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5 17:24:5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纠纷的起诉程序，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聘用合同在签订时当然首先应当符合签订一般合同的条件，但其一旦生效则具有单独的特点。
第一，聘用合同要求特殊的主体格。聘用合同的一方主体通常是企业、事业、机关团体等用人单位。另一方主体是一个或数个劳动者。
第二，聘用合同主体在地位上具有从属性。聘用合同成立后，受聘用的劳动者即成为聘用单位的一名职工，接受聘用单位的行政管理。劳动者与聘用单位形成一种行政隶属关系。劳动者按协议或国家规定享有工作、休息、福利等权利。
第三，劳动者主要以工资形式取得报酬。劳动者只要按合同，通过自己的工作完成一定的数量、质量指标或任务，即可以取得报酬。该报酬与劳动者所完成的工作直接挂钩。
第四，劳动者在工作中不承担经营风险。经营风险不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基础工资，而只可能影响奖励工资。
实践中，聘用合同与联营、合伙、承包等合同容易混淆。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准确认定案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聘用合同与联营合同的区别
联营是平等的法人之间，法人与个人之间联合生产经营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其中法人与个人的联营合同容易与聘用合同混淆。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合同主体、分配方式及风险承担方面。联营合同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联营各方按约共负盈亏，共担风险。而聘用合同的主体之间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被聘用人主要以工资形式取得报酬，生产及经营风险则由聘用人承担。紧密型的联营还将成立新的法人体，聘用则无此特殊要求。例如，个体经营户王某与某热水器厂签订一份协议。协议言明热水器厂聘用王某为产品推销员。王某自费为热水器厂推销产品，并按销售利润的30%取得报酬。这实质上是一份联合销售合同。王某自己支付产品的推销费用，并承担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热水器厂则要对产品的质量负责。联营各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尽管这份协议中有“聘用”字样，但这并不能证明它是一份聘用合同。而以合同规定的利润分配方式及风险承担方式的条款，可以看出它的联营合同的实质。
2、聘用合同与合伙合同的区别
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并按约获得的协议。个人聘用个人的合同关系在表面上与个人合伙相比，都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但聘用合同中表现出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从属关系，而合伙中每个合伙人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在分配方式和风险承担上，聘用人以工资形式支付被聘用人报酬。聘用人独自承担风险，而各合伙人则以共同劳动按约分得报酬，共同承担风险，且各合伙人之间对外承担无限清偿的连带责任。法律形式上合伙与聘用亦有不同要求。合伙经营必须到工商部门申请营业执照，而聘用则无此要求。
3、聘用合同与承包合同的区别
今年6月16日，某县工商联（以下简“工商联”）经他人介绍与叶清签订了一份租赁经营合同。该合同载明：工商联将其开办的工商联经济服务部（申请注册资金248600元）的营业执照出租给叶清经营一年，叶应向工商联交纳服务费1200元；叶清租赁期间，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租赁期间所发生的债权债务等一切经营风险均由叶清承担，工商联不负任何连带责任；工商联在合同签订之日应向叶清移交《工商联经济服务部》公章一枚、企业法人代表资格证书一本、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合同签订后，双方办理了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并移交了公章、营业执照。同年7月4日，叶清以工商联经济服务部的名义，在刘某开办的名琴音响行赊购了12台厦新DVD，共计货款8640元，并由其本人执笔向刘某出具了一份收据，该收据加盖了工商联经济服务部的公章。数日后，叶清携这些DVD离开吉水县城至今不归。为此，刘某要求叶清和工商联经济服务部归还货款，并要求工商联作为主管部门和开办单位，在该企业注册资金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裁判理由和结论
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有二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应裁定驳回刘某的起诉。其理由是：叶清以工商联经济服务部的名义向刘某赊购价值8640元的DVD，并出具盖有“工商联经济服务部”公章的收据，尔后携所购DVD逃走，其行为实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而涉嫌诈骗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因此，法院就本案处理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案件相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应径直作出实体判决。其理由是：叶清的个人行为虽涉及到诈骗犯罪嫌疑，但并不影响本案的经济纠纷性质，因为本案还直接涉及到工商联应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根据《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工商联作为“工商联经济服务部”企业的开办单位，并将该企业的营业执照和公章租给叶清经营，理应对叶清的诈骗行为所产生的民事后果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法院就此案应作为经济纠纷进行审理，且应径直作出实体判决。
一审法院最终采纳了上述第二种意见，判决如下：
叶清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偿清所欠刘某货款8640元。此款由工商联负连带清偿责任。
宣判后，工商联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理恰当，故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点评
笔者认为，法院的的判决是正确的。理由是：
1、本案处理的关键是：如何处理案件中涉及的财产犯罪和民商事纠纷的问题。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从初期的先刑后民、重刑轻民，到现在的刑民分开或刑民并举，这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逐步科学化理性化的的一个表现。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在诉讼主体、客体、内容、性质、依据、目的等方面均不相同，对行为进行评判的标准和角度也不相同，不能放在同一范畴里进行直接比较，一般不存在诉讼程序上的冲突问题。本案中叶清涉嫌诈骗犯罪的行为并不意味着法人行为的必然无效，买方当事人内部人员叶清涉嫌犯罪，并不意味着卖方刘某民事权利的全部丧失。同样，保护卖方当事人刘某无过错一方的民事权利，并不导致买方当事人叶清涉嫌刑事诈骗犯罪的豁免，工商联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其经济服务部经营人员叶清刑事责任的免除。
2、本案解决的是民事权利是否成立以及如何保护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4条规定：“个人借用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出借单位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借用人的刑事责任外，出借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的单位，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八条还规定：“被害人因其遭受经济损失也有权对单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本案中，叶清以工商联经济服务部的名义向刘某赊购货物，即买卖关系成立。因叶清涉嫌诈骗犯罪逃匿，若被缉捕归案后理应受到刑事制裁，这并不能免除工商联作为“工商联经济服务部”企业的开办单位和主管部门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因此，工商联与叶清约定的“不负任何连带责任”与上述司法解释是相悖的。
依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经济纠纷案件向法院起诉需要多少时间是没有具体规定的，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一般要在六个月内审结。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第一百六十一条，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
（来源：文章屋网 ）
[论文关键词]仲裁；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优势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 诉讼作为常态的解决纠纷机制无疑有着重要的地位， 能够在保持社会秩序基本稳定的前提下， 通过理性方式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但诉讼亦并非唯一的解决纠纷手段，也非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因此， 和谐社会下纠纷的有效化解， 除了注重传统的诉讼方式外， 还要结合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即以仲裁等为代表的等多形式、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
一、诉讼的功能与缺陷
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和权利行使方式， 诉讼制度的首要功能是定分止争、解决纠纷。国家创设诉讼制度的最初动机就是解决因利益纷争而引发的社会冲突，并借此来调整当事人间的冲突，保护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司法裁判是诉讼的本质含义。
作为一种社会解决纠纷机制，诉讼的主要功能仍在于解决纠纷、消除冲突。这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纠纷解决方式和社会控制机制，诉讼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结构性功能缺陷。
1.诉讼中存在着不少矛盾：法律规则（审判规范）与社会规范（传统、道德、习惯和情理）的矛盾，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矛盾，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矛盾，公平与效益的矛盾，程序设计高度专业化与当事人参与的常识化要求的矛盾，规则的确定性和程序的僵化与解决特殊个案所需的灵活性的矛盾，事件涉及的简单权利义务关系与纠纷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诉讼作为纠纷解决手段的功能和效果。
2. 诉讼机制的运作成本较高，频繁启动诉讼机制裁决社会纠纷，会造成有限的社会资源的过度使用，从而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为了启动诉讼程序，国家和当事人都需要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较高的成本，复杂的诉讼程序对当事人的耐心和决心也是个极大的考验，而且频繁启动诉讼机制裁决社会纠纷，会造成“滋讼”的局面，从而导致社会司法资源的紧张和浪费。当司法机关面临的纠纷总量超过其所能负荷的极限，就会出现“积案如山”，“诉讼爆炸”。法院不仅难以应付诉讼的巨大压力，而且由延迟和高费用导致的日常纠纷解决途径的不畅和阻滞更会危及司法的权威。
