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5 17:23:28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流派理论观点政策主张
一、现代主要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
现代经济学一般指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后流行于欧美国家和某些其他国家与地区，并一直延续至今的经济学说。
西方经济学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发展变化，并且衍生出许多具体的流派。各流派都有各自的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他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一致、又有冲突。按照现行的一般标准，基本上是以西方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活动的基本指导原则，即以如何看待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作用为标准，将现代主要经济学流派主要分为两大类：国家干预主义的各流派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各流派。其中国家干预主义的主要流派有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流派、新剑桥学派等；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有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
二、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最早属于英国剑桥学派，以研究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著称。1929—1933年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大萧条，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无法从理论上解释，更无法从政策上提出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正是这场经济大危机使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6年他发表了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经济可以自动维持经济充分就业的主张，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有效需求理论，并主张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以消除大规模失业、摆脱经济萧条。由于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对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的革命，所以称其为“凯恩斯革命”。这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也形成了以国家干预经济思想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长期占据主流地位。
在“凯恩斯革命”之后，为了学习、运用和推广凯恩斯提出的新理论、新方法，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对其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注释、补充甚至改进，这些人形成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派。20世纪
五、六十年代，后凯恩斯经济学派形成了两大主要分支，一支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支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剑桥学派。
2、新古典综合学派。被称为“凯恩斯时代”的20世纪40—6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此时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逐渐回归，并渗透、融合进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于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应运而生。新古典综合学派在理论体系最完整的体现就是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此外，随着形势的发展，70年代后新古典综合学派还广泛吸纳了其他学派的观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出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平息了“凯恩斯革命”后西方经济学界的争论和分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也基本上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折中的接受了。
3、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是“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在英国的重要分支。因为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而其理论又与以马歇尔为代表人物的剑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相背离，于是被称为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弥补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和不足，是对凯恩斯经济思想原意的歪曲，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倒退。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
三、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重要经济学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对刺激经济发展、缓和经济危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引起了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60年代通货膨胀继续发展，到70年代初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的局面。于是，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英美等国异军突起，他们自称是“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鼓吹货币的重要作用，主张以控制货币数量的金融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现代货币主义者内部仍存在着分析方法、理论模型和假设条件的不同，无法将其看作完全统一的思想流派。因此，这里介绍的现代货币主义流派，主要是介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有关理论和政策主张。
2、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并存的困境，战后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既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该困境，因而陷入危机。而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改变滞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效果，于是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这就是理性预期学派。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与其他坚持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主张大致类似，于是在实践中这些学派便以理性预期学派为主体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观点及政策比较
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凯恩斯根据简单的国民收入理论得出经济中产品需求、劳动力需求和投资需求三大需求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正是由于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情况的存在，所以得出需求管理，即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在具体政策主张上，凯恩斯又以“流动性偏好陷阱”的存在为依据，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因此，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采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而不重视货币政策。
而通观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可以明显发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走的更远。其理论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宏观方面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微观方面仍采取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其核心理论是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重要解释，即希克斯—汉森（IS—LM）模型。这是将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进一步细化，加入了货币市场分析后得到的经济模型。以该模型为依据，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样重要。同时，“菲利普斯曲线”使他们在政策的应用上更为灵活，如果说凯恩斯时期的经济政策还较为保守的话，那么他们的经济政策已经成为较为激进的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
新剑桥学派自认为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正宗和嫡传。他们认为凯恩斯在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束缚中摆脱的并不彻底，他们一方面要弥补凯恩斯理论的不足，同时还要纠正“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在经济理论上，新剑桥学派在继承了凯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在政策主张上，他们仍然主张实行政府干预，不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只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因此，经济政策制定的重点应该在调节收入分配、理顺阶级关系、创造社会稳定的经济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
五、经济自由主义各流派比较
理性预期学派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实践中逐渐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见，他们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其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也非常类似。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理性预期学派更为激进一些。理论上，相对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增加了对理性预期的论述，因此政策主张上也更信奉经济自由。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政策主张上强调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承认国家干预对经济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即“经济政策长期是无效的，但短期还是有效的”。而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简言之，就是他们认为“经济政策不仅长期无效，短期也无效”。
六、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各主要流派主要观点及政策主张比较
1、货币需求理论的差异。两大类经济流派的根本不同在于关于货币需求的基本理论不同，进而产生后续一些推论与结论的差异。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流动性偏好”理论，其货币需求方程为L=L1（Y）+L2（r）；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货币数量论，其货币需求函数为M/P=f（y，w；rb，re，rm，dp/pdt；μ）。从以上两个重要的方程可以看出，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L与收入Y和利率有关，而弗里德曼则认为货币需求M/P与收益与财富y，w和各种资产收益率rb，re，rm等主要因素有关。并且两个需求函数中收入Y和收益与财富y，w表示的含义是不同的，凯恩斯的Y表示绝对收入消费理论中的现期收入，在该理论中现期收入和消费存在一定比例关系，即现期消费随现期收入改变而变，进而收入改变消费，财政政策有效。而弗里德曼的收益与财富y，w则表示恒久收入消费理论中的恒久收入，该理论认为消费只与恒久收入有关，而与现期收入无关，即现期消费不会随现期收入变化而变化，进而收入无法改变消费，同时恒久收入又相对稳定，因此最终财政政策无效。弗里德曼还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但在长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所以，最好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并根据经济增长率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
2、对菲利普斯曲线解释和理解的不同。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较为典型的分歧在于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解和解释。
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且凸向原点，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即通过适合的经济政策可以使经济达到一个预想的状态。
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随着时间推移在保持原有状态的情况下会发生移动，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只有在短期才存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长期这种关系并不存在。即经济政策只有在短期才能显示出作用，而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将会回到原始状态，也就是说政策长期无效。
理性预期学派比以上学派都更为激进。他们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且位于自然失业率的位置。这就是说除了自然失业率发生改变菲利普斯曲线会发生平移外，失业与通货膨胀不存在任何关系，即经济政策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都没有任何的效果。
【参考文献】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教学；需求量；需求；消费者均衡；垄断
微观经济学是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严密，逻辑性非常强。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对基本理论概念的理解与把握客观上有一定的难度，再加上有些教材的编写过于抽象，对基本理论概念的阐述本身不够透彻，又加大了学生理解的难度。
笔者认为，从基本理论概念入手，将一些学生感到抽象与繁难的基本理论概念作严格的界定，讲深讲透，再结合现实生活的案例，将抽象的概念以学生熟悉的例子的方式呈现出来，学生学习的难度就会大大降低，从而更好地掌握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概念，也更容易地将这些基本理论概念应用于现实问题的分析。下文笔者就抛砖引玉，对微观经济学中几个知识点做些探讨，与同行作些交流，以激发更多更好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思想。
1需求与需求量
需求理论是微观经济学中至关重要的理论，需求规律是经济学分析经济现象不可缺少的理论工具，但是刚刚开始接触微观经济学的学生，往往误用需求规律，或者认为需求规律在解释现实经济现象时，在有些情况下是适用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就不适用。进而对经济规律的普遍适用性产生怀疑，不再相信经济学的科学性。这种不必要的误解产生的根源是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概念掌握得一知半解造成的，同时也说明，在课堂教学中讲清楚需求与需求量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
需求理论中把影响消费者最终需求的数量的因素，分成两类，一类是商品本身的价格，另一类是其它因素，如消费者收入、其它商品的价格、消费者的偏好等等。需求规律是说，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下降，消费者的需求量减少，也就是需求量变动。比如消费者对雨伞有需求，如图1，假若雨伞的价格从P，下降到P，，，消费者对雨伞的需求量就从Q，增加到Q，，。如果雨伞本身的价格并没有变化，但其它因素产生了变化，比如消费者的收入增加，使得消费者对雨伞的最终需求的数量增加，这就是需求的变动，如图2中a所示，消费者对雨伞的需求线D就右移到D，的位置。如果消费者的收入减少，消费者对雨伞的需求线D就左移到D，的位置，如图2中b所显示。
通过引入看起来有争议、似乎推翻需求规律的事例，来讲需求与需求量的区别，在微观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是特别有用的[1]。
例一：假如雨伞原来的价格是10元，天下大雨，商店老板临时把雨伞的价格提高到15元，但他卖的雨伞数量比平时还多，这种情况有没有违反需求规律？不少学生都认为需求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就不管用了。其实不然，这是典型的搞混了需求量的变动与需求的变动。“雨伞卖的贵，消费者购买的数量就越多。”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正确的理解是，因为下雨，消费者对雨伞的需求增加了，在圖形上，整个需求线从D就右移到D，的位置，在雨伞供应不变的情况下，雨伞的价格上升，简单说就是，“雨伞的需求增加，所以雨伞的价格上升。”
例二：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曾经到北京大学演讲，演讲完后有北大某经济学者问张五常，说你讲需求定律是公理，不可能有违反需求定律的情况，那么现在MBA的学费越来越贵，为什么读MBA的人数还增加了呢？张五常教授当时简洁的回答，“需求增加，价格上升。”北大某经济学者显然混了需求量与需求的变动，人们的收入增加，攻读MBA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以及读了MBA之后会扩大人际交往的圈子使得人们对MBA的需求增加了，在图形上，也是需求曲线向右边移动。
2消费者均衡条件的含义
消费者均衡的原理是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结论[2]。但学生在学到这一知识点时，常常难以理解，大多数学生都是机械地记忆消费者均衡的条件：（1）MRS=PX/Py，（2）MRS递减，其中MRS代表商品的边际替代率，PX/Py表示两种商品X与Y的价格比。他们一般将消费者均衡的条件当作数学的结论，难以理解这个条件真正的经济含义。
笔者在课堂教学中，尽量通过让学生内省的方式，讲清消费者均衡条件的经济意义。商品X与商品Y之间的边际替代率MRS的含义，即MUx/MUy，相当于消费者在边际上对两种商品之间比价的主观评价，而两种商品的价格比率Px/Py代表的是该消费者所面临的市场机会，也就是市场对两种商品的客观评价。
如果消费者的主观评价与市场机会给出的对两种商品的客观评价不相等，说明消费者还没有充分将市场给出的机会完全利用，在相同预算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对现有消费组合的调整，达到更大的满足。如果消费者的主观评价与市场的客观评价是相等的，消费者的满足就最大化了。商品的边际替代率MRS是随着消费者购买的商品X与商品Y的数量不同而变动的，但价格比率Px/Py是不变的，如果边际替代率与价格比率不相等，就可以通过调整两种商品的购买数量，使得边际替代率与价格比率相等。
笔者在讲解时，举了一个假设的例子来阐明这一点。假定某消费者拿20元到水果店买水果，打算买苹果（X）和梨（Y）。假如苹果与梨的价格比率Px/Py是2，意思是消费者若要多购买1个单位苹果，就得放弃2个单位梨的购买，这就是市场机会。假如消费者已经购买苹果与梨的一定数量，边际替代率MRS是4，这意味着消费者对1个单位苹果的主观评价是值4个单位的梨。显然，苹果的市场价格是低于消费者的主观评价，消费者若再增加1个单位苹果的购买，可以赚到2个单位的梨。这样一来，只要Px/Py小于MRS，消费者就可以一直增加苹果的购买，减少梨的购买，都是有利可图的。但是，随着苹果数量的增加，梨的数量的减少，苹果与梨之间的边际替代率会下降，边际替代率若下降到2，此时Px/Py等于MRS，所有有利可图的机会都利用完了，消费者均衡就达到了。
假若Px/Py大于MRS，分析正好倒过来。比如价格比率Px/Py是4，意味着消费者若要多购买1个单位苹果，就得放弃4个单位梨的购买。消费者苹果与梨的边际替代率如果是2，即消费者对苹果的主观评价是值2个单位的梨。消费者减少1个单位苹果的购买，增加一个单位梨的购买，可以增加自身的利益，赚到的也是2个单位梨。只要Px/Py大于MRS，消费者就可以一直减少苹果的购买，增加梨的购买，都是有利可图的。但是，随着苹果数量的减少，梨的数量的增加，苹果与梨之间的边际替代率会增加，边际替代率若增加到4，有利可图的机会就利用完了。此时Px/Py等于MRS，消费者均衡的条件重新达到。
消费者均衡直觉的经济含义可理解为，若消费者对苹果的主观评价低于市场价格，他的最优决策就是卖出苹果，比如他自己觉得1个单位苹果值2元，市场上1个单位苹果卖4元，他就卖出1个单位苹果，赚到差价2元。反过来也一样成立。通过这一讲解，就把消费者均衡的条件与每个人日常的经济行为联系在一起，学生就明白了，消费者均衡条件本质上说明的是人们买进、卖出行为的依据，人们可以通过套利来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3最大化利润与最大化收益
在微观经济学垄断理论一章，许多学生很难理解最大化利润与最大化收益的区别。为了向学生阐明这一区别，笔者在上课时举了作家拿版税的例子：
例一：著名作家陈丹燕的例子[3]。因为有读者很喜欢读她的书，但向陈丹燕抱怨说，书价太贵了。
“[网友]问：我很喜欢你的文章，买了你几乎所有的书，但这些年，你的书越来越贵了，对爱你的读者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迹象，我希望定价最好不要超过25元。
[陳丹燕书]答：定价不是一个作家可以控制的，控制权在出版社，我自己也希望书价不要太高，因为我自己买书的时候也希望书是比较便宜的，如果那个书是比较贵的我也希望是借来看而不是买一本，特别是买了以后发现这个书的价值不是很大的话也会觉得不高兴，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理解这种心情。”
例二：畅销书作家大冰的例子[4]。
这是一本长达480页的书籍，但是定价依旧非常亲民，大冰坦言，这个价格是跟出版社反复博弈后的结果。“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一个内容生产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来为读者做点什么，最起码让大家买得起正版，少买点盗版。”他还不忘说，“写书只是我收入来源之一，稍微任性一点也无所谓。”
然后笔者向学生提出问题，作家为什么希望自己作品的定价更低一些？难道他们关心读者的利益还要超过关心他们自身利益吗？其实不是的，从经济学角度看，作家的著作带有一定独特性，因而具有垄断的特征[3]。因此可以用垄断理论来分析作家的行为。
但作家的书是通过出版社出版的，出版社与作者在利益方面是存在分歧的。具体而言，作家获得报酬的主要方式是拿版税，与出版社进行收益的分成，版税率相当于分成率，一般在6～8%之间，按作家的名气、作品畅销的程度及销量会有所调整。图书版税的一般计算方式是：图书单价×图书印数×版税率=总收益×版税率。所以作家关心的是总收益，总收益越高，他所得的分成收益即版税拿的就越多。但出版社关心的是利润最大化，而不是总收益最大化。
