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5 17:23:4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数理经济学；教学方法；实践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7-0163-02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for Mathematical Economics
Wang-Danfeng
（Dongwu Business School， Soochow University， Jiangsu， Suzhou， 215021）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 analysis is late in China， which is learning and imitating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level. With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verseas and the domestics on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s and systems， whether the frontier mathematical economic models could be applied to China directly should be discussed. During the teaching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we should enable students to establish the sense of framework-analysis using the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As the contents of the course are numerous， difficult， and complex， this paper explores some improvements of the teaching contents and teaching method.
Keywords： mathematical economics； teaching methods； practice
一、 引言
日前，世界范围内对经济学的数理分析之风渐盛。对于经济学研究及教学呈现的数理化趋势，国内外都展开了争辩。赞同者甚至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们认为，数学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在分析经济问题时采用数理方法可以得到在纯语言的定性分析中难以直观得出的结果，它使得分析的逻辑更加严谨，表述更加准确精炼，且能将已有的经典经济理论拓展延伸。而批评者们则认为，经济学最重要的是注重理论思想的研究和传播。数理模型过度建设和使用无益于理论的创新，也无法准确反映现实复杂且不稳定的经济活动。数理经济学的本质是探讨如何用数学语言准确、精练描述经济学问题，并推敲通过数理分析而导出的数学关系式所表达的经济学含义及揭示的经济规律。在不脱离经济思想本质的情形下，科学地应用数理工具，进行经济理论的理解、应用和延伸，将有助于经济学科的长足发展。
数理经济学是一门方法论，它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就分析对象而言，它可以是微观或宏观经济理论，也可以是劳动经济、产业经济、公共财政等经济学分支学科。因此，数理经济学囊括了经济学各个方面内容，也涉及到了非常多的相关数学理论和模型，内容极其庞杂。这给教学工作带来了难度。国内关于数理经济学这门课程也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通用教材，除了国内学者们编写的少数教材之外，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华裔经济学者蒋中一编写的《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动态最优化基础》。有些高校直接采用了北美经济学研究生的相关通用教材进行授课。教学内容上以学习和参照国外的教学内容为主。
针对数理经济学覆盖内容众多、理论过于抽象、模型研究方法复杂等特点，笔者认为在进行数理经济学教学时，首先让学生了解相关经济学理论的精髓和核心思想，秉承从基本分析框架出发的思路，使学生掌握解决经济学优化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原理，培养学生利用基本方法分析具体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地把握数理经济学的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数理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
经济学是研究如何配置稀缺资源以实现某个个体或群体最优的学科。因此，数理经济学的教学主要以如何实现最优化为主线，从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一直沿伸到动态分析。在教学内容上应注重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运用经济学基本框架进行分析
经济社会中，微观个体与宏观总体都面临着在有限资源及环境机制下实现自身最优的问题。尽管由于参与方的行为表现、经济环境及制度安排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流派，但是对经济学现象进行研究分析的框架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主要包括了界定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及进行评估比较等五个方面。（田国强，2005）任何数理经济模型的分析都是建立在这个基本分析框架的基础之上。在学习时，首先明确模型的这五个方面特征，将有助于人们迅速理解这些看似复杂的数理模型所描述的经济学涵义。
（二）学会设定切合实际经济环境的数学语言
通常经济学理论分析都包括三个部分：提出问题，确定研究目标；进行论证分析；得出论断，给出政策建议。因此，在进行数理经济分析时研究语言就需要经历“经济学语言——数学语言——经济学语言”阶段的转换。分析问题是在明确了研究目标之后，要学会把现实中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参与方的行为特征及制度安排用恰当的数学语言准确、精炼地表述出来。不同的经济环境、游戏规则以及参与人的是否理性都是影响经济结果的重要方面。学会用数学语言准确描述经济背景及环境，是做好整个模型分析的基础。
（三）掌握基本的分析工具
在进行数理经济分析学习时，结合听课学生的专业背景，在理解本专业学科基本的经济思想脉络情况下，有侧重地介绍一些基本的数理分析工具。比如说博弈论、动态优化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等。数理分析工具介绍是本门课程教学的重点。教学时应首先使学生牢固地掌握基础模型（basic model）的解决思路和研究方法；然后联系现实环境，向学生明确指出基础模型依赖的假设条件及在实际中的适用情况。如果基础模型的某些假设与实际环境相违背时，模型又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延伸和改进。教师在重点讲授基本的分析工具之后，可以鼓励学生自己寻找感兴趣的点，查阅相关文献，对问题继续深入研究。
三、数理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
数理经济学的内容非常丰富，且数理模型的证明与推导，看起来抽象难懂，容易使学生产生畏难情绪。因此，为了更好地讲授数理经济学，针对学生的具体经济学科专业以及相应的知识准备，应使学生在掌握本专业基本研究方法的同时，增强自身的应用能力。具体来说，应该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以问题为导向，而非以分析工具为导向
经济学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最终反映的是现实的经济运行。做经济分析时，一切应先从问题出发，将数理方法与经济学的“问题意识”结合起来，才能推动实际经济问题的解决甚至是经济理论的纵深发展。脱离经济问题本身，过度沉迷于数理模型的推导无益于对经济问题的深入理解。无论是对于以后走向社会工作的应用型学生，还是对于日后投身于经济学研究的研究性学生，他们都将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在目前我国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我们研究和解决经济学问题时必须首先以问题为导向，从现实的经济问题出发，寻找或创新数理分析工具去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
（二）实施启发式教学
教学时以学生为主体，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说，微观经济学标准的消费者或生产者理论模型中，经济人都假定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中，因此，每个人都把价格视为参数给定，个人的选择不受他人的影响，且每个人效用或收益只依赖于自身的选择，而不依赖于他人的选择。初学者往往会对此不解，认为无论是假设条件还是得出的分析结果都不切合实际，无法理解学习经济学的用处。这时须启发学生，研究一个问题，应该先从最简单的情形出发，然后再逐步深入，考虑更复杂更一般的情形。在上面的模型中放宽假设，假如市场环境不再是完全竞争，而参杂了垄断成份，甚至是完全垄断，那么我们通过模型推导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假如个人的选择会受到他人的影响，模型的结论又如何？同样，对其他诸如博弈论，委托——，一般均衡理论等数理模型的学习时，也应秉承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则，先打好基础，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根据现实经济环境在基础模型上做修正分析。
（三）科研课题、实际案例与课堂互动相结合
即时的科研课题或者实际案例都是对当下经济热点问题的反映。教师在上课时可以根据教学内容进行有针对性地穿插，形成补充。这样能使学生对所学数理模型在现实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有直观的感触。在此基础之上，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阅读相关的资料或文献，让学生在课堂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形成互动式的讨论。因而能有效地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模型的理解。
（四）注重课后的练习
仅仅依靠课堂时间就想掌握一门课程的全部知识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对于有复杂数学公式推导的数理经济学课程来说。因此，为了使学生懂得运用所学的知识，课后练习是必要的。根据课程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课后练习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代表性基础模型的推导证明训练；结合专业基础模型的课程论文写作训练。两种练习均要注意度的把握，以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分析能力为主。
四、结语
与国际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水平相比，目前我国数理经济学的发展还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研究分析方法也多以学习和模仿为主。由于国外的经济环境、机制设计以及参与者的行为心理均与国内存在差异，国外前沿经济理论模型对中国经济的直接适用性也值得商榷。因此，对于国内数理经济学的课程教学来说，这是挑战，也是机遇。
由于数理经济学课程存在内容多、难度大，抽象复杂等特点，本文在课程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提出了几点体会。我们相信通过坚持不懈的实践和探索，不断总结和反思，数理经济教学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会取得更大的进展和突破。
参考文献：
[1] 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113-125.
[2] 王 黎.应用型本科经济学课堂教学改革探索[J].教育探索，2010（1）：64-65.
[关键词] 实验经济学； 管理实验； 价值诱发理论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03. 052
[中图分类号] F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03- 0112- 03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当中，经济学一直是运用数理演绎及计量统计的研究方法建立经济模型分析问题的，似乎与实验毫无关系。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曾经说过：“经济学家在检验经济法则的时候，无法进行类似化学家或生物学家的受控实验，因为他们不容易控制其他重要因素。所以，只能像天文学家或气象学家那样满足于观测。”[1]但是另一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诞生，打破了经济学不做实验的传统思想，将实验引入了经济研究当中，并作为一种经济研究的强有力工具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002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个人，其中之一是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这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成熟，并被主流经济学所接受。由于弗农・史密斯在实验经济学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所以人们将他誉为“实验经济学之父”。
1 实验经济学的演化过程
实验经济学是针对研究经济学问题，设计经济实验，对影响经济行为的因素进行控制，屏蔽那些与问题无关的因素，集中观察那些令研究者感兴趣的因素的作用，通过做实验取得实验结果，最后对实验数据和结果进行分析，并充分认识实验结果的经济学含义。[2]用实验的方法研究经济相关问题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瑞士数学家伯努利提出的“彼得堡悖论”，这个悖论反映了理论预测与真实行为之间的差距。200年后，萨斯通为研究经济主体的偏好问题应用了实验的方法得到了无差异曲线。但无论是伯努利还是萨斯通都没有使实验的方法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直到20世纪40-5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才意识到实验的方法可以解释经济学问题。一般人们公认的实验经济学的开端是1948年张伯伦在课堂上进行的供给与需求实验，尽管张伯伦做这次实验的目的只是让学生能够通过实验了解经济学的概念，并没想将实验作为经济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但这次实验却为他的学生弗农・史密斯创立实验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史密斯从1956年开始经济实验研究，每年做2～3个实验，于1962年总结了他6年以来11个实验的成果，发表了被称为实验经济学奠基之作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这篇论文的发表引起了人们对实验方法的关注，同时也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并对今后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80年代后，实验经济学突破了市场均衡的研究，开始进行博弈论相关的实验，使实验经济学进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成为一种更具普遍适用性的研究范式。之后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实验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从实验经济学的产生到现在可将其大致分为3个发展阶段（如表1所示）。
随着实验经济学的迅速发展且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它已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重视。研究实验经济学的团体和实验室也不断地涌现，如Vernon Smith主持的亚利桑那大学经济学实验室、Charles Plott主持的实验经济学和政策科学实验室、John Ledyard主持的加利福尼亚社会科学实验室、John Hey和Granham Loomes主持的约克大学实验经济学中心等。实验经济学已从美国传播到法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加拿大、尼日利亚、日本、韩国、印度等许多国家。目前的经济实验室大多已实现信息化，特别是大量实验软件的商业化，简化了实验的程序，大大降低了实验的边际成本，使经济学实验更加普及，实验经济学也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登上了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2 实验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实验经济学打破了经济学不做实验的观点，将实验作为一种研究经济行为的方法引入了经济学，创新了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工具。实验经济学的一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缺陷，使得经济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比如，它摈弃了传统经济研究的“经济人”假设前提，以可以犯错误的、有学习能力的行为者取而代之，并遵循价值诱发的原理，诱导被试验者发挥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个人先天的特性尽可能与实验无关，排除实验中的一些干扰变量，使实验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弗农・史密斯对实验设计提出了5条基本原则以保证实验模拟的真实性（见表2）。
实验基本原则的确定是进行一项经济实验的先决条件，解决了这个先决条件以后，就可以根据经济实验的步骤，建立一套标准的分析框架。弗农・史密斯认为每一个实验都应由三大元素组成，即环境（E）、制度（S）和行为（B）。环境给定了每位参加者的偏好、初始禀赋和现有的技术水平等一系列预先给定的条件，制度则界定了实验参加者要遵循的实验术语和游戏规则。环境和制度是实验者根据需要所制定出来的，是可控变量，它们会影响到最终所观察到的行为。行为是关于环境与制度的函数，即B = f（E，S），在这个函数中，E和S是自变量，B是因变量，也就是说行为是由环境和制度决定的，随着制度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在现实当中，人的行为又会反过来影响环境和制度，使其发生变化，因此，行为、环境、制度这3个要素之间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如图1所示。
