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5 17:23:42
[关键词]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
[作者简介]黄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7―0089―04
一、引言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始终是人们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但是，在一切有利益追求的社会中，社会纠纷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荀子云：“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解，则不能无争。”(《荀子・礼论》)稳定的社会秩序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纠纷的产生与表现形式虽各有不同，但都是一定范围的社会主体之间丧失均衡关系的状态，它威胁着现实的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的发展。社会冲突与纠纷如果得不到有效、彻底的解决，人类社会就会处于不断内耗的无序状态，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为此，各国的相关部门都致力于完善纠纷解决机制，为公民提供有效和公平的纠纷解决途径，我国也不例外。2003年以来，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了我国改革和发展的目标。社会要稳定发展，人民要和谐相处，就得有高效和公正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近年来，国内外政治学界对中国纠纷解决情况的研究方兴未艾。学者们认为，透过中国的纠纷解决的制度和实际情况可以看到中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法制建设、现代化、公民社会兴起、经济发展状况等等问题。不少学者呼吁要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应对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同时，案件的飞速增长使得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纠纷的解决方式。现阶段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究竟对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有哪些实际效果?是否还需要进一步开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本文从大量调查结果对上述问题作浅显的分析。
二、理论背景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调整系统。所谓多元化是相对于单一性而言的，其意义在于避免把纠纷的解决单纯寄予某一种程序，如诉讼，并将其绝对化；主张以人类社会价值和手段的多元化为基本理念，不排除来自民间和社会的各种自发的或组织的力量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选择权)。有学者认为，从根源上看，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解决这些矛盾和纠纷的方式和途径也应当是多方面的和多渠道的。在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方式的功能严重失衡、诉讼解决机制具有局限性的情况下，建立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摈弃将权利意识等同于诉讼意识的偏见，实现诉讼内外的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相济、有机衔接与整合，将成为稳定社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秩序的必然。还有学者认为，20世纪以来，诉讼案件的大量积压是世界各国法院面临的严峻形势，而司法资源的相对不足使得不少国家在注重改革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都在积极探索调解、仲裁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由此形成。也有的学者认为，完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建立起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才能化解当前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而完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就应当完善人民调解制度、仲裁制度和制度。
关于如何有效解决日益增加的社会纠纷，现有的研究多数只停留在定性分析上，虽然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联系在理论阐述上比较清晰，但是实际效果是否真的如学者所想象的那样：国家多开辟几条纠纷解决途径就能够帮助百姓解决实际问题?在现阶段，法院和政府为了方便人们处理纠纷的确设计了多种渠道(包括、仲裁、行政诉讼、法院调解等等)，可是这些纠纷解决途径在实际运作中是否真的有效?多种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单位和机构之间是否权责分明、有机配合、互相协调?等等。如果忽视了这些问题，即使国家再多设计几种纠纷解决办法或多建立几条解决渠道都于事无补，社会并没有真正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中获益。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借助大规模社会调查收集上来的数据，分析探讨当事人所采用的纠纷解决办法的总数，以及其所要解决的纠纷类型是否真的对其纠纷解决的结果和满意程度有显著的影响。
三、资料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赖以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于2003年组织实施的“中国公民思想道德观念状况调查”。该调查旨在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思想道德观念、法律意识、维权行为方面的变化，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以及这些变化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该项调查的研究主体为居住在全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31个省、市、自治区有固定住所的18～65岁居民，包括离开户口所在地并且在现住地居住一个月以上的流动人口，共完成有效样本7，714份。问卷中的问题主要集中于纠纷及其解决的相关态度和行为。此项调查首次将空间抽样方法应用于国家范围的调查，因此将流动人口这一使用传统户籍为抽样基础而无法触及的人群包括进了总样本。
(二)相关结果分析
1．纠纷类型
根据受访人在过去的20年里所亲身经历过的民事、经济、行政纠纷的情况归纳，我们得知分别经历过三种纠纷的人数比例都没有超过10％，其中经历过民事纠纷的比例相对较高，而经历过经济纠纷和行政纠纷的人数比例则相差无几。考虑到有些人可能会经历过多种纠纷，因此我们又将全部有效样本进行了细分，结果发现，没有经过任何纠纷的人数占82.1％，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里，有17.9％的人曾经经历过民事、经济或行政纠纷，其中有2.5％的人曾经经历过两种以上的纠纷(详见表1)。
通过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发现居住在城市和农村的居民所经历过的某些具体的纠纷案例存在着一些差异，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知，过去20年来，农村居民经历过邻里纠纷的百分比高出城市居民一倍，而发生离婚纠纷的百分比则是城市居民的一半。在所经历过的经济纠纷方面，城乡居民之间的百分比差异并不太
明显。在行政纠纷方面，农村居民经历过的计划生育方面的纠纷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所经历的拆迁纠纷则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均表现出中国城乡居民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特点。
2．解决纠纷的办法
通过此次调查收集上来的数据表明，中国老百姓解决行政纠纷的主要途径是调解、找政府和上法院，这也是现有体制下比较常见的处理纠纷的三种办法。相比之下，找政府和上法院是比调解更为制度化、正式和规范的纠纷解决途径。调解主要是利用社会上的“关系”帮助调和具体的纠纷和矛盾。调查显示，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方式在我国被广泛运用，并作为一种制度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民众的社会价值观，“和为贵”在我国体现了传统儒家文化追求自然秩序和谐的理想。“调解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无讼’理想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传统的调解制度是儒家文化的产物。”西方学者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调解称为“时代的调解”，其特点是体现着政治化功能，渗透着斗争哲学理念，全面承担着社会调整职能，并且几乎不存在与之相对照的法律体系。在某种意义上，80年代以前我国社会调解的空前发达和成功，恰恰是法制不健全的产物和象征。这说明，在从农业化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现阶段，“关系”仍是中国老百姓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这使得“没有关系”的人客观上损失了解决纠纷的资源，主观上也减少了解决纠纷的信心。尽管90年代以来，我国法律专业化范围不断扩大，但是运用调解来解决法律问题仍然相当普遍。解决行政纠纷的行政途径指的是当事人通过直接找相关政府部门或行政机关比如办，按照相应的规章制度和程序来解决纠纷。这种方法的最大特点在于公民需要直接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法律方法解决行政纠纷是指公民上法院通过诉讼等司法程序来解决纠纷的办法。这种民告官解决行政纠纷的司法途径的确立，得益于1990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也进一步为公民借助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解决行政纠纷提供了法律保障。问卷还调查了受访人采取除了调解、行政办法和法律办法以外的其他办法去解决行政纠纷的问题，这些其他办法包括“双方直接协商解决”、“找新闻媒体反映”和“找人大代表反映”等等。
3．纠纷解决的结果
数据显示(表3)，虽然采取了措施解决纠纷，但是还有相当部分的民事和行政纠纷当事人没有解决纠纷。尤其是经济纠纷尚未有结果的人数比例高，超过了民事和行政纠纷近20个百分点。在民事纠纷方面，因双方各有让步而解决了纠纷的比例比较高。在经济纠纷方面，受访人赢了的比例高于另外两类纠纷中的同类情况；而在行政纠纷中，受访人输了的比例不仅在三类纠纷中最高，而且在行政纠纷的解决结果中也是最多的。行政纠纷的主体是政府(或其他行政部门)和普通公民，其特点在于公民在解决行政纠纷的过程当中需要跟比自己的个人力量强大得多的政府打交道。中国行政纠纷的常见类型是计划生育、收费收税和拆迁这类与平常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对于大部分公民而言，行政纠纷对他们的生活影响重大，因此，行政纠纷的解决结果和过程会影响甚至改变普通百姓对政府的认识、政治态度和今后类似情况下的行动选择。此次调查收集的数据表明，在行政纠纷解决的结果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公民“输了”是个有趣的现象，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4．对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度
从图1可以看出，人们对民事和经济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程度比较高，相比对行政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程度最低，有66.5％的人表示对行政纠纷的解决结果不太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人们对于行政纠纷解决结果满意度相对较低虽然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但是笔者认为这个现象值得仔细分析，这有可能需要从行政部门办事效率、干群关系和引起纠纷的具体政策问题人手分析。
四、实证结果
为了检验当事人采用的方法数和纠纷类型是否对其纠纷的解决结果有影响，以及当事人采用的方法数和纠纷类型是否对其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度有影响，本文专门设计了两个量化模型，采用定序回归(Ordinary Regression)方法分析，最终结果表明：(1)控制住户口类型、教育水平和年龄对于当事人纠纷解决结果的影响，方法数对纠纷解决结果的影响，只有在“没有结果”与“其他结果”之间、“双方各有让步”与“其他结果”之间，方法数造成的差异显著；除此之外的其他各种结果之间的对比当中，方法数带来的差异并不显著，也就是说方法数对于“我方输了”、“我方赢了”和“其他结果”的影响差异是不显著的；关于纠纷类型的影响，除了在“我方赢了”与“其他结果”的对比当中，民事纠纷比行政纠纷更容易造成负面影响之外，纠纷类型所造成的差异都不显著。(2)方法数、纠纷类型和教育水平、年龄组对于纠纷当事人对解决结果的满意度的作用并没有显著的统计意义。
五、结论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金融机构；金融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1-082-01
一、我国目前金融纠纷的解决突途径
随着近几年来我国金融业的飞速发展，消费者在参与金融活动的过程中与金融机构之间产生的纠纷数量剧增种类繁多。如何高效、合理的解决金融纠纷，保护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而我国目前处理金融消费纠纷的途径从总体上看主要包括媒体途径、政治途径、诉讼途径和途径等，金融机构本身并未为消费者解决纠纷提供有效的途径。
具体而言，我国目前的金融纠纷可细分为六种解决途径。一是金融消费者作为广义消费者的一个群体到消费者维权部门去投诉，如消费者权益协会；二是向专业的金融监管机构投诉，如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等部门都设立了专门处理投诉的部门。三是寻求专门的行业自律组织进行调解，比如在上海就有银行同业公会、证券同业公会、保险同业公会等。四是到专业的调解机构进行调解，如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五是以仲裁的方式来裁处纠纷。六是通过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来解决纠纷。目前法院的诉讼途径在金融纠纷的处理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是主要依靠诉讼解决金融纠纷并不是最佳的途径。在我国急需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因为法院是司法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化解金融纠纷方面，应该积极发挥包括调解、仲裁在内的多元化方式的作用。
二、我国建立金融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非诉讼解决机制（ADR），即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这一概念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原指21世纪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形式多样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在我国处理民事纠纷现已经广泛的运用了非诉解决机制，并且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在我国，建立非诉解决机制来处理金融纠纷不仅有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而且还有利于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纠纷处理方式相接轨。
（一）法院主导的金融纠纷诉讼解决机制存在局限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的方针的贯彻实施，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逐渐增强。我国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之前的纠纷主要是依靠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但是大量依靠诉讼这一单一的方式来化解金融纠纷是远远不能彻底的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
（二）非诉讼解决机制具有简易性、灵活性、经济性、快捷性、保密性等优势
非诉讼解决机制主要包括当事人直接协商解决、以金融监管部门为主导的化解、消费者协会的调解、金融各行业协会的调解、仲裁委员会的裁决。这些机制跟诉讼相比程序上的简易型、灵活性，有利于提高纠纷的解决效率，节约双方当事人的宝贵时间；成本上的经济性、快捷性，在节约社会司法资源的同时，也有利于双方当事人以最小的成本解决金融的纠纷特别是对于金融消费者一方；解决方式的保密性区别于大部分的公开审理的诉讼机制，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个人隐私和金融机构的商业秘密。
三、对我国构建非诉讼金融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
（一）金融机构内部应建立专业的纠纷解决机构
