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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基本问题

时间:2023-08-15 17:25:0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基本问题,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经济学基本问题

第1篇

1、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消费、投资等各种变量的关系;

2、就业理论,失业分为摩擦性失业、季节性失业、周期性失业;

3、通货膨胀理论,根据短期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通胀与失业短期有相互替代关系,可以以增加失业率来换取通货膨胀率的降低;

4、经济周期理论,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反复出现并具有规律性的扩张与衰退相互交替的经济现象;

5、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增长是一个量的概念,经济发展是一个质的概念;

6、财政与货币政策理论,财政

(来源:文章屋网 )

第2篇

荐书2008年精选

2008年接近结尾时,我们社会的一般状况是:几乎每个人都比以往更想停下来思考。

这一年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它们可能使你热泪盈眶,可能使你愁绪满怀,抑或希望与焦虑,无论如何,我们不愿继续“琐碎”自己的人生。此时,再读我们推荐的这些书,会有新的感受。编者在今年推荐的60余本书当中选择“精品”所依据的准则,难免被这新的感受所强化,比以往更偏向于思想和修养。

我们从今年推荐的书中,选了下列四本书。它们的页数总和,恰好是1001,当然也会有误差,这取决于你怎样计算“索引”和“译后记”这样的文字。姑且,让我们讲述这“一千零一”的故事吧。

依照我们想象的当代中国读者的心智结构与这四本书之间的契合程度,并依照感觉中它们的重要程度排序,第一本书当是诺齐克的《经过省察的人生》(本刊2月荐书)。在诺齐克的著作里,编者最喜欢的就是这一本和《哲学解释》。这本书给人的阅读感受是,在夏夜庭院里,读者与诺齐克作为两位老友促膝谈心,他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关于爱和性、关于死亡与神圣、关于情感与价值……饮尽啤酒,握手道别后,发现再也无法忘记他坦率地提出的那些问题,于是,阅读者开始再度省察自己的人生。或许本书的中译者也有相似感受,因为“译后记”里分明写着:“本书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其中包括:为什么幸福不是惟一有意义的事物?永生是怎么样的,其意义何在?……”

第二本是《阿伦特为什么重要》(本刊11月荐书)。阿伦特一开始就备受争议,因为她与海德格尔的暧昧关系,还因为她将“平庸”与“邪恶”联系起来,批判了“因平庸而邪恶”的生活。她始终是备受推崇的女性政治哲学家。不仅如此,她辞世后,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讲座教授的继任者海勒教授,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性政治哲学家。本书作者是阿伦特在纽约新社会研究大学指导的博士生,1974年作者获得博士学位,次年,她的导师去世。

遵循着导师的思想,她撰写了《汉娜・阿伦特:爱这个世界》和这本书。为什么阿伦特对我们活着的人仍然重要?因为今天我们面对着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多的恶和更少的宽恕。从几十亿英里之外拍摄的地球,只是茫茫宇宙里的一颗尘埃,它承载着的人类文明,却至今不能在浩瀚的宇宙里,寻得另一类似的文明。它如此渺小和脆弱,又如此不寻常,它将自己的命运维系于一个自称为“人类”的物种,尤其依赖于这一物种是否有能力克服它内在的恶的倾向。

第三本是《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本刊1月荐书)。大致而言,这是一部科普类型的行为经济学著作,它的语言是物理学的,而非心理学的。全部行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或者基本“问题意识”,就是要回答“合作为什么可能”,并由此将行为经济学的解释,融入全部社会科学都努力要回答的那一基本问题的传统,那一基本问题就是,齐美尔100多年前的询问:社会为什么可能?在齐美尔看来,这个问题就是康德在200年前关于“自然为什么可能”这一知识论基本问题的拓展。然而,正如作者在2003年出版的英文版“前言”里承认的,读者不要以为在这里可以找到什么“统一的社会科学”。从研究混沌与秩序的物理学理论,从心理学与行为学理论,再到其他领域,人们正努力趋向同一目标,然而,那个目标仍很遥远。

最后一本是《心的对话》(本刊2月荐书)。这是一套丛书中的一本小册子,特别推荐这本小册子的中译者序。此篇序言,译者以素描手法,刻画了克里希那穆提的心和身令人惊叹不已的转化过程。中国读者对胡因梦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却或许并不熟悉胡因梦的职业――台湾“身-心-灵”疗愈课程讲师。无论如何,需引述克里希那穆提这本小册子里的一段文字,说明比思想更高级的是冥想:“思想制造的空间里是没有爱的。这个空间阻隔了人与人,其中充满了变成的活动、生活的争战、痛苦和恐惧。冥想就是这个空间的了结,以及自我的止息。然后,关系才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因为那个新的空间不是由思想制造的,你不存在,相对的东西也就不存在了。如此一来,冥想不再是追寻某种幻影(不论传统如何将它神圣化),它将是思想无法进入的无限的空间……”(中译本第75页)。

忙碌的人们,终于因外在的理由,有了停下来的愿望。阿伦特说,停下来,这是思想的前提条件。对东方智者而言,停止之后才有“静心”。希望2008年的尾声以“静”的愿望开始。■

第3篇

----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近日在一次论坛上表示,中国特色的信息化道路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研究可跨越阶段和不可跨越阶段,即在推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过程中,弄明白哪些方面是可以跨越的,而哪些方面必须完成自然和历史的过程。由此需要认真研究新技术推广和应用的制度路径和技术路线,来辨别跨越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可见,对于信息化这一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政府的思考已到了较深层次。同时,各大重要行业的主要企业也受政府相关部门之托,正在论证信息化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信息化能否承受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之重?也许先要回答以下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基本问题:信息化是否是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换言之,信息化是否是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成本最低的一条路?有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

----美国马尔科姆·吉利斯等4位教授为其所著的《发展经济学》一书定下了一个最重要的基调——“单一因素解释不了不发达,单一的政策与战略也无法启动复杂的经济发展过程。” 信息产业高度发达而仍然拥有28%贫困人口的印度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瑞德最近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要使信息技术真正对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必须待其推广和应用达到一种临界的质量状态,一旦达到这种状态,就可能引发质的飞跃。瑞德认为,除美国之外,欧洲已经接近这种状态,在未来10年,信息技术很可能引起欧洲经济的根本变化。瑞得提出的临界质量概念 基于几个前提:一是电信基础设施高度发达,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引起资讯价格的全面下降;二是计算机的渗透率高,推广应用已经有了相当基础;三是科研能力较强,科技成果加快实现产业化,并导致装备价格全面下降;四是教育高度发达。

----而这几个前提最终都体现在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上,这恰恰是中国目前所不具备的。

----如果调低一些阶段性的不现实期望值,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仍将是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催化作用的明智之举。经济学者林毅夫对中国在技术落后局面下的所谓后发优势一直持比较乐观的态度,而信息化也越来越成为国际通行的企业语言,大量从零开始信息化的中国企业虽然仍需交不少学费,但还是可以避免诸多已被西方企业用血的代价证明过的失败陷阱。同时,信息化也是一条低成本建立现代企业管理机制的捷径。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留给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时间远远不如历史留给当年的日本甚至韩国、新加坡的时间充裕。就紧迫感而言,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来拉动工业化乃至社会宏观经济的跨越式增长,这几乎是一条不得不走的路。

----第二个基本问题:怎样看待不断增多的信息化个案的失败?

