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6 17:28:3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感性与理性的博弈，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要：传统理论认为为了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囚徒均选择了在何种情况下都利己的策略，最终却导致了差的均衡结局。而该文则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反囚徒困境的存在，并从理论上证实。
关键词：囚徒困境；反囚徒困境
哈丁提出的“公地悲剧”的表述不仅为现实生活中大量的事例所佐证，更是形成一种固定模式：任何时候只要许多个人共同使用一种稀缺资源，便会发生环境的退化。这种现象也可用简单的道理来明示：属于所有人的财产将得不到人们的关心，人们通常只关心自己的东西，而忽视了公共的事物。而囚徒困境更是将其原理形式化，个人的理性策略将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囚徒困境中最重要的一点假设为当事人为理性人，理性人只会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其出发点和所做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别人的好坏和自己无关。理性人并非损人利己的同义词，但是为了得到自己的最大利益，理性人是不惜牺牲别人的利益。在我看来，理性人假设为囚徒困境中脱离了人性的假设条件，其建立在漠不关心别人利益的冷酷造成了其理论与现实中存在的案例相违背。但是该假设又有存在的合理性，在不同的场合下更是有铁般的事实证明其不容置疑。对于以上的矛盾，下文将以模拟案例来叙述。
真实的人性中不但包含理性，还包括感性。也即人非机器，除了以一系列为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思想为行为指导外，还受种种非理性的、常常是感性的额外因素影响，这也即为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事实所证明：志愿者耗费宝贵的时间从事繁重的劳动却不能从中受益；匿名捐款人把自己急需的金钱送给自己毫不相识的人；陷入热恋的人在明知恋人不会知晓的情况下仍默默付出关心，只是希望对方能够更好。对这些事例，我们常常轻易地将之冠名为“好人好事”而不加分析其中有悖理性的情境：一个理性人是不会做出自己不会受益甚至可能给自己带来损失的事情，这违背理性假设；现实有力的证明了人“感性”的存在，正是“感性”的存在才使我们实际上对事物的选择绝非一种，我们可以基于自己的“理性”及“感性”两种情感而做出千变万化的选择，才使得那种以往常常有违经验的人们将堕入不可避免的冷酷悲剧结局的论断有了更为乐观的改善。下面将分析存在感性因素的囚徒困境会如何影响囚徒的决策。
假设囚徒A与囚徒B为一对很好的朋友，对方利益的得失会对自己行为构成一定的影响，为了更好的度量其感性因素，我将其不可触摸的心理具化为实物：为了使对方少坐10年牢，囚徒最多愿意自己多坐3年牢。也就是说对方的利益受损会给自己带来负效应，尽管负效应小于对方遭受的损失。所以在囚徒A选择招供而囚徒B选择不招供时，囚徒A实际上虽然只坐3个月的牢，但是因为囚徒B坐了10年牢，而给囚徒A心理带来3年牢的负效应，以坐牢的年份来表示囚徒的效应，则囚徒A的负效应为3年零3个月；当然，如果其中一人A选择招供，另外一人B选择不招供，则B心理上不用承担负效用，相反A心理上要承担3年的负效应；则如若两人都选择招供，则两人的负效应为8年加上心理负效应8*3/10=2.4年总共为10.4年牢，如下所示：
如上所示，囚徒A若选择不承认，囚徒B选择承认的负效应为1年零3个月，选择不承认的负效应为1年，在这种情况下，他会选择不承认，因为不承认给他带来的负效应要小于承认给他带来的负效应。囚徒A若选择承认，囚徒B选择承认的负效应为10.4年，选择不承认的负效应为10年，在这种情况下，他仍会选择不承认，因为不承认给他带来的负效应要小于承认给他带来的负效应。所以加上感性因素，我们可以得出不同于纯理性因素不那么悲观的结论，两人都会选择不承认，最终达到了使两人最优的结局。这也是现实生活中某些纯理性学者无法理解的真实案例的合理诠释。
基于以上添加感性因素的囚徒困境理论，我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没有导致公地悲剧的案例。记得以前我家和邻居住得特别近，若一家电视声音开得比较大，另外一家也可以听得到，若在白天很少有影响，但是夜里睡觉的时候就会打扰到别人，所以一到10点左右，两家都会把电视音量尽量调小以免扰动他人。以上案例将环境理解为公地，为了将其具体化，我模仿《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的哈丁牧人博弈模型，列出如下纯理性博弈模型：
如图所示，若两人都选择低音量，则可以达到最优结局，双方可以收获10的效应，但若一方选择高音量，而另外一方选择低音量，则选择高音量的一方可以收获11的效应，选择低音量的一方可以收获-1的效应，若两者同时选择高音量，则两者的效应都为0。于是纯理性博弈得出的结论即为帕累托较差结局无法避免。两家都会选择高音量，嘈杂的环境将不可避免地维持下去。
真实情况恰恰与纯理性博弈模型得出的结论相反，两家相处融洽，一到夜晚便将电视音量调小以免影响到他人。至此，我们便无法不去质疑囚徒困境理论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在添加感性因素的情况下，囚徒困境遇到了有力的挑战。以下是基于感性因素的囚徒困境的分析。
如图所示，若两人都选择低音量，则可以达到最优结局，双方可以收获10的效应，但若一方选择高音量，而另外一方选择低音量，则选择高音量的一方可以收获11的效应，但是因为影响到了他人，感性因素会给其带来-3效应，其最终效应为11-3=8，选择低音量的一方可以收获-1的效应，若两者同时选择高音量，则两者的效应都为0，但因为相互影响到了他人，感性因素会给双方带来-3效应，于是两方的效应都为-3。于是对于两家而言，其最佳选择都为调低音量，最终带来的结局为帕累托最优。基于感性与理性两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公地悲剧的情形在某些状况下是可以避免的。
关键词：公共政策制定理性非理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决策者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对影响政策问题的复杂环境，信息等客观因素进行加工、分类、整合、处理，并最终形成政策的过程，而不是全然由决策者拍脑袋决定，因此，政策制定过程是一种理性选择占主导地位的行为过程。但是，由于在现实中，政策制定中常常会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严重干扰，并且由于决策者自身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属性。尽管一些学者曾尖锐的批评过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接受新制度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主张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等问题。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所遇到过的卓有成效的经理们之中，有些人运用逻辑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赖于预见和直觉。既有轻而易举就做出决定之人，也不乏每当移动一步就备受烦恼之苦者。”这段话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种双重能量的活动，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在英语里，理性有rationality和reason两种表达。前者一般指心智上控制调节行为和抽象思维的一般能力，而后者一般是狭隘地指进行推理的能力。理性，可以直观地理解成为人的行为类型，此类型的特点是以逻辑推理方式来观察事情。如果从字面意思去解释，理性，具有以清晰的思维逻辑为基础，通过深思熟虑，冷静理智，不轻易显露主观感情等特点。理通常是指人们在某些理性因素作用下进行的行为选择，这种行为是在冷静、客观的前提下提出的。提出有限理性学说的西蒙认为，理性的概念应分为经济学讨论的实质理性和心理学所讨论的过程理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总是达成按照给定效用函数来说客观或实质最优的决策。认知心里学的理性人所作的是根据现有知识和手段来说，以过程上合理的方式来作出他或她的决策”。本文谈及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指决策者对政策问题发挥充分的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靠分析、判断、处理等方法。理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体现为技术、实证、推理、理智、逻辑性等方面，大多与方法、手段、目的相连。
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理性通常由下列因素及其过程使然：（1）决策者能较为全面地搜集和掌握的信息资料；（2）在政策效力方面，决策者能够准确评估政策所产生的效应；（3）经济学家和统计部门所提供的理论和数据支持（4）政府能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形成对政策的比较方案，从而在理论和实证资料的支持下有根据地说明甲方案优于乙方案或乙方案胜于丙方案，等等。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
纯粹的非理是指人们在直觉、本能、信念、情感等非理性的驱动下（而不是在逻辑思维基础上）对环境的反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以感觉、知觉、表象、情绪等形式展开的感性意识，不能像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形式展开的理性思维那样清晰。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由于相对模糊的感性意识支配着人们选择行为，这是因为人们的意识活动通常都停留在感性层面上，而这种底层次的感性层面的意识活动就会导致纯粹意义上的非理。广义的非理还包括那写尽管产生于逻辑思维但没有效用上实现“最优”的行为。比如，西蒙将非理性理解为“对效用最大化的任何偏离”这实际就是指广义的非理。相对于理性，非理性是活跃的、能动的和不安分的，非理性因素不受任何逻辑规律的限制，它们时常表现为难以预料的波动或情绪冲动，如本能、直觉、灵感、意志和神秘的体验等。在本文中讨论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指决策者没有对政策问题充分发挥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据直觉、经验、外部刺激等等。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产生的主要的原因有：
（1）现实中信息和环境的非确定性。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就已经开始从整体角度来探讨组织的变化运行规律，未来的变化乃是由某些动态的并且是不可知的，不断变换的需求、机会和选择等混合因素决定的，要利用这种变化并获得益处，或在风险中少付出代价，需要考虑的参数和要素的数目非常的多，这就更加需要直观的判断和感觉。基于这种观点，所谓的非确定性环境其实就是一种建立在单独个体感性认识之上的主观现象。准确的说，非确定性存在于完成某项任务所要求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与所拥有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之间的可见和不可见不同之处。这种感性的差异不是客观的数量，乃是由所涉及到的个体来决定的，显而易见它代表着个人的丰富经验。这样，非确定性就被定义为某种与决策者个体直接相关的事物，这种相关性更重要指的是他们的“心理状态”，即非理性的因素。
（2）客观因素的制约。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许多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发挥，例如：政策的时效性，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政策制定中必须要注意时效问题，针对当前问题迅速形成解决方案。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政策制定者删繁就简，依靠现有的经验和直觉甚至灵感对问题作出感性判断，及时制定政策予以解决。另外，政策制定的成本，政策制定者的认知能力有限等等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冲突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除了这句话本身。尽管按照传统的政策学观点，我们应该在政策制定中排除非理性干扰，以理性的视角去构筑政策规划。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决策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同构现象是一种客观实在，他在决策行为发生过程中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对于个体决策者而言，他们的决策是在一种既包含理性又包含非理性的有限理性下作出的。而对于群体决策者来，他们对于政策问题的判断可能来自对于客观事实的理性分析，也可能来自于自身经验、直接等感性认识。正是由于这种同构，导致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究竟何者在公共政策中更重要。
