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5 17:23:5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科学技术异化观，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技术异化；价值判断；科学价值观
一、技术异化的内涵及外在表现
（1）技术异化的内涵
异化理论是在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里逐渐形成起来的。异化的一般含义是指主体转化为否定自身的客体。黑格尔用“异化”明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对立，提出“人的异化”理论。费尔巴哈第一次把人的本质和异化联系起来，他认为宗教、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而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仅仅是宗教的异化，更根本的在于劳动异化。的观点认为，异化作为社会现象是同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
马尔库塞的“技术异化”思想深受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受到黑格尔、海德格尔、卢卡奇等人思想的影响。马尔库塞认为，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技术已经从人的解放力量转变成对人的控制力量。马尔库塞认为：“我们的社会的特点在于，它在绝对优势的效率和不断增长的生活标准这双重基础上，依靠技术，而不是依靠恐怖来征服离心的社会力量。”[1]在技术理性的同化与整合之下，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全面异化。这就是马尔库塞所谓的技术异化。
（2）技术异化的外在表现
技术异化的外在表现概括地说就是在技术的整合下，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一体化，在这种情形下，人变成单向度的人，社会变成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人是指人作为一种自由的存在者成为失去超越维度和批判维度的人。单向度的社会指的是不同社会阶级与阶层在生产与生活方式上的同化或一体化；政治、经济、文化只有与现有制度相一致、一体化的一个方面、一个向度。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技术的进步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由于它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不能利用这些条件让人达到真正的自由，相反，社会愈富裕对人的制约就愈大。人在经济领域失去了自由，政治领域失去了选择，在思想文化领域失去了否定性与批判性，从而不得不依附于整个社会的统治。
二、现代社会中技术异化的原因
（1）人与自身目的的异化
对未知世界的渴望让人们不断的丰富和拓展着科学知识，技术被视为推动社会发展最有效、最快捷的工具。一项技术的出现是为了满足一定的功能，科学技术带着明确的目的性被人类运用到生产生活实践之中。人类发明新技术、运用高科技无非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自身，希望通过机械化生产来提高社会生产力，通过信息化交往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通过宣传媒介方便人们获取信息等等。人类发展技术的目的是帮助自己摆脱对未知的恐惧，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为自己创造一个舒适和优越的生存环境，获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满足。然而，在某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科技实践活动及其产物却完全背离人创造它的善的初衷，反过来成为支配和控制人的异已力量，对人们的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2）人的价值理性的异化
针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进程所产生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指出，“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产生的。”[2]在他看来，人的存在是人的理性和意义的发源，因为人的存在，世间万物才有了意义。同时，人是具有价值理性的存在，人类通过对自我意识的内在把握建立起一种合目的的价值观念，指导着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然而，人类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逐渐将手段视为目的，迷失了自身的价值理性，把工具本身当成人的理性。技术主体价值理性的异化使人们将个人的价值追求置于社会、自然以及他人的利益之上，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失当价值观使人类面临严重的思想危机和生存危机。可见，人的价值理性的缺失是技术在实践过程中产生异化的主体性根源，技术的高度发展使技术理性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这种力量具有建设性，更具有破坏性，它使人拥有了巨大的物质力量，但同时也不断失去了驾驭这种力量的能力。
三、技术异化现象对我国发展路径的启示-----以科学的价值理性指导技术的发展和运用
（1）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社会生产
人类发展技术的最大目的是为了实现自身自由全面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要恢复技术的人性发展，就必须以科学合理的价值理性来指导社会生产。在马尔库塞看来，扬弃技术异化就要改变现状，将价值理性放在技术理性的核心位置。“科学和技术的历史成就已经使得价值向技术任务的转化（价值的物质化）成为可能。结果，至关重要的是用技术的术语把价值重新定义为技术过程中的因素。”[3]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对价值理性做出重新认识与评判。
用“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性指导人类的生产实践。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类通过生产实践创造物质条件和精神文化，实现生命的延续。用可持续的发展观念来指导生产实践，意味着长远的人文精神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渗透。技术的出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极大的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人类的现代化发展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但人类在发展技术的同时，必须遵循大自然的发展规律，以长远利益为目标，不能破坏生态平衡以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为发展代价。
（2）以伦理价值观引导重大技术的研发方向
在价值要素中，马尔库塞很重视艺术的作用。他认为，真正的艺术作为人把握世界的一种特定方式或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比较集中表现出人的创造性本质。按照马尔库塞的思路，如果我们能够将价值与艺术整合到科学和技术之中，并作为科学技术的内在要素，实现技术理性、科学理性同价值理性、艺术理性的统一，我们就可以扬弃技术的异化。
用伦理价值观来引导科学技术的运用是当下技术主体接受教育培训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对青年科学家而言，必须从职业道德、专业技能、研发成果等各个方面进行科学的价值理性引导和积极的伦理道德观渗透，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在技术实践中赋予技术成果正面的伦理价值，从源头上消除技术异化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摘 要：马克思与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了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负面效应。但由于生活时代与批判目的不同，使他们对科学技术负面性产生原因、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对科技危机消除途径设计都有很大的区别。
关键词：马克思 哈贝马斯 科技批判理论 差别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20-0173-01
生活在科技发展初期的马克思，以卓越的见识认识到了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影响，在高度肯定科技的正面作用时看到了科技带来的负面效应。哈贝马斯处于科技文明全面绽露其本质的时代，他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因其视角的不同，有许多独到深入的见解。作为西方者的哈贝马斯，其科技思想来源于马克思又不同于马克思。本文重点分析二者对科技认识的不同点。
一、对科学技术负面性产生原因认定不同
是什么造成了科学技术的种种负面性呢？是科学技术的“内在逻辑”，还是科学技术的外部社会原因？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一种中立性的工具，但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文化还有社会制度与体制的设计会对它的发展方向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但不能直接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状态。马克思透过科学技术对人的统治，进一步揭示了人对人的统治，从而把科学技术负面性产生的原因引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导致各种危机的原因，科技人为的误用和滥用，才是技术异化的根本原因。而哈贝马斯与马克思相反，他把技术对人的奴役归之于技术的内在本质本身，赋予科学技术以“原罪”，技术内在地就具有对人控制的特点，因此哈贝马斯确立了科学技术是造成种种弊端和问题的根源的观点，因此，他的思想带有“科技决定论”的倾向。
（二）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认定不同
马克思和哈贝马斯同样承认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力。但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只是一般的生产力，正如他所讲的：“自然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式，它的发展依赖于生产的发展，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它“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 因此，它同生产力的其它因素不能相并列。
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不仅是一种独立的生产力，而且还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哈贝马斯与马克思在这一点上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还是一般生产力的问题上，而是在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这个理论基点上，对马克思的某些思想进行了重构和改造，而这种重构和改造正是引起哲学界和社会学界强烈反响的原因。他的观点主要如下：第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不再成立。哈贝马斯认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技术革新还只是依赖于少量的发展和创造，自然科学对现代化进程的作用是间接的，科学和技术的相互依赖性并不十分明显。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和技术的依赖性日益密切，科学技术直接运用于生产，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科技进步实际上决定着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这样，科学技术就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成了“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在这一点上，他已经否定了马克思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条件。第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性质和作用发生改变。在他看来，生产力已不再是社会向前发展和人类要求解放的革命潜力。哈贝马斯同意马克思所认为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他认为它并不象马克思认为的那样，在一切的情况下都是解放的潜力，并且都能引起解放运动。生产力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要成为解放的潜力已经不可能了。而且由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加强了对经济活动的调控和管理，使生产关系不仅不会阻碍和限制生产力的发展，相反还能使生产力保持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所以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技术上必要的组织形式”。
（三）对科技危机消除途径设计不同
马克思认为科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导致了人的异化。探究科技危机解决的途径，减弱以至消除科技异化，就要注重实现科技人化，把科技完全建立在人的基础上，始终围绕人的个性自由、现实生存、未来发展进行，使科技复归于人的生活世界，并真正成为人的科技。马克思把技术对人的奴役归之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认为消除科技异化的出路在于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即通过社会制度的改变带来的生产关系的改变，而进行社会制度的改变就必须要通过革命的实践活动。而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理性的泛滥导致科技的意识形态化，使人类的正常交往陷入危机，而要消除意识形态化，就必须全面弘扬人类理性，创造一种和谐的、无限制的交往情境，彼此能平等地、真诚地交往和对话，从而达到相互理解，为此，就必须改变技术旨趣高踞于交往旨趣之上的状况，个体在交往理性的指引下通过语言沟通达成共识，从而矫正扭曲的社会关系。所以，解决科技带来的危机重点在于建立一种新的交往形式，加强科学和政治这两个领域间的相互作用。哈贝马斯强调，科学家，技术人员，领导社会的政治集团，对科技发展的方向和它的实际运用问题应该进行认真的反思，就这一问题展开一声有效的、能够把社会在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上拥有的潜在能力同人们的实际需要和愿望联系起来的深入的讨论。因为这种讨论能够启导政治活动家们参考技术上可能的和可行的情况，纠正他们在发展科学和技术，纠正发展科学技术的兴趣和利益上所坚持的那种由传统文化所决定的自以为是的态度，同时也能够帮助他们去今后科学和技术在发展方向和发展规模。
虽然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旨在消除科技带来的异化，但他并没打算动摇资本主义的制度根基，这与马克思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在答德国记者克吕格的提问中，哈贝马斯说道：“不管人们如何指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实际上并没有束缚科学和技术的生产力。” 因此，哈贝马斯提出交往行动理论旨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积极改良，以交往行为理论拯救资本主义社会。但他的交往行为理论由于没有建立在对社会历史的客观分析上，因此只能是一种美好而不切实际的愿望。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9-45。
关键词：生产力；劳动生产力；资本生产力；科学技术；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B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6）02-0003-04
作者简介：范志军（1975- ），男，河南潢川人，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和哲学。
一、生产力已经蜕变？
19世纪末叶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整个生产过程正加速“理性化”，其中，科学技术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可以说，理性化就是科学化、技术化，就是“冷酷无情地应用先进技术和科学”（马尔库塞语）。
在这种理性化进程中，有两个最为突出的现象：一个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成了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相应地，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力则显得“愈来愈不重要了”（哈贝马斯语）；再一个是科学技术亦成为政治统治的有力手段，成为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在马尔库塞看来，在技术的理性化构造中起作用的不是解放而是统治，“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而使自身永久化并不断扩大”。并且，技术还为“不断扩大的同化所有文化领域的政治权力提供了很大的理性”［1］，技术的理性已变成了政治统治的理性，由此，技术的社会亦不是自由的而是受奴役的社会，“连续不停的技术进步的动态，已经充满了政治内容，技术的逻各斯已经成为继续奴役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变成自由的枷锁：人的工具化”［2］。哈贝马斯也明确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不再是“以实现实践的目的为导向，而是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导向”，“权威国家的明显的统治让位于技术管理的压力”，统治的问题被转化为了技术的问题，科学技术成为这种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由此形成了一种“技术统治论”的新型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进一步认为，随着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生产力本身的性质也变化了，“生产力似乎并不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在一切情况下都是解放的潜力，并且都能引起解放运动，至少从生产力的连续提高取决于科技的进步――科技的进步甚至具有使统治合法化――的功能以来，不再是解放的潜力，也不能引起解放运动了”［3］。生产力的相对提高，“不再是理所当然地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和具有解放性后果的潜力；现存的统治制度的合法性在这种巨大的、解放性的潜力面前，将不堪一击”［4］。
根据上面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分析，我们似乎看到，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也是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一方面作为社会理性化的力量，推动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也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辩护。于是，科学技术―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就不会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破坏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维护了这个统治，成为为这个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生产力发生了蜕变，不再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也不再具有解放的潜能。这就是按照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逻辑而必然得出的结论。很显然，这个结论是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直接相悖的。众所周知，生产力概念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和“人类解放”目标的确立，都是立足于解放性的生产力之上的。如果说生产力蜕变了，已经不再是解放性的力量，这无异于釜底抽薪，从根本上动摇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这对于来说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除了花大量精力去介绍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之外，却鲜有把他们的上述与完全相悖的结论当做一个问题来看待的。至于对这个结论进行的评判，则更是无从谈起。