经济学实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检验已有的理论、发现新的规律、环境比较、市场机制比较、政策评价、市场机制的设计等。目前，经济学实验的方法是模拟和仿真，通过在实验中模拟现实的经济环境来观察行为者的行为，从而得出结论。显然，现实当中的情况复杂多变，影响因素也较多，在实验中很难将现实的情境全部包罗进去，但是实验中可以创造允许不同行为者存在的环境，以便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察人们不确定的价值及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实验的结果是否有效，所验证的理论是否真实需要用比较和评估的方法来进行分析，因此，比较与评估法在实验经济学中十分重要。在解释实验结果的时候会出现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不相符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实际被试者的行为却并非是完全理性的，所以，在进行结果分析的时候还需要用到行为和心理理论来分析被试者的行为，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的结果。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创建了经济学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实验法；同时还构建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桥梁。实验经济学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了研究范围，从更加现实的视角研究了经济理论，为人类的决策行为提供了指导。现实中实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不仅是在经济领域，而且还广泛应用于政治、法律、管理等领域。在管理领域，实验经济学的应用可以帮助企业提高管理效率，减少经营风险，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指导。本文主要阐述实验经济学的思想对管理实验的影响及借鉴作用。
3 实验经济学对管理实验的影响
随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实验的方法已不再是自然学科的专利，它已开始逐渐应用于社会学科，成为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一直以来，经济学都扮演着管理学的理论基础的角色，为管理学提供指导思想，那么，经济学新的发展动向必将推动管理学的发展。因此，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对管理学研究方法的完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实验方法的应用与管理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可以说贯穿于管理发展史的整个过程。在管理学的发展史中，无论是在古典的管理思想阶段还是在今天的管理丛林阶段，实验研究始终是管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研究手段和方法。[3-4]采用实验的手段开展管理研究更加科学、更具说服力，而且能够少走弯路，减少风险和费用。
实验的方法具有检验已有理论和催生新理论的双重特性，将其应用于管理学中也一样，既可以检验已有的理论是否正确，还可以通过设计实验为寻求新的管理理论奠定基础。利用缜密的数学推理来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只能检验在给定假设条件下，理论模型的正确性，而无法对各种前提假设条件进行检验，实验的方法就克服了这一缺陷，利用实验可以在一个模拟现实环境的实验室里，尽可能排除一些非关键因素，来研究关键因素对行为的影响，还可以不断改变环境和制度要素来观察行为的变化，这样得出的结论更具说服力。当然，还可以通过实验找出一个管理理论的失败原因，进而调整实验的控制环节，为催生出新的理论提供线索。实验方法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比较不同理论优劣，进而对其进行完善。实验经济学的实验方法能够为管理学研究提供更好的理论检验和理论创新的工具。
4 实验经济学指导下的管理实验的设计
不确定性条件下，管理所面对的唯一确定的问题是不确定，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要想使管理发挥其应有的功效，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实验的方法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管理实验能为管理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提供更加贴近现实、多状态、更为深刻的理论与实践交互作用的环境；并能够通过观察、分析实验参与者的行为结果，为修正由管理学的假定、状态和着眼点构成的视角以及参照系，完善管理理论实证研究提供科学手段，进而为改进、丰富已有理论，发现新理论提供支持。
实验经济学是在“价值诱发理论”原理的指导下，遵循实验设计的5项基本原则来设计相关实验的，主要流程如图2所示。在价值诱发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实验首先要明确实验的目标，在目标明确的前提下建立与实验相适应的实验环境，选择被试的对象，被试者数量的确定要合理，因为被试者的数量也遵循着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过多或过少都会影响实验的结果，然后要按照实验的基本设计原则确定实验报酬的支付方案。这些实验前的准备工作做完后，即可进入实验的实施阶段，但在编写实验指导语时，要注意避免使用对期望被试得到结果的暗示性语言，以保证实验的准确性，同时，要控制好关键实验变量的选择，尽量避免非关键变量的影响。最后的工作就是对实验结果进行评价，如果结果与已有的理论相符，那么说明实验达到了检验理论的目的，如果结果与理论不符，可以改变实验环境，调整变量，重复进行实验，可能会得到与理论一致的结果，或者可能发现新的管理规律。
借鉴经济学实验的分析框架，可以设计相关的管理实验，解决管理上遇到的问题，如多种战略方案的比选、新产品的定价、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公司并购、广告费用的投入量等一系列的管理问题。管理实验必须注重实验的并行性，即必须能使实验再现，凡是不能重复的实验，不能算是成功的实验，偶然的结果往往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5 总 结
本文通过对实验经济学的演化过程、基本分析框架进行回顾，指出了实验经济学对管理实验的影响。实验经济学和管理实验的发展历史较短，都还处于初级阶段，尤其在我国发展的时间更短，一些理论还需要进一步丰富，而且应用实验的方法研究管理问题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但是，它确实为一种有效的方法，所以，随着实验经济学和管理实验的演化，要不断的丰富知识，从更多的视角找到两者的契合点，将企业每一个经营模块的实验丰富起来，为企业的管理提供指导。
主要参考文献
[1] 高鸿桢. 实验经济学导论[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2] 瞿宝忠. 管理实验启示录[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市场经济学，对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概括和理论总结，被认为是主流的、发端于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学习西方经济学，主要是学习基本方法，通过行为假设、模型分析市场经济行为主体及经济现象。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将西方经济学设为经管类各专业的必修基础课之一，一般在低年级开设。这门课对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认识市场运行机制，及进一步学习专业知识都具有重大意义。
贸易经济专业是我国的新兴专业，自设立专业以来，受到广大学子的青睐，短短十几年，发展成为各高等院校招收学生人数较多的大型专业。贸易经济专业与其他经管专业一样，将西方经济学设为基础必修课程之一，在学习完西方经济学后再接受贸易专业理论的培养。因此，西方经济学对贸易经济专业有重要的影响。那么关于贸易经济专业中西方经济课程教学要注意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贸易经济专业为什么要开设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是基础和启蒙课程，通过学习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培养贸易经济专业学生的经济学素养，提高他们的经济分析能力。贸易经济专业开设西方经济学主要是为了奠定学生的经济基础，巩固专业基础。西方经济学基本方法对贸易经济专业的重要意义。
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设定行为假设，市场经济行为主体是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政府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对于贸易经济专业学生学习贸易专业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与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绝对优势理论相似，按照绝对优势理论，每个国家都出口本国占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本国的绝对劣势的产品，以满足本国居民的消费需求，获得利润的最大化。西方经济学里的供求模型分析，利用消费者偏好曲线、预算曲线、生产者生产函数，生产可能性曲线等分析市场的供求关系，在国际市场也适用，有助于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生对国际市场进行相关分析。
西方经济学当中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为贸易经济专业学生分析当今国际市场的贸易状况和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同时也是贸易经济专业学生学习贸易理论，掌握贸易专业知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西方经济学采用模型化的方法研究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对影响经济主体市场行为的因素抽象化，例如，微观经济学里消费者的市场行为受到很多因素影响，但通过消费者偏好和预算约束来进行研究，生产者的市场行为则由生产可能性曲线及生产函数来进行研究，等等。
第二个问题是，对于贸易经济专业教师怎样进行西方经济课程的教学?
首先，作为贸易经济专业教师要明确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目标，在讲授西方经济学内容的同时与贸易专业相关知识联系，注重对学生的研究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教授好这门课程，让学生对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及其在国际经济发展中的运用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使课堂教学内容与国际贸易实际业务部门实践相联系。综合利用各种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如“启发式”教学法、“探究式”教学法，讲授法、案例法和讨论法等，达到西方经济课程的教学目标。
其次，西方经济学课堂设计根据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不断翻新的原则，把课程分为理论讲解和实践分析，不断地把学科理论的最新发展、国际市场上的热点问题传授给学生，资料不断更新。经济理论必须来自现实经济，在国际市场特定的前提假设下，借鉴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国际贸易的实际问题，并提炼出与国际贸易理论相符合的前提假设，对经济学相关理论进行改进，归纳出符合国际贸易的理论内容，进而形成有贸易经济专业的理论体系。
最后，课堂教育与国际贸易理论紧密相连，教学不仅要偏重于各个知识点以及经济原理的讲解，而且要进行国际贸易相匹配的案例的分析，一方面采用经典的贸易经济学案例，加深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另一方面加强案例的国际化和前沿化。即教会学生运用所学的经济学理论来认识国际市场上的经济现象，解决国际市场现实中遇到的经济问题。此外，教师在课程教学上应有重点地补充当前世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前沿和动态。
第三个问题是，贸易经济专业学生能从西方经济学课程学到什么?
贸易经济专业中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不在于让学生记住一些具体的经济学理论结论，而是在于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教会学生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因此，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生能从西方经济课程中学会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国际贸易问题。教师在讲解西方经济学时不仅要讲解有关经济学理论的结论，教学生如何求解经济学模型化的计算题，还要让学生切实理解经济学模型的具体假设与条件界定，同时联系国际贸易市场的经济现实对模型的假设、条件界定进行比较分析。作为一名在高校从事贸易经济学教学的教师，有责任、有义务用正确的方式来讲解西方经济学，教会本专业学生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
内容摘要：方法论是一门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对我国金融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了一些探析，在金融学是经济学一个分支的范畴内，从分析经济学的科学性入手，探讨了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阐释了金融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的关系，并认为我国金融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方向将是建立更加坚固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向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发展。
关键词：金融学 经济学 方法论 科学
我国金融学研究正在从货币金融理论发展到现代金融学的新阶段。目前，在金融领域普遍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理论创新上，对金融研究中的方法论范式研究尚显不足，而金融研究方法论的范式转换与理论创新是密切相关的。故本文尝试对我国金融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一些探析。
一直以来，金融学被认为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一直是一门属于经济学类的学科。更具体地来看我国，在学科划分上，金融学被归入了经济学类中的应用经济学。既然金融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那么金融学研究的方法从本质上讲也应该是经济学的方法论了；当我国的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发展时，也就必然要求我国的金融学向现代金融学发展。从本质讲，对金融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探讨就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探讨。
经济学的科学属性
对经济学内涵的理解，直接决定了经济学研究的边界。我国学术界曾对经济学是不是科学这一命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而且这种争论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最终统一的答案。科学一般概念是对现象规律性的系统解释。从这个角度说本文认为，判断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核心标准，在于经济学对经验世界（或者说现实社会）的解释力是否足够强大，如同数学、物理学对经验世界的解释能力一样，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探讨经济学理论是否有国界。如果经济学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在不同制度下的社会环境里同样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的时候，那么经济学就是科学了，否则就还只是一门学科。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经济学理论是没有国界的，而存在不同的是约束条件即社会制度环境、文化、政治和民族等方面的差异。从边际革命那天起，经济学就逐渐发展成为了一门科学。
（一）经济问题和经济学问题的差异
经济学科学化的过程就是对经济学问题研究采取技术化手段的过程，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把经济问题和经济学问题混为一谈了。经济问题是现实中涉及经济现象的所有问题，而经济学问题则是可以用经济学去解释的问题。正如，当我们讨论婚姻的法律效力确立的时候，婚姻是个法律问题而没有成为一个经济问题，但我们把婚姻的法律效力确立看成是一个契约过程时，此时它已经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了；而当我们谈论农民工待遇过低是否公平问题时，我们是在谈论这一社会经济现象，但它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研究的边界，因为在这里我们已经引入了价值判断，而当涉及价值判断问题时，经济学家们就应该住嘴了。这还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是有边界的。
（二）经济学问题研究的技术手段
什么是科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在很长时间内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我们回顾科学发展的历程就可以明白，在人类社会目前的发展水平下，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人们所研究的经济学问题还相对较为简单时，人们普遍使用形式逻辑的研究方法；而当人类社会日趋复杂化而形式逻辑不能满足经济学研究需要的时候，数理逻辑就取代了形式逻辑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经济学研究走了一条被很多人称为“数量化的道路”。从对学科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无疑是经济学的进步。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这种技术手段的使用，使得经济学的研究逐渐开始规范，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发生转变。经济学理论模型对经验世界进行了简化，经济学家们利用技术手段构造了一个理想中无摩擦的经济学世界，并且以这个“无摩擦的世界”作为比较基准去解释经验世界（张树民，2006）。
（三）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
由于经济学讨论的关键问题是稀缺性资源的如何配置，因而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在于效率，这就要求经济学家们在进行经济学分析时不加入价值判断，因而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分析中不包含着价值判断的内容。正义与公平这些含有价值观取向的内容，不属于经济学研究的范畴，而应被归入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人们发现经济学对现实世界有着极为强大的解释力。于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逐渐扩大到其它社会学科的分析中去，产生了制度经济学、法经济学、经济伦理学等交叉学科，这些新学科分析的基本框架依然是建立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之上的。有人把经济学研究范围扩大的现象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说明了经济学科学属性的结果。一门学科之所以能成其为科学，就是在其对经验世界具有普遍的解释能力，只能局限于解释一定范围内世界的学科是不能成为科学的。
金融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的关系
