存在的同类产业内部这一现象，从20 世纪70 年代末，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不变的假设，建立了一个不完全市场、存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异质性的产业内贸易模型。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和这新新型产业在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机制。由于产业内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20世纪80 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陆续建立模型对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进一步的探讨。20 世纪90 年代，跨国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出现以及加工贸易、外包业务的出现，推动了包括跨国公司内贸易理论、一体化贸易理论以及产品内贸易理论有了进一步发展。当然在贸易发展的过程中也要注重食品药品等涉及人类生活方面的安全。这是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
三、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学家对产品内贸易现象的关注代表着贸易理论进一步微观化趋势。产品内贸易是由垂直专业化引起的中间投入品贸易，加工贸易是产品内贸易主要的表现形式。经济学家从垂直专业化的角度对国际贸易内容进行了新的划分，并且在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产业组织与契约理论等不同理论下对产品内贸易进行研究。在以产品内贸易为对象的理论框架下对标准国际贸易理论体系进行新的理论整合和补充，将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延伸到了产品生产的工序和区段层面。经验数据显示，在生产分工日益细化的背景下，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 企业规模、利润和国际经营行为有诸多异质性，因此需要研究企业个体特征在企业国际扩张选择中的作用。然而，由于新贸易理论采用对称性企业假设， 一体化均衡下同一产业内企业定价、产量、利润、收益和外贸参与程度相同，企业无任何差异，因而它无法解释20世纪90 年代以后获得的微观数据，这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摒弃技术对称以及研究企业异质性作用的贸易理论。
四、总结
中国现阶段还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有着重大的作用，经济发展也是我国发展的首要任务。因此无论是自由贸易的政策还是战略性贸易保护的政策，选择的依据都是如何使本国的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不仅从静态上评估，也要从动态上考虑对什么产业采取什么政策都要有精确地利弊分析，国际贸易新理论不是告诉我们应不应该保护的问题，而是为了我们贸易政策的选择给予更多的考虑问题。我们应该在优势上取得经济上的突破性的发展，大力发展科技新型产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经济基础。
参考文献：
[1] 才国伟，舒 元.我国对外贸易与世界技术扩散[J].国际贸易问题，2009（11）.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 本科教学； 哲学线索； 历史线索。
对于经济论文" target="_blank">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师生们来说，面对《国际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国际贸易理论部分的教学，都颇有畏惧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际贸易理论较之国际金融理论和其他经济学科，具有更多的几何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理论发展又具有较强的逻辑连贯性，要求学生既具备扎实的微观宏观经济学基础和基本的高等数学知识，又要有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甚至还需要一点对经济问题研究的热情和兴趣［1］。在教学中，教师往往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说教中去； 在学习中，学生往往忽视逻辑思维整体把握，割裂各个数学模型间的联系，陷入死记硬背的痛苦境地———从而，在教与学方面，都达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忽视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 缺乏哲学和历史的视野，必然将国际贸易理论说教成干巴巴的数学模型和几何线条，使得课程的教学缺乏生气和现实感。哲学方法和历史方法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综观几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我们发现，国际贸易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把握好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与历史线索，才能使我们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理解和学习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上。以下，笔者结合自己本科教学的心得体验，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提炼和总结，希望对同行的教学有所帮助，并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存在的潜在规律。
一、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
国际贸易纯理论在长久的历史演化中潜藏着一条哲学线索，我们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首句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这句话是老子从哲学的层面上来探索宇宙万物演化的规律，也可以从系统的层面上来揭示国际贸易理论整体逻辑演绎的哲学规律。
（ 一） 道生一。
所谓的“道生一”，即，经济学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逐渐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
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是研究既定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讨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为了说明理性人进行资源配置之道，数百年来，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们进行着一场构建一般均衡理论大厦的智慧接力。到 19 世纪末，马歇尔将古典的劳动和成本价值理论和新兴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综合起来，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构建一个以供求分析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3］，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后经阿罗、德布鲁等现代经济学家的严格证明，使一般均衡理论实现了完全公理化。当我们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后，掌握了这个资源配置之道，接下来的《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学习中，我们就要将这个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经济格局下进行应用，来讨论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即国际贸易问题。
（ 二） 一生二。
所谓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和现代自由贸易理论。
在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几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产可能性界曲线，二是相对价格线； 三是社会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在古典与现代贸易理论的不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古典贸易理论，坚持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同质性和唯一性的假设下，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一条直线段； 而现代要素禀赋理论，贯彻要素价值论的原则，引入另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在两部门不同要素比例的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界呈外凸状。在封闭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社会无差异曲线的不同形状和位置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相对价格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于是古典贸易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又进一步统一到比较优势理论中去。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贸易完全竞争理论”中的完美应用。
（ 三） 二生三。
所谓“二生三”，系指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诞生了“新贸易理论”。
1970 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在引入规模经济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模型，将资源配置之道贯穿到“国际贸易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分析中去，从而实现贸易理论的新变革。规模经济因素的引入，导致递减的机会成本，从而形成内凹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新贸易理论有三大贸易理论模型，它们是外部规模经济模型、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外部规模经济模型仍然应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说明外部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 而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则将微观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方法应用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中去，从而证明了产品的差异性、规模经济，以及厂商的非合作行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决定作用。
（ 四） 三生万物。
所谓的“三生万物”，是指在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国际贸易理不断演化，从多个研究的角度产生诸多理论流派和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可以统一在供求价值论的理论框架下。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理论（ 供求价值论） ，即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国际贸易从其实务本质来说，就是一笔以国家为主体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一笔交易的达成，或是由于供给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我们都可以从供给方和需求方去寻找其交易背后发生的动因。同样，任何国际贸易理论，或是从供给层面，或是从需求层面来寻求不同形态贸易发生的基础，或二者兼有之。综观各种贸易理论，其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可用下图加以概括。
图 1 国际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从思维的高度展现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哲学脉络。综观诸多国际贸易数理模型，大多可以从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几何曲线的变化中得以生动说明。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变化： 或呈直线状（ 古典贸易理论） ; 或呈外凸状（ 现代要素禀赋理论） ; 或呈内凹状（ 新贸易理论） ; 或内外移动或偏向不同的坐标轴（ 反映要素积累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社会无差异曲线的变化： 或内移或外移（ 反映一国福利水平的高低） ; 或偏向 x 轴或偏向 y 轴（ 反映一国对 x、y 两种产品的不同偏好性） ; 或弯曲或平缓（ 反映一国对两种产品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 。相对价格线的变化： 或相对平缓（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或相对陡峭（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而在 y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相对价格线上生产均衡点和消费均衡点的位置又呈相应的变化（ 两点合一反映一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 两点分离则反映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状态；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左上方，反映一国出口 x 进口 y;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右下方，则相反） 。三条曲线不同的变化组合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贸易基础和贸易形态的变化。此外，作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则成功应用于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的分析中。所有这些分析又统一于以供求价值论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设下的全球化资源配置之道。这就是资源配置之道在国际经济格局下简洁而有力的演绎。
二、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历史线索。
国贸理论的讲授，如果过多地渗透进数理的语言，不免显得枯燥乏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对其学习和讲授，历史视野的引进也必不可少。纵观数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笔者认为，存在着三大历史动因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
（ 一） 与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的需要。
历史上，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存在着两大流派：
