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5 17:23:4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的公理，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李嘉图恶习 研究方法 认识论 经济学
一、李嘉图恶习的概述
大卫・李嘉图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他写作风格的特点是强调抽象的结论和具体的运用之间的区别。李嘉图擅长把复杂的经济现象高度抽象成很少的变量,然后通过对这些变量的解释进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运作进行诠释。
李嘉图拥护抽象的演绎方法,它指出了通向现代分析的道路,并产生了最终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李嘉图创立了许多具有独立性的抽象名词来观察经济。他抽象的研究方法本身并没有问题,其严密推理的分析体系也显示了一种方法论的严密性,这种严密性是他的前辈和他的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所不及的。
二、李嘉图恶习的分析
经济学是实证科学。马歇尔指出:“差不多像其他一切科学一样,经济学的工作是收集事实,整理和解释事实,并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布坎南也指出:“在经济学上可见到一种很有趣的发展,这就是经济学家的基本原理在扩大,这种发展包括经济史学家运用过去年代的资料来检验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这就是说,经济学的实证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实证材料的归纳提出假设,而另一方面是利用实证材料对经济学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
李嘉图出现问题的地方在于把抽象直接应用于现实。李嘉图研究经济现象运用抽象方法,以逻辑推论来发现其中的“法则”,即经济现象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说明了李嘉图采用这种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和“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也指出了它所存在的“科学上的不完备性”。这种方法的“科学上的不完备性”主要表现在,“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李嘉图经济学方法论的缺陷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这种缺陷是在克服了斯密的方法论的二重性后在一元的抽象想法的发展过程中的缺陷。经济学抽象方法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学科分割活学科孤独主义倾向。长期以来,经济学采用高度抽象的方法,将大量社会现象抽象掉,研究纯粹的经济现象,标榜一种纯粹经济学。这事实上是一种学科孤独主义。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指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经济学的疆界具有明显的缩小趋势,而这完全是人们有意造成的。”他还指出:“今天,市场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式,我们探索这些形式带来的后果,但几乎不去注意他们的历史变迁及其相对重要性的变化。我们把这些交给了经济史学家或其他社会学科去研究。”所以,与过去相比,“今天经济学家所运用的变量更加数量化了,定理更加严密了,研究成果更加准确了。虽然准确性有所增加,但却为此付出了代价,分析的范围缩小了,不那么‘丰满’了。”
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J・M・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一种科学,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熊彼特指出:“‘科学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一切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与著述的人们的区别,在于掌握了技巧或技术,而这些技术可分为三类:历史、统计和‘理论’三者结合起来构成我们的所谓‘经济分析’”。可见,经济学是有一定的研究方法的,是具有认识论意义的。逻辑思维方法有归纳法、演绎法、伪证法。
1.归纳法。归纳法是由个别、特殊推论出公共、一般,其创法源自F・培根。培根十分重视一般活公理。他在《新工具》中说,归纳法“从感性与特殊事物中把较低级的公理引申出来,然后不断地逐渐上升,最后才达到最普遍的公理。”A・孔德所创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就主要是采用归纳法。但归纳法也有它自身的缺点。早在18世纪初,D・休谟就指出,归纳法是建立在未来与过去相似的假设上,然而,“自然的途径会发生变化,过去不能成为将来的继续持的规则”休谟的批评否定了归纳法可求得因果关系。“归纳逻辑的最大缺点是它所有的命题都是单称命题,积累同样命题愈多,愈属可信,但终非全面”
2.演绎法。演绎法是由一般公理、定律推论出个别、特殊,结构严密。演绎法不仅能确认已知的存在,还能推论出未知事物的性质,这是演绎法最大的功效。在演绎论证中,普遍性结论是依据,而个别性结论是论点。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相反,它反映了论据与论点之间由一般到个别的逻辑关系。演绎推理的主要形式是三段论,即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大前提是一般事理;小前提是论证的个别事物;结论就是论点。用演绎法进行论证,必须符合演绎推理的形式。经济学从李嘉图起,就倾向于用演绎法,边际主义出现后全用演绎法。1883年奥地利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之争”,实际上就是演绎法与归纳法之争。
3.伪证法。1934年奥裔英人K・R・波普尔发表《科学发展的逻辑》,提出伪证逻辑。他的伪证论是一大发明,任何理论都需要伪证。正如恩格斯所说:“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人士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但纠正错误不一定全部否定它。波普尔理论最大的缺陷是他不该完全否定归纳法。早在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就说过归纳法“很不中用”,归纳法的结果“每天都被新的发现所”,但也不能否定它。“归纳和演绎……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
参考文献:
[1]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
[2]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3]詹姆斯・M・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高德步: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历史的视角.经济学科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
[关键词] 数学推理 可靠性 偏见 定量分析 博弈论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数学在经济活动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市场经济规律的复杂对于资源的使用，如何满足人类的欲望实现科学的物质分配，以及实现最小的投入，最大化的产出的要求也就更加精细起来，那么经济学作为一门专门研究的学科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效率，最优化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具有不确定性的，所以要定量的分析，有优化组合，就要用数学作为定量分析的工具。因此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可以更好地表述经济学原理，使经济问题转化成数学模型，把经济问题分析的更加具体。以下是笔者的几点思考:
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价值
我们知道经济学是研究如何配置与使用相对稀少的资源，来满足最大化需要的社会科学，即研究社会活动中的个人、企业，政府如何进行选择，以及通过这种选择来有效使用资源的一门学科。也就是说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甚至具体到经济活动中，经济问题也就难度陡增。在经济学中，我们追求的是精确，因此精确也就成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显著作用。在数学中的优化组合对于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就是最好的例证；数学推理在经济活动中有利于企业组织或者企业中的个人做出选择，有利于生产资源产生最大效率；而具体的熟数据定量分析在经济活动中是完全可以把经济问题有机地转化成数学模型，使问题的解决方法更加具体化；当然博弈论的相互比对作用，更有利于经济活动以及经济学研究的全面展开。所以说，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价值是非常普遍，而且影响深远。
二、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
笔者以为，在经济学研究中数学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工具上，数学作为经济研究的基础，其作用是不可小看的，我们可以具体到数据的统计，计量，投入产出的计算，效率的优化等等；第二则是在思想方面，众所周知数学是严谨的，其严谨的追求与作风在经济学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应用中数学理论的概括与科学发展数学的特点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更加严密的逻辑性与其非常实用的价值使得数学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也相对广泛。
1.数学的工具性应用
首先，数学概念是抽象的典范，几乎它的所有基本概念在现实世界中是找不到的，例如，点、线、面；自然数、实数和虚数等等；它们是抽象的，又是深刻的，极其奇妙地、精确地刻画自然事物的某种基本特征。其次，数学是严密逻辑推理的象征，其方法论的核心是演绎法，即从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进行演绎推理；其实质含义是，若公理为真，则可保证其演绎的结论为真；从逻辑上看，演绎法是清晰、合理和完美的，由数学推出的显然是毋庸置疑的正确结论。最后，由上面两点，数学应用的广泛性是不言自明的。自然，在经济研究中，少不了数学这样一个工具。经济学是研究在约束的条件下的最优化选择，即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如何达到收益的最大化。于是，在研究中就存在成本、收益等等的概念和运算。同时，由于经济活动的多样性，研究中存在许多变化的因素，导致了经济研究的错综复杂。而数学其用处就在于为许多复杂的思想和现象提供了简洁而明了的解释，为许多错综的数据提供了计算模型，从而使经济研究简洁条理。
2.数学的思想性应用
数学的应用性不仅仅体现在其工具性上，更在其思想性上。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作为市场经济运行描述的基本理论，对我们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从学习和研究的角度看，似乎可以明显感觉到，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思维方式和推理方式的深刻特点之一表现在其数学性方面，也正是这一特征使人们常常把经济学看成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学科。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国富论》起的二百多年来，已形成了一个庞大而较严密的理论体系。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的理论形式、研究方法是公认为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笔者认为这实际上表明，数学作为一种理论信念、方法论和研究手段，十分明显地体现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特征中。按传统流行的科学观，一门学科达到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它能否充分运用数学方法。而在经济学中，对于经济现象、经济运行及其规律的描述与研究，正需要数学方法与数学思想，从而达到它的科学性。
三、数学与经济学的内在关系
自从19世纪以后，数学的发展为西方经济学家提供了方便。西方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大量地运用数学，他们所用的数学方法几乎遍及纯数学的各主要分支。不可否认，数理分析的方法要比单纯文字说明、推理更方便、更精确，有时也更能说服人。大量的数学符号和算式推导，使经济过程和现象的表述较为简洁、清晰。然而，当前西方经济学似乎越来越追求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微观经济学所使用的数学工具甚至比物理学家使用的还多。过去使用数学工具较少的宏观经济学，现在也连篇累牍地充满了复杂的数学公式。但是，必须注意，在经济理论研究中不能滥用数学。数学不是经济学本身，而是一种工具。数学本身不能创造任何经济理论，不能创造任何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数学是从前提出发，经过逻辑推理，得出结论的。在经济研究中运用数学时，要结论正确，首先要求前提正确。自然科学家懂得，不管用了多少数学和多么复杂的数学，都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数学可以给错误的经济理论披上科学的外衣，但不可能赋予错误理论以科学的内容。离开了思想，工具就是没有意义的。而且，经济学分析的工具也不只是数学一种，应提倡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参考文献:
[关键词]“试错法”改革 宏观经济微观基础 马尔可夫过程假说
〔中图分类号〕F015,F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069-06
一、引言
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背景是渐进的和全方位的经济转型。即使现在的汇率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仍然在摸索和实践之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沿用“试错法”（Trial and Error）的改革思路，但是“试错法”意味着改革者不能区分转型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冲击。而很多经济现象长期和短期效应是相悖的（例如汇率贬值的J曲线效应、农业产量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关系等），这必然造成改革者走很多弯路甚至错路。到了改革的深入阶段，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就目前情况来说，国内争论的一个热点，就是我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否是有效的，有人甚至说，这些改革总体上是失败的。以上问题的出现与对我国转型经济的研究现状不无关联。
目前关于转型经济的研究可以归类为三种方法。（1） 制度经济学分析，采用的是制度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如Sachs、[1] Jefferson和Rawski、[2]吴敬琏。[3]（2） 微观领域的产业组织分析，主要采用静态博弈方法或厂商行为方法，如Tian、[4] Bai [5] 和Svejnar [6]( P243-254 ) 等。这两种方法的研究多采用静态和确定性分析，忽略了动态和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人是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理性人，没有理由不对未来进行预期；另外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如工资体制改革引起了收入的波动，以及教育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引起了支出的不确定性等。但它们与本文的主旨不同，这暂且不谈。（3） 宏观方面的结构性宏观经济分析及实证分析。其中，结构经济分析主要是利用国外现有理论直接构造结构性的宏观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肯定是误导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国外宏观经济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与我国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渐进转型有着本质的差别。例如大多数对人民币合意变动幅度的研究（Chou和Shih、[ 7 ] 张晓朴、[ 8 ] 林伯强[ 9 ] 等），主要是套用国外均衡汇率模型。但国外均衡汇率理论一般假定分析国家为小型开放经济、产品市场自由竞争和要素国内自由流动，而这三个假定在中国无一成立。实证分析方面主要是利用中国数据进行各种计量回归，有时在模型中考虑一些制度变量，如Cowgill[10]和Song[11]等。但是该做法在加入制度变量时十分主观；另外，即使我们能够确定那些制度变量会影响宏观经济，但对于这些制度变量如何进入模型，以及如何影响宏观经济这两个问题，我们仍然是不清楚的。
总体上，目前中国经济改革遇到了一些困难，这至少在部分上是中国经济研究在方法上落后而导致的。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首先对目前的“试错法”改革方式进行规范和科学的理论化和量化，然后阐述特定制度和转型背景下的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最后，据此科学地设计制度转型的推进进程。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是现实经济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相互作用的经济实现，而对理性的经济人行为进行规范的描述，则又是科学地阐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前提。因此，解决（或至少部分解决）目前改革困境的出路在于：把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分析方法与我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重新建立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理论，再把微观研究运用到宏观经济分析。建立这样的理论或模型，会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安排起到重要的指南作用，这样的模型和方法本身在理论上也是对经济学的贡献。
二、为什么要分析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一） 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定义
所谓微观基础，应是指两个方面的含义，微观行为基础和微观制度基础。微观行为基础是指代表性的经济主体（通常假定是理性的）出于特定的动机（例如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公理化假定），在资源约束下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微观制度基础是指经济中现有的制度安排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特定约束。则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就应该是指：