3.作为一种以冲突双方当事人公开对决为表征的社会解决纠纷机制，诉讼容易将矛盾公开化、扩大化。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相互尊重与宽容的价值理念。因此，诉讼作为双方当事人依靠国家法律强断的纠纷解决方式，与这种时代潮流是否合拍，是否需要修正，是值得思考的。同时，某些特定领域的纠纷具有专业性，作为一般解决纠纷机制而言的诉讼会因缺乏解决这类纠纷的技术手段而倍感乏力。
因此，如何弥补诉讼机制本身在结构和功能上的缺陷，是社会解决纠纷系统建构和运行必须面临的问题。由此，现代法治国家还在诉讼制度之外，积极发展其他解决纠纷的手段， 保留了若干传统的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形式，如和解、调解、仲裁等。
而仲裁作为一种为各国所普遍采用的典型的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具有自身的独特的性质和功能。仲裁是一种介于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之间的“社会救济”形式。这使得它在运作机理和功能上具有一些作为“公力救济”形式的诉讼所不具有的特征和优势。
二、仲裁的优势与特点
（一）仲裁的功能优势
从某种意义说，仲裁具有的功能就是对诉讼和调解局限性的克服。在仲裁中，当事人的自由被充分尊重但又严格限制。裁决的权威来自于仲裁庭的公正与法律的认可，其约束力又被深深植入当事人的内心信念。也就是说，道德的约束力与法律的强制力相互交融，由此使仲裁具有了“准司法”的性质。
（二）仲裁的特点
与诉讼相比，仲裁的特点在于灵活便捷、充分尊重意思自治，给予当事人充分的自治权的同时具有经济性、独立性、保密性、专业性、国际性等优点。这种优势正是各国定位仲裁与诉讼关系的基础。具体而言：
1.自愿性
仲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自愿性，即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我国仲裁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仲裁的发生必须以纠纷双方当事人立有仲裁协议为前提条件。仲裁协议是当事人双方同意将他们之间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书面文书，仲裁协议的涵义折射出仲裁协议的实质——当事人双方依据自己的独立意志，行使自己的处分权，自愿让渡一部分权利给第三人形成仲裁权，并承诺服从此种仲裁权且排斥国家干预的一种合意，具备“平等协商”与“一致同意”契约的特征。可见仲裁采取自愿原则，仲裁是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的，包括自愿决定采用仲裁方式解决争议，自愿决定解决争议的事项，选择仲裁机构等；当事人还有权在仲裁委员会提供的名册中选择其所信赖的人士来处理争议。涉外仲裁的当事人双方还可以自愿约定采用那些仲裁规则和适应的法律等等。因此，仲裁是最能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争议解决方式。
2.保密性
我国《仲裁法》第四十条规定：“仲裁不公开进行。”与诉讼相比，仲裁的开庭审理以不公开为原则， 公开为例外，只要没有特别的规定或约定， 仲裁的进行均不对外公开。此举可以防止泄露当事人不愿公开的专利、专有技术、商业秘密等，更为重要的是，仲裁从庭审到裁决结果的秘密性，使当事人的商业信誉不受影响，也使双方当事人在感情上容易接受，有利于日后继续生意上的往来。有关的仲裁法律和仲裁规则也同时规定了仲裁员及仲裁秘书人员的保密义务。因此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贸易活动不会因仲裁活动而泄露。仲裁表现出极强的保密性。
3.专业性
民商事纠纷往往涉及特殊的知识领域，会遇到许多复杂的法律、经济贸易和有关的技术性问题，故专家裁判更能体现专业权威性。因此，由具有一定专业水平和能力的专家担任仲裁员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进行裁决是仲裁公正性的重要保障。根据中国仲裁法的规定，仲裁机构都备有分专业的，由专家组成的仲裁员名册供当事人进行选择，专家仲裁由此成为民商事仲裁的重要特点之一。
4.灵活便捷
与审判程序相比，仲裁程序显得更加灵活和简便。表现在：
其一， 仲裁实施一裁终局制度。裁决一旦作出，就发生法律效力，并且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是不可以就同一纠纷再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法院起诉的，仲裁也没有二审、再审等程序。因此，与诉讼相比，仲裁程序更加灵活，更具有弹性；
其二，程序灵活。由于仲裁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仲裁中的诸多具体程序都是由当事人协商确定与选择的，仲裁人可以同当事人约定具体程序，方便当事人
其三，便捷。由于程序的简便和没有上诉程序使得仲裁成为最快速、具有终局性的纠纷解扶方式，（调解在成立的情况下，更加便利和迅速，但不排除调解不成而导致的加倍延迟）。
5.具有法律效力
裁决具有法律效力。我国《仲裁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履行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可见，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一样，同样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严格履行。经济纠纷在仲裁庭主持下通过调解解决的，所制作的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涉外仲裁的裁决，只要被请求执行方所在国是《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的缔约国或是成员国，如果当事人向被执行人 所在国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法院就得依其国内法予以强制执行。
6.经济性
仲裁的经济性主要表现在：时间上的快捷性使得仲裁所需费用相对减少；仲裁无需多审级收费，使得仲裁费往往低于诉讼费；仲裁的自愿性、保密性使当事人之间通常没有激烈的对抗，且商业秘密不必公之于世，对当事人之间今后的商业机会成本影响较小。
7.独立性
仲裁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仲裁机构之间也无隶属关系。在仲裁过程中，仲裁庭独立进行仲裁，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亦不受仲裁机构的干涉，显示出最大的独立性：
其一，仲裁是由仲裁庭独立进行的，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干涉仲裁庭；其二，仲裁委员会聘请的仲裁员都是公道正派的有名望的专家，由于经济纠纷多涉及特殊知识领域，由专家断案更有权威，而且仲裁中处于第三人地位，不是当事人的人，由其居中断案，更具公正性。
笔者曾得知一真实案件：一审被告由于经济纠纷被原告诉上法庭，同时一审法院冻结了被告人民币4000万元存款。由于此案比较复杂且涉外，故审理阶段延续了4年之久，该4000万元款项被续冻7次。最后的生效判决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但是被冻结款项为被告向银行贷款，刚刚发放至被告帐户即被冻结。被告除承担了银行贷款利息之外，原计划使用该笔贷款运做的项目也因此夭折，损失之巨大不言而喻。显然，在此案中，由于原告申请财产保全措施错误而导致的被告损失，就成为了人民法院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以下是笔者对上述问题的一些粗浅看法，仅供探讨：
一、现行法律依据的欠缺之处
1.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主要有以下相关条款：
（1）民事诉讼法第254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法发［1994］29号）第19条规定：“受诉讼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发现采取财产保全或者先予执行措施确有错误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立即纠正。因申请错误造成被申请人损失的，由申请人予以赔偿；因人民法院依职权采取保全措施造成损失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赔偿。”
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仅仅对“财产保全错误造成损失应当赔偿”作出规定，而对至关重要的赔偿程序及赔偿范围问题未作任何明确规定。笼统的原则性规定在诉讼实践中是难以具有准确的操作指导性的，由此也会导致司法实践中不同地区、不同法院的不同做法，难免有失司法公正性和严肃性。
2.财产保全错误之损失赔偿程序问题主要为：第一，被申请人以什么为索赔依据？是根据一审判决或终审判决，还是根据开庭时查明的事实和辩论结果，或者根据合议庭在做出判决前已明示的认定；第二，被申请人应何时提起赔偿程序？是在一审阶段中提出，还是在二审终结后另行提起诉讼；第三，法院对于索赔请求，是并案审理，还是另案审理；第四，法院审理因财产保全错误而提出的索赔请求，是仅仅以生效判决为根据审理赔偿范围问题，还是将生效判决的内容也纳入审理的范围。
3.财产保全错误之损失赔偿的范围问题。作为赔偿案件的处理，法院依据有关法律规定的项目逐一确认应赔偿的数额。作为财产保全，可能冻结了款项，也可能查封了不动产。如果查封的是车辆，查封期间的折旧可否视为损失？如果冻结的股权，则冻结期间市场波动导致的损失可否一并计入赔偿范围？部分败诉的如何计算赔偿标准？
综上笔者认为：目前法律法规中应明确财产保全错误之损失赔偿的主要问题即提起赔偿请求的程序究竟应如何操作，同时亦应明确赔偿范围的实体问题。
二、关于提起赔偿程序的争论-是“分案”还是“同案”
如果按照现行法律规定的原则，财产保全错误的处理程序为审判监督程序。显然就是将诉讼案件本身和赔偿案件分离处理。
就此，有人提出：考虑到赔偿权人尽快实现权益，是否还是“合”更好一些？主要做法为：
1.由被告在本案中就可能发生的赔偿问题提起一新的诉讼请求。即在原告申请财产保全并经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被告以原告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为由提起反诉；或者经开庭调查、辩论后被告坚信原告将败诉而提起反诉。如本诉原告胜诉，即同时判决驳回被告反诉，如本诉原告败诉，则在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同时，判决原告因申请保全错误赔偿给被告造成的损失。
2.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审理。即法院在开庭后经合议庭合议，认为原告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即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下发民事决定书强制性责令原告就保全错误赔偿被告有关经济损失。
同案审理的益处在于：首先，及时有效地保护因错误保全措施而遭受损失的被告的合法权益，同时又能避免损失扩大。比起另案审理，特别是本诉判决生效后的另案审理，同案审理的及时保护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不容否定的。一个案件的一审、二审周期（包括一审法院向二审法院转交卷宗的时间），通常需要为时一年左右。如果被告明知原告的诉讼请求最终不能成立，却又无法反诉，只能等一年左右时间，待生效判决将原告诉讼请求驳回后，才能将本诉原告作为被告另行提起诉讼，那么，这期间保全错误不能得到纠正，不仅使被告的合法权益持续处于被侵害的状态，而且给被告造成的损失也处于持续扩大的状态。而同案审理便能够有效地防止这种状态的存在和发展。其次，同案审理的另一益处在于，反诉随本诉审理，本诉成立则反诉不成立，本诉不成立则反诉成立，这样能够有效地避免另行审理可能出现的保全申请人以本诉判决错误为由而抗辩赔偿请求的审理范围上的混乱（本诉判决是否确有错误的问题属审判监督程序范畴，不属于被保全人提起的保全错误赔偿案的审理范围）。
但是，同案审理也有其弊处：其一是法律关系上的障碍。本诉案由各异，包括各类各种案由，而反诉案由则只能是侵权纠纷，故同案审理实际上是将不同的两个案由作为一个案件审理，这在法理上尚有问题（反诉的提出必须基于相同的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其二是诉讼当事人地位问题。财产保全申请中往往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人，如将与本诉毫无利害关系的担保人作为反诉的共同被告参与同案诉讼，从诉讼地位上难以表述。其三是诉讼程序上的混乱。如果一审审理阶段没有采取财产保全而在二审进行，则反诉就不能在二审提出。另外如果原告撤诉，反诉也必然随之撤销，则当事人的利益又无从谈起了。其四是可否在赔偿问题上使用民事决定书？上述第二种看法虽然回避了判决中不好表述的法律关系和诉讼地位问题，以法院职权作为强制性赔偿的决定。但是笔者认为：法院的民事决定书是针对在诉讼审理过程中发现当事人存在违法行为而作出的制裁决定。败诉并非违法，难以套用制裁决定。而且如果对于赔偿金额存在争议，法院的决定书很可能成为“原告复议，被告不满”的焦点，反倒将提高诉讼效率、维护当事人权益的一片苦心弄巧成拙。
