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5 17:23:1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传统经济；生态经济；自然生态；循环经济
1传统经济学的弊端
传统经济学（TraditionalEconomics），是指以“经济人”为理论前提假设来研究人类社会各种经济活动与各种经济关系及其发展逻辑、规律的科学，是传统经济运行模式背后的主要理论基础。正如科斯所说，这是“关于私有制度的经济学”，是以“经济人”为基本前提假设，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传统经济学注重个人，强调利润最大化，把对个人欲望的满足视为幸福感。不论是在100多年前建立的以充分的市场竞争为前提的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无不将“经济人”这一传统经济学特征发挥到淋漓尽致。在长达几百年的工业文明时段中，工业文明给予了传统经济学“自私、理性”价值观的合法性，并使其依托自身发展壮大，成为占据中外话语霸权地位的主流经济学[1]。人与自然本是相互依存、共生的复杂生态系统，这个复杂系统包括社会系统、经济系统、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市场经济”限制其对自然系统的认识，忽视自然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基础性作用，让传统经济学成为一门“无根性”的经济学说。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有传统经济学家构建的经济学框架通过改变量等方式解决生活中的经济问题，使传统经济学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近些年来，社会和科技快速发展，让传统经济学家的这一老旧经济学模型框架失去了对当下社会的“把控”，在这一框架之下的概念和变量也落后于时代。在当下认识论的角度下，自然生态作为整个复杂生态系统中的基础，传统经济学自始至终也没把自然这一变量纳入经济学框架之中，忽视自然、过度利用自然、把自然当作一个巨大的垃圾处理场，无不说明传统经济学在当下发展之中的弊端。
2传统经济学与生态危机
在的剩余价值理论里，剩余价值的产生主要经历“购买—生产—销售”3个过程。购买是指购买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原材料是指“非人为再生产”的资源。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自然资源是基础，脱离自然资源整个过程将无法进行。传统经济学一贯忽视生态，视一切“非人为再生产”的自然资源为免费、可随意获取的，这种“自然免费论”导致无限度地向大自然索取自然资源，忽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虽然取得了经济高效率，但生态系统被大肆破坏，造成严重的生态赤字，在一段较长的历史阶段内一步步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危机。传统经济学追求利润最大化，试图以最小的经济投入谋求可货币化的最大利润和物质福利的这一本质，决定了传统经济学无法解决生态问题。假设一个企业从自然界获取了足够多的原材料之后，很快进入到生产销售环节，并最终能够按照传统经济学的模式获取最大的利润。但为了维护生态平衡，弥补从自然界攫取原材料的损害，这个企业必须拿出利润中的一部分进行补偿。这样一来，成本增加，利润就减少了，与传统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相违背。作为传统经济学下的理性“经济人”，成本外部化是利润最大化的最优方式。弥补对外部生态的破坏，增加企业内部的生产成本，不符合传统经济学“经济人”的假设[2]。
3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CircularEconomy）从形式上看是封闭的物质循环流经济，本质是一种生态经济学，是以自然生态系统的先在性为前提，遵循生态规律的生态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相比，循环经济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济学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
3.1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生态经济学
3.1.1国内生态经济学的兴起
国际学术界对于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雷迪尔卡逊在1962年发表了《寂静的春天》，批判了杀虫剂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震惊美国各界，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国内的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批农林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以农业生态研究为基础，在不断实践和研究中逐步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第一部生态经济学专著是许涤新、马世骏、刘思华主编的《生态经济学》。1980年8月，许涤新在青海省西宁召开的全国畜牧业经济理论论坛讨论会上提出：“要研究生态经济问题，逐步建立我国的生态经济学”。王松霈说“生态经济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客观要求”。沙漠化、水土流失、全球气温上升、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登上历史舞台，全世界都面临着自然环境的巨大挑战，是生态经济学兴起的主要原因。山东人民出版社在1995年7月出版了马传栋的《资源生态经济学》，马传栋先生指出生态经济学的宗旨是要探索人类实现资源、人口、经济、社会与生态和环境之间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和对策，为解决中国的环境与发展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3]。
3.1.2生态经济学的内涵
有人认为生态经济学属于生态学，也有人认为生态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但越来越多的人赞同生态经济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1989年，Costanza指出生态经济学既包括利用传统经济学的方式研究经济活动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也包括用新的方法研究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联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认为，生态经济学是一门从最广泛的领域阐述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关联的学科，他视生态系统为经济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二者的共同点是都把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联系作为生态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4]。我国经济学家腾有正认为生态经济学是一门具有二重性的学科，兼有理论和应用，是一门具有边缘性质的学科。生态经济学涵盖的范围包括经济学、生态学、生物学、地理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政治学、生态伦理学、环境经济学等。在人们研究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边缘性质时，往往会遗漏生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性———时代性。目前世界面临一系列生态危机，如生物多样性减少、全球气温上升、酸雨、沙漠化等，并且没有一门学科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生态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将新问题的产生和处理纳入到生态经济学，以帮助不同地区出现同样问题时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有效解决问题，以此保持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活性，使其处于时代前沿[5]。
关键词：生态经济 可持续发展 城市环境
我国国民经济近些年发展迅猛。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也是少有的几个保持高速增长的国家。但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尤其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变得更加重要。城市作为人们生活的载体，如何解决它的可持续发展就成为了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同时，大量的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也给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超级大城市带来了方方面面的挑战。另外，那些正在兴起的中小城市。更需要借鉴大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总结来提高自身的发展水平。
基于以上的思想，本文从分析城市发展中带来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人手，以生态经济学为基础。讨论分析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一、城市发展的生态环境现状与原因
目前我国城市发展还更多地依赖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这就意味着要大量的消耗能源和资源。同时。由于城市的不断扩大，也吸引更多的人口进入城市，这也进一步加大能源与资源的消耗量。资源需求的增加和过度开采，直接导致能源危机、资源破坏和生态环境退化，并进一步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启动离不开各种方式的投入。怎样的投入、多大的投入才是最经济的投入，这就需要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来证明。
城市中的生态环境问题还包括大气、水、土壤的污染问题，地下水资源问题，固体废弃物污染问题，人口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生态问题等。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目前城市的发展，也会成为将来城市发展的一个瓶颈。引起城市环境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能源过度利用
这是中国城市发展的最大问题，经济增长的很大部分靠的就是能源的耗费。中国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耗已经严重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一些拥有相对丰富资源的城市，这一状况尤为严重。众所周知，能源与资源的消耗不仅仅是单纯的能源问题，它涉及更多的是生态环境问题。大量的能源与资源的开采是不是会超出环境的承载范围。开采过程中会不会引起生态环境的破坏。能源与资源在使用后会带来什么样的环境污染与破坏，这些都是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超出生态环境的承载范围来污染、破坏。又会制约城市的发展。
(二)人口不断膨胀
城市吸引了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的激增引发了诸如就业、居住、城市交通问题以及其他由于贫富差距过大产生的社会问题。同时也加剧了地下水位下降、温室气体增加、城市污染等生态环境的恶化。
(三)政府的环境政策体系不健全
首先，政府对城市发展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的预见性不强。即对重大问题的政策调控和干预能力不强。处罚和监管力度不够。其次。在对大众的环保意识培养上，没有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及相应的引导。人们过于追逐物质利益。环保意识却相当淡薄。
二、生态经济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生态经济的出现为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思路，从而使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双赢”局面的出现成为可能。并进一步为解决城市发展、建立和谐社会带来解决的途径和希望。
(一)生态经济的内涵与意义
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和经济学相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其中较权威的定义是著名生态经济学家Robert Costanza给出的：生态经济学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阐述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也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许多最紧迫的问题(包括可持续发展、酸雨、全球变暖、物种灭绝、财富分布)。生态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拓展这些交叉领域，将现代经典环境经济学和受生态学影响的学科都纳入其子学科之列，同时也鼓励用新方法来考虑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的联系。
生态经济融合了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具体形式。包括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的循环经济。其实质和核心就是生态经济。王松霈曾提出。生态与经济协调理论是生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并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他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三个基本理论范畴：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平衡和生态经济效益。其中生态经济系统是载体。生态经济平衡是动力，生态经济效益是目的。
(二)与生态经济相结合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
1、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减少或取缔城市中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部门或行业。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力度，减小第一产业比重，稳步发展第二产业。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力争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促使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2、建立健全的政策环境体系。首先要建立完善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和及时的应对机制，规范整个经济发展环境并加大监管力度。在法律上规定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范围与强度。给定城市发展需要遵守的生态与经济的政策体系。不应只看重经济的发展而忽略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不应因噎废食放弃经济的发展。而应该达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局面，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应加大宣传并全面普及，树立正确的城市发展观。
3、加强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加大创新研究，更高效地利用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以代替不可再生的短缺能源。能源问题是城市发展的大问题，解决好能源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另外。选择合适的清洁能源对缓解城市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4、城市周围促进生态农业，城市市区推广生态社区。在城市周边，建立绿色农业示范区，不仅可以带来可观的收益，同时可以把剩余劳动力进行转移，促进小城镇建设，缓解大城市各方面的压力。与生态旅游结合，建设生态景点、度假旅游、农产品加工整个产业链，带动城市周边地区的迅速发展。建成农业旅游“卫星城”。社区的环境就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城市的环境，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优化社区，使处在这个环境中的人们有意识地去改变自己，自觉维护这个环境。这样的社区逐步扩大就会带动整个城市生态环境的进步。
［关键词］哈妮梯田 生态经济
一、前言
2009年底至2010年至今，云南省遭遇有史以来百年一遇的全省性特大旱灾，干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程度之深、损失之大，均为云南省历史少有。在解决人畜饮水问题、抗大旱保民生促春耕之余，云南经济在大旱之后的经济发展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2010年4月7日19：38分，中央电视台CCTV-1焦点访谈节目播放了题为“哈妮梯田的启示――抗旱记（二）”的栏目，该栏目讲述了云南省元阳县从2000年开始退耕还林，经过十年的努力人工林和天然林已蔚然成风，森林覆盖率从26.7%增加到41 %，在云南很多地区春耕生产面临很大困难的情况下，元阳县哈尼梯田仍能保证13万亩正常播种，占全部哈尼梯田的70%。这不得不让人在惊叹之余想知道“哈妮梯田”幸免于难的原因。“哈妮梯田”奥妙就在于由天然林和人工林组成的绿色水库，让哈尼梯田保持了“森林――水系――村寨――梯田”这样的良性循环复合生态系统，不仅涵养了水源，而且有效抑制了泥石流、旱涝等自然灾害的发生。笔者认为虽然旱灾对我省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我们应从“哈妮梯田的启示”中吸取以经验，未雨绸缪，发展生态经济，谋求经济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二、生态经济的内涵
生态经济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一些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
从长远看，发展生态经济将是云南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发展生态经济，才能实现云南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三、发展生态经济的几点建议
1.改变观念，重视宣传。生态经济是一个持续而漫长的过程，它是一个综合性工程，它需要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参与和支持，而不单纯只是政府或是某些企业的事情。（1）改变观念，强化生态意识。加强宣传教育，增强社会公众对发展生态经济重大意义的认识，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经济观，使发展生态经济的观念深入人心，发动全社会主动自觉行动，加入到发展生态经济流动中来；（2）搞好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培养生态道德意识，积极弘扬环境文化，倡导生态文明，加强环境教育，提倡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3）积极谋求政府、企业、公众、环保组织和媒体等多方支持参与、监督，共同为生态经济发展打造良好的外部运作环境。