----如同“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一样,信息化本身也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

----前SAS公司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张少华博士在讨论信息化失败案例之前,总是首先声明“不是真正以利用信息技术改善企业经营绩效为目标的案例要剔除在外”。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来衡量的话,大多数中国信息化失败的案例就都不在讨论之列了。

----如果信息化的首要利益出发点是基于企业经营绩效本身,诸如员工素质不高、信息化投资不足之类原本看起来像是严重制约因素的问题,都可以找到低成本而且极富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在中国最早实施ERP的沈阳机床厂,由于使用了和德国合作开发的ERP产品,仅在操作层面上就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可想而知,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国营工厂的干部和职工对全英文操作界面的计算机有着怎样的排斥和学习难度。但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妥善解决,机床厂信息中心编译了操作手册下发到各岗位,操作人员则干脆把翻译好的模块菜单贴到计算机屏幕上,权当是中文系统来操作,居然也大获成功。同样的一幕在宁波富达实施第一套四班ERP时也曾出现过,扬州大学管理系主任出身的宁波富达总经理兼CIO杨文华对此的评价是:“其实只要公司高层真正想做这件事,员工的创造力绝对会把这些困难克服掉,真正的困难绝对不会在这些地方!”

----北京博士伦有限公司电脑部经理陈其伟利用手机短信来代替笔记本电脑,建立了Sales对全国经销商走访的“移动访销系统”时,基本上没有动用什么像样的IT预算资金,作为短信服务器的一部工业手机的价值不过区区2000余元。

----同时,衡量失败的标准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首先需要界定失败的层次,信息化对于操作层、管理层和战略层的意义完全不同。报表不准确、数据混乱、降低原来手工办公效率之类的问题是信息化在操作层出现的问题;诸如流程重组所引起的组织震荡是管理层的问题;而像利用信息化对核心竞争力进行重新设计则是战略层的问题。目前国内信息化失败案例的研讨往往只讨论到管理层的问题,实际上在这个层次上很难界定是否是真正的失败。用纯粹财务上ROI(投资收益比)的方式来衡量信息化的效果,这种评估方式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所摈弃。由信息化所触发的大变革到来时,整个社会都要承担相应的学习成本,而这种成本有时候提前发生,有时候滞后发生。Case By Case(逐个案例)地计算投资和收益的合理性也因此越来越被模糊化了。

第4篇

【关键词】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一、当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统一,且很少体现出经济学的特色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概括起来学术界主要有这样几类: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与资源、环境及其相互关系,或者研究经济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总之是将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述关系中将经济纳入相互关系的研究中。

2.学科体系不严谨且缺乏整体性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教材和著作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体系所包含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由于在上述基本问题上的认识尚不统一,因此在其研究内容上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背景和基础不同,以及对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学科对象的认识不统一,因此在研究体系构建上差异极大。

3.缺乏应有的基础理论支持

任何学科的形成,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基础。但是从目前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除了借用已有的人口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各种现成理论,没有自己本学科独有的理论。或者在各学者所建立的体系中,有意识地忽略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进展缓慢的原因分析

本文试将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进行简单分析。首先,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渊源上看,该学科主要由原来的人口经济学学科发展而来,而非从经济学内部分化而来。从事人口经济学的大多是当前活跃在人口研究领域的学者,而随着很多大专院校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硕、博士学位点的建立,一些环境学科和经济学科也都出现了从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学者队伍。这些学者研究背景差异很大,而真正从事经济学主流方向研究的学者反而较少涉足这个新的学科领域。

第二,学科涉及的领域跨度过大,学者受学科背景局限对该学科比较难以驾驭。如前所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横跨人口学、经济学、环境学、资源学等众多学科领域,因此从事该学科的者需要具备或基本具备这几大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基础。然而,在现实中很少有学者能同时经受这几个方面的专业培训,或有精力同时对几个学科进行潜心深造。因此,这是阻碍该学科发展的一个现实原因。

第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几大学科之间的真正交流和沟通远远不够,尤其是经济学界对本学科的关注、实际参与比较缺乏。从国务院学位办设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以后,由一些著名大学牵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召开过四次本学科的学科建设研讨会,会议

组织者邀请了全国范围内主要博士点和部分硕士点单位参与,对学科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就会议参加者而言,主要集中在人口学和资源环境学领域的学者,真正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非常少见。除了这样一个平台的交流以外,该学科在其他方面的交流就很少。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资源环境方面的专家,很少能一起对有关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更别论展开争论了。

三、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视角思考

1.关于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表述

如前所述,一些学者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或矛盾作为研究对象。本文认为,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应当是本学科的研究客体,而不是真正的研究对象。再说,这也不是经济学的表述,而且很难将这样的两维交叉的关系直接纳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因此,需要有一种经济学视角的表述,将人口与资环境关系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视野中。研究对象的确定,应该有一定的抽象过程。尤其是在我们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研究对象时。

2.关于用经济学外部性原理来分析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矛盾与问题的思考对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客体即人口与环境的关系,能否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释和分析呢?本文认为,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就是一种很好的分析工具。

四、基本结论及探讨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必须进一步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框架将其统一起来,该学科才能得到顺利健康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经济学、人口学、资源与环境学领域学者来共同协作,将其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中国和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学科。

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加以抽象,以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和矛盾为研究课题,从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共性加以抽象,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表述为“研究在可持续发展系统(而非传统的经济增长)中人口、资源与环境稀缺性资源的合理调配(或配置)的学科”。这样的表述,既符合经济学的惯例,同时又能充分体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与问题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并具有超越传统经济学的更广阔的视野。

3.采用微观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用基本分析手段,对人口资源环境关系与矛盾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也有着广泛的前景。当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角度和视角远非这几个方面所能囊括。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将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视角以及分析方法,借鉴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和问题分析中去,这应该是本学科需要做出极大努力的方向。而且,将人口、资源、环境等作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共同引入经济系统之中,这不仅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也将带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创新。

参考文献

[ 1 ]杨云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23.

第5篇

----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防止政府侵权的基本制度有三条:(1)法制。政府也得受法律的约束,百姓可以告政府;(2)分权。在中央一级,是各部门之间分权;跨地区,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权,互相牵制;(3)民众参与公共决策。过去20年,中国在以上三方面的改革应该说相当有限。

----一方面,中国有非常令人骄傲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其他国家被证明行之有效的一套政治经济体制并没有建立起来。这是一个谜,一个中国经济研究的基本性问题、一个所有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都绕不开的问题。

----关于这一基本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以杨小凯、萨克斯(Jeffery Sachs)、胡永泰(Wing Thye Woo)等为代表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虽然成功发展了20年,但因为缺乏规范的制度保证,政府行为得不到约束,未来的增长无法持续。以崔之元为代表的另一派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中国之谜很好解释:就是因为中国找到了一条新的、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也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是一种制度创新。第一种观点可以说在西方是主流派,其政策含义当然就是要全速、全盘推进政治经济改革。这一政策表现在东欧及前苏联,为大爆炸加休克疗法。这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是很全面。第一种观点实际上没有正视中国的现实。就算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不得而知,但这么大的国家,20年的高速发展,其经验也值得总结推广。反过来,另一方的观点忽视了一个基本的观察,即中国的经济制度正处于变迁过程中,并不能说它已经很稳定,不能说制度已经很完善,或认为它已经到达一种稳态。而且,他们还忽略了在当前的中国经济中,仍然存在很多政府侵权的倾向。他们没有解释经济中存在的这些问题。

----事实上,解释中国的增长之谜实际上是要回答两个分问题:一是中国改革过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起到了约束政府行为的作用?二是政府有什么动力来推进这种制度安排,并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

----关于这一基本问题,我与白重恩(香港大学)、钱颖一(美国马里兰大学)及王一江(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持与以上两种观点不同的第三种观点。我们暂且将之称为过渡体制(transitional institionalism)论。

----我们认为,中国在20年的改革进程中,实际上创立了一套过渡性的制度安排。这种过渡性安排能够在短期内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它又不是最完善的。这种制度安排起到了约束政府的作用。

----具体说,这种制度安排中最重要的是信息的分权。也就是说,在改革中,政府对实际经济活动的观察能力、所掌握的信息量比改革前大大降低。或者说,经济的透明度降低了。一方面政府想收税,另一方面又收不上来,因为手被绑住了,眼被蒙住了。这起到了约束政府行为的作用。信息分权解决了政治学上的政府承诺的问题(The Commitment Problem)。因为信息分权与其他分权不同,一旦实施,很难回头,很难将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信息再找回来。

----更具体地讲,这一过渡性制度安排由两大部分组成。其一是匿名金融交易(anonymous banking);其二是温和的金融压抑(financial repression)。

----所谓匿名金融交易,包括三种制度安排。第一是允许大量的现金交易;第二个是匿名存款。当然,从50年代起,人民银行就有替客户保密的规定,但当时是对个人的,单位绝对不能有匿名存款,改革中这种限制事实上已经放宽了;第三个制度安排是事实上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默认了各单位以匿名的方式设立各种“小金库”,其中大部分是单位以个人名义开立的账户。

----为什么匿名金融交易和温和的金融压制能够成为有效的过渡性制度安排?

