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5 17:23:1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如何解决债务危机，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根据国家发改委网站的公告显示，6—8月份，广东、吉林和甘肃等12个省市的13个公路改扩建工程获批；9月的第一周核准了18个城市的25个轨道交通项目，总投资额或逾1万亿。
事实上，在此之前，多个地方政府为稳增长，已经雄心勃勃地推出了总额超过10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例如，天津、重庆宣布，将在未来3至4年内投资万亿，支持其重点产业的发展。
虽然仍然不十分明确这些庞大投资的资金从何而来，但人们相信新一轮大规模的投资热潮已经启动了。
但有学者认为，通胀、楼市泡沫、产能过剩、地方债危机、经济失衡……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宏观经济的决策，至今仍在继续消化。
这样的指责同样延续到了新一轮的投资刺激上。从当前大部分获批的项目看，仍然集中在基建、钢铁、煤电等领域。
当然，基础设施建设的启动，有望消化钢铁、水泥和机械设备等相关产业的过剩产能。但最关键的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仅以目前核准的25条轨道交通项目看，约4成的项目资本金主要依靠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投入。
例如，深圳市轨道交通7号线和11号线的批复文件中写道，“工程资本金主要来源为轨道交通上盖物业及沿线土地出让收益，在土地收益不能满足需求时由市财政资金投入”。
超过6成、约4000亿元的项目投资要靠国内银行贷款解决，绝大多数的项目“资本金以外的资金利用国内银行贷款解决”或“采用国内银行贷款等融资方式解决”。
但在当前的环境下，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相当高了，银行的放贷意愿越来越低，他们担心未来会形成更多的坏账。
如何解决相对单一的融资模式是个问题，对地方财政资金的过度依赖又会不会进一步加剧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
不过，相对于未来可能加剧的债务危机，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仍然是稳增长，他们当然希望更多的项目获批。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这样总结中国长期存在的投资冲动怪圈：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增加投资，于是出现投资过热，过热之后再紧缩，经济增长率下降了，于是又开始重复启动投资的带动。
其中，以地方政府对投资的冲动更甚。他们热衷于投资，而非经济结构的调整。但对于整个国家，在保增长的同时，不能不考虑如何确保调结构的同步，不能不考虑中国经济该怎么摆脱对投资增长的依赖。
不过，在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看来，摆脱世界经济危机仍有赖于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投入。
他对新一轮的经济刺激政策表现相对乐观，并且相信政府会不断吸取上一轮经济刺激的经验与教训。
国家债务(又称主权债务)，是指一国政府在国内外发行的债券、向外国政府或银形借款所形成的，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债务。国际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都可以发行债券或借债，其中，中央政府的债务俗称为国债，而地方政府、公共机构的债务俗称为公债。但在我国，只有中央政府既能通过借债又能通过发行债券筹得资金，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只可以发行债券筹资。
狭义国家债务指中央政府在国内外发行的债券或向外国政府、银行借款所形成的债务，广义国家债务指除了狭义国家债务外，还包括政府必须承担的其他各种债务，如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的坏账、财政担保的公共和非公共部门的国内外借款，政府部门担保的国企、央企的银行贷款等。
二、中国国家债务测算
自2009年以来，欧洲部分国家相继爆发主权债务危机。2009年10月，希腊当年财政赤字占GDP总值超过12%，高于欧盟约定上限3%。随后，穆迪、标普、惠誉等评级机构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主权债务危机正式爆发，并在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等国迅速蔓延。虽然此后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合(IMF)等机构一直致力为以上国家提供解决方案，但欧债危机还是给这些国家，甚至整个欧元区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2013年，以上评级机构又将国家债务危机的矛头指向中国。4月9日，惠誉宣布将中国的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4月16日，穆迪将中国的国债评级展望从 “正面”下调至“稳定”。两家评级机构接连下调中国主权评级，均是因为中国国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在不断地提高。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中国的主权债务占GDP比例为22%，不过，这一数字并未包含地方政府债务、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债券、政策性金融债、原铁道部债务、汇金债等广义政府债务，也不包括隐性的养老金缺口。
那么，中国的政府债务到底有多大规模呢?我们可以分类统计测算：
(一)狭义国家债务测算
国债：根据wind数据统计，2012年底，国债余额为78104万亿元。
外债余额：根据华泰证券测算，2012年底，以中央政府名义借入的债务余额为48653亿元。
加总以上两项，我们可以得出，狭义国家债务余额为126757亿元，占GDP总额(519322亿元)的24%，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结果大致相同。
(二)广义国家债务测算
1、地方政府债务指地方政府作为债务人，支出大于收入所形成的赤字总和。由于地方政府收支不对外公开，我们只能根据债务来源，将地方政府债务分为以下六类，并分别核算债务余额：
(1)地方融资平台：指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国务院文件定义)。据银监会公布显示，截止2012年底，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93035亿元。
(2)“银信政”合作：即银行、信托、政府三方合作融资。银行发行理财产品，购买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这些资金投资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股权或债权，政府向银行和信托出具回购的承诺函。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2012年底政信合作余额为5016亿元。
(3)城投债：城投类企业配合地方政府公开发行的企业债和中期票据，其最终信用主体是地方政府，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城市路网项目、市政基础及公共服务项目等建设，而偿债资金多来自于财政补贴。据华泰证券债券组估算，2012年底，城投债余额17698亿元。
(4)保险资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是指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专业管理机构作为受托人，面向委托人发行受益凭证，募集资金以债权方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按照约定支付预期收益并兑付本金的金融产品。据保监会官员透露，截止2012年底，保险机构累计发售83项基础设施投资计划，11项不动产债权计划，备案金额3025亿元。
(5)中央地方债：在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中央地方债余额为3500亿元。
(6)上级财政借款、其他借款：包括二级财政借款和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借款。华泰证券测算，2012年底，上级财政借款、其他借款余额22693亿元。
加总以上债务余额，我们测算出，2012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大约为144967亿元。
2、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债务：2004年以来，为支持四大行上市，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发行了大量的金融债券，收购四大行的不良资产，大致总额为8200亿元。
3、中司债：根据中司的财务报表，2011年底，中司债为3688亿元，根据其增长趋势，我们大致测算2012年债务余额为5000亿元。
4、汇金债：根据wind数据，2012年底，汇金债规模大约为7310亿元。
5、政策性金融债：政策性金融债指政策性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发行的金融债，2012年底余额为75875亿元。(来源wind数据)
6、原铁道部债务：据铁道部公示，2012年底，铁道部债务余额26600亿元。
狭义国家债务加上以上项目债务余额(267952亿元)，我们可以简单推算广义国家债务余额大致为394709亿元，占GDP总额的76%。
也有学者把隐形养老金缺口也算在政府债务之列，估计2012年底政府债务已超50万亿元，占GDP比例高达95%。
三、解决中国政府债务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般认为，国家政府债务的承受能力与经济发达程度正相关。经济发达的国家，债务承受能力较高，反之，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承受能力也就较差。根据彭博数据，2012年，发达经济体中，美国政府债务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107%，德国、法国、英国的政府债务占GDP分别为83%，90%，88.7%。新兴经济体中，印度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为67.6%，韩国、越南分别为33%、51%。2009年爆发债务危机时，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的主权债务占GDP比重为127%、116%、93%、98%。根据国际经验，发达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的临界点为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为90%-120%，发展中国家的临界点则较低，为60%-80%。由此看来，中国的政府债务确实令人担忧。
那么如何解决中国政府债务问题呢?
(一)短期看，中国政府债务问题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债务
根据第二部分的测算，我们了解了中国政府债务的分布：国债占比19.8%，以政府名义借入的外债余额占比12.3%，地方政府债36.7%，政策性金融债19.2%，其余债务占比12%。因此，若要削减政府债务，要以地方政府债务为切入点。地方政府债不仅占比高，而且增长快。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家抛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地方政府债务经历了一次井喷。虽然近年来，由于中央政府要求控制地方融资平台的扩张，地方政府债务增速大幅降低，但根据华泰证券的研究报告显示，2011-2012年，地方政府债务增速分别为23%、16%，仍为两位数的增长。因此，控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对于控制中国政府债务余额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二)长远看，解决中国政府债务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经济发展模式
当前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考核的核心指标是GDP增速，驱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占比最大，这一考核体系促使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投资增长，而忽视民生及社会公平等问题。
投资分为两块，一个是地产，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虽然中央政府屡出地产调控政策，希望遏制房价上涨的趋势，但由于土地财政的限制，若房价大幅下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将很可能爆发债务危机。首先，很多地方政府债务以土地作为质押，若房价下跌，抵押品价值减少，将被迫追加抵押物。其次，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出售土地带来的收入占比较大，若地价下跌，收入减少，还债资金不能保证，全面的债务危机将可能爆发。因此，由于土地财政的限制，地方政府维护房价稳定，甚至希望房价上涨的意图就不难理解。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只要房价稍有松动，地方政府的各种救市政策应声而出了。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 国际金融危机 经济发展政策 启示
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严峻的国际性金融危机，人们在不断探究此次危机爆发原因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应对措施。除实施大规模的金融救助外，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依据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出台了一系列应对危机的政策，意图扼制住金融危机的蔓延。
一、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措施比较
总体来看，这些应对危机的政策措施主要偏重于依据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的经济理论，部分涉及了凯恩斯主义关于收入分配方面的税收理论。关于这些政策措施已经有许多相关研究进行了具体论述,这里不作过多的论述。但是基于不同的发展模式, 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都没有幸免，但所受冲击还是存在显著差别的。例如此次金融危机中，以高端制造产品出口为主的日本受到的冲击就不同于美英等高度依赖金融业和消费支出带动经济增长的国家国家。因此，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也有很大的不同。
（一）宽松货币政策实施的着力点不同
此次危机中，美国、英国和部分西欧国家央行采取了多次向银行系统注入流动性、政府直接接管金融机构、为居民存款提供一定额度或者无上限担保等措施， 其目的就在于稳定饱受流动性困扰的金融市场，防止金融机构大规模倒闭和居民挤兑行为。例如，2008 年10 月，美国政府通过的紧急经济稳定法案中就包括高达7000 亿美元的不良问题资产救助方案，用于购买金融机构问题资产以及帮助金融机构注资。为了向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流动性，美联储还推出了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创新。与英美相比，日本虽然也采取了降息、收购不良资产、注资等方式帮助出问题的金融机构，但规模相对较小。比如，日本用于收购金融机构问题资产的资金仅为约10 万亿日元。其救市举措的着力点从一开始就放在扩大出口等方面，目的在于通过大规模的财政支出，阻止金融危机中实体经济的下滑。日本还采取了收购股票刺激经济的独特政策，2009 年1 月27 日，通过收购股份，向中小企业提供1.5万亿日元资金；2009 年2 月4 日，宣布将从地方银行收购1万亿日元的企业股份。日本政府和央行购买股票刺激经济的好处是低买高卖，从长远看，是成本较低的刺激经济方式。
（二）不同债务水平的经济体应对危机的能力和力度存在明显的差异
此次危机中，金融膨胀与消费主导模式的经济体债务水平虽然也处于高位，但由于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金融和消费在此次危机中遭受重大打击，因此这些国家亟需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提振经济，因而财政刺激计划力度最大，政府债务急剧膨胀。以美英为例，此次金融危机前美国的政府债务占GDP63.1%，英国的占44.1%，到2010 年美国的政府债务水平将几乎与GDP 总量相当，英国的这一比例也大幅上升至2010 年的82.2%。而高端制造业产品生产模式的经济体尽管其财政收入来源相对多样化，可以保证一定的财政刺激力度，但由于其本身债务水平已经处于高位，增长空间相对有限。例如，此次金融危机前日本的政府债务占GDP已高达187.7%。虽然从2008 年8 月到2009 年4 月日本共出台了四个经济刺激计划，计划支出规模达75 万亿日元，仅占GDP的5%左右，其规模与美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二、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效果评述
总体来说，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依据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制定的政策措施虽然使其经济逐渐走出了危机状态，但是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仍未彻底清除，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依然脆弱。
（一）政策措施产生的效果
数据来源：2008年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2009年GDP增长率数据来自IMF,2009年度失业率数据及2010年一季度所有数据来自各国官方公布数据。①②③为2009年12月份折合为年率的数据，此外2010年一季度的CPI数据除英国外均为3月份折合为年率的数据，日本的CPI数据为核心CPI。
这些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恢复市场信心，加速了经济回暖。相对于2008年和2009年，2010年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和就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见表1和表2）。这表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依据凯恩斯主义制定的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有效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成因的解释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二）政策措施带来的风险