总的来说，金融学理论发展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那么金融学研究的基础也就是经济学研究。尽管迄今为止的金融学科相对于经济学学科而言并不完整，这种不完整不仅表现为金融学的假设前提、范畴、理论或研究的方法论均有待于完善和发展，还表现为金融学科边界界定的不完整。但是，金融理论使用了对于所有现代经济理论都很关键的基本假设，金融学的范畴亦是以经济学的范畴为基础，其研究的方法论依然根植于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之中。经济理论及其某一分支的发展影响和拓展着金融理论，反之亦然（冯用富，1998）。正是随着经济学日渐科学化，金融学的发展也逐渐沿着科学的道路发展，金融学研究的边界逐渐清晰，也逐渐拓展。
（一）金融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现代经济学是已经被定义为最优地利用稀缺资源的研究，即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的研究。被最大化的对象以及施加在选择上的约束，从一个背景变化到另一个背景：家庭的消费和劳动的供给，企业的生产和政府的政策。但是，所有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问题有一个共同的数学结构，这一数学结构又反过来为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经济学直觉（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2006）。
Zvi•Bodie和 Robert•C•Merton 在他们合著的《Finance》一书中认为“金融学是一门研究人们在不确定环境下如何进行资源跨期配置的学科”，这一金融学的概念与经济学含义已经十分接近了。这一金融学的定义可以解读为，金融学其实就是以金融领域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纵观现代金融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一个针对不确定环境的研究体系，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为资产定价，而在其发展过程中，现代金融实现了从单期到跨期、从个体决策到市场动态一般均衡的拓展，形成了独特的无套利分析方法，从而得以初步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这一学科的两个基本要素是时间（跨期）和风险（不确定性），其目标则是通过确定合理的资产价格获得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市场均衡。因此，Bodie和Merton所说的“金融学是一门研究人们在不确定环境下如何进行资源跨期配置的学科”，的确是对现代金融学的一个准确描述。
现代金融学的发展越来越强调微观经济学基础，这是金融学逐渐发展成一门科学的表现。有学者把金融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相融和的趋势看成是金融经济学的形成。金融学探寻微观基础可以理解为金融学家对整个现代金融学科体系统一理论基础进行归纳和总结的一种尝试和努力，可以说正是对金融学的微观经济学化，使得现代金融学初具系统性和完整性。从总体研究框架来看，现代金融学是从个体效用最大化出发，试图通过对个人和企业的最优化投资、融资行为以及资本市场的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分析，去考察跨期资源配置的一般制度安排方法和相应的效率问题，这一研究体系显然和微观经济学已经相当近似了。
（二）金融学研究主要的方法
在什么是金融学的主要分析方法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无套利分析是金融学的主要分析方法，以此认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金融学的分析方法存在重大的差异。无可置疑，无套利分析是金融学的主要分析方法，但无套利分析背后的基础相对价格分析也是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之一。在众多的金融学理论模型中，主要包括两种分析方法：其一是均衡分析方法，如典型的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等；其二则是无套利分析方法，其经典运用包括APT理论和期权定价理论等。
从金融均衡分析法来看，它就是经济学中的供求均衡分析在金融学中的运用，金融均衡分析法与经济学均衡分析在本质上是同一种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首先，均衡分析法的整体研究思路是从市场投资主体的效用最大化出发，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获得均衡状态的资产价格，该价格是最终的输出变量，这和经济学中消费者理论的演绎过程相当接近。其次，它们都属于均衡分析方法，更进一步说都属于绝对定价法。它们的核心都在于理解和度量那些导致金融资产（商品）价格变化的各种经济因素，用以解释资产价格的形成和变化过程。第三，金融学均衡分析和经济学供求分析的理论演绎过程，都比较侧重于问题的纯理性描述，往往形成一个理想状态下的均衡价格，其缺陷在于常常和市场相去甚远而难以实际运用，但在描述资产价格形成和变化的整体影响因素方面却往往具有更大的一般性，因此都被较多地看做一个分析资产定价问题的理论框架。
从无套利分析法来看，其基本思路其实非常简单，研究者唯一需要确定的是当市场中其它资产价格给定的时候，某种资产的价格是多少才使得市场中不存在套利机会。很明显，无套利分析法的诸多方面都是与金融学研究对象的基本特点相吻合的，既然数量―价格机制不存在，无法从均衡数量推导出最优价格参数，无套利分析方法就不再考虑价格运动后面的数量变化，而是将市场价格作为输入变量；既然金融产品之间具有高度的可替代性，投资者随时可以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切换，他们关心的只是各种金融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水平，无套利分析方法就以“相对定价”为核心，寻求各种近似替代品价格之间的合理联系，通过对“无套利”目标的追求确定合理的市场价格。通过对无套利分析法的基本思路分析，可以发现其实质和核心是经济学中相对价格的分析方法，只不过这里是对资产这一商品定价而已。
我国金融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科学化方向
现代金融学在研究方法上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金融学在大量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后，其研究范式正在走向规范。实际上，金融学研究方法已经和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在那些涉及到时间和不确定性等领域，经济学的发展为金融学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更加科学的分析工具。 在现代金融学已经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凭借传统式的简单直觉进行研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需要运用更加精密复杂的数学工具帮助我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将直觉转化为理论和模型。诚然也承认思想的重要性，但是更要明白的是，思想的正确性要靠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这也正是数学技术在现代金融学中大量运用的原因。可以这样说，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逐渐科学化，作为经济学分支的金融学，我国金融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方向将是建立更加坚固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向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发展。
参考文献：
1.冯用富.金融理论的经济学基础.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张树民.中级微观经济学教程[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3.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经济理论中的最优化方法[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邵宇编著.微观金融学及其数学基础[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5.郑振龙，陈蓉.金融学和经济学的相关关系探讨[J].经济学动态，2005（2）
6.Bodie,Z.,and Robert C.Merton, Finance. London:Pearson Education Inc,2000
作者简介：
法经济学领域，科斯的贡献在于在主流经济学和法律分析之间搭建了一个坚固的桥梁。在科斯之前，法律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早就被人们所关注，分别形成了一些分析思路，但它们都没有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分析范式。直到1960年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发表，才改变了上述局面。在文中，科斯按照主流经济学的逻辑，不仅表明了法律对于资源配置的重要性，而且指明了如何对法律进行分析。这一方面使经济分析具有了不同于其他法律分析的立足点，尤其是区别于以公平为基点的分析;另一方面，表明研究稀缺资源配置功能的经济学，今后不仅要研究价格机制的配置作用，更要研究法律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要理解现实经济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就必须放弃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认真研究法律制度。与此同时，科斯也提供了对法律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方法——交易成本分析方法。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需要付出成本。这些成本不仅包括产权界定的成本，而且包括在法律框架下权利交易的成本。经济分析的目的就是要说明这些成本，并比较它们的大小，以寻求成本最小的制度安排。交易成本成为比较法律制度效率大小的标准，说明交易成本及其最小化的途径，就说明了法律制度与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因此，法律的经济分析就演变成为一种选择学说，主体根据理性最大化原则，在不同的制度之间按照交易成本的大小进行选择，从而与主流经济学融合在了一起。更为重要的是，科斯还将研究者吸引到一起，具有形成较统一的研究团体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指引新的研究方向的作用。总之，《社会成本问题》的发表，成为法经济学诞生的标志。按照科斯开辟的道路，使用其所提供的方法，法经济学繁荣发展了起来。
但是，随着法经济学学术收益的边际递减，法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逐渐成为学者们关心的问题。1997年秋季卷的《芝加哥大学法学评论》专刊在讨论法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时[1]，虽然讨论很深人，但分歧也比较严重。贝克尔、埃普斯顿(RichardA.Epstein)等对法经济学未来发展表示忧虑，而波斯纳等则对法经济学的发展充满信心。双方都有充足的论据支持自己的观点，这表明在法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上已经产生了重大分歧。那么，法经济学未来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呢?
一、谈判分析范式：曾经的主流分析范式
在科斯等人开辟了法律的经济学分析道路之后，更多的法律领域进入了分析视野，更多的经济学理论被用于分析法律制度。尤其是在波斯纳等人的推动下，谈判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具体法律制度的分析中，为法经济学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谈判理论以传统价格理论为基础，认为自愿合作可以使一项资源从估价低的主体手中转移到估价高的主体手中，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同时也提高了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在谈判过程中，双方自愿地对交易对象、价格、数量、方式以及风险分配等进行协商，结果或是达成一致进行合作，或是难以达成一致无法合作。在零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出现何种结果取决于合作风险值的大小和如何分配合作剩余。谈判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确定风险值，不仅要明确各方的资源察赋状况，还要明确交易双方的竞争情况，确定竞争出价；(2)预测合作剩余，找出交易双方的评价差异，预测双方福利水平提高的可能程度；(3)分配合作剩余，在预测的基础上，明确各方获得的份额、分配合作中的风险，履行协议获得剩余。在不存在外界压力和双方谈判实力均等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通过谈判找到合作均衡解，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
然而，有诸多因素阻碍着自愿合作的进行，合作是有成本的。不仅存在着风险值难以确定、合作剩余难以预测和顺利分配等阻碍谈判顺利进行的内部因素，而且垄断、外部性和信息等外部因素也阻碍着谈判的进行。合作失败和合作难以使资源正常流动，无法被用于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无法形成最佳的资源配置格局，也无法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如果采取非正常的手段进行流动，如偷窃将会造成更大的效率和福利损失。所以要克服合作障碍，努力减少因合作失败带来的福利损失。建立法律以使私人协议失败造成的损害最小，成为立法的基本原则。这就是“规范的霍布斯定理”[1]。
以谈判理论为核心展开的法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上的，它以传统价格理论的三大假设一一理性人、稳定偏好和均衡分析为基础，加人了产权、信息及交易成本等因素分析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具体说明了合作的益处和阻碍自愿合作的交易成本的来源，为建立制度克服阻碍、促进合作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提供了评价标准。并且，谈判理论是以市场主义来看待法律问题的，认为法律规则形成的只是不同行为的“隐性价格”，人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交易。法律的作用，即在于使人们进行合作的交易成本最小化，并竭力降低合作不成带来的损失。因此，谈判理论实际上是揭示了在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中如何实现效率的问题。而对各种阻碍因素的克服涉及了多方面的经济理论，克服阻碍的制度安排也涉及到了几乎所有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在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以及程序法等部门法的分析中，谈判理论起到了基础理论的作用。[2]这些部门法分别涉及了权利的界定、流转和保护三个方面，被认为是法律体系的主干。谈判理论对这些领域均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以效率观对它们进行了重新检验。谈判理论将它们都统一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自愿合作的宗旨之下，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使较为散乱的对部门法律制度进行的经济学分析，有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核心。谈判理论因此成为法经济学在兴盛之初的主流分析范式。
二、博弈分析范式:目前的主流分析范式
随着博弈论在经济分析中的广泛应用，不仅给经济学带来了分析方法的优化，而且推动经济学向更加现实的方向发展。法经济学同样引人了博弈论，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与博弈论在经济分析中发展趋势相一致，法律的博弈分析逐渐取代了构建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谈判分析范式，成为新的主流法经济学分析范式。
法律的博弈分析之所以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主要在于博弈分析的行为假设与法律行为具有更高的一致性。法律不仅关注个体对法律规则的反映，更关注在法律规则下行为人之间的相互反映。博弈论所分析的对策行为的基本特征，就是行为的形成不仅是自身约束条件的函数，同时也是博弈对方行为的函数。这与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行为模式是一致的。在既定的法律关系中，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行动选择，既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也必然受到其他当事人行为的影响。并且这一行为也将影响所有当事人的今后决策。因此，将法律规则下的行为人之间的行为互动归结为对策行为，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行为假设更加准确。
博弈论承认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尽管博弈论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但博弈论解释与分析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不再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反而认为均衡的实现要符合一系列严格的条件才能达到。博弈论严格地坚持了个人理性最大化的假设，但这个最大化是将其他参与人的决策考虑在内的最大化，说明了参与人之间的相互制约是人们选择不利制度及其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博弈论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无外部性、信息完全和竞争充分的假设，运用了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具有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目前，博弈论已经被学者们较为成功地重新分析了法经济学几乎所有的领域[1]。总之，博弈分析给法经济学带来的主要进展，集中体现在它对交易成本分析范式和谈判分析范式的突破上。
第一，博弈分析突破了市场本位。科斯等尽管强调交易成本是决定性的制度选择标准，但是在基本观念上，他们依然坚持“市场本位”，认为自愿交易是实现效率的最佳途径，即使在“市场失灵”的环境下，也不能就此认为政府干预就是比市场更好的选择。这也是整个芝加哥学派的核心观念。波斯纳的分析更是突出了“市场本位”，他认为“效益最大化”是法律及其活动的主要价值追求，是评判法律规则的核心标准[2]。博弈论尽管与经济学具有共同的核心基础—个人理性最大化，但是博弈论并非源于经济学，也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一种数学方法。因此，博弈论可以作为多个社会学科研究方法，只要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涉及对策行为，进而避免以一种社会学科的规范和了馗标准来评价另一学科的弊端，从而使博弈分析不必以“市场至上”为基本观念。博弈论着重强调行为手段对追求目的的适应性，是一种形式理性。所以在博弈分析中，可以没有先验的价值判断。更为重要的是，博弈论已经显示出博弈均衡的达成有赖于参与人的价值判断，在存在多重均衡的状态下，价值判断的不同可以导致不同的均衡。斯切菱(Schelling)的“聚点”[3]均衡就说明，当在无法确定均衡状态的博弈模型中加人外来信息，如，社会文化习惯、参与人过去共同的经历等，就可以达到均衡。因此判断制度是否有效的标准不一定限于效率，也可以是效率之外的其他价值追求，如公平等。只要制度能使参与人的行为在追求价值目标的过程中保持了内在一致的效用(或预期效用)最大化，该制度就是有效的。