二、生产力的二重性
在笔者看来，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之所以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意识形态中得出有悖于的生产力蜕变的结论，是由于他们没有掌握和领会马克思的生产力二重性观点。众所周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劳动是二重性的：劳动就它是劳动力在特殊目的形式上的耗费而言，是具体的有用劳动；就它是劳动力在生理意义上的耗费而言，是抽象的一般劳动，其凝结是商品价值。劳动的二重性在资本生产的过程中体现为资本生产的二重性，体现为资本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劳动过程是物质生产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从其构成来看，它是劳动者通过有目的的活动，使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目的是生产出产品以满足需要。资本价值增殖过程不是从劳动者观点看来，而是“从资本家的观点看来”的过程。在资本家看来，劳动过程就是资本家把生产资料加到劳动力上，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商品”的过程，就是“资本家购买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是归他所有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5］。因此，价值增殖过程就不是对象化的而是“各种物之间”的异化、物化的生产过程，目的也不是生产出有用物以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出更多剩余价值以获利。
马克思正是根据其生产二重性理论对生产力进行了区分，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亦是二重性的。就其本身来看，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也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力量，它是与对象化的物质生产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力“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6］。但是，正如物质生产过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是异化的价值增殖过程一样，“劳动生产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表现为是“资本的生产力”：“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7］。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形，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是劳动支配生产资料生产使用价值的对象化的物质劳动过程，而且也是劳动隶属于资本以实现资本自行增殖的异化的生产过程。资本本来是死的，非生产性的，可是资本家却“换来这样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不仅使资本得以保存和增殖，而且还使自己由劳动生产力“变成了资本的生产力和再生产力，一种属于资本本身的力”［8］。资本本身是不会增殖的，它只有通过支配劳动生产力才能增殖，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就是“资本的价值增加或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但是另一方面，劳动生产力一旦为资本所占有，它的任何提高就“都是资本的生产力的提高，而且，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提高只有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才是劳动的生产力”［9］。劳动本来是生产性的，可是它现在却只有在隶属于资本的条件下，“只有在被资本吸收时才是生产的。正如商品的一般交换价值固定在货币上一样，劳动的生产性也会变成资本的生产力”［10］。
资本是死的，也是空的，可它却如吸血鬼一样，通过占有、掠夺劳动生产力而使自己复活、充实，也具备了生产力。但是，“资本的一切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的倒置，换位”；资本获得生产力的过程，即是把“劳动本身的力量变成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必要过程”，劳动的生产力成了“他人的权力”，工人劳动的生产力“作为资本的力量，作为他人的权力而同他相对立”［11］。
以往人们在谈到马克思生产理论时，往往只提到对象化的物质生产，异化的资本价值增殖过程则很少有人提到；同样，在人们谈到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时，主要指的也是具体的物质性的劳动生产力，至于异化意义上的“资本生产力”则很少有人提及。这表明，人们还不是十分熟悉马克思对生产力的二重区分，还没有认识到在马克思那里其实有两种生产力：除了劳动者以劳动资料为中介作用于劳动对象的改造自然的力量，亦即作为贯穿于人类一切社会形式的永恒内容和动力的劳动生产力之外，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物质生产的内容还取得了颠倒的形式，对象化生产被颠倒为异化的生产，“劳动生产力”被资本掠夺并据为己有，异化为“资本的生产力”，成了它自行增殖、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力量，也成为反过来统治劳动的否定性力量。
但这并不是说统治了劳动的否定性的“资本生产力”将完全取代“劳动生产力”。“资本生产力”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力”异化的表现形式而已，只有依附于“劳动生产力”、吮吸“劳动生产力”，它才可能“存活”；离开了“劳动生产力”，它也就不存在了。这就是说，二者实际上是同一生产力，只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同一生产力具有了“劳动生产力”和“资本生产力”这样的二重性。正是由于对马克思生产力二重性观点的忽视和无知，才使得法兰克福学派在面对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时，不能对之做出的解释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三、解放还是奴役？
不可否认，发达资本主义从19世纪末以来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亦是意识形态，生产力已蜕变的“诊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并非无稽之谈。但是，他们只说对了一半。他们虽然看到了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力，但并不清楚科学技术是何种生产力。依据马克思的生产力二重性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也是二重性的，它既可以是劳动生产力，也可以是资本生产力。科学技术作为劳动生产力，是使对象化的物质生产活动理性化的力量；作为资本生产力，则是使异化的生产即价值增殖过程理性化的力量。“在这里，像在其他各处一样，必须把社会生产过程的发展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同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区别开来”［12］。但是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却没有进行这种明确区分。他们所说的作为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实际上只是资本生产力，也就是掌握在资本手中，用来加速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异化生产力，就是资本把科学技术并入自己的增殖过程中而形成的生产力。但他们却看不到这一点，硬是把劳动生产力和资本生产力混淆在一起，将其实是作为资本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当成了劳动生产力。基于此，他们得出错误的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哈贝马斯强调说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他在这样说时，其实并不清楚科学技术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亦是有不同含义的。从马克思生产力二重性理论来看，劳动过程是劳动者使用生产资料生产出产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劳动者以其劳动力发挥主体作用，而生产资料作为机器体系起到工具的作用。科学技术作为理性化的力量，主要体现在作为生产资料的机器体系中，它和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结合在一起，服从于满足需要的产品的生产这个目的。无论劳动过程如何高度理性化，无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在生产中起到多大的作用，劳动者始终是这一过程的主体，是整个生产过程的调控者，而生产资料、科学技术都只是作为手段、工具隶属于这个主体，受这个主体控制的；即使面对日渐庞大的机器体系，以至于“单个工人”似乎是从属于这样的机器体系的，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总体工人”同样能够起到控制整个生产过程的主体的作用。［13］而就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而言，情形就被颠倒过来了。在这个过程中，“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人完全被物支配了，本是客体、手段的生产资料、机器体系却反客为主，反过来成了“主体”。随着理性化的加速，“智力变成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科学技术加入到这个支配者行列中来，“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工人则在这个“主人”面前成了奴隶，臣服于它的权力。［14］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亦成为控制工人的首要的最大力量，被资本利用来增加更多的剩余价值。
从马克思的生产、生产力二重性出发，我们看到，科学技术呈现出双重意义：积极的和消极的意义。科学技术在马克思那里本来是中性的，但是，随着生产过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劈分为对象化的物质生产过程和异化的价值增殖过程，生产力被划分为劳动生产力和资本生产力，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理性化力量的科学技术也具有了二重性质：从对象化的物质生产过程来看，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更多物质财富以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力量，是肯定性的、积极的生产力，第一位的生产力，人类本质力量藉此而不断增长；从异化的价值增殖过程来看，作为“第一位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却被转化为资本增殖的力量，成为尽可能多地吮吸剩余劳动的否定性力量和压榨工人的消极力量，它增长的是资本统治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技术便不再是中性的而是在“助纣为虐”了。
科学技术丧失了中立性，还因为它的确成了意识形态。把科学技术作为理性化力量并入生产过程，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这一直是资本生产的动力，发达资本主义更是将此发挥到极致。资本的原则就是推进生产的全面理性化，“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日益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15］。资本通过这种技术的理性化，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稳定了资本的统治，从而为它实施对劳动的控制奠定了合法性基础。资本还把通过科学技术理性化而实现的对劳动的统治，进一步扩大到整个社会领域，使资本对整个社会的统治成为地道的理性化、技术化的统治。凭借它为社会量裁的这件理性化、技术化的“外衣”，资本又能够很好地掩盖它对整个社会实施统治的事实。由此，资本通过这种理性化的统治，使科学技术成为“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然而，只有当科学技术是资本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理性化形式时，它才成为维护资本统治的意识形态。而从劳动者的观点看来，科学技术并不是意识形态，作为生产力，它永远是劳动生产力，是增加财富的力量，是积极的、肯定人自身的力量。因此，当说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时，我们必须分清这是在何种意义上说的。显然，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没能进行这种区分。
由于认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已蜕变为意识形态，所以，哈贝马斯得出了生产力不再是革命性的、已丧失了解放的潜能的结论。哈贝马斯的这个结论是欠准确的。生产力作为劳动的生产力，永远是革命性的力量，这一点是不会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改变的。正如“劳动过程的一般性质并不因为工人是为资本家劳动而不是为自己劳动就发生变化”［16］一样，生产力就它作为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改造自然的力量而言，它的革命性质也不会因为作为第一位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而发生改变。劳动的生产力是贯穿一切社会形态的、永远发展流动的革命性力量。因此，如果哈贝马斯所说的丧失了解放的潜力、成了意识形态、成了统治和奴役力量的生产力是指劳动的生产力，那他肯定是错误的，是对马克思的极大误解。但如果他说的是资本的生产力，是资本从劳动那里掠夺来的，为它所有、掌握在它手中的生产力，那他倒并未说错。资本是死的，“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17］。资本通过吮吸、劫掠活劳动并使之成为其自身的力量，这种被异化了的生产力的确丧失了解放的潜能，成为帮助资本控制工人、扼杀工人的统治和奴役的力量。
当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通过把科学技术并入生产过程，正极大地提高着生产力水平。然而，正如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是同一个生产过程一样，劳动生产力和资本生产力也是同一个生产力，资本的生产力的提高即意味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资本拥有的巨大力量一旦重新完全掌握在劳动者手中，这种力量必将反过来成为人类解放的巨大力量。
参考文献：
［1］［2］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135、135页。
［3］［4］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2、68-69页。
【关键词】马克思技术思想 劳动与技术 技术和社会 技术异化与克服
一、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所生活的十九世纪是一个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世纪。19世纪第二次科技革命顺利完成，科学技术发展取得辉煌成就，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物学等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三大发现，使自然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科技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科学技术开始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科技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科学家成为深受尊重的职业，人类由此步入了工业文明时代。马克思首先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其技术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思想理论背景和科学理论发展状况密切相关。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和概括19世纪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吸收技术史、工艺史和自然科学史的相关研究成果，形成了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
二、关于“技术”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开始倾向将哲学理论转化为实践行动，即使哲学理论技术化。使哲学理论技术化必须把技术置于哲学的核心位置，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给“技术”下定义，我们还是可以对一些著作的零散描述进行梳理，用所能看见的一鳞半爪恢复出一条龙来。马克思在不同的文献中先后阐明，技术是“人对自然的活动方式或能动关系”，是“运用于实践的科学”，是关于“怎样生产”的方法，是“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的方式方法”，即马克思认为：技术是实践性的知识和操作方法。
三、劳动、技术、人与自然
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出发来考察技术的发展，他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马克思这里，劳动是一门技术，正是劳动的作用使人类最终形成。劳动的发展就是技术的发展，劳动的进化史就是技术的发展史，人类自始至终都会寻求基本生存条件的改善，而这种改善也只有在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即劳动中才能逐步实现。
人在劳动中不断形成各种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人的本质属性。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劳动”，人在劳动中改造自然，在劳动中创造历史，在劳动中推动社会进步。劳动的本质是“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都是技术问题，正是技术的不断发展使人逐步成为了现实意义上的人。如果“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就会得出唯心主义结论。”[1]正是人类永无止境的对生存条件改善需求的提高，技术便被赋予了满足人类追求的意义。
四、技术推动社会发展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发展状况与技术发展水平相一致，生产的发展依赖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依赖技术水平的提高。“随着大工业的持续发展，创造现实的财富决定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2] “必须改变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3]
在马克思看来，技术除了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还是推动社会变革的直接杠杆。社会发展中，生产力起最终决定作用，生产力每前进一步，都凝结着技术的作用。社会越前进，技术的这种作用越明显。“蒙昧时代高级阶段从弓箭的发明开始。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通常的食物，打猎也成了常规的劳动。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有犁以后，生活资料在当时条件下无限制的增加，便有可能了。这样一来，人口也迅速地增加了。”[4]“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4]
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进步都离不开技术的重大发明及其广泛应用。“手工磨产生了封建君主的社会，蒸汽磨则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生动的揭示出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技术已经成为推进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杠杆，马克思对技术的巨大革命作用作了形象的比喻，认为技术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五、技术异化与克服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生产分工、行业分工越来越细化，细化的分工产生出专门知识和专业技术，人被迫限制在生产链的某个节点，对节点以外的知识和技术则知之甚少。人的这种专业化发展是一种纵深的发展，也是一种片面的发展，片面的发展自身的智力和技能，进而成为专业人、“单向度”的人或片面人、畸形人。在简单生产阶段，人对生产的全部过程都是熟悉的；而工业社会则发展了人的专业技能或片面能力。“不仅各种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工具。”工人们各自承担一项专门职能，并且局限于这一职能中，这样工人们就成了局部的或“单向度”的、片面发展的人。“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了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5]