2.合理规划区域生态系统保护与建设工程。生态经济具有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回报的永续性，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提高生态资源的利用率，发展生态经济，既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又可发展地方经济，相得益彰。但由于云南省各地区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不均衡，在发展生态经济时不能“一刀切”，应立足于各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合理规划区域生态系统保护与建设工程，以便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经济特点发挥其生态经济总体功能，获取生态经济的最佳效益。（1）开展全省自然经济资源的调研工作，为生态系统保护与建设工程搞好基础性工作；（2）从战略的角度，科学合理地制定各区域的生态系统保护与建设规划；（3）建立健全区域生态环境监测和预警系统；（4）退耕还林，提高森林覆盖率，扩大区域生态系统保护与建设范围；（5）建立健全区域生态系统保护与建设激励机制。
3.发展优势产业、促进产业间互动，形成整合效应。云南要发展生态经济，必须走经济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道路。（1）首先，应树立正确的经济发展目标。以长期的环境效益前提为主追求经济效益，谋求生态受保护、农民得实惠、社会增效益三方共赢为目标。以防止“杀鸡取卵”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不当的经济效益。（2）立足优势资源，扶持和壮大生物产业、能源业、矿产业、旅游业等特色产业，“以点带面”，形成生态经济产业体系。（3）实施绿色品牌战略，采用多种经营模式，提升产业链价值，促进产业化发展。（4）重视生态产业之间的互动联系，实现产业互动，经济相融。即生态能源要为生态农业服务，生态农业和生态畜牧业要与生态旅游相结合。这样，产业之间有机结合，相互支撑，加速生态经济的发展。
4.依托资源优势和科技进步，大力拓展清洁能源、绿色食品等领域。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位于北纬 21°8'32 － 29°15'8 ，东经 97°31'39 － 106°11'47 之间，北回归线横贯本省南部。地形复杂和垂直高差大等原因，造成全省气候类型丰富多样、显著。在发展生态经济云南省具有比其他省份优越得多的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我们应依托资源优势，积极引进和研发新技术，促进生态经济的发展。（1）引进和改造先进能源技术和能源设备，大力推广和使用水能、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发展“节能、环保、无污染”新型工业；（2）推广绿色食品生产技术，实施标准化生产，以绿色食品为载体进行农产品开发策划，增强食品加工业的市场竞争；（3）重视生物技术研发和创新，采用先进的动植物基因技术、养殖技术和栽培技术等，改变粗放型经济，积极发展生态林业、草业、花卉业，生态渔业，观光农业，生态畜牧业等多种产业经济；（4）在深入挖掘地区民族特色资源基础上，提高旅游产品的加工、包装技术，发展特色旅游业；（5）还要重视引进和应用国际先进的环保设备和技术，加快环保产业的发展。
5.建立信息交流平台，加强生态经济建设的合作与交流、学习。生态经济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至今已有40年的历史。198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召开了以“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为主题的会议。环境规划署在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各种变化进行观察分析之后，确定将“环境经济”（即生态经济）作为1981年《环境状况报告》的第一项主题。由此表明，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既有理论性又有应用性的新兴的科学，开始为世人所瞩目。之后许多发达国家积极致力于生态经济建设和研究。我国引进生态经济也不过20年的时间，1999年3月以来，国家环保总局先后批准海南、吉林、黑龙江、福建、浙江、山东、安徽、广东8省为生态省建设试点。江苏、陕西等省也在开展生态省建设的试点工作。云南省在生态经济建设方面可通过建立信息交流平台，加强与先进国家、地区和先进省份在生态经济建设方面进行成果与经验的合作与交流、学习，促进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估算方法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6-0168-03
一、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内涵及意义
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1] ，它不仅给人类提供生存必需的食物、医药及工农业生产的原料，而且维持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支持系统（Daily，1997；欧阳志云等，1999）。由此得出生态系统不仅可以为我们的生存直接提供各种原料或产品（食品、水、氧气、木材、纤维等），而且在大尺度上具有调节气候、净化污染、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减轻灾害、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进而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有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效益评估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评估已经成为当今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课题之一。
随着生态经济学、环境和自然资源经济学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开始致力于此问题的研究，对各类生态系统进行定性及定量的研究，为及时、准确和动态的掌握生态系统功能的价值提供了依据，对国民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和政府的宏观决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2）促使商品观念的转变；（3）促进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4）促进环保措施的科学评价；（5）为生态功能区划和生态建设规划奠定基础（引自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
（一）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构成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源于它的功能，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多样的，决定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也是多样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于1993年组织一些专家编写了《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指南》，将生物多样性价值划分为五种类型，即：具显著实物形式的直接价年进行的“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项目，王健民提出生物多样性总经济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价值、潜在使用价值和存在价值四个方面。欧阳志云等学者又将其分为：直接利用价值、 间接利用价值、选择价值、存在价值[3]。虽然不同的学者对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给出了不同的分类，但总体上都是围绕着利用价值和非利用价值进行研究的。
（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估算方法
美国康斯坦扎等人在测算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首先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分为十七类子生态系统，之后采用或构造了物质量评价法、能值分析法、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影子价格法、影子工程法、费用分析法、防护费用法、恢复费用法、人力资本法、资产价值法、旅行费用法、条件价值法等一系列方法分别对每一类子生态系统进行测算，最后进行加总求和，计算出了全球生态系统每年能够产生的服务价值[4]。随后依据生态系统服务与自然资本的市场发育程度，将以上的生态系统服务与自然资本的经济价值的评估研究方法归结为四类：（1）实际市场评估技术，对具有实际市场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以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作为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评估方法主要包括市场价值法、费用支出法。（2）替代（隐含）市场评估技术，生态系统的某些服务虽然没有直接的市场交易和市场价格，但具有这些服务的替代品的市场和价格，通过估算替代品的花费而代替某些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即以使用技术手段获得与某种生态系统服务相同的结果所需的生产费用为依据间接估算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这种方法以“影子价格”和消费者剩余来估算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评估方法较多，包括替代成本法，生产成本法― 机会成本法、恢复和防护费用法、影子工程法，旅行费用法（TCM），资产价值法或享乐价值法（HPM ），以及疾病成本法和人力资本法、预防性支出法、有效成本法等。（3）假想（模拟） 市场评估技术，对没有市场交易和实际市场价格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纯公共物品），只有人为地构造假想市场来衡量生态系统服务和环境资源的价值，其代表性的方法是条件价值法（CVM）。（4）空间―能值分析技术，包括生态足迹法和能值分析法，目前由于其不够完善应用较少[5]。
1.实际市场评估技术
费用支出法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评价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它以人们对某种生态服务功能的支出费用来表示其经济价值[6]。例如，对于森林景观的游憩价值，可以用游憩者支出的费用总和（包括往返交通费、餐饮费用、住宿费、门票费、入场券、设施使用费、摄影费用、购买纪念品和土特产的费用、购买或租借设备费以及停车费和电话费等所有支出的费用） 作为森林憩的经济价值。它仅能评价森林游憩的使用价值，不能评价非使用价值，如该方法不能说明游憩者较少的（热带雨林）森林的游憩价值。
市场价值法：市场价值法与费用支出法类似，适合于没有费用支出的但有市场价格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 [7]。理论上，市场价值法是一种合理方法，也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评价方法。如计算产品提供功能价值多采用市场价值法来计算，以农产品为例可有：
Va = ΣQa，iPs，i （1）
式中：Va为农产品的价值（元）：Qa，i为当年第i 类农产品数量；Ps，i为第i 类农产品价格。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进行调整。如果涉及到整个生态系统由于其功能种类繁多，而且往往很难定量，实际评价时仍有许多困难。
2.替代市场价值法
替代成本法：在生态系统遭受破坏之后人工建造一个系统来替代原来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用建造新工程的费用来估计生态系统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一种方法。如水循环功能价值可用替代成本法计算，以农业水循环为例可列为
Vw=a×（Q1－Q2）×Pw （2）
式中:Q1为农业用水总量，Q2为农业排水总量，Pw为水价，a为调整系数。
影子价格法：在完善的市场条件下，市场价格取决于市场供求状况，当供求均衡时，价格趋于稳定，此时需求者为多购买单位货物所支付的价格―边际产品价格，恰好等于供给者多生产单位货物的生产成本―边际生产成本。该均衡状态下的市场价格，即为线性规划所求的影子价格。资源优化配置的线性规划中存在对偶规划，一旦实现了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各种资源的最优价格就是影子价格。当社会处于某种状态时，影子价格能更好的反映各种资源的价值、市场的供求状况以及资源的稀缺程度，使资源配置向优化方向发展。如果排除市场价格不合理因素后计算的结果已不同于线性规划所描述的的影子价格。影子价格的基本计算方法大致有两类：总体均衡分析法和局部均衡分析法，前者虽然理论上比较严密，但是应用比较困难，后者则需要根据分析对象的特点和所处的供需环境来具体确定影子价格。机会成本属于后者，目前此种方法主要应用于生态环境供水效益的计算 [8]。
影子工程法：又叫替代工程法，是恢复费用法的一种特殊形式，当生态系统某些功能难以直接进行估算时，可借助于能够提供类似功能的替代工程即所谓的影子工程的价值来替代该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如森林涵养水源的功能，很难直接进行价值量化，但可以寻找一个影子工程。如修建贮存与森林涵养水原量同样水量的水库，则该水库的价值就可以替代该森林涵养水源的价值。姜文来等分别用影子工程法对森林涵养水源的价值进行了评估[9～[10]。
旅行费用法（TCM），TCM的设想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霍特林于1947年提出的。他认为，可以应用经济学的需求理论，按照游客到达国家公园的旅行距离和对国家公园访问率之间的经验关系，估计出人们对国家公园的需求，进而计算国家公园对游客产生的总效益，其应该等于游客的旅行费用支出加上消费者剩余。简单的计算方法为Vt=P×Sp（P 为旅游人数，Sp为旅游者平均费用）。TCM模型分为分区旅行费用模型（ZTCM）与个人旅行费用模型（ITCM）。它的最大贡献是对消费者剩余的创造性应用[11]，其主要原因有：人们常用市场价值表示商品的经济价值，但像森林游憩这样的“公共产品不仅没有市场交换，而且没有市场价格；消费者剩余是根据商品市场价格资料计算除了的，但森林游憩没有市场交换和市场价格，因而其消费者剩余没办法计算出来；它的有点在于提出了游憩商品可以用消费者剩余作为其价值的评价指标，并计算出其数值。同时，它又有它的局限性，只能评价森林游憩的使用价值，不能评价其非使用价值。
疾病成本法和人力资本法：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有时会影响人类的健康。它主要表现在：因污染致病、致残或早逝而减少本人和社会的收入；医疗费用的增加；精神或心理上的代价等。疾病成本法用来计算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以损害函数为基础，把人们接触到的污染水平与健康状况联系起来。人疾病成本法和人力资本法包括以下步骤：（1）确定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2）确定污染作用下发病率的增加量；（3）使用治疗成本、工资损失和生命损失去估计患病和过早死亡的成本[6]。
防护和恢复费用法：用于评估水土流失、重金属污染、土地退化等环境破坏或噪声、危险品和其他污染造成的损失。其基本思想是：用恢复被破坏的环境（或重置相似环境）或避免某种污染的费用来表示该环境污染造成损失的价值的费用来表示该环境的价值。例如，某地湿地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后，要恢复到原来状态所需的费用，或确保使其不被遭到破坏所需的费用。
资产价值法：把环境质量看做是影响资产价值的一个因素，当影响资产价值的其他因素不变时，以环境质量恶化引起资产价值的变化额来估计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一种方法，称为资产价值法。例如，用房屋资产价值变化来估计大气质量变化造成的经济损失或收益：房屋的价格受房屋特性（如大小、新旧、结构类型等）、四邻条件（交通便利程度、周围学校、商店等情况）和环境质量的影响，通过调查并使用多变量分析建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计算出大气质量变化引起的房屋价值的变化，说明大气质量变化造成的经济损失或收益。目前应用此类方法较少。
3.假想市场法
条件价值法（CVM），也称调查法和假设评价法，通过假想市场询问人们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WTP）或受到损害后的受偿意愿（WTA）来评估环境物品或服务的价值。它的核心是直接调查咨询人们对生态服务功能的支付意愿，并以支付意愿和净支付意愿来表达生态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12]。在实际研究中，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在一系列假设问题下，通过调查、问卷、投标等方式来获得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和净支付意愿，综合所有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和净支付意愿来估计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根据条件价值法计算公式：
E（WTP/WTA）-Pibi[13]（3）
式中：E（WTP）为被调查者平均支付意愿，E（WTA）为被调查者平均补偿意愿，Pi被调查者选择某数额的概率，bi为投标数额进行计算；再结合当地实际根据被调查者表达出的WTP 或WTA 建立适当的数学模型，进而确定价值影响人群最大WTP或最小WTA，实现评估非市场物品价值目的。
条件价值法与其他方法相比它特别适宜于对那些非使用价值占有较大比重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因此，他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有效的科学依据。但它也有一定的缺点，主要是假想性和存在偏差，这需要在问卷设计和调查过程中采取具体的办法以减小或克服它的缺点。
三、小结
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文献数量上升速度很快，而且从不同生态系统的类型、大小、组成结构、尺度规模、发展进程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但是由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涉及到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生态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领域，很多类型的生态系统人们并没有搞清楚它具体有那些方面的功能和服务，或是以哪些功能为主，同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还存在着时空变化，无法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做出精确的计算。而且，一些定量化数据是直接套用其他国家的估算方法和依据其他国家的标准而获取的，各国之间不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在自然资源状况上都存在着极为显著的差异，所以中国目前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计算领域还存在着很多缺陷，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必须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特征和特定的区域环境进行周密考虑，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转换，以提高评价结果的精确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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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年会论文摘要集，2007.