第一，必须承认，政策科学是一门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学科。
政策制定作为政策过程的首要阶段，是政策科学的核心。这一过程直接关系到整个政策过程的成败，因而在政策制定中的必须对政策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理性的判断。不仅要了解政策本身，还要看到各政策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还要对未来的变化趋势、方案执行结果及其影响等方面进行科学的预测，对政策可能产生负面效应采取必要的预防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定出来的公共政策能够有效解决政策问题，推动社会发展。所以，只有理性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才可能保证政策的稳定性，持久性，有效性。但是，这种技术经济理性（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以“经纪人”的人性假说为基础的，在这种理性下，将理性从非理性中分离出来是比较容易和明确的。然而，由于基于“经纪人”基础的理性分析与现实有很大出入，一些学者认为，理研究是针对经济学规范性研究应运而生的，其目的在于为人们指出一个在理性意义上最合理的结果，而不是描述人们的真实的行为规律。比如博弈论学者海萨尼就认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而不是实证性理论。至少这种理论正式而明确地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每一个局中人在对策中为了最有效地促进它自身的利益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在这种类型的对策中他实际上应该怎么做。”由此可以得出，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导致了政策目标简单化，单一化。第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难以避免的
首先，从个体决策者的层面来看，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对人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人们无法脱离理性而存在。但是，当把理性狂热地抬高到“唯我独尊”和“无所不能”的地位，否定并抛弃人的情感、欲望、意志等非理性要素，把它当作客观和真理的化身，并用理性衡量一切、推演一切，甚至推演人类历史时，它也就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非理性，必然要招致人们对它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古希腊哲学史上的斯多葛派认为，如果可能的话，理性应该完全压制情感，以达到心灵上的宁静。在柏拉图看来，理性是人的灵魂最高的属性和力量，它应该统治着人的激情和欲望。很明显，两者都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和力量，认为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因素是不可靠的，它们是人的理性的障碍，而对人的情感和欲望加以贬斥。不可否认，人应该具有理性，并且也可以具有理性。然而，人却不是纯粹理性的动物，人有七情六欲，人又是具有丰富情感和欲望的。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并不只有理性的思维在发挥着作用，情感、意志、灵感、信仰、潜意识等非理性因素也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理性主义张扬盛行之时，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人的心灵中的非理性的因素也要起着必须的作用。相对于当代公共政策制定所处的高度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任何人，无论他/她具有多么超人的之后，所能掌握的用以支持其决策行为的知识和信息都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人类作为富于情感的高等动物，其决策行为并不完全受理性支配，还会受到情感、深层心理动机、宗教激情、价值信仰等多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个体的经验、直觉、灵感等超理性因素也在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从作为间接决策者的公众来看，存在群体非理性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同于个人的决策，各种利益集团、公众等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大力倡导政策制定的民主化，除了为落实公民依法应享有的政治权利之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以群体的利益关注制约个体的利益动机，以群体的理性弥补个体理性的有限性，以群体的理性制约个体非理性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有时会表现出一种群体非理性。集体无意识、群体失智等都是对这种群体非理性现象的刻画。这种群体非理性一旦被激发，在短期内几乎没有什么外部力量可以制约它。这种现象不仅为现代心理学所揭示，也被现实中大量的实例所印证。回忆一下三十多年前发生在我国的那场史无前例的“”中的群体性狂热，我们就能体会到这种群体非理性所具有的难以驾驭的力量。虽然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只是在少数时候才会出现群体非理性的现象，但是，一旦出现，必将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统一
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中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就是理论和经验的对立。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决策者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通过理论分析的政策方案与通过经验得到的政策方案是相互抵触的，这是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最让决策者头疼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对方案的选择往往是很艰难的。当然这是很极端的例子。而且，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任何政策方案的产生也不会纯粹的依靠理性或非理性，因为无论个体决策者或是群体决策者的决策行为都是一个理性和非理性穿插的复杂过程，即便从行为结果上看是非理性的选择，也或多或少包含者一些理性的成分。这就使得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呈现出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理性保证了政策在客观世界的精准性，而非理性保证了政策在现实世界的有效性。理性不断修正非理性的政策方案，而非理性又反过来不断改进理性的政策方案。
综上所述，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不是分离的，也不仅仅只有相冲突的一面。所以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不能片面的追求理性，否定非理性作用，这样过于简化了政策所要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复杂性；当然更不能完全靠决策者拍脑袋来进行抉择，这样会导致盲目的经验主义错误。这已经在我国近代历史上留下很多惨痛的教训。同时，我们要正视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更要看到理性和非理性想融合的一面。在政策制定中利用好理性和非理性的这种特殊关系，使制定出来的政策兼具科学行和人性化，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达到政策目标。
参考文献
[1][英]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四卷，阿马蒂亚·森：“有限理论性”辞条，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肖斯特兰，管理的两面性[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2
[3][美]赫伯特·西蒙：《心理学与经济学中的理性》，赫伯特·西蒙著，黄涛译：《西蒙选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第23卷第五期，廉正军：《论理性与非理性之争》，2007.5
[5][美]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关键词] 公地悲剧 不动点 理性
一、公地悲剧的提出
“公共地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作为一个例子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加雷特・哈丁(G・Hardin，1968)提出。当人们在构建制度经济学、解读种种社会现象时将公共地的悲剧（本文在以后的表达中简述为“公地悲剧”）作为一种“共同知识”。正如加雷特・哈丁所言:“在共享公有物的社会中，每个人也就是所有人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这就是悲剧所在。”哈丁设想了一个向一切人开放的牧场，每个牧羊人的直接利益的大小取决于他所饲养的牲畜数量，其结果是，出现过度放牧问题，公有牧场的草地被过度利用了，悲剧由此而产生。
将哈丁设想的“一个向一切人开放的牧场”，作为一个“公地”置于现实的经济社会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公地”具有了更为宽泛的概念。自由的市场经济不就是各自独立的利益群体为获取其最大利益的公地吗；城市的道路交通不正是所有出行人为获得更为便捷的出行方式之公地吗；空间频率不正是各个通讯主体为获取信息的公地吗。哈丁所设想的“公地”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资源，而是意义更广泛的公共资源的概念，这包括自然资源、公共物品、公共环境(自然、文化、教育、服务)、公共秩序(市场、安全)、伦理道德、信念。“公地悲剧”更广义地表现了如果一种资源没有排他性的所有权(公共资源)，就会导致对这种资源的过度使用。
二、公地悲剧的内涵
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他是同社会、制度、经济、文化、道德、信念相联系的，是人类在生存与发展的演变过程中适应“自然”的结果。这样一个结果又常常使人类陷入困境，人类在不断地创造着公共资源，同时又在不断地毁灭公共资源。
有这样一个精典的案例，也许能更好地帮助我们解读“公地悲剧”的真实内涵。设想一群赌徒围成一圈赌博，每个人将自己的钱放在身边的地上(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少钱)，突然一阵风吹来将所有的钱混在一起，使得他们无法分辨哪些钱属于自己的，他们为此而发生争执，最后请来一位律师。律师宣布了这样的规则：每一个人将自己的钱数写在纸条上，然后将纸条交给律师；如果所有人要求的加总不大于钱的总数，每个人得到自己要求的部分(如果有剩余的话，剩余部分归律师)；如果所有人要求的加总大于钱的总数，所有的钱都归律师所有。这样一个看似人为编造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实验，更是一个在我们现实中时常发生和采用的方法，其结果如何呢？
一个充满乐趣的游戏，在一阵风吹来之时，彻底改变了原先的游戏规则。我们不妨假设有 个人参加，每人拥有初始赌本，即总赌本假设为一阵风使得 成为所有参与人成为所有参与人(n)的的公共财产(即公共资源)。也许我们不知道这风来自何处，代表何意，但我们预感到这股风一定会来，但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来。当人们(n)面对无法抗拒的“风之力”而使得原来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少钱的钱在瞬间变成公共财产时，新的一轮游戏规则开始。既然是公共财产，就没有排他性，尽管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原初的财产，更知道一阵风吹来之前，游戏过程中每个人自己财产的净值变化。但面对瞬间变成的成为所有人公共财产的资源，个人自利的行为和道德信念左右着所有人的行动和选择，也许这样一个行动和选择将会无休止地争吵下去。说是请来一位律师，不妨我们可以想像成这样一群人需要一个代表“自然”，代表公正、公平的法律，或者说需要一个新的制度和游戏规则。在我们的案例设计中显得新规则如此之轻松而简单;即当时所有财物G归律师，当,每个人以真实写下的gi*进行分配，而差额部分归律师。这里出现了每个人真实写下gi*之行动和选择之过程，这样一个在n人的游戏中真实写下的可能结果是无限的，就如同置身于一块公地，而无限可能的构成了一个新的可以证明当G*＞G时，就如同公地消失（悲剧），在这里演绎成归律师所有，但实际情况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所有人没有得到利益时，为了整体之利益（公地），他们一定会为之而斗争，甚至是战争。而作为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在选择行动时考虑自身利益同时，更考虑这样一个规则，真实的世界常常出现的结果是G*＜G。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他们在道德、信念和对未来的预期