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体现着对社会进步和人类自由的追求，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人类彻底解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技术异化的克服也同样依赖于以技术进步为动力的生产发展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适应。技术进步必将推动社会进步，推动生产力提高，推进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从而推动人类摆脱对物的依赖，进而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
“工艺学（技术）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在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中，技术承载着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和人的社会关系，体现着人类自由的历史性、阶段性与现实性。马克思之伟大不仅是因为认识到技术是把双刃剑：技术的作用和技术异化，更是因为认识到：技术会把人带向异己，技术的发展最终必将把人类带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191
[2]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206、p6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202
关键词：生态；理论价值；实践价值；精神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063-02
自然环境是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自古推崇的一种目标和理想的生活状态。然而，在人类追求社会不断发展、追求更高的发展目标过程中，总是造成对环境的愈演愈烈的破坏，随之而来的是自然对人类社会无情的报复。这种情况在工业革命后就愈发严重和突出，以至于环境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生态学者们以独特的理论视角帮助我们认识、分析环境问题的成因，并提出一系列的方法和试图解决生态危机之道。
一、科技再批判：生态学的理论价值
众所周知，自从蒸汽机揭开工业革命的序幕以来，一方面，科技使得人类生产力“魔术般”地增长；另一方面，正如西方环境保护者和生态中心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认为正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和运用，才导致了无法挽回的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尤其是在生态中心主义者那里存在着浓郁的去科技化的思想倾向，认为科技对环境生态问题负有“原罪”，科技对环境污染具有推卸不掉的“原罪”性质。然而，生态者却反对这种观点。他们强调，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并不是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人类使用科学技术的错误方式造成的。主张提倡我们反对的不应是科学技术本身，而应是科学技术生存的社会关系，即应当从科学技术发挥作用的社会制度中去认识它。
生态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莱斯的观点可谓开门见山地说明了科技与生态环境问题间的关系。莱斯认为，科学技术仅仅是人类在追求物质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藉以凭借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其本身并不会产生征服、控制自然的动机和目的。反对只看到生态环境是直接被科学技术破坏的这一表面现象，关键的问题是应该认识到在何种社会关系下，科学技术实现了对自然的控制。莱斯强调，在当今世界日益竞争激烈的今天，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为了取得竞争上的优势，都竞相发展科学技术。而这种本以对人的控制为出发点的竞争，最终却发展成了以自然的被控制为结果。“现存条件下，即在激烈的冲突统治者个人、社会集团和国家关系的条件下，科学这一工具是无能为力的。”①只要还有为生存而进行着的斗争，只要还有为奴役而进行的暴力斗争，任何一种文明下的科学技术都不可能培育出合理的人类行为。
莱斯还认为，同一种科学制度既能够把人从人类普遍的敌人（如饥饿、疾病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也能够支配着社会里的精英们增强其控制别人行为的能力。实际上，这是意指科技这把“双刃剑”，在实际的社会中是发挥“利刃”还是“弊刃”，都不是其自身所能预料到的。因此，评价一种技术的好与坏，不能孤立地看待，只能从其存在的社会制度的使用方式中去考量。
二、变革生产方式：生态学的实践价值
如何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不仅要实现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这一点是生态的核心内容，也是生态学同西方其他生态文明的根本区别所在。正如外界评价的那样，该派虽然没有“正确地解决问题，但是却正确地抓住了问题”。
如何解决生态危机？“资本主义最初发展了生产力，但现在它阻碍了它们无异化的和合理的发展，因此，它（资本主义）必须被社会主义发展所替代。”②生态的代表人物之一佩珀的这一观点可以说代表了这一派的核心思想。
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呢？在高兹看来，这是由两种不同的理性决定的：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前者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生产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经济效益和利润，为此可以完全忽视对环境的影响。后者的社会主义生态理性在生产活动中的每个环节和过程考虑环境的承受能力，最终追求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资本家在生产的过程中是不可能以生态原则为前提和基础的，除非他们相信那是有利可图的，或者有生态运动或环境立法逼迫他们那样做。”③
虽然生态学者认定社会主义模式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但是又批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对环境的破坏，并反复强调，能有效地实行生态保护的生态社会主义模式完全不同于现实的社会主义模式。高兹指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幅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滑稽的放大图。”④因为苏联虽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单纯追求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作为主要目的，反而不顾生态环境的保护，结果造成以牺牲环境来推动经济发展，这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无本质的区别。苏联发展的实质还是以经济理性为指导，并不是像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样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从而彻底的贯彻生态理性。从这一点来讲和资本主义并无区别。因此，改变传统观念，恢复生态理性，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
生态者试图改变现实的“起点”是从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着普遍的“异化消费”现象的批判开始的。他们借鉴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对于资本主义消费批判的理论，认为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预言”之所以没有实现，正是因为异化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出现，而且这种把人置于新的异化状态的消费，导致更加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的出现。
异化消费操纵人们不断地通过消费活动来缓解遭受的社会压迫、痛苦，也就导致生产“价值”目标的消失。为了满足人们的消费，导致生产领域无限制地扩张。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也就只考虑“经济理性”而不考虑“生态理性”。而生态理性总是用保护生态环境的眼光来审视整个经济的生产活动，试图尽可能少地耗费自然资源，而尽量生产出具有耐用、高使用价值特点的产品，以满足人们适度的而不是异化的需要，其宗旨就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所以，在被追求利润动机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生态理性是不能施行的。
怎么样让人们在生产和消费活动中恢复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责任感呢？莱斯的主张是未来建立的社会应该是“较易于生存的社会”。他说：“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是把工业发达的各个国家的社会政策综合在一起的社会，其目标就是降低商品作为满足人需要的重要地位，并且把人均使用能源及物质减少到最低限度。大部分未来技术的发明都要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并和同环境中累计的残存工业废物作斗争。未来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只有当一系列相关政策比如说逐渐克服甚至在最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中也存在的特有的贫困的政策，成为上述目标的组成部分，向较易于生存的社会的过渡才代表一种社会进步。”⑤亦即“经济理性”让位于“生态理性”，把人作为主体。
因此在我们“建设美丽中国”的今天，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必须考虑环境的承受代价。在满足人们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预防“异化消费”、过度消费等行为。
三、以人为本：生态学的精神价值
纵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探索的历史，无论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还是后面的继承者、创新者，他们都有一以贯之的主线：就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寻求人的解放。努力寻找人与自然间的平衡点，寻找人应有的价值尺度，是他们共同的精神诉求和价值内涵。
早期的生态中心主义者，即“绿绿派”们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各种生态环境问题，是因为人类社会这个“集合”对自然界这个“集合”的“介入”。主张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不应有任何的“交集”，极力主张“生态第一”、“地球优先”，强调“大自然的权利”。该派创始人莱奥波尔德的一句名言就直观表达了其核心理念：“一件事情，当它有助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它就是错误的。”基于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反对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宣扬“大自然的权利”。有些极端者甚至把人类的存在比喻成“地球的癌症”。该派的另一代表性人物曾直接说道：“从生命共同体及其真实利益的角度看，人在地球上的消失无疑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⑥
生态者们却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人类不是一种污染物，人非与生俱来的就是傲慢、贪婪、好斗、富有侵略或其他野蛮性。如果人类表现出这样的行为，那并不是不可改变的遗传因素或者原罪所致，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是更为可能的原因”。⑦即他们认为反对的不应是“人类中心”，而应该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方式。并且人与自然关系出现的问题，根源是人与人关系层面出现问题。因此，解决生态环境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单纯“溺爱”自然而放弃人类的价值尺度就能解决问题。
马克思早就指明了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人应坚持的价值尺度：“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⑧“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⑨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生态者较好地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正如佩珀所强调的那样：生态学本质上是人类中心主义（当然不是资本主义技术中心意义上的）和人道主义。他虽然承认人类精神的重要作用，并强调人与自然交往中的非物质往是这种精神的满足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同时又拒绝生物神秘论和自然中心论以及由此所可能产生的任何要求放弃人类价值尺度的主张。人类今天所观察到的自然是被社会化了自然，是在与人类有机的交往中才具有的状态。人类也是自然的，也是大自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人类社会，自然也同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放弃人类的尺度，崇尚“回到丛林”的自然观只能是陷入“自欺欺人的迷局”。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生态学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的分析，以及应该如何采取应对措施、处理与自然关系时应具备的精神三个方面，让我们对生态环境问题有了更加科学的认识，对该派的理论有了更全面深刻的了解。因此，要进一步研究该派的理论，挖掘其理论价值，以便让其更好地服务“美丽中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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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重庆出版社，1996.107.
②⑤⑦大卫・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③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327.
④安德烈・高兹.经济原因的批判[M].商务印书馆，1989.42.
【关键词】；自然观；人与自然关系；失衡；根源
自然观指出人与自然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与自然界是内在统一的，自然、人、社会是有机整体发展的，并认为违背自然规律是人与自然对抗的认识论根源，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根本途径。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经济增长基本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上，一些地区以环境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与自然关系逐渐异化。从自然观来看我国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种种现象，可以总结以下几种根源：
一、认识论根源
人和自然的关系，从认识论方面理解，就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古代中国人有“天人合一”的观念，可见古代人没有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的思想，当然也就不会把自然当作异己的客体去加以征服。马克思自然观也主张，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人、自然、社会是共同发展的。当代社会，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主导和人文精神的缺失使得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的过度膨胀，导致了一系列的自然生态问题，这就反映了主体和客体的严重分离。
一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主导。有的学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在于其主体主义预设，即认为可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划分为主体和客体，而人是宇宙间仅有的主体，其它一切存在物都是毫无灵性、毫无神秘性可言的客体。”从这一点出发，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居于核心地位，自然则被看作是可以恣意利用的人类附属物。远古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的认识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对于很多自然现象人们都不能解释，所以在价值观念上就表现为自然崇拜。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支配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越来越强，人类支配自然界的规模越来越大，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人对自然的关系也由对自然的崇拜转变成对自然的占有。
二是人文精神的缺失。随着科学技术迅速进入生产领域，大工业第一次大规模地、富有创造性地实现了人与机器作用的结合，使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以空前的速度不断推进。科学技术使人类感受到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实惠，从而使人们对科学技术推崇备至。于是科学文化占据了人类文化的中心，而人文文化的阵地逐步陷落，“唯科学主义”思想逐渐突起。其实，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但也正因为科学文化的支配与人文文化的缺失，使人类丧失了自己的人文精神，变得心灵空虚、陷入了机械、世俗、实用、唯利可图的思维。这种唯科学主义的思想加剧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
改革开放后，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我国对经济政策做了极端化、片面化的理解，“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肆虐，基于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和人文精神的缺失，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的不断加深，阻碍了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二、经济根源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社会中，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劳动异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同自己相对的异己世界的关系。进入工业社会，人类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用一切手段掠夺自然，使有限的自然资源更加紧张，进一步加剧人与人的对立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一是经济效益的推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都在尽可能地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处在优先地位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30年来我们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首先，经济总量发展迅速。改革开放30年来，GDP年均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多。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的位次由1978年的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3位。其次，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1950年只有62亿元，同时，以2008年为例，该年突破了6万亿元大关，2008年底达到1946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由此可见，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人们尽可能地对自然开发和消费，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不可避免的带来了我们生态环境的恶化。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北京100089）