在金融纠纷的处理上，我认为应当根据纠纷的性质、内容、数额等方面的差异，具体分析选择施用不同的解决机制。通常情况下，金融消费者个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纠纷，内容比较简单，涉及的金钱数额较小，性质属于日常金融服务纠纷。此类纠纷就需要金融机构内部专业化的纠纷解决机构接受消费者的投诉，并代表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协商解决，不仅能够快速、高效的化解矛盾节约诉讼的成本，而且为消费者投诉维权开辟了内部渠道有利于保障金融机构信誉，得到消费者的信赖。
论文关键词：环境侵权 救济途径 个人环境权利
一、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困难重重
公民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应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新房家装，入住后家人身体不适，甚至影响到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是采用诉讼程序还是非诉方式解决问题?小区旁的高速公路整日整夜的噪声侵害了居民权益，是采取行政处理程序还是提起民事诉讼?各有什么优缺点?公民个人在环境侵权纠纷的合理及时解路上困难重重公民的维权之路应作何准备?有些什么救济途径可供选择?首先，我们来探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困难重重的原因。环境侵权救济的困难来自于环境损害的特点，环境侵权与一般民事侵权有着其著的特殊性，环境侵权救济的最终解决还足有赖于对环境侵权的特殊性的认识。
(一)环境侵权的特点及环境侵权救济的难点
环境侵权存在着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JJu害行为的间接性：损害具有潜伏性；JJu害行为的高度科技性及构成的复杂性；环境损害的跨地域性：损害源头、结果具有多元性：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往往同时伤害一人或数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及各种生活上的利益，因此经常是某一原因导致多个结果后，多个结果又变成新的原因，从而引发新的结果。
由于环境侵权的上述特点，导致环境侵权维权在实践上存在下列困难：其一，由于加害行为是间接、长时间作用造成的，可能会导致无法确定该环境损害的污染者：其二，由于污染往往牵涉到高科技，在其举证不力时，被害人将无法求偿；其三，由于污染会造成损害程度的深刻性与范围的广阔性，造成损害数额难以汁并等问题。既使能确定该损害的范围与数额，也可能因赔偿责任过于庞大而导致加害人无法负担全部赔偿。
(二)环境损害救济的基本思路
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的选择方面，针对环境救济的困难和个案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公民应合理分析，理智决策，或是地巧妙运用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如行政调解，通过调解活动的进行，来解决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或是通过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非诉程序，如当事人协商解决；或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通过诉讼程序确定当事人之间的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处理赔偿金额等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诉讼法律关系。下文将分别叙述。
二、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有两种诉讼程序，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和由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诉讼程序。后者还是环境污染民事纠纷最终的解决程序。在实践中，除以上两种程序外，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还存在第三种程序，即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环境侵权的当事人应先了解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的这三种程序，选择适用行政处理程序，或者选择适用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或者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的具体方式，解决环境侵权纠纷。
(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
环境污染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是指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环境污染危害造成损害所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进行处理的步骤的总称。环境行政调解就是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中优先采用的处理方式。环境行政调解是指国家行政主管机关针对某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应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请求，作为调解主持人，依据环境侵权纠纷发生的客观事实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分清责任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公民适用环境行政调解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于其调解程序简便，充分尊重了双方当事人的总愿，往往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在我国，发生的各种环境侵权纠纷中，绝大多数是在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调解处理下，促使环境侵权纠纷得以平息并顺利解决的。行政调解手段，业已成为目前我国环境行政机关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最普遍和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二)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程序
当事人之间因环境侵权发生民事纠纷，除了可通过协商、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外，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受理案件后，通过法庭审理，根据查明和认定的事实，正确适用有关法律，并以国家审判机关的名义，确定当事人之间应当承担的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对整个诉讼案件作出法律上权威的判决或裁定。
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并不是本文推荐的主要救济途径，环境侵权案件的诉讼，往往历时数年，且举证的科学性很强，对受害人的民事救济极为不利，由于环境污染的特殊性，如在环境侵权领域，由于环境法在实体法上存在着许多不同于传统民法的特殊法律规范，这就要求有关环境侵权的民事诉讼也必须要有相应的、不同于普通诉讼法的程序法规范来难以保障。否则，实体法对受害人及其环境权益所提供的保护就难以实现。
(三)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
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有很多，也是本文向环境维权公民大力推荐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这些非诉程序中有的是在环境侵权正在发生时的及时性救济，有的是在正式维权之前的自助救济，有的是在和侵害人的沟通协调中解决纠纷，有的是当事人双方将民事纠纷提交有关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的一种解决民事纷争的方式。从性质上来讲，有的是公力救济，有的是私立救济。在此为维权公民个人介绍受害人正当防卫，受害人紧急避险，公民自助行为，环境侵权双方当事人协商，环境侵权仲裁这五种方式。通过探讨这几种救济方式的优势与缺点，让公民对各式各样和纠纷解决途径作一个通常的了解，以便公民在维权过程中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分别采纳或配套适用。
1．受害人正当防卫
任何一项权利的设置，如果没有救济作为保障，则该权利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环境权亦是如此。正当防卫是指为避免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针对侵害行为所进行的一种防卫措施。正当防卫是公民负有的制止不法侵害的一种义务，也是公民享有的从公民的民事权利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权利。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权是原权，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就产生了正当防卫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当防卫权是一种救济权。从性质上看，作为私力救济方式的一种，正当防卫在环境法上的确认是理所当然的。确立和适用正当‘防卫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实践中体现为可以避免那些由于环境污染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公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过激行为。因为正当防卫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受害人紧急避险
受害人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现实的和紧急的损害危险，不得己而采取的致第三人损害的一种避险行为。我国有关环境方面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紧急避险。但是，环境法律有规定，在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时，由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解除或减轻危害。这里所讲的“于昔施”中，应该理解为包括紧急避险在内。从其性质上来说，紧急避险作为公民在特定情况下私力救济的一种方式，是公民在特定情况下和特定范围内保障个人权利所必需的。适用紧急避险其优点在于，如果严格按照紧急避险的条件，对其加以合理恰当的运用，对于应付各种急性的环境侵权行为，及时、有效的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3．公民自助行为
自助行为是权利人在一定情况下出于自助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对侵权人采取强制措施。但在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自助行为的规定，且其定性为合法的当然，在环境侵权领域对于环境权利的保护，同样应该这样。公民在环境侵权领域适用自助行为时，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应特别引起公民个人的注意：首先，要注意的是自助行为须由权利人为保护和行使其合法的环境权利而实施，并且须是在合法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或妨碍的情况下实施：其次，自助行为是在情事急迫而又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救助的情况下的实施，且若当时不实施，则环境权利保护的请求即无法实现或很难实现；最后，事后须及时提请有关当局处理，如其行为不被有关当局事后认可，则须立即停止侵害并对受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
4．环境侵权当事人双方协商
环境侵权的双方当事协商，是指双方本着平等、友善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有关纠纷的解决自行达成一致意见，并自觉履行各自约定的义务。其最大特点是双方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共识，无须第三人从中调停、仲裁或裁判。适用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一股是在环境侵权损害事实清楚，加害方承担责任主动、诚恳，受害方的要求也比较实事求是和合理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行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案件，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
由于协商达成的共识，主要靠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各自应尽的义务，无外在强制性，因而其缺点就在于由于协商达成的协议没有强制性，其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但其优点也正是源于协商是出于双方当事人之问解决争端的诚意，双方在自愿、平等、友善的基础上弄清事实，分清责任，达成协议，作出双方满意的处理，既能有效解决问题，又不伤害双方的感情，既发展经济，又保护好公民环境权利的目的。
5．环境侵权仲裁
论文关键词：环境侵权 救济途径 个人环境权利
一、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困难重重
公民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应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新房家装，入住后家人身体不适，甚至影响到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是采用诉讼程序还是非诉方式解决问题?小区旁的高速公路整日整夜的噪声侵害了居民权益，是采取行政处理程序还是提起民事诉讼?各有什么优缺点?公民个人在环境侵权纠纷的合理及时解路上困难重重公民的维权之路应作何准备?有些什么救济途径可供选择?首先，我们来探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困难重重的原因。环境侵权救济的困难来自于环境损害的特点，环境侵权与一般民事侵权有着其著的特殊性，环境侵权救济的最终解决还足有赖于对环境侵权的特殊性的认识。
(一)环境侵权的特点及环境侵权救济的难点
环境侵权存在着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JJu害行为的间接性：损害具有潜伏性；JJu害行为的高度科技性及构成的复杂性；环境损害的跨地域性：损害源头、结果具有多元性：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往往同时伤害一人或数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及各种生活上的利益，因此经常是某一原因导致多个结果后，多个结果又变成新的原因，从而引发新的结果。
由于环境侵权的上述特点，导致环境侵权维权在实践上存在下列困难：其一，由于加害行为是间接、长时间作用造成的，可能会导致无法确定该环境损害的污染者：其二，由于污染往往牵涉到高科技，在其举证不力时，被害人将无法求偿；其三，由于污染会造成损害程度的深刻性与范围的广阔性，造成损害数额难以汁并等问题。既使能确定该损害的范围与数额，也可能因赔偿责任过于庞大而导致加害人无法负担全部赔偿。
(二)环境损害救济的基本思路
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的选择方面，针对环境救济的困难和个案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公民应合理分析，理智决策，或是地巧妙运用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如行政调解，通过调解活动的进行，来解决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或是通过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非诉程序，如当事人协商解决；或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通过诉讼程序确定当事人之间的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处理赔偿金额等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诉讼法律关系。下文将分别叙述。
二、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有两种诉讼程序，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和由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诉讼程序。后者还是环境污染民事纠纷最终的解决程序。在实践中，除以上两种程序外，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还存在第三种程序，即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环境侵权的当事人应先了解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的这三种程序，选择适用行政处理程序，或者选择适用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或者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的具体方式，解决环境侵权纠纷。
(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