于是，有人更倡导“分”。主要做法为：
1.在本诉审理过程中另行起诉。即被告在收到起诉书并得知被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之后，可以另行起诉。即被告在本诉审理过程中，将本诉原告作为被告另行起诉，要求其赔偿因申请保全错误而造成的损失。
2.在本诉判决生效后另行起诉。
另案审理的益处在于：首先，严格掌握案件受理条件，将案由、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不同的两个案件分别审理，符合法律规定和基本法理；其次，既然请求赔偿的侵权纠纷案必须以生效判决为审理、判决的根据，那么，在生效判决做出后另行起诉，也就使侵权纠纷案的审理、判决更准确和简便了。
但是，另案审理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如等待法院最终认定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之后再就赔偿问题起诉，就使被告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任由保全错误造成的损失不断扩大。其二，本诉的原告申请财产保全，只要提供了担保，又有可供保全的资产，法院一般都裁定财产保全。然而，这种对保全申请轻易接受，而对因同一案件的诉讼行为发生的赔偿请求则延期接受的做法，违背法律关于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对等的规定，制造了原告与被告诉讼权利实际上的不平等。其三，如果没有明确法律规定，则就一审审理阶段提出赔偿要求究竟应由哪个人民法院管辖也成为问题。如果财产保全申请人与被保全人位于不同地区，则赔偿案件的受理法院与实施财产保全措施的法院就很有可能不是同一家法院。如果要求赔偿金额大大高于被保全金额，则赔偿案件的受理法院与实施财产保全措施的法院就很有可能不是同一级法院。无形中在诉讼程序中制造了新的复杂因素。
三、财产保全错误之损失赔偿程序问题的初步解决方案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同案审理和另案审理各有其利弊。笔者的基本观点是：首先，赔偿问题的解决应通过当事人提起诉讼方式，而非人民法院依职权作出决定方式。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中虽然并未就赔偿程序是审判监督机构职权确认还是通过当事人诉讼方式提起进行明确规定，但基于赔偿范围和数额是难以由人民法院单方依职权予以确定的，所以采取当事人主张举证再由人民法院审理确定的做法是必要的。其次，应以另案受理，由同一个合议庭一并审理的方式为宜。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被告得知被采取财产保全之后直至收到生效判决或裁定之后的一段法定期间内，均有权向实施财产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对可能发生的保全错误进行赔偿。同时，人民法院也应将被告的上述权利作为一诉讼基本权利告知当事人。
第二，在赔偿案件中，财产保全措施申请人及担保人为连带责任被告，被申请人为原告。本案中，原告除承担举证义务外（主要指赔偿数额的计算），还有变更和撤销诉讼请求的权利。被告也有抗辩的权利。
第三，法院批准赔偿案件立案之后，即形成了一个新的案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5款的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可以中止赔偿案件的审理。待终审判决生效之后，就可以依据财产保全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得到支持，来继续审理赔偿案件并作出裁决。
第四，如赔偿案件中止后，原被告双方就本诉纠纷达成和解，法院应告知双方就财产保全达成和解并在调解书中载明双方关于财产保全的和解内容。如双方仅就本诉达成和解而不能就财产保全达成和解，则法院仍应在赔偿案件中就财产保全的是否赔偿、怎样赔偿做出判决。
第五，如一审判决原告（保全申请人）胜诉，则同时另案判决驳回赔偿案件之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原告败诉的，则同时另案判决原告向被告赔偿因申请财产保全所造成的损失。一审判决原告部分胜诉的，如胜诉金额与保全金额相等，则同时另案判决驳回赔偿案件之诉讼请求；如保全金额超过胜诉金额，则同时另案判决原告赔偿超过部分的保全申请错误所造成的损失。
第六，如财产保全措施系人民法院依职权采取的，则应由被保全人在判决或裁定生效之后，按照国家赔偿的程序，向法院提出赔偿请求（国家赔偿法仅仅规定了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未规定民事赔偿，故提出此项赔偿的依据只有司法解释，可参照刑事赔偿的程序）。
一、 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起诉方多为银行或信用社，且信用社起诉的多，商业银行起诉的少。我县法院2004年受理的借款合同纠纷中，农村信用社向法院起诉的占收案总数的 80%；银行向法院起诉的借款纠纷案件虽然较少，但其不能收回的逾期贷款数量却很多，且国有集体企业借款居多，给银行自身发展带来严重困扰的同时，也给国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但由于种种原因，其有债不诉的现象较为普遍。
（二）原告不及时起诉、贷款续贷转贷的现象多，贷款被拖欠的时间长。当前，许多银行、信用社对借款人逾期拖欠贷款不还的情况，不愿意或不善于及时诉诸法律、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而是通过不适当的转贷、续贷方法解决，有的转贷、续贷数次，多的甚至达数十次。许多案件从纠纷形成到起诉，一般都要接近两年时间，如果不考虑诉讼时效的限制，原告还不会向法院起诉；金融部门不及时起诉，丧失了收贷的良好时机，不仅给收贷带来了困难，而且加大了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审理和执行难度。
（三）无效担保的案件多，借款方主体变更的案件增幅大。在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属违法担保、空头担保、关系担保及无效抵押等无效担保的占了绝大多数。如有的乡镇政府为所属乡镇企业担保贷款；有的企业或公民自己无代为履行的担保能力，盲目为借款人提供空头担保；有的企业亏损严重，为取得金融部门贷款，不惜采取“父子互保”的手段套取贷款；还有一些企业在贷款时将企业全额财产作为抵押，而有关金融部门明知这种抵押无效，却予以认可。同时，借款方主体变更的案件也增幅较大。
（四）被告无力还贷的案件多，案件的执行难度较大。在被告无力还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被告多是一些严重亏损、资不抵债或濒临倒闭破产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躲债外逃，法院对于这些案件，如果采取强制执行或破产措施，一些企业势必倒闭或破产，企业职工难以妥善安置，影响社会稳定；如果不果断采取强制执行等措施，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则难以保障，法院在执行这些案件过程中处于进退两难境地，案件执行难度很大。
二、 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增多的原因：
（一）经济政策原因。由于国家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和对金融市场的整治力度，促使银行等金融部门加强了收贷工作，对于已逾期仍未归还或无法偿还贷款的单位，只好诉诸法院，要求其归还。
（二）金融部门方面的原因。一是贷前审查不严。许多金融部门特别是信用社的信贷管理存在漏洞，放贷前不审查借款人的资信状况和还贷能力，盲目将巨额贷款投放给生产经营不景气或经济效益差的企业，致使大量贷款逾期无法收回，从而引发纠纷。同时有的银行、信用社违反有关金融法规的规定，对一些到期不能偿还贷款的借款人采用“以贷还贷”的转贷方法延长还贷期限，从而导致一些确无还贷能力的借款人包袱越背越重，积重难返。二是贷后监督不力。一些银行、信用社给借款人发放贷款后，对其贷款用途和使用情况监督不力。有的借款人将贷款挪作它用，有的将名义上用于生产经营的贷款用于挥霍或赌博等违法活动，致使贷款无法追回；有的借款人则钻金融部门对贷款用途监督检查不力的空子，采取多头贷款的方式来吃“贷款”，使得许多贷款难以收回。三是“三款”现象突出。银行、信用社等金融部门的某些信贷人员利用职权发放“人情款、关系款、好处款”等现象较为突出，地方行政领导指定金融部门向某些严重亏损的企业贷款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四是担保流于形式。许多银行、信用社的信贷人员在发放贷款时，执行担保制度不够严格，有的甚至视担保为儿戏，对保证人的主体资格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保证人是否具有真实的实际代偿能力和担保能力不加以严格审查，只要有人担保，不论有无实际担保能力，一般予以许可。
（三）借款人方面的原因。一是只顾自身利益，法律意识淡薄。有的借款人并非无力归还到期贷款，而是只顾自身利益，想方设法“拖债”、“逃债”，造成“贷款容易还款难”的局面，致使金融部门的贷款难以收回形成纠纷。二是有些企业、部门单位频繁更换法定代表人，且许多“新官”不理“旧账”，致使金融部门的收贷搁浅，只好诉诸于法律。三是经营管理不善，严重资不抵债。一些借款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处于停产半停产状况，亏损严重，根本没有清偿能力。
三、 防止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增多的对策：
（一）树立全民诚信观念，努力创建信用城市。诚实信用是安身立业之本，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现代文明的核心，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信用东营建设，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树立全民诚信观念，不断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遵纪守法意识，使政府成为群众信赖满意的政府，企业成为社会公认、放心的企业，个人成为“明理守信”的公民。
（二）强化金融部门内部管理，依法规范信贷活动。一要严格贷前审查，依法放贷。信贷人员在发放贷款前，要严格执行有关审批和审查制度，切实按照《商业银行法》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规范贷款行为，提高贷款质量，对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还贷能力和担保人的实际担保能力及主体资格要认真加以考察，以保证贷款的安全性和按时收回；对确无还贷能力的借款人，决不能盲目采取“以贷还贷”的转贷方法解决还贷问题。二要加强贷后监督，依法管贷。金融部门发放贷款后，对贷款用途和使用情况要加强监督，防止借款移作它用或用于不正当活动，以保证贷款的使用效益；三要杜绝“三款”现象，抵制行政干预。金融部门要切实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对信贷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增强其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意识，从根本上杜绝“人情款、关系款、好处款”现象，对于信贷人员以贷谋私的，要依法予以惩处；同时还要坚决依法自觉抵制行政干预，对行政部门搞地方保护主义，只顾本地方、本部门一时利益，不顾贷款投向和安全性，利用行政命令形式干预金融部门放贷的应坚决予以抵制。四要增强法律意识，依法收贷。金融部门对于借款人贷款到期不还的，应尽早向法院起诉，积极依靠法律手段依法收贷。发生借款纠纷，只有及时诉诸法律，才能避免损失的扩大，同时也便于法院及时采取司法手段解决“收贷难”问题。
一、国内协议管辖适用范围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背本法对级别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第244条规定: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本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由此可以看出:
(一)国内民事诉讼和涉外民事诉讼关于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问题规定不同。国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只能适用于合同纠纷案件,当事人对合同纠纷以外的其它民事、经济纠纷不得协议管辖,而涉外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范围是合同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从立法体例上说,将国内民事诉讼和涉外民事诉讼分开并作不同规定,这在国际上是比较少见的,我们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种不同规定显然落伍了,市场经济要求市场统一,市场的统一又要求市场规则(包括权利救济规则)的统一。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要和国际接轨,因此,国内与涉外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应统一起来。
(二)国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范围仅限于合同之诉,适用范围过于狭窄。笔者认为,国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范围仅限于合同之诉,显然过于狭窄,已经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和国际民事诉讼发展要求,应当扩大为整个财产之诉(不包括与人身关系密切的人身权利之诉)。首先,有利于当事人充分行使“意思自治”和“处分权原则”,体现法律的人性化,而不是由法律的强制性来约束当事人。其次,将我国民事诉讼法协议管辖的范围扩大至整个财产之诉,还可以减少管辖冲突。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协议管辖选择的法院不管是明示的,还是默示的,其选择的法院只能是一个,其他法院也因此失去了争夺管辖的借口,也可以避免法院之间的推诿和扯皮,提高诉讼的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另外,国外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范围多为财产之诉。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0条规定,财产之诉可以为协议管辖;非财产权的请求,或对诉讼定有专属管辖的不得成立协议管辖。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规定,人身之诉均为专属管辖,财产之诉可为协议管辖的规定。
二、国内协议管辖选择连接点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国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当事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选择。法律规定的可供当事人选择的法院仅限于该条列举的五个连接点,即原告住所地、被告住所地、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如果超出了以上列举的五个连接点,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4条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选择管辖的协议不明确或者选择《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中的两个以上人民法院管辖的,选择管辖的协议无效,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4条的规定确定管辖。笔者认为,国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五个连接点”的规定看似明确,实际在审判实践中很难理解和操作,也不利于当事人合同契约的成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如何理解原告住所地法院
根据法律规定,原告是公民个人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为公民的经常居住地;原告为法人的住所地是指法人的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该法条规定的本意是指双方当事人住所地的法院,因为双方当事人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成为原告,谁先起诉,谁就是原告,在协议管辖条款中标准的表述应当是“甲方所在地法院、或乙方所在地法院”,这是理想化的模式。由于市场经济运作存在风险和当事人自治意思的扩大化,在商务活动中,当事人很少按照标准化的模式约定案件的管辖,而是为了达到既制约对方,又促成契约成立的目的,而签订了非理想化、非标准的协议管辖,笔者略举几例,加以论述:
1.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如发生纠纷由原告所在地或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如何处理?这个约定从形式上看,显然非常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约定管辖的书面规定。但是,一个案件有两个甚至更多的当事人,但原告或被告只能代表一方当事人。如果双方当事人按照协议管辖的约定,同时在自己的住所地起诉对方,应当都是原告,也应当都是被告,应如何处理呢?第一种意见认为:该协议管辖条款,应当是选择了双方当事人住所地的两个法院管辖,应当属于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选择管辖的协议不明确或选择《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中的两个以上人民法院管辖的情况,属无效的协议管辖约定。第二种意见认为:该约定管辖从书面形式来看,完全符合协议管辖的书面规定,应为有效约定,先起诉立案的一方法院享有管辖权。最高法院《关于合同双方当事人协议约定发生纠纷各自可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如何确定管辖的复函》答复: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发生纠纷各自可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该约定可认定为选择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如不违反有关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则该约定应为有效。若当事人已分别向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则应由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若立案是难于分清先后,则应由两地人民法院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的,由他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尽管最高法院有答复,但是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该约定应当是协议约定管辖无效。因为这样的约定,很显然是选择了两个法院管辖,最高法院的答复,显然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冲突。答复中“若立案是难于分清先后,则应由两地人民法院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的,由他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显然与公正效率原则相违背,这样的“答复”,也给法院之间互相推诿,推脱责任提供了条件,达到了当事人一方利用管辖权异议拖延诉讼的目的。
2.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如发生纠纷由守约方法院管辖”的约定如何理解?这种约定也基本符合约定“由原告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的约定”,但是该约定还涉及到实体问题,到底谁是守约方,谁是违约方,应当是经过当庭质证认证,经过法庭审理,最终裁判才能确定的,而不是在立案阶段就能审查出来的,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管辖权异议的审理,主要是书面的和形式的审查,所以说这种约定管辖应当是约定不明的无效约定管辖。而在审判实践中很多法院、法官都基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作出认定这是有效的管辖裁定。
3.双方当事人约定“如发生纠纷可各自向当地法院起诉”、“如发生纠纷可向对方所在地法院起诉”、“如发生纠纷可选择双方当事人以外的、双方共同认可的第三方法院管辖”如何理解呢?这种约定和“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由守约方所在地法院管辖”的约定是相同的,既然最高法院批复认定“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有效,那么,有些法院和法官认定类似的协议管辖为有效管辖并不是没有道理。
4.当事人如果约定“由一方当事人所在的某某地法院管辖”是否有效?如,当事人一方属于山东省甲市,当事人约定由“山东省甲法院”管辖,该约定是否有效?该约定应当非常明确,但按照最高法院的规定,约定两个法院管辖,应当认定无效。因为,“甲法院”是甲市中级法院,还是甲市区级法院?完全可以理解为约定了两个法院,且这种约定可能违背了法院级别管辖的规定。如果案件诉讼标的额属于基层法院管辖的级别范围,则理解为“甲市基层人民法院即区级法院”;如果案件属于中级法院级别管辖范围,则理解为“甲市中级法院”,如果案件属于省法院管辖的级别范围,则理解为“山东省高级法院”。所以,笔者认为,最高法院关于当事人选择两个以上法院管辖无效的规定,对当事人要求太苛刻,对法官审理案件缺乏操作性,有欠科学。
5.如果当事人约定了由“原告住所地、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是否有效?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该条款选择了两个以上的法院,是无效的。但,笔者认为,这又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干预。笔者认为,它是有效的,只要选择其一法院,就可为管辖地。首先,这样的约定是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民诉法》第25条的法条本意。其次,最高法院《关于同时选择两个仲裁机构的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函》规定,当事人虽然约定了两个仲裁机构,但约定是明确的,只要当事人选择其一仲裁机构,就可进行仲裁。从本条复函可以看出,最高法院在掌握约定管辖方面掌握的政策不一致,但笔者更同意最高法院复函当中的管辖精神。
(二)如何理解“合同履行地”
规定: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10月)第六十二条:“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
二、《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意见)(1992年7月14日)第十九条:“购销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对交货地点有约定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没有约定的,依交货方式确定合同履行地;采用送货方式的,以货物送达地为合同履行地;采用自提方式的,以提货地为合同履行地;代办托运或按木材、煤炭送货办法送货的,以货物发运地为合同履行地。购销合同的实际履行地点与合同中约定的交货地点不一致的,以实际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三、《民法通则》(1987年1月1日)第八十八条:“(合同)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给付一方的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的所在地履行”;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的规定》(以下称规定)(1996年9月12日)的规定,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要分三种情况处理:
1、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当事人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合同中约定的货物到达地、到站地、验收地、安装调试地等,均不应视为合同履行地。