摘 要：科学技术具有双重社会效应，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危及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西方学者在对科技效应的反思中，分析了其负面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以及对人生存发展的影响。在我国反思科技的负面效应，要借鉴西方的理论，同时又要基于人学的视角，即从推进我国人的发展的根本要求出发，在充分肯定和发挥科技正面效应的同时防范和缓解其负面效应。
关键词 ：科学技术；社会效应；人学；人的发展；工具理性
中图分类号：B0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2－0014－06
收稿日期：2015-01-06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人的发展理论当代形态研究”（项目编号：11ZXA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新夏（1957-），湖南桃源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哲学研究。
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在极大地促进社会进步并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危及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本质上是就人的生存发展而言的，从人学特别是人的发展视角反思科学技术的双重社会效应，趋其利而避其害，对于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更加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以推进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进步并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危及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在当代，随着高新技术广泛、深入地介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科学技术的负面社会效应也愈趋明显。从对人生存发展的影响看，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在生产中受到技术的控制，成了机器的组成部分甚至于附属物。
在现代，随着技术的力量日趋强大，出现了人与技术的异化，人的创造物成了他的主人，“技术似乎经常是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自主力量在起作用，比操纵它的人类还有力量。”[1]“技术变成有自主权的了……技术一步步控制着文明的一切因素……人类自己也被技术击败，而成为它的附庸。”[1]随着技术的发展，工具变成了自组织系统，有自己的运行方式和节奏，人则成了机器的附属物、机器的配件，随着机器的运转而动作。在这种“人-机”系统中，作为客体的技术装置成了主体，控制人，作为主体的人则成了机器的部件，在生产过程中被客体化，成了附属于机器并被动地围绕机器转动的部件。人与机器等技术装置地位的转换，显然是一种主客体关系的颠倒，技术装置在生产中对人的控制，直接导致人的能力及其活动的片面化。在被技术装置控制的同时，人只能作为机器的配角从事某一种或某一个环节的工作，被片面化为单向度的人。人可以被机器置换，并且，离开了机器这一“主体”，人便一无所是，一无所能。
机器大工业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运用放大了人的能力，也使人产生错觉，似乎机器设备成了有生命的自组织系统，一方面，机器似乎有了独立于人的需要和运行轨道，另一方面，科技的力量增强，使其超越了人的控制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控制人的力量。与之相联系，技术成为权威或权威的根据，被抬举到近乎宗教的地位，异化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在此在的一切领域中，为技术设备和自动装置所迫，人的位置越来越狭窄。以任何一种形态出现的技术设备装置每时每地都在给人施加压力，种种强力束缚、困扰着人们——这些力量早就超过人的意志和决断能力，因为它们并非由人作成的。”[2]又如弗洛姆所言，“工业社会蔑视自然界和一切非机器生产的东西以及那些不能生产机器的人们。今天，使人着迷的是机械性的东西、巨大的机器、无生命的东西，人甚至越来越迷恋毁灭力。”[3]
二是人在生活中形成对技术的依赖和崇拜。
在当代，科技已渗入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便利实在太大，对我们的生存介入实在太深，已经成为现代人生存方式的内在因素，以至于人们对科技的依赖已达到积重难返、不可逆转的境地，逐渐沉溺于其中难以自拔。科技在给人带来了生活上的舒适和便捷的同时，也导致了人对自身的轻视和对外在力量的迷恋。在当代，人们举手投足，吃、住、行、用，几乎没有一项活动能离开技术的支撑。不能设想，现代的人们离开了飞机、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离开了水、电、煤、气等生活用具和物资，离开了电灯、电话、冰箱、空调等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将如何生存。且不说生活质量将极大降低，就是能否继续生存下去都成了问题。没有现代技术，就没有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就没有现代人的生存方式。
人对技术的依赖不仅体现在生理机能上，更表现在心理上，并且技术越是先进，这种依赖性就越强。“后现代的技术已经完全不同于现代的技术，昔日的电能和内燃机已经被今天的核能和计算机取代，新的技术不仅在表现形式方面提出了新的问题，而且造成了对世界完全不同的看法，造成了客观外部空间和主观心理世界的巨大改变。……显然后现代人已经被这种高度发展的新技术搞得心醉神迷，因此，当前像对电脑和信息处理机之类的新技术的狂热追求和迷恋，对我们所说的文化逻辑来说就远不是外部的了。”[4]在当代，对技术的依赖已深深地渗透于人们的生活世界和心理世界，技术已不仅是人生存的外在条件，而是成了人生活的内在因素，人们对技术的依赖如此地强大，以至于不仅离开了技术不知道如何生存，甚至根本就不能想象如何去生存。从一定意义上说，对技术的依赖已成为商品拜物教、金钱崇拜之外的又一种“物的依赖性”。
三是科学技术的不当使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弗洛姆曾指出，“技术的进步不仅威胁着生态平衡，而且也带来了爆发核战争的危险，不论是前种危险还是后种危险或两者一起，都会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甚至地球上所有的生命。”[3]这虽然是一个个案，但既非危言耸听，更非绝无仅有。科技的不当利用例如运用于战争，将放大人类的破坏能力，甚至毁灭人类。即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科学家警告我们，现代核武器以核冬天即人类自取灭亡的危险威胁着人类。然而，所有的国家都在继续准备自己，继续备战，仿佛我们不是在用氢弹、太空武器和毒气，而是在用长矛和弓箭打仗一样。”[5]
此外，科技在其他方面的不当运用更是呈愈趋扩大之势，一些新技术例如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等的使用，给自然的变化包括人的生理变异带来了潜在的风险。与以往不同，当代克隆人、基因工程、转基因生物等高新科技，目标和结果都在于改变生物乃至于人原有的状态或机理，是对生物的重新设计和改变，并且，所改变的往往不只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在的性质。这种对生命内在的干预，固然可以对人类的生存带来了许多正面的影响如医治疾病、提高生活质量等，但同时也潜存着危机，包括我们已经意识到的危机和尚未意识到的危机。
四是对科技的过分依赖使人的肌体及功能退化。
就人与动物的对比来看，表面上，人能够改变环境，使环境适应于人，然而这其中却潜藏着危机，长期对技术的依赖，导致人的肌体功能退化，使人在不借助于技术时生存能力逊于动物。达尔文的进化论早已证明，人的生理器官及其机能的变化规则是“用进废退”。当代科技在许多方面代替了人的生理功能，最典型的如以车代步等。现代科技在替代人的某些机能而改善人的生活质量、方便人的活动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的一些生理器官和机能的退化或阻碍了其继续进化。弗洛姆曾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分析过人的软弱性：“人和动物存在上的首要区别是一个消极的因素：人在适应周围环境的过程中，相对来说，缺乏调节的本能。而动物适应环境的方式却始终如一；……动物能通过主动地改变自身而使自己适应变化着的环境；……人是所有动物中最无能的，但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软弱性正是人之力量的基础，也是人所独有的特性之发展的基本原因。”[6]这里人与动物比较的本意在于说明人生存上的优越性，但却显示了人在自然生存能力上逊于动物之处及其原因。通过运用技术而最有生存能力的人，实际上正是在生理上最无能（就适应自然能力而言）的人。科学技术在给予人巨大能力和舒适生活的同时，也将人置于了高度的风险之中，因为一旦外部环境发生超出技术控制范围或能力的变化，或者人在一定情形下失去了外部条件的支持，人类似将面临严重生存的危机。离开了技术力量的支撑，人类势将成为所有高等动物中最弱势的种类。
五是新技术的发展使传统伦理面临新的挑战。
前面谈到，一些高新技术的使用，涉及对包括人在内的生物的重新设计，实质是对生命性质和发展过程的内在干预，这种内在干预将改变生物（乃至于人）原有的生存状态和秩序，其可能的负面影响虽然迄今尚难以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仅会给人的生理或自然生存带来潜在的危机，也对传统的社会伦理提出了挑战。其中最显著的表现，是生命科学领域一系列高新技术给传统伦理带来的新问题和新困惑。例如基因工程和克隆技术等的不当使用（如克隆人），将彻底颠覆传统的伦理关系和观念，给人们之间的人伦关系造成极大的混乱。这些新问题和新困惑，迫切地要求我们重建相应的价值文化和伦理规范。
二
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首先出现于西方，二战以后，随着科技的迅速进步及其负面效应的凸显，一些科学家和学者开始了深刻而系统的反思，他们认识到，科技是一柄双刃剑，既隐藏着一些新的机会也隐藏着一些新的危险。他们揭示了科技产生负面效应的主要原因：
一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不当运用。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指出的，科技的价值不取决于其自身，而取决于人们对它的运用。巴伯曾正确地定位了科学和价值各自的社会功能，指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是建立在一系列道德价值之上的，而科学总是在这些价值的范围之内发挥作用。这些社会价值提出某些非经验的问题，即意义、邪恶、正义和拯救的问题，只关心经验问题的科学是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的。”[7]“科学的社会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科学在我们的社会中具有独特的强有力地位，所以它将不断地与社会的其它部分互动，既对于良好的事情也对于糟糕的事情。……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一种社会安排和社会价值的问题。”[7]“科学的社会后果是社会和政治的问题，它们只能通过社会和政治的过程加以控制。”[7]这些论述指明，科技本身主要是手段性的，科技的社会效应取决于人们对它的运用。现实生活中，科技曾经一再地在许多领域被不当地运用，从而造成了负面影响。科技不当运用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战争和军备竞赛，其中又以核武器的制造和使用以及威胁使用为最。众所周知，核能在给人类带来更高效的能源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规模也更恐怖的杀人武器。正如人们所指出的，如果说在以往常规武器所瞄准的都是特定的人或人群的话，那么在核武器时代，其所瞄准的则是整个人类和所有的生命。
二是人们对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认识具有滞后性。科技自身具有双刃剑的特性，然而问题在于，“我们不可能在总体上，特别是在长期预言某种科学发现将具有何种特殊的社会后果”[7]，因为人类对其活动效果的预测是十分有限的也是滞后的，尤其是对其行为长远结果的预见往往赶不上活动本身的发展。许多科技成果人们能够创造出来，却不能对其负面效应防患于未然，而总是在造成恶果后才试图亡羊补牢，DDT杀虫剂大规模运用给生态环境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就是典型的一例。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写道：“这些喷雾器、药粉和喷洒药水现在几乎已普遍地被农场、果园、森林和家庭所采用，这些没有选择性的化学药品具有杀死每一种’好的’或’坏的’昆虫的力量，它们使得鸟儿的歌唱和鱼儿在河水里的欢跃静息下来，使树叶披上一层致命的薄膜，并长期滞留在土壤里——造成这一切的本来的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少数杂草和昆虫。”[8]“自从DDT可以被公众应用以来，随着更多的有毒物质的不断发明，一种不断升级的过程就开始了。……而所有的生命在这场强大的交叉火力中都被射中。”[8]这种导致“寂静的春天”的灾难性后果显然是发明和使用DDT杀虫剂的人们所始料未及的。由于不能正确预见和驾驭其结果，人们手中的科技往往会成为无法收拾的“潘多拉的盒子”，给自然从而给人自身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害甚至毁灭性的灾难。
西方学者在上述反思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分析了科学技术负面效应对人生存发展的影响。
一是揭示了技术对人的异化。在对科技负面效应的反思中，一些人提出了“技术异化”问题，认为“技术异化”突出表现为科技超出人的控制，成为一种异己的、危害人类的敌对力量，即表现为人由掌握、控制科技的主人变为被科技控制的工具，其结果是它的使用在给人类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他们认为在当代，科技与人的异化已成为普遍的现象，而且异化的内涵大大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理解，一些人还将“技术异化”现象比喻为人成了技术的“奴隶”，形象地反映了技术与人的异化关系。
面对“技术异化”问题，西方学者展开了多向度的反思。胡塞尔认为，19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的危机日趋加深，这并非科学自身的危机，而是科学发展及其社会效应造成了人的生存危机，科学张扬了工具理性，却遮蔽了人生存的意义，“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做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9]海德格尔揭示了技术对人的负面影响，他尖锐地指出，笛卡尔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是对“在”的根本遗忘。技术发展将带来价值观扭曲、人的机器化、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等问题，不合理地使用技术会使人类丧失自己的家园。他指出，“人就走到了悬崖的最边缘，也即走到了那个地方，在那里人本身只还被看作持存物。但正是受到如此威胁的人膨胀开来，神气活现地成为地球的主人的角色了。由此，便有一种印象蔓延开来，好像周遭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只是由于它们是人的制作品。这种印象导致一种最后的惑人的假象。以此假象看，仿佛人所到之处,所照面的只还是自身而已……但实际上，今天人类恰恰无论在哪里都不再碰到自身，亦即他的本质。”[2]一句话，现代科学的生存方式将使人类失去自己的本质，陷入难以自拔的生存危机之中。此外，马尔库塞对机械控制人的分析，弗洛姆对于人将成为机器附庸的警示，以及生态主义者对科技给自然带来的危机的分析等，也是这类反思的代表。
二是指出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在对于科技负面效应的反思中，一些人对科技至上导致的“工具理性”的过渡膨胀展开了批评，认为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与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相关，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是现代科学危机的症结之一。韦伯较早地注意到工业社会中工具理性张扬的倾向，胡塞尔认为仅仅有工具理性不够，还必须有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工具理性本质上关心的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却很少关心目的本身是否合理，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技术理性的过度张扬，将人变成了仅仅追求效率和效益的经济动物，技术的发展压制了个人的本性和自由。
丹尼尔·贝尔曾对于工具理性的制度性张扬作过生动地描述：“工业社会是围绕生产和机器这个轴心并为了制造商品而组织起来的。”[10]“工业社会，由于生产商品，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制作的世界。这个世界变得技术化、理性化了。机器主宰着一切，生活的节奏由机器来调节……这是一个组织的世界——等级和官僚体制的世界——人的待遇跟物件没有什么不同。”[11]“在现代社会里，它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11]“经济体系有自己的测量尺度，即实际效用……这一体系本身是具体化的世界，其中只见角色，不见人。他在组织图表上突出的是科层关系与功能作用。其中，权威经过职位传递，而不经人遗传。社会交换（必须相互吻合的工作）只在角色之间进行。人因而变成了物件或‘东西’。”[11]对工具理性的信赖以至于信仰，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普遍现象。人与物地位的颠倒，程序化的生产和生活，理性对人性、自由的遮蔽，如此种种，正是工具理性过度张扬的表现，也是其必然的结果。
基于以上认识，西方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必须随着科技的进步对其自发倾向和社会运用必须做出适时的调节和规制。他们认为，这种调节和规制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使科技对自然的影响尽可能有利于自然的持续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降低科技对自然的危害。尤其应当注意的是，由于现代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变革自然的能力，因而对可能深度影响自然性质以及改变自然物运行方式的各种新技术的运用，必须慎之又慎。其二是，基于科技的双重效应，必须对科技的运用进行价值规范。所谓价值规范，就是以人类的整体利益、普遍价值和普世理性规范和约束特定利益群体因自身利益追求而对科技的滥用，使科技的使用适应并有利于自然从而有利于人类的持续发展。
三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在我国也面临着反思从而应对科技负面效应的问题。
反思科技的负面效应应当借鉴西方的理论。因为其一，西方曾经出现的科技的负面效应已经在我国逐一显现；其二，不同国家科技负面效应的表现、原因及其影响本质上具有同质性；其三，西方有识之士的反思，无论是对科技负面效应的概括，对科技负面效应原因的揭示，还是对科技负面效应对人生存发展影响的分析，比较全面且深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他山之石和前车之鉴的意义。有鉴于此，借鉴西方的理论不啻为一条有效的捷径。
反思科技的负面效应又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特别是从推进我国人的发展的根本要求出发，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进行人学的反思。从人的发展要求看，我国正面临着加速实现现代化从而发展科学技术的任务这一特殊背景，因而对科技的负面效应的反思应当特别注重全面性，即在充分肯定科技正面效应的前提下反思其负面效应。对此，可以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中得到启示。
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从人的发展视角对科学技术的双重效应做出了辩证的分析。一方面，他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于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的促进作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12]另一方面，他又深刻地揭示了技术发展对人的负面影响，认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13]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在洞察到科技负面效应的同时，又深刻地指明了其对于人的发展的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认为“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14]“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一说既揭示了科技可能直接地使人“非人化”的效应，又肯定了这种“非人化充分发展”根本上是人的解放的条件，亦即指出了“非人化”在一定阶段上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这一论述显然是非常辩证而深刻的，对于在当解科学技术的双重效应，无疑颇具启示意义。
