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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纪念馆观后感1
辛亥十八景，包括新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孙中山铜像、起义门、楚望台、首义英雄烈士雕像、抱冰堂、蛇山炮台等辛亥革命遗迹，以及首义南轴线景观、楚望台遗址公园、辛亥百年纪念碑林等旅游景区(点)。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很多游客前往新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武昌的起义门、楚望台等辛亥十八景景点旅游参观，提前感受武汉那段辛亥往事。2011年10月6日，我有幸到新武汉辛亥革命博物参观，深受教育，感想深刻。
原辛亥革命历史博物馆又称“红楼”，是鄂军都督府办公地。2002年成立博物馆并挂牌。辛亥革命博物馆全称为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也称武汉辛亥革命纪念馆，武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馆址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旧址，也称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辛亥革命军政府旧址、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等，俗称红楼。2011年10月6日，就在红楼对面，新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将正式开展了，新馆就如一艘气势磅礴的飞船横空出世，气势恢弘。它的平面‘V”型，寓意胜利，向上的尖，寓意勇往直前，锐意进取，敢为人先。其建筑方案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和现代手法，除了有“双坡屋顶”和飞檐翘角的特色，还能看到红色几何形拼出的“破土而出”意象，颂扬敢为人先的首义精神。博物馆外墙采用“楚国红”颜料，庄严肃穆。馆内设置了四项主要功能;辛亥革命历史展览、辛亥革命文物存储、武汉近代史研究及学术交流以及综合服务。如此雄伟壮观的新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必将成为中国人民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和体现武汉精神的新的城市景观。
一踏入进辛亥革命博物馆，我就被震撼住了，浮雕、壁画、微缩景观、人物雕塑、图片、多媒体……一部厚重的辛亥百年史拉开崭新帷幕。由一楼进入“晚清中国”部分，将看到“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等一排硕大的昔日“不平等条约”名称，以雕刻的形式在整面墙体呈现。展览由此开始，通过浮雕、壁画、微缩景观、人物雕塑、图片、多媒体等，再现一部厚重的辛亥百年史。在序厅和五个展厅参观，常常被声光电结合的陈列方式、精彩新鲜创意十足的技术和艺术亮点所震撼，“身临其境”地重温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穿行在序厅和5个展厅，我的思绪在历史长河中最亮丽耀眼的这一段停顿逗留。在辛亥革命中，无数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为民主共和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奋不顾身、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这种精神可以“惊天地、泣鬼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一幕幕辛亥革命的人物、场景、事件，展示了历史的惊魂时刻和精彩瞬间，再现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让人真切缅怀辛亥革命的志士仁人，先驱们为振兴中华、不怕牺牲、忧国忧民、敢为人先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以及武昌首义的伟大壮举，历史将永远铭记，我们这座城市和城市里的居民也将永远铭记。而《共和之基——辛亥革命历史陈列》展以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为支撑，文物与场景并重，运用陈列展示技术和艺术语言，充分吸收上海世博会的技术与绿色低碳环保理念，使人耳目一新。陈列中，可见大量的微缩景观，让人感觉仿佛进入百年前的武昌街景。尤其惊叹的是多媒体呈现首义之夜之场景，让参观者看到“起义士兵”的走动，听到他们在“干大事”之前的窃窃私语。还有用沙盘再现的旧武昌城全景，并用多媒体展现首义之战全过程。让人感觉一脚踏入沉重的历史。归纳起来，新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共有八大看点，下略为大家表述一二。
一，国内最大壁雕《共和之基》，序厅内，中国室内最大壁雕《共和之基》扑面而来，武昌首义志士们前仆后继，耳边似乎能听到他们疾行的脚步声……整座雕塑呈“V”字型走向，以浮雕结合圆雕为主要表现形式，分为起义背景、武昌首义、创建共和三部分，涵盖“同盟会的成立”、“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等元素。其中表现武昌首义的雕塑部分，起义的士兵队伍从浅浮雕、高浮雕到圆雕，逐渐推进，首尾呼应，既突出了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又体现出首义中的民众力量。
二.12个不平等条约压得人喘不过气，步入第一展厅，两面条约墙向头顶压来，《南京条约》等12个不平等条约压得人喘不过气，条约墙尽头是被列强分割得支离破碎的《晚清时局图》，满清帝国大厦将倾，人民在夹缝中求生存。第一展厅后面展示戊戌政变后，1900年，唐才常、秦力山等在汉口组织自立军，预定8 月9日在鄂、徽、赣、湘同时起兵，拥护光绪皇帝重新当政，但因经费不济、未能统一行动而失败。自立军起事失败后，唐才常被捕于汉口，并在1900年8月 22日就义于武昌紫阳湖畔。“唐才常汉口被捕”历史事件复原场景中，唐被绳索反手捆绑，在紫阳湖畔的草木间不屈地瞻望远方，慷慨激昂的就义蜡像栩栩如生。而秦力山在日本结识孙中山，转而投身革命，展厅中有1901年孙中山与秦力山等在日本东京的合影。
三.“孙中山赴檀香山”复原场景，这是根据孙中山自述“十三岁随母往夏威夷岛，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而以真人比例还原的场景。1878年，13岁的孙中山随母从香港前往夏威夷檀香山，开始求学、行医、开创革命事业的历程。“孙中山赴檀香山”历史事件复原场景中，站立的少年孙中山和端坐着的母亲在轮船上，凝神远眺大海，船下沿有灯光闪耀，声光电融合，颇有波光粼粼的效果。1894年11月，孙中山再赴檀香山，创建兴中会，第一次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
四.同盟会誓词写在天幕上，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被确定为同盟会纲领。展览按比例复原了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时的会址，头顶上的“星空”以世界地图为底，同盟会各分部的地点群星闪耀。孙中山手书的同盟会誓词十六字纲领，一笔一画写在天幕上，直入民心。展厅中有孙中山与布鲁塞尔中国留学生石瑛、马君武等人的合影，以及孙中山与芝加哥同盟会员黄三德等人的合照。在展厅中间最为特别的是有一个大圆台，盘面上是展示长江把武汉分成三镇的近代工业的地图和面貌，手一触摸，地图、图片、文字介绍就显现在眼前，如汉阳铁厂、武昌造币局等，非常直观便利。
辛亥革命纪念馆观后感2
今天我们全班同学来到了那以前只在书上见过，听老师说过的革命圣地——辛亥革命博物馆。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绵延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亲身亲身感受了那革命的气息，去与历史真正的"零"距离接触。还未走进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由红色砖砌的鄂军都督府，它庄严宏伟的气势立刻吸引了每个人的目光，在解说员的陪同下，我们先后参观了传达员室，外交部，都督会客与会议室，黎元洪起居室等十余间古色古香的房屋，然后就去参观辛亥革命的壁画，在墙壁四周都陈列有关辛亥革命的画，同学们在仔细看着，想象着，解说员了也就一旁不停地叙说着，不仅如此，我们还见到了先烈们的部分遗物与手迹，还有战斗时的血衣，大炮，刀等战斗工具。最后，在孙中山的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则昌，逆之则亡".结束了参观，每个人都依依不舍的离开了，而博物馆的一切却永驻每个人心中。 历史，那是属于过去的东西，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要以此来激励我们担当起建设祖国的重任，但未来与现在相比之下却更加重要。未来，是属于当代大学生的，未来的历史的乐章由我们去谱写，如何才能写好呢？那就是我们现在应努力在校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身能力，增强素质，适应社会需求，做社会需求的合格人才，去报效祖国，投身社会。 未来是美好的，是更加辉煌灿烂的。为了自己、祖国的明天，我们要从现在起，从此时起把握机遇，创造辉煌，明天一定是我们的！
辛亥革命纪念馆观后感3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事件，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旗帜第一次飘扬在了中国上空。
关键词：辛亥革命；史学取径；文化范式；精英群体；辛亥国魂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1-0016-06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电視剧《辛亥革命》重新为我们呈现了百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革命风暴，以史诗般的全景式展示了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推翻清朝政府、结束君主专制、实现民主共和的全过程，揭示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历史大势和客观规律。《辛亥革命》所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部生动而形象的历史教科书——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对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且也是一面隽永而鲜明的精神旗帜——展现革命先行者们为反对封建专制，为追求国家自由与民主，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慷慨赴死的献身精神。
小大由之 相济相成：《辛亥革命》之史学取径
以辛亥革命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不可复制再生、独一无二的大历史事件为题材，对其总体脉络和逻辑承接的把握尺度，即如何在大历史框架下驾驭小历史个案——对贯穿其中的历史节点的串联，对纵横交错的历史时空的嫁接，对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取舍，这既是考量制作者大局观、大智慧的重要课题，也是检验作品是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回顾历史，不外乎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大处居高临下俯瞰，大刀阔斧而不纠缠于细枝末节，以试图厘清历史发展之大脉络为目的，由远及近，达至通史。另一种是从小处一斑窥豹着眼，以阐发特定历史时期之某一历史细节为目的，以小见大，精于专史。此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前者有如从望远镜中观历史，脉络明确，然难免会流于浮浅，力度不够，使人知所以然，而不知其然；后者有如从显微镜中察历史，细腻明晰，然难免困于一隅，无法旁通，使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归之于史学研究理论，前者则为“大历史观”，即如黄仁宇先生所称：“必须在长时间的范围内，综合考察决定历史走向的各种因素，通过对比、分析和比较，来探究历史真实面目，发现其中的规律，而获得真正的知识。”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两种切入历史的取径：一种系以空间架构之思，关注历史的方位性移转和长期发展趋势，另一种系以时间脉络之论，注重历史的周期性变动和因果演化机制。与大历史相对，后者自然就是“小历史”，即微观历史，历史的细节，诚如作家赵柏田所言：“我想这‘小历史’，是相对于历史的宏大叙事而言，从日常生活的視野去观照过去的人和事，还原历史的生动与细节。在方法论上，一是剥去标签，还原人性，二是重建内心世界。历史不该是公式化的，民间性、日常化的话语应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辛亥革命》所表现出的史学取径则是这两种范式的完美结合。作为一部宏大叙事的史诗剧，《辛亥革命》的焦点不仅仅简单地集中于武昌首义，而是放在一个更长远的大历史視野中溯前观后，就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渊源、过程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宏观梳理与展示，围绕以孙中山为主的革命派和以袁世凯为主的清政府，重点表现了镇南关起义、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南北会谈及二次革命、护国运动的过程，可以说提纲挈领地再现了辛亥革命的脉络与进程。
《辛亥革命》在这样一种对历史时空精心剪裁形成的历史框架中，集中和真实地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内生原因和发展走向。这种大历史所传达的观念清晰地告诉我们，在历史长河中，所有的历史事件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总会受前段历史的影响，也会对将来发生作用，这种影响和作用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层面，而辛亥革命则是这些层面关系相互激荡的必然产物。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辛亥革命不再属于兵变、暴乱或改朝换代的封建范畴，而是为确立主权在民的共和政体，为改变王权天授的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中国大历史的真正进化方向。
同时，《辛亥革命》还将镜头更多地注目于革命时代平凡而具体的日常场面，在全知視点的覆盖之下，不忘借助充沛的细节来还原历史情境，撷取革命浪潮中的朵朵浪花，通过看似平常的一些琐事与情节，承载
史变革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历史的细节处条分缕析地解读那个时代，塑造出一批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使得一种真切的历史现场感扑面而来，重新建构起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想象，引领观众更平易地触摸到历史本质。正如罗澍伟评价的那样：“历史，有时就是一部被细节填满或雕刻的大剧。而一部文艺作品能够把历史真实细化到这样精准的程度，实在是难能可贵。”
《辛亥革命》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对大历史走向的“把脉”和对小历史史实的“透读”，全面立体地深入探求社会发展与历史事件及人物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既烘托出大历史走向的客观性，又渲染出小历史发生的必然性。两者的到位结合揭示出了特定时期的社会定位和历史发展规律，也创造出作品中的独到的大片气质和人文景观，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辛亥革命叙事模式，融思辨色彩、史料价值和观赏趣味于一体，体现了作者见微知著、融会贯通驾驭史料能力的通史之才。虚实相生史艺并重：《辛亥革命》之文化范式
作为革命历史剧，《辛亥革命》有着自身所特有的内涵与属性。就定性的审美习惯而言，革命题材的影視剧作自诞生伊始便被归为主流话语和主旋律文化，因而它的身上带着众多抹不去的胎记：主旨的健康性、思想的深刻性、意义的重大性、内容的严肃性，主人公也无一例外地闪耀着神化般的光辉，如此等等。但人所共知，艺术中的历史并不完全就是历史的编年史，它包含着文学修葺与历史想象。在忠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前提下，对历史进行剪裁、对接以凸显历史转折的亮点，使文学因素丰富，历史想象适度，进而达到用历史的事实教育人，用艺术的魅力感染人的目的，应为历史剧之本义。
对于这一点，郭沫若曾提出：“历史剧是以历史为题材，不能完全违背历史的事实，但更重要的是发展历史的精神，在历史剧创作上，提倡‘失事求似’，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事实所束缚。”李希凡则进一步提出：“历史剧究竟怎样才算符合历史真实呢?主要的应该是特定历史事件、历史生活的本质真实，历史精神面貌的本质真实，至于某些非主要的历史事实或细节真实，那就必须服从戏的艺术内容的需求，任凭剧作者在不违反、不削弱历史本质真实的条件下取舍或加工。”
简言之，历史剧实质就是借艺术来演绎历史，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通过想象与虚构达到一种艺术真实。历史剧应该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历史真实要靠艺术真实来反映、来体现，艺术真实必须以历史真实为依据。历史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只要它能够表现一个时期的历史真实，或者是反映当代 意识形态，抑或是表现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主题，那么它就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剧。就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美学》中所说的那样：“不应剥夺艺术家徘徊于虚构与真实之间的权利。”