用经济学观点来养育孩子
我是学经济的，但却“不务正业”，从事了和经济毫不沾边的教育工作，不免心生遗憾。不过，在生了儿子后，我发现用经济学的普遍原理来养育孩子，倒也蛮在理。
经济学观点认为，如果谁在某件事情上有绝对优势，就应该让谁来做这件事。
儿子出生后，我们聘请了在照顾新生儿方面有经验的月嫂来帮忙带孩子。事实证明，我们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在儿子满月之前，给他洗澡、换尿布、打疫苗、哄他睡觉等一系列事情均由月嫂代劳，我只负责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喂奶及向月嫂学习。在这个阶段，孩子他爸由于没有任何特长而没有任何工种分派给他，他也乐得轻松。儿子襁褓期过后，教育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我和他爸性格不一样，因此，在教育儿子的问题上作了明确分工。我比较感性，情感丰富，思考多于行动，因此，我负责儿子的情感教育。我经常给他讲故事，带他到农村和孤儿院去体验生活，和他一起感受人生的悲欢和喜怒。他爸做事果敢，行动干脆，他负责儿子性格和意志力方面的培养。他经常带儿子去体育场观看赛事，和他一起玩战争游戏，带领他自己动手做玩具、修家电。事实证明，我们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儿子的左脑和右脑都开发得不错，他热情、善良、睿智、坚强、勇敢、动手能力强，人见人爱。
经济学观点认为，市场具有自我调节功能，总可以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和效率最大化。
因此，我们对孩子一直采取“放养”的方式，只要他不做什么危险的事，我们就尽量放手让他去做，给他充分的自由和空间。蹒跚学步的他要取10米之外的“天线宝宝”玩具，我们一般不会主动帮他，而是微笑着看着他。孩子扶着墙壁慢慢移动脚步，用双手攥紧柜子的边缘，再然后倚着茶几前行，中间还要转个大弯……中途，他会停下来，用企求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会拍拍他的身子，鼓励他：宝宝好样的！宝宝再努力！当他终于将心爱的玩具抱在手中时，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喜悦。通过努力达到目标，这既是乐趣，也是成长，我们不能剥夺。我们家有个16平方米的大阳台，堆满了玩具，那就是儿子的乐园。对他的领地，我们一般不侵入，更不会干涉。儿子在他的领地里，可以随心所欲地设计硝烟弥漫的战场，设计充满温情的童话森林，设计未来的房子和公路，快意无比，充满了自豪。
经济学观点认为，为了一件“好东西”而放弃其他好东西所付出的代价，叫做一件“好商品”的价格。
儿子读幼儿园时，我们让他参加了绘画培训班；8岁后，他不想学画画了，我们同意了他的请求。一位朋友不解：“你怎么能这样纵容孩子，学本领可不能半途而废呀！”其实，我们是运用了经济学上的商品价格理论。我们可以将绘画培训当作一件“好商品”，为了获得它，就要舍弃去游乐场、看书和小朋友交流等一些活动，这就是绘画培训的价格。幼儿园时期的绘画培训是涂鸦训练，我们认为：老师鼓励孩子自由创作，这对于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观察能力、想像能力、空间思维能力、色彩的敏锐力等都非常有意义，所以放弃其他娱乐活动而选择绘画训练，是值得的。但8岁以后的绘画培训开始注重基本功训练了，对于无意于在绘画方面有所发展的孩子来说，绘画培训就有些贬值了。而这个年龄段，选择健身、和小朋友交往、看书等活动，对孩子的成长帮助更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同意孩子放弃画画。
经济学观点认为，买一件商品，不仅要计算经济成本，还要计算时间成本。时间是有成本的，我们在做某种选择时，必须将其考虑在内。
所以，对儿子做任何事，我都要求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而绝不能像他奶奶所说的“小孩子嘛，就是消磨时间”，即使是做游戏，也有时间限制。我非常反对孩子搞题海战术，数量的积累如果以不计时间成本为代价，那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对于老师布置的海量的奥赛试题，我只是遴选有代表性的题目给他做。
我平时总是鼓励孩子多交朋友，经常邀请小朋友来家里玩，我也经常和家长相约，一起带孩子出去玩。孩子在快乐的氛围中，学会与人相处，学会合作，学会解决问题。只有提高孩子做事的效率，让孩子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才能接触更好的事物，扩大知识面，同时也获得更多的快乐
经济发展的最适金融结构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教授 林毅夫等
CCER中文讨论稿“经济发展中的最适金融结构理论初探”
2006年6月19日
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大多主要从金融体系单方面考察，忽视了金融发展水平与金融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
判断某国的金融结构是否合理、金融体系是否有效的主要标准，不是其与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有什么样的差距，而是与本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相应的实体经济结构是否相适应。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由于其要素秉赋结构和比较优势存在差异，其实体经济中最具有竞争力和资本回报率最高的产业部门的风险特征和企业规模的特性不同，加上不同的金融安排在资金动员、配置和克服不同类型的风险方面各有长短，因此，一个经济体系的最优金融结构内生决定于实体经济的特性。
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发展中经济的金融体系，应该以能够为产品、技术相对成熟，且资金需求规模相对较小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区域性中小银行为核心。另外，各种非正规金融单位也可以通过某些人缘、地缘关系获得当地中小企业及企业家的信息，因此发展中国家也应当允许非正规金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当然，发展中国家也会存在一定数量的大企业，因此，大银行和以股票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方式也会存在。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秉赋结构提升，实体经济中企业的规模和产品、技术的风险程度提高，金融体系中能够为大企业提供短期融资服务，并分散风险的大银行和股票市场的比重也应该随之提高。
宏观
中国储蓄和投资将温和下降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高路易
世界银行工作论文“中国的储蓄－投资差额将如何演化”
2006年6月
与OECD（经合组织）国家相比，中国的家庭储蓄率相对较高。但是，中国整体经济中的高储蓄率，以及使中国与其他国家相区别的那些特征，则主要是来自企业和政府的高储蓄率。跨国分析表明，即便考虑到经济结构的差异，中国经济的储蓄和投资也比预想的要高。这说明，中国的高储蓄率是来自于中国所执行的特殊政策。
计量经济结果显示，未来20年，中国的储蓄和投资都只会有一个较为温和的下降。这种情况对经常账户的影响暂不清楚。但是，如果中国致力于进行使需求和增长达到平衡的政策调整，例如减少资本转移、扩大卫生和教育支出，那么，尽管经常账户盈余不会很快变成赤字，储蓄和经常账户盈余都将会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减少。
社会
打破医疗服务的供给垄断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朱玲
“构建竞争性县乡医疗服务供给机制”
《管理世界》 2006年第6期
县乡层次医疗市场的垄断性，是造成经济改革以来农村居民“看病难”和“看病贵”现象的原因之一。在政府相对于医疗机构处于绝对强势的情况下，医疗机构的内在激励机制和外在竞争环境能否转变，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
江苏农村卫生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逐渐形成了社会办医疗的格局。这打破了医疗服务的供给垄断，也使政府可以将节约的财力投资于公共卫生服务，改变了卫生行政部门与医疗机构的原有关系。案例表明，乡镇卫生院改制使得医疗机构投资渠道增加，催生了一批富于竞争意识的医院管理人才，较好地解决了工作人员的激励问题，也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选择。改革案例还表明，民营医院与公办保险制度是相容的，这破除了卫生部门办医院是推行合作医疗保险前提的“制度迷信”。
国际
中印经济发展的挑战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 华民
“中国与印度经济发展面对的挑战”
《国际经济评论》 2006年第5－6期
对于中国和印度而言，未来的挑战，在于能否维持一种更加有利于财富创造、增加投资和就业的增长方式。中印摆在第一位的任务都是彻底消除贫困，而不是收入的再分配。政府应当在激励人们创造财富的同时，尽可能地增加社会保障的投入，而不是大规模地推行转移支付政策，其基本的政策取向应当是保护产权和消除贫困。
【 正 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 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 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 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 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 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 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 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 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 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 。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 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 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 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 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 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 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 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 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 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 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 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 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 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 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 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 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 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 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 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 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 ”“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 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 、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 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 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 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 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 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 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 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 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 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 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 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 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 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 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 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 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 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 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 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 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 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 。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 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 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 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 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 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 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 A.Barone)指出的，“20世纪 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 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 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 》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共产党宣言》，或者 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 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 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 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 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 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 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 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 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 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 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 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 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 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 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 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 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 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 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 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 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 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 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 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 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 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 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 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 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 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 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 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 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 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 ，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 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 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 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 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 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 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 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 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 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 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 Ray )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 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 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 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 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 [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 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 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 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 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 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 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 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 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 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 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 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 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 。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 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 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 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 ，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 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 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 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 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 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 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 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 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 Gilpin，1975)同时，在这 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 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 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 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 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 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刘同舜：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前言”，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1版，P2.