第二，博弈分析使交易成本更确定。交易成本分析方法因为交易成本概念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而备受批评。谈判理论是交易成本的细致化，阻碍合作的因素就是各种各样的交易成本。博弈论进一步将研究重点放在对策成本和信息成本上。实际上信息不完全和对策行为是我们迄今所揭示的交易成本的最主要来源。人们对交易成本最初的理解来源于科斯对它的初步界定，即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库特(Looter)讨论了谈判中的对策行为[4]。威廉姆森则深人研究了企业组织内的机会主义行为[5]，这实际上也是对策行为的一种。博弈论的分析将这两种交易成本的生成源泉结合在了一起，通过数学工具的运用使对它们的分析更加严密和具有可操作性，从而使不同法律规则的交易成本分析更加明确，进而得出的立法建议更具有可操作性。
第三，博弈论在坚持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包涵进了整体主义的因素。个人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和以制度学派为代表的非主流经济学的重大分歧之一，如何协调两者始终是个难题。博弈论在坚持个人主义的基础上，成功地引人了整体分析的因素。博弈论的分析是从个人主义出发的，个人效用的最大化是分析的起点，并且均衡的达成也是个人最大化行为的组合。但是，博弈论中参与人的最大化行为是所有参与人最大化行为的函数，个人的函数中包含了整体的影响。最终均衡结果的生成也是全体参与人共同博弈的结果，而不是单个最大化行为的结果。并且，制度的规则和风俗习惯可以作为博弈的框架，构成个体最大化行为的约束。这样，更多的因素被引入了法律的形成和效应判断中，极大缓解了对法经济学仅强调效率价值的批评。
三、行为法经济学:正在成长的分析范式
行为经济学是在西蒙的大力倡导下发展起来的，实验经济学则是从20世纪4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另一个新兴经济学学科。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根据从心理学、实证观察以及行为实验中得到的经验材料，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假设—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检验，发现了许多与理性选择理论不相一致的“反常现象”。
尽管在行为经济学中，尤其是在实验中，行为人的个人选择依然是主要的观察和研究对象，但是行为经济学对行为选择的研究已经充分显示出，在面对复杂且意义不明的现实进行选择时，个人往往不是一个充分自主的选择主体，选择更多地受启示、偏见、过去以及社会规范的影响。行为经济学虽然没有直接反对理性选择理论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但个人决策的非自主性，已足以促使我们思考:从个人角度出发理解社会是否是一个充分的角度。因为存在着许多从个人角度理解问题而产生的理论困境，如以囚徒困境为基础的一系列集体行动的困境。当然，这些理论困境在多大程度上就是现实的真实困境，还需要更深人的研究。对社会规范的研究已经成为法经济学研究中一个热点，对法律的研究也是建立一个外生于行为人的但要作用于其行为选择的适当体系。这些研究都将与行为经济学一起使我们深人地思考理性选择理论的未来前景，有助于发展出替代的并能够被广泛接受的新分析范式。
行为法经济学(BehavioralLawandEconomics)是法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运用行为经济学研究成果分析法律问题的学术趋势。学者们将行为法经济学的研究目的谨慎的定位为:运用行为科学的成果，更好地解释法律所追求的目标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提高法经济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使其摆脱远离现实的困境。孙斯顿(Jolts,Sunstein)和萨勒(Thaler)说，“我们分析的核心观念是，行为经济学还允许我们用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对法律行为进行判断和模型化，但是是在对人类行为更准确的假设、对法律更精确的判断的基础上进行”[1]。考罗布肯(Koroblun)和尤伦(Ulen)则认为，“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我们并不是提出一个新的范式来代替理性选择理论。我们的目标仅是将来自其他社会科学的大量的实验结论融合进法经济学中，以使人类行为判断和法律体系目标实现之间的关系得到精炼。”[2]。
行为法经济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构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最大化地降低行为人理性受到的限制和影响。各种因素的限制使行为人的计算能力、意志力不能够符合最优决策的要求。理性选择理论尽管不现实，但它毕竟描述了一个理想的完美状态，说明了实现最优决策所需要的条件。因此，行为法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研究内容，就是说明如何限制那些使行为人理性受限的因素发挥作用，使行为人的计算能力和得到的信息符合最优决策的要求。法律的重要作用就是建立这样一个环境。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法律比传统法经济学的理解更为深刻，解释力更强。二是应用行为科学的结论，判断法律规则约束下行为人的反应，说明法律规则的效果，进而为法律规则的选择提供依据。
从总体上来看，行为法经济学还是很单薄的，行为科学所得出的结论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这些结论对于法律分析到底有哪些意义还在探索中，如何统一这些散乱结论和分析更是还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
四、法经济学的未来：“理性”再精炼基础上的实证方向
应当肯定法经济学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法经济学展示了以前没有被法学理论所充分探讨的效率因素，表明了法律所具有的经济结构，使较为散乱的法律制度可以统一在效率的基础上，都可以从效率的角度进行解释。在许多领域，经济分析的成果已经成为基本理论的一部分。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法经济学已经越过了发展顶峰，正处在学术收益递减的阶段。在波斯纳以谈判理论等为主要工具分析了几乎所有的法律领域后，这些领域又被博弈论重新分析了一遍，行为法经济学更是使人们在重新审视这些领域。尽管博弈分析和行为法经济学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但同时也凸显越来越多的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的质疑和突破。伴随着对理论基础的怀疑，自然产生了对法经济学发展方向的迷惑和分歧。因此，对法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判断，必须建立在对其发展历程和基本分析范式深人反思的基础上。
理性选择是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假设，它是自我利益最大化理性假设的规范表述，它包含以下内容：(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认为是个体的选择决定了社会关系的内容和形式而不是相反；(2)要求经济行为人具有完全的意志能力、充分的计算能力和完全的记忆能力，从而使偏好稳定并能够对其进行排序和计算；(3)认为决策时的环境因素对于决策没有影响，排除了历史和制度对选择的影响，并且选择是孤立的，每个行为人是根据自己的效用函数及面临的约束单独决策；(4)认为众多行为人同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状态代表着一种理想的均衡状态，实现了最佳的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运行的追求目标。此时，所有参与者都有维持均衡和不偏离均衡的内在激励，因此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允许行为人自主决策的自由市场价格体系，是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佳途径，由此产生了效率价值观的引申观念—市场至上观。
从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发展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不断突破理性选择理论非现实性假设的过程。科斯的贡献在于将经济学引领进了交易成本世界，看到了不同法律规则安排对应着不同的交易成本；谈判理论更是具体分析了阻碍交易顺利进行的各种交易成本，说明了如何利用法律降低交易成本；博弈分析则突破决策独立、信息完全假设，集中分析了在特定法律关系约束下的行为选择；行为法经济学更是直接指向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一理性，提出了更加丰富的决策模型和更多的决策影响变量，进而使法律分析更加趋于现实。从这个发展趋势来看，法经济学的未来方向依然会建立在对“理性选择”这个基础的突破和精炼上。我认为，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个角度对“理性选择”进行精炼：
第一，内容上的精炼，主要是确定理性概念中是否要限定行为的性质，是否要限定所追求的目标。一般认为，经济学的任务是如何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但这并不代表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是人们的最终目的。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只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手段，而什么是社会福利、什么状态才是福利最大化却不是经济学所能够说明的。所以经济学中的“理性”是工具理性，而不是认知理性，经济学不应对行为人的追求目标进行限定。因此，精炼理性概念的第一步，是不要求理性概念对行为人追求目标的内容进行限定。不对目的进行限制，或者说对经济分析来说目标是外生的，这样可以容纳进更多的价值追求，如公平，从而不将对法律的理解限定在效率的实现上，也不狭隘地认为法律体系是在建立类似于“市场”的价格体系。
但是把目标追求外生于经济分析，并不等于目标的选择和追求与个人无关。相反，我认为，目标的选择是由社会和个人共同决定的，而经济学对于人类的目标形成及其选择并没有足够的发言权。如社会认同也是人类的基本生存动机之一，黑格尔甚至认为“为承认而奋斗”是更高层次的人类行为动因。人类不仅需要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物质条件，更需要被他人承认，只有人才追求荣誉这类东西，也只有对“承认”的追求才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财产在黑格尔看来只是“追求承认的历史斗争的一个阶段或一个侧面”[1]。但是对于人们为什么追求社会认同目标，与其他学科相比，经济学显然没有给出什么充分的解释。经济学的重心在于说明目标设定后的实现安排上，而不是说明目标本身是如何形成的。这样在目
标外生的假设下，不坚持行为选择必然要实现目标效率，而是将重心落脚在手段效率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多的行为被容纳进目标实现集合中。如在社会认同的要求下，行为人完全可以选择非自利的目标。社会规范实际上就是已经形成的社会认同标准，它可以外在于行为人，使行为人为获得认同而遵守它;也可以内化于行为人的目标追求中，行为人自觉地遵守它。库特(Cooter)就在内化社会规范的基础上，讨论了行为人的理性选择问题。[2]公共产品的供给实验，在表明行为人有供给公共产品偏好的同时，也表明这个偏好是建立在自己的供给行为被他人承认的基础上的。
第二，与内容精炼相一致，从形式上精炼理性概念，则是将理性限制手段与目标的“一致性”上，要求手段是最适合目的实现的手段。“一致性”是对行为人理智的最低要求，要求行为人具有这种选择能力或至少有追求一致性的内在心理趋势。这样，在理想状态下，行为人的认知能力，能够认识到自己将要追求的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计算能力则能够计算不同手段的实现效率，意志能力则是能够实现目标之间的统一。当有限制性因素(如信息的不完全、偏见的自我加强等)时，行为人的一致性追求就建立在了错误的基础上而不能达到理想状态。但不是不追求一致性，而是一致性追求没有完美实现。如果这些因素得以消除，行为人的一致性追求才得以完美实现。
考罗布肯(Korobkin)和尤伦(Ulen)认为，将理性限定为“一致性”后，理性概念就太过宽泛了，因为任何行为在事后都可以解释为是当时缓适合的行动选择[3]。但是，如果我们在事前就确定了行为的追求目标，行为人的选择就可以“证伪”了。尽管我们不对行为人的目标进行限定，但这并不代表我们认为行为人的行动是没有目的的。相反，行为人的选择都是基于一定目标的选择，而且目标是先于行动而存在的。即使行为人有多重目标，因为认知能力的限制，行为人不能具体确定目标的追求顺序，行为人的行为选择也是在向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向努力，而不是没有目标。习惯、传统、嗜好等使行为人的行为选择看起来好像没有目标，但实际上是目标已经隐含在行为中，行为人在过去的经历中已经设定了目标。尽管这个目标与当前行为人的目标可能不一致，但这只意味着行为人的目标选择是错误的，而不是行为人没有目标。
只要行为人的行动选择和所选择的目标相一致，即使目标错误，从“一致性”的标准来看，也是“理性”的。经济学不对目标进行判断，只着重于目标和手段之间的“一致性”。“一致性”就是经济学要追求的目标，这是工具理性。这在经济学被用于分析非市场制度时，尤为突出。非市场制度的追求目标不是经济学所能说明的，将经济学应用于非市场制度的分析，只能限于对非市场制度实现其目标的“一致性”进行判断，不能将工具目标与目的目标混同在一起。传统法经济学的一个失误就是混淆了两者，将效率解释观和效率价值观混在了一起，认为效率是法律制度的唯一追求目标。判断各种法律规则是否最适合实现它的目标，并不代表着资源配置效率必然是法律的追求目标。如果说法律追求效率，也只是追求工具意义上的效率，而不是目的意义上的效率。不同的法律制度有它自己的追求目标，不能将法律制度简单地类比于市场制度，以市场制度的标准和价值观来解释所有的法律制度。这一点与
法律实证主义的思想是一致的。法律实证主义认为，法律的追求目标是外在于法律的，法律和道德没有关联，“恶法亦法”，法律研究的任务仅限于判断法律规则与其目标之间的“一致性”。法经济学虽然不认为法律和道德没有关联，但也应只限于判断法律规则与其目标之间的“一致性”。
关键词：硕士研究生；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课堂需求
中图分类号：G6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9）22-0183-02
计量经济学诞生近50年后进入了中国，不但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变革，而且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计量方法的准确运用成为硕士研究生学术论文写作过程中必备的技能之一。然而，由于计量经济学是数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的交叉学科，硕士研究生在短时间内很难准确把握计量分析方法的核心思想，导致论文写作过程中模型应用不当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何使硕士研究生在计量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短时间内有效跨过理论学习和应用之间的鸿沟，一直是困扰计量经济学教学者的难题。
当前，计量经济学教学工作者对本科生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做出了充分的尝试，但对硕士研究生，尤其是非数量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建议和实践仍显不足。本文笔者结合实际教学经验，采用调查数据分析方法提出了硕士研究生计量经济学课程“三位一体”教学体系，以期能够为硕士研究生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一、硕士研究生学习计量经济学的优势和劣势
笔者对所在学校非数量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计量经济学的学习情况进行了调查，共发出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69份。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对硕士研究生学习计量经济学所具备的优势与劣势具有清晰地认识，使课程体系的设计更具针对性。
1.本科背景的差异增加了课程设计的难度。一些研究生所学专业与本科专业不同，还有一些学生的本科专业属于理工科。一些学生在本科阶段学习过计量经济学，而一些学生在本科阶段从未接触过计量经济学。在笔者所进行的调查中，23.04%的学生选择了与本科不相同的专业，有47%的学生在本科阶段学习过计量经济学。本科背景的差异导致计量经济学知识点的接受程度不同，增加了课程设计的难度。
2.对计量经济学课程的重要性具有较强的认识。在全部调查样本中，认为计量经济学对做学术研究重要的比例达92.41%，导师向学生强调过学习计量经济学重要性的比例达78.75%。因此，与本科生相比，硕士研究生对计量经济学学习的必要性具有更强的认知，学习动机更加强烈。
3.扎实的数学基础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计量理论。硕士研究生大多经过了研究生考试的洗礼，对于数学知识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数学知识储备较好。调查问卷中近60%的学生认为数学知识并不是理解计量方法过程中的关键性阻碍。硕士研究生所具备的扎实数学基础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计量理论，为计量理论的深入讲解提供了可行性。
二、硕士研究生计量经济学课堂需求分析
为了更好地提出教学改革建议，笔者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三个问题了解学生的课堂需求，具体问题和选项如下表所示。
对于第一个问题，三个选择的分布比例分别为86.38%、4.90%和8.72%，因此在授课方式的选择上，依然应以教师的讲授为主，这主要是由计量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特点所决定的。由于计量经济学是交叉学科，内容具有一定的深度，仅依靠学生的分组讨论和自学无法达到准确理解的目标。
对于第二个问题，四个选项的分布比例分别为11.38%、48.78%、14.36%和29.27%。计量理论依然是学生在计量经济学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但理论的推导并不是学生关注的焦点，学生更关心计量理论所体现的思想，因此计量经济学的讲授应避免陷入单纯理论推导的境地，重点应在计量理论所体现的现实含义上。计量软件的操作在重要性的排名中居于第二位，主要原因在于计量经济学的学习以应用为目标，熟练的软件操作则是应用的前提。计量案例在重要性的排名上处于最后一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案例不重要，当我们转向第三个问题时，发现对案例的需求主要体现在与本专业相关的案例上，因此结合学生专业背景，采用恰当的案例是调动学生学习计量经济学兴趣的有效方法。
三、“三位一体”教学体系的构建
1.以与专业相关的案例为引导，强化计量经济学学习的目的性。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的问题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和更强烈的兴趣。这就要求在课程设计中需要寻找与学生专业相符合的恰当案例，并提出与计量经济学知识点相关的问题。比如，案例中应该建立怎样的模型进行分析，模型中的参数如何获得，参数的可靠程度是怎样的，所建立模型是否恰当，有没有更好的模型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等等。让学生带着问题学习相关的计量知识点，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以与学生专业相关的案例为引导会增加学生学习计量方法的目的性，加深计量方法在其专业方向中应用的直观感受。