而《辛亥革命》在以历史史实为依托的基础上，着重表现剧中人物的人情与人性，以丰满的艺术形象来寻找历史理性，传达主流情感，塑造文化品格。对一些次要人物、情节进行必要的艺术虚构和二度创作，不仅止于历史呈现，同时注重心灵表达和灵魂刻画，用充满艺术灵性的点睛之笔提炼出革命者舍生取义、执著于理想等丰富的精神内涵，无论是恢弘而惨烈的烽火战争，还是浪漫凄美的乱世情缘，都在强烈的历史质感中表露出一种博大的人文情怀。使得《辛亥革命》呈现出一种历史与情感交融、写实与写意并重的独特气质，实现了以史述事、以事抒情、以情衬景、以景蕴诗的史艺组合，渗透着对人类精神境界的哲学思考，对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终极拷问，使受众在不知不觉中融入其中，身临其境，心感其态，移行换位，与剧中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在史实与现实之间穿越，在理想与真实之间纠结，表现出历史正剧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契合所产生的巨大文化感染力与同化力。
可以说，《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以庄重客观为特质的历史史实与以渲染想象为手段的艺术虚构，融合了以权力话语为主导的主旋律文化和以亲情友情为基调的大众文化，展现了一场由两者联袂进行的别开生面的共谋演绎与双赢献礼，代表着革命历史剧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心存敬畏 多元考量：《辛亥革命》之精英定位
很难想象，一部优秀的电視剧不会留下几个性格鲜明生动，深刻隽永的人物形象。《辛亥革命》电視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近百人，其中绝大多数为有史可据的历史人物，
如何准确而形象地塑造好这些观点、立场、性格、习性大相径庭的人物，在故事的叙述中展现其是非功过、历史地位，并在荧屏上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是该剧倾力打造的另—个重点。
历史人物评价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史是由只能尽可能接近，而不可能完全“复制”的“客观历史”与后来研究者的主观认知相结合而形成的产物，而且标准与原则常常随时代变化和研究者的主观认知、价值取向的不同而有差异。学者们普遍认为：“对历史人物要做历史的、全面的、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原则，应当说是明确的。惟其如此，非要提出一个人物评价的统一标准来，这是不科学也是不可能和不必要的。”
因此在评价史事和人物时，充分考虑事件的复杂性和人物的多面相，努力避免因原则、标准等形成的先人之见而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在运用原则和标准具体评析近代史上的事件和人物时，则应进入宜细不宜粗的思考层次，不仅要有多维視野，具体分析，还要切实考察其所属的时空环境，共性与个性、主观动机和客观后果及相互变化等，这样的评析才是具体而非抽象的，符合历史真实而非脸谱化的。
《辛亥革命》的一大特色就是利用以上原则和标准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精英群体给予了准确的定位和评判。正如编剧王朝柱所言：“辛亥革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革命，从发动到发展，它的核心成员、基本队伍都是清末民初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因此，他们每一个人也必然在这场革命大潮中得到洗礼。……为此，我仍以敬畏之心去描写被时人、后人引为文化大师的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杨度等人，公平地评价他们在历史上起的积极作用，也批评他们给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说，这是《辛亥革命》这部电視连续剧绕不过去的难题。同时，也是这部电視连续剧的一大特色。”
不论历史和现在，精英分子永远都是社会先知先觉的一部分，也是具有妥协性和摇摆性的一分子，在他们身上既有时代所赋予的先行者的品质，也有主观所造就的两面性的性格。《辛亥革命》在准确地把握历史的本质和主流的基础上，公正地评价了精英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段位所定位的不同角色，及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作用。在肯定先进人物长处的同时，也不为贤者讳，敢于揭示其不足之处；在否定落后人物短处的同时，也不因人废事，勇于发掘其贡献所在。《辛亥革命》对精英群体性格的复杂性和两面性的成功表现，不仅为社会提供了人物鉴赏的价值标准，发挥了历史剧扬善击恶的道德舆论功能，也为学术提供了中国精英群体研究难得的标本，体现了史剧互动互补的双效功能。不仅如此，正是《辛亥革命》客观到位的评价，达到了知人论世的功效，通过人物活动轨迹，从一个点，一个线索了解和展示错综复杂的社会面，阐释了社会的演变过程与历史规律，是客观表现和刻画人物与时代的一部成功之作。
在这些精英中，孙中山无疑是《辛亥革命》全剧结构展开的依据和情节发展的主线，是全剧叙事的中心。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再到国民党，孙中山始终站在时代前列，“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高扬反封建旗帜，提出三民主义，倡行“振兴中华”，一生为革命奋斗凡四十年，正像他在遗嘱中所说，“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孙中山的政治纲领、思想和人格魅力统率了整部电視剧。《辛亥革命》根据这个主旨进行审美化创作，真正做到了以孙中山为第一主人公的艺术呈现。通过对其政治思维的解读、精神世界的诠释、领袖风范的阐发、人格魅力的铺扬，丰富和深化了孙中山作为革命者、先行者的光辉形象，显示出他天下为公的非凡境界、百折不挠的高尚情操。从而成功地树立起孙中山——面革命的旗帜，一面振兴中华的旗帜。
与此同时，围绕孙中山，《辛亥革命》塑造了一大批与之并肩战斗的战友和针锋相对的宿敌，生动准确并且公允地刻画了黄兴、宋教仁、秋瑾、袁世凯等诸多历史人物形象，从而摆脱了让革命领袖鹤立鸡群唱独角戏的俗套，也避免了堆砌事件的被动叙述，把历史英雄和普通人一样作为历史过程中的一员，并在历史运动过程中展示人的活动的性质和意义，使历史成为人的历史，使人成为历史过程中的人。观众看到的孙中山是一个伟人，但不是一个神化了的伟人，而是一个“人化”的伟人，一个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的
伟人，在他身上更多的是无可比拟的亲和力，无论是儿女私情、兄弟亲情还是同志友情，塑造精确到位，感情真挚朴实，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真人’而不是‘完人’的形象”。
壮怀激扬 大气磅礴：《辛亥革命》之国魂再造
学者们普遍认为，一部经典的史诗剧不能满足于一般的还原和开掘历史，更应注重的是对应当下历史转折中的价值诉求，只有这样我们的史诗剧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赢得今天的观众和体现主流价值，从而承载起当下的历史文化使命。
作为近代史的开端，辛亥革命所带给中国人民的不仅仅是枪林弹雨的血肉之搏，更是一种贯穿革命始终，荡漾于辛亥志士内心深处的魂灵的变迁，精神的折射和思想的力量。革命不仅需要刀剑，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正如时人所论：“一 而能立国于世界，则必有一物焉，本之于特性，养之以历史，鼓之舞之以英雄，播之于种种社会，扶其无上之魔力，内之足以统一群力，外之足以吸入文明与异族抗。其力之膨胀也，乃能转旋世界而鼓铸之；而不然者，则其族必亡。兹物也，吾无以名之，名之日国魂。”正是怀着再造国魂的信仰与追求，辛亥志士们甘愿抛妻弃子、放弃个人的前途乃至不惜生命，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中，演绎出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壮举。诚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与妻书》所言：“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从弘扬辛亥精神、再铸中华国魂的理念出发，《辛亥革命》以主流艺术创作的使命，通过对辛亥革命精神的深入理解与艺术再现，旗帜鲜明地张扬革命话语，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歌颂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辛亥志士，歌颂那种为国为民的坚定信念，舍我其谁的坚定意志，以及不畏险阻，知难而进，肩负祖国的安危，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华“国魂”内质，以激发新时代华夏儿女振兴中华的豪情。
《辛亥革命》中运用大量唯美的画面和诗歌般语言集中展示了一个个催人泪下、荡气回肠的历史场景：陈天华为理想奋身蹈海，徐锡麟为正义悲壮牺牲，秋瑾为信念噱慨赴死，七十二烈士为使命英勇就义。情节跌宕起伏，人物鲜活悲壮，场景气壮山河，无不激荡着革命主义、英雄主义的豪迈气概，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震撼力。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从古至今，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正是《辛亥革命》所刻画的仁人志士的精神写照，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先觉先行者，他们所代表的再造国魂、冒死犯难的爱国主义精神时时刻刻激励着一代一代的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勇往直前，也是今天我们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内核。
借助所蕴涵的如此深刻的思想主题，《辛亥革命》具备了对现实的潜在观照，打通了历史和今天，成为现实精神建设强有力的艺术力量，使主流艺术作品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始终占据文化领域的制高点和掌控话语的主导权。
余论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辛》剧的价值不仅是一次全景式的历史呈现，更是一次深刻的历史反思。”《辛亥革命》唤醒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让我们重温历史，去体味在民族困厄中满目疮痍的中国社会，去感受在民族屈辱中劳苦大众的挣扎，去理解革命志士在艰难中的呐喊斗争，引发辛亥革命的反思，反思共和之路的艰辛与曲折。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辛亥革命也许不能完成所有的历史使命，或许会留下历史的遗憾，但其革命的进步意义不容抹杀。辛亥革命为20世纪中国的历史性进步打开了闸门，为中国带来了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史无前例的思想大解放，是20世纪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基础。而正是基于对辛亥革命的反思和借鉴，催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乃至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指出：“说到革命的准备，1921年开始的第一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
《辛亥革命》告诉我们：历史选择了孙中山，选择了辛亥革命，历史也选择了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正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和超越。在辛亥革命
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激励下，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经过不懈努力，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和中国的繁荣强大。历史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真正实现了令无数辛亥革命先辈们梦萦魂牵的民族独立、政治民主、民生幸福的美好理想和追求，真正完成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志士们未竟的事业，并把它发扬光大。
时值辛亥革命百年，一部《辛亥革命》足以告慰先烈，激勉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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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本教育 中学历史 辛亥革命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1生本教育
1.1生本教育的概念和内涵
1.1.1生本教育的概念
生本教育是以学生为主体，通过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选择一个适合大多数学生的教学方法，开展教师、知识、学生、家庭、社会多方向、多层次、多元化、多结构的课堂教学实践模式，以发展和提升学生的悟性和学习能力为主要目的，实现教师课堂教学与学习质量一并提升的综合教学方法。
1.1.2生本教育的主要内涵
生本教育的核心是 “一切为了学生”；在这个教育理念之下，学生成为生本教育的重点和核心。从伦理上来讲，高度尊重学生，了解学生，根据学生的天性去开发学生的潜能。在行为观上，让学生充分挖掘自我的潜力，实现自我的价值，通过生本教育，学生作为教育活动核心，是教育活动的重要资源。通过生本教育，提出学生会在良好环境中蓬勃发展的生态论，提出学生一定能够受环境改变的现状论，提出课程上让学生更多的参与活动，尽量小立课程，大做功夫的论点；强调利用学生自由，将学习教给学生，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起来，自己积极的学习知识，解决问题。
1.2 《辛亥革命》传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辛亥革命》一课是人教版初中历史的政治史模块的一部分，属于重大的政治事件；从对学生的要求来看，属于新课改的重点内容，也是学生中考的重点内容。既往很多老师墨守成规，将准备考试作为第一位，而忽略了生本教育在教学中的落实，从而在教学中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2在传统历史课教学中学生习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只了解其事件不懂得其价值。学生学历史不是学“故事”，而是学观点、学思想、学价值，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有其价值性，不能隔离开来。
（2）重要的观点和思想不能深入掌握。学生在历史学习中，最容易犯的老毛病是隔离开历史事件诸要素，只去背诵历史事件，不知道历史事件的重要观点是什么，也不知道历史事件其实是当时的社会思想去展开和推动的，历史事件的背后蕴含的思想往往被学生忽略。
3 “生本教育”理念下的《辛亥革命》课堂教学原则
（1）尊重学生的认知思维。以《辛亥革命》一课为例，老师在讲解辛亥革命的时候，可以用假设的视角开始展开。比如，假如辛亥革命没有发生，历史又会怎么样，而如今辛亥革命发生了，又会是怎么样的情况，最终要学生来假设历史，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这种假设却对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历史观有很好的作用。
（2）鼓励学生自由发挥。辛亥革命的意义众多，但教材上仅仅给出了四、五条辛亥革命的意义。在讲述辛亥革命的意义之前，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自主发言，积极的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自己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讨论辛亥革命都有哪些意义。
4 “生本教育”理念下《辛亥革命》教学成效分析
4.1学生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体会与认知
学生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已经和课本大纲要求的一致了，他们已经领会到了辛亥革命的出现，对封建帝制了致命的一击，了清王朝几百年的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以来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辛亥革命让全中国人民开始觉悟，彻底摒弃帝制，让人们知道，今后无论谁都不能再施行帝制，谁施行就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4.2学生对“辛亥革命”整体认知及发散性思考
通过不断的思考和学习，同学们已经认识到了辛亥革命发生的背景和意义，而且有的同学还将进一步的思考。比如，为什么辛亥革命发生在武昌？而不是西安、洛阳、北京，更不是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或者广东地区？我们知道，满清政府的统治在当时国家统治机器里，只能将自己的触角深入到武昌，南方人民思想进步，已经孕育出了很多的革命者。
5结论
历史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是国家和民族进步文明的象征和标志，历史教育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民的爱国情操和民族文化，关系到国民的历史情结和基本素养，而初中历史教育是同学们第一次发现历史，认识历史，学习历史，对同学们历史观念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生本教育作为新的教育理念和改革思想，对当前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具有极大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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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北京：三联书店，1991.