一是自由贸易理论流派； 二是保护贸易理论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国家为主角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影响一国国内不同部门的利益和不同国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学者或是站在本部门利益或是站在本国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自身存在着强烈阶级性和对抗性。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就是自由贸易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的斗争史。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提出，是站在当时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重商主义； 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提出是为反对当时的《谷物法》，从而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进扫除了障碍； 李斯特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提出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以对抗英法两国经济学家极力主张的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各学派的理论观点也是在相互寻找对方理论逻辑漏洞的过程中而提出的，他们背后是所代表的阶级集团的对抗，在思想层面上同时也是他们各自贸易理论观点的精彩叠呈的博弈。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金银是财富唯一形态的财富观，将绝对成本理论建立在更为科学的财富观的基础上； 李嘉图为回应《谷物法》支持者对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存在的逻辑漏洞的攻击，创立了比较成本理论，夯实了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使自由贸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广的范围； 李斯特则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出生产力理论以抗辩斯密的财富观理论，创立符合德国国情的保护幼稚工业论，在理论上指导着德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些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阶级烙印和人文情怀，其背景的充分展开，将展现出一幅生动而鲜活的历史画面。
（ 二） 理论在逻辑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论的发展既有质变，也有量变。当理论的质变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来的时候，理论就开始自我完善式的量变。这种量变是寻找固有理论在阐述或论证过程中所遗留的逻辑方面的漏洞和空白，进行自我填补、自我完善。这既是学术研究的路径，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因。这种动因，在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历史上，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虽然成功论证了各国参加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贸易基础，但是李嘉图的理论并没有解决贸易双方利益的具体分配问题，特别是没有解决进出口商品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李嘉图留下的这一国际贸易利益划分问题的学术空白，被其后继者约翰·穆勒所填补。于是，穆勒创立了相互需求说，从而补充和发展了比较成本理论； 此后，马歇尔又运用数学工具阐释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说，以几何图形使这一学说“精密化”［5］62 －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和罗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对 h-o 理论所遗留下的贸易利益在一国内部分配和要素积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问题的理论空白进行填补。
国际贸易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现为，随着价值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日益将自己建立在更为科学的价值论的基础上，使贸易理论的发展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到供求价值论的不断更替，国际贸易理论也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演进，最终将技术、要素禀赋和偏好集于一体，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标准模型，从而使其理论基础更为坚实完善。
（ 三） 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
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现象的反映和解释，当实践的发展，经济理论不能够解释说明新的经济现象时，就必然会得到不断的修正，甚至被否定，这就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国际贸易理论几百年来的演化史，其实就是不断地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历史，实践给予贸易理论以新的生机，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甚至实现了其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加国际贸易的各国将出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丰富的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稀缺的要素的产品。当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来实证检验美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时，却得出了与这一结论相反的结果。如何解释这个被普遍认为正确的理论却又与国际贸易的现实相矛盾的现象，引发了战后一系列新的贸易理论的产生，从而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向纵深发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来国际贸易发展历程，从劳动分工形态演变的大尺度看，过去一百年国际分工的基本层面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的不同工序、区段、环节和流程； 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的挑战，国际贸易理论也顺次经历了产业间分工理论（ 以比较优势原理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 、产业内分工理论（ 新贸易理论） 、产品内分工理论阶段［6］。二战后，国际贸易所表现的特征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预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1960 年代以来，约2/3 甚至更多世界贸易是发生在技术、资源和偏好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其主要以制成品贸易为主。这对以产业间贸易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形成强大的挑战，导致 1970 年代“新贸易理论”的诞生［4］94 －95。当前国际产品内分工深入发展的现实，对以产品为基本分工对象的国际分工贸易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 而正在发展成熟的产品内分工理论弥补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长期忽视工序层面分工现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动因，或单独或共同地推动贸易理论大树不断地发展、繁荣壮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论的诞生，既有填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空白的需要，又与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争取自由贸易运动相联系； 重叠需求理论的产生，既有应对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又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长期忽视需求层面分析的缺陷； 普雷维什的“中心—论”的提出，则既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利益的动因，又有理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对参与国普遍有利，而二战后的国际分工情形正好与之相反。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讲授与学习贯穿哲学的线索，能充分展示理论数理推导的逻辑美，增强教学的条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学生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涵； 贯穿历史的线索，则会增强理论课讲授的生动性，使其更贴进社会科学的本源，这不仅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论专业素养的养成，加深其对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的了解。联系历史背景，紧扣理论观点，再配以条理性和系统性的模型解说，必然使课堂的讲授张驰有度，更富有立体性。当然，这也对教师综合知识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战。哲学方法与历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 同样，高校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也必须将哲学和历史线索充分展现，并且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归纳，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讲授效果。
参考文献：
［1］文娟。《国际经济学》课堂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 经济师，2009，（ 07） : 115 －116.
［2］老子，。 道德经［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3］朱富强。 计量经济分析能够“发现”理论吗？ ［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 01） : 74 －82.
［4］李坤望，张伯伟。 国际经济学（ 第二版） ［m］。 北京： 教育论文" target="_blank">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国际经济与贸易是高校经济学专业当中的重要课程，中英双语教学的开展是为了满足当前社会对于该方面人才的需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国际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而英语应用能力在国际贸易活动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复合型、实务型人才是当前国际贸易领域的需要，进而在中英双语教学当中，要将其作为教学的核心目标，能够学以致用，将专业理论有效的应用于国际贸易活动当中，这就是国际贸易专业课程双语课堂教学的目标，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予以实现。
二、开展国际贸易课程中英双语教学的要点
(一)满足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
国际贸易课程中英双语教学的开展，要紧紧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首先，学生要熟练掌握国际贸易的理论，对于国际贸易活动的内容和程序有着清晰的认识和了解。不仅能够准确的分析当前国际贸易市场形势，还能够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路，具有创新意识。其次，在熟练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具备良好的实际应用能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了解国家相关政策以及国际贸易的市场规则，以更好的参与到国际贸易的交流与合作当中去。第三，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高素质人才，能够严格遵守国际贸易的规则，拥护国家政策，才能更好的胜任国际贸易的工作。
(二)围绕学科专业建设。
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国际贸易课程中英双语教学的有效开展，需要围绕学科建设来进行。首先，构建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将经济学、高等数学、管理学、投资学等一系列经济类学科作为国际贸易专业的基础课程，围绕围绕学科专业建设来展开。其次，构建专业知识结构，将国际贸易基础理论与国际贸易规则、国际经济法、对外贸易概论以及国际贸易市场形势分析等内容作为辅助教学教学内容，纳入到基础课程教学当中。第三，在国际贸易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增加技能训练类课程，以更好的与教学实践环节相适应，实现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衔接。
三、国际贸易课程中英双语教学的创新思路
(一)国际化的教育理念。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活动频繁，英语应用能力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国家贸易课程中英双语教学当中，需要有效融入国际化的教育理念，根据世界经济形势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动向，合理的进行教学规划。在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国际贸易课程双语教学当中，教师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设计、组织和协调。以增加课堂的互动性，发挥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融入国际化的教学理念，与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和国家贸易发展趋势相适应。构建国际贸易活动情景，模拟国际贸易活动情景，让学生获得深刻的体验。开设专题进行讨论，开展英语讨论会和辩论会，专题论文、课题调研报告、案例分析研究报告等都需要通过英语来撰写，以更加熟练的应用英语，锻炼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二)信息化教学。
当前的国际贸易双语教学，不能局限于课堂教学，需要进一步的补充和拓展，以适应当前的国际贸易发展形势。利用信息技术，建立双语教学网络信息平台，借助丰富网络信息资源，进行双语教学的有效拓展和延伸，对课堂教学来说是很好的补充。由于世界经济形势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国际贸易理论也随着做出适应性的转变，需要及时的更新与完善。在国际贸易双语教学体系当中，借助网络平台的优势，适时更新国际贸易课程相关的教材，有效的开展信息化教学，以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建立完善的双语教学体系。
构建完善的双语教学体系，优化教学资源，有效协调中英双语教学。将双语教学与经济学、高等数学、管理学、投资学等一系列经济类基础学科有效的联系在一起，形成完善的双语教学体系。其中的每一部分、每一个环节都是服务于国际贸易双语教学，有效促进双语教学的良性发展。协调好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保证专业理论分析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培养能够同步进行，充分发挥双语教学体系的重要作用，有效提升双语教学的质量。
四、结论
（1.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2.安徽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马克思虽然没有一部关于国际经济贸易的理论著作，但他对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对外开放，特别是对国际价值、对外贸易政策等重要思想的概括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掌握这一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国际经济贸易理论；国际分工；世界市场
中图分类号：A811；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4－0032－03
收稿日期：2015-02-2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非股权安排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及政策研究”（12BGJ039）；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3YJC79008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周经（1982-），安徽舒城人，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对外投资研究；李勇刚（1980-），广西桂林人，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经济学研究。
