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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北京100089）
摘 要：科学技术具有双重社会效应，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危及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西方学者在对科技效应的反思中，分析了其负面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以及对人生存发展的影响。在我国反思科技的负面效应，要借鉴西方的理论，同时又要基于人学的视角，即从推进我国人的发展的根本要求出发，在充分肯定和发挥科技正面效应的同时防范和缓解其负面效应。
关键词 ：科学技术；社会效应；人学；人的发展；工具理性
中图分类号：B0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2－0014－06
收稿日期：2015-01-06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人的发展理论当代形态研究”（项目编号：11ZXA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新夏（1957-），湖南桃源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哲学研究。
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在极大地促进社会进步并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危及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本质上是就人的生存发展而言的，从人学特别是人的发展视角反思科学技术的双重社会效应，趋其利而避其害，对于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更加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以推进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进步并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危及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在当代，随着高新技术广泛、深入地介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科学技术的负面社会效应也愈趋明显。从对人生存发展的影响看，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在生产中受到技术的控制，成了机器的组成部分甚至于附属物。
在现代，随着技术的力量日趋强大，出现了人与技术的异化，人的创造物成了他的主人，“技术似乎经常是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自主力量在起作用，比操纵它的人类还有力量。”[1]“技术变成有自主权的了……技术一步步控制着文明的一切因素……人类自己也被技术击败，而成为它的附庸。”[1]随着技术的发展，工具变成了自组织系统，有自己的运行方式和节奏，人则成了机器的附属物、机器的配件，随着机器的运转而动作。在这种“人-机”系统中，作为客体的技术装置成了主体，控制人，作为主体的人则成了机器的部件，在生产过程中被客体化，成了附属于机器并被动地围绕机器转动的部件。人与机器等技术装置地位的转换，显然是一种主客体关系的颠倒，技术装置在生产中对人的控制，直接导致人的能力及其活动的片面化。在被技术装置控制的同时，人只能作为机器的配角从事某一种或某一个环节的工作，被片面化为单向度的人。人可以被机器置换，并且，离开了机器这一“主体”，人便一无所是，一无所能。
机器大工业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运用放大了人的能力，也使人产生错觉，似乎机器设备成了有生命的自组织系统，一方面，机器似乎有了独立于人的需要和运行轨道，另一方面，科技的力量增强，使其超越了人的控制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控制人的力量。与之相联系，技术成为权威或权威的根据，被抬举到近乎宗教的地位，异化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在此在的一切领域中，为技术设备和自动装置所迫，人的位置越来越狭窄。以任何一种形态出现的技术设备装置每时每地都在给人施加压力，种种强力束缚、困扰着人们——这些力量早就超过人的意志和决断能力，因为它们并非由人作成的。”[2]又如弗洛姆所言，“工业社会蔑视自然界和一切非机器生产的东西以及那些不能生产机器的人们。今天，使人着迷的是机械性的东西、巨大的机器、无生命的东西，人甚至越来越迷恋毁灭力。”[3]
二是人在生活中形成对技术的依赖和崇拜。
在当代，科技已渗入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便利实在太大，对我们的生存介入实在太深，已经成为现代人生存方式的内在因素，以至于人们对科技的依赖已达到积重难返、不可逆转的境地，逐渐沉溺于其中难以自拔。科技在给人带来了生活上的舒适和便捷的同时，也导致了人对自身的轻视和对外在力量的迷恋。在当代，人们举手投足，吃、住、行、用，几乎没有一项活动能离开技术的支撑。不能设想，现代的人们离开了飞机、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离开了水、电、煤、气等生活用具和物资，离开了电灯、电话、冰箱、空调等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将如何生存。且不说生活质量将极大降低，就是能否继续生存下去都成了问题。没有现代技术，就没有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就没有现代人的生存方式。
人对技术的依赖不仅体现在生理机能上，更表现在心理上，并且技术越是先进，这种依赖性就越强。“后现代的技术已经完全不同于现代的技术，昔日的电能和内燃机已经被今天的核能和计算机取代，新的技术不仅在表现形式方面提出了新的问题，而且造成了对世界完全不同的看法，造成了客观外部空间和主观心理世界的巨大改变。……显然后现代人已经被这种高度发展的新技术搞得心醉神迷，因此，当前像对电脑和信息处理机之类的新技术的狂热追求和迷恋，对我们所说的文化逻辑来说就远不是外部的了。”[4]在当代，对技术的依赖已深深地渗透于人们的生活世界和心理世界，技术已不仅是人生存的外在条件，而是成了人生活的内在因素，人们对技术的依赖如此地强大，以至于不仅离开了技术不知道如何生存，甚至根本就不能想象如何去生存。从一定意义上说，对技术的依赖已成为商品拜物教、金钱崇拜之外的又一种“物的依赖性”。
三是科学技术的不当使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弗洛姆曾指出，“技术的进步不仅威胁着生态平衡，而且也带来了爆发核战争的危险，不论是前种危险还是后种危险或两者一起，都会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甚至地球上所有的生命。”[3]这虽然是一个个案，但既非危言耸听，更非绝无仅有。科技的不当利用例如运用于战争，将放大人类的破坏能力，甚至毁灭人类。即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科学家警告我们，现代核武器以核冬天即人类自取灭亡的危险威胁着人类。然而，所有的国家都在继续准备自己，继续备战，仿佛我们不是在用氢弹、太空武器和毒气，而是在用长矛和弓箭打仗一样。”[5]
此外，科技在其他方面的不当运用更是呈愈趋扩大之势，一些新技术例如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等的使用，给自然的变化包括人的生理变异带来了潜在的风险。与以往不同，当代克隆人、基因工程、转基因生物等高新科技，目标和结果都在于改变生物乃至于人原有的状态或机理，是对生物的重新设计和改变，并且，所改变的往往不只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在的性质。这种对生命内在的干预，固然可以对人类的生存带来了许多正面的影响如医治疾病、提高生活质量等，但同时也潜存着危机，包括我们已经意识到的危机和尚未意识到的危机。
四是对科技的过分依赖使人的肌体及功能退化。
就人与动物的对比来看，表面上，人能够改变环境，使环境适应于人，然而这其中却潜藏着危机，长期对技术的依赖，导致人的肌体功能退化，使人在不借助于技术时生存能力逊于动物。达尔文的进化论早已证明，人的生理器官及其机能的变化规则是“用进废退”。当代科技在许多方面代替了人的生理功能，最典型的如以车代步等。现代科技在替代人的某些机能而改善人的生活质量、方便人的活动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的一些生理器官和机能的退化或阻碍了其继续进化。弗洛姆曾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分析过人的软弱性：“人和动物存在上的首要区别是一个消极的因素：人在适应周围环境的过程中，相对来说，缺乏调节的本能。而动物适应环境的方式却始终如一；……动物能通过主动地改变自身而使自己适应变化着的环境；……人是所有动物中最无能的，但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软弱性正是人之力量的基础，也是人所独有的特性之发展的基本原因。”[6]这里人与动物比较的本意在于说明人生存上的优越性，但却显示了人在自然生存能力上逊于动物之处及其原因。通过运用技术而最有生存能力的人，实际上正是在生理上最无能（就适应自然能力而言）的人。科学技术在给予人巨大能力和舒适生活的同时，也将人置于了高度的风险之中，因为一旦外部环境发生超出技术控制范围或能力的变化，或者人在一定情形下失去了外部条件的支持，人类似将面临严重生存的危机。离开了技术力量的支撑，人类势将成为所有高等动物中最弱势的种类。
五是新技术的发展使传统伦理面临新的挑战。
前面谈到，一些高新技术的使用，涉及对包括人在内的生物的重新设计，实质是对生命性质和发展过程的内在干预，这种内在干预将改变生物（乃至于人）原有的生存状态和秩序，其可能的负面影响虽然迄今尚难以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仅会给人的生理或自然生存带来潜在的危机，也对传统的社会伦理提出了挑战。其中最显著的表现，是生命科学领域一系列高新技术给传统伦理带来的新问题和新困惑。例如基因工程和克隆技术等的不当使用（如克隆人），将彻底颠覆传统的伦理关系和观念，给人们之间的人伦关系造成极大的混乱。这些新问题和新困惑，迫切地要求我们重建相应的价值文化和伦理规范。
二
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首先出现于西方，二战以后，随着科技的迅速进步及其负面效应的凸显，一些科学家和学者开始了深刻而系统的反思，他们认识到，科技是一柄双刃剑，既隐藏着一些新的机会也隐藏着一些新的危险。他们揭示了科技产生负面效应的主要原因：
一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不当运用。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指出的，科技的价值不取决于其自身，而取决于人们对它的运用。巴伯曾正确地定位了科学和价值各自的社会功能，指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是建立在一系列道德价值之上的，而科学总是在这些价值的范围之内发挥作用。这些社会价值提出某些非经验的问题，即意义、邪恶、正义和拯救的问题，只关心经验问题的科学是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的。”[7]“科学的社会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科学在我们的社会中具有独特的强有力地位，所以它将不断地与社会的其它部分互动，既对于良好的事情也对于糟糕的事情。……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一种社会安排和社会价值的问题。”[7]“科学的社会后果是社会和政治的问题，它们只能通过社会和政治的过程加以控制。”[7]这些论述指明，科技本身主要是手段性的，科技的社会效应取决于人们对它的运用。现实生活中，科技曾经一再地在许多领域被不当地运用，从而造成了负面影响。科技不当运用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战争和军备竞赛，其中又以核武器的制造和使用以及威胁使用为最。众所周知，核能在给人类带来更高效的能源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规模也更恐怖的杀人武器。正如人们所指出的，如果说在以往常规武器所瞄准的都是特定的人或人群的话，那么在核武器时代，其所瞄准的则是整个人类和所有的生命。
二是人们对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认识具有滞后性。科技自身具有双刃剑的特性，然而问题在于，“我们不可能在总体上，特别是在长期预言某种科学发现将具有何种特殊的社会后果”[7]，因为人类对其活动效果的预测是十分有限的也是滞后的，尤其是对其行为长远结果的预见往往赶不上活动本身的发展。许多科技成果人们能够创造出来，却不能对其负面效应防患于未然，而总是在造成恶果后才试图亡羊补牢，DDT杀虫剂大规模运用给生态环境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就是典型的一例。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写道：“这些喷雾器、药粉和喷洒药水现在几乎已普遍地被农场、果园、森林和家庭所采用，这些没有选择性的化学药品具有杀死每一种’好的’或’坏的’昆虫的力量，它们使得鸟儿的歌唱和鱼儿在河水里的欢跃静息下来，使树叶披上一层致命的薄膜，并长期滞留在土壤里——造成这一切的本来的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少数杂草和昆虫。”[8]“自从DDT可以被公众应用以来，随着更多的有毒物质的不断发明，一种不断升级的过程就开始了。……而所有的生命在这场强大的交叉火力中都被射中。”[8]这种导致“寂静的春天”的灾难性后果显然是发明和使用DDT杀虫剂的人们所始料未及的。由于不能正确预见和驾驭其结果，人们手中的科技往往会成为无法收拾的“潘多拉的盒子”，给自然从而给人自身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害甚至毁灭性的灾难。
西方学者在上述反思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分析了科学技术负面效应对人生存发展的影响。
一是揭示了技术对人的异化。在对科技负面效应的反思中，一些人提出了“技术异化”问题，认为“技术异化”突出表现为科技超出人的控制，成为一种异己的、危害人类的敌对力量，即表现为人由掌握、控制科技的主人变为被科技控制的工具，其结果是它的使用在给人类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他们认为在当代，科技与人的异化已成为普遍的现象，而且异化的内涵大大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理解，一些人还将“技术异化”现象比喻为人成了技术的“奴隶”，形象地反映了技术与人的异化关系。
面对“技术异化”问题，西方学者展开了多向度的反思。胡塞尔认为，19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的危机日趋加深，这并非科学自身的危机，而是科学发展及其社会效应造成了人的生存危机，科学张扬了工具理性，却遮蔽了人生存的意义，“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做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9]海德格尔揭示了技术对人的负面影响，他尖锐地指出，笛卡尔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是对“在”的根本遗忘。技术发展将带来价值观扭曲、人的机器化、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等问题，不合理地使用技术会使人类丧失自己的家园。他指出，“人就走到了悬崖的最边缘，也即走到了那个地方，在那里人本身只还被看作持存物。但正是受到如此威胁的人膨胀开来，神气活现地成为地球的主人的角色了。由此，便有一种印象蔓延开来，好像周遭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只是由于它们是人的制作品。这种印象导致一种最后的惑人的假象。以此假象看，仿佛人所到之处,所照面的只还是自身而已……但实际上，今天人类恰恰无论在哪里都不再碰到自身，亦即他的本质。”[2]一句话，现代科学的生存方式将使人类失去自己的本质，陷入难以自拔的生存危机之中。此外，马尔库塞对机械控制人的分析，弗洛姆对于人将成为机器附庸的警示，以及生态主义者对科技给自然带来的危机的分析等，也是这类反思的代表。
二是指出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在对于科技负面效应的反思中，一些人对科技至上导致的“工具理性”的过渡膨胀展开了批评，认为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与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相关，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是现代科学危机的症结之一。韦伯较早地注意到工业社会中工具理性张扬的倾向，胡塞尔认为仅仅有工具理性不够，还必须有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工具理性本质上关心的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却很少关心目的本身是否合理，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技术理性的过度张扬，将人变成了仅仅追求效率和效益的经济动物，技术的发展压制了个人的本性和自由。
丹尼尔·贝尔曾对于工具理性的制度性张扬作过生动地描述：“工业社会是围绕生产和机器这个轴心并为了制造商品而组织起来的。”[10]“工业社会，由于生产商品，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制作的世界。这个世界变得技术化、理性化了。机器主宰着一切，生活的节奏由机器来调节……这是一个组织的世界——等级和官僚体制的世界——人的待遇跟物件没有什么不同。”[11]“在现代社会里，它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11]“经济体系有自己的测量尺度，即实际效用……这一体系本身是具体化的世界，其中只见角色，不见人。他在组织图表上突出的是科层关系与功能作用。其中，权威经过职位传递，而不经人遗传。社会交换（必须相互吻合的工作）只在角色之间进行。人因而变成了物件或‘东西’。”[11]对工具理性的信赖以至于信仰，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普遍现象。人与物地位的颠倒，程序化的生产和生活，理性对人性、自由的遮蔽，如此种种，正是工具理性过度张扬的表现，也是其必然的结果。
基于以上认识，西方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必须随着科技的进步对其自发倾向和社会运用必须做出适时的调节和规制。他们认为，这种调节和规制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使科技对自然的影响尽可能有利于自然的持续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降低科技对自然的危害。尤其应当注意的是，由于现代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变革自然的能力，因而对可能深度影响自然性质以及改变自然物运行方式的各种新技术的运用，必须慎之又慎。其二是，基于科技的双重效应，必须对科技的运用进行价值规范。所谓价值规范，就是以人类的整体利益、普遍价值和普世理性规范和约束特定利益群体因自身利益追求而对科技的滥用，使科技的使用适应并有利于自然从而有利于人类的持续发展。
三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在我国也面临着反思从而应对科技负面效应的问题。