“在经济中现有制度安排、资源和信息的约束下，理性的经济主体出于特定的动机而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约束下的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
（二） 微观基础的重要性
近年来，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学领域，加强微观基础研究的呼声愈加高涨。那么，在宏观经济领域，微观基础到底有多重要？
对此，不同的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Snowdon等[12]对主流经济学派主要经济学家的访问表明，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微观基础十分重要，但并不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表现在：首先，所有的宏观现象都是许多微观现象的加总；其次，没有这种研究工具，经济学就不再有许多内容，最终将演变成描述；最后，微观基础的研究能够揭示一般经济规律后面的深层次的渊源，使得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但这并不是说全部宏观经济学都必须从微观经济学基础出发，有很多像IS―LM模型等那样十分有用的模型，尽管这些模型并没有从单个单位出发并从此建立起来。
实际上，如果经济的结构稳定（例如完善的市场经济），政府的政策行为也具有一致性，一般性的经济理论加上经验性的研究可能已经可以满足一般的宏观经济分析需要。例如，就短期预测而言，一些实证模型，尤其是时间序列模型十分有用（Hanmilton）。[13]
（三）为什么要分析转型经济的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卢卡斯批评”的启示
尽管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基础研究并不能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但是，微观基础对于研究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它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研究唯一正确的方向。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借鉴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在近几十年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可能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所谓的“理性预期革命”，“卢卡斯批评”（Lucas critique） 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卢卡斯(Lucas)[14] 在其经典的论文中指出：政策制定和实施者行为方式的变动，如果不考虑结构性经济模型深层次参数（deep parameters），则计量经济研究（尤其是凯恩斯式的Tinbergen框架研究）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模型分析和预测的系统性失误。
对此，Lucas举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你看到我在克拉克大街上驾车向北行使，你就猜测几分钟后我仍在同一条大街上朝北走，那么你就获得了良好的（尽管不完全）预期的成功。但是你想预测如果克拉克大街关闭以后我的反应，那就应该想想我打算去哪里以及我另外可以选择的路线有哪些。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决策问题的本质和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想知道在政策的一些变化下，人的行为可能怎样变化，那就有必要研究人们做出选择的方式。
“卢卡斯批评”主要是针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方式而言的。它虽然深刻，但忽视了对经济主体赖以行为的制度背景的考虑。这可能是因为卢卡斯把分析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因而不必要过分强调制度背景。但在我国全方位和渐进的改革中，经济制度一直处于深刻的变动中。这意味着传统理论借以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的条件也都得不到满足，更不用说政策制定者行为方式的变动了。可见，如果我们套用国外的模型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必然会导致模型的设定错误（specification error），而招致“卢卡斯批评”。而套用国外现有的理论直接构造中国的结构性宏观经济模型，正是当前研究我国宏观经济的主流方法之一。例如，刘小玄等[15]和Wang Xi[16]论证了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特殊的晋升制度和“控制者收益”效应，我国国有经济经理人同时存在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经营目标。而完全市场经济中的厂商一般被假定只具有利润这样的效益目标。这就意味着国有经济必然表现出异于完全市场导向厂商的特殊行为。此时，套用国外的厂商模型来分析国有经济行为，方法必然错误。王曦[17] 对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实际上，不单是国有经济行为与货币需求函数，类似的结论贯穿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各个方面。
传统理论和模型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它们是从一定假定条件（制度稳定、市场竞争性等）下对经济主体进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而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的作用，这些通常是合理的一般化假定条件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搬硬套西方现成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其结论会误导。
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把现代经济理论和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背景联系起来，重塑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建立推导真正符合我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模型。
三、如何建立转型经济中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宏观经济学本身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由于经济现象十分复杂，经济学本身又同时具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特征，对同一经济现象会有不同视角的观察，因此出现了不同的学派。目前国际上代表性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派有：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是R. Lucas，T. Sargent和R. Barro等；以及新凯恩斯学派，以N. Mankiw，O. Blanchard和S. Fischer等为代表。虽然其观点不同，但若深入考察其思想体系，我们会发现各个学派在分析思路上存在着相当的一致性，即首先是建立关于经济人行为的若干公理，然后通过一定的技术模型化经济人行为从而引出结论并指导政策。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公理化和逻辑化的分析方法。从这个角度看，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就包括建立转型时期微观行为的公理化体系；通过一定的方法对经济人行为进行理论化并指导政策。逻辑化的分析方法通常与建模的技术相联系，可以直接向主流学派借鉴，这里暂且不谈。对经济人行为的公理化假说是微观基础分析的思想基础，它通常包含对经济人目标、预期和市场出清三个方面的先验论断。不同学派的假设不同，因而引至不同的结论。下面提出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说。
（一）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
主流宏观经济学假定经济人是追求目标函数最大化的理性人，简称为理性人假说。
在经济学中引入理性人假说出于两种动因。一是所谓的“规范性”动因，即了解人们在既定情况下怎样合乎理性的行动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这通常与讨论人们“应该做什么”的规范性研究联系起来。第二种动因涉及到能解释和预测实际行为的理模型运用的可能性，这属于“是什么”的实证性研究范畴。经济学家首先对理进行刻画，然后基于理分析实际行为。这一动因构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基础。其理由是，尽管实际行为从原则上说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但有理由相信在大部分时候它可以被描述成是“理性的”。
在经济学思想史的发展上，将人类看成是在不懈地追求他们各自的私利，以代表理性人的最大化目标，是一种重要的观点。虽然有许多其它的动机（例如令人满意的和有界的理性）在人类的行为中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强理性人假说，长期以来在刻画个人行为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把理性人假说运用到经济学研究的方便和深刻性，“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同时继承了理性人假说。
(注：相对于“新古典学派”比较一致的理论框架，“新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显得有些庞杂，但一般认为，标准的“新凯恩斯学派”接受了理性人和理性预期假说。)
就转型经济而言，笔者认为，一般意义上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用来分析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首先，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最为方便的理论框架，能排除那些最明显的行为不协调。其次，经济学发展史证明，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是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可以使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这里强调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人，是指在特有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经济主体。在特有制度下，“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和“政府福利最大化”，可能具有更特殊的形式。例如，前文已经说明，国有企业经理同时具有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目标；又如，在人民币外汇市场上，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特殊的行政制度，对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员甚至汇率政策的决策者都倾向于维持汇率基本不变。此时，个人风险最小化是更合适和直接的假设。
（二）市场非出清的可能
持续的市场出清（continuous market clear）是指：理性经济主体根据已有信息进行最优反应的结果，造成了在每一个时点上，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都处于均衡状态；所有的观察结果都被视为是“市场出清”的，是经济主体按照他们所觉察到的价格做出的最优供求反应的结果。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不可能在人行道上存在不被人拣起的10美元钞票。
新古典学派是市场持续出清假说最强硬的支持者，并且该假说可能是新古典主义最核心的部分。它意味着，价格和工资会以极快的速度调节到均衡点，不可能存在供求的脱节和非自愿的失业。理性人假说、理性预期、持续的市场出清再加上卢卡斯总供给曲线，构成了新古典的均衡经济周期理论。其政策含义包括：政策无效性的主张、反通货膨胀的零成本和“卢卡斯批评”等。“新古典学派”对于经济理论出色的演绎，也许加上一点修辞上的优势，(注：这主要得益于理性预期中的“理性”一词，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是“非理性”的经济学家。)使得它在20世纪70、80年代极其盛行，“凯恩斯主义”似乎注定要退出舞台。但是新古典主义断言反通货膨胀政策具有零成本和市场持续出清，当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进行反通货膨胀的试验之后，两国经济深度的衰退似乎对新古典主义提出了相反的证据。这使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思考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化假说，尤其是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说的可信性。在反对阵营中，新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成为主要的力量。
“新凯恩斯学派”面对“新古典主义”的挑战，开始着手重塑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他们虽然接受了“新古典学派”理性人和理性预期的假设，但对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设一直予以激烈的批评。他们认为，由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劳动的非同质性、信息的不对称和菜单成本（menu cost）的存在，以及关心公平的经济主体行为，使得价格和工资的调整存在名义的或实际的刚性（nominal and real rigidity）。刚性使得价格和工资不能足够迅速地调整以出清市场，于是名义和真实的需求和供给冲击将导致产量和就业巨大的真实效应。产量和就业对其均衡值的偏离是巨大而长久的，而且毫无疑问这种偏离对经济福利是有害的。政府因此要对经济采取干预的政策，并且这种政策干预是有效的。
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不可能连续出清，甚至不可能出清。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照搬前苏联集中计划的模式来管理经济，国有企业内部实行物资和原材料的计划调拨分配，财务上实行统支统收；银行系统也采用条块分割的方式来实行现金发行计划和贷款计划的数量性管理。在这种体制下，市场的作用被压缩到了最低点，市场非均衡占据了统治地位，很难想象会有持续的市场出清。经济转型之后，由于我国实行渐进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因此整体经济中的持续市场出清也是不可能的。例如，我国到目前为止仍实行固定利率制度，货币市场不存在利率机制调整货币供求，更不用说快速的调整。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意味着，在一些时候，我们必须利用非均衡分析方法来分析特定的问题。陈平等 [18} 对现阶段人民币汇率非均衡机制的分析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还意味着，与“古典二分法”不同，名义冲击很可能对真实经济总量造成巨大和持久的影响。王曦等（2003）[19] 对我国货币市场实际运行态势的分析表明，我国货币市场的冲击作用具有波及性、永久性和持续性；货币市场失衡是普遍现象；宏观总量在向均衡的渐进调节过程中呈振荡性波动，存在超调现象。
（三）经济转型中的预期
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思想最早可能起源于Muth，[20] 1961年他认为：“预期就是对未来事件有根据的预言，因此预期与相关经济理论的预言是基本一样的。”大约10年之后，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才正式将这个假说吸收到宏观经济研究中；随后，该假说开始被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采纳。理性预期是指在形成关于某一变量未来值的预期时，理性的经济主体会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该变量决定因素的信息。新古典和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一般使用的是理性预期的强形式，这与马思的假说相符，即认为：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将同这些变量的客观数学条件期望一致，或者说理性预期不存在任何系统误差。如果在时期t要预测t+1时的变量Xt+1，则理性预期意味着：
Xet+1=E[Xt+1|It]
其中，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理性预期也可以表示为：
Xet+1=E[Xt+1| It]=Xt+1+εt+1
其中，ε为理性预期的误差，E[εt+1]=0，E[εt+1| It]=0。
E[εt+1]=0和E[εt+1| It]=0清楚地显示，理性预期不存在系统误差。
就笔者而言，理性预期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这首先是因为，如果我们采用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说，我们实际上就是假定，他（她）具有和真正的经济学家一样的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注：这个假定可能过强了，一个相对弱的解释是理性的经济主体可以从公开得到的专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中获悉专业预测。)
这就是说，理性人没有任何理由不高效率地运用他（她）可以获得的公开的信息。其次，可以证明，很多其他的预期形式，例如适用性预期、外推型预期等，实际上都是理性预期的特例，是特殊随机过程下理性预期的特殊实现。但问题的关键是：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经济人是怎样进行预期的？
四、“试错法”改革的随机过程表述
“试错法”经济转型，其含义是：改革者在推进下一步的改革时，除了大方向以外，其依据就是当前的改革推进程度。在数学上，如果可以把某些制度改革的推进想象为一个性的随机制度向量的变动，则该制度向量刚好具有随机过程中的马尔可夫性（Markov property：是指随机向量的下一期变动只与该向量的当前实现有关，与历史无关）。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假说――“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为了使这个假说更有适用性，我们分别考虑了两种表述：
强形式：Xt+1=AXt+C+εt+1（1）
弱形式：Xt+1=AXt+C+μ(Zt)+εt+1 （2）
其中，X为制度向量， A为系数矩阵，C为趋势向量，ε为i.i.d.的白噪声，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函数μ(・)表示其他当前状态向量（Z）对改革推进的影响。由于μ(・)利用了额外的信息，因此式(2)的假设要弱于式(1)。弱形式的一个例子是我国政府在1988年宣布要进行“价格闯关”的情形，其中μ (・)表明了“政府宣布”的作用。
这种“试错法”的改革推进特点对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而言，就是他们缺乏或只具有很少的信息来预测未来。对式（1）和式（2）取条件期望，有：
预期强形式：E(Xt+1| It)=AXt+C （3）
预期弱形式：E(Xt+1| It)=AXt+C+μ(Ωt)（4）
式（3）表明，对改革推进的预期只与当前的改革安排有关，与改革的历史无关；式（4）虽然利用了当前改革推进的额外信息，但仍与历史无关。