辛亥革命110周年个人心得感悟1
历史深刻启示我们，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心愿，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
100多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以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勇气，以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锐气，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风雨无阻向前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辛亥革命110周年个人心得感悟2
隆重大会，铭记历史；重要讲话，深刻阐述；同步转播，启迪人民。110年，从振兴中华到中华复兴，我们昂首阔步。一次伟大的革命，一个伟大的启蒙。
辛亥革命，开天辟地，是一次人民思想的革命，封建思想大厦倒塌，新社会思想萌芽；是一次中国发展的革命，走出封建治理循环，走上了现代社会之路；是一次创新的革命，告别农民起义模式，走上新革命之路。一次伟大的革命，一次伟大的启蒙，中国开始觉醒，人民潜能爆发，中国开始走上振兴中华之路，10年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中国革命焕然一新，打败外国侵略，打跑反动势力，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在振兴中华的道路上，乘风破浪，披荆斩棘，走向胜利。
一批伟大的英雄，一群革命的榜样。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大巍峨，武昌起义浮雕厚重浑厚，1911年10月10日（夏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全面爆发，谱写了资产阶级革命夺取全国胜利的新篇章。从辛亥革命走来了昂首挺胸的中国人，从辛亥革命站起一批伟大的英雄。他们为打败封建帝制，振兴中华，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是中华民族英雄画廊的高大丰碑，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崭新引领，“朔风惊栗泣胆寒，旌旗猎猎咽危泉，落雷激荡檀香山，尸骸横虬黄花巅，武昌首义葬清满，九州志士齐欢颜。封建王朝终不复，辛亥革新明主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精神熠熠生辉；辛亥革命烈士公墓，英魂映照中华。
一座历史的灯塔，一条崭新的道路。因为辛亥革命，革命一词照亮中华。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辛亥革命照亮了中华民族革命之路，让中华振兴之路伸向未来，走向复兴。
110年，在辛亥革命的照耀下，中华大地生机复苏，东方睡狮梦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从崭新道路走上胜利光明之路，筚路蓝缕，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次伟大飞跃，谱写世界发展奇迹，今天，我们取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胜利，我们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崭新征程，从振兴中华到中华复兴，我们昂首阔步，更加充满自信。
孙中山先生当年说：“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因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今天，我们说，以14亿多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气势澎湃，有骨气有志气有底气。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中华复兴势不可挡。
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伟大的历史功绩，但它没有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国家的统一的局面很快为军阀混战所代替，革命的成果也被袁世凯所攫取，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是失败的。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志士仁人们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铸就了弥足珍贵的辛亥革命精神。今天，我们仍然要继承和弘扬辛亥革命时期志士仁人们的革命精神。
我们要继承弘扬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百折不挠、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献身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凝聚全国人民智慧和力量，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强大动力。辛亥革命开始，革命的志士仁人赤手空拳，要*一个虽然已经腐朽，但却掌握着全中国国家机器并有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作后盾的清王朝，将会遇到难以想象的艰难，但是辛亥革命的志士仁人，为了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实现国家的民主与自强，他们勇敢地面对重重艰难险阻和强大的敌人，“以国家之务为己任”，置生死于不顾，置功名利禄于度外，锲而不舍，顽强奋斗，谱写下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英雄篇章，令世人敬仰称赞。
辛亥革命110周年个人心得感悟3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只有领导人知道辛亥革命是干什么的，而老百姓却不知道，以为就是把自己需要的东西从别人家拿过来。这次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土地制度，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也没有赶走外国侵略者，废除不平等条约，革命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未改变。而且，革命的果实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清朝皇室继续保留。
辛亥革命成功的原因是：清王朝的统治被推翻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与此同时，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革除了一些封建旧俗恶习，社会风气发生巨大变化，有助于社会生活近代化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
辛亥革命对中国的一些影响。
对生活的影响：“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
对经济的影响：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对思想的影响：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辛亥革命110周年个人心得感悟4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清朝政府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的、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了。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代长达270多年的腐败屈辱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中国的边防形势都有重大影响。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后,产生的北洋政府，在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在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提高国家地位方面的取得巨大成就，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关键词：辛亥革命 失败 原因
一.引言
100多年前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以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为目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的目的是希望让人民获得自由和民主，试图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从辛亥革命的结果来看，并没有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也没有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因此，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目标。所以，辛亥革命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其结果是失败了。
二.前人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探讨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直以来都得到历史学家们的广泛研究和深入探讨。前人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探讨主要有以下几点：（1）当时的人民群众民主意识薄弱，导致革命缺乏内部凝聚力，同时资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模糊，革命决心不坚定，严重影响了辛亥革命的发展。（2）没有统一的革命领导力量。武昌起义之后，辛亥革命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和激烈的斗争，出现了以为代表的议和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组织和思想上进一步分化。（3）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结合，扼杀了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西方列强极力维护清朝统治，革命党人被迫屈服列强的政策，导致辛亥革命的失败。（4）辛亥革命没有动员农民的力量，革命党人不能彻底改变在思想和道德上的不足，自身存在严重的“国民性”，易于满足，易于骄傲。（5）在思想、政治、经济方面，资产阶级并不具备半封建半殖民地，夺取中国政权的条件。前人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经济、思想、政治、文化和阶级根源等方面。
客观上，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缺乏决心和勇气，他们的经济地位和阶级根源导致了认识上的唯心主义。辛亥革命两大敌人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在没有足够的力量与之对抗，在革命中表现出软弱性、动摇性和妥协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只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在各方面的经历都不成熟。另外，革命派对惧惮帝国主义的力量，对民主主义的宣传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他们缺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勇气和力量。因此，辛亥革命没有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权，也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在阶级关系上，民族资产阶级不敢发动广大农民的力量，由于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缺乏革命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农民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和君主立宪派三个方面的立场并不坚定，阶级立场的不坚定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
三.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不能实现辛亥革命的目标
（一）时不具备建立民主制度的社会条件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只有革命才能建立民主制度。然而，历史告诉我们，革命的直接结果是建立一个新的，革命不能实现民主。而这个新的政权可能比旧的更加的专制。这是因为，革命的斗争离不开军事的对抗，在军事斗争中，民主就被淡化，命令和服从才是最高指令。只有团结的军队才能胜利，团结的军队要有核心和旗帜，而革命领袖自然成为军队的核心。专制的军队才能取得胜利，随着革命的进行，民主意识越来越淡化，夺取政权的目标越来越清晰。当革命胜利了，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人们已经忘了最初的理想：民主。对于新的专制君主已不愿意继续民主。因此，革命并不能建立民主，只能。
存在均势政治和基本共识是建立民主制度的基本条件。均势政治是指国家机关权力之间的构成均势；国家政党的政治力量构成均势；社会财产权和国家财产权之间的均势；人民信息资源和政府信息资源之间的均势。因此，为了获得均势政治，必须要存在政治势力之间的契约，那就是宪法。没有政治均势就不可能实现民主制度。党派之间如果不能形成均势，必然导致一个政党将其他政党全部消灭，形成专制。当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与清王朝进行对抗时，清王朝与革命党之间不存在基本共识，因而不能建立政治均势。这里的基本共识是指政党之间信奉的民主制度。当一个政党要建立专职政权，那就没有基本共识，也就无法形成政治均势。没有政治均势和基本共识就无法建立民权政治。
（二）当时不具备实现辛亥革命目标的条件
辛亥革命的目的是在清王朝后改造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具体来说，这种改造要完成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改造：经济上改变原来以手工业为主的生产，成为资本制度的生产；政治上由专制制度变为民权制度。在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下，虽然孙中山希望辛亥革命的纲领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但是“平均地权”的主张，客观上只能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然而，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并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平等和法治，也就意味着革命不可能成功，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建立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一系列法民主法规。但是，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手段是以弱去强的流氓政治，帝王用弱民来攻治强民和弱民，剩下弱民，消灭强民，以巩固帝王的统治。在长期的流氓政治下，中国产生了大量的流氓，这些人主导社会生活，却不遵守规则制度，民主政治也就无法实施。一群虚弱无力的人民无法保护自己，不懂得尊严，只能依附于国家的统治者，自然无法主宰自身的命运。当一个国家剩下的都是弱民的时候，这个国家自然也不会强大。在这样的一个过渡里，人民缺乏民主意识，法治都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各党派之间难以达成基本共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革命党人政治力量的重要依据，却不能为革命党人所用。在后来的南北和谈中，只对《清帝逊位诏书》达成条款。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一个机制使得南北党派共同完善、维护临时约法，推进约法成为中华民国宪法。
