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4 17:28:1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的乘数效应，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旅游 乘数 效应 福建 产业链
文化旅游产业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产业，是指通过以鉴赏异国异地传统文化、追寻文化名人遗踪或参加当地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为目的的旅游，从而形成的增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一种行业，因其关联度高、涉及面广、辐射力强、带动性大而成为新世纪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具活力的新兴产业。文化旅游产业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不容忽视，文化旅游产业是唯一无法外移的产业，具有累积与增值的效果，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超过许多单一产品出口的创汇水平；就产业发展趋势而言，文化旅游产业所需外部成本较小而创造就业机会最多，能为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旅馆餐饮业、珠宝特产业、零售商业等相关服务行业注入活力，是带动经济景气的灵丹妙药。
一、福建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条件
1、地理位置独特，自然环境优越。福建位于东南沿海，与台湾隔海相望，临近港澳，北连长江三角洲，南连珠江三角洲，交通便捷，航空海运、铁路、公路交通连接三地，沿海有大小港湾125处，天然深水良港6处（约占全国深水港湾的1／6）。福建属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具有优质的生态环境，独特的地貌，依山傍海，动植物资源丰富，且多珍稀品种。经国家权威部门的综合评价，福建人居生态名列全国前茅。福建省森林覆盖率达到62.96%，位居全国首位；城市生活环境和水环境均排位第一。生态环境居优的区域占85.37%，其余14.63%的区域为良，优良率全国第一。
2、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早在五千年前，福建的先民们就在此生息繁衍，创造了昙石山文化。由于福建内陆地理上多丘陵，古代交通相对闭塞，形成了众多不同习俗和语言，使得文化多样性很强，山海文化差异性大。福建航海历史悠久，在我国最早通过海洋走向世界地区，观念较开放，包容性大，对外交往频繁，航海文物与多种宗教遗存颇丰。福建名人辈出，如朱熹、郑成功、林则徐、严复、施琅、冰心等一大批名人源自福建。福建海洋文化、闽商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侨乡文化、茶叶文化、畲族文化、船政文化、朱熹文化等在全国独具特色。福建省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旅游资源实体总数2930处，其中自然资源1423处、人文资源1507处。截至2010年12月，福建有世界地质公园2个，国家地质公园4个；国家森林公园10个，省级森林公园26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5个，省级历史文物保护单位248个；自然保护区38个，历史文化名城36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1个，省级风景名胜区28个；旅游度假区、旅游经济开发区10个，5家省级工农业旅游示范点；评为4A级旅游区15个、3A级旅游区2个、2A级旅游区2个。
3、华侨华人众多，海外资本丰厚。福建是著名的侨乡，许多闽籍的商人漂洋过海，成为不同地域商界中的浪尖人物。近年来闽籍海外侨胞人数超过1000万人，众多的侨胞资源及世界各地的闽商资源为福建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注入丰富的民间资本，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提供多元化的资本保障。
4、旅游交通便利。旅游交通有了较大改善。首先，实现了省会福州至各设区市的“4小时交通经济圈”。福建已建成多条高速公路，至2010年12月，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350公里，“三纵八横”的格局基本形成，全省83%的县市可在1小时内上高速。其次，多条出省通道缩短了福建与邻近省份之间的旅行时间，京福高速公路福建段全线开通，赣龙铁路客运列车已经开通。再者，打通了福建各景点与省外一些景点之间的快速通道。还有，一大批小景区旅游公路的建设，极大地改善了省内各景点之间的旅游交通。
但是，福建省从战略层面上对旅游资源的文化特性进行挖掘，对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进行设计，近年来才刚刚开始。我省文化旅游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在旅游项目建设中，对产品的独特性、文化性、主题性、原生性等有利于提升产品品位的因素考虑不足，造成旅游文化精品和高端产品不多，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福建省旅游资源最吸引游客的仍是山水风光，文化旅游产品欠缺。
二、乘数效应对于福建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影响
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是一种宏观的经济效应，是指经济活动中某一变量的增减所引起的经济总量变化的连锁反应程度。在经济学中，乘数效应更完整地说是支出/收入乘数效应，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概念，也是一种宏观经济控制手段，是指支出的变化导致经济总需求与其不成比例的变化。凯恩斯乘数理论的内涵乘数效应的理论支撑源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收入乘数原理。乘数越大，乘数效应也随之增大。旅游收入乘数是指旅游业收入增长对与之相关联的其他经济部门收入增长的作用。同理，旅游收入乘数越大，对相关经济部门的带动作用越大。在中国，旅游业是乘数效应较大的产业，带动力较强，能够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到衣、食、住、行、购、游、娱等66个经济部门。国际旅游组织研究发现，旅游业收入增长1个单位，将带动相关行业收入增长4.3个单位。
福建省的旅游收入乘数低于全国水平。“十五”期间，福建省旅游收入乘数1.15，比全国低2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尽管福建省旅游收入乘数上升了约1.05个百分点，但全国旅游收入乘数上升了4.45百分点，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比全国低5.4个百分点，具体情况见表1。
关键词：政府采购；乘数效应；挤出效应；宏观调控效益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6)06－0083－05
一、前言
由于效益是指“所费”与“所得”的对比关系，因此调控效益也应该是“所费”与“所得”的对比关系，只不过这里的“所费”是指政府为了进行宏观调控所使用(花费或投入)的经济资源量，而“所得”则是对其调控效果的表现。政府采购是否具有调控效益，主要取决于有目的、导向性的采购活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GDP的增长、经济稳定、分配公平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推行政府采购制度能比原有的采购方式更好地配置财政资源，并有效实现上述既定目标时，那么采购的宏观调控是有效益的，反之则是低效益或者无效益的。
从政府采购支出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来看，其调控的主要内容及效果体现在调控总量(促进经济的“帕累托改进”)、调控结构(优化产业结构)、调节价格(促使物价稳定)、调整分配(促进公平分配)四个方面。
二、政府采购的乘数效应及其调控机制
政府采购乘数是指政府购买支出变动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变动量与政府购买增加额之比。政府为了维持其日常政务需要和给社会提供服务，总是要发生一系列的购买行为。按照购买内容，政府购买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消费品，它主要是用于政府维持日常政务之需；另一类是投资品，它是政府投资修建的各类公共设施。由此，政府采购乘数又可以细分为消费乘数和投资乘数。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理论可成为分析政府采购乘数调控机制的工具。
1。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模型。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在建立国民收入的决定模型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推导政府采购乘数模型。
为了分析简便，只考察一种不包括国际经济的封闭经济，并假定政府购买的产品为当期产品，政府购买的变动不影响利息率，价格水平在短期内不受总需求的影响。关于税收，宏观经济学中通常有两种处理办法：一种是假定税收与收入成比例，即T=tY，f代表税率，是由政府决定的外生变量；另一种方法是用总量T来表示，代表所得税。这里采用后一种方法。从支出这方面来看，三部门的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方程为：
Y=C+I+G (1)
C=Cα+bYd (2)
其中：式(1)中Y代表国民收入，c代表民间消费，I代表民间投资，G代表政府购买。式(2)中C月代表消费函数中的常数，表明即使人们短期没有收入也要消费；Yd代表可支配收入，即扣除税收(T)后的收入(Yd＝Y－T)；b代表边际消费倾向。
如果Tr代表家庭从政府转移支付得到的收入，那么个人可支配收入Yd应等于总收入Y减去所得税T加上转移支付收入Tr，即：
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制度与手段各有其特征。但其财政的宏观模式基础都是相同的，因而其国民收入的表达方式也是一致的。因此对式(5)的讨论具有一般性。政府在利用财政手段调控宏观经济，也就是通过(5)式中能够操纵的三个变量(政策变数：G、T、Td)来进行的
2．政府采购乘数模型。将(5)式对G求导数，得到采购乘数(KG)：
式(6)表明政府采购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倍增作用。这种倍僧作用就是所谓的政府采购乘数。(6)式还表明：第一，由于边际消费倾向(b)一般小于1，因此，政府采购乘数为正值，说明国民收入随政府购买的增加而增加，随政府购买的减少而减少；第二，政府采购变动时，国民收入随之同方向变动，其变动量为采购量的1/1-b。假设边际消费倾向b=0．75，则政府采购乘数KG=4。
3．政府采购乘数的调控机制。政府采购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调控工具之一，它是通过改变社会需求来调控宏观经济的。从社会总需求的构成来看，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社会总需求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即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购买和出口。虽说政府采购只是社会总需求中的一部分，似乎有点“势单力薄”，但不可忽视的是，政府采购具有乘数效应，即较少的政府采购支出能带动其他需求的成倍增长，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具体地讲，一项政府采购增加，就会使一部分产品实现销售，继而引起国民收入的增加；国民收入增加，再通过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使企业和个人收入有所增加，企业和个人纳税后依然有一定数额的收入增长，这部分收入被分配成消费和储蓄，其中的消费继续变成消费需求，储蓄也为扩大投资需求提供了资金来源，如此经过若干轮的循环，最终促进国民收入成倍增加。由此可见，政府采购的扩大可以产生推动经济运行、扩大国民收入的作用，政府采购的减少可以产生限制经济运行、减少国民收入的作用。
三、政府采购支出的挤出效应
政府采购支出的挤出效应是指政府采购支出增加所引起的对投资与净出口的抵消作用。在简单模型中，由于政府购买具有乘数效应，因此，当增加政府采购时，国内生产总值就会成倍地增加。但如果把货币市场的因素考虑进来就会看到，在政府购买产生乘数效应的同时，还产生了挤出效应。
如图1所示，先不考虑货币市场因素，即假设增加政府采购时利率不变。初始均衡点为LM曲线与IS0曲线的交点E0处，当政府购买增加时，IS0曲线右移至IS1由于利率不变，乘数效应使总产出增加到Y2，增加量为(Y2-Y0)。现在把货币市场因素考虑进来，即增加政府采购将引起利率变化。在图中，增加采购使均衡利率上升到R1。利率上升使投资与净出口减少，实际总产出不是增加到Y2，而是增加到Y1。这就是说，与利率不变时相比，总产出减少了(Y2－Y1)。(Y2－Y1)就是增加采购引起利率上升所产生的“挤出效应”。从图中可以看到，当增加政府
采购时，在两种效应的同时作用下，实际增加的总产出是(Y1－Y0)。
由于挤出效应是在产品市场变化引致货币市场变动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挤出效应作用的大小与模型中的许多参数有关。这里着重就挤出效应与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d)、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h)以及边际消费倾向(b)的关系进行讨论。(1)d值大，说明投资对利率变动反应敏感，利率稍有上升，就会引起投资大幅度下降，因而挤出效应也大。(2)当政府采购增加引起收入增加，从而货币需求也增加时，由于货币供给不变，要求利率上升以减少货币需求；而如果h值大，即利率变动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也大，在这种情况下，仅有较小的利率变动即可抵消收入增加所引起的货币需求增加，所以，这时挤出的效应较小。(3)边际消费倾向b越大，使投资下降所引起的总产出减少也越多，即挤出效应也越大。
四、政府采购支出的调控模型及调控效果分析
政府采购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是指政府采购变化对总产出变化影响程度的大小。这种影响大小取决于两个根本因素：一是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因为这种敏感程度直接决定挤出效应的大小。在IS－LM图上表现为IS曲线的斜率；二是资本市场上的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因为这种敏感性决定利率变化所引起的货币需求变化的大小。在IS－LM图上表现为LM曲线的斜率。下面分两种情况分析：
1．假定货币市场上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不变，即LM曲线的形状和斜率不变。这时，IS曲线斜率的绝对值越大，移动IS曲线时总产出变化就越大，政府采购的宏观调控效果就越大。
图2揭示了增加政府采购支出时，由于IS曲线斜率不同所引起的宏观调控效果的差别。在图2(a)和图2(b)中，LM曲线的形状和斜率都相同，表明货币市场均衡不变。初始均衡E0相同，在采购方法、数量和频率都相同的情况下，由于乘数作用，都能使总产出增加到Y3。但由于图2(a)和图2(b)IS曲线斜率不同，致使增加相同的采购量所产生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不同。图2(a)IS曲线比较平坦，即曲线斜率绝对值较小，总产出只增加(Y1－Y0)。而图2(b)IS曲线比较陡峭，即曲线斜率绝对值较大，总产出却增加了(Y2-Y0)。这表明：图2(a)IS曲线斜率绝对值小，宏观调控效果小；图2(b)中IS曲线斜率绝对值大，宏观调控效果也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效果差别呢?是因为IS曲线斜率绝对值反向取决于d，正向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图2(a)中IS曲线斜率绝对值小，说明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d或者边际消费倾向b的数值较大，而d值和b值大，都会使政府采购的挤出效应大，所以实际增加的总产出就少，即宏观调控效果小。图2(a)中的(Y3-Y1)和图2(b)中的(Y3-Y2)为挤出效应而减少的总产出，(Y3-Y1)>(Y3-Y2)。