2、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履行地点或交货地点,但在实际履行中以书面方式或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的其他方式变更约定的,以变更后的约定确定合同履行地。当事人未以上述方式变更原约定,或者变更原合同而未涉及履行地问题的,仍以原合同的约定确定履行地。
3、当事人在合同中对履行地点、交货地点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或者虽有约定但未实际交付货物,且当事人双方住所地均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以及口头购销合同纠纷案件,均不依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
总结:从以上法律及司法解释存在些冲突,但根据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我们可归纳出确定合同履行地的程序(实际上96年的“规定”废除了92年的“意见”)
一、有约定履行地的从约定,但如在实际履行中双方一致认可变更的,以变更后的约定地为合同履行地。
二、没有约定履行地的或约定不明的情况。
论文关键词 食品安全 ADR 解决机制
一、非诉纠纷解决方式（ADR）的价值
（一）非诉纠纷解决方式的起源
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即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缩写为ADR），其概念源于美国，是对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ADR观念的广泛传播始于20世纪70年代，但在实践方面主要见于西方国家，以英美居多。如美国接受ADR始于1925年《联邦仲裁法案》的颁布，其蓬勃发展之势始于70年代中期后。198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决定：若当事人对争议是否可由仲裁解决存在争议，则法院应判决由仲裁解决争议。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现行《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建议在联邦地区法院中把ADR作为案件管理的六种程序之一，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ADR的运用。最新的ADR立法实践是，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10月30日签署了《替代性纠纷解决法》。该法要求每个联邦地区法院应该允许所有民事案件中使用ADR，建立各自的ADR计划并制定相应的保障程序，从而使1990年《民事司法改革法》中提出的ADR行动计划更加具体化。现代ADR的兴起与发展逐步改变了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的结构，促使人们对司法理念以及某些法律观念进行重新思考。
（二）非诉纠纷解决方式（ADR）的价值
ADR不仅具有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简易性和灵活性），而且从从纠纷解决主体角度，ADR具有非职业化特征，可以使纠纷解决脱离职业法律家的垄断。它所彰显的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被称之为更彻底的新当事人主义。
由此可见，非诉纠纷解决方式（ADR）具有解决纠纷的独特价值。其一，非诉纠纷解决方式（ADR）是以妥协、而不是对抗等相对平和的方式解决纠纷，这是最独特的价值。其二，该机制可以最大限度的节约社会和当事人在纠纷解决中的成本。受“程序主义”影响的现代司法程序更为复杂、严格以及繁琐，导致诉讼活动耗时、费力、成本较大。相对而言，ADR比较灵活自由，强调并尊重纠纷当事人的自主性，因而可以最大程度地省时、省钱、省事，成本代价比较低。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经济社会各类纠纷处理中，ADR不仅可以体现节约纠纷当事人的“个人成本”，也同样体现降低整个“社会成本”的价值。其三，现代ADR的发展，不但可以大大缓解“诉讼爆炸”给法院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现代的司法改革不谋而合，成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据统计，2011年我国各级法院共审结一审民事案件488.7万件，同比上升10%。 庞大的案件数量势必给各级法院带来了巨大的司法压力，法院负担严重超载。而在国外司法实践中，ADR机制不但被成功地引入了民事诉讼，而且在某些刑事案件的审理中也已有不少成功的做法和经验。可以预见，在日益推进的司法改革浪潮中，ADR与诉讼程序的改革相互衔接，必将促成一种更加充满协商、民土、人性、高效与和谐价值的司法模式。
二、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处理食品安全纠纷的必要性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维权意识也不断增强，造成法院面临大量的民事纠纷，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唯利是图的商家为了追逐利润不断制造、生产和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侵害着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所频繁引发的食品安全纠纷越来越多。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纠纷不仅是法院面临的难题，更是政府需要面对的难题。“缓解诉讼爆炸的最佳选择是分流案件，分流案件的最好方式是鼓励可选择争议解决方法的运用。现代社会复杂纷繁，传统司法难以完全适应，有必要探索更快捷、低廉、简单、更接近需要、更适应不同当事人要求的纠纷解决机制。”这就需要非诉解决机制（ADR）的介入。
（一）食品安全纠纷隐含的社会不安定性需要多元化途径来化解
1.主体上的群体性在食品安全纠纷案件中，由于很多人处于同一事件背景，同一地区或单位，因此形成共同的利益圈，涉及的人员和范围比较广泛，案涉人员可以达到成千上万人，明显具有群体性的特点。
2.食品安全纠纷呈现社会公益性随着商品生产社会化的发展，食品这一类商品的消费对象是整个消费者群体，导致食品安全纠纷的影响范围十分广泛。比如1998年震惊全国的山西朔州假酒案，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等案件，不仅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等合法权益，而且也危及了公共利益，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秩序，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对于这类纠纷的解决，如果处理不善，往往会纵容不乏经营者的侥幸心理，放纵其追求不法利益、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同时也会让消费者由于投诉无门，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导致对企业和市场经济失去信心，不利于维护社会正义和市场秩序。
3.食品安全纠纷的多发性多发性是近年来食品安全纠纷案件的一个突出特点。因为唯利是图是一部分食品生产厂家追求的唯一目的，尽管国家采取了大量措施严厉打击食品安全领域的不法行为，如201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但仍有一些商家铤而走险，以身试法，这就导致食品安全纠纷的多发。以2011年为例，该年是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一年，“染色馒头”、“瘦肉精”、“牛肉膏”、“塑化剂”等诸多名词涌现，食品安全问题也由原来的单一性事件演变为各行业内的“群体性事件”，众多行业内的知名企业纷纷“沦陷”。
4.食品安全案件处理的“多米诺”效应食品安全案件由于涉案人员众多，件往往涉及当事人的身体健康权等切身利益，因而矛盾比较尖锐，加之人数众多、相互影响，容易产生过激行为。一方面需要尽快的惩治不法经营者，对于已经触犯刑事犯罪的经营者要予以刑罚处罚，另一方面，要对民事赔偿这块尽可能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合理公平的弥补其受到的侵害。这必然给政府和法院带来了巨大压力。
（二）单一的诉讼机制在解决食品安全纠纷中的困境
“缓解诉讼爆炸的最佳选择是分流案件，分流案件的最好方式是鼓励可选择争议解决方法的运用。现代社会复杂纷繁，传统司法难以完全适应，有必要探索更快捷、低廉、简单、更接近需要、更适应不同当事人要求的纠纷解决机制。” 而面对食品安全纠纷这一类特殊的案件，诉讼机制的困境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
1.有限的司法资源与超负荷案件数量的矛盾。从经济学角度看，司法运行需要成本作为代价，因为需要耗费一定的社会资源，而司法成本本身总是有限的，一旦大量案件走进法院大门寻求司法程序解决，就会超出司法成本的限度。导致司法的正义往往很难在社会得到实现，如果法官为了维持裁判的品质而不增加办案量，则案件审理必然拖延，当事人只能得到“迟到的正义”；如果法官加快办案速度，办案质量必然有所下降，当事人只能得到“粗糙的正义”。 事实上，法院受理的各类民事诉讼案件呈大幅上升的趋势将在我国今后较长时期内普遍存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的统计，2011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事案件488.7万件，同比上升10%，；2010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理民事一审案件6090622件，与2001年的4615017件（包含经济纠纷）相比，10年之间增长了32%。2009年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的民商事法官人均办案355件，是全国平均数的7倍。 由此可见，面对案件数量的激增，司法资源更显不足，两者的张力十分尖锐。而处理食品安全纠纷，又需要法官要在查明事实、法律适用问题和社会稳定效果两方面寻求解决方案，其工作难度更高，这无疑使法院本已捉襟见肘的司法资源雪上加霜。
2.司法程序的局限难以及时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目前食品安全纠纷在法院诉讼中仍然作为一般的民事纠纷处理。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迫使消费者就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对其身体健康造成了损害因果关系等提供证明。而食品安全纠纷所涉及的各种复杂的专业检测和认证决定了势单力薄的消费者举证的难度。比如，当消费者提出食品不符合基本安全标准的主张时，生产经营者可以轻易地以其他同类消费者没有发现问题而予以否认，因此，消费者个人很难提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其主张，这使这对消费者来说无疑是一种过重的负担。另外，食品安全纠纷表现最突出的诉求就是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利益，而漫长的诉讼时间对消费者而言不仅是医药费难以获得及时赔偿，也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
3.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制度中的缺陷。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所存在的制度性缺失也使得消费者维权之路存在诸多困难。食品安全纠纷多数是规模性的群体纠纷。虽然在我国现有的立法框架下可以采取的诉讼形式有一对一的诉讼、共同诉讼、第三人参加的诉讼和代表人诉讼等，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这些诉讼形式都有一些现实障碍。首先，大规模单个诉讼，影响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对于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件的解决并非最合适的法律模式。其次，我国修改后的新《民事诉讼法》规定，在发生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诉讼。将“公益诉讼”写进法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具体的实施意见以及程序还没有细化，还不具有实际上的操作性，这有待于进一步的规定，至少对消费者在消费维权方式的选择上的困难还不能立即解决。