环境污染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是指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环境污染危害造成损害所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进行处理的步骤的总称。环境行政调解就是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中优先采用的处理方式。环境行政调解是指国家行政主管机关针对某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应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请求，作为调解主持人，依据环境侵权纠纷发生的客观事实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分清责任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公民适用环境行政调解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于其调解程序简便，充分尊重了双方当事人的总愿，往往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在我国，发生的各种环境侵权纠纷中，绝大多数是在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调解处理下，促使环境侵权纠纷得以平息并顺利解决的。行政调解手段，业已成为目前我国环境行政机关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最普遍和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二)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程序
当事人之间因环境侵权发生民事纠纷，除了可通过协商、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外，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受理案件后，通过法庭审理，根据查明和认定的事实，正确适用有关法律，并以国家审判机关的名义，确定当事人之间应当承担的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对整个诉讼案件作出法律上权威的判决或裁定。
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并不是本文推荐的主要救济途径，环境侵权案件的诉讼，往往历时数年，且举证的科学性很强，对受害人的民事救济极为不利，由于环境污染的特殊性，如在环境侵权领域，由于环境法在实体法上存在着许多不同于传统民法的特殊法律规范，这就要求有关环境侵权的民事诉讼也必须要有相应的、不同于普通诉讼法的程序法规范来难以保障。否则，实体法对受害人及其环境权益所提供的保护就难以实现。
(三)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
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有很多，也是本文向环境维权公民大力推荐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这些非诉程序中有的是在环境侵权正在发生时的及时性救济，有的是在正式维权之前的自助救济，有的是在和侵害人的沟通协调中解决纠纷，有的是当事人双方将民事纠纷提交有关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的一种解决民事纷争的方式。从性质上来讲，有的是公力救济，有的是私立救济。在此为维权公民个人介绍受害人正当防卫，受害人紧急避险，公民自助行为，环境侵权双方当事人协商，环境侵权仲裁这五种方式。通过探讨这几种救济方式的优势与缺点，让公民对各式各样和纠纷解决途径作一个通常的了解，以便公民在维权过程中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分别采纳或配套适用。
1．受害人正当防卫
任何一项权利的设置，如果没有救济作为保障，则该权利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环境权亦是如此。正当防卫是指为避免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针对侵害行为所进行的一种防卫措施。正当防卫是公民负有的制止不法侵害的一种义务，也是公民享有的从公民的民事权利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权利。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权是原权，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就产生了正当防卫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当防卫权是一种救济权。从性质上看，作为私力救济方式的一种，正当防卫在环境法上的确认是理所当然的。确立和适用正当‘防卫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实践中体现为可以避免那些由于环境污染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公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过激行为。因为正当防卫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受害人紧急避险
受害人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现实的和紧急的损害危险，不得己而采取的致第三人损害的一种避险行为。我国有关环境方面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紧急避险。但是，环境法律有规定，在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时，由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解除或减轻危害。这里所讲的“于昔施”中，应该理解为包括紧急避险在内。从其性质上来说，紧急避险作为公民在特定情况下私力救济的一种方式，是公民在特定情况下和特定范围内保障个人权利所必需的。适用紧急避险其优点在于，如果严格按照紧急避险的条件，对其加以合理恰当的运用，对于应付各种急性的环境侵权行为，及时、有效的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3．公民自助行为
自助行为是权利人在一定情况下出于自助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对侵权人采取强制措施。但在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自助行为的规定，且其定性为合法的当然，在环境侵权领域对于环境权利的保护，同样应该这样。公民在环境侵权领域适用自助行为时，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应特别引起公民个人的注意：首先，要注意的是自助行为须由权利人为保护和行使其合法的环境权利而实施，并且须是在合法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或妨碍的情况下实施：其次，自助行为是在情事急迫而又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救助的情况下的实施，且若当时不实施，则环境权利保护的请求即无法实现或很难实现；最后，事后须及时提请有关当局处理，如其行为不被有关当局事后认可，则须立即停止侵害并对受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
4．环境侵权当事人双方协商
环境侵权的双方当事协商，是指双方本着平等、友善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有关纠纷的解决自行达成一致意见，并自觉履行各自约定的义务。其最大特点是双方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共识，无须第三人从中调停、仲裁或裁判。适用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一股是在环境侵权损害事实清楚，加害方承担责任主动、诚恳，受害方的要求也比较实事求是和合理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行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案件，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
由于协商达成的共识，主要靠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各自应尽的义务，无外在强制性，因而其缺点就在于由于协商达成的协议没有强制性，其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但其优点也正是源于协商是出于双方当事人之问解决争端的诚意，双方在自愿、平等、友善的基础上弄清事实，分清责任，达成协议，作出双方满意的处理，既能有效解决问题，又不伤害双方的感情，既发展经济，又保护好公民环境权利的目的。
5．环境侵权仲裁
一、传统文化对农村领域的深刻影响及“民间法”的客观存在
(一)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谈及我国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与完善，重点在于“多元”，即采取多种途径、建构多种制度并使之彼此相互衔接与配合来解决农村领域的社会纠纷。在现代法治社会，诉讼途径在社会纠纷解决中较为常见，在我国农村领域却并非如此。我们倡导建立与完善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首先是缘于我国农村领域社会主体受到固有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相关传统文化与典型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状况存在很多不符之处。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漫长久远，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向前推进，但在广阔的农村领域，固有的传统文化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受传统观念影响，广大民众普遍认为“打官司”是令人感到羞耻的事情，这样就决定了人们之间发生利益纠纷时很不情愿通过诉讼途径来加以解决，不愿意将利益纠纷诉诸法院、政府等公权力部门。虽然这与现代法治社会的典型观念不符，但却是一种客观事实，我们只能根据这种客观情况来考量我国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相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会诉诸于诉讼等公力救济之外的其他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与社会纠纷，“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与运行即源于此。
(二)“民间法”的客观存在
受到固有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在我国农村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在特定范围内，“民间法”长期普遍存在，成为人们解决社会纠纷的通行规则。这里所说的“民间法”，是指没有被完全覆盖于国家制定的法律制度，具有相对独立性，为农村领域社会公众广泛认可与普遍遵循的行为规则与社会规范。其中包含了农村领域纠纷解决机制相关内容。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本土资源”。[1]对于这种农村领域普遍存在行为规则，不论对其进行肯定还是批判，但从实然的视角进行考察，“民间法”的真实力量与实际效应不可小觑。我国农村领域中“民间法”的长期客观存在，必然会挤压诉讼等公力救济方式在农村领域纠纷解决中的适用空间。[2]换言之，诉讼、仲裁、行政干预等包含公权力运行的纠纷解决方式，无法满足我国农村领域人们解决纠纷的全部诉求，“民间法”的确有其存在与发生作用的实际空间。就这一点来说，我国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在基本结构方面必然是多元的、复合的，而不是单一的、简单的。当然，不论“民间法”具有多大程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如果相关活动及结果明确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必须通过法治渠道予以规制或制裁，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没有妥协的余地。
二、农村领域社会群体对纠纷解决实际效果的充分注重
(一)公力救济途径相关机制建设现状无法满足需要
即便不考虑固有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及“民间法”在农村领域社会运行中的重要地位，假设多数农村领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纠纷可以或应该通过公力救济的方式予以解决，那么着眼实际，农村领域公力救济相关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现状也无法满足日益复杂、不断増多的农村纠纷解决需求。诉讼等公力救济方式切实发挥应有作用，需要一系列客观条件的支持，这首先就表现在机构设置与硬件配置方面。时至今日，相关司法机构体系与硬件设施建设也没有完全达到应有的水平。尤其在农村基层领域，实际司法状况更是令人担忧，很多地方甚至连基本的审案硬件条件都不具备。其次，诉讼等公力救济方式的适用还需要较高素质的专业司法人员来予以支撑。但在我国农村领域，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专业司法人员在数量上都远远达不到要求，就更谈不上有多少高素质的专业司法人员了。还有，对于司法裁判结果的内心尊重和自愿执行，农村领域也远不及城市领域符合要求。归根结底，还是在农村基层中的司法权威还未得以全面确立，司法机关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良好地解决相关纠纷，个别情况下处理不当还可能激化矛盾。况且，从总体上来说，司法过程的效率普遍偏低，不可能在所有情况下都能满足纠纷当事人的迫切需求。
(二)解决实际问题的指向在农村领域成为主导
另一方面，在农村领域，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较城市居民还有较大差距，尤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贫困现象广泛存在。因此，在发生利益纠纷或社会矛盾时，农村领域的农民群体更希望采取成本低、消耗少且最终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来进行处理。而通过诉讼等公力救济途径来解决纠纷往往在时间成本、物质成本等方面耗费甚多，广大农民无法承受或不愿承受。且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指向，相关救济措施也未必有效，未必会实现预期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就应该在具体途径方面提供给涉事各方更多的选择，使其可以根据特定纠纷的不同类型及实际情况来判定哪种纠纷解决方式更加适合，而不是仅为其提供诉讼等公力救济途径的单一化选择。[3]毕竟在农村领域中，“民间法”中的某些内容与法律法规相关内容并不完全契合，而多数情况下，村民在遇到矛盾与纠纷时首先想到的不是什么“法治理念”或法律规定，而是如何可以及时高效解决其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或难题。解决实际问题的指向也决定了只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才更符合当前形势下农村领域的实际状况。
三、改革开放后农村领域权利意识的不断増强
(一)改革开放的成就推动权利意识的増强
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矛盾与纠纷也较少，至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并获得快速发展，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増长，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经济建设成就辉煌，加之市场经济及相关社会机制中很多细节设计还亟待完善、社会转型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各方面因素都共同推动了社会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一方面，人们越发在意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更有强烈的意愿来争取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社会物质财富的増长也使得人们越发容易在财富分配的过程中产生分歧与矛盾，以致产生利益纠纷。在当前农村领域的社会纠纷中，多数属于经济纠纷或与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社会纠纷。若欲实现经济利益分配中的公平正义，肯定不能完全依靠单一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进行简单化处理，而需要一种多元、立体、全面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进行综合治理。
(二)权利本位理念的传播催动民众维权活动
对于我国的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而言，在改革开放后，以权利为本位的权威研究范式与基本立法宗旨逐步得以确立。不论是法学研究还是法律实践，均应该围绕权利而展开，而最终的目的都要归结为权利的实际实现。虽然当前学界也有观点对权利本位理念提出了有力质疑。[4]但就现实考察而言，改革开放以后，权利本位理念在我国社会范围内广泛传播，不仅深刻影响了法学理论的整体研究及法律制度的演变及发展，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公众对于权利的理解和态度。尤其近年来各种新兴媒体的出现，使得新闻信息在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中快速传播，更加助推了社会范围内“权利意识”的勃发。尤其在农村领域，法治推行力度不足，经济发展问题丛生，“三农”问题形势严峻，对强制拆迁、费用征收等敏感问题稍有处理不当，就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发生。从宏观而言，这无疑会推动农村领域社会纠纷在数量上激増、在类型上多变，而依靠单一的纠纷解决机制肯定是无法予以妥善处置的。尽管对于社会公众过度强调权利实现与极端排斥利益损失，社会管理者及社会公众本身均有值得反思之处，但在当前复杂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及纷乱复杂的农村领域里，利益纠纷频发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只能着眼现实、审时度势，施以综合考量，采取各种措施，通过机制建设的方式来逐步进行治理与规范。
