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1 09:06:0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学哲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从众多资料来看，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历史之悠久，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传说在少昊氏时，人人私下研习天文，都搞起了沟通上天的巫术，致使天下大乱。颛顼帝命令重、黎二人“绝地天通”，禁止了平民与上天沟通交流。之后与天交流的权利就专属于天子，也只有天子钦定的巫觋才有资格去沟通上天。从此天文学在古代中国就成了皇家的专属品，而天子也开始拥有了对“天命”的解读权。这也就是中国漫长天文学史的开端。
二、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
我国天文学至于夏商周代时已经有了一定水准的历法。特别是到了周代，已经有人开始观测流星、行星等天象及星辰。相比于上古时代，这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传统的天文学体系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正式完成的。在这一时期，不仅二十八星宿体系确立，而且在历法方面有了重大的进步。我们古人开始通过观测日影长短的周年变化来确定冬至和夏至的日期。并且在这一时期流传了大量人们观测流星、彗星等天象的详细记录。这些都成了我国历史上的宝贵资料。
自从春秋战国时期传统天文学大框架建立之后，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时期，天文学进一步蓬勃发展。不仅历法得到统一，二十四节气，浑天仪等天文知识以及天文学仪器的进一步发明使得我国的天文学一路高歌猛进。到了元朝，由于铁木真缔造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辉煌帝国，我国古代天文学甚至传到阿拉伯等国，可谓是盛极一时。明清时期，中国开放了千年来“严禁私习天文”的禁令，使得我国古代天文学有机会走向一个新的巅峰。
三、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质疑
也正是因为我国古代天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服务于皇室，很多中西方学者就质疑中国古代天文学是否是真正的科学。甚至有些激进派的学者直接将中国古代天文学打入伪科学的深渊。在此，笔者持有不同看法。
的科学观认为，科学是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历史发展总过程的精华，这个精华显然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每一种不同的运动形式都构成每一门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而整个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总体上便构成总体科学的研究对象。因此，所谓科学就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变化规律的概括，都是人们在感觉经验基础之上用“理性方法”整理概括的结果。此外在科学的本质与功能上，马克思还突出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的思想。
按照马克思的观念，我们反观中国古代天文学，这是一门有着上千年悠久历史的学科，毫无疑问它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无数古代先贤们定历法、造仪器、编文献来研究这浩渺天空中天体运转的奥秘。这分明就是在研究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规律。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对社会发展变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天文学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便是航海。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根据天文学中观测到的星辰位置，发明了具有指向性功能的“司南”。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为日后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
【正文】
传统的科学哲学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研究科学的，并且取得了累累硕果。但是，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科学显然是不够的。科学也是一种社会系统或社会体制，并且科学知识本身同社会条件也的确存在着某种联系，因此，还需要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的研究。近些年来，随着元科学研究的不断进展，人们越来越发现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以致想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作深入研究，感到困难重重。而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哲学相比起步较晚，加上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诱人的应用前景，使得科学社会学研究正方兴未艾。尤其是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大有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社会学的趋势。本文对元科学研究的这一发展趋向作了评析，认为：（1）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最突出的局限性之一，在于难以将社会历史的观点贯彻到底；（2）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克服科学哲学的这种局限性，从而促进其深入发展，而且也为整个元科学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3）科学社会学（特别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并不能取代科学哲学对科学内容本身作深层的研究。