[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年10月第一版，P46，P47，P48，P49，P51，P52.
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Robert Gilpin.[monograph],New York:Basic Books,[1975]，P32，P33.
[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年10月第一版，P52.
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概念与范式的探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10月第1版，P20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P31，P31-32 .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8页.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研究中国经济发展要站在世界的高度、历史的深度,目光要放到后危机时期,放在中国将来的发展战略上,甚至更远一些。结合经济形势,总结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和发展方式的“三危三机”:世界经济的陈旧体系之危,系统改革之机;中国经济的外向经济之危,结构调整之机;发展方式的粗放发展之危,创新转型之机。要保持中国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内应固本强体,外要积极参与推动经济全球化。对于中国城市发展而言应把经济建设(增强城市力量)、社会建设(形成城市内在素质)、市政建设(显示城市形象)、文化建设(塑造城市灵魂)“四位一体”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建设出一个有实力、有魅力、有潜力的现代城市。对于未来“十二五”规划中城市经济发展问题,提出四点意见:统一规划,协调发展;综合发展,突出重点;不忘国情,关注民生;城市统筹,共同富裕。
周道炯(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会长)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抵抗经济风险能力,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平稳、较快发展,这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决策者们要始终保持理性的清醒,国际金融危机是落后生产力之“危”,也是先进生产力之“机”;是传统发展模式之“危”,是科学发展模式之“机”。因此,我们要加大力度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实现经济的科学发展。
在国家中部崛起的战略引导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际国内城市的发展面临重大选择的时机,耒阳积极开展转型发展规划,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城市转型的具体实践中来,对耒阳乃至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中部地区正面临加快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创造辉煌历史的中部地区人民,一定会在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指引下,进一步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利用好中部地区的综合优势,坚持科学发展,努力开拓创新,再写中部崛起的新篇章。
王茂林(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第一副会长)
在研究中部经济时,要注意几个方面的内容,我国中部地区崛起的核心在中部城市的崛起;中部城市的城市化是我国进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关键;中部城市组团式发展是我国城市发展战略形态突破的重点;中部城市的产业转型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节点。
耒阳作为一个资源枯竭城市,应科学规划转型道路,精心培育继续产业,有序推进城市发展。当务之急一是应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二是加快发展附加值高的农业;三是开发利用旅游资源。耒阳前景很有希望,应在2040年前完成整体转型,成为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双文明建设领先、新型工业化领跑、城市化水平提高的现代化示范城市。
周干峙(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
经济全球化引发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从我们的媒体,还有学术活动中都可以看出来,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广泛的注意,大家都在热烈的讨论。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古往今来都是在矛盾中发展前进的,有了矛盾就促使人们想办法去解决。毫无疑问,最突出问题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需要依靠,特别是经济学界出主意,想办法。学会活动要积极开展,主要应该向多元、交叉、综合、协调的方向发展,要更加紧密的配合发展形势。虽然过去都有问题,但现在的问题不同,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都不一样。
总的来说,学会活动走在前面,学术思想走在前面。一个是困难的时期,一个是学术的春天,这二者是并存的。我赞成城市经济学会做一些大的活动,下一步可以和其他相关学会合作搞一些活动,城市经济中,城市是基础,解决空间的基础,与经济互相之间影响作用。接下来的学术活动天地很广,抓住机会为国家和社会多提建议。
陈栋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贯彻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以来,我国的区域城市经济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积极的变化,并在一年多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国民经济继续快速、平稳的发展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变化概括起来有五个方面:1.区域经济实力显著增强;2.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产业布局优化;3.要素产业空间转移加快;4.发展新空间的拓展;5.城市群成为引领区域发展的强大引擎,新一轮城市化高潮及其特点。
杨重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新型城市化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工业为产业基础,以现代交通、通讯网络为物质基础,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布局合理的经济结构和空间体系,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和功能,并以城乡和谐发展为目的,城市带领农村发展,从而形成国民经济全面、和谐、可持续的城市化道路。
向新型城市化转变包括六个方面:第一,从单纯集中向综合布局转变;第二,从以农支工向以工支农的转变,以农支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劳动力支工,一个是土地支工支持城市的发展;第三,以农哺城向以城反哺农的转变;第四,以城乡对立向城乡一体化转变;第五,从恶化环境向生态建设转变;第六,从城乡产业结构的人为分割向产业一体化或产业的连续化转变。
新型城市化的核心是城乡的和谐发展、共同富裕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内容分为六个方面:1.新型城市化是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2.新型城市化是综合全面的城市化;3.新型城市化突出以人为本的原则;4.新型城市化以城乡和谐发展为核心;5.新型城市化具有多目标和多模式;6.新型城市化是高度和谐和广泛包容的城市化。
袁延文(中共衡阳市委常委、耒阳市委书记)
耒阳市委、市政府基于“没有煤炭就没有耒阳的今天,单靠煤炭就没有耒阳的明天”的思考,确立了“坚持科学发展,推进经济转型”的发展思路,提出了“承接珠三角,配套长株潭,学赶长浏望,领跑大湘南”的工作目标,以此激励全市上下增强危机感,积极投身经济转型。目前,耒阳基本形成了以冶金、建材、轻工、机械、农产品加工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广东韶能集团、温氏集团,湖南山河智能等一批知名上市公司在这里成功落户。立足耒阳,企业获得丰厚回报;依托企业,耒阳得以快速发展。耒阳已跻身湖南县域经济十强县市行列。
耒阳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汲取先进城市经济发展经验,结合耒阳实际,进一步拓展“黑色”资源,即做大做强以煤炭为代表的矿业经济;挖掘“白色”资源,即挖掘以蔡伦造纸为代表的古代历史文化资源,打响“蔡伦造纸”这一世界名片;同时,整合“红色”资源,开发“绿色”资源,打造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更加坚定有力地推进经济转型,加快实现富民强市。
岳颂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巡视员)
宜居城市广义理解就是指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生态能协调发展。人居环境良好,城市的生态平衡,能够满足广大城市居民的物质、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适宜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城市。狭义理解则是指地理、气候条件宜人,生态平衡,适合人类居住,强调城市建设和环境对居民的影响。
宜居城市应该有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观察层次。比如宏观的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社会人文环境。中观代表城市本身的规划、设计和城市的基础设施齐备、社区和谐。从微观层次来讲,指居民所居住的单体建筑结构合理,即建筑是否能达到良好的通风、采光、隔音,是否是一个绿色、节能的建筑。
而要实现宜居城市目标,需要有若干条件,如经济要繁荣,要达到充分的就业,市民的收入能够稳步的提高;政局稳定、治安良好、民族团结、阶层融合、社区亲和;历史的文化遗产丰厚;生活舒适便捷的城市;景观优美宜人等。
我国目前正处于第二阶段,要达到理想模式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审计准则是经权威机构制定或认可的、用以明确审计主体资格、指导审计人员工作和评价审计工作质量的专业规范。用经济学理论研究审计准则的制定和变迁是审计准则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在总结有关审计准则制定和变迁的经济学分析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审计准则制定与变迁经济学分析的典型观点
(一)审计准则的制定:交易费用理论的解释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于制度的需求是因为在当前状态下,行为主体无法获得潜在利益。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审计准则能够有效地降低审计业务中的交易费用,从而使利益相关者获得由交易带来的潜在收益。这主要表现在:
1• 降低审计交易中的信息费用在审计交易中,有关审计委托人不仅要了解关于审计主体的声誉评价、业务能力的评价,还要了解他们遵守协议的意愿。获取这些信息是要付出成本的,这些成本可称为信息费用。[1]审计准则可以提供规范审计行为的基本标准,把不同方面的这些标准联系起来有助于评价各个审计主体的声誉,进而帮助委托人简化决策程序,根据其潜在伙伴以往的行为方式去推断自己未来最有可能的行为方式,从而产生对未来立场的合理预期。
2•降低审计交易中的权利界定费用由于有限理性和契约的不完全性,在达成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后仍然面临着权利的再度界定或进一步界定的问题。[2]审计准则能够有效降低审计交易中的权利界定费用,虽然它并不能够消除这一费用。首先,审计准则确立权利界定的基本原则。其次,审计准则直接确定审计主体权利的行使范围。再次, 审计准则为审计交易中的权利争议提供了解决程序。在充斥着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具备有限理性特征的审计行为主体之间不可能签订一个能够预测契约期内所有可能事件的完全契约。审计准则确定了解决争议的程序,从而使各方在不终止合同的情况下寻求争议的合理解决。
3•降低审计中的监督制裁费用对于根据理性原则进行损益计算的审计主体而言,违反制度规则的净收益必须超过由于这一行动而产生的净成本。如果他们由于违反制度而受到制裁,那么他们就要把这种制裁带来的损失纳入到成本 —收益分析中。由于对声誉的珍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审计主体即使是在“短视的自利”要求与审计准则的要求不相一致时,也会遵守审计准则,履行与之相关的审计协议,从而可大大降低用于监督制裁机会主义行为的费用。(二)审计准则的变迁: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国内许多学者赞同采用制度变迁理论解释审计准则的变迁。[3]从制度创新的动力源泉与条件来说,新制度经济学所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是经济主体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制度变迁总的潜在收益大于变迁成本并不一定会导致制度创新,只有当制度变迁为权力集团带来的潜在制度收益大于新制度的组织操作成本时,才是制度变迁产生的唯一途径。[4]制度变迁可分为两种模式:一是诱致性变迁,二是强制性变迁。诱致性变迁是指审计准则的各需求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对现存审计准则不满意或者对新审计准则产生需求而发生的变迁;或者是指供给主体从其所代表的集团利益出发,当出现新的获利机会时而发生的变迁。它具有渐进性、自发性、自主性的特征,完全可用成本收益比较模型和供求模型去解释,创新者作为制度的供给者或生产者只不过是对制度需求的一种自然反应和回应。强制性变迁则是指现行审计准则的变更或替代不在于个人获利机会的发生,而是通过政府命令或法律强制实行。它可以避免诱致性变迁过程中存在的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同时也可以有效降低变迁成本。