四、社会转型期农村领域矛盾纠纷频发的社会背景
(一)农村领域纠纷类型日益多样复杂
全面考察当前形势下农村领域纠纷的具体类型，在学理上可以进行明确的划分。如从法律视角来看，其可以分为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刑事纠纷;从涉事人关系来看，可以分为熟人纠纷与陌生人纠纷;从矛盾内容来看，可以分为传统纠纷与新类型纠纷;从纠纷规模来看，可分为个体纠纷与群体纠纷;从纠纷来源来看，可分为情感纠纷与利益纠纷。5然而，事实上，农村领域的实际纠纷往往比这些学理分类更为复杂与多变，并非可以进行简单区分，或者即便可以明确分类也无法据此实现有效及时的解决。在各方面改革全面深化、社会转型加速的背景下，我国农村领域的各类纠纷层出不穷且往往非常复杂，建立与运行单一的纠纷解决机制不可能实现充分的应对与治理。6]因此，用多元化的方式来解决多样化的问题，就成为了建立与完善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基调。在强调解决方式多元化的同时，必须还要充分注重这些不同方式的有效衔接与密切配合，如此才能实现全面缓解、妥善解决的应然效果。
(二)农村领域纠纷所蕴含的利益纠葛难以梳理
一、行政合同具有行政性和民事性的双重特征
合同，亦称契约，原本是私法的范畴，将其移植到行政法领域的结果，就使行政合同具有了它有别于一般具体行政行为和一般民事行为的特殊性，成为一种“混合性合同”，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主体地位不对等的前提下，达成双方协商一致的合意；二是合同虽具有公益性的内容，但却以私法上的契约形式存在。
地位平等是民事合同有效成立的前提，而行政合同中的主体一方是行政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它具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的行政管理权力；合同的另一方，则是行政管理的相对人，需要服从行政主体的管理。在合同订立时，行政主体为了推行行政政策和国家管理的目标，就必须要保持在合同订立中的主导地位和优势地位。合同中权利义务的配置也必然是向行政主体倾斜，民事契约中的平等原则，在行政合同中是不适用的。主体的不对等还体现在行政主体对合同的履行具有行政法上的监督权力和变更、解除合同上的优益权，如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履行，作为合同一方的出让人可以土地管理部门的身份对受让人依照出让合同开发利用土地的行为行使监督管理权。
地位的不对等并不没有排斥彼此间自由合意实现的可能性，行政合同毕竟不是单向性的行政行为，尽管它突破了民事契约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但它仍须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共同协商一致为前提。行政合同不象具体行政行为那样建立在单方权威和服从关系上，行政主体没有强制相对人必须接受合同的权力，合同法律效力的产生是取决于双方当事人意思表达的一致，而非行政主体的单方意思表示。
具有公益性，也是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主要区别点。行政合同是为实现行政目的而设定，在传统行政法理论中，它属于公法的范畴，不少学者认为它也是一种行政行为，因为它所具有的公益性已决定了合同的根本属性。但由于存在一定给付内容的对价关系，混杂着一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必须以契约这种“私法” 上的形式存在。行政合同在援用契约这种私法形式时，也必然要援用相关的民法原理，如合同的要约与承诺、契约自由、缔结契约的行为能力、代理、合同的效力、不可抗力等等。这些民法规则在行政合同中的大量援用，使这些合同的“私法”味道更为浓厚，民事性质更为明显，行政和民事的混合特性更为突出。
二、我国现行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行政合同所具有的双重特性，使行政合同出现争议时，如何实施救济，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实践中，单纯适用行政或民事的救济程序，都无法解决行政合同这种混合合同所具有的所有问题。
不少行政法学家主张行政合同属于行政行为，其所产生的纠纷只能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行政救济的途径解决。更有学者认为：“在行政契约纠纷进行司法救济上，则应肯定行政诉讼制度是唯一的司法救济途径，这是我国根据法律关系性质而区别救济途径的制度下，行政契约作为行政法上的争议从性质上排斥其他司法救济途径的结果。”（参见余凌云：《行政契约论》184页）这种根据法律关系性质区别救济途径的观点是符合我国传统的法律救济理论的，但本人仍然认为这些观点过重地强调了行政合同的行政特性而忽视合同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和行政合同违约中存在的民事法律责任承担问题。排斥民事救济途径，单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是无法满足解决行政合同纠纷需要的，因为围绕权力支配关系而建立的我国现行行政救济制度并没有给行政合同留下空间，它只是一种为相对人提供的单向救济的制度：（1）诉讼的提起和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利于作为合同一方的行政主体寻求救济。首先，行政主体没有提起行政复议和诉讼的法定权利，无法主动寻求救济；其次，当相对人提起请求赔偿的诉讼时，举证责任完全在行政机关一方，责任分配明显不公平；（2）无法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来确认和追究行政相对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因为行政救济程序只着重于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而缺乏对相对人的民事责任确认的机制；（3）行政法对单向性行政行为的程序要求极其严格，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处理行政合同纠纷时，也必然要进行同样的行政程序合法性审查，这也使行政主体在复议和诉讼中处于不公平的劣势。可以认为，现行行政救济制度的单向性构造不能满足行政合同救济的需要。
适用民事救济程序，同样不能解决行政合同出现的纠纷。一般的民事纠纷，可以通过仲裁和民事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但对于行政合同，这两种救济方式就显得无能为力。仲裁救济，是一种适用于解决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救济方式。行政合同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因此，此类合同的纠纷显然不在《仲裁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且，仲裁机构是个解决民事纠纷的民间组织。如果允许民间组织对国家行政管理机关的活动进行裁决，实质是允许民间组织对公权力进行干预，这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同样不能彻底解决行政合同出现的纠纷。行政合同的纠纷，归根到底仍是行政性纠纷，而且，产生纠纷的原因和形式往往是作为合同一方的行政主体对合同的履行施加了行政强制权，甚至是行政处罚权，一旦涉及行政行为，必须适用行政法予以调整，其纠纷就不是民事诉讼程序所能解决的。
既然行政合同具有的双重性使行政救济程序和民事救济程序均无法独立解决合同的救济问题，这就必须在现行救济制度下考虑行政和民事并用的双重救济途径。尽管循行政或民事的途径对行政合同实施救济均有不合理之处。
三、行政合同的责任制度对合同救济方式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行政合同具有的行政和民事双重性，使其在违约责任上也具有双重性。而不同的法律责任承担方式，也给人们在现行法律制度下的司法实践中提供了一个选择救济途径的可行标准。
与民事合同比较起来，行政合同的违约，既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而且，在承担违约责任上，当事双方是不对等的：行政主体违约，一般只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行政相对人违约，则以承担行政法律责任为主，其次才是民事赔偿责任。基于行政合同所具有的公益性，行政机关为确保行政目的实现，对合同的履行具有监督和指导的权力，同时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相对一方具有强制执行权，并可施之以行政处罚。如《中华人民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予以纠正，并根据情节可以给予警告、罚款直至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处罚。”这是典型的行政合同违约须承担行政处罚责任的规定。
在行政法中，追究行政法律责任的方式是行政处罚，由相对人承担赔偿责任，显然不属行政法律责任的范畴，如《城镇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土地使用者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土地管理部门有权解除合同，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这种情况下，相对人承担的应该是一种民事赔偿责任，而非行政法律责任。从对立法习惯用语的理解上，“请求”一词的使用也可以理解为行政机关不能通过行政强制力的行使来强令相对人作出赔偿，只能通过协商或向法院提出赔偿请求，由法院进行判决。同样，行政机关违约，也要承担赔偿责任，如《城镇房地产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管理部门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提供出让的土地的，土地使用者有权解除合同，由土地管理部门返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者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这种赔偿，不能认为是一种国家赔偿，因为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是有归责条件的，包括：行政行为具有违法性和损害结果的事实存在。但行政合同的违约赔偿不需要满足这两个条件，显然属于民事赔偿的范围。另一方面，行政机关更无法承担行政处罚这种行政法律责任。可见，在行政合同的违约中，确实存在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
既然行政合同的责任制度具有双重性，在救济制度上，就必须适用与之相适应的行政和民事并用的救济途径。据此，本人认为，行政合同的救济，应根据责任方式的不同，而实行不同的救济方式：（1）行政主体在处理合同纠纷时，实施了强制性的行政手段，使合同的相对方承担了行政法律责任的，就必须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途径实施救济；（2）行政主体并未运用行政强制力追究相对人的行政法律责任，而是请求经济赔偿责任的，或相对人对行政主体提出违约赔偿请求的，则应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
问题在于，行政合同的纠纷中出现了同时承担两种法律责任的情况时要分别两种途径实施救济，仍具有不合理性。这只能通过改革现有行政合同的救济制度予以解决。
四、对行政合同救济制度改革的基本构想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职能和观念的进一步转变，行政合同作为一种有效的行政管理手段，必然会在经济管理领域以及行政管理中得到更广泛的运用。行政合同法律地位及救济制度的不明确，将使大量的行政合同关系处于不规范状态，合同出现的纠纷无法得到圆满的解决。这是立法者必须正视的问题。既然行政合同不论循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均有不合理之处。就必须针对行政合同的特性重新构建独立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需要。
构建独立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仍应根据我国以法律关系性质区别救济途径的理论，以行政救济制度作为构建行政合同特殊救济制度的基础，着重对现行行政救济制度中的单向性构造予以调整，建立双向性的救济结构。具体构建方式是：
（1）明确将行政合同与具体行政行为并列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事实上，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并未排斥双方的行为，行政合同的纠纷已可以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将“具体行政行为” 定义为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所委托的工作人员所实施的单方行为。这一定义排除了类似行政合同之类的双方行为进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可能性。但这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不相符合的。1999年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进行了修正，取消了对单方行为的限定，恢复了《行政诉讼法》所规定受案范围。但要将行政合同的纠纷，包括其中涉及民事性质的纠纷，全面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仍需有专门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给予更加明确的支持。
（2）在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继续适用的基础上，引入民事救济的基本规则，构建双向性的救济结构。对涉及行政合同的诉讼，有范围、有限度地引入民事救济的规则，包括：第一、在诉讼权利方面，增加行政机关提起诉讼和提出反诉的权利，将行政诉讼的单向性结构改造为双向性结构，但其适用范围应限制在涉及行政合同的行政诉讼；第二、在适用调解原则方面，改变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规定，允许审判机关在行政诉讼中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合同纠纷，但其适用范围应限制在涉及民事性利益的行政合同纠纷；第三、在合同效力的确认方面，增加合同效力确认之诉，对合同订立中的意思表示问题，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第四、在违约处理方面，增加违约责任处理的内容，使审判机关可对合同履行和违约赔偿问题予以审理和判决；第五、在举证责任方面，修订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规则，对违约问题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涉及合同的合法性问题和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措施以及行政处罚的问题时，则仍由行政机关负责举证。此外，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在对行政救济进行改造时，须维护行政救济基本原则在救济制度中的主导地位，对诉讼案件审理的重点仍应是以行政法为依据对行政机关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这样才能使救济制度与行政合同的根本特性相适应。如果不考虑行政救济自身的特殊意义，使主体与审查内容都与民事救济一样的话，那还不如对民事救济进行改造，这样更为简单和方便。
（3）明确界定行政复议的管辖范围，不改变现行行政复议的基本制度和原则，涉及民事性质的合同纠纷不列入行政复议的管辖范围。对涉及行政合同的行政复议，其复议范围可具体限定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对行政合同订立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审查的内容应包括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二是行政机关在监督行政合同的履行中实施了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而引起纠纷，由复议机关将此类行为视作一般具体行政行为，并根据现行《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原则和方式进行复议审查。
主要参考文献：
1、余凌云著《行政契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消费者权益保护思考论文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增长，法制观念深入人心，消费者保护工作亦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从世界各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来看，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只不过是保护消费者法律体系的初级目标，以保护消费者权益来维护市场交易的正常秩序、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的终极目标和价值所在。所以保护消费者权益途径的利弊，应当以是否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是否有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为判断标准。为了更好的使消费者权益争议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设定了协商和解、调解、申诉、仲裁、诉讼五种渠道途径。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可根据所遇到情况不同的纠纷，进行选择适用。虽然这几种途径最终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是在实践生活中，如果选择不同的途径产生的效果也就会有差别。这不但影响了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且也影响了法律价值的实现。本文通过对我国现有解决消费者权益纠纷的五种途径进行多层次多方面剖析、比较，提出如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合理方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我国建立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的一些合理建议。