On the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of Estimation Methods
BAI Yu－fen1，2，SHI Hui-chun1
（1.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
2.Minhe High School，Minhe 810800， China）
1.生态型城市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
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建设科学的、实际的和起点高的生态型城市，对城市的经济、社会、人文和生态等的发展方向有重要影响，将其置于城市规划的过程中，能够为生态型城市的建设提供重要保障。生态型城市的建设，不仅需要遵循符合生态环境的基本原则，对城市进行生态规划，还需要对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规划设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发起“人与生物圈计划”的研究课题，该课题为生态城市的规划，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及规模样板。其最主要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为人类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的相互和谐。
2.生态型城市规划存在的价值
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以及对城市进行生态型规划，对社会的发展都存在重要的价值，主要表现以下主要内容：第一，生态型城市的建设，有助于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相互协调发展，形成合力的发展规模；第二，生态型城市的建设，对环境问题和自然资源紧缺有一定的缓解作用，降低了城市发展的阻碍力度；第三，生态型城市的建设，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创造了健康文明的消费环境，构建了一种新型的生态文明体系；第四，生态型城市的建设，同时带动了城乡建设，为生态文化城市的形成创造了环境；第五，生态型城市的建设，推进了生态产业结构的形成，有利于对传统产业进行生态化发展；第六，生态型城市的建设，确保了生态经济的首要地位，保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七，生态型城市的建设，协调了自然和社会的整体需求，为城市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优良的环境条件，实现人与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和谐。
二、规划和建设生态城市遵循的基本原则
1.城市生态的承载力原则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城市承载力原则，指的是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城市的生态系统对城市中的人类活动强度的承载极限。城市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城市发展的规模有一定的限制，因此，生态条件也存在着一定的极限承载力。城市的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对其发展规模有一定的限制，为了保证城市生态的承载力原则，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城市规划进行要求：第一，在城市规划过程中，环境的净化直接关系到城市环境质量，影响城市的发展规模，因此，需要首先考虑环境的净化功能；第二，在城市规划过程中，需要将城市重点产业的数量、布局和种类，进行生态规划，确保产业的生态资源能够合理的开发和利用；第三，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对城市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进行评估，并通过经济和技术水平、社会和生活环境等手段，来提高承载力；第四，合理调控城市人口数量，对城市布局和密度进行合理分配，这是城市生态化发展的重要要求。
2.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原则
环境经济学，即生态经济学。在早期曾经被称为公害和污染经济学，是一种经济和生态相互融合的一种交叉学科。在生态经济系统中，该交叉学科有效地对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进行融合，对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同时还对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其中，城市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工生态环境复杂、消费系统庞大等的整体，具有较为薄弱的还原系统，很容易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为了建设良好的生态型城市，需要将生态经济学理论，作为建设城市的重要指导，对城市的生态环境进行规划、设计和管理，实现生态型城市的建设。并在遵循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原则中，大力发展生态经济系统，确保城市建设的生态发展。
3.自然与人之间的和谐原则
人们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对自然资源的过渡使用和掠夺，导致较多的自然资源急剧减少，造成全球性质的环境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这种片面追求效益，不顾生态的行为，为社会的长期和谐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为了建设生态城市，就需要强调自然和人之间的和谐，在城市规划中，保护和改善环境，为居民创造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和整洁的生态型城市。
4.生态型城市的成长性原则
城市规划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变化的，而城市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其发展空间的存在为生态系统的成长提供了基础。人们在遵循自然成长性原则的同时，还需要根据自然演变的规律进行规划。在城市规划中，运用成长性原则，会确保城市的健康长远发展，将城市的文化、历史、建筑、物质等作为一种生命形式，进行保护、更新和维护，是生态型城市成长性原则的重要表现。
5.生态型城市的个性原则
城市规划中，需要对气候、地理、环境等各方面的因素进行考虑，确保能够突出每个城市的特点。同时，在生态化设计环节中，对城市的山、水和人文等特色进行凸显个性的建设；尤其是在对城市魅力、竞争手段和知名度等方面，也需要进行重点特征的建设；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改善和提高经济和环境的融合程度，确保能够很好的彰显生态型城市的独特魅力和个性色彩。
三、结语
近期，我们以“资源”作为检索词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进行“篇名”的“精确”检索，共检出360 415篇文献（以下简称为“资源”期刊文献）。这些文献除极少数属于资源会议消息、资源图书出版简讯等之外，绝大多数是论文类文献，可以用于表征学术界对于资源问题的关注程度和资源科学研究的规模。其中，1984年至2013年的329 607篇“资源”期刊文献的年度分布列为表1。由表中数据可见，“资源”期刊文献30年来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
1980年代以来，中国出版了一系列资源学、资源科学著作，如《自然资源学概论》［3］（1988年）、《资源科学论纲》（1994年）、《资源生态经济学》［4］（1996年）、《资源科学》［5］（1998年）、《自然资源学原理》［6］（2000年）、《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2000年）等。另有翻译著作阿兰•兰德尔的《资源经济学》［7］等。进入1990年代，有多位学者探讨了广义资源科学的学科体系问题。1994年，封志明、王勤学在《资源科学论纲》一书中提出两层级结构的资源科学学科体系［8］。资源科学的第一级子学科是综合（理论）资源学和部门（专门）资源学，两者在具体时空的结合是区域资源学。综合资源学包含5个第二级子学科，部门资源学包含8个第二级子学科。2000年，孙鸿烈、石玉林、赵士洞、张巧玲、封志明等在为《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撰写的概观性专文《资源科学》中，提出了一个有所改进的资源科学学科体系［9］（P37）。这个学科体系也属于两层级结构。第一级子学科除综合资源学、部门自然资源学、区域资源学之外，增设了社会资源（学）。部门自然资源学增加了一个第二级子学科药物资源学。社会资源（学）列出人力资源（学）、资本资源（学）、科技资源（学）、教育资源（学）4个第二级子学科。2001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沈长江著文对资源科学学科体系做了深入的探讨，提出资源科学的三维网络结构学科体系［10］。第一维纵轴（Y）是资源科学总论，包括资源分类学、资源信息学、资源数学、资源化学、资源生态学、资源地理学、资源经济学、资源工程学等15个分支学科。第二维横轴（X）是资源科学各论，包括气候资源学、水资源学、土地资源学、疗养地资源学、劳动力资源学、金融资源学、人文文化资源、网络资源、科学知识资源等19个分支学科（有些学科名称不够规范），分属自然资源学、社会经济资源学、知识信息资源学。第三维斜轴（Z）是资源科学区域分论，包括极地资源学、寒带资源学、热带亚热带资源学、赤道带资源学等。区域分论是资源科学中包罗分支学科最多、最为复杂的部分。
一、广义资源科学的学科结构
借鉴资源科学学科体系的已有研究成果，我们提出广义资源科学体系结构的尝试性建构方案（表2）。广义资源科学的所有分支学科（含边缘分支学科），按照数学自然科学属性、哲学社会科学属性的强弱差异，相对地区分为五个群组。从左至右，即从第Ⅰ群组到第Ⅴ群组，数学自然科学属性依次减弱，哲学社会科学属性依次增强。第Ⅰ群组学科的绝大多数是具有鲜明哲学社会科学属性的边缘分支学科，如资源数学、资源力学、资源物理学、资源化学、资源地球科学、环境资源学、资源开发工艺学、遥感遥测资源学、仿生资源学、资源勘查学、资源系统论、资源控制论、资源信息论、环境资源学等。它们是资源科学与数学、自然科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勘查学、仿生学、工艺学等）、系统科学（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的主要学科门类或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边缘学科。资源遥感遥测学，旨在研究自然资源考察中使用的遥感遥测手段。仿生资源学，侧重研究通过仿生学途径获取资源的机理和方法。环境资源学是介于环境科学与资源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其任务是研究自然环境资源的构成、分类、特征、功能、调查、评价、开发、管理等。在交叉科学中，环境科学和资源科学都是拥有众多分支学科的学科门类，两者有着特殊的交融关系。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在“经济学”学科门类中设有二级学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代码020106），在“法学”学科门类中设有二级学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代码030108）。由于人才培养方面这种整合式的制度安排，使作为知识体系的环境科学和资源科学在中国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环境资源学［11］与资源科学的许多分支学科相融合，形成环境资源地理学、环境资源评价学、环境资源管理学、环境资源生态学、环境资源工程学、环境水土资源学［12］、环境资源经济学、环境资源开发史等边缘分支学科。第Ⅱ群组主要是依据自然资源的类型而划分出来的一组学科，可统称为自然资源学，主要有矿产资源学、水资源学（淡水资源学）、土地资源学、湿地资源学、山地资源学、草地资源学、林地资源学、沙漠资源学、生物资源学、气候资源学、海洋资源学、空间资源学［13］、人工物料资源学、能量资源学以及热带资源学、温带资源学、寒带资源学、极地资源学等。湿地资源学、山地资源学、草地资源学、林地资源学等单设学科，原因在于湿地、山地、草地、林地等地段性资源包含多种单项自然资源，可能既包含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又包含气候资源和植物、动物等生物资源，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程度的综合性，是矿产资源学、水资源学、土地资源学所不能完全替代的。热带资源学、温带资源学、寒带资源学、极地资源学则是按照地域气候特征分立出来的几门学科，分别研究热带、温带、寒带和南极、北极的资源特征、分布、开发利用等问题。如果将地球之外的天体也置于研究视野，这一群组还可以包含月球资源学、火星资源学、太阳资源学等学科。第Ⅲ群组由一系列“中性”学科或接近“中性”的学科构成，包括资源计量学、资源评价学、资源管理学、资源规划学、资源运筹学、资源系统工程学、资源地理学、资源生态学、资源工程学、信息资源学、区域资源学、全球资源学等。普通资源学是资源科学的一门核心基础学科，其任务是探讨有关资源、资源科学的各种一般性、普遍性、共同性问题。普通资源学尽管以普通自然资源学作为基础和主体，但也包含着普通人文资源学的内容。随着普通资源学的逐步成熟，将来有可能从中分化出资源科学史、资源科学学等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资源计量学、资源运筹学、资源系统工程学具有一定的数学自然科学属性，但弱于第Ⅰ群组，因此暂列入第Ⅲ群组。资源地理学、资源生态学、资源工程学、信息资源学、区域资源学、全球资源学等列入这一群组，主要是因为它们既涉及自然资源，又涉及人文资源，两方面难分伯仲，既不宜归入自然资源学，也不宜归入人文资源学。例如，资源地理学既包含资源自然地理学，又包含资源人文地理学；信息资源学既研究自然信息，又研究人文信息；全球资源学既涉及自然资源，又涉及人文资源。第Ⅳ群组主要是依据人文资源的类型而划分出来的一组分支学科，可统称为人文资源学，包括财力资源学（资本资源学）、人力资源学、智力资源学、社会文化资源学、精神动力资源学、政治资源学、行政资源学、外交资源学、司法资源学、科学技术资源学、教育资源学、艺术资源学、体育资源学、人际关系资源学、旅游资源学、军事资源学等。前几门学科分别以各个基本类型的人文资源作为研究对象，而后几门学科则分别以各个社会活动领域的资源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政治资源、科学技术资源、教育资源等活动性或事业性资源，都包含着多种单项人文资源。