2．假定产品市场上政府采购对利率的敏感性是一个不变的常数，即IS曲线的形状和斜率不变。这时，LM曲线斜率越大，移动IS曲线时总产出变动就越小，采购的宏观调控效果也越小。
图3揭示增加政府采购支出时，由于LM曲线斜率不同所引起的宏观调控效果的差别。在图3的(a)和(b)中，IS曲线斜率相同，移动幅度也相同，说明所增加的采购额相同。不同的是，图3(a)LM 曲线斜率大，曲线陡；而图3(b)LM曲线斜率小，曲线平坦。由于LM曲线斜率等于k／h，斜率大说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h值小(假定k值不变的条件下)。h值小，挤出的效应就大，所以增加采购对总产出的影响就小些。在图3中，(Y3-Y0)表示政府购买乘数效应增加的总产出，图3(a)的(Y3-Y1)和图3(b)的(Y3-Y2)分别表示在两种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下的挤出效应，(Y3-Y2)>(Y3-Y2)。政府采购调控效果在图3(a)中为(Y1-Y0)，图3(b)中为(Y2-Y0)，图3(a)的采购调控效果小于图3(b)。
五、实证研究――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范例
我国政府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一度出现的经济过热状态得到有效控制，到1996年实现了经济增长9．7％、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为6．1％的成功软着陆。但从1997年以来，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出口下降、有效需求不足、投资增长乏力。以1998年为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的外贸出口增幅从1997年的20％狂跌至1998年的0．5％，利用外资也跌至2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表明社会总需求构成中的其他三部分都处于低迷态势。从货币政策来看，1996～1998年我国先后6次降低利率，但效果不够明显，这表明货币政策的作用不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社会总需求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购买，便历史性担当起启动内需的重任。从政府采购的角度看，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以增加政府投资和提高公务员工资为主要特征。
在政府投资方面，1998～2001年底，我国发行的5100亿元国债90％以上的都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带动了地方、部门、企业配套资金和银行贷款以及其他各方面投资近3万亿元。利用这些国债，国家安排基础设施项目8600多个，累计建成公路通车里程2．55万公里；建成铁路新线4007公里，复线1988公里，电气化里程1063公里；新建、扩建机场37个；对2400多个县进行了农网建设和改造，这些都在扩大内需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据测算，1998～2002年我国政府累计增发的6500亿元建设国债，分别对当年GDP增长带来了较大的贡献(见表1)。
在增加公务员工资方面，1999～2001年我国政府先后3次增加了公务员工资，财政累计支出4066亿元，这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据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的资料表明，新增的工资最可能的消费集中在衣食住行、日常消费、文化教育、耐用品消费上。而且适当提高公务员的待遇也可以带动社会工资的提高，对于促进消费、启动市场有着积极作用。
六、结束语
我国以扩大政府购买(主要是政府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果是明显的，增发的国债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向西部地区及生态环境建设倾斜的做法是值得称道的。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政府采购支出在拉动市场需求、放大采购乘数效应方面仍暴露出一些问题：
首先，政府增加投资所带动的市场需求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表现在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还不明显、没有很好启动民间投资等方面，这导致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不够理想。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有：(1)体制障碍。如公共投资中存在低效率和损失浪费现象，并且政府管制和融资歧视抑制了民间投资等。(2)结构障碍，由于我国正处在一个结构性供应过剩与结构性需求不足并存的买方市场环境中，这种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脱节，造成了社会需求没有得到有效启动。(3)政策偏差。如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重需求管理轻供给改善、重投资增长轻消费引导等。
其次，政府增加投资所产生的投资乘数不够理想。原因之一是，近来年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从而导致投资乘数也呈下降态势。原因之二是，我国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存在“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的问题。从1996年之后，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率明显快于GDP增长率，到2003年两者差距达到15个百分点。税收如此超常规增长而产生的紧缩效应反过来对扩大支出的扩张效应起了反向抵冲作用。
最后，体制不完善和市场化程度不高造成了调控效果不理想。实施以政府投资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政策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体制顺畅、市场化程度高；第二，必须有剩余的、闲置的生产要素和经济增长潜力；第三，国家要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两个条件在我国已基本具备。但我国在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关键词】产业革命乘数效应动力系统趋势特征
关于产业的基本理论
产业结构及其变动理论.产业结构(industrystructure)的划分,从静态来看,即研究国民经济中各产业的比重以及这些产业间的相互关系,据此可以分为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主导产业、战略产业、瓶颈产业.关于产业的分类方法大致有:马克思的两部类分类法及农轻重分类法、三次产业分类法、标准产业分类法.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三次产业分类方法.三次产业分类法的主要贡献者,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艾伦-费歇尔(AllenFisher)于1935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中首先提出,人类经济活动可以分为三次产业:第一产业是和人类第一次初级生产阶段相适应的农牧业;第二次产业是和工业大规模发展相对应的加工业;第三产业是指非物质生产的产业.英国统计学家科林G克拉克(ConlinGClark)在《安全与进步的条件》中完善了费歇尔法:标准是产业距消费者的远近程度,按产品是否有形,生产过程是否可与消费过程分离,可分为第一、第二、第三次产业.因此称为"克拉克大分类法".
从动态来看,即研究各产业之间相互转化和变动的规律.17世纪威廉·配地(W·Petty)在其着名的《政治术语》的分析中认为,制造业比农业,商业比制造业能够创造更高的收入,收入的差异性造成了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克拉克在费歇尔基础上,验证了配地的结论,即"配地-克拉克法则",认为,由于各产业收入的差距,引起了劳动力在各产业间的流动,一般规律是: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然后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移动.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出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和未来学家托夫勒提出的"信息社会理论"认为,在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中,大多数劳动者不再从事农业和制造业,而从事广义的服务业;社会财富也主要由服务业来生产.
产业循环.所谓产业循环是指由低一级产业体系向高一级产业体系演进的过程,高一级产业包含低级产业的成果.这种产业循环的根本原因就是由科技革命的内在动力所引起,一次次产业革命的爆发,也正是产业循环的标志.产业革命就是产业结构中的某些主导产业发生变革,从而引起整个产业体系的质的改变,由更高级的产业体系代替原来低级的产业体系.所以说,产业革命既是推动产业体系迈向高水平产业体系的原动力,也是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核心力量.
产业革命的数理模型
科技革命对产业革命的乘数效应.通过研究发现,产业革命与科技革命之间有个函数关系,如果用联立方程经济计量模型来分析,可以更清晰地说明各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
假定科技革命是自变量X,而产业革命是因变量Y,则有Y=f(X).在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内部呈现出乘数效应.假定科技革命内部一种关键技术为X,那么科技链的量变就是Y,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K=Y/X,K为系数,即科技革命内部某关键技术变革,引起整个科技的量的变化关系.相应地,在产业革命内部,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变化关系,即Y为产业革命总的变动量、X为某主导产业的变动量,它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乘数关系K=Y/X,数学含义是成倍数增长关系;经济学含义是:在整个科技链中某一关键技术的突破,必然要催生众多的相关科学和技术的出现;某一主导产业的变革,也必然引起整个产业体系的更大规模的质变.然而,由于科学与技术、技术与产业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乘数关系就演变为,科技革命对产业革命的乘数关系,即K=I/T,表示产业革命与科技革命之间的量变关系.当K>1时,科技革命必然带来更大规模的产业革命.从立次产业革命的实践来看,K始终是大于1.这就是科技革命对产业革命的乘数效应.同时,产业革命是相应时代变量的函数,也就是说,产业革命的爆发,不仅仅是科学技术推动的必然结果,更应该是这一时代综合因数的共同作用.只有产业革命爆发的诸多因数成熟的时候,才会有全面的产业革命,进而带来整个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我们在对产业革命的模型分析时,必须明确,简单的数学模型只可以解释产业革命爆发的基本规律,而一次产业革命的完全爆发,还必须把社会综合因数考虑进去.我们把这个综合因数假定为变量S,产业革命前的综合因数总变动量为S,因此前面的公式就可以改写为K=I/(S+T)>1.可以看出科技的变动与综合因数的变动将会使产业革命产生数倍的变动.这就是产业革命为什么能为社会经济带来巨大成就的原因.
历次产业革命的演进趋势
在两百多年的现代文明史中,先后发生了六次产业革命,已经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为推动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六次产业革命分别是:第一次:纺织技术--纺织产业--解决"穿"的问题(工业革命源于英国);第二次:钢铁技术--钢铁及其制造业--解决劳动条件问题(源于美国);第三次:石油化工技术--开始能源与新材料产业--解决效益与节约问题;第四次:汽车技术--为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的汽车产业--解决"行"的问题;第五次:IT技术--以IT为中心的信息产业--解决人类高效"社会"联系与获取信息资源的问题;第六次:生物技术--延长人类生命周期的相关产业,延年益寿的生物食品产业,核心是解决生命体延续的问题.
从历次产业革命演进规律来看,技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产业也同样由低级向高级演进,其实质是解决人类生命体的生存与延续.如果说前五次产业革命是满足人类生命体本身的维持需求,那么第六次产业革命,将主要满足延长生命体周期的需求.未来的产业革命,也仍然是围绕着维持与延长生命体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不断向高级发展.
第六次革命的动力因数
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曾说过,"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都是满足人的需求".然而,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和差异性的.着名社会学家马斯诺提出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即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层次决定论.每一次产业革命的爆发,人类欲望的满足都得到巨大的突破.然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决定了产业革命和产业变迁将是无止境的.
首先,科技的发展是第六次产业革命的直接动力.与人类直接相关的生命科学,由于科技的连动性和产业连动性,产生出巨大的扩散力和辐射力.
科学技术化,技术产业化,是人类科技发展的规律.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为下一次产业革命的到来奠定基础,并催生着下一次产业革命的爆发.以IT技术为中心的第五次产业革命,开始催生着第六次产业革命到来.
其次,诸多的外力因数也推动着产业革命的变迁.社会因数方面:全面、持续、协调的社会发展趋势,将十分有利于人类生命体的发展.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是维持和养护生命体的最好产业.生活方式方面:一切生活方式都将以最有利于生命体的方式来进行.生产方式方面:即人们获取资源的方式和手段将完全借助于智慧,而不是体力.依靠智慧和知识的新生产方式代替传统生产方式,对生命体生命力消耗大大减少.创新力方面:创新的原动力转化为推动产业革命的力量,第五次产业革命的最大贡献,就是唤醒了人类的创新力,在新产业革命的前夜,正是由于创新的力量,促使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并逐渐成为推动产业革命的巨大力量.
第六次产业革命特征
第六次产业革命的特征区别于历次产业革命,表现在以下方面:
延长生命周期的科学和相关产业成为此次革命的主流.首先,从延长生命周期的相关科学来看,生命科学的突破、生命环境科学的进步、人文环境科学的大发展,一切科学都将以人为中心,一切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科学副效应将被削减.其次,从产业来看,研究与开发将成为新产业革命的主要行业.在新产业革命时期,它将逐渐从生产中分离出来,形成相对独立的新兴行业.
科技的裂变效应和产业革命同步进行.从过去五次产业革命的过程来看,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产业的循环中,存在着前后相互作用,即三者之间的非同步性.然而,第六次产业革命在"科学-技术-产业"的循环中将表现为三者之间的融和,即科技的裂变效应和产业革命同步进行.