[关键词]消费者权益消费者权益纠纷仲裁
一、引言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迅猛发展、我国消费者权益问题日益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事件非常突出，侵害消费者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不但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而且打击了合法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令消费者怨声载道，并且损害了国家在国际上的声誉。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状况如何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发展程度和法制建设完善程度的重要标志。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例如《价格法》、《商标法》、《广告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尤其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经成为消费者保护自身合法权利的坚强后盾。本文通过分析、对比《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五种途径，给消费者指出一条如何保护自我合法权益的清晰思路，并在这基础上，给建立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提出一些建议。
二、协商和解
和解是指消费者与经营者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的形式分清责任，取得彼此谅解，最后达成公平合理的解决消费者争议协议的一种方式。协商解决是指在争议发生后，消费者与经营者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有关争议进行协商、交换意见而最终达成解决争议的方案。消费者在发现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或就与自己利益有关的问题与经营者发生分歧时，可以主动与经营者联系，提出自己的要求和看法。这种方式具有简便、高效、经济的特点，且涉及的消费者争议大多数是标的不大，案情比较简单的争议。协商和解在实际生活中最普遍，如果这种方式一旦被接受，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将会受到保护，同时经营者在利润和商誉上也不会受到损害，而且程序简单、节省时间和精力。这种方式对于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稳定都不会产生任何消极的影响与其他的途径相比成本最低，无论是对消费者或经营者，它都不失为一种理想的途径。因而也是世界各国消费者与经营者解决纠纷的首选方式。但是这种方式的效果主要取决于消费者个人的力量和经营者的态度，在双方协商过程中，因双方处于一种互动的关系中，只有双方都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才能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达成和解协议。消费者与强大经营者相比处于弱势地位，无法与具有优势地位的经营者抗衡。如果经营者以消费者的利益为重，就会为消费者解决问题。如果经营者不讲信用，就可能会推诿，逃避责任，那样消费者的利益就会得不到保障。协商和解的缺点就在于缺乏国家强制力，它可能使消费者在遇到不负责任的经营者时候消耗精力、时间而问题仍得不到解决。那样的话就应当寻求其他更好的解决途径。
三、调解
调解指在第三方的支持下，由当事人就有关问题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民间由来已久的解决方式，其中以消费者协会调解最为正规。消费者协会调解是指消费者和经营者将争议提交消费者协会居中调和，双方相互协商调解，从而达成解决争议的方式。调解不同于消费者与经营者协商解决，协商和解只有消费者与经营者参加，而调解是消费者、经营者、消费者协会三方参加，由消费者协会居中调解，此时消费者协会不代表任何一方利益，它必须公正的调解；另外消费者协会在调解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见，无论调解是否达成协议或怎样达成协议，应当由双方当事人自己协商。如果达成调解协议，即由双方当事人自动履行协议，消费者协会不得强迫履行。消费者协会还可以在调解过程中提供双方当事人解决纠纷的参考方案，但是不能代协议双方当事人做决定。
在我国，消费者协会可谓是联系国家与广大消费者的纽带。各级消费者协会广泛的吸收国家政府机关的代表参加，为消费者协会争取国家对支持消费者保护工作开辟了一条有效道路。续1983年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将每年的三月十五日确定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在1984年12月由国务院批准成立之后，全国各省、市、县等各级消费者协会相继成立，目前全国各地已成立消费者协会及相应组织五千多家，每年都要受理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投诉几十万件，截止2005年3月份、全国消费者协会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达到224万多件。消费者协会代表消费者与各方进行交涉、调解，为消费者挽回4亿多元的经济损失。消费者协会受消费者委托时，是代表消费者利益的，是消费者的人。受理消费者投诉、为消费者排忧解难、并进行处理是消费者协会直接帮助消费者，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工作。所谓消费者投诉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过程中受到侵害，往往标底金额较小，消费者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但这些小事如果不及时的解决处理，往往又会纵容不法经营者继续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消费者投诉案件并非都表现为争议案件，有时消费者只是希望能够制止某些经营者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并不一定要求经营者给予其赔偿。可以说消费者协会的调解对消费者的合法权利在总体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缓解了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部分冲突，承担了一部分社会负担，也是市场经济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剂。不仅在我国，在其他国家、民间社会组织的调解也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途径。但是消费者协会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消费者协会等民间组织没有法律强制力，实际工作起来没有威慑力度，常常力不从心，使它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所以往往只有依托于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来解决那些令人厌恶不讲诚实信用、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经营者投诉。
四、申诉
行政申诉是指公民或者法人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向行政机关提出的、要求行政机关予以保护的请求。行政申诉提出后，由行政机关依法做出处理决定，及行政机关解决一定范围内带有民事性质的争议案件的活动，属于行政裁判行为的一种类型。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利机关的执行机关，目前已制定的法律、法规大多数要由国家行政机关负责行使。行政机关的经济监督，在国家经济监督体系中居于主体地位。在整个国家监督机关的建设中，对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直接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关有——负责对一般商品、服务进行综合管理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分支机构；负责食品、药品、化妆品质量问题的食品卫生部门；负责商品价格或服务收费问题的物价部门；负责商品质量、服务标准、商品计量问题的技术监督部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组织、协调、督促有关行政部门做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工作。”并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监督，预防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行为的发生。及时制止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另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8条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采取措施，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听取消费者及其他社会团体对经营者的交易行为、商品和服务质量问题的意见，及时调查处理。”因此，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定了一些相应的行政规章，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理消费者申诉暂行办法》、《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工商行政管理所处理消费者申诉实施办法》等。工商、物价、卫生、质检等行政部门实际履行着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能，促使其成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途径的主要因素有如下：
（一）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上来看：在市场经济中经营者为了追求自身最高的经济利益，有时会损害社会利益，也包括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如果仅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的，这就需要政府以“裁判员”的身份出面去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才能保证市场经济迅速健康的发展。而行政机关对消费申述的解决就是一种对市场经济竞争的维护，大量实践证明这是一种相当有效的维护方式。
（二）从社会利益的角度上来看：通过消费者向行政部门申述，行政部门能够利用强制的执行力及时地打击那些坑害消费者、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经营者。行政部门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提高了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尤其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承担着对市场流通领域商品进行监督管的重要职责，做好消费者申诉工作，将会为国家的经济宏观调控提供良好数据，为繁荣市场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按《环保法》的立法模式，予工商行政机关行政裁决权，工商行政管理机就能更好发挥其完备的体系与消费者、经营者联系密切的优势、高效地处理权益纠纷、防止纠纷的扩大化、及时制止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
（三）从消费者利益的角度上来看：要以申诉的方式解决消费者与经营者的纠纷有很多优点；1、以申述的方式解决与协商、调解相比较，申诉的程序比较正规，对于消费者来说可靠性会更强些。《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理消费者申诉暂行办法》规定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理消费者申诉的程序，包括时间规定、回避制度等，这些程序上的规定保证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行政申诉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所以消费者可以放心地将纠纷交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解决。2、以申诉方式解决消费纠纷会更经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理消费者申诉暂行办法》规定行政申述的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对于小额的消费纠纷，以申诉的方式解决，会更有利于消费者。不会出现赢了官司，赔了钱的后果。3、另外申诉还有高效、快捷的特点。《工商行政管理所处理消费者申诉实施办法》规定，以普通程序解决消费纠纷的时间是60天，对于争议金额较小的消费纠纷可以采用简易程序，花费的时间会更短，同其他保护途径相比效率要高的多些。
五、仲裁
解决消费者争议的另一种方式就是由仲裁机构仲裁。仲裁也称“公断”是指发生纠纷的当事人，自愿将他们之间的争议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的行为。消费纠纷应当以1994年8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简称《仲裁法》）的规定进行。与其他处理消费者纠纷的方式相比，仲裁是由消费者、经营者、仲裁机构三方当事人参加，但是必须有仲裁协议，才能申请仲裁。它是一种准司法活动，并具有公正性、权威性、经济性、快速性、保密性强的优点。
根据《仲裁法》第十五条规定：“仲裁委员会是中国仲裁协会的会员”。仲裁委员会，是指依法成立的有权根据仲裁协议受理一定范围的经济纠纷，进行法院外仲裁的机构。而仲裁协会是社会团体法人，由此可见我国仲裁委员会属非政府民间机构。根据《仲裁法》的规定，我国大中城市，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以及有建立仲裁机构需要的其他设区的市，都应设有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没有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因仲裁机构只在设区的市设立，对于其他地区的消费者如果要想以这种方式解决纠纷将会非常的不便利。而且只要有一方不愿意选择仲裁的方式，仲裁机构将不受理。所以这种途径在我国并不被争议当事人看好，现在选择仲裁方式做解决消费纠纷的不太多。
美国是最早尝试通过仲裁方式解决消费者权益纠纷的国家。美国仲裁协会在1968年接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设立了“全国解决纠纷中心”，该中心确立了消费者权益纠纷仲裁制度，并开始在全美范围内进行运作。在美国，一些商家往往通过合同约定将仲裁作为解决争议的首选方式，尤其是在汽车销售、金融服务、医疗和其他家庭服务机构，都将仲裁条款纳入合同的必备内容。如果消费者和经营者愿意选择仲裁为解决消费纠纷的途径，将是一种对社会和市场经济都有利的方式。我国某些城市也开始了消费者权益仲裁的尝试。例如从2000年湖州消费者协会成立消费争议仲裁中心以来，浙江湖州市消费争议仲裁中心已经为消费者解决了170多起纠纷。经过中国消费者协会和各地消费者协会的努力，在同各地区仲裁委员会协商后，我国已经在河南、山东、河北、浙江、辽宁、等地，设立了以消费者协会为依托的仲裁委员会分支机构，专门受理消费纠纷，尤其是小额消费纠纷案件。当然，消费者权益仲裁机制要想正常发挥作用还需法律制度的认可，必须为现有的仲裁法所接纳，其做出的裁决才具有强制执行力，否则，仲裁裁决的效力将仅相当于现在的调解书，消费者权益仲裁机制也只不过是现有消费者协会协调解的又一翻版而已。
六、诉讼
在我国消费者还可以向人民法院，要求解决争议。诉讼是解决争议最有力的方式。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其判决具有强制力。另外法院可以依自身职权强制执行生效判决。消费者的诉讼可分为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三种。在这，我们一般讲的主要是民事诉讼。虽然这种途径十分有力度也最有效，但是在实践生活当中出于以下几方面因素考虑，民事诉讼不应该成为解决消费者纠纷的主要途径。
（一）社会利益的角度上来看：以民事诉讼保护消费者权益，只能是保护消费者的最终途径，不应当是首选途径。消费者在寻求诉讼途径解决纠纷时，不仅自身要花掉一定的费用，而且还要花费法院的司法成本费。如果所有的消费纠纷都交由司法机关解决，那么司法机关必然会不堪负重，社会的公共利益也将会受到损害。所以从考虑社会利益的方面看，分散消费纠纷解决渠道，将会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二）场经济的角度上来看：虽然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已经有一些完善，但尚未完全走上正规轨道，大量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充斥着市场，所以必须靠效率高、效果显著的方式调控市场，显然实现这一目标靠行政保护途径要比司法途径更可行些。
（三） 从消费者的利益角度上来看：在我国，一般消费者的权利意识差，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往往听之任之、不到万不得已，不愿到法院打官司。而且，一些消费者对法律缺乏了解，加上其所面对的经营者大多数是财力雄厚的大公司。对其是否能够胜诉缺乏信心，害怕打官司后，不仅受到的损害得不到补偿，而且会造成更大的人力、财力的浪费。伴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宣传力度的提高，特别是“王海打假”现象的出现，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法律意识已培养起来。依据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消费者在诉讼中的各种开销费用全有投诉者承担。但由于消费者的收益是有限的，既便赢了官司，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最多能得到增加一倍的赔偿金额。对于那些小金额的消费纠纷，消费者要以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就显然得不偿失。显然诉讼成本高已经成为消费者选择民事诉讼方式维护其合法权益的绊脚石。