(三)对上述观点的评价快速发表论文
1•优势分析上述观点的优势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 有助于从全新视角深化对审计准则的认识,提升审计准则研究的质量和深度上述各种观点从不同的经济学视角阐述了审计准则的制定和变迁原因,使我们对审计准则的研究跳出了传统的“就审计准则论审计准则”的局限性,突破了单一学科范围的束缚,实现了跨学科、多角度观察和分析的目的,找到新的切入点,为审计准则的制定和变迁提供新的理论依据,使对审计准则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2)揭示了交易费用与制度选择的内在联系交易费用理论指出,准则本身的设计、制定、实施与改革都是有成本的,进而指明对不同的制度、一种制度的不同设计,要不要建立相应的制度、要不要变革以及如何变革制度,都需要与交易费用的高低结合考虑。[5]此外,在准则的制定权力安排方面,交易费用理论也深刻指明某一种安排方式在任何领域费用都最低的情况是不存在的。理论的安排方式是寻找政府与市场结合与协调的支点,并且这种支点在不同经济环境和经济体制下应有所不同。
(3)揭示了交易费用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内在联系交易费用理论深刻认识到现实世界是一个正交易费用世界,明确指出审计准则存在的必要性,即规范现实实务,确保信息质量,维护产权利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4)借用了心理学的相关知识,使审计主体遵守审计准则的分析更加令人信服交易费用理论在解释审计主体会在违背原初始愿望———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下依然遵守审计准则中包含了对个体心理的分析,实现了审计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融会贯通,使分析更加具有人性化和说服力。
(5)指明了审计准则变迁的真正根源制度变迁理论深刻揭示了审计准则的变迁是由其内部存在的各种矛盾引发的,明确了只有当通过准则创新可能获取的潜在利润大于为获取这种利润而支付的成本时,准则创新才会发生,才导致准则的变迁。这一理论挖掘出审计准则变迁的真正根源所在。
(6) 合理解释现实中“次优”制度被采纳的原因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了制度变迁和创新的难点或制约因素:(1)路径依赖即现存制度安排的惯性特征;(2)创新的“时滞”,也就是说一方面现存制度安排限制了制度安排的演化范围而且现存制度往往还有“残值”;另一方面是说制度创新会导致复杂的利益调整,而且发明一个以前没有的新制度需要时间和不断摸索,同时人的有限理性、信息成本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也会延缓制度创新;(3)创新者的认知局限;(4)创新制度的成本。由于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次优”方案被采纳或者仍然维持原先的制度,而放弃了最优的制度变迁。
2•上述观点存在的不足
(1)交易费用理论的解释缺乏现实基础第一,交易费用观中准则的制定能够降低监督制裁费用的解释,与我国实际不相符。我国目前审计信息质量偏低,审计报告的使用者无法根据其作出正确的决策判断,导致投资、决策存在盲目性;同时,国家的处罚力度不足,没有实现有效的监督和抑制作用,严重影响了我国的资本市场有效性,出现上市公司“圈钱”行为和“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和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第二,降低权力界定费用的解释同样存在与实际不符的问题。我国目前的民间审计存在严重的权责不清现象,审计人员为能够承接业务而顺从被审计单位指令的不良现状比比皆是,这显然是与权力界定清晰的分析是矛盾的。国家审计机关人手少,任务重,导致审计组组长负责制难以真正实施,不能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负责,严重影响了审计报告的质量。快速发表论文
(2)制度变迁理论无法明确解释我国审计准则的变迁途径从制度变迁的途径分析我国的准则修订,我国的变动模式不能简单的归为任何一类。目前,我国的审计准则是由政府统一制定、颁布,形式上看来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但从其变迁的深层次考虑,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人们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发生了相应的改革,必然要求制定新的制度准则,以实现经济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从而促进制度变迁的发生。此外,我国审计准则在制定过程中会听取和征求有关审计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其制定准则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民主之上的。因此,我国的审计准则的制定变迁现状无法通过制度变迁理论得到完美解释。
二、审计准则的非均衡理论解释
(一)非均衡理论的简单介绍
笔者认为,应该采用非均衡理论对审计准则的制定和变迁展开讨论。美国的罗伯特•克洛尔是现代非均衡理论之父,其基本观点是:在当代货币经济中,存在多种多样的货币中介,它使供给与需求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极大分离。而市场的多样性和交易的复杂性,使经济中到处充满非均衡交易,充满经济波动的诱发因素。而这一经济体系是无力通过自我调节来实现一般均衡的,故而呈现出非均衡与波动的态势[6]。非均衡理论强调的是不对称性和不稳定性,承认并正视矛盾与冲突,同时强调在矛盾中求和谐,在冲突中求稳定;它注重采用动态分析的方法来研究非均衡现象的前因后果,研究达到某个均衡的过程以及均衡变动的过程,而在这些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正是一个个连续的非均衡状态。将上述理论纳入到制度的制定和变迁的分析之中,可以看到:在审计市场中,存在多方利益关系人,他们对于审计准则的需求和供给无法实现均衡,使其矛盾不断产生和激化,这是制度变迁的诱发因素;当矛盾冲突达到一定程度,使市场不能确保经济处于有效率的均衡状态时,就可以依靠政府的干预来消除协调失灵,促使经济向最优均衡状态运动,保证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二)审计准则的制定和变迁的非均衡理论分析运用非均衡理论解释准则的制定和变迁,需要划分五个阶段。
1•首次非均衡的产生和均衡的实现:审计准则的最初制定随着两权分离的企业制度产生和经济受托责任出现,财产所有者提出了审计的要求,进而形成审计的三方关系人:委托人、审计主体和被审计对象。随后,伴随着企业股份制度的产生和上市公司出现,又提出了向社会公众公开审计报告的要求,从而使社会公众———审计信息的使用者成为审计关系的第四方关系人。显然,这四方关系人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均不相同, 使得审计结果无法同时满足审计四方关系人所有的要求,导致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产生和激化。为了平衡这种矛盾,他们产生了制定审计准则的需求。但是审计四方关系人无法达成统一共识,制定出一套审计准则体系以供实施,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严重影响了国家金融市场的稳定。国家为了维护正常社会和金融市场秩序,制定出统一的审计准则规范并强制实施,暂时化解了矛盾,实现了首次的审计准则需求和供给的均衡状态。快速发表论文
2• 原均衡的打破和新均衡的实现:审计准则的修订经过实践的检验以及不断涌现出的新问题和新情况,逐渐暴露出原准则的不完善和不足,以及与实际不相符合之处, 不再能够满足现实中各方利益关系人之间的利益均衡需求,使其内部矛盾再次激化。但是只要这种激化不足以威胁现存准则,就会仍然维持原准则的稳定。然而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打破原先的均衡状态时,各有关方就会提出重新修订准则的要求,实现准则的变迁。但在该阶段,四方关系人的理论水平虽然有一定的提高,却仍然没有能力制定出较国家制定的审计准则更为完善、合理的审计准则。因此,修订审计准则的任务依然需要由国家承担,协调现实矛盾,并由准则制定者提出更符合现实情况的新准则,达到新的均衡状态。
3•原均衡的打破和首次双均衡的实现:国家制定审计指导准则,审计主体制定统一的具体实施审计准则在该阶段,四方关系人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尤其是审计主体在从事审计活动过程中较之其他三方能够掌握更全面、及时的信息,同时对他们各自的利益和矛盾有更加深刻的认识,逐渐积累出权衡这些关系和矛盾的能力,并且已经具备制定出满足各方关系人要求的审计准则,且由他们制定的准则明显比由国家制定的审计准则更为完善,更加符合现实状况。另一方面,国家审计准则制定者由于不能够全面、及时接触现实实务,导致准则制定的滞后性和不完善性,其修订的审计准则在平衡各方利益关系、满足他们对审计准则的要求方面越发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为减少矛盾,国家必然会选择放权,将审计准则制定的部分权力下放给审计主体,由他们进行协商谈判,取得共识,并凭借其与实务密切联系的优势制定具体的审计准则。但是,出于“自利性”的考虑,也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和社会安定, 国家必须保留部分权力,进行宏观上的指导。从而,最终实现了准则制定的双均衡状态:由国家制定出审计准则的指导性准则,把握大方向,规定基本的审计准则, 以维护正常的社会和金融市场秩序;由审计主体依据不同的被审计对象制定统一的具体审计准则细则。
4•原双均衡的打破和首次“单项动态”双均衡的实现:动态具体审计准则的产生随着社会经济进程的加快,经济现实和信息瞬息万变,原先的双均衡又再次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主要原因在于审计主体制定的统一审计具体准则不能依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改变和调整,跟不上信息的变化速度,严重落后于审计实践。四方关系人的利益矛盾再次激化,故而产生了破除统一标准的强制具体准则,制定动态的具体审计准则需求,即由审计主体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针对不同状况,自己选择采用的准则,解决实际问题。
5• “单项动态”双均衡的打破和实现最终的“双向动态”双均衡模式:动态指导准则和具体审计准则该阶段是审计准则的最终归属,是最为理想也是难以实现的模式。单项动态双均衡看似极为合理,实则不然。首先,必须明了动态具体准则是在一定的国家指导准则范围内实施的,也就是说,这种动态是有一定限制的,它既不能逾越国家指导准则的框架,也不能在其中自主选择,而必须满足所有的指导准则。但正如会计原则中的客观性与相关性原则一样,这两者是不可同时兼得的,必须要求选择其中一种。而笔者较为赞同相关性,即最能够满足现实需要的准则就是最优准则,而不必拘泥于形式。根据这个原则,国家可制定出相关范围之内的指导准则,而审计主体在实施审计过程中,可以自主选择具体准则,满足社会各方利益者的需求,最后达到国家指导准则和审计具体准则的双向动态均衡。
三、我国审计准则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我国目前审计准则的制定和变迁正处于第二阶段:原均衡的打破和新均衡的实现,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例如审计准则的制定主要依据以往的经验总结, 对于新出现的情况则考虑较少;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尚有空隙,理论成果与实际工作脱节;审计准则的要求与其自身的完善程度不相符合,如重要性、职业谨慎、审计风险评估等方面缺乏可操作性;审计执法环境与现行审计管理体制不相适应等。但是从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审计职业发展较晚、审计师的职业判断和理论水平有限等实际情况看,当前执行由国家制定的普遍性较强、条款较为具体明确的审计准则是比较符合现实需要的。但是,要达到审计准则制定与变迁的理想模式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我们应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审计准则的执行与变通相结合。审计人员要积极认真地贯彻执行审计准则中原则性、程序性的规定,把握审计准则的基本精神。在这个前提下,应根据不同类型审计业务的特点和需求,在具体操作中做些变通处理,以增强审计准则的可操作性。快速发表论文
(二)紧密联系审计工作实际,不断完善审计准则。针对审计准则中存在的相对于审计实务过于超前和滞后的条款,依据实际执行情况,通过审计实践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
(三)健全审计准则的实施机制,提高违约成本、加大审计处罚力度。执法力度不到位不仅会直接影响审计的质量,也会严重影响审计的威信,因此国家应该加大对于违规和违法事项的惩处力度。
(四)加强审计行业内部自律,同时积极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这样做一方面有助于社会对审计的普遍了解和信任,另一方面可以使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能够得到真正发挥,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合理化。
(五) 提高审计人员素质,规范审计行为。首先,可以通过逐步建立审计组组长资格制度、项目组长讲评制度、审计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等,给审计人员施加压力,促进审计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其次,通过审计项目评优等方法,激发审计人员不断上进的积极性,鼓励审计人员努力实现自身价值;[7]再次,积极创造条件,加大培训力度,通过理论和实务的双向培训,从而造就新一代高素质的审计人才。
[参考文献]
[1]田野.交易费用理论视野下的国际制度需求分析[J].理论研讨,2001,(10).