一、引言
自从我国强调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宏观经济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调节经济的主要工具之一。2010年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明显好转，但财政政策没有与货币政策一起“双退出”，因为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的效果尚待巩固，一些投资项目仍在进行中。尤其在外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内部经济复苏还有一定的不稳定性，需要总体积极的经济政策，而在货币政策转向的背景下，需要积极财政政策对冲货币政策转向的压力。
在此背景下精准测算财政政策乘数，对于我国下一步经济政策选择、经济形势预测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有一些成果，其共同特点是：都是利用IS-LM模型来测算。[1][2]IS-LM模型是同时考虑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基本模型和核心模型，应用这种模型测算财政支出乘数从理论上是一个大的进步。IS-LM模型中的IS曲线表示产品市场均衡时收入和利率的组合，LM曲线表示货币市场均衡时收入和利率的组合。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M为实际货币供应量，P为价格，CG为政府支出，E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T为税率，d(·)为居民消费函数，x(·)为出口函数，m(·)为进口函数。
假设税率T和货币供应量M为外生变量，将IS和LM曲线结合起来，可得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的产出和利率值。对(1)、(2)式全微分，将两式联立，用矩阵表示为：
(4)式是利用IS-LM均衡计算出来的财政支出乘数，也就是利用产品市场均衡和货币市场均衡计算的财政支出乘数。我们可以发现应用IS-LM模型没有考虑价格市场、国际收支市场、劳动力市场均衡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因而有非常大的局限性。
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和财政政策乘数的理论分析
(一)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理论框架
宏观经济均衡是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在总量与结构之间的基本平衡，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充分就业，各种资源的利用程度反映宏观经济运行质量的高低。宏观经济模型考虑产品、就业、价格、货币需求、利率的市场均衡，主要用以下六个函数表示：
(5)式是“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指的是物价上涨率和“现实产出水平对潜在产出水平的偏离”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一“偏离”表明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供给的缺口和物价上涨之间的压力。在这里，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各种资源正常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在现实中，表现为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随着需求的扩张，现实经济产出对潜在经济产出偏离上升，物价上涨率随之上升；在经济回落期，随着需求的收缩，现实经济产出对潜在经济产出的偏离下降时，物价上涨率随之下降。(6)式表示劳动市场均衡，和古典经济学的工资决定劳动力供给不同，现实中劳动力供给、经济生产和物价决定工资，因而(6)式表示需求决定工资。(7)式是货币市场均衡函数，也就是LM曲线。(8)式表示国际收支均衡函数，就是所谓的BP曲线。(9)式表示产品市场均衡，也就是IS曲线。(10)式是生产函数。
在(10)式中代入(6)式的L，假设CG、T、M为外生变量，对Y、P、W、R和E微分，得到以下矩阵：
(11)式是在标准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基础上，在价格市场均衡、劳动力市场均衡、产品市场均衡、货币市场均衡、国际市场均衡的前提下，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价格、工资、利率和汇率变化推导的矩阵方程，(11)式是计算我国财政政策乘数的基础。
(二)货币供应量、汇率一定的场合下的财政政策乘数的理论推导
现实中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是调节宏观经济的两大重要手段，两者总是被同时使用，但是为了计算的简单，我们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汇率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本文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中，把M(货币供应量)和E(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视为外生变量，在此前提下分析财政支出的效果。假设ΔCG=1、ΔE=ΔT=ΔM=0，以矩阵(11)为基础，计算财政支出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得出在货币供应量、汇率一定的场合下财政政策乘数：
三、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主要内容、特点和结构
(一)模型特点和主要内容
本文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吸取以往研究的经验，构建吻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具体特点如下：第一以分析财政政策为重点的宏观经济模型。模型侧重于财政政策的变化会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模型对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进行了描述。第二是建立在国民核算体系下的需求导向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3]第三选择了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区间。数据样本为1980-2007年年度数据，在该段时间内中国已经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的各组成部分已进入市场经济的角色，数据相对稳定。第四采纳了动态建模理论，通过交替运用理论与数据信息，不仅对经济理论的适用性进行深入探讨，同时也利用现实数据寻找实际经济运行规律。为此，我们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同时较好地兼顾了中国经济转轨的特点，从最广泛的影响因素入手，本着“检验、检验、再检验”的原则，从“一般到特殊”逐步简化，模型设计简洁，操作规范，减少了变量过程的随意性。
(二)模型结构
本文的宏观模型是一个小规模的需求导向型的宏观经济模型，产出由需求决定。模型涵盖了宏观经济模型分析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共分为需求、供给、收入、财政、价格五个模块，由10个行为方程、19个恒等式组成，共包括33个内生变量和10个外生变量(限于篇幅，略)。图1为模型结构示意图。
注：阴影部分为外生变量。
图1 模型结构示意图
四、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测算
本文重点考查的是财政支出乘数，也就是财政支出变化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变化的倍数。从财政政策乘数的作用机理来说(见图2)：当财政通过增加财政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需要进行政府采购和雇用劳动者来从事生产，从而拉动政府消费和企业收入、居民收入的提高，企业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将促进居民消费和投资，最终带动经济增长①。
图2 财政支出乘数
具体步骤如下：假设2003-2007年期间连续一次性追加1单位财政支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运行结果(限于篇幅，具体过程略)显示第一年(2003年)财政支出乘数是1.883，并在其后四年 (2004-2007)对GDP有影响，其乘数分别为0.47、0.291、0.136、0.011。如果从2003-2007年期间连续每年追加1单位财政支出，财政支出乘数分别为1.883、2.497、2.903、3.017、3.025。这表明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是连续上升。
五、四万亿投资政策效应测算
四万亿投资结构见表1，我们可以看到四万亿主要用于政府消费(文教卫生)和政府投资(住房、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因为四万亿投资计划开始于2008年年底，其经济效果将在2009年开始，因此我们假设两个投资方案：A方案，2009-2010年每年追加2万亿投资；B方案，2009-2011年每年追加1.333万亿投资。两个方案对2009-2014年经济影响为(具体计算过程略)：如果实施A方案(2009-2010年每年追加2万亿投资)，2009年将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33185亿元，政府消费增加9313亿元，居民消费增加9016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增加29718亿元，进口增加2077亿美元，出口减少266亿美元。其作用将持续影响到今后几年，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共增加101602亿元，政府消费共增加20776亿元，居民消费共增加35868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共增加91433亿元，进口总额共增加7122亿美元，出口总额共减少1434亿美元。
如果实施B方案(2009-2011年，每年平均投资1.33万亿元)，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2097亿元，政府消费增加6211亿元，居民消费增加6038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增加19728亿元，进口增加1377亿美元，出口减少181亿美元。其作用将持续影响到今后几年，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共增加94691亿元，政府消费共增加20496亿元，居民消费共增加33936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共增加83819亿元，进口总额共增加6928亿美元，出口总额共减少1395亿美元。
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在2008年10月采用的四万亿刺激方案对于“保增长”是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是经济调节的一个有效工具，从实施时间分布来看，两年计划和三年计划的经济效果不会有太大区别。同时，我们也验证了政府投资不仅提高政府消费也拉动内需。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财政纷纷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危机时最有效的措施莫过于财政政策。因为企业和家庭在“危机”面前，倾向于采取储蓄、调整和解雇雇员等的措施，对于家庭和企业来说这也许是正确的选择，但对于整体经济来说，这些措施会使经济形势进入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所以当经济出现停滞的兆头时，即使财政政策乘数较低，大多数国家还是会动用财政政策。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即使很多人指责“公共投资效率太低”，但财政政策仍然是有力的经济干预手段。[4]财政政策的影响不仅在于当年，还要看到2年后、3年后，甚至5年后对经济的影响。
本文利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推导出财政政策乘数，并从实证角度估计我国财政政策乘数大约在1.88，且目前阶段财政政策乘数呈上升趋势。本文还测算了四万亿财政刺激方案的经济效应，发现财政政策是调节总需求的重要杠杆，这对我国当前加强宏观调控、扩大经济增长具有以下的政策含义：
1.在社会总需求持续小于总供给的情况下，公共投资大幅度增加会直接提高总需求，缓解供求矛盾。这就是常说的公共投资能成倍地创造收入(乘数效应)，从而增加总需求的“需求效应”。同时，公共投资通过增加经济中的资本存量，提高经济生产潜能，从而具有“供给效应”。[2]
2.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这些部门作为公共投资的重点不仅推动结构调整，还为今后的经济持续增长奠定基础。同时，公共投资通过在西部落后地区、四川受灾地区的公共工程建设，带动西部地区的投资，为我国地区经济均衡发展，调整经济结构打下基础。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表明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益越大。
3.增加公共投资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政府虽然可以通过税收和一次性转移支付等措施来缓解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状况，但往往受政治和社会因素的限制，提高收入取决于整体经济形势②。
财政政策是凯恩斯主义者非常喜欢使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他们认为，对总需求的调控，财政政策比之货币政策更有效，财政政策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它既可以被用来变动总需求，以对付严重的通货紧缩或者通货膨胀，也可以被用来微调经济，熨平经济周期的较大的波动。财政政策的措施十分简单明了，如果经济正处于严重的萧条时期，财政政策就采取“减收增支”的办法，减收就是减税，增支就是增加政府开支和增加社会福利的办法。
减税和社会福利的增加会使漏出减少，注入增加，会很快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涉及到政府预算的制订和实施，由于时间间隔较短，效应也就较显著。在西方国家，减税，主要是减个人所得税，既减少漏出，又对个人的劳动和投资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增加支出和社会福利的作用是直接扩大总需求。但是，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究竟会使总需求增加多少，最终使GDP增加多少，很难作出估计。如果人们把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的一部分钱用于增加对进口品的需求，并且边际进口倾向较高的话，则总需求的扩大就不会很大了。
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对总需求的扩大作用甚小。增加政府支出是刺激经济的一种最直接的手段。政府支出可直接作用于总需求，因而有较充分的乘数效应。同时，政府支出可以直接为宏观调控目标服务，更有目的性和针对性。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可以扩大总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国民经济的瓶颈缺口，增加社会的生产能力。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经济特别萧条的地区以帮助该地区的经济走出困境。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不太使用进口品的项目上，尽可能以乘数效应增加GDP.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增加就业的项目上，以减少失业人口。但是，政府支出如果花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话，就会耗费较长的时间，很难立竿见影。当然在对付长期性经济萧条方面还是有效的。不过，政府实施的项目往往由于缺乏责任心和管理，工程质量较差，很多被称为“豆腐渣工程”，弄得不好会劳民伤财。
与解决通货紧缩缺口的财政政策相反，如果经济存在通货膨胀缺口，经济基本已达到了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此时就应当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即增收节支的政策，增加税收、减少财政支出。
从近代历史看，在西方国家，只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存在过持续的通货膨胀缺口，这主要是由于战争经费支出急剧增加所致。其余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货紧缩缺口存在，通货膨胀缺口只是暂时性地存在过。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存在过一个怪现象，就是在高通货膨胀率的同时，失业率也上升，也就是滞胀。凯恩斯主义者把滞胀的原因归结为在收缩总需求的同时，总供应也收缩了，这样抵消了通货膨胀的效应，但国民产出也下降了，结果社会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失业率上升。
总需求和总供应的同时萎缩会对总供应产生不利的影响。税收的增加会对劳动和投资产生反激励的作用，也会进一步推动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政府支出的削减会对某些依赖政府支出的部门（如卫生医疗部门、教育部门、公共交通部门等）产生严重的影响，减少政府对社会的公共提供。对基础设施支出的削减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持续的通货紧缩政策还会使私人投资减少。所有这些都会使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减少。
经验表明，对付通货膨胀并不难，即使有的国家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经过治理，也能平息下来，难的是在治理通货膨胀的同时不引发通货紧缩。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都可被用来微调经济，只要政府对总需求实行有效的管理。所谓微调经济是指通过政府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干预，以避免经济周期出现较大的波动。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作用更为明显。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政府针对经济的冷热，实施相反的对策（逆向调节），如果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经济高涨时期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则国民经济的运行就会比自发运行的轨迹要平稳得多。当然，政府要完全熨平经济的波动是不可能的，也有可能由于对经济形势判断失误，使国民经济秩序更加紊乱。
政府调节经济的的主要问题是时滞。如果时滞效应很长，稳定经济的政策可能反而会成为“不稳定的经济政策。”因此，只要对经济形势判断正确，财政政策制定和实施得当，经济的波动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国民经济一样可以实现相对平稳的发展。
二、货币主义者对政府调节经济的做法持反对态度
货币主义者反对把财政政策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的主要理由是：减税或增加财政支出并不会对经济有什么刺激作用，国民产出不会因此而增加，因为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货币供应也相应扩大了，增加的只是名义的GDP.从长期来说，扩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只能导致通货膨胀。特别是在浮动的汇率体制下，这个结果更为明显，因为总需求的扩大会使本国的货币贬值，从而使进口品和进口原材料价格上升，进一步推动通货膨胀。在经济萧条时期，公共部门的借款需求会增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能会使这种借款需求更高，结果可能会发生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利率可能会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最终会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抵消掉。