一、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及其局限性
尽管关于什么是科学哲学这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是，一般说来，人们基本上还是倾向于将传统的科学哲学定位于作为一级学科的哲学下面的一门二级学科。更确切地说，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围基本上局限在认识论或方法论的领域内，并且把它所研究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几乎等同于“科学的逻辑”。这在约翰·洛西所写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一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将《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写成了“科学方法观点发展的历史概要”。在他看来，科学哲学主要探索下列问题：（1）哪些特征把科学研究与其他类型的研究区分开？（2）科学家在研究自然时应遵循哪些程序？（3）正确的科学解释必须满足哪些条件？（4）科学定律和原理的认识地位是什么？因此，科学哲学要比科学本身的实践站得更高：科学从事的是对事实进行解释，而科学哲学的主题是研究各门科学的程序和结构以及科学解释的逻辑。（［1］，p.2）值得注意的是，约翰·洛西将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学派及其以前的科学哲学看作是“正统的”科学哲学，而将库恩、拉卡托斯、劳丹、费耶阿本德等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看作是“非正统的”科学哲学。
约翰·洛西所谓的“正统的”科学哲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静态地、非历史地研究科学。似乎科学存在着一种超历史的结构或方法论规则，而科学哲学可以站在科学之上，运用超历史的元科学概念，揭示科学的程序、结构或科学解释的逻辑。二是主张对科学进行纯粹的理性重建，完全排除各种非理性因素。他们将科学认识论或方法论加以高度逻辑化和形式化，从而将逻辑理性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对各种非理性因素的考虑则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三是纯粹局限在认识论范围内研究科学，完全忽视了社会学的因素，似乎科学只是个别科学家从事的工作，而不是一项集体的或社会的事业。
应当肯定，传统的科学哲学关于科学理论结构的分析，关于科学方法的合理重建以及对若干元科学概念的逻辑分析等等，对于推进和深化科学认识论乃至整个哲学的研究，无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由于他们对于分析、还原和逻辑方法的强调和运用，使得科学哲学几乎成了一门与科学研究相类似的相当严格和精密的学科。他们发起的“科学的哲学”运动尽管后来遭到失败，但的确曾经将科学哲学带进了最辉煌的时期，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哲学的发展。因此，从历史的观点看，传统的科学哲学如此定位是有积极意义的，无论是对于推进哲学还是科学研究来说，也许都是必要的并且是不可逾越的。
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传统的科学哲学定位的局限性和偏颇性；首先，虽然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是它本身却应当属于人文学科。因此，它与其它人文学科一样，若是按照传统的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完全排除社会、历史和心理等因素，纯粹用逻辑和理性将科学哲学建构成类似物理学那样的精密学科，显然是不可能的。其次，仅仅从静态的、理性的和认识的角度来研究科学，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这种角度严重地忽视了科学在本质上是社会的这一重要特征：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往往并非单独地从事研究，而是需要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研究；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公共）性的事业，其中个人的行为要受到社会目标和规范的强烈影响；还有任何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往往不能脱离社会对技术上的要求等等。
如何克服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局限性和偏颇性，将认识因素和社会因素密切地联系起来，更进一步说，如何将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有机地联系起来，在这方面，应当说，托马斯·库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库恩提出的两个著名的概念，即范式概念和科学共同体概念，可以说既是科学哲学又是科学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库恩认为，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是解释科学的动态过程，并且首先要弄清楚科学究竟是怎样发展的。在他看来，这种“解释归根到底必然是心理学或社会学的。就是说，必须描述一种价值体系，一种意识形态，同时也必须分析传递和加强这个体系的体制。知道科学家重视什么，我们才有希望了解他们将承担些什么问题，在发生冲突的特殊条件下又将选择什么理论。”（［2］，p.286）由此可见，尽管库恩对科学进步的解释带有严重的相对主义色彩，但是，库恩对于纠正传统的科学哲学片面强调“科学的逻辑”的定位，沟通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科学史和科学心理学的联系，开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其贡献是巨大的。