以上分析说明，由于经济主体在预期时只使用了最近的信息，因此其预期表现出“短视（myopia）”的特征。
五、结语
在“试错法”的改革过程中，制度背景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殊的微观行为方式。此时，直接照搬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模型是误导的，必然遭受到“卢卡斯批评”，产生系统性错误。解决这个问题应从深层次着手，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重塑转型时期的中国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作为这个工作的第一步，我们重新定义经济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定，包括对“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市场非出清的可能以及理性预期假说。下一步的任务就是，针对具体问题，利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展开分析。在这方面，我们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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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为经济学；经济人；非理性；偏好
一、引言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一基本假设规定了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致力于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在经济生活中，每一个经济行为人的经济行为都是利己的，这就是所谓的“合乎理性的人”。主流经济学对于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是建立在假设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自私的、追求效用最大化之上的，以此为基础就产生了人们所熟知的效用论、偏好的一致性和有序性等经典经济学理论。但是，由于人的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理性人”是不存在的，人的行为是要受到自身的生理、心理以及他人和社会环境等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现实生活和生产过程中，人的经济行为更多的是“非理性的”。由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于现实中一些“非理性”的经济现象无法做出充分的解释，一些经济学家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致力于研究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的行为经济学也就应运而生。
二、发展历程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人类心理与经济行为的关系。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其所著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就涉及到了人的心理活动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诸如利他主义、公平、损失厌恶、过度自信、自我控制等都在其著作中有所阐述，特别是利他主义。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试图说明，天性就是自私的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控制自己自私的感情和行为，要发扬慷慨、正直、勤俭、自我克制等人性的美德，这样才能保证和维持整个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行。除此之外，边沁等人也注意到了心理活动在人的经济行为中产生的作用。他认为，面对选择，人追求的目标是效用，也就是心理满足的程度，心理满足程度的大小决定着选择的绩效。当经济学说发展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了心理因素会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这一思想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尤其得到了发展。凯恩斯提出的消费倾向概念就包含着主观因素对人消费行为的影响。同时凯恩斯的投资行为会受到群体因素的影响的理论对于行为金融学的产生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认为市场的波动会受到群体的乐观或悲观情绪的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也会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在前人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上，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经济学的萌芽开始产生。经济学家开始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到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当中去。在这期间，西蒙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认为是早期行为经济学形成的标志。他的“有限理性”理论认为，由于客观条件及自身认知能力的约束，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非完全的，因而，人做出的往往是最满意的决策而非最优的决策。这一理论已经向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提出了挑战。而乔治卡托纳甚至对“理性人”这一公理化假设提出了有力的批评，他强调经济行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研究人的心理因素之上，因为人的内在动机决定了人的行为。此后，伴随着心理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开始兴起。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着手联合起来研究经济行为的发生机制。贝克尔在其《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提到，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即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的阶段。他结合了心理学和经济学对少数民族歧视、竞争与民主、犯罪与惩罚、家庭和婚姻等看似与经济学无关的社会现象做出了解释，他的成就也正是在于此。他运用经济学及心理学的理论通过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解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理查德•泰勒被认为是行为经济学的开山之人，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认为泰勒是“第一个提出将心理学纳入经济学讨论中并发展出行为经济学的学者”。主流经济学强调人是纯理性的“理性人”，“理性人”做出的理性选择形成了有效市场；而以泰勒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者则认为人根本就不是“理性人”，而是“社会人”，面对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的选择，人经常做出错误的决定。因此政府和企业应该作为选择设计者在现实中建立一个选择的框架体系以便促进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同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投身到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并提出了各自的理论和观点，诸如戴维•莱布森和马修•拉宾描述了有关人和金钱之间存在的一种“反常现象”，即在储蓄行为中出现的“夸张贴现”现象。威廉•庞德斯通指出人们并非总有明确的偏好，提出选项的方式方法会影响人们做出的决定等理论。对于行为经济学的定义众说纷纭，概括起来，行为经济学就是将心理学、社会学的理论成果与主流经济学理论相结合来研究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的学科。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试图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而是试图说明在现实生活中，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中是存在着“非理性”的。
三、理论成果
1.有限理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成为了行为经济学者理论研究的前提之一。与“理性人”假设所强调的经济行为人都是“完全理性”、“完全利己”和“有完全意志力”不同，“有限理性”认为现实生活中人的理性认知能力不仅要受到自身生理和心理因素以及思维能力的限制，同时还要受到外部客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影响。因此，经济行为人是“有限理性”、“有限利己”和“有限意志力”的，经济行为人的决策标准是追求令人满意的决策而不是最优决策。西蒙等人尤其提到了信息不完全对于人们决策的影响。由于获得信息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而且通常情况下无论花费多大的成本都无法获得全部所有的信息。信息的残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决策，从而也可以在经济行为分析中用于解释那些非理、随意甚至于“不明智”行为。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行为经济学者甚至其他经济流派的学者在一些主流经济学难以解释如公共物品、社会福利和社会准则等问题上有所突破。主流经济学为了保证个人选择的理，提出完全性、传递性和反身性等“公理”，然而这些对于“理性”的判断标准本身是理性的吗？经济学中的一些概念直接取自日常用语，在使用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着不精确性和弹性。在现实研究中，诸如凯恩斯、赫西曼等那些不那么看重形式化的演绎推理的经济学家更多地是在“常识”的意义上使用“理性人”这一概念，他们往往是根据语境的不同对于个体的行为做出“经验上可信”的假设，就连弗里德曼在方法论层面上也提到我们无法逐一对理论的假设做出“经验上的检验”。而所谓“经验检验”依然是根据人们长期以往对于现实社会的普遍性的认识甚至是道德层面的普遍性认同为依据的。而对于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这些“普遍的认识和认同”或者“社会准则”或者说“常识”反应到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群，甚至是不同的个人的行为上都是有差异的，继而对于“理性”的定义以及判断“理性”的标准也存在偏差，在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无法做到完全统一的。因此，“有限理性”显然要比“完全理性”更加贴近现实。当然，这里并不是要把“理性人”假设完全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围绕着可形式化展示的模型进行的。对这类研究，通常个体的认知和动机等经验事实并不进入分析而与分析的结果无关，从而，“理性人”的前提更多的是帮助演绎推理。
2.选择框架
选择问题一直是经济学所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这同样也是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学者们结合心理学的理论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审视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的行为机制。行为经济学家发现，在涉及到具有不确定性的选择中框架效应是普遍存在的。坎尼曼和特沃尔斯基设计的“疾病治疗困境”实验就是其中一个最为经典的案例。事实上，在正面框架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A，而在负面框架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B’，即便同一种治疗方案在不同的描述中实际上治疗结果是相同的，但是显然积极描述要比消极描述更具有吸引力。人们往往在面对过多选择时会出现“选择困难症”。有这样一个实验，两名市场营销专家在超市布置了两处果酱展示台，一处只展示了6种可供消费者选择的果酱，而另一处展示了多达24种果酱。实验发现，24种果酱的展示台确实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围观，但是最终还是6种果酱的展示台的购买率更高。这就表明，可提供的选择越多，人们反而越难以决策，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放弃选择或者另寻它法。锚定效应是指人们的行为会受到外部信息的影响从而在做出决策时会受到该信息所限定的某种模式之下。当人们需要对某个事件做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特定的数值作为起始值,这些起始值就像“锚”一样使人们的估测值落于某一区域中。如果这些“锚”定的方向有误或者是虚假的，那么估测的结果就会产生偏差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歪曲。以上提到的现象表明，人们在面对选择时，提出选择的方式和方法，外部环境因素等对于人们的决策行为影响是很关键的。积极的因素会帮助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而消极的因素会使人做出错误的决定。理查德泰勒强调，为了使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政府、企业等应该构建一个有效的选择框架来引导人们进行决策。有时只需要一个“温柔的推动”(Nudge)，与强势的命令相比，这种非强制的方式人们更乐于接受，还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的心理和行为，从而使得他们做出选择设计者所期望的决策。
3.不确定性(系统偏差)
正常情况的选择已经足够复杂，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就更加难以做出决策。坎尼曼和特沃尔斯基发现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的决策行为往往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偏离经济学理性状态下的标准范式，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与主流经济学对理性的假定存在着系统偏差。小数定律就是系统偏差的典型。大数定律是统计学中的概念，相较于小数定律，大数定理更加被人们所熟知。该定律的前提条件是样本规模足够大。然而，日常生活中人们所面对的都是小样本，小样本的均值不会遵循大数定律接近于总体的均值，而是出现了偏差。日常生活中人们却更容易受到小样本的过度影响，尤其是对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4.偏好常规理论认为偏好是预先存在并且稳定的，而心理学家则认为偏好是构造出来的。行为经济学家如坎内曼、特沃尔斯基、拉宾等对偏好的一些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发现，人的偏好是在做出判断的选择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选择的设置和外部因素会影响偏好的形成，人们在挑选苹果的时候才能确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苹果。人对于事物的敏感性也是呈递减趋势的，也就是说收益或损失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但是，损失获得的关注度要更高，人们对于损失的估价通常高于等量的收益。另外，如果存在一个参照点，人们常常对于某个行动的后果与这个参照点的相对差异比较敏感，反而对于行动后果本身不敏感。
四、发展趋势
经济学本身就是研究选择的一门学科，正统经济学更多的是研究理性条件下人们的决策行为，而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丰富了经济学的分析研究方式。由于结合了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行为经济学更加贴近现实。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要颠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方式，而是试图解释人们非理产生的原因和发生机制进而帮助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势必要成为一种潮流，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的成功结合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新兴分支，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仍然相对分散还需要全面系统的检验、完善和稳固。如何使得理论更加合理、系统和科学更加贴近实际与现实相符是今后行为经济学所要发展的目标。行为经济学兴起于西方，在我国，相关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滞后。目前，国内相关学者的研究更多的是对西方经济学家理论及研究成果的概括、评述和总结，而将相关理论应用于实际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也相对贫乏。尽管有黄祖辉、胡豹、汪丁丁、奚恺元等相当一批专家学者在学结西方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实际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但是我国学者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还需要不断开拓眼界、转变思维方式、寻找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最终推进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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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经济学家与二个陷入情感迷雾中的年轻女子在火车上偶遇。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眼光对女子的恋爱、婚姻问题进行了另辟蹊径的分析，他的结论令女子似有顿悟。为便于阅读，我们将她的提问逐条编号。
先是女子的自我介绍：“我今年28岁，和男朋友是同班同学，都毕业于长春机电学院。几年前我和他一同来到杭州找工作，我的工作比较理想，在一家电表厂做设计，他的工作不太好，于是我鼓励他去考研。考取后，我供了他三年，没想到现在他快毕业了，居然提出要分手。后来，我才搞清楚，他又谈了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女孩。我真的很痛苦，几年的情感和心血付诸东流……”
一、“我想问你，为什么男人总是那么花心?”
“用经济学的理论，很容易解释这个问题，那就是边际效用递减。什么是边际效用递减呢?就是说一样东西当你拥有得越多的时候。对你的作用就越小。比方说，你饿了，吃第一个包子特香，第二个很香，第三个还可以，第四个饱了，第五个吃不下，第六个看见都烦。也就是说第六个包子的作用为零甚至为负。
“边际效用递减，是经济学的公理，由于边际效用递减，从现在恋爱的角度看，你的效用比不上那个刚毕业的女孩，你就是那第六个包子，而那个女孩却是第一个包子。这也是许多男人为什么家有美貌如花的妻子，却在茶座酒吧去找小姐的经济学原理。”
二、“既然边际效用递减是公理，为什么花心的女人比较少?”