马克思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散见在他的多部著作中，他对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对外开放, 特别是对国际价值、对外贸易政策等重要思想深刻、全面的阐述，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掌握这一理论体系，对于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国际经济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非常重视国际经济贸易理论的研究，他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散见于他的多部著作当中，主要由国际价值理论，对外贸易政策等理论构成。
（一）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世界市场与国际价值理论
1.国际贸易。马克思认为，国际贸易是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首先，国际贸易是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本、丰富的劳动力以及广阔的海外市场。“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P448)当然，国际贸易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结果。其次，国际贸易使对外贸易交换国能够获取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比较利益。发达国家由于生产技术先进和劳动生产率较高，其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会高于该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从而取得自己的比较利益。而发展中国家虽然劳动生产率低和生产技术落后，但如果进口自己资源匮乏和生产成本高的产品，生产和出口自己具有一定优势的产品，也可以取得自己的比较利益。第三，国际贸易可以使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比例协调起来。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国际化的趋向不断进入新的阶段，各国的资源通过国际经济贸易活动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世界各国都可以通过商品及服务的对外贸易来调节本国国内市场的商品及服务的供求，满足社会生产和消费的需求，改善社会经济结构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
2.国际分工。马克思对国际分工没有做出明确的定义。马克思认为，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自然条件因素、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和科学技术水平是产生商品生产和消费的国际分工的原因，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正是从自然条件因素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分析了国际分工形成的原因。国际分工能节约社会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给参加的双方都带来好处，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扩大。在旧的国际分工模式下，商品流向基本上是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材料等商品，发展中国家则从发达国家进口工业产品和服务，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利用本国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使自己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取得更多的利益。
3.世界市场。马克思认为，国际贸易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也为其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资本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延伸。资本的逐利本性，导致国内市场已无法满足其扩张的需要，迫切要求突破国界，加强与各个国家的经济联系与交往，开拓了广阔的市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集结在一起，先进的交换工具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市场包括的范围很广，不只是单一的商品市场，也已经形成了货币资本、服务市场。世界市场对世界经济的繁荣具有巨大的作用，世界市场加强了各国之间经济、科学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将世界各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因而推动了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4.国际价值理论。商品的价值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在国际贸易中，一国商品的个别价值成为国别价值，该国商品的社会价值成为国际价值。国际价值是各国是在世界市场的商品交换中形成的，不是由某个国家的平均劳动时间决定，而是如马克思所说，国际价值量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2](P614)决定的。由于世界各个国家劳动生产率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因而各个国家生产同种单位商品具有不同的国别价值量。国际价值实质上就是世界市场内商品进行交换的市场价值。在世界市场中，商品交换同样遵循价值规律，国际价值的实现同样要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任何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在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时，表面上看来是公平的，双方都能得到好处，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得到的利益更多一些。
（二）对外开放、利用外资与国际经济贸易政策
1.对外开放与利用外资。国家之间必须积极对外开放，才可能充分利用全球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享有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利益。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必然会推动各国之间的科学文化交流。正如邓小平所说，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国家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在实行对外开放中，要注意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要对投资方向加强引导，使外商的投资向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移，更好地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2.国际经济贸易政策。马克思的国际经济贸易政策包括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理论。在世界市场中，每个国家只有采取符合国情的国际经济贸易政策，才能迅速推进该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19世纪初的德国，通过实行适时的保护贸易政策，迅速赶上了英、法等发达国家。后起的新加坡等国都是通过用符合国情的国际经济贸易政策，使国家走上了富强之路。贸易保护政策在给一国带来经济社会利益的同时，也会使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失。一国的贸易政策必须同该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以后，以保护贸易政策为主就应适时的转向以自由贸易政策为主。自由贸易政策在本质上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更能发挥出提高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功能，如马克思所说，“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3](P451-452)马克思指出一国实行哪一种贸易政策，不能脱离本国的国情，必须以自己国家的情况作为客观依据，要根据形势及时调整和改变对外贸易政策。
二、马克思国际经济贸易理论的现实意义
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不仅要学会管理国内经济的本领，也要学会对外经济贸易的本领。掌握马克思国际经济贸易理论的科学体系，对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国际分工理论。马克思关于国际分工的理论，启示我们要利用国际分工大发展的契机，加快企业改制和工业结构调整步伐，在扩大出口的基础上，加快对西方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引进力度，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高新技术产业。马克思认为，要改变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就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自己在国际分工和国际商品交换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当前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和细化，特别是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对中国的产业分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中国的跨国公司可以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利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区位优势来统筹产品内不同工序间的价值转移和价值创造，从根本上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的分工地位。
2.国际价值理论。马克思创立的国际价值理论显示着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和越来越强的现实意义。 首先，国际价值理论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理论武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商品(包括服务)交换关系，国际经济秩序也就是世界市场的交换秩序。在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发挥着调节、刺激、分配和分化等诸多作用，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世界市场没有国界的限制，价值规律起作用也没有国界的限制，世界市场上交换双方要按照国际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我们现在要建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是在国际价值规律基础上的正常的国际商品等价交换秩序。[4]其次，国际价值理论是我国走向贸易强国的指路明灯。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仍然不是贸易强国。我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关键是基于科技之上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的迅速提高。第三，国际价值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创新的重要指针，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为指导的理论创新。目前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应为：（1）区域价值问题。世界市场中的区域集团化可能使国际价值形成区域价值。（2）价值的国际间转移问题。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国际间的价值转移上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3）高科技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二战以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新的劳动形式不断涌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值得重新研究的重要问题。
3.对外开放与外资利用。马克思关于对外开放与利用外资的思想，启发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状况和中国的国情，在新形势下发展了马克思的对外开放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党的十八届三种全会明确提出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工作的核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出台成为深化对外开放的关键举措。当然利用外资的思路也要及时转变，要紧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灵活应对，既要吸引外资又要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机结合起来，从而集聚新形势下对外开放新能量。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是生产社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对中国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5]邓小平十分重视对外开放的问题，多次论述了对外开放的重要性。认为，在实行对外开放中，必须利用好外国资金，处理好利用外资与发展民族经济之间的关系，利用外资可以扩大我国同各国之间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要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合理引导外资投向，重点是农业综合开发和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的重点建设项目。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是实现经济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国际经济贸易理论。马克思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是一个科学、开放的体系，它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对外经济贸易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是因为它对于现实的深刻揭示和对未来道路的明确启示。马克思认为，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可通过自身俱有的比较优势在对外贸易中获取利益。我国对外贸易战略是充分利用本国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集中力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力图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这种对外贸易战略，使我国避免了单纯实行进口代替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的恶果，外汇收入增加，促进了劳动力就业，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这种对外贸易模式很难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扩大的出口使我们对外打开了国际市场，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导致外贸结构畸形、贸易条件恶化。我们必须改变对外贸易战略，从“比较优势战略”转向“竞争优势战略”。在对外贸易中，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价格、技术和服务等方面获取竞争优势。具备充分竞争力的产品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垄断性，由此可以获取更多的垄断利润。“竞争优势”既可能依赖于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也可以凭借科技水平来创造，即使整体生产能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完全可以凭借技术创新在某些方面获取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贸易提供了理论依据。[5]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 胡静．江苏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江苏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2).