[2]黎文靖.会计规则制度变迁的经济分析[J].时代财会,2002,(10).
[3]林钟高,尤雪英,徐正刚.独立审计理论研究[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2.
[4]陆明祥.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总括性分析[J].基础理论研究,2002,(4).
[5]吕博.审计准则制定的制度分析—制度经济学视角[J].审计理论与实践,2001,(4).
近期全球经济增长大局已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
2007年4月11日
尽管近来金融形势出现波动，但世界经济在2007年和2008年实现持续强劲增长的大局似乎已定。美国经济放慢的程度虽高于预期，但波及影响一直有限；世界其他地区保持着较好的增长；自去年8月以来的油价下跌也有助于缓解通货膨胀风险。
预计全球2007年和2008年增长将放慢到4.9％，比2006年低0.5个百分点。预计今年美国经济的增长率将从2006年的3.3％减慢到2.2％，随着房地产部门的影响消退，将在年内重拾增势。中国在2007年和2008年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但速度将不及2006年。
关于未来前景，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减缓，但仍偏于下行。关键问题是如果美国经济下滑幅度继续快于预期，全球经济能否幸免。自2006 年初以来，美国经济开始降温，但迄今为止，除其近邻加拿大和墨西哥，所造成的影响有限。其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减速主要集中在进口含量较低的房地产部门；与全面的衰退相比，周期中段经济减速造成的溢出效应一般要弱得多；而且，冲击只是美国的特殊事件，并非各国共同面临的冲击。尽管如此，如果美国经济发生急剧减速，全球增长仍将受到较严重的影响。
宏观
美国储蓄率可能不低
中国商务部政策研究室 张宏韬等
“对美国低储蓄率的另一种解读”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评论
2007年4月2日
人们通常认为，美国储蓄率过低而消费率过高，如2005年美国最终消费率高达71％，储蓄率仅为13.5％。但是，为了增强发展后劲和扩大未来消费而进行的投资和消费，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应该算是储蓄的范畴。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储蓄率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低。美国人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即教育、研发活动和购买耐用消费品进行额外的储蓄。这三类支出分别约占GDP的8.6％、7.3％、2.8％。按此口径，美国的储蓄率相当于GDP的近三分之一。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教育支出最多、研发投入第一、耐用消费品消费规模巨大的国家，通常的低储蓄率不会影响其竞争力。只要美国的教育和研发活动能够取得成功，这样的发展战略就有可能是可持续的。
社会
村庄选举有利于减少大病冲击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
教授 姚洋
“农民受大病冲击、村庄选举
与长期收入关系”
CCER简报
2007年4月8日
研究显示，农户所受到的大病冲击不但对该农户收入有负的影响，而且由于农村社会的网络性，会通过借贷给其他较富裕农户带来负的外部性。负外部性使得医疗保险制度这种本来更有利于穷人的“亲贫政策”可以在选举中获得支持。因此，在有选举制度的村庄里，农户遇到大病冲击后进行非正规借款的可能性要低于没有选举制度的村庄的农户，村庄选举制度减小了大病冲击对农户收入的负面影响。
分析表明，引入了选举制度的村庄通过医疗保险计划的概率比没有选举制度的村庄高11.6％，且农户在生大病时借款的概率降低了9.9％，大病冲击对农户收入的负影响也几乎减小了一半。因此，村庄选举制度对减少大病冲击起到了很大作用。
政策
多哈回合对中国影响有限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李众敏等
“多哈回合对中国农业的影响”
《世界经济》2007年第2期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有两个重要概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又要重视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与完善。但是，什么是生产力，生产力要素包括哪些内容？什么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包括哪些方面？斯大林的论述与马克思的论述是否完全一致？哪种提法理论上更科学、更符合经济社会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马恩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完全一致，还是应有所发展？当然，都要研究生产关系和经济规律，前者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后者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产生、发展和最终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规律。但作为研究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不要为发展生产力服务，是有必要弄清楚的重要问题。
一、关于生产力问题
1938年，苏联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其中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由斯大林执笔的。他用通俗明快的语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从整体上说是应予肯定的。其中，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联系历史发展过程的实际进行了系统论证和论述。并论述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原始氏族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但是，斯大林对构成生产力的要素是什么，讲述的并不完全准确。既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观点，也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他对生产力所作的定义是：“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资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构成社会生产力。”[1]学界简称为生产力二要素，即生产工具和劳动力。
斯大林在世时，中苏政治经济学都以这个二要素论来定义生产力。我国老经济学家王学文同志于1950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主张生产力三要素论，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讲的劳动过程的三个简单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王学文的生产力三要素论比起斯大林的二要素论来，与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和生产实践更靠近一些。马克思指出：“撇开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只从劳动过程来考察，其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和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2]生产力是人们通过劳动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或如马克思所述，生产力是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能力。而生产物资资料，光有劳动和生产工具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劳动对象，即原材料、自然资源等。劳动资料不仅首先包括生产工具，还包括如水电、燃料、基础设施等。马克思所讲的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也是生产过程或生产力的简单要素。其内涵远远超过斯大林的生产力二要素论。二要素论不仅舍弃了劳动对象，连劳动资料的多项内容也被舍弃了，只留下生产工具了。
如果进一步探讨马克思所讲的劳动过程或生产力的简单要素，“三要素论”也存在问题，对马克思的原意没有完全领会。人们往往忽视了马克思所讲的是“简单要素”，这是指从古到今以及今后任何社会生产都离不开的最简单、最一般的要素。这个提法本身就显示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会有新的要素加进来。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3]这表明生产力的要素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所谓“发展”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原有“简单”要素的优化发展，二是新要素的加入，是总体要素的发展。马克思还对其所讲的“简单要素”做了说明：“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共有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4]“物质基础”的发展既指原简单要素的发展，也指新的物质基础，如科学的发展，“社会形式”的发展，包括诸如分工协作、企业管理等形式。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已有很高的发展。马克思已看到英国等国家在发展生产力中科技和企业管理的重大作用，看到自然力的广泛应用，他反复强调科学是生产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5]“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6]有些学者由于受原有生产力二要素三要素的观点的影响，虽然承认了邓小平讲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但到现在其论著中，还不承认科学是独立的生产力要素，只把科学作为渗透于三要素中的因素。其实，科学不仅是渗透到其他生产力要素中发挥作用，并且也独立发挥作用。马克思指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7]又说：“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8]在当代社会生产中，科技创新成为加速发展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
分工协作和自然力也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章中专门分析了协作的作用，认为在多数人结合劳动的条件下，结合工作日会产生一種特殊的生产力。这是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在社会生产中，需要利用自然力，如水力、风力、太阳能等，农业生产中更需要多种自然力。马克思指出：应用机器劳动把单纯的自然力如水、风、蒸汽、电等，变成社会劳动的力量。而上述增加的生产力，只是所用的单纯自然力的一部分。
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就系统论述了决定生产力的五种要素。这是资本主义生产中已经具有的发展了的生产要素：“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9]在《资本论》中，劳动生产力与生产力的内涵是一致的。但长期以来，人们只着眼于生产力二要素与三要素之别，并以此去套解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并误解劳动过程“简单要素”的论述，硬把《资本论》中“劳动生产力”与生产力割裂开来，硬说劳动生产力是劳动生产率，而非生产力。我曾用多个论据论证了劳动生产力与生产力是一致的。第一，在马克思论述中，经常把两者通用。兹举一个例子，马克思在论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指出：“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它随着生产力提高而提高，随着生产力降低而降低。”[10]显然，这里讲的劳动生产力与生产力是同义的。第二，劳动生产力概念并不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的用语。李嘉图等强调生产力是劳动的生产力，即由劳动创造的生产力，而资产阶级及其辩护学者则强调资本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是生产中的主导力量，生产资料表现为生产资本，分工协作、企业管理是资方组织的，自然力的利用也是由资本支配的。所以，他们强调资本生产力而不赞同李嘉图只强调劳动生产力。马克思当然强调一切生产力要素都是由劳动发动的，所以把生产力也称作劳动生产力。第三，马克思所讲的决定劳动生产力的五个要素，在其他章节中称作为生产力的要素，分别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其中所讲的“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是指分工协作、管理工作等并在相关章节中作为生产力要素展开论述。第四，马克思把生产力界定为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能力。因此，生产力或劳动生产力是具体劳动的生产力。第五，不能把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割裂开来，生产力的高低会通过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表现出来。因此，决定生产力的要素也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要素。发展生产力，不是重在产值多少，而是重在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
历史的发展和理论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有关生产力的论述及其所包含的多层要素，是准确的、科学的。而来源于斯大林的生产力二要素论，则是残缺不全的。斯大林去世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除个别学者仍坚持斯大林的生产力二要素外，在有关教材和论著中，都将其放弃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也放弃了二要素论。该书关于生产力的内容除了讲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外，加入了科学，还加入了马克思没有讲过的信息。这也超出了生产力三要素论。信息作为生产力的新的要素，是马克思没有看到的，是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结果。随着未来科技的高度发展，还将有新的生产力因素加进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以实现消除两极分化和达到共同富裕。发展生产力的要素和途径在不断创新中，我国提出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需要放弃不符合生产力发展途径和规律的非科学的概念和理论观点，恢复和创新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
二、关于生产关系问题
1952年，苏联发表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是写给为编写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召开的讨论会参与者的。在我国50年代曾作为全国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权威论著，其中既有正确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也有受历史局限性和体制束缚具有片面性而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经济制度不相适合的内容。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不回顾和审视斯大林的这一部在我国起过深远影响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著作。
毛泽东很重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部著作。他在1958年11月的谈话中主张对这部著作“要好好读，要多读几遍……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他认为这部著作“正确的方面是主要的，一、二、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11]