----先从匿名金融交易谈起。因为企业和个人现在更多地是用现金交易,政府很难直接观察到企业和私人的经济活动;其次,政府也面临维持社会稳定的约束,没有准确信息情况下的盲目摊派会使社会不稳定。信息分权起到了约束政府行为的作用,导致了政府的税收不可能太高。

----关于温和的金融压制,是假定不允许资本跨境流动,政府知道,私人只能把钱存入银行,而银行是国有的,一旦资本进入国有银行,而政府规定的国有银行的利息率又很低,远远低于开放金融市场后的市场利息率。国家从很低的利率中可以得到几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利率低使银行的利润增加,从而政府可以从银行获得更多税收,这是一种间接的收税方式;第二,国家短期内可以借个人的钱,用于补助国有企业;第三,由于利息率很低,国家发行的债券利率稍高于这个利率就可以出售,因此利率低使发行国债、筹措资金的成本下降。因为政府从上述安排中可以获得很多好处,所以形成了改革中过渡性政治经济制度安排。

----传统的文献对任何金融压抑都持批评态度,认为它压制金融部门的发展,使得金融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从而阻碍经济发展。和最佳的经济制度相比,金融压抑当然不好。我们的分析只是试图指出,影响经济发展的更大的和更重要的问题是政府的行为得不到约束。温和的金融压抑,虽然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可以帮助改善政府行为,这已经是一个大大的进步。所以,它是一个过渡性、并非最优的制度安排。

----基于这些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推断。第一,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匿名金融交易和温和的金融压制,国家的税收占GDP的比重会不断下降。第二,尽管国家税收的比重在下降,但税收的绝对额在上升。因为通过上述措施,国家蒙住了自己的眼睛,绑住了自己的手,使自己减少对经济干预的承诺变得可信,个人及企业的积极性于是上升,经济规模扩大,税基也扩大了。第三,虽然政府从看不见的那部分所收取的税收下降了,但国家从金融系统收到很多准财政收入(Quasi-fiscal Revenue),如对银行利润征税、发低息国债等。

第6篇

[摘 要]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安排、作用、交易成本、委托出发,研究高等教育收费的本质,应将高等教育收费视为一种趋于促进高等教育发展、提高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安排和一种趋于导致高等教育服务交易成本节约的制度安排。而且,应将高等教育收费理解为趋于导致高等教育服务有效产出的制度安排和一种有效制度设计,于此方能充分表明,高等教育收费是一种合理性制度。

[关键词] 高等教育收费;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委托;教育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 G64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6)12-0111-05

高等教育收费在本质上是一种高等教育财政制度,或者说,是一种高等教育财政制度性收费。要科学地实施高等教育收费,就必须准确把握高等教育收费的本质。制度通常是指一定社会或组织中人们遵循的一套行为规则。在现代社会,高等教育财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为满足一定公共高等教育需要而进行的公共理财活动,这种理财活动实质上是对公共高等教育经费及其税负所进行的分配。公共高等教育经费来自税收,无论是否以公共高等教育需要的名义进行征税,公共高等教育经费总是以税负的形式分摊给纳税人。政府通过税收形成财政收入,再通过财政分配形成公共高等教育经费。一般而论,当这种经费足以维持一定规模的高等教育正常运行时,高等教育免费就势在必行;反之,当这种经费不足以维持一定规模的高等教育正常运行时,高等教育收费就势在必行。

1.从制度安排意义上研究高等教育收费的本质,体现了经济学把生产关系及其总和作为构建社会经济运行理论体系核心概念的重要思想。经济学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基础,而如此相类似的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当作市场有效运行的基础。新制度经济学者认为:“我们必须发展制度理论,因为没有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不是处于由市场参与者参与其中的制度结构之中。”[1] 15在完全竞争均衡状态下,高校只能是由市场自动决定的成本补偿的被动接受者,因而高等教育收费也只能是在“谁受益谁付费”原则支配下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体系中的组合要素。因此,只有在高等教育服务完全竞争的情形下,约翰斯通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论及其对高等教育收费的解释才是合理的。

然而,正如新制度经济学所指出的那样,在现实世界中,制度是变迁的,产权的明晰界定和执行是要付出代价的,竞争是不完全的,交易是要有成本的,企业也不是生产函数的代名词,而是作为价格机制进而作为成本补偿机制的替代物与市场一起构成了协调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当然,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并不在于对完全竞争假设的质疑上。早在1933年被誉为“作为一箱工具而献给分析经济学家的”琼・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的出版,就正式宣告了“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它的研究重点是在被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旧制度经济学所共同忽视的至关重要的经济学基本问题,即制度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基础地位及其变迁问题,明晰的产权作为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法律基础问题,交易成本作为组织治理的基本分析单位问题,以及企业作为市场的替代问题。这些问题作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重要的,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是围绕这些重要问题而展开讨论的。因此,这里就没有必要过多地讨论这些问题提出的重要性,而在于从制度的作用与变迁、交易成本节约、产权明晰、委托理论和企业替代市场意义上把握高等教育收费的本质。

2.从制度的作用与变迁意义上把握高等教育收费的本质规定,关键在于把高等教育收费视为一种趋于促进高等教育发展和提高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人为设计出来构建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的约束,由非正式的约束(奖励、禁忌、习俗、传统及行为准则)和正式的规则(宪法、法律、产权)组成”[2],它可被设计成“人类对付不确定性和增加个人效用的手段”[3] 373,是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础,从而也是产品和服务成本补偿的基础。制度变迁是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它包含三层含义:“(1)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2)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变化;(3)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3] 329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制度变迁需求与供给的张力,而制度变迁需求的变化由技术变迁所导致,制度变迁供给的变化既由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所造成,又由推动经济发展的政府行动所导致。而由政府推动的制度变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由技术进步引发的无效率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总之,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视为市场有序运行的基础,把制度变迁视为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核心。因此,从制度的作用与变迁的意义上讲,包括高等教育服务成本补偿制度在内的现代高校制度,是与高等教育服务市场并行保障高等教育服务市场得以有序运行的基础,它在不断变化着,人们为了促进高等教育发展和提高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总是对不同的高等教育服务成本补偿制度变迁作出社会选择。正因为如此,当今同属福利国家的美国和法国才会分别出现有限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和高等教育免费制度。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服务成本补偿或分担,都是制度及其变迁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高等教育收费本质的第一个规定是趋于促进高等教育发展和提高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安排。

3.从交易成本节约意义上把握高等教育收费的本质规定,关键在于把高等教育收费视为一种趋于导致高等教育服务交易成本节约的制度安排。交易成本经济学将企业视为与市场并行的一种治理结构或协调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强调交易成本――包括交易时所导致的适应不良成本、事后校正不当所导致的讨价还价成本、创设与运营成本和实现可信承诺的担保成本,把研究组织的中心放在争端避免和处理的机制上,把组织适应环境视为“比较适应者生存”的自然选择过程。更为重要的是,交易成本经济学把制度安排的作用和企业替代市场的功能放在了对降低交易成本行为的激励上。作为高等教育收费执行者的高校与企业一样,都面临交易成本节约问题。因此,交易成本节约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收费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在于是否鼓励大学生及其家庭去分担高等教育成本,而在于是否鼓励那些降低高等教育服务交易成本的办学和学习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高等教育收费本质的第二个规定是趋于导致高等教育服务交易成本节约的制度安排。