然而，自危机爆发迄今，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见表1），这种无就业的经济复苏影响了回升力度。经济回升如果没有带动就业增长，将制约消费需求的增长，从而增加市场对经济复苏前景的担忧，对未来经济复苏起到很大的抑制作用。世界主要经济体依据凯恩斯主义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指定的政策措施的风险正在逐渐凸现。
首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了政府债务急剧增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经济刺激方案中的“猛药”，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实施后，2009年底欧洲爆发了债务危机，债务危机从希腊迅速波及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欧元区国家（2009年欧盟部分国家债务情况见表3）。另外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 6月2日美国的国债已经达到13.0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90%。截至2010年4月，美国持续19个月出现财政赤字，赤字数额达到1.3万亿美元，创出历史记录。此外到2009年底，日本公共债务规模是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比例最高的。
备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盟国家债务与GDP比值值60%，2009年欧盟平均水平为84%。
其次，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抬头。虽然2009年以来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CPI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见表一），但是从长期来看，数量宽松政策特别是美联储QE2的推出将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其潜在的破坏力非常巨大。
（三）凯恩斯主义应对此次危机效果的理论解释
以上这些情况似乎表明，世界主要经济体依据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制定的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措施只能治标的而不能治本，凯恩斯主义应对此次危机依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是每一种经济学的理论都有它应用的条件，如果不能根据现实情况灵活地依据理论的思想精神来应用理论，任何理论都可以被批判，被颠覆。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依据凯恩斯主义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制定的政策措施产生的效果之所以不够好，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解释：
第一，主要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符合凯恩斯经济理论的运用条件。此次危机前各主要主要发达经济体原本就债台高筑，因此其依据凯恩斯主义制定的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继续刺激经济的空间就比较小，难以有效减轻衰退压力。大量发行国债导致各国政府陷入了财政危机并将带动长期利息上升，进一步削弱企业投资，反而影响经济复苏。致使政府债务水平不断升高，最终导致危机的进一步扩大。
第二，依照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解释，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贫富差距会使有效需求不足进一步加剧。然而此次危机中美国却自2010年1月1日起暂停一年征收遗产税，这使得本已很大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也构成了威胁。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效果不够理想。但是尽管凯恩斯主义不断受到经济学家们的批判，每到危机时期各国的政府还是最推崇凯恩斯主义，用凯恩斯的《通论》所阐述的观点来说就是：在经济萧条时，要等待经济自己回复到自然率水平是靠不住的。在发生经济衰退时，再一味强调平衡预算不仅是愚蠢的，而且非常危险。依据凯恩斯主义制定的政策措施是否能够真的消除经济危机还需要实践的检验，不论如何寻找完善凯恩斯主义的方法要比完全否定更有现实意义。
三、对我国经济发展政策的启示
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不同，尽管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很快，但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经济还属于低端制造业产品生产模式。虽然在此次危机中受到很大冲击，但与高端制造业模式的经济体不同，我国有十三亿人口的庞大消费市场可以作为缓冲。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债务水平总体不高，政府扩大支出应对危机力度较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较为符合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应用条件。因此，我国应对危机的措施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有所不同。我国应对危机政策措施的着力点从一开始就放在扩大出口、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工业生产等方面，我国政府以四万亿投资计划为主，配合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了经济较快地复苏，经济增长率从2009年一季度的6.1%上升为2010年一季度的11.9%，进入二、三季度后经济增速也一直保持在高位运行。
尽管从目前来看我国采取的政策效果是良好的，但总体来看，我国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结构调整尚未实现。长期来看，我国应关注的是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性问题，加快产业的升级换代，最终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结合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实践来看，我国有大量的经验教训可以吸取，相关的政策措施还需要进一步改善。
首先，我国政府投资虽然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积极效果，但是在刺激居民消费需求方面效果不佳，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居民收入比重相对不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进入2010年，中国不断发生大规模的劳资纠纷，也标志着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此外，大量研究表明在收入高度不均等的社会，对财政再分配的需求也会超乎寻常，并因而会导致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因此要增加消费拉动内需就必须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其次，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强调政府干预的前提是是市场化的经济环境。基于IS-LM模型分析，我国IS曲线和LM曲线过于陡峭，导致民间投资需求和投机性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弹性不敏感，使得货币政策的乘数效应达不到宏观调控初始设计的水平，这也是我国货币政策效果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国政府应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继续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环境。在此谈一下我对我国就业问题的看法，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不在于政府强制企业进行招聘，这也不符合经济的效率原则，出路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放松经济管制，加大对新创业企业的扶持力度，这一点可以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得到印证。
最后，结合此次金融危机中欧洲爆发债务危机的教训，我国要合理控制政府债务水平，进而提高实施宏观调控的能力。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一个影响我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极大不稳定因素。2009年以来我国已成功发行了一定数额的地方政府债券，这种通过允许地方政府公开、规范地发行地方债，规范地方政府的发债行为的方式，有利于及时满足地方政府资金需求，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水平，进而促进积极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的有效落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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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型时期；房地产泡沫；假想；“鬼城”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8-0060-02
1 我国转型时期的特殊性与“鬼城”预示
笔者认为我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发展环境是依赖政府调节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一直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发展增速保持在两位数。现阶段的改革主要方向是以低碳、环保、高新技术、新能源产业发展为主，但是因为本体发展环境和限制这些产业又无法短期内带动中国整体经济快速发展。政府对于经济危机后期的经济发展增长动力的选择只有振兴“铁公基”三大建设，刺激国内投资与资本流通，来推动经济发展。但是忽然被拉高的房价，规模巨大的房地产，建设数量过多的高速铁路与我国发展实情并不吻合。当前转型时期的特殊性表现为经济发展的“扭曲”，这种“扭曲”表现为社会问题复杂并且多样；政府频繁出现腐败问题与贪污人员；市场经济调节能力逐渐丧失；政府调节能力越来越强；房地产业发展规模过大、价格区间过高；全国资本投资方向几乎全数集中在房地产业；全国多个地区“鬼城”现象频发；高速铁路、公路每年无法实现赢利等。房地产行业是国家的支柱产业，国家不希望房地产行业衰退、经济发展倒退，但是市场发展趋势要求房地产降价恢复理性价格，政府又不能过度控制市场，因此政府陷入的境地最为尴尬，也是转型时期特殊性产生的主要根源。
近来，我国著名经济学者厉以宁教授在其文章《反对过分依赖宏观调控》一文中提到了关于房地产泡沫是否存在的观点，厉以宁教授提到中国房地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是遵从政府宏观政策的调控，但厉以宁教授不赞成房地产市场发展过度依赖政府宏观决策，而是要遵从市场调节和发展的规律。至于房地产泡沫是否破裂、何时破裂没有给出说法，厉以宁教授对市场调节非常有信心，他建议政府为低收入群体建设大量的廉租房，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针对中等收入的人群给予平价房的照顾，定价政策略高于廉租房，低于市场平均价格，以此来解决中等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虽然文中并没提到对市场调节的乐观或者悲观态度，但能从文中获得一定的启发，笔者对房地产业发展的态度并不乐观，甚至悲观，回望5年前大量热钱盲目涌入房地产业的投资热潮，购买者对后期风险的评估几乎是零，盲目追求短期投资效益，投机者付出的资本投入很可能在未来3年内“付之东流”，亏损殆尽。
面对国内外学者提到的“鬼城”，国内学者保持着不同的态度，有一些学者认为不用担心这种骇人听闻的观点和传闻，“鬼城”对中国未来5～10年的经济发展不会有太大冲击，还有另一些学者认为“鬼城”的存在是有必要担心的，全国各地自2008年经济危机后，连续5年大规模建设房地产业，过度投资导致了住房的供大于求，市场供给出现了失衡，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鬼城”这种新型名词的产生，从国际经验判断，这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前期的一个标志。这种标志的长期存在是对经济的一种威胁，因此房地产泡沫破裂只是时间的问题，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面之词，只是对我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的一种假想。
2 对房地产泡沫破裂假想的主观性分析
笔者在文中只是以假想为主，对我国房地产泡沫进行分析，为政府和学者提供了一种假设性的分析方法或理论依据。假设在2008—2013年的5年时间内，我国房地产业从发展规模和速度上，超过了过去30多年的全国整体发展水平，以房地产业为主的产业链条中，水泥、钢材、装饰等相关产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发展年增长率达到了100%以上。在过去的5年时间内很多国外建筑供应商对国内大规模的房地产建设用材需求感觉到非常不可思议，中国近5年来消耗的水泥和钢材数量超过了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转型时期所需要的数量，这种过度消耗原材料建设房地产业，大兴地产投资热潮，远远超出了房地产本身的现有价值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产生了“房屋无人居，非理性消费，物价飞涨”的社会影响，大规模的房屋建设导致市场中的房屋供应量远远超出正常需求水平，加上飞速上涨的物价，半遮半掩的通货膨胀率，对人民生活来说经济发展环境是一种机会主义虚拟经济环境，对待社会发展来说经济发展环境是一种房地产占主导地位的模式，房地产对中国遭遇经济危机后经济增速仍然达到两位数作出了贡献，但是后期可能会引起更多的损失。政府虽然提出了农村向城镇化发展的策略来提升人民对房地产的需求，真实意图就是政府出资帮助农村人民获得住房，缓解房地产危机持续蔓延的一种策略，但是实际上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农村人民是否愿意搬到城市？搬到城市后农村土地又该如何利用和规划？新搬进城市的人口或者将农村城镇化后的就业、医疗、教育都如何解决？笔者认为这些问题要是想全面发展，政府负担会太大，而且以中国的农村人口基数，再给中国30年也做不完这些事情。因此，笔者认为2008年遭遇经济危机后的刺激资金投资方向选择在房地产行业为日后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埋下了隐患，有可能会引发未来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发展，产生很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变得太多会对经济发展秩序和社会发展稳定性造成影响，最终房地产泡沫可能会破裂，针对泡沫破裂后的问题如何分析和选择相应的对策，笔者认为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有限的时间内如何去挽救危机也值得思考。
3 “鬼城”的危害性分析
“鬼城”其实是一个新兴名词，指的是建设好的住房没人居住、没人管理，整个社区或者整个街道只有住宅楼不见居住迹象的一个区域的统称。我国出现“鬼城”现象并不稀奇，也不值得惊讶，笔者认为我们需要认清本质，看清问题，了解“鬼城”对我国的危害。
2013年7月31日国家发改委的李铁在其谈话中提到：“国内房地产泡沫是存在一定的严重误判。”他甚至认为国内不存在“鬼城”，“鬼城”是一个伪概念。他提出中国人均收入未超过国外水平，因此具有对住房的很大需求，未来几年内仍然会对房地产业形成依赖，房地产业也将成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笔者认为这种观念利用人均收入判断对住房的需求并不科学，从理论上讲存在可能性，但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现实状况并不是这样。我国房屋空置率过高，房价本身超出了市场价值几十倍，这个问题非常矛盾，假想一个城市中有上千套房子空着不让人住，城市中低收入群体赚几十年的工资买不起一栋房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激起，对政府带来压力，政府却又无力快速解决问题，对未来的发展是否会产生影响？如果站在长远角度考虑，就应该正确看待问题，理性思考未来和现在的关系，做出正确的判断。
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房地产市场价值超出了建设实际成本和现有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数倍乃至数十倍。全国银行贷款35%～45%集中在房地产市场，投入资本过大，如果未来3年内房地产开发商负担不起银行贷款利息，或者未来不能偿还银行贷款，我国银行会发生债务危机，一旦出现债务危机，银行会出现大量的呆坏账，银行手中会持有大量的抵押房产无法变现，一时间难以处理，资金链也会出现断裂。通过观察当前银行应收账款存在的问题，可以得知银行正在判断未来短期内存在资金链风险的大小。
“鬼城”的危害主要是影响房地产市场发展信心，一些投资者和开发商会选择捐款逃跑，银行贷款负债的压力增大，房地产开发商的价格不再坚挺，理性购房与持币待购观望的人群越来越多，这些市场迹象都足以说明房地产行业的下行趋势已经确定，只是选择如何理性下行。
“鬼城”概念会急剧扩散，事实也会证明“鬼城”的存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会加速，最终破裂会影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减缓国内投资速度，个人投资商会选择快速抛售房产以挽回经济损失，中低收入者和刚性需求者会选择低价买进，甚至一些外国移民也会选择在中国购买一套甚至多套房产。
“鬼城”就像是一个信号，它的出现会影响国内房地产业相关行业的发展速度与动力，例如钢铁行业、水泥行业发展速度就会受到影响，将会有一部分人失业。