国际经济学理论渊源久远，对国际经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说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其比较利益的思想是现代国际经济分析的起点，古典经济学说之后的“边际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经济学形成提供了重要方法。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
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与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特别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 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社会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
[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 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
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4]
1、 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 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研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 考虑战略互动作用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作用，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 探讨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 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 ，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与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研究与开发、学习效应与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与福利。
他与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二、 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一)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高潮，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 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 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主权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主权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国际金融一体化加深了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内的相互依存，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和国际储备的管理营运，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已经成为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共同处理的问题。其次，国际资本力量的强大于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冷战后，国际市场的统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术革命的促动，使国际资本空前扩张。
一、战后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
战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格局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比重迅速上升；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部分；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工业国传统的“出口制成品，进口初级产品”的贸易形势逐渐变化，出现了大量的同一产业内既有出口又有进口的产业内贸易；跨国公司空前发展，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成为工业国总贸易量的主要组成部分。
二、针对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反思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指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核心内容，以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基础，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以比较优势为基础进行自由贸易，可以实现贸易双方的利益双赢。因此其主要在于解释产业间贸易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分工与贸易。所以不能或不完全能解释国际贸易中的新变化，必然会引起对传统贸易理论局限性的重新思考：
首先，传统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之间的差异和要素禀赋的差异来解释贸易，强调国家间的相似性与贸易量之间的反向关系，即国家间差异越大，产生贸易的可能性越大，即贸易更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显然不能解释二战后要素禀赋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其次，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各国应当按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进行生产与贸易，即所交换的应当是要素密集度不同的产品，应当是产业间的贸易。然而，实际的贸易构成中却包括大量的要素密集度相似的同一产业内的双向贸易，即产业内贸易。此外，当人们将注意力转向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及由此引起的公司内贸易时，就会进一步发现传统理论的不适应性，期望有一种考虑了公司行为的贸易理论。
因此，为了能对国际贸易的新变化做出科学的解释，需要对传统贸易理论进行补充与发展，促成了新贸易理论的产生。
三、新贸易理论的产生与假设前提
新贸易理论主要是指二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解释新的贸易现象而产生的一系列国际贸易理论学说。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迪可西特、克鲁格曼、赫尔普曼、斯宾塞和布兰德等。其中最主要代表人物是克鲁格曼。以下对其假设前提进行介绍。
传统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产物，是以一些严密的理论假设为基础的，主要包括：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各国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不变、模型分析的是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要素，即2×2×2模型。但新贸易理论认为正是这些前提不符合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使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应当放宽并建立更符合现实的前提假设：
1、引入产业组织理论，市场结构假设转变为更符现实的不完全竞争。
2、规模报酬不再是不变的，而是递增的。
3、传统的2×2×2贸易模型过于简单化，新贸易理论改为J×N×M模型。
4、放弃赫克歇尔-俄林关于贸易国在获得生产技术方面具有相同可能性的假定，研究不同国家获得技术的可能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在建立了更符合实际的前提假设后，打破传统贸易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两个关键假设后，为解释贸易动因与贸易基础开辟了新的源泉，新贸易理论得以发展壮大。
四、新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与特征
1、新贸易理论对贸易动因与贸易基础的解释
产业内贸易、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与贸易的迅速增长成为当今国际贸易的主要现象，新贸易理论认为这是因为产生国际贸易的动因与基础发生了变化，不再仅仅是因为技术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带来了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供给、需求、技术差距论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动因与基础。
（1）从供给角度：揭示了规模经济性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企业的垄断竞争行为成为贸易产生的重要动因与基础。1977年,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建立的D-S模型,阐述了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消费者需求多样化和企业生产规模经济的两难冲突问题。在具有规模经济的条件下,企业倾向于扩大生产规模，对生产者来说,产品差别越少越好;而消费者则要求产品要具有多样性,即产品差异。国际贸易可以解决这一矛盾：各国专业化大规模生产具有某一方面差异的同种产品并进行贸易，既利用了规模经济性获得比较优势，又满足了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需求。
克鲁格曼看到了D-S模型解释贸易问题的潜力，首先将它应用到国际贸易分析中，建立了规模经济理论，即一个由规模经济引致贸易的模型。通过采用张伯伦垄断竞争分析方法，得出结论为：贸易并不需要是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而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获取规模经济的一种途径。国际贸易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形成一个一体化的世界市场,厂商可以打破单一狭小的国内市场限制,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产品销售市场,并从别国进口其它差异性产品,以满足消费者需求。
综上所述，关于贸易发生的原因,新贸易理论从供给角度分析,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规模经济就成了引起专业化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原因。即使各国的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都一致的情况下，也会产生差异产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并且国家间的差异越大，产业间的贸易量就越大，而国家间越相似，产业内的贸易量就越大。
（2）新贸易理论还强调需求因素对贸易产生和贸易结构的影响。从需求角度进行探索,填补了贸易动因研究视角上的一大空白。瑞典经济学家林德提出的代表性需求理论，将需求与产品差异结合起来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他指出,一国平均的收入水平或者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就是一国的代表性需求。生产者只有专门生产代表此水平的商品才有可能达到规模经济,因此,一国应集中生产本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出口该产品,并从与本国收入水平相似的其他国家进口相似产品,以满足本国其他收入水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该贸易理论表明,规模经济容易在各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上产生,因此收入水平越相似,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越多。
（3）技术差距论以不同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为分析前提，认为技术差距和模仿时滞决定了现实的贸易格局。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波斯纳运用技术创新理论修正了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提出了技术差距理论。该理论在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时，即是著名的生命周期理论。同时也可解释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即使两个发达国家在技术开发方面具有相同的能力，所开发出的技术与产品仍会有差异，从而促成国际贸易的产生。因此技术水平接近的国家会因为追求产品的差异性而产生贸易。从而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
2、在贸易政策方面，两个论点――利润转移论和外部经济的提出
传统的贸易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框架下，完全竞争市场是最具效率的市场，任何干预只会带来效率损失。因此传统贸易理论强调自由贸易的重要性。
新贸易理论则认为现实中市场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因此提出了两个干预贸易的论点-利润转移论和外部经济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外部经济论认为，一些具有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可以通过知识外溢为其他部门带来收益，即产生了有益的外部经济性。政府则应该对这些产业进行扶持，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以上述两种理论为基础，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即应当对对本国经济有重要促进作用的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补贴。如日本80年代中期从美国手中夺得半导体产业的控制权，就是战略性政策使用的结果。战略性政策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贸易政策有重大影响力，同时，也影响了欧洲联盟条约的内容。
3、新贸易理论提出了参加贸易并不总能得到利益的论点
传统贸易理论并未对国际贸易的福利效应作专门分析，因为其理论的结论是按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对各国都有利益，贸易利益来源于专业化生产效率的提高。新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利益不仅来自比较优势，还来自于：规模经济性、增加了不完全竞争产业的竞争程度、增加了产品的差异性等。同时，新贸易理论指出，尽管存在着潜在贸易得益，但不完全竞争市场同时也产生了风险，使一国经济有可能不仅无法利用潜在的贸易得益而且实际上遭受损失。当贸易使得本国以递增规模生产的行业和高度垄断的行业收缩，而带来的其他利益不足以弥补这种收缩带来的损失时，贸易使本国受损，这说明，参加贸易并不是总能得到利益。