因此，财力资源学、人力资源学、智力资源学、社会文化资源学等学科的任何一门，都无法取代对政治资源、科学技术资源、教育资源等的专门研究。旅游资源学、军事资源学等学科，虽然必须广泛涉及物质资源（建筑物、武器装备等），但始终保持着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因而将它们归属于第Ⅳ群组。旅游资源学是这个群组中发展势头较为强劲的一门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中，目前可以检索到1994年以来以“旅游资源学”作为书名主题词的专著、教材36部［14］。第Ⅴ群组学科，大多属于资源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门类相互渗透而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边缘学科，如资源哲学、资源伦理学、资源政治学、资源法学、资源文化学、资源社会学、资源开发史、资源经济学、资源投资学、资源市场学等。例如，资源哲学是介于资源科学与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其任务是研究有关资源、资源科学的一系列哲学问题，如资源概念的内涵和本质、资源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资源的无限与有限、资源消耗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资源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等。资源经济学是介于资源科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其基本使命是探讨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经济学问题，如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资源开发利用的经济评价、资源开发利用的优化方案、资源再生增殖能力的保护措施等。在既往的发展历程中，资源经济学与归属于自然资源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已经形成或有望形成矿产资源经济学、水资源经济学、土地资源经济学、生物资源经济学、气候资源经济学、海洋资源经济学等二级分支学科。就体系结构而言，广义资源科学与狭义资源科学（自然资源科学）的差别，就在于后者不包含第Ⅴ群组，亦即第Ⅰ、Ⅱ、Ⅲ、Ⅳ群组的集合是狭义资源科学，狭义资源科学再添加上第Ⅴ群组，就是广义资源科学。但两者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差别，即第Ⅱ、Ⅲ、Ⅳ群组学科在狭义资源科学中以狭义资源（自然资源）作为研究对象，在广义资源科学中则以广义资源（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之和）作为研究对象。例如，资源政治学在狭义资源科学中，其任务是研究自然资源与政治活动的关系；在广义资源科学中，它的任务是研究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与政治活动的关系。
二、资源科学的当前发展对策
资源科学的兴起和发展，适应了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但与相邻学科门类环境科学相比，资源科学尽管历史长于环境科学，但其发展速度、成熟程度却明显不及环境科学。解析其中的主要原因，无疑会有助于我们实施正确的对策，推进资源科学的有序、可持续发展。在今后一个时期，应该着力解决以下两个基本问题。首先，着力提高资源科学在制度规范中的学科地位。迄今为止，资源科学在科学领域尚未取得应有的学科地位。在国家技术监督局199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15］中，资源科学尚未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算不上一门“显学”，而环境科学（技术）则被列为一级学科（代码610）。该标准将“能源科学技术”单独列为一个一级学科（代码480），其下列有8个二级学科；在一级学科“经济学”的二级学科“技术经济学”之下，列有能源技术经济学（代码790．4125）、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经济学（代码790．4150）；在二级学科“资源经济学”（代码790．49）之下，列有5个三级学科。显然，资源科学在国家标准中还没有占据应有的学科地位，不仅相关分支学科排布凌乱、分散，而且遗漏了资源地理学、资源生态学等重要分支学科。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1997年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列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代码020106）、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030108）、热能工程（080702）、核能科学与工程（082701）、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082803）、渔业资源（090803）、土地资源管理（120405）等二级学科（专业），分属五个学科门类。在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列有热能与动力工程（代码080501）、水文与水资源工程（080802）、农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081903）、森林资源保护与游憩（090302）、农业资源与环境（090403）、人力资源管理（110205）、土地资源管理（110304）等专业，分属三个学科门类。从两个《目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源科学被“裂解”了，看不清总体面目，无法引起人们给予应有的重视。今后要做的工作，是对资源科学进行“资源”整合，尤其是其“教育资源”的整合。一方面，必须尽快改变资源科学分支学科在学科分类、学科（专业）目录中一盘散沙的状况，让资源科学在学科分类表和课题申报、成果评奖、人才培养等相关学科（专业）目录中整体“亮相”，整体性地占有一席之地，整合为二级学科乃至一级学科。资源科学要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地成为一门“显学”。正像从事环境科学研究的学人可以被称为环境科学工作者、环境科学家一样，从事资源科学研究的学人应当敢于理直气壮地自称为资源科学工作者、资源科学家，并且别人也能够理解这种称谓的涵义。另一方面，现有的资源科学分支学科硕士学位点、博士学位点，应当尽可能地突破分支学科的局限，培养出更多具有资源科学整体视野的研究人才，为资源科学的全面发展做好智力贮备。其次，积极促进资源科学学科体系的分化和融合。由于学科地位不够彰显，研究力量分散且不够充足，资源科学的发展活力明显不及环境科学，资源科学已经建立的分支学科也少于环境科学。资源科学分支学科由少到多，学科体系结构由简单到复杂，同样离不开两条基本线索，既纵向分化和横向融合。一是已有学科的渐次分化。目前，资源科学已经初步形成的分支学科，大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分化，它们迫切需要研究力量的持续投入。例如，包含植物资源学、动物资源学、微生物资源学等作为生物资源学之下的第二级分支学科，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正在分化出第三级、第四级甚至第五级分支学科。植物资源学之下的第三级分支学科，有食用植物资源学［16］、药用植物资源学［17］、园艺植物资源学、植物种质资源学等；植物种质资源学之下的第四级分支学科，有观赏植物种质资源学［18］或园艺植物种质资源学［19］、食用植物种质资源学、热带作物种质资源学［20］、温带作物种质资源学等；园艺植物种质资源学之下的第五级、第六级分支学科，则有果树种质资源学、落叶果树种质资源学［21］等。二是已有学科之间的渗透融合。资源科学的现有学科，可以同数学、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众多学科门类、学科相互渗透，建立相应的边缘学科。表2中第Ⅱ、Ⅵ群组学科即属此例。其中的多数学科尚处于孕育阶段，有待于相关学科研究者“联姻”合作。资源科学的现有学科，也可以相互渗透，建立内部融合型边缘学科。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具有强渗透性的资源科学主干分支学科，如资源地理学、资源生态学、资源经济学、资源管理学等。这几门第一级边缘分支学科不仅能够同自然资源学的众多分支学科相渗透，形成矿产资源地理学、矿产资源生态学、矿产资源经济学、矿产资源管理学和水资源地理学、水资源生态学、水资源经济学、水资源管理学等第二级边缘分支学科，而且能够彼此渗透，形成资源地理管理学、资源生态地理学、资源生态经济学、资源经济管理学、资源生态管理学、资源经济地理学等三重边缘学科（图1）。例如，资源地理管理学是介于资源科学、地理科学、管理科学三个交叉科学学科门类之间的边缘学科，资源生态管理学是介于资源科学、生态科学、管理科学三个交叉科学学科门类之间的边缘学科。这些三重边缘学科，仍有可能同其他学科相渗透，形成下一层级的四重边缘学科，如矿产资源地理管理学、水资源生态经济学、土地资源经济地理学、海洋资源经济地理学等。
作者：冯茹 王续琨 单位：大连行政学院 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关键词】循环经济，农业循环经济将，综述研究
一、循环经济理论
循环经济思想萌芽于美国。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Kenneth E. Boulding）在 “宇宙飞船理论”（Spaceship Economy）指出“地球就像一艘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 ，要靠不断消耗和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 ，如果不合理开发资源 ，肆意破坏环境 ，就会走向毁灭。”随后，1990 年 英 国 环 境 经 济 学 家 皮 尔 斯（D.Pearce）和 特 纳（R.K.Turner）在《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书中首次严谨而学术的规范了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的概念 ，并阐述了其工作原理。随后，20世纪末21世纪初，德国与日本也相继对循环经济进行定义。
从此，循环经济的概念被流传至更多国家地区，掀起了循环经济与环境保护的热潮。自从循环经济首次于于 1998 年由翻译德国颁布的《循环经济和废弃物管理法》引入中国 ，随后大批学者分别从微观宏观层面对循环经济进行了研究。
在微观方面部分学者研究了如何发展循环经济，其中，有些分别从法律调控层面和汽车回收工程入手。而另有一些，分别对清洁生产、生态工业与循环经济的关系、作用和构建总计达70种循环经济产业化体系这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分析。为后来的微观应用研究做了铺垫与基础。
在宏观方面研究，大部分学者都针对循环经济的本质和如何运行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环境问题的本质是发展方式，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同时运用生态学与经济学的规律，构建循环经济体系，同时应系统的做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循环，并着重对经济运行系统的关键点进行改进以实现经济系统运行最优。而循环经济模式应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和延伸产业链，实现循环经济的3R原则。
二、农业循环经济理论
我国早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循环型农业雏形己经形成，根据农业生产过程是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的过程，有学者提出了“循环农业”一词。随着循环经济在我国受到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研究，他们分别从不同侧面对循环农业进行了定义，大都将其定义为基于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之上的一种农业经济形态。并提出以绿色 GDP 核算体系及可持续发展评估体系为导向，将农业经济活动与生态系统的各种资源要素视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加以统筹协调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
随后，宣亚南等进一步指出，“循环型农业”的实质，要把农业关联产业经济活动组织成“自然资源——产品或产成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环式流程，使农业产业链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有害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最终，尹昌斌、唐华俊、周颖指出循环农业最主要特征是产业链条延伸和资源节约。并进一步指出循环农业的概念经历了循环型农业、循环节约型农业、农业循环经济，最终演变为循环农业。
随后，学者对循环农业的发展模式和主体行为进行了研究。根据不同的指标，发展模式也有不同角度的分类。根据不同组织方式，分为5种发展模式；根据循环规模不同，目的不同分为局部、内部和整体的三种循环；根据不同功能提出了立体复合型、物质循环利用型、能源开发利用型、综合发展与全面建设型、以庭院经济为主的院落生态系统型以及观光农业型六种模式。
也有学者将我国当前发展循环农业的主流模式分地区归纳：南方“猪一沼一果”生态模式、北方“四位一体”生态模式 、西北地区“五配套”生态农业模式、平原地区生产生活循环链条模式、农业生态园区循环模式以及农工商循环模式。
关于循环农业发展中主体行为，大部分研究都是从农户的角度出发，对循环农业的现状进行调查并提出存在问题及相应对策。研究结果表明，有资源、资金限制，法律体系、社会服务体系缺陷，循环产业链条未形成，农业废弃、环境破坏严重，农民素质、农村管理低等操作性薄弱的问题。
三、总结
自然资源的有限，而人类借发展经济的理由无限制的索取，从而导致生态环境平衡被打破，近几年全球气候变暖，各种极端气候，干旱、暴雨、冰冻雪灾；恶劣天气沙尘和雾霾等已危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基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所有名列世界前茅的总量在被平分之后也会微小的令人惊诧，故而，转变经济发展形式，有效利用资源，在增加经济数量的同时更应注重经济质量与效率，发展循环经济是必要而必须的。