2.以计量理论所体现的思想为支撑，掌握计量方法的基本分析脉络。计量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参数估计、估计量的性质以及假设检验三个部分。在非数量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课程中参数估计方法主要涉及最小二乘法和极大似然法，估计量的性质主要涉及高斯马尔可夫定理和极大似然估计量的性质，假设检验主要涉及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和模型整体显著性检验，对这些理论理解的透彻与否直接决定了能否自如地把握和运用形式更加复杂的计量模型，因此，适当的理论推导是必要的。同时，相对于本科生而言，硕士研究生具有更好的数学知识储备，对推导中所遇到的技术难点更容易理解和突破，但需要注意的是，计量理论的讲授应避免为推导而推导，重点应在于深入讲解每个理论的现实含义。
3.以实验结果的解读为主线，搭建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对于非数量经济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来说，恰当、准确地应用计量模型解决实际问题是学习计量经济学真正的目标，这就要求将计量理论与实际的软件操作相结合，对模型的各种输出结果进行解读，使学生真正理解理论与实际之间的联系，培养学生用计量方法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因此，与理论同步开展计量软件的实验课程是不可少的内容。在提出能够调动学生学习兴趣的案例，并对案例中所涉及的计量理论进行推导后，需要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给出案例的计量结果展示，涉及计量软件的介绍、数据的查找、解读基本计量模型的结果、检验基本模型存在的问题等，对基本模型加以改进直至找到理想的模型、采用理想的模型进行预测和结构性分析等内容。实验结果的解读能够真真切切地提升学生的计量建模能力。
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被定为财经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21世纪初，教育部把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程。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相互依存、互为基础，两者并不存在对立的关系，只是针对的研究领域不同，所用方法等都差不多。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科基础课，微观经济学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学好该课程将为以后学习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后续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微观经济学课程设置的目的就是在学生了解、认识和掌握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培养和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经济领域相关问题的能力。
当前微观经济学在教学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授课教师的缺乏和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大，一般都采取大班的教学模式，课堂纪律难以保证，师生互动很难开展。第二，微观经济学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广泛，教学任务繁重，部分老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整个课堂就是在“灌”⑴。第三，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重理论轻实践。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光死记硬背一些结论，并做一些与理论相关的题目,但对这些理论到底是干什么的、在现实生活中有何作用、如何利用这些理论解决现实问题，学生却甚少关心，更不用说弄清楚。“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不仅要让学生“知其然”，也要让学生“知其所以然”，更重的是让学生明白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运用等。第四，部分年轻老师注重理论模型的推导，数学化严重，大大降低了学生的可接受度,进而使学生失去学习兴趣积极性。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课程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的提升，本文从改革课程教学模式入手探讨改革对策，以期提升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1现有课程教学模式存在的不足
第一，教学内容多，课时偏少。微观经济学需要讲授的内容特别多。目前很多本科院校都以高鸿业的《微观经济学》作为教学用书，该教材共有十一章，涉及的内容包括需求、供给和均衡理论，效用论，生产论，成本论，市场结构论等,教师很难在规定的50个(左右）课时之内完成教学任务。
第二，理论性强，学生学习积极性弱。微观经济学主要是对流行于西方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原理的介绍，理论性非常强，难免会有些枯燥。并且，现在讲授经济学的基本上都是年轻老师，缺少实践经验，对一些经济问题、经济现象缺乏深刻理解，讲起理论来自身都感觉空对空,没什么依托，底气不足。学生的主要精力也放在了看课件和记笔记上面，很少联系实际。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学生感觉枯燥乏味，丧
失了学习积极性，教师的教学热情反过来也受到了打击，教学陷入了恶性循环。
第三，研究方法多而杂。研究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很多，经常采用的有均衡分析法、边际分析法、静态分析法和数学方法等。但在运用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方法都能被学生所接受。像有些数学模型，数学基础不是很好的学生就难以接受。因此，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很重要。
第四，教材的选用存在问题。国内高校使用的教材五花八门，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原版的《微观经济学》，主要阐述流行于西方国家的一些经济学思想，为西方学者所写，更有权威性；第二类是中国学者根据自身对经济学思想的理解并综合中国的实情编写的教材，这些教材在国内得到大多数的认可并运用；第三类是照抄别人的教材而组编形成的教材，编者对研究一些经济学理论的假设前提、经济学思想的理解并不是很透彻，易误导学生，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教材质量层次比较低。
第五，考试方法单一。选择什么样的考试方式关系到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目前微观经济学课程的考试方式主要以闭卷考试为主。微观经济学课程最终的教学目标是学以致用,现有的理论闭卷考核方式不能真正考核到学生对课程的理解和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情况。
2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对策
第一，调整教学班级的人数规模，班人数控制在50人左右，这有利于促进师生互动;课堂交流中，学生可自由提问、自由发表观点，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当然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教师上课前要充分备课，吃透教材，吃透所要讲授的理论，才能在交流中游刃有余。
第二，教师应首先把理论讲透，再联系实际情况帮助学生理解那些枯燥的理论。微观经济学是一门很贴近生活的科学，对消费者、生产者和商品价格等进行研究，其实就是对日常经常经历的事情进行讨论。比如，物品的价格是由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的，当一方发生变化时，就会影响价格的波动。教师可联系实际生活，如夏天热就会引起对冷饮的需求增加，从而引导学生思考:需求发生变化时会影响价格的波动，那么需求是增加还是减少了？影响需求增减的因素有哪些呢？商品的价格、收入、偏好、预期等等是属于什么因素呢？
第三,建立适当的数学模型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某些经济学理论。通过建立模型，可把一些次要、粗糖的东西去掉，留下一些能反映事物本质的东西，有利于更好地了解事物的前因后果。现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具体化数量化，而数学模型的建立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经济学中有很多数量方面的关系，有时候数学模型可以帮我们清楚地了解这些数量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它们的真实存在性。但数学模型的建立也要适当，对数学基础好的班级可适当多讲一些。
第四,教师应尽量采用双语教学。目前一些比较好的微观经济学教材都是外国人写的，很多原著都是英文版。有的用英译过来的教材，有的用国内学者组编的教材。由于翻译上的习惯和文化差异使得那些非原版教材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经济学的原始概念，而这种原始概念更能体现经济学的精髓，因此教师应该尽量采用双语教学，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和表达经济学的一些思想。
第五，建立更科学的考核体系。以高鸿业的《微观经济学》版本为例，章节内容非常多，48个课时连课程内容都讲不完，根本没时间复习，有时学生学了前面的忘了后面的，仅通过闭卷考试很难掌握学生的真实学习情况。应该建立更科学合理的考核体系，如可以把闭卷考试和平时的案例分析、课堂讨论和期中测试等结合起来对学生进行考核。
3结语
关键词：经济学基础；需求价格弹性；案例教学法；薄利多销
《经济学基础》作为高职教育中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主要介绍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它既赞美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效率优势，也无情地剖析市场机制在不少领域资源配置上的诸多缺陷。这门课程包括对家庭、厂商和市场合理配置经济资源的微观经济学和对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中充分利用经济资源的宏观经济学两个部分。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可以使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有所了解，并能够运用这些理论分析现实经济问题，为其他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的学习奠定基础。
在高职《经济学基础》的教学中，笔者了解到学生普遍反映经济学原理过于抽象、难理解、数理要求高，课程章节之间存在密切的逻辑联系。如果学生在课程前面的章节没有听懂，则后面的章节根本无法掌握。高职院校的学生由于数学基础差、文化基础知识相对薄弱、缺乏社会经验，理解经济学原理困难重重，“填鸭式”的灌输、一味地讲理论、画图表、推导公式的教学方法很容易使学生对这门课程产生乏味、枯燥、难学的印象，甚至产生厌学心理。因此，在教学中，应围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不断探究行之有效的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的教学方法，使高职学生进入到经济角色中，使他们成为消费行为、生产行为的“选择”“决策”主体，这样才能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引发学生深入思考，并了解知识的前因后果，融会贯通，有利于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和经济意识。笔者经过教学实践中的不断探索，认为案例教学法可以将理论性和逻辑性很强的经济学原理、方法与具体的社会经济现象和社会经济行为联系起来。通过精选与教学内容吻合并富有真实性和趣味性的案例，不仅使学生获得了经济学知识，还获得了思维方法，达到学以致用。案例教学法既注重了学生能力的培养，又转变了他们厌学的心理，使得课堂给他们带来了精神的愉悦和情感的体验。
在《经济学基础》课程中，首先接触到的是需求和供给，需求价格弹性便是其中重要的经济学原理。本文以需求价格弹性的讲解为例讨论案例教学法在《经济学基础》教学中的应用，归纳案例教学法有如下几个要点。
一、案例导入
每逢节假日或是商场超市周年庆期间，商品打折的消息大大吸引了消费者的眼球。其中，打折的绝大多数商品属于奢侈品（不一定属于非常高端的奢侈品，只是相对于生活必需品而言），而像油盐酱醋等生活必需品却很少打折，产生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怎样用经济学的原理解释呢？教师通过引入与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实例，使得学生怀揣着疑问，去探究案例背后隐藏的经济学理论。
二、介绍基本概念
需求价格弹性，是指需求量变动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即商品的需求量变动的比率和价格变动的比率的比值。需求价格弹性的大小可以用弹性系数来表示，即需求弹性系数=需求量变动百分比/价格变动百分比。如果以Ed代表需求弹性系数，P代表商品价格，Q代表商品需求量，P/P代表价格变动的比率，Q/Q代表需求量变动的比率，则计算公式为Ed=（Q/Q）/（P/P）（公式1）
此时，教师可以通过计算加深学生对公式的理解。例如：商场在元旦期间对某品牌服装进行打折促销，其价格从500元下降到400元，需求量就从200件增加到500件，求该商品的需求弹性。将数字代入到公式1中，可以得出Ed=（300/200）/（-100/500）=-7.5所求结果表明，该品牌服装的价格下降1%，需求量会增加7.5%，即需求量的变动是价格变动的7.5倍。由于正常商品的需求量一般与其价格呈反方向变动，所以需求价格弹性一般是一个负数。例题中，该品牌服装的需求量对价格的反应非常灵敏，降价可以极大地刺激消费者的需求量，其需求价格弹性的绝对值大于1，我们将其称作需求富有弹性。相反，油盐酱醋属于生活必需品，人们并不能因为食盐价格的下降而过多消费食盐，需求量对价格的反应不灵敏，其需求价格弹性的绝对值小于1，我们将其称作需求缺乏弹性。至此，案例导入中的疑问得出了答案。
三、引入经典案例
教师在针对需求价格弹性的讲解过程中，可以引入“薄利多销”的案例。薄利多销是指低价、低利以扩大销售、获取更多收益的策略。此处涉及几个因素：总收益TR、价格P和销售量Q。总收益的大小取决于商品需求量或销售量与价格两个因素，即：TR=P×Q。根据需求定理，需求量与价格成反方向变动，即价格下降时，需求量增加；反之，价格上升时，需求量会减少。所以价格变动时，厂商的总收益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就取决于商品需求价格弹性的大小。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奢侈品，如汽车、珠宝、出境旅游等属于需求富有弹性的商品，其价格下降时，需求量以及销售量增加的幅度大于价格下降的幅度。教师不妨以出境旅游作为“薄利多销”的典型案例，案例可以作如下描述：每年的12月份，都是一年中旅游最淡的季节，旅游报价基本达到全年最低。不少年假还未休完的白领忙着拼假出游，其中前往东南亚一带的出境游报价降幅达4成，受到不少市民的青睐。已知从南京出发的“曼谷-芭提雅5晚6日游”旅游旺季报价为4000元，降价后的报价为2400元，该产品上线后咨询量逐渐攀升，预订人数由20人/天增加到40人/天。在旅客享受到较高的性价比的同时，旅行社是否实现了薄利多销呢？
思路一：假设旺季总收益为TR1，淡季降价后总收益为TR2，则TR1=P1×Q1=4000×20=80000元，TR2=P2×Q2=2400×40=96000元，由于TR1
思路二：在学生通过计算思考的同时，教师也可以借助右图进一步说明。
在右图中，D是出境旅游的需求曲线。当出境游价格为P1时，销售量为Q1，此时总收益TR1=P1×Q1即图中矩形OP1AQ1的面积。如果价格下降到P2，销售量增加为Q2，总收益TR2=P2×Q2即图中矩形OP2BQ2的面积。很显然，图中矩形OP1AQ1的面积小于矩形OP2BQ2的面积，即TR1
四、案例学习延伸
教师通过案例的学习，增强了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程度，但是，对于需求富有弹性的高档消费品而言，“薄利多销”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教师不妨引用现实中反面的例证，有必要将案例进行相应的科学合理的延伸，以拓宽学生的经济学思维。例如，钢笔中的贵族“派克”向来以优异的质量和昂贵的价格跻身于高档消费品之列。1982年，为了回避与克罗斯公司的正面竞争，派克公司决定转而经营3美元以下的钢笔。公司总经理预测这样一定会极大地带动市场需求，刺激消费者购买。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派克钢笔的销量不断下滑，最后降到了对手销量的50%，并最终导致派克被吉列特文具集团收购。派克钢笔失败的案例源于何处？此时，教师需要引导学生跳出经济学的范畴，从社会学、心理学及消费者行为学的角度去思考。对于消费者来说，派克钢笔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让人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它的大幅降价不但不能有效地提高销量，反而会损害品牌形象和价值，从而影响长期销售。
这个案例的延伸，不仅让学生对“薄利多销”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还认识到经济学与社会学、心理学及消费者行为学等诸多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学好其他社会科学会为学好经济学奠定坚实的社会理论基础。为此，在《经济学基础》课程的讲授中，教师有必要加大在其他社会学科知识领域的涉猎和延伸，以帮助学生以一个更加广阔的视角去认识和学习经济学，并结合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去探究经济学的奥妙。
五、课后练习巩固
通过课堂上的公式计算、图形分析以及真实生动的案例，学生初步理解了需求价格弹性的相关概念，也初步具备了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经济现象的能力。高职教学“以就业为导向”的理念，要求学生通过社会实践将知识转化成技术，为此，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为学生设置案例分析及相关形式的课后作业，以巩固在课堂上所获取的知识。以需求价格弹性这一课题为例，可以设置类似的作业：希望学生到相片冲洗店及复印社进行实地考察，并思考需求价格弹性在上述两种店铺定价中的应用是否属于“薄利多销”，并举例说明。
本文以通过“薄利多销”学习需求价格弹性为例介绍了案例教学法在高职经济学基础教学中的应用步骤：案例导入、介绍基本概念、引入经典案例、案例学习延伸、课后练习巩固。通过上述五个环节，不仅有效地增强了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程度，培养了学生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并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提升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实现了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梁小民.经济学基础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何璋.西方经济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遗传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