反思科技的负面效应应当借鉴西方的理论。因为其一，西方曾经出现的科技的负面效应已经在我国逐一显现；其二，不同国家科技负面效应的表现、原因及其影响本质上具有同质性；其三，西方有识之士的反思，无论是对科技负面效应的概括，对科技负面效应原因的揭示，还是对科技负面效应对人生存发展影响的分析，比较全面且深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他山之石和前车之鉴的意义。有鉴于此，借鉴西方的理论不啻为一条有效的捷径。
反思科技的负面效应又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特别是从推进我国人的发展的根本要求出发，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进行人学的反思。从人的发展要求看，我国正面临着加速实现现代化从而发展科学技术的任务这一特殊背景，因而对科技的负面效应的反思应当特别注重全面性，即在充分肯定科技正面效应的前提下反思其负面效应。对此，可以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中得到启示。
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从人的发展视角对科学技术的双重效应做出了辩证的分析。一方面，他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于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的促进作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12]另一方面，他又深刻地揭示了技术发展对人的负面影响，认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13]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在洞察到科技负面效应的同时，又深刻地指明了其对于人的发展的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认为“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14]“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一说既揭示了科技可能直接地使人“非人化”的效应，又肯定了这种“非人化充分发展”根本上是人的解放的条件，亦即指出了“非人化”在一定阶段上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这一论述显然是非常辩证而深刻的，对于在当解科学技术的双重效应，无疑颇具启示意义。
从人的发展的视角看，科技的社会效应首先并主要是正面的。众所周知，人类不辞辛苦、殚精竭虑地发展科学技术、进行发明创造，是为了增强自己改造自然的力量，使自然朝着有利于人生存发展的方向变化，是为了使自己生活的更加舒适和便捷。近代以来，科技的发展和使用前所未有地提高了人应对和改造自然的本领，提升了人类生存的能力，为人们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显著地提升了人们生活的品质，给人们带来了更为舒适、方便、精致的生活。在当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造福人类最重要的手段。毫不夸张地说，离开了科技的支撑，人类不仅不能发展，甚至也不能生存。
从人的发展的视角看，虽然科技发展和运用之效果总体上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但在一些情况下，又会与人们的初始动机相背离而出现负面效应，因而必须对其进行反思。爱因斯坦曾谆谆告诫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技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15]这一告诫提醒我们，科技具有双重效应，因而必须关注科技对于人的影响，使科学技术与人的生存发展相适应；这一告诫启示我们，科技的负面效应是可以防范或缓解的，因为科技异化为某种独立于甚至凌驾于人和社会的力量显然是不正常的，也就是说，负面效应并非科技发展和运用的宿命，本质上是人们对科技的不当使用所致——深层次原因是人们价值和认识方面的局限性，特别是他们价值定位和价值取向的失当所致。这一告诫还提示我们，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之根本尺度，是是否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
以人的发展为尺度，反思科技的负面效应必须遵循趋利避害的原则。海德格尔曾就此提出了颇具启示性的看法。他认为，反对技术崇拜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反对技术，而是要揭示技术的本性，从而让技术作为技术存在。为此，他提出了外在地对待技术的态度，即在手段层面利用技术，同时又不为其所奴役。他指出，“盲目抵制技术世界是愚蠢的。欲将技术世界诅咒为魔鬼是缺少远见的。我们不得不依赖于种种技术对象：他们甚至促使我们做出精益求精的改进。而不知不觉地，我们竟如此牢固地嵌入了技术对象，以至于我们为技术对象所奴役了。但我们也能另有作为。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对象，却在所有切合实际的利用的同时，保留自身独立于技术对象的位置，我们时刻可以摆脱他们。我们可以在使用中这样对待技术对象，就像它们必须被如此对待那样。我们同时也可以让这些对象栖息于自身，作为某种无关乎我们的内心和本真的东西。”[2]这一论述，昭示着一种正确选择的可能：合理地运用技术。
正如辩证法启示我们的，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靠新的更高层次的发展来解决。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说科技的不当运用加速和加深了对自然和人的损害，那么同样的道理，科技的恰当运用必将修复和缓解其对自然和人的损害。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根本上取决于科技的进步。由于科技的社会效应首先并主要是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由于修复和缓解科技的负面效应很大程度上要靠科技的发展和正当运用，因而限制或消除科技的负面作用，绝不等于限制甚至摒弃科技，而是要前瞻性地分析预测其可能的双重性，趋利避害地采取应对措施。我们固然不应重蹈西方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相分离、相异化即工具理性遮蔽价值理性的覆辙，但也不应矫枉过正，由反思科技的负面性而走向反科学的另一极端。
进而言之，对工具理性的反思同样应从人的发展要求出发。应当看到，工具理性的张扬对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首先具有正面的意义。工具理性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目标确定之后，达到目标的手段往往会起决定性的作用。从现代化的运行逻辑看，注重工具理性、借重乃至于依赖工具理性，在一定时期中是必然的且具有合理性而绝非过失。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人类生存方式之优越，就在于具有工具理性及依据工具理性所创造的科学技术、制度和规则。渗透着理性的科技、制度和规则的运用，既放大了人的体力和智力，提升了活动的效率和效益，改善了生产条件、降低了劳动的强度并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劳动中解放了人，又创造出了更多更好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使人们享受到更为便利、舒适和更有乐趣的生活。正是由于工具理性显而易见的巨大威力，当代人类才凭借其创造了以往所不能望其项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并即将在未来创造新型的生态文明。为此，反思理性并非去理性化，并非反对工具理性，而是更加合理地运用工具理性，使其与价值理性相适应，充分发挥工具理性的优势而不为其负面效应所困扰。
从我国当前人的发展要求看，对科学技术社会效应的反思必须注重全面性。
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都是必要的。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我国来说，科学技术对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更是至关重要。众所周知，我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总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例如在经济发展指标上，虽然我们的GDP总量已居于世界第2位，但人均GDP还处于世界后列，许多地区还处于欠发达状态，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在科技方面，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许多核心的高新技术仍有赖于从国外引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例还很低，国家的科技核心竞争力亟待提升。作为正在追求现代化特别是追求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反思科学技术效应之出发点和归宿，就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鉴此，我们对科技双重性的反思应是理性的而非激情的，全面的而非片面的，因为如果不加限制地批判和否定工具理性，就难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为此，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防范和缓解其负面效应，以更好地推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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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科技观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一边享受到了科学技术对我们带来的便利，同样，也遇见了科学技术遇到的种种问题，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的哲人们对科学技术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作为西方中的影响比较大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我们今天反思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很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产生的时代大背景
自从启蒙运动以来，到英国工业革命，一直到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科学技术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使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科学技术所带来的问题也开始慢慢的暴露了出来。而就在此时，苏联革命成功给当时的人们极大的震撼，让人们的眼光从实证主义的浪潮中开始投向了，试图在中探寻出一条可以解决当下问题的路径。卢卡奇发表了《历史和阶级意识》，标志着西方的起航，而在西方中最具有影响力之一的法兰克福学派，则是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成立的社会研究所。在霍克海默担任所长之后，一大批青年才俊聚集于此，发展出来了一套“社会批判理论”，从而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观
1.法兰克福学派的开创者霍克海默
近代科学技术的起源是源于启蒙运动，在启蒙运动中，人最终成为了人，人的个人主动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摆脱了上帝的奴仆的角色，成为了自己，而且人的理性得到极大的发展，人类对世界探索，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从而最后形成了科学技术。但是，霍克海默在深入的研究了整个启蒙运动的历史中发现，所谓的启蒙运动不过只是一个新的神话替代了旧的神话。“被启蒙摧毁的神话，确是启蒙自身的产物。”
在霍克海默看来，人与自然是和谐相处的，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人只有与自然和谐的相处，才是人的本质，才是人的自由。而近代掀起的科学技术是把人与自然进行了割裂，在近代科学技术下，人类的工具理性发挥到了极致，在极致的工具理性下，人类对自然进行了极度的改造，将人类从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地步，改变成为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类无尽的欲望在向自然索取，然而，人类在这种对自然的片面胜利中，迷失了自我，失去了自我的精神世界，变成了科学技术的附属品。“随着个人内心世界的枯萎，个人决断的乐趣，文化发展的乐趣，自由现象的乐趣，也随之消失了，作为现代个人标记的是其他的爱好和其他的目标：技术上的专研，以操纵机器为乐。”科学技术在改变自然的过程中，也改变了人类自己的本身，人类最终沦为了科学技术的附加品。
2.“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创始人弗洛姆
“我们发现，最民主，最和平，最繁荣的欧洲国家，以及世界上最昌盛的美国，现实了最严重的精神障碍的症状。”在弗洛姆看来，在启蒙运动之后，科学技术被人们推上了神坛，人类觉得自身开始从野蛮的蛮荒时代过渡走向人类所自己认为文明时代，事实上，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人类不知不觉的成为了科学技术的圈套中的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从多元化的认识评价体系中，变成了单一的以科学技术的维度的认识。“所有这一切人正面临着一般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与这股力量相比，人只是一粒尘埃罢了。”在启蒙运动之后，人类将科学技术奉若神明，在科学技术这一神明的指引下，人类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人类所追求的东西，是在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下的，强行衍生出来的信仰，而并不是人类所本身的信仰，在科学技术的极大发展的情况下，人类变为了科学技术的奴仆，科学技术的力量无时不刻不在控制着人类的日常生活。
3.政治哲学家马尔库塞
在马尔库塞看来，决定人类自由程度，不决定于人类可以有多少种选择，而是在于人类有多大的真实自由选择。在科学技术极大发展的社会中，科学技术极大的发展了现代的生产力，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一方面的发展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物质需求，然后科学技术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极度的限制了人类自由选择，在科学技术推动的生产力中，科学技术强行推演出了人类的虚假需求，而忽视了人类真实的需求。“决定人自由的程度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可供个人选择的范围，而是个人能够选择的是什么和实际选的是什么。在大量的商品和服务设施中进行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自由，何况个人自发地重复强加的需求并不说明他的意志的自由，而只能说明控制的有效性。”
在科学技术极度发展后，人类的政治生活也发生了转变，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暴力来统治被统治阶级，而在科学技术普遍运用过后，工人阶级看似获得了国家的权利，在日常的生活之中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科学技术活动。然而，我们深层次的去看工人的日常生活，发现工人被剥削的命运完全没有改变，在科学技术的浪潮中，他们成为了物的附属品，沦为机器的奴隶。
4.法兰克福学派的终结哈贝马斯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现存的大师哈贝马斯，他在对于科学技术这一问题上，不同于马尔库塞的观点，他认为，作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作为了一个新的意识的形态，科学技术作为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他取代了旧的意识形态。
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第一生产力，在这个条件下，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的丰富了物质的生产力，把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中解放出来，而当今的物质生产成果的来源，已经不再向之前，由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产生，而现在这些更多的产生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令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深化了人们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甚至人们将民主和自由所创造的这个工业文明都是源于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福瑞。民众对于政府的评价标准也同科学技术的发展紧紧的联系起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了政府对于取得民众支持的一个权力，成为了政府合法性的评价标准。
三、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的启示
科学技术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丰富的发展，为我们建立了强大的人类文明，使我们摆脱了过去在与自然抗争中残喘生存下来的窘态。看似要将我们带向那伊甸园似的理想社会，然而，在这个用机械与虚假的幸福编织的理想画境掩盖下的，却是科学技术对于我们人类的反噬。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先贤们看来，科学技术并不是神，并不是万能的耶稣，并不是我们通往天国的筋斗云。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能代表一切，并不能获得自由。因为，我们只追求单方面的科学技术发展，往往会忽视掉了我们真正的内在精神发展，甚至会让我们沦为机械的奴仆，失去我们真正需要追求的自由。另一方面，单一的科学技术思维会使得思维僵化。由于科学技术是建立在确定性的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实证主义的确定性，让我们的思维对于世界的思考单一化和确定化，僵化了我们的思维。（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陈筠泉，殷登祥.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M］.人民出版社，2001
论文关键词 技术垄断 工具理性 工业时代