农业循环经济是由循环经济发展运用而来，在我国的发展时期较短，理论并不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那样成熟。并且由于我国农民人口数量大，农村经济平均水平较低。而传统的“高产出、高消耗、高废弃”的农业发展方式已然使原本就质量不高的资源环境遭到了破坏，即使使用先进技术，农业生产效率一直不高。虽然已经有不少学者对循环农业在我国不同地方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且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但是目前全国的循环农业发展并不均衡，仍需进一步的分地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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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环境建设；资源补偿机制；资源税
一、资源补偿机制的含义
资源补偿机制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的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针对区域性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区域，是一项具有经济刺激作用，与“污染者付费”原则并存，基于“受益者付费和破坏者付费”原则的环境经济政策。建立和完善我国的资源补偿机制是我国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措施，生态补偿机制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以区域经济统筹发展为主线，以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逐步建立公平公正、积极有效的资源补偿机制，逐步加大补偿力度，努力实现资源补偿的法制化、规范化，推动各个区域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
二、陕西省的生态环境和资源补偿机制建设的现状
陕西省地处我国黄土高原腹地和秦巴山区，北邻内蒙古大草原，南接秦岭山脉，地处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三北”风沙综合治理防治区之中，以上三个地区均为生态环境问题比较严重的地区，其中陕西省在生态环境建设中面临如下问题：（1）水资源极度匮乏，区域分配不均。陕西省水资源总量442亿立方米，居全国第18位。全省人均占有水资源量1240立方米，是全国人均量2300立方米的53.9％。（2）森林面积小，覆盖率低。省内森林资源主要分布在秦岭、巴山、关山、黄龙山和乔山五个林区，2009年全省森林面积767.56万顷，森林覆盖率37.26％，森林面积仅占全省面积的22％，平均森林覆盖率11％，森林是最天然的固沙防风的蓄水库，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尤其重要。（3）水土流失问题十分突出。目前，在陕西省1075万平方千里水土流失面积中，中强度以上的流失面积42万平方千里，其中以陕北榆林地区、延安地区、渭水流域水土流失情况最为严重。全省每年约有9.2亿吨泥沙输入长江黄河，其中入黄河的泥沙8亿吨，占三门峡以上地区输沙量的50％。
当前，陕西省资源补偿机制的建立还面临着众多难题，诸如资源补偿机制的具体内容和实现途径；由于陕西省三大区域的具体情况不同，资源补偿的标准难以确定；有关资源补偿的立法工作落后于生态环境建设的现实，生态环境建设与资源补偿问题产生缺乏理论与法律条例支持；补偿资源相关的资金缺乏，公共财政给予的支持远远不够，再加上资源补偿涉及的范围广泛，部门众多，立法的不完善使得协调各方利益难度加大。在现阶段，陕西省要不断尝试新的政策和途径来完善资源补偿机制，资源补偿工作是事关省计民生的大事。
三、完善陕西省生态环境建设的资源补偿机制对策分析
（1）调整和完善有关资源税的问题。第一，扩大征收资源税的范围。对于矿藏资源我们要适当征收资源税，但对于非矿藏资源如森林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海洋资源等列入征税范围，这样不仅有利于保证地方和国家税收，也能以价格机制来加强环境资源保护，特别是对于那些浪费现象比较严重以及资源存在枯竭趋势的资源要客以重税。第二，重新界定资源税的范围和重点，适当地调节资源税率或税额。对于一些以资源作为主要经济支撑的城市予以税收返还，这有利于解决我省“资源大省，经济弱省”的矛盾，资源禀赋本应是一个地区发展的推动力，返还的税收可以作为基础设施的专项资金或者用于解决资源采集地的福利问题。（2）积极建立“资源财政”，巩固经济基础。资源补偿机制的建立应该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导，以地方政府为依托，中央和地方合作的方式来实现。（3）完善生态环境建设的立法和投融资体系，建立科学的资源资产价值评估体系，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扩大资金投放面。第一，加强组织领导工作，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建设的综合效益，切实做好资源补偿机制的立法工作。第二，建立资源资产评估价值体系，正确估算资源的市场价值。由于目前陕西省缺乏对于资产的估算标准，这给资源补偿的资金返还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参考文献
[1]王松霈．生态经济学[M]．陕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2]董小君．建立资源补偿机制——让西部走出“富饶的贫困”[J]．中国经济时报新视点．2007（5）
[3]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建立西部地区资源补偿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J]．经济研究参考．2007（44）
[摘 要]我国目前的环境会计发展缓慢，研究较为滞后，理论与实践结合尚不紧密。针对这种现状，我们应当加强环境管理，构建实施保障体系；深化理论研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健全会计法规与会计准则；加快推进环境会计试点工作，以进一步推动环境会计发展和完善。
[关键词]企业 环境会计 问题 对策
当前，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它深刻的触及到能源安全、生态安全、水资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因此，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已成为国际大趋势，也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通过建立环境会计，加强对自然资源及其补偿的核算，实现自然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是实现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手段。
一、环境会计的含义及特点
1.环境会计的含义。环境会计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又称绿色会计 (Green Accounting) 或环保会计，是针对环境资源恶化在传统会计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它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以有关环境法律、法规为依据，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并运用专门方法，对企业给社会资源环境造成的收益和损失进行确认、计量、揭示、分析，以便为决策者提供环境信息的会计理论和方法。环境会计是以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为基础建立的，其目的在于协调企业与环境的关系，改善社会环境资源状况，提高社会总体效益。
2.环境会计的主要特点。(1)生态资源的存量有限。生态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要用一定的方法对生态资源的存量、流量进行测算、计量、评估、对比等。(2)生态资源的权益社会化。生态环境资源应当看成是整个社会的权益，而不仅是所在地的权益，这是由生态资源的特点所决定的。任何生态资源都既对当地产生影响又对全局产生影响，从而使绿色会计的空间范围大大扩展，并呈现出宏观会计的显著特点。(3)效益相关性。生态效益与其赖以存在的经济活动效益普遍联系、不可剥离，必须建立起多个生态资源变动与效益相关性的模型、多指标、多时点的测定、评估、比较、计量，以此形成生态建设和绿色会计持续运作模式。（4)复合计量。绿色会计不能只用货币作为计量单位，要把一个流域的生态资源状况与森林覆盖率、林地规模、草场质量、水土含氧量以及空气质量的改善度、水资源的含沙量、沙尘暴强度等内容统一在绿色会计的核算体系里。
二、我国环境会计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目前，在我国，环境会计还处于很不成熟的阶段，其研究还处于理论探讨之中，且深度不够，企业的环境会计实务在我国企业界已经存在，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萌芽探索阶段。
1.社会重视程度不够。目前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下，很多人认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种敌对关系，唯经济发展才能造福一方，而环境保护的规定会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因而不惜牺牲环境来追求经济增长。企业的一些投资者也往往只注重投资回报，而进行环境保护的努力又会减少其短期利润，因而对环境污染熟视无睹。社会公众由于对企业环境问题不甚清楚因而环保意识也不够强烈。社会普遍对于环境保护重视不够阻碍了环境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发展。
2.相关法规制度不健全。我国目前的会计法中缺少环境会计内容，所颁布的环境法规也缺少环境会计内容，因此企业对环境会计的应用缺乏法规的支持和约束。此外，我国对环境犯罪方面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对环境方面的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够，企业牺牲环境得到的收益在弥补企业受到的处罚之后还绰绰有余。只有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才可以使企业及其领导者更加重视企业的环境保护问题，从而更有利于环境会计的实施。
3.环境会计理论研究不完。（1）研究内容缺乏系统性。大多数研究只注重绿色会计理论的某一方面，而没有考虑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将绿色会计理论作为一个系统和一个整体来研究的较少。（2）研究方法单一。目前我国会计界对绿色会计的研究仍是以规范性研究为主。尽管近几年也有了部分实证性研究成果，但实证研究仍可谓是凤毛麟角。（3）研究成果尚欠实践指导性。多数学者较为注重理论性研究，诸如绿色会计的目标﹑对象﹑基本假设等，而对转借和借鉴其他学科的技术方法应当如何运用于绿色会计实践的操作性问题缺乏具体的研究。
4.企业对会计信息批露不规范。（1）有关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且可操作性差。迄今为止，有关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法规只有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对申请上市的公司进行了规定，且过于笼统，不具备可操作性。而在实际中，非上市公司如中小企业的经营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表现得相当突出。（2）企业对外披露环境信息主动性不足。只有一些污染较严重的企业在财务报表上反映一些环境信息，且多数仅在“管理费用”科目中设置了“排污费”和“绿色费”项目予以披露。(3）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不够全面。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一般是围绕环保投资、排污费、资源利用、绿化、税收优惠、环境认证等内容进行披露，而这些内容是企业可以轻松获取的，但是对于与环境相关的资产、负债、收益等内容，我国还少有企业进行反映。(4)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反映的主要是历史性的信息。如企业对过去环境治理进行的投资、费用的支出以及一些因污染环境产生的赔偿损失等，并没有对一些不确定性的信息给予反映，这些信息可能对企业未来产生一定的财务影响。
关键词:西部地区 生态环境 生态补偿战略
在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和环境问题已经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因此必须有相应的生态补偿战略出台。
西部地区生态经济系统现状
(一)生态系统脆弱
水土流失量大、面积广。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西部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的主要分布区域。人口的不断增长，经济的不断发展，对自然资源和植被的破坏依然在持续，目前我国每年流失土壤50多亿吨。
沙漠面积持续扩大。我国是亚洲沙质荒漠广泛发育的地区，沙漠和沙地广布于荒漠和半荒漠及草原地区，总面积达171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17.85%，90%以上分布在西北地区。据统计，目前西部地区沙漠化面积已达2133万公顷，而且每年还在以10万公顷的速度继续扩大。
湖泊、湿地退化问题突出。近50年来，三江平原湿地面积从536万公顷减少到113万公顷，锐减了79%。我国内陆第一大咸水湖青海湖的湖水水位持续下降，并且西藏最大的湖泊纳木措的湖水水面每年也在缩小。另外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湖泊湿地退化的问题日益严重。
水资源问题严重。河流断流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突出的环境问题，黄河自1972年首次出现断流以来，连续多年发生断流，而且断流的频次还在不断增加。甘肃、宁夏、陕西等省是严重缺水的地区;而青海、西藏、新疆、四川等是人均水资源量比较丰富的地区，水资源分布不均也是西部地区水资源存在的问题。
(二)经济系统落后
总体来看，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东部有些地区已经进入了工业化成熟阶段，而广大西部地区则仍然处于工业化初级向中期过渡的阶段，资源性初级结构单一，已与东部发达地区呈现出质的差异和量的差距，并且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西部地区总体经济水平低下。截至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的GDP总和为35441亿，仅占全国GDP的17%。西部人均GDP为114132元，约为东部地区的(285090元)40%。