第7篇

在哲学史的长河里,哲学这一时代精神精华,总是伴随着时代应运而生。由于受时展限制,面临的哲学任务并对其的认识也是有限的。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只是近代欧洲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不是全部哲学基本问题。本文通过回溯西方哲学不同阶段的基本问题,分析恩格斯所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的概念,从而探讨恩格斯这一概念的局限性。

【关键词】

哲学;思维;存在

一、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

恩格斯曾经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近现代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从本原的探索上来说归根结底源于形而上学,如果按照这个本质上的前提去研究这个问题。它只是充分说明了一点就是思维与存在的知识信息来源于感性情感的塑造。辩证的哲学也是现代唯心主义的同时,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曾经从不同层面,例如在形式方面去研究了这个问题。虽然这样的哲学结果使得哲学这门大学科让思维与存在出现了本末倒置。从这一点看出,恩格斯在理论思维的前提下,分别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了内容和形式的样子。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二章节中,提出了关于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同时,在他的著作中也提到思维与存在。恩格斯认为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哲学家会依照他们所要表达的方式去分为两个阵营。对于自然界来说,认为精神对它说来是本原的,在哲学家那里,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认为基督教的创世说其实是从不同的方式让它们以混乱而又不太清晰的状态对待着这样的内容。自然界中的唯物主义者也是在探讨本质层面的问题。哲学党性原则里,恩格斯提出了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这是在区分了两个党性阵营之后提出的。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回溯

在新的哲学时代,人们的认知能力和实践的发展水平不同,从而面对的好多任务也是不同的,哲学基本问题也从各个不同的阶段应运而生。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开始,哲学基本问题始于对本原和实体的思考,始于寻找构成“存在物的原素和始基。”“本原”是万物的开始,由它开始,也由它灭亡。米利都学派把水、气无定等具体物质形态当作万物的本原,由此拉开了希腊人对于哲学基本问题探讨的序幕;随后赫拉克利特把“火”作为万物本原,认为这个万物自同的宇宙,按照一定分寸燃烧、按照一定分寸熄灭。著名哲学家巴门尼德在著作中提出了一个西方哲学史上的哲学命题:“思维与存在是一回事情”,这一命题不仅是对概念性认识本质的第一次规定,而且对于整个西方哲学来说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由此奠定了形而上学的基础,哲学基本问题亦开始有了它的雏形。古希腊哲学解体后,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从这一点来说,哲学中的思想与神学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例如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世界究竟是以什么样的状态存在等等这些问题;共相与殊相问题究竟是怎样的。个别问题的实在性等等。哲学基本问题也突出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及其关系。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上帝的存在及其属性是首要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可见,中世纪经院哲学主要基本问题也是围绕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展开探讨的。近代哲学从培根、笛卡尔的探讨开始,近代哲学之前所明确发出的问题是本体论的研究,但是在这之后,近代哲学又从本体论的研究转向了对认识论的探索。近代的哲学比较重视人类的认知能力以及实现认识与否的途径等等,从而为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实现创造了有利的前提。关于哲学基本问题,恩格斯说:“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

三、哲学基本问题的再思考

恩格斯曾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或意识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当作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有局限性的。中国哲学很久以来都在探讨“天人合一”,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文化中,由于环境时代背景的不同,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因此在中国古代,产生了纷杂多变的各个学家所说。但是当我们仔细探索百家学说那纷繁杂乱的现象,其实不难发现,在纷繁的背后,是有着最基本的元素在里边的,从本质上而言,是“天”与“人”。“天人合一”思想可以前进到殷周时期,《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人认为神是天地一切的主宰,讲求任何事情要占卜,这最早来说是因为人们崇拜鬼神,信奉鬼神学说,对于神灵是充满着敬畏之心的。后来在历史的长河中,春秋战国时期,大多数学派建立了他们的天人观。到了唐朝刘禹锡坚持“天人相分”立场,“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刘禹锡,《天论》上),而柳宗元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命题;到了宋代,虽然宋明理学“天人合一”思想最本源是出自孟子天人观,无独有偶,张载“天人合一”观也是这样,但是他们以及“二程”的理论都与孟子和董仲舒的“天人”理论不谋而合,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从大原则上来说是博爱思想,在这样问题的前提下,这一基本问题被进行了探讨。同时对于天道与人道,这些学说的肯定是有积极意义的。朱熹又将天理、人欲达到了顶峰,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在这样的状态下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近代大学者熊十力先生也致力于探讨“天人合一”关系问题。就像张岱年先生这样描述:“中国哲学有一根本观念,即天人合一。”所以,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其实可以说是天人的关系问题。中国历史哲学的长河里上,“天”本身含义并不是存在的意思,因为它不仅指自然现象世界的天,还包括自然规律、天命、天志等含义。“天人合一”的意思第一层是说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第二层也包括道德规律和天道的统一。这样看来,天人关系问题其实本质上来说是在详细论述自然与人类、社会与宇宙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正是因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才构成了不同民族间的思维差异,差异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在思考问题时,应该学会运用不同文化的思维模式去思考,不能将西方哲学的思考模式照抄照搬到中国来,对于事物的本质应该要“扬弃”。所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能涵括中国哲学,因为,这一关系问题只是当作某一时代背景下的哲学基本问题。更为严格来说,哲学基本问题只是近代欧洲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不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

作者:史荣芳 单位:太原科技大学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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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

《斯坦福极简经济学》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的经济学教授蒂莫西.泰勒的著作,全书从36个经济学关键名词入手,每篇约3000字,用生活实例引入主要原理,解释、分析经济现象。读完此书,对其内容而言,个人认为此书非工具书,实则为一本经济学上的《十万个为什么》。就经济学本身而言,经济学本身不是一套答案,而是提供给大家一个追寻答案的架构。作为读者,我们需要做的是学为己用,将作者提供给我们的架构和公式放到适用环境中去,像做数学题一样去代入,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只有了解这些,就可以没脾气解释许多社会现象,例如雪灾中为什么村民坐地起价一个鸡蛋涨价到50块钱,为什么深圳房价暴涨而二三线城市萎靡不振等。

就本书,因限于我浅薄的认知,我就不遵循读书心得的套路做评价分享,我就摘抄出书中受益的句子与大家共同分享。

1、经济学的三个基本问题是:1. 社会应该生产什么?2. 应该如何生产?3. 谁来消费所生产的东西?对于这点我想引申的是,对于很多怀揣创业梦想的年轻人来讲,面对传统行业,一般人很难去抗衡,不妨在自己专业领域精耕细作去发现市场空白区,精细化分工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新起的共享单车、外卖等就是很好的案例。

2、自利是组成社会的有效方式。经济学始祖亚当·斯密曾说:“每个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促进了多少公共利益……他只盘算自己的安全……只盘算自己的获利。而他在这么做的时候,如同很多其他情况,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去促成一个与他本意无关的目的。虽然与他本意无关,但也不会因此使社会更糟。借由追求自身的利益,他频繁地促进了社会利益,比他认真设想促进社会利益还有效。”其实也就是我们都耳熟的一个概念“看不见的手”。看不见‘那只手’时,不要自寻烦恼;看见之后,在于‘为我所用’。引申到我们职场,即可理解为,将个人发展与企业发展融为一体,这才是我们青年员工发展的必由之路。犹如一滴水如何才能不干涸,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它放到江河海洋里去。

3、做自己最适合做的事,就有更好的生产力。这句话是书中第三节的标题,在经济学教科书里这被叫做比较优势,第三节主要讲的是全球化分工产生规模经济的问题。作者用哲学的思维将经济学做概况,但就标题而言更像是一句HR用人指南。也就联想到以前公司的人才观:人品优先、能力适度、敬业为本、团队第一。

4、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有所取舍:公平只是一个相对的词汇。经济学告诉我们的,就是在约束与机会中果断地权衡自我的利益得失。