“鬼城”的数量现在看来还并不算多，基于现在的时间和空间考虑，还有机会将这个问题进行更好地处理，假想未来“鬼城”数量越来越多，房地产泡沫破裂，房地产危机爆发的日子就越近，危害性也就越强。
参考文献：
与之相伴的，是发达国家通缩风险和主要新兴经济体通胀风险并存；国际金融稳定性得到改善但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国际贸易与投资实现复苏性增长但可持续性仍待观察；大宗商品价格基本恢复并大致稳定在危机前水平；全球治理在金融等领域正在取得一定进展；工业化国家债台高筑对全球复苏及长期稳定增长投下了阴影；“再平衡”问题愈发成为巩固复苏和实现长期增长的关键议题……
2011年世界经济继续维持缓慢且不平衡、不稳定增长的可能性较大。
进入复苏的2010年
在2009年经历了二战后首次产出负增长后，得益于各国反危机措施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自我适应性调整，2010年世界经济开始步入低速增长且不均衡的复苏期。2009年四季度和2010年一季度，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长势头迅猛，其中贸易高速恢复，似乎应和了部分国际机构和经济学家“V型”复苏的判断。随着2010年二季度和三季度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复苏前景又开始变得复杂。
从负增长到正增长并且正增长已经持续了四个季度，显示出世界经济正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或“大衰退”中艰难走出，进入缓慢且不稳定与不平衡的复苏期。如果再出现衰退，那也将是一次新的衰退，而不是“二次探底”。
2010年的世界经济复苏呈现出八个特征：
一、全球经济呈现普遍复苏局面。
二、全年经济复苏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
三、世界经济复苏强度不足、速度缓慢。从绝对值看，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以及中东欧和多数独联体国家2010年二季度产出仍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四、发达经济体目前的复苏仍属于无就业复苏，消费和投资活动始终处于低迷状态，加重了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复苏的担忧。
五、各经济体复苏步伐不一、增长速率各异。发达经济体的低水平增长与发展中经济体的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照。
六、主要国家之间经济实力对比出现变化。
七、在众多不确定因素的作用下，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尚不明朗。
八、在巩固经济复苏势头实现全球平衡快速增长的政策实施方面，主要经济体之间存在分歧，并主要表现在如何解决经常账户不平衡问题上。
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不定
本轮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开始于2002年，于2008年4月达到历史最高点，为2002年初的3倍。在经历了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后，大宗商品的价格一度下降近40%，到2010年9月价格水平又恢复到2002年的2.5倍。2010年前半期，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延续着2009年以来的上升势头，但速度明显放缓，波动性加大。
2010年5月，受欧洲债务危机影响，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整体回落，此后走势有所分化。原油价格持续在中低位徘徊，基本维持在2009年底的水平。在危机前的2008年7月，原油月度平均价格每桶132.5美元，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12月暴跌至每桶41.5美元，跌幅69%。之后油价缓慢上升，到了2010年秋季，原油月平均价格大体在75~85美元一桶区间波动。
比较而言，金属和农业初级产品在价格反弹方面收复的“失地”要大些。到2010年9月，金属和农业初级产品的价格已恢复至2007年的水平。价格反弹最明显的是食品和饮料价格，2009年9月，其价格水平正在接近甚至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2010年11月以来，美国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已经激发起了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扬。判断2011年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主要取决于两种基本力量的角逐：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的态势在需求层面不足以支撑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另一方面美欧日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又在不断地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输送动力。
这里的关键问题，还在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步伐和强度及由此决定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一旦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发达经济体便会实施退出政策，流动性因此会受到抑制，来自流动性的价格上涨动力便会衰减。但与此同时，伴随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也将扩大。
基于这样一种基本逻辑，根据对发达国家经济走势的分析与评估，2011年大宗商品价格在2010年水平上有所上扬后，大致会稳定在接近历史最高点的水平，其间出现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也是完全可能的。至于石油价格，则在每桶80~110美元之间的可能性会大些。
全球治理有进展
为应对金融危机而生的G20峰会，成立不久便要求BIS提供加强和改进全球金融监管的方案，BIS也已经向2010年6月在多伦多召开的G20峰会提交了报告，即《巴塞尔协议III》；G20也要求联合国贸发会议（UNCATAD）、经合组织（OECD）和WTO提交贸易与投资报告，并且已于2010年11月收到上述机构递交的报告。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G20和其他全球性机构的关系，可以被理解为“全球董事会”和“执行机构”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大股东”和“执行官”的关系。
最近两年在全球治理中发生的影响最深远的事件，当首推G20的创立。可以想见，G20的决策机制、效率和所做出政治决定以及决定被执行的有效性，将决定G20未来的命运。
2010年全球经济与金融治理方面最值得关注的事件，当数《巴塞尔协议II》的出台。在2010年9月，全球绝大多数经济体的监管机构就《巴塞尔协议III》达成共识。
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总体而言，“巴塞尔III”的提出并且在11月召开的G20首尔首脑会议上得到大体认可，一并获得通过的还有有关资本流动性和全球金融机构（SIFI）的国际标准和原则，使全球金融监管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金融领域中全球治理的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件，是G20峰会提出并最终确认的增加发展中经济体在IMF中份额与投票权，幅度为6%。经过调整，中国在IMF的份额由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3.65%升至6.07%，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三大投票权拥有国。
虽说这样的调整并未动摇美国（拥有近17%的投票权）和欧盟（拥有超过30%的投票权）在IMF决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其仪式价值大于工具价值，然而这种变化毕竟是朝着全球治理公平化和民主化方向迈进的重要一步。
相对于金融领域，国际贸易领域的全球治理则乏善可陈，主要表现在历时9年的多哈回合谈判仍在原地踏步。
2011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
2011年，世界经济将会面临很多的曲折和不确定性。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球总需求不足的局面仍在继续，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私人部门需求增长在中短期内依然相对乏力，私人投资活动依然低迷。
二、服务于居民和企业的金融部门虽基本上趋于稳定但基础仍脆弱，资本市场，如房地产市场，也未有显著改善，其全面恢复到正常状态还有待时日。
三、公共债务，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已变得难以持续，引发新一轮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并成为全球长期稳定增长的一大隐患。
四、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政府财政刺激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方面收效不大，其政策空间日渐萎缩。
五、发达经济体奉行的极度宽松政策的外溢作用已经体现，新兴经济体面临通货膨胀、本币升值以及资本市场过热的压力剧增，大宗商品市场风险增强，而美国下一步数量宽松政策很可能会给全球带来新的麻烦。
六、主要经济体内部与外部不平衡问题短期内虽有可能缓解，但得到根治的可能性不大。
七、全球经济治理的功效，特别是G20在2011年的表现扑朔迷离，以致于爆发低烈度贸易战或“货币战”正成为未来众多可能情景中的一种。
八、为防止经济过热将不得不采取的偏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将使得部分主要新兴经济体有可能出现增长速度较大幅度的下滑。
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制度安排。
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对于防范和惩治失信行为，促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维护正常社会经济秩序，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推进政府部门依法履职，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一项需要各地区、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共同努力的系统工程。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中央银行，是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牵头人。
2008年，国务院明确人民银行承担“管理征信业，推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职责，并牵头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十一五”时期，人民银行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与各部门、各地区共同努力，稳步推进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社会信用环境有所改善。但是，在当前市场经济活动中，逃废债务、拖欠贷款、偷逃骗税、商业欺诈、非法集资等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对社会经济秩序和金融生态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
为什么某些现象在信用体系初步建成后仍然屡禁不绝？如何完善国家信用体系？《小康》杂志就此采访了业内学者、律师、企业家，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人民银行承担的主体地位、如何打造中国信用体系等问题提出了不同观点。
如何解决信息割据问题
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点是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规、制度，推动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实现信息的依法记录、登记、展示、共享，以此来为各部门、各地方开展行政执法和信用建设提供服务，督促企业和个人更好地守信。
人民银行在制度建设方面，重要工作之一是推动《征信管理条例》的研究制定，使征信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009年10月13日，国务院法制办将《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011年7月22日，第二次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关于《条例》，业内以公益诉讼著称的、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正伟认为，“征求意见稿对于信用信息的法律定位不够明确，对个人法人信用信息和金融机构信用信息的征集、评价，以及对违规征集、和使用他人信用信息的法律责任不够明确。”
迄今为止，围绕着金融机构单方面收集、记录个人银行卡交易、使用信息记录引发个人信用“黑名单”的争议还没有很好解决。董正伟认为，把个人信用记录作为惩罚性的依据，会造成对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二次惩罚。
因此，董正伟建议在《条例》总则中增加一条：“本条例规定的信用信息仅仅是对客观形成的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真实记录，不构成对信用主体的否定性评价。征信机构、信用信息使用者不得利用信用信息记录对信用主体人格尊严进行攻击、贬损。”
在信用制度和顶层设计层面，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主任章政认为，现在要改善社会信用体系，必须通过制度建设来提升国家的整体水平和素质。
“这就需要国务院来统辖，但是现在国务院还没有专门部门来管。现在的状况是，信息在部门之间互相不能兼容，形成了信息孤岛和信息割据，这是很大的浪费。”
章政认为，要解决信息割据的问题，需要建立联合征信系统。各部门实现互通互联，在总体的政策框架下，各司其职。
“国务院把建设国家信用体系的任务交给人民银行，但是它怎么也干不来这个事。央行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一方面要代表自己的利益，同时还要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这就会打架。部门干不了整体的事情，地位的尴尬，反映到现实中，就出现了行为的尴尬。”章政认为，解决此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会之上成立一个信用管理委员会，替代人民银行，发挥整合、统筹、协调作用。
为什么不对商业银行信用评价
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运行的全国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中的重要基础设施。
该系统于2006年建成，并实现全国联网运行。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已发展成为世界上覆盖机构和人口数量最多的信用登记类机构。截至2010年底，该系统已分别为近1700万户企业和7.77亿多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档案。
“为什么只是建立个人、企业的信用档案，而不建立商业银行的信用档案？人民银行没有做到公平对待商业银行、企业和公民，这是不平等的。”律师董正伟认为，人民银行推动征信系统建设的出发点是保护商业银行的利益，而没有履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义务。
“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不诚信的就是商业银行！经济危机都是从金融垄断利益集团的欺诈和投机开始的。而中国商业银行乱收费引发的诚信危机远远没有消除。所以，征信中心应当每年向公众征求一次对大型商业银行的信用评价，并向社会公开。每5年向社会公众征求一次全面系统的大中型商业银行信用评价，并向社会披露报告。对连续3年被公众信用评价的为低级的商业银行，监管部门应当给以行政处罚。”
律师董正伟认为，每年由公众对商业银行经营行为和服务进行一次诚信评价是督促商业银行依法诚信经营的保障，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维护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
西方评级体系移植到中国存在先天性缺陷
近年来，人民银行以信用评级为重点积极推动了征信市场的发展。目前，我国从事信用登记、信用调查和信用评级的征信机构已近200家，基本上都是按照市场化原则运作。一批评级机构已具备从事企业主体信用评级和企业债、金融债、结构融资债等长短期债券信用评级能力，并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公信力。
在近200家征信机构中，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简称“大公国际”)是中国最权威的信用评级与风险分析研究的专业机构之一，是面向全球的中国信用信息与决策解决方案的主要服务商。
大公国际董事长关建中认为，目前中国信用评级体系的模式制约了中国信用经济的健康发展，应该抓住时机毫不犹豫地对现行评级体系进行改革，避免重蹈美国因评级体制和机制错误导致国家信用体系崩溃的覆辙。
现行中国信用评级体系是学习美国的产物，那么，这样一种舶来品带给中国的将会是什么呢？
“现行的中国信用评级体系肯定不能充分揭示信用风险，承担不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赋予的责任，影响国家金融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评级不能真实揭示风险，还有可能引发类似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国这样的超级经济体一旦爆发危机必然演变为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国各方面的损失将最为惨重。”关建中对《小康》说，西方评级体系模式移植中国存在先天性缺陷。
例如，在体制方面，中国评级机构过多；评级标准建设缺乏制度保障；评级监管多头负责。如何建立体现信用经济本质要求和适合国情的中国评级体制一直没有提上政府的工作日程。
在机制方面，竞争机制使信用级别买卖公开化、合法化，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评级收费模式把评级机构与受评对象利益结合起来，增加了评级风险。