下选择一个次优的结果。实验表明当n不足够大时，这样一种真实情况G*＜G常常就被打破，G*＞G的悲剧同样发生。规则意味着制度，无疑，在这样一个看似游戏的案例中，表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任何规则和制度必须考虑参与人在动态过程中的反应和这种反应所形成的新的对策，因为每一个理性人在规则制度下一定以其最大利益为行动策略，而这样一个行为策略构成所有人的行动策略是一个均衡结果。
在上述案例中，G*＞G作为一种状态结果，导致悲剧发生，瞬间的结果G*，都是每个人的理性选择，是一个僵局，更是一个困境。在博弈论中被称为纳什均衡，无论是瞬间的悲剧G*＞G，还是动态变化过程中的G*＜G，在逻辑定义上都是纳什均衡，即：不动点。所有参与人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都没有改变此状态的积极性。所有G*＞G和G*＜G的均衡构成了一个博弈规则下的均衡集合，即不动点集合。如果我们认为所构建的制度（博弈规则）是所有参与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认可的制度(规则)。那么，所有可能的均衡集合(不动点)在时间和空间序列上所表现的不一致性是客观的存在。像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秩序下的“无形的手”，公海捕鱼的渔民出海的时间和装配；城市交通的有限秩序下的出行者的出行方式的选择等等。不一致的均衡状态困扰着制度和规则，同时也影响着在这种制度和规则下的参与人。维系“公地”的公正、公平和社会福利的驱动要求改变制度和规则的同时，也要求改变参与人的行为习惯，道德信念和价值取向。如何更好地理解这种改变，使人们面对“公地悲剧”而走出困境，需要理性思考。
三、理性思考公地悲剧
用历史的逻辑理性来审视“公地悲剧”，也许能洞察其背后更为一般的意义。“公地悲剧”的逻辑理性是以数理逻辑为分析现实现象的工具，将命题逻辑化，使之和现象与经验相对照，从而得到了一个博弈规则下的均衡集。而这样一个逻辑理性下的均衡集是以经验为基础的认识之过程，以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为方法的形式之过程，强调对其逻辑结构的静态分析而忽视了对现象的历史发展的动态考察。当我们将“公地悲剧”作为一个历史性框架下的动态变化之过程进行分析时，常常会否认现象的客观真理性，否定其现象的内在规律和揭示规律的普遍方法。历史的逻辑理性使我们看到“公地悲剧”同样是在历史进程中获得并成为“共同知识”，并通过这种“共同知识”来进一步认识“公地悲剧”的现象和本质。
“公地悲剧”的形成是主观的理性意识和客观的理性能力作用的结果。每一个参与人所具有的、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主观愿望构成了它的理性意识。并将这样一种理性意识体现在有目的的感觉、知觉和表象等感性认识、活动及敏捷的认知视野。每一个赌徒在瞬间写下 之过程，更多的是一个主观的理性意识之过程。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每一个参与人又受各自对具体规则及规则下可能出现的结果的分析判断之能力，即客观的理性能力制约，参与人之间在理解、计算、判断能力上的差异性构成了各种可能的均衡结果存在的可能。
“公地悲剧”的形成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冲突的结果。置身于公地的每一个参与人都拥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意识和能力，而所有个体所组成的集体以集体利益之最大化。在不确定条件下，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之间产生的冲突，其结果就是公地悲剧。表现在资本市场上，即高明的投资者(个体)常常先发制人，抢占先机，智夺他人之利益，即把利润空间留给自己。表现在城市交通秩序上，即每一个出行者，均是从自身的出行方便和出行方式的追求上获得利益和满足，从而使更多的城市交通秩序陷入“路修到哪里堵到哪里”的困境。
“公地悲剧”的形成是动态过程中参与人知识理性的结果。每一个参与者在置身于一块公地时，均有表现出最大限度地地利用可获得的知识形成自己的对事物动态发展的预期的理解和偏好，在这样一个不断的交互过程中，个体参与人的知识理性通常按“贝叶斯理性”来更新他的知识理性实现他的个体利益最大化之目的。
“公地悲剧”是理性人的行为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理性人的行为又时常表现出更多的非理性之因素，这些非理性因素时常表现在由于参与人的不同的偏好，对信息的不同之认识，在理性人对自己的信念和外部的信息还无法做出理性的分析或者说其理性的分析又常常出现错误时，所做出的非理性的行为（习惯上说不合常理的行为）。然而，我们常说的“常理”又是什么呢，每一个人心目中认可的常理，即“共同知识”未必是正确的，非理性的行为在更广义的层面并不是真的没有理性和逻辑。
四、结语
理性地思考“公地悲剧的不动点”之均衡状态，使我们能够更宽泛地认识“公地悲剧”所映射的对现实经济环境下的各种制度的构建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的反思。面对“公地悲剧”我们需要构建完善的维系公共资源的制度，需要制度来约束参与人的行为，而所有参与人的行为选择恰恰是各种制度约束的行为。能否让制度所约束的行为与参与人的选择行为相一致，从而形成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既是制度本身的要求也是社会所有行为人之要求。因此，在我们面对公共资源构建制度时必须考虑制度形成的合理，制度冲突的自我调节和干预，制度动态的变化。考虑在制度的动态执行过程中参与人相互之间的信息有效沟通，以及相适应的动态激励与惩罚机制。“公地悲剧”只有在“公地”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时，是否以最有效的信息，最低的信息成本，用效利用资源，是否能够做到参与人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符合一致性的激励兼容，才是走出困境的均衡路径。
参考文献:
[1]Hardin,G,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cience,1968,162:1243～1246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129
关键词：理性主义；左脑和右脑；感性视觉模式；艺术创造
1感性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博弈
德国是古典哲学的发源地，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都崇尚理性主义，德国理性主义思想充满着人本主义色彩。这种哲学理论在观念上存在一定的失衡性。其一，“理性”被提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感性则成为可有可无微不足道的存在。“绝对精神”与“纯粹理性”成为关乎人性问题的决定性要素；其二，片面突出了社会群体的力量，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个体性价值遭到忽略。费尔巴哈对理性至高无上的理论表示质疑，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强调感性哲学的力量，他表示感性更贴近人的客观存在。对传统理性主义提出异议的哲学家还有近代的休谟、卢梭，虽然他们承认感性的作用，但是并不认为感性有高于理性的地位。鲍姆嘉通是感知新理论的首创者，但是从实质而言，他的理论也没有突破传统理性主义的认知，对感性力量的认识存在不足。理性主义的存在具有牢靠的根基，要想从感性主义研究哲学或是从直觉化的“诗性”角度对这一理论提出异议，必得出示一定的资料证据才会有说服力。美国罗杰・斯贝瑞（Roger Wolcott Sperry）是研究现代神经学的专家，他的研究成果使得理性与感性的较量开始向感性主义方向倾斜。
2感性视觉和右脑
左脑会对绘画中的思维模式造成干扰，会造成绘画过程中信息延迟，这一现象已经被罗杰・斯贝瑞、霍华德・加德纳的实验研究所证实。人体的左右脑在功能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左脑更加倾向于理性，而右脑则倾向于人的感性。人的语言功能、逻辑性思维、分析能力、是非明辨力等都是由左脑发挥作用。而一些非语言的、形象化、直观化、具有突发性、刺激性的事件处理则主要靠右脑发挥作用。右脑视觉与左脑视觉都是人的视觉体系的组成部分。左脑视觉与右脑视觉存在着较大的区别。我们平常而言的视觉其实是指单纯意义上的左脑视觉。右脑视觉在工作模式上类似于照相机，具有及时、敏捷、稳靠的特性。左脑的意识参与会造成知觉屏障，会阻碍信息进入大脑。减少左脑意识干扰，就会使右脑的信息处理加速。信息常常会以串联的形式显现，这是右脑的特性，因此某些具备右脑视觉处理能力的人，即便单纯只看到静止性的画面，也会听到与之相关的声音或闻到与之相关的味道。癫痫病人的右脑视觉能力特别明显，这在很多的医学病例中已经被证实。癫痫病患者发病时，其左脑的控制力相当薄弱，大量信息就会以串联的形式涌进右脑。天才画家梵高就是一名癫痫病患者，梵高的作品色彩浓艳，用笔强烈，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梵高卓越的艺术成就在很大一方面是其右脑视觉能力的结果。
了解左右脑的视觉模式，有利于我们有针对性对左右脑的功能进行干扰。如果有意识地去控制左脑的机制发挥，就会促进右脑机能的作用，如此就会改变大脑对图像信息的处理结果。例如强调右脑在作画时的功能，对左脑的信息干扰进行有意识地控制，就会使人的右脑向照相机一样开始工作，这样不但会提高了作画的时间效率，而且在色彩处理等方面都会更加形象化、直接化。印象派的作品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
3右脑视觉模式
印象派绘画强调“光”与“色”，产生于19世纪，会带给观者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是对传统绘画艺术的一种颠覆。莫奈是印象派的代表，他这样形容其绘画的过程：印象派绘画要对所画的事物视而不见，要在头脑中印记事物投给人脑的最初印象，抓住色彩与形状是关键。作品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直观化感受，具有及时性的特点。他说：大自然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中，而非静止，画家要想抓住大自然的动态化特征必须要具备一定的速度。要在短时间内对事物的形状、色彩、光线做出处理，而不要着眼于事物细致化特征。为了更好地捕捉大自然的变化性特征，莫奈在作画方式上独辟蹊径，他同时画多幅作品，对不同时间段的光线变化、色彩变化进行描画。莫泊桑说莫奈的绘画对于色彩的处理以及光影变化的捕捉相当迅速，而且莫奈的作品会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莫奈的这种绘画方式具有鲜明的右脑视觉模式特点，形象、直观，及时有效地将大自然的瞬息万变定格在其作品上。
美国的贝蒂・爱德华是右脑视觉模式的实践者，她充分应用这一模式对绘画学习者进行“右脑视觉”培训。具体的训练过程是这样的：把绘画者的一个手掌作为绘画对象，作画时绘画者的目光要随着手掌的轮廓运动，同时画笔要随同绘画者目光的移动在画纸上进行绘画。在绘画的这一过程中绘画者不要看自己笔下的线条。要让绘画者的右脑与视觉发挥绝对的支配权。作画时间到了，就要立刻收笔，这时候绘画者才可以看自己笔下的作品。这种方法打破了常规性的作画模式，虽然整个画的线条似乎毫无章法，充满无意识，不够流畅优美，但是这些线条轨迹却充满趣味性。这种趣味性就是对常规化的一种突破，正是这种突破创造了绘画上的新意，体现出了画作的个性与态度倾向。
罗杰・斯贝瑞发表观点说人体右脑是潜意识的集中地，人与生俱来的本能都集合在这里。左脑则是人的意识的集合地。左脑的活动直接对右脑的活动产生干扰，左脑对储存于右脑的潜意识具有制约、筛选、干扰性的影响。如果对人体的左脑活动进行限制，就会为人体的潜意识开拓发展的空间，会使潜意识在直观、形象、情感等方面得以充分展现。“潜意识自动”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视觉模式。自动绘画是对视觉模式的具体应用，充分发挥了视觉模式在绘画领域的优势特性。由于自动绘画具有机动性，随意化，而且没有明确的主题性限制，所以更容易挖掘出绘画者创作时的潜意识。画家在进行这种绘画时要有意识地控制左脑机制的干扰性影响，要积极为自我的潜意识本能的发挥创造条件，激发右脑的视觉模式机能，进而使创作充满创造性、创新性。自动绘画打破了人思维过程中的逻辑性以及常规化思维定势，充满偶然性因素，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特质，是右脑视觉化模式效应的结果。
1·社会秩序的成因:契约人假设
自人类以降,就一直在寻找生活的秩序,这是因为人不仅是一种追求目的(purpose-seeking)的动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遵循规则(rule-following)的动物[1],即作为社会的人是“契约人”。社会的人之所以是“契约人”,是由于个体的局部分立知识、有限理性和自由选择在面对社会整体时,内在地要求一种可预期的情态。而社会秩序作为表征社会系统运行有序性的一个基本范畴,是事物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各种因素相互联系,因此我们能根据我们对整体的某个局部或是间断的了解而得到对其他部分的正确预期,或至少期望很有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社会生活的秩序并非个人或群体之间达成的任何一种情势(pattern),而是一种能带来特定结果的格局、一种能实现社会生活中某些目标或价值的安排。”[2]可见,社会秩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所有社会个体间因彼此知识的分散性合理性的有限性而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事态和规则体系。