“技术垄断”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媒介思想家和批评家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提出来的，在其著作《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中，他首创了“Technopoly”一词来代指技术垄断，并给人们描绘了这样一个时代：各种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们身边的信息泛滥成灾、人类的传统文化逐渐走向没落，人类正在面临失去传统文化和驾驭技术能力的危险。
一、技术垄断的内涵
“技术垄断”本身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波斯曼这里的“技术垄断”概念是这一经济学术语在技术领域里的延伸，是经济学概念尤其是“垄断”概念的延伸。在波斯曼看来，在科学技术发达的后工业时代，机器或技术（包括语言、统计学等隐形技术）等的无序和过度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由此也导致了技术地位的不断跃升、传统文化的大量流失以及道德的逐步沦丧等异化现象。波斯曼认为，这种技术对文化造成的控制和影响，就是“技术垄断”。
二、技术垄断的困境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进入到了大科学、高技术时代，科学技术已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它们给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人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困境。在这种技术高歌猛进的势头和人类实用主义的取向下，科学技术的工具性逐渐凸显，工具理性开始成为了人类思维的主要方式，人类陷入了自身造就的技术垄断的困境之中。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技术获得了无可比拟的尊严和地位，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类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力量的统治，对技术的依赖不断加深，逐渐沦落成为了技术统治下的奴隶。正如波斯曼自己说，“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之一。”同时，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信息的泛滥，甚至几近失控到了人类不能掌握的地步，这样的信息已经成为了一种“混乱之源”，在这种情景下，人类文化毫无意识地被自我消耗，科学技术产生的信息“垃圾”政治反噬着人类自身。再次，语言、数字、测验、统计学等那些不易被人察觉的隐形“技术手段”带有意识形态偏向，也可以对人类文化造成垄断。
三、技术垄断困境的应对途径
技术垄断现象的负面效应给人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如何消解和应对“技术垄断”困境上，波斯曼本人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并提出了要通过“爱心斗士”和“人文教育”这两个途径来应对技术垄断现象。事实上，他的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还需要重新反思人与技术相处的合理性，从多个角度探寻应对“技术垄断”现象的新途径。
（一）技术人性化
技术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其发展和应用的目的毫无疑问都是将人类的生产和发展作为出发点的，不论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有多高，必须使其有利于人类的终极发展，也就是说，技术的设计、制造以及应用都要从人类的需求出发，服务于人类的全面发展，人性必须成为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主导，这也是技术人性化的基本涵义。著名的思想家弗洛姆认为，“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的最后根源；一切计划的标准不是生产的最大限度的发展，而是人的最理想的发展。”
提倡技术人性化，需要从两个方面思考：一方面人性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另一方面，技术的过度发展会给人类造成什么后果？在此基础上考虑人类与技术的关系。人作为技术活动的主导者，科学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体现人类的需求，能够满足人性的现实需要，要始终把人性的合理发展作为技术发展的首要前提。我们要有意识地去恢复技术内在固有的人性特质，让赋予其应有的人文关怀和价值意义，在不对技术损害的前提下使其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具体说来，就是要技术在设计之初就应该将“人性”因素融入到设计过程之中，使其在开始时就能体现人类的理性与意志、情感和理想，并有利于人类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完美。其次，在技术的制造过程中也要融入人性，使技术能够符合人性的内在需求，而不是对人类造成任何形式的伤害。再次，在技术的应用过程中，要将人性作为技术应用是否可行的重要尺度，把人类的发展作为技术发明创造的终极目的，技术的合理发展必须能够推动人类或人性的协同进步，使得技术更富有人性，人性也更趋于完美，真正达到了人与技术的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从而使技术脱变成为富有人性、可以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的有力推动。
（二）技术生态化
在技术垄断的情景中，我们还可以尝试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审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看成一个有机体，他们二者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要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想适应，也要与当前的社会生态环境状况相适应，进而以此来指导现在的技术发展和应用，这也是技术生态化的主要内涵。
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来，在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刺激下，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影响和控制范围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技术异化和技术垄断也相应而生，它们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深入到人类生活，并对人类的文化和生存环境造成极大的冲击和破坏。现在的人们生活，已经到了没有科学技术或不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就无法发展的境地，最新科学技术被大规模应用到文化活动当中，它们促使了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但也加速了文化的消逝，我们的传统文化在急速地流失，很多先辈流传下来的文化在不断地消亡。在这种情景下，我们有必要认真反思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因为我们的科学技术在推动文化发展的同时也改变了文化的特点，人类文化的精神意义正在不断丧失，传统的价值取向也在不断弱化，以至于丧失了传统文化本来应有的特点。现代文化更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成为了商人追求商业利润的工具，文化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渗透着利益追求者的商业气息，文化只是他们用来达到目的的利用物，而一个文化或文化活动是否能够带来商业利益也成为了它们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这些本来是人类“精神食粮”的文化，在这种物化和商业化的影响下，被一个个抽去了能够体现自身内涵和魅力的“灵魂”，成为了可以被人们轻松消费的“文化产品”或“文化用品”，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人类自私的欲望而已。
（三）技术民主化
人类社会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创造出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些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了各种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信息的泛滥和信息的专制，人们开始想方设法来应对这种纷繁复杂的局面。然而，这些应对方式不仅没能有效的应对技术垄断给人类造成的困境，反而成为了技术泛滥和专制的保障，进而进一步强化了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的负面效应。
显而易见，人类的社会生活被这样的技术垄断给控制了，人类的所有活动领域都被技术以一种难以预料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生活在技术专制之中。在这样的情形下，提倡技术民主化就势在必行了。我们要在理性的指导下，不断提倡并扩大公众在技术设计、制造和应用等过程中的参与力度，使得技术民主化成为应对技术垄断的有力方式。一般来说，技术民主化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通过技术设计上的民主化；二是通过技术权力分配上的民主化。第一个途径提倡在一定的交往和合作原则下，使得技术的各个相关者都能参与到技术设计的各个环节，这些相关者包括技术专家、消费者、政府等，他们代表着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关系，由此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促进技术的重大进步。第二个途径主要是提高技术各个相关者的主动参与度，赋予并扩大他们的利益，使得他们有机会接近并参与技术设计的过程，从而使得技术的形成和使用能够体现他们的社会和政治需求。面对技术垄断造成的人类困境，技术民主化就是一种有效的应对途径。波斯曼的学生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就是技术民主化的支持者，他在《软利器：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认为我们当前的公共教育机制就是一种典型的技术民主化机制，并将这种机制看作是“健康政治存在的基石” 。
（四）技术与人文的融合发展
技术和人文是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在人类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它们之间相互促进，共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然而，在技术和人文的发展过程中，二者之间并不是同步进行，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进入到全球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技术和人文之间的隔阂更加严重，它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突出。在社会科学领域，人文学者和科技工作者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明显，他们相互之间没有沟通，或者说因为研究领域的不同而无法交流，沟通不畅使得他们相互之间轻视或敌视着对方，人文学者认为科技工作者在不了解社会现实情况的情形下盲目开展研究，一点也没有社会责任感；科技工作者则认为人文学者成天空谈社会、故弄玄虚，嘲笑他们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毫无帮助。随着人类进入技术垄断时代，技术对人文的优势越来越大，人类的思维方式也开始趋于技术化，从而使得技术和人文之间的障碍更加扩大，它们之间的矛盾已成了人类必须面对的问题。
关键词：化学科学技术;伦理规范;个体道德养成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0-0247-03
21世纪化学科学领域取得了迅猛发展，化学科学所引起的伦理道德问题更加严重，在化学研究以及化学教育的现实中关于化学科学伦理道德的探究对化学相关工作越来越重要。化学的发展只有借助于化学科学伦理准则的规范和化学工作者道德责任的担当，才能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健康发展。
一、化学的社会课题
现代化学科技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祉。另一方面，空气、水体以及土壤污染的现实警示着人们对现代化学科学技术的实践进行反思。我们检讨造成这种结果的各种因素，减少、克服、预防化学科学技术实践中负面效应，使化学科学技术实践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1]。
二、科学技术伦理道德
1.科学和技术的理解。有学者主张科学无，技术应慎重，技术造成的后果不应归结于科学探索;科学只有认知价值，而技术则是负荷功利价值。有人认为，科学研究活动正在经历着由个人的事业向社会的事业转变过程，一项研究成果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利害，以及如何兴其利避其害，只有通过科学的研究和技术的应用才能被不断认识[2]。
2.伦理和道德的辨析。“伦理”与“道德”这两个概念长期处于模糊状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迷茫困惑却日益来源于社会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实践中面临愈来愈多的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应用等社会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更倾向于将两者区别使用。当代伦理蕴含着理性、规则、科学、公共意志等属性，道德蕴含着更多具体、行动、人文、个人修养等色彩。为了更突出表达伦理的社会性、客观性之特质，亦表达为“社会伦理”;与之对应，道德侧重于个体，强调主观内在操守，亦表达为“个体道德”。个体道德以崇高与神圣为主旨，社会伦理却以公正为主旨[3，4]。
3.科学技术伦理道德。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强化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其他存在物的关系，产生了很多社会道德问题。一些科学成果被滥用，给人类和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科学领域学者的研究成果发表以及科研经费使用不当等问题频频发生，科学技术伦理道德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探究自然、宇宙及生命秘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驱使人们不停地追求新的发现，从而又可能给自然和社会带来新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应重视科学活动的伦理规范，注意技术应用的负面影响，加强科学家的道德责任感[5，6]。科学伦理是人类科学活动中的伦理道德关系及其调节，它主要包括科学研究、发展、应用的伦理评价与规范，科学领域与其他领域的伦理冲突及调节，以及科研人员在科学活动中的道德规范这三个方面[7]。科学伦理可以理解为是专门针对科学家及技术专家而提出的道德要求，从而探讨了科学家作为个人应当担负的道德责任，也可以将其解释为是把通常的道德标准应用于科学中某些出现了问题的理论与领域，特别是科学中的应用范围、科学与社会的联系、科学的组织与机构等[8]。科学技术伦理道德，是指在从事科技创新活动中，人们对于社会、自然关系的思想与行为准则，它规定了科技工作人员及其共同体所应恪守的价值观念、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是科技界应该共同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恪守的行为规范。科技工作者需提高对新时代科学伦理的本质的认识，避免狭隘科学功利主义的影响，使伦理认知与道德实践紧密结合，坚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紧密结合，对知识不断追求，对技术不断创新，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9]。
三、化学伦理和化学家道德
化学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世界，化学在解决粮食问题、战胜疾病、解决能源危机、改善生态环境、开发新材料和发展新技术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化学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发展至今也带来了生态危机。如“滴滴涕”最初被认为是很好的杀虫剂，随着人们认识程度的提高，后来才发现对环境有害。另一方面，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化学品的危害，但却没能进行很好的控制，给社会也带来了危害，如印度博帕尔化工厂泄毒事件。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化学，未来从能源到材料、从日用品到医药、从生命过程到宇宙演化等，都将更紧密地依赖于化学。因此，化学家不但要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还要担负保护世界的责任[10]。将来化学科学技术成果会越来越多地应用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为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同时与人类伦理道德之间也必然会产生新的矛盾。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当代化学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探讨影响二者协调发展的相关因素，确定当代化学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协调发展所要遵循的原则，找出二者之间协调发展的正确路径。当代化学科学技术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推动了经济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人类文明进步和伦理道德的发展，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11]。化学科学技术发展需要合理的伦理道德观念来指导和规范。当代化学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对社会发展进程所起的积极作用需要二者相互配合才能够完成。因此，在处理二者关系时，我们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让当代化学成果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四、化学的伦理道德教育
（一）化学伦理道德
化学伦理道德，是指化学工作者在从事化学科学技术技创新活动时对于社会、自然关系的思想与行为准则，它规定了化学工作者及其共同体所应恪守的价值观念、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