演化经济学是相对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不断成长起来的一种非主流的或者说是异端的研究范式之一。随着经济学各种范式的冲突和较量，1981年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出版了《演化经济学》，理查德・纳尔逊(R，Nelson)和悉尼・温特(S.Winter)1982年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引人注目地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诞生。㈣早在80年代以前，美国制度主义先驱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发表著名的学术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科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演化经济学”术语，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都从不同侧面指出经济学中演化分析的重要性。1991年《倾化经济学》杂志创刊，演化经济学著述日增。多普菲和福斯特等学者已出版了不少演化经济学的著述，大大推进了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在对新古典研究范式的理性一个人主义一均衡分析框架提出挑战的过程中，被认为异端的演化经济学的制度一历史一社会结构分析框架日益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分析方法，加上反主流的国际经济学改革运动的声浪也日益唱响，21世纪的经济学可能会从新古典经济学转向演化经济学，从而进行革命性变革。
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而且将成为各种异端的综合(贾根良语)。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本文主要从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论框架的形成及影响。
一、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特征
演化经济学是借鉴达尔文生物学的进化隐喻和拉马克的遗传变异学说，引进物理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经济社会系统形成、发展的动态演化和发展趋势的学科。广义来讲，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而狭义上的演化经济学指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演化思想的现代形态，主要包括变异、选择理论(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以非线性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演化理论(包括混沌理论等)和演化博弈论。演化经济学将技术变迁看作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制度创新核心为研究对象，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演化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某一变量或一组变量如何随历史而变化，如何在理论上理解所观察的变化背后的动态过程。特别是，可以通过解释它是如何达到当前状态来理解某一变量或系统的当前状态。这些变量或系统要经受某些随机变异或扰动，但也存在着对变异进行系统性筛选的机制。
纳尔逊总结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两个共同特征：(1)关注经济的动态过程，不仅要看到均衡，更为重要的是，要说明均衡是如何达到的；(2)承认“路径依赖”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演化经济理论假定，存在着强有力的惯性趋势，使选择过程中的幸存者得以保留。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也存在着持续引入新变异的力量。
二、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处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借助原子本体论和机械论隐喻，信奉决定论的哲学观，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导致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从此出发，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这种最优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识的创造、企业家的作用、技术变迁和主导部门重要性的变化等问题，将技术变迁视作与经济学家无关的黑箱，使对技术变迁的源泉、性质和过程等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纳尔逊、弗里曼、多西等人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既借用生物进化的隐喻，又借用现代宇宙理论、量子力学理论以及混沌理论等，对经济系统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与生物自然选择过程类比，试图对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其基本的思路是：将技术变迁视作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研究对象，坚持从演化的、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而言，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being)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学，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
演化经济学在对事实评价时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学范式的内核)与古典经济学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演化对均衡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是不对称的，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的不可逆性极为类似，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随时间的推移而创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认为，个人或组织等行为者的目前行动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未来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路径产生重大影响。时间不可逆、结构转变和过程与滞后概念密切相关。即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虽然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已经消失，系统也不会完全回到最初状态，这是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组织而言，新古典经济学重视企业平衡状态的研究，而轻视达到均衡的过程研究。演化经济学假定企业的决策是连续的，每个企业决策时充分考虑未来的预期及其竞争对手的策略行为。“路径依赖”说明锁定效应和次优行为可以持久存在。历史突出了经济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满意对最优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在原子论和机械力学基础上，在假定经济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状态下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环境控制下的最优控制和最优路径。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由于认识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预见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础上的理性人假设脱离了社会现实。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为基本思想，强调经济变迁的动态过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奇在行为主义企业理论中的满意假说，指出最优难以实现，均衡只是暂时的。经济系统向着均衡靠拢，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达或渐近哪一种均衡依赖于进化的路径。
演化经济学非常强调随机因素对经济社会系统及经济人的影响作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即使不存在不确定因素，因其是以随机变量的形式出现在数学方程内，并给定随机变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优化行为。而演化经济学认为，随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决策和搜寻革新过程中，这种不确定性使长期最优化决策难以实现，进化过程的长期趋势难以预测。
理性与有限理性，最优与满意，它们成为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深受物理学的影响，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它们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尽管凯恩斯从非均衡思想出发，从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通过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并对均衡思想有所冲击。然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使微观与宏观对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内进行分析。后凯恩斯主义尽管从非均衡、动态、关注制度文化角度来分析经济过程，但主流经济学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分析体系。
20世纪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们在主流经济体系之外发展经济演化理论。从亚当・斯密、马歇尔、熊彼特、凡勃伦、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变中可看出，经济学正在进行着从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变迁。这种变迁折射着两种思想交锋的历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模式的超越。总之，经济学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精髓是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这是对演化经济学不确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假说的最好概括。
(三)多样性对同质性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由于“新奇”创生而形成的多样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关注超经济人的个体群思考。与个体群思考相对立，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使用类型学思考的方法。类型学思考是把所有的变异都看作是对理想类型的偏离，看作是由于暂时的干涉力量所导致的畸变。所以，为了集中在现象真实的本质上，类型学思考就把基本类型和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看作是某种可以忽视的东西。在个体群思考中，多样性并不是把基础性的实在隐藏起来的“干涉并发症”，而是基础性的实在本身，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可见，演化经济学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行为的群体之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新奇”创生和创新过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经济社会系统演变的科学，必须具备一个分析问题的中心线索，即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它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的局限性，认为在经济变化的过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即“新奇”的创生)是关键因素，是经济变迁过程的内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经济学在其理论体系中抓住了“新奇”对经济系统的关键意义，认为在经济学中， “新奇”就是新的行动可能性的发现，它是人类创造性的结果。如果新的行动可能被采纳，那么这种行动就被称为创新。贾根良总结指出，“新奇”创生的内生化，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现及创新的重要作用成为其理论框架的基石。
演化经济学借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隐喻，通过运用“缘由”来解释一切物质和能量转换过程中必然牵涉到的机制，认为一切事件或现象都有其“缘由”，每一“缘由”则产生一个结果。与达尔文对生物演化的解释一样，有关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必然涉及到三种机制：遗传机制、变异机制和选择机制。在这些机制的相互作用下，在遗传基础上进行变异以适应新环境，此即为“达尔文进化”。Hodgson(1997)对凡勃伦在经济学领域应用三种机制的总结中指出：(1)遗传(承袭)机制。演化主体存在一些遗传性或延续性准则，总是受到遗传机制的影响。以此为立足点，以保证不同后代个体虽然不尽相似，但他们都在某些方面与其前代相似。(2)变异机制。受初始条件区别的影响，完全复制自身是不可能的，持续性变异广泛存在于一个群体的不同成员之间。(3)自然选择机制。在承袭和变异机制共同作用的基础上，选择机制决定了最终的演变方向。自然选择机制通过更适机体后代数量增长和变异或基因整合帮助机体获得存活优势两种途径发生作用。
(一)基因类比物及遗传机制
社会经济系统如同生物演化，会产生如同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运行。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基因”类比物(或选择单位)是什么?霍奇逊总结了经济学中的诸多“基因类比物”，如人类习惯(凡勃伦)、个人(马尔萨斯)、组织惯例(纳尔逊和温特)、社会制度，乃至整个经济系统(Hodgson)。在对这些不同的类比物进行考察之后，霍奇逊提出，考虑到它的性质具有相对稳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应当被采纳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实体单位。大多数现代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或组织具备选择单位的条件。
选择单位作为一种实体，它们被选择的特征历时要足够稳定，以保持定义这个群体的实体的同一性。经济方面，选择单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产方法制造某种系列产品的特定的企业组织。而选择环境独立于实体，这是对各种实体进行评估，并把选择特征转化为选择优势的框架。凡勃伦认为，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制度上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制度和惯例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因此，可以历时传递其重要特征，它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扮演着生物学中基因进化的作用。纳尔逊和温特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讨论了类似于基因的“个人技巧”与“企业惯例”的作用，即遗传机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个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在行为正常发生的情况下，行为相对于它的目标来说，通常是有效的。企业惯例是企业的组织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业运转离不开惯例，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惯例在企业中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论中所起的作用。惯例包括企业的各种特点，如生产技术、投资政策、产品组合策略等。在任何时候，一个企业的惯例界定一系列函数，它们决定一个企业所做的事情是各种外在和内在变量的函数，具有好惯例的企业或组织就可能在一个行业或群体中变得日益重要。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个人的行为。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不过，惯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达尔文主义基因，它具有学习效应的获得性遗传特征，因而可以说是拉马克式的基因。但总体上看，它们都是广义的达尔文主义的基因。
(二)变异机制或“新奇”性创造
变异原则强调种类和多样性的作用，有时等同于已有特征的变化，即系统内“新奇”事物的创造。
在把演化作为重要特征的生物学、语言学或经济学等学科中，在某一时间和地点所观察到的事物都必须被解释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演化过程中的转变。这一过程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历史性，另一个是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关于连续变迁端在何处这个问题，熊彼特曾经指出，经济变迁可以被解释为主要的“从经济内部”产生的。“如果演化被定义为可观察的系统历时地自我转变，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自我转变呢?自由能的获得是必要条件，一个充分条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坚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新奇的创生，这在出现后，会通过系统或系统的某些组成部分进行扩散。在经济学中，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有关这种新奇的消息可能会传播，或者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某种新认识到行动可能性被接受，所产生的行动就被称为创新”。
“新奇”创生机制所研究的问题是“新奇”为什么和怎样被创造。就“新奇”为什么被创造而言，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但一种更系统和更完备的知识理论仍有待于创造。“新奇”创生是现有要素重新组合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怎样和在什么地方搜寻新知识，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知道什么和他们从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术或制度等发展路径都具有同样被探索的机会，“新奇”的创生必定是路径依赖的。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需要搜寻新的生产技术和惯例。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技术和惯例。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而且，创新改变原有的惯例，使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但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非创新者可以进行创新或模仿，后来者可逐渐赶上先进者，先进者会逐渐失去自己的优势。