货币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必须要与货币政策相配合，才会产生持续的效应，说白了，货币政策是真正对总需求发生影响的因素。弄得不好，财政政策只会造成总需求更大的波动。实施财政政策可能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对三方面的效应要作出估计：（1）政府支出和政府税收的变化对别的注入和漏出的影响程度究竟如何？（2）乘数和加速数的规模如何？（3）时滞效应如何？
货币主义者坚信市场的自身调整力量，认为上述的三方面的效应是很难估计的，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行得到解决的，所以财政政策是没有必要实施的。
货币主义者认为有两种不同的财政政策，一种是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财政政策，另一种是不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纯粹的财政政策，两者是有区别的。前者之所以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变化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往往同时实施，二是在实施财政政策的过程中会连带出货币供应的变化，而货币供应与财政政策的同方向变化会抵消财政政策的效果，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增加，收缩性的财政政策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减少，结果对国民产出的变化无济于事。再说，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财政政策会对总需求发生影响，但这是货币供应变化的结果，而不是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后者对总需求的刺激是有某些短期效应的，但由于时滞存在，要预测人们对财政政策的反应是很困难的，再加上各种复杂的经济因素都会起作用，很难分门别类，对症下药，财政政策不可能把经济调整到主观设定的精确位置，微调经济的目的是很难达到的。从长期来说，纯粹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对国民产出是没有影响的，只会产生挤出效应，就是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的减少。
财政政策的货币效应究竟如何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密切不可分、实施财政政策的时候，或多或少会产生货币效应，纯粹的财政政策（一点也不影响货币供应）几乎是不存在的；实施货币政策的时候，也或多或少带有财政政策的含义。真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如果经济正处于萧条时期，本来财政预算是平衡的，政府为刺激经济决定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产生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政府直接向社会公众发债，社会公众把钱借给政府，这不涉及到货币供应的变化。政府利用财政赤字的同时，既刺激了总需求，也增加了货币的交易需求。另一种方式是政府向中央银行借债，这种国债发行方式结果增加货币供应。
政府增加财政赤字，注入增加，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均衡的国民产出。政府支出的增加会使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增加。如果财政赤字增加的结果使货币供应增加，市场利率可以因货币需求和供应同时增加而保持不变，由于市场利率保持不变，不会对投资产生影响，所以没有挤出效应。如果财政赤字增加的结果没有增加货币供应，市场的货币交易需求增加后使均衡利率上升，利率上升的结果就会使投资减少，产生挤出效应，注入量就会低于期望的水平，国民产出不会增加。
扩张性财政政策在货币供应不变的条件下，究竟是否一定会产生挤出效应就要看两方面的变化情况。一是货币需求弹性，即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需求是比较缺乏弹性的，同样是灵活偏好曲线水平上移，利率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货币需求是较有弹性的，总需求扩张后，对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增加了，货币的灵活偏好曲线会上升，结果利率的上升幅度不大。二是投资弹性，即投资数量对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货币主义者认为，利率的变化会对投资额产生较大的变化。而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投资额对利率变化通常是比较缺乏弹性的。投资者决定投资与否主要是取决于经济形势发展趋势和所生产产品的销售前景，而对市场利率的考虑并不放在首要的位置，利率的变化只对投资额产生较小的影响。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的实施只会对利率产生很小的影响，对投资额的影响更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挤出效应。总需求的扩大可能会通过加速器效应使投资额增加。货币主义者认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使利率明显上升，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严重的影响，挤出效应明显存在。他们的观点是，政府必须要减少财政预算赤字。从长期来看，假使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话，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完全挤出私人投资。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由于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两者对财政政策实施的效应预期发生很大的偏差。
三、我国财政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
上述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在财政政策上的诸多分歧是在市场经济条件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不能照搬照套。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基础是转轨经济，也就是国民经济既有市场经济的成分又有计划经济的影响。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原理是来自于凯恩斯主义。我们可以从凯恩斯主义者对财政政策的肯定性主张与货币主义者对财政政策的否定性意见中归纳出若干个主要问题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讨论，以使我们在制定财政政策中避免一些盲目性，增加其有效性。
对增加财政支出如何看？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最主要的措施是扩大国债的发行，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应当肯定，这种做法是行之有效的。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带动了相关行业的生产，从而进一步带动了消费和投资。从投资项目看，主要利用的是国内资源，因此，投资所产生的乘数效应较大。为什么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没有出现货币主义者所担心的问题呢？
首先，扩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没有导致通货膨胀。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国的生产能力确实有过剩现象，总需求的增加促进了生产能力的利用；另一方面，我国还没有实行浮动的汇率体制，再加上出口情况尚可，总需求的扩大没有使本国的货币贬值域者说本来是应当升值的），进口品和进口原材料价格没有因之上升而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其次，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虽然使公共借款需求更高，但在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既增加了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增加了货币供应，没有发生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利率也没有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反而比以前降低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并没有被抵消掉。
再次，挤出效应很小，甚至没有。事实证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对利率几乎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对投资额的影响更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挤出效应。总需求的扩大可能会通过加速器效应使投资额增加。
在我国现行条件下，财政支出的启、体效应是值得肯定的，需要研究的是结构性效应。增加公共投资的最大缺点就是缺乏资金有效利用的监督，很容易引起浪费。所以，一方面要改进公共投资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可以考虑缩小政府对公共设施的直接投资规模，把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与私人投资合股，或者增加财政贴息和无息贷款，更多发挥私人投资的作用，同时也可以扩大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
对减税如何看？减税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疲软时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我国，减税对国民经济不会有什么刺激作用，主要理由有两条：（1）个人所得税无论从绝对规模或者相对规模来看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都很小，不象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要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50％左右，减税会对国民消费产生重大影响。（2）从我国个人所得税结构来看，应当说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大多是中等收入以上的人群，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要比低收入的人群来得低，换言之，征收个人所得税不会对中等收入以上人群的生活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样，如果对这部分人群实行减税，只会增加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他们的储蓄，不会明显增加他们的消费。相反，如果对这部分人群增加个人所得税，把这部分钱补贴给穷人则会增加国民经济的消费水平。
对企业的减税，照例是能够减少漏出，增加注入的。我国原来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效益不佳，上缴的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大部分企业已到了无税可缴，即无税可减的地步，但一些经济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仍然承担着上缴国家税收的主要任务。减税一方面会对国家预算产生重大的冲击，缺乏可行性；另一方面，政府对这些企业开辟了别的筹资渠道，比如，国有企业上市筹资，银行债转股，继续给予贷款支持等。从资金量上看，这些措施要比减税大得多，有效得多。对非国有企业的税收是否也可以减税呢？当然可以。但是要研究减税的效应。非国有企业的税后利润基本归私人所有，减税的结果会增加投资者个人钱包中的钱，而不会对投资者的当前消费行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其直接效应是增加储蓄。那么对他们的投资行为是否会产生刺激作用呢？减税必然会提高税后的投资利润率，对投资会起到刺激作用，但决定投资的因素很多，因为投资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作出的，投资者决定投资与否，主要是对将来的经济前景作出预期，而不是看眼前的税收负担。如果经济前景不明，他们不会贸然投资。同样，对企业的减税也不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即对付通货紧缩的一种临时措施。如果企业普遍认为如此，则对企业的投资会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
对自动稳定器如何看？稳定经济的政策很多是得益于财政的收支具有自动稳定器的功能。财政收支的逆向调节功能会使乘数效应减少，从而使经济波动的幅度减少。但是，主要的武器靠的是每年预算的税收和财政支出的自行变化，而不是政府对经济形势作出判断后及时作出的对策。从我国历年的财政预算安排来看，一般都是对财政收支的具体项目进行安排和平衡，并没有出于对国民经济速率的快慢作主动性的逆向调整。即使近两年政府主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在预算安排问题上也没有作出过主动性的逆向调整。事实上，我国的财政预算是被动性的，也就是有多少收入安排多少支出；或者有多少支出必须组织多少收入，如果不够，在尽可能压缩的基础上，政府再发行国债给予弥补。财政赤字的发生照例应与国民经济萧条时期相对应，但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几乎年年发生财政赤字，许多年份是处于通货膨胀时期。近几年国民经济发生疲软，政府尽管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在预算安排上仍然采取审慎的原则，只是在国债上增加了发行额度，而没有在财政赤字上故意扩大规模。特别是在组织财政收入上，政府不仅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减税，而是实行了增收的措施。这说明政府实行的财政政策既是积极的，又是审慎的。同时又说明财政政策的逆向调节作用也是靠自动稳定器在发挥作用。从我国财政收支的两方面看，财政支出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似乎要比财政收入明显。因为财政支出的许多项目是必不可少的，是不能削减的（比如公务员的工资、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费、国有企业的基本开支等），在经济疲软时期也是要发生的，所以，对避免经济的过分萧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财政收入看，表面上近几年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是否会对国民经济的复苏产生遏制作用呢？我以为，这种遏制作用很小。根据经典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国民经济萧条时期，财政收入也会随着国民收人的减少而减少，主动性的减税会使漏出减少，注入增加。我国为什么在经济疲软时期财政收入反而会增加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1）财政收入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本来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有企业，现在国有企业的效益普遍不好，其对国家的税利贡献急剧下降，这与宏观经济学的道理是一致的，但是，我国又处于经济转轨时期，非国有经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挂着集体企业牌子的私营企业）近几年增长迅速，它们对国家的税收贡献却有明显增长；（2）政府加大了征收的力度，对本来应当征收的税收征了上来，当然征收依据的是税法，增加的财政收入主要也来自有非国有企业，可见，近几年财政收入的增加并不是政府的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而是自动稳定器在我国转轨经济时期的特殊表现。
对我国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基础如何看？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当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已基本形成了，则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会更加明显。
我国市场经济的的基本框架有待逐渐形成。本人以为，判断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形成与否至少有以下几个标志：一是企业是否能按企业规则行事，比如是否有定价的自，也就是市场上的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是否有用工权，根据需要雇佣和解雇雇员。二是商品是否能在全国市场上自由流通，不受人为的限制和地方的保护及歧视。三是企业的形成与发展是否受到所有制的限制，特别是民营企业是否能够根据市场竞争的原则可以自由进人或退出。四是社会资本是否可以根据市场信号自由转移。五是是否形成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税务制度与法规。根据这些标准衡量，我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尚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由于如此，宏观的总量调控，就会遇到许多的人为障碍，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因为总量调节的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有一个畅行无阻的传导机制。比如，国家增加财政支出的目的是要通过乘数效应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其前提就是要求企业对总需求的变化反应十分敏感，这样才会产生连锁反应，达到国民经济倍数增长。如果其中某一环节，对总需求的反应并不敏感，就会使乘数效应大打折扣。
【关键词】贵安新区 区域经济发展 转变
一、背景及意义