（二）化学伦理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我们要在创新科学技术的同时，及早对全体公民特别是未来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主要是年轻的大学生）进行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教育。科学技术伦理教育应立足于树立科学技术是工具，科学技术应受人的主宰而造福于人类，人不应该受科学技术的控制而贻害人类的理念。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要求科学家的简历里有伦理培训经历。伦理教育的首要使命是开发学生的印证分析伦理事物的能力，通过具体问题交替展示主体面对的问题以及主体采取的决策对人类或环境所带来的积极与消极影响[12]。当前，国内集中于研究和教育的宏观层面，将科学伦理内容落实到具体的学科教学活动中还较为薄弱，科学伦理研究有必要深入到更具体的研究领域，提高其实用性。伦理教育不仅要包含生物伦理学，而且要扩展到所有的科学和专业教育中[13-15]。在科学技术伦理的分支中，与人的生活生产、生命生态息息相关的化学相关问题都是最受关注的宏观对策。化学工作者的培养往往需要经过数年的化学科学技术教育，在对他们进行专业教育的同时，应当加强道德教育，使其崇尚化学敬业精神，让其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更加自觉地遵守人类社会和生态的基本伦理，珍惜与尊重自然和生命，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更加自觉地规避化学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承担起对化学科学技术后果评估的责任，这些是解决未来的化学科学技术伦理问题的必要措施。目前，我国的化学科技伦理教育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现有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体系中并没有对化学科技伦理教育给予专门关注，伦理教育往往被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补充，这使其应有的功能得不到发挥。如果化学专业的学生在学校里对科技伦理不甚了解，对自己掌握的化学知识应用后可能带来何种社会伦理风险一无所知，将来工作中面临各种复杂的化学科技伦理问题，就会不知所措，相应的化学技术事故和应用中的不良后果也就难免发生。因此，化学科学技术伦理教育必须通过专业教育的途径加以强化或解决[16，17]。
（三）化学伦理道德教育内容
开展化学科学技术伦理教育，需要使学生具备识别、分析和解决化学科技伦理新问题的能力，注重培养其化学科学精神和促进学生化学职业道德的养成，使其能够全面了解和正确处理化学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能在将来的工作中自觉地遵守人类社会和生态的基本伦理，能从社会、伦理和法律的层面规范化学科学行为[18，19]。化学科学技术伦理教育内容包含以下几个内容。
1.化学武器。在战争中大量使用化学武器，是非常不人道行为，会严重的伤害战争所在地区人员的健康安全，也是对全人类伦理道德底线的挑战。为自身的利益而挑战人类的伦理道德的做法是卑鄙的，是对人类的伦理的无情践踏和蹂躏。科学家与人民应一道反对战争，反对科学成果滥用于损害生命的行为。
2.环境污染。农业生产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杀虫剂等化学物质，有害物质在农作物或水中聚集，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从而引发各种疾病，最终危害到人体健康。近代工业使生态环境严重污染，使得生态与环境领域的科学伦理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面临着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新问题的背景下，我们提出了科学的伦理问题以及科学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全球环境变化带来了伦理挑战，理解这些伦理挑战需要一个批判的、前瞻的框架。环境挑战通常被解读为要付出的代价和要探索的技术，而忽略了它作为做出严肃道德诺言的机会和它带来的共同利益。
3.化学品的使用不当。兴奋剂的使用有悖于体育运动的道德和伦理基础，也不利于使用者的健康。人类利用药物增强需要综合考虑人身的健康与安全、人的自主与尊严、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以及未来人的权益，综合考虑现行的伦理和法律因素[20]。麻醉剂可以用来做外科手术也可用来谋财害命。食品添加剂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它可以改善食品品质，延长食品保存期，便于食品加工等。食品离不开适量的添加剂，但不能滥用添加剂。使用食品添加剂所产生的一系列安全问题和伦理问题，都是由人追求经济利益所引起，因此，我们必须加强伦理道德教育，自觉地维护共有的公共健康安全。
4.纳米科技。纳米等高新技术技术迅猛发展，既给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可能带来了新的伦理问题。一方面，人们对纳米技术的经济前景充满了期待，科技界和企业界更是寄希望于纳米技术能够引领未来产业的革命;另一方面，人们对于未知的纳米新技术的恐惧与日俱增，包括纳米材料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纳米技术的利益与风险的公平分配、纳米生物技术对人的隐私和自的挑战、纳米计算机的自我复制可能毁灭世界的问题等。新的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涉及伦理道德层面越来越复杂，已经从科学技术共同体拓展到社会、文化、人与自然之间等各个新的领域。有更多领域的伦理问题需要研究，有许多道德亟待人们做出抉择。科学界日渐意识到，在运用科学技术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应主动担当起日益增长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相应道德责任。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化的加深，科学和技术高度融合，社会公共行为伦理和个人道德的理解愈来愈清晰，科学技术行为的伦理规范日益完善。化学作为科学技术的一部分，需要研究制定化学特点的行业伦理规则。同时，加强化学技能型大学生人才的科技伦理教育，能够促进化学工作者未来能自觉地提高职业道德修养，不断地探索化学科学的奥秘，不断创新化学技术，更好地为人类做贡献，达到化学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自然生态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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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命伦理学学科国内外发展现状
国外对于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从学理层面和实践层面看,发展都较为迅速。
从学理层面上看，首先，从宗教的角度对高新生命科学技术进行伦理上的批判和评价。西方宗教信仰的角度出发对高新生命科学技术进行回应。
其次,偏重于理论思辨的哲学化解读。对于技术本质的探讨是当代哲学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汉斯约纳斯在《技术、医学与伦理学》一书中所表述的观点，即“哲学伦理学可以以自己的力量同新的技术力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约纳斯提出责任伦理这—概念之后将视角转向了医疗技术领域，在此书中详细的讨论了克隆、优生、基因技术等现代医疗技术面临的伦理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再次,偏重于学理讨论的案例研究模式。西方主流的生命伦理学研究模式是借助于案例讨论、并建立在原则论基础上的一套理论模式。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比彻姆和查尔瑞斯的《生物医学伦理学原则》、罗纳德蒙森的《干预与反思：医学伦理学基本问题》、格里高利彭斯的《医学伦理学经典案例》等。主要的研究机构包括肯尼迪伦理研究所、哈斯汀中心以及各高校的医学人文系科。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期刊包括:医学与哲学、理论医学与生命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基督教生命伦理学、临床伦理学等。
从实践层面上看，偏重于政策咨询层面的伦理与立法探索。这个维度是生命伦理学诞生之初的主要视角与关注点所在。生命伦理学诞生于20世纪后期的美国，该学科的产生与医疗技术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联。美国是世界上生命伦理学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之其显著特点之一就是设立了国家级别的生命伦理委员会。自1974年成立第一个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以来,相继设立了6个性质相似的委员会，为生物医学技术发展所涉及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提供咨询，也为美国的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价值论争的场所。如小布什建立生命伦理学总统委员会（Presi¬dent7sCouncilonBioethics,PCB)的动因即是解决是否支持干细胞研究这一问题。国家级的生命伦理学委员会为当代医疗技术产生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价值论证。同时,正如著名的贝尔蒙三原则是起源于听证制度一样，生命伦理学以及相应的司法判例都得益于生命伦理学委员会的建立。
总体而言，国外对于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比较深入，并且是原发的、基于自身文化基础上的理论探讨与实践。而该领域研究最新的趋势是结合自身宗教、文化、种族等差异性进行深入的探讨，并对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的本质进行哲学化的追问与反思。
中国生命伦理学经历了一个生成、发展和深化的过程,纵观30年的发展过程，我国的生命伦理学自其从西方引入起就成为伦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成果较为丰富和最为活跃的一个学科。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领域已经出现了理论研究、实践研究、政策参与、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学术建设的，在理论研究方面也基本出现了包括基础理论、具体问题和实践策略研究三位一体的大格局。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即便经历了多年的研究和探索，中国生命伦理学仍然没有进入到成熟的阶段。
1 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挑战
面对国外生命伦理学的迅猛发展势头，反思当下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现状，可以发现当下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1.1 学术理论层面的挑战
早在1979年，美国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H.TristramEngelhardtJr.)首次访华时，曾敏锐的观察到，中国的医学伦理学缺乏对道德判断、观念和实践进行严格的概念上和分析性的哲学追究。在其旅行报告中，他写下了对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初步观感和直率批评。他认为：“在中国，有许多诚挚而专注研究着我们美国毫无疑问属于生命伦理学的各种问题。可是，这些问题在中国并没有激起同样的睿智探究。他们缺乏一种批评和辩论的讨论道德和社会政策的基础，缺乏一种健全的哲学传统质询种种基本的约定，也不对伦理学和科学中各色主张做出根基性证明。”在他看来，这种哲学反思精神素质的缺乏可能根源于：中国人和中国学者对多种不同道德系统的差异性缺乏广泛的体验;不习惯将确立某个单一道德体系的实际需要与通过比较发现不同价值观之间的智识长处区分开来；辩证唯物主义将道德和伦理的沉思从属于经济的力量。
在恩格尔哈特做出以上评论的时候，中国的生命伦理学还处在传统医学伦理学的阶段，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是新兴的学科,理论基础的缺乏是一种无奈的必然。时至今日，中国生命伦理学已有了重要发展,但仍然缺乏形而上的深刻探讨，其理论建构尚缺乏有力的哲学支撑。当然，这种挑战可以细化为以下几个。
首先,在中国，生命伦理学依然被广泛的视为应用伦理学。如果这一理解基于知识和学科分工的必要，强调生命伦理学不直接研究一般的伦理理论和命题，而主要关注医学实践中的道德困惑，则未尝不可。不幸的是，当人们强调生命伦理学是一门应用伦理学时，这每每成了忽视或逃避生命伦理学哲学反思功能和使命的一个遁词。当代的生命伦理学有着更广阔的内含:生命伦理学应当对人的生命状态进行道德追问；对生命的终极问题进行伦理研究；对生命科学技术进行伦理裁判与反省；对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命的本质、价值与意义的道德哲学解读。1然而，以为生命伦理学仅仅是一门应用伦理学，故无须对医疗卫生的道德根基进行批判性和建设性的探索，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生命伦理学本身。忽视医学伦理学的哲学反思特质，便使之沦为一块没有灵魂的学科。
其次,研究队伍的理论水平参差不齐。目前，我国业已形成了一股生命伦理学研究的热潮，但不少人或者缺乏哲学、伦理学的学习背景或者缺乏必要的医学领域知识的训练，于是在研究生命伦理问题的过程中，要么就事论事,触及不到问题的理论深处，要么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脱离实践，无法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与此相关的现象是:很多医学院校的《生命伦理学》或者《医学伦理学》教材相对陈旧，在深度与广度上都与生命伦理学的发展现状和趋势相脱节。
第三，诸多学者热衷于研究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相关的热点伦理问题，忽视了对基本理论的探究。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必然引起了很多新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值得重视。但是在关注这些热点问题的同时，我们也不可以忽略对中国生命伦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而后者的研究基础直接决定着前者的研究水平。徐宗良教授指出，对具体的问题进行伦理判断,在对有关的准则、规范展开争议之际，着重对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和功能本身做一番认真的哲学思考，以及对其建设寻求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是十分必要的。正如美国学者古尔德所言：确定‘‘应该是怎样”的前提条件必须依靠逻辑的连贯性，以及对前提条件存在的原因进行哲学的研究。这就意味着生命伦理学研究者应当对哲学包括生命哲学、道德哲学，甚至神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梳理出生命伦理学内在的逻辑关系。因此，对生命伦理学理论和原则进行哲学探索并随着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进行理论创新,是生命伦理学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对于中国而言，尤其需要挖掘中国本土传统哲学，如儒释道的生命伦理思想，这关系到中国生命伦理学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1.2 具体实践层面的挑战
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来自于实践的挑战，其成因大致在于对诸多重大生命伦理问题的研究似乎停滞在消化西方生命伦理学研究成果的讨论过程中，如卫生制度改革问题、高新生命科学技术带来的相关问题，乃至当下的临床医患关系问题等等。那些引自西方社会的生命伦理学原则在实践应用的过程中也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比彻姆的‘‘四原则”说。比彻姆等的《生物医学伦理学原则》对西方生命伦理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从它的第一版问世以来，它已经占据了生命伦理学，成为生命伦理学的主导”。H比彻姆的‘‘四原则”在中国同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中国当下“四原则”已经成为一种伦理思维定势并占有话语权威，它的伦理分析框架被各种教科书、案例集所采纳，并成为临床医生行医的重要伦理指导规范,俨然成为生命伦理学的范本。
不可否认“四原则”的引入有力的促进了中国学术界对于生命伦理学理论与原则的思考，但是在中国本土语境下,来自西方的比彻姆“四原则”最多只能是一个相对的行动指南，在运用的时候也必须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有些学者在运用生命伦理学原则解决实践问题的时候,理论和实际问题分析不紧密，或者只是简单的套用。
而纵观医学实践，僵化的原则主义显然不足以解决现实问题。如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农民的基本卫生医疗及医疗保险问题;人口的老龄化问题；艾滋病防治问题；我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青少年的性教育问题；医疗公正问题等。然而,解决这些实践中的生命伦理难题，医疗制度改革是关键。但是中国的医疗制度能否像西方社会那样完全市场化，市场化后有什么样的伦理后果？这些同样是生命伦理学的议题。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高新生命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在讨论的过程中必然要结合中国的文化语境去分析。中国的脑死亡立法、安乐死合法化的困境在什么地方？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各种形式（人工授精、体外授精、母亲、DNA复制等）在中国能否应用？应用的限度又是什么？在应用的过程中应当有什么样的伦理规约？中国的生命伦理学应该结合自身的国情，运用本土化的伦理资源积极地去回答这些问题。
2中国生命伦理学发展趋势
挑战迫使中国生命伦理学界越来越注重于提出和思考生命领域中的伦理问题，而不再拘泥于建立某种普遍化的原则。对各个伦理问题的论证也不再只依赖于一个前提，而需考量更多综合因素。中国生命伦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应当把握以下趋势。
2.1 本土化意识与全球化视野的互补
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既不可封锁自闭也不可以妄自菲薄，既不可无视全球化的文化浪潮而死守传统的德目，也不可照搬西方的价值系统，实施简单的拿来主义。