社会是个体交互的集合,社会个体间存在持续的交互作用。人在沟通交流中需要运用关于我们的处境和其他社会个体的知识,但这些知识永远不可能以集中的、整合的形态存在;相反,知识在社会中的分布是极度分散的,这些知识总是掌握在分立的个人大脑中,是散乱的、不完整的、并且常常是互相矛盾的。知识的分散化意味着,任何社会个体不可能具有外部环境的完全知识和完全信息,也不可能对其他社会个体的行为作出完备的推断。知识的分散性必然导致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为了克服知识的有限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需要人们遵循一定的规则。
而规则正是作为知识分散化引致的风险的弱化机制而存在。在规则的指导下,社会成员无须担心自身知识的局限性,就可以正确预期他人可能的行动,从而大大减少了交往中的不确定性。社会成员通过遵守它来弥补理性的不足,从而尽可能减少决策的失误,产生了以人类合作为基础的秩序。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便意味着个人的行动是由成功的预见所指导的,这亦即是说人们不仅可以有效地使用他们的知识,而且还能够极有信心地预见到他们能从其他人那里所获得的合作。
社会个体不仅需要遵守社会契约,而且能够遵守社会契约,这在于社会个体行为和知识的累积性所导致的社会个体的渐进理性。由于个人理性的有限性和知识的分散性,使得在人们社会交往的行动过程中必须经由“试错过程”和“赢者生存”的实践以及“积累性发展”的方式来逐渐获得渐进理性并由此形成“自发社会秩序”。这一过程也是社会群体在渐进理性的指导下通过长期的交往与互动博弈,自发产生的一种内在规则,并且通过人类的集体学习和模仿机制不断地延续和演进的过程。总之,“契约人”在渐进理性的指导下通过规则的遵守减少交往中的不确定性;通过对偏离群体行为规则的纠正保证规则的实施。
2·社会秩序的表现:社会规则体系
社会秩序是对交往中的各类社会关系进行有规则的组织和协调状态。规则直接体现着社会秩序。遵守与维护规则,就是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所谓规则就是关于一定条件下行为合法性的普遍共享的观念,它是在组织内—外、个体—群体之间的社会互动中被创造和被发现的。
规则分为非正式规则和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又称内部规则、内在制度,被定义为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是在交往过程中社会成员自生自发形成的、用于指导人类行动的抽象规则的总和,含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它通常在分散的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自发形成。社会成员在内部规则的指导下会形成各种互动关系,而这些关系的宏观表现就是社会秩序。由内部规则所促成的自生秩序(spontaneousorder)的特征是局部性、自利性、排他性、非协调性、非组织性,目的在于形成与己有利的环境,或者是为了维护团体的利益、加强群体的联系等。
在复杂的社会里,单纯依靠非正式规则不足以排除所有机会主义,即搭便车(free riding),需要正式规则来消除环境的不确定性。正式规则又称外部规则、外在制度,被定义为外在地设计出来并靠政治行动由上而下强加于社会的规则,主要包括政府的各项规章制度,含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组织内部规章等。由外部规则所促成的建构秩序(made order)具有整体性、前瞻性、非排他性和协调性,旨在维护全局的秩序,防止整体性的社会失范。由于有组织权威做后盾,所以建构秩序往往是刚性化的。
由上可知,社会秩序的演化出现两条主线:一条主线,自发内生秩序是当事人遵守内在规则的前提下自主行动,通过当事人之间的互动和当事人与规则之间的互动,“意志的协调一致,基本上是建立在和睦的基础上,并通过习俗和宗教产生和改良”,而促成“横向分化的多元秩序”;另一条主线,外在建构秩序是组织为了自身利益,通过政治行为实施外部规则,“以聚合一起的、联合的选择意志即管理为基础的,通过政治的立法获得其安全,通过公众舆论而得到其思想的和有意识的解释,即获得自我辩护”,而促成“纵向分层的等级秩序”。社会秩序就是“横向分化的多元秩序”和“纵向分层的等级秩序”的有机统一。
作为完整的社会秩序是由内生秩序和外生秩序耦合而成的。秩序并非仅仅是单个意向的加和,而且还是非线性相互作用的集体后果。从制度层面上看,社会秩序表现为一整套规则体系。也正是在规则体系的调控下所形成一种有序事态,即行动的秩序。所以,社会秩序最终是规则的秩序和行动的秩序的有机统一(如图1所示)[3]。
3·社会秩序生成的关键环节:合法性与信任
有了规则未必有秩序。规则能否发挥秩序功能,关键在于规则能否得到社会的认同。“合法性理论”是关于规则认同的理论,所以合法性是社会秩序生成的关键环节。社会规则是社会共同体理性的产物,具有抽象性特征,而契约人的生活是感性的。要想使契约人实现对社会规则的认知,需要破解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这一难题[4]。只有从普遍的社会生活中概括真实而有效发生的存在根据或行为规则,使广大契约人对理性化和制度化给予认同,才能使理性原则和制度规章立于可靠的根基之上,理性化和制度化的追求才能有效实现。所以设计和推进社会理性化和制度化时起码应当注意这样几点:其一,原则化和逻辑化的理性设计和制度安排只有同契约人的感性意识连接起来,才能被认知和理解。其二,只有社会理性化和制度化从根本上维护契约人的切身利益,和谐的社会秩序才能产生。其三,只有正式规则同非正式规则协调起来,社会才能形成稳定而有效的和谐秩序。
契约人之间之所以能够实现对社会规则的认同,最终还在于契约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存在。“信任是个体面临的一个预期的损失大于预期的得益之不可预料的事件,所作的一个非理性的选择行为。”[5]信任存在于契约人间的共同活动之中,支持着契约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并发挥着提高交往效率的作用,是社会秩序生成的内在基础。之所以信任是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是因为信任是稳定社会关系的基本因素;是行动者在社会互动中彼此寄予的期望———期望另一方履行其信用义务和责任;它有助于行动者消减社会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或者说信任是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
4·社会秩序生成本质:共享价值观念
规则之所以能够作为知识分散化引致的风险的弱化机制而存在,是因为规则是一种社会成员(个人和企业)与组织(政府)创造的并自愿遵守的共同知识的集合。在共同知识的指导下,社会成员无须担心自身知识的局限性,就可以正确预期他人可能的行动,从而大大减少了交往中的不确定性。
而这里的共同知识是作为巩固着非正式规则和正式规则根基的价值性知识。布坎南称之为“一致同意标准”,青木昌彦称之为“共同信念”,布尔称之为“价值的安排”。可见,价值是构成社会秩序的绝对必要的条件。共享价值是社会秩序的主要内核(如图2所示)。社会规则是价值内核的依托,价值内核渗透于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中,作为统摄性的因素发挥其功能,决定着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的价值属性和内容的演变。单独的社会规则无法辨别其性质,只有把它放到规则系统中,在价值内核的观照下,才能确证规则的性质。符合社会秩序价值内核要求的既有社会规则,将在社会生活中继续起作用。不符合要求的社会规则,将逐渐被淘汰。同时,按照价值内核的要求,新的社会规则将会创生。不仅如此,在价值核心的支撑下,正式规则同非正式规则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一方面,正式规则保障了非正式规则所需要的必备环境的可行性与有效性;而非正式规则促进相关法律、制度等正式规则的推行。另一方面,随着非正式规则可规定程度逐渐趋于清晰而被纳入到正式规则范畴之内,而随着正式规则的深入人心,逐渐成为社会的普遍观念。普遍共享的价值观念,规定着“我应该如何行动?我应该做什么?”的选择,决定着行为秩序的具体样态。
【关键词】礼仪教育 符号化行为
【中图分类号】G7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14-0188-02
在铁路礼仪的教学中，关于礼仪的一整套的教育和训练基本上属于知其然的内容，学员们被动地学习礼仪的规则和规范，训练和默记着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如何做、如何说。在完成铁路礼仪教学的教学实践过程中，笔者在教学的过程中加入一些关于对其所以然的探讨，引导学员对“礼”的所以然进行探究，引导学员对“礼”的作用机制进行思考和探索，寻源究底。一方面增强学员们对礼的深入理解，另一方面促进了礼仪行为的内化。学员们对礼仪的的自我探究和阐释，不仅能使教学过程变得容易，而且在学习过程完成后，能使他们自觉地把礼仪内化为行为习惯的一部分并在工作中积极主动地实施和传播礼仪文化。
在教学过程中，学员在掌握和训练礼仪规范的各种要求的同时，让学员对礼仪属于符号化行为和礼仪存在于本能和理性之间有一些初步的理解，改善学员理解礼仪和践行礼仪的角度和认识，排除一些功利的短浅认识，免除工具理性的干扰，将礼仪内化为文明社会进步的必须，把践行礼仪和传播礼仪变成自我进步的标志之一。
一 礼仪属于符号化行为
礼仪活动是人的活动，是人和人打交道的行为规范之一，因此正确地理解和解释礼仪应当建立在正确的对人是什么的了解之上，理解了人之为人，才能理解礼仪的本质和意义，践行礼仪才有了主动性和目的性。
对人是什么的了解是礼仪教育必须的环节，然而关于人的定义有很多角度，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经济学家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文化人类学家家说：人是能够使用语言，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生物。对人的本源有性善性恶之说，尼采公开赞扬权力意志，弗洛伊德突出本能，马克思推崇经济本能。其实，人类没有停止过对什么是人的探索，我们一直在寻找人的本质，希望找到人类本性的统一性和同质性，或者在复杂人类生活的转动装置中，去找出我们的整个思想和意识机器开动起来的传动力。然而怀抱如此理想的神学家、科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人种学家，经济学家们都仅仅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每一个思想家都从他们的角度给予了我们关于人类本性的描述。但是，他们采取的方法都是根据经验的事实进行推定，通过对经验证据进行解释，这就是他们的误区之所在，因为在搜集事实总结经验的时候，一定对人是什么有一个假定，因此这从一开始就包含着错误的关于什么是人的假定，最终导致从各种角度形成的思想的种种对立，这种对立并不仅仅是一个严重的理论问题，而且对我们的伦理和文化生活的全部内容都有着急迫的威胁，比如，我们关于经济人的假设，又导致了一些畸形的社会现象。对于什么是人的错误理解自然也威胁着对礼仪的理解、阐释和实施。
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其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理性的力量被捧为人的最高力量，理性的首要和最高的法则就是不矛盾律，因此理性的思想、逻辑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所能把握和处理的都是那些摆脱了矛盾的对象，是那些满足排中律的对象，也就是那些具有始终如一的本性和真理的对象，然而，在人那里，充斥着矛盾和非理性，人根本没有单一的本性，人不是单一的或同质的存在。礼仪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个互动既是实时的互动，表达着当下的情态和事态；又是历史的互动，礼仪中包含着的传统在此刻发挥着作用；也是未来的互动，礼仪影响和规范着未来，饱含着期望和愿景。时空的跨度和交错，错综复杂的欲望和因果，对于礼仪教育来说似乎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但是，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了人，自然就理解了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礼仪。
我们绝不可能用探测物理事物本性的方法来发现人的本性。物理事物可以根据它们的客观属性来描述，但是人却只能根据他的意识来描述和定义。人的意识使人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系统，这个特殊的系统就是符号系统，语言、文字、数学、逻辑、艺术、宗教、哲学等等人类文明都是非物质的符号，人类文明就在于着一系列符号系统，人类的世界区别于动物的世界或者更准确地说人有世界的根源就在于人的生存植根于符号系统，礼仪仅仅这个符号体系的冰山一角。一般来说，生命体有两套系统，一套感受器系统、一套效应器系统。通过感受器系统，生物体接收外部刺激；通过效应器系统，他对这些刺激做出反应。除了在一切动物种属中都可以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以外，人有一套符号系统，它存在于这两个系统之间。有机体对外界刺激的回答是通过效应系统直接而迅速地做出的，而人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则是被符号系统延缓了的，它被思想的缓慢复杂过程所打断和延缓，由此人创造了一个符号的宇宙，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质宇宙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各部分，他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人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能力确实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固有特性，对于理解人类文化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称，人应当是符号的动物，礼仪是人的符号化行为，它镶嵌在复杂的人类文明经纬中，简单地阐释礼仪以及礼仪行为的因果效应是错误的。