从人的发展的视角看，科技的社会效应首先并主要是正面的。众所周知，人类不辞辛苦、殚精竭虑地发展科学技术、进行发明创造，是为了增强自己改造自然的力量，使自然朝着有利于人生存发展的方向变化，是为了使自己生活的更加舒适和便捷。近代以来，科技的发展和使用前所未有地提高了人应对和改造自然的本领，提升了人类生存的能力，为人们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显著地提升了人们生活的品质，给人们带来了更为舒适、方便、精致的生活。在当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造福人类最重要的手段。毫不夸张地说，离开了科技的支撑，人类不仅不能发展，甚至也不能生存。
从人的发展的视角看，虽然科技发展和运用之效果总体上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但在一些情况下，又会与人们的初始动机相背离而出现负面效应，因而必须对其进行反思。爱因斯坦曾谆谆告诫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技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15]这一告诫提醒我们，科技具有双重效应，因而必须关注科技对于人的影响，使科学技术与人的生存发展相适应；这一告诫启示我们，科技的负面效应是可以防范或缓解的，因为科技异化为某种独立于甚至凌驾于人和社会的力量显然是不正常的，也就是说，负面效应并非科技发展和运用的宿命，本质上是人们对科技的不当使用所致——深层次原因是人们价值和认识方面的局限性，特别是他们价值定位和价值取向的失当所致。这一告诫还提示我们，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之根本尺度，是是否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
以人的发展为尺度，反思科技的负面效应必须遵循趋利避害的原则。海德格尔曾就此提出了颇具启示性的看法。他认为，反对技术崇拜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反对技术，而是要揭示技术的本性，从而让技术作为技术存在。为此，他提出了外在地对待技术的态度，即在手段层面利用技术，同时又不为其所奴役。他指出，“盲目抵制技术世界是愚蠢的。欲将技术世界诅咒为魔鬼是缺少远见的。我们不得不依赖于种种技术对象：他们甚至促使我们做出精益求精的改进。而不知不觉地，我们竟如此牢固地嵌入了技术对象，以至于我们为技术对象所奴役了。但我们也能另有作为。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对象，却在所有切合实际的利用的同时，保留自身独立于技术对象的位置，我们时刻可以摆脱他们。我们可以在使用中这样对待技术对象，就像它们必须被如此对待那样。我们同时也可以让这些对象栖息于自身，作为某种无关乎我们的内心和本真的东西。”[2]这一论述，昭示着一种正确选择的可能：合理地运用技术。
正如辩证法启示我们的，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靠新的更高层次的发展来解决。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说科技的不当运用加速和加深了对自然和人的损害，那么同样的道理，科技的恰当运用必将修复和缓解其对自然和人的损害。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根本上取决于科技的进步。由于科技的社会效应首先并主要是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由于修复和缓解科技的负面效应很大程度上要靠科技的发展和正当运用，因而限制或消除科技的负面作用，绝不等于限制甚至摒弃科技，而是要前瞻性地分析预测其可能的双重性，趋利避害地采取应对措施。我们固然不应重蹈西方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相分离、相异化即工具理性遮蔽价值理性的覆辙，但也不应矫枉过正，由反思科技的负面性而走向反科学的另一极端。
进而言之，对工具理性的反思同样应从人的发展要求出发。应当看到，工具理性的张扬对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首先具有正面的意义。工具理性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目标确定之后，达到目标的手段往往会起决定性的作用。从现代化的运行逻辑看，注重工具理性、借重乃至于依赖工具理性，在一定时期中是必然的且具有合理性而绝非过失。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人类生存方式之优越，就在于具有工具理性及依据工具理性所创造的科学技术、制度和规则。渗透着理性的科技、制度和规则的运用，既放大了人的体力和智力，提升了活动的效率和效益，改善了生产条件、降低了劳动的强度并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劳动中解放了人，又创造出了更多更好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使人们享受到更为便利、舒适和更有乐趣的生活。正是由于工具理性显而易见的巨大威力，当代人类才凭借其创造了以往所不能望其项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并即将在未来创造新型的生态文明。为此，反思理性并非去理性化，并非反对工具理性，而是更加合理地运用工具理性，使其与价值理性相适应，充分发挥工具理性的优势而不为其负面效应所困扰。
从我国当前人的发展要求看，对科学技术社会效应的反思必须注重全面性。
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都是必要的。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我国来说，科学技术对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更是至关重要。众所周知，我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总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例如在经济发展指标上，虽然我们的GDP总量已居于世界第2位，但人均GDP还处于世界后列，许多地区还处于欠发达状态，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在科技方面，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许多核心的高新技术仍有赖于从国外引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例还很低，国家的科技核心竞争力亟待提升。作为正在追求现代化特别是追求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反思科学技术效应之出发点和归宿，就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鉴此，我们对科技双重性的反思应是理性的而非激情的，全面的而非片面的，因为如果不加限制地批判和否定工具理性，就难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为此，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防范和缓解其负面效应，以更好地推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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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775.
关键词：自然观；生态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7）01-0065-08
Abstract： Aiming at the interrogation of western Green Thoughts towards the anti-ec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ecological implication of ecology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by revealing the lack of theory in ecology centralism view of nature and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view of na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logy Marxism not only criticizes the anti-rationalism and anti-technology tendency of ecology centralism， but also reveals its theoretical predicament of the natural value theory and the natural right theory. It believes ecology centralism roots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to the personal value and attitude to environment， which is non-historism and idealism. Ecological Marxism also criticizes that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explores ecological problems only from the view of value， instead of from the social system and so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s in which values are interdependent.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view of nature insists that nature only has the instrumental value to mankind， which is abstracted from the certain social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abstract modern mechanical view of nature. Therefore， its pursuit of human overall interests and human long-term interests is only fantasy. The defense of ecology Marxism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adheres to the basic stand of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identifies the root causes of natural alienation to the mode of social production， advocating by changing the social system and mode of production to eliminate the natural alienation and to solve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It also points ou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both the natural dimension and the cultural dimension， insisting on preexistence and social historical nature， insisting on human nature and sociality， and always insisting on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natur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logy Marxism makes accurate position on the theoretical nature about western Green Thoughts view of n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and advocates the cultural and natural factors in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construct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t view of nature theory， which emphasizes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Key words： view of nature； ecology centrism；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logy Marxism
面对全球性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西方绿色思潮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反生态性，他们试图用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取代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以此走出生态困境。生态学者通过揭示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缺陷，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展开了有力的辩护[1]。本文旨在系统地论述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及其理论特质。
一、生态学对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
生态中心主义以利奥波德、罗尔斯顿和奈斯为代表，他们在自然观上坚持自然价值论以及自然权利论，反对一切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与自然和谐共处[2-4]。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上述主张受到了生态学者的严厉批评，他们不仅揭示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困境，而且揭示出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后现代特征，生态学者同时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探寻生态问题的理论主张。
第一，生态学者揭示了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理论困境。生态学者指出，自然价值论面临着如何从事实认知推出价值判断的理论难题。在生态中心主义者看来，自然的价值是自然本身就具有的，是客观存在的，正因为自然价值的客观存在，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般的伦理关系。基于此，生态中心主义者认为完全可以从“是”中推导出“应该”来，因为 “实然之道蕴含着它的应然之道”[5]。生态学者指出，生态中心主义者把价值等同于事实，这是他们最根本的理论困境。事实和价值存在着联系，并非截然两分，但是生态中心主义把它们等同起来，是不可取的。不仅如此，生态中心主义必须论证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客观性。为此，生态中心主义者把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价值等同于它们的存在本身，这种论证方法不仅犯了前面所说的把价值论等同于存在论的错误，而且把自然作为评价主体去评价价值的内在属性，这是不可能作出客观评价的。除此之外，生态中心主义对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客观性的论证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研究和严密的推理基础上，而是归结于人的直觉，这种作法很难保证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性。除了上述难题外，生态中心主义还需面对如何定义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挑战。在生态中心主义者那里，这两个概念没有严格统一的规定。在定义自然价值概念时，他们要么认为自然价值就是一种“内在价值”和“客观价值”；要么认为自然价值是指自然物的内在结构和属性；要么认为自然价值就是生态系统的创造性。对于什么是自然权利，他们强调非人类存在物具有与人平等的，包括生存权利和自利在内的道德权利，这种道德权利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可见，生态中心主义者把本属于人的价值和权利概念不仅做了宽泛的解释，而且推广到非人类存在物上，但这种尝试未必是成功的。
第二，生态学者指认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具有后现代特征。生态中心主义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理性主义，反对科学技术，使其理论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对此，生态学者展开批判性分析。在生态学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强烈反对，具有后现代反主体的特征。人类中心主义本身并没有错，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如果不是把人而是把生态自然放在中心地位，势必会带来各种反人道主义的体制。其一，在对待人类理性方面，生态中心主义者指认生态危机缘起于人类理性的骄横和对自然的控制，提出必须消解人类理性和批判“控制自然”观念。生态学者一方面强调不能消解理性主义，而是应该探讨如何正确地发展理性主义，使理性主义的优势充分体现；另一方面指出“控制自然”并不意味着对自然的侵犯，而是在掌握自然律前提下的有意识的合理控制。其二，在对待科学技术方面，生态中心主义者目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使用产生的诸多负面影响，他们反对科学技术，主张放弃技术，使人类退回到前技术时代。生态学者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反技术主义倾向，强调应该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具体的社会结构中看到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可以说，当今社会的生态危机根本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这种制度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使用方式的危机。
第三，生态学批判生态中心主义分析和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主张。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咎于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提出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承认非人类存在物的“自然价值”和“道德权利”。对此，生态学者展开了严厉的批判。在生态学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问题的根源归咎于个人对环境的价值观和态度，这种观点是非历史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即生态中心主义把自然看作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根本没有看到自然的社会历史性；把生态问题唯心主义地归结为世界观和价值观问题，看不到生态问题背后所隐藏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因此无法真正找到产生生态问题的根源。生态学者指出，我们应该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中去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伙同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向第三世界国家推行的“生态殖民主义”，实施非正义的“生态掠夺”等才是全球生态危机产生的罪魁祸首。生态学者不仅批评了生态中心主义者对生态问题根源的探寻，而且批评了生态中心主义者对生态问题的解决方式。对生态中心主义者来说，未来社会生态问题的解决只需要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即用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看待自然以及自然与人的关系，培养一种对大自然的“生态意识”。福斯特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当今最紧迫的问题并非改变人类的价值观，而是毫不留情地揭示并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打破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全球权力关系，惟有如此才有可能解决生态问题，在一个非正义的社会制度下，即使个体的生态道德得到明显提升，也无益于生态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同样，戴维・佩珀也认为，生态中心主义过分地迷恋个人的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并把它们看成是促进社会变革、解决生态问题的主要动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现有社会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巨大力量才是解决生态问题所面临的巨大阻力。