随着国家对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不断的完善，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号）等一些法规的出台，使消费者在民事诉讼领域里有了更明确的法律依据。虽然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有简易程序的规定，但对于争议标的较小，发案又比较多的消费者权益纠纷来说仍显繁琐，消费者往往不堪费时、费力的诉讼拖累。因此，在程序法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我国应当仿效国外设立小额程序，专门受理并解决消费者因缺陷产品造成损害、争议的金额较小的纠纷案件。
七、结束语
通过我们对比、分析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五种途径。笔者认为现实我国消费者在解决消费纠纷时可根据不同的标的、不同的情况选择其相应的解决途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的建立应以行政保护为主，以调解、仲裁为补充，以民事诉讼为最后的渠道。同时加强规范、完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行政法规章，增强行政执法力度提高其法律层次。抓紧制定消费者援助制度，消费者援助制度实施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行政机构就可以向人民法院，要求追究违法者的民事责任并赔偿受害者的损失。另外，还可利用社会传播媒介和消费者运动，广泛宣传消费者维权意识，形成“讲诚信、反欺诈”抵制假冒伪劣商品，自我保护合法权益的良好社会风气。通过社会舆论，使假冒伪劣商品退出历史舞台。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向前推进，市场经济逐步完善，消费者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途径将会更加完备、高效。
[2]戚天常、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
[2]江平、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法的完善、工商行政管理、2000年
[4]张为华、美国消费者保护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
[5]齐树洁、民事诉讼法、厦门大学出版、2002年
[6]符启林、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法概论、南海出版、2001
关键词：医院；医疗纠纷；人民调解；调解机构
一、司法所驻医院的医疗纠纷调解室的现状
近年来，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矛盾十分突出，一旦患者和医院之间产生矛盾没得到及时和解，患者方动辄纠集人员对医院进行围堵、漫骂，影响恶劣，医疗纠纷对于辖区内的治安方面具有重大影响。出现医疗纠纷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由于患者和医院尖锐对立以及互不信任的态度，经常导致矛盾纠纷处理陷入僵局，一些问题处理不当就容易进一步激化事态，演化成恶性群体性事件。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专业“医闹”的现象。这现象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较为重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严重危及社会和谐稳定建设。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积极探索人民调解机制调解医患纠纷，将调解室办公地点设立在医院，同时设立的还有警务室和综治工作站。当医患纠纷发生时，以调解室为主，与警务室和综治工作站形成联动，争取在第一时间将纠纷解决在院内，解决在萌芽状态，尽量避免矛盾纠纷的进一步激化。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出现就像为医患双方建立起一片“缓冲带”，从而为解决纠纷创造更多的转机。
这种调解机构的设立能够兼顾公平与权威，受到诸多省、市的青睐。江苏、天津、浙江、上海、深圳、广东等地纷纷进行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探索。在某些医患冲突较为频繁的地区，第三方模式更是被寄予厚望。但实际上第三方调解这种尝试是形势所迫。一旦医患双方发生民事责任争议，解决途径有三：医患双方协商；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在现实当中，3条途径都存在问题。 医患双方协商的途径最为常用，但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倘若对同一事件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往往会发生激烈冲突；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调解也常受到患者的质疑，认为卫生行政部门跟医院是“一家人”，必然会袒护医院，难以做到中立；至于诉讼，对患者而言，要耗费大量金钱和精力，且即使选择诉讼或者行政调解，还须面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这一关键环节。而由于进行鉴定的医学会与医院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鉴定结果也常遭到质疑。 因此，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出现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必然。
虽然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模式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颇多的困难，但其具有相对独立、权威、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还是被各方人士寄予厚望。
二、司法所驻医院的医疗纠纷调解室发展的优势
（一）离纠纷发生地近，容易了解实际情况，以便迅速作出反映医疗纠纷调解室因其工作地点就在医院，因此对医院与患者发生的矛盾纠纷能在第一时间得到第一手资料。比以往的被动调解更能阻止纠纷的产生。调解人员也更容易了解事故发生的实际情况，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反应。将可能产生的纠纷解决于萌芽状态。
（二）组织结构上完全独立于矛盾双方
调解室的调解人员由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派出所责任区民警、相关社区调委会主任、专职人民调解员组成，是完全独立于医院和患者之外的第三方。在组织结构上，从各地成立的医疗纠纷调解机构来看，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自己和卫生局没有隶属关系。他们或隶属于司法部门，或隶属于人民调解委员会。大多数医疗纠纷调解机构严格遵守不收取任何费用的规定。这样不仅受到了医患双方的欢迎，同时因没有利益驱动，确保了调解结果的公正、公平，也确保了医调委独立的第三方作为医患之外的第三方，与双方都没有利害关系，既不袒护任何一方，又可以缓冲彼此的对立情绪，消除双方顾虑，赢得信任，利于纠纷的化解。
（三）人员配置专业化能够给矛盾双方提供专业意见
在人员上，大多数地方的医疗纠纷调解机构都有自己的专家库，遇有医疗纠纷时，随机抽取专家。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在调处纠纷时能够对可能涉及的法律责任、医疗纠纷处理程序和处理结果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同时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出发，提出合情合理的建议，从而赢得当事人的信赖，为解决纠纷奠定良好的基础，调委会独立于卫生行政部门之外，由司法部门负责调委会的日常管理和人员招聘，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由财政保障。调委会还专门选任了一批责任心强、业务精专的专业医疗人员从事调解工作。负责医疗纠纷调查、评估、鉴定的理赔处理中心同样配备了具有临床医学、药学、卫生法学和保险等专业资质的专职工作人员。人民调解的便民原则，是其深受群众欢迎的亮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心结合医疗纠纷突发性强、不稳定因素多等特点，打破8小时工作制常规，遇到突发纠纷，中午、夜间、双休日、节假日都不休息。在查明事实、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做到快受理、快调解、快结案，最大限度地维护医患双方的正当权益。
关键词：高校；教育领域；涉生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的转型，高校社会化进程的加速，高教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大学生的权益意识迅速觉醒，以及高校与高校后勤社会化工作产生了角色定位，制度建设及工作方式上的变化，使高校内部出现的教育领域纠纷越来越多，高校管理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我国大部分高校在管理手段上并没有随之变化，对于涉生矛盾纠纷的解决途径单一，行政化色彩严重，其结果往往激化了矛盾，甚至引起了近几年来高校频频被诉或者败诉的现象。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对高校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涉生矛盾纠纷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并探索出合理有效的解决办法，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在高校和在校大学生中分别进行了关于学生权益维护现状及需求的问卷调查，并收集了大量在国内高校已发生的与高校管理各环节相关的典型案例进行分类研究，提出了当前涉生矛盾纠纷处理机制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首先必须明确，高校涉生矛盾纠纷是指在高校实施教育、管理活动过程中或其组织的校外活动中，高校和在校学生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而产生的纠纷，高校涉生矛盾纠纷是涉校矛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指高校在教学和日常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涉及学生的高校、教师与学生之间、后勤服务企业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基于教育教学、日常管理与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纠纷。高校涉生纠纷解决机制则是指通过合法程序裁判和解决各类高校涉生纠纷，并对学生的合法权益依法给予补偿的法律救济制度。
一、当前高校教育领域涉生矛盾纠纷现状及特点分析
笔者对宁波市的15所本、专科院校的学生和高校学生管理者进行了高校教育领域纠纷的问卷调研，也有部分问卷通过网络有针对性地选取了部分国内其他院校的在校学生和教师，共发放问卷540份，回收有效问卷533份。样本结构基本覆盖了公立高校、国有民办和民办高校和学生的实际情况。通过调研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当前高校涉生矛盾纠纷的现状和需求具有一定程度的共同特点，而高校现有的涉生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存在诸多弊端，无法从根本上适应当前高校涉生矛盾纠纷的现状和需求。
1.高校涉生矛盾纠纷数量多，趋势呈递增性。在对高校学生的调研中，当被问及“您在学校学习和生活中是否遭遇过与学校的矛盾和纠纷”的问题，大约6%的学生选择了“有”，这说明高校中涉及大学生的矛盾纠纷存在的绝对数量较多。而近年来，由高校与学生纠纷引发的案例也层出不穷，几乎每所高校都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涉生矛盾纠纷的解决，相比笔者前两年调研的数据，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高校教育领域纠纷更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2.高校涉生矛盾纠纷的内容复杂性。在学校管理现状中，学生与学生、学生和教师，以及学生和学校、后勤服务之间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从本质上说是无法避免的。这是因为，教、学是高校和大学生的基本活动，而教与学在某些方面正好对立，高校的教育自由与大学生的学习自由，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有许多冲突，随着法律制度建设的深入和人们法治意识的增强，这些冲突表现得愈加明显。高校教育领域涉生纠纷的内容涉及了高校招生或学籍管理过程中的矛盾纠纷；学校与学生就奖惩、收费、日常管理等方面发生的纠纷；在校学生因事故引起的纠纷；后勤社会化体制下作为服务提供方的后勤企业与学校及学生发生的纠纷；同时也包括了近几年逐渐增多的高校在学术管理活动中行使的学术权力与学生之间冲突纠纷等，在针对曾经遇到过矛盾纠纷的学生的问卷中，教育收费、评优帮困制度、奖励处分制度和校园伤害事件等方面占了67%，其他如招生学籍管理、学位授予等方面也占有一定比例，从种类和内容上看具有复杂性。
3.有效处理涉生矛盾纠纷的需求迫切性。在被问及“您认为学校是否有必要建立完善的教育领域纠纷的解决机制”的问题时，有93%的学生选择了“很有必要”或“有必要”，只有7%不到的学生认为“没有必要”或者“不清楚”。可见学生存在着很大的维权或有效处理纠纷途径需求。很大一部分学生曾经遇到过自身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由于缺乏切实有效的矛盾纠纷解决途径，只有小部分学生利用合法手段维护了自己的权益，54%的学生在遇到自身权益受损时基本都是选择了“忍气吞声”的方式解决问题。大学生的维权意识在得到提高，学生存在着很大的维权或有效处理纠纷途径需求。
4.高校涉生矛盾纠纷解决途径单一，行政化色彩较重。高校教育领域纠纷的解决需要加强学生权益维护工作，但是很大一部分学生不懂得如何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矛盾纠纷解决途径单一。当学生在学校中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或遇到纠纷时是如何解决的，是通过学校的机构、维权社团、法律机构还是其他手段?我们也做了这方面的相关调查。在遇到过高校涉生矛盾纠纷的学生中，被问到“您一般通过以下哪些途径来解决纠纷”时，大部分（约占53%）的学生选择了“辅导员或学校相关部门”，有19%的学生选择“高校学生权益维护中心”等学生工作部门解决，也有小部分学生选择通过自己或家长和解解决。由此可见大学生的维权意识在得到提高，而目前高校教育领域纠纷的解决途径大多限于学校相关部门的行政处理，解决途径相对单一，在当前的教育管理实践上，并不能满足学生的广泛需求。在问到“您是否知道您所在的学校有相关的学生权益维护的组织”时，只有20.1%的学生知道，67.2%的学生不清楚，而12.7%的学生确定所在的学校还没有建立相应的组织。学生在学校里，对涉及学校里发生的纠纷的解决程序和方法也并不十分了解。0.5%的学生选择“非常了解”，5.5%的学生选择了“比较了解”，大部分学生还是处在“不了解”和“不清楚”的状态中。在我国教育法治的快速发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的高涨这一背景下，一些高校开始探索建立高校涉校矛盾纠纷申诉、仲裁、调解等制度来维护学生的权益，但由于没有严格的规范制度，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而并没有真正建立和完善起来。由于缺乏完善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高校在解决各类矛盾纠纷中大多采用行政手段处理，往往不能做到公平、公正，不能保证处理的公信力，从而有可能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会加剧矛盾。总之，在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新形势下，大学生与社会的联系更为密切，观念也在不断地更新，其维权意识与需求也在不断地增强，高校涉生矛盾纠纷内容复杂、解决需求迫切。这种新情况无疑给国家和高校学生管理体制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现代学校管理活动的深入和复杂化，学校法律关系的主体多元化，法律在办学过程中作用越来越重要，教育纠纷也会越来越多。
二、高校现有的教育领域涉生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存在弊端
目前我国在高校教育领域纠纷的解决机制上可以分为诉讼和解决机制两部分，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和实践探索，目前现有的高校教育领域纠纷涉生矛盾的非诉讼解决途径有：学校内部行政处理、教育申诉、复议、教育仲裁、调解等，但是每种途径在实际运用中都有其局限性，可操作性上存在一定弊端。首先，作为高校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当前各高校普遍运用的行政处理途径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出：
1.解决纠纷的成本高。比较而言，大部分学生及学生家长在学校遇到纠纷时，首先考虑的是如果将纠纷交给学校来处理会不会导致校方、领导或老师对自己产生不良的印象等心理成本；高校在处理这些矛盾、纠纷过程中也付出了原本应该用于教学、科研的人力、财力，产生了大量额外成本。
2.解决纠纷的行政化色彩严重。学校由于自身利益关系，采用行政手段处理矛盾和纠纷往往不能做到公平、公正，从而有可能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会加剧矛盾纠纷。例如在教师、学生与学校、后勤出现矛盾时，校方往往将学校的规章制度作为解决问题的首要依据，纠纷解决的完善与否直接与学校工作人员对学校规章制度的理解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水平有很大关系，当学生对学校的解决方式不满意、或是对处理结果不认可时，最终只能还是要通过行政处理来完成。