当下，中国生命伦理学体系建设可以分为两个方向，即两个层次共同发展：第一个层次，立足于本国具体国情，面向现实的生命伦理问题,构建符合本土道德共同体的普世伦理规范体系，如儒家生命伦理学、道家生活伦理学等，坚守自己的道德信仰，更需要坚守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核心原则，S按照自己的道德信仰去生活;第二个层次，面对全球化趋势，发展程序性的道德规范。以宽容的态度去对待道德异乡人的生活，用本土特色的语言可以表述为“他所不欲，勿施他人”。H西方学者也敏锐的发现“中国在生命伦理学方面坚持正义的道德任务，首先应该重新获得和吸收其自身的文化资源，从而可以通过自己的文化语言重新预设生命伦理学弘扬的意义。”7汉语化的生命伦理学的重新铸造，无疑将会对一些当下起着主导作用的重要道德观念，即那些经常是不加批判的各种欧美的生命伦理学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这些曾经从西方出口、进口到世界各地的生命伦理学需要重新评价，这种重新评价需要包括对所谓的生命伦理学原则的重新审视，也包括对晚期欧洲文化革命中人权和人的尊严的俗世概念的重新审视。
2.2 理论探索的多元化与制度建设的规范化并存
后现代语境下的道德多元化是不争的事实。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后工业社会出现的一种含混而庞杂的社会思潮，除了反映出当代人在社会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上的巨大裂变之外，亦揭示了他们在认知视野和方法上的根本变化。就其社会形态而言，后现代主义反映了西方后工业社会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一些全新特征;而从其精神状态来看，它则由新解释学、接受美学、解构哲学、法兰克福学派和女权主义的兴起而形成其文化氛围。与之相伴随的，乃是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影响的逐渐消退。K这种思潮从西方伊始,席卷全世界。多元化是后现代主义的标志性特征，因为后现代主义首先体现了思维方式的转变和创新。后现代多元化又直接导致人们在选择上的多样性。后现代主义反对文化上的“霸权”,倡导一种多元视角看问题的思维方式，这对于避免思维视角的单一和僵化是必需的。但是随着医学相关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新技术带给具体个人裨益的同时，继之而来的社会负面效应更不可低估。人工辅助生殖、基因研究、胚胎研究、克隆技术、安乐死等等，这些生命伦理命题引起多方面的争论，尽管世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可以是多元的，但是在行为选择的多元性却要受到限制与规范，尽可能发挥高技术的正面效应同时减低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社会整体而言，道德体系的稳定性是必须去维护的，更何况如果没有伦理和法律对其做出规范，被滥用的可能就增大。因此，一方面，尊重个人和团体的自由和创造性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建构生命伦理学的原则规范，既要具有“准绝对性”，又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理解力去尊重道德选择上的多样性。
2.3 实践中的工具理性与专业上的精神追求共融
后现代主义反对把科学认知方式当成哲学思维的样板,反对把丰富多彩的世界还原为一种基质，反对用一种僵硬的思维模式解决不同性质的问题，反对在宇宙和人类中预设中心，这些都是与哲学的使命及本性相合的，因为哲学思维的前提就是反思和批判，不承认一切先入之见，但同时面对当下人类生存与信仰的危机往往表现出对科学、自由理性之信心的减弱或者丧失。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均表达了对理性的蔑视。在生命伦理学的建构中，不能寄希望于建立一种单一的、抽象的、绝对的道德理念。我们应认识到，麦金泰尔所描述的现代启蒙工程的失败,并不是理性的终结，而是暴露出理性的限度,理性的限度并不代表理性的无能，对理性限度的反思正是理性本身的贡献。
一、 电影《星际穿越》成功的主要原因
美国科幻电影《星际穿越》主要讲述的是多年以后的地球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无法再继续生存下去。[1]而主人公库拍为了挽救处于地球上的人类不断的探索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在他探索的期间历经千难万阻，父女隔时空交流，最终主人公找到了自己的女儿。该部影片科学元素层出不穷，电影科幻情节令人神往。《星际穿越》自上映后，被选定为2014年最烧脑影片，受到了广大网友的追捧，在豆瓣网更是给予高等评分。
该部影视作品的科学顾问由知名的物理研究学家索恩(K. S.Thorne)担任，他为了使更多的人能了解到该部影片的精髓，专门写了一部名为《星际穿越的科学》的科幻书籍。本部影片由知名导演诺兰(J. Nolan)进行组织与领导。可以说这部影片是影视大师与科学研究大师共同构建形成的影视著作。然而在拍摄该部影片之前，影片科学顾问索恩与导演诺兰进行了两项约定，一是电影的内容结构与情节不能违反现有的物理知识与宇宙知识。该部影片由著名的物理学家进行指导，保证影片科幻伦理教育的科学性与严谨性。电影中的未知领域，是在物理规律与宇宙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推测，具有极强的科学性，而这些未知领域正是当前科学研究者所深入研究的内容。二是影片中未知领域的推测是极有可能发生的。第二项约定给予科学研究者无限的想象空间。本部影片以父女亲情作为影片线索，讲述了人类命运的变化。
二、 科学理论与伦理和宗教之间的联系
影片中，地球已经不再适宜人类居住，伴随着宇航员拯救人类进行，科学技术理论的问题也不断的涌出。年轻的库拍看到年老的女儿墨菲走向人生的尽头，已经涉及到了传统的家庭伦理规范问题。而这种涉及家庭伦理的情景正如电影《回到未来1》所演绎的男孩回到过去后与亲生母亲相恋，充分地表现了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在其他的科幻影片中，科学发展与伦理问题的矛盾与冲突同样鲜明。同时，科幻影片彰显了科学片的矛盾理念。[2]科幻影片是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以科幻元素创新的影视文本，通常反映了反科学主义，倾向宗教主义与神秘主义。两位救世主墨菲与布兰德的后面依然有着拯救人类计划，也就是“拉撒路计划”，这个计划以圣经新约代表人物拉撒路的名字命名，拉撒路患病死后被耶稣救活;库拍空间站也如同“诺亚方舟”。电影中的这些设定充满了宗教色彩。在许多的科幻影片中，不难看出其所蕴含的宗教意识，例如影片《黑客帝国》《超人》《地球停转之日》等，这些影片都涉及到西方的宗教文化。而科学影片的矛盾理念反映了科学理论和宗教精神两者互相结合形成统一的西方文化。
三、 科幻电影给科技伦理教育带来的作用
科幻影片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加以幻想而形成的影视文本，其中该部影片通过丰富的故事情节与严谨的内容结构，再加上父女真实的情感交流，从而引发观影者情感上的认可与共鸣;在现代化科学技术基础上，对未来世界发挥丰富的幻想，结合现代化先进的电脑合成技术，从而极大地拓展电影的想象空间。伴随着科幻故事的发展，科技伦理意识也慢慢显现，实现道德想象力向道德情感转化。对于道德来说，情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道德源自于情感。
(一)培养对未来人与自然的责任感
对于传统的理论学来说，主要考虑的是现代社会的责任，极少对未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进行考虑。当前，我们处于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时代，不仅需考虑当代对人类的责任，同时还应当考虑对未来人类的责任。我们难以通过肉眼来观看损害自然和谐的事物。而这些潜在的灾害对当代的人类的影响不大，但是可能对于未来的人类产生重大的伤害，使得人类与自然相处受到迫害。基于此，当代的人类应当培养起对未来人与自然的责任意识，承担着对未来人的责任与履行的义务，减少对自然的损害，还未来人一个美好的明天。
(二)提高人类对自然的责任感意识
现代化的理论道德观念旨在强调人类对自然所行使的权利。功利主义伦理学中讲述了现代人类承担着保护自然的责任与义务，而这种理论是在自然能够给予人类资源的前提下的一种自我保存意识。在义务论中对自然进行立法，严格要求人类规范行为，而实际上该理论过度强调人的理性力量，让人类完全忽略自然的基础地位，对自然的生存发展漠不关心。通过科幻影视作品，我们能够真切地看到人类使用现代化技术对未来人与自然造成的影响。[3]科幻影片启示我们，现代人类不仅应当考虑当代自然生存与自身命运，还应当重视未来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从影片中可以了解到，地球之所以不再适宜人类居住，是因为当代人类对自然物种的过度侵袭，从而导致地球生态圈受到破坏。人类所享受的地球权利都是平等的，因此，当代人类不应只考虑自身的命运，还应当对未来人与自认负责。所以，人类应当提高自然保护的责任意识，加强对未来人与自然的责任，重点强调人类所做的行动应当对未来自然负责。坚持可持续发展，始终将人和自然放置在同一个发展的系统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可持续发展。同时，还应当重视自然的价值，维持着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美国的科幻影片通过未来地球所遭受到的灾害警醒我们，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应当重视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人类享受着同等的地球权利，我们应当充分的考虑自然的价值与未来人的权利，从而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加强现代人类承担的责任。
(三)加强人类的忧患意识
该影片采用科学技术活动对未来的人类与社会进行了想象，极大地引起了人类的忧患意识。而忧患意识实际上具有预警的作用。“预警”是战争中出现定义为对可能发生的事件进行提前警报。预警是指人类对未来世界的一种预测和警示。
生态系统环境受到破坏最大的责任者是人类。因为人类无休止地进行非理性的行为与活动，所以导致了许多的环境问题。例如全球变暖、沙漠化、空气严重污染等，这些环境问题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科幻影片演绎的正是当代非理性的活动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并对未来世界进行负面的幻想，想要通过科幻影片来警醒人类当前所做的不合理行动。
(四)极大的丰富科技伦理教育教学内容
所谓的科幻电影是在现有科学技术理论的基础上展开一系列的幻想。生态环境系统受到破坏，产生一系列的自然灾害。人类的内心受到了严峻的拷问，核辐射与核泄漏所带来的潜在风险使人感到极度恐惧，这些事件给予现代化环境伦理教育带来了丰富的案例。克隆人也引发了科技伦理问题，基因歧视的问题给予生命伦理带来了丰富的案例。人-机关系与智能机给予人工智能教育提供了案例。通过这些案例，使得科技工作者对现代科技活动进行反思，分析现代化科技活动对人类产生的影响以及后果。人类应当肩负起保护自然的责任，正确看待现代化高新技术的应用，分析技术在使用的过程中所带来的风险，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降低风险对自然的灾害，从而减少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产生的影响，进而使得科学技术成为人类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五)革新科技伦理教育教学模式
通过蕴含科技伦教育的科幻影片案例对学生展开全新的教育。传统的教育教学中主要以讲授的方式向学生宣传科技伦理的重点，所取得的教学成就仍然不够明显。采用科幻电影案例进行教学，使得学生能更加了解案例内容从而由感性认识转变为理性认识，进而掌握科技伦理的理论重点。通过影片案例将外在的道德规范与伦理理论转化为科技伦理意识，加强科学技术活动的指导工作，从而使得科技人员熟练掌握伦理准则，规范科技人员的行动。采用科幻影片作为教育案例，让学生能够处于真实的环境中，因此在讨论未来的科技伦理问题时就可以采用有关理论观点进行判断分析。充分拓展了学生的道德想象力，从而促使学生掌握科技伦理理论知识。通过案例分析当前的科技发展可能会对未来社会带来的潜在风险，将忧患意识根植于学生的内心，从而培养学生的道德责任意识，进而指引着人类的行为活动。采用科幻电影作为教育案例，结合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与教学案例进行伦理教学，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提升人们的科技伦理意识，对加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有着重大的作用。
科幻电影有助于宣传科技伦理意识，培养人们的科技伦理责任感。群众是社会活动传播的主体，在社会发展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应当重视对大众科技伦理意识的培养，加强大众的社会责任感。科幻电影给予现代化科技伦理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案例，加强大众的忧患意识，培养群众的科技伦理意识，自律人类的行为活动，建立起正确的科学道德观念，从而有效减少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确保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结语
伴随着现代化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类型的科幻电影纷纷走向荧屏。太空影视作品一直保持着“硬科幻”艺术品质，充分的使我们感受到科学技术的变化。科幻电影引导人类探索未知领域，为科学伦理教育提供了鲜明的案例，培养人们的科学伦理意识，推动人类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通用技术；创新意识；创新能力
目前随着课程改革的实施，通用技术课程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它的开设必然是大势所趋。通用技术立足于社会实践，来源于学生的直接经验和生活体验，技术课程具有较高的综合性和技术性，它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为主要目标，从而促进学生全面而富有个性的发展。
一、当前的国际形势与我国现状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重要因素，同时科学技术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柱，由此可见，加强科学技术的发展迫在眉睫，技术教育应该贯彻落实于各个国家。当今社会，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技术教育将在未来愈发重要，掌握通用技术将会成为每个社会成员必备的要素。其他国家在较早的时间就开设了通用技术课程，例如：1989年4月澳大利亚就提出了澳大利亚教育目标中及加强劳动技术教育的问题；英国开设技术课程，要求学生加强动手能力。然而在我国，许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通用技术课程的重要性，一些地方并没有普及通用技术的教育，因此我国要加强宣传技术教育，使通用技术教育普及全国，让越来越多的人掌握这门学科。
二、通用技术的概念和理念
1.何为通用技术
通用技术是指信息技术之外的，比较广泛的、能够体现基础性和通用性并且能够和专业技术相区别的技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并对学生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技术。通用技术的必修模块包括“技术与设计1”和“技术与设计2”两个必修模块以及一些选修模块，旨在让学生能够充分理解通用技术的重要性，掌握基础的通用技术。
2.通用技术的理念
（1）关注全体学生的发展，注重提高学生的技术素养
普通高中的通用技术课程属于基础阶段，主要关注全体学生的发展，逐渐培养学生的技术素养。通用课程技术是一门面向全体学生的课程，它考虑到高中学生的兴趣，生活、文化差异以及地域背景的不同，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需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通用技术有一定的技术性，学生通过学习通用技术，慢慢就会掌握一定的技术技能，提高技术修养。
（2）注重学生创造潜能的激发，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通用技术是一门全新的学科，主要侧重于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培养创新意识。高中生正是创造力发展的重要阶段，他们的思维能力和逻辑思考能力都需要得到重视，需要通过引导来激发体内的潜能，通用技术就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为学生培养创新能力提供了一个途径，营造了一种积极、民主的氛围，充分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
（3）立足科学、技术、社会的视角，加强人文素养的教育
在当代社会，科学、技术、社会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学生需要通过通用技术来了解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同时也应该从中了解到通用技术对其的作用以及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这样，学生不仅从中学到了技能，而且加强了人文教育，提升了学生的人文素养。
（4）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努力反映先进技术和先进文化
科学技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通用技术是立足于社会实践的，能够及时反映社会的变化，从而使学生能够与时俱进，及时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能够有机会接触到科学最新成果和技术信息，增强对先进技术和先进文化的理解。
（5）丰富学生的学习过程，倡导学习方式的多样化
学生学习通用技术应该是积极主动地去理解、去掌握，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而老师则是学生学习的辅助者，老师应该积极创新，不拘泥于传统教学方式，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吸引学生积极参与其中，推动学生自主学习，积极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促进学生探索、创新能力的提高。
三、如何通过通用技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1.通用技术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通用技术的主要目标是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这从通用技术的教材设计上就可以看出――“技术与设计1”和“技术与设计2”是动手与动脑的结合，学生积极地参与设计活动，亲自体验，学以致用，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从而达到培养创新能力的目的。
2.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对创新的热情
在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和应试教育下，学生的创新意识几乎消失殆尽，学生的创造能力和激情应当被唤醒，因此，创造能力的培养必须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热情为前提。通用技术课程要求认真分析学生的情况，引导学生积极地参与其中，同时，教师也应当想办法让学生在学习通用技术的过程中感受到这门学科的趣味所在，根据当地不同的情况有计划、有目标地进行课程服务，激发学生的创造潜力。
3.创设贴近生活的真实情境，引导学生亲身体验
在通用技术的教学过程中，要积极调动学生的热情，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其中，亲自体验，每个学生都应该经历技术活动的全过程。同时，学生也应该积极思考，大胆创新，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并且认真反思，从中认识到创新的意义。这样就可以引起学生对通用技术教育这门课程的兴趣，逐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主动探索的精神和创造精神。