熊彼特曾对创新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质，强调非均衡和质变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即“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进化理论。纳谢德・福布斯和戴维・韦尔德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企业的成功案例为例，指出了如果发展中国家注重学习，注重创新，努力提高自身技术能力，提升价值链，成为一个高效率的追随者，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实现其核心目标――价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为――由追随者成为领先者。贾根良教授认为，从追随者到领先者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来说，通过一个怎样的过程，他们才能实现自主创新并成为技术的领先者呢?通过比较韩国、印度、巴西、坦桑尼亚、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案例，并对不同环境和不同产业中多样化的成功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为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盛昭瀚(2002)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认为演化模型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分析工具，并认为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理论基础，国家创新体系要协调好公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关系，要注重学习过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体的时间、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这些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变异和创新机制的运作，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佐证。
(三)选择机制及演化路径
选择和评价机制是复杂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如何寻求和确定进化道路的机制。它包括系统的生存价值选择、信息价值评价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这是进一步实现系统进化的动力学问题。
选择机制研究变异或“新奇”在经济系统中为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被传播。按照凡勃伦的看法，制度是人类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所以，变异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出现。他通过“缘由累积进程”来解释选择过程的重要性，认为“习俗、惯例的累积性发展是对传统的选择性适应的结果”；任何习俗、惯例与行为方式都受选择机制的影响，而与变化了的环境要求相一致的程度，则是检验其存活适应性的标准。按照个体群思考方法，一个个体对创新者是模仿还是反对，受群体成员选择的影响。选择过程将出现两个方向： (1)创新被旧的惯例扼杀。 (2)在自增强作用的影响下，创新被采用并向外扩散。纳尔逊认为，企业在面临环境变化且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时，企业要进行选择。选择的环境包括外部环境(如产品需求、要素供给、价格等市场环境)和内部环境(如创新引起的变化等)。
纳尔逊和温特强调惯例、搜寻、创新和选择环境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经济演化过程是一种惯例的学习过程。惯例是一种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是一种程序化的、说不出来的知识，且往往是自动进行的选择，它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达尔文的遗传机制、“新奇”创生机制和选择机制是演化经济学类比和隐喻的基础，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经济学的历史很短，只有二百多年。1776年，被称为“经济学之父”的英国人亚当·斯密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俗称《国富论》）是公认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标志着经济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此后，经济学历久不衰，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甚至被称为所有社会科学的“皇后”，被誉为“经邦济世”之学，日益成为最耀眼的显学。在我国，在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我国对经济学的认识主要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学术研究及教育以计划经济和政治经济学为主。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我国高校开始了西方经济学的教育。迄今为止，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得到了迅猛发展，经济学的课程设置逐渐与西方接轨，甚至很多院校使用的几乎是和欧美国家同步的英文原版教科书。大量西方经济学普及性的经典教科书进入中国高校，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多恩·布什和费舍尔的《宏观经济学》等。
据有关统计数据，截止到2008年底，我国高校经济学专任教师数为70 554人，几乎占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人员总数的1/7。全国仅开设“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的院校就有509所。另外，沈阳药科大学开设“国际经济与贸易（医药）”专业，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开设“国际经济与贸易（文）”专业，东北电力大学开设“经济学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上海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开设“国际经济与贸易（英语）”专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开设“国际经济与贸易（物流管理方向）”和“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新闻方向）”专业等。这些都为我国经济学教育的推广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在我国的134所医药院校（其中77所为大学或专门学院，57所为专科学校）里，很大一部分也开设有经济学专业。比如广州中医药大学设经济与管理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设经贸管理学院、南方医科大学设经济学（卫生经济方向）本科专业、广东药学院设医药商学院、中国药科大学设国际医药商学院等。其中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甚至设有经济学（药物经济学）博士、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从2007年起开始招收研究生。医药类高等院校里的经济学教育，一方面是整个经济学教育里的一部分，与其他院校的经济学教育有共性的一面，比如核心课程基本类似等等；另一方面也有医药类高等院校的特色，具有自己个性的一面，比如在经济学专业中开设一些医药类课程等等。
一、我国医药类高等院校经济学教育的常见问题
从目前看来，我国医药类高等院校里的经济学教育，存在着下面的一些问题：
（1）经济学教育的边缘化问题。在医药类高等院校里，学科专业设置以医药类为主，经济学专业大多是新设置的学科和专业，发展基础比较弱，发展条件比较差，有被边缘化的倾向。在师资建设、经费扶持、设备购置、职称评定、学术交流等方面，与医药类专业相比，经济学专业得到的关注比较少，发展比较慢，影响了经济学学科专业的建设和发展。
（2）经济学教育的“浅化”问题。在医药类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教学中，开设了相当一部分的医药类课程。这一方面固然可以使得学生的培养有“综合化”和“特色化”的优势，但是，由于学习时间有限，医药类课程的开设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经济类课程的安排，造成经济类课程的缩减或“浅化”，影响经济学课程的系统化学习，从而影响经济学教育教学质量。
（3）经济学教育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经济学是与“衣食住行”“经国济世”联系很紧密的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目前，在许多高校里，经济学方面的师资力量很多是从学校（学习）到学校（执教），甚至是师兄毕业就成老师的“学院派”，根本就没有理论联系实践的经历和过程，在教学科研中也主要关注理论研究和数据分析。同时，目前高校中设有经济学教育实习基地的院校屈指可数，理论学习和生活实践严重脱节，造成学生对经济学学习的一知半解，严重影响教学效果和教育质量。
（4）经济学教育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在我国现行高校制度中，高校老师的福利待遇与其职称紧密挂钩。而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定考核标准，虽有一定的教学时数等方面的要求，但主要还是取决于学术研究水平而非教学效果及教学质量。在这种激励制度下，许多高校教师将主要精力用于科研而忽视教学工作，造成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影响了经济学教育的普及和推广。
二、西方经济学教育的不同模式
一般看来，西方国家的经济学教育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模式（许成钢，2002）：
（1 ）英国模式。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代表，注重培养天才，不注重训练，而是注重创造一种宽松和充满闲情逸致的学术环境，让天才脱颖而出。其培养的方法是师傅带徒弟的导师制，没有系统的课程。识别天才的方式不是考试，而是看人有没有能力和别人辩论，表达出新意。这种教育模式的优点是特别能识别天才，也产生了许多天才，如牛顿、凯恩斯都出自剑桥。缺点是，学生的质量很不稳定，学生好坏之间的差别很大。原因在于，大部分人不是天才，没有训练，水平就会很差，许多毕业生素质并不好。
（2）法国模式。强调系统训练。法国并非不要天才，而是寻找的方式完全不同，其数学训练非常强，用很严格的考试淘汰的办法来寻找最强者。强调训练，可以产生大批训练有素的人，这一批人都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但这种训练方法比较缺少观察能力和想象力，而经济学的发展很重要的是学者的直觉。在法国，那些在技术上缺乏能力的天才，可能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培养体系。比如科斯，在法国式的教育制度下，可能第一轮就被淘汰掉，不能生存。
（3）美国模式。当今学术上占优势的制度是美国顶尖学校经济系及个别欧洲的经济系的教育制度。它介于上述两种模式之间，一方面侧重系统的数学、理论、方法论的训练；同时也提供一系列的环境，刺激学生发展观察能力、创造力和批评能力。在美国，经济学本科教育定位是基础教育，以素质教育为根本目标。美国本科学生入校时不报专业，一二年级采取通识教育，二年级以后选口径宽的主修。主修经济学的本科生职业选择广泛，可以选择经济学、金融、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法律、国际关系，甚至新闻传播等等。同时，其经济学本科生课程少而精炼，核心课程一年级是经济学原理，二年级是中级宏观微观、计量经济学，三四年级选两门经济学专业领域课，如国际经济学、金融学等等。
三、 我国医药类高等院校有特色的经济学教育教学体系建设的改进建议
为实现我国医药类高等院校经济学教育的更好发展，参考西方经济学教育的不同模式，根据我国的国情，我们可以采用但不限于以下途径和措施：
（1）加强对经济学学科专业的重视。医药类高等院校中的经济学学科专业对医药类高等院校有良好的综合和促进作用。一方面加强了医药类专业的经济学思维，促进院校专业的综合化，另一方面，也促进了院校专业的特色化建设，毕业生就业率高，受社会和市场欢迎，整体提高院校的声誉和教育教学质量。为此，有关部门及院校自身都须加强对经济学学科专业的重视。特别是在师资建设、经费扶持、设备购置、职称评定、学术交流等方面，应给予经济学更多的关注，改善经济学发展基础弱、条件差的情况，促进经济学专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比如用比较优厚的条件吸引经济学方面的学科带头人任职；在职称评定指标方面，给予一定程度的倾斜或优先；采用“请进来”和“送出去”相结合的思路加强学术交流和师资培养等等。
（2）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定位的合理化。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非常重要，指导整个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我们要有合理化的人才培养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我国的教育方针是：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经济学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须遵循和贯彻国家教育方针。为此，我们的定位应该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努力提高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高素质的人才。
（3）科学合理制订培养方案，完善经济学教学计划，构建有医药特色的经济学教育教学体系。在培养方案方面，经济学本科人才的培养在保证基本规格的前提下，应该根据社会的需要来体现自己的特色，使得经济学人才具有多样性，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要特别注意人才培养的综合化、复合化。经济学本身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社会科学，对初学者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在课程体系的设计中，经济学本科生应学习一定数量的人文、自然和外语课程，具备经济学学习所必需的基础知识之后，再转入经济学专业课程的学习。另外，在合理系统地安排经济学课程学习和技能训练的同时，还应该设置一些其他院校没有，但在医药类院校非常核心和必要的一些医药类的课程，如中医学概论、西医学概论、药理学等，构建有医药特色的经济学教育教学体系。由于学习时间或学分要求的限制，对医药类课程的设置要合理适当，不能冲击经济学课程学习本身的系统性，造成本末倒置。
（4）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鼓励学生走向社会，教学相长。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应该抓住经济转轨所带来的契机，建立适合于中国的经济学教学体系，对中国转轨经济作出恰当的论断。中国经济学教学应该在介绍经济学基本理论、方法和问题的基础上，让学生理解中国经济的独特之处，了解各国经济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分析市场和政府各自作用的优势与局限性。为此，我们应该创造机会和条件并鼓励经济学教师参与实际业务部门实习，从而更多地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并在教学中进一步推广和完善。另外，也可以外聘一些专业理论水平较高的实际业务部门工作人员兼任高校教师，讲授应用性较强的实务课程，将最新的最实际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真正做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同时，学校要为学生创造一个进入社会的通道和途径，为实际进入社会之前提供一个“彩排”的机会，包括暑期社会调查和教学实习基地的建设等等，使学生在理解经济学原理的同时，更好地了解真实的社会。
（5）加强思维学习与技能学习的结合。基于中国的国情，我国企业在新进人才的培训方面还比较薄弱，因此，必须依赖高校设置一些具体的技能性课程用以培养学生技能，让学生觉得学以致用，促进和激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用人企业也不会认为我们的学生是高分低能，由此，学历的信号机制得以体现，并步入正常的良性循环。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尤其是在中国现在处于经济转轨阶段，诸多经济问题层出不穷。市场经济对人才的需求变化非常快，有很多时候需要你今天做这样，明天做那样，而且，大学毕业生在职业生涯中可能会经常变换工作，如此，则要求大学培养的学生不能是只掌握某门学科知识的专门人才，而必须掌握考虑问题的方法及分析问题的工具，以适应不断转换工作的需要，增强适应性和人才核心竞争力。事实上，“经济学”是由“问题——工具——理论”3个环节构成的完整“过程”。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只是特定的经济学家，面对特定的经济“问题”，运用特定的经济分析“工具”，得出的特定的逻辑结论。我们的经济学教学应该追求贯穿整个经济学“过程”的科学、务实、求真、质疑的精神，教学不能仅仅原封不动地教给学生一些简单的分析方法，一大堆模型，或一个个基本的原理，我们需要学生运用这些分析方法、模型或者基本原理对经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分析，给出一个既符合国际学术规范又符合实际的解释，并得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为此，我们的教学体系和课程安排中，就必须开设一些课程用以具体的专门技能的学习，比如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国际结算业务和国际贸易实务技能等等，同时又必须开设一些思想性、基本分析、工具性的课程，比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等。
参考文献：
[1]彭文平.21世纪经济学教育发展趋势[j].广州市经济管理干部 学院学报,2004(2).
[2]钱颖一.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3(3).
Abstract : Enterprise competence theory stems from strategic research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ism while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from mainstream economics. There has been held by competence theorists and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ts that both theories offer different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in enterprises such as existence ， bounderies and internal structure ， theven though they have little in common. A comparative review of them indicates that a new enterprise theory should be generated ， which ， including competence and governance ， may strengthen enterprises’adaptability and practicability.