应当肯定，这一著作中阐发了一些具有理论价值的观点。例如，强调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人们可以认识规律、利用规律，但不能改造和废除规律，更不能制定和创造新的规律。还论述了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并指出不能把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与国家制定的计划混为一谈。这两条规律在50年代的中央文件和中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中完全肯定和予以传播，但后来在我国的有关论著和教材中不再提了，近年来，有些学者重新提出。笔者认为，具体提法可以进一步探讨，但其理论观点是应当肯定的。因为重视科技领先快速发展生产力、自觉地按比例协调发展国民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正是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著作中，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12]，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再存在矛盾。而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则肯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仍然存在矛盾。“不能把这种说法理解为仿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没有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的现象。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无可争辩地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生产关系只是经过一些时候，才会被改造得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13]这是正确的。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需要改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原有体制，以解放生产力。
社会主义条件下要不要保留商品生产和交换，曾是苏联学界长期争议的一个问题。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曾认为社会主义将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斯大林以其权威的地位肯定了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必要性。毛泽东对斯大林肯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给予积极的评价，并批评了1958年有些人急于消灭商品生产的错误。但斯大林只肯定消费资料是商品，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却否认其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这与当时苏联的经济体制有关。他肯定商品流通在当时发展经济中的作用，但又提出要逐步用产品交换替代商品流通。这个认识会涉及后面将讲到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
在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上，斯大林既提出了一些具有理论意义的科学观点，也提出某些不够准确的值得探讨的观点。其中一个科学观点在我们论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特别是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时，应予以重视。斯大林提出：要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领导机关经济政策的对象区分开来，不要将二者混同。“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经济政策则由此作出实际结论，把它们具体化。把经济政策的问题压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是葬送这门科学。”不要把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政治经济学写成经济政策的堆积。不过我们应当将治国理政正确的大经济政策和处理日常经济事务的具体经济政策区分开来，诸如实行改革开放、调整所有制结构、实行股份制等，是发展我国经济的大政策，同时又是一种重大经济理论导向，并要转化为经济实践。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研究诸如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研究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各自性质和相互关系以及怎样在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共同发展，研究怎样搞好多种形式的股份制等。至于改革与发展中适时提出并根据条件变化而随时改变的某些具体政策，则不应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斯大林提出的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相互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14]
有学者曾发表论文，批评斯大林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独立的一项内容，指责这是蒲鲁东的错误观点，他们所根据的是马克思讲过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一类观点。这种批评不能成立。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所有制并不是如蒲鲁东所理解的那样是独立于其他生产关系之外的单独的一项。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体系的基础，会渗透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诸关系中，并起着决定性作用。比如，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基础，它决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所以，我们经常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称作社会主义经济，代表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总和。不过，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没有讲马克思、恩格斯很重视的交换关系。他在第二项中虽讲到“或如马克思所说的‘相互交换其活动’”，但马克思这句话所讲的是生产中劳动者分工协作的关系，是劳动交换关系，不是生产领域之外的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忽视交换关系，这与斯大林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会逐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不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有关。然而，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需要确立商品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将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由计划经济转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就更离不开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运用其经济规律的作用。因此，斯大林论著中缺少交换关系的生产关系，不能照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中，一般都放弃这种论断了，个别学者再去坚持就脱离我国实际了。现在的有关论著中，讲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生产关系时，大都讲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即再生产四环节的关系。其实，马克思的论著中所研究的生产关系范围更广泛。《资本论》是从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才开始进入对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进行研究。前三章讲商品和货币，是阐述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历史前提条件，阐述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细胞的商品，阐述作为资本主义财富表现的“庞大的商品堆积”。第四章是阐述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即货币变为资本、劳动力成为商品。有了这个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结合，才能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资本论》还讲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讲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讲了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等等。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再生产四环节所不能概括的。要知道所谓“四环节”或四方面的经济关系，并不是由马克思先提出的。马克思是对某些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所讲的“论生产、论交换、论分配、论消费”的相互关系的肤浅看法进行辩证，提出自己的科学观点。马克思并没表示这四个方面的关系就是他所创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全部内容。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与生产力的关系
有必要讨论一下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与生产力的关系，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不要研究生产力的问题。这里也存在继承和发展的论题。任何生产关系都是以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状况为基础的。因此，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都是紧密结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进行的，但又不讲生产力是研究对象，这是因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重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关系，阐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终将被新社会制度取代的经济规律，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马克思没有责任为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出谋划策，为其致力于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时，都强调要紧抓两个基本环节，一是快速发展生产力，二是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斯大林在其论著中遵循马克思的理论，正确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提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特别是他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其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要利用高度技术快速发展生产力，以满足社会的物质文化需要。其原话是：“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与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根据这一基本经济规律，顺理成章地可以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为发展生产力服务，提出创新与发展的见解。但他在讲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时，没有考虑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对象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有所不同，没有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为发展生产力服务。这是个欠缺。在当前条件下既然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第一要务，根本目的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因而，应当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服务，这方面研究得还很不够，还存在许多误区和盲区；也要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这样，研究对象就需要发展。只讲研究生产关系联系生产力就不够了，要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应明确的是从经济理论上和社会层面上而不是从技术或工艺学层面上研究怎样快速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这里不是简单地讲要研究生产力。因为如马克思所讲，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不研究如怎样采煤、怎样炼钢等，那是科技工作者的任务。无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不会把这作为研究对象。我讲的是“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是从社会层次进行研究的。可以分三个层次：其一是研究怎样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原有体制，以解放生产力。比如怎样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既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其二从经济理论上研究怎样优化和发展决定生产力发展的诸要素，比如怎样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科技水平，怎样搞好分工协作，怎样搞好企业管理和发挥科技作用，怎样提高诸生产要素的组合效率。其三是从生产力的社会层面研究生产力的发展。例如，怎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怎样实现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續发展；怎样做大做优做强国有企业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怎样推进供给侧改革，提供和增加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和产能过剩，等等。怎样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这都是属于社会层面的生产力发展问题，需要提供政治经济学的智慧，也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其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内容。
参考文献：
[1]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23、124.
[2]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08.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00.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00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1.
[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98.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18.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43.
[9]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3.
[1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71.
[11]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M].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1998：7.
[12]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49.
[13]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77.
[14]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94-595.