人总是倾向于把他生活的小圈子看成是世界的中心，并且把他的特殊的个人生活作为宇宙的标准。对礼仪以及礼仪行为的理解是礼仪教育的难点，这是因为礼仪存在于本能和理性之间。
二 礼仪存在于本能和理性之间
人的生存过程中既要面对自然也要面对社会，还要承延历史和传统，我们处在一个巨大的制度和传统架构之中，经济的、法律的和道德的约束和规范并不全是由我们自己制定的，我们是通过服从这些行为规则，使自己适应这个架构。礼仪也是这个巨大架构的一部分，人们极力对这个架构进行解释和阐释，但不能总是自圆其说，因为它产生于人类生存的秩序同时又维护着这个秩序。在人类在生存过程中不断形成的秩序，人类的秩序有客观秩序和主观秩序，有自发秩序和扩展秩序，有均衡秩序和非均衡秩序，这些秩序通过符号体系呈现在我们的文明体系里，这个文明体系是通过理性的探索、感性的交流、艺术的想象、宗教的虔诚等等所形成的，文明不仅是我们维持和发展的必须，而且也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超越的必须，文明的秩序是人与人在携手共进的过程中探索出来的，这里的人与人既包括当下的人与人也包括历史的人与人，这里的人与人既指一个人和一个人，也指一个人和一群人，还指一群人和一群人，是人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活动空间的扩大、在交往互惠的过程中形成的秩序，秩序所涵盖的范围也随着交往的范围扩大和交往的方式增多而不断变化，秩序的范围最终超越了个人的感受所及和理性所及的范围，形成了目前文明的扩展秩序，我们从个人的角度思考和看待扩展秩序，从自己的有限理性来分析和解剖扩展秩序似乎是不可理喻的，以当下的情况和事实对扩展秩序进行是非判断也是不可理喻的，其原因是产生和形成秩序不仅仅出于个人本性和理性，而是处于群体社会之间的不断探索和博弈，人们经常说看不见的手，其原因可能是这只手不能被理性所理解和阐释，它存在于本能和理性之间。礼仪教育和实践的误区也在于对此的正确理解和认识。
在家庭里或生活小圈子里，休戚与共和利他主义本能形成协作方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些由本能产生的规矩适用于自己团体成员的却不是适用于外人，在小圈子里，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个人既享受到成员的关怀和照顾也受到一定的约束和相当大的干涉，因此这种人人待人如待己的秩序只能维持在较小的范围内，因为随着范围的扩大，关怀他人所需要的精力和受到他人的约束都受到挑战。随着人们交往规模的扩大，逐渐演化出一些扩展范围和规模的人类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划定了个人可调整的范围，特别是有关私有财产、诚信、契约、交换、贸易、竞争、收获和私生活的规则，这些非本能的规则属于人类的扩展秩序，它一方面超越了本能，逐渐趋于理性；另一方面它又不是理性能够创造和设计的。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形成道德伦理关系等扩展秩序，是通过传统、教育和模仿代代相传，礼仪也必然如此。
科学发展和物质文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和满足，追求理性的收获也经常使我们走进理性的误区，希望用理性来理解和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由于扩展秩序超越了个人的理性思考范围，对文化和道德的进化、对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问题不能抽象化和简单化地处理、设计和改造，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用理论的推定和粗暴的说服来完成。其实，在教人学会如何为人处世，用各种见识、理性和理解力等科学阐释礼仪的时候，让人们明白与其说是科学进步的结果带来先进的秩序礼仪，不如说是包涵礼仪的秩序是产生科学进步的来源。
人并非生下来就聪慧、理性而善良，科学进步也并非可以规划和计划的，人类社会秩序也并非一成不变或由谁设计的。一个人为了做到聪慧、理性和善良，融入社会和参与社会的进步，他必须接收教育，吸收传统，模仿他人。人能变得聪明，是因为存在着可供他学习的传统，但这种传统并不是源于对观察到的事实进行理性解释的能力，而是源于做出反应的习惯。它主要是告诉人们，在一定的环境下应当做什么或不应当做什么，但并不告诉他肯定能够期待发生什么。正像本能比习俗和传统更久远一样，习俗和传统也比理性更久远；习俗和传统是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习俗和传统在扩展秩序中形成，反过来，习俗和传统维护着的秩序让本能的保存和理性的发展成为可能。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以及从事的大多数职业，都很难满足内心深处发出的本能的那种行为或者我们的理性认为应该的方式，恰恰相反，得到承认的行为方式，经常要求我们不要去做哪些我们的本能促使我们做的合情事情，或者不要做哪些我们理性地认为合理的事情，这相互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冲突，并不像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实施礼仪时也面临这样的矛盾，因为礼仪存在于本能和理性之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摸索出来的扩展秩序，不是本能地产生，也不是理性的结果，而是人类本能保存和理性发展成为可能的基石，必须明白遵守这些规则的确会产生一种带来更大利益的普遍作用。
三 铁路礼仪的教育和实施的重要意义
蒸汽机的发明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不仅仅是因为蒸汽动力替代人力和畜力大大减轻了人类的劳作，而是蒸汽动力的机车大大扩大了人类的交往范围，扩大了的交往范围催生着扩展的社会秩序，扩展的社会秩序促进了理性的飞跃和感性的张扬，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人们还是不能完全理解一个小小的岛国――英国有什么东西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力量和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变革，科学、艺术、宗教、法律等等一股脑地产生和变化并突飞猛进地影响和改变人类。
扩展秩序孕育着文明和理性，克服和纠正着本能的冲动和理性的狂妄，让人类的征服和探险保存在生存的空间内，而不是花果飘零。中国人经过了五千年的文明，也经历了近代三百年的曲折，当我们面临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的时候，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天命不可违，也认识到人命可修为。虽然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一定会给我们人类带来更高层次的扩展秩序，将再一次在更深层次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但是我们辽阔的大陆和现代化的不平衡，使得铁路交通影响文明和促进文明的动力仍然在，铁路礼仪仅仅是传播文明的一小步，铁路礼仪是传播文明先遣军，铁路礼仪一定会携裹着文明的其他因素和要素促进进步和发展。
关键词：博弈论；人力资源；中小企业
成功的企业，关键在人才战略，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此，激发企业员工的内在行为动机，使之围绕企业目标而努力，就成为激发企业活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源泉。
一、中小企业人才流失现状
中小企业往往人才较为缺乏，高层次人才少，也不像大企业具备雄厚的资金和资源，对人才的吸引力与大企业相比处于非平衡状态。但是小企业在成长和经营的过程中也会培养出大量的人才。
二、中小企业人才流失的原因
人才流失，是指在一组织内，对组织经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的人才非单位意愿的流走，或失去其积极作用的现象。
（一）薪酬。薪酬是调动中小企业员工积极性的最直接、最现实因素。
（二）绩效考核制度不完善。在我国的中小企业中，一般企业主具有决定权，企业领导具有绝对地权利。这种情况使得企业中的绩效考核制度形同虚设。
（三）缺乏储备人才战略。由于我国的中小企业自身特点和条件所决定的，很多企业都没有人才储备战略。
（四）缺乏有效的沟通激励。对于我国的中小企业来讲，沟通是管理公司的重要环节。有效的沟通可以使员工具有归属感、心理安全感、存在感，得到一种非物质上激励，提高工作效率。
三、博弈论应用模型
本文拟设某中小企业的优秀员工有跳槽想法、中小企业可以采取或不采取某种措施情境下，进行博弈分析，得到留住员工的最佳手段。下面是中小企业和员工的博弈：
（一）企业是否采用储备人才战略与员工的博弈
1、假设前提
员工方面：员工每年为企业创造价值5万元；员工基本工资3万元/年；员工跳槽后工资4万元/年；跳槽后各种费用及损失0.5万元。
中小企业主方面：开展后备人才储备战略，包括培训员工，关注人力资源市场等消耗每年0.5万元。
2、情况说明
本文所列数据均为双方一年之内的利益得失。由于中小企业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工作复杂度低，易操作性高，新聘员工在一年内可以熟练掌握。对于本文其他博弈模型情况同样适用，故在以后的分析过程中不累述。
3、博弈过程
结论，对于员工来讲，跳槽的收益始终大于不跳槽的收益。不跳槽对于跳槽来讲是完全劣战略，有跳槽条件的员工在博弈论假设条件中必然选择跳槽。公司的储备人才战略对于保留想跳槽的员工意义不大，储备人才战略只能在员工跳槽的情况下保证企业的损失较小。
（二）企业是否采取加薪制度与员工博弈
1、假设前提
员工方面：员工每年为企业创造的价值为5万元；员工基本工资3万元/年；跳槽后公司4万元；跳槽成本0.5万元。
中小企业方面：企业为保留人才可采用加薪的原则，本文采用加薪20%的策略保留人才。
2情况说明
企业得知有其他企业愿意为自己的员工多供一万元的工资，则通过加薪的方式留住人才。
3博弈过程
结论，在本模型中，出现了纳什均衡。即员工跳槽，企业不会为员工加薪。也正说明了现在的大多数中小企业的人才流失实际情况。企业的资源有限，工资增加的幅度不会大于一定的限额，而员工有了更好的选择。最终造成的员工跳槽的这样一个局面。基于劳资双方理性的策略，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是合乎常理的。
（三）企业采用沟通策略与员工的博弈
1、假设前提
员工方面：员工每年为企业创造价值5万元；员工基本工资3万元/年；员工跳槽后工资4万元/年；跳槽后各种费用及损失0.5万元。
中小企业主方面：采取沟通激励的方式，给企业员工带来收益为a，公司带来收益为b，其中a，b均大于0。
2、情况说明
采取沟通激励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使员工得到除了物质以外的其他需求，所以沟通一定会带来价值。而且沟通的成本在中小企业来讲几乎没有，在本论文中认为成本为0。但是由于员工的感性度不同，企业主的亲和力沟通技巧不尽相同，所以沟通带来的价值不好定量。本模型选用变量a替代沟通带给员工的价值。企业采取与员工沟通的方式，会使得其他企业员工同样获取相同的感知，对激励员工起到一定的作用，则获得效益为b。
3、博弈过程
结论，博弈结果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当a0.5的情况下，最终的博弈结果是，员工选择不跳槽，企业采取相应的沟通策略；第三种，a=0.5，对于本身难以量化的沟通激励进行量化，本身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技术上和概率上来讲不予考虑。
不同的结果恰巧说明了沟通激励是具有灵活性和艺术性的。沟通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员工的抉择，也直接影响企业的利益和发展。沟通的好坏与否对小企业的影响还是较大的。
四、结论
采取所有措施战略是最有效的方式，但是由于资金原因有些时候并不必要，所以笔者认为。在大多数中小企业中，采取有效的沟通是最节省成本的方式。（作者单位：重庆交通大学）
参考文献：
关键词：排队；经济学；资源；博弈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2
一、公交排队产生的原因
（一）必要性
1.供需矛盾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公交站牌下的等车人数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对于一些载客量较大的公交车来说，站牌的排队现象较为普遍。从时间上来看，在上下班的高峰期及周末，在站牌下排队的人较多。在这个时间段，对公交车的需求较大，而公交车的数量有限，供给不足，导致供不应求，排队的人较多。资源的稀缺性是公交排队现象的根本原因。
从空间上来看，在始发站排队的人较多。这个现象主要是针对跨市的公交车（例如太原街901路）。因为始发站的空座位较多，乘客在始发站乘车获得的效用最大，作为理性经济人一般会选择在始发站乘坐。