“花心的男人应该和花心的女人一样多，假定花心的男人没有花心的女人相呼应，那么男人又到哪里去花心?准确地说，应该是结了婚的女人中花心的比较少!但这并不等于说，边际效用递减在结了婚的女人身上不起作用。结了婚的女人未必没有喜欢更英俊更年轻更富有的男性的念头，只是一般她们不会采取‘采花’行动，这里的道理可以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方法来分析。
“在经济学的假设中，人都是理性的，人们采取一项行动都要在心里盘算值不值。收益大于成本，这样才值得考虑去做；假如成本大于收益，那是无论如何不会去做的!从我们的日常观察中可以看到，已婚男人花心，相对于已婚女人其成本是比较低廉的，最多是花几个小钱，很少有妻子因为丈夫花心而坚决要离婚的。假定已婚女子有红杏出墙的打算，心中必定会做一番权衡：这样做值不值?
“一般来说，已婚女子花心一旦被发现，其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对大部分男人(包括很花心的男人)来说。戴绿帽子是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离婚是必然的选择；而离婚女子在现在的世俗眼里，名声肯定又是不好的；要想再找对象，也很难再找到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男人，还有对子女的牵挂，又使女人多了一份负担。
“正是因为已婚女子红杏出墙的成本远大于收益，所以尽管有边际效用递减的公理存在，但她们仍然会做出坚决不红杏出墙的理性选择。有一种现象可以反衬我解释的合理性，你看。花心的男人一般找的二奶、情人大都是远离家乡的未婚女孩子。”
三、“可是他也太不讲道德了，毕业之前他吃我的用我的，现在快毕业了。却和我分手，是不是也太现实了?他要是三年前提出分手。我并没有这么难过，现在我是人财两空!”
“经济学一般并不研究道德，因为道德要求的是多为他人着想。而经济学理论的前提是假设人都是自利的。经济学假定，人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大学时期与你谈恋爱，那个时候生活基本无忧，追求激情就是恋爱利益的最大化；三年读研之中，你们之间激情已经没有了，但是此时他心中的最大利益是为了获取文凭以便日后能找个好工作，此时，如果和你一刀两断，经济来源就没有了，请问他怎么能把书读完?现在他临近毕业了，他对自己的前途已经充满了信心，更不像当初那样急切地等着钱用，于是，年轻漂亮而充满激情又成了他恋爱利益的最大化。”
四、“……我当初只是想，如果他能读个研究生，我们今后的生活会更好些，没想到现在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这说明你在决定供他读研之前，忘记了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则。”
“什么原则?”
“收益越高，风险越大。你当时只看到了供他读研毕业后的收益，却没有看到他读研毕业后的风险。假定你找个拉黄包车的，风险基本没有，他不会与你离婚，甚至对你百依百顺，但是收益也很小，家庭的经济来源肯定要以你为主，你的内心还常常会因此失衡；假定你找了李泽楷，收益肯定会很高，但是离婚的可能性也很高，因为像李泽楷这样的稀缺资源是每个女人都喜欢的。”
五、“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控制风险呢?”
“有呀，领结婚证啊，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如果按照大家都认可的这句话来理解，爱情就是为他(她)生为他(她)死，没有结婚证岂不更方便。然而，人类却要设计一个结婚登记制度，为什么?其实，结婚证就是婚姻当事人中弱者的护身符。如果当初你和他领了结婚证，他现在要分手就没那么容易了，或者说成本就大得多。首先，《婚姻法》规定，夫妻离婚有过错的一方要对无过错的一方进行经济补偿；其次，他会面对更多的舆论谴责和心理压力；再次，他今后在社会上的形象就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总比未婚的纯真男孩要差；最后，如果你们有了孩子，那就有了共同的利益，离婚就意味着他要放弃血脉亲情。”
六、“这一条方法现在恐怕是来不及了……我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没想到全部落空了，我现在感觉到天都塌下来了。”
“经济学有一个公式：幸福=效用/期望值。一般来说，同样的事物效用大致是相当的，但是期望值越高，则幸福感越少。举个例子：假定我和乞丐都捡到了1元钱，1元钱的作用对两人来说是一样的。但是，我现在的期望是去美国夏威夷度假，需要10万元，1除以10万，结果我的幸福感是十万分之一；而乞丐的期望值是今天能够吃碗白米饭，1除以1，结果他的幸福感是1。你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也就是期望值近似无穷大，而现在他却要和你吹，效用接近于零，分母无穷大，分子接近零，那幸福感当然就没有了。所以，一开始对男友期望值不高的人，分手时痛苦也就不多。”
七、“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你现在对这件事的感觉如何?”
“痛不欲生!”
“那就再去找找他，动之以情或许还有挽救。”
“他现在的确还在犹豫，而且他家人也在给他施加压力，可是我不想勉强他，万一他勉强和我结婚，婚后却对我不好，我岂不是更痛苦?”
“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你还是应该去的。”
“为什么?”女子一脸疑惑。
“假如你给老板做完了一份设计，报酬是10万元，但付酬方式有两种可供你选择。一种是一次性付10万元，另一种是付你15万元，但却要分15年付，你选哪一种?”“我选第一种。”女子很快抢答。
“为什么呢?”
“因为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天知道几年后这个钱还有没有?再说，到那个时候，钱也不值钱了。”
“你说得很对，现在的钱比未来的钱更值钱，那么同样的道理，现在的痛苦就比未来的痛苦更大。因为，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也许没有了痛苦，也许比现在的痛苦要轻，但现在的痛苦却是实实在在的。你看很多电视电影中都有相似的情节，当初的恋人都后悔一时气恼而断绝了关系，以致婚后又后悔莫及，旧情重续。”
八、“万一勉强结了婚，婚后他又对我不好呢?”
然而，这个预言当年并未实现：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带来的震撼让大多数经济学家在惊愕之余，尚不能完全体味出其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深远影响；实验经济学却因为信徒寥寥，长期以来只能定位为经济学的一个非主流分支，远不如金融学、信息经济学等分支那样风光。
7年后的今天，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终获诺奖评委们的认同，弗农·史密斯（vernonsmith）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分别作为这两门分支的开山鼻祖，分享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相信，经济学是一门不断自省从而具备强大生命力的学科。就在阿罗和德布鲁用精妙无比的数学方程搭建起一般均衡的架构后，就有人津津乐道经济学的使命已经结束，今后经济学家们所需要做的，只是让一般均衡模型在不同假设条件下更加细化而已。
然而，总有那么一部分人对一般均衡理论乃至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完全理性假设表示担忧。早在1950年代，西蒙就指出，人类仅具有“有限理性”，因此人类的行为有时会偏离经典经济学所假定的最优化模式。对人类“完全理性”和“追求最优化”行为模式的怀疑，随着一系列心理学成果的涌现及其被经济学家的逐渐了解，终于导致一个新分支——行为经济学的诞生。
行为经济学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卡尼曼和其合作者已故心理学家特维斯基（a.tverslay）在《计量经济学》、《科学》、《商业期刊》等期刊上公布了一系列“石破天惊”的行为学试验结果。他们的核心问题是：人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世界时是否总是理性的？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实验，他们发现，人在面对问题和决策时，总是倾向于以偏概全，且囿于记忆和可利用信息的限制；此外，人类很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而失去自己的独立主张。
对于这一系列关于人类认知及行为的实验结果，卡尼曼和特维斯基起了一个“预期理论”（prospecttheory）的名称。试举几例如下：
例一：参加试验的人被问及一个频频参与集会和游行的人更可能是一个出纳或是一个政客时，愈80％的人选择政客，虽然描述里面没有任何谈及此人是政客的证据。
例二：被测试者被要求在二项选择中取一个答案：“在英语词汇中，r更容易出现在（1）一个单词的第一位置；（2）一个单词的第三个位置”，正确的答案应该是（2），可是绝大部分人都选择（1）。可见，人们总倾向于依赖自己熟悉的、令其印象深刻的记忆去帮助他们作出判断。有谁会刻意留心哪一个单词的第三个字母是r呢？
例三：测试者被要求做下面一道选择题：（a）你输了9元钱；（b）你赢了30元钱后又输了9元钱。同样是输了9元钱，哪一种情形你受伤害更严重一些？
结果84％的人选择了（a）。
类似的实验在卡尼曼和特维斯基一系列文章中还有很多。有趣的是，身为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最负盛名的几篇文章，却都刊登在经济学或金融学期刊上，也许他们认为经济学家们最应该看到这些成果并认真反思他们那业已延续多年的公理体系吧？！
经济学界的回应远比他们想象的要热烈。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最先把认知心理学一系列成果和经济学、金融学的一系列现象联系起来（我很惊讶这次瑟勒未获奖）。这方面的努力尤以金融学领域为甚。金融学的许多困惑，如“一月效应”（januaryeffect）、“周末效应”（weedendeffect）、“动量效应”（momentum effect）等等，在经济学家们尝试着把人类的非理性、系统性认知偏差纳入模型之后，似乎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目前，许多经济学家投入到这个领域的研究之中，这方面的成果更是日新月异。2001年美国经济学会更是把久负盛名的clark奖授予研究行为经济学的年轻经济学家马修·拉宾（matthewrabin）。人们在感叹行为经济学迄今所取得的成果时，不能不怀念最先把心理学成果引入经济学研究的先驱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吧！
实验经济学就在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挑战经济学关于人类行为的理性假设时，在另一条战线上，弗农·史密斯也有类似的隐忧：市场是人类行为的总括，那么一个个具体的人的活生生的行为的总合（aggregation），就必然导出经济学基于对人类的理性假设并由数学模型推导出来的种种市场规律吗？
传统上，经济学不是一门试验性科学，因为这涉及到人类的行为，而人类行为动机的复杂性，使得任何试验结果都很难说服人。史密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成功地发展出一整套的实验研究方法，并设定了经济学研究实验的可靠标准。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和他的合作者成功地在实验室里模拟了人类在真实世界里的行为模式，并以此为基础，综合考察被测试者的行为，并从中挖掘出规律。
史密斯早期研究发现，被测试者的卖买行为会导致一个与真实价格非常接近的均衡价格的出现，虽然参与实验的个人并没有关于市场价格的充分信息。
史密斯及其合作者查尔斯·普鲁特（charlesplott）（奇怪他怎么也未获奖）后来发现，实验结果（市场价格的出现）与实验设计（市场机制）密切相关。不同的实验设计导致迥异的实验结果。这启发了他们去用实验展示选择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他们率先采用“风洞测试”（wind tunnel）的方法，研究对私有化或政府采购的不同设计，可能导致的不同的市场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对经济学的科学性质的争论从经济学的出现至今就没有停止过。罗森伯格指出,经济学是一门“处于纯公理系统与应用几何学的交叉点上、类似于数学的一个分支”的科学;米塞斯(L.V.Mises)认为:“经济学不是来自经验,它先于经验,是行动和事实的逻辑”,“经济学的定理不是来自于事实的观察,而是从行动的基本范畴中演绎出来的”。按照米塞斯的这段话,其认为经济学因为无法进行精确可控的实验,所以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瑞典经济学家谬尔达尔在获奖后批判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因其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
2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
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波普尔在其自传中简单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科学的划分标准:可证伪性。从逻辑上来说,每次的实证描述都只是单称描述,而一个全称陈述的理论是不可能被一个个的单称陈述所证实的。经济学的三大基本假定之一:资源是稀缺的,我们可以从对某种资源的观察得出结论来证实“资源是稀缺的”这一假定。但是我们是不可能穷尽世界所有种类的资源是否稀缺来证明这个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证实的。但它却有被证伪的可能性。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这个假设的反例,从而推倒这个假设。但是人类发展至今,还未能找到什么资源不是稀缺的,因此这个假设暂时未被证伪。但是它有被证伪的可能性。这就是命题的可证伪性。可证伪性正说明了科学的科学性。波普尔从这个角度说明,科学的分界应该是可证伪性。此外,对科学性质无任何争议的物理学,有存在无法实证的假定,例如物理学中的随机性假定。
3经济学的客观性
3.1关于客观性
科学的客观性并“不是建立在脱离了科学家个人的价值判断采取超然态度的基础之上的”,这是波普尔的前提观点。由于科学的客观性在于科学方法的公共性质,所以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各种偏见的社会科学家们正是在充分彻底的讨论中产生出客观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学家的态度比社会科学家的态度更客观,这是完全错误的。人们之所以认为社会科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因为他们将以前自然科学的标准强加于社会科学的后果,是对客观性本身的误解。我们应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察客观性问题,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有何不同的问题。“与此相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不是建立在科学家们的不带偏见的心境的基础上,……建立在科学事业的公众性和竞争性的事实……客观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评,建立在批评的方法,批评传统的基础上。”从中可以看出,波普尔认为的客观性与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不同。他认为科学的客观性是方法的客观性,而不是内容的客观性。
3.2关于经济学预测不准确