2014年1月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贵安新区，成为全国第八个国家级区。贵安新区规划面积1795平方公里，涉及贵阳、安顺两市所辖4县20个乡镇，所辖区域是黔中经济区核心地带，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设立至今，其是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生态文明示范区。自开工建设以来，城市骨干路网基本完成，富士康（贵州）第四代绿色产业园、三大通信运营商数据中心观等一批引领性项目建成投产，一批绿色环境建设重大工程启动实施，城市统筹初见成效。“三年有形象、五年大发展、十年建新城”，贵安新区蓝图绘就。“新区的规划和建设，一定要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不能降格以求。”6月17日，视察贵安新区时做重要指示。作为全国第八、西部第五个国家级新区，贵安新区紧紧围绕“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生态文明示范区”三大战略使命，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开发建设中坚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把民营经济作为开发建设的重要力量和新兴动力，坚持创新与创业环境并重，政府与市场两手发力，最大限度释放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全力打造中国西部民营经济发展新高地。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经济全球化可以定义为区域经济集团之间不断增长的相互依存和经济活动的跨界功能一体化，是一个经济活动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和国际联系不断加深的过程。”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主要表现是贸易扩张、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动、新技术的浪潮和区域一体化。在区域经济发展新趋势的推动下，区域经济学的未来发展也出现了新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问题日益凸现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落后病”、“膨胀病”，区域问题如同区域“病症”一样影响着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由于区域问题的出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各种“问题区域”或者“问题地区”。一国区域经济发展是否稳定和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问题区域”的解决。因此，在将来的区域经济学发展中，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文献中数学模型形成了几种模型，分别为：投入产出模型、？线形规划模型、区域空间均衡模型、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动态城市模型、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模型。
三、经济新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一）点轴开发理论
点轴模式是从增长极模式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开发模式。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把产业部门集中而优先增长的先发地区称为增长极。在一个广大的地域内，增长极只能是区域内各种条件优越，具有区位优势的少数地点。一个增长极一经形成，它本身日益壮大，并使周围的区域成为极化区域。点轴开发理论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空间线性推进方式，它是增长极理论聚点突破与梯度转移理论线性推进的完美结合。一旦地区的主导产业形成，源于产业之间的自然联系，必然会形成在主导产业周围的前向联系产业，从而形成乘数效应。
（二）积累因果理论
累积因果理论，又可以称为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其的形成是由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于1957年提出的，后来经卡尔多和瑟卡尔沃尔等人发展并具体化为一种模型。根据研究在经济循环累积过程中，这累积效应有两种相反的效应，即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前者指比较落后地区的资金和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导致落后地区要素不足，相比发展更慢；后者所指的发达地区的资金和劳动力向落后地区流动，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这一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解决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问题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三）理论
中心理论是拉美国家的“依附”理论的重要体现。中心是决定经济体系发展路径的局部空间，这也就是决定了被称为“”的依附的局部空间的发展。中心和共同构成了体系，是以权威性和依附性关系为主要标志的。中心和存在了不同层面：一个区域的局部范围之间，区域之间和国家之间以及在全球层面上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第三国家的大城市是该地区的中心，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中，是所属于地位。由这些中心向周边地区扩散，周边地区依附于“中心”而获得发展。因此，发展本身就包含极化过程，在这一点上同极化理论一致。
四、贵安新区现状
全省“民营企业服务年”贵安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出台《贵安新区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从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创业环境、提升服务水平、加大财税支持、拓宽融资渠道、降低用工成本、支持市场开拓，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贵安新区统筹协调推进“民营企业服务年”活动，以着力破解民营经济发展为主要任务，以实施专项服务、精准服务、贴身服务为重要抓手，，建立民营企业问题台账，逐项明确各相关职能部门和主要工作任务，深入开展规范化、常态化并且长效化的“民营企业服务年”活动。
进入21世纪，美国网络经济开始衰退，日本、俄罗斯、亚洲经济开始缓慢复苏，欧洲经济继续保持缓慢发展，中国则持续着快速增长。因此，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数量激增，中国成为遭遇贸易摩擦最集中的国家。中国所面临的贸易摩擦问题不仅数量日益增多，发生更加频繁。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实践证明的客观规律。贸易摩擦作为国家利益的冲突，突出体现在这种不平衡发展的进程中。
西方经济学认为，完全竞争市场是指交换和竞争没有任何阻力和干扰的市场，它需要具备诸多假定条件。但恰如凯恩斯所说，“我们对普遍接受的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不在于发现它在分析中的逻辑缺陷，而在于指出它的假定很少或者从来就没有的在现实中满足过，从而根本就未能解决现实世界中的经济问题”。对于国际贸易而言，市场经济的不完全性更加明显。
市场经济不完全性的作用机制在开放经济前提下,才具备向贸易摩擦演变的基本条件，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下,外在表现为国家利益冲突，从而为贸易摩擦的生成提供了条件。
贸易摩擦的成因
贸易摩擦的生成不是简单的贸易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涉及贸易双方国内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过程、现状和制度的问题。贸易摩擦的形成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通过这三个阶段，贸易摩擦在各种因素作用下逐步生成。
第一阶段，以需求为起点的进口诱发阶段。在开放经济的前提下，一国消费者可以通过比较国际同类产品或替代产品，来选择产品组合方式，以实现消费者利益最大化。这种选择的出发点是消费者的消费偏好，选择的指标体系可以分为价值（价格）和使用价值两部分。
从价格选择来看，消费者显然希望以最低的价格换取最大的消费效益（使用价值）。在本国产品价格高于外国同类产品时，将促使消费者选择后者；在相同价格条件下，国外产品组合比国内产品组合能够带来更多效益（使用价值）时，消费者也愿意购买国外产品组合。
使用价值的选择不仅包括产品及服务直接供人消费的功用，还包括消费者通过这些消费活动带来的心理满足。对于一国消费者而言，这些使用价值的满足通常有两个途径。
其一，外国不能生产而只有本国才能生产的新产品。这种新产品由于技术先进和产权有保障，在国际贸易中占据垄断地位，处于无竞争状态。因而，消费者只能选择本国该产业产品进行消费，不会诱发国际贸易，当然也就无贸易摩擦可言。但是，如果这种新产品存在成熟的替代产品，且因替代产品价格较低而使消费者选择了替代产品，则需考虑下一种情形。
其二，本国和外国都能够提供的成熟产业产品，包括本国新产品的替代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越是产业技术成熟的发达国家，其产业发展过程越长，工资等要素的刚性越强，生产成本就越来越高。由此，推动其产业技术转移至劳动力、原材料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该产业技术后，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提供更加便宜的产品。于是，消费者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就会选择外国产品，由此诱发进口。从整个国际分工来看，进口增加意味着外国产品生产挤占了本国在世界的生产份额。
简言之，在这一阶段，消费者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将选择价格最低的产品组合来满足需求。这种倾向将在本国产品价格偏高时，诱发国外同类产品进口，造成本国在世界的生产份额被挤占。
第二阶段，进口导致国家利益受损阶段。国外同类产品的进口必然挤占进口国在世界的生产份额。这种情形通常会在进口国通过乘数原理引起恶性循环。
具体而言，一个产业的衰退、生产规模的缩小，将在生产过程和国民经济循环中逐步引起以下后果：
第一，产业的衰退和生产规模的缩小，必然使该产业对原材料、生产设备需求减少，从而使提供这些产品的相关产业市场缩小，导致相关产业利润减少。如此循环往复，使得国民经济整体利益受到损害。就像新增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具有乘数效应一样，一个产业的衰退对整个国民经济也有消极的乘数作用。
第二，产业利润的减少，不仅削弱产业投资能力，而且还会在工会制度等经济制度背景下，因工资等特殊要素的刚性，使得企业无法有足够的资金投入研发。研发投入的减少使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无以为继，企业技术改造和更新能力更加低下，使其在国际同类产品的低价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导致该产业的进一步衰退。这些影响还会通过乘数效应不断传递给国民经济内部相关产业部门，进而削弱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加剧衰退。
第三，进口国相关产业衰退的加剧，直接削弱了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导致国内市场供给出现更大缺口，引发更大规模的进口。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将表现为进口国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衡强化了进口国对国家利益受到损害的认识，为贸易摩擦点燃了导火索。
第三阶段，国家利益引起贸易摩擦阶段。当进口国国家利益可以明确判断为受到损害后，一些国家便对其加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得失进行反思。进口国对是否退出国际分工体系的不同选择和不同政策，也会通过不同方式引起贸易摩擦。
一部分国家选择退出国际分工体系，拒绝外国产品进入，由此直接引发贸易摩擦。鉴于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国际分工体系而存在。因此，大多数进口国会针对特定产品全面限制其进口。这样，必然引发贸易摩擦。
现实中，更多的进口国会采取继续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对外贸易战略的制订和执行来部分限制进口。这种做法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阻止进口国利益扩大。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政策执行的标准不同，发生贸易摩擦的动机、时机、方式、解决方式都有所不同。
贸易政策的标准可分为意识形态标准和经济利益标准两大体系。所谓意识形态标准下的贸易摩擦，是指进口国因与出口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而蓄意针对该出口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挑起贸易摩擦，以阻止其经济发展，保障进口国及其意识形态下的国家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这种意识形态标准下的贸易摩擦动机是政治性的，但时机只能是经济性的，而且不需要证实进口国的经济发展已受到损害，往往一项产品进口的增加――甚至不增加但数额较大，就会引发贸易摩擦。在制裁方式上，进口国发动的不仅仅是以反倾销为代表的针对大量进口的临时贸易制裁，还包括技术壁垒、保障措施等制度性贸易壁垒。在解决方式上，进口国往往坚持其制度性的贸易壁垒部分，拖延反倾销等临时性贸易摩擦的诉讼进程，并力求证明反倾销等临时政策制裁的合理性，最大限度地限制出口国相关产业的发展。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就有很多意识形态成分。
所谓经济利益标准下的贸易摩擦，是指进口国因出口国对其经济利益的损害，有针对性地采取贸易制裁措施，引起贸易摩擦，以保障进口国长期或短期的经济利益。此类贸易摩擦的动机基本出于经济目的，时机也是经济性的，提出贸易制裁的国家往往处于长期经济衰退或萧条之中，恰逢其他国家大量进口产品冲击，使得国内相关产业更加萧条。在制裁方式上，这一类型的贸易摩擦虽然也存在反倾销之类的做法，但多了许多回旋余地。在解决方式上，协商解决是主要化解方法。近年来，由于冷战结束，意识形态带来的同一阵营认同感逐步削弱，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仲裁机构来解决贸易摩擦逐渐增多。通常，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基本属于此类，在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中也有类似情形。
贸易摩擦的影响
在大多数人看来，贸易摩擦只有害处没有好处。事实上，贸易摩擦对进口国、出口国双方乃至整个世界经济都有较大影响，这种影响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
从积极方面来看，贸易摩擦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技术进步、保护进口国衰退产业、提高进口国社会福利等方面都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第一，从出口国来看，贸易摩擦对于那些单纯依靠低价倾销的出口方式有一定阻止作用，因而迫使出口国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技术进步，通过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加产品功能，提高产品质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等方式来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从进口国来看，贸易摩擦是政府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工会等机构为保护国内有关产业及劳动者福利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它不仅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延缓国内相关产业衰退，保护国内产业免受毁灭性打击，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应权益，更可以帮助进口国遏制出口国经济发展势头，实现其国际经济政策和战略意图，同时维护国内经济及社会的稳定。
第三，就整个国际经济体系而言，贸易摩擦使国际贸易中隐藏着的不平等竞争暴露出来，并通过双边磋商和国际有关组织的协调，最终使国际贸易秩序归于相对公平，保障一定的自由竞争，推进技术开发和资源有效配置。
贸易摩擦在世人眼中更多地表现为消极因素。这是因为：
第一，贸易摩擦往往是进口国经济因出口国大量出口而受到打击后，借助制度及政策之便，发动的对出口国的报复行为。这些行为虽然有些是世贸组织制度所允许的，但大多对出口国带有强制性、惩罚性，是破坏自由贸易原则的。因而，贸易摩擦往往打断了出口国正常的出动及相关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过程，阻碍出口国的经济发展，进而在总体上也不利于整个世界经济的繁荣。
1997年版的《统计手册》规定，各国在编制货币供应量时，主要考虑的应当是本国经济、金融特点。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共有三个层次：第一，流通中的现金M0，即现金;第二，狭义货币供应量M1，M1=M0+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其所反映的是现实的购买力;第三，广义货币供应量M2，M2=M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信托类存款+其他存款，另外，M2不仅反映了现实购买力，也反映了潜在购买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M2/GDP在改革期间不断增加。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这一比值仅0.245，到2011年增长为1.800。33年来，M2/GDP增加了7.34倍。相比于国外，印度的M2/GDP在1988年为0.402，日本为1.046，美国为0.651;到1999年印度为0.480，日本为1.237，美国为0.601。相比之下，我国的M2/GDP过高且增长速度惊人。
理论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因素有所不同。笔者从较为细化的方面分析主要影响因素。
第一，货币的流通速度。从国民收入货币化的角度来讲，分为货币化国民收入与非货币化国民收入。货币化国民收入的经济体吸收货币的能力较强，因此一定的货币供给量下，货币流通速度较慢。相反，在货币化程度较差的经济体下，同等货币供给量下吸收货币的能力较弱，也就是货币流通速度较快。我国之所以货币供给长期高于GDP 与物价增幅之和而没有造成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原因就是货币化程度较高 [1]。
第二，中央银行的货币回笼政策。当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大于所需要的货币量时，政府会通过货币回笼将剩余的货币流回到中央银行，从而使货币供给与需求相适应，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通过货币回笼的变化，可以探知当期的货币供给量是否符合市场所需要的货币量。
第三，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货币不再只流向商品市场，也向股票市场流动。而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讲，货币供应量会通过一定机制传导到股票市场，如中央银行通过调节准备金控制货币供给量，从而影响到整个金融机构。当货币供给量增加时，人们持有的货币就会增加，相对于股票来说，持有股票的收益会更大，从而将货币市场的货币挤入股票市场，促使股价上升。另外，货币供给量增加后导致利率下降，投资增加，居民收入增加，通过乘数效应，股票价格又会上升。股价上升产生的保值意识会使流通中的货币量相应减少[2]。
第四，银行储蓄。银行储蓄总额可有效地解释广义货币中的准货币供给量。近年来，我国广义货币相对于GDP的持续超高速度增长主要是由准货币的高速增长造成的，上述计算得出准货币与GDP比率的增长速度为M1/GDP增速的2.4倍。准货币的高速增长又可基本由城乡储蓄的高速增长来解释。由此看来，在居民储蓄行为不变的前提下，丰富吸引居民储蓄的金融商品结构，将减小准货币过度增长的压力。
第五，国债的发行。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后，政府长时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尽管经济实力增加明显，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但难免出现财政赤字，所以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就很有必要了。而国债的发行对货币供给有巨大的影响，虽然商业银行使用超额准备金购买国债会降低基础货币数量，但M1和M2并不会因此减少，反而国债的收入会扩张M1和M2的数量。
第六，经济增长和财政收支。经济增长率类似上述货币化程度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由于经济各部门的快速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会更大，必定会使货币供给量增加。而当前，财政收支均以货币形式进行，因此财政规模的扩大或缩小也会对货币的需求与攻击产生影响。