(三)脆弱的生态系统与落后的经济系统的恶性循环
西部脆弱的生态系统加重了经济系统的压力，而经济系统反过来也会受到生态系统的影响，人们为了维持生产和生活又进一步的向自然进行“掠夺”，必然导致“经济贫困——生态恶化——低产多灾”的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恶性循环圈。
对于西部地区来说，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是贫困。西部地区由于贫富悬殊，偏远地区贫困人口多，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巨大。为了满足人们对生产和基本生活的需要，摆脱贫困，西部地区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结果形成脆弱的生态系统与落后的经济系统的恶性循环。
西部地区实施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
(一)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理论是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也是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环境资源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外部性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源开发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所形成的外部成本;二是生态环境保护所产生的外部效益。
1.负外部性效益分析。本文以造纸厂为例来分析负外部性效应。造纸厂在生产纸的过程中，会向河中排放大量废水，由此造成下游居民的健康伤害，这就是负外部性。正是这种负外部性的存在，造纸厂生产纸的成本就包括生产者的私人成本(MPC)和给下游地区居民造成危害的成本(MSC)(见图1)。图1表示的就是生态功能被破坏和丧失与生态环境破坏者的边际成本之间的关系，图中的阴影面积表示造纸厂应该支付的生态补偿量，即它所造成的生态服务的破坏量。由于造纸厂在支付了阴影部分的生态补偿量后，仍然会造成Q*水平的生态服务破坏，所以应该根据相关的生态补偿原则，追加造纸厂承担相应的生态责任。
2.正外部性效益分析。本文以保护者植树造林会改善生态环境为例来分析正外部性效益。该行为保护了生态环境，所以其边际社会效益就会大于边际私人收益。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者植树造林所产生的生态服务功能的量是Q1，对应的边际成本是P1(见图2)。但是如果政府或者受益方向保护者提出更高水平的Q*的保护水平时，则应该向保护者提供图2中阴影部分面积大小的收益补偿，只有这样，才能使得保护者有利可图，以便激励保护者进行更高水平的生态环境的改善。
(二)公共物品理论
按照微观经济学理论，社会产品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纯粹的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即当某个人来使用这个产品时，并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物品使用的减少。生态环境及其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是人们普遍的共识。
一方面，生态产品生产者由于缺乏激励机制而放弃生态再生产;另一方面，破坏生态环境由于不必足额付出相应的成本而造就了一大批“搭便车”队伍。从社会宏观层面来看，以生态破坏为代价换取的经济增长，必然会造成社会总福利的损失。因而应该从公共服务的角度出发，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的管理，强调主体责任、公平的管理原则，并加大对公共支出的支持力度。
(三)生态资本价值理论
随着生态环境越来越严重的遭到破坏，人们深刻认识到了生态环境的价值。生态环境是有价值的，其价值一旦成为人们牟取利益的条件，它就成为可以带来更大价值的价值，就被资本化了。生态资本作为资本的表现形态，具有资本的一般属性，即以盈利为目的，具有经济效益。而生态作为公共物品，必须要注重其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人际和谐、秩序井然上。因此，人们在制定与生态系统管理有关的决策时，既要考虑人类福祉，又要考虑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
西部地区实施生态补偿战略的必要性
(一)西部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
实施生态补偿战略是社会生产不断发展与资源环境容量有限之间矛盾运行的必然产物，它运用“资源价值论”的观点来评价生态环境资源的现实价值。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西部现在的生态环境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如果继续沿用“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必然会造成西部生态系统的永久性破坏。随着环境压力的增大，人民群众对于生态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必须尽快构建西部生态补偿战略。
环境保护的迫切性决定了实施生态补偿战略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必然性。实施西部生态补偿战略有利于经济发达地区通过政府转移支付等方式对贫困地区进行资助，确立生态环境的价值观念，以协调地区间的生态补偿能力，推进生态环境的有偿使用。
(二)促进西部地区间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生态补偿机制可以通过政府转移支付、跨地区的环境管理体制构建、环境资源评估和测算、环境资源运行和监督以及“异地开发”等手段和方法来减轻环境破坏的压力，贫困地区也可以通过自身产业调整和产业转移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西部地区生态资源分布极不均匀，既有因为保护环境而遭受损失的群体，也有因为受益于生态环境的群体，这样，他们在资源和利益的分配上也必然出现分歧，生态补偿战略作为重新分配资源和利益的机制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实施全国性跨区域协调的生态服务补偿战略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是解决东中西部发展失衡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途径。
西部地区完善生态补偿战略的对策建议
(一)实施绿色GDP核算机制
传统的GDP只是单纯的作为衡量发展的指标，没有把资源和环境破坏统计到国民经济核算中，因而不能计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损失的情况。因此要尽快在西部建立绿色GDP核算机制，将万元产值主要原材料消耗、万元产值能源消耗、万元产值水资源消耗、万元产值“三废”排放总量等指标引入现有的统计范围，为生态补偿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价值估算体系，实现西部地区环境社会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选取优先领域和区域试点示范
根据目前西部的研究基础和实际情况，优先选取一些具有一定基础的区域和类型进行试点示范，以以点带面的方式来推进生态补偿的实质性进展，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和推进生态补偿战略的实施。自然保护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是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禁止和限制的开发区，但是目前地区投资渠道单一，经费严重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地方经济发展。因此，应尽快完善自然保护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建设的生态补偿制度，提高地方和当地居民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三)通过市场化机制筹措生态补偿资金
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目前仍是我国西部地区的主要生态补偿措施，而这对于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来说是远远不够的。生态补偿不能单靠政府补贴，西部的生态补偿战略也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健全新的补偿途径。通过社会公众补偿、社会捐赠、发行生态福利彩票、争取国际援助等多种途径筹集生态补偿资金，积极争取世界银行和政府间的优惠贷款，寻求相关专家的帮助和技术支持，制定优惠政策，逐步建立起政府引导、市场推进和社会参与的生态补偿机制。
(四)把生态补偿战略纳入法制化轨道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也在不断完善，依法治国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因此，为了确保能长期、稳定地通过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强对贫困地区生态保护的支持， 要加强生态保护立法，为实施生态补偿战略提供法律依据和根本保证。从法律上明确各地区保护的责任与补偿的义务，解决在实际操作中补偿责任难以明确的问题，从法律上确定生态环境建设的资金来源渠道等，真正使生态补偿在法制化轨道上顺利运行。
参考文献:
1.孔祥杰.西部生态经济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2002
（一）环境财务会计的理论
1.关于环境会计假设
假设是会计系统运行的基本前提。环境会计有无特殊的、区别于传统财务会计的假设,学者们的看法不一。可持续发展假设、多重计量假设等构成了环境会计的特殊假设。关于环境会计的主体究竟在于企业还是政府?专家亦有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环境会计既涉及微观(企业)又涉及宏观(政府)；环境会计的主体实际上就是企业；政府作为环境会计的主体更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我国实际,当前尤其应当关注企业层面特别是上市公司的环境会计问题的研究。
2.关于环境会计目标
环境会计的目标应是满足会计信息系统的需要者进行决策的需要。主要内容包括:帮助环境资源所有者和管理者了解环境资源的存量和流量,以及资源资产的分布以及可能产生的变化情况；了解环境资源所能产生的效益以及已实现效益的能力；了解环境投资总额、投资管理情况、投资产生的效益及环境负债变动情况；了解环境费用支出总额及其具体用途等。
3.关于环境会计对象要素
专家认为,环境会计计量不同于传统财务会计计量,其主要特点是:
(1)环境标准是环境会计计量的起点；
(2)环境计量基础具有多重性,机会成本、边际成本、替代成本等都可以充当环境会计的计量基础；
(3)环境会计计量的模糊性。借鉴环境经济学的原理,代表们提出了三类环境资源价值评估方法:现实市场法,包括生产率变动法、人力资本法及疾病成本法、机会成本法、预防性支出法、置换成本法、影子项目法；替代市场法,包括旅行费用法和享受价值法；假想市场法,指意愿调查评估法。
4、关于环境会计报告
在环境财务会计领域,专家讨论最多的就是环境报告,认为环境报告的主要特点是定量总结与定性描述相结合、价值量基础与自然量基础相结合、环境的财务影响报告与非财务影响报告相结合,并认为当前应突出重视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关于环境报告的模式,两种类型:补充报告模式。独立报告模式。
（二）环境成本管理会计
环境会计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引导企业对环境支出和环境成本的重视,并探索环境成本管理控制的方法。
1．对于环境成本构成
南京大学罗慧等人认为环境支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环境成本,具体分为环境实际成本和环境或有成本,其中环境实际成本应包括环境检测费用、污染治理费用和污染预防费用；二是与环境相关的成本,包括污染损失成本和资源降级费用等。
2.关于环境成本核算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提出资本化的环境成本的范围包括:对现有机器设备进行环境改造和购置污染治理设备的支出；环境污染清理支出中能够提高资产的安全性和效率性的支出。费用化的环境成本包括:防止环境污染的支出；资产的环境检修支出；环境违规罚款支出。美国FASB提出,符合下列条件的环境成本应予以资本化:延长企业拥有资产的寿命、改造其安全性或提高其效率的成本；减少或防止今后经营活动所造成的污染；保护环境。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如果环境成本有助于延长企业资产的使用年限或者改进了资产的安全性、或能够避免环境污染发生、或为了销售企业正准备销售的产品等,应当资本化,否则应予费用化。
3.关于环境成本计算
环境成本有必要纳入企业成本计算体系，并单独计算环境成本。我认为企业应在采用作业成本法计算产品成本和外部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基础上，建立专门的“环境作业成本库”，即在划分作业成本库和确定成本动因时，注意将产生环境影响的作业专门设立，以合理分配各种环境成本。
4.对于环境成本控制
企业对环境成本的管理应当从事后处理转向事前规划，并建议企业应建立统一的环境成本责任中心。
5.关于环境投资决策
考虑了环境因素后,传统的决策分析模型也应随之发生变化。首先，决策目标应当多元化。其次，决策分析应考虑多元化计量问题，当货币计量不再是唯一的计量模式后，仅靠现金流量来分析决策是不全面的，同时，货币时间价值观念在原有的计量模式变化后也失去了依据。厦门大学郭晓梅将环境因素纳入投资决策分析框架后提出了改善传统投资评价方法的几种思路，主要有全部成本评价法、多标准法、风险评价法，并提出了环境投资评价的综合模型――“利益关系人价值分析法”。
6.关于环境业绩评价
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环境业绩评价体系,是当前我国环境会计研究的十分紧迫的问题。在这方面,设计两种环境业绩指标体系:生态经济效率。该指标体系包括三类，即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创造产品或服务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产品或服务使用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每一类又分为几个计量内容，每个计量方面又有许多计量指标，指标分为通用指标和专用指标两种。