经济学家预测的不准确性是受人们诟病的一个方面。历史决定论者主张:在经济科学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观性。其根据之一就是预测具有自我实现和自我毁灭的双重效果,波普尔把这两种效果总结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体来说,这种效果也就是指预测既可以成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为阻止该事件的原因。如果经济学家有意图的进行预测,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自身的利害关系来进行行动。这种价值判断就会影响预测本身的内容,给预测内容的客观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观性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曾经说过,在他认识的人里,很少有因为根据经济预测采取行动而赚钱的人,倒是有不少靠卖经济预测赚到了钱。
但是,波普尔认为俄狄浦斯效果属于科学的处理操作内部的事情,即预测的准确与否不能成为一种理论是否成为科学的衡量标准。乔治•荷曼斯(GC.Homens)也认为:有效性和精确解释等科学构成因素虽然说对一门科学而言极为重要,但它们只是社会科学的目标而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乔治•荷曼斯(GC.Homens)举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为例:虽说它并未精确地叙述进化的过程,也未从其理论中引申出有效的预测,但没有任何科学家会否认进化论在科学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对现代遗传学的贡献。
3.3关于经济学受经济学家意识形态影响
人们普遍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比较容易保持“价值中立”,而在经济学中,研究者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很难保持“价值中立”。经济科学中没有普遍的永久性的法则,而自然科学中却有。罗宾逊夫人坦言:经济学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观性偏见的论述。
从波普尔对科学的客观性的看法可知,经济学常受到的关于阶级属性的质疑是无意义的。因为经济学的客观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观性。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识形态的国家里都是可以借鉴的。在经济学的方法上,是无阶级意识之分的。因此,对经济学的阶级属性的质疑是对经济学不公正的对待。至于部分经济学家的带有阶层性质的,“巧”借客观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为某个阶层服务的经济理论,那就是那些经济学家个人问题,而不能成为论证经济学不是科学的论据。
4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性
4.1研究对象
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普遍的看法是,社会情况比自然情况更加复杂——这在经济学科的研究中不胜枚举,计量经济学者更是常常为变量的选取与舍弃而大伤脑筋。也因此,认为经济学没有自然学科诸如物理学那样的客观性。波普尔认为这种偏见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我们往往把不应比较的事情加以比较,即具体的社会情况和人工隔离实验的自然情况。二是一个古老的想法,认为社会情况的描述必须涉及有关的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乃至生理状态。他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曲解,是不加思考随波逐流的一种看法,“社会科学不但不如物理学那么复杂,而且具体的社会情况一般说也不如具体的自然情况那么复杂……”。波普尔的话可以这样理解,经济学中的经济现象分析,不必考虑进社会全部的因素,我们能够建立一些简单的模型来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而这种简化的模型与自然科学的模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事实上,在自然科学的模型中,我们同样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变量。而那些普遍的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可以更简化,乃至可通过实验来模拟,由此认为自然科学更具客观性的看法只不过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更具深厚的传统罢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进行模型分析和应用的困难只是程度问题而并不是性质问题。
4.2科学发现方法
除了提出理论的划界方法这一对经济学有利的论断之外,波普尔在理论发现的看法上也有力支持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观点。在波普尔看来,科学发现的方法是试错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应该是坚持试错法
,他们都是人类理性的产物,理性是可批判的,因而在可错性这一点上没有本质的差别。经济学中,从古典经济学派,到凯恩斯学派,再到新古典综合派,无不说明经济学是在问题的不断提出、解决过程中发展的。二战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正是为了解决当时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而产生的。经历了约40年的统治时期,资本主义进入滞涨发展阶段,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也渐渐地失去其威力,于是新的学派出现。经济学在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发展流派恰好体现了经济学理论的发现遵循着波普尔的科学发现公式,这一点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
4.3经济学发展现状
波普尔指出:“所谓科学学科不过是以人工的方式划分的问题与尝试性解决方法的混合物,真正存在的是问题和科学传统”。由此我们甚至不应该太过注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划分,这可能只是一种传统的偏见。确实这一看法也是符合社会科学发展现实,随着自然科学家的新论点和文化研究的兴起,“从根本上破除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个超级领域之间的组织分界”。许多科学家都承认不仅两个领域的彻底区分是不可能的,就是对“对社会科学知识所作的鲜明制度性区别也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立、传播和发展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出版已有半个多世纪，但凯恩斯对经济理论的贡献问 题，至今在学术界中仍存在激烈的争论。但不论持什么样的观点，经济学家们都普遍承认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影响是“二十世纪经济学中最重大的事件”。或者说，正是凯恩斯， 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 ，从而使经济学再也不象马歇尔当时那本最具权威性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的样子 。这倒不是说在《通论》之前不存在宏观经济分析。早已存在的各种经济周期论和货币数 量论，就属于宏观分析。但是，此前的传统经济学家深信，经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体系运行过程中的暂 时失衡，市场机制会发挥自动调节作用，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
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给这种传统理论以致命的一击。针对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只把注意力 集中在厂商和居民的决策上这一传统，凯恩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诸如投资、消费、总需求 等等宏观变量的相互关系上，把重点从强调货币和物价水平的货币数量论转移到重视总产 量、国民收入和就业的 分析上，从而开创了新的经济学领域──现代宏观经济学。凯恩斯《通论》最具革命性的 方面是，他清楚而坚定地指出，就产出和就业的水平而言，我们在实践中看不到“无形之 手”会自发地将自利行为引向社会最优状态。通过确立这些变量之间的理论关系，他证明 ：在没有政府干预经济 的情况下，市场体系本身具有一种有效需求不足的倾向，加之价格刚性、预期的不稳定性 等因素，经济通常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几乎不可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
《通论》出版之后，不仅诱发众多年轻学者风起云涌地研究这个新的理论，更因不断给予 诠释及推广，而成为经济学的“新正统”。凯恩斯的总需求；消费、投资和流动性偏好函 数；乘数和加速系数；以及暗含的国民收入帐户等等概念，激起了形式化、具体说明和经 验验证的努力。对凯恩 斯理论的经验补充赋予它以科学的客观性和确定性，使它更容易从模型中推导出政策建议 。它也给学生提供许多学位论文题目。
自然，对凯恩斯的贡献存在着各种解释。但至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70年代初期，希 克斯（1937）、莫迪利亚尼（1944）、萨缪尔森（1948）和托宾（1958）等人设计和精雕 细刻的IS－LM模型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被视为是对《通论》的经典解释。菲利普斯（1958 ）发现的关于失业和通 货膨胀之间纯经验性关系，经过萨缪尔森和索洛（1960）的理论化，形成菲利普斯线，弥 补了IS－LM模型没有（至少是没有直接地）涉及这一问题的缺陷。
可以说，《通论》以后的60多年中，宏观经济学已有长足的发展，且不说凯恩斯理论从“ 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发展到“新凯恩斯主义”的演变，还有与之相对抗的 “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从希克斯论文的发表（1937）到60年代，通过最 优化原理的运用，宏观 理论的主要发展，包括对凯恩斯假设的总体行为相互关系所进行的理性化和修改工作在内 。进入七十年以后，宏观经济学的主要趋势是力图重建自身的微观基础，例如，卢卡斯的 研究计划显然是要把整个宏观经济学建立在新古典厂商理论的基础上，新凯恩斯主义者则 试图通过对工资和价格 粘性现象的系统解释来给宏观分析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微观基础，但这些模型还处于其摇 蓝期。在这一时期，不仅IS－LM模型一般化为一种通用分析工具，不再被视为是专用于凯 恩斯主义的系统化解释，而且在它的基础上又发展出AD－AS模型。
IS＿LM模型的创建者们偏重于凯恩斯体系中总需求方面的新内容，而忽略了凯恩斯著名的 总供给函数。温特劳布（1957）在“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微观基础”一文中重新发现凯恩斯 总供给函数的基础，经过戴维森和斯莫伦斯基（1964）的发展而形成一种明确的总供给函 数，但当时并未引起学 术界的应有重视。之后，在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新古典宏观学派的争论过程中， 有些经济学家意识到，凯恩斯主义关注的是经济的需求方面，而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学 派却把经济的供给方面视为最重要的关系，应该提出一种更一般的模型，才能对它们各自 的立场作出明确的说明 。于是乎，人们把经修改的菲利普斯曲线颠倒过来，把它重新解释为总供给曲线，例如 ，Lucas，RobertE和A.Rapping（1969）。既然已经发明总供给曲线，所需要的就只是一条 总需求曲线，以便同时决定产出和价格水平。某些教科书著者发现，可以从IS－LM模型中 直接推导出一条表示产出 与价格水平的向下倾钭之曲线，便立即命名为总需求曲线。这些发展最终形成了现在众所 周知的总供给──总需求（AD－AS）模型。较早使用和普及AD－AS模型的教材有 Dornbusch和Fischer（1978）和Parkin（1982）。实际上，虽然对AD-AS模型的基础仍有 争论，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 一模型既可以用于解释各种宏观经济范示、又可以用来以严格的逻辑讨论通货膨胀、失业 等现实问题。
《通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不论是好是坏，这一点勿庸置疑。在 凯恩斯的模型中，“经济”就象一只在大海中漂泊不定的无舵小船，如果听任其自然的话 ，它总会撞在萧条这个礁石上。这种理论必然蕴藏着国家干涉主义。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学 家的征服，使他们构思 出国家在经济世界中不同于以往的职能，即政府有责任促进充分就业的实现。在这方面， 凯恩斯的真正重大贡献在于，使我们从无知的危险中得以解脱，使我们有了应如何管理经 济的观念，不再允许经济力量不受控制。可以说，在当代，需求管理占据了政府宏观经济 管理的中心位置，货币 和财政政策必然以调整总需求为重点方向，这是各国对凯恩斯理论精神的采纳与认可。正 是在凯恩斯理论的影响之下，各国政府的政策取向发生了与以前根本不同的变化，使政府 的决策具有了从未有过的理性化和客观性，也使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得以存 在和发展。 可以说，经济学的凯恩斯时代已经结束。但这绝不意味着凯恩斯经济学的影响之消失。凯 恩斯《通论》的基本思路和精神已经不可磨灭地改变了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即便凯恩斯 主义的批评者，其所使用的都是凯恩斯的术语与分析方法。例如，正是弗里德曼，这个在 人们眼中的反凯恩斯主 义者，第一个断言：“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从范例上来看，弗里德曼是一 个“凯恩斯派”，而不象人们通常说他的那样是“反凯恩斯学派”，因为他毫无保留地接 受凯恩斯的世界观：弗里德曼的经济学完全是以需求为中心的纯粹宏观经济学，把国民经 济视为一个单位来加以 研究，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货币供给量来调控经济。
二微观经济学的发展
“凯恩斯革命”，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思维方式，但它并没有否定 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微观理论。然而，即便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也并未象马歇尔所宣 称的那样稳固、无需发展。
对一般均衡的严格证明
微观经济学有一个核心命题，即：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受一只无形之手的引 导而无意识地产生最有利于社会利益的结果。瓦尔拉斯第一个试图以数学形式表述这一经 典命题，由此而形成一般均衡论；他的第子帕累托还引入一个检验这种均衡是否最优的标 准。但在他们那里，一 般均衡只是个人最大化行为的一种逻辑结果。直到本世纪30年代，帕累托最优的的可能性 ，甚至于一般均衡的可能性，都没有得到严格的证明。如果没有一种论点来支持在经济体 系的所有市场中至少存在一种均衡价格，那么瓦尔拉斯的理论将空洞无物。
关键词：经济人；合理内核；借鉴
Abstract:Thoughtheassumptionofeconomicmancriticizedbydifferentschools,it’sbasiccoreisstillreasonable.Ifwecanovercometheassumption’ssomelimitationsandmakeitperfect,itwillbeusedforreferenceforChineseeconomics.