总之，在生态学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抽象地和非历史性地看待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视了生态问题产生的社会现实根源，因而无法在实践中找到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
二、生态学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
生态学者不仅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而且批判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主要以墨迪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诺顿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为代表[6-7]。生态学者指出，无论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弱式人类中心主义，都具有鲜明的内在缺陷，这些内在缺陷决定了它不仅依然是一种与资本紧密联系的近代机械自然观，而且不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
第一，生态学者揭示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内在缺陷。在生态学者看来，无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如何鼓吹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长远利益，它依然是抽象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根本无益于生态问题的解决。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坚信“生态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由此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相容的，它有可能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组成部分，这种内化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仅不能解决生态危机，而且有可能与资本相结合加剧生态问题的产生。此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追求的人类整体利益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根本不存在抽象的人类整体利益。在现有资本全球权力框架中，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打着人类整体利益的旗号，实则维护着以资本为核心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人类整体利益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它是一种裸的地区中心主义和阶级中心主义。不仅如此，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要求以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础，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全球权力范围内是无法真正落实于实践来解决生态问题的。之所以这样，不仅是因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追求的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长远利益虚无缥缈，无从实现，而且当代全球范围内的生态问题实质上是资本全球化的产物。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依仗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殖民主义”，加剧了生态问题的恶化和社会不公正。生态学者强调，探寻生态问题需要全球性视野和全球性行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对虚无缥缈的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追求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他们提出的解决生态问题的理论主张只可能是纸上谈兵。
第二，生态学者指认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实质是一种近代机械自然观。在对待自然问题上，近代机械论明确指出，自然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它是一个按照客观数学规律运行的冷漠的和无趣的世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仅认为自然对人类而言只具有工具价值，而且认为自然只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体，完全忽视了被人类改造过的自然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特征。由此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在对待自然方面仍然是一种近代机械自然观。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近代机械自然观继承了西方哲学中主客二分的认识传统，指认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主客关系。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主人翁地位，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需求控制自然，但是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终究要受到理性思维的制约，否则生态问题随之出现。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理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只不过是一种建立在人类利益和需求基础上的，控制与被控制的主仆关系，它仍然没有跳出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窠臼。在对待科学技术问题上，近代机械自然观十分推崇科学技术的作用，甚至把科学技术的进步等同于社会的进步，但是它没有关注到科学技术运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虽然注意到了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但它坚信只要以人类理性的方式操控自然，在F有制度框架下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就能够解决生态问题。生态学者指出，无论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还是近代机械自然观，他们都是脱离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抽象地谈论“控制自然”观念和科学技术的效应问题，根本看不到“控制自然”观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与资产阶级“控制人”的观念紧密结合的，因而不能正确地理解“控制自然”的真正内涵，无法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作出正确的评价，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和近代机械自然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第三，生态学批判性地分析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与生态危机。在生态学者看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一样，缺乏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它们仅仅从抽象的价值观层面探寻生态问题，忽视了价值观所依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历史条件，因而无法建立科学的生态自然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建立在资本利益之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它在探讨生态问题时，只不过是一场“贼喊捉贼”的游戏。另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全球权力关系范围内，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在生态学看来，人类本身并不是生态危机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的全球权力分工。如果不变革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不打破这种以资本为核心的全球权力关系，一切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都只是枉然。基于此，生态学者指出，生态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不能离开人类立场，对此，格仑德曼、戴维・佩珀和休斯都作出了分析。格仑德曼认为，人类在分析生态危机和反思对待自然的现代态度时，绝对不能够放弃“人类的尺度”。 戴维・佩珀指出：“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论的（尽管不是在资本主义-技术中心论的意义上说）和人本主义的。”[8]休斯发现人类中心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并断言就是这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9]，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同，这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能够为保护自然提供理论支撑。
生态学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批判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内在缺陷，指出建立在资本利益基础之上的抽象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不仅无法解决生态危机，反而会引发生态危机。人类只有立足于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打破资本全球的权力关系，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才能真正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
三、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
基于对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生态学明确指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并不是对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具有生态意蕴，以此为基础，生态学展开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
第一，生态学深入挖掘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意蕴。在生态学者看来，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对自然概念和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以及如何克服自然异化的观点都包含着一种生态学的关注。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现代性的自然概念。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关于自然的概念具有浓厚的现代气息，它可以追溯到皮科、培根以及黑格尔，并延伸到尼采。马克思还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对待自然的现代性观点，即把自然看作是具有某种功用性的物体，它可供人类利用以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欲求。在这个物质世界中，人类为了生存，必须“控制自然”。自然在马克思那里不是拟人的，它自身没有目的，只是人类将其需要和欲求强加于它，因此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不是以一种肆意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必须尊重自然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不仅强调自然概念的现代性，而且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戴维・佩珀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戴维・佩珀看来，人与自然不可分离，人类通常与自然处于一种统一和斗争状态中，自然往往以一种与人敌对的姿态存在着，人类既依赖于自然生存，又要与自然作斗争。劳动是人类与自然发生相互作用的中介，人类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毫无保留地把自身的力量倾注于自然，其Y果是，人在被自然化的同时自然也被人化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相互改造，即当人类通过生产改变自然时，也改变他们自己，即人类的自然。随着我们对自然改造的不断深入，我们开始懂得应该去了解自然规律，以便更有效地改造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发展了自己的智力。此外，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自然是一个社会概念，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自然的异化意味着自然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从自身分离，它被视为一个社会产物的失败，自然的异化其实就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异化。要消除自然的异化，就必须消除社会的生产方式对自然的非理性控制，重新规范自然对整个社会的用处。生态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指认自然异化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方式，主张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来消除自然的异化、解决生态问题，这种对自然异化的观点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关系一元论基础之上的。
第二，生态学者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具有自然维度，而且具有文化维度。对此，詹姆斯・奥康纳作出了详细的论述。詹姆斯・奥康纳指出，要充分重视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并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向外扩展到物质自然界之中。自然界的能动性和自主运作性是自然的特性，自然界虽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它具有自身的运动规律，自然本身的运动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詹姆斯・奥康纳不仅强调自然的自身运动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强调自然界的自身运动规律和内在属性还会对人类的实践活动产生影响。除此之外，詹姆斯・奥康纳认真考察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自然和文化维度。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自然维度，詹姆斯・奥康纳认为，自然系统不仅内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而且自然系统的内部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将会对人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影响。不仅如此，自然系统的内在发展趋向和内在规律也会影响到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并产生一定的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维度看，詹姆斯・奥康纳指出，文化在前苏联那里只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就直接导致了前苏联理论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劳动等概念缺乏一个文化的视角。从文化视角来看，不管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它们都与一定的文化规范和文化价值观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不仅是劳动力，而且包括劳动协作方式都是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下进行，并受到这些文化传统的影响。此外，詹姆斯・奥康纳还考察了社会劳动的自然和文化维度。他指出，人类的生产劳动既受到自然的影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又受到文化的影响，是一种文化实践。一方面，人类的生产劳动被赋予了自然的特征，自然的客观规律制约着人类的生产劳动。另一方面，社会劳动被赋予了文化的特征，特定社会结构中的文化规定和文化实践是社会劳动的建构基础，而文化规定和文化实践反过来又被社会劳动的形式所决定。
第三，生态学始终坚持历史观和自然观的辩证统一。在生态学者看来，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相互影响，自然生态系统制约人类的实践活动，而人类通过社会劳动调节和控制自然生态系统，生态学者所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正是建立在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辩证联系的基础之上的，以历史观与自然观的辩证统一为其理论特征。生态学者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自然界及其自然规律是不依赖于人的一切意识和意志而独立存在的，自然及其自然规律具有先在性、客观性、制约性。人类只有不断地认识自然，自觉地遵循自然规律，才会使自然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通过社会劳动把自然带入到他们的视野。人类不断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具有社会历史性。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强调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而且坚持人类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生态学者指出，“人类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10]，人类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双重特征。一方面，人类作为拥有生理需要的自然存在物，像其他所有生物体一样，能够仅仅存在于自然环境中，人类不仅依赖于自然界并且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人类还可以通过劳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满足人类的需要。另一方面，人类同样也是社会存在物，他有别于其他生物体，人类通过“有计划的意识”活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而且这种“物质变换”也发生在人类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生态学者强调，人类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人类不仅与自然发生关系，而且人类与人类之间也会发生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与人类的关系始终贯穿在马克思的整个著作中，人与人的关系受制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决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是辩证统一的。
总之，生态学者通过强调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以及人类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实现了人类-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自然-人类、人类关系的辩证统一。生态学者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在此基础上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之道，体现了其鲜明的理论特征。