4.司法有限的能动性难以满足群体诉求目的扩张。由于司法的能动性总是有限的，尤其在我国社会经济正在发展、体制正在不断改革和完善的情况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还难以实施到位。我国司法机关的权力、功能和作用都是有限的。因为司法要严守法律规范的界限，不能随意造法，更不能侵夺立法机关的权力；同时司法的中立性、被动性必然要求人民法院的功能是事后调整社会关系；此外，司法的特质也决定了法院很难创造和调动新的利益资源来解决双方的纠纷。因此，无论是从司法权的地位、司法的被动性，还是从目前人民法院所能调动、整合资源的能力来看，其处理纠纷的权力和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而在食品安全纠纷案件中，受侵害的消费者一方的诉请甚至会超出法院的司法职能，如果法院不能满足消费者诉请之时或者超越权限之时，都有可能会引发新的矛盾。
三、ADR在食品安全纠纷领域中的建立和完善
前文已述，在解决食品安全纠纷的领域中引用ADR十分必要，但针对我国目前解决纠纷机制的现状，尤其是立法和司法实践层面上，还需要构建和完善一个有效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着力完善：
（一）完善民间调解的主体制度
根据2002年9月26日司法部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民间调解主要是以人民调解委员为主体。但在食品安全领域中，食品安全的界定往往涉及到一些食品的专业性问题，而如何对专业性问题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价或者判断，正是做好调解工作的基础，显然，现行一般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有专业性的缺陷。因此，需要将现有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成员格局，扩大到在行业性机构中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从而使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成成员更具有灵活性。事实上，在调解组织的建构上，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不断变迁，以利益、价值和观念共同为特征的新型共同体也在逐步形成。近年来，我国新型的民间组织发展迅速，社会组织化程度正在增强。如果根据食品安全领域的特点，在一些有熟悉食品安全行业情况、与成员联系紧密的民间组织中培育调解机构，以扩大人民调解的主体，来调解食品安全领域的相关纠纷，会发挥行业优势，提高调解的效果。
（二）确认行政调解的法律效力
我国的行政机关历来担负着处理公民纠纷和各种申诉的职能，各类行政主管机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一般都有通过行政调解或行政裁决的方式处理该领域公民的申诉和其他纠纷的职责。因此我们认为，既然行政机关如食品安全领域的政府主管机关或部门具有一定的监管职责，在当事人申请进行调解或或依据其职能附带进行调解的情况下，只要尊重自愿原则，遵守法定程序，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就应该具有法律效力。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已经将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确定为民事合同，在法理上承认了其合同法上的效力。而行政机关调解下的调解协议，在法理上同样是纠纷当事人之间所达成的契约，应具有合同法上的效力，从而按照合同法的原则、方法及程序处理。”
（三）建立食品行业的仲裁机构
我国仲裁机构大多设在地市以上的大中城市，造成实践层面上仲裁的案件数量极少。反观英国，设置有40多个专业机构、商会和贸易组织内设有行业性的仲裁机构。因为仲裁的权威性来自于民间性、自治性、专业性。因此，就食品安全领域而言，培育和扶植食品安全专业的行业性纠纷解决机构显得十分必要。因为像食品安全领域的纠纷涉及的大多是新类型问题，而纠纷的当事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往往不平衡，同时这些纠纷由于专业性强，其处理结果往往取决于技术鉴定和业内的行业标准，在此角度上更适合建立行业性的纠纷解决机构，才可以合理处理相应的纠纷。因此我们可借鉴英、美等国ADR的经验，通过食品监管的引导，完全可以让一些食品领域的行业协会及其相关组织根据行业特点组建多元化的仲裁机构。例如可以在各地的消费者协会中增设食品仲裁机构，也可以在食品行业协会中设立仲裁机构，利用行业的优势，合理、妥善的解决食品安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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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最新律师个人求职简历1姓名：杨女士性别：女
婚姻状况：已婚民族：汉族
户籍：江苏-淮阴年龄：30
现所在地：广东-东莞身高：160cm
希望地区：广东-东莞
希望岗位：律师
寻求职位：律师
待遇要求：可面议
最快到岗：随时到岗
教育经历
2002-06～2006-06北京大学法律本科
培训经历
2010-10～2010-11东莞科技办企业专利管理专利工作者证
2009-06～2009-09在职学习司法考试律师资格证
2007-11～2007-12江苏淮阴黄河驾校汽车驾驶驾驶证
工作经验至今6年0月工作经验，曾在3家公司工作
_公司(2010-07～至今)
公司性质：其他行业类别：法律服务
担任职位：执业律师岗位类别：律师
工作描述：担任政府、协会与企业常年法律顾问。
担任刑事辩护人、代办取保候审。
经济、民事、行政、劳动案件的调解、诉讼与仲裁。
清收债款、工程款等。
办理投资、融资、并购、清算与破产、公司上市等法律事务。
企业劳动规章、工资制度审核与制定等劳动法律事务。
_公司(2009-06～2010-06)
公司性质：外资企业行业类别：其它生产、制造、加工
担任职位：法务主管岗位类别：法务人员
工作描述：建立与完善公司合同管理体系。
建立与完善公司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修订企业规章制度。
诉讼案件的处理。
法务室管理工作。
企业法律宣传工作。
_公司(2007-03～2009-05)
公司性质：外资企业行业类别：法律服务
担任职位：法务专员岗位类别：其他相关职位
工作描述：1﹑负责公司劳动争议﹑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纠纷等诉讼案件处理，在职处理案件近五十余起，案件胜诉率达90%以上。
2﹑审查公司一系列商业合同。
3﹑制定修改公司规章制度﹑绩效考核制度﹐拟定劳动合同版本。
4﹑与企业管理人员进行法律交流﹐强化企业法治管理。
5﹑回复企业相关法律咨询。
_公司(2005-12～2006-12)
公司性质：其他行业类别：法律服务
担任职位：律师助理岗位类别：其他相关职位
工作描述：起草各类法律文书、_协助律师参加案件诉讼程序、接受各类法律咨询服务、整理归档案卷资料及协助执业律师办理其他相关法律事务。
技能专长
专业职称：
计算机水平：初级
计算机详细技能：
技能专长：擅长写作、绘画。
语言能力
普通话：粤语：
英语水平：PET3口语一般
英语：一般
求职意向
发展方向：希望从事法务经理、企业法律顾问
其他要求：
自身情况
自我评价：
2021最新律师个人求职简历2基本信息
姓名：赵_
性别：女
婚姻状况：未婚
民族：汉
户籍：天津
年龄：28
现所在地：长沙
身高：165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求职意向
希望岗位：律师
工作年限：6年
职称：初级
求职类型：全职
可到职日期：随时
月薪要求：面议
工作经历
_年3月—至今_有限公司，担任法律部/经理助理。主要工作是：
一、对外方面
1、在律师的指导下负责该公司全部对外法律事务。
2、参与公司大型合作项目(包括学校设施整改工程、装修扩建等项目)的洽谈，项目分析、论证以及公关工作，实施执行，沟通协调部门间工作关系提升工作效率。
3、在学校学生保险方面因业务接触也很多也熟悉该业务流程。
二、对内方面兼管理行政事务
1、起草，审议公司业务有关合同，记录/回答有关法律问题咨询，处理一般劳动争议事件等。
2、按时完成上级领导交办其他工作任务或是公关任务。
3、有一定的行政后勤工作经验：采购工作服装、安排卫生清洁、车辆管理。
_年3月—_年7月_有限公司，担任法务专员。主要工作是：
1、合同管理，起拟文稿，办理律师证年检，及相关文案管理工作。
与客户沟通提供公证/见证业务咨询等，客户接待。
2、为有关政府部门房屋拆迁，土地征用补偿等纠纷提供法律服务;
或合作参与相关调解工作。
3、组建核心团队长期永安保险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平安保险等公司风险管控(包括车贷/房贷等不良资产管控)熟悉该部门系统和业务操作流程。
4、合作中长期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单位处理不良资产或提供法律意见;
熟悉该部门系统和业务操作流程。
5、为广州市内几大汽车销售商常年提供法律服务并承办车贷担保的风险管控，熟悉该单位系统和业务操作流程。
6、广东省内客户公司的商帐管理，安排人员调查跟踪财产线索以及正面接触当事人;
完成上级交办的与客直接洽谈诉讼业务及其实施细节，并根据客户要求迅速及时处理高难度的调查取证工作。
7、在律师的指导下能独立完成民事类案件，从调查分析，提出实施意见，整理数据，补充证据，立案，起诉，出庭到最后阶段执行工作，根据委托人要求与法院协调推动案件审理、审判或执行的相关工作。
8、在律师的指导下完成案卷整理，归档管理，办案总结，做好回访;
并根据合作需要制定业务申请计划大力拓展新客户。
9、曾经独立过多起工厂工伤事故纠纷，人事劳资纠纷，财产转让纠纷，根据客户需要通过稳妥途径解决。
10、曾经独立十多起交通事故案件，尤其是熟悉交通事故纠纷在司法实践中各阶段的工作，处理此类案件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心得。
教育背景
毕业院校：武汉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学历：本科
毕业日期：2009-07
专业：法学
语言能力
英语水平：一般
国语水平：良好
粤语水平：优秀
自我评价
1、本人专业基础知识扎实，有较长时间的法务实践，在公关接洽，合同管理，财产调查、起草文案等方面都有工作经验积累。
2、在广东太平洋律师事务所知名律师的指导下曾经独立过十多起工厂工伤事故纠纷，人事劳资纠纷，财产转让纠纷，尤其熟悉民商事合同纠纷，根据客户需要通过稳妥途径解决。
3、曾经独立十多起交通事故案件，熟悉交通事故纠纷在司法实践中各阶段的工作，处理此类案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心得。
4、在公司从法务专员成长到经理助理，尤其熟悉公司一般法务工作，在处理人事和劳动纠纷有一定的工作实践经验。
5、适应能力较强，性格随和，做事耐心。
擅于沟通总结，勇敢改正错误，团结友人。
2021最新律师个人求职简历3本人概况
姓名：_
性别：男
民族：汉
政治面目：党员
学历(学位)：本科
专业：法律
联系电话：_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_号
邮编：
EmailAddress：
呼机：
教育背景
毕业院校：中央民族大学1992.9--1996.7法律专业
_过国家律师资格考试
_过国家英语六级考试，听说读写熟练
_练掌握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操作及使用
工作经历
_996.9--1998.9_大型国有股份制企业
法务人员
处理公司日常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及知识产权事务/负责防范法律范围内的风险，与其他部门共同协作防范各类风险/培训员工法律知识
_998.10--至今_集团公司
律师
负责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法律事务/起草、审核公司相关合同方面的法律文件/拟定公司法律规章制度和法制建设方案/参与处理公司内外经济纠纷和公司重大业务谈判等
个人简介
拥有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了解各种法律文件;熟悉各类公文、法律文本的书写;具有较强的表达和沟通能力;具有较强的判断能力及逻辑分析能力;为人正直、遵纪守法;爱好广泛，乐于与人交往，较好的团队精神。
本人性格
开朗、谦虚、自律、自信(根据本人情况)。
2021最新律师个人求职简历4基本资料
姓名：
性别：男
民族：汉
政治面目：党员
学历(学位)：本科
专业：
联系电话：
手机：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
邮编：
email：
背景
毕业院校：中央民族大学
通过国家律师资格
通过国家六级，听说读写熟练
熟练掌握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操作及使用
工作经历
20__/9——20__/9，__大型国有股份制企业
法务人员
处理公司日常诉讼、非诉讼事务及知识产权事务/负责防范范围内的风险，与其他部门共同协作防范各类风险/培训员工知识
20__/10——至今，__集团公司
律师