Keywords:Economicman;thereasonedcore;useforreference
“经济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尽管这一概念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了种种批评，但其基本内核仍然是合理的，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人”假设的演变和发展
“经济人”概念并不是近代才提出来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一些思想家就明确指出，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孔子指出，人具有追求富贵、逃避贫贱的心理倾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1荀况对人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有关人性的一些基本命题：（1）人性是先天生就的：“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2）人性是人所共有的：“凡人之性者，尧、舜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3）人的本性是恶的：“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2墨子、商鞅、韩非也认为，追求名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管子》对“经济人”的论述更为全面：人的本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3可见，《管子》已把追求经济利益视为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对人性的论述，是“经济人”概念的雏形。但奴隶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社会中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是简单明了的，没有产生经济学的社会基础。因此，这种“经济人”概念不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
孟德维尔是近代较早提出“经济人”概念的作家。他在《蜜蜂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每个人自由地进行利己的活动，会自然而然地促进全社会的繁荣，而且其效果要比以非利己为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大得多。他指出：在蜜蜂的社会里，如果（被认为的）劣行和奢侈风行，那么这个社会就繁荣昌盛；如果代之以（被认为的）道德和简朴，那么这个社会就冷落衰退。他还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社会动物，不是友情，不是善性，不是恻隐之心，不是装模作样的殷情厚意，而是他那最卑鄙和最可恶的本性，这本性是使他能够适合于这个最大的、世俗地说也就是最幸福和最繁荣的社会的最必要的条件。
但《蜜蜂寓言》毕竟不是一本严格的经济学著作。最初把“经济人”假设引入经济学，并使之成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明确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他指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需要同胞的协助，想要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如果他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论是谁，如果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要这样提议。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4但是，按自利原则行事，并不能保证人们不去做有悖于常理的事情。为了使经济学有别于精神分析学或精神病理学，还必须假定“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理。在斯密的时代，理性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假定隐含在所有经济行为的描述中。“经济人”的每一种行动，不是出于任意的想象或盲目的冲动，而是以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的，或者说，是可以从利害得失的比较中推导出来的行动。在斯密那里，理性表现为对得失和盈亏的正确计算。5在斯密看来，自利原则不仅是个人经济行为的原始动因，而且是促进整个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人们在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的利益。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每个人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他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会或不如说必然会引导他将资源运用于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因此，埃奇沃思把人的行为受自身利益的驱使称为“经济学的第一原理”。
西尼尔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区分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经济学的基础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一般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是公认的公理，用不着加以证明。从这些前提可以推演出各种经济学理论。他把这些理论前提归纳为四个：（1）每个人都企图用尽可能少的牺牲求取最大限度的财富。（2）人口的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3）劳动者借助于机器进行劳动，能够生产出剩余的纯产品。（4）农业受报酬递减规律的限制。6其中的第一个前提，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经济人”概念。
约翰•穆勒发挥了西尼尔第一个理论前提所包含的思想，第一次提出了“经济人”的术语，并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和内涵做了详细的论述。他于1944年出版了《经济学上若干未解决的问题》的经济学论文集。在该书中，他把“经济人”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联系起来。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并不是论述社会中人类的一切行为，它所关注的人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他占有财富的愿望，而且他赋有达到这种目的的能力，它将其他每一种人类或动机完全抽象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取得和消耗财富，这并不是说人类生活真正是这样组成的，而是因为这是科学要前进而必须采取的方式。政治经济学探索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其他欲望的阻碍，这种欲望所产生的行为是什么。因此，穆勒“经济人”概念的内涵，是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动机，其中最主要的是财富最大化的动机，这种动机要受有限的收入和对闲暇的喜爱的制约。穆勒所说的“经济人”，就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财富最大化的人。
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使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经济人”概念也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边际学派把注意力从对经济世界的一般描述转向市场本身更复杂的模型。它强调个人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对希望与欲望的满足。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对效用的计算支配着个人的理性选择，并引起价格调整过程。这个调整过程是走向均衡的理想条件。在均衡状态下，所有资源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以便更好满足需求。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对此做出了最好的诠释。他从家户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出发，得出家户对各种产品的需求函数和对各种要素的供给函数，从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出发，得出厂商对各种产品的供给函数和对各种要素的需求函数，并把各种商品（产品和要素）的供给和需求都看作所有商品价格的函数。以此为基础，瓦尔拉斯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和效率性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至此，“经济人”的概念始终与经济行为的动机联系在一起。
20世纪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进入经济学。这种实证主义认为，无需关心“经济人”的心理假定是否正确，只要他的行为与预测的结果相一致就可以了。受这种哲学观的影响，“经济人”的概念日益具有行为主义的色彩，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偏好的可传递性公理。其含义是：如果你认为A优于B，B优于C，那么你一定认为A优于C。可传递性公理使经济学家可以使用数学方法来描述和分析个人行为。20世纪50年代，“经济人”理由莫里斯•阿莱斯提出了更明确的定义，并为西方经济学家所普遍接受。他指出，按照科学的逻辑，如果一个人被看成理性的，那么：（1）他追求的目标是相互一致的；（3）他使用的手段与他追求的目标相适应。所谓目标的相互一致，其含义和偏好的可传递性相同，即一个人不能认为A优于B，B优于C，而又认为C优于A。手段与目标相一致是指，手段正好是达到目标所必要的条件，即不能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当个人行为出现上述两种不一致时，这种行为就视为非理性的。但主流经济学假定，在市场上活动的各交易当事人，其行为都符合理性的要求。在此基础上，阿罗和德布鲁运用数学上的不动点定理，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问题进行了严格的论证。之后，一般均衡理论获得了许多发展，但这种发展大多是枝节性的。
二、“经济人”假设招致的批评
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有人对“经济人”概念提出过零星的批评，约翰•穆勒则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证了这一概念的正当性。美国经济学家凯里直接对穆勒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指责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提供给我们考虑的是一种纯粹的野兽，这种“政治—经济人”亵渎了大写的“人”。他们的理论只讨论人的最低本能，而把人的最高尚利益看作是纯粹干扰其理论体系的东西。
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同样是强烈的。克尼斯认为，“经济人”观念实际上是说人总是受纯粹自私动机的驱使，这就是否认有任何良好动机的存在，就等于把人看作具有许多在作用上互不相关的心理活动中心的生物。希尔德布兰德则指出，以孤立的个人经济动机作为分析的基础，就是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历史。抽象的“经济人”并没有反映人的全貌。实际上，“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是文明的婴儿和历史的产物。人的需要、人的人生观、人和物质对象的关系以及他和他人的关系，都不会相同的。地理影响着他们，历史改变着他们，而教育的进步可能完全改造他们。”7布伦坦诺也批评说，斯密的“经济人”是经济的利己主义者，是惟利是图的“抽象的人”。
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制度学派对“经济人”概念也持批评态度。凡勃伦认为，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体系，连同其洁白无暇的“经济人”，当然是科学想象的功绩，但不是对事实的有力表现。它是科学推理的一种权宜之计，而且只能用到一些抽象原理和基本的科学法则上，而这些原理和法则仅存在于抽象领域内。可是，一旦这样做了，这些原本不是实际上的东西却被理解为真实的而被接受，成为研究思想习惯的一种有效成份，形成关于事实的知识。新古典理论不仅不能有效地解释现代社会，反而有害于人们对社会真象的探讨。新古典经济学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那种非历史的、简化的“经济人”人性观。这种“经济人”以享乐主义心理学为基础，把人视为“纯粹的一束欲望”，是完全错误的。他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总是很小心地使每一美元花费带来的效用相等的观点，认为从“生活进程”的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对决定福利水平并没有真正的作用。因为消费者对商品的当前享受，更多地取决于其他人的消费方式、习惯、炫耀的需要和明显消费，而不是取决于理性计算。他还提出“社会人”的概念，以取代新古典主义的“经济人”。8
西蒙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主要针对其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他认为，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个人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当中。了解所有备选方案及其实施后果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所以，人们在决策过程中所寻求的并非最优解，而是满意解。西蒙特别强调人自身理性能力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个人无法准确无误地接受、储存、检索、传递和处理信息。因此，他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我们可以把那类考虑到活动者信息处理能力限度的理论称为有限理性论。”9在他看来，“有限理性”比“完全理性”更接近于现实。
X效率学派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具有完全理性的观点。莱宾斯坦指出，个人具有两种不同的人格倾向。一方面，个人希望像他们所应该的那样行动，即坚持标准，使用“严格的”决策程序，进行精确的计算，努力追求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称为“超我功能”。另一方面，个人又希望像他们所喜欢的那样行动，即本能地不受约束，使用“松散的”决策程序，不注意细节，不用心追求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称为“本我功能”。由“超我功能”决定的受约束和由“本我功能”决定的不受约束，是个人人格特征的两个“极端点”，这两个极端点之间存在一系列中间状态。新古典理论那种完全关心约束的“理性经济人”，只是一个极端的特例，是某些人在某些时候可能采取的特殊决策程序。一般人通常采取的决策方式则介于两个极端点之间，这种人被称为“有选择理性的人”。因此，“完全理性的决策是一种特例，通常，决策只是有选择的理性。”10
新制度经济学也对“经济人”假设提出了批评。威廉姆森接受了西蒙的“有限理性”说，认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常常会导致机会主义，即经济中的人不但自利，而且为了利己不惜去损人。他会借助于不正当的手段去谋取利益，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个人目的对信息进行筛选和扭曲，并违背对未来的承诺。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有完全的了解，所以一些人可能利用信息优势向对方说谎和欺骗，或利用某些有利的谈判地位背信弃义，要挟对方，以谋取私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间都会按机会主义方式行事，但总有一些人在有的时候会采取这种行为方式。问题在于，人们事先很难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按什么方式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在交易双方以前没有交往或交往很少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诺斯则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是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加经济，能对人的行为产生强有力的约束作用。他承认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假设，但认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具有“淡化”作用。人类的利他行为和克服了“搭便车”动机的大集团行动，就源于意识形态的作用。
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人”理性同样持批评态度。它要求“经济人”理性和“非经济人”理性两分经济学的天下。“经济人”理性的要求效用最大化，行为经济学也讲功利最大化，但这个功利最大化是指快乐最大化。行为经济学成为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叛逆者，不在于它属于心理学阵营，而在于它不承认“经济人”理性。首先，它不承认“经济人”这个前提，认为人的本性中有利他的一面，可以从利他中直接得到快乐，不承认利他是从利己中派生的。其次，它不承认“理性”作为绝对前提，不管是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都不是无条件承认。它认为，人可以依据非理性直接行事，而按理性行事反而可能是派生的。此外，非理性是指“非经济人理性”，而不是否定理性。