5、人一生积累财富的关键是什么?越早有投资经验,就越容易真正扩大财富。在财富积累这个层面,关键是懂得利用复利——如果储蓄是为了大额消费,无疑是损失了更高的利益收入。在投资上,无论是个人投资、企业投资,投资人的风险承担能力是最关键的因素;另外一点是自己能用多少时间来投资。

6、对普通人来说,你的劳动力也是商品。既然是商品就适用于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所以工资的均衡点(平均工资),由市场劳动力供给数量相对于劳动力的需求量而决定。那么如何找到一份高工资工作?选择市场需求大而供给少的职业。

7、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是唯一会影响生活水平的因素。年通胀率3%~5%对经济其实没有多大影响。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

第9篇

    一、引言

    经济学家们都承认,经济学的各种现代版本,除了新增加的数学描述,基本上是从阿尔佛莱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那里传承下来的。这一百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大致可以看做“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①并且由于二次大战(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问世)以来各国经济学家介入政治经济政策的程度大大提高,经济制度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沿着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思路行进。除了韦伯研究过的例子外,一个最近的例子是目前正在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过程中迅速兴起的期权交易制度。在期权市场上,人们几乎完全按照伯莱克-肖尔斯(两位沿袭了经济学主流学派的金融理论家,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定价理论来买卖期权,偏差一般不超过理论价格的5%。相应地,1997年以来,其它衍生工具交易制度也围绕这一理论迅速发展(汪丁丁,1997a)。一般说来,市场社会里各种经济制度的创设,总是由企业家们发起,然后由经济学家们加以“理性化”阐释(有时需要理性化地修正),从而得以推广到其它地方。由此可以声称:理性主义至今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信条(大部分制度经济学家,虽然站在经济学主流之外,也仍然抱持着理性主义信条)。

    由于对“理性”一词的诸多不同理解,我必须在阐释“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涵义之前,简要地把这一解释按其推理步骤列举出来:(1)经济学是英国经验主义的产物,而不是欧陆思辨哲学的后代。经济学家必须把自己的理论置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2)经济学是“经世之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经济学家必须对每日每时发生着的“日常事件”作出解释,而这些事件的基本描述只能是统计性的,只能是那些服从“众数原则”的事件。(3)在对所有那些服从“众数原则”的日常事件起了支配作用的力量中,最重要和持久的两种力量是:(甲)人的自利本性;(乙)人的宗教倾向。(4)经济学理性主义坚持人的自利本性是一切经济行为的(至少是经济行为研究者的)出发点。这是亚当·斯密(A.Smith)《原富》的核心思想,也是被认为是“经济学帝国主义”里程碑的贝克尔(G.Becker)1976年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看法》的核心思想。

    然而,在过去二十年里,人类社会的演进发生了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三大重要变化,迫使经济学家们(为了使经济学仍然有存在的理由)必须提出足以解释这些变化的理论。这些变化是:(1)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方式、动力、以及相应的政府政策有了极大的改变;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物质资本投资,正在成为各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主要动力,人类社会正在进入所谓“知识社会”(汪丁丁,1994)。经济学家必须解释由此而来的问题:教育,家庭,婚姻,移民,技术演变路径,知识产权,…;(2)前社会主义经济以及非洲和亚洲经济不发达地区各国普遍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而构成这一“过渡”的不仅仅是经济制度,还有,甚至更主要的是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心理、社会组织以及文化结构)的大范围变迁(汪丁丁,1992)。经济学家必须(或试图)解释发生于这些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下的、以提高经济效率为主旨的人们的社会实践及社会整体变迁过程,必须研究此类问题:新的行为规范的形成,心理偏好的演化,企业家能力的积累,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社会自组织过程,革命与宗教行为,…;(3)首先从发达市场社会里提出来的,并正在成为所有市场社会(发达的和不发达的)不得不思考和处理的“未来学”(关于“市场经济”的未来)问题,如环境与增长极限的问题(汪丁丁,1991,1997b),经济学家必须(或试图)理解这一人类基本生态过程的前景,并研究相关的问题:矿产以及包括“环境”在内的各种可再生资源的“合理使用”,人口代际间的“公平”,对个体“理性”的重新理解,对“人性”本身的重新理解,对“幸福”概念的重新界定,以及与道德和审美问题有关的“权利”界定。这些问题大部分已经超出经济学传统的研究领域,但是由于它们的提出或发生是基于上述三个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人们自然要求经济学家给出某种经济学的解释。

    当经济学家给出某种“经济学的解释”时,这一解释的实质必须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否则就谈不上是“经济学解释”。于是,当代经济学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要么坚持经济学理性主义,但是也许不得不放弃对上述许多重大问题的解释;要么修正经济学理性主义,而由此不得不导致对经济学基础的怀疑甚至动摇。

    对于社会学理论来说,胡塞尔(E.Husserl)毕生与之纠缠而不得解决的哲学问题———“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始终以其社会学形态折磨着社会学家们———“人类行为的私人性与社会性”。古典社会学家们(黑格尔,迪尔凯姆'E.Durkheim,韦伯M.Weber,帕累托V.Pareto)发现了现代社会(道德共识方面)的危机;近代社会学家们(帕森斯T.Parsons,米德G.H.Mead,舒茨A.Schutz,高夫曼E.Goffman)提出各种“主义”(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现象学符号交流主义)以图解释社会危机的各个方面;而当代社会理论家们(哈贝玛斯J.Habermas,吉登斯A.Gid-dens,以及法国学派诸家)则宣称“本体”消解之后,“社会”(各种制度的集合)本质上应当被理解为在个体与其他个体交往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和再生产的“历史形态”。正如吉登斯以“反唯物主义宣言”姿态宣称过的那样,马克思所说的“人创造历史,但不能选择自己的历史情境”(《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对当代社会的人来说不再有效。当我们转向当代思想家们从“认识论过渡到新本体论”的视野时,我们无法忽视麦金太尔(AlasdairMacIntyre)的批评:任何理性都是在具体思维传统之内的理性。就西方传统而言,至少存在三个不同的思维传统:(1)亚里士多德传统;(2)奥古斯丁传统;以及(3)苏格兰启蒙传统。此外,有各种各样的东方思维传统(印度吠陀学派,佛教,禅宗,伊斯兰,波斯,…)。处于不同传统的个体所得出的理性判断,在许多方面是冲突的,是被处于其它理性传统中的个体认为“非理性”立场的。因而,在“文化研究”的论域里研究文化冲突固然有意义,却无法提供给我们整体性的(卢曼式的但不是“设计性的”)解决框架,也许哈贝玛斯的“交流理性”显示出最光明的前景。但是正如我在第三节里要讨论的,社会交往或博弈过程的“多均衡”可能性使得上述麦金太尔的批评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至少“多均衡”意味着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稳定性。于是,在我看来,社会学家们,至少是那些理论社会学家们,不得不像当代经济学家们(或者理论经济学家们)一样,再次追问黑格尔和韦伯反复追问的那个古典问题:什么是理性?