本文探讨了国际形势和我国现状、通用技术的概念和理念以及如何通过通用技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希望对今后的学者专家有借鉴意义，同时也希望我国的通用技术教育能够更进一步，培育一代拥有通用技术的人才。
参考文献：
今年9月26日是于光远先生逝世一周年。于光远是我国著名的理论家、经济学家，他在政治理论、经济研究方面的成果有目共睹，他一生写了近百本书，约两千多万字。于老也是党内为数甚少的有科学专业学历的前辈，他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当年物理系招生28人，后逐步淘汰到毕业时只剩10人。这10人中有在科学界大名鼎鼎的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等人。的爆发，使于光远放弃了做物理学家的梦想，成为了一个“死不悔改的者”。1936届清华物理班是梅贻琦、叶企孙那个时代的光荣和骄傲，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教育宗旨的成果。这种教育培育出的先辈们，其才华和风骨值得我们记忆、怀念，更值得我们反思。
于老生前主编的《进入21世纪的科学技术丛书》，共27本，丛书内容包含了科学技术众多领域。于老在1992年就提出了想搞一批科普读物，总结20世纪的科学成果，展望21世纪。湖北教育出版社于1993年确定了《进入21世纪的科学技术丛书》选题，于老亲自拟订学科科目，几次与编委会讨论选题，使《进入21世纪的科学技术丛书》选题站在一个高起点，获得了湖北省出版基金，是国家重点九五规划项目，丛书从1998年开始陆续出版。于老则以“当代的文明是以科学为中心的文明”为题为丛书作序，他在序言中从历史发展纵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其中的几个论点今天读来亦引人深思。他认为，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可称之为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有可能整个21世纪都属于这个调整时期。调整时期的质的规定性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它的发展规律也有待于探索。他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时代的特征不应该从时代的哲学而应该从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当代的文明是以科学为中心的文明。”他强调：“发展文明、建设文明，不能不与现代蒙昧和现代野蛮坚决斗争。”
现将于光远序言全文录下，以飨读者。
19世纪是古典的资本主义在征服世界的道路上取得辉煌胜利，也是它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暴露出来，从而作为学说和运动的社会主义兴起的时代。19世纪末出现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转变的趋势。20世纪前半个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时期。两次世界大战，战后都诞生了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从学说和运动发展成为在地球这个星球上的一种制度和发展起来的文化。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并存。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我想称之为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这是我对当前时代特征的回答。资本主义国家在调整，社会主义国家在调整（改革），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调整。这种调整不是一次完成的，会有多次调整，而且会有经常性的即不断发生的小调整。调整时期不会短，有可能整个21世纪都属于这个调整时期。但在世界历史上它毕竟带有某种过渡性质，这个时期过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再是调整时期开始时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再是调整时期开始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那时的国际关系也不是调整时期开始时的国际关系。调整时期的产生有客观的原因，对历史的演变发生过重要作用的组织和人物的行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样的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历史的发展不会是笔直的。20世纪末的变化曲折应该说是很大的，世界历史上出现的调整不是一般的而是大调整。
历史进入和走出这个调整时期，总的来说它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种前进。调整时期的质的规定性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它的发展规律也有待于探索。
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世界自然科学技术可以预计会有更大的发展。20世纪末在科学技术上所取得的成果，包括20世纪提出而尚未解决的课题，将是新世纪更高发展的坚实基础。
即将过去的20世纪和正在来临的21世纪，都是世界历史文明特别迅速发展的时期。不同时期文明发展的速度，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那样，同它距人类社会开始时候之间的时距长短的平方成比例。在20世纪的历史舞台上有过许许多多有声有色的演出，甚至还有狂风骤雨的时候，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毕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在历史的长河中每时每刻的进步是在“看不见”、“听无声”（唐刘长卿诗：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的情况下实现的。时代的特征不应该从时代的哲学而应该从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当代的文明是以科学为中心的文明。
即将成为过去的20世纪，在社会的物质生活――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流通，也包括人的消费生活和社会对它的服务――依靠科学和根据科学原理而形成的技术取得的进步，是符合这个数学公式的。20世纪人类发展的文明中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是最令人瞩目的。
中国有善于吸收并发展外来文明的优良传统。如：佛之于唐，科学启蒙之于明末，之于“五四”，现代市场经济之于今日等。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也有此特点。牛顿花不少时间获得的对二项式定理的发现，今天的初中生用一堂课的时间就可以学会。当然，我们也是善于创造而且取得了许许多多伟大成果的民族，在向外来文明的学习中也有创造。我们走过的和正在走的道路是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创新与引进相结合。经过21世纪，再坚持几个世纪，以科学为中心的现代亚洲文明将居世界前列。
文明的对词是蒙昧与野蛮。人类历史经历了使用旧石器的蒙昧时期、使用新石器的野蛮时期，才进入了文明社会。历史是有连续性的，文明社会中蒙昧与野蛮今日远未绝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初期不用说了，就是在20世纪，希特勒、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蛮行径仍记忆犹新。对于邪恶必须与之斗争，进行镇压。对于邪恶宽容就是助长邪恶。现代蒙昧与现代野蛮这些概念是可以成立的。发展文明、建设文明，不能不与现代蒙昧和现代野蛮坚决斗争。人类的历史与生物进化的历史长度之比只占千分之几，人类文明的历史与蒙昧野蛮的历史长度之比也仅有千分之几。蒙昧、野蛮不是短期内能够消除的，但应力争缩短现代蒙昧、现代野蛮存在的时间。要崇尚理性，坚持发展以科学为中心的文化，在科学中包括人文科学。不论迷信和蒙昧野蛮如何冒充科学的名义，但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互相排斥是绝对的。科学越向前发展，伪科学越是陷入困境。在20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21世纪的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就会迫使伪科学难售其奸，这也是必然的。
关键词：科技；伦理
1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
2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四种观点：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等同论。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反之，愚昧无知或盲目迷信是与道德无缘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斥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不能带来道德进步，反而导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只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甚至主张停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3)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无关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谟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科学的王国与正义的王国是不交叉的。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
(4)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善恶并进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无关的，而是善恶并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既能促进伦理道德进步，也能导致道德退步。我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思想却非完全直线发展，是苦乐并进、善恶兼行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既认定人类由新发现得到的利益将会比害处多，但又有些忧心忡忡。后来，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也同样表示了这种忧虑。这表现出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关注和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当我们运用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①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因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间环节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关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复杂的。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为缓解上述的科学技术与伦理冲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1)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伦理责任。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多是受政府、企业集团和组织资助的，也就是说，科技工作者成为社会职业角色，科学已不再纯粹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它成了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等需要的一种工具，更直接地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赞助者(政府和企业)服务。科技工作者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政治和军事控制。无论从研究手段还是从研究目的来看，科学家的行为时刻处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之下，受制于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和标准。科技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
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这就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客观公正地提交科研成果，更应该对某项即将诞生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充分评估，向公众说明其科技成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公众应当享有广泛的知情权。
虽然由于科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家难于对其科研成果的负面效应有完全的预见性，但科学家应尽可能考虑到其成果的应用可能造成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科学家还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的原则，以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2)更新观念，包括科学发展观，文化观等。
传统科技发展观既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割裂了科技与社会、自然紧密的互动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科技发展观的狭隘性，要么相对孤立地只是从科学系统内部“为科学而科学”要么只注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而“为经济而科技”，从而纵容了科技负效应的日益膨胀，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科技发展观。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在此基础上探索真理。科学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活动，在其活动过程中正确处理理性与情感，功利与审美的关系。②对高科技的应用进行人本主义的规约。这样既可以克服科技双刃剑的特征，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负效应的作用，又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科技对人性的挤压。
新文化观就是把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结合的大文化观。也就是说要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注入人文关怀，即以人为本。在科技理论中，同样蕴含着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道德的、信仰的因素，科技成果无法超越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前提。为此，要探究有利于科技健康发展的社会总体精神，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文化观。这种新文化观体现了科技中的人性、人道、人生等的人文指向和尺度蕴含，表达了人的情感世界，它为高科技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指导。
(3)建立完善法律机制。
保持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要进行两项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约束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道德则是非强制性的规范，也是一种立法，以人类特有的内驱力的激励，达到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二者缺一不可。
法律侧重在于惩恶，而道德侧重于劝善，防患于未然。从事科技活动的专家，违规或失范的行为大多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要靠本人的自省自律和公众舆论的谴责去克服、防止和净化。但我们看到，由于道德规范的非强制性，它只能解决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当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时，其规范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了。如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因技术必然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但是，也必然有人以基因技术为恶：如根据基因组工程学，达到治病的目的，也可以利用此技术使人致病，更有甚者，有些国家正准备或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如果使用这种武器必然产生可怕的后果。像这类问题仅靠道德是解决不了的。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时，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严，通过立法禁止。
总之，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制都是规范和调节科技活动的手段和机制，法制是通过法律制度，以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则通过道德教育和舆论教育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使人们遵守合乎道德的准则。显然，科技法制的强制性约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强制性规范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它对科技工作者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参考文献
[1]雷毅.科学也要关注伦理问题[N].科技日报，2000-12-15.