如果说，上述批评都只是针对“经济人”假设的某个方面展开的，那么Tormer对“经济人”的批评则是全方位的，批评的依据是生命周期说和需求层次说。根据Wilber的生命周期说，人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1）潜意识或前个人阶段，（2）自我意识或个人阶段，（3）超意识或超个人阶段。人在刚出生时，无论对于内部与外部，主体与客体，身体与环境，都是没有分离的。在潜意识的发展阶段，小孩开始认识到外部世界和自己的不同，并开始以本能的、冲动的、本我的方式与外部世界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个人逐渐产生一种与外部世界不同的自我意识。在发展阶段过程中，个人开始从潜意识状态中觉醒，并逐渐获得语言能力，开始使用符号和概念，学习承担各种角色、遵守规则，发展出理性理解、内省思考、演绎推理和社会可接受的行为能力。最终，个人发展出整合思考、把观念与观念、事实与事实、心灵与肉体联系起来的能力。在超个人阶段，个人可获得比日常的、外部导向的经验更敏锐的意识过程，获得一种更高的精神意识，从而超越自我，经历极乐，与神性相通，甚至与神性合二为一，最终达到非二元体的、无主客体之分的状态。
这些阶段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两个部分：外部弧和内部弧。外部弧是从潜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运动，其特点是自我维护，个体化，征服外部世界。内部弧是从自我意识到超我意识的运动，其特点是自我实现，向内发展，超越自我，实现物我一体。
根据Maslow的需求层次说，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可分为六个不同的层次。它们是：（1）生理的需要，（2）安全的需要，（3）归属或爱的需要，（4）自尊的需要，（5）自我实现的需要，（6）超然存在的需要。当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而辅助条件存在时，较高层次的需要就会出现并居于优势地位。每一个层次向下一个层次的发展，都涉及到一种转化，在这种转化中，较低层次的元素包含并整合在较高的层次之中，较高层次的元素与较低层次的元素没有分别，但与更高层次的元素有分别。Tormer认为，Maslow的需求层次说和Wilber的生命周期说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Tormer认为，从人性的观来看，“经济人”假设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一，“经济人”只关注自我是有缺陷的。尽管人类追逐自我利益是正确的，但重要的是他们在什么程度上主要关注自我利益。对于那些已经达到外部弧的终点的任一阶段的个人来说，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那些在内部弧上达到更高阶段的人来说，其正确性就非常有限。第二，“经济人”关于个人与物质的人类世界相分离的观点是有缺陷的。对于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个人来说，他还没有实现与外部世界的分离，而对于处于向超我阶段发展的个人来说，他已经程度不同地和外部世界融为一体了。第三，“经济人”机械般的理性是有缺陷的。在前个人阶段，年轻人还没有获得理性所需要的想象、概念和计算能力。而在超自我阶段，个人的确已经具有理性经济行为所需要的心理能力，但他们又不会以这种方式行事，因为他们的行为更具有整合性。只有那些处于个人阶段的人，才会大致按理性“经济人”的方式行事。第四，“经济人”的非反思方面是有缺陷的。对那些处于个人阶段的较高层次和超个人阶段的个人来说，这一点尤为正确。由于教化和社会化的作用，他们已经内化了道德的、伦理的、宗教的及其他方面的观念，而这些观念会促使他们对选择的正确与错误进行反思。第五，“经济人”的不改变的方面也是有缺陷的。从Wilber的生命周期说可以看出，随着人的潜力的发展，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性也会发生重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11
三、“经济人”假设的合理内核
如上所述，“经济人”概念在西方学术界招致了许多的批评。这些批评虽然未必全部正确，但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经济人”概念是历史的，还是非历史的？历史唯物论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范畴是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在原始社会，人们利用公有的生产资料共同劳动，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平均分配。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还意识不到个体的存在，因而没有个人利益的观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和交换关系出现，原始社会解体，公有制被私有制所取代。人们开始意识到个体的存在，并开始追求个人利益。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奴隶社会的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这种利己主义人性观是“经济人”概念的雏形。但“经济人”概念取得比较成熟的形式，并成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则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产生以后才开始的。因此，“经济人”是个历史的范畴，超历史的人性和“经济人”概念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派对“经济人”的超历史性的批评确有其正确的一面。
第二，人性是利己，利他，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在商品经济社会，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分别归不同的个人所有。为了生产商品，商品生产者必须以某种方式向他人购买各种生产要素，同时向消费者销售自己生产的商品。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以其销售收入来弥补生产成本——购买生产要素的支出。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生产者仅仅为了生存，也必须在购买生产要素和销售产品时，斤斤计较于自己的经济利益。“人们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12而“经济人”概念不过是商品经济社会商品生产者之间商品交换关系的人格化。否认商品经济社会人的利己性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当然，即使在商品经济社会，个人也可能有利他的动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利他动机还可能表现得十分强烈。一些人为了慈善的目的，可以向素不相识的人捐献大量的钱物，为了挽救生命垂危的病人，可以捐献自己的器官。但这种行为显然属于道德领域的范畴，不应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经济领域，这种利他动机不可能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以人的利他动机和利他行为否来定“经济人”假设是不恰当的。
第三，“经济人”是仅仅关注物质利益，还是同时关注非物质利益？Wilber的生命周期说和Maslow的需求层次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正确揭示了人的发展阶段和需求层次。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有必要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但经济学研究的个人行为，不是一般的个人行为，而是正常人的经济行为。因此，生命周期说对个人发展阶段的划分，需求层次说对个人需求层次的划分，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到经济学之中。就生命周期说而言，处于前意识和超意识阶段的个人行为，都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需求层次说而言，除基本的生理需要外，其他层次的需要，都与人们的经济行为无关或关系不大，同样不适合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此，尽管人们关注非物质利益，但这种对非物质利益的关注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第四，“经济人”理性是完全的，还是不完全的？如前所述，有限理性和选择理性假设都认为“经济人”理性是不完全的。但这两种假设和完全理性假设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认为不同个人的理性程度是相同的。如果说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具有理性是正确的话，那么同样正确的是，不同个人的理性程度是有差别的。完全理性的和完全无理性的个人都只是少数，大多数人的理性介于两个极端之间。或者说，人类理性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服从正态分布。这也解释了，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成功和破产倒闭的生产者都只是少数，而大多数生产者处于可以维持的状态。
第五，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否必然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人都具有利己性，追求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但不同个人利己的程度显然是有差别的。如前所述，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机会主义行为是存在的，个人可能利用各种便利条件损人利己。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而意识形态又是有区别的。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有不同的作用。有的有助于遏制机会主义，有的反而会助长机会主义。因此，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法制健全、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社会，机会主义只能是少数人的行为。所以，总的来看，“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是能够促进全社会的利益的。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就，是对这一命题的最好注脚。
综上所述，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存在某些缺陷，但其基本内核是合理的。只要克服这个概念的某些缺陷，并对其做出必要的补充，就可供中国经济学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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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春学：《“经济人”的三次大争论及其反思》，《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5期。
8威廉•布雷特、罗杰•L•兰塞姆：《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41页。
9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46页。
10张维：《经济哲学：经济理念与市场智慧》，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57页。
论文摘要：当代经济学出于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反思，日益重视对制度及其经济绩效的研究。本文从方法论与史的角度考察不同时期制度分析的方法与内容，并设想将传统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融为一体，以促进制度分析的进一步发展。
一、古代先哲的制度思想萌芽
“制度”在中文中的基本内涵为：以法令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规则和以财产权让渡为内容的规定(张宇燕，1992)。如《礼记·礼运》日：“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至于制度的起源，孔子认为是上天授权圣王设立：“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苟子则从“礼”的角度，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论述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导致冲突和产权规则的形成：“礼起于何也?日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工，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是礼之所起也。”他也视制度为“先王”所定，与孔子一样，认识到制度产生于人的行为，为人而设。在制度结构中，古人以“礼”作为纲纪和核心，而以“法”和“德”作为约束自身行为的强力手段和道义手段，这一方面尤以苟子为代表。显然，这是把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结合起来考察制度的功能。制度思想的另一源泉是古希腊思想家。他们主要关心经济和组织的效率，色诺芬、柏拉图对组织、专业化与分工的论述，可以说是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渊源。古罗马学者则把制度的视角集中到法律方面，其财产法和合同法后来成了西方世界民法体系的思想源泉，而现代公司制度则可以追溯到罗马法。
古代思想中的制度分析，一般是融人百科全书式的哲学思想，并且服务于其他理论分析；也就是说，制度分析并不占居主导地位。他们的分析大体上是一种经验与归纳式的，从整体出发，不太注重逻辑演绎。他们对制度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有深刻了解，但未能提出关于制度的系统理论。
二、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的制度
思想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先对组织生产的规则——分工作了系统论述，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制度对财富生产的影响，同时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了某些制度的演化。在斯密的体系中，生产以分工为特征，分工起源于人类相互交换的倾向。分工与专业化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且分工的演化会受市场制度的制约(或称“斯密定理”)。但这一思想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直到20世纪20年代扬格深化和发展了斯密的思想(AllynYoung，1928)。近年来的发展主要反映在内生增长理论和新兴古典经济学上，如杨一博兰德模型("fangandBorland，1991)和贝克尔一墨非模型(BeekerandMuyphy，1992)。这些理论重新发挥了斯密的分工制度思想，将人们对经济增长源泉的注意力再度引向制度，从而克服了主流经济学的某些缺陷。
在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体系中，既有对以“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为标志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分析，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古典经济学的一条副线(周小亮，1999)；同时又有对社会法律制度的分析，后者实际上论证了前者的制度环境。在《国富论》中斯密试图证明一套特定的规则如何比另一套规则更有利于国民财富的增长，这属于比较制度分析。他所推崇的制度结构，是个人对经济资财拥有排他性私人权利的结构(埃格特森，1996)。这论证了一种贯穿整个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而斯密从“经济人”的自利和无意识增进社会利益来论述这一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这种分析方法为后人所遵循并成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出发点。
在斯密的制度分析中，市场制度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它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自利之人实现自身需要并通过“是非的意识”促使整个社会不断地道德进步。
从现代经济学的基本人性假设——经济人看，制度背景寓于其中。斯密并未提出“经济人”这一概念，但他确实分析了其基本含义。然而，他分析的行为者，一方面是超历史的自利的个体，另一方面又具有资本家、工人、地主的阶级差异，是处于特定经济制度之下的实实在在的个体。这同后来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应该是有本质的差别的。斯密还分析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制度演化。这既可以看作制度演进理论的先驱，又可以看作新经济史理论的发端。在《国富论》上卷的第三编“论各国财富增长的不同途径”中，分析了城市与商业文明的起源，也就是欧洲由中世纪的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的工商社会的演化。
三、斯密继承者的两个发展方向
斯密之后，因为对价值创造及源泉的不同看法，经济学主要分成两大流派：以劳动价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和否定劳动价值论而寻求斯密其他价值源泉解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二者之间除了价值论上的分歧外，在经济分析方法上也有极大的区别，表现为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制度分析与非制度分析的分流。