关键词：社会保障 边际效用 挤出效应
基本保障一般是指水平较低而覆盖面较广的、用以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水平的保障程度。其核心价值取向为公平和效率。学界普遍认为某人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观点、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价值取向，即公平抑或效率来决定的。通常意义上来说，一国选择建立较为完备的、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可被视为他们需要通过制约一定程度上的自由竞争、压低本区域内的效率水平来缩小辖区内公民的贫富差距、保障任何公民一定程度的生活水平，其核心价值取向更倾向于公平；反之，若是一国从未将社保制度作为一件应为其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进行研究、讨论、实验并最终实行下去的国策的话，学者们就会彼此间认定其核心价值取向在于效率。
但这并不能说明社会保障忽视了效率，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之所以诞生并快速风行与欧洲这块崇尚自由、追逐效率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核心大陆，正是因为它可以在资本家追求效率、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国民储蓄的挤出效应
新千年以来，消费不足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究其根源并非在于经济的不景气，GDP攀升至世界第二可以肯定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成果，但是普通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大幅攀升，生活水平的提高却滞后于经济增长的水平，原因在于人们大多选择了储蓄而并非消费。因为，绝大多数工薪阶层比起提升自己目前的生活质量更愿意持有货币用于应对未来的需要，如购房、医疗、教育以及养老等。众所周知，支持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外贸，如今，消费这辆车子后天不足无法跟上其他两辆的速度，这样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不稳定的、无法持续的。而消费是历经了央行连续降息都没能刺激起来，这说明我国不存在财政政策较为保守导致利率过高影响消费问题，而是因为某些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居民为了应付未来的消费需求会减少现期消费，这是无法通过调整银行利率所能解决的，即使存款利率降低至0亦是如此。若是在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完备的情况下，保障水平适当的话，毫无疑问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会充满乐观，这就会使人们倾向于减少预防性储蓄而增加现阶段消费。
同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增加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一元钱对于一个贫困者起到的效用是远远大于一个中产阶级的。而且，低收入人群得到的这笔收入绝大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全部都用于了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而并非用于储蓄、投资或是奢侈品消费。鉴于我国中低收入人口数量仍然众多，这部分消费的增长对于我国扩大内需政策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目前我国贫富差距仍然较大并且尚未见到一个缩小的迹象，曾有媒体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在2007年已达到0.47，鉴于国际通用的基尼系数安全线为0.4，因此可以说在我国较少数的富人阶层占据了较多的国民财富。当然这些资本大部分不会被用来购置生活必需品，而是化身为热钱去追逐利润。而社会保障的一大重要功能就是通过收入的再分配来控制并缩小贫富差距，缩减热钱的规模并将其用于基本生活品的支出，不仅可以有效刺激消费，更提高了公民的生产生活水平，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从而进一步的刺激内需，形成良性循环。
二、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国民收入的替代效应
社会保障对于效率提升的贡献还在于其对生产资料报酬支付的替代作用，即以劳资双方都能接受的各种保障承诺来代替一部分薪水的支付。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初期，亚当·斯密就提出了经济人假设。虽然经过了更多理论的补充、扩展，这一理论直到如今仍可作为经济学的一般假设，并且可以将影响经济人行为的导向定义为货币这一至今仍被大多数人所追求的东西。这样就存在一个单靠经济学难以解决的问题，即劳动供给曲线的存在。
根据劳动供给曲线可知，仅仅依靠增加工资和福利来留住核心人才提高工作效率的做法是不效率的，工资会越开越高，从而使管理者陷入两难境地：维持成本则无法挽留员工尤其是核心员工；以人为本则会导致企业的入不敷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障的作用就显得非常必要，它为管理者提供了一个新的工具，通过这个工具使得劳资社会三方达成共赢成为可能。
我们知道，社会保障除了可以缩小贫富差距，还具备利用大数法则和代际支付规避或者减轻未来无法预知的事件可能带来危害性后果的功能。其中，养老问题是大多数人都要面对的。管理者若是在单纯的收入激励基础上引入各种保障，则会产生以下结果：1、从需要层次理论出发，员工在满足生理需求的基础上又满足了安全方面的需求、归属的需求和被尊重的需求。在我国注重感情的大环境下，这些需求的满足往往会使人才倾向于做适合自己的而不是报酬最高的工作。2、站在雇主的立场上来看，由于为员工购买的商业保险或企业年金通常是只在本单位有效，可有效避免核心人才的流失。而企业年金更是具有先积累后发放的特性，企业家完全可以在年金积累的阶段内通过投资或是扩大再生产使得这部分资本升值。3、从社会的角度出发，企业增加了扩大再生产方面的支出，个人出于对未来的乐观判断从而减少了储蓄而增加了日常消费，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非常有利于区域内经济总量的增长以及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达到三方共赢。
正如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相结合后才能更好的指导国内革命实践一样，我国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也需从本国国情出发，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之间绝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亦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并为经济增长创造一个良好的国内市场，一个良好的积极环境，从而创造出更多的中国奇迹。
参考文献：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教学 几何图形方法 数学方法 几何图形谬误
西方经济学作为经管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之一，其教学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学生对后续课程的学习。目前对该门课程的一般性教学方法――例如多媒体教学、案例教学、实验教学等等――已有很多讨论。但对于一些更加具体的问题却未能进一步深入探讨，例如对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几何图形与数学方法之间关系这一问题就是如此。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变量之间关系时，强调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即要从理论上论证清楚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逻辑机制和基本规律，又试图对影响程度大小给出一个精确的数量表示。这使得西方经济学教材和研究文献大量采用语言文字、几何图形与数学方法相结合的表述方式，全方位阐释理论。而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与语言文字相配合，大量采用几何图形与数学方法也是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显著特点。正确认识几何图形与数学方法的各自利弊，从而针对不同情况灵活运用这两种方法讲授基本理论，对于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师提高教学效率和改善教学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以“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这一问题为例，论证几何图形与数学方法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互补性。
1 几何图形方法的优点
对于同一个经济学理论，可以采用几何图形或数学方法加以表述。例如，在讲授运用IS-LM模型分析“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这一问题时，可运用IS-LM曲线图来说明：向右下方倾斜的IS曲线代表产品市场均衡时产量与实际利率之间的关系，而向右上方倾斜的LM曲线则代表货币市场均衡时产量与实际利率之间的关系；两条曲线的交点决定了均衡的产出和实际利率（见图1（a））；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影响曲线的位置改变了均衡产出和实际利率（见图1（b））。显然，运用几何图形描述模型和理论具有以下优点：
1.1 直观形象
图1运用几何图形将代表多个变量间相互影响关系的复杂模型直观形象地描述为两条曲线的组合，这弥补了纯粹语言文字或数学公式的单调乏味，便于学生理解和记忆。
1.2 便于应用
在准确把握基本经济学逻辑基础上，可以用几何图形将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简化为曲线移动对内生变量均衡值的影响。这一点在做“比较静态分析”时特别有用，例如在图1（b）中，用IS曲线自IS向右平移至IS代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影响。对比初始均衡（E）和新的均衡（E），立即可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影响是同时提高产出水平和实际利率。除了“定性”结论外，运用几何图形还可以得到某些“定量”结论。例如，图1（c）表明，如果LM曲线变得更加平坦（由LM变为LM），则同样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产出的影响程度就更大（产出的变动由原来的y-y增加为现在的y-y）。在理解有哪些因素决定LM曲线斜率的基础上（如“货币需求关于利率变动的系数”影响了LM曲线斜率），就可进一步分析决定财政政策效应大小的各种因素。
1.3 对学生知识储备要求较低
以上几何图形分析只要求学生具备中学水平的几何学知识，对于高等数学（如微积分、线性代数等）知识完全没有要求。只要理解了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和这种关系的几何表示方法之后，就可以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这使得教师可以在学生系统学习高等数学之前，就能借助几何图形较为深入地讲授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并且极大地降低了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知识门槛。
2 数学方法的优点
几何图形方法的上述优点正是数学方法的不足所在，但与此同时，数学方法也具有几何图形无法企及的优势，这些优势表现在以下方面。
2.1 表述更为简练、精确
例如，在讲授运用IS-LM模型分析“宏观经济效应”这一问题时，只需使用①式和②式组成的方程组就可简洁地表述模型（假设线性函数和“封闭经济”）。①式代表产品市场均衡条件，由此可以解出IS曲线方程；②式代表货币市场均衡条件，由此可以解出LM曲线方程。运用方程和函数可以更加精确地表述变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做“比较静态”分析时，运用数学方法可以精确地给出外生变量变化对内生变量均衡值影响程度的大小。
y=α+β（y-t）+e-dr+g①
=ky-hr②
2.2 有大量数学定理可以使用
例如，可以直接引用“隐函数定理”证明方程组定义了内生变量（y和r）均衡值与外生变量或参数（包括t、e、d、g、k、h、M、P）之间的函数关系，基于这些函数关系可以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3 数学方法要求明确陈述所有假设，从而避免由于假设不明确造成的结论的模糊性。
2.4 数学方法可以不限于二维情况，能够处理n个变量的一般情况
例如，我们可以用数学公式表示两个及其以上外生变量同时变化对内生变量均衡值产生的总影响，而这是几何图形无法做到的。
3 几何图形谬误
几何图形方法以其直观和便于应用等优点在西方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被广泛使用，但其不精确性也造成如果使用该种方法不当，会得到错误结论。本文将这种由于使用几何图形不当得到错误结论的情况称作“几何图形谬误”。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实践中，由于教师没有能够准确把握基本理论和正确使用分析方法，上述谬误并非少见，甚至一些国内权威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也难以幸免。就以“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这一问题为例，某本权威教材运用几何图形将决定财政货币政策效应大小的因素及其影响性质概括为以下4个“几何”结论：
结论1：在LM曲线不变时，IS曲线越陡峭，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大；反之则反是。
结论2：在IS曲线不变时，LM曲线越陡峭，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小；反之则反是。
结论3：在IS曲线不变时，LM曲线越陡峭，货币政策效果就越大；反之则反是。
结论4：在LM曲线不变时，IS曲线越陡峭，货币政策效果就越小；反之则反是。
下面我们运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上述结论2和结论4是正确的，但结论1和结论3却不一定正确。由①式和②式可解得IS曲线方程和LM曲线方程分别为③式和④式：
r=-y③
r=+y ④
由此可知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绝对值）分别为〔（1-β）/d〕和（k/h）。假设政府购买g增加Δg，其他外生变量值保持固定不变，那么上述方程组以变量的改变量表示就成为：
Δr=-Δy ⑤
Δr=Δy⑥
将Δr消去，整理后可得：
= ⑦
运用相同的方法可以证明，若名义货币供给量M增加ΔM，其他外生变量值保持固定不变，则可得：
=⑧
由⑦式可知，给定参数d和其他条件不变，LM曲线越陡峭（即（k/h）越大），则政府购买增加对均衡产出的影响程度越小（即Δy/Δg越小），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小，这与结论②相符。同理，由⑧式可知，给定参数h和其他条件不变，IS曲线越陡峭（即〔（1-β）/d〕越大），则货币供给量增加对均衡产出的影响程度越小（即（Δy/ΔM）越小），货币政策效果就越小，这与结论④相符。但是，⑦式表明，给定参数d和其他条件不变，IS曲线越陡峭（即〔（1-β）/d〕越大），则政府购买增加对均衡产出的影响程度越小（即Δy/Δg越小），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小，这与结论①正好相反。同理，⑧式表明，给定参数h和其他条件不变，LM曲线越陡峭（即（k/h）越大），则货币供给量增加对均衡产出的影响程度越小（即（Δy/ΔM）越小），货币政策效果就越小，这与结论③正好相反。这表明，结论①和结论③正是本文所说的“几何图形谬误”。
为什么会产生上述谬误呢？如图2中（a）图和（b）图所示，保持LM曲线不变，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得IS曲线向右平移相同的距离”，那么IS曲线越陡峭就意味着财政政策的效果越大（（b）图中y-y的大于（a）图中的y-y），此时谬误并未发生。但“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得IS曲线向右平移相同的距离”这一前提条件并不成立，而且IS曲线向右平移的距离与IS曲线的斜率（绝对值）有关。因为IS曲线向右平移的距离等于〔Δg/（1-β）〕，给定d，IS曲线越陡峭（即〔（1-β）/d〕越大），IS曲线向右平移的距离越小。这意味着IS曲线并不会如图2（b）中所示向右平移至IS，而只会如图2（c）中所示向右平移较小的距离，最终导致均衡产出较小幅度的增加。这也与基本的经济学逻辑相符，给定参数d，IS曲线越陡峭意味着乘数效应越小（因为β越小），所以财政政策的效果应当越小。相同方法可用于说明在分析货币政策效应时，如果未能正确运用几何图形，同样可能导致谬误产生（正如结论③那样）。
产生上述谬误的原因并不在于运用几何图形无法得出正确结论，而是因为没有正确地运用几何图形。在运用几何图形分析财政政策效应问题时，IS曲线斜率（绝对值）对政策效果大小的影响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直接”影响，即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得IS曲线向右平移相同的距离”，那么IS曲线越陡峭就意味着财政政策的效果越大；第二是“间接影响”，即（给定参数d）IS曲线越陡峭，则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得IS曲线向右平移相同的距离就越小，从而财政政策的效果越小。几何图形方法容易捕捉到“直接”影响，但却往往容易忽视“间接”影响。在此例中，正是“间接”影响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一旦将其忽略，就会得到错误结论，从而产生“几何图形谬误”。
4 结论和建议
前文运用数学方法证明了“几何图形谬误”产生的可能性，实际上也启示我们运用严格的数理推导可以有效地避免谬误产生。运用数学方法对同一问题进行分析，凭借其严格性和精确性，我们可以较为完整地捕捉到前文所述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从而规避了“几何图形谬误”。但必须注意到，数学方法结论正确性的取得是以“非直观”、“应用不够方便”和“对知识储备要求较高”等为代价的，所以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当根据教学内容和授课对象灵活选择是侧重于几何图形还是侧重于数学方法，或二者的某种组合。基于笔者的教学实践，提出如下教学建议：
4.1 根据大学数学课和西方经济学课程开课的时间顺序，以及“先微观经济学后宏观经济学”的通常授课顺序，建议教师在讲授微观经济学时主要侧重于几何图形方法，在讲授宏观经济学时适当增加数学方法的运用。
4.2 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每一门课程讲授过程中，前半程侧重于几何图形方法，后半程适当增加数学方法的运用。
4.3 针对财经类专业和非财经类专业的不同学生，侧重点要有所不同。财经类专业学生要求牢固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故对这类学生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多运用数学方法。而非财经类专业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课程主要是为了拓宽知识面，所以在对他们的教学中要尽量避免枯燥的数理推导。
4.4 由于“文科类”学生和“理工科类”学生在数学知识和技能的储备上有所不同，所以在对“文科类”学生讲授西方经济学课程时，先从直观的几何图形入手，再逐步培养其数学方法的应用能力。而对于“理工科类”学生，则可以尽早培养其分析经济学问题时的数学方法应用能力。
4.5 对于某些包含着经济变量间复杂影响和关系的问题，教师可以在运用几何图形做出“启发式”分析的基础上，再运用严密的数理逻辑推导向学生阐明正确结论，这既提高了教学的直观性又增强了教学的严密性。