3.解决纠纷的公信力不够。对于学生来说，其维权意识虽然逐步提高，但在具体实际生活中的维权之路却举步维艰。在调研中，在被问到“您认为在处理教育领域纠纷时会存在哪些阻碍”时，20%的学生认为是“规章制度的缺陷”造成的，20%的学生认为是“维权意识淡薄”，25%的学生选择了“不公正，不公平”，21%的选择了“双方地位不平等”，以及9%的学生认为“不权威”，5%的认为维权的成本高。另一方面，高校教育纠纷多发生于高校在行使教育管理权时，对法治原则重视不够，主观随意性较大。在制订或执行规章制度时，片面强调学校的权力，对教师、学生的权益重视不够。从制度层面来看，除了高校的规章制度与国家法律法规存在一定的冲突以外，现有高校教育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其次，教育申诉、复议制度存在了很多年，但效果并不明显。教育申诉、复议制度确立于《教育法》和《教师法》，特指教师、学生在接受高校教学、管理的过程中，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申诉理由，请求处理或重新处理的制度。在教育申诉制度中，高校的确是法定的被申请人之一，然而，由于申诉制度本身并不完备，加之当事人认为受理申诉的行政机关与高校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纠纷的解决缺乏公正性和公信力，因此教育申诉制度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另外，学术权力行使而引起的学术纠纷，由于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与技术性，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教育主管部门都无法胜任申诉、复议的重任，若强行介入，也违背了“大学自治”的精神理念。再次，近几年开始探索引入教育仲裁机制，但其适用性和推广仍然举步为艰。由于现行申诉、复议制度的缺陷和虚置以及司法救济的滞后与缺失，加上司法审查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又基于教育纠纷的特殊性和仲裁的特性，教育仲裁机制的引入或许是有效解决高校教育纠纷的理想途径。仲裁是指双方当事人将纠纷提交中立的第三者进行裁判，以求得公正、合理、便捷解决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和方式。但是教育仲裁机构由政府授权、组织，需要成立符合一定管辖区域内所需求的独立机构、场所和日常维护经费，需要聘任多个有专业背景和专长的专家和学者，其成本可见一斑，并不一定能适应我国现有的政治体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最后，目前理论界较为关注的还有高校内部调解制度，实践证明不失为当前形势下高校学校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解决涉校纠纷的有效形式，应该在全国高校予以推广。但目前我国高校的校内调解制度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或仅限于探索阶段，缺乏相应配套的运行和保障机制建设，目前还没有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诉讼虽然是解决纠纷的最终手段，却并不一定是冲突平衡的最优选择。而若将所有纠纷都交于司法部门，也是对社会有限的司法资源的浪费。建立纠纷解决机制的目的是更好地解决矛盾，使教师、学生和高校都得到良性的发展。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这些纠纷的存在，以及亟待解决的要求，另一方面我们的解决机制要照顾到高校的正常运作和发展，同时注意学生合法利益的保护和他们内心实际想法的表达。我们要正视高校教育领域涉生矛盾纠纷现状和现有解决机制存在的弊端，需要探索一个适应当前高校教育领域涉生纠纷特点的解决机制，无疑符合高校法治化建设的趋势和要求。
三、高校教育领域涉生矛盾纠纷处理机制的创新思路及探索
在涉及学生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中，笔者结合自身工作实践，从组织架构、运行机制、制度保障等方面试图探索有效解决高校教育领域涉生矛盾纠纷处理的创新机制。从组织机制上说，高校应成立专门的内部矛盾纠纷处理中心，该机构的性质是以学生和教师代表为主体运作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内部矛盾处理及大学生权益维护组织，其主要工作内容定位为：涉生矛盾纠纷的舆情信息收集与反馈，学生在校内外兼职权益受损，后勤服务、消费纠纷权利救济帮助，与学校就制度争议、日常管理等方面发生的矛盾纠纷的协调与解决，涉及学生受伤害而产生的矛盾纠纷，以及学生自身发展权益维护等。其具体组织架构如图1所示。
高校教育领域涉生矛盾纠纷处理中心在专业顾问与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分学生权益维护中心和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两个具体部门，学生权益维护中心主要承担校内矛盾纠纷行政处理、教育申诉、复议、制度咨询和学生权益维护等工作。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是指依法设立调解机构，主要负责高校校内涉生矛盾纠纷和与高校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进行调解的第三方调解机构，其具体工作分工与职责是：
1.专业顾问与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学校法律顾问，校学生会主席团组成，讨论矛盾纠纷处理中心的重大决策，负责矛盾纠纷处理中心的培训，指导，接受咨询，审查矛盾纠纷处理中心各项工作的合法、合理性，对重大矛盾纠纷的讨论、协调工作，负责对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效力进行认定，但不应具体干涉和直接领导矛盾纠纷处理中心和调解委员会的具体工作。
2.学生权益维护中心：高校涉生矛盾纠纷处理机构的一级下属部门，由学校法学专家、具备相应执业资格的教师代表、学生代表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选拔组成，负责制订章程，讨论中心内部重大决策、问题，对下属各部门工作的监督、管理、考核、协调，定期向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工作情况，其直属的舆情信息中心负责高校内部矛盾纠纷的排查，各类涉生矛盾纠纷处理的受理登记、分类指定部门处理、跟踪处理、回访等工作。
3.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高校涉生矛盾纠纷处理机构的一级下属部门，按照国家人民调解法的规定依法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受理学校与学生、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后勤服务企业、学生与学生间的各种矛盾纠纷的调解，其调解程序应符合人民调解法的相关规定，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法律约束力。
4.法律和制度咨询委员会：负责法律知识和校规校纪的宣传，培养学生的法制意识；接受学生的法律咨询、为学生提供各类法律援助；负责对其他部门的法律知识和技能培训。
5.学生权益维护委员会：受理高校教师与学生与高校管理部门、后勤服务企业、在学校范围内遇到的权益维护受到损害的申请，并通过各种渠道依法给予援助。
6.申诉及听证委员会：对受处分学生如何行使申诉权、申诉时效、申诉举证等问题进行咨询解答和指导；对学校收费、规章制度修订、重大决策、学生处分等事项进行听证，在广泛听取学生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作为学生代表参与决策。
7.社区自理委员会：专项负责学生社区舆情信息中心收集，协调学生与后勤服务公司的各类矛盾、纠纷，必要时提交学生权益维护委员会和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处理。
在高校教育领域涉生矛盾纠纷处理机构的运行中，除专业顾问与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及相关部门管理和指导，进行重大决策和宏观上的审查把握外，其余下级部门全部由校内法学专家、教师和学生代表通过一定民主程序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其架构运行的基本思路是传统涉校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与人民调解机制相结合，各取所长，针对具体问题，在各自适应的领域合理发挥作用。在机构运行过程中，其业务范围也可以按照学生的特点和需求，进一步拓展到学生在校外遇到的矛盾纠纷处理和协调，以进一步维护学生的各项权益的维护，促进高校和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让学生在法律专家的指导下为主体构建高校内部矛盾纠纷处理和权益维护机制，既发挥了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主动性，也打消了学生的各种顾虑。同时，就高校管理来看，引入人民调解机制处理高校教育领域矛盾纠纷，具有程序简便、解决彻底的优点，同时由于其成本低，效力高，且具有一定中立第三方的公信力，若能在高校推广，必能成为有效化解高校教育矛盾纠纷，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的有效尝试。
当然，矛盾纠纷处理机构应按照合理、科学的运行机制，切实有序、高效并有效地处理好各类矛盾纠纷。笔者认为需要进一步明确该机构的受理范围和程序，制订首问责任制、定期培训制度、会议讨论制度等运行规范，还应该从制度上规定处理期限及责任追究制、激励及惩罚制度、反馈和回访制度，工作效率及工作作风纠察制度、考核制度等一系列配套保障制度。最为重要的，是高校必须将该涉生矛盾纠纷处理机制和效力以制度的形式加以认定。学生在认为学校的某项政策或某方面工作的改善会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认为自己在学校的评奖评优或者纪律处分过程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认为学校侵犯了他的某一项合法权益，与某位学校领导或老师发生矛盾，或者在校外兼职、校内外商家消费过程中感觉自己的权益受到伤害等矛盾与纠纷时，都可以找到学生权益中心咨询或者请求帮助。矛盾纠纷处理中心的运行机制既有效维护了广大学生和教师的合法权益，也使学生与学校或者高校后勤之间有了一个独立于学校行政部门的第三方组织的介入，有效减少了可能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同时，学生的内心的真实想法通过学生权益维护中心舆情信息中心的上传下达，有效化解了学生心中的不满情绪和误会，对高校校园稳定和社会和谐建设的促进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1]李婧.我国高校教育纠纷的法律类型及其解决机制探究[J].社会科学战线，2008，（11）：214，216.
[2]王秋荣.陈鸿海.高校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探析[J].继续教育研究，2011，（4）：172.
[3]金一超.论大学生与高校纠纷的治理对策[J].现代教育论丛，2009，（10）：91.
[4]季洪涛.方芳.论建立与完善高校的权利救济机制[J].北京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9，（9）：36，37.
[5]徐昕.当事人权利与法官权力的均衡分配-兼论民事诉讼的本质[J].现代法学，2001，（4）：77.
一、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的进步与不足
(一)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原文
目前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的内容，与原先的内容有较大变化，其原文如下：
当事人就婚姻法第十条规定的四种无效婚姻以外的情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的申请。
（二）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的进步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最初是这样规定的：
“当事人因婚姻登记中的瑕疵问题起诉请求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经审查不属婚姻法第十条规定的无效婚姻情形的，应判决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出行政诉讼”。
目前的条文与最初的条文相比，有很大的进步，其最大的进步就是删除“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出行政诉讼”的内容。这种修改很有必要。
第一、原规定所谓“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实际上并没有 法律 根据，申请行政复议，无法可依。因为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婚姻登记纠纷的权力，相反有限制婚姻登记机关受理和处理此类纠纷的规定。因而，该规定与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等规定相冲突，删除该内容非常正确。WwW..coM
第二、行政诉讼难以有效地解决婚姻登记瑕疵纠纷，至少有如下十个方面的缺陷：
1、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一——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缺乏正当性基础。
2、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二 ——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容易造成当事人诉讼无门或诉讼困难。
3、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三——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浪费司法资源
4、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四——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在法律体系上不协调。
5、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五——行政判决的功能难以适用婚姻效力纠纷。
6、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六——行政诉讼时效难以满足婚姻效力纠纷的需要。
7、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七——行政诉讼难以适用身份关系的特殊规则和法理。
8、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八——行政诉讼容易扩大无效婚姻的范围。
9、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九——有些婚姻纠纷根本不涉及登记行为的违法与否，难以纳入行政诉讼管辖范围。
10、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十——行政诉讼容易混淆姓名权纠纷与婚姻纠纷的界限。
有关婚姻登记纠纷行政诉讼的十大缺陷的主要理由，将另文阐述。
第三、在民事诉讼中完全可以有效地解决婚姻登记瑕疵纠纷。删除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后，可以为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婚姻登记纠纷预留一个空间，这样更加 科学 合理。
（三）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的不足
目前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的规定，只是解决了瑕疵婚姻不属于无效婚姻问题，没有解决瑕疵婚姻应当通过什么途径解。从司法实践看，对于婚姻登记瑕疵引起的纠纷，当事人要么找不到诉讼机关，要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诉讼难”的现象十分严重，需要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这里仅列举三个案例说明婚姻登记引起的纠纷，当事人难以找到有效的途径解决。
【案例1】
1989年5月19岁李女士用姐姐的身份证与吴明（化名）登记结婚，2009年10月23日李女士向金湾区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12月16日法院作出民事裁定：认为李女士违反了结婚的登记程序，不符合起诉条件，驳回原告的起诉。 李女士不服裁定，在今年1月14日向中级法院提交了民事上诉状。市中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请求并维持原裁定。
【案例2】
1990年3月16月，廖先生与僱女士登记结婚，婚后夫妻感情一般，双方未生育子女。2006年4月5日，僱女士以外出工作为由离家出走，廖先生经多方寻找，僱女士至今下落不明。廖先生将僱女士诉至法院，要求与僱女士离婚。法庭审理中发现，结婚证上僱女士的年龄改动过。廖先生无法提供僱女士的身份情况，经调婚姻底档亦无法查明僱女士身份。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原告廖先生的起诉。
【案例3】
李永梅和杨华伟2000年6月2日登记结婚，2007年11月29日，杨华伟以双方当事人均未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婚姻登记为由，要求撤销婚姻。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则以杨华伟的诉讼已超过行政诉讼时效为由，驳回杨华伟的起诉。
在上述两个案件中，【案例1】、【案例2】当事人采用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因使用假身份登记结婚，违反登记程序被驳回；【案例3】当事人采用行政诉讼途径解决，因超过诉讼时效也被驳回。如此以来，当事人采取民事和行政诉讼途径解决都难以行通。这将会使大量婚姻当事人丧失诉讼救济手段，无法解决婚姻纠纷。
因而，为婚姻登记瑕疵纠纷规定一条确实可行的诉讼路径，势在必行。
二、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的修改“建议条文”
建议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作必要修改和补充，共设三款，其具体内容如下:
当事人因婚姻登记瑕疵起诉请求宣告婚姻无效或撤销婚姻的，对于不属婚姻法第十条或第十一条规定的无效婚姻或撤销婚姻情形的，人民法院不得按无效婚姻或撤销婚姻处理 。