[2]詹颂生.科技时代的反思[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3]刘大椿.在真与恶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关键词】美国科技发展；科学；技术；哲学
长久以来技术被视为应用科学的观点影响颇深。但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技术先于科学；从哲学的视角来看，技术是人类在世的方式。如就生存论的维度来看，技术比科学更具有本质的意蕴。对于科学与技术关系的讨论因而显得很有意义。美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有目共睹，其发展历程为人类认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因此，本文对其发展历程进行了重新解读。
一、南北战争之前：科学被认知在于其技术维度
美国起初是西欧的外地的前哨，它是一个与欧洲民族文化有着历史联系的国家。美国的科学也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科学先驱者们，“在培根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的影响和英国皇家学会的帮助下” [1]，在发展科学、了解北美新大陆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发展殖民地的工农业生产方面进行了工作。
独立战争之前的美国，以纯粹增长知识为目的的科学研究的人很少，人们热衷于技术革新和实用知识的积累；独立战争之后，由于长期的积累和欧洲科学的带动，美国科学的发展加快。在美国科学发展的早期，科学家的工作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追求实用的环境中，利用他们的研究来说明科学知识的应用价值，以争取慈善家、公众和政府的资助；二是为促进科学专业化，确立独立的职业地位，把科学研究与实用研究及工匠传统的创新工作区分开，把他们的工作和业余科学爱好者的工作区分开。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之下，科学通过对实用技术的推动展示其自身的价值。如富兰克林创立的美国哲学会，它是殖民地上的第一个重要的科学组织，其宗旨是“促进新世界中‘有用知识’的兴趣与传播”。[2]
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有了一批较为专业的科学家，他们科学专业化的意识增强，开始强调对纯科学知识的追求，并把自己的工作称为“科学”或“理论科学”，以与“实用科学”相区分。这种信念恰是“应用科学”技术观的基础。
二、从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纯科学地位的确立与科学的独立性增强
在此期间，一方面，战争对技术提出了诉求，科学对技术发展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在欧洲文化的影响下，科学不再依赖技术，而是依靠自身的魅力展示其独立性，特别是德国科学文化的输入使得科学在美国茁壮发展。这表现为：
南北战争处在古代战争和现代战争的交接点上，大炮、烈性火药、电报、气球、火车、装甲车、铁甲舰都在这场战争中使用。北方在工业与科学上的优势对取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南北战争解放了美国的生产力并促进了美国科技的发展。美国通过立法决定由政府拨地在各州建立州立大学，促进有关农业和机械工程技术的高等教育，并决定成立农业部及其相关机构。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美国大批从德国留学归来的科技人员开始倡导“纯科学信念”，提倡为追求科学知识而自由探索的信念。他们大力呼吁发展美国的纯科学事业，变革的浪潮迅速席卷了全美高等教育界，这些改革直接促进了美国纯科学的发展，也促成了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变化，最终使得科学家们的科学研究成了社会普遍承认的“学者”职业。机构方面的变革也更进一步支持了把大学作为纯科学家的工作中心的观点，以及纯科学就是出于促进对大自然的理解所获知识的增长的纯洁动机的观念。[3]
到了十九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在一些重要工业领域，技术进步越来越明显地依靠科学进步。因为科学的应用价值通过发明家和工程师的工作来体现，科学家们也不用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他们的目的是使科学专业化，使科学研究活动本身脱离实用目的的束缚与控制。因而他们培育了一种强势话语，即纯科学是一切技术发明与革新的唯一而可靠的源泉，并坚决主张把纯科学研究与科学应用分离开来。正是在“纯科学被视为技术发明与革新的唯一而可靠的源泉，技术是科学的直接应用”这种观念的促使下，形成了把技术解释为应用科学的观点。
三、从一战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基于大科学来看技术
这一时期，科学彰显着无上荣耀和威望，而技术的发展则被笼罩在“大科学”之下。
两次世界大战对人们关于科学的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科学家们为美国赢得战争胜利作了巨大贡献，极大地提高了科学的声望。一战后，美国的生产、工业研究和政府研究都有巨大的发展，基金会和私人研究所也有巨大增长。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建立了科学研究发展局，负责协调和组织全国的军事研究。它通过拨款并与有关单位签订合同，把大学、工业企业以及其他机构中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协同工作，美国科学研究的几条战线开始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两次大战使美国政府取得了领导并协调全国科学技术力量为国家需要服务的经验，使得美国政府取代工业资本家，成为美国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者，美国科学进入了“大科学”时代。[4]
“大科学”的特征可以从美国的工业研究中窥探一二。早在一战期间，德国切断了对美国的战略物资供应，美国开始关注本国工业研究的能力，很多原来在纯学术机构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大学生涌入工业研究领域，以帮助工业研制战备物资。
为争取社会声望和独立的职业地位，工业研究者在工业中大力倡导纯科学研究，抹杀“工业研究”与“纯科学”界限，以增加纯科学家对工业研究的认同。他们用“基础科学”这个概念代替“纯科学”从而使一部分工业研究获得了与“纯科学”同等的“基础”地位，成功地将限制在学术机构的纯科学扩展为包括工业研究的“纯”科学。“纯科学”与“应用科学”变成了“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这样的表述。另一方面，通过证明工业研究是一种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都与“纯科学”没有区别的原创研究，工业研究者们改变了人们对“应用研究”的看法，使人们认识到“纯科学”理论并不能直接应用、直接产生技术革新，在这二者之间还存在过渡阶段。科学对技术的“应用”这一观点被工业研究者悄然地修改着。[5]
工程研究也大致经历了上述同样的过程。工程研究者们首先要为他们作为“学者”的地位努力辩护，之后工程研究作为一种原创性研究才获得普遍承认。
四、七十年代之后：技术与科学的交融与会聚
在美国科技发展获得世界瞩目的同时，肇始于 19 世纪后期德国的技术哲学，20世纪 70 年代在美国勃兴，并与80年代末趋于成熟。近几十年，美国技术哲学研究发展迅速，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技术哲学家及其优秀的学术专著。关于技术的哲学思想的产生，一方面显示了技术的强劲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对科技的发展产生影响，产生了新的科学技术观。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于1985年提出了“2061”计划，该计划所包含的观点被认为是，现今科学界关于科学、数学和技术素养的观点所能达到的最接近正确的表述。[6]在关于科学与技术关系的问题上，它认为“技术依靠科学又促进科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不仅仅是使用知识的积累，了解事物如何发展的原理对技术的发展同样重要。科学常常可以为我们提出新的事物特性，导致新技术的出现。另一面，技术不仅为科学提供工具，推动各个方面的科学研究，而且还可以激励理论研究和提供方向。最后，技术变得越复杂，与科学的联系就越紧密，以至于不可能将技术和科学截然分开。
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深度交汇，从技术自身发展的维度来看，表现为“会聚技术”，即NBIC。该技术由美国于2001年首次提出，分别指纳米科技、生物技术 、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 。该技术凸显了统一在纳米尺度上的科学技术整体发展观：如果认知科学家能够想到它，纳米科学家就能够制造它，生物科学家就能够使用它，信息科学家就能够监控它。[7]
technicalscience（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技术化科学）等词的兴起也反映了科学与技术的内在紧密关联，凸显了科学与技术关系的复杂性与某种同质。在实践中，技术科学早先被用来指代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处于基础科学与工程技术之间的中介层次。技术哲学则赋予了它另一层的含义，科学必然是技术科学，当代科学是物质化的、技术化的；同时大部分当代技术也是技术化的科学，技术必须应用精确的自然科学。这也带来了“基于异质性的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强调技术与科学在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中整合为同一过程；另一方面坚持物质论立场—— ‘科学与技术通过物质性的行动与力量的相互转换而运作起来，科学表象是物质性操控的结果’”。[8]科学和技术都已是哲学的研究对象，类似哲学观的形成正是对这一交融和汇聚的认知和反思。
五、小结
当今人们对美国的科学政策和科技发展有着强烈的兴趣，然而不了解美国科学发展的历史根源就不可能全面地说明美国科学的政策和发展。时至今日，我们更需要看到的是不仅这段历史很重要，对其解读的方式也很重要。这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晰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之路。
通过对美国科技发展历程的梳理，可以发现科学与技术有着自身发展的逻辑，美国因其与欧洲的文化渊源和特殊的历史境况产生了“大科学”，然而随着技术哲学的研究可以发现，在技术与科学相互依赖和促进的当下，技术自身的逻辑终将显现，未来将是技术与科学交融与汇聚的舞台。
参考文献：
[1][4]范岱年. 美国科学技术发展历程的鸟瞰[J]. 自然辩证法通，1980，（05）：39， 43-45.
[2]卡罗尔·卡尔金斯主编.程毓征等译.美国科学技术史话[M].北京：人民出本社社，1984：190.
[3][5]陈红兵，于丹，陈玉林. 技术作为“应用科学”之观念的历史溯源以美国为例[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4）：236，237.
[6]美国科学促进协会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译.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M].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 2001：22.
[7]四大技术会聚世界将会怎样——NBIC会聚技术将实现21世纪科学技术新的复兴[J]. 世界科学，2004，（05）：8.
[8]段伟文.对技术化科学的哲学思考[J].《哲学研究》，2007年第3期，第77页.