负责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中的事务/起草、审核公司相关合同方面的文件/拟定公司规章制度和法制建设方案/参与处理公司内外经济纠纷和公司重大业务谈判等
个人简介
拥有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了解各种文件;熟悉各类公文、文本的书写;具有较强的表达和沟通能力;具有较强的判断能力及逻辑分析能力;为人正直、遵纪守法;爱好广泛，乐于与人交往，较好的团队精神。
本人性格
开朗、谦虚、自律、自信(根据本人情况)。
2021最新律师个人求职简历5个人信息
姓名：
性别：
居住地：上海
电话：
E—mail：
最近工作〔2个月〕
公司：北京市__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行业：法律
职位：专职律师
学历
学历：硕士
专业：法学
学校：复旦大学
自我评价
本人勤奋踏实，细致谨慎，能吃苦耐劳，上进心与学习能力较强。法律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兼顾诉讼与非诉业务且均较为熟练，口才好，擅长商业谈判，擅长销售、租赁、并购等房地产传统业务，透彻了解企业融资方案的实际、风险的把控、熟悉担保业务、工作认真负责。
求职意向
到岗时间：一个月内
工作性质：全职
希望行业：法律，金融/投资/证券，多元化业务集团公司，建筑/建材/工程，房地产开发
目标地点：上海，浙江
期望月薪：10000—14999/月
目标职能：律师/法务/合规，咨询/顾问
工作经验2010/7——至今：北京市__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150—500人)〔2个月〕
所属行业：法律
公司与房地产专职律师
执业领域：一般民商事诉讼与仲裁，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法、合同法、劳动法等领域法律事务，业务涵盖公司法务、争议解决、股权转让、房地产信托、知识产权等。
2009/3——2010/6：上海__律师事务所(少于50人)〔1年3个月〕
所属行业：法律
专职律师，执业领域：一般民商事诉讼与仲裁，包括但不限于建筑工程、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务、股权转让、劳动争议等合同法、经济法领域法律事务。公司法务：根据律所安排，担任企业的法律顾问，提供合同审核、纠纷解决、项目跟踪等日常法律顾问服务。
教育经历
20__/9——20__6__大学法学硕士
20__/9——20__/7__大学日语本科
证书：
20__/3律师执业证书
20__/1职业咨询师(中级)
20__/9国家司法考试证书A证
20__/7日语一级证书
20__/6大学英语六级
语言能力
日语(精通)
英语(精通)
一、住房按揭贷款纠纷案的基本情况
我国的按揭业务参考的是香港的作法，按揭实际是为帮助房地产开发商和购房者完成楼宇买卖而由银行提供抵押贷款的融资业务活动。银行提供的这种贷款称为住房按揭贷款。住房按揭贷款纠纷案件，以海口市新华区法院为例，该院从1998年开始受理后，呈逐年上升之势。
1、受理的基本情况
该院从1998年开始受理住房按揭贷款纠纷案，当年受理这类案件26件，诉讼标的额最小的为17万元，最大的为74万元；1999年受理住房按揭贷款纠纷案37件，诉讼标的额最小的为3.6万元，最多的为80.17万元。2000年仅上半年就受理住房按揭贷款纠纷案117件，诉讼标的数最小的为3万余元，诉讼标的额最大的为219万元。此后，住房按揭贷款纠纷案有增无减。
从1998年以来，该院所受理的住房按揭贷款案中，所涉及的住房按揭贷款合同均为银行提供的格式合同，合同的条款基本一致，签订合同的时间大多为1993年底至1995底这段时间。原告的诉讼请求均为要求解除按揭贷款合同，确认抵押关系成立，判令购房者偿还尚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罚息，判令房地产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起诉的理由均为购房者与房地产商违约，未按期偿还按揭贷款及承担保证责任，判决结果一般为确认购房者与房地产商未按期偿还借款，应负违约责任，购房者应偿还尚欠的本息。但对房地产商所应承担的保证责任及购房者以所购住房抵押给银行的抵押合同的效力，则有不同的认识及判决结果。
2、住房按揭贷款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
（1）原告均为银行。该院1998年以来所受理的这类案件，原告大部分为中国建设银行海南住房城建支行，部分为省工商银行营业部。建行海南住房城建支行由原建行海南省房地产信贷部改建而成，原建行海南省房地产信贷部最早办理海南省住房按揭贷款业务，放贷后因追索按揭贷款，海南住房城建支行将被告在海口市的案件，除个别案件标的额超300万元的以外，都诉至新华法院，因此，海口市绝大部分的住房按揭贷款合同纠纷案均由该院审理。
（2）被告均有两个，一被告为个人购房者，这部分被告往往在合同履行初期都能按月还本付息，但随后就不再还款，也不主动与按揭银行联系；另一被告为售房方的房地产开发商，房地产开发商是作为保证人而被原告列为被告之一的。
（3）被告下落不明、不应诉者多。作为房地产开发商的被告均出庭应诉，但作为个人购房者的被告，则大多下落不明。如1999年所受理的这类案件中，出庭应诉的购房者只有4个人，2人收到开庭传票后未到庭参加诉讼，其余的均为下落不明。这部分下落不明的当事人，有一部分仍在海口市，另一部分已到外地，但已不居住在原住所及所购的住房，既未还款也未与银行联系，法院查找无着，无法直接送达，只能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按下落不明公告送达。有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案件均占所受理的住房按揭贷款案件的81%，也就是说缺席判决的案件约占81%.（4）个案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涉及到法律适用问题的较多。虽然该院所受理的住房按揭贷款纠纷案均为追索尚欠本息的案件，但由于个案所涉及的住房按揭贷款合同的签订时间不同、期限不同，对担保合同关系的效力、保证期限等方面所适用的法律均不同，处理结果亦有所不同。
3、产生诉讼的主要原因
从1998年以来，该院受理的涉及住房按揭贷款纠纷案件数量上升较快，经初步分析，产生纠纷引起诉讼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因购房者与房地商之间的纠纷，引起住房按揭贷款合同的不完全履行。银行与购房者及房地产商签订住房按揭贷款合同，其前提是购房者已与房地产商签订了买卖合同，为了购房者支付部分购房款而由银行提供按揭贷款。对购房者而言，这里主要涉及到两个法律关系，一为购房者与房地产商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另一个法律关系为购房者与银行、房地产商的按揭关系，所涉及的两种合同关系密切，但属不同法律性质。而购房者因按揭贷款的目的是为履行房屋买卖合同，所以往往更看重与房地产商的房屋买卖合同，一旦其就房屋交付的时间、质量等与房地产商发生纠纷，购房者就以房地产商违反房屋买卖合同为由，不履行按揭还款义务。
（2）因购房者自身的原因而不履行住房按揭贷款合同。有的购房者因对当地的经济环境不满意，而到别处发展，对原所购的房屋既不居住也不再还款；有的购房者因工作变动、下岗，每月按揭还款额较高等原因，无力偿还按揭借款。
（3）因房地产行情变动等原因，购房者不愿偿还按揭贷款。因引起纠纷的住房按揭贷款合同，签订的时间大多在1993年底至1995年，当时房地产尚有余温，房价在当时看来不算高，但与这两年相比，房价还是相对较高，而大部分的按揭期限均为五年，甚至更短，购房者每月等额偿还的贷款额较大，购房者认为负担较重，因而有些购房者转而另行以低价购买其认为质量较好，房价又便宜的住房而不履行原按揭贷款合同。
二、住房按揭贷款纠纷案审理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注意区分按揭贷款纠纷中涉及的法律关系。
从理论上分析，按揭贷款所涉及的法律关系较多。第一个法律关系是按揭人（购房者）因购房与房地产商产生的房屋买卖关系，第二个法律关系是按揭人因支付购房款向银行贷款而产生的借贷关系，第三个法律关系是按揭人将所购房屋作为按月还本付息的担保所产生的抵押关系，第四个法律关系是房地产商为保证按揭人清偿贷款与银行产生的保证关系，第五个法律是按揭人按银行指定险种向保险公司办理所购房屋保险而产生的保险关系，第六个法律关系是按揭人不能按规定向银行偿还本息，由房地产商将房屋回购的关系。 从实践来看，通常涉及的是前四种关系。正确界定因按揭产生的法律关系，是正确处理这类案件的前提。
2、注意根据住房按揭贷款合同签订履行的时间，确定法律适用及处理原则。
为适应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我国的法律在不断地修改、完善，近几年来颁布了不少新的法律。由于住房按揭贷款合同签订的时间、履行的期限不同，处理这类纠纷时适用的法律有可能不同，进而会影响到纠纷各方的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在所受理的这类纠纷案中，住房按揭贷款合同的签订时间跨度大多是从1993年底至1995年底，同样内容的合同、同样的事由起诉，其法律的适用与处理原则可能完全不同。
（1）关于法律适用：1993年底至1995年1月1日前所签订的住房按揭贷款合同，其处理适用我国《民法通则》及最高法院适用民法通则的意见，《经济合同法》及最高法院1994年颁布的《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借款合同条例》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不能适用于1995年1月1日起实施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1995年10月1日起实施的《担保法》。1995年1月1日起至1995年10月1日之前所签订的住房按揭贷款合同，其处理适用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民法通则》及其《意见》、《经济合同法》、《借款合同条例》等。1995年10月1日之后签订的住房按揭贷款合同，适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担保法》、《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借款合同条例》等，合同的履行期限跨过1999年10月1日的，可以适用《合同法》有关合同履行一章的规定。
（2）关于处理原则
①关于住房按揭贷款合同纠纷所涉及的购房及贷款行为，只要其不违反当时的法律、法规规定，一般认定为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②对于住房按揭贷款合同纠纷中涉及的购房者与按揭权人银行的房屋抵押合同关系，依有关规定办理了抵押登记的应确认为有效；除了合同中约定不办理抵押登记无效外，在1995年1月1日前所签订的住房抵押合同，不办理抵押登记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应为有效合同，不应以未办理抵押登记而认定为无效；在1995年1月1日之后所签订的住房抵押合同，不办理抵押登记的应确认为抵押合同尚未生效，不能确定为无效。在审判实践中对于在这种情况下，抵押合同是尚未生效还是无效，有不同的认识。根据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1条、《担保法》第41条的规定，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未登记并非等于无效。抵押合同中未生效与无效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法律概念。合同未生效是指合同成立后，因不具备生效的条件，合同尚不具备约束力，如生效的条件成就，合同即可生效，而无效的合同是指合同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等，自始就不具备法律约束力。有一种观点认为，1995年1月1日前未办理抵押登记，违反了国务院1990年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第35条有关地上建筑物抵押应依照规定办理抵押登记的规定，因而无效。但由于在此之前一直无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如何办理抵押登记，因而无法依该条例规定的规范办理抵押登记，不能以未登记为由认定抵押合同无效。