2.沉没成本的作用。公交排队中存在沉没成本的问题。许多乘客在等待一定时间后会感到不耐烦，产生放弃排队的念头，但当考虑到为排队而耗费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后，他们毅然选择在长队中等候。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沉没成本不符合理性，应当被忽略。可是，忽视沉没成本在心理学上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高峰期公交站牌前总有长长的队。
（二）可能性
排队是资源配置供需不平衡的结果。要满足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配置，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基础设施配套跟进，但这种投入和跟进，需要循序渐进，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一时无法解决供需矛盾的情况下，排队却是解决供求矛盾的一个相对接近“帕累托改进”的方式。首先，它实际上是用时间成本的形式去支付价格，符合公平的原则。另外，它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具有正外部性，符合资源配置中“高效”的原则。
二、公交排队低效行为分析
造成公交排队低效的主要有两种行为：拥挤行为和插队行为。
（一）公交排队中的拥挤行为
1.拥挤产生的原因。高峰期乘客数量远大于座位数量，拥挤可以使自己提早获得好的座位，避免行程中站立的痛苦。这是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2.拥挤中的博弈。公交排队实际上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关于拥挤与否，存在一个博弈：博弈双方是自己和他人，对于每个等车的人来说，两种可供选择的行为是“挤”与“不挤”，每种行为的结果取决于其他人的选择。为了简化分析，以两个乘客之间的博弈为例，A乘客和B乘客都在排队，且都处于同一位置。两个乘客的行为及支付如表1所示。
表1拥挤博弈
A
B
从上表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不挤，不挤）是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乘客无法预知其他人选择“挤”还是“不挤”。而选择“挤”是一个占优策略。这是一个典型的单次发生的“囚徒困境”案例，因为大家互不相识，今后再遇到的情况也很小，博弈不会重复进行。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挤”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拥挤现象屡见不鲜。但实际上，拥挤是一种介于零和博弈和负和博弈之间的博弈，大家都挤并不是一个最优选择。
3.拥挤的后果。在乘客数量大于座位数量的情况下，拥挤符合个体理性却不符合社会理性。社会理性要求以最小的成本来分配既定的资源。拥挤是一种高成本的资源分配方式，会产生负外部性。拥挤既耽误上车时间，又会带来心理成本。
（二）公交排队的插队行为
1.插队产生的原因。（1）“理性的选择”。这一点与拥挤行为具有相似之处，因为每个人都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插队可以大幅度降低私人的时间成本。但插队和拥挤行为有很大区别。拥挤严格地说并没有触犯规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而插队不符合规则和道德，是个别行为。（2）人质困境。在一群人面对威胁或损失时，“首先采取行动”的决定是很难做出的，因为这样可能付出惨重代价，这个困境即人质困境。排队中插队的人毕竟是少数，其行为损害了其他乘客的利益，但大家对这些人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因为受到“人质困境”的影响。如果大家都能联合起来，反对插队行为，人质困境就能破解。但实际情况是，大家都想避免冲突，减少不必要的麻烦，这样就纵容了排队中的插队行为。
2.插队的弊端。对个人而言，插队虽然能够达到效率最大化，但插队的人也会面临受到谴责和惩罚的风险。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插队现象导致了排队系统混乱，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反而使整个社会的效率大大降低，会产生负外部效应。
三、公交排队机制设计
（一）分流排队人数
前文已述，公交排队的根本原因在于供需矛盾。所以可以从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给的角度考虑解决措施。从需求的角度看，可以采取措施减少排队人数。例如可以通过“信息”的方式提前告知乘客不同时间段的大致客流量，这样可以使一些随时都可乘坐公交车的人适当调整自己的决策，避开高峰期。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可以在高峰期适当增加公交车的数量，也可以开发新的公交线路，这样既可以缓解排队人数多的状况，还可以对原有的901公交车形成一定的竞争，改善公交车的服务质量。毕竟，适当竞争比垄断更有利于市场的发展。这两种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流排队人数。
但公交车是一种公共资源，不能从一般商品的角度解决供需矛盾。例如如果用提高票价的方式来抑制需求，则对普通民众不利，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会造成一定影响。而如果增加公交车的供给则会增加很多成本，而且这在长期并不能改变供不应求的状况，资源总是稀缺的。因此，要使901公交车的运行更有效率，关键在于改善排队机制。
（二）改善排队机制
一个排队系统的好坏，取决于顾客与服务机构两方的获益程度。对于顾客来说，排队等待时间短、排队方式公平，他们获益就大。而对于服务机构来说，成本小、效率高是他们追求的目标。我们的目的是使排队机制更好地体现高效和公平。
1.确定合适的排队结构。（1）设立站席坐席。根据每个人的不同需求，可以在公交车的始发站设立“站席队”和“坐席队”。排在坐席队的人保证上车有座，但排队人数较多，等的时间也长。排在站席队的人上车只能站着，但他们等待的时间会短一些。等公交车过来时，先让排在坐席队的人上，等公交车上所有的座位都坐满后，再让站席队的人上。这样可以适应不同人的多样化需求，因为每个人愿意付出的成本是不同的。有的人愿意付更多的时间成本，而有的人更愿意多付出一些“身体成本”。（2）为弱势群体及付出特殊成本的人设立特殊通道。我们可以仿效2010年上海世博会，在公交车始发站设立“特殊通道”。这个特殊通道可以让老年人、孕妇、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优先上车，也可以让有提前预约或支付的票价较高的乘客先上。公交车票也可实行预约的方法，比如在规定的时间里到指定地点预约某个特定时间段（例如一个小时的时间段）的车票，可以增加额外的预约费。预约者付出了额外的金钱成本及风险成本（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走特殊通道即是对他们付出成本的一个补偿。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让愿意支付高价车票的人走特殊通道。设立特殊通道的方法虽然在理论上成立，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会产生成本增加、不同车票价格的难以确定等问题。（3）叫号法。大多数银行都采用“叫号法”实施业务办理。顾客抽取小票等待叫号，到指定的窗口办理业务。公交排队可以借鉴这种方法，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拥挤的状况。但公交排队与银行排队有较大区别，乘坐公交车的人远大于在银行办理业务的人，而且公交排队区域较小。“叫号法”若在公交排队中应用，还需要很多的改进。
2.加强管理。在市场经济中，如果没有政府的引导和调控，市场就难以健康发展。同样，在排队过程中，如果没有规章制度的约束和协管员的管理，排队也难以实现高效和公平。。（1）设立规章和道德教育。设立一些规章和惩罚制度可以抑制排队中的投机行为。例如对插队可以采取“让其排到最后一位”的惩罚措施，增加其插队的成本。当插队的成本大于插队的收益时，理性经济人就不会选择插队了。道德教育是从人的感性心理出发解决排队问题的一种方法。当社会上所有人的素养都达到一定高度时，插队乱队的成本就会变得非常大，从而必然会以做出插队、乱队等行为感到羞耻。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对公民素质的培养，大力宣传公德规范行为，可以从心理上改善排队行为。（2）协管员的管理。在拥挤和插队中都有“囚徒困境”的现象。而囚徒困境局面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信息不对称，博弈者之间缺乏沟通。协管员正可以起到促进沟通、规范乘客行为的作用，使负和博弈转变为正和博弈。
例如当出现插队现象时，协管员可以对插队者实施惩罚，从而打破“人质困境”。在乘客拥挤时，协管员可以通过劝导等方式，让大家明白拥挤只会延长上车时间，而按秩序上车是最佳选择，从而打破“囚徒困境”。
参考文献：
也许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深深地消费化了，但毋庸置疑，中国的文化产品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符号化”“娱乐化”倾向。社会层化现象明显，“二代”大量存在并不时地显示出他们的权利占有，这些让我们深感社会壁垒的存在、社会层间边界的固化和社会个体自由流动的不易。区域分割和阶层发展不平衡使繁华之上应有的意识倾向，尚未独立出现或是出现却裹带着很多断痕。经济的发展不均衡所带来的社会发展不均衡这一至关重要的影响是前提性的，我们的社会制度安排以及与之相应的接受心理、接受环境还没有形成，当代中国与消费社会也自然不会完整和全息。“中国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最缺的就是制度——有利于居民消费的法律、规定和严格的市场管理。”①所以，判定中国是否进入消费社会可能为时尚早。但是，“远”和“无”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中国经济基础的有效支撑，多元社会思潮的交互作用，这些共同体现到当下的文化存和审美走向上，让我们对“消费”已然扑面而来的事实不能视而不见。消费社会所带来的符号、快餐、平面化的产品已相当普遍，雅与俗、地域差别、受众的年龄差别都在日渐消解。尽管消费社会不完全属于我们，但“消费社会”的效应已随处可见，且已经成为我们讨论电影生产和传播的最主要语境之一，它与传统的儒学理性观念一起构成了分析受众审美心理的基本场域。
现代与后现代在电影文化中的博弈
在符号表征已经完全取代了主体价值，过分逼真的虚拟，完全笼罩了客观现实的“大潮”面前，有人提出：美学时代终结了。他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美学，已经不再是艺术和美的学科，而是一种感觉、感性的汇聚和体验。现代性的审美包含三个基本诉求，“一是为感性正名，重设感性的生存论和价值论地位，夺取超感性过去所占的本体论位置；二是艺术品代替传统宗教的形式，以至于成为一种新的宗教和伦理，赋予艺术以解救宗教的功能；三是游戏式的人生心态，即对世界所谓的审美态度”②。现代审美突出了“消费”特征，经济与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结成了已经相当的默契。与传统美学主张相比，它不再崇尚严格和审本文由收集整理慎批判技术理性，不再希望经由高扬诗意来实现主体价值，不再建立在近代科学和技术理性的基础上，也就不能在支撑沉重的精神结构和彻悟内容了。于是，美学死去了。当然，这是所谓的传统美学遁形。
与之相反，有人则把这种传媒及其产品向“大众”“消费”走近的过程，看作是一场新的美学革命。大众文化的兴起一定是植根于我们独特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既定语境，他的出现对于之前我们一直强调的文化的政治性、墨守传统，止步不前，是有极其重要的革新的使命和作用的。这种文化样式的出现是与现代化的建设，社会的深入开放、文明同步的，对人们文化市场意识的出现有着很大的引导和带动作用。③而美学是主体的思想体验和理性批判，一切观点和主张都应该立足和着眼在个体的无拘束和个性充分发散上。这样看来，消费社会语境下的美学恰恰迎合和体现着这一诉求。只是美的体现方式和存在状态，联同批判它的时性都在发生一些不可捉摸但又实实在在的改变。从本质上看，改变是形式和包装，体验和感觉却是类似的。只是，这类体验可能是浅表的，是可能被更多的社会个体所感所受的，是略微地消除了某些差别的。
不仅如此，当下电影美学的抉择还体现在主导思潮的矛盾和悖论上。一直以来数千年儒文化传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电影，这种影响，可能从生产、传播到接受每个环节都必须自觉和不自觉地遵从某种规范。道德、伦理的自律和主流的倡导一直压制者非理性的、感性的审美实践。或者说这些非审美的要素无时无刻不在规定着我们的审美活动。当消费社会来临，这些东西并未霎时消退，土崩瓦解，而是在持续地发挥着作用。这两类思潮体现在电影中，一方面是现实社会中不能提供给人们的那种对产品和服务的完全占有和“过分”需求，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尊重和供给，人们便会期待在影视作品中能够得到。这种期待是人们对完整、完美期许的体现。《我的雷人男友》中对男友的期待，《非诚勿扰》中对大龄爱情的祝愿便是这样的反应。年轻的群族对精神的渴望渐渐弱化，高扬崇高理想的思维不再成为他们的至高理想。这样的前提下，过于强化直觉的感触和不求深刻的光影刺激，过去所言之娱乐片和艺术片的区隔已经相当模糊，甚至不再存在，而作为定型化的一些征兆反而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戒狂暴，贵领悟，重经验，轻逻辑，好历史，戒玄想，这些儒家长期倡导的实用理性，又一贯地塑造了国人既定的思维形态。这些碎片虽常被遗忘，但在特定的时候会让人们的选择和喜好出现某种类同。《耳朵大有福》《疯狂赛车》《斗牛》《小武》等对平民的关注，正是如此的一种体现。中西文化碰撞，传统理性与消费社会的非理性观念的渗透互动共同形成了中国电影审美的基本意识生态。在悖论和矛盾中我们的电影是坚持传统美学，强调超验，还是流入大众文化，成为消费品或准消费品？电影似乎遁入各种矛盾和抉择中。