如何打造中国信用评级体系？
关建中的构想是，中国信用评级体系不应再走通过市场评级调节社会信用关系的道路，而应选择国家有计划管理社会信用风险的模式，构建国家信用评级体系。他从思想原则、管理体制等十个方面对国家信用评级体系架构进行了基本设想。
关建中强调，移植西方评级体系模式，还有被美国控制评级话语权的风险：“美资机构以合资方式控制中国评级市场的目标已接近完成，并广泛渗透到我国防、金融等众多关系国家核心竞争力与战略机密行业和企业。美国对中国评级话语权的实际控制将对中国构成以下主要危害：一、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丧失金融，中国的评级规则和金融产品市场定价要由外国人说了算；二、信用关系已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信用关系稳定与否攸关社会安定与政局稳定，运用评级话语权可以通过破坏信用关系侵蚀中国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三、通过评级可以便利地掌握中国重要行业的战略信息、企业技术和经营信息，削弱国家竞争力，直接威胁中国经济与国家安全。”
经济身份证
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提供的信用报告，正逐渐成为以信贷信息为核心，全面反映企业和个人借债还钱、遵守合同及遵纪守法状况的“经济身份证”。人民银行与相关部门合作，逐步将企业和个人在产品质量、环保、社保、外汇等领域的行政处罚等信息纳入征信系统。商业银行严格执行“绿色信贷”等政策，对在上述领域受到违规处罚的企业和个人在信贷发放上从严掌握，提高了相关部门行政管理和执法的力度，也增强了企业和个人在上述领域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目前，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已经成为商业银行贷前审查的必经环节，在商业银行贷后管理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美国评级模式的风险
信用评级机构是金融市场上一个重要的服务性中介机构，它是由专门的经济、法律、财务专家组成的、对证券发行人和证券信用进行等级评定的组织。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信用评级被认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在金融市场上的作用受到各国普遍质疑。
在目前的信用评级机构中，美国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占据垄断地位，在全球信用评级市场这三家公司占有的份额超过90%。按照《华盛顿邮报》的说法，目前世界上存在两大霸权，一是美国，一是标准普尔，标准普尔的霸权甚至超过了美国。
[摘要] 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意味着中国将从对外商品输出为主转变为资本输出为主。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中国大量输出人民币，中国国际收支将从双顺差到基本平衡，再转化为逆差，在国际收支结构的变化中，中国需要保持经常项目的顺差，因为经常项目顺差是一国竞争力和货币价值的基石，中国应该选择资本项目逆差。国际收支结构的变化会引起中国进出口政策，金融市场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人民币国际化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向注重国内需求。
[中图分类号]F8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7-0020-08
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意味着中国将从对外商品输出为主转变为资本输出为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大量输出人民币。人民币是货币，货币作为国际货币，需要具有国内外私人和官方提供交易结算、投资媒介和记账单位等功能，本质上意味着非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上广泛地持有该货币的头寸。这必定会导致国际收支赤字，否则无法向世界其他国家供应清算和储备货币。具体来说，逆差将成为常态。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会面临提供国际流动性义务与本币汇率稳定之间的权衡，在国际收支总体长期逆差的情况下，全球市场的规模(即经济边界)和国家层面(即政治版图)之间的差异在货币制度上存在矛盾，即本国利益和全球货币需求之间存在冲突，这就是特里芬难题。
人民币国际化不是国际收支结构的变化的唯一目的。国际收支平衡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即使没有人民币国际化，中国的国际收支也需要调整。人民币的国际化中需要中国的国际收支从双顺差走向基本平衡，然后再迈向逆差，所以可以说，国际收支结构的变化既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人民币国际化无法逾越的阶段。
目前，美国经济萧条，失业率高企，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美元的价值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欧洲债务危机四伏，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连锁反应导致国际货币体系面临变革的强烈需求，而中国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人民币在升值的通道中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人民币逐步成为各贸易伙伴愿意接受的货币，因此目前正是人民币走出去的绝佳时机。
中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从国际收支顺差到基本平衡，再转化为长期逆差，是采取国际收支总体逆差的方式?还是在结构上选择贸易项下逆差或是资本项下逆差?在长期逆差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特里芬难题?这些变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国际收支结构变化的背后是金融市场的开放、中国进出口政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中国经济将在全球进行延伸和布局，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发生重大转变，这需要有明确的战略定位和路线图。本文关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国际收支结构的变化和选择，以及由此对中国经济结构所带来的影响。
一、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特点
目前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最突出的特点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不仅规模大，而且双顺差的态势有增无减。像中国这样连续15年基本保持“双顺差”，而且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的国家较为少见。在历史上只有几个经济体能够保持双顺差状态超过10年。
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一国收入一投资+消费+进出口差额，即进出口差额一(收入一消费)一投资一储蓄一投资一净储蓄，这里的进出口也包括了服务，也就是经常项目的余额。由此看来经常项目顺差是储蓄大于投资的结果。
国际收支平衡表有一个基本的等式，即经常项目的余额(CA)、资本和金融项目的余额(FA)、错误与遗漏(EO)以及外汇储备的变动(ARES)之和必须是0。
在没有官方干预的情况下(ARES为O≥，假设EO＝0，这样国际收支的均衡条件为：CA一一FA
这个式子说明在中央银行不干预外汇市场的国家，经常账户顺差必须与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逆差的规模相匹配，反过来也一样。也就是说，作为均衡，经常项目余额／GDP与资本和金融项目余额／GDP应该落在坐标轴上45度线附近。选取了主要发达国家(G7)和一些新兴经济体按GDP规模的国际收支余额的情况，可以看出，按经济规模发达国家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余额方向相反，数额基本匹配。但是新兴市场的中国和俄罗斯是个例外。
理论上来说，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最佳状态。在经常项目平衡时，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项目是顺差，这时资本项目顺差等于所增加的外汇储备(以购买美国国库券等的外国资产为表现形式)，而外汇储备增加则意味着本国资本的输出。
“双顺差”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国际收支格局。王梓(2006)认为，双顺差将会降低所在国的福利。因为一般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内投资回报率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库券收益率。在经常项目顺差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大量引入外商直接投资(FDI)，除非外国所有权同技术的引入不可分割，同外商直接投资(FDI)成功转化为相应贸易逆差的情况相比，FDI未能转化为相应经常项目逆差(贸易逆差)将导致国民福利减少。
1.经常项目。
【关键词】新形势；大学生；就业工作；思想政治教育
2012年党的十报告在关于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方面指出要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其中着重强调要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工作。为确保大学生尤其是应届毕业生充分认清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和理性面对就业竞争压力并树立积极健康的就业思想观念，加强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必要也重要。围绕“就业问题”对大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质目的是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过程中所遇到的思想困惑和心理压力，并从正面对其就业观念和就业心理进行指导，使其在择业和就业中树立积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为其人生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一、当前我国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形势
（一）经济环境主导下的就业形势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本属于地区性的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引发了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即使危机爆发期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但其余波依旧影响着我国的经济环境，国内经济运行仍处在寻求新平衡的过程中。而目前短期内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尚未能完全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局。在这种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下，市场难以有效提供充足稳定的就业岗位，导致就业供求出现严重缺口，难以满足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需求。
（二）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扩大
自我国高校实施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长，据网络数据统计，过去五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3140万，基本保持每年20～30万人的增长趋势。据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2008年至2012年五年共实现高校毕业生就业2800万人。显然，存在相当一部分高校毕业生未能顺利就业。据统计，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19万人，如果再加上往年的未就业毕业生数量，那么需要就业的毕业生人数将相当巨大，由此产生的就业竞争将变得更为激烈，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复杂严峻。
（三）大学生就业结构不均衡
就业结构不平衡也是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因素。高校的专业设置和企业的市场需求存在不对称，大部分专业的就业需求早已达到饱和状态，而罔顾实际情况的扩招必然导致这种影响高校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此外，就业结构的不均衡还表现在大学生就业的区域性选择上，即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地、相对发达地区与相对落后地区的就业吸引力严重失衡。这种地域性就业结构失衡导致的结果是求业者相对集中，增大了就业竞争的激烈程度，致使出现严峻的就业形势。
二、新时期大学生就业的思想现状
（一）存在消极的就业观
严峻的就业形势是当前存在的客观事实，在这种现状下，有一大部分学生产生了消极悲观的就业思想观念。这类学生奉信“毕业等于失业”，普遍表现为对前途感到迷茫和缺乏自信。同时，具有消极就业观的大学生对毕业后的“就业大众化”和“就业民工化”存在恐惧和抵触心理，不愿从事所谓职业地位和职业声望低的职业。
（二）带有功利的择业观
职业的价值取向是衡量大学生就业思想健康状态的标准之一。受市场经济效益至上的价值观念影响，有一大部分学生在选择职业是表现出明显的功利心态。具体表现在以追求最大的物质财富为目的，择业上倾向于能带来高薪酬、高福利、高地位、高声望的职业。在区域选择上，带有功利性的大学生往往首选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而不愿意奉献于西部、乡村和基层。
（三）表现出脆弱的心理素质
大学生接触社会少，社会经验不足，在进入新的环境时难以避免出现心理困惑和就业焦虑。此外，他人或自我施加过高的就业期望以及社会残酷的就业现实也给大学生增加了沉重的思想负担，当现实无法满足理想需求，或在求职中屡次失败，便会加大大学生的就业挫败感，并产生自我怀疑等心理问题，渐渐陷入悲观情绪。这种脆弱的就业心理素质在极大程度上严重影响和阻碍了大学生的就业。
三、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就业过程的指导作用
（一）引导大学生理性认清和积极面对当前就业形势
当前大学生就业思想中消极思想和悲观的情绪很大程度来自于不景气的经济环境和严峻的就业形势。因此，务必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从正面理性认清和积极面对当前的就业形势。要让学生明确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变化，即经济环境的萧条只是短暂的阶段性现象，国家和政府正在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促进经济发展。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二）引导大学生确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和择业方向
在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下，大学生应当确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和合理的择业方向。务必根据自身条件和结合客观环境科学合理的选择职业，要抛开传统“精英”和“知识分子”的就业观念。在现代社会，职业发展呈现多元化和分工化，大学生择业价值取向不应停留在高薪酬、高福利、高地位、高声望等过高的就业期望，要放低姿态，秉持“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和“处处皆可建功立业、大有作为”的积极就业心态。
（三）加强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就业过程出现的心理问题成为其职业发展的严重障碍，因而必须在就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加强对大学生就业的心理健康辅导来扫清障碍。在就业前培养学生必要的自我调适能力和乐观心态，使其在面对就业挫折能积极面对并自我激励；在学生就业遭受挫败时，提供及时的疏导，缓解其就业心理压力，消除心理困惑。开展对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健康教育，实际上是为了提升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和适应环境的能力，至少在就业时减少败于自我的风险。
四、结语
大学生就业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学生工作中的重要任务，能有效解决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所遭遇的就业压力和思想困惑。高校要加强对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和大学生心理健康辅导中心的建设，同时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机构基础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专业化就业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充分发挥政治辅导员在开展就业思想政治教育的先军作用。并借助现代信息资源，围绕新形势把握大学生的就业思想动态和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思想政治教育，推动大学生顺利就业，促进社会民生事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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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长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大学生就业的导向教育[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30（3）：48-49.