（责任编辑吴晓妹）
一、共同话语是经济法学与经济学互动的基础
（一）问题：宏观调控在经济法学上的含义与经济学上的含义不一致？有些经济法学者认为，宏观调控在经济法学上的含义与经济学上的含义是不一致的。在这些经济法学者中，也还存在分歧，有的认为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的外延大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的外延，有的则认为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的外延小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的外延。分述如下：（1）郑少华、吴晓晖在《论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前提及方法》一文（以下简称“郑、吴文”）中指出：“由于‘宏观调控’一词的本源是经济学，而经济法是对经济现象的法律规制，因此，法学对经济学概念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在内涵和运作机制层面上，要保持一致。但是，由于法学有着自己独立的研究体系，如果保持完全一致，势必打破法学长期以来形成的研究路径，因此，在构建一个子部门法体系时，不必拘泥于经济学的严格界定。比如：宏观调控法的体系问题。如果严格按照经济学语境下‘宏观调控’的内涵，宏观调控法体系只应当包含利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的金融政策法和通过财政政策调控的财税政策法。但法学出于研究行为的学术传统，从宏观调控行为的整个流程来考虑，将规划法也纳入其体系之中。从经济学上讲，‘产业政策的实质是政府根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其资源配置方式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①，它并不是宏观政策工具或宏观调控针对的直接对象。但是，调控主体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因此，宏观调控法也将‘产业政策法’或‘产业调节法’纳入其中。”②（2）漆思剑在《剔除附庸性：经济学之宏观调控的经济法改造———兼论国家投资经营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区别》（以下简称“漆文”）一文中虽然也同样认为经济法学上宏观调控的含义不同于经济学对宏观调控的界定，但对“经济学语境下‘宏观调控’的内涵”有着与“郑、吴文”完全不同的理解，认为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就是指国家干预。“经济学之宏观调控明显不同于经济法之宏观调控。经济学的宏观政策是从广义上理解的，其前提是自由经济。因此，大凡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都是宏观经济政策。对应经济法领域，不仅包括宏观调控法，还包括国家投资经营法，也包括市场规制法。如果把经济学概念照搬到经济法学领域，那经济法也应更名为宏观调控法了。这一点，经济法学界是不可能接受的。在经济法学界看来，宏观调控只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方式，是与市场规制和国家投资经营具有同等地位的概念，是从狭义上理解的。再者，经济学之宏观经济政策着眼于提高经济总量，而经济法之宏观调控不仅要提高经济总量，还要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包括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协调、健康发展；经济学之宏观经济政策立足于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目标，而经济法之宏观调控融入了价值判断，引入了社会经济公平，立足于社会经济总体效率和社会经济总体公平。这些差异非常显著。”③以上两种来自经济法学界对宏观调控的解释虽然迥然不同，但却殊途同归，共同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含义是不同的。对此，笔者有以下疑问：首先，法律对宏观调控的规制是以经济生活中的宏观调控行为为对象的，如依“郑、吴文”所言，规划、产业政策不属于宏观调控，那有什么必要把调整规划、产业政策的法律称为宏观调控法呢？这样不是徒增纷争吗？直接叫规划法、产业政策法不是更好吗？况且，它们既然不属于宏观调控，应当具有区别于宏观调控的特殊规定性，对法律调整也应当有特殊的诉求，由宏观调控法调整也不合适。如依“漆文”所言，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就等于国家干预，那么相应地，经济法就是宏观调控法，宏观调控法也就是经济法，两者等同，经济法学界为什么不接受呢？又有什么理由不接受呢？其次，“郑、吴文”指出法学要与经济学上的概念在内涵和运作机制层面上保持一致，当法学上的宏观调控概念扩展到超出经济学上宏观调控概念的外延时，两者如何能保持一致？最后，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既然不同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那经济生活中的宏观调控究竟是指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还是指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呢？如果指后者，作为经济法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就变成了无的放矢，如果指前者，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以上疑问表明：即使不能就此判断“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不同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的观点是错误的，但至少可以说两篇论文对此观点的论证是不充分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分析还需另辟蹊径。
（二）分析：经济与法律、经济法学与经济学的相互关系要搞清楚“经济法学是否应与经济学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宏观调控的概念”这一问题，必须从经济与法律、经济法学与经济学的相互关系说起。关于经济法与经济的关系，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马克思关于法与经济关系的经典论述：“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①经济法也是由经济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其次，我们想到了近年来颇为流行的法经济学，法经济学认为，法律制度的构建反映或者应当反映经济效率的要求。这两个方面确实反映了经济法与经济的密切联系，但是，这不是专门针对经济法而言，而是所有法律均具有的与经济的密切联系，并没有反映经济法与经济关系的特殊性。两者关系的特殊性主要是由经济法的内容所决定的。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经济之法，国家要调节经济，必须建立在对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否则，国家调节就缺乏科学的依据，难以达成预期的目标。许多经济法的问题，实质上是经济问题，没有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也就难以找到解决经济法问题的钥匙。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成为了经邦济世的显学，在法治社会，经邦济世的技术必须转化为法律制度，才能实现其价值，经济法就是转化经济学经邦济世技术的法律，不懂经邦济世的经济学，经济法学就难有所为。对此，著名经济法学者漆多俊先生早在1993年就曾深刻地指出：“一个出色的经济法学家，应该同时是一位够格的经济学家。”②经济法学与经济学均以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经济学揭示经济运行的规律以及国家干预经济的绩效、时机和方式；经济法学为国家干预的法治化、保障国家干预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指导和法律制度建构建议。经济法学与经济学就其研究的共同对象———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应当有共同话语，否则，两者难以协同推进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
（三）结论：经济法学应与经济学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宏观调控的概念宏观调控是一类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总称，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共同关注的对象，经济学研究宏观调控的绩效，应该何时、采用何种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解决为什么要进行宏观调控、怎样进行宏观调控的问题；经济法学研究宏观调控中的权力配置、权力行使和监督，保障宏观调控权力的配置并防止其滥用，两者相辅相成，共同达成宏观调控的目标。离开经济学的研究，经济法学无法进行宏观调控权的配置研究，因为根本不知道应该给谁配置权力、配置多大的权力；离开经济法学的研究，宏观调控行为就失去了法律的保障和制约，必然出现宏观调控权的滥用和腐败，甚至可能沦为利益集团实行经济掠夺的工具，难以达成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因此，经济法学与经济学只有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宏观调控的概念，形成共同话语，两个学科才能相互配合、互相支持，共同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服务。如果两者使用同一个概念，表达的却是不同的含义，就很难产生协同作用。
二、宏观调控的界定
（一）问题：众说纷纭的宏观调控说“一千人心中有一千种对宏观调控的理解”可能有些夸张，但人们对宏观调控的理解确实是千差万别的。综合国内学术界及实践中对“宏观调控”的界定和使用情况，可以划分为四大类，笔者在此按照其外延的大小，分别用“微”、“小”、“中”、“大”来概括。（1）“微”。该种观点认为，宏观调控是指国家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的行为。如许小年认为，宏观调控指的是运用宏观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宏观政策”和“总需求”。宏观政策有且只有两类，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政府控制货币供应总量、税收与财政开支，调节以国内消费与投资为主的社会总需求。宏观调控从来不以供给为目标，从来不以产业结构为目标。①樊纲等人认为：“宏观调控不是指‘经济计划’，也不是指产业政策和收入政策，而是指通过政府支出与货币供给政策，对经济运行的总量关系进行调节。”②吴敬琏也指出：“现在认识和实践上还有一种误区，就是把产业政策等同于宏观调控。这种说法完全混淆了宏观调控的概念。宏观调控是总量的调控，指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总量手段调解社会总需求，而不是指具体部门的发展、企业的运营。”③（2）“小”。该种观点认为，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为了熨平经济波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等经济政策，以及必要的行政措施对国民经济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总价格、总就业量等进行调节，促进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宏观调控的主体是政府或国家，客体是国民经济的总量，主要是指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总价格、总就业量等。手段是货币、财税等宏观经济政策，不包括产业政策、结构优化标准和环境政策等。④（3）“中”。该种观点认为，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间接调节供给与需求，以及国民经济结构，使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国民经济结构得到优化。①（4）“大”。该种观点认为，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就是国家干预，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所采取的一切干预措施。“为了实现所谓的宏观性经济目标，必须采取必要的经济政策。在斯蒂格利茨和萨缪尔森等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看来，宏观调控相当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这些经济政策不仅包括计划、财政、税收、金融、价格、产业政策等经济杠杆，也包括反垄断和国有化等政策。”②“可见，在西方经济学中，宏观政策工具（调控）几乎可与国家干预通用；国家为弥补市场缺陷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和控制的各种措施都可归纳为宏观政策工具，包括反垄断、国家投资、各种宏观经济手段。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规制和国家投资经营（国有化）也是西方经济学所谓的宏观政策工具。目前非常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教材除了涉及到财政、税收、金融、价格、产业政策等宏观政策工具外，对反垄断、国有化和私有化也都有涉及。”③
（二）分析：不同定义的立足点第一种观点将宏观调控限定在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调节，范围极其狭窄。但这却是与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政策最为契合的界定。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政策实际上只是一种总量控制，追求和实现的经济平衡属于总量平衡。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宏观经济政策专指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控制总需求水平，以减缓或消除经济活动水平波动的政策。第二种观点与前一种观点相比，范围有所扩展，认为宏观调控不仅调整总需求，也调整总供给；不仅使用经济政策，而且使用行政措施。这种观点也是将宏观调控等同于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些西方经济学家（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主张增加有效供给的办法稳定经济。因此，从总体上来说，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简单来说，这两种观点是将宏观调控等同于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前两种观点相比，第三种观点大大扩展了宏观调控的范围：（1）将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纳入宏观调控的范围；（2）扩展了对供给与需求的调节范围，将对局部供给和局部需求的间接影响措施都纳入宏观调控的范围，不限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就结构调整来说，包括城乡结构调整、区域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需求结构调整、投资消费结构调整、进出口结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等。就局部供给和局部需求的调整来说，如专门针对证券市场的宏观调控、专门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这是我国实践中理解的宏观调控，见于党政机关的文件和政府官员的讲话，也得到部分经济学者的认同。但是，这显然不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2004年5月访华时对中国的一些宏观调控政策作出评论：中国出台了这么多措施，没有一项是宏观政策，全部都是微观政策。④那是不是说，该种观点错了呢？这需要进一步的分析。至于第四种观点，将宏观调控等同于国家干预，定义过于宽泛，与我国的实践也不相吻合，只是有些政府官员为了给直接干预经济提供借口的一种故意混淆行为。学术界很少有此种观点，实践中也受到人们的批判。
（三）深究：宏观调控的语源和发展正确认识宏观调控的含义，需从宏观调控的语源说起。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并没有“宏观调控”这一范畴，“宏观调控”一词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产生的。其最初是为了给扩大企业自提供依据，强调政府不能过多干预企业的微观管理，而只应当从宏观上调控经济。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首先使用了“宏观调节”概念。1989年1月，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指出：“进一步完善各项改革措施，逐步建立符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运用的宏观调控体系。”在此之后，宏观调控这一概念被广泛使用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文件中。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党和国家更是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不应直接干预企业的内部事务，实行“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3年，“宏观调控”一词被写入《宪法》，当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15条明确规定：“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当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宏观调控的任务和手段阐述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近期要在财税、金融、投资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方面迈出重大步伐，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200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宏观调控体系做了如下表述：“进一步健全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2011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在阐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时指出：“加强财政、货币、投资、产业、土地等各项政策协调配合，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合理调控经济增长速度，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从宏观调控的语源和发展可以看出，尽管中央文件和国家法律法规对宏观调控的内涵并没有做过专门的界定，但以下几点是显而易见的：（1）宏观调控始终是作为与国家对企业的直接干预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而存在的，主要是指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间接干预，但也包括在特定条件下基于宏观经济需要所采取的必要的直接干预措施。（2）宏观调控既调整总量，也调整结构。（3）宏观调控的手段以经济手段为主，也包括必要的行政手段；在经济手段中，既包括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包括计划以及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和土地政策等其他政策。由此可见，宏观调控与宏观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能划等号，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政策来界定宏观调控，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而指责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宏观调控的理解“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原有之意则越来越远”①，显然是犯了将“宏观调控”等同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错误。