审美接受：解读当下电影生存状态的逻辑起点
电影审美是人们对电影的一种认同和审视，是人类发出的，与电影有关的社会行动的最高形式。审美接受则是这种行为的转入思想界域的源点。电影的审美其实质是人类思想、心理在光影和声音之中的自由运动。也就是说“电影艺术作为审美对象，必须纳入人类的价值目标体系内来实现，即将之视为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促进、对人的提升”④。如此，对电影的评鉴，要实现或贴近这一目标，电影审美才能完成他自身活动必须的整个链条。而人的思想变化和自由提升又有赖于美感的产生和体验，美感又发端于主体的接受和品评。这种接受既源于“期待视界”又来源于“眼前的刺激”。 不仅电影是呈现人类心性和行为的，电影艺术本身也是人类用来交流思想感情的。若只有情感信息发出者而没有接收者，交流便无从谈起，电影的短期或终极的功能也将无可发挥。一部影片如果深埋于库房，或是拒绝受众的接受，它们就将是永远未曾进入思想流通领域以兑现其价值的案头之作。所以电影艺术功用的发挥和价值实现，无法离开接受者的介入。
审美接受是电影传播链条上的最后环节，也是最负荷最重，最具制约性的环节。从传播主体、信息源、介质到受众的接受，传播过程的完成，传播效果的检验等都要以受众的接受为终端。不仅如此，这一环节还包含着对作品的再造，包含着过滤性的修正。审美接受过程中的主体再创造，也是一种对艺术创造主体审美体验的主观物化形态和呈现。在这种体验中，接受主体和创造主体一样在体验着情与理，同样可以展现自己的智慧和心灵，并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到电影作品之中，以获得愉悦和提升。这种再造不仅蕴涵着作品的本义，也反映了接受群体的历史、文化、地域、年龄、性别、信仰等诸多信息。这样一组包容完整的信息要比单纯的传者意识值得审看得多，也将更有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观照当下的中国电影，深入研究审美接受是理解电影生存状态和发展倾向的关键。消费社会语境的存在和人们按消费社会的逻辑采取去的电影生产行动，使电影内涵从厚重走向肤浅，“一方面生产者不断重复、引导观众习惯这种电影模式，另一方面观众的习惯更强化了这种电影的模式，从而使电影变成了某种固定模式的标准产品，人的欣赏思维活动也变得单一而僵化”⑤。如此延伸，中国电影正在丧失其复杂性和丰富性，剩下的仅是一种断裂的、肤浅的、平面的电影符号。不仅如此，更多的信息还呈现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电影在拼命式地耍弄各种符号，加剧着电影的消费属性。继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之后，一种被称为“中国式”大片的影片类型大量喷涌。不管
是本土还是港台，具有十足引领力的导演们纷纷推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品，从饱受批评《十面埋伏》（2004）到被戏耍的毫无颜面的《无极》（2005），从难以下咽《夜宴》（2006）到过分强调造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还有香港导演陈可辛的《投名状》（2007），张之亮的《墨攻》。吴宇森《赤壁》总投资高达6个亿，把“中国式”电影的各种参数和指标发挥得淋漓尽致。但这些现象是中国电影之幸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中国式”大片一窝蜂地出现，大有非此不可之势，但一般都披上中国古代历史武侠的外衣，借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来表达一种人类的普遍情感和体验，在过度地渲染一种浪漫，绚丽乃至奢华风格的同时，刻意追求达到感官上的新奇和愉悦。这些电影除了给人们留有一点视觉和语言的刺激外，余韵寥寥。这只是问题的一角。真正的问题出现在哪？当我们对这些进行叹息和反思时，我们难道该埋怨编导，埋怨演员，埋怨院线？似乎都过于狭隘。对明星的追慕、超高的票房、拥挤的影院和看后满满的骂娘声，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也许真的该认真解读一下受众，从受众的审美接受中反观我们的电影生态。
当然这种对受众的反观不是指责和抱怨，不是对受众随波逐流式的观影好恶的诘问，而是真正把受众加入到电影生产、传播、接受、评价、提升的链条上。这种加入不仅要从维护整个链条的延续和发展的视角去尊重受众的需求，而且要从营造健康、高尚的电影文化的视角，去潜移默化地引领受众的欣赏品位和价值追求。只有包含了这两个方面的构成，这种基于受众审美接受的向度对电影的思考才可能是完整的、科学的，也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
一、 外星文明降临事件中的超文本对立表象
（一）《降临》中的双关超文本语义伏笔
《降临》一片改编自美国著名华裔作家姜o楠所著《你一生的故事》，原著以理性视角，演绎了一场地球文明与宇宙文明的第五类深度接触。并以这种第五类接触升华出了宏大的宇宙观，以及宇宙生命共同体的宏大命题。[2]该书亦因其科幻独创性与宇宙生命共同体的关注性而倍受好评，掳获了科幻届的最高奖项星云奖与斯特金奖双料大奖。由原著改编的《降临》一片，直指外星文明降临这一事件，更以事件主线贯穿了整部影片。同时，亦以科幻主线烘托着整部影片中的氛围环境情节过程，且以时间主线形成了叙事的悖论式逆转，更以语言主线建构起了层层剥笋的超文本对立。尤其是其中的语言主线虽然建构起了重重谜团，但恰恰因此才造成了《降临》一片中强理性弱戏剧性的原因所在。《降临》一片以回顾女主角孤独的生活启幕，在开篇中便能看到，其女儿不幸离世后女主角触目凄凉的那份人世孤独。
（二）人类文明的时空限定性与文本线性
从外星文明的《降临》以及不同国家人类的不同应对预案，可以透视并考验各个国家人类对于相同事件的不同处置智慧。在限定时空中的人类文明，与外星文明既处于时空的不对称、不对等、不对位的弱势地位，又处于高维次俯视低维次的绝对弱势地位，这种弱势地位使得人类自然而然地会更多地倾向于首先采取保护性预案决断，而不是开放性的合作预案决断。同时，用于与外星文明交流的人类文本因具有无法摆脱的时空线性，因此存在着极大的被误读、误解、误判的可能性，这也是时空限定文本与超文本的一种最为本质的差异性所在。人类文明的这种只具现在描述性的文本与外星文明的超文显然处于一种我们无法理解、外星人无法理喻的对立性。因此，我们人类之所以无法预见未来，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被牢牢地受限于既定的时空维度，既无法突破，又无法摆脱。
（三）人类文明联结外星文明的超文本捷径
在这种既无法突破又无法摆脱的困境之中，更显见人类文明与外星文明的迥异性。而人类文明与外星文明的迥异性，恰恰成为了人类文明与外星文明无缝沟通、畅达交流的巨大障碍。影片中，人类试图以语音直接与外星人交流失败后，女主角亦在寻求着与外星人沟通交流的捷径。在无法用语音直接交流的情况下，女主角采取了一种迂回式的文字表象、图符象征、语言意象的逐渐进阶式的更加直观的教育式交流方式。这种沟通交流虽然看似原始、初级、缓慢，但是，与无谓的无效沟通交流相比，这种基于文本的交流显然是奏效的。因此，这种看似繁琐且低级的教育式沟通交流，反而是一种由现实文本规训超文本，进而联结至超文本的一条最快速的捷径，否则，在人类文明与外星文明之间的交流过程之中，就会出现大量的辞不达意，甚至是不知所云的“Kanguru”。
二、 宏大宇宙观中的超文本对立现象
（一）超文本表象科学诠解
《降临》一片源于外星人突如其来的降临，作为弱势一方的人类试图以最快速度搞清楚外星人此行的根本目的与意图。而在人类文明与外星文明不对等的情况之下，宏大宇宙的超文本对立现象的出现也就显得自然而然了。由外星文明所祭出的超文本首先表现为一种人类文明所极度陌生的表象，那是因为真正科学意义的超文本，在现实实体世界中从未曾真正地存在过。计算机科学中的所谓超文本，事实上仅仅代表了文本在人类规划下相互链接的一种交错式联系模式而已。而真正的科学意义上的超文本，则是一种超越了时空限制的全方位的一种与限定时空对立的更高级的自由联系、表达、理解形式。[3]真正的超文本，既可以模糊主客体以实现多元、多边、多层无极对话，又可以模糊时间线性以实现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突破时空限制的无限沟通。显然，这种科学概念对人类而言因难以理解而极易形成一种误解。
（二）超文本对立图符诠释
从《降临》一片中，我们所看到的超文本对立图符细节，外星文明语言图符远观之，其整体语言要素相对稳定。然而，放大近观其中的任何一处语言要素细部图景，都能够看到动态的细节表现。也就是说，在这部科幻片中，外星文明所释出的语言图符不仅仅是图符式的，而且更是一种动态图符式的，这就以科幻的角建构起了一种形象化的超文本内部多元对立图符。这种超文本内部多元对立图符，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既能够表意，又能够示象；既能够达音，亦能够传形；既表达了现在态，相对静止于现在态，又可上承过去态，下启未来态。由此可见，原创者以一种天才的想象力，为观众建构了一种绝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语言图符，这种语言图符显然是一种超文本对立图符，在表象上看似仅仅只是一种圆形文字，但是，一旦对其加以深究，就能够窥见其中更深层次的奥妙所在。
（三）超文本对立意象引申诠释
超文本表象为超文本对立建构了最为基础的要素，并由此形成了超文本对立的图符式表述。影片中的外星人亦在这一过程之中，由自觉选择人类现实世界文本，不断地升级为在其超自然的本能驱使下与人类进行超文本对立的意象引申。而当的女主角脱掉厚重的防护服，则代表着人类与外星人的赤诚相见。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人类卸去心防之后的那份由真诚牵系着的莫名感动，从此，外星人与人类的接触也开始“亲密”起来。如果，以一个图符足以表达一整段文字才能表达的含义，并且，这个图符之间既交代清楚了过去历程、现在处境，又预见到了即将发生的未来图景，那么，这种由表象而图符，由图符而意象的引申升华，显然已经将《降临》提升到了一个超越了科幻的科学高度。同时，这种升华亦为现代语言科学，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与研究课题。从这种意义而言，这部影片中对于观众所能接受理解的科幻剂量与科学剂量几乎是等量齐观的。
三、 高于科幻意义的宇宙生命共同体的生命真理
（一）非线性书写中的宇宙生命共同体真理
在外星文明的眼中，人类的各种形式的交流都是多余的，人类文明浪费了最为重要的交流渠道，那就是最为直接的意识直通式交流，意识直通式交流能够跨越语音、文字等人为制造的冗余交流屏障。之所以会具备这种交流特质，是因为在外星文明中，其书写已经突破了时间线性的束缚，不仅无需注意书写的先后顺序，而且亦无需语标的先后顺序，由其放射状的中心向四周散射出去的每一个触点都可以代表着人类通常需要大费周章才能表述清楚的大段含义。在这种非线性书写中，人类社会地球视阈的传统应用中的黑暗森林法则，显然早已经不再适合于应用在《降临》中的外星文明身上。在《降临》一片中，以科幻技法与超文本对立所诠释的非线性书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一种语言体系中的至为奇妙的体验，这种以非线性书写为开端的体验似乎在昭示着宇宙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真理。
（二）非零和博弈中的宇宙生命共同体真理
由于宇宙时空的无限广大，宇宙中的生命共同体无须像桎梏于地球这一限定时空、限定资源、限定范畴的人类那样，只能做终将毁灭这颗蓝色星球的零和博弈。而外星文明由于拥有着无限的时空范畴，因此，无须与任何其他文明进行你死我活无法共赢、共生、共进、共荣的零和博弈。而将这种零和博弈置诸语言学范畴，现实实体世界中的文本表达无法做到完全的客观中立，尤其是在受到既得利益、既有情感、既定现实的束缚下的文本表达，更是具有着强烈的主观倾向性。[4]因此，人类的这种文本在描述事物、表达意图、代叙过程时，均必然无法实现超文本的非零和博弈性。反而会因为文本中的零和博弈倾向，而使得文本中的语言元素成为最终引发蝴蝶效应的一只只动着的隐性翅膀。由此可见，对于我们这颗蓝色星球的唯一出路就是遵循宇宙生命共同体的真理行事。
（三）宇宙社会学中的宇宙生命共同体真理
由影片中外星文明启示下的更加宏大的宇宙世界观反观人类的沟通，我们看到人类的沟通过程之中，处处都是难以避开的人为设定的陷阱，由此可见，文明的高级程度其实恰恰要视乎其意识直通的沟通效率而定。人类的看似全方位的语音、语言、情绪、文本、表情等的沟通其实在外星文明的俯视之下完全不值一提，外星文明的意识直通式沟通显然更有效率。其实，客观而言，《降临》一片所建构的这种意识直通式沟通的可能性，恰恰犹如宇宙之中可能存在着超光速的存在一样，都是一种未来定式。从宇宙社会学的宇宙生命共同体的视角观察，人类文明与外星文明之间只能在非零和博弈的过程中实现双赢。如果从非时间线性而言，影片开篇中的故事显然找不到起点和终点，或者说是起点和终点已经模糊了关于一生的故事。[5]影片中的女主角注定了是孤独的，而这部影片，亦可视作其生命的一次孤独的航行。
结语
脱胎于《你一生的故事》的《降临》一片，对原著中蕴蓄着的根性灵魂进行了一种理性与艺术性参半的升华。在理性的帮助之下，影片中的女主角完成了对外星文明的解读，在感性张力的助推之下，完成了生命的救赎。这种天方言语的生命解读与生命救赎，为宏大的宇宙生命共同体书写了堪称我们这个时代伟大动人的传说。值得盛赞的是，《降临》一片以一部科幻作品诠释出了一种超乎艺术本体的宇宙宏观深刻哲思，@种哲思直指宇宙生命共同体和谐共处的非零和式共生模式。从宇宙社会学的意义而言，至少在近数百年之间，人类都将注定是孤独的，人类的社会学实践亦注定将是一次孤独的航行。
参考文献：
[1]（俄）莱蒙托夫.莱蒙托夫全集（第三卷）：短诗[M].顾蕴璞，主编.张勇，古羽，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53-55.
[2]宦晓渝.生命是一次孤独的飞行――电影《返老还童》评析[J].电影评介，2009（19）：52，62.
[3]胡雨晴.基耶斯洛夫斯基影片中对孤独个体生命的精神解读[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6（5）：42-45.