    二、经济学“理性”的涵义

    在前述已对经济学的“理性”涵义做了简要的推理逻辑的解释后,在此引述结论性的看法如下:(1)经济学“理性”的第一个涵义是“人的自利性”假设。这只是一个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假设。在亚当·斯密那里,人的双重本性包括(甲)自利性(self-interest),(乙)社会性(socialaffectivity)。因此,在古典经济学里面原本没有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立。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J.A.Schumpeter,其巨著《经济分析史》最初是为韦伯《社会经济年鉴》卷一写的社会学论文)和社会学家韦伯(其主要教授职称都是经济学职称)。但是,对目前最重要的一批经济学家(例如贝克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艾智仁A.Alchian)来说,人的社会性归根结底是基于人的自利性基础之上的所谓“启蒙了的利己主义”,(theenlightenedegoism)。而人的自利性是生存竞争和社会进化的结果。换句话说,经济学家观察到的社会竞争的幸存者都好象是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那些不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已经消亡。(2)经济学“理性”的第二个涵义是“极大化原则”(也可以表示为“ 极小化原则”)。这是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所做的贡献,也是奥地利学派(参阅冯·米塞斯VonMises,《人类行为》)发起的“边际革命”的结果;它承接着边沁(J.Bentham)关于“幸福与痛苦”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道德哲学,同时引进了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个体对最大幸福的追求,或等价地追求最小化“痛苦”,导致形式逻辑上的“极大化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理性选择”将幸福扩大到“边际”平衡的程度:个体为使“幸福”增进一个边际量所必须付出的努力,相等于这一努力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在马歇尔(1902年《经济学原理》第十版的序言)看来,决定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和最持久的力量是经济的和宗教的。这一看法已经被现代经济学遗忘了。在萨廖尔逊(P.Samuelson,1947年版FoundationsofEconomicAnalysis)看来,宗教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可以通过效用函数的参数来反映,从而一切人类行为归根结底可以由极大化效用函数来解释。(3)经济学“理性”的第三个涵义,是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这导致了“社会博弈”的现代看法。经济学由此与社会学面临着共同的基本问题。

    首先讨论上述的第一个涵义———自利性假设。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这一假设,不论是被当成符合众数现象的假设,还是被看做“工具主义”的假设,都与达尔文进化论和后起的社会进化论以及当代的“社会生物学”有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核心是:人有动物的求生本能;并且,人的物质欲望大大超出稀缺资源所能满足的程度。于是发生了与“物竞天择”类似的社会竞争规律。但是现代经济学家对“自利性假设”的这种看法已经与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发生了相当大的分歧。

    英国经验主义的登峰造极者大卫·休谟(D.Hume)在《人性论》及《人类理解论》中都说过:人是一种特殊的动物;这种动物的高度想象力所导致的种种欲望,大大超出了自然环境所能给予满足的程度,所以才发生了“财产权利”这件事。在休谟看来,人类社会界定“产权”关系,是为了给每一个个体那有限幸福的来源提供保护,免于他人无限物欲的侵占。休谟关于动物心理学和动物伦理学的论述,其晚年公开表示的“无神论”立场(即以经验论来检讨“神”的存在性),以及一生坚持的彻底的怀疑论,足以使他成为一百年之后的达尔文思想的先驱。尽管如此,古典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经济史家认为斯密的国际贸易和货币流通理论,以及他的道德哲学,都深受休谟经验论的影响)那里仍然不具有进化论的形式。斯密在《原富》中阐释了两个主要思想:(1)一国劳动总量的年度产出可以大致做为一国国民财富的宏观度量;(2)人的自利性可以解释人类社会分工演化的各种形式,以及在此基础上解释一切价格(在私有产权制下)的决定过程。其中第一个思想被研究者们公认来源于法国经济学家奎奈(Quesnay)的“经济表”(被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誉为与文字和货币并列的人类三大发明之一)。斯密的第二个主要思想———人的自利本性做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据考证分析,应当是受到当时不见经传的经济史家孟德威尔(Mandeville)的一本小诗集《蜜蜂传说》(TheFableofBees)的影响,其中歌咏的是邪恶如何成为维持了蜂巢社会长期繁荣的唯一动力。作者在1714年重印诗集时增加了一倍的篇幅,增加的部分名为《蜜蜂传说:或私己的邪恶,公众的福利,以及关于慈善和慈善社团的论文,以及关于社会的本质的探讨》;而在1729年又为这本小书增加了第三个部分,是关于蜂巢社会的长篇对话。其中明确提出:“…借了这个故事我要说明的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既非我们天性中的友爱性情,亦非我们克己所得的各种美德,而是我们在道德世界或自然社会里称之为‘邪恶’的东西,它是使得我们成为社会性动物的首要原则,是一切交易与就业机会的无一例外的坚定基础,是它们的真实生命与护持。正是在那里,我们必须去探究一切艺术与科学的真确起源。正是邪恶,一旦消失,我们的社会必然随之瓦解…”。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以两个相邻的篇章分别批判了他的导师哈奇森(F.Hutcheson)关于人性本善和“仁者爱人”的论说,认为其教导中缺少“己爱”(self-love)的成? 郑灰约懊系峦??摹靶岸瘛惫勰睿?衔?浯砦笤谟谌稀白园?蔽?岸瘛5?牵?抟傻兀?姑芙邮芰嗣系峦??讶说淖岳?匀献錾缁岱⒄苟?Φ目捶āVゼ痈绱笱ё杂墒谐【?醚?傻牧煨洹⒁压实呐当炊?钡弥魉沟俑窭眨ǎ牵?樱簦椋纾欤澹颍??冢保梗罚赌辍对?弧贩⒈矶?倌曛?实闹ゼ痈绱笱С霭嫔缭侔媲把灾兴担骸啊?獠⒉灰馕蹲牛?姑苋衔?说男形?ㄒ坏乇蛔岳?砸?甲拧J率瞪希??牡谝槐局?鳎?兜赖虑椴俾邸肪椭荚谔教帧??樾摹?鑫?赖碌暮?濉??还?楦?岬祝?姑芟嘈牛?歉鲎钅芄岢故贾盏模?钇毡槭视玫模?佣?彩亲羁煽康娜死嘈形????侨硕宰晕依?娴淖非蟆!被痪浠八担?颐遣荒芫痛巳衔?姑艿牧⒊∈且匀说淖岳?拘越馐鸵磺猩缁嵯窒蟆J率瞪希?颐欠⑾郑?姑茉??诼凼鋈说淖岳?宰鑫?缁岱⒄苟?Φ耐?保???懦腥系笔彼崭窭际忻裆缁岬闹种趾侠砬疤幔ǚ?傻模??蔚模?缁岬模?赖碌暮臀幕?模鑫??梅⒄沟幕肪场R桓龈崭沾幼诮躺缁崞裘煞⒍说淖时局饕迳缁幔?鑫??淖杂墒谐【?谩⒂绕涫亲杂擅骋桌砺鄣奈赖朗康乃姑埽?茏匀坏匾?康魅说淖岳?拘裕??皇茄叵?诮檀?车乃到汤春胙锶说牡赖履诤??nbsp;

  斯密对人性所持的双重态度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这首先是理论演化的结果:对立假设之间的争论最终会把对立面推到极端。在近代学术中,这表现为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野———前者日益极端地坚持人的自利本性原则,后者日益极端地坚持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制约原则。此外,理论要求以最少的公理解释最多的现象。放弃人的“利他性假设”是经济学必须走的一步。这在1950年初由两位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完成了。艾智仁是最早提出“自利性”做为一种工具主义假设的经济学家。有了进化论做理论基础,艾智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芝加哥观察从洛杉矶出发向着芝加哥行进的一群赛车,我们不知道它们中途会走哪条路,不知道哪条路上有加油站,从而不知道这些赛车哪些能够到达终点。但是我们知道,那些到达了终点的赛车必定是选择了有加油站的路,这些赛车手可以是盲目地选择路径,但是那些到达终点的一定是路过了加油站的。所以,我们不妨假设“所有在芝加哥被观察到的赛车都理性地选择了有加油站的道路”。这是纯粹的工具主义假设,它不一定符合现实。这涉及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济学内部曾经就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过长期的论战,最著名者如本世纪5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M.Friedman,因货币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华盛顿大学的西尔博伯格(Silberberg)的争论(TheMathematicalStructureofEconomics,“导言”)。前者认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必受到现实检验,但一定要有预测能力。后者则坚持经济学基本假设应当受到现实检验,否则从太阳黑子的周期波动来建立预测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就是合理的了(18世纪大经济学家杰文斯曾建立太阳黑子变动周期的模型以预测经济波动)。后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R.Coase,因研究社会生产的制度结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采取了西尔博伯格的立场。