四.结束语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辛亥革命的失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从辛亥革命到现代中国的转变，实现了从封建王朝到现代共和国的转变，完成了从君主专制制度到民主制度的转变。在共和国中，权力掌握在人民的手中。落实“人民”的权力，让人民的权力不被虚假供奉，是中国社会转变的核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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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纪念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之际，深入探讨这两大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意义十分重大。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阶级基础、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开天辟地历史大事变的前奏。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是对辛亥革命事业的最好继承，是中国革命发展的一种历史必然。
关键词：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影响
中图分类号：K257,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10-0042-05
2011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伟大里程碑”［1］的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2］1514有何关联？精辟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3］5。这说明两大历史事件之间关系极为密切。然而，学者对这一重大课题的注意不够，研究不深，更无相关专题论文、著作问世。毛磊《辛亥革命对共产党成立和国共两党关系的影响》一文虽很有价值，但并非专论，且份量不足，他把重点放在辛亥革命对国共两党关系的影响上，因而有继续研究的必要。［4］452-470本人拟从三个方面专文分析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影响。
一、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阶级基础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没有工人阶级的产生、发展和壮大，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阶级基础产生了重要影响。
1.革命前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壮大了工人队伍。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民族资产阶级随之形成。到1894年，民族资本所雇工人数量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三分之一以上。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全国共有各类民族资本工厂145家，有工人54740人；矿厂22家，工人7800人；小火轮公司3家，工人100人，合计62640人。［5］452-477全国产业工人为163240-168960人，［6］214民族资本雇工数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37.07%-38.37%。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民族资本工矿业得到初步发展，1895-1899年、1905-1908年，出现二次设厂热潮。据统计，1895-1913年设立的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厂矿共计549家，资本总额12028.8万元。同1872―1894年相比，厂矿数量和资本额都增长了6倍。［7］25民族资本的发展，带来了工人队伍的壮大。辛亥革命前，中国工人阶级总人数增至约50万人，数量约是1895年的3倍。
2.革命为民族资本发展提供的环境利于工人队伍壮大。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内，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民主政治、文化教育的法令和措施。经济政策方面主要有：设立实业部，以振兴实业为目标，宣布保护私有财产，保护工商业，鼓励人们兴办实业，把发展工商各业作为“富国裕民之计”。还制定商业注册章程，商业银行暂行条例，奖励华侨在国内的投资，提倡垦殖事业，废除清政府的一些苛捐杂税。这些政策解放了在封建社会中受到禁锢的先进生产力，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较大发展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和壮大。
3.革命带来投资设厂的热潮和工人队伍的进一步壮大。辛亥革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刺激他们的投资设厂。特别是在孙中山“振兴实业”的号召下，社会上出现了兴办近代工厂的热潮。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而掀起的大规模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加之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中国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8］672。1920年与1913年比较，厂矿数由698家增至1759家，资本额从33082.4万元增至50062万元，［9］55-56分别增长了152%和51.3%。随着投资设厂新热潮的兴起，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都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壮大。至前夕，中国产业工人人数迅速增加，已达200万人左右。
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产生、发展和壮大的过程，就是其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日益扩大的过程。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工人反抗斗争达46次之多。辛亥革命后，工人罢工次数越来越多，罢工规模和斗争水平均有显著提高。1912年到1919年5月的七年间，罢工总数达到130多次，比辛亥革命前的七年之和还增加1倍以上，罢工规模大多也超过辛亥革命以前。前夕，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一支日益重要的社会力量，得到人们的关注。与此同时，劳资矛盾也成为重大的问题之一。中，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以特有的组织纪律性和坚定的革命精神构成了的主力，影响深远，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完成了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从此，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由分散、零散的经济斗争为主发展为全国性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形成和觉悟的提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客观社会阶级基础，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阶级条件。但是，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就不可能有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也就不可能在中作为自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二、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思想基础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不可缺少的思想基础，而辛亥革命对这种理论传播的思想基础产生了重要影响。
1.辛亥革命的民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曾经是热忱的民主主义战士。从爱国的立场出发，从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抛弃这种信念，转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这是以来中国先进分子走过的共同道路。促使他们从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因素是辛亥革命民主思潮的深刻影响。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10］297的民主主义观念。既然拥有绝对权威的皇可以打倒，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被抛弃呢？辛亥革命后，林伯渠精辟指出：“过去专制主义是正统，神圣不可侵犯，侵犯了就要杀头。现在民主主义成了正统，同样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11］正是在辛亥革命的基础上，才有了新文化运动，也才有及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无疑，只有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人，才有可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可见，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新文化运动、。因此，完全可以说，辛亥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思想条件。
2.辛亥革命的失败为中国共产党诞生提供了宝贵历史教训。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华民族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12］2，但它并未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人们的痛苦和失望，真是达于极点，因此有的便走了自杀的道路”［13］1052。连孙中山也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14］99总结辛亥革命的宝贵历史教训，根本原因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以形成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同盟会内部组织比较松懈，派系纷杂，缺乏一个统一和稳定的领导核心。武昌起义后，马上有人鼓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有的人甚至另建党派，自立山头。辛亥革命刚胜利，许多同盟会员感到心满意足，急于享受刚得到的一点果实，更糟糕的是争权夺利就从内部开始了。后来经改组的和中华革命党，同样因内部涣散和思想不一致，无法成为坚强的领导力量。正因为同盟会的组织涣散，无法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因此，要依靠这样的政党来领导人民，战胜强大凶恶的敌人，是根本不可能的。它提供的深刻教训启示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打倒根深蒂固的中外反动势力，建立一个光明的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就“需要有一个能够正确地把握前进航向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作为革命的引路人，作为团结广大群众万众一心地进行斗争的核心”［15］。正是在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教训的启发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清醒地意识到，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把辛亥革命的未竟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吴玉章在回忆建立共产党的原因时说，他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实践中认识到，“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16］109，而“通过十月革命和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16］112。董必武1971年在回忆建立共产党的原因时也曾说：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开始读马克思主义，从而按马克思主义组织共产党。林伯渠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17］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视作对辛亥革命教训深刻反思的结果，同样体现在非老同盟会员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身上。他们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清醒过来，接受了教训，认识到只有组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最终取得胜利。在与同学蔡和森的通信中，就主张建立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以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之目的。蔡和森说：“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则“对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18］294。正是在总结、汲取辛亥革命失败惨痛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决心创建一个组织纪律性强、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凝聚力战斗力强的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3.辛亥革命的宣传论战为中国共产党诞生提供了有益借鉴。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报刊、翻译西方社会科学书籍，鼓吹革命，使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发展。1905年至1907年，革命派又以《民报》为主要阵地，围绕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方法、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与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的改良派展开了激烈论战。通过论战，革命派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革命的必要性、合理性，从而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线，使三民主义思想在知识阶层中得到广泛传播，“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19］。受其启发，早期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组织，创办刊物，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等形形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激烈论战，弄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根本区别，帮助当时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一良好结果的取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骨干人士向辛亥革命经验的主动借鉴，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良好思想条件。
三、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干部基础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大部分与辛亥革命关系密切。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中国共产党骨干分子的产生，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基础。