（三）宏观环境会计
环境问题既是微观问题更是宏观问题,因此环境核算与控制存在微观和宏观不同层次。当前我国环境会计的研究既要关注从企业层面的环境会计特别是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问题,同时也应兼顾宏观层面的环境核算问题。围绕以国民经济核算为起点进行宏观环境核算的问题，中国科学院牛文元、中国人民大学高敏雪等提出的基本思路:一是以“绿色GDP”为中心的流量核算。即用经环境因素调整的国内产出(绿色GDP)替代国内生产总值(GDP),利用环境所形成的成本即要从经济产出中扣除,也要成为资本形成的抵减项目；二是以资产尤其是自然资产存量为核心的核算,即由原来的经济资源扩展到包括所有的自然资源，同时将这些自然资产的经济使用(环境投入资本)纳入经济积累。
从国民经济核算到环境经济核算，最核心的问题是经济过程中环境投资成本的计算。由于在现实中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利用常常是在市场经济体系之外发生的，难以直接获得用于估算成本的价格，因此环境投入资本的计算必须寻找相应的替代方法。对此，高敏雪提出了两种选择:
1．以市场价值为估算环境投入价值,该法应用范围有限；
2．以成本为基础的非市场估价法,包括维护成本法和或有估计法等。并认为维护成本法在理论上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二、环境会计的现状分析
目前理论界已意识到环境对会计的影响力。1983年来，世界银行就积极鼓励修订现行的会计体系，增加环境项目，提出建立一套与联合国国民会计体系专家小组接受了这一提案。经过修订的国民会计蓝皮书已于1993年发表，包括的内容有对环境会计的讨论，对提出的设计辅助账户作了肯定并批准计算收益时应考虑计算环境成本。1991年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第九届会议，着重对环境保护会计问题进行了讨论；1995年第十三届会议主要议题也是环境会计。在西方会计理论界，有越来越多的会计专家把环境问题与会计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环境会计理论。
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现实是，环境会计理论与实务还很不完善。在1990年召开的有关环境措施会计现行揭示问题的会议上，对10个国家20个大公司环境会计实际情况作调查，结果显示，在10个被调查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提出了具体环境措施的会计准则。环境会计无论理论还是实务还很不完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环境会计目标不明确
关于环境会计的目标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环境会计就是用会计来计量、反映和控制社会环境资源，以改善整个社会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涉及面广，需要社会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予以优化，如鼓励替代能源、改革管理体制、发挥市场功能等，单凭会计这一手段是很难奏效的。因此，上述环境会计目标定位偏高，可操作性较差，不利于环境会计理论框架的建立和实务工作的开展。
(二)环境会计信息使用者要求不迫切
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环境资料信息使用者仍然主要是政府部门。他们利用这些信息，制定相关的政策及法律、税收等规定，以改善环境。但只靠法律力量作为全面公布环境资料的关键因素，以改善环境。但只靠法律力量作为全面公布环境资料的关键因素，并不能形成推动企业公布环境信息的强大动力。真正可能有助于环境资料公布方面取得进展的因表，应是公众对环境问题日益增强的关切，公众压力应是企业公布环境资料的重要动因之一。而作为环境会计信息主体的企业，现在它并感觉到公布环境信息对自身有何益处。
(三)过于追求理想化的环境会计模式
环境会计作为社会经济发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理论与实务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过于将其规范化、系统化、势必影响其发展的进程。
三、我国实施环境会计的对策
近几年来，尽管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企业对环境保护也有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尚未走出长期以来人们固守的视企业为“经济人”或“新经济人”的认识和实践误区，并未形成现代企业是“社会生态经济人”的可持续发展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企业实施环境会计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以可持续发展观作为环境会计的指导思想
我国对环境会计的研究还仅限于在传统会计基础上的局部创新，尚未系统地从经济、生态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对环境会计进行实证性、规范性的深入研究与可操作性实践。因此，应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将现代企业定位为“社会生态经济人”；将研究视角从单一的会计学领域转移到环境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与会计学有机结合的研究与应用上来；将微观层面的企业环境会计与宏观层面的“绿色GDP”有机统一起来，形成前者为后者提供基础数据、后者为前者提供指导原则的互动机制。
（二）加强环境、资源、生态经济与会计等多方面理论研究的合作
我国环境会计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环境会计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却十分缺乏环境经济、资源经济、生态经济等学科的基础理论支持。必须要有生态环境学家、环境资源评估师、生态工程师与会计学家的对话与合作，广大环境、生态、资源工作者与会计工作者的交流与协作，才能保证我国环境会计有一套科学的概念体系和综合反映经济、生态与社会效益的计量支持系统，促进环境会计取得质的突破。此外，加强国际合作，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对我国环境会计的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
（三）建立健全环境法规保障体系和绿色技术支持系统
国外成功经验表明，政府在环境会计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在这方面有些滞后，应尽快加强环境法规保障体系与绿色技术支持系统的建设。其主要措施有：加强环境资源的立法与执法，明晰环境资源产权；建立全国财政补偿体系和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作为环境会计运行的资金支持系统；制定环境会计准则与制度；加强环境资源的保护、监测和计量技术的研发与推广。
（四）以多渠道、多形式开展绿色教育
环境会计问题不仅是一个会计问题，更是一个可持续发展问题。要实施环境会计，仅依靠价格机制、产权制度、环保法规等经济与法律措施是不够的，还需要以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观与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机制的自律与促进。这就需要以多形式、多渠道开展绿色教育，增强全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和参与能力，倡导公众树立生态人文主义价值观和“天人合一”的伦理观。具体而言，加大绿色教育投资力度、加强全民素质教育、鼓励绿色创新、革新绿色教育结构、开展绿色项目的“产学研”结合等是我国成功实施环境会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教育措施。
[参考文献]
[1]陈毓圭．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第一份国际指南，会计研究，2003（5）．
关键词:低碳经济;碳排放;绿色GDP;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5-0012-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5.03
伴随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09》资料显示,2008年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含碳比例较高的石油和煤炭分别占34.8%和29.2%。中国2008年煤炭和石油的消费占比更是高达87.4%,自1957年以来仅下降了9.5个百分点,虽然单位GDP能耗已从1991年的每百万元512吨标准煤降至2008年的110.2吨标准煤,能源成本仍占GDP的9.9%左右。①粗放型的增长方式、高能耗的发展模式、高损害的环境代价必将出现资源难以为继、环境不堪重负的局面,西方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所谓“中国环境崩溃”的论断,而低碳经济的出现为缓和上述矛盾提供了一条解决途径的可能。所谓“低碳经济”是指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实施一场能源革命,建立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减缓气候变化。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它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三低三高”)为原则,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与能源利用率,从而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实现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双赢,可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低碳经济”一词最早正式提出是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的能源白皮书《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1]而实际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巴厘岛路线图”、从《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低碳经济一直是世界广泛关注重点。
一、发展低碳经济的理论依据
(一)宇宙飞船经济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博尔丁在1966年所著论文《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经济学》中指出,地球就像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这艘飞船靠不断消耗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如人们继续不合理地开发资源和破坏环境,超过了地球的承载能力,就会像宇宙飞船那样走向毁灭。博尔丁的理论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使人们认识到必须建立能重复使用各种物资的“循环式经济”,以代替旧的“单程式经济”。[2]宇宙飞船理论目前仍有相当的超前性,它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应从效法以线性为特征的机械论规律转向服从以反馈为特征的生态学规律。
(二)增长的极限理论
70年代初,以人口、资源、环境为主要内容,讨论人类前途为中心议题的“罗马俱乐部”成立,随后发表了其研究成果《增长的极限》。其主要论点是:人类社会的增长主要由五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发展趋势构成,这五种趋势分别是加速发展的工业化、人口剧增、粮食私有制、不可再生资源枯竭及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它们都是以指数的形式增长。由于地球资源具有有限性,这五种趋势的增长是有限的,如超过这一极限,后果很可能是人类社会突然、不可控制地瓦解,科学技术只能推迟“危机点”。因此,人口和经济的增长是有限度的,一旦达到极限,增长就会被迫停止。《增长的极限》的结论是:人类社会经济的无限增长是不现实的,而等待自然极限来迫使增长停止又是社会难以接受的。[2]
(三)生态经济学理论
生态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应遵循生态学的5个主要规律:一是物质循环规律。每一个生态系统均从周围环境摄取物质,同时也向环境排放物质,这种摄取与排放之间在总量上应平衡。二是供给有限规律。生态圈内的任何物种均因自身的特点和环境所限,致使它的供给能力有限,过度开发会导致整个生态圈失衡。三是和谐规律。任何一种生物与环境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和谐、相互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四是相生相克规律。生物圈中每个子系统之间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制约关系,改变其中的一部分,必然会影响整个生物圈的稳定。五是空间相宜规律。任何一个地区都有其独特自然环境及生态系统,它与全球生物圈协同进化。人类开发资源若不尊重这一规律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3]
(四)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和视角有二:一是发展应是无代价的,当代人的发展不应危及后代人的发展能力和机会;二是当代人有能力事先知晓自身行为后果的递延效应。从此两点视角出发,经济发展成本分析自然成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其他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都建立在这一理论平台之上。如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效率理论拓展了主流经济学效率研究的生产函数范围,在原有的物质和人力资本基础上又增加了自然和生态成本,形成了由4个要素构成的新的生产函数概念;可持续发展代价理论进一步分析了外部性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可采取科斯或庇古手段来治理,但生态问题则是由经济活动的分散性而引起的,必须通过制度安排进行治理。[4]