    不论如何,弗里德曼的立场是目前主流经济学家的立场,艾智仁的进化论论据则为这一立场提供了最坚实的辨护。弗里德曼曾经提出一个简单的随机模型,证明一个按照随机游动花钱的、完全非理性的消费者最终(如果能够生存下来被经济学家观察到的话)会被迫在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初点上停下来。这说明我们可以工具性地假设一切消费者都是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这样,从进化论的论据出发,经过上述重要的方法论转折,经济学理性主义提出了“效用最大化”假设,或更一般的“极大化原则”。在数学表述上,“最大化”不同于“极值”;后者只是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极大化原则使经济学家可以建立理性行为的数学描述,并且提出定量命题用于经验检验。所有这些命题都是从基本假设推导出来的,从而都是经济理论为“真”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坚持西尔博伯格的立场,那么我们的经济理论就不仅仅是工具性的。因为,如果我们要求理论的基本假设与现实经验相符合,那么从理论导出的各种命题就是对现代世界的正确描述(除非人类思维的逻辑不符合现实世界的逻辑);在这里,一切命题(只要推导逻辑正确)都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只不过有的命题尚未从“现实可能”变成现实。主流经济学的认识论基础仅仅要求理论有好的预测能力。你可以观察太阳黑子,只要你能够准确预测经济波动。这种认识论立场包含着深刻的经验主义意识,或者,我可以说,包含着深刻的“怀疑论”意识,即怀疑一切牛顿式的、企图构造宇宙结构的理论努力。这种经验主义坚持认为人类理性顶多只能从统计方法来预测未来,至于统计关系后面隐藏着的构造关系,那是永远无法确切地认知的。这不是说主流经济学没有理论,正相反,主流经济学充满着各种理论,各种以精确数学描述的经济理论。但是,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工具性”的,与现实经验相比,都必须处于被检验的和可以随时修改或放弃的地位。芝加哥学派的这一立场使得主流经济学当代文献中,除了数学模型以外,还充满了统计数字和模型检验过程。从亚当·斯密的人性假设,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工具主义立场,这一转折(通过“极大化”原则)造成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可能。

    我们看到,没有进化论论据,这一转折在认识论上就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在经济学以外的各种社会科学中,进化论立场与理性主义立场几乎总是发生冲突,总是反映着两种相反的认识论。经济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自利性”假设,其解释力(从而预测能力)的根源在于:当群体中多数人的行为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不论是工具主义的还是本体论现象学的,都足以解释众数现象。因为,“效率”———以最小的努力达到既定目标,是“自利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当代主流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非常接近社会学里面的行为学派的方法,后者的极端形式就是把人假设为只有“条件反射”学习功能的动物。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一最单纯的假设下,行为学派确实获得了很大的解释力(GeorgeHomans,1987)。

第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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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篇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发展;认识;把握;探索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7-0001-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多年尤其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经济学也伴随着中国经济建设一路成长。中国经济建设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奠定了初步基础。随着改革向纵深领域的发展,中国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构建一支完整的中国经济学体系,推动中国经济理论走向成熟,让理论更好地对实践加以引导,成为中国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共识。在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问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应科学认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现状,进而挖掘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遵循规律,探索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有效途径,发挥理论的前瞻性和指导性作用,解决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难题,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不断发展、繁荣。

一、科学认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一)中国经济学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就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看,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首先,中国经济思想源远流长,但却从未形成系统和逻辑的经济知识积累过程。无论与的经济体系还是与西方经济学体系相比,中国经济学都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其次,中国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理论为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理论。随着经济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大批的经济学者运用经济理论认识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化的经济理论。第三,中国经济学是在中国经济实践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的理论。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现代化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大批的经济学人立足于中国的现实,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制度变迁中,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实证分析、案例解析的基础上,通过归纳、总结、提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第四,中国经济学是在不断吸收借鉴世界经济理论成果基础上成长的经济理论。改革开放以后,大量世界经济学理论传入中国,中国大批的经济学者通过各种形式吸收和借鉴世界经济学理论的成果,丰富和发展中国经济学,形成了开放的经济理论。

(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与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经济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获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中国经济学研究开始出现一些良好的开端,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规范性提高。随着经济学知识的普及,理论研究的深入,中国经济学在专业语言、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逐步与国际接轨,研究规范性有了很大提高。第二,应用性增强。经济学是一门致用的科学。中国经济学正在摈弃对西方经济研究的简单移植,立足于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走向基于中国问题导向的研究模式。面对中国经济发展出现很多需要研究的新特征、新问题,中国大批理论工作者从实际中研究问题,从理论高度上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批根植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很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成果。第三,实用性增强。经济学不是挂在嘴边的术语的堆砌,而是实用的科学。经济学理论的实用性在于可以通过指导政策的制定,通过每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发挥理论的作用。2008年在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在经济理论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经济举措,平稳渡过艰难时期,率先实现经济复苏,可见中国经济学的实用性有所增强。

(三)中国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当然,中国经济学研究还存在许多有待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如:基础性研究和理论前沿研究还很缺乏;数据不完整和信息不透明制约了量化研究;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和实际部门的研究没能有机地融合,等等。此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迫切需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为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支持,而与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相比,中国经济学的创建与发展还远远落后于实践,尚不足以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因此,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选择怎样的路径来构建并完善中国经济学体系,成为摆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界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把握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中国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理论为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它本身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同时,它的发展也具有内在独特的规律性。探索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有效路径,必须在科学认识中国经济学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遵循其发展的内在规律。

(一)中国经济学要坚持经济理论的指导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中国经济学要想取得新的进展,首先必须坚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地位,以经济学理论为“行动指南”。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出现了形形的经济理论“过时论”,一些人认为经济学已不能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良方。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不能全面、准确、科学地理解经济学,并不善于在新的实践活动中丰富和发展它。经济理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之所以这么说就在于它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中国经济学是以经济学为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要想实现发展,不仅要在坚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地位,还要不断地在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丰富和发展经济理论,用发展了的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要立足中国经济现实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特殊的文化传统与民族传统,都有其特殊的国情。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和发展应立足本国国情,符合中国的发展需要。国情是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中国经济学必须面对中国经济现实,为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速工业化进程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当前,中国的经济现实是:第一,中国的经济实践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的。第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多,且发展不均衡。第三,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制度的特殊性、国情的特殊性和发展阶段的特殊性,要求中国经济学要着眼中国现实,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明确注释。这种注释应该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滞后的;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本质的,而不是表面的。发展中国经济学应当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从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提炼和归纳出相应的中国经济学范畴、规律和理论体系。

(三)中国经济学要在兼收并蓄中丰富发展

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在构建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新问题和新矛盾,这就需要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经济学理论的有益成果,包括现代经济学的精髓。现代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既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又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和方法论空间,这无疑对中国认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吸收和借鉴现代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特别是利用其方法论上的优势。实践一再告诫我们,盲目信奉一种理论,把其推向终极地位,同时打击其他理论和思想,如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或对西方经济学的持绝对排斥态度,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应该是开放、动态发展的理论体系,它的构建和发展需要处理好坚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地位与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用成分之间的关系。

三、探索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有效路径

创建科学、系统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是诸多中国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方向,也是中国从理论界到实际工作部门的一项重大任务。然而成熟的理论来源于成熟的实践,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系统工程,目前中国的经济建设仍处在发展和进行之中,因而不可能寄希望于在短期内形成完善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但理论上的个别突破是可行的也是必然的,这一点点的突破会逐渐构筑起中国经济学的宏伟大厦。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至少应从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和研究方式等方面入手,从中探索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有效路径。

(一)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

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对中国经济学者来说,需要立足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基础上,既能熟练地掌握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还能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将两者运用到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中,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科学的研究方法,奠定可行的知识基础。在研究方法上还应注意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定性分析为体,定量分析为用,定量分析要服从和服务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在准确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引入西方经济学数学定量分析方法,为经济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以此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此外,在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上,应鲜明的反对用西方范式理论来取代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理论体系的言论,提倡借鉴范式理论的合理成分,把范式理论纳入马克思逻辑体系之中来共同构筑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二)拓宽研究视野