总之，“几何图形谬误”产生的可能性并非要让我们完全抛弃几何图形方法，而是要求我们更加合理地运用几何图形方法与数学方法，实现两种方法各自优势的有机互补。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还是要求教师能够准确把握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全面理解和深刻领会描述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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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二)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结束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宏观调控中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进而拉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如果民间投资启而不动而又长期依赖财政扩张，那么，一方面是政府复归为投资的主体，而财政政策的扩张与收缩演变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另一方面是财政扩张在长期的可持续性将成为严重的问题。
[关键词]旅游业；经济贡献；投入产出分析；旅游卫星账户；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4-0033-1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4.009
2015年7月，国家信息中心旅游规划研究中心课题组采用旅游卫星账户法，以国家统计局、国家旅游局正式公布的各年度统计公报、相关年度旅游抽样调查、统计年鉴数据为基础，测算了我国旅游产业对GDP直接和综合贡献，测算结果显示：2013年、2014年两年旅游产业对GDP直接贡献均超过7%，旅游产业对GDP综合贡献都超过10%；旅游产业间接带动增加值超过15 000亿元，对GDP增长拉动点数在1%左右，对GDP增长率贡献超过10%[1]。这一测算结果无疑是振奋人心的，但随后便有学者对这一结果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认为该结果不实。“旅游业具有推动经济发展作用”的言论众所周知，但旅游业发展究竟带来了多少经济增量，旅游业的经济影响涉及了哪些行业，如何测度旅游业的经济影响等问题在学界尚无定论。关于旅游业经济贡献方面的较多成果中，研究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相似之处如研究内容与研究视角均与经济挂钩，研究对象上学者们一般选取具体的国家、地区或省市。存在差异的是研究手段，具体表现在研究指标选取和研究方法选择这两个方面。在指标选取上，旅游收入、旅游消费、支柱产业的贡献标准等五花八门。而在研究方法选择中，不同学者运用的方法各有千秋，具体有投入产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旅游卫星账户（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TSA）、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等。文章对CNKI中1989―2014年国内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检索、筛选，就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从研究指标的选取和研究方法的运用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评述。
1 研究视角选择多元化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涉及旅游统计方面的研究，旅游产业效应的研究着重于经济效应评价。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学者对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的评估研究增多。这些研究围绕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其中，尤以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居多。
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经历了从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过渡，历时相对较长，研究成果颇多。在研究中，定性研究所起的是引导作用，占主导地位的是定量研究。定性方面的研究主要依据碎片式数据，对旅游业的影响进行描述、概括，在旅游业经济影响的方向性、系统性方面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理论，并为后续的学者开阔了研究思路。郑景胜、孙尚清等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郑景胜[2]通过企业数量、就业人数、行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行业职工人数占社会劳动者的比重、行业出口额占外贸出口总额的比重这5个指标与烟草、石油加工等行业进行了横向对比，在结合旅游业投入产出分析的基础上，得到如下结论：旅游业具有突出的经济性，经济效益处在较高水平上，创汇能力强，发展具有持久性。孙尚清[3]则从旅游业的经济效益、创汇能力、关联带动作用等方面探讨了旅游业的积极作用，高度认可旅游业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并认为旅游业具有良好的前景。孙尚清引导学者们关注到了旅游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和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研究。这几项研究均未使用任何模型和定量评估方法，但其几乎成为旅游业对经济贡献研究的范式，后来学者在研究之中无论是测算旅游业的就业乘数、评价旅游业的创汇能力、与其他相关行业进行经济贡献对比或是评估旅游业对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作用等，基本都以这些研究为蓝本。
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一般基于旅游供给、旅游需求两个维度着手。从旅游供给视角着手的经济贡献研究一般由从事旅游供给的企业或旅游产业创造的社会财富增加值体现，即将旅游收入的贡献转化为旅游企业数量的增加、吸纳就业人数增多、赢利增长等方面的变化；而从旅游需求视角着手的经济贡献研究则采用旅游者的旅游消费表达。
1.1 基于旅游供给视角的旅游业经济增长贡献研究
基于旅游供给视角的旅游业经济增长贡献研究方面，学者们选取旅游收入作为主要研究指标，通过分析其与对应指标的比重大小得出结论。如在具体操作中进行旅游收入与第三产业产值、旅游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旅游业创汇收入及入境旅游人数这3组指标的相关分析[4]等。与旅游收入指标相对应的，是旅游总收入指标。学界对于旅游收入、旅游总收入的区分界限模糊，很多学者在研究时甚至混淆了这两者。对比选择旅游收入衡量旅游业经济贡献，旅游总收入的选择频率相对更高[5-8]，这并不能说明旅游总收入的衡量就比旅游收入可靠，而与学者们的选择偏好有很大的关联性。
当然，也有学者质疑选用旅游收入这一指标衡量旅游业经济贡献的客观性，如吴忠才、粟娟、孙希瑞等学者认为国际旅游收入被细分为长途交通、游览、住宿、餐饮等9个具体项目，比起没有细分的国内旅游收入更准确可靠，故而选取了GDP作为基本指标，而选取国际旅游收入即旅游外汇收入为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衡量指标[9-11]。相较于旅游收入、旅游总收入和旅游外汇收入，旅游增加值这一指标无疑更为契合旅游业对经济的贡献研究。叶小青[12]、张文瑞[13]选取了旅游增加值占GDP比重来测算旅游业对经济的贡献。曾国军和蔡建东对此做出了解释：旅游总收入和GDP分属不同的统计口径，旅游统计中常见的旅游收入属于总产值的概念范畴，相较之下旅游增加值更为准确[14]。
1.2 基于旅游需求视角的旅游业经济增长贡献研究
基于旅游需求视角的旅游业经济增长贡献研究，学者们x取旅游消费作为主要研究指标。探讨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确旅游消费的涵盖范围是基本前提。在旅游消费的概念界定及范围划分方面的研究显得尤为薄弱，旅游消费是包含游客在旅行和游览过程中的各项支出[15]，还是旅游活动前、活动中和活动后这3个阶段的所有消费，不论是旅游活动之前收集讯息、准备行装，还是旅游活动结束之后冲洗照片、整理资信，都囊括在内[16]，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当然这与我国统计制度的缺位有密不可分的关联。由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消费调查、消费统计这两大难题，目前国内关于旅游消费的统计仅将旅游活动中的消费视为旅游消费，具体是长途交通、市内交通、邮电通讯、住宿、餐饮、门票、娱乐和购物8个方面，而忽略了旅游活动前和活动后两个阶段的旅游消费。此外，旅游活动中发生的诸如乘飞机、打电话、购物、用餐、娱乐等活动的经济价值，被统计在对应的独立存在的交通、通讯、商业、餐饮和其他社会服务业的增加值中。这些部门并不清楚其顾客是不是旅游者，不可能也不会按顾客类别，将提供给顾客消费的各种产品的增加值划分为本部门增加值和旅游增加值[17]。
评估旅游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选用哪一个或哪几个指标作为研究变量，这其中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边缘到核心的动态变化过程。从将人均旅游花费、交通花费、门票花费、旅游购物、娱乐花费纳入研究中[18]，到选取GDP增长率、城乡居民旅游消费支出收入增长率等指标建立探究城乡居民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19]；从选取人均国内旅游消费、人均GDP验证我国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20]，到通过居民休闲消费的变化对我国第三产业GDP和GDP总值的影响考察我国休闲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1]；再到引入旅游消费倾向率、旅游消费结构指数和弹性3个指标，分析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效应[22]，都凝结了学者们的心血，反映了研究指标的选取越来越成熟。旅游消费的经济贡献还体现在对社会消费的拉动作用上。例如孙根年和侯芳芳采用消费弹性、旅游消费倾向率和结构指数研究浙江省旅游消费结构的变化及其对社会消费的贡献[23]，2012年他们增加了旅游消费地位指数来测量福建省旅游消费结构变化及旅游业对拉动国民消费的贡献[24]。两个研究的结论一致：旅游消费呈现增长趋势，且其弹性增长率高于国民消费，是拉动国民消费的重要力量。而“旅游消费地位指数”这一新指标的引入，使得旅游业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更具体、直观。
1.3 基于其他视角的旅游业经济增长贡献研究
基于其他视角的旅游业经济增长贡献研究，主要是研究者除了从旅游供给、旅游需求两方面选择研究指标外，还使用支柱产业的经济贡献标准――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需求收入弹性、就业容量和行业关联度4个因子构建指标体系评估旅游业的经济贡献[25-27]。如将拉动系数、生产率的上升率纳入范围，根据经济贡献率、增长弹性、拉动系数、产业结构、旅游就业5个指标以及旅游产业对GDP的贡献率、生产率的上升率、旅游需求收入弹性、旅游就业弹性、旅游产业关联度5个方面分析旅游产业对经济的贡献[28]；或者是选取旅游产业经济贡献率、增长弹性系数、旅游产业结构升级系数、旅游联动系数等指标[29]。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指标的数量并不能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提供保障，则在指标选取的时候简化操作，如邱志扬就选取区域生产总值增加值、旅游业总收入增长率、旅游业总收入依存度3个指标构建旅游业对区域经济贡献率的评价指标体系[30]。不论是选择扩充或是简化，学者们呈现的共同之处就是学术的继承，都是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消化吸收再创新。
学者们在进行指标选择时较少阐述选择理由或进行论证，即使有阐述理由和论证的，也仅限于一句或进行几句简单的文字表述，尚未发现论证某一个或某几个指标比其他指标更适合进行旅游业的经济贡献评估的理由在研究中出现。如此一来，学者们选择研究指标的科学性便有待商榷，其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值得怀疑。此外，尽管既有的旅游统计制度理论上包含居民或游客旅游活动前和活动后的旅游消费，实际研究却甚少将这两部分统计数据重视起来，往往仅限于使用旅游活动中的旅游消费评估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客观上低估了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若将旅游统计中旅游活动前和活动后的统计数据落实到研究之中，数据筛选和剥离等相关工作需要后续研究者探索。
2 研究方法选择聚焦化
旅游业的经济带动功能很大程度上是旅游业备受青睐的原因，但是，旅游业的经济影响有多大、影响了哪些行业、受旅游业影响到底是利还是弊等一系列测度旅游业经济影响的问题是学界尚无定论的热点。为探其究竟，一些学者、科研部门、组织机构等均投入旅游产业地位分析、旅游经济效益评估、旅游统计工具研究等热潮中。在这20余年的旅游业经济影响研究中，研究的方法、模型数量众多，研究均以实证分析形式进行。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使用的方法包括投入产出分析、旅游卫星账户（TSA）、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计量经济模型和统计模型（econometric and statistical models，ESM）等。这些方法之间多具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但其功能和侧重点各有不同。
2.1 基于3种主流方法的旅游业经济贡献研究
2.1.1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旅游业产业关联影响研究
投入产出分析是一种研究经济体系中各个部门之间投入与产出相互关系的数量分析方法，最早是在1936年由美国经济学家Wassily Leontief提出。该方法基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全部均衡论和产业关联理论，通过同质性和比例性这两种假定将一般均衡方程组进行简化，构造出一个多部门的经济体系，独自编制或利用已有的投入产出表，再根据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计算乘数，建立投入产出模型，进而评估经济影响中的间接影响和诱导效应[31]。投入产出分析是在我国研究与应用最早的经济数量分析方法，经过50多年发展已比较成熟。学者们在运用投入产出分析的过程中一般与产业关联理论相结合，主要用其测度旅游业的关联带动能力、乘数效应和波及效应。如李江帆等学者依据投入产出理论对旅游业的关联带动能力和波及效应进行了探讨[32]；左冰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测度了我国旅游产出乘数以及就业乘数[33]。研究者在这一方法的使用上的继承趋势明显。
不同学者在应用投入产出分析评估旅游业对其他行业的带动及贡献时，涉及旅游消费、旅游投资等多个不同的方面。测算旅游消费经济贡献方面的研究较多，如乔玮[34]在测算上海旅游消费引起产出增长的乘数效应时发现，乘数效应由高到低排列的具体情况是：企业服务业、化学工业、商业、饮食业、旅客运输业；周文丽[35]测度了1997―2007年10间我国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对国民经济及各部门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及其变化，研究发现，旅游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保险业、其他服务业、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业在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对各产业产出增长贡献呈现从大到小的递减趋势。测算旅游投资贡献的研究尚不多见，目前的研究中发现王如东和诸大建[36]测算旅游投Y对苏州经济的综合贡献时，投资系数位居前6位的旅游特定产业分别是航空旅客运输业、旅行社业、铁路旅客运输业、水上运输业、住宿业、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业。在旅游业的产业关联研究中，张华初和李永杰[37]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国旅游业对交通运输、住宿业和餐饮业的直接拉动作用最大。上述研究的测算结果存在显著差异，对于旅游消费、旅游投资、旅游业3个不同主体的研究存在差异属于正常现象，而在旅游消费的测算结果上，乔玮[34]与周文丽[35]都是采用投入产出模型计算旅游消费的经济影响，由于变量选取、测算工具等导致的结果差异可以排除，但乔玮[34]选择上海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中仅使用2002年的数据进行了静态分析，而周文丽[35]对比的是中国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从1997―2007年10年间的动态影响，其中，研究对象、数据选取、分析过程等都有可能是造成结果存在差异的 原因。
投入产出分析无疑可以被称作为综合性最强、因素最全面的乘数分析工具，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测评旅游业带来的经济影响，是建立在其细分、评价游客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消费具体构成的基础之上，其分析优势尤其体现在测算旅游消费的继发效应之上。投入产出分析的使用频率相对高，研究的相关成果相对较多，它在使用过程中可与其他方法相结合，尽管学者们也不断地设法对其进行改进和弥补，其缺陷仍旧存在。如张吉林[38]早在1999年就明确指出：传统的投入产出法自身存在的缺陷使其难以准确衡量旅游产业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在使用过程中，部分学者对投入产出表的理解不透彻，将其中的旅行社业等同于旅游业进行评估，导致旅游业的贡献被低估，造成研究结果的不可信甚至错误。考虑到该方法对资料要求过高，而且资料经过4～5年的老化后才能形成投入产出表等缺陷，学者们进而探索运用旅游卫星账户（TSA）进行研究。
2.1.2 基于TSA的旅游业直接贡献研究
旅游卫星账户（TSA）是通过建立旅游业的10个经济账户反映旅游业发展的实际状况和经济贡献的一种测量方式或者说手段。早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统计学家就率先提出了“卫星账户”的概念。Lapierre和Hayes在加拿大政府的充分重视和大力支持、推动下，最终于1994年创建了世界首例实用性的旅游卫星账户，这将传统行业中旅游产品的零散部分整合成了一个综合的旅游产业。
国内学者一方面在旅游统计研究这一主题上做积极探索，另一方面则开始借鉴、参考和学习国外的研究成果，此举措的直接体现是20世纪90年代末引入了TSA这一研究内容。任佳燕和刘赵平[39]对TSA的基础知识做了介绍；李志青[40]引入TSA对上海市旅游业的产出贡献和乘数效应进行了实证性分析；李明耀等[41]对TSA的理论意义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李红艳[42]等学者则在初步探索TSA的创建上贡献了不可小觑的力量。刘迎辉和郝索[43]对比了TSA和投入产出分析两种研究方法的评价机理、理论视角、假设基础等多方面内容，尝试将两种方法进行融合，进而同时运用于实践中，试图做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当然，TSA的研究和开发过程中也离不开一些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厦门、广西、江苏、浙江等地的旅游相关部门在早期对其进行了探索性实践，旨在利用TSA核算旅游产业的产出贡献，这为我国的旅游卫星账户构建起到了辅助作用。
TSA目前已有30余年历程，自加拿大建立世界首例实用性TSA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西班牙等多个发达国家均先后对该方法进行了实践探索，这也是一种推动旅游经济影响研究的极大助力。尽管TSA的出现及发展为旅游业经济影响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推力，但其本身的缺陷仍不可忽视：TSA对旅游消费类型的划分及种类数量的要求极高，建立TSA成本高昂，收集旅游供求的详细数据任务艰巨等。在建立TSA过程中，向来只单纯考虑旅游者消费的产出变化和就业增加，而对于由旅游需求所引起的间接效应、诱导效应则未考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旅游卫星账户的分析和使用范围。再有，TSA是在事后对旅游业引起的经济影响进行评估的方法，时间上存在滞后，不能使用TSA进行预测。