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迅速扩大，受其波及的国际银行业损失惨重，银行普遍开始重视对信用风险的防范与管理。1988年出台的巴塞尔协议，正是国际银行监管应对信用风险的标志性文件。巴塞尔协议的核心目的是在国际银行界建立一套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该协议要求：1992年底前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必须将银行资本与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维持在8%以上（其中核心资本不低于4%）。
巴塞尔协议的确为保证跨国银行的偿债能力提供了衡量标准，但其出台也有通过减少国际间资本数量规定差异消除银行不公平竞争的目的。因此，作为一项定量标准，资本充足率要求制定伊始并未得到各国的一致认同，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亦是如此。美国外交评议会研究主任埃萨・凯普斯坦在分析制定巴塞尔协议的目的时曾谈到，美国最初提出的自有资本比例标准根据的是本国银行的经营风险情况。而如果仅将这一标准运用于本国银行，则难免损害美国银行的国际竞争能力，所以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才把它拿到国际清算银行去寻求国际协调。不过，此项提议却遭受联邦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国的强烈反对，迫使美国不得不改变策略。后来在与许多国家的银行监管部门进行关于国际清算银行一些具体规则的交涉中，美国实际做出了让步。例如，日本大藏省要求美国考虑日本股市大涨导致日本银行的账外收益非常高的因素，同意将银行账外资产的45%作为自有资本计算。在得到美国的认可后，日本方采纳协议。
在多重背景下制定的1988年巴塞尔协议中，资本充足率作为一项容易被监测和控制的核心指标，得到了充分强调。但这也留下一个矛盾：资本金约束强制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保持占风险资产一定比例的资本作为风险缓冲，然而对于竞争越来越激烈的银行业，这一约束也构成了银行的机会成本。尤其是对于持有“大而不宜倒”心理的大型银行来说，政府对其提供的隐性担保令过分谨慎经营反而变为浪费。而对规模较小的银行来说，资本充足率规定则更加重了其经营压力。为了在国际银行竞争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可能不惜通过近视手段提高账面资本充足率，却种下长期风险的隐患。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影响可通过银行的财务数据，如盈利指标和经营稳健性指标直接体现出来，也可由银行资产结构的调整、投资方向的变化等行为间接反映。资本充足率对银行贷款扩张行为的约束会影响经济总量，因而它也具有宏观调控的职能。我们不仅应看到它对个体银行资产风险程度的监督作用，也有必要分析其对货币信用、金融政策乃至整个经济环境的影响。
从银行视角看资本充足率要求
作者进行的相关研究表明，在资本充足率与银行财务表现的关系方面，平均而言，银行资本充足率每提高1%，资产收益率会提升0.03%。由于银行通常资产规模庞大，因此资本充足率要求对银行资产收益率的正面影响还是相当值得重视的。资本比率的提高降低了债权人对银行的风险预期，从而使银行不必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降低了银行的资金成本。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由于转轨前国有银行体系内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资产结构缺乏弹性，提高资本充足率可能反而会降低其盈利能力。
在资本充足率规定对银行资产安全性的影响方面，平均而言，银行资本充足率每提高1%，不良资产比率会降低0.35%。因为不良资产比率越高，意味着银行资产的风险越大，这将增大资本充足率中高风险权数的部分，从而降低资本充足率。但在《巴塞尔协议》公布以前，由于没有对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规定，银行实际上可以通过账务处理增加银行账面资本金，进而加大银行的经营风险。这就提醒我们，必须全面地考察银行的资本充足程度，而不是单纯追求资本金数量规模的限制。只有以不同的风险权重区分不同风险的资产，资本充足率指标才能起到风险预警的作用。
从宏观视角看资本充足率监管
保持适当的资本是银行稳健经营的基础。由于银行经2007.6 CORPORATE FINANCE 新理财营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存款人和其他银行债权人很难得知反映银行经营的确切财务信息。所以，充足的资本作为可观察的财务指标，一方面，确实提供了吸收损失的缓冲垫；另一方面，显示了银行对经营风险的承担，有利于减少银行的机会主义动机与行为，因而可提供银行债权人对银行持续健康经营的正面预期。反之，则导致对银行支付清偿能力的置疑，可能引发银行挤兑，而挤兑恶化了银行持有的储备状况，进一步加强了存款人和银行债权人的置疑。这一“循环加强逻辑”过程在严重情况下将引发银行倒闭，并通过信用链条和羊群效应产生传染，形成大面积的银行危机。银行危机一旦形成，大量流失的存款首先会通过乘数效应产生紧缩通货的效果，导致利率上升、信用链条断裂，直接影响资源配置。银行危机也会对资产市场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发生挤兑时，银行为了恢复流动性水平会立即设法将资产变现。但是，大量资产同时涌入资产市场就会迫使资产价格下降。与此同时，由于资产价格的暴跌，银行危机还会波及其他市场，造成巨额损失，将交易者逐出市场，最终导致更大范围的支付危机。也就是说，严重的资本不足情况不仅威胁个体银行的生存，还可能危及整个实体经济，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
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提出体现了监管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以往，商业银行面临流动性危机时多采用存款保险制度作为事后保障，而忽略了事前防范。《巴塞尔协议》的诞生引导人们将监管视角从事后移向事前，并从银行体系外转向银行内部。资本充足率标准对银行资本标准及其计量方法提出了明确要求，并且重视根据银行资产风险的变动及时补充的机制。它既提供了防范风险、弥补损失的一道明确防线，又突破了单纯追求资本金数量规模的限制，体现出资本动态监管的思想。
然而，达到了资本充足率标准，并不意味着银行经营是安全的，资本充足性监管本身对金融安全的影响也是多重的。首先，资本充足率规定既然可以影响银行经营的风险态度，促使其合理安排风险资产结构，也有可能影响银行的盈利水平，特别是在金融周期进入紧缩阶段时，这种影响会更加突出。由于银根收紧，贷款减少，银行业务规模下降，盈利来源减少，若机械追求固定不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银行保持相当规模的资本金，则有可能限制银行灵活调整资金结构的能力。其次，现有的信用支持也会间接影响资本充足率监管效用。对于银行体系，“大而不倒”体现了隐形信用对资本的支持作用。特别是有国家信用担保的国有商业银行，尽管直接、大量的注资行为今后可能会逐渐减少，但强大的信用后盾仍然减少了他们对资本的依赖程度，过高的资本充足率反而可能造成资源浪费，并且扭曲银行经营行为。因此，实施资本充足率监管，必须注重其他监管措施的设计，保证金融监管体系的协调运行。
对我国银行体系实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建议
资本金不足是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的问题，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开放，银行资本充足性监管与国际标准接轨也成为迫切的问题。如果商业银行计划在海外上市，各项财务指标只有符合海外投资者和当地监管机构的要求才能顺利融资。为达到上市要求，由国家对银行注资成为相对快捷便利的选择。通过上市融资，如果商业银行能够走上规范化、市场化发展的道路，最终实现自身盈利能力的提高，则无疑是最理想的。
但是，并非所有银行都适合这条道路。我们已经看到，即使在1998年国家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集中注资后，其资本充足率在几年后仍不能维持而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因此，在国家降低显性信用支持力度后，银行将更难通过这一渠道提升资本充足率。在这期间内，需要给银行一段积累利润、培育盈利能力的时间。在其他资本金补充渠道尚难跟进时，资本充足率标准只宜作为参考，不宜成为一项硬性标准。
此外，还应注意资本充足性监管的宏观经济效应。当经济紧缩时，实施风险加权资本监管将可能抵消部分积极货币政策的效果。巴塞尔委员会1999年在一份关于银行监管的报告中就曾说：“某些证据表明，在美国和日本经济衰退时，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银行这一时期的贷款，并导致了其他经济部门的衰退”。如何解决宏观政策调控方向与资本金约束要求相逆，将是今后金融监管中应当重视的问题。
一、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引入PPP模式的重要意义
创新融资渠道，满足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资金需求，是一项紧迫的新课题。PPP模式作为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为了合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或者是为了提供某种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起来的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被视为缓解新型城镇化资金需求困局的新的有力手段，已经得到国家财政部发文推广运用。可见，通过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来拓宽融资平台，正是解决福建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融资难问题的创新举措。同时，推广运用PPP模式还有利于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化解公共设施供给风险。具体说，有以下重要意义：首先，引入PPP模式能够弥补新型城镇化资金需求缺口。资金缺口是我国各地加快发展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普遍难题，而相对的是，传统的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融资模式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一方面，地方政府长期依赖的“土地财政”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了土地收入的不可持续性，而且，当前楼市下行压力也使得地方税收出现困难状况；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比如城司等存在着融资主体不规范、融资状况不透明、负债率高等问题，债务危机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以致国务院首次发文《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全面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因此，有必要创新新型城镇化融资模式，通过PPP模式引入基数大且有活力的民间资本，从而缓解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资金缺口难题。
其次，引入PPP模式能够提高公共事业项目供给效率。公共事业项目的供给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如果只是依赖政府为单一的供给者，那么由于投资结构的不协调，资金调配的不合理、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也由于缺失全面性、长期性的统筹规划，政府在供给和管理模式中会存在局限性，这也势必导致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率。而引入PPP模式，能够减少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对微观事务的过度参与，能将政府的发展规划、市场监管、公共服务职能与社会资本的管理效率、技术创新动力有机结合，实现科学分工、优势互补，从而提高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公共服务的效率与质量。再者，引入PPP模式能够有效化解公共设施供给风险。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由于公共设施建设的规模大、资金投入巨大、建设期和回收期长等因素，政府在公共设施供给中承担着诸如经营风险、利润风险、汇率风险、价格规制风险、技术风险及政治风险等等，这些风险如果全部由政府来承担，这势必加大政府的负担和压力，也不符合政府职能转变的应有之义，更不是现代国家治理理念的体现。因此，引入PPP模式，由政府和社会资本来公共分担风险，通过科学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使风险分配给更有能力承担该风险的一方，从而减少了政府作为单一投资主体所承担的全部风险。