在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还要注意研究视野的拓宽。一是要从单纯的理论研究拓展到对现实经济改革和实践的提炼和总结上。加强调查研究、实证研究、案例研究,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实证分析、案例解析的基础上,通过归纳、总结、提升,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体系。二是要从对国内研究拓展到国际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样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工程,要完成这一工程,就需要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大胆地研究和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组织和管理市场经济运行的成功经验,汲取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理论的发展有益的东西。三是要培养一批具有国际性视野的经济学专门人才,使他们从国内走出去,置身于国外的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中,融贯中西经济学知识,以中西结合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推动经济理论发展。

(三)应用创新研究方式

在研究方式上,要实现四个结合:一是在研究中要将经济学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相结合,以经济学理论为魂,以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为体,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用。二是在具体经济问题研究中要将国内研究和国际研究相结合,既立足本国实情,从国内实际出发,又结合国际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组织和管理实践中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三是要将古今相结合,在经济学研究中,既充分注重现阶段经济理论的应用和发展,同时,还要继承中国传统经济理论中的宝贵资源,促使其为当代经济研究所用。四是要将传统的经济研究手段与现代先进的科技研究手段相结合,通过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案例解析、量化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在研究中实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有机结合,从而为中国经济问题提供更为科学、准确的理论支持,更好地为中国经济理论的构建和发展所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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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篇

关键词:医药产业经济学;医药贸易专业;教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238-02

为适应社会对医药人才的多元化需求,很多中医药院校开设了医药经济贸易、医药营销、医药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这些专业是由医学、药学、经济学、管理学、营销学等学科的交叉形成的新兴专业。教学实践、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反馈意见表明,在这类专业中开设医药产业经济学课程是必要的。该课程立足于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针对医药院校的医药经济贸易类专业的本科学生开设。

一、医药产业经济学是医药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

1.医药产业经济学是产业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介于企业和国民经济之间的“产业”,主要研究产业内部各企业之间、产业自身、产业间相互作用关系的规律以及产业布局规律等的科学。医药产业经济学是将成熟的产业经济学理论用于分析医药行业,以医药产业为研究对象,从中观产业层面剖析医药经济的性质和运营状况,运用产业分析的基本框架揭示医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为医药领域的宏微观决策提供支撑的一门应用性学科。

2.医药产业经济学体现了有关学科交叉的特性。医药产业经济学是由产业经济学、医药学综合知识、药事法规等多种学科有机结合与相互渗透而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而不是几门学科简单拼凑。它从相关学科交叉点出发,展开医学、药学、经济学等多角度探讨,建立完整体系的学科。医药产业经济学一方面作为产业经济学的分支,要应用其基本理论和分析框架,同时医药产业本身是一个特殊产业,又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特别是结合医药产业实际,注重产业经济理论的运用。如对医药产业经济总体运行状态、医药产业内部结构协调与发展、医药产业内各企业的竞争与合作行为等问题的分析都体现出交叉学科的特点。

二、医药产业经济学在医药贸易类专业中的作用与地位

1.医药产业经济学是医药贸易类专业的基础课程。当今医药行业不仅需要专才,更需要复合型人才。所谓复合型人才即既要掌握医药专业知识,熟悉医药市场,具备医药的学术背景;又要兼具经济管理学科知识体系,能够将经济管理学科的原理和方法运用到医药产业中的人才。目前,这种综合素质的医药专业人才较为缺乏,也正是由于相关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还不够完善,使得现有的医药产业经济研究水平整体不高,研究体系也不够健全。因此,客观上要求建设一个具备完整且综合知识体系的独立的学科专业,医药贸易类专业作为交叉型学科专业,较好地适应了这种需求。

在现有医药贸易类专业中,经济学类基础课程一般都开设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医药类基础课程大多开设了医药学综合、药理学、药剂学等;专业课程有医药国际贸易学(偏宏观)、医药商品学(偏微观)、医药市场营销学和医药营销实务(偏微观)、医药企业管理学等。医药产业经济学作为中观经济学,是该类专业的一门基础课,它的开设使该类专业培养计划更加合理,课程体系联系更加紧密,知识结构更趋完善,适应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不仅能很好地解决了人才培养计划中宏观与微观经济理论知识之间的沟通问题。也融合了经济管理类知识与医药专业知识。如医药产业的分类与介绍对专业课程的学习提供了一个整体概览;医药产业结构与关联理论对医药国际贸易和医药商品学的学习都提供了很好基础。

2.有助于提高医药贸易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现有的教学实践和对学生的调查显示,医药产业经济学的作用不仅在于成为两类知识的纽带,重要的是有助于培养学生运用经济管理知识去理解、分析和解决医药行业中的一些问题-的能力。医药产业经济学课程侧重于从总体上把握医药市场,将产业经济学的原理方法应用于医药产业各环节的分析中。如运用医药市场结构理论可以进行医药竞争者分析,解释医药市场中的“过度营销”现象;企业行为理论不仅对医药市场营销学中4P策略的学有裨益的,也可以分析医药企业的产品差异化、技术创新行为等许多实际问题;产业政策的学习和相关案例分析则有助于理解医药政策法规,并有助于学生提高在实际工作中运用相关政策的能力。

三、医药产业经济学课程设置与教学探讨

医药产业经济学的地位与作用决定了该课程的内容设置特点,课程设置既要实现医药学与经济管理两类知识的沟通,又要注重学生知识运用的能力提高;既要考虑到它是产业经济学的分支,又要体现医药产业的特点。

1.医药产业经济学课程内容设置与知识结构。该课程的前期课程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医药学综合知识和药事法规等。内容上将产业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贯穿其中,以医药行业的分类为起点,研究医药产业结构与关联、产业组织等基本问题,揭示医药产业经济的特征和规律。就内容设置而言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介绍医药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方法和意义以及中国医药产业发展概述。第二部分为医药产业的结构与关联。主要介绍医药产业结构和产业关联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及其应用。通过医药产业的分类、医药产业结构和医药产业关联的学习,使学生从总体上把握医药产业的概貌,掌握医药产业链各环节,上下游产业和关联产业。理解医药产业结构演变及其规律,了解中国医药产业的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第三部分为医药产业组织。主要介绍医药产业组织理论和分析框架及其应用,这一部分的内容也是本课程核心部分。通过产业组织理论和分析框架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运用这些理论和思维模式分析医药产业中出现的大量经济现象。特别是熟练运用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理论。并将医药企业的研发和技术进步等内容纳入到企业行为章节中。第四部分为医药产业的布局。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中国目前医药产业的区域发展状况,能够运用空间聚集理论分析医药产业中的一些问题,了解中国医药产业的高新园区的建设等。第五部分为产业政策及其运用。介绍产业规制理论,分析中国现行医药产业政策,提高学生运用政策的能力。

2.医药产业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探讨。由于本学科的特点,在教学中要把握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既要注重原理方法的讲解,又要注重能力的培养。在日常教学中,采用理论、方法的讲解与其运用相结合,讲授法与案例分析法相结合,课后查资料和课堂讨论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后练习相结合等教学方法的运用。如在医药市场结构理论和方法的学习中,就要求学生完成关于中国医药市场结构分析的课后论文,从而使学生学会运用市场结构度量的相关方法。如针对中国出台的新医改政策,就要求同学们先查找资料后,在课堂上就该政策实施后对医药行业的生产和流通等方面带来的影响展开讨论。

四、小结

医药产业经济学科是交叉学科,也是一门新兴学科,加之中国医药产业处于不断发展变革中,因此开展该学科的研究以及学科的运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高等医药贸易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医药产业经济学科在医药贸易学科中的地位、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肯定有很多不足,旨在共同推动这门学科发展。

参考文献:

[1]曹 燕.吴世玉.姜卫.关于医药经济学研究的若干思考[J].药学进展2004,(10):471-4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