4、新贸易理论开始注重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将贸易与投资问题孤立地进行研究。经济全球化使人们认识到贸易与投资实际上是厂商国际化经营中的不同选择方式，出口或到东道国建立基地所需考虑的因素实际上是相似的，国际贸易可以看作是以商品为载体的要素的国际流动。二战后跨国公司成为国际经济生活的主要载体，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故一些学者开始将贸易与投资置于统一框架中进行研究，注重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也是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
[关键词] 自由贸易理论 国家利益 评析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2-0001-06
国际贸易是各国之间最古老、最重要的经济联系，也是推动国际体系不断演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国家是自由贸易的“影子主体”，具有自己独立的利益需求。[1]自由贸易理论包含着丰富的国家利益思想。但是，自由贸易理论对于国家利益的认识并不充分。为此，自由贸易理论需要在坚持经济交易中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同时，辩证认识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国家利益，突出并强调相对国家利益在自由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以期形成比较完整的自由贸易理论的国家利益观。
自由贸易理论的国家利益思想：源流与嬗变
自由贸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对国家利益的影响，早已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从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说”，到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说”，再到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说”，这些具有主流地位的自由贸易理论都对自由贸易之于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阐述。
斯密认为，一个国家可以从国际贸易中得到一定利益，即“输出他们所不需要的土地和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换回他们所需要的其他物品”[2]。斯密创立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派，是为了消除国家对经济事务的控制。换句话说，《国富论》一书的写作目的是为了论证这样一种观点的正确性：在没有任何外来控制的条件下，完全可以相信个人能够促进社会利益，因为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一致的。[3]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使“利益和谐论”得以广泛传播。尽管这只“看不见的手”也许只是斯密使用的一个比喻，但是这一概念很容易为维多利亚时代崇尚自由主义的人们所接受。斯密的国家利益概念对自由主义者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贸易和平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李嘉图对国际贸易收益的看法与斯密基本相同，即个人利益的追求与整个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在他看来，国际贸易的好处在于增加本国的产品数量，而不是提高产品的价值，即一切贸易的目标都是增加生产。
虽然所有国家都能够从自由贸易中获益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斯密、李嘉图，但是第一次详细地阐述了自由贸易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普遍利益的却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穆勒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专门分析了自由贸易为国家带来的三种最重要的利益：第一，两个国家贸易的直接利益，能使世界上各种生产力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即“对外贸易的直接经济利益"；第二，贸易不仅能够将资源分配到最有效率的地方，而且还能够提高资源的生产率，产生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利益，即“贸易的间接效应"；第三，对于贸易的非经济收益，穆勒明确指出，贸易对知识和道德的影响远比贸易的经济收益更重要。[4]由此可见，穆勒关于国家利益观念的认识远远超出了经济利益的范畴，并且包含了诸如知识、道德等无形或者更高层次的非经济利益。
穆勒之后，直到20世纪初期，自由贸易理论几乎没有明显的发展。但是在此期间，经济学界出现了政治经济学向“纯经济学"转变的学术运动，这对后来自由贸易论者的国家利益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以马歇尔(1879)使用“工业经济学"这一术语作为标志，经济学开始大多研究与物质福利必需品关系最为密切的部分，而不再更多涉及国家生存、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与政治经济学向“纯经济学"的转变相适应，自由贸易理论开始主要关注国际贸易对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等纯经济利益问题，而很少系统研究整体意义上的国家利益问题了。
20世纪初期，自由贸易理论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最主要的发展就是要素禀赋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不同国家之间能够利用国际贸易解决由于各国资源分布不均而造成的问题。在奥林看来，作为国际贸易的一种效应，利益意味着商品量的增加。如果生产量虽然扩大，但每个人的商品和劳务却可能减少，利益就成为没有意义的概念。[5]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也包含一定的国家利益思想。该理论的核心内容包括“利润转移论”和“外部经济理论”。“利润转移论”强调政府通过关税和配额等进口保护和出口补贴等出口促进政策，加强本国厂商的竞争地位，扩大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以从外国向本国转移利润为直接目的。克鲁格曼(1987)引用的经典案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欧洲国家补贴空中客车公司，与美国波音公司抢占市场份额，欧洲政府付出很少的代价，为空中客车创造了巨额利润，从总体上增加了欧洲的国家利益。[6]“外部经济理论”强调外部经济在国际专业化分工中的重要性，主张政府对能够产生巨大外部经济的产业给予适当的扶持。总之，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充满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世界中，任何国家都有理由从本国利益出发，在适当条件下实行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使贸易政策发挥促进本国产品竞争力提高和经济增长的战略性作用。
自由贸易理论的国家利益思想：特点与缺陷
透过斯密、李嘉图、穆勒等人关于国家利益的不同论述，我们看到，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中所包含的国家利益思想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点。
第一，重视自由贸易为一国带来的实际经济利益。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理论流派，自由贸易理论反对抽象的国家利益观念，主张使用和探讨具体层面的利益观念。在自由贸易理论中，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主体，即国家利益主要体现在居民福利的增长、商业的繁荣、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经济指标方面。自由贸易理论重视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认为经济利益是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变量。冷战结束后，自由贸易的飞速发展使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通过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维护本国经济利益、促进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各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内容，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不断上升。[7]当然，自由贸易理论的国家利益观念也包含一些非经济成分。
例如，斯密认为，一些贸易限制具有合理的非经济理由。为此，斯密分析了一个国家进行贸易保护的两种情况：一是“特定产业，为国防所必须"；二是“当在国内对本国产品征税时，对国外的同种产品也应该课以同样的税收。"[8]穆勒也对诸如知识、道德等非经济层面的利益在整体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过分析。
但是，与对具体经济收益(即国家财富的增加)的强调相比，自由贸易理论很少系统关注自由贸易为一国带来的非经济收益。在斯密及其追随者们看来，对于自由放任原则来说，即使他们谈到其他方面的国家利益的保护，也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例外而已。实际上，自由贸易对国家利益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远非国家经济利益所能涵盖。自由贸易不仅能够加深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而且也能够推动相关国家对于彼此身份的认定发生相应的变化，进而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发展。
第二，重视自由贸易为各国带来的普遍利益。
自由贸易理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自由贸易可以促进国际分工，提高专业化程度，更有效地配置各国的资源，增加全球的经济福利，使贸易双方获得相应的利益。斯密认为，人具有追求自我利益实现的天性，利益的和谐是可以真正实现的，而促使这一切得以实现的外部条件就是所谓“理性的安排”。在斯密看来，个人在谋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也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促进了其本意中没有包含的公共目标的实现。进而，解释个人行为的这些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国家。如同个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也会在客观上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一样，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会促进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普遍自由贸易被认为是正当的，因为每个国家的最大经济利益与整个国际社会的最大经济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与对利益和谐的关注相比，自由贸易理论不太关注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国家利益冲突。这是因为，自由贸易理论关于国家利益的认识建立在“理性经济人”这一经济学的核心假定之上，“经济人”适用于不同层次的主体――个人、利益集团和国家，即无论是个人、利益集团，还是国家，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体。虽然国际贸易政策的选择伴随着个人利益、集团利益以及国家利益之间的多重博弈，但是理性选择的经济游戏规则最终能够使各国的利益需求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或者说“和谐”)。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自由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能够为各国带来普遍性的收益。
第三，指出了自由贸易对国家利益认证和维护的影响。
自由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的迅猛发展为国家利益的理解和维护提出了新的课题。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国家利益概念中蕴涵的最大矛盾在于，国家参与自由贸易进程的不同态度和政策预期。自由贸易既能给一些国家带来巨大利润，也能使另外一些国家付出巨大代价。[8]一些市场自由主义者指出，国家疆界对经济活动和组织显得越来越不重要。他们关注自由贸易的增长，关注通过跨国合作摆脱政治规则和国家权限的束缚。每一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基础上，也要注意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良好形象。这种观点自然会引起国家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在他们看来，国家利益几乎不可能被界定为一种连接网络，以此可以将国家的不同部分与世界范围内地理和文化上截然不同的地方连在一起。[9]
但是，自由贸易理论只是笼统地指出了自由贸易对国家利益认证和维护的影响，并未对此作出更进一步的论证。自由贸易理论既没有深入剖析自由贸易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产生的具体影响，也没有对自由贸易时代维护国家利益的可能途径作出系统研究。换句话说，尽管自由贸易理论将自由贸易视为影响国家利益界定和维护的重要变量，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它始终没有对这一变量对国家利益的作用方式和政策含义作出具有针对性的解释。
由此可见，自由贸易理论中的国家利益思想是不完备的。一般来说，自由贸易理论经常忽略国家这一国际贸易的“影子主体”，未能全面说明国家利益的丰富内涵及其具体形态，也没有高度重视国家利益在自由贸易中的基础性地位及其作用于自由贸易的具体方式。尤其是自由贸易理论混淆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全球利益之间的区别，或者夸大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全球利益之间的内在统一。自由贸易理论在国家利益领域的缺失与不足，影响了该理论对自由贸易发生、运行及其效果的解释力度。
自由贸易理论的国家利益观：向度与路径
如前所述，虽然自由贸易理论的国家利益思想尚存在不完备之处，但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下述三个“着力点”，使其在学理层面更加完善，进而形成比较完整的自由贸易理论的国家利益观。
第一，坚持自由贸易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