二、福建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新型城镇化是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抓手。近年来，福建省高度重视城镇化建设，相继出台《海峡西岸城市群发展规划》《福建省城镇体系规划》《关于积极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十二条措施》等系列举措，通过“三化”并举、“三群”联动，积极推进大都市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有力实施“大城关”战略，有效引导产业、人口等要素向县城和中心镇集聚，城镇化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其中，作为福建县域经济的“排头兵”，晋江在产业和城镇融合、市民和农民融合、历史和文化融合等方面积累了经验，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县域样本。[2]数据显示，福建省常住人口由2000年的3410万人增加到了2013年的3774万人，增加了364万人，增长了10.67%，城镇人口由2000年的1432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2293万人，增加了861万人，增幅为60.2%，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人口的增加速度远远超过总人口增加的速度；而且，新型城镇化水平由2000年的41.99%增加到2013年的60.77%，明显高于同期全国新型城镇化水平53.73%。[3]此外，根据福建省政协教科文卫调研组关于积极稳妥推进福建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调研报告，当前福建省已经基本完成城镇道路、住宅、燃气、供排水、通信等基础设施及垃圾污水处理、公园绿地等生态环境设施，有力增强了城镇服务功能。
而且，城镇历史文化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流动人群待遇及其保障等方面的工作也在积极稳妥开展。但是，应当正视的是，尽管福建省城镇化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2013年的全国城镇化水平比较中仅列第八位置，与广东、浙江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仍然存在许多挑战。首先，省内各地区的发展并不均衡，存在着明显差距，东南部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显著高于西北部城市的。根据福建省统计局数据显示，在2013年，厦门、福州、泉州的新型城镇化率分别以88.7%、65.9%、61.6%位居全省前三，革命老区龙岩则排在末位，仅为50.9%，与厦门相差了37.8个百分点[3]。由此可见，尽管福建省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仍有待解决。其次，福建省的城市规模偏小，集聚力偏弱。当前，福建省城市人口在400万以上的城市只有福州、泉州两座，占全国超大城市总数的比例仅为5.12%，其他地市的人口在100万~400万之间[3]。可见，福建省规模大的城市数目偏少，而这必然会影响城市间集聚效应的发挥。再者，包括城镇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薄弱，持续投入不足。数据显示，福建省2013年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投资额为1356.12万元，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5526.87万元的比例仅仅为8.73%，这与联合国推荐的10%~12%的水平差距较大[3]。显然，福建省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诸如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城镇规模偏小、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投入不足等问题，是规划、产业、用地、配套等因素在制约的，而这些瓶颈恰是资金供给的不足、融资渠道的不畅使然。因此，资金缺口问题若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影响到未来福建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持续进程。
三、福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PPP模式实施对策
2014年6月，《福建省新型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出台，吹响了加快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号角；2014年9月，福建省委九届十一次全会指出“注重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以服务于进一步加快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这一中心工作。与此同时，财政部发文在全国推广政府PPP模式，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融资渠道。显然，PPP模式的推广运用对于福建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可谓是“及时雨”。笔者认为，大力引入PPP模式来加快福建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科学划分政企关系PPP模式作为一种创新性的融资渠道，关于其在公共事业项目领域的推广运用，政府必须明确自身与私营企业的关系，在保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在这种合作伙伴关系中，政府应该通过PPP这种模式，将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推向市场，科学合理地制定风险共担机制，从而降低融资风险，提高项目运营效率。对于合作方（私营企业）来说，应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的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率。在项目开展的前期，对项目进行可行性的科学研究，主动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项目存在的风险及项目预算进行科学评估，从而规避项目建设中的各类风险。同时，在项目的运营过程中，对项目进行科学管控，在财务方面做好成本控制，做到节约成本、提高利润，进而建立稳定的项目收益回收机制。
2.加快完善监管机制为了防范盲目引进PPP模式带来的风险，应当完善相关监管机制。一方面，应该完善PPP项目审批机制，在简化项目审批手续、提高市场准入监察流程效率的同时，科学制定项目审批标准，即参照借鉴国际社会中采用的物有所值的方法来定性、定量地判断项目是否适合引入PPP模式。另一方面，建立专职的PPP监管机构。目前福建省还没有专门的PPP监管机构，财政、交通、建设等相关部门之间缺乏统一的协调管理机构来统筹协调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公共服务供给的合作。因此，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设立专职的PPP监管机构，如英国实行以财政部为中心、分级管理的模式进行监管，在财政部内设立PPP专职小组，并且出台PPP相关的运营标准等相关其他相关政策指南，而下设的PPP专职机构则通过对全国PPP合作项目进行项目监管。福建省也要根据省情，设立相应的专职PPP管理协调机构，而这些机构要致力于PPP项目的监管，提高PPP项目的建设的透明度，并且积极向公众公开宣传，避免项目交易中的权钱交易行为。
3.建立健全评价体系当前，福建省并没有建立完善的PPP项目评价体系，而评价体系的缺失会直接导致项目建设效益受损，公共利益受到侵害。[5]因此，要着力构建PPP项目的绩效评价体系，由财政部门、专业中介机构和审计部门三个主体共同构成绩效评价体系。财政部门由于其资金拨付的职能，应该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主体，在项目的事前评价中处于核心地位，同时也要参与事中、事后的全程审计监督。而评价中介机构，应该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对项目的经营管理过程进行绩效评价，并且协同项目合作双方确定相应评价指标和标准。审计部门作为项目评估的事后监督主体，则应该在项目评价过程中坚持客观、公平和公正原则，保证项目监督的全面性、完整性。同时，还应进一步强化PPP项目绩效评价管理。绩效评价管理工作主要体现在项目管理、完成质量和完成时间三个指标中，而其考核的核心在于项目的建设质量及管理效率。此外，也可尝试将引入社会资本的数量当作地方政绩考察的主要考核指标，以进一步促进地方政府引进PPP模式。
【关键词】商业银行 集团客户 信贷风险 防范 控制
一、前言
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环境中，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内容也不断推陈出新。但在商业银行积极开拓集团客户市场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创新完善的配套激励机制和风险管理体系，以及集团客户本身及下属企业之间存在着纷繁复杂的关系，从而导致商业银行在获得丰厚的利润时，也面临着较大的风险[1]。如何解决商业银行集团客户信贷的风险，是当前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中需要重视的问题。
二、商业银行集团客户信贷风险的特点分析
（一）滞后性
集团客户因为具有资本充足、资金充足的特点，因此就算是集团中某一个企业出现了财务风险，也可以采用合理的方法，将这种经营风险从集团中的某一个成员身上移到其他成员身上，从而有效的延迟了风险暴露的时间。如果发生的财务风险已经波及到了整个集团，这时商业银行为了能够及时避免过高的坏账率，就只能通过继续为其授信的方式，这种方式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风险暴露的滞后性。
（二）突发性
如果集团客户出现了信贷风险滞后性，当遇到经济环境、政策等外部因素发生一些不利因素变化时，被掩盖的各种财务风险就可能随时爆发出来。商业银行集团客户信贷风险的滞后性特点会导致各种风险越来越多，然而其突然性的特点就会让商业银行缺乏充分的准备去应对暴露的财务风险。这个时候如何再遇上商业银行缺乏对信贷风险全面、有效的管理，就可能给商业银行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三）整体性
由于集团客户的关联交易关系复杂，如果其中某一个组成成分出现了债务危机，通常情况下会波及到整个集团。并不是所有的商业银行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风险并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风险的进一步扩散，因此商业银行集团客户信贷风险具有整体性特点。
三、商业银行集团客户信贷风险的防范和控制措施
（一）树立审慎的信贷理念，建立完善的内部考核制度
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1）作为商业银行应该通过树立自身信贷文化和分析集团客户风险案例等途径，及时纠正在信贷风险上存在的错误认识，从而切实转变传统“傍大款、泉大户”的错误认识，在看到客户为自身到来收益的同时也应该充分对各种潜在的风险进行分析。在各种财务风险防控过程总，要树立审视的现念，要准确把握好集团客户的整体授信空间和承受贷款的能力，从而避免出现过度授信的行为。（2）进一步完善自身的绩效考核制度。当前商业银行应该逐渐转变目前将短期的经济效益作为绩效考核标准的制度，在绩效考核中要充分体现风险的导向作用，不断引入风险控制指标和长期资产指标等等，实现对业务占比的合理控制，从而降低集团客户一旦出现信贷风险给自身带来的损失。
（二）把握详细的客户信息，制定最合理的授信措施
作为商业银行要识别清楚集团客户相互之间的关联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主要重点关注注册资金的来源、股权占比、股权分布以及变更频率等，要弄清楚集团客户是通过间接持股的方式形成的关联关系还是通过非股权投资的方式形成的隐形关联关系，弄清楚客户的净资产的变动情况。对于已经纳入集团管理中的客户，必须要根据集团授信管理的相关要求和标准，进一步明确主办行和协助办理行，从而避免出现逃避管理的行为。最后还应该进一步加强对集团客户的调查工作，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客户的经营管理、核心资产、信用情况、担保方案以及实际需求等等，从而制定出最为合理的授信措施，实现对授信额度的科学核定。
（三）进一步优化担保方式，提高银行担保效力
优化担保方式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1）严格控制集团内相关关联企业之间的保证担保占比，并仔细核对集团客户的整体授信额度，对于通过集团内关联企业提供的保证担保规定比例上限，对于超出的部分要此案去抵、质押担保或者是非关联企业担保。（2）商业银行应该组织相关人员定期对集团开展担保圈风险排查工作，从而便于自身能够详细、全面了解借款人和担保人存在的具体关联关系，进而进一步对担保圈的风险情况进行分析，从而有效控制增量业务产生的关联风险，最终防止担保圈风险出现钱清后溢的现象；（3）担保企业的章程进行详细分析，商业银行在办理各项担保手续时应该按照企业相关章程进行，从而保证企业的担保效力[2]。
（四）加强贷后管理工作，建立动态监控机制
作为商业银行，还应该加强对贷后的管理工作，通过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方式组织召开客户经理联席会议，及时对集团客户的经营、投资、资金情况、信用等状况进行通报，从而方便自身对其整体风险进行准确评估，进而及时制定出应该各种风险的防范措施。主要从以下是哪个方面出发：（1）加强对集团客户信贷资金流动去向的监控，从而保证各项资金发挥自身的作用，避免集团客户将贷款用在企业资本金投资上或者是其他金融行业内。（2）进一步加强集团客户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的监督工作，从而及时发展集团是否出现异常动态；（3）进一步加强集团客户中从事管理人员自身的管理能力和资金往来等方面的监控，从而及时防范因为这部分人对银行产生的各种风险隐患；（4）进一步加强对集团相关联企业之间交易行为的控制，从而杜绝一些利用非法手段对资产进行转移的行为。
（五）进一步强化信贷队伍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综合素质