1.同盟会会员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这“三老”原来均是同盟会会员。他们与辛亥革命关系深切，嗣后，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或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作为武汉代表之一，参加了党的一大。武昌起义后的第三天，董必武在湖北黄安得到消息后，立即赶赴武汉参加战斗。他在汉口军政分府军需部任职，忠于职守，并亲自参加了三道桥附近的战斗。年底，他到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当秘书，并加入同盟会，以湖北支部评议会评议员之身份，参与领导湖北同盟会工作。辛亥革命失败后，留学日本，继续寻找革命的道路。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董必武毅然加入了该党。就是在日本，董必武经人介绍，谒见了孙中山，“先生辩才无碍，指示中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特别是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想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20］38-39。听了孙中山的教诲，董必武从此“成为中山先生的信徒”［20］39。1915年6月，奉孙中山之命，董必武等回国谋划反袁世凯的秘密军事行动。1917年护法战争时，董必武在鄂西任靖国军总司令部秘书。可见，董必武有功于辛亥革命，是一位热心的民主主义者。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生追求和思想境界，董必武最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秋，他与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05年8月，他就加入了同盟会，是同盟会的重要人物之一。1906年，林伯渠受派与潜往桂林等处发动巡防营起义的黄兴及在湘西联系各会党的谭人凤联系，兼营《民报》秘密发行工作。1907年，奉命赴东北与宋教仁、吴禄贞等筹划边疆革命。宋教仁遇刺后，与其兄林修梅积极支持孙中山武装讨伐袁世凯的行动。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深得孙中山信任，孙中山称赞道：“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将来必大有作为。”［21］41在讨伐袁世凯的斗争中，林伯渠被派往汉口、长沙“组织反袁机关”［22］。1916年8月，林伯渠先后任湖南省政府秘书长、政务厅长。1917年9月，孙中山举起护法旗帜，林伯渠与林修梅、刘建藩、覃振等在湖南发动起义，任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1919年，在上海孙中山事务所办理党务。这位一直为革命奔波的老同盟会会员，最终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应视作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吴玉章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参与了组织同盟会的工作，被选为同盟会“最高权力的机关”［16］33评议部评议员。1908年，他与孙武等人组织共进会，争取广大群众参加革命，在四川保路同志会和武昌起义新军中起过很大作用。1909年，吴玉章为黄复生、喻云纪、等谋刺摄政王进行组织和筹备。谋刺失败后，吴玉章赴北京营救被捕人员未果，后转道香港与黄兴等筹划广州起义，不久去日本购买军火。1911年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去日本。6月，因四川保路风潮扩大，受同盟会之派到四川工作。8月，返回荣县帮助龙剑鸣、王子湘率民军与清军作战，9月宣布荣县独立。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协助孙中山工作。二次革命失败后，为避袁世凯通缉而赴法国。可见，吴玉章是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人物之一。这位老同盟会会员最后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于1923年冬，与杨公等20多人在四川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发行机关报《赤心评论》。［16］156嗣后，得知中国共产党已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自动取消，所有成员被要求个别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6］160可见，吴玉章也可以说是党的创始人之一，至少可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
2.辛亥革命亲历者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辛亥革命亲历者”专指参加过辛亥革命但并非同盟会会员的革命者，这些人嗣后有的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党员，突出代表有陈独秀等人。1902年，陈独秀参加了沈翔云、吴禄贞、金邦平等人在日本成立的励志会，后鉴于该会发生变质分化，与张继退出。该年与冯自由、苏曼殊、张继等人成立中国青年会，开始了反对清王朝的政治生涯。1903年，日本政府应清廷之请，解散了钮永键等人发起的“拒俄义勇队”，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愤怒。陈独秀于是约张继、邹容、翁浩、王孝镇等人，来到留日学生姚文甫家中，协力剪掉了姚文甫的辫子。这一反清行为，受到日本政府惩处，陈独秀、张继、邹容因而被强行遣送回国。1905年，陈独秀与柏文蔚、常藩候、常恒芳等人在安徽芜湖成立了“岳王会”，并自任会长。这一反清组织为辛亥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先后有20余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据《传记文学》第12卷第三期记载，1912年5月，陈独秀受安徽都督柏文蔚之邀，就任都督府秘书长。据方东荣回忆，“掌握安徽的军政大权”的柏文蔚很信任陈独秀，甚至“凡事都问陈独秀，可以说一切重要的事情都是陈独秀的主张”，有人说“整个柏烈武政府都受他的主使”。柏文蔚不在安徽时，全省工作均由“陈独秀主持”［23］126。1913年6月，袁世凯撤销柏文蔚的职务，陈独秀也辞职。“二次革命”失败后，倪嗣冲被袁世凯任命为安徽都督，他命令军队捉拿陈独秀及其父亲。陈独秀避离安庆，经芜湖被扣执，“斥其失守安庆有责，几乎丧命，经多方营救得释，亡命上海”。［24］对辛亥革命有功的陈独秀为保卫辛亥革命胜利成果仍然奋斗不止，这是他嗣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础。
3.辛亥革命的受影响者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党员中，多数是正在接受教育的青年学生。这些人受到辛亥革命民主思潮的深刻影响，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为最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911年9月，一到长沙就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发生了浓厚兴趣。他从《民立报》得知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25］94。受其影响，毅然决定“参加革命”［26］24，成为湖南革命军中的一员。孙中山的人格魅力也深深吸引着。正如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文章中所说：孙中山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潭秋也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他的五哥陈树三是共进会成员，参加了武昌起义，后随黄兴前往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任职，不幸以身殉职。当时，陈潭秋年仅16岁，此事对他刺激极大。他立志继承兄长的遗志，从事民主革命。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陈潭秋在新文化运动中努力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最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另一位创始人李汉俊同样受到辛亥革命影响。其兄李书城武昌起义后任汉阳总司令部参谋长，是黄兴的得力助手。无疑，李书城的革命事业对李汉俊产生了相当影响，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李书城寓所举行，就很能说明问题。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辛亥革命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两者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
总之，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新文化运动和，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思想基础、干部基础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的发生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影响深远，成为中国革命开天辟地这一历史大事变的伟大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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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辛亥革命》；意识形态；国家认同；国家神话；国家气质
由张黎导演的《辛亥革命》围绕着“君主，建立民主”这一核心主题和意义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再现。但我们所要勘察的一方面是《辛亥革命》所再现的辛亥革命历史事实和历史史诗，另一方面是《辛亥革命》是如何来“讲述”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也就是说，在《辛亥革命》的具体叙述中隐藏了怎样的国家意识形态对革命的表述机制，对革命英雄的想象图式以及表达了在当下社会语境中的何种政治诉求和意愿，“如果说电影是由一系列镜头组成的，它们是按一定的方式被制作、选择和组接的，那么这些操作将为设计和实现某种意识形态的立场服务。”①
一、革命表述与国家认同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媒体文化中的图像、音响和宏大的场面通过主宰休闲时间、塑造政治观念和社会行为，同时提供人们用以铸造自我身份的材料等，促进了日常生活结构的形成，人们使自己嵌入到文化当中。”②换而言之，电影在为观众提供视听元素的同时，也为观众提供了认知国家、民族、社会和自我的诸多材料，并通过这些视听材料在个体精神中的渗透和灌输来塑造个体的思维观念和社会行为，使其在个体的认同体系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按照道格拉斯•凯尔纳的这种逻辑进行推演，《辛亥革命》同样为个体提供了认知材料和认同联系方式，并构建了关涉某一对象的态度和观念。具体而言，《辛亥革命》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国现代革命的革命群体、革命理念、革命机制和革命实践等一系列元素和材料，并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意义生产，进而使我们对辛亥革命形成高度认同，使个体的国家皈依、社群归属、历史认知和社会实践具有同构性和同一性，“能不能正确地反映历史，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关系到人们对历史的正确认知，对国家对民族文化的认同。”③而《辛亥革命》的这种革命表述和国家认同意愿在影片开端秋瑾就义中关于革命的阐释场景中表现得十分显著，整部影片也是围绕着革命这一核心主题展开，并主要将其投身到孙中山这一人物身上。孙中山的革命理想主要集中在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现代民主共和体制和解除个体的精神奴役，实现民众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上。再现了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民族危亡时机，经过反复的考量，艰辛的探索和无畏的牺牲，最终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共和制政体，展现了孙中山崇高的革命形象和无私的革命思想和精神。
正是由于以孙中山为表征的这种革命行为、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的正当性、合法性和崇高性使其超越了地域、种群、宗教和文化之间的隔阂，使人们认识到现代国家和国体的建立是个体发展、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和基础，民族的现代化构建，个体公民身份的获取和民主社会的建立都是与现代国家认同有着内在的关联。这就要求，每个个体都要具有对现代民族国家高度认同的诉求，并主动将自己投放到创建现代国家的进程之中，从而使其由以封建传统政治文化为根基的旧式国家认同向以现代政治文化为内质的现代国家认同转变，并从封建国家专制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辛亥革命及其革命精神被提纯转化为一种不可辩驳的政治思想资源，一种国家社会实践的合法性形象，一种国家历史的精神图腾，一种符合民主、正义和自由的标志符号，另一方面，在对民众参与革命认同的过程中，民众由传统的政治附属体上升为政治主体，即国家的主人，革命成为民众自己的事情。而国家也恰恰是在民众的认同过程中而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合法性，“至少在当时一般民众心目中，‘革命’已深具政治正义性与合道性。”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革命话语成为《辛亥革命》的惟一话语和思潮，改良主义、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话语和思潮依旧在其中闪现，只是得到的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否定而非认同。
二、革命英雄与国家神话
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一书中指出：“在历史上由武装起义或暴力冲突所引起的政治争议中，‘革命’专指暴力颠覆。”⑤在某种意义上，《辛亥革命》就是中国现代革命暴力的展示，电影中充斥着大量的暴力场景和细节，“革命本身就是最残酷的冲突，各种人物都被卷入革命大潮之中。”⑥影片中大量残酷的战争场面不断地冲击和考验着观众的精神承受力，导演企图用这种真实的暴力场景来还原辛亥革命的历史本相。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否定革命的暴力和牺牲的意义，但我们需要考量的是电影描述了革命暴力的哪些内容，革命暴力与革命英雄之间有何种内在关联，对革命英雄的暴力行为如何阐释和解读，革命英雄的暴力行为与现代国家神话建构之间存在怎样的指涉和关联。
《辛亥革命》对革命英雄的塑造在某一方面主要是通过对英雄革命暴力的展示来完成，并集中在黄兴这一人物身上。在影片中黄兴最引起观众情感共鸣的不是它的革命思想和军事才能，而是在战场上舍我其谁的革命气概和革命人格。在一定程度上，黄兴的革命英雄气质和革命暴力行为成为确定其历史意义的一个标识和原点。尤其是在当黄兴俯览长江江面上14省宣布独立的木牌的场景，更是将黄兴的革命英雄形象和革命家的壮志情怀展示得淋漓尽致。虽然黄兴这一革命英雄形象在线性时间链条上已经处于“前现代”阶段，但革命英雄所进行的革命实践、革命思想及其所涵纳的价值体系却没有线性时间性，“它以同样的方式解释现在、过去和将来。”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辛亥革命》中关于以黄兴为代表的革命英雄叙事阐释为一个关于现代国家的神话叙事，黄兴等革命英雄虽然是一个历史事件，但他们却为我们解释现代国家的起源和意义提供了一个没有时间限制的开放性场域和原始模型。从辛亥革命帝制创建民主共和政体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延伸到当下社会所进行的民族复兴运动，我们都可以在革命英雄身上寻找到线索，革命英雄及其暴力行为与现代国家建构发生了不可分割的关联，从而被提升为一种政治话语和国家神话。或者说，《辛亥革命》对革命英雄的塑造已经成为一种政治仪式和重塑现代国家神话的手段，通过对革命英雄的认同和宣扬使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震颤，进而对人们的情感进行唤询，最终完成人们对革命英雄的无限崇拜和敬仰。至此革命英雄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此同时，与革命英雄紧密相连的建构现代国家事业也获得了神话的地位，“爱国的咏叹”和“强国的梦想”在英雄身上实现对接。
这种关于革命英雄与国家神话的叙事不免让我们产生一种警惕和怀疑，在辛亥革命历史进程中国青年学生对革命英雄的复杂情感，普通民众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肤浅理解，革命中心城市与边远农村对革命辐射效应的截然不同的反应，晚清的民主共和政体与西方现代国家政体之间的分歧与背离等问题，并不能因为革命英雄和现代国家政治正当性的建立而被遮蔽起来，至少应该在影片中留下一个思考的裂隙。
三、革命女性与国家气质
导演张黎曾经表达过对《辛亥革命》的期望：“希望能把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拍摄成为一部感人的、有震撼力的、有生命质感与人格气息的好作品。”⑧张黎所期望的“感人”“震撼力”“生命质感”和“人格气息”在某种程度上被投射到影片中的女性形象身上。无论是秋瑾对革命的无限忠贞，还是徐宗汉的刚强坚毅，林觉民妻子的无畏顽强……这些女性形象都对我们的灵魂构成了强烈的冲击和捶打。但影片中的这些女性形象除了具有母亲、妻子、女儿等这些女性自然身份属性认同之外，还具有革命者的社会属性身份认同。也就是说，影片中这些革命化的女性更加能够引起我们的关注，她们穿军装、留短发，充当战地医生、护士，为了唤醒民众的革命意识她们组织宣传队，与国民革命军一同为了革命而奋斗。