自由贸易理论同一般经济理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涉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克鲁格曼和奥伯斯法尔德认识到，国际贸易是一种特殊的国际关系，应遵循相应的运行规则。他们通过贸易限制和汇率变动，分析了在西班牙和英国之间交易葡萄酒同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之间交易葡萄酒的差别，得出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涉及的是独立国家”的结论。奇普曼也指出，“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不同在于：在国际贸易中，普遍存在着对贸易和要素流动的自然的和人为的障碍。例如，使用不同的货币，最重要的是存在着各自独立的政府，这些障碍以不同的方式对不同国家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国际贸易关系不仅是国际经济关系的一部分，更是从属于整体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国际贸易政策的选择也不同于一般经济政策的制定，其从属于国家对外战略的总体规划。
国家是国际贸易活动的主体和控制者，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独立的利益需求，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国家可以促进本国的对外贸易；另一方面，国界会成为国际贸易的强大障碍。即使两个国家具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边界、相似的制度和相似的文化，贸易壁垒也很低，但仅仅国界就足以引起巨大的有利于国内贸易而反对国际贸易的偏见。对这种现象最具戏剧性的解释是麦卡勒姆(1995)对加拿大各省和美国的贸易流量的研究。他发现，如果距离、人口和经济规模等因素不变，加拿大两个省之间的贸易额是加拿大的一个省和美国的一个州之间贸易额的22倍。安德森和范・温库珀(2001)从美国的角度考察了边界的影响后发现，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边界的原因可以使贸易额下降45%。[10]即使在国际贸易飞速发展的今天，国内贸易总量也要远远超过国家间的贸易总量。实际上，自由贸易始终不能完全摆脱“本土情结"的限制。例如，尽管美国与西方主要国家间的贸易联系越来越密切，但是纽约与里约热内卢之间的贸易联系远非纽约与旧金山之间的贸易联系那样牢固。
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虽然意识到了自由贸易对国家利益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充分阐述国家利益在国际贸易政策选择过程中的指导作用。既然国际贸易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国际关系，那么自由贸易理论就必须遵循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19世纪英国的帕麦斯顿伯爵曾自信地说：“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些利益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追求。"[10]同样，传统的现实主义学者大多认为，外交政策的唯一标准是国家利益的实现。在自由贸易时代，国家利益仍然是一个国家制定国际贸易政策的基础，国家利益是自由贸易得以发生、运转的前提：自由贸易程度越高，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正确理解不同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否则，即使是比较完备的自由贸易理论，也无法正确地解释国际贸易的性质、原因和运行规律，无法令人信服地评估国际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二，辩证认识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国家利益。
宏观地讲，国际贸易发生在国家之间。但是，更准确地说，国际贸易发生在不同国家的居民、企业或利益集团之间，最终受到影响的也正是这些不同主体的利益。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最终是为这些不同主体的利益服务的。一个国家国际贸易政策的选择，既会影响本国各个不同主体的利益，也会影响其他国家相关主体的利益，而其他国家的政府也代表着本国各个不同主体的利益，这就涉及到国家之间的博弈。因而，一个国家选择的国际贸易政策，不仅是本国各主体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代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国家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国家是国际博弈的主体，其利益就是国家利益。不同国家的个人、企业或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博弈，体现在国家的对外关系上，就是国家间博弈。所以，国家在选择不同的贸易政策时，虽然涉及国内不同主体的利益，但直接的表现却是为了追求国家利益。国际贸易政策也就是在代表不同主体利益的国家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国家利益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整体概念。一方面，国家利益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自由贸易的迅猛发展促使国家利益的基本内涵、影响因素以及具体形态不断变化，不同层面的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也会因此而发生调整。国家应及时认识到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对国家利益的影响，以一种动态的国家利益观指导国家贸易战略、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另一方面，国家利益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其中，任何一个利益层面的无限扩大，都会造成整体利益的损失。在自由贸易时代，国家利益的各个层面相互融合，综合利益观已开始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国家需要以综合利益观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外政策，而不能将国家利益的范围进行人为的放大或缩小，尤其是要防止国家经济利益的“泛化”或者“升华”。与此同时，国家利益的载体只能是民族国家，次国家行为体和超国家行为体不应该成为国家利益的承担者。例如，尽管跨国公司所进行的国际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和各国对外贸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是推动自由贸易发展的主要力量仍是民族国家。跨国公司的利益实际上只是其母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而不是其母国国家利益的全部。如果仅以跨国公司的利益作为制订国家贸易政策的主要参照，将不利于整体国家利益的有效维护。
第三，强调相对国家利益在自由贸易中的重要性。
从斯密、李嘉图到后来的赫克歇尔、俄林等人，其自由贸易理论都认为自由贸易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双方都能够获得“绝对收益”，但他们都没有论述不同国家获得“相对收益”的问题。而重商主义者、李斯特以及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家们则强调了自由贸易给国家带来的“相对收益”。在国际贸易中，国家不仅关心绝对收益，还要考虑相对收益。强调相对国家利益在自由贸易中的重要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为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提供了广阔背景。既然国际贸易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方面，特定国家的国际贸易政策选择将对国内外的不同主体产生影响，那么研究自由贸易中的国家利益就不能脱离人们对国际社会本质的认识。国际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在国家之上没有集中的权力机构，缺乏有政治权威的中央政府。国际无政府的假定不仅适用于国际政治学，也适用于对国际经济问题的分析。既然国家之间是在缺少“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发生关系的，这种国际无政府状态就会导致国家采取“自助”战略，即国家要寻求权力的增加来维持自身生存。虽然自由贸易能够促进有关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但是却并不能根本改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因此，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只要每个国家都试图使其利益最大化，这些不同的“自我利益”就很容易发生冲突，而共同利益则难以形成。
其次，贸易条件影响着贸易国家的收益分配，容易引发国家利益冲突。在自由贸易迅猛发展的潮流中，人们仍然需要正确处理自由贸易与分配正义之间的关系，[11]关注不同国家从自由贸易获益的差异问题。有关国家面临贸易合作的时候，感到不安全的国家肯定会考虑贸易利益的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首要考虑的不是“我们双方都会获益吗?”，而是“谁的获益更多”的问题。正如拉尔夫・戈莫里、威廉・鲍莫尔(2003)所指出的那样，“在国际贸易中确实存在着固有的利益冲突。这意味着一国生产能力的提高往往以牺牲他国的总体福利为代价。"[12]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从经济发展自主性、经济发展结构、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和霸权关系等方面说明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益不平衡问题。在贸易方面，中心国家生产和出口制成品，进口原料、燃料和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国家则生产和出口原料等初级产品，进口制成品。发展中国家依附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占有贸易收益的绝大部分。事实上，在自由贸易进程中，只有对参与国家的收益进行横向比较，国家利益才显得更加真实或更加具有说服力。尽管从理论上来说，自由贸易带来的收益差异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在实践中，自由贸易中的收益差异的确是导致国家利益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容易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借助自由贸易的三个基本模型，我们可以比较直观地发现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可能对一国国家利益造成的不利影响。①在2×2(两个国家、两种产品)模型中，要求相互贸易的两个国家分别专门生产具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的一种产品，放弃另一种不具有优势产品的生产。按照这种贸易理论进行国际分工，其结果必然导致各国的经济部门都是残缺不全的。如果这个部门、这个产业恰恰是该国国民经济的命脉，那就会危及其国家安全。如果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一个国家的劣势产业就将受到严重损害，甚至有被摧毁的危险。②在2×2×2(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两种资源)模型中，要求相互贸易的两个国家各自专门生产更多占用本国丰富而廉价资源的产品，而少生产或不生产更多占用本国稀缺而昂贵资源的产品。按照这种贸易理论进行国际分工，其结果必然造成某种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从而严重影响这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③在2×2×2×2(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两种资源、两种货币)模型中，要求相互贸易的两个国家实行自由的货币兑换制度，以适应自由贸易。而伴随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而来的货币自由兑换需要健全的金融体系。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很脆弱，则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很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甚至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由此可见，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必然对一国的产业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和金融安全产生不利影响，造成国家利益的损害。
结论
自由贸易理论不赞成(甚至反对)经济问题的“政治化”含义，希望将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脱钩”。但是，在当今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政治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化已成为两种并行不悖的发展趋势。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从空间的角度来看，贸易政治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
在一些西方国家，将贸易问题“政治化”的思想和做法由来已久。通过贸易安排实行实现政治目标，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例如，人权问题一直没有离开美国政府贸易政策，是对“贸易就是政治”的最好验证。美国将贸易与人权的关系视为制度安排的典型案例，当属《1974年贸易法》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该法案明确提出，如果“非市场经济”国家要获得最惠国待遇，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是同美国达成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的互惠条款协定，并获得国会批准；其二是必须满足自由移民的条件。依据这一修正案，美国政府对有关国家的最惠国待遇进行一年一度的审议。当时，国会通过这项修正案主要是针对前苏联限制犹太移民而采取的措施将人权和移民政策作为贸易政策实施的必要条件。因此，美国倡导的“自由贸易”政策事实上并非完全的自由贸易，而是带有附加条款的“自由贸易”。[14]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看来，自由贸易中始终存在的“政治陷阱”，是它们在南北关系中有效维护其国家利益所面临的一个障碍。以不平等交换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成为发达国家维护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这种状况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在南北国家的贸易关系中，发达国家有时会凭借其贸易优势地位向发展中国家发难，来实现其政治利益。例如，近年来，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华经贸问题之际往往掺和进政治因素，从而导致双边经贸纠纷越来越错综复杂，贸易摩擦的政治化趋势增强。即使多边贸易体系的确立和运行，其背后也充满了国际政治斗争的烙印。虽然WTO一贯提倡贸易自由化原则，但是实际上始终没有完全背离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束缚。例如，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过程就是一场马拉松似的政治较量。仅仅是一个入世的程序，中国与美国就展开了长达10余年之久的艰苦谈判。在这里，单纯的经济学解释显得有些薄弱。