对于不属法定无效婚姻或撤销婚姻情形的婚姻登记瑕疵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规定，提起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解决。
当事人在离婚诉讼中对结婚登记效力提出异议，主张婚姻不成立或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将离婚之诉与婚姻不成立或无效之诉合并审理，先确认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然后处理离婚问题。对于确认婚姻不成立或无效者，则直接处理子女、财产问题。
说明：1、将上述三款分为三条亦可；2、“建议条文”中未涉及婚姻登记瑕疵纠纷的效力判断（即实体上的认定问题），主要是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复杂，为了不影响解释过于延缓出台，这个问题可以留到以后再解决。3、婚姻登记瑕疵纠纷的诉讼程序问题，是当前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其理论是成熟的，完全可以加以规范。
三、“建议条文”的主要理由
1、“建议条文”第一款是在草案第一条的基础上修改的，主要是增加了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这样更加全面。同时在文字上作了一些调整。
2、“建议条文”第二款主要是解决不属法定无效婚姻或撤销婚姻情形的婚姻登记瑕疵纠纷，应当通过什么途径解决。
“建议条文”提出适用婚姻关系确认之诉解决，有其充分的 法律 根据和理论根据。首先，婚姻法第八条是关于婚姻成立与不成立的规定，婚姻关系确认之诉有其充分的法律依据。而且，确认婚姻关系之诉也是落实该条规定的需要，否则，对于涉及婚姻法第八条的婚姻纠纷就难以解决。其二，在民事诉讼理论上，也有确认之诉。婚姻关系确认之诉在民事诉讼中没有法律障碍。
3、“建议条文”第三款是关于婚姻纠纷的合并审理问题。
为了尽可能在同一诉讼程序中统一解决因同一婚姻而发生的各种婚姻事件，避免或减少因对同一婚姻关系多次提起诉讼而致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长期地、经常地处于不安定状态，婚姻关系案件以一次解决为原则。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一般均规定，对于各种婚姻事件，当事人可以合并提起诉讼，或者在第一审或第二审言词辩论终结前，为诉之变更、追加或提起反诉。
各种婚姻关系之诉和婚姻附带之诉合并审理，主要有三个好处：一是避免婚姻关系长期处于不安定状态；二是避免相互矛盾判决；三是 经济 简便，方便当事人诉讼，节省司法资源，符合当前能动司法理念。
如上述【案例1】，当事人使用姐姐身份证结婚，实际上并不影响婚姻的成立和有效。 即使认定假身份证结婚无效，但当事人1989年5月结婚，其婚姻登记无效，双方也存在事实婚姻，法院也应当按离婚处理。因而，法院应当直接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将离婚之诉与婚姻效力之诉合并审理。其诉讼路径有两个：一是当事人将确认婚姻成立和有效之诉与离婚之诉合并提起。如果法院认定假身份证结婚，其婚姻成立和有效，或者认定假身份证结婚婚姻不成立，但事实婚姻成立有效，则直接处理离婚问题；二是当事人可以提起确认登记婚姻不成立或无效、事实婚姻成立有效之诉。如果法院认为假身份证结婚，其婚姻不成立或无效，也应当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先确认登记婚姻不成立或无效，再确认事实婚姻成立有效，处理事实婚姻的离婚问题。即使登记婚姻与事实婚姻均被确认不成立或无效，也可以在民事诉讼中直接处理夫妻财产或子女抚养问题。没有必要驳回当事人起诉，造成当事人诉讼无门。更没有必要迫使当事人打行政诉讼官司后再来处理事实婚姻的离婚问题。这样只会造成诉累，并不解决任何问题。因为该婚姻登记已经20多年了，远远好超了行政诉讼时效，行政诉讼无法受理。即使行政诉讼违法受理，判决撤销了婚姻登记，当事人的事实婚姻也仍然存在，行政诉讼并不能解决事实婚姻问题，只能是一种毫无价值的“空转”诉讼。
而根据“建议条文”，上述案件，在民事诉讼中完全可以合并审理，一次性解决。包括婚姻关系的反诉等，都可以在民事诉讼中一次解决。如原告起诉离婚，被告反诉婚姻不成立或无效，都可以在同一程序中一次性解决，而且应当一次性解决。
四、“建议条文”立法理由小结
在民事诉讼中运用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解决婚姻登记瑕疵纠纷，有其充分法律根据和理论基础。
1、在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理论上，有确认之诉；
2、婚姻法第八条是关于婚姻成立与不成立的规定，确认婚姻关系之诉是落实该条的需要。
3、外国有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立法。
4、婚姻登记机关和行政诉讼无法有效解决婚姻登记瑕疵纠纷，民事诉讼是必然选择。
5、我国在审判中已经有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的判例，效果很好。
附适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的判例：
2010年4月12日，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判决了一起妹妹刘红玲借用其姐姐刘路英身份证与被告赵光武登记结婚案。在该案中，法院将离婚之诉与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有效与无效之诉合并审理，一并判决。下面是该判决的本院认为和判决主文：
关键词：仲裁；成本优势；民间性；自治性；中立性
中图分类号：DF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3-0086-03
在市场经济中，由于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以及利益的分配不均，自然出现对资源与利益的争夺现象，于是在两个或多个商事主体之间发生冲突和纠纷也就在所难免，这就需要建立有效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来控制和消减这些冲突与纠纷，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商事纠纷解决方式很多，一是“协商”或者“和解”这种依靠商事主体自行解决纠纷的自力解决机制，二是依靠诉讼这种国家公权力来解决纠纷的公力解决机制，三是依靠非诉讼解决机制――仲裁方式来解决纠纷。仲裁又称公断，是解决商事纠纷的一种民间方式，它排斥国家司法权力过度介入，而由双方或者多方当事人之外的仲裁机构对纠纷居中评判并作出裁决。这种解决方式之所以能够获得商事主体的普遍欢迎和认同，其根本原因在于仲裁具有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所没有的优势。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说，当事人对于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往往是通过成本优势来作出比较分析，而仲裁方式恰好能够更大程度上满足当事人既解决纠纷又节约成本的交易要求。
一、用仲裁方式解决商事纠纷的成本优势――与诉讼之比较
仲裁之所以越来越受到更多商事交易者的亲睐，是因为它具有诉讼所没有的成本优势。能影响仲裁与诉讼纠纷解决成本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见表1）。
（一）从性质上看，仲裁机构的“民间性”是其解决商事纠纷的成本优势的决定性因素
商事仲裁从诞生之时起，“民间性”就是商事仲裁的根本属性。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事交易随之增多，同时，商事纠纷也大量产生，商事交易者们为了追求效率、公正，自觉地选择出受尊敬、有威望的人士居间裁判，并相约遵守此裁断，于是有了最初的仲裁。当时的仲裁还都属于临时仲裁。这样的仲裁模式充分体现出公正、高效、成本低廉，与政府无关等优势与特点。随着仲裁的进一步发展，与政府无关这一特点成为了仲裁所有特点中最根本的特点，正是这一特点，使得仲裁机构不是国家机关，而是社会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如律师协会、快递协会一样，具有”民间性”，处于中介和桥梁的地位。仲裁机构从设立到运作解决纠纷，都是民间的意愿，与政府的强制性和公权力无关，也正是这个原因，国家一方面不用花费精力去考虑如何运作，另一方面也不用考虑拨给资金予以扶持。
当然，”民间性”也是商事仲裁能被各国当事人所接受的重要因素，并且还是仲裁裁决能被《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各缔约国法院承认与执行的前提条件。仲裁在解决商事纠纷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作用是作为国际司法机关的法院所无法取代的，因为具有“民间性”，仲裁机构本身和仲裁纠纷的过程都不受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公法因素的影响，纯粹看重的是效率、公正以及更专业化等私法因素。甚至因为其“民间性”，仲裁这一行为会变得不再有地域之限制（仲裁依然有国籍，是各国法律加以规定的，这是司法机关对仲裁监督的一个方面）。基于上述，仲裁机构的“民间性’是其解决商事纠纷的成本优势的决定性因素。
（二）从自治性看，当事人充分的意思自治是其解决商事纠纷的成本优势的内在基础
仲裁市场具有开放性，不是封闭和垄断的。各国仲裁法都赋予商事主体独立自治。意思自治是16世纪法国国际私法学者杜摩兰提出来的，被誉为是资产阶级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而仲裁就恰好引入了这颗明珠，这使得仲裁这种解决纠纷的方式先天地有一种优势，那就是当事人的信任。因为当事人甚至有权约定审理的方式，有权决定仲裁程序是否继续进行等。作出仲裁裁断的人或团体不具有国家公权力，仲裁裁决的执行完全依靠当事人的事先约定及其自觉性和自我约束力。故，仲裁者的权威、较强的自治意识以及当事人的诚信和自觉共同构建起了仲裁的又一特点。
反之，采用诉讼这一途径解决纠纷，从管辖、、开庭、审理、判决到最后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都与当事人意愿无关。在这一解决争议途径中，当事人失去了意思自治选择权，也就失去了降低成本的最优配置。
（三）从审级看，一裁终局提高了商事仲裁的效率
众所周知，效率是商业社会的基本要求之一。在商事争议的解决方式中引入效率概念，是因为通过诉讼程序解决争议要消耗大量的经济资源，而现代社会争议日益增多，但资源却是固定有限的。如何投入有限的资源去最大限度地解决尽量多的社会纠纷，如何在保持公正的基础上提高解决纠纷的效率，是现实生活中最令人关注的问题。不注重提高效率，导致超期限的拖延，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的救济和维护，对当事人任何一方而言，都是不公正的。所以，仲裁的高效率成为判断其优势的重要标准。
与此同时，引发并诉诸到人民法院的涉及政府、机关、事业单位 的民事案件也在逐年增加。虽然这类案件在整个民商事案件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案件性质也并不复杂，但由于被诉主体是靠国家财政拨款运行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加之长期以来受体制和官本位特权思想等因素地影响，在诉讼高发，审判、执行难的今天，给人民法院审理和执行又带来一系列新的困难和问题。作为国家审判机关，如何做到既严格依法公正办案，保护相对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又兼顾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权威和社会形象，并积极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处理好各方面的社会关系，这是具体案件审理和执行中所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新时期人民法院所面临的一项新的考验。本文结合西吉县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 ，就如何审理好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涉诉案件进行探讨，以期引起共鸣。
一、基本情况
西吉县人民法院从2005年至2010上半年，共受理被诉单位为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的民事案件58件，其中，受案最少的年份是2005年，只有3件，最多的是2009年，达到27件，平均年受理10件以上。在这些案件中，合同纠纷类38件，占65.5%，损害赔偿纠纷17件，占29.3%，其他3件，占5%。诉前协调处理28件，立案审理30件。在立案审理的案件中，判决结案19件，调解结案8件，驳回2件，报送上级法院管辖1件。有执行内容的19件，执行和解11件，移送上级法院执行5件，正在执行的3件。
二、案件特点
（一）从起讼主体看，提讼的原告为公民的47件，占81.03%，法人提讼的11件，占18.97%。
（二）从被诉单位的性质看，县级党委政府部门涉诉案件最多，达到40.74%，其次，是乡（镇）政府和一些事业单位，他们的涉诉案件各占29。63%。
（三）从案件类型看，主要是合同类纠纷，其所占比例高达59.26%， 侵权赔偿类案件占29.63 %，其他类型的案件仅占11。11%。
（四）从纠纷的起因看，均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不履行合同义务偿付拖欠的货款、工程款、贷款、招待费、劳动报酬及未尽管理义务致他人伤残、死亡拒不赔偿而引起。
二、具体做法
对于当事人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的民事案件，鉴于被诉单位所具有的特殊性和社会性，为了探索更好的途径化解矛盾，消除纠纷，西吉县人民法院在多年的审判实践中，采取以下主要做法：
（一）、严把立案关，诉前化解纠纷。让更多的涉及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纷争在诉前得到解决是西吉县人民法院的首选做法。一是反复做人的思想工作，引导人尽量通过和被诉单位协商等其他有效途径解决纠纷；二是对当事人自行解决不了，原告坚持的案件，以人民法院的名义向涉诉单位发出建议函，敦促被诉单位限期自行解决。三是对前两种方法交涉无效的纠纷，再由立案庭庭长乃至分管副院长、院长，与涉案部门领导及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协调处理。总之，要穷尽一切办法，尽可能地使纠纷在诉前得到妥善解决。
（二）、以调为主，慎行裁判和强制执行。对诉前未能协调处理，已进入诉讼程序的涉及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审判和执行案件，仍然把协调和调解工作贯穿到诉讼和执行的全过程，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和措施，尽最大努力调解处理，不到万不得已，不强行下判，不强制执行。
（三）、加强汇报，争取支持。对审判和执行过程中，地方阻力和干扰大，存在特别难度，基层法院自身无法消化的案件，积极主动地向当地党委、人大和上级法院汇报，争取党委、人大和上级法院的理解和支持，由党委、人大督促解决或上级法院提级审理、执行或指定其他兄弟法院异地交叉审理、执行。
三、取得的成效
以上措施和办法的实施，有效地化解了一批官民之间的社会矛盾，也缓解了因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涉诉纠纷给人民法院带来的审判和执行压力，48.28%的案件诉前得到妥善化解。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26.7%的案件得到调解解决。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57.89%的案子都得到和解执行。受到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法院的肯定和支持，同时，也受到当事人和被诉单位的理解和认同。
四、存在的问题
在处理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涉诉民事案件中，尽管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办法，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审判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影响社会和谐，不利于人民法院审判和执行的问题。
一是地方保护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尤其表现在外地公民、法人、申请执行或外地法院委托执行的大标的诉讼案件上，人民法院的审判和执行工作 ，不但被诉单位不理解、不配合，就连个别领导也不支持，而且横加指责，认为法院没有大局观念，不维护地方利益，不支持地方工作。
二是官本位思想严重。一些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的法人以职权自居，在他们眼里，人民法院只不过是地方上的一个小工作部门而已，对人民法院诉前和诉中协调、调解及判后执行工作不以为然，不但不主动配合处理问题，反而通过找领导给压力、散布舆论、转移资金等办法重重设置障碍。阻挠人民法院的审判和执行工作。
三是法治观念淡漠。对本单位民事活动中，尤其是前任手中遗留的，应当履行的义务不履行，或未尽应尽之管理义务引起的纠纷不处理，敷衍塞责，能欠就欠，能推就推，能拖就拖；对当事人的，既不答辩，也不出庭应诉，即使答辩、应诉，也是委托律师或指派下属来应付了事，致使能够调解、和解的案件也得不到及时处理和执行。
五、措施与对策
（一）、加强普法 教育 ，提高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法人的法治意识，增强他们对参与社会矛盾化解、参与诉讼活动重要性认识，自觉地服从并接受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和执行工作，维护法制的统一性和司法的权威性。同时，要进一步规范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民事行为，做到重法治、讲诚信、负责任，减少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涉诉纠纷。
（二）、培养法官司法技能，提升法官的司法能力，学会应对各种复杂矛盾，善于化解各类纠纷。要着力培养并塑造一支 政治 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善于做群众工作，具有深厚的协调、调解工作功底和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法官队伍，更好地投入到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中去，并通过具体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扩大人民法院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树立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