专题设计的基本原则
专题式教学要求授课教师既要完成该课程的授课任务和教学目标，又要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授课教师在进行专题设计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第一，以教学大纲为依据。在进行专题设计的时候，首先必须以教学大纲为依据。教育部对硕士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制定了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基本要求，对教学内容也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自然辩证法概论”课教学大纲对教学活动具有规范和指导作用。大纲明确指出，本课程主要对学生进行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主要内容包括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社会论和中国科学技术观与创新型国家建设。教学大纲中的主要内容为专题的设计提供了范围依据。因此，所设计的专题必须在大纲所要求的范围之内，反映大纲的主旨，遵循大纲的基本要求，实现教学目标。
第二，以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前沿问题为切入点。专题的选择既要紧密结合当前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热点问题，以及当代科学技术前沿问题，更要贴近学生的思想和生活实际，关涉他们所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以这些问题为切入点，既能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又能引导他们运用理论去分析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和研究意识。每个专题都有一个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通过这样的逻辑思路展开，即问题“是什么”、“有哪些表现”、“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应如何解决”、“对你有何启示”等，通过层层深入的问题剖析，增强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他们运用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他们的逻辑分析能力。笔者在一个学期的授课过程中，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硕士研究生关注、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三类：一是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前沿问题，如区域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提出的“海洋经济快速发展”问题；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提出的“未来人与计算机的交互方式”问题、“仿生机器人的开发利用”问题等。二是社会热点问题，如“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房价何时能降”、“节假日出门难的问题如何解决”、“社会风气如何改善”、“大学的教育体制如何完善”等。三是与自身相关的问题，如“研究生学习目标不明确，常常迷茫的问题”、“在学习过程中，最优的学习方法是什么”、“如何保持平和的心态”、“找工作时的注意事项有哪些”等。
第三，以科技与人文的融合为主要内容。自然辩证法从学科性质上来说，属于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理论学科，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和哲理性的特点。因此，在设计专题时，必须符合自然辩证法学科性质的要求，内容上要充分体现自然、科技与人文的融合。自然辩证法属于哲学学科，但研究对象主要是自然、科学技术，它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研究和考察自然界以及科技运行的基本规律。现代科技突飞猛进地发展，既给人类带来了福音，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诸多困惑与问题。设计教学专题，应该教育学生学会用的立场和观点分析、回答当代科技革命中提出的重大社会问题，帮助硕士研究生树立正确的科技观、价值观、人生观，从而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功能。
专题设计举例
“自然辩证法概论”课共有18课时，最多只能设计9个专题。这9个专题不可能覆盖《教学大纲》中所有讲授内容，只能打破章节的限制，筛选、融汇其中的重要内容。下面仅以6个专题为例，阐释专题设计的基本原则。
专题一：玛雅文明失落的启示。主要是作为绪论部分来讲授。目的是想通过对玛雅文明失落的原因和启示的探讨，让学生充分体会到人与自然、社会和科学技术之间的密切联系，了解自然辩证法所具有的综合性、交叉性和哲理性特点，以及该课程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和领域，包括自然观、科学技术观以及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专题通过对玛雅文明的介绍，着重让学生们分析、讨论两个问题：其一，玛雅文明失落的原因是什么？玛雅文明的失落给我们今天带来了哪些启示？学生们分别从生态环境恶化、人口增加、粮食短缺、战争、精神信仰体系瓦解等方面探讨了玛雅文明失落的根源。其二，玛雅文明的失落给我们今天带来了哪些启示？答案方方面面，包括要保护生态环境，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等。如此层层递进，启发学生思考，最后引导学生自觉认识到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专题二：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反思。主要依据《教学大纲》第一章的内容，即自然观。该专题回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原始的低层次的和谐到近代人与自然的对抗到现代生态自然观所提倡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历史演变过程，剖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和谐到对抗再到新的阶段上更高层次的和谐，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入。专题通过一部有关地球的纪录片《家园》，又名《地球很美有赖你》导入，然后着重让学生分析造成今天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原因有哪些？如何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这两个问题的解答中，尤其突出分析了“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与硕士研究生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学生非常有兴趣讨论这个话题，对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消费观有着深刻的启示。总之，通过该专题的讲解和讨论，一方面使学生了解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意义，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养成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的人文情怀；另一方面，也锻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专题三：科学精神的缺失与重建。主要依据《教学大纲》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内容，即科学技术观和科学技术方法论。专题通过科学的本质特征来透视科学精神，探讨科学精神的内涵及现实表现，着重讨论和分析当前科学精神缺失的原因及重建的路径，如何掌握科学技术研究和科学技术活动的方法等。专题从“太极高手‘隔空打人’的神功”的相关新闻报道导入，通过对该现象的讨论和分析，揭示各种伪科学产生的根源，揭示科学精神缺失的危害，从而得出培育和重建科学精神以及掌握科学方法的重要性。
专题四：李约瑟难题及其启示。主要依据《教学大纲》第四章的内容，即科学技术社会论。专题主要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即李约瑟难题的提出、李约瑟难题的解答方案、李约瑟难题的当代启示。专题以“近代科学为什么未在中国产生？”这一问题导入，让学生开动脑筋，分析其原因。学生分别从经济发展方式、封建专制制度、科举制度、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思维方式等方面探究了近代科学未在中国产生的根源，通过分析，揭示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哲学等因素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从而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的科学技术社会运行观。
专题五：科学技术中的伦理问题。主要依据《教学大纲》第四章的内容，即科学技术社会论。通过对科学技术中伦理问题的分析，让学生了解和把握的科学技术伦理观，掌握科技工作者的伦理规范，培养学生的责任伦理意识。使学生在以后的工作中，自觉遵循职业伦理和社会伦理准则，规范自己的行为，为人类的和平发展贡献力量。专题以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为案例导入，分析科学技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发展的影响。揭示科学技术本身所具有的伦理维度，以及技术的发展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道德问题，包括航天技术的伦理问题、基因工程技术的伦理问题、信息技术的伦理问题等。通过对当前科技伦理问题的分析，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只有把握的科学技术伦理观，才能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性引导，使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好地为人类的福祉服务。
专题六：学习十报告精神。涉及《教学大纲》第一、二、三、四、五章的内容。专题主要是把十报告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融入到“自然辩证法概论”课教学内容之中，通过对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指导意义和实践要求的深入讲解，通过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以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内容的详细介绍，帮助学生准确理解我们党的科学技术思想，理解科学技术创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明确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推进科学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
专题以作十报告的视频导入，简要介绍十召开的历史背景、基本内容、理论创新和重大意义。重点分析和讨论三个内容：第一，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第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第三，如何构建国家创新体系。通过课堂讲解和讨论，学生充分认识到了只有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才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只有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才能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只有加快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能力，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才能实现建设中国特色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总之，通过该专题，将十报告的精神实质与《教学大纲》中的内容有机结合，让学生充分领悟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
专题教学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专题式教学既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也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在教学中应注意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处理好“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在进行专题设计的时候，要紧密联系教学大纲中的教学要点，每个专题要关注和讲解不同的问题，要各有分工。看起来好像与其他专题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在分工的基础上，又要注意专题与专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注意把每个专题之间的内在联系给学生分析、揭示出来。比如，讲自然观，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充分体现人的实践活动或科技活动的影响，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离不开科技，同样涉及科技伦理问题等，这样看似是一个个孤立的问题，实际上是浑然一体的有机整体，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体会到人、自然、科技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
关键词：科技伦理学；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伦理问题
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2.0026
我们正处在一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在带给人类巨大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伦理问题，科技伦理学研究日益成为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科技伦理学究竟研究什么？对此，学术界各种观点见仁见智，不尽相同。武汉理工大学潘建红教授的新著《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架构，充分展现了科技伦理学研究的新视界，进一步丰富了科技伦理学的理论体系。该著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分析现代科技与伦理的冲突及理论纷争入手，着重研究科技与伦理关系的历史溯源、科技与伦理关系的应然诉求以及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实践路径等重大问题。该著的出版在科技伦理研究领域无疑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
一、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
科技伦理学是伴随着社会转型而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既是科学技术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也是职业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从交叉学科的角度看，科技伦理学旨在研究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揭示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建构科技进步与伦理建设的互动机制[1]。《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正是通过对现代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辩证关系的系统分析，强调科技与伦理互动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力求从理论上厘清这个问题，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架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
不可否认，现代科学技术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然而人们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理想与幸福的生活，与之相伴而来的则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日趋紧张，科技与伦理的冲突日益凸显。正如马克思所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2]如今，科学技术发展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挑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正如作者所说：“迅速发展的科技与相对滞后的伦理道德体系的互动陷入两难的困境：一方面，革命性的、可能为人类带来深远影响的科学技术的出现常常会引发伦理道德的突出问题与巨大恐慌；另一方面，人类不能禁止某些新科技的应用与发展，因为，这样可能会使人类丧失美好未来的机遇。”[3]2如何使人类在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的优秀成果的同时，规避这些伦理问题，实现现代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就成为人们十分关心的时代性课题，更是科技伦理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在这种背景下，加强科技伦理学研究，寻求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运行规律，建构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理论体系，就显得尤其重要而迫切。那么，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伦理忧患的时代，怎样认识和理解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道德发展能否取得“双赢”的效果？人类应该如何把握科学技术发展的伦理尺度，努力实现现代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这些问题在《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中找到了答案。
客观地说，在国内外的科技伦理学研究中，关于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研究相对薄弱，资料比较零散，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对于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实践研究不多，很少有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的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在该著中，作者直面问题，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诠释，深入探讨了二者的内在逻辑关联，进而提出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应然诉求。在作者看来：“一方面，通过对科学技术运行中的伦理分析，有助于对科技人员与科技成果进行有效的管理，使科技运行合理化，实现真与善的统一，最终使人的行为趋于美的境界；另一方面，对伦理的科学技术成分分析，能为伦理建设寻找合理依托。”[3]62
总之，科技发展对伦理具有正向作用，伦理对科技发展也具有正向作用，科技与伦理互动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现代科技与伦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时时处在一种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之中。科技进步促进伦理建设，并为伦理建设提供物质基础；伦理建设又推动科技进步，为现代科技发展把握前进方向。毫无疑问，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分析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建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运行机制，不仅是对现代科技与伦理关系研究内容的拓展，更是一种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
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成功范例
学术发展的方向之一就是重视多�W科知识的交叉融合，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研究同一个问题。当然，不同学科知识发展、交叉的结果是同一个问题可以用不同学科知识来解释，但解释的结果却有很大不同，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这种现象提示我们，要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研究问题，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客观事物。只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研究客观事物，全面地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才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研究也是这样，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不可否认，科技与伦理互动具有必然性，但具体到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时空发展，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表现则不尽相同。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带来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科技与伦理的关系，这些不同学科的研究为把握科技与伦理的互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立足历史视野与现实发展，强调问题导向和实践架构，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研究推向了新的水平。《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综合运用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着力跨学科综合研究，从而科学把握了科技与伦理在历史发展中的不断嬗变以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该著既强调吸收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等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又注意从文化学、人类学以及系统科学等多学科视野探讨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基础、规律及诉求。例如，从文化学维度对科技与伦理互动进行文化考量，把科技与伦理的矛盾看作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内在矛盾之一，揭示科学技术与人性之间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深层次联系，凸显了作者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又如，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把科技与伦理互动看作一个系统，“通过对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内在关系研究，把握科技与伦理之间具有的逻辑关联，明确科技与伦理之�g具有的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强调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的应然诉求”[3]5。
纵观全书，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努力交叉融合多学科知识，从多角度、多层面重新审视科技与伦理关系问题，在高科技的辉煌与伦理忧患并存的时代，寻找科技与伦理共同发展与进步的实践对策，从而“描绘出现代形态的科技与伦理相互作用的宏伟画卷，为把握现代科技与伦理冲突的热点问题及争论的焦点问题提供了一部可参考的范本”[3]4-5。
三、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系统建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辩证统一的，这种辩证统一不仅表现在静态的相互联系，也表现在动态的相互作用，《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作为科技伦理学研究的新视界，就是要揭示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内在机理，建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理论体系。该著既注重学理层面的探讨，又针对现实，强调问题的针对性，为把握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提出应对之策，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科技与伦理互动论进行了系统建构。具体而言，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强烈的问题意识。“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该著正是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切中时代脉搏，深入分析关于科技与伦理冲突的理论纷争，探寻走出困境、解决问题的实践途径，从而突破了从概念到概念的学究式纯逻辑推演模式。
二是清晰的历史脉搏。把科技与伦理的逻辑关系放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进行动态考察，揭示二者互动的抑扬轨迹，重点探究科技伦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把握其内在的规律性，从中把握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历史脉搏。
三是系统的理论阐释。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性与伦理的反思性的互动中，把握科技与伦理之间具有的逻辑相关性；从多维视角认识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可能性，阐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原则、基础及当代意义，从而深化了关于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认识和理解。正如拉特利所说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造成越来越多的需要提出新规范的行情，而且还使新的行为更加合理、有效。”[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