一、转化：摒欲归灵的精神相依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指出，爱情追求真、善、美，而“灵魂的美优于形体的美”，爱之美是“纯粹的、地道的、不折不扣的美本身，是神圣的、纯一的美本身”{1}。人们通常用“柏拉图之恋”指称摒欲归灵的精神之恋。它包含两层意思：双方必须有恋爱情愫存在，但这爱越过现实和肉身羁绊，只在精神世界神游。
“漫水”是一幅经过诗意转化的乡野生活图，虽也涉及贪婪、怠惰、狭隘、无聊等乡民陋习，但这些都被淡化，推至幕后，故事的主色调洋溢着爱和温情。婚姻之爱只用素描笔调轻轻勾勒，余慧之间的心灵精神相守则写得委婉细腻。慧娘娘是粗人有慧之妻，一个从“堂板行”（妓院）带回的女子，聪慧，多才，后来做了漫水的赤脚医生、接生婆和妆尸人，行善积德，受人尊敬。暧昧身世曾使初入漫水的她遭受非议，是有余用智慧、力量、浩然正气维护她，并通过认同有慧表达了对她的赞赏。“在爱的情感光谱上，赞赏的作用”突出，“赞赏充满着柔情”。{2}这赞赏源自深刻地懂得，理解她经历的无奈，懂得她内心的宽阔、丰富和“赛仙女”的纯美。慧娘娘也对知识渊博、细腻侠义、大气稳重的有余心存爱慕。小说反复渲染了笛韵共鸣的细节。音乐是心灵沟通的重要方式。黑格尔指出，“音乐造就了物质的情感性和心灵性，它以自己内在的音调形式表现一切‘特别的感情’”，“一切细腻的喜悦、欢乐、笑谑、任性、心灵的沸腾和发狂”，还有敬仰、崇拜、爱情等等。{3}慧娘娘对有余自创曲子的懂得，就是他们心灵互射、灵魂相遇的传神体现。小说还在看似随意的乡村生活描述中，暗含他们彼此爱恋的信息。譬如，慧娘娘爱吃，珍爱樟木药箱，熟知有余鞋码大小；余公公牢记慧娘娘爱吃枞菌和用烧碱水洗头抹茶油的癖好，最后为她沐浴、净头、妆尸、雕龙头杠，将自己钟爱的笛子陪葬慧墓，感人肺腑。
他们的爱自始至终纯净美好，远离和占有。起先，是责任、义务、尊重、体谅、自制等因素转化了他们爱的形式，使之成为一种无害于人伦的纯美关怀。当这纯净的爱成为延续几十年的习惯，即使婚姻羁绊消散，他们仍会醉心于那无欲的纯粹里。奥托·魏宁格认为，“爱情和是根本不同，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两种状态……真正的爱情会由于同所爱之人非预谋的肉体接触而死亡”，甚至“只存在‘柏拉图式的爱情’”。{4}深刻昭示了精神之恋与的距离及其本身的永恒、美好和诗意。
二、升华：返乡之旅的精神飞跃
艺术是怀着乡愁寻找家园的精神之旅。现代人的家园一方面指个体生命出生成长的土地，一个集地理环境与亲情记忆于一体的复合空间；另一方面则指向精神皈依之所。《漫水》为现代人构建了记忆家园，并通过余慧二人的精神相守将具有审美、哲学意蕴的柏拉图之恋扩展到乡野，将返乡之旅推向灵魂回归和哲学追问的层面，将生死、灵肉的冲突与融合问题推向逐渐平面化的当今世界。
首先，主人公钟爱的花木和音乐具有非实用性，将审美指向了“义生文外，秘响旁通”的隐喻空间。芍药、海棠和栀子分别具有“相思”、“苦恋”和“永恒的爱”之意。而白玉兰的纯洁，的高尚，茉莉的芬芳友谊，都将阅读引向暗喻层面。那馨香的花朵，精雕细琢的画儿和屋角飞檐，盛开着一个农人无声的心灵，音乐则是他灵魂的直接歌唱。有余自编曲目，吹出笛音悠扬，“吹着吹着，眼睛就闭上了”，“像进了对门的山林，很多的鸟叫，风吹得两耳清凉，溪水流过脚背……”而慧娘娘远远听着，沉醉其间。音乐的共鸣，传递了余慧二人心灵相通的信息。
其次，精神之恋的纯粹使小说挣脱现实羁绊，走向升华。爱情融合着作为生物性存在的欲望、激情与社会性存在的精神、审美。性是爱情的催化素，将爱情主体导入人神一体的涅槃境界。但现实之爱因欲念缠绕或契约关系而具有短暂、利己、排他、繁琐等有限性，易于沦为熟悉的陌生或平淡的亲情，甚至相看生厌的失望、怨怼。《漫水》小说集的其他故事深扎时代土壤，体现出对历史当下局限性的暴露，譬如《也算爱情》、《我的堂哥》就抖出了政治、商业等外在力量对人性的侵蚀和异化。但《漫水》淡去了这些，让它们成为一抹微云，飘在桃花源般的漫水上空，叙事的重心始终在人性的美好与丰富。其中最清透悠远的，当属那超越现实人生和两性肉体迷恋，超越功利计较和外在责任约束的精神之恋。
慧娘娘是美的化身，生时是“漫水最漂亮的阿娘”，死后仍“身子流软”，“皮肤又白又细”，头发乌青水亮，不像“过去了的人”。这种自始至终的美丽深植于有余的生命。他们相互吸引、照顾，却一直保持适度的距离。羞涩，泄露了爱也克制了爱。当别人表扬樟木药箱时，慧嫂嫂“脸红到了脖子根”；当她看见两副“老屋”并排摆放，突然不好意思，觉得那是“躺着的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有余因有慧暗含妒意的玩笑，“脸红得像门神”，并毅然藏笛。康德认为，羞怯是“大自然的某种秘密，用来抑制放纵的欲望：它顺乎自然的召唤，但永远同善德行和谐一致”{5}；它是从理性与本能夹缝中涌出的道德自律，是控制的反射形式，也给关乎的情感披上神秘和诗意的外衣，推动主体想象，增加爱的强度和美感。余慧精神相守的性呈现集中在慧娘娘死后。有余葬笛的举动，昭示了精神之恋的存在，也彰显了这爱恋超越此在有限性和肉身障碍的特质。它不因生命停止而结束，反而在肉身死亡之时绽放，并随脱离肉体约束的灵魂飞升，通往永恒，达于无极。
三、重审：欲望、节制与审美张力
余慧精神之恋除了为文学返乡之旅提供超越性意义，实现精神乌托邦建构之外，还具有重审原欲解放、呼吁人性回归的审美功能。弗洛伊德是理性、伦理、文明等相关秩序的审判者，他宣称，“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存在，还压制了人的生物存在；不仅压制了人的一般方面，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7}。生命原欲合法化在砸碎道德锁链、恢复感性生命的同时，带来了欲望泛滥的负面影响，使人从被技术理性压抑的状态走向另一极端——自我扩张，人伦松散。然而，人毕竟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生命存在的多重性和多向度赋予了人性以饱满、丰盈和弹性。
艺术的精神实质是抗争，反抗将生命简单化、平面化和符号化的暴力行为。如果说以伦理道德、、政治权威等为表征的文明压抑了生命本能，那么，唯乐原则的弊端就是使人陷入丧失理性制约的本我深渊，重回混乱无序的蛮荒时代。这两种极端都是人类的灾难。而艺术的救赎既指向工业文化和文明对人感性的压抑，也指向被原欲支配以致丢失适度人伦的动物性退缩，使单向度的人复活为完整的、立体的、灵肉饱满的生命个体。《也算爱情》等篇目表明，当两性间的吸引只停留在，没有灵魂的相遇与精神的融汇，没有理性的节制和人伦的约束，它就无法上升为爱情，生命的强力也会在现实的压力面前瞬间崩溃。
因此，自我要出面“协调、改变、组织和控制本我冲动”，并“通过改变其目标、延缓和转移其满足、改变其满足方式、促使其与其他冲动相结合等方式，来使别的冲动与现实相一致”。{7}《漫水》与小说集中其他小说形成了鲜明对比，前者纯净、柔韧，后者世俗、脆弱。正是理性的节制，使他们免陷欲望与私利的深渊，走向灿烂永恒的精神之恋。小说中有余处理爱笛方式的转变意味深长，爱吹——不吹——再吹——藏笛——忘笛——葬笛，是他内心九曲回肠的表达：心灵吸引——抗拒吸引——下意识示爱——抗拒——转化——生死告白。吹笛与不吹的斗争，就是与人伦、感情与理性、本我与超我的战争，自我像门卫一样拦截了本我中有伤他人情感和社会伦常的因素，使本能欲望转化，融入优美人性。
正是因为理性节制带来的含蓄、分寸、谨严，与本身涌动的热力、激情之间形成了力的拉伸和博弈，一种方向相反却相对平衡的张力结构，使人物形象气血饱满，也给艺术世界带来反思与回味。它隐藏了人性的秘密：平静沉淀着沸腾，通透涵容了绚烂，距离是遥远的亲近，真爱与灵魂飞升。从而成功地将审美救赎指向了两个向度：既抵抗文明对的粗暴压抑，也抗拒欲望洪流中原欲对生命灵性的吞噬。
注释：
①[古希腊]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2卷）·会饮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255页。
②③④⑤引自 [保加利亚]瓦西列夫著，赵永穆、范国恩、陈行慧译：《情爱论》，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48页、第216页、第4-5页、第148-149页。
作者：张岳 单位：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假设消费者初始财富相同，消费偏好相同，消费者效用表示为u=u(w+Y(X))，其中Y(X)为损失函数，消费者的最终财富无法为负，则w+Y(X)≥0，消费者面临两种市场，一是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另一种是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政府干预的方式为向该地区的居民收取税收，用以弥补保险补偿不足的巨灾损失。1．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下投保人效用函数。投保人没有遭受损失的情况下，支付保费是α。遭受损失的情况下得到的赔付为I(x)，损失为l。I(x)取决于保险公司的破产概率，如果公司不破产，则I(x)=l。如果公司破产，赔付为收取的保费和资本金之和。若保险公司资本金为nc，收取的保费为nα，（式略）2．有政府干预的市场下投保人的效用函数。政府采用收税的方式“兜底”巨灾损失，税收总额根据巨灾损失来确定，如果巨灾不导致保险人破产，则不收税。如果巨灾导致保险人破产，设灾害损失为xˉ，税收可以表示为X>xˉ的情况下，T(X)=Xl-α-c=X(l-I(X))。若X≤xˉ，T(X)=0。由于政府“兜底”，则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式略）考虑投保人的选择，给定X的一个值，如x。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投保人的收益是-α或-α-l+I(x)，前者的概率是1-x，后者的概率是x。其期望为(1-x)I(x)-l-α+lx，将T(x)的表达式带入，可得投保人的收益为-α-T(x)。无论政府是否参与，投保人的期望收益相同。但根据保险理论，由于政府参与具有确定性，对于一个风险厌恶的投保人来说，该种方式的效用较大。这个结论支持了地方政府的市场干预行为，对于面临相同风险的一个地区来说，政府的干预会提高消费者的效用，增进民众福利。下面我们将这个简单的模型扩展到双地区模型，探索中央政府的干预对投保人的行为产生何种影响。
双地区博弈及纳什均衡
引入变量θ表示两个地区的损失相关性，即θ的值越大，两个地区同时遭灾的可能性也越大。用i=1,2表示两个地区。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保险是一种有限责任，两个地区的居民需要根据遭灾和公司破产的可能性选择购买或不购买保险。显然，一方购买或不购买对另一方具有影响，因为保险资源是有限的。假定每个地区的人选择是一致的，两者进行博弈，满足效用最大化。用s=0,1,2,3表示可能出现的四种情形，s=0表示两个地区均购买了保险，s=1表示地区1购买了保险而地区2没有购买保险，s=2表示地区2购买了保险而地区1没有购买保险，s=3表示两个地区均没有购买保险。在双地区模型中，投保人的效用函数在政府干预、不干预的情况下效用函数分别为（式略）两个地区的收益矩阵见表。单纯考虑需求方，根据纳什均衡的定义，同时购买保险和同时不购买保险是这个博弈的均衡解。如果同时不购买保险，市场出现失灵，这时候需要政府干预。此时政府干预不仅仅是源自投保人的偏好，还由于理性的投保人之间的博弈结果。政府的干预可以使投保人均购买保险，消费者效用得到提高，可以达到均衡结果。
参数敏感性及其解释
假设α**i为两个地区均购买同一家保险公司保险的情况下地区i的市场均衡决定的保费。如果两个地区均选择了购买保险，我们不加证明的给出下列结果：（式略）性质1说明，若两个地区均购买保险，地区j的保费与地区i的保费正相关，因为当一个地区的保费收入提高时，保险公司破产的概率降低了，另一个地区的投保人也愿意支付更高的保费，保费充足率提高了巨灾损失通过市场弥补的部分也越大。性质2说明，地区间的遭灾相关性越低，保费越高。这说明，政府通过干预使巨灾保险市场扩大，保险公司承保的风险或者地区越分散，不仅仅降低了保险公司的破产概率，还提高了投保人的信心，可以提高保费。在两地区模型中地区间相关系数的影响较为复杂。如果两地区的区内遭灾相关性相同，根据对称性，两地区支付的保费也是一致的。如果δi<δj，根据单一地区的模型结论V/δ<0及α*/δ<0，地区i的投保人愿意支出的保费是提高的。但考虑到地区间的相关系数，只有当αi*<α**时，该地区的居民才会选择一家同时承保两个地区的保险公司。但此时，地区j的保费αj*<α**。地区j拒绝投保，必须降低地区j的保费。均衡结果为α*i=α*j=α**，即两个地区支付的保费是一致的。
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巨灾保险中政府的角色在实践中和理论中又引起了争论，以前文献对政府作用的解释主要是基于巨灾保险市场失灵以及巨灾保险的准公共品性质，本文从投保人的微观角度讨论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单一地区表明，由于巨灾保险损失的系统性导致投保人对市场“不信任”，政府干预可以提高其效应。但此时政府干预的行为与一家面对巨灾有足够偿付能力的公司作用无异，也就是说，政府的干预是对市场的一种“再保险”，该模型也解释了面对同质风险的省级或市级干预是更有效率的。而双地区模型说明，中央政府层面的干预可以扩大巨灾保险市场容量，提高巨灾保险的参保率，不仅起到直接补偿的作用，还起到支持市场发展的作用。该结论对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有很好的启示作用。第一，建立地方及中央政府两级的巨灾保险政府参与机制。这一方面提高了巨灾保险保障程度，另一方面又提高了效率，提高灾害易损性地区的投保积极性，从而提高参保率。第二，提高巨灾保险的覆盖面。通过政府的参与，扩大巨灾保险的覆盖面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调动保险公司的积极性。如全国性的洪水巨灾保险可以降低“系统性”损失的概率，全国性洪灾发生的概率要远小于区域性洪灾发生的概率，降低巨灾发生区域的关联度。第三，组成巨灾保险共保体或者选择少数几家大型保险公司形成自然垄断，可以促进巨灾保险的推行。政府起到的是市场增进的作用，而非替代市场。在具体的理赔及防灾防损技术方面公司有其优势，巨灾保险共保体或巨灾保险市场的自然垄断有利于保费的降低和提高参保率，政府可以通过强制保险等方式推进市场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