一、企业能力理论框架
企业能力理论研究的重点包括竞争优势、企业边界、企业存在及内部组织，其关键概念有资源、惯例、能力、学习及有限理性等。
(一) 竞争优势
一般认为，企业能力理论是由彭罗斯于1959 年开创的。尽管他主要关注企业增长的极限，但是一些思想经过后来的企业能力理论学者进一步发挥并发展为一种企业竞争优势理论。他们将企业作为一束异质资源集合，尽管资源可以是企业内的任何资产，但是更多的兴趣却集中在企业内部可积累的资源，如惯例和能力，而不是那些在要素市场上可以购买得到的资源。惯例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它使得多个个体整合他们的专家知识(Grant ，1996) 。纳尔逊和温特(1997) 认为惯例是一种组织的技能，这是由于它们包含了一些在特定环境下对重复利用资源所必须的知识。这种知识是隐含的，惯例本身是部分隐含的(理查德·R·纳尔逊，悉尼·G·温特1997) 。这表明惯例具有保守的特征，但是企业经常面对原有惯例不能处理的情况，例如组织一项新的生产任务或承担组织重建、复制或更改现存惯例等，这要求在管理方面采取有意识的行动，这就是企业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在动态环境中具有可持续竞争优势是必要的。
因此，企业能力理论的竞争优势分析的基本贡献是对资源产生租金的条件分析，只有异质的、稀缺的、难以模仿的资源是企业产生租金的战略资产。
(二) 企业存在
企业能力理论认为，企业存在的原因不是从完全市场协调的原始状态出发，而是劳动分工的载体，即市场可以有效协调的可分离活动的创立。给定的知识分工和劳动分工条件下，当交易费用和组织费用为零时，市场和企业是等同的。但是，如果分工本身取决于组织结构，那么这个命题就不能成立。根据Kogut 和Zan2der (1992) ，企业由于具有“较高秩序的组织原则”的实体特征，能促进学习过程和达成协调，而这在市场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Grant (1996) 也指出，企业比市场更有效地开发和利用知识。Conner 和Prahalad (1996) 构建了一个典型的框架，他们论证了称之为知识替代和灵活性效应在科层比市场能更有效地产生。替代效应与指导有关，科层里上级拥有的知识至少部分替代下级拥有的知识，而灵活性效应是指在一个契约期里，员工之间的职责和任务是比较容易地变化。
总之，企业能力理论的观点是，企业存在的原因是由于基于知识的理由，而不是机会主义，企业比市场更有效地生产、储存和利用知识，特别是隐含知识，理性的人将预期基于知识的利益而选择组织形式。
(三) 企业边界
路径依赖和隐含知识是企业能力理论关于企业边界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其逻辑起点是企业规模的扩大是一个如何利用和协调生产性资源、花费时间的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产生了惯例和能力等隐含知识。当新员工进入时，这些惯例和能力可能会发生变化，然而知识的开发受强烈的惯性力量支配，这种力量规定了学习的范围(Dosi Winter and Teece 1992) 。这表明，企业活动的范围受到知识的限制，即路径依赖对企业边界的增长空间的限制。因此，多余的管理能力可能作为企业活动本身的副产品而产生，但它只能配置在紧密相关的产业，一般而言，企业可能回避那些要求不同能力的经营领域，需要这些能力的服务或产品是通过市场或企业之间合作而获取，要取决于这些活动的互补程度。当然，那些专用性强和具有战略意义的惯例和能力必须在企业内部开发，因为这些资产不能在市场上交易。
总之，在企业能力理论中，企业边界是由基于知识的变量决定的，知识资产是异质的，很难交易的，所以它只能在企业内部进行治理。同时，因机会主义带来的激励冲突是一个独立的问题，而不是企业存在或边界的根本原因之一。
(四) 内部组织
企业能力理论对内部组织理解完全不同于交易费用理论( Ghoshal and Moran ， 1996 ; Ghoshal ， Moran andAlmeida Costa ，1995) 。研究表明，大公司在内部组织的运作中本质上并没有使用组织经济学所暗含的控制和激励机制，而是努力构建作为协调装置的“分享氛围”，即内部制度环境，而且从根本上影响员工的价值观，有助于企业内部知识的开发和利用( Ghoshal ，Moran andAlmeida Costa ，1995) 。相比之下，交易费用经济学过度假设人性中的愤世嫉俗，因此不利于指导管理实践，并且不利于企业内部知识的开发和利用。
二、企业能力理论与交易费用理论之间的争论焦点
为了区分这两种理论，首先分析维度的差异。交易费用经济学本质上是从交易的角度集中分析激励治理问题，而企业能力理论关注解决问题的组织维度。西蒙是企业能力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研究强调认知，但是往往忽视潜在利益冲突、机会主义带来的治理问题。于是威廉姆森提醒我们，企业能力理论是一个善意合作者的“乌托邦”的观点。同时，我们可以发现组织本质上可以通过复杂的过程去实现复杂的任务，如生产飞机、鞋子、运输服务与商品等，他们做的好与不好的原因部分是源于激励安排问题。因此，交易费用经济学隐含的假设是组织以最优的形式天生拥有开展复杂任务的知识，而且这种知识本身不依赖于组织结构。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中的“乌托邦”里的成员自己不从事获取和利用这些知识，而是在他们成员之间从事欺骗、隐瞒、欺上瞒下的博弈。
显然，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两种理论能产生什么样有说服力的基本命题。在这方面，Foss 认为企业能力理论的一些组织命题能在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基础) 的框架里得到解释。但是，我们认为，企业能力理论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知识的积累和社会分布不能简单地还原为激励和产权配置。因为，两种理论之间存在以下重要争论:
(一) 认知
与交易费用经济学狭义的学习观点相比，企业能力理论的学习观点超越了信息处理和传统有限理性的局限，认为企业中的学习也是认知发展的社会过程，并且在此过程中产生甚至改变认知分类(Bandura ，1977 ;Dosi and Marengo ，1994 ;Penrose 1959) 。企业能力理论正在着手将认知观点整合到分析框架中，因此它更有可能形成对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挑战。
事实上，认知观点对理解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企业能力理论具有重要启示。例如我们可以思考在同一产业中竞争优势的分布，这很可能来自企业控制资源和管理者的认知，如关于资源如何配置，内部环境的要素应该如何分类。从认知观点出发，内部组织可以被理解为有不同认知分类带来的冲突和不一致，一个主要组织设计问题是建立一个共享的认知分类。因此，一方面，企业产权制度通过定义个人在企业中的社会关系和地位，从而影响认知分类的共享;另一方面，授权问题除了来自交易费用外(Miller ，1992) ，可能来自企业内认知的差异。当然，在实践中区分来自认知差异和来自机会主义的组织问题是有困难的。
(二) 机会主义
企业能力理论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差异在于企业能力理论不依赖于机会主义假设。交易费用经济学建立在这个假设上，没有这个概念，它就不能解释被观测到的经济组织。的确，这个假设已经很好服务于许多理论学者，一些新的观点也是建立在这个假设上，例如Hart (1995) 认为，如果没有激励冲突，最优产出总是能实现。但这要求经济学家抽象掉由于误解、交流费用、不同认知等带来的误配置，导致经济组织中的非激励冲突方面一直受到忽视。
威廉姆森是机会主义概念的首创者，他往往只将它与控制联系在一起。然而，相对于自利的假设而言，机会主义没有精确的定义。一些交易费用经济学家关注的是与机会主义无关的成本，如度量成本，交流成本，搜寻成本及储存、获取、处理信息的费用。事实上，许多经济组织并不依赖机会主义假设，企业中决策权的分配取决于那些具有重要决策隐含知识的人和沟通这些知识的成本。Wernerfelt (1997) 认为在市场、科层和中间组织的选择反映了协调成本的节约原则。对协调成本的强调自然适合企业能力理论，这是由于大量特定的隐含知识产生了沟通费用，从而产生了协调成本，这是解释企业能力理论关于企业边界的一种方法，有效的企业边界应该反映协调成本。
(三) 分析方法
正如威廉姆森所说的，企业能力理论具有很强操作性，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组织过程的理论。然而，定性理解组织形成、学习和适应性的过程是组织理论的核心挑战，它为比较静态的企业运行和动态组织创新建立重要联系。动态分析对交易费用经济学来说有一些困难，但是它应该成为重要的分析工具。因为:1.不同组织形式的比较评价应该考虑动态适应性;2. 对不同组织安排的竞争性动态选择并没有与交易费用经济学冲突，这将是交易费用经济学与企业能力理论富有成果的对话领域。
威廉姆森(2001) 提出了一个完全为了自身理论需要的、基于“可修复”的均衡设计方法，反对路径依赖，从而强化了其均衡理论。他的基本理念是现实可行的组织不一定要与不可行的理想组织比较，可观察到的组织是可行组织中的最优形式，因为所有可实现成本最小化的机会总是能得到利用。这种假设是令人可疑的，它将交易费用经济学带到盲目乐观的境地，认为人们总是活在最好的世界里。
三、两种理论互补的可能性
(一) 有限理性和学习
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是交易成本经济学所依赖的关键性行为假定(威廉姆森，2001 ，P313) 。但是其有限理性的含义是狭窄的，因为它仅仅作为一种对决策问题的限制。学习仅仅作为人力资产专用性的变化出现在交易费用经济学中，而学习过程本身并没得到应有的关注。企业能力理论相对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优势是，通过对研究活动提高有限理性的考察，清晰地处理了有限理性和学习。因此，企业的出现和变化以及企业产权制度演变，如果没有更高深的学习理论将变得难以理解。然而，交易费用经济学并非内生地丢掉学习和有限理性的一半内容，如“边干边学”要求涉及资产使用权，使用权越清晰就越容易监督，资产使用者的试错实验将越少，他们的学习将越受到限制。而事实上，实验是发现解决问题方法、提高理性程度(如发现最优活动秩序) 的一种重要途径。拥有剩余索取权的管理者能够在无需连续不断的契约谈判下实施可控的实验。同时，通过剩余索取权，管理者可以改变一些旨在产生技能、习惯、规范和其他共享知识类型的条件。这为交易费用经济学能更好地把握惯例和能力的产生过程提供了一种方法。
(二) 交易协调与解决问题的过程
交易活动是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位，在技术上可分的交易活动中不同治理结构的效率是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起点，而生产技术和劳动分工被假设为已经处在最优的方式。这个假设的隐含推论是组织仅仅完成协调任务，那些被协调的生产性知识是不依赖于组织安排的。
企业能力理论强调与此相反的观点，将解决问题作为其基本分析单位，认为组织首先是对解决生产性问题进行设计和实施，特定的组织安排是设计过程的必要部分，而且决定了解决方案的产生与实验。企业能力理论强调的多重均衡和路径依赖将削弱交易费用最小化的解释力:事实上，多样化的组织结构可能导致综合效率相似，但组织协调机制和解决问题能力不同，包括高效率解决问题能力、高交易费用的组织安排到低交易费用、低解决问题能力的组织安排。因此，最有可能而且几乎还完全没有开发的研究领域是两种理论在交易协调和解决问题的组织过程之间相互补充、平衡和演进。
(三) 解释企业:治理和能力
根据企业能力理论，企业边界应该根据知识资产的专用性和不可交易性来解释，如惯例和能力。Kogut和Zander (1992) 已经论述了最终将企业能力理论和组织经济学分开的是:企业能力理论更清晰地表示了生产性知识，这些知识是理解企业的关键，如隐含知识、技能。然而，它没有清楚地回答为什么企业内部的协调机制利用隐含知识和技能更有效。为了理解这点，可以利用产权理论观点，将这类知识与资产尤其是员工人力资本的价值特性的不完全确定产权联系起来。当签定一份关于知识的契约成本很高时，企业相对市场具有优势，它的产权制度允许它低成本利用隐含人力资本，这是由于员工与企业的结合使管理者可能获取员工真正技能的信息。另外，企业在执行契约的隐含内容(威廉姆森，2001) 如规范、惯例也是特别有效。
企业能力理论认为，企业存在的原因是与市场相比能更有效地生产、利用知识，尤其是隐含知识，而不是由于提供激励冲突的有效响应(Conner and Prahalad ，1996) 。问题是哈耶克认为市场也能有效地生产、利用知识。这并不否认企业能力理论对企业存在的解释，而是需要一种区分它们的理论，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市场有效利用知识，什么时候企业有效利用知识。然而，遗憾的是企业能力理论在这方面贡献很少，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启发下，这种区分理论转移到与生产活动协调有关的交易费用。因为企业可以减少签约、监督和实施成本，因此相对于同样团队的市场，生产团队可以获得更大的租金。
企业能力理论学者已经论证，建立一个共享文化背景和避免激励迟钝可以更好地理解企业内部组织( Ghoshal and Moran ，1996 ; Ghoshal ，Moran and Almeida -Costa 1995) 。这并不与交易费用经济学矛盾。如在产权理论中，一个共享的文化背景是指对许多资源的界定产权是不必要的，因为存在对产权配置和界定有共同的理解。更进一步，避免“迟钝激励”最近已经得到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关注。尤其是解释企业内部组织“低能激励”的特征时，认为一些重要活动的度量是花成本的，将明确的收入权与可度量的活动联系起来可能产生偏差，会忽略了那些很难度量但对企业又很重要的活动，尤其与知识有关的经济活动(如R&D) 。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这两种理论的不一致可能源自充分激励下的学习低效率，而不是完全解决问题能力下的不充分激励。具体来说，企业能力理论作出了零机会主义的假设，交易费用经济学作了同质解决问题能力的假设，两者结合的优势可以为经济组织如何综合能力和治理两者的关系、两者如何影响绩效等问题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综上所述，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企业能力理论呈现竞争补充关系，它们的差异化研究和整合工作仅仅处于起始阶段。威廉姆森曾经建议企业能力理论应该象交易费用经济学一样进一步精练其分析框架，而我们认为应该发展包括能力和治理在内的新一代企业理论，从而增强对现实世界中企业的解释力和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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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语言经济学视角下商务英语的生态位思考
91.《马氏文通》前西人的汉语量词研究——以《语言自迩集》为核心
92.从语言处理的复杂性与高效性看联结主义
93.认知能力和语言水平在隐喻理解中的作用——以概念与语言形式重合度不同的隐喻句为例
94.语言学习中的元认知研究述评
95.情绪与语言加工的相互作用
96.语言资源与语言经济研究
97.网络用语与语言规范
98.口译过程的两阶段解读——以一般语言理解和产出为参照
99.学术会议英语演讲语篇多模式语言符号意义构建
100.情感因素与第二语言习得
101.中国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
102.论国家语言认同与民族语言认同
103.语言竞争与语言和谐
104.语言和音乐:语言认知研究的新视角
105.论语言态度的三种表现
106.语言的定义
107.网络语言是一种社会方言
108.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二语习得模式研究——环境、学习者与语言的互动
109.双语者语言转换中非目标语言的加工机制
110.关于《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语言服务问题的观察与思考
111.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看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几个问题
112.英语口语能力描述语因子分析及能力等级划分——制定语言能力等级量表实证研究
113.遮蔽与澄明:语言经济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114.网络语言的语言价值和语言学价值
115.论“任意性原则”对语言系统的多维度诠释——索绪尔语言本体论研究
116.语言服务的概念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