四、评论
生态学者揭示和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缺陷。基于此，他们深入挖掘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意蕴，并提出用自然和文化维度重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劳动等概念，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坚持的是立场，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第一，生态学对西方绿色思潮自然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性质作了准确的定位。生态学把生态中心主义看作是具有后现代性质的绿色思潮，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看作是建立在资本利益基础之上的近代机械自然观，而把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认为它是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后现代性质体现在它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科学技术，反对理性主义，主张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等方面；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之所以说是一种近代机械论自然观，是因为它把自然看作是与人类相对立的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其自然仍然是与资本结合在一起的。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是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一方面是因为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不抽象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科W技术的运用，它反对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强调生态危机的解决仍然需要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立场，强调科学技术的合理使用有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另一方面是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合理控制”，对自然的控制是建立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满足人类的利益和需求基础之上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不反对经济增长，不主张对工业实行限制，主张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统一。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论述与西方绿色思潮的自然观有着原则性的区别，这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生态学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野。
第二，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强调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自然观。无论是生态中心主义还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他们都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之上，要么强调生态系统对人的制约和限制，要么强调人对生态系统的控制和利用，最终导致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根本无法解决人与自然在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冲突。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那里是一个有机体，人类社会与自然是不可分离的，人和自然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改造。因此生态学反对脱离人类社会历史的抽象自然观，主张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所研究的自然是“人类历史的自然”，自然的异化产生于人类社会中，具体地说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中。解决自然异化的根本方法在于实现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因此生态学指出，要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要打破现存的资本全球权力关系和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反对脱离具体的社会结构，单纯从价值观维度谈论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解决之道，提出以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不正义性和非生态性才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其理论导向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继承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方法，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向度，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当展。
第三，生态学者主张把文化和自然因素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建构起文化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理论。他们不仅突出自然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强调自然对于人类社会的生产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主张文化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和协作方式，进而导致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自然和文化因素的重视，把自然、社会和文化看作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不仅在理论上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化、自然等领域的研究视域，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以肯定地说，生态危机与我们忽视自然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过分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而轻视文化的作用有一定的关系。因此，生态学所建构的文化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对于我们从哲学意义上思考生态危机颇具启发性。
五、结语
总而言之，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针对的是西方绿色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反生态性的诘难，其辩护的实质是强调基于立场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是认识和解决生态问题的科学理论工具，以彰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生态学者与西方绿色思潮关于自然观的争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西方绿色思潮自然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性质；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自然异化的实质，倡导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来消除自然的异化、解决生态问题，具有非常现实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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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人性的开掘，而造成教育异化的根源在于没有认识人性。认识人性实际上就是认识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己的关系。只有认识了这三种关系，才能弄清人性的本质，才能明白教育的指向和发展的方向。
1 人与物的关系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人一直是依附于自然的。在人类的刀耕火种时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相安无事，从而形成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基于自然本位的思考方式，将自然看作主体，人是依附于自然而生存的，人只能祈求自然的宽恕，风调雨顺是国泰民安的前提。但是随着人类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渐增强。人类开始由依附自然向支配自然、改造自然转变。科学技术对自然的祛魅过程，也是人由崇拜超自然力量的神向崇拜自身理性转变的过程。“人定胜天”的思想是人类自信心爆棚的绝佳体现。正是因为人未能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这种错误的认识又通过教育的传承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使得我们认为自然天生就是人类奴役的对象。显然，在当今教育实践中，我们需要一种“思想范式” 的转换，一种有别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主义，要将环保意识作为学生的一个重要的品质来培养。
在科学技术逐渐取代上帝，成为人膜拜的对象的过程中，启蒙所宣扬的以自由、民主、科学为主要特征的理性也片面化为自然科学，符合科学的就是理性，不符合科学的都应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在实证主义哲学家们宣称形而上学是伪命题时，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和对人性的关怀也被消解了。“工具理性”得到极大发展，“价值理性”几被遗忘，人变成失去批判能力的“单向度的人”。“这样的理性主义视单纯的知识和理性作为历史进步的动因，强调理性地选择采用一切最有效达到目的的手段、注重功用、效益、效率、成功，从而成为‘理性’负面效应的根源。”
以这种理性来思考人与物的关系，体现为人对物的征服和利用，这种物可以是荣誉，可以是权利，可以是金钱。教育的异化也正是在这种理性的指导下导致的。学校教育以“成功”为标尺衡量人的一切价值：在校时的考试成绩，离校时的赚钱能力。教育让学生将知识作为通向“成功”的手段，而不是将知识作为个性发展、人性开掘的工具。这种异化的教育只能教育出异化的人、人性缺失的人。
2 人与人的关系
康德说，人应该对两样东西心存敬畏，即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这里即指人应该尊重自然规律同时也应该服从社会的伦理道德。教育的目的，即教会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教育作为人的社会化的重要手段，本应促进个体与他人的和谐相处，但随着科学技术对自然的祛魅和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人不仅对自然失去了敬畏感，也对道德律失去了敬畏感。人与人的关系回到了霍布斯所说的“狼对狼”的时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扩展到了人类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取代了仁爱原则。教育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被异化或者说教育的异化促进了人与人关系的紧张。
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有滑坡趋势，人与人之间缺乏最基本的信任、关爱。面对道德滑坡问题，我们急需加强道德教育，正是我们德育“场”的消失使得我们无所畏惧，毫无羞耻。人有一种自利的天性，斯宾诺莎曾指出：“人们都有一种欲望，要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但是人是社会的人，利己必须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前提。教育在引导学生发挥个性的同时，必须教会学生正确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对他人应该仁爱，“视人若己，爱若爱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 人与己的关系
人与己的关系就是人如何去认识人的本质，实现人的潜能，达到人生的幸福。教育的重要任务就是帮助人们去实现自己的本质，但是在当下中国，教育在最应该承担责任的地方却没能引导人们认识自己的本质，达到人生的幸福。人天生向往自由，自由是的表现。我们的教育大大地强化了我们的理性，而忽略了我们的非理性的。这二者的失衡是扼杀人性的根本。知识的最高形式是使人知道，什么使人成为人？人性的自然和意义是什么？赫胥黎在《论科学与艺术教育的关系》中将知识分为两类：科学与艺术，“凡单凭推理功能研究的东西归入科学……凡可感知的，激起情绪的，属于审美功能的东西，归入艺术……教育分别以科学或艺术的形式，或者以科学和艺术相结合的形式向青年提供实质性的知识”。维柯在《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中谈到，要在科学知识和诗词歌赋之间找到平衡。在中国教育下的学生智力得到充分发展，但情商却极其低下，只懂数理化，不知假恶丑。审美能力严重欠缺，生活苍白无味，精神世界空虚。
论文关键词：高职教育，技术伦理教育，内涵，必然性，途径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应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高职院校毕业生是将来技术型社会众多技能型工作岗位的主要操作力量。在高职教育中，开展技术伦理教育，事关办学目标的实现、学生的健全成长和未来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一、对技术伦理内涵的理解
技术是人类将科学知识和研究成果应用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通过劳动创造出具有使
用价值的先进产品或优质服务的有组织的活动。对于技术，法国科学家狄德罗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里是这样定义的：技术是为某一目的共同协作组成的各种工具和规则体系。技术具有工具性、目的性、应用性和社会整合性的特征。伦理（道德）则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具有维系人类社会稳定，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规范人类自身行为的意义。技术与伦理能够发生联系的基础和中介是科技道德价值。科技道德价值作为科技价值与道德价值的结合，主要指科技行为及其后果对于他人、国家、社会、人类和自然的作用与意义。[1]技术具有自然效用价值，也具有社会现实价值，它所负载的价值是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与科技因素渗透融合的产物，技术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工具，必然涉及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形成了保证技术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新的道德规则和职责—技术伦理。“技术伦理是人们在与技术所发生的各种关系中应该具有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品质途径，应该遵守的道德规则，应该履行的道德职责论文下载。技术伦理是对技术正面价值的维护与扩展，是对技术负面价值的制约和控制。”[2]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科技负面效应日益凸现，严重危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今天，用什么样的道德准则来指导人们的技术实践活动，以及如何协调和处理上述关系呢？“是否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3]
二、技术伦理教育何以必须展开
技术伦理教育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的学科，旨在以伦理道德视角引导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树立优良的职业道德，具备从事职业活动的善恶评价标准，能对技术及自身活动进行反思，能自觉将合理应用科学技术成果以造福人类内化为自身责任和义务。
1、克服技术异化、技术悖论、回归人的本质、实现技术和谐发展的目的使然。技术具有双面效应，生产的同时可能就是破坏。种种技术行为（假奶粉、地沟油、安乐死、基因工程、人体器官移植等）都表明，现代技术发展应用与伦理建构反思已处于辨证的矛盾同一体中，既会排斥又会依存，既会冲突又能统一。复杂化多元化的社会背景导致人们的价值观选择呈现多样性，受多种利益（钱、权、利）驱使的现代社会已造成了技术异化，也称技术悖论，技术负面效应突显且日益走向人性的反面，技术本应造福人类的宗旨被异化，这也是人自身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异化的结果。因此，现代技术伦理教育的出发点正在于在人的技术活动中克服技术异化、技术悖论，建构道德体系弥补道德缺失，使技术与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共处，并通过技术的科学应用最终回归人的本质（在此将人的本质理解为人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的和谐发展）。正如爱因斯坦的科技道德教育观所言，“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式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4]
2、伦理学作为文化体系的一个分支，既具有滞后性又具有先导性，它对技术的发展应用具有重大作用。一方面，科学和技术赋予人类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它们的发展又是如此之快途径，以至我们甚至来不及理解和反思它们。我们的道德实践和制度安排也还不能适应这一发展。[5]技术伦理从社会上层建筑的意义上讲显然会出现滞后，而技术与伦理是呈现既分立又汇合的互动态势发展，因此忽视技术伦理教育势必会牵制技术自身的前进。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出现双面效应，会给人类带来风险，这时它就必须接受伦理的指导，我们的科技人员应在伦理指导下生成技术责任感技术良心工程良心，积极地主动地去前瞻去预见去规避风险，重建美好和谐社会。科技研究的目的、活动的方式、发展的方向、具体的应用，都是受“心理状态制约的”，其背后都有价值目的和价值追求，“只有确立了这样的目标及其相应的价值，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活动才能获得意义”。[6]
3、构筑学生抵御现代技术负面效应挑战的思想屏障的迫切需要。德国著名技术哲学家H．Lenk指出，在历史上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掌握如此巨大的力量和能量，这都是技术及其技术进步的结果．这就是技术及技术进步发挥出来的正面价值。然而，科学技术的不合理运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给人类本身和社会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危害，这一问题在我国也日益严峻和迫切，如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造假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引发了许多令人痛心的重大事件，严重影响了民生健康和社会稳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人员的技术伦理道德缺失或偏位?R虼耍强化技术伦理教育亟不可待，必须引起我们充分足够的重视。高职院校学生未来工作在我国经济建设的第一线，他们掌握科学技术固然重要，但同样要在未来的技术活动中构筑抵御现代技术负面效Σ涣加跋斓乃枷肫琳希使自己从事的技术活动符合技术伦理要求，并勇于同一切不法的技术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这就迫切需要高职院校拓展德育教育的内容，ü不同途径对学生开展技术伦理教育，对他们的技术学习给以正确的伦理道德引导途径，对一切“可以做”与“不可以做”的技术行为做出正确的≡瘢最终促使学生积极τ孟执技术，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实施高职技术伦理教育的主要途径探究
1、 领导重视、增进共识，是实施高职技术伦理教育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职