为了方便研究、节约在研究过程中人力、物力、财力的损耗，追求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客观性，对旅游发展引起的经济效应进行预测，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手段。
2.1.3 基于CGE模型的旅游业要素与现象平衡关系研究
CGE模型脱胎于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论。1960年Johansen构建的挪威多部门增长模型（multi-sectoral， growth， MSG）被认为是第一个实用的CGE模型。CGE模型不仅关注产业部门及部门间的关联，还可包括生产者、居民、政府等主体，模型结果更微观[31]。CGE模型广泛应用于经济研究之中，但其应用于旅游研究的时间短，目前在旅游研究的运用中出现的频率极低，运用CGE模型的旅游研究成果稀少。
仅有的研究中除郑玉歆和樊明太[44]指出CGE具有模型理论基础严格、模型框架灵活、能够对现实经济进行综合描述的优点外，其他学者的研究多聚焦于旅游经济要素与现象之间的平衡关系。如黎洁和韩飞[45]构建了静态CGE模型来分析入境旅游需求变化对江苏省地区经济产生的影响；左冰和保继刚[46]利用现有CGE模型技术分析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应；袁宇杰[47]在分析国内外投入产出分析、CGE模型的建设和研究基础上，对我国旅游研究中CGE模型的应用进行了评价，指出了我国旅游研究中CGE模型运用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探讨了旅游CGE系统的开发及应用；廉月娟和饶品样[48]构建了金融危机下的旅游CGE模型，通过CGE模型分析金融危机对入境旅游产生的影响，进而研究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CGE模型拥有扎实的微观经济基础，这一点上远远地超过了诸如投入产出分析和TSA等其他的模型和测算方式，此外，CGE模型还能够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但其对数据的需求量极大，这一方面也远远超出其他的方式，而对数据的这一需求给使用者增加了难度，极大地限制了研究者的使用频率。我国研究者对CGE模型的运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对CGE模型的很多应用方面不能够妥善把握。再加上还有在把握动态变化方面，CGE模型同样还存在一些缺陷，CGE模型的动态分析理论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2.2 基于其他方法的旅游业经济贡献研究
其他研究方法方面，以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最具代表性。学者们在采用计量经济模型时一般结合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一系列方法来探讨旅游消费、旅游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多是选取某一地区作为案例，进而探索旅游收入、旅游发展或旅游消费与当地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实证分析[20， 49-54]。赵磊和全华[20]将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结合，构建了VAR计量模型，并结合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分析，得到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结论。武春友和谢风媛[49]利用门限面板模型剖析我国经济增长与入境旅游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后发现：入境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门限效应，即当入境旅游收入占GDP比重高于2.36%时，入境旅游业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反之则不显著。赵磊[50]在测算了省际经济效率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实证分析了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省际经济增长效率基本上处于低效率水平，但表现出逐渐改善的态势。而当期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效率呈现显著负影响时，滞后一期的旅游发展则表现出对经济增长效率的显著正向影响。刘佳等[51]运用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沿海城市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2002―2010年我国沿海53个城市的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的研究结论。刘春济和冯学钢[52]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实证分析后发现：国内研究先前得出的“经济增长推动入境旅游发展”的相关研究结论值得怀疑。赵磊[53]采用多种计量经济方法，结合1999―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平衡数据，得到中国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的结论。赵磊和王佳[54]基于中国30个省份1999―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多变量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发现中国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并且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显著积极影响。
计量经济模型用随机性的数学方程加以描述经济活动中各个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是主要依托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的数理统计方法研究经验数据的模型。计量经济模型在模型设定、估计方法等方面要求严格，测算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有一定保障；但其变量设置、数据处理、模型运算等方面的复杂程度也会相应增加。
3 研究评述
探索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已历经20多年的发展，郑景胜[2]、孙尚清[3]的开创性研究为后续学者奠定了研究指标选取、研究方式等方面的基础，在他们之后，学者们从研究指标选取、研究方法探寻等方面开展了针对性的研究探索，并借鉴了国外的先进方法和经验，推进了我国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的研究。
研究指标选取主要集中在旅游收入、旅游消费、支柱产业的贡献标准等方面，但是研究指标选取的原因解释仅用几句话简单说明，未能采用科学、严谨的方式进行论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及准确性有待商榷。无论是投入产出分析、旅游卫星账户还是CGE模型，都是基于内在假设的前提下进行模型构建，即便假设再完美，相对于复杂的现实而言总是存在局限的，而在假设前提下构建的模型，也是对现实问题的简化，故而研究中出现与现实偏差的结果在所难免。这也是每一个理论都必然存在的局限[55]。在具体操作过程中，3种测算方法对数据的要求极高，而数据统计难度大、统计制度无法满足要求，存在数据缺漏的现象时有发生亦属正常。此外，我国编制社会核算矩阵所需要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获取的周期L，并不是每年都有投入产出表或延长表更新，时间上的滞后以及现实产业结构、经济状况、社会发展的变化等都会导致投入产出表和社会核算矩阵的误差。当然，在进行数据分析时数据处理软件的限制也是造成结果偏差的一个重要因素。
研究方法主要聚焦于投入产出分析、旅游卫星账户和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投入产出分析的主要功能是统筹安排部门生产比例；进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分析投资效果、劳动就业、人口增长、对外贸易、价格形成等各方面情况；改进地区和企业经济管理和工作机会等，其优点表现为综合性强、分析全面、反映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相互制约和互为条件的复杂的连锁反应关系。而其缺陷也同样明显：使用投入产出法的一些基本假设不能兼顾考虑现实经济条件的变化，反映的产业关联特征有时滞性；未能反映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收入与支出关系，如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情况；线性假设强烈，不够符合社会经济实际情况。旅游卫星账户的主要功能是掌握旅游部门的情况，为政策制定者呈现旅游业发展的“鸟瞰图”，以便与其他经济部门比较；分析旅游对GDP、就业、资本投资、税收等的贡献，以及旅游业在国家收支平衡中的重要作用。旅游卫星账户核算旅游业的直接影响，形成了独立的框架体系；将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结果更易被政府部门采纳。但其建设成本高昂，对旅游消费类型的划分及种类数量以及对旅游供求的详细数据等方面的极高要求限制了其建设和运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分析政策变化对国内经济生产、出口、福利、产业结构、劳动市场、收入分配等的影响方面展现了其强大的功能。其微观经济理论基础扎实，宏微观有机结合，适用性好；能模拟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更贴近实际的复杂经济体系状况，清晰模拟不同市场间的联系等优点也是其备受国外学者推崇的优势。但其数据需求量大、动态分析理论等缺陷有待完善。
当然，要在短时间内解决面临的所有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后续研究过程中，这几大问题仍需引起广大学者的高度重视：一是在旅游基础理论、相关概念界定研究方面始终需要保持充足的投入。缺乏理论支撑或基本概念界定不清晰等问题始终是困扰学者们的一大难题。二是数据统计方面的完善必不可少。当前，国家旅游局已认识到这方面问题的严峻，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提出要“两条腿走路”，会同国家统计局做好常规旅游统计工作，开展旅游业增加值核算，全面反映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同时，会同国家旅游局信息中心开展“中国旅游业综合调查测算与运行监测评价”，建立旅游经济运行动态监测机制。新公布的《国家旅游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15）》1预示着旅游统计从理论到现实的跨越，有望从数据统计的源头开启实质性的变革，对未来的研究将是一种革命性改变。三是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对指标选择的论证需要引起重视。这直接关系到研究结构的严谨性及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详细阐述指标选择的过程和可操作性，如在建模过程中对比选择不同指标的操作结果等。四是建模方式需要不断改进。建模以更契合现实为目标，而非注重研究结果的理想化。五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选择上也需慎重。在未来的旅游业经济贡献研究中，研究指标、研究方法的选择将会更多，新颖的方法和工具其效果并不一定就更好，遵循适合的匹配原则才是最佳选择。投入产出分析因其历时长的优势，发展相对成熟，是较为稳妥的分析工具；而旅游卫星账户的建设正在持续进行中，其发展前景也值得期待；我国在CGE模型静态分析的研究运用中尚处于薄弱地位，需要更多的研究支持，而动态CGE模型的研究将进一步带动我国研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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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role of tourism and its economic impact， this paper selects and investigates CNKI publications from 1989 to 2014， and undertakes a study and a review on the contribution of tourism to economic growth regarding two aspects， i.e.， the selection of research indicator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ourism income， tourism consumption and the contribution standard of pillar industries are generally accepted in the selection of research indicators， and are frequently used； and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s， most of the quantitative studies adopt those of input-output analysis or 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 and meanwhile， in recent years， the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has also emerged.
Undoubtedly， China has made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explor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ourism to economic growth in recent years， but many issues still remain. For example， in the selection of indicators， few scholars explain or demonstrate the reason underlying their selection. It has not been found in the research that the choice of any indicator （s） is more appropriate than that of any other in assessing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tourism. Consequently，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the research indicators selected by scholars is questionable， and thus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their research results are unconvincing to some extent. In addition， although the existing tourism statistical system theoretically includes the tourism consumption of residents or tourists before and after touristic activities， the actual research rarely values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these two parts. It often only uses tourism consumption in tourism activities to assess it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which objectively underestimates the role of tourism consumption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Furthermore， input-output analysis， 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 or the CGE model all build models under the premise of internal assumptions， which simplify real problems and display limitations. In the specific operation process， these three methods of measurement have extremely high data requirements， but the existing statistical system still cannot meet these requirements.
In the follow-up research process， scholars still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problems： First， they need to always maintain adequate investment in the basic research on the basic theory of tourism， and the definition of related concepts. Second， the perfection of data statistics is essential. The newly published National Tourism and Related Industry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2015） indicates that tourism statistics realizes the leap from theory to reality， and that a substantial change is expected to occur based on the source of data statistics， which will prove to be a revolutionary change for future research. Third， scholar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demonstrational aspects for the selection of indicators during the research process， which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precision of the research structure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esults. Fourth， modeling methods need to be improved to fit reality，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idealized research results. Fifth， researchers should also be cautious in the selec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tools. In the future， there will be more research indicators and research methods to be selected in the study of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s of tourism， but new methods and tools are not necessarily better， and following suitable matching principles is the best cho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