西方主流经济学视制度为既定的外生变量，或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研究“黑板经济学”(科斯，1994)，致力于模型化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局限于分析符合“帕累托效率”的完全竞争市场和设计一套能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的竞争规则。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虽然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但它所面对的一直是一个无“磨擦力”从而是非现实的世界。不过，认为主流经济学完全不注意制度分析并不十分公平。在它的体系中，有对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计划与市场效率的比较分析，这相当于制度分析(青木昌彦等，1999)。但它的制度分析也仅仅到这一层次；它承认政治、法律、货币和其他制度的存在，但对它们的分析过于肤浅。
马克思继承了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思想，并充分注意到李嘉图思想中的利益冲突，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作了深人彻底的剖析。制度被视为一系列总括多方面的规则，其核心是所有制，并分作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要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必须采用抽象的历史的方法，结合利益冲突、文化习惯来考察资本主义制度。由此，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基本演变规律。由于方法论的整体主义，马克思分析的是宏观上的整体制度，而且是作为制度特殊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它确实从一个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成功的研究，而且在理论基础、关注对象和价值判断上皆不同于其他制度分析，最终成为经济学分析中争议最大影响也最大的一朵奇葩。
四、当代西方向主流挑战的两个异端：新老制度主义
当代制度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新老制度主义者的对立，尽管这种对立已引起了有关学者的不安和力图协调它们(参考卢瑟福的一系列著作)；学者们目前的研究尚在对比二者异同阶段。另一个问题有人也提出来了，即国内的研究对老制度主义重视不够，而且有所误解(张林，2001)。
(一)老制度主义
老制度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以凡勃伦、康芒斯、米切尔为代表的美国制度主义。新近的发展既来自加尔布雷斯、缪尔达尔等的新制度学派，又同费斯特、格罗锡、图尔等的主张一致。它有两大研究纲领：一是凡勃伦一阿里斯纲领，强调商业或金钱经济与实业经济的基本二分法(卢瑟福，1999)，更一般地表达成思想和行为的制度方式与技术方式二分法或礼仪方式与工具方式二分法(瓦勒．1982；芒克斯，1988)；二是康芒斯一塞缪尔斯一施密德纲领，它关注法律、产权和组织，它们的演变及其对法律和经济权力、经济交易和收人分配的影响(卢瑟福，1999)。后一研究纲领更接近于新制度主义。
对于老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明确地集中到制度上，相应地采用制度、结构和演进的整体分析方法，并结合哲学、法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及存在的问题。
老制度主义对经济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不懈的追求与坚持，影响了西方经济理论甚至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相比于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化模型，确实是独辟蹊径，别开生面，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强大的挑战
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一般认为发轫于科斯对企业性质所作的开拓性研究，主要代表为科斯、诺思、威廉姆森、布坎南等，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法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等。按其内核整理，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二是交易费用经济学，三是制度演化理论
从基本方法上，可分两个发展方向：一是向主流经济学靠拢，包括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它们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当作稀缺资源的制度，因而不过是“利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去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科斯，1994)，方法论方面并无任何创新，只是扩展了传统经济学的适用范围，这又依赖于对其基本假设的批判与修正：在现实经济世界中充满了风险、不确定性，信息是不完全的，人是有限理性和无知的；这就需要制度来规范、引导人的行为并协助人实现其利益目标。这是一个正交易成本的经济，由此引人交易成本分析方式，使制度研究能够在经验实证层面进行，因而能接近科学地研究问题(周业安，2001)。由于这一方向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最大化公理和边际分析的运用，它已同主流经济学有效融合而成为新古典框架内的制度选择模型。
二是向社会学、管理学靠拢，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和制度演化理论。在交易费用对经济的解释中，尽管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一些根本问题也随着研究的深人而凸显出来，主要是在于交易费用概念本身的界定和无节制的使用上。这使它已经得到了罪有应得的坏名声(费雪，1977)。积极的态度不是抛弃而是发展它。在威廉姆森的一系列研究中，机会主义倾向和契约人的概念更进一步受到强调，而理性与非理性、正式规则与传统习惯等得到调和。由于正统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相对静态性，迪屈奇试图把它动态化，充分重视了权力和组织演进的动态特征(迪屈奇，1999)。也是由于传统制度分析的静态缺陷，更多学者强调对制度演化进行动态分析，以超越新古典的制度框架和交易成本理论，例如过渡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所作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博弈论方法已在制度的动态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分析制度演进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
五、结语：对制度分析方法的反思
制度分析的总体特征是把制度作为考察对象，但在具体考察方式及结论上又各具特色，由此而形成了各种流派。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从整体还是个体、宏观还是微观研究制度，都暴露出各自的缺陷。
一方面，继承正统分析方法的流派以理性人假定为出发点，采用最大化框架和边际方法分析最优制度选择，实际上是从人类个体行为出发来解释和说明制度问题；然而制度如果被当作一系列规范和调整人们行为的规则，那么它只能是集体选择的结果，从而被深深地打上集体的烙印，单纯考虑个体是无法认识到制度的本质的。另一方面，如果从整体结构的思路去研究制度，由于制度形成的逻辑起点在于个体，如何从个体过渡到整体就成为一个问题，换言之，就是制度宏观分析缺乏一个微观基础。
通常，老制度主义者自称是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者，新制度经济学则被限定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上。根据卢瑟福(1999)的归纳，方法论整体主义方法是指：①社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②社会整体制约其部分的行为与功能；③个人行为只能由整体来解释。方法论个体主义则指：①目标和利益源于个人；②社会制度的变迁形成于个体行为；③一切制度只能通过个人行为加以合理解释。
其中①与②只是事实陈述，③则代表了研究纲领，所以争议更多地集中于③上。这也是新老制度主义分歧所在。我们以为，追本溯源，制度最初形成于人的需要，即制度是人类行为产物；然而每个人一生下来就面临既定的制度环境，并受其制约与影响，在相对价格的变化(或收益与成本比较)作用下参与新的规则形成或维护旧的制度，这又是众多个体决策相互影响的过程(进化博弈论正是据此研究)。
从循环流通视角来看，人类经济行为就是利用劳动借助于土地(当然包括现代意义上的各种资产和各类信息)来获得货物的过程。如熊彼特所言，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劳动，既可以看作是工人消费其他货物之后的产品，也可以看作是人类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原始的生产资料或生产手段。由于工人消费到工人劳动特征之问联系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显然，这涉及到教育、文化等等复杂的社会因素)，对主流经济学来说劳动就不是工人消费其他产品过程之后的产品，而是原始生产资料或生产手段，在此背景下，人类经济行为就被理解为目的在于取得货物的行为。经济学家白身的“有限理性”选择了视劳动为经济过程中的投入而不是产出的研究图式：在主流经济学奠基时候，人类并没有关于劳动或者知识再生产的更多知识。
有限理性揭示了偏好只能在局部(时空)保持传递性，行为者的偏好、信念与行为的演变就成为研究的关键对象。行为经济学关注经济过程产出的劳动，主要是因为异质性的引入导致个体信念、偏好与行为的多样化，并作用于真实的生理过程。在行为经济学中，作为产出的劳动不仅在下一次循环中具有生产率方面的特征，其感性、理性特征也是关注重点，并用以解释劳动生产率的形成过程。从公理化基础来看，主流经济学默认了偏好的全局传递性；而在行为经济学中，作为经济过程产出的劳动，是社会经济体系中传递性局部化和概率化的具体化:信念、偏好与行为随着环境而多样化，指向人们主体满足(及其真实生理过程)。
行为经济学将非理性的情感纳入到个人决策框架中，脑的生理机制数据成为经济研究的客观基础。行为经济学从两个方面扩张了主流经济学的个体效用:人的行为以给定消费品(或者是决策环境下)后的产出而出现。决策环境对应的局部框架不仅影响个体的决策结果，还直接从信念、偏好与行为方面塑造决策者，影响决策者的情感、心理特征，实质上已经把劳动看作是决策环境的输出，视劳动为经济过程的产出；行为的神经元基础。行为经济学关注外部环境下人类的神经冲动特征，给出真正意义上劳动作为产出的具体生理物理基础，把经济行为的目的植根于人的主体性满足上。
作为消费或者决策结果的劳动，其对应的决策者信念一偏好一约束演变过程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三大非标准模型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平台。主流经济学也已注意到作为人类劳动关键的知识和人力资本是经济过程的产出，知识被视为人类劳动的基本特征，知识之问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经济体系不确定性的根源。行为经济学则把对行为人劳动特征的关注深入到个体选择与环境互动过程的信念一偏好一约束的演变中，甚至基于脑科学数据把情感因素纳入到劳动行为输出的高度不确定性特征的揭示框架中，在此基础上形成三大非标准模型，不仅可以分析个体劳动的知识特征是如何驱动信念一偏好-约束演变过程的，更重要的是可以把人类经济行为的目的植根于人的主体性满足上。经济学研究图式必须把特定环境下所产出的劳动特征:偏好、信念、知识、情感和行为置于分析的中央。
［关键词］非理性 理性 购买决策
理性人的假定，就是指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所讲的“经济人”。这个假设是整个西方经济学思想体系中的前提性假设，西方经济学的诸多命题都是在这一假定条件下推出的。交换是从“理性人”的本性驱使下自然而然地发生的。 “理性人”假设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的模型，使得经济学研究公理化和逻辑化，但是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理性人”假设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
随之而来就有人提出了非理性的概念，非理性主要是指一切有别于理性思维的精神因素，如情感、直觉、幻觉、下意识、灵感等，中国作为市场经济开始比较晚的国家，消费者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者群体相比较，还不够理性，消费观念也比较落后，所以就出现了令西方的经济学者十分困惑的现象，例如有人背着路易威登的高价包挤公交，国外的奢侈品品牌在中国出现价格倒挂的现象，更有甚者今年上半年有些城市出现了食盐抢购嘲，看着大叔大婶排着长龙去买来一箱箱的食盐，面对这一幕幕，嘲笑之余还留给大家很多思考，下面我们从影响消费购买行为的因素以及消费者购买决策的过程中，来分析一下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一、消费者自身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1、消费者的经济状况，即消费者的收入、存款与资产,借贷能力等。2、消费者的职业和地位。3、消费者的年龄与性别。4、消费者的性格与自我观念。二、社会因素，主要包括亚文化群和社会相关群体，消费者作为社会一员，在日常生活中要经常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左邻右舍、社会团体等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
下面我们从以上的影响因素来分析一下非理性的因素，在影响消费者的购买的自身因素中，性格的因素非常关键，理性性格的人和感性性格的消费者相比较来讲，感性的消费在购买行为中更关注自我的感觉的印象，既我们常说的“跟着感觉走”，而理性的消费者则更关注商品的性价比，另外，理论上来讲，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要考虑自己的收入和借贷能力，但很遗憾中国的“面子心里”在作怪，中国人比其他的国家的人更在意自己的面子，所以就出现了背着名牌包挤公交车，背着巨额贷款买豪车买豪宅的现象，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奢侈品消费的大国，很多人还洋洋得意，以为在国际上赚足了面子，到中国的中东部的很多贫困地区一看，才知道是中国人的面子心里在作怪，消费层次很大程度上超出了自己的收入层次。
以上我们分析了个人因素，下面我们在说一下社会因素，消费者购买行为很容易受到相关群体的影响，也就是跟风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大量的人在一起进行博弈选择中则很容易出现跟风现象，这在股市中尤为明显，被称为“羊群效应”，即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只是很短的时间，在原始社会人类只有群居才有最大可能保全自己，所以人类有和大部分人保持一样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行为本身是否理性就处于次要位置，而和别人保持一致，从而在心理上获得一种安全感就更重要。心理学的大量实验研究已经证实，在面临高度不确定问题和问题的判定模棱两可的情况时，个体往往表现为知觉与判断更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尤其需要以他人的认知和判断的信息作为决策的“锚定”。中国近几年出现的抢购潮都跟跟风现象有着紧密的联系，非典期间的“抢醋潮”，H1N1期间的“抢蒜潮”，今年的“抢盐潮”，这一次次的抢购风波，都是以为恐慌和个人与群体的微妙的博弈的存在，恐慌感和恐惧感，很容易把消费者的理性冲刷的荡然无存，那么市场中所上演的一幕幕闹剧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人们购买一种商品的行为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在购买行为发生之前，购买者会有思维活动或行为来保证以后购买的商品自己能满意。
在复杂购买中，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有五个阶段 ：（一）引起需要 ，（二）收集信息，（三）评价方案 ，1、产品属性。即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需要的特性。2、属性权重。即消费者对产品有关属性所赋予的不同的重要性权数，3、品牌信念。4、效用函数5.评价模型，（四）决定购买，（五）购后行为。
分析以上内容我们会发现在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的第三步即评价方案中有四个方面，品牌信念是造成购买决策过程中出现非理性因素的主要原因。消费者大多心中都有一套已认定的每一品牌各种属性的排列位置，称为品牌信念。品牌信念是思想精华，它指出品牌的存在理由，最成功的品牌，它们的观点无不联系人类基本的真理，这些真理，影响我们每一个人。品牌信念的两大构成因素： 第一、意识形态，一次洞察，或价值观它决定着品牌的机会。第二、企图心，品牌企图达成什么。
例如:奔驰――精确是生活驾御自如的关键。所以，奔驰在它的车中，注入精确的德国工程师的质量标准。 宝马――生活处处需要冲天的激情。所以，宝马试图创造完美的驾乘。当消费者认同了某品牌即形成了某品牌的品牌忠诚之后，在消费者之后的购买决策过程中就会不自觉的购买该品牌的其他产品，即使性价比远远低于该品牌的竞争对手的产品。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理性人”假设也会有所发展。人脑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器官。大脑不是一部完全理性的计算器，在经过了几千年漫长的进化，它已经有了很多捷径、简化、偏见，甚至是一些不良习惯也会产生不稳定的选择。因此，“理性人”的未来可能会在多学科交融的影响下发展，不只是经济学、心理学，还会有社会学、博弈论，甚至教育学、生态学和历史学等跨度很大的交叉。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种交叉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作为一名消费者，如何避免自己不理性的消费，至关重要。一句话，经济的健康运行需要理性的消费者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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