（四）结论：对宏观调控的正确界定宏观调控既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土生土长”的一个概念，打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我们就不能用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概念去限定它，而应从中国的实际去理解它。上述第三种观点对宏观调控的理解是为中国官方和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的一种理解。我们可以在我国政府的文件中、国家领导人和中央政府部门负责人的讲话中看到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宏观调控的概念。从实践中的调控措施来看，我国的宏观调控不仅调整总量，也调整结构；不仅“谋全局”，也“谋一域”；不仅使用经济手段，也使用行政手段。当然，这种论证方式可能受到循环论证的指责：先假定了宏观调控调整结构，然后把调整结构的措施纳入到宏观调控中来，并反过来论证宏观调控包括对结构的调整。对此，笔者的回答是，实践中采取了这些措施，且采取这些措施的机构认为这些措施就是宏观调控措施。
不过，第三种观点虽然是中国官方和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的对宏观调控的界定，但表述并不准确。在法治社会，一切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将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并列并不合适。因此，宏观调控的定义应修正为：政府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依法调整运用其掌握的某些经济变量（如财政支出、货币供给）和行政权力，来影响市场经济中各种变量的取值，从而影响微观经济行为的政策过程。该定义包括三个要点：
（1）宏观调控既调整总量，也调控结构；既调控全局，也调控局部。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影响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的，既可能是总量不平衡，也可能是结构不合理；既可能是全局性问题，也可能是局部性问题。因此，宏观调控既调控总量，也调控结构；既调控全局，也调控局部。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特点；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F01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2）05-137-001
宏观经济学又称总体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同属于理论经济学范畴。宏观经济学是我国高校经济学类和管理学类各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是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专业课的前提条件，地位极其重要。然而宏观经济学历来是教师难教、学生难学的课程。探讨宏观经济学教学的改革与实践已成为迫切需要。
一、宏观经济学的特点
1.宏观经济学理论高度抽象
与一些应用学科相比，宏观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该学科运用经济模型的分析方法，抽掉次要因素、规定典型环境以突出主要经济变量关系。也就是说，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假设之上的。在这一基础之上，该学科大量使用数学工具进行逻辑上的抽象推理，将经济社会中各种不同的经济现象抽象为单纯的数学符号。
2.宏观经济学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宏观经济学理论产生于现实经济生活，指导并反作用于现实经济生活。然而，宏观经济学是资本主义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经验总结，它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规律的抽象和概括，许多理论与我国的国情和历史背景差异很大。因此，在宏观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应该结合本国的国情，有选择性地对其中反映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加以借鉴和吸收。有一些理论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资源条件、市场体系发育程度的差异，在我国目前是行不通的。
3.宏观经济学派别林立
西方经济学是在16世纪以后发展起来的，从它产生到现在历经了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革命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派别林立、观点各异的特点。宏观经济学由众多经济学派的经济理论和学术观点构成的，庞大的体系和林立的派别在丰富和完善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同时，也给初学者造成了众多疑惑与费解。
二、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改革
1.充分认识案例教学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作用
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就是按照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以案例为教材，让学生通过对案例的阅读与分析及集体讨论，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为学生创造一个仿真环境，使其在课堂上就能接触到实际问题和实际社会环境，从而会在复杂条件下利用所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增强其将来走向社会工作岗位的适应能力。案例教学最大特点是它培养学生的实务性和创新性，而这一点正是我们经济管理专业学生最需要的。它是将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转化为应用能力的有效桥梁。
但是，仅仅分析一些经典案例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使学生更好地运用所学的宏观经济学原理分析和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选编本土化案例教材尤为重要。案例的选择一方面要以完成一定的教学目标为目的，另一方面选取的案例必须具有说服力、现实性、代表性和时效性。在案例教学当中应少讲重在学生讨论，以提高学生的适应能力和自学能力。
2.采用启发式教学
启发式教学，就是根据教学目的、内容、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知识规律，采用启发诱导的办法，通过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主动地学习，从而开发学生的智力，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研究能力。对于宏观经济学，启发式教学尤为重要。
在教学当中可以根据教材的特点，以循序渐进、不断提问的方式，让学生在思考中学习。这样使学生从被动听课转变为积极思考，帮助学生摆脱死记硬背一些结论的教条，学会思考问题，培养思维技巧，达到开设宏观经济学最主要的目的。启发式教学还包括介绍学生阅读一些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生动活泼的经济学读物，培养学生学习经济学的兴趣。另外，还可以通过布置课下作业引导学生学习，并及时得到关于学生学习情况的反馈，从而更好的组织教学，帮助学生理解相关概念。此外，教师还可以在教学过程中穿插小测试，这些小测试的成绩可计人平时成绩，以督促学生平时认真学习，防止考前突击。
3.其他相关课程的支持
作为经济学各专业基本课程之一的宏观经济学同样也需要其他课程的知识和理论支撑。随着经济学的迅速发展，经济分析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一些模型推导和问题求解，数学方法作为一种工具在经济学中被广泛应用。另外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是学习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因此，在开设宏观经济学课程之前，应开设数学和经济学基本原理等课程。
数学思想在追求精确和理性的经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数学高度的抽象和严密的逻辑，有助于培养学生缜密的思维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学生形成良好的素养。部分数学专业课程，包括数学分析、随机过程、常微分方程等，可作为选修课有效补充经济数学未能达到的内容。经济学原理作为经济学启蒙课，可以对经济类一年级的本科生进行先入为主的教育，帮助他们了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框架，为他们后续系统学习经济学的知识打好基础，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小结
总之，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应当着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开发学生的智力和创造性思维。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还需要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在以后的教学当中还需认真探索，积极创新，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1]何劲，祁春节.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管理科学文摘，2006，(5)：46-48
[2]罗君丽.关于开展宏观经济学双语教学的分析与思考[J].教育与探索，2007，(10)：150-154
AP是大学先修课程的简称，是美国大学理事会在美国高中设立的一个教育项目。旨在为成绩优秀、天资聪颖的高中生提供机会，允许他们在高中时期提前选修大学的课程。1989年，美国大学委员会首次开设AP经济学。为了AP经济课程与考试的设立，委员会调查了200多所高校的经济学系，依据所获得的具有代表性的大学课程内容，确立了AP课程大纲及课程内容。每4ˉ6年还会跟踪调查这200多所高校，随时更新或调整课程内容，保证AP经济学能充分地代表大学经济学课程，AP考试能准确地衡量学生的经济学知识和技能。在美国高中，大约一半的学生选择高中经济学，只有百分之一的学生选择AP经济学（2001）。
在潞河国际教育学园工作期间，我先后担任了Aˉlevel经济学和AP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在实践中了解并研究两种课程体系下的经济学课程，体会西方经济学理论在英国和美国的教学内容、课程设置、考试要求及对学生培养目标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下面在比较两个课程的基础上，谈几点自己的心得体会。
一、教学内容比较
Aˉlevel经济学根据难度分为两个层次：AS和A2，在内容上具有连续性。AS阶段的课程内容涵盖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包括基本的经济问题、价格机制（市场）、市场失灵和政府调控、国际贸易、劳动力以及失业、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问题等。A2阶段涵盖更深层次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知识，包括厂商理论、市场结构、效率概念、劳动力市场、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失业问题、宏观经济目标的相关性和宏观经济政策及政策冲突等问题。
AP经济学根据内容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内容上相互独立，相应的有两门独立的考试：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同一年中，学生可以只参加一门考试或两门都参加。每门考试都各有一个分数。微观经济学包括经济学基本概念、产品市场、价格机制、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市场结构、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及劳动力市场等。宏观经济学包括商业周期、国际收支账户、国民收入与价格水平的决定、通货膨胀和失业、货币、银行、金融市场、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长与生产效率、国际贸易和外汇市场等。宏观经济学难度高于微观经济学。
从教学内容来看，Aˉlevel经济学与AP经济学都涵盖了基本经济学知识，通过学习，学生将对经济学理论有一个彻底的理解，只是在个别知识点上存在差异。比如AP经济学中包括收入分配、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等，而Aˉlevel不涉及这些内容。关于寡头垄断市场结构，AP经济学强调寡头之间的相互依赖，重点介绍博弈论知识，通过博弈论说明寡头厂商更愿意进行非价格竞争。而Aˉlevel经济学在此部分不涉及博弈论知识，通过介绍弯折的需求曲线说明寡头厂商更愿意进行非价格竞争，殊途同归。
关于宏观经济学，流派林立，同一问题，各方观点不一。AP宏观经济学主要考查新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从新凯恩斯主义角度出题。Aˉlevel宏观经济学侧重学习和考查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其次，Aˉlevel经济学以英国经济为背景，涉及英国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现象，AP经济学以美国经济为背景，涉及美国经济政策和经济现象，学生需要了解相关背景知识。
二、考核方式比较
Aˉlevel考试由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委员会每年5-6月和10-11月在全球统一组织，成绩分别在8月和次年2月公布。而AP考试由美国大学理事会在每年5月份统一组织。
从考试安排来看，Aˉlevel与AP都包括选择题部分和非选择题部分。Aˉlevel要求学生在60分钟内完成30道选择题，每道题四个选项，题目相对较难；AP要求学生在70分钟内完成60道选择题，每道题五个选项，题目相对简单，但阅读量很大，常常有学生做不完。关于非选择题部分，Aˉlevel以论文和案例分析形式考核学生，重视学生的英文表达和写作；而AP强调对图表的学习和应用，重视用图表分析和表达观点，辅以语言描述。在实际的模拟中，AP考试题量大、时间紧，学生压力大，获得好成绩很不易。
三、培养目标及对学生的要求
Aˉlevel和AP经济学的培养目标除了介绍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外，Aˉlevel侧重培养学生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瞬息万变的经济现象，全面辩证的评价能力；并能以恰当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如利用统计数据或图表等。强调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自我表达的能力。所以在非选择题部分，会出开放性题目，没有唯一的答案，要求学生运用经济学知识全面辩证地分析问题，在不同的条件下得出不同的结论。AP经济学侧重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方法和分析方法：观察经济现象、提出假说、检验假说、理论化，强调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所以，AP经济学旨在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
根据A–level和AP经济学不同的培养目标和考核方式，若要在考试中获得好成绩，对学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逻辑思维能力、抽象思维能力是学好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此外，A–level要求学生有很好的英文阅读、写作和思辨能力，而AP经济学要求学生具有严谨的学术态度。
四、对我的启发
首先，在教学实践中，我发现A–level经济学虽然是英国高中课程，有详细的大纲和推荐教材，但任何一本教材都不能完全涵盖考点，需要教师整合多种资料备课。AP经济学没有详细的大纲，需要教师根据AP考试委员会的要求自己设计大纲，并通过审核。但多数推荐教材能涵盖考点。
其次，在A–level经济学教学中，主动性学习的方法尤为重要。例如小组讨论、辩论、角色表演等，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再次，国际课程对教师的要求极高，一方面是扎实的专业知识，因为A–level和AP经济课程难度相当或高于国内大学一二年级经济专业课，需要教师具有扎实的专业基本功。另一方面是较高的英语水平，教师不但要熟练阅读英美原版教材和参考资料，而且应具有扎实的英语语法基础，能批改论文作业，纠正语法错误，还能写出流畅的经济论文范文。此外，还需要教师了解英美的经济背景知识，甚至英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