商业银行集团客户信贷风险防范效果怎么样还在很大程度上跟信贷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以及自身道德素养存在很大关系，强化信贷队伍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提高信贷岗位的门槛，进一步推进持证上上制度，并定期组织一些技能考试对基层信贷工作人员进行考核，从而不断督促他们学习新的信贷相关的业务知识，提高自身履职情况；（2）进一步加大培训力度，商业银行应该定期或者不定期举行各种讲座，通过聘请信贷方面的专家加强对信贷人员的培训力度；（3）进一步强化责任约束制度，从而帮助信贷人员明确集团客户信贷风险管理责任。
四、结论
由于商业银行在积极开拓集团客户市场的过程中缺乏创新完善的配套激励机制和风险管理体系，以及集团客户本身及下属企业之间存在着纷繁复杂的关系，从而导致商业银行在获得丰厚的利润时，也面临着较大的风险。通过树立审慎的信贷理念，建立完善的内部考核制度、把握详细的客户信息，制定最合理的授信措施、进一步优化担保方式，提高银行担保效力、加强贷后管理工作，建立动态监控机制、进一步强化信贷队伍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综合素质，能够有效控制商业银行集团客户信贷中的风险。
参考文献：
关键词：国际贸易学；阐述体系；理论；政策；国际规范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3）03—0101—10
所谓国际贸易学阐述体系，是指教材以及专著与普及读物传播国际贸易学知识的框架结构和基本内容。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贸易学阐述体系为配合我国外贸发展，为探索正确经济理念，为传播国际经贸知识，为普及国际经贸规范，都作出了卓著的成绩。但最近10年以来，在我国已经逐步融人国际经济运作体系和外贸发展方式亟待转换的现实背景下，国内涌现的众多阐述体系却显得滞后，存在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在笔者看来，其中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五种主要缺失，尤其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 一、未能确立恰当适时的经济理念 一般而言，一种认真构筑的国际贸易学阐述体系总是贯穿着一定的经济理念，并以此作为其谋篇布局和深入阐述的基石。同样，读者们阅读和学习它们，不仅需要掌握大量相关的知识点和具体思路，而且应当从中接受那些正确适时的经济理念。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时代背景下，其所催生的一些新理念拥有强大的精神生产力，更需要通过这类读物得以传播和弘扬。这表明，考察或透视一种阐述体系有否恰当适时的经济理念，是衡量其成功与否或者水平高下的一个重大标准。
或许有人会强调，教材一类阐述体系因篇幅有限而内容众多，不宜再专门用一定篇幅来阐发相关的经济理念，因而对教材是否确立适时的经济理念一事不应苛求。是否用一定篇幅专门阐发经济理念，并不应该强求一律，它是一个可以商讨的论题。关键在于，任何一部教材的字里行间总要渗透和溢散出这样那样的经济理念，一部认真编撰出来的教材甚至是以一种始终不渝的经济信条为基石或主线的。因此.它们都会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向其读者宣扬和灌输某些自己秉持的经济理念。而这恰恰是我们需要提出经济理念要求的基本原因。从其直接后果来看，有些国际贸易知识点掌握得很好或较好的学生，却在面对改革开放等重大问题的是非曲直时，认识模糊、立场摇摆。可见，只阐述重要知识点、不宣示基本经济理念的做法十分不可取。
就我国大多数国际贸易学阐述体系而言，在阐述和传授正确或恰当的经济理念上，它们尽管已经做了不少努力，却尚存有较大的缺憾。这主要表现在。要么只阐述重要的知识点而没有明确宣示正确恰当的基本经济理念，要么直接宣示不那么正确恰当的经济理念。比方说，在如何坚决确立和弘扬国际贸易自由化这个基本理念上，我国最近10年出版的大多数教材就存在着至少三种不同形式的明显缺憾。
一是没有明确弘扬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基本理念。在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我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经历了一个逐步演进和变革的过程。具体地说，先是直接主张过保护贸易做法，接着不再公开声言保护贸易政策，然后又采取了回避自由贸易政策的提法而努力行其实的策略，直至加入WTO之后，则明确承诺要全面履行以贸易自由化为目标的WTO规则。因此，自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所出版的相关教材一般都在凸显保护贸易的理念。主张这种经济理念虽属不甚妥当或存有偏差.却是可以理解和不应苛求的。可是，最近这些年里所出版的教材如果还对国际贸易自由化这个基本理念不置一词或态度暖昧，甚至继续有意无意地把保护贸易作为核心理念加以凸显，则是一种明显滞后于时代步伐的严重缺失。这是因为。不仅经济学理论已经充分证明贸易自由化可以带来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福利.而且我国已经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步伐，这本身就包含着贸易逐步自由化的要求，更何况我国这些年来还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最大受益者（巴格沃蒂，2004）。
二是把贸易自由化与保护贸易的关系绝对对立起来。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作为两种不同的基本贸易政策，自然有相对立的一面。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它们各自都在某些国家获取过辉煌的经济成就。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贸易自由化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前进目标，即便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再片面强调保护贸易政策。更令人瞩目的是，国际经贸规范在追求贸易自由化这个基本目标的同时，更是充分认可了适度贸易保护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甚至还把有些重要保护贸易理论（如保护幼稚工业论）吸收进自身的规则体系之内。这一切都表明，贸易自由化这个基本理念包含着对于适度贸易保护的认可，两者并不是绝对排斥的。可是，有些国内教材对这类经济理念的理解和阐述显然有失偏颇。
三是无视贸易自由化建立在规则导向的基础上。必须看到。当今世界普遍追求的贸易自由化，是以国际经贸规范为导向和约束的。以WTO规则为代表的国际经贸规范。既要体现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要求，又须凸显经济全球化时代潮流所涌现的新理念与新机制，还得考虑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带来的利益相对平衡问题，从而才能有效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实际进程。其实，经济全球化所呼唤的新理念与新机制。可能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所无法企及的，如“让渡”的理念与实践等。因此，公正制定和认真遵循这类国际经贸规范，当是主张和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应有之义。可以认为，这种国际贸易自由化的理念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亚当.斯密当年所建自由贸易理论的一种引申和发展。曾经长期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的美国.这些年来居然不遗余力地易帜为“公平贸易”，多少无视了贸易自由化与公平贸易一致性的做法，同样反映出其贸易自由化理念的某种缺陷。殊不知，它们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二、没有合理构筑贸易理论的阐述框架 国际贸易学说作为各种国际经贸分析的理论基石和指导性思路，是相关阐述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何合理安排这类贸易理论的具体分析，既取决于其所采用的阐述框架，又受制于其内在的理论逻辑主线，同时还折射出进行这些论述的深切用意。所以，它颇可窥见阐述体系构筑者的学术功底和深层思考，显得十分要紧。从这个高度来看，多数的国内教材恐怕还有待努力，这是又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重要缺憾。
例如.有些所谓非主流的重要贸易学说没有得到应有的阐述。 “竞争优势”的提法及思路在国际贸易分析中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可是，其创立者波特的贸易学说却被西方主流学者视为没有成熟的分析框架而不能称之为“理论”。于是，大多数西方国际经济学教材基本上不会专门提及他的学说，而我国国内不少教材好像也照搬了这种处置方式。其实，波特关于以创新机制与能力为基础的“竞争优势”是一国财富之源泉的思想，关于相关决定因素的深入分析（即所谓的钻石体系），关于国家竞争优势在四个阶段演进的阐发，关于政府政策对竞争优势特殊作用的剖析，都能给许多国家的外贸运作提供不少有启迪意义的理论思路（波特，2002）。
再如。有些应用主流分析工具的贸易理论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比方说，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就是一种较有特点的理论阐述，它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比较犀利而透彻的剖析，显然有助于人们细致观察不同阶层围绕自由贸易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深入研究发达国家不同集团围绕贸易政策所展开的较量和恶斗，深刻前瞻不同国家围绕多边贸易体制所进行的博弈和较量。平心而论，其现实针对性和实用价值是比较显著的（格林纳韦，2000）。该种理论应用的基本上都是“正统”的分析工具，可是，或者是因为其框架结构还不够完美，或者是因为其多少带有一些非数理化倾向的特征，或者是因为其阐释的现象还相对狭窄有限，一些西方国际经济学者仍旧不太青睐它。而对我国相关学者而言，除了受到西方著述上述态度的影响之外，还可能是由于熟悉西方贸易理论的滞后性，自然也就较少有教材会具体阐发该种理论了。
此外，有些处于交叉性学科的重要理论也难以处置。就拿约翰·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来说，在贸易与投资一体化趋势越来越强烈的现实背景下，它对于跨国公司的经济行为给出了一个比较经典的理论说明，指明了它们的国际直接投资取决于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三大基本因素，阐发了它们分别选择对外贸易、技术转让和对外直接投资等国际竞争参与方式的条件。试想，跨国公司早已是当今世界经贸活动的最大载体和推动力，这个理论对于相关贸易现象的阐释和预测自然颇具启迪意义。然而，可能是考虑学科交叉（如认为它更应该在国际投资学或跨国公司经济学里被具体阐述）以及篇幅受限等因素，我国国际贸易学教材多数对此还是存而不论。
严格讲来，一些处于交叉学科的重要经济理论没有被纳入国际贸易学阐述体系.实际上都算不得什么缺陷或失误。不过，这些学说毕竟已是形成国际经贸活动某些重要思路的理论基石，因而如能够把它们融合进国内教材，还是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和称道。至于竞争优势理论和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等内容不能进入国内教材.对于读者们全面把握各种贸易理论或学说以形成系统的理论分析思路来说，显然会带来较大的缺陷和损失。应该说，这明显是一种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缺失。
必须看到，国内有些教材已经对此作了一定的努力，把上述提及的有些重要贸易理论补充了进去。这当然值得肯定。但是，倘若要进一步探究是怎样把它们与所谓的西方主流理论统一起来时，便可发现这里出现了一个经济理论阐述十分忌讳的致命伤，即这种安排的逻辑思路似乎还模糊不清甚至较为混乱。换言之，补充这些理论内容的用意是好的，可安排的合理性问题依然没有根本解决。可见，用一个统一的阐述框架来逻辑顺畅地阐述那些重要贸易理论，当是编撰者们今后殚精竭虑的一大主题。 三、存有不少违悖国际规范的知识点 国际贸易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其传授许多重要知识点的目的在于提升读者们分析与解决国际经贸问题的能力。这样，被传授的应用性知识点必须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它们应当符合实际和切实可行。众所周知，当今全球贸易活动是在以WTO规则为代表的国际经贸规范的导向和制约下运作和发展的。这意味着，一切有悖国际经贸规范的应用性知识点都是一种空泛虚幻的东西，非但丝毫无助于读者们的能力提升，反而还可能起着误导社会、为害实践的不良作用。所以，国际贸易学阐述体系传授的应用性知识点，尤其是涉及国际贸易政策的相关内容，务必要与直接统领全球贸易活动的国际规范相吻合。
令人吃惊的是，我国不少近年来出版的教材在这方面居然问题突出、谬误甚多，阐述的一些重要知识点竟然直接同国际经贸规范相悖逆，有的甚至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比方说，在我国已经加入WTO（2001年12月）和必须全面遵循其规则体系（2006年12月）之后，我国公开出版的国际贸易学教材还在传授不少反对抑或有悖WTO基本规则的所谓知识点，且还有一定的普遍性，这就值得深入反思。要知道，这类教材可在专门阐发那些直接相关WTO基本规则的知识内容。
这首先突出表现在非关税壁垒的阐述上。国内教材通常都会对非关税壁垒十余种主要形式予以概要的述评。这本无可非议。可问题在于，它们常常没有得到正确和完整地阐述，无法体现出WTO规则等国际经贸规范的相关约束。其具体表现为，不少国内教材阐述非关税壁垒时根本没有明确贯彻如下的重要思路。