但是在这些革命女性身份认同的表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意识形态话语谱系和成规。因为，身份认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是由族群、地域、阶层、性别、价值观等多种相互排斥、对峙的因素形成的复杂的文化体系，将其放置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之中，身份认同往往转化为现实的阶级属性的确认。因此，身份认同的产生通常都包含了繁复的政治运行机制和国家意识形态因素，“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需要通过认同一定的身份来确定自己的位置。社会为不同的身份建构了不同的本质和价值，身份体系的重组即意味着权力机制对身份的本质和价值做出重新规定。”⑨[HJ1.65mm]所以，对影片中女性所具有的革命身份的探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对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探寻。在影片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她们都为了革命而献身，共同支撑起革命的天空，他们的性别身份已经失去了界限，却共同拥有革命身份。这种身份属性和身份认同的选择与辛亥革命的革命思想高度契合。她们完全展示出男性革命英雄所具有的特质美，成为男性革命英雄气质的一种重要的表征和隐喻。一般意义上而言，一个国家所推崇和建构的是具有英雄气质的社会群体，一个国家的政治运动、社会实践和文化发展与身份结构的再生产密切相关，而身份认同又是在实践中被组织起来的，或者说，国家实践中的身份结构再生产直接关联到国家男性英雄气质的建构。所以，《辛亥革命》中的革命女性身份认同就与国家气质的建构产生了内在的关联，并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表征，与此相对，影片中女性的女儿、妻子、母亲身份得到弱化。即使是黄兴与徐宗汉的爱情也是建立在建构国家气质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典型的“革命+恋爱”模式，他们之间的三次别离和三次相聚都是为了强调“关于理想的情怀”，而这个理想不外乎是建立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的英雄气质，把对异性的爱提升为对英雄所具有的牺牲奉献精神的爱，扩大为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爱。
注释：
① 彭吉象：《影视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
②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导言》，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③ 王兴东：《剧本，一剧之本――电影文学剧本〈辛亥革命〉创作谈》，《文艺争鸣》，2011年第4期。
④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93页。
⑤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3页。
⑥ 王兴东：《塑造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电影剧本〈辛亥革命〉创作谈》，《中国艺术报》，2011年1月28日。
⑦ ［法］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导言》，许蔷蔷、许绮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⑧ 杜思梦：《〈辛亥革命〉献礼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电影报》，2010年7月8日。
关键词 孙中山 辛亥革命 历史编纂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5-0123-06
在既往的辛亥革命史的历史编纂中，存在着一种以孙中山为中心的“正统史观”。学界对此已有深刻的检讨和反思。本文所要研究的，是作为“当事人”的孙中山在这种史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涉及以下问题：一、孙中山为何要建构辛亥革命史?二、孙中山是如何建构辛亥革命史的?三、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史话语体系对后来的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有何影响?透过这些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对一百年前发生的那场伟大革命有一些新的认识。
一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历史与辛亥革命的历史几乎一样长久。当革命还在进行且结局尚难预料的时候，就已有苏生所编《中国革命史》出版，这是最早的一本有关辛亥革命的史书。民国建立后，以“辛亥革命”为题的著述不断涌现。这些著作或资料汇编，制造了“辛亥革命”这一名词，也确立了辛亥革命的“革命性”与“现代性”。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均可视为彼时的当代史。
孙中山一向重视“历史”在革命中的作用。在革命年代，他特别注重从“历史”中挖掘资源来宣传革命。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就意识到，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的国史编纂机构，编写民国开国的历史，以“炫耀宇内，昭示方来”。不过那时民国初建，百业待举，孙中山的注意力还在政治建设与实业建设，编纂一部“革命史”，还只是一种停留在脑中的设想。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开始有意识地修改之前他有关革命的记忆和叙述。他通过演讲和著述，逐步建构起了一套辛亥革命史的话语体系。
促使孙中山建构辛亥革命史话语体系的原因就是他对“革命”的话语权可能丢失的担忧。民国建立后，各种有关革命的书刊不断涌现。孙中山认为，如果放任这种书刊流传，可能会损害“革命”以及他本人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形象。1915年，香港《中国日报》笔政陈春生，将1895年来所搜集之革命史迹，辑成《革命史稿》，由兴中会老同志容星桥转请孙中山代为印行，遭到孙中山拒绝。孙中山认为，“陈君春生虽久主笔政，然对于革命仍是门外汉，其所收藏不免街谈巷语，挂一漏万，殊不足为革命之史料。”显然陈春生笔下的革命史，并不是孙中山所希望看到的革命史。1919年初，蔡元培、张相文因编纂《国史前编》，致函孙中山，提出要将革命史上溯到清世秘密会党，同样遭到孙中山反对。孙中山认为，“以清世秘密诸会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其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孙中山不愿将革命史上溯至清世秘密会党，显然意识到了会党与革命的“现代性”不相容，他担心若上溯至会党，可能会损害辛亥革命作为一场“革命”所具备的“现代性”。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孙中山再次强调了革命党与会党的不同，他说，“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些明朝的遗老组织天地会，亦叫做洪门，在我们中国南部亦叫做三点会，长江一带又叫做哥老会。他的宗旨在反清复明，光复汉族，本来也是一个革命党，不过他们只主张民族的革命，所以不同。我们底革命，乃主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革命党。”
正是出于对“革命”可能被“误读”的担忧，孙中山开始撰文建构辛亥革命史的话语体系。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篇，一是写于1919年的《孙文学说》中的第8章“有志竟成”；二是写于1923年的《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在“有志竞成”篇中自述其著述动机说，“夫自民国建元以来，各国文人学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数百种，类多道听途说之辞，鲜能知革命之事实。而于革命之源起，更无从追述，故多本于予之《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该章所述本甚简略，且于二十余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尚为问题，而当时虽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讳，故尚未敢自承兴中会为予所创设者，又未敢表示兴中会之本旨为倾覆满清者。今于此特修正之，以辅事实也。”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他开篇即云：“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乙未遂举事于广州，辛亥而民国告成。然至于今日，革命之役犹未竣也。余之从事革命，盖已三十有七年于兹，赅括本末，胪列事实，自有待于革命史。今挈纲要述之如左。”可见孙中山有意要构建一套“革命史”的话语体系，借以确立他对“革命”话语的解释权，同时他希望他所建立的这套话语体系，能成为今后国史的“干骼”。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实际上是他革命方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意识到主义的坚定与人心之团结的重要性，因此他特别注意其主义的宣传，特别强调知难行易。这是孙中山革命方略的重要转变。孙中山关于辛亥革命史的建构，显然是与其对三民主义的阐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它本身就是孙文学说的一部分。孙中山反复强调，他著书的目的，是要宣传真正的革命思想，纠正国民思想上的谬误，确立对三民主义的信仰之基。另一方面，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及帝制失败后中国政治的各种乱象，使孙中山认识到，革命尚未成功。要造成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仍然需要“继续革命”。为此，他需要建构一套革命史的话语体系，借以强调革命的连续性和合法性，以完成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正如孙中山在1921年所说，“民国虽已十年，祸乱相寻，实际未达共和境界，不过将满洲统治权，换入腐败官僚和复辟派手中。北方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还要将辛亥革命未了的事业做个成功。但欲革命成功，便须巩固基础；基础之巩固，就在主义之坚定与人心之团结。”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就成为孙中山宣传主义和凝聚人心的重要一环。
二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关于革命原起，建立了一条兴中会――同盟会一的主线；第二，关于武昌起义的成功，构建了一种孙中山与武昌起义成功密不可分的历史叙述；第三，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构建了一种革命后革命党人背离孙中山路线并导致革命失败的历史叙述。
关于革命原起，孙中山在《有志竟成》中写道，“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成立之时，几为予一人之革命也。”在这里，孙中山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先知先觉”的革命者形象，他否认了《伦敦被难记》第一章有关革命事由的叙述，也没有提及1894年6月偕陆皓东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的事实，却刻意突出了他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人“谈革命”的情景，随后详述了武昌起义前他所经历的“十次”失败。在后来的《中国革命史》中，孙中山再次强调他自乙酉中法战争后，即有志于革命。随后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此为以革命主义立党之始，然同志犹不过数十人耳。迄于庚子，以同志之努力，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始并合于兴中会。会员稍稍众，然所谓士林中人，为数犹寥寥焉。庚子以后，满洲之昏弱日益暴露，外患日益亟；士夫忧时感愤，负笈欧美、日本者日众，而内地变法自强之潮流，亦遂澎湃而不可遏。于是士林中人，昔以革命为大逆不道，去之若浼者，至是亦稍稍知动念矣!及乎乙巳，余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余于是揭橥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为号召，而中国同盟会于以成立。及重至日本东京，则留学生之加盟者，除甘肃一省未有留学生外，十七省之人皆与焉。自是以后，中国同盟会遂为中国革命之中枢。”这样，孙中山从立志革命到创立兴中会、组织同盟会就成为武昌起义前中国革命发展的一条主线。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他是两天后才从当地报纸中得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随后他赴英、法寻求外交援助，然后于12月25日回到上海。此时革命成功已成定局。在《有志竟成》里，孙中山这样描述了他与武昌起义的关系：“白广州一役后，各省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清吏皆尽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为甚。故瑞潋先与某国领事相约，请彼调兵船入武汉，倘有革命党起事，则开炮轰击。……瑞潋闻炮，立逃汉口，请某领事如约开炮。以庚子条约，一国不能自由行动，乃开领事团会议。初意欲得多数表决，即行开炮攻击以平之。各国领事对于此事皆无成见，惟法国领事罗氏乃予旧交，深悉革命内容，时武昌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者。法领事于会议席上乃力言孙逸仙派之革命党，乃以改良政治为目的，决非无意识之暴举，不能以义和拳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时领事领袖为俄国，俄领事与法领事同取一致之态度，于是各国多赞成之。乃决定不加干涉，而并出宣布中立之布告。瑞潋见某领事失约，无所倚持，乃逃上海。总督一逃，而张彪也走，清朝方面已失其统驭之权，秩序大乱矣。……按武昌之成功，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激一逃。”孙中山所说的罗氏即法国驻汉口领事侯耀，之前孙中山确曾与侯耀有过交往，1905年2月9日和5月18日，侯耀曾两次与孙中山有过会谈。侯耀也确曾意识到“孙逸仙和革命党人的改革运动代表了中国问题中的重要因素”，“法国作为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南方各省邻邦，与这个运动首先有着利害关系”。但是，关于武昌起义后领事会议席上力主不干涉一事，侯耀在其外交报告中从未提及，相关国家的外交文档里也未见有关于此事的记载。相反，武昌起义后侯耀的报告中多次要求增派军舰，随时准备武力干涉。可见，孙中山实际上是凭自己的“记忆”或“想象”，建立起他本人与武昌起义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
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写道：“辛亥革命之役，忽视革命方略，置而不议，格而不行，于是根本错误，枝节横生，民国遂无所恃以为进行，此真可为太息痛恨者也。”孙中山这里所说的革命方略，当然包括民族、民权、民生三个层面，并不以民族主义为唯一目标。武昌起义成功后，章太炎等革命党人倡言“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引起了孙中山的强烈不满。章太炎的本意，是要以“革命军”划线，打破、消除原革命党、立宪派等之间的界限。他反对的只是革命党人的，并非是要取消革命。但在孙中山看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就是要取消革命、抵制革命，就是不拥护三民主义，其后果就是中华民国被官僚武人摧残，最终导致革命失败。因此，在孙中山看来，革命成功之后又迅速失败的原因，就在于革命党人在革命成功之后背离了他的革命方略。
总之，孙中山通过修改或增加记忆的方式，对革命原起、武昌起义的成功、辛亥革命的失败这三个方面做出解释，从而建构了一套以孙中山为中心的辛亥革命史话语体系。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及其对革命史的追述极大地影响了后人有关辛亥革命史的历史编纂。这种影响在孙中山去世以前表现得尚不明显。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杜亚泉编写的《辛亥革命史》。这大概是最早的一部完整的辛亥革命史。该书关于革命原起，虽然也从孙中山创立兴中会讲起，但并不局限于兴中会，对光复会、自立军等团体的革命事迹也均有提及。对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及临时政府北迁，也不认为这是革命的失败，相反却认为这是“谋共和之幸福、跻中国于富强”的前提。
孙中山去世后，迫切需要塑造、建构孙中山的“政治形象”，以此寻求夺取政权与统治的合法性。辛亥革命史的编撰也成为塑造孙中山政治形象的重要途经。一种“正统的”辛亥革命史观得以形成。写组织源流，以兴中会――为正统；写领导人，则以孙中山为中心。在这一主线下，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革命团体完全被边缘化或附属化了。值得注意的是，史家基本上是用孙中山对革命的记忆和追述来建构辛亥革命的历史的。1926年贝华所编的《中国革命史》就典型体现了这一特点。该书“凡例”称：“本书内容，自孙中山先生创导革命起，至民国十三年中山先生逝世止，前后凡四十年。盖中国革命，自播种，而萌芽，而抽条，而发叶，均为中山先生一手所造成。故此书即按照中山先生一生事业编列”。该书最后附有孙中山所撰的《中国之革命》(即《孙中山全集》所收之《中国革命史》)，实际上该书就是孙中山《中国革命史》一书的扩充。该书在叙述革命缘起、革命之成功与失败等，均采自孙中山本人的相关言论。如关于武昌起义后各国宣告中立一节写道：“初革命军之起事，各国领事疑有排外性质，乃开领事团会议。法领罗氏，为同盟会首领孙中山旧友，武昌起事之第一日，揭橥中山之名，称中山命令而发难者。罗氏于是在议席上力言孙逸仙派之革命党以改良政治为目的，决非无意识之暴举，不能以义和团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时领袖领事为俄国，俄领事与法领事取一致之态度，于是各国乃赞成之。同时军政府宣告各国领事，所有汉口外人生命财产，一律由军政府保护。领事团乃承认革命军为独立团体，宣告中立。”此处作者只是将孙中山原文中所用的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以孙中山或中山代替而已。