院校都没有开设技术伦理教育的相关课程，高职学生对技术伦理知识几乎是一无所知，技术伦理意识模糊淡薄，专业价值与伦理教育在整个高职教育体系中可有可无，有的高职院校甚至是用技术教育完全取代价值与伦理教育，这不能不说是我国高职教育存在的严重缺憾论文下载。高职院校的领导们对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站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培养全面发展合格人才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技术伦理教育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进而统一思想增进共识，将技术伦理教育摆上位置，列入规划，落实措施，推进技术伦理教育工作有序运作。
2、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技术伦理素养，是实施技术伦理教育的重要保证。教师的技术伦理素养对高职学生的影响是最直接最深刻的，教师在高职教学活动中应该能够引导学生关注四个关键性问题：（1）什么是专业的核心价值观？（2）什么是社会工作者能够从事的反映这些价值观的专业行为？（3）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怎样影响他们对案主、同事以及社会成员的关系？（4）社会工作者在遭遇涉及职业价值观的冲突时应当如何行为？[7]针对目前高职院校技术伦理教育方面师资缺乏的现状，一方面可以从高校相关专业的优秀毕业生和专业技术人员中选调部分合适人员充实教师队伍，另一方面可通过“请进来送出去”的办法，强化教师培训，努力提高教师的技术伦理素质。学校也可以与有关的技术部门（含企业）挂钩，建立“技术伦理实习基地”，让教师在积极参与技术活动过程中体验技术伦理的规范要求，不断提高并逐步完善自身的技术伦理素质。
3、勇于教学改革，对传统课程的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寻求专业技能知识与伦理道德教育的结合点。一是“两课”扩容。高职院校可以利用“两课”教学这个平台，在传统“两课”教育中融入行业价值观指引、行业责任意识确定、道德自律、技术良心测评等专业技术伦理内容，启发学生对与技术活动过程相关的道德现象和道德关系进行伦理思考；二是在教学计划中开设哲学（伦理学）相关课程途径，正如戴艳军教授指出，“技术哲学要为现实的技术选择提供价值指南，解决技术问题的根本途径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操纵技术的人及其价值观念的转变，技术发展需要伦理规约，即用伦理道德控制人的技术行为和欲望”。[8]例如，我们可以尝试开设《中国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等课，以多文化整合的视角构筑学生的思想基础，启发学生依托中外大家的伦理思想思考技术领域中的一切道德问题。三是活动寓教。国外实践表明，采取活动渗透式教学开展技术伦理教育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可在课堂中开展一些主题讨论会，就现实生活中的高端技术研发、不良技术应用等热点问题让学生分组讨论、扮演角色，启发他们预想并尝试解决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高职院校可以邀请相关专业的行业专家和技术人员为学生做报告会，讲授技术运用的道德标准、行业科学的伦理守则，用他们的一线生产经验和工作知识启发学生思考如何正确处理技术与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也可开展一些技术伦理方面的知识竞赛，对获胜者给予必要的物质和精神奖励，激发学生对技术伦理知识理论层面的探索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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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郝婧坤1许军娥2张美红3作者单位：1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学院2咸阳师范学院3北京师范大学
“反科技”的声音
“反科技”的声音早已出现，提出“回归自然”口号的启蒙运动时期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曾就科学技术对人的道德产生消极的社会道德功能展开批判。他指出科学技术在其发展和应用过程中，逐渐成为支配、控制人的工具，人类丧失了自然人性与美德。至19世纪，马克思比卢梭更为深刻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效率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4]77520世纪被公认为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得到了加速的发展和应用。一方面，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渗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却摧毁了人类自身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即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全面爆发的危险，人类又一次遭受着空前的危机考验。于是，一些学者和思想家继续对科学技术展开批判，从而审视、反思科学技术，儿童文学界以捍卫孩子未来良好的生存环境为己任，也积极传达出他们的隐忧与预警意识。
（一）对受控与异化的揭示
周锐在《遥控健身操》中传达了人类被科技所掌控和异化，必须对科学技术有所限制的观点，他提醒人们对科技的潜在巨大风险应保持警惕。小说中的“阿嗡”大夫发明了一种遥控机器，在机器中输入做健身操、表演、讲课、背诵课文、洗脸、刷牙等等各色各样的程序后，再给被遥控的人服下“里应外合剂”，就可以准时准点、准确无误、身不由己地把设定程序中的各类行为“演练”出来。起初，遥控机器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舞盲”们吞下“里应外合剂”，就可以潇洒自如地跳“探戈”、“恰恰”；两个刚入门的乒乓球爱好者通过遥控技术保证对打三百回合也不会失误……但弊端也随之接踵而来。尝试过“遥控门诊”技术苦头的阿嗡大夫意识到：“遥控健身操无疑是一种了不起的创造。但如若这种创造的结果恰恰只是防碍了人们的发展和创造，那么，尽管已经付出了不少努力，也只得抛弃它。现在差不多每个人体内都存有‘里应外合剂’了，也就是说，大家随时随地都会身不由己地接受遥控。要是盗贼设法遥控银行职员、侵略者遥控了边防军……那该多可怕。”（《遥控健身操》）更可怕的是，如果技术被战争狂人或恐怖集团所掌握，那么后果不堪设想。由此暴露出科学技术具有统治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无疑会严重抹杀个体人的自主创新性。哈贝马斯也认为科学技术必然具有消极的作用，主张把科学技术作为直接的批判对象来加以批判。在周锐的这部短篇小说中，也开始深刻表现技术异化人类的问题了。人们被禁锢在看得见的装置和看不见的控制中，“越来越少地与人面对面打交道了。电脑自动化管理、自动取款机、自动验票系统、自动驾驶仪……我们实际上逐渐把自己的日常行为‘托付’给了机器来‘照看’”,甚至于哭、笑等精神活动在小说中也受到了技术的控制，正如生态批评家鲁枢元所言：“先进的科学技术正以它的巨大威力渗透到人类个体的情绪领域和精神领域，并力图以自己的法则和逻辑对人类的内心精神生活实施严格精确的、整齐划一的现代化管理。当科学技术日趋精密复杂时，人却被简化了，这又是热心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人们始料不及的。”[5]269这无疑是科技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给人类内部带来的一种本质意义上的“精神污染”。我们如今确已生活在一个机器智能的时代，电脑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了当代的机器人保姆，而信息技术目前正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向前发展，人类已从中产生了受控感、异己感和非人感，如果我们不想变成冷冰冰的机器，反思是必要的。
（二）科技的尴尬与自然的胜利
如今科技的滥用加剧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引发了许多新的灾害已是不争的事实。比如杀虫剂能够有效地控制农业病虫害，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但它也会造成食品污染和生态灾难。核能的开发能够缓解能源紧张的局面，但具有高度放射性的核废料的处理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氟利昂被应用四十多年之后，科学家却又发现它对臭氧层有破坏作用。人类现在陷入一个怪圈，总是试图利用新的发明创造去解决现今不断显露出来的应用科技而遗留下的“祸端”。这一切都表明，科学技术存在致命的软肋，远非尽善尽美。因而生态文学家认为，技术终究不能替代自然界中活生生的生命体，一切都得服从自然法则的制约。周俊儒、古京雨等儿童文学作家以其作品表明科技不是万能的，技术制造品无法替代自然生命体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作用。在周俊儒的童话《大红袍》里，人们用飞机喷撒灭蝗虫的化学药剂，虽然杀死了部分蝗虫，但也杀死了小鸟，杀死了原野上的许多生灵。这充分显示出科技发明的弊端，因为“鸟儿不但消灭蝗虫，还可以消灭其他许许多多的害虫”。（《大红袍》）而且长期使用药物灭蝗，也使蝗虫慢慢产生了抗体，药物越用越失灵，对环境的危害却越来越大。于是人们不得不回归自然原始的方法，借助生物链原理用鸡来灭蝗虫。童话中的老公鸡“大红袍”将军率领灭蝗鸡队伍经过几次战斗，彻底消灭了以“大叉脚”为首领的地下蝗虫大军，保证了草原的绿意葱茏，实现了鸡在自然链条上的本我价值。古京雨的小说《五月的草场》叙述的是类似的主题。锡林郭勒大草原闹起了蝗灾，一个夏天，几代蝗虫轮番争夺草场上牛羊的口粮，小主人公家承包的草场只一夜功夫就被蝗虫吃得只剩一个角，“诺大的草场上，聪明无比、无所不能的人却胜不了小小的蝗虫。”（《五月的草场》）在小主人公的启发下，大人们改变了策略，把灭蝗虫的农药变为了一千只大黄袍鸡。最终当广袤的草原上又一次展开人蝗大战的时候，来势凶猛的土蝗已在小主人公家的草场上销声匿迹了，自然原理战胜了科技发明。其实在《屎壳郎先生波比拉》中，我们也能读出保冬妮对于大自然雄奇伟力的称颂和对于科技力量的质疑。六十岁的公象对波比拉说：“自然万物都有它的规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像人那样为了达到像龟一样的寿命，一百年，甚至一千年，而去胡作非为，真是聪明反被”，“弱肉强食是非洲自然界不断进化的客观规律，没有谁可以改变……”科学技术未必能够有效排解非洲草原上每天都会留下成百上千吨的象粪、犀牛粪，而浩浩荡荡的屎壳郎队伍就能把这些垃圾迅速变成小粪球，转入地下，从而让非洲的原野肥沃起来，作家以赞美的口吻写道：“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了这些草原清道夫，阿鲁巴平原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屎壳郎先生波比拉》）科学技术未必能够准确地控制屎壳郎家族的数量，而大自然的生物链即能做到这一点，作家写道：“是啊，从波比拉、坎丽鲁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有许多危险在等着他们，他们的天敌更是想方设法要吃掉他们。大部分的屎壳郎，来不及生儿育女，命就断送在那些贪吃的家伙们的嘴里了。正是这些敌人，控制着阿鲁巴平原上屎壳郎的数量，让他们不至于太多，而造成象粪的紧张；又不至于太少，而无法打扫干净平原上的粪便。”（《屎壳郎先生波比拉》）由此可见再高妙的科技发明也难以真正替代自然界的原生态力量，所以曾经热切向往人类文明的波比拉最终丢弃了他视若珍宝的人类的“报纸”和他几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来的模拟“眼镜”，愿意做回一只普通的屎壳郎。在周锐的童话《拯救伶仃草》中，2100年的科技已经非常发达，通过时间网人们可以给过去任何时代的人发E-mail。而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女孩“蜜枣”一双肌肉萎缩的腿却无法医治好。如果女孩生在一百年前，主人公“我”的中医父亲给她开张方子吃点药，很快就能治愈。尽管后来“蜜枣”收到了主人公父亲开出的药方，可她生活的时代，只能找到29种草药，少掉的那一味叫伶仃草，它灭绝在污染严重的21世纪中期。于是，尚处于21世纪初叶的“我”发起了拯救伶仃草行动，最终让女孩如愿以偿得到了伶仃草。未来先进的科学技术无法拯救女孩的病痛，在一株自然界的植物面前黯然失色。周俊儒的童话《最后一只小鸟》也表现了科技的脆弱，与大自然活生生的生命相比，科技陷入无用的尴尬境地。阳阳的爸爸是一个仿生学家，专门设计、制作各种机器鸟，原因是五十年前鸟类已灭绝，人们寻遍天涯海角也没再找见一只小鸟。虽然机器鸟制造得惟妙惟肖，酷似真鸟，拥有艳丽的羽毛和美妙的歌喉，可孩子们还是情绪低落，向往着曾在碧海蓝天间翩翩舞动的真鸟。那些机器鸟没有心脏在跳，没有血液流动，没有脑子思想，其实质不过是一堆冰冷生硬的铁片。高科技产品终归无法给孩子们带来快乐，只有最后一只小鸟——鸟仙子告别世界的飞翔让孩子们终生难忘，他们惊异于挥动双翅翱翔于天际间自然生命的美丽。
回归生态正义的呼唤
在对科技异化批判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一种理性活动，是人们实现实践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其本质是中性的。它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主要取决于使用、控制和操纵它的人的目的。人是科技为善为恶的决定者。爱因斯坦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6]36汤因比也明确表示科技是一种中立的智力工作，他说，“要对付力量所带来的邪恶结果，需要的不是智力行为，而是伦理行为。但是科学对伦理来说，属于中立的一种智力工作。所以，科学不断发达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若用伦理上善恶的概念来说，就在于科学是被善用还是被恶用。科学所造成的各种结果，不能用科学本身来根治。”[7]39佘正荣进一步站在生态学的立场上认为：人类科学技术的力量越大，就越需要一种有方向性的东西来引导，使科学技术不致被用来征服自然，而是用来使人类与自然协调。当代儿童文学也并不是一味地排斥技术，作家们让科技回归生态正义的怀抱，试图使用技术来保持大自然的多样性、完整、稳定和美丽。他们对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期盼能够建立一个适应并与有机自然环境和平相处的充满生机的、后现代的、文明的生态型社会。在班马的《老木舅舅迷踪记》中，“老丹”是一个激进的环保主义者形象，他使用一杆神奇的冷冻枪，能一刹那把任何活物给“冻”在冰块之中。跃出池塘的鳟鱼、抖颤翅膀的蜻蜓、愤怒的狮子、优美滑翔的野鹅等等都被老丹尽收冰中。乃至于地球上各种生命后来全被老丹活生生地“保留”起来，藏在严寒极地的巨大冰窟中，老丹向老木舅舅这样解释他所作所为的原因：“我的技术和目的，就是留下生命，而不是被人用去毁灭生命……我为地球而收藏它们……让我代表人类，守护这些可爱的生命！”（《老木舅舅迷踪记》）小说中的军方和情报机关一直窥视老丹的秘密技术，但作家班马没有让他们的“阴谋”得逞，而是完成了一个让科学用来建设良好生态环境的愿望。“老丹”形象的塑造是对那些“有技术无视野的专家”和“既无视野也无技术的政党官员”的反讽，他的行动是对愚蠢地使辉煌的科技发明走向悖论，从而把我们的社会盲目引向“奋发图强”的“死亡文化”的激烈对抗。在潘晓雯的《古铜镜》中，为了保护人类世世代代居住的自然家园，艾莉利用高科技探测仪和鼹鼠型钻洞机成功引爆火山岩浆，毁灭了妄想征服一切的冷酷无情的地下人世界。小说里科技被赋予了更好地建设美好家园与维护地球和平的使命。萧袤的童话《寻找月桂树》里，使难以治理的依亡勿西大沙漠变为绿洲的“法宝”就是科学技术与爱心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从青春年少到白发如霜，科学家终其一生艰苦的搜寻，终于在月球背面找到了月桂树树种，经过反复检验，树种的活性酶保护完好，DNA结构清晰，但是用臻于完善的克隆技术复制出的月桂树种就是不发芽，原来有一个关键的环节被忽略，那就是除去必要的施肥、浇水之外，每天要对着树种说上一千遍：“宝贝，快快长吧！宝贝，快快长吧！让绿色布满全球，让人心不再冷漠……”历经辛勤的培育，在爱心的沐浴下，月桂树生机勃勃地在依亡勿西大沙漠生长起来。作家以夸张的手法表明，拯救地球家园，使她重新变得绿意葱茏是件很难的事情，不仅仅需要技术的帮助，还需要高尚的生态理念，需要付出牺牲，由此让人再次体会到科技是好是坏，不是取决于科技本身，而是取决于对科技应用的结果。只有正确方向的选择，才能造福于人类和整个生命世界。因此现代深层生态学允许人们利用科学手段认识物种特性和生态规律，并渴望利用这个手段早日与自然形成协调发展的格局。这比老庄的纯任自然要包含更多的积极因素。科技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善恶，科技在滥用或者误用的情况下，导致了工具理性的膨胀，造成对人类社会的消极影响。少年儿童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民族的兴旺发达，就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来说，如果没有强大的科技进步的推动，很难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持续健康地发展。这就越需要对少年儿童作方向性的引导，使他们确立崇尚科学、追求真理，造福于民的全新科技理念。儿童文学作家尽管在科技主题作品的创造上陷入过误区，但经过长期探索之后已逐渐向合理化方向靠拢，以原创的美的作品宣扬科学理念，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与取得的实绩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关键词】计算机；科学技术；计算机教育；具体应用；分析概述
随着互联网、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到来，在此背景之下，人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是越来越离不开计算机的使用，而对于我国教育的领域来说更是如此，计算机科学技术在整个计算机教育当中，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而在我国之前的教育当中，也由传统的教学方式逐渐的转变为计算机教育方式，这种有效的替代，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国整体的教育效率水平。而计算机科学技术在整个计算机教育当中具体有着哪些作用，下文将对计算机科学技术在我国计算机教育当中的实际应用进行阐述。
1有效的帮助相关的教师来进行日常的教学管理
计算机，在我国各个学校的日常实际应用当中，主要是体现着简洁、高校等特点。并且，在实际运用到教师以及学校的日常管理过程当中，对于在校的众多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一些琐碎问题，而利用我国传统的教学管理方式，是以及远远不满足于现在时代所对其提出的要求，传统的教学处管理方式，不仅存在着效率低下的问题，并且，还不能够很好的对在校学生的一些日常生活以及学习过程进行很好的监控以及了解。而有效的利用计算机科学技术，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原来传统教学管理方式上的一些漏洞。例如：学校学生在平时的作业上，通常来讲，都是由老师先布置之后，学生在根据布置的内容进行完成，最后在由课代表或是相关的人员统一收上之后，在交给教师来进行批阅，而在教师批阅之后在发放回去。而合理的使用计算机去管理学生日常作业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很好的省掉一些繁琐的环节，教师可以直接在网络通知平台上布置学生的作业，很好的免去了学生以及老师在布置作业上的环节，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作业以及发作业当中的浪费的时间精力。
2很好的方便了学生日常的学习
而很好的方便了学生日常的学习，其主要是因为，计算机网络自身不受到来自时间、空间等方面限制的特点，并且计算机网络自身还具有非常良好的快速查阅、上传等一些特点，这些特点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以及方便了各个学生对于学习的各种要求。与此同时，合理有效的利用好计算机等相关科学技术的搜索功能，就能够帮助学生在第一时间内找到自己需要的资料信息，此外，对于网络上庞大丰富资源，也能够很好的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会提高学习的兴趣，而在学习兴趣的趋势下，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型。此外，还由于每个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接受知识的能力上是有着差异化的，所以，在利用计算机科学技术就可以很好的打破之间的差异化的，使其灵活的调整整个教学实践，教师还可以将与本堂课与之相关的视频发送给学生观看，这样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学生对于内容的掌握能力。
3有效的丰富教学的资源，同时还能够
节约教育的资金成本在合理的利用计算机科学技术来讲进行教育的过程当中，不仅仅能够很好的丰富广大教师自身的教学方式，还能够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看到文字、图片、以及视频，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整个教学的趣味性，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对于课堂知识的掌握。与此同时，计算机在拥有非常庞大的资源时，自身还具有节约资源的这一良好特点。如果，在我们把原来的教科书，逐渐的变为电子稿的形式，并且将学生在日常考试的当中所用到的一些笔试换成为机考，这些不仅能够节省掉大量的纸张资源，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约因为这些资源所投入的人、物、资金等方面的开销。而从学生学习的内容上来将，在有效的降低整个资本成本的同时，不仅没有减少原来的一些学习内容，反而是将基于原来教学内容上在使得变的丰富多样。并且，由于计算机本身就是作为一种工具来进行使用，所以它还具有随地随时使用的能力，而当学生在进行朗读以及背诵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很好的通过计算机来进行资源的搜索，而不光是对于音频上还是对于相关的视频上甚至一些动漫上，都是能够很好的帮助广大学生对于课堂知识的理解，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原本枯燥、乏味、单一的朗诵课堂变得更加具有乐趣性。
4结论
只有真正的加强对于计算机科学技术在我国计算机教育当中的具体运用，就能够很好的推动我国整体教育的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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