③房地产商作为保证人是否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审判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我们认为其处理原则是：保证合同有效的，依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限、范围、保证方式确定保证人的责任，住房按揭贷款合同中约定保证人承担的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责任的，从共约定。对由于合同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依其应适用的有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来确定，如适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的规定，保证人承担的是赔偿责任，如适用《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则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对于保证人担保的范围，在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保证人对保证人全部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应适用《担保法》的，因这类住房按揭贷款均用所购住房抵押，应注意根据该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只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责任期限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如应适用最高法院的《规定》，则保证人应当在被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期限承担保证责任，如应适用《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的，则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三、住房按揭贷款有关问题的分析
（一）住房按揭贷款合同与传统按揭的异同：
从所受理的住房按揭贷款合同纠纷案分析，海南省有关银行所办理的住房按揭贷款业务与传统的按揭相同之处在于：采用按揭的方法，其目的均是为了取得银行贷款，进而促使购房者与房地产商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得以完成；采用按揭方法比一般的担保贷款条件严格。以香港法律为例，房地产商以按揭方法出售商品房，必须具备的条件多达18项； 而中国人民银行于1997年4月28日颁发的《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和1998年5月9日颁发的《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办法》对个人住房贷款的对象、条件、程序都有严格的规定。
住房按揭贷款合同与传统按揭的不同之处在于：
（1）传统的按揭一般是约定楼宇所有权不直接转让给购房者，而是由购房者充当按揭人，把楼宇作按揭标的物，由按揭人用按揭的方法将楼宇所有权转让给银行（购房者保留赎回权），待银行收回贷款本息后，按揭权人即银行才将楼宇所有权让渡给按揭人。而我省已开展的住房按揭贷款，其担保方式一般为抵押加保证，即购房者除以所购住房抵押或采取质押外，房地产商必须作为购房者向银行还本付息的保证人。而且购房者与房地产商在房屋买卖合同和住房按揭贷款合同中，均未规定楼宇所有权的让渡问题，而都约定所购房屋直接转让给购房者。
（2）传统的按揭一般不以住房储蓄为前提，按揭权人银行提供的是信贷资金贷款（以所购楼宇等按揭标的物），而现开展的住房按揭贷款包括两种，一种为住房公积金贷款，以购房者有住房公积金为前提；另一种为信贷资金贷款，又称自营贷款，是银行用信贷资金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二者在贷款利率、期限上均有不同，这在《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中有明文规定。
（二）住房按揭贷款操作中的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从住房按揭贷款纠纷案的审理情况看，住房按揭贷款的操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按揭期限普遍太短。从我国的经济发展、个人收入状况和购房价来看，个人偿付购房款的能力并不高，在已按规定支付首期不少于30%购房款的情况下，实行的五年五成、二年五成按揭，每月还款额较高，超过一般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特别是在社会的转型期，个人的收入起伏较大，大部分当被告的个人购房者系无力连续每月支付较高的贷款本息而违约的。
（2）按揭人（购房者）与按揭人（银行）大都未办理房产抵押登记手续。其原因在于银行不主动，购房者不配合或房屋抵押登记部门对按揭标的物为期房的不予办理抵押登记等，共对果可能导致抵押合同未生效，银行无法行使优先偿权。
（3）对保证人（房地产商）的保证方式约定不明。对保证方式的明确约定，有助于正确确定保证人应承担的责任。《担保法》规定保证方式有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而产生纠纷的住房按揭贷款合同中均未明确规定保证的具体方式，而代之以“无条件担保责任”、“不可撤销担保责任”等字眼，以致诉讼中当事人和审判人员对这样的约定是否属于明确约定，或属于哪一种保证方式有不同的看法。
2、完善住房按揭贷款机制的对策
为启动商品房市场，特别是为处置海南积压房地产，解决空置房屋多，而居民购买能力不足的矛盾，完善住房按揭贷款机制是发展房地产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1）合理确定按揭比例和按揭期限
如前所述，过低的按揭比例和期限，超过了一般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制约了居民对按揭贷款的需求，即使银行发放了按揭贷款，也不能如期收回本息，按揭违约率高，使住房按揭业务的发展受到影响。从国外按揭业务的运作来看，按揭期限超过十年，按揭比例高于70%的情况比较普遍。 适当延长按揭期限，提高按揭比例，使首期付款与每月还款降低，才能与居民的承受能力相适应，从而激发居民对按揭贷款的需求，减少按揭贷款违约率，有利于银行按揭贷款业务的长期、健康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了首期付款的比例不低于30%，说明按揭的比例不高于70%，第十条规定：最长贷款期限不超过20年。但实践中大多是五年五成的按揭，增大了对购房者支付首期款与每月还款额的压力。因此，银行应合理确定按揭贷款期和比例，国家有关部门对按揭期限、比例的规定应再适当放宽。
市场上各种主体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公平的竞争。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渡时期，竞争法律制度更是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自1993年12月1日起施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以来，国务院岁也曾颁布过一些竞争法规，但是，在WTO的脚步声日益临近的今天，在知识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正在以前所未有之势撞击着我国经济运行的时代背景下，各种各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限制竞争行为以及垄断行为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愈来愈严峻的挑战，完善我国竞争法律制度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课题。2001年7月13日在由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所举办的经济法学研讨会暨海峡两岸经济法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法学专家、学者，对我国竞争立法的许多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既有碰撞，也有认同；既有对竞争立法指导思想的争论，也有关于竞争立法具体内容、行政执法机构的设置权限、法律责任等问题的探索，同时亦有欧洲共同体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竞争法律的先进经验评述。我们特此采摘其中的精彩片断以呈读者，并期望中国的“经济宪法”早日臻于完善。）
我曾经反复表达了这样一种意见，即：要在中国真正地、更好地反行政垄断的话，就应赶紧放弃“行政垄断”的提法，别再区分什么经济垄断与行政垄断了，因为这些都是不科学、不合实践要求的。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学术的发展，如今这个问题已日益凸现出来了。
一、反垄断法为何拒绝“行政垄断”的概念
首先，行政垄断或行政性垄断与经济垄断、国家垄断、合法垄断、不法垄断等，是不可等同或区分的。譬如我国的铁路客运垄断，就既是行政垄断、经济垄断、国家垄断，又是合法垄断，同时又要防范其滥用优势地位搞不法垄断。
国家的合法经济垄断和诸多公用事业经特许在一定范围内的垄断，都需要以行政权来实施并加以保障，这种行政权实施的合法或非法，不可能以法律形式事无巨细地事先予以明定，已为行政和行政权本身的性质和特点使然。任何主体在法律和行政授权范围内实施的市场垄断、特许垄断经营、价格垄断、限制性行为和干预行为等，应属合法、正当的行政垄断；而有关行政垄断是否在合法权范围之内及其是否对竞争构成损害，则需由反垄断执法机构和法院依法予以认定。
经济垄断则不单是个别主体的、私人的非行政垄断，它也包括国家和国有主体的行政性的经济垄断。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国有主体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无论其是否具有自然垄断或法律特许垄断的性质，抑或完全和私人企业一样参与市场竞争，分割、支配市场，滥用交易实力，采取不公正交易方法等“经济性”垄断行为，都不是西方国家所谓的私人垄断，多有“行政”在背后支持。
其次，“行政垄断”并非中国特色。强调“行政垄断”，主要在反垄断法规定“行政垄断”，言下之意西方国家的反垄断法并无反行政垄断、国家垄断的任务，它所反的仅是私营部门经济性的垄断和限制竞争。这种潜意识不符合国际上反垄断法的实际情况。
传统上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的确只反私人垄断，而不反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垄断。然而一方面，适应经济市场化发展和改革国企弊端的需要，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在私有化过程中多已改组为政府控股的竞争性股份企业，甚至直接适用商事公司法或注册公司法，如果不适用反垄断法，则在多数私有化了的国有企业中，政府毕竟还是控股股东或唯一大股东、第一大股东。这些企业以政府为后盾从事经营活动，与私营企业开展竞争，对后者来说不公平。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趋势，导致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愈演愈烈，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在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背后都不难见到政府的身影，市场规律要求国家以行政或政权的力量直接或间接参与市场竞争时，也不得扭曲市场关系，搞不公平的竞争，因此要求对国有企业、政府和任何公共团体无例外地适用反垄断法暨竞争法。
最后，“行政垄断”的另一潜台词是“行政”行为的特殊性。对这种垄断与一般市场主体的垄断不应一视同仁，其结果就造成了在竞争和竞争法面前的不平等，这和市场经济首先是竞争经济的本质相违背。
那么误区究竟从何而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古典资本主义的公与私、民事与行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截然分离，水火不容的观念在作祟。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今天固守过时的观念，在观点和行为上表现出两种极端：一是盲目反对国家、政府参与经济，视为大逆不道，竭力要把它隔离于“民、商”和经济之外；二是当蚍蜉撼不动“经济国家”的大树时，则立即把它推向“公”的“行政”的一边，不敢把公主体当作经济关系的平等主体来对待。
二、如何反“行政垄断”
关键是确立经济法理念，明确政府和任何公共团体可以依法从事经济或“民”、“商”事活动，但是在市场关系、市场规律、公平竞争的要求面前人人平等。在从事此类活动时，它们有何违法行为，依法该承担何种责任就承担何种责任；其经济或“商”活动中包含着行政决定，或者通过行政决定来从事或涉及经济或“商”行为的，千万别以“行政”相对待，而应以调整相关经济关系的法所规定的责任或制裁形式补救之，譬如该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就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该赔礼道歉就赔礼道歉，该赔偿就赔偿等。
要让政府和各种公主体在竞争法面前与其他主体一律平等，有效地反“行政垄断”，分工、分权制约是法宝，靠的是法治，科学的行政和司法是题中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