由此可见，自由贸易理论学者坚持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的有机结合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自由贸易理论应重视政治与经济日趋融合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索自由贸易与国家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既要阐释自由贸易对国家利益的影响，也要说明国家利益在自由贸易中的地位和具体作用方式。
在一些西方国家，将贸易问题“政治化”的思想和做法由来已久。在他们看来，自由贸易必须与政治民主进程密切结合起来，越是开放的国家，腐败现象越少。例如，美国倡导的“自由贸易”政策事实上并非完全的自由贸易，而是带有附加条款的“自由贸易”，[14]其“公平贸易”政策背后的政治利益是显而易见的。2000年初，在美国就是否延长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待遇的争论中，贸易自由化与政治自由化的联系是一个核心问题。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看来，“自由贸易"中始终存在的“政治陷阱"成为其国家利益在南北关系中难以得以有效维护的主要障碍。以不平等交换为基础的现存国际贸易体系成为发达国家维护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这种状况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因此，自由贸易理论学者坚持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的有机结合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在重视政治与经济日趋融合趋势的基础上，自由贸易理论应对自由贸易与国家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深入探讨，不仅要解释自由贸易对国家利益的影响，也要说明国家利益在自由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
注释：
[1]高伟凯-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利益原则-国际贸易，2007(03)：41
[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19
[3][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44
[4][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胡企林，朱泱译.商务印书馆，1991：122-124
[5][瑞典]贝蒂尔・奥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王继祖译校.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112
[6]Paul R.Krugman.Is Free Trade Passed?-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Autumn，1987，(1)2：131-145
[7]高伟凯，毕素华-冷战后的国家利益理论探讨-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06)：93
[8]徐剑明-我国GDP增长过程中的代价分析-现代经济探讨，2007(12)：10
[9]Scott Burchill.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4：141
[10]Richard N.Hass.What To Do With American Primacy.Foreign Affairs，Sep/Oct，1999，78(5)：74
[11]Simon Caney.Global Interdependence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5，31(2)：389-399
关键词：国际经济与贸易；教学；一体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20-0130-03
我国大部分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目标通常是使学生掌握经济学原理、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基本理论、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了解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历史、现状。广西民族大学依托泛北部湾经济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地缘优势，致力于培养服务东盟、服务地方的人才，除培养学生掌握上述知识外，还拓展学生学习了解东盟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同时要求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熟练掌握英语及一门东南亚语言。
一、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设置现状与问题
1.设置情况。目前，广西民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所修的各类课程包括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及其他教学环节，应修最低毕业学分为170分。然而，在课程的学分设置中，出现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比例失调的现象，其中公共课学分为47分，通识、通选课学分为10分，学科专业课学分为101分，实践课程及其他教学环节所占学分为仅12分，学分具体比例如下图1。
2.存在问题。①“3+1”培养模式下跨文化课程设置较少。国际经济与贸易“3+1”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中，跨文化课程设置不足。学生所学习的跨文化知识则局限于对留学对象国文化知识的学习。另外，只掌握一门东盟某国的非通用语言，已经无法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②实验课程设置不足，学生所学的专业知识不够扎实。实验课程的设置不足，没有专门的国际贸易实务实验课，专用的教学模拟实验室则起不到巩固学生所学基础知识的作用。另一方面，国际经济与贸易计算机网络模拟实验室没有开发或引进专业的国济经济与贸易实验软件，学生在实验室不能完成完整的外贸业务流程，局限于主要以教师讲授外贸业务操作流程的实验课上课方式，使得实验课程意义打折。③少数专业技能课教师备课并不充分，相关案例时效性不强。在国际经济与贸易教学中，存在少数专业课教师备课内容不充分，上课局限于对课本知识的讲授，未能充分结合外贸业务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这使得学生所学内容与实际存在偏差，不利于今后从事外贸业务工作。同时，国际贸易案例分析不足，教师无法向学生呈现对外贸易的现状，学生则容易忽略国际贸易中的细节。④学生实践性不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的实践主要集中体现在暑期的社会实践和毕业实习。然而，大多数外贸企业规模不大，提供的工作岗位有限，所以，高校让学生到企业实习实践存在一定的难度。同时，由于外贸行业竞争激烈，学生到外贸企业实习主要从事比较简单的日常内务工作，没有机会深入地涉及到外贸工作流程中，无法完整领会外贸工作的操作规范。
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学一体化的新思路
1.改革完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应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专业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以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为目标，广西民族大学国经济经与贸易的教学一体化改革，主要为泛北部湾经济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区输送更加适应地方需求的外贸综合型人才。因此，改革的重点在于开创具有东盟特色的特色课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与资源体系的构成如下图2。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应做到以下四点：①以提高国际经贸专业课程建设的知识复合性和人才的社会适应力为切入点，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目前，国内国际经贸专业课程设计内容繁杂、重复、交叉，而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将职业素质的基本要点灌输给学生，教学质量难以保障。因此，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学团队应根据“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的基本要求，召开教学研讨会，准确把握教学对象的认知结构，结合教学规律，调整教学内容，完善“经济学+管理学+国际经贸实务+国际经贸理论+商务英语与技能+东南亚语言”的复合型人才的知识体系、课程建设体系。②做好以《国际贸易实务》与《国际经济合作》为核心的课程建设与改革。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核心课程包括《国际贸易实务》与《国际经济合作》两门课程。将《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作为改革试点，因为该课程兼容了以下主要专业课程：报关实务、外贸单证实务、国际结算、国际商法、国际商务谈判等。以此为牵引点可以推进该专业实务方面的课程体系改革。该课程改革可以牵引以下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国际贸易理论、国际投资、国际金融、计量经济学。《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经济合作》的课程改革，集中体现在教材的编写运用。两门核心课程的课程内容都增加“东盟元素”，包含更多的东盟国家贸易知识。《国际经济合作》课程改革，在国际直接投资章节融入“中国―东盟国家间的直接投资”这一小节；在国际技术贸易章节中增加“中国―东盟技术贸易现状”；在国际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国际证券投资、国际发展援助、项目可行性研究等部分章节中，同样地增加“东盟元素”，具体讲述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发展援助情况。这样融“东盟元素”于核心课程之中，核心课程牵引下的专业课程授课内容也相应的丰富了，使得学生能够更好地沐浴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领略国际经济与贸易课程的乐趣。③增设实验和实践课程，使学生通过实验和实践课程提升外贸实践技能。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课程，主要在校内模拟实验室进行，由学生在计算机上模拟进行对外贸易业务，让学生在体验国际贸易的乐趣与风险的同时，使学到更多解决实际对外贸易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的解决方法。国贸专业实验课程需要专业软件的支持，学校应在学校网站中建立专门的对外贸易实验教学中心，引进“Sim Trade外贸实习平台”软件，学生通过登陆软件，扮演进口商、出口商、工厂、进口地银行以及出口地银行四个角色，同时承担四个角色在对外贸易中的工作。在交易磋商、合同签订、履行合同的阶段，学生同样可以通过模拟训练，巩固国际市场营销课程、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国际贸易理论课程的相关理论知识，使学生更加熟悉外贸业务具体流程。在国贸专业“3+1”培养模式下，学生的实验课程应更多地涉及东南亚贸易，学校应引进东盟国际贸易实验教学系统、东盟国际金融投资实验教学综合软件系统等相关软件，为学生开展东盟贸易实验提供良好的平台。④以增强学生的跨文化商务交流的能力为落脚点，完善“3+1”的课程设置。国际经济与贸易“3+1”培养模式出国前的跨文化课程应在原有《东南亚经济课程》的基础上，增设《东南亚政治与文化》课程，让学生在出国前了解留学对象国的政治文化，为出国留学顺地利适应当生活打下基础。学生出国后具体学习留学国家的社会文化。为了使学生的知识结构、专业能力能够适应全球化经济发展的要求，成为涉外经济贸易部门、外资企业从事实际业务、管理、调研和策划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3+1”培养模式所培养的学生，所学课程应该更加开阔，不应对小语种课程的选择做出出国方向界定，局限于只有到对象国留学的学生才能选修该国的语言。“3+1”培养模式将留学对象国的语言设置为方向必修课的同时，学生应有机会选择学习其他东盟国的语言。越南语、英语、泰语等课程应该设立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任选课程，这样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学习更多的东盟国家语言，选修英语的同学可以更熟练地掌握运用英语。学生毕业时能够熟练掌握一门或多门东南亚国家非通用语言和英语，就业前景会更加开阔。
2.建立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传统的高校教学方式以教师在课堂上讲解为主，学生提问互动为辅。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多元化的课程体系的建立，使得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无法适应课程改革的需要，建立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是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1）形成师生互动、具有先进教学理念的现代教学方式与教学手段。实践教学方式不应局限于校内指导老师制度，高校教师由于长时间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对现实工作中的对外贸易执行方式、流程以及政策等方面变化无法像企业管理者一般，第一时间了解对外贸易变化动态。所以，为了使学生更加适应迅速变化的对外贸易行业工作，在学生实习实践时，应采取企业见习导师制度，学校给予企业见习导师一定的报酬，让企业见习导师负责学生的实习实践工作教授与考核，形成学校和企业联合教学的培养模式。图3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学方式方法改革的构思图。
关键词：国际经济与贸易；应用型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C9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5-0-02