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史观不仅影响到史家对辛亥革命史的叙述，也影响到其他政治派别对辛
亥革命的历史编纂。1934年中国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出版了他的《辛亥革命史》。该书成于1931年1月，内容大部分系取之于作者在复旦、大夏所授《中国现代史》的讲义。而其体例和观点，受孙中山辛亥革命史话语体系的影响也至为明显。该书叙述辛亥以前革命运动的经过，始于兴中会的成立。中及乙未广州之役、孙中山伦敦被难、由乙未到庚子年间的革命活动、惠州起义、中国同盟会成立、丙午萍浏之役、丁未防城镇南关及钦廉上思之役、戊申河口之役、熊成基安庆革命、庚戌广州新军之役、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基本上是根据孙中山所说的“十次失败”来叙述。书中对华兴会，只在谈及甲辰(1904年)长沙马福益事件时提及一次，对光复会则未置一词。该书主要参考书为《孙文自传》和《伦敦被难记》，内容中关于孙中山与武昌起义关系一节，也完全采自孙中山的回忆，其文如次：“当革命军初发动时，瑞潋闻炮即逃汉口，请某国领事命兵船开炮轰击。某领事以一国不能自由行动，乃开领事团会议，各国领事皆无成见，惟法领事乃力言此次革命军之发难，系奉孙逸仙氏的命令，其宗旨在改良政治，非义和团可比，不能加以干涉。俄领也赞同此说。于是瑞潋之计不售。”又关于孙中山回国及当选大总统经过，也系采自孙中山个人自述，其中有言：“当辛亥八月武昌起义时，孙文尚滞留美国。孙文以为他可以为革命尽力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他觉得当时列强可以左右中国大局的为美法德俄日英六国，美法两国是表同情于革命的；德、俄两国是反对革命的；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政府反对；英国则民间同情，而政府的态度不一定。所以当时足以左右中国革命的面败存亡者，厥为英国，假如英国能赞成革命，则日本不足为患矣。……”此段叙述，也基本上是把孙中山原文中的第一人称改为了第三人称而已。
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史观同样影响到共产党人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编撰。我们试以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例。李鼎声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和原因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但关于辛亥革命的经过叙述，仍是以兴中会――同盟会为主线。比如谈到同盟会的成立时，李鼎声说，“兴中会的革命纲领在一九。五年后由孙文带到了欧洲的留学生中间。孙文先后在不律塞、柏林、巴黎开会，扩大兴中会的组织，响应人数甚少。孙文返日后，革命党派开始实行联盟，如黄兴、宋教仁等都愿与孙文合作。因是在东京有革命同盟会的组织。”在这里，所有的叙述都是以孙中山为中心的。另一方面，李鼎声关于辛亥革命的结局的分析也暗合了孙中山的观点。李鼎声认为，“辛亥革命虽满清政府，但并未完成民主革命之任务，反动之封建势力于资产阶级尚未巩固其战线时，即乘时反攻，于是造成日后军阀之割据局面。”这与孙中山所说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为官僚武人所摧残的意思是相同的，只是李鼎声由此引申的意思与孙中山不同。由于强调“封建势力”的反攻，原本对武昌起义成功至关重要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对清室的反叛，被描绘为一种投机革命的活动。这种情况在后来的辛亥革命史的编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抗争的一个伟大里程碑。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具有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强烈地激动过一代国人的心灵。这场革命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我想谈谈我的认识。
辛亥革命究竟是成是败？衡量一场革命的成败，关键是看革命的根本目的和预定目标是否或者在大多数程度上达到了。辛亥革命作为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根本目的是要帝国主义压迫，铲除封建制度，使中国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其直接目标是要满清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从直接结果看，辛亥革命了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革命纲领，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自由的权利，使民主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辛亥革命，开始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中华民国成立后，国民政府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由此可见，辛亥革命有他成功的一面，但是从最终结果看，辛亥革命的根本目标并没有实现。胜利果实被大地主买办阶级代表袁世凯所窃取，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完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所以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在历史终极意义上失败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谓终极意义，是指最后的结果和影响；所谓历史终极意义，是指某一历史事件所产生的最后的结果和影响。
我们必须从历史终极意义的角度来定性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人民探索史、抗争史上的地位。众所周知，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后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集团攫取，孙中山呕心沥血、精心设计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中华民国仅挂了一个“空招牌”。孙中山的解职和临时政府的北迁，标志着革命遭到了严重的挫败。资产阶级革命派交出政权后，企图依靠一纸约法以实现其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使中国走上民主的轨道。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多么幼稚的幻想。 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思想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等倡导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未实现。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以后，很快将孙中山等倡导的民主共和制度一步步破坏殆尽。从1912年3月第一届责任内阁组建到1914年12月袁世凯修改《大总统选举法》，前后两年零九个月，孙中山等奋斗十几载的革命成果很快付之东流。被孙中山视为限制袁世凯专制独裁的两块“挡箭牌”——国会和责任内阁，在袁面前很快失去了效力。解散内阁他可以不通过国会；为了阻止宋教仁组织内阁他可以行暗杀的卑鄙之举；为了当上正式大总统他可以改变《临时约法》中规定的法定程序而逼选总统；为了便于专制独裁他干脆解散国会，后来甚至利令智昏地当皇帝。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只挂了一个“空招牌”。“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最后一战，“二次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辛亥革命无可挽回地最后失败了。
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暂时的发展，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增长。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也仍然很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并没有改变。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现短暂“春天”的主要原因是“一战”期间列强暂时放松对华经济侵略。随着一战后欧洲列强卷土重来，中国的民族工业很快萧条下去。民族工业发展中的特点，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仍然是微弱的。辛亥革命后几次反封建军阀斗争都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而归于失败。
辛亥革命了封建帝制，却没有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未能在中国农村造成一个大的变动。再加上连年不断的战争，使生产陷于停顿。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已把广大农民推向更加悲惨的境地。辛亥革命后封建思想在中国依旧根深蒂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文化同封建文化进行了一定的斗争，但是它没有能够震撼封建文化的根基。革命失败后，反动政治势力猖狂反扑，在思想文化方面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袁世凯反动政府严重摧残了一度兴起的资产阶级新文化思想。孙中山倡导的自由、民主并没有真正地实现。
辛亥革命的最终结果究竟怎样？1924年初，孙中山主持起草的《中国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承认：“革命虽号成功，而革命政府所能实际表现者，仅仅为民族解放主义。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孙中山这里所述的“革命第一次失败”，很明显是指辛亥革命的失败。1954年9月，在一次讲话中也明确指出：“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有过自我批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上曾经说，当时向袁世凯妥协是不对的。”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清朝、结束帝制的伟大胜利，从而为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但是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袁世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因此，它只能是一场在历史终极意义上失败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历史已经证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和农民革命、资产阶级改良道路一样，不能挽救中国命运。历史已经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制定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领导中国人民翻身求解放，建立独立、民主、自由、统一的新中国。历史已经证明而且终将还会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走上富强、民主、文明的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实己经证明，中国人民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也离不开广大人民的强有力的支持，中国“谁也离不开谁”！
关键词： 研究性学习 初中历史 课堂教学
研究性学习是新课程倡导的一种重要学习方式，对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探究性学习内容虽然非常广泛（包括课本知识、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但不能随意组织学生进行，而要符合研究性学习要求，选择一些有研究价值的问题进行研究。因此，历史课堂教学中要根据历史学科特点和学习任务需要，按照研究性学习要求，确定研究性学习内容或主题，并适时创设情境，以激发与调动学生参与研究性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使研究性学习取得实效。下面结合历史教学实际，就如何组织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谈几点思考：
一、以教材为本，选取相关内容，适时开展研究性学习
新课程虽然强调课程资源的开发性，不以教材为唯一资源，但实际课堂教学中，教材仍然是最重要的课程资源，因此我们要以教材为基础，适度选取相关内容，适时开展研究性学习。高中历史教学要求尊重历史，但不能盲信历史。历史教科书是历代史家编纂而成，具有客观性，不能排除历史的主观性因素。所以，历史学科应该有许多重要问题值得我们探究讨论，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例如，如果没有研究性学习，就无法判断“如果没有中国的禁烟运动，英国会不会发动鸦片战争？”如果没有对“”的学习研究，就不能判断“如果没有袁世凯的告密，会不会成功？”如果没有对明朝社会经济的研究学习，就不能认识到《大明律》为什么增加了经济立法；如果没有对“辛亥革命”的全面研究，就无法判断出“辛亥革命到底胜利了？还是失败了”……随着研究性学习不断深入，新《高中历史教材》中增加了活动课内容，如“如何了解联合国，评价联合国，并参与联合国的事务”，“你怎样评价辛亥革命”等，这些都是研究性学习的好课题。
二、选取地方史料研究学习
地方史研究的往往是家乡的一些历史事件、人物及发展变化。通过地方史学习，可以增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积极情感，所以地方史学习是历史教学的必要补充。我们在教学中可以根据当地历史环境和特点，选择一些有意义的切实可行的课题加以研究学习。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本地经济发展概况，谈本地若干年来交通、饮食、服饰、居住等生活习惯的变化；还有地处延边的特点，搜集“吉林省历史”，“吉林省近现代史”，“东北亚金三角――珲春”等书和“珲春防川地图”对珲春防川境内的中俄国境线进行研究，从而了解中俄“北京条约”与珲春防川境内中俄国境线的风风雨雨；还能通过收集每次党代表大会资料研究，认识我们党为什么是崭新、伟大而富有生命力的党；利用各种地方史料，访问先辈以研究在延边地区朝鲜族勇士英勇抗日的斗争情况等。
三、关注时事热点，进行研究性学习
（一）前期准备：创设问题情境，诱发研究动机。
200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全国各地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电视、报张、网站都做了特别专题介绍。我利用这个时事热点为契机，点燃学生研究激情。
1.组织学生读报、上网，搜集有关辛亥革命的内容和各种纪念活动，引导学生提出疑问：辛亥革命为何受到如此隆重的纪念？（即辛亥革命的意义，这是教学的重点、难点）
2.组织学生观看纪录片《非常大总统一孙中山》。学生在观看过程中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挽救民族危机，经历艰难险阻，清王朝，最终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由此向学生提出质疑：
（1）为什么袁世凯能窃取革命果实？
（2）为什么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3）“中华民国”成立了为什么说辛亥革命失败了？
（这些属于教学知识目标，即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原因，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3.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假如你是辛亥革命之后的新一代革命领导人，你会从辛亥革命中得到什么启示？应怎样领导？（创新思维培养）
4.大量资料显示了广东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广州有许多相关遗址，从而引导学生设计一条缅怀辛亥革命的广州一日游旅游路线。（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现实问题）
（二）实践体验：选择研究专题，分组研究。
1.学生从上述五个问题中，选择最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分组研究讨论。
2.教师全面指导学生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整理资料，得出结论，并把研究成果制作成专题课件。
关键词：辛亥革命;立宪派;排满;妥协;群觉意识