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存在的深层障碍
基于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现状,推进低碳经济在我国已达成共识。然而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低碳经济的推进还存在着深层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成本与价格的单向权衡构成了无法回避的利益障碍
作为经济活动当事人的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主要考虑的是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从成本因素分析,按照新古典主义的解释,即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在成本既定的情况下收益最大,或者在收益既定的情况下成本最小。商家最关心的即是要用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化的利润,其他因素都是次要考虑的。在清洁生产尚没有全面推广和成为硬性要求的前提下,企业进行清洁生产需要投入大量的环保设备、采购清洁原材料、使用清洁能源,这比同行业没有采取清洁生产的企业增加更多的负担,其生产成本就会高于同类产品的社会平均成本,从而偏离“成本最低”的原则,导致“绿色产品”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从价格因素分析,一方面是初次资源价格过低,这是由于矿藏资源价格和生产支付的环境成本过低,廉价地侵吞了公共资源。同时,以大规模、集约化为特征的现代生产体系使得多数原材料的开采和加工成本日益降低,使得原材料的价格明显偏低。另一方面,再生资源价格偏高,这是由于各种废旧产品和废弃物的集中回收成本高,再利用和再生技术发展滞后,规模效益差。正是由于初次资源和再生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同,且再利用和再生利用原料的成本常常比购买新原料价格更高,由此构成了推进低碳经济的价格障碍。成本与价格的单向权衡在市场规律的利益导向下,强制支配着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因此,任何企图超越利益关系把一些可能共生和代谢的经济主体“拼凑”在一起,是不能形成真正的低碳经济的。
(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现有的环保体制缺陷形成了现实的制度障碍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具有资源的高消耗、环境的高污染特征。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同时也是生产废物污染最多的阶段。随着经济不断增长、资源与环境制约日益增强,我国资源和环境现状无法承受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带来的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但传统的经济增长具有惯性,使得转变增长方式很难一蹴而就。而现阶段我国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效益仍是考核政绩的主要指标之一,各地区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很有可能选择急功近利的经济政策获取政绩,使得低碳经济仍然只停留在技术层面上的探索,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更为艰难的是,我国现有的环境保护制度存在着很多问题。首先,环境保护力度不够,漏洞较多,没有足够的权威,因而不能保证有效地贯彻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起着纵容环境污染行为的负面作用。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污染形式日趋多样化,定量日趋复杂化,使得现有法律、法规效力减弱。其次,我国仍存在着部门分割,分部门的多头管理的情况,不仅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行动难以协调一致,而且容易出现政出多门、政策冲突或政策盲区。第三,我国环境法律、法规体系中还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未能明确公民的环境权益,从而使得公民不能维护自身权益,导致政府在监管污染排放方面成本过大。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弥散性与流动性的特点,不具有明确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使得环境产权的界定非常困难,如江河、大气等自然环境就十分难以界定产权。在宏观层次上,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不适应低碳经济的需要:现行体制下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中使用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真实成本得不到反映,而环境质量的退化等环境债务也无法在国民账户的资产负债表上得以反映;同时在GDP计算方法上,环境污染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不仅没有从最终附加值中扣除,环境治理的费用还被列人了国民收入。现行核算方法严重背离了实际的经济运行,并不能对“三低三高”原则的实施提供正确的指导。
(三)惨淡的市场需求与严格的组织边界制约了低碳经济的技术障碍
现代经济学倡导“消费者”,即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其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同时将此传达至市场,并通过市场转告生产者,于是生产者听从消费者的指令进行生产。从买方的角度,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消费者而言,同等质量的产品,价格上的优势要比环境品质更为重要;且目前一般消费者也不会过于关心清洁生产及其对环保的作用,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仅仅依赖个体的道德力量,这种惨淡的市场需求直接构成了低碳经济的技术障碍。由于当前国内企业大都存在“以质量求生存,以数量求发展”的理念,绿色产品与低碳经济无奈让位于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消费者的货币投向,不仅直接引导了社会资源的流向,而且间接制约了低碳经济的技术发展。
传统的创新组织是一种职能分工的组织,即研究开发(R&D)部负责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然后将研究成果向制造部门转移,最后由营销部门完成。但由于其严格的组织边界,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它都阻止员工关注本职工作以外的问题。传统的组织由于将工作设计成标准化的过程,对工作范围的狭窄说明及僵化的岗位绩效指标考核,使员工难以用广阔的眼光看待企业,在企业中难以形成技术创新的合力。需指出的是,技术创新和突破固然重要,但必须认识到制度高于技术。“技术主义”者认为: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在于提高技术。其中,包括清洁生产技术、信息技术、能源综合利用技术、回收和再循环技术、资源重复利用和替代技术、环境监测技术以及网络运输技术等等,只要上述技术发展成熟,低碳经济的“三低三高”原则就可得到贯彻落实。事实上此种说法在目前情况下很难得到实践,特别是在物质利益与生态利益发生冲突时,物质利益往往占首位。因此,先进的技术必须有先进的制度规范与引导,对具有许多现实条件约束的我国而言,低碳经济首要的应是体制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
(四)模糊的目标路径认识与狭隘的本位主义观念构成了低碳经济的思想障碍
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在起步阶段已开始呈现走入歧途的迹象,如一些地方把低碳经济发展当作一个项目来抓;个别部门把推动低碳经济与生态工业园区建设混为一谈。尽管低碳经济的概念温度在不断上升,但对路径问题还相当模糊。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低碳经济方面,更多看到的是政府主导的身影,而作为市场的主体,数量庞大的各类企业并无参与。事实上,政府在推进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能发挥的领域是十分有限的,但却至关重要。但由于部分地方经济增长和就业压力很大,地方政府通常会把保障和鼓励更多的企业生产放在第一位,有意识地忽视对环境的保护。[5]
三、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建议
(一)增加政府的制度供给,提供低碳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
首先,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制订《低碳经济法》、《可持续发展法》、《资源循环利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法律支持。其次,要及时出台相关奖罚政策:一是征收碳税,对超过碳减排标准的企业,通过征收碳税的方法限制其对高碳原材料的使用;[6]二是征收填埋和焚烧税,对生产企业征收垃圾填埋和焚烧税,从而限制和减少企业对高碳材料的投入和使用;三是征收生态税,除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外,使用其他不可再生能源都要收取生态税;四是减免税收,对企业采用节能型设备和利用太阳能及使用电能清洁汽车等实行减免税收。再次,要改变对领导干部的考核办法,明确将低碳经济纳入政府决策者政绩的考核体系,建立新的评价和考核指标体系。各级政府应自上而下层层签订低碳经济目标责任制,督促其行使低碳经济职能,抑制地方保护主义。最后,重构资源的产权制度,对可能或已经留下“公地悲剧”的产权制度进行改革。
(二)重构社会价格体系,解决价格和成本障碍
一方面,要完善自然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驱动企业低碳经济的实现。资源的稀缺性必须通过市场供求反映为高价格,否则企业没有压力实施碳减排原则。依据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石油危机造就一系列节能技术开发的历史经验,资源的不完全竞争也有利于其合理利用。因此,应取消对自然资源的价格管制,并将部分垄断级差收益当作资源的再生费用留给企业。另一方面,应对当前某些轻描淡写的收费加大征收力度,大幅度提高碳排放取费标准,使企业的污染成本大幅度提高,促使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使企业在高昂的污染代价和清洁生产、循环再利用增值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自觉走低碳经济之路。
(三)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科学衡量经济发展水平
所谓绿色GDP核算,即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主要框架指标应包括资源生产率、资源消耗降低率、资源回收率、资源循环利用率、废弃物最终处置降低率等。它综合了经济与环境核算,是一种全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可理解为“真实GDP”,因为它不但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数量,而且反映了经济增长的质量,更科学地衡量一个国家和区域的真实发展和进步,真正体现环境经济大系统的低碳经济理念。
(四)明确环境产权,制定奖惩规则
明确环境产权界定范围既,包括现有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又包括破坏生态环境与资源所造成的侵权和经济损失。对产权难以界定的如空气、河流等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可通过划分各地区一定的责任范围,如合理分摊环境治理费用和严格法制约束,制定明确的奖惩规则。对无法避免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可通过政府作为维护生态环境的代表与污染者之间进行环境产权与排污权的付费许可污染的交易以及排污权的产权交易,尽可能减少环境污染和无节制使用自然资源及由内部经济导致的外部非经济。
(五)开展绿色教育,倡导绿色消费
所有政策的最终执行效果都与公众的参与密切相关。为了提高低碳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需要加强对公众环境意识的培养。绿色消费引导绿色生产,而公众的环境意识决定其消费偏好,所以建立低碳经济最终要落脚于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绿色教育政策包括:逐步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工作制度,带动民众广泛参与环保实践;经常举办环境污染案例听证会,加强环境案件的社会影响;加强舆论宣传,强化环境意识。绿色消费至少应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倡导消费未被污染或者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二是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碳减排的倡导,尽可能减少环境污染;三是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改变对环境不宜的消费方式。
尽管低碳经济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问题,但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治理替代末端治理已成为世界环境与发展政策的真正主流。面对低碳经济的到来,我国应从更高层次上去探索人类应该生产什么、怎样生产、怎样消费、怎样生活,尽快走上环境――经济双赢的轨道。[5]
参考文献:
[1]姜鑫民.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低碳之路[J].中国金融,2009(24).
[2]王仕军.低碳经济研究综述[J].开放导报,2009(10).
[3]庄贵阳.低碳经济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方向[J].世界环境,2008(2).
[4]任卫峰.低碳经济与环境金融创新[J].上海经济研究,20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