近年来，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发展，很多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对办学的定位进行重新确定，形成了培养综合型、应用型人才的理念和教育模式，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对高校人才进行培养，包括人才培养目标、规格的确定以及具体的培养措施和方法的确定。我国很多高校都开设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如何加强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是很多学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研究课题。在教育部实施国家第一类特色专业建设的过程中，很多院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发展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在教育过程中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新是学生的综合能力不断提升以及学校的综合实力逐渐加强的重要措施。加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首先要对该类人才应该具备的能力进行了解，在此基础上对专业教育进行准确的定位，并且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教育改革。本文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策略的相关问题进行探析。
一、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应该具备的能力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要培养的人才方向包括两个方向，一是国际经济贸易的管理人才，二是国际经济贸易的商务人才。对于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人才，其具备的能力有一定的差别。
（一）国际经济与贸易管理人才应该具备的能力
国际经济与贸易管理人才主要是从事各种对外贸易的管理以及国民经济综合部门的管理工作，也会涉及一些商业部分以及涉外公司的对外贸易管理，在此基础上，对该类人才应该具备的能力进行分析，可以概括出几个方面。
第一，国际经济与贸易管理人才应该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和管理基础知识，能够对国际贸易中的一些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同时能够对经济和贸易活动进行高效的管理。第二，应该具备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即与国际经济与贸易相关的专业知识，以便能够对各种贸易政策和相关的组织规定进行解读，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第三，应该具备一定的市场知识，以便在经济贸易活动中进行准确的市场预测，为商业部分以及涉外公司提出经营管理的建议和意见。第四，要对国际经济贸的各个环节进行了解和掌握，以便能够对各种经济活动和业务进行管理。第五，要具备一定的计算机能力和语言能力，具备一定的信息技术管理能力，为日常的贸易和经济管理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同时能够用多种语言与国外贸易对象进行交流，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二）国际经济与贸易商务经办人才应该具备的能力
国际经济与贸易商务经办人才一般是对国际贸易中的各种商贸活动进行管理的人才，比如从事国际结算、国际运输、进出口报关、报检、业务跟单等。根据从事的工作内容以及性质可以概括出国际经济与贸易商务经办人才应该具备的能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与国际经济与贸易管理人才的能力要求一样，应该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理论知识、管理知识、专业理论知识，便于在工作中能够对一些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对各种贸易政策和相关的组织规定进行解读，促进国际经济与贸易工作过程中的各项工作内容积极推进。第二，应该具备商品知识和市场知识。能够对商品进行独立拓展，在国际市场中寻找相关的客户，建立客户群等。第三，应该要熟悉国际商务活动的相关形式，具备填制各种外贸单证的能力；第四，对国际贸易的惯例以及相关的经济法规要进行了解和掌握，具备进行国际商务活动洽谈的能力。第四，要掌握一定的会计核算知识和商品报价能力，对进出口报关、清关知识和程序进行了解，具备报关、清关的能力。第五，要具备一定的报检基本技能，掌握有国际国务运输和保险的相关知识内容，具备国际货物运输和保险的能力。第六，掌握一定的国际贸易结算知识和能力，具备一定的计算机以及网络、语言能力，便于在商务活动中进行流畅的交流、处理各种技术问题。第七，应该具备一定的电子商务知识，适应国际商务活动发展的要求。
二、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进行准确的定位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最关键的是要对人才培养目标进行准确的定位，当前高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是要为开放型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在教育过程中，应该将这个目标与实际的教育过程相结合，专业的定位应该要与地方经济和区域经济的需求相匹配，因此在高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办学过程中，整体上地方院校办学指导思想和办学定位以及地方和区域经济开放对国际化经营与管理人才的需求对人才的应用能力进行综合培养。确定人才培养的定位之后才能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人才培养工作。
当前很多高效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都是以经济社会的需求为重要导向的，为企业的发展培养高级的应用型人才。这个人才培养的目标具有一定的特点。
第一，体现了为地方和区域对外开放服务的理念。加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考虑了地方以及区域经济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实际需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程度逐渐加深，从发展战略来看，加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需求，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就是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对外发展的需求而设置的，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而设置的。
第二，体现了为对外贸易企业培养专业性人才的特点。国际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促使我国市场经济中的涉外企业越来越多，而且大多数企业的规模都属于中小规模性质，加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就是要为涉外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专业型人才，丰富人才队伍。
第三，体现了重视应用能力培养的特点。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进行培养，不仅坚持以经济社会的需求为导向，而且以培养学生的市场意识以及实际应用能力为主要内容，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重点，在培养过程中突出对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的训练，促使人才更加适宜未来的国际经济贸易需求。
综上所述，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是要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扎实、综合素质高以及实践能力强的综合性应用人才。
三、加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策略分析
1.对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构建
无论是培养国际经济与贸易管理人才，还是培养国际经济与贸易商务经办人才，都需要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全新的构建，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进行课程体系的建设。对理论课程进行构建，包括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第一，对专业基础课程进行优化设置。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经济贸易就业市场对于人才的综合能力的要求更高，比如要求人才具备一定的语言沟通能力、管理水平等，随着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实践性更强，在专业基础课的设置上不仅要满足专业培养的需求以及人才能力的需求，还应该要与国外的一些院校加强合作，进行经验交流，进行人才的联合培养。第二，对专业必修课程进行科学的设置。专业课程设置是否合理，对于学生的综合能力素养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的设置中，应该要对国际贸易专业的核心课程进行研究，使其能够符合教育规律和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人才需求。第三，要与国际经济贸易市场进行接轨，在专业课程以及相应的选修课程的设置过程中，应该要合理地分配比例，专业课程和选修课程的设置应该要与市场接轨，引导学生弄清楚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以及专业选修课之间的关系和课程的实践意义，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以及对各种课程的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
2.加强教育过程中的各种硬件以及软件投入
加强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有机结合，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加大学校的各种硬件和软件的投入，将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落到实处。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管理人才的课程实训的实施，对于软件投入的依赖程度更深，比如学生对管理学原理进行学习之后，还要在国际贸易相关课程教学中进行相应的管理岗位的实践训练，学校要根据管理岗位的不同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以及措施，在教学过程中组织学生对各种管理制度以及措施进行讨论。而国际经济与贸易商务经办人才的实训培养过程中，对于硬件投入的力度更大，比如组建相应的模拟实验室，为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提供必要的基础。当前很多高校都重视实习基地和创业园的建设。加强专业实习是促进应用型人才的能力不断提升的重要措施，专业性实习一般是到各种实习基地进行，因此需要学校加强实习基地以及创业园的建设，同时要配备相应的师资力量，挑选一批高素质的实习指导教师，为学生的实践学习提供必要的支持。
3.在教育过程中开展双语教学，提高人才的综合能力
国际经济与贸易活动中的流畅的交流是促进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措施，为了促进学生的综合能力素养的提升，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具有更高的实践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开展双语教学，提高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进行双语教学，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即以专业课程为主，由易到难。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中，实务性的课程主要有国际经济法、国际惯例等，在教学过程中要对各种专业术语进行规范，采用双语教学有助于学生在日后的国际贸易管理和从事商务活动的过程中熟悉各种管理和商务流程。双语教学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一种创新，在教育过程中通过可以配备双语课件、采用英文教材和中文教材配合使用等模式进行教学，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以及对各种专业课程的应用能力。
4.合理安排学生进行实习，在实习过程中注重对学生的引导
学生的实习活动是对各种理论知识进行检验和应用的过程，也是学生角色转变的一个必要过程。安排学生进行实习，首先要对实习方案进行科学的设置，安排学生到适宜的岗位上进行实践。认知实习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常用的一种实习方式，认识实习是通过将学生分配到实习基地、海关、商检、海运码头、保税区、企业等进行实习的一种方式，在教育过程中，教师要根据社会的情况为学生推荐相应的实习机会，为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在实习过程中要加强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训练的引导，加强实习企业对学生的综合能力的考核力度，让学生在各种实习活动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印象。
5.教学过程中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的理念的有机结合
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的理念的有机结合，加强学校与学校之间、学校与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和合作的力度，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服务，地方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应该要对国外各种先进的教学理念以及方法进行引进，构筑学校与国外学校和企业之间的交流的力度，利用各种资源为学生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
四、结语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经济与贸易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对外贸易的加强对相关的人才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很多院校都开设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为对外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专业化应用型人才。加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应该对人才应该具备的能力进行分析，再次基础上对专业的人才培养进行准确定位，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人才培养，提高专业人才的综合能力素养。
参考文献：
[1]吴国新.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探索[J].纺织教育，2008（10）.
[2]李洪江.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多层次培养模式探讨[J].中国集体经济，2011（03）.
[3]戴瑾.国际经济与贸易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J].江汉大学学报，2004（09）.
[4]韩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J].商，201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