第一，没有强调禁止数量限制原则的基本精神。这是指：在一般情况下，不要随意用数量限制手段来阻挡外国商品进口；在需要实施适度的保护贸易措施时，应优先考虑采取关税手段而不是非关税手段。必须看到，这个基本原则是对待非关税壁垒贯穿始终的指导思路，它在整体上决定了非关税措施的一定局限性。所以，其基本精神应该是阐述非关税壁垒时予以明确且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石广生，2002A）。
第二.没有指出有些非关税手段的非法性。一定要看到，同样是非关税壁垒的具体形式，导致社会经济福利的损害程度却是各不相同的。②由此而论，分析非关税手段的经济效应还宜进一步分类展开，如此才能获得比较正确和到位的结果。按照这样的分析思路，那类严重损害经济福利的非关税措施，自然有必要列入禁止使用的行列。事实上，自动出口限额作为一种“灰色区域措施”，就已经被WTO明令禁止实施（石广生，2002A）。
第三，没有提示有些非关税手段的严重缺陷。例如，外汇管制这种做法严重损害着市场经济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各国应该尽量避免使用。而歧视性政府采购的做法，又受到了WTO《政府采购协议》的明显制约。尽管该协议只是一个诸边协议，并不是所有WTO成员都需要遵守的，可对中国则又当别论。这是因为，按照我国人世的相关协议，我国在2007年底之前必须提交签署该协议的申请书。虽然这项事宜至今没有定夺，我国不能随意实施歧视性政府采购，恐怕基本上已是大局已定。换言之，这类措施对我国来讲并无什么应用价值（石广生，2002B）。
第四，没有阐明不少非关税手段的受制性。这就是说，大多数非关税壁垒的实施受到了WTO的诸多限制，并不是可以随意实施的。这类的重要规定并不少，如海关估价必须严格按照6个衡量标准进行运作等等（石广生，2002A）。
总之.非关税措施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加以使用的贸易政策，也不是实施贸易保护的最佳工具。可惜的是，这些原本用寥寥数语便可交代清楚的重要思路，在一些国内教材里偏偏就是难觅踪迹、不置一词。或者，更多的教材也只是予以零星的提及，从而很少会引起读者们的认真对待。但是，这些重要思路恰恰是WTO对待非关税壁垒的关键内容。其实，有些教材通过非关税手段多种形式的经济效应分析，已经揭示了其中一些重要思路，可惜的是，它们没有用简要语言点明相关的政策含义，从而多少有点功亏一篑的意味。
另外，涉及出口限制政策的阐述也常常出现明显缺失。2011年，我国政府因保护生态环境需要而对9种矿产品出口作了一定限制，先后被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判为“违规”。其唯一理由是，中国人世文件允许实施出口限制（包括出口税和出口数量限制）的清单里没有列入这些商品种类。可见，按照WTO的规定。出口限制手段能够使用的范围和商品种类实际上非常有限。但是，国内教材中又有多少能明确指出出口限制做法的局限性呢？反之，与国际经贸活动的实际需求相比。它们关于出口管制的阐述篇幅倒是显得太过浪费了。 四、忽视国际贸易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动 一国对外贸易的外部环境，如全球经贸基本格局及其特点、多边贸易体制、主要贸易对手的政策取向等，是其非常重大的决定或制约因素。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这种外部环境必然会出现种种新动向与新现象，它们更在深刻影响着全球经贸活动的方方面面。一种阐述体系如果无视或忽略国际贸易外部环境的这些深刻变动，自然无法积极呼应国际贸易实践的新动向新要求，则根本担当不了服务于经济实践的重任。可见，面对瞬息万变的外部贸易环境，国内相关著作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似乎具有特别显著的现实意义。然而，在这块试金石面前，多数国内教材的表现可能还难以差强人意。
例如，国内教材关于关税种类的阐述就明显滞后。随着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动.国内教材一般提及的关税种类在实际应用上已经呈现出大相径庭的境况。一方面.或者有的关税种类（如转口税）实际上已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法，通常各国并不真正实施，或者有的关税种类（如出口税）适用的范围和商品类别已经相当有限。或者有的关税种类（如差价税）的提法本身就存有争议，并不被普遍认可，所以，对它们仅作简明扼要的叙述已足矣。国内教材对此的处置一般并无不当。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关税种类则继续在被广泛应用，且具明显扩大的趋势，它们就远远不宜只作简要叙述。不少国内教材对于进口附加税的阐述，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证。
必须看到，这些年来进口附加税的实际应用显露出越来越频繁和广泛的动向。目前一般认可的进口附加税主要有五种表现形式，即：反倾销税、反补贴税、紧急关税、惩罚关税和报复关税。③为什么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会改变以往的做法向中国产品征收反补贴税？为此，它甚至不惜修改了原先对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只收反倾销税而不收反补贴税的国内法规。究其主要原因，无非是反补贴税与反倾销税相比，其针对的是对方的政府行为因而可以冲击其贸易政策的实际运作。同时能够波及更多的进口贸易额而有效发挥贸易保护主义功能。显然，进口附加税这种具体形式所涉及的影响范围和严重后果，可能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同样，2002年美国对进口钢材实施保障措施而加征8%-30%的紧急关税.直接显著改变了世界钢材市场的商品流向与规模，并萌发了不少贸易纠纷。另外，WTO授权欧盟可以利用惩罚关税来逼迫美国取消违规的国内反倾销法并最终获得成功一事，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进口附加税在全球经贸活动中的实际作用和运作前景。请问，在林林总总的国内教材中间.有多少种对此作了一定或简明的阐发？或者再退一步说，又有多少能够比较全面地提及进口附加税的多种具体形式？
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的阐述则是另一个较为明显的例子。国内教材几乎都会论述到这个题目，这当然应予基本肯定，不过具体论述内容当需进一步讨论。在这里，适当概述相关经典理论的基本思路与论断，恰当运用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类分析工具展开具体阐发，概要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弊得失，无疑都是相当必要的。可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具体实践已经历半个多世纪，其中涌现出不少新动向新问题，并已被学者们予以一定的探究和阐释。在这种情势下，旨在为经济实践服务的国际贸易学教材还能一仍其旧，照搬数十年基本不变的理论内容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事实上，这些年来相关实践遭遇的重要难题.都是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各国必须认真直面的。比方说，如何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如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增加、贸易的交易成本提高、多边贸易自由化的推动更加困难和无法保证对多边领域的足够投入与关注等（WTO顾问委员会，2005）；如何有效解决区域一体化组织内部与外部相关利益明显不平衡的问题。如某些区域外成员就可能面临负和博弈的结果；如何看待和处置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运作不当给予自身及全球经济的严重冲击，如欧盟目前因债务危机而引发的经济困境；如何警惕和防止有些国家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做法去阻碍和损害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如美国近年来热衷于双边贸易协定而冷落WTO多哈谈判的显著表现等。不能不遗憾地指出，相当数量的国内教材在这方面的必要提示或实际阐述未免明显滞后了。 五、缺少重要经济实践急需的理论思路 国际贸易学阐述体系的根本职责，讲到底就是为了提高人们分析与解决国际经贸问题的实际能力。要切实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它们的阐述内容就必须善于围绕重大的国际经贸实践问题，提供和阐发相关的知识点，进而再积极地引申和发挥有用的理论分析思路。倘若以这个要求来衡量我国的国际贸易学教材，那么，它们的大多数还存有比较明显的欠缺和不足。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则是，针对这些年来的不少国际经贸热点论题，它们还不能予以比较积极的理论呼应.去明确阐述发挥一些相关的知识点，甚至连必要的关注和提示都显得相当不够。这里且举两例。
一个是本币汇率变动问题。国内教材通常都具体论述了本币贬值的经济效应.指明这种外汇倾销对于本国出口贸易的积极作用，阐述外汇倾销效应发挥作用所需具备的若干条件，强调这类效应的短期性和J曲线效应的表现等。这些知识点的系统阐述，无疑有助于人们比较完整地把握本币贬值给予进出口贸易的各种影响.也可以深化对于美国近年来推行“弱势美元政策”的理论认识。
但是，不能不看到的是，这些年来我国自身面对的却是另一个汇率难题.即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在这种情势之下，我国广大人士迫切需要树立的分析思路主要是：如何判定今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走向？如何对待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国际压力？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会带来哪些正面与负面的贸易效应？可是，国内教材一般都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具体阐述。这样一来，只接触过本币贬值会推动出口贸易理论阐述的人们，往往会对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贸易效应产生比较负面甚至相当消极的判断，从而多少陷入了认识误区。
诚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提高了我国出口商品的销售价格，从而给出口贸易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甚至会造成一定或相当的出口困难。可是，它同时在扩大贸易规模、调整贸易结构、改善贸易条件和变革贸易政策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功能。这些效应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有利于推动我国贸易发展方式的转换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可见，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产生的贸易效应具有两重性，并不都是消极负面的。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在现今我国亟待转换贸易发展方式的紧迫形势下，人民币适度升值给予我国外贸发展的积极效应，要比人们想象的大得多。所以，国际贸易学教材增补本币升值的贸易效应分析，实在有其必要性。
另一个是经济特区问题。我国的经济特区是1980年代初期涌现的一种新颖做法，意在为改革开放设置一个“窗口”和一块“试验田”。同时它又直接同对外经贸活动挂钩。照理说，这个主题应该得到国际贸易学教材的高度关切和充分阐发。但是，国内教材的绝大多数要么绝口不提或基本不涉及该主题，要么阐述该主题时不联系中国实际，要么联系中国实际时作了大致有误的具体阐述，几乎三者必占其一。毫无疑问，面对同我国对外经贸运作如此紧密相连的经济特区政策。有些教材采取一种视而不见的不涉及态度，未免显得不够尽心尽责。至于另一些对此有所阐发的教材。则因提供着明显不当的知识与看法，还多少起着误导读者的不良作用。
必须指出，我国的经济特区运作绝不能与符合国际规范的特殊经济区做法相提并论。首先，两者的内涵不同。前者是我国中央政府实行地区倾斜政策的一种形式，试图通过推行特殊优惠措施来带动该地区的外贸增长与经济发展，而后者只是在遵循WTO“统一性”原则下推动国际贸易的一类经济形式。其次，两者的实质不同。后者具有“非关境”的特质，外国商品进入该区域无须向海关缴纳关税和受到数量限制，而前者依然属于中国海关管辖。再者，两者的具体形式不同。后者包括保税仓库、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高新科技园区和自由港等多种形式，而前者则有别于上述具体形式、并被视为最具特殊性的经济区域。最后，两者的实际运作不同。后者的运作仅须遵循国际经贸规范和东道国的相关法令法规即可，而前者的不断发展还需向中央政府争取更多的特殊优惠政策，并以此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及扩大外贸额。正因为如此，在我国经济逐步纳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中，我国的经济特区就面临一个需要转轨与变革的任务。这首先表现为，在加入WTO之后，我国必须依据相关人世承诺，去取消或改变经济特区原先实施的许多特殊经贸政策。
可以这样说，上述这些知识点在我国国内教材中间几乎很少能够得到完整或明确的阐述发挥。其实际结果是，在国内教材熏陶下毕业的我国高校相关专业人才，在面对我国经济特区问题时，大多数或者是懵然无知、穷于应对，或者是思路混乱、难以切中要害。后果之严重，教训之深刻，实在不容低估。
必须承认.当今国际经贸实践出现的有些新现象新问题，人们还来不及展开全面而透彻的研究，由此形成的理论见解也必然是相对不成熟或不系统的。这可能正是在我国相关阐述体系中难以见到这类理论阐述影踪的主要原因。但是，它并不能够成为它们可以回避经济实践之紧迫呼唤的一种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