1911年,随着武昌城头的一声炮响,辛亥革命爆发了，而今，再看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已悄然而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这是一件具有破天荒意义的大事。中国几千年以来实行的都是君主专制制度，想要从如此沉重的传统束缚下摆脱出来，以另外一种政治制度来代替君主专制制度，其难度可想而知。也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但细细想来，辛亥革命要做什么？又做成了什么？其实答案很明了，要推翻帝制，也就是推翻了帝制。辛亥革命之后很多年，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都没能转化成中国人的政治实践，当时所谓的民国，前半程根本就不是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只是清政府政治的延续而已，套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所谓中华民国，除了一幅空招牌，什么都没有改变，奴隶还是奴隶，而且更为悲摧的是，许多人在许多时候都变成了奴隶的奴隶。但是，帝制这玩意，以后是再也行不通了，中国人历来讲究“名正言顺”，孙中山先生说：“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主张的。”也正是因为这一条，民主共和成了“正统”，人们也不再把自己看作是皇上的“子民”，并且开始意识到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
太平天国以后的洋务运功进行了许多方面的改革，而今看来，那也只是在行政上有所改革，并不是政治上的改革，因为这些改革并没有影响到满洲帝王的体制。之所以不肯改革，是因为有利益存在，爱新觉罗是清朝的统治家族，自然不会轻易丢掉权利，因此，满人是要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国，虽然当时朝廷与立宪派都说要立宪，但是两者的差别很大，可以说远远超过了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差别，朝廷要实行的是日本式立宪，也就是要学日本，使天皇从类似中国古代周天子式的“虚君”变成秦始皇式拥有实权的“实君”，而立宪派要实行的则是英国式立宪，就是要废除秦制，废除君权，帝位依然保留，但那就像英国女王的一样，不过是个象征而已。议会民主的实质与革命派所要求的共和制可以说区别不是很大，就像革命派的汪精卫所说：“今日之英国非君主政体，乃民主政体也。”[1]而当时绝大多数立宪派要求的是“英国式立宪”，因此他们“在选择君主立宪政体时，除了极少数外，绝大部分都崇尚英国的议会政治，即虚君共和模式，坚决反对政府师法日本，何况政府的预备立宪措施不是直接仿效日本立宪后的制度和精神，不少是立宪之前的过度形态，层次更为低下”。[2]他们自称与“革命党”的区别不在于革命与不革命，更不在于立宪不立宪，而在于“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这样看来，革命派之所以要反对保留君主，其实不在于英国式宪政与共和制宪政有什么区别，关键在于革命派是以“反满”为号召，将征服者：满人，赶走。这就是革命派的“种族革命”与立宪派的“政治革命”真正的不同，换而言之，这种差别不在于“革命”与否，而在于“排满”与否，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辛亥元老李书城先生后来也曾回忆说：“同盟会会员在国内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时，只强调‘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两句话，而对‘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多不提及”。[3]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在十几年前就为这场革命制定了清晰的任务，那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孙中山先生之所以这样想这样说，是因为他认为满洲人入主中原后创立的清朝，实际上是对中国的殖民统治，那时的孙中山认为满洲人并不属于中国人，他们只是中国周边的一个族群，就像中国历史上周边异族入主中原一样，这样的周边族群对中原的统治当然不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因此都在被推翻之列。其实，那时的立宪派与革命派都是要废除帝制，实行宪政民主的，与清廷的“立宪”，维护帝制，追求是南辕北辙的，因此清廷与立宪派后来的决裂也就不难理解了.所以到了清末，当中国政治外交不断出现危机，社会不断发生动荡时，汉人压抑许久的反满情绪又重新出现。而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觉醒也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的。
二
今天我们再看辛亥革命的历史，依然会发现其中还有许多历史事实没有完全搞清楚，因为以往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几乎是单方面的派系人士撰写的，因此它呈现的只是某一个侧面，而且很有可能完全忽视和排斥了当时社会上对那个时代作出过贡献的的绅士阶级、中产阶级、官员阶级以及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因此这样的辛亥革命历史是不完整的、不全面的，甚至是不客观的。其实，如今我们再看辛亥革命，会发现辛亥革命其实是一场有限的革命，之所以是有限的，是因为它是一场社会成本很低的革命，并且是有节制的，破坏性不强的，纵观中国几千年，从来不缺乏具有破坏性的时代开创者，辛亥革命的有限，最重要的是没有把革命肆无忌惮的、无限的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没有把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打的粉碎，它只是要达到它的目标：废除皇帝，实行共和，改变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方式。革命最终停止在1912年2月12 号这一天，这一天大清王朝的皇帝退位了，中国变成共和了,政治制度得到了改变，革命的目标达到了。如果要问这个革命的结果是如何产生的，答案其实很简单，靠的是有节制的讨价还价、对话、妥协、相互让步、而不仅仅是暴力。查看古今中外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政治革命最重要的不是暴力战争，而是政治得到有效解决，军事只是政治的辅助手段，如果没有政治上的谈判与妥协,只知道一味用兵打仗，即便我们获得了一时的成功，也很难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同情。政治变革在很多时候并不是非要争的你死我活，有时最好的结果可能就是我赢你也不输，或者是输的不是很多。也许这样的结果多少让人感觉有点遗憾，但恰恰是这种遗憾才有可能给中国人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而今我们再看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就在那短短的120天里，中国发 生了许多陈胜，吴广时代，黄巢时代，李自成时代，洪秀全时代没有发生过的事，就是互不相让的双方坐了下来，用和平对话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出路，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破天荒的、空前的、更是耐人寻味的。回顾当年的情况，清王朝统治者是多么的不愿意接受被自己的臣民赶下台的事实，袁世凯也不愿意，因为他手里掌握着中国最强大的陆军，他也想把天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革命党更不愿意，他们更愿意用武力来说话，成为一个旧时代的终结者与新时代的开创者，我想，没有一种社会力量会对这个结果满意，但就是这样一个妥协的结果对当时的整个中国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也正是通过辛亥革命让我们意识到：革命和暴力是两回事。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学不会积极适当的妥协和有风度的对抗，那它只能在专制、暴力和血腥中沉沦。
是辛亥革命为中国打开了进步的大门，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机遇，这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留给我们后人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令我们受益无穷。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逐渐向非农业文明转变，发生辛亥革命，在政治上也是一次空前的更新，这与当时整个中国的时代方向是吻合的，可以说,辛亥革命在摧毁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中国古老的传统意识形态，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在中国，皇帝历来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如今都被打倒了，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抛弃的呢？也正是因为辛亥革命砸碎了专制枷锁，才使得中国的思想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马克思主义也因此能在中国得以广泛的传播和普遍认同，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中，不断学习与总结，最终选择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引领一批又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摆脱失败的迷惘与困惑，走上革命的正确道路。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与传承，才使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现代化事业的辉煌成就。
三
再看辛亥革命，让我意识到重建一个社会制度，我们需要建设不需要破坏，我们需要和平不需要暴力，我们需要对话不需要对抗，我们需要更多的理性，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与缔造者，参与历史莫过于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积极的参与方式，一种是消极的参与方式，还有一种是介于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不是由孙中山一个人写的，也不是当时的几个叫得上名来的英雄人物演绎的。一百年后再看辛亥革命，我不能再把目光定格在几个英雄人物身上，更多的是投向那个时代的普通民众，在我看来，他们在历史上同样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就像是一部戏里面的群众演员，如果没有他们，再好的戏也会没有看头，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匮乏的一种意识：群觉意识，一个社会能否顺利的以和平的方式转型，需要大量的具有群觉意识的普通民众，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的改变历史，支撑起一个现代社会制度。和谐的公共生活方式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去创造，光靠若干主角与配角是创造不出一个现代社会的，这也是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一点启示。
在21世纪的新形势下，面对民族复兴的宏伟大业，孙中山先生76年前的临终遗言，依然回响在耳边；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孙中山先生生前一直非常关怀处于日本殖民者统治下的台湾同胞，曾三次亲临台湾，对台湾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多次强调，中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使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并且保持了繁荣与稳定。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也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点绝对不允许改变。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自信，因为中华民族这个东方巨人已经苏醒。让我们认清辛亥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精神，激发我们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群觉意识，将民族复兴的宏伟事业推向高潮吧。
参考文献：
[1]汪精卫.希望满洲立宪者盍听诸.[J]民报，1906（3）.
打开记忆的闸门，翻开尘封了百年的1911年10月10日那一页，我的耳边仿佛听到了武昌城头的激烈枪声，眼前似乎重现了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仁人志士，聚集在“振新中华”的旗帜下，为挽救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奔走呼号，前仆后继，血洒街头的壮烈情景。
一个世纪过去了，革命先贤们的业绩熔铸成了不朽的史诗，他们的抱负在后人的手中已经变成了现实。先贤们曾经生活和战斗的这块土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因为辛亥首义功绩彪炳千秋。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因为辛亥志士永垂不朽。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还因为辛亥革命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辛亥武昌首义精神。
“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伟大的辛亥革命发端于武昌首义，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武昌首义居功至伟。武昌首义的历史功绩留给荆楚儿女无上的光荣与骄傲，更馈赠我们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辛亥武昌首义精神。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辛亥武昌首义精神，就是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世人未为我敢为，天下未发我首发”辛亥武昌首义精神，就是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辛亥武昌首义精神，就是不畏艰险，敢于牺牲的献身精神。“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辛亥武昌首义精神，就是一呼百应、精诚团结的协作精神。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民族观为指导，以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进步、共存共荣为奋斗目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历程中，由于党的民族理论的科学性和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各民族在共创中华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得到进一步升华、提炼，给中华民族精神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增添了新的内容，诸如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新时期创业精神等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在特定时代、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新体现、新亮点，并成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建设祖国的凝聚力量。
岁月更迭，沧桑巨变。昔日破败落后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21世纪的中学生，我们是新中国的建设者和继承人。应该始终牢记先贤的教诲：“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中华民族精神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丰厚的文化和历史的沃土之中，中华民族所以能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民族精神始终是重要的力量源泉。在新的历史时期，亿万人民是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好继承者、倡导者、发扬者、实践者。对中华民族来说，21世纪是充满希望又充满竞争的世纪，这种竞争，不仅表现在经济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也突出体现在民族凝聚力方面。民族凝聚力的加强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来源于各民族的共同理想，来源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广泛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它既同我国传统美德相承接，又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相统一。它以与时俱进为特征，既反映了历史上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也反映了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同学们，我们是怒放的鲜花、初升的太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祖国的强盛复兴之责靠我们来担当，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向我们的先辈立誓:：为国而生、为国而学、甚至为国而死。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因为我们的心永远属于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