自库恩提出科学革命的理论以后，科学哲学逐渐经历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历史主义者们大大超越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作为“科学的逻辑”的定位，更多地关注科学的实际发展，试图建立历史的模型，因而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他们主张一种与逻辑主义完全不同的方法论，即历史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在本质上是辩证的，要比逻辑主义者所主张的“科学的逻辑”宽阔得多。
然而，尽管历史主义者竭力倡导一种历史方法论，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哲学仍然没有摆脱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逻辑主义的色彩依然很浓。也就是说，历史主义者最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并克服其局限性，将社会历史的观点贯彻到底。于是，科学哲学依然困难重重。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关于科学进步的问题。本来，如果真正从这社会历史的观点看，科学进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首先，社会生产力在不断提高，人们可以利用越来越先进的物质手段从事科学；其次，人们可利用的知识和信息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增长；还有，每个时代每个社会的人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素质也在不断地提高和发展。但是，要想按照原有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在分析哲学的框架内，用纯粹逻辑的观点来解决，科学进步问题却变得极为艰难。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科学哲学家们至今还难以摆脱这样一种两难困境：要么坚持某种超越历史的普遍有效的科学进步标准来说明科学的进步性；要么接受库恩的观点即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因而否认了科学的进步性。由此可见，要使科学哲学摆脱这种困境，就应当真正突破原有的定位和框架，进一步开拓视野，积极吸取其他元科学研究成果，特别是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使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等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推动科学哲学乃至整个元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二、科学社会学的新视野
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研究视角有所不同。它们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科学哲学主要地将科学看作是一种认识，往往使用认识论的范畴（如“理论”、“因果性”、“实验”、“假说”等等），对科学侧重于进行方法论或认识论以及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的研究。然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在本质上将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体制，将科学的发展过程看作是科学在社会中逐渐体制化的过程。于是，科学社会学往往使用社会学的范畴（如“体制”、“规范”、“分层”、“权威”等等），对科学重点进行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研究。具体地说，科学社会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为元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一，与其他社会体制（例如政府、教育等）一样，科学也是一种社会体制。“科学可以被朴素地表达成由许多科学家个人组成的共同体：他们观察自然界，互相讨论他们的发现并且把结果记录在档案中”，“在可能达到的最广泛的范围里，致力于建立观点的合理的一致性。”（［3］，pp.17—18）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它的正常运行是通过许多公共的或社会的形式来实现的。例如，“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公共机构，如大学里的科系、学术社团及科学杂志，它们致力于各种各样的公共活动，象科学教育，发表科学论文，对有争议的科学问题展开辩论，或者对于著名的发现授予正式的奖赏。在更抽象的形式上，我们注意到了公共性影响，如教育课程的设置、研究传统及研究纲领。每一个科学家都被要求去扮演各种各样的公共角色，如研究生、研究管理人员或知名科学权威，并且受到公共行为规范的制约，如‘普遍性’或‘无私利性’等。”（［3］，p.13）科学社会学（至少是“内部的”科学社会学）将这些公共建制、活动、影响、角色、规范等等看作是“科学的基本要素”，强调“如果不去探求科学家在他们的科学研究过程中，彼此是如何发生联系的，那么就无法理解科学理论的地位，无法理解这些理论当初是怎样被设想出来的。”（［3］，p.13）这就是所谓“内部的”科学社会学的基本思想和出发点。概括地讲，“内部的”科学社会学，按照齐曼的观点，是以科学发现为背景，研究的是科学这种社会体制的内部结构、社会关系及其运行规律。
显然，将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体制的研究纲领大大拓展了元科学的研究：首先，拓展了科学哲学和认识论的研究。尽管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也已经触及到用社会历史的观点来看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在这方面的研究仅仅是纲要性的，并且可以想象在科学哲学的定位和框架下面是很难能将社会历史的观点贯彻到底的，充其量只是在大量历史案例中去寻找科学发展的逻辑。相比之下，科学社会学不仅使这方面的研究成为可能，而且切切实实地推进了这方面研究。例如，科学哲学中提到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等等概念，在科学社会学那里已经不再是一种智力抽象，而转变成为切实的研究对象。至于科学哲学中非常突出的“客观性”、“真理性”和“合理性”等问题，科学社会学则用社会学的术语重新加以阐述。约翰·齐曼甚至提出了“社会学的认识论”的概念。在他看来，“社会学的观点不仅阐明了科学的‘方法’；它也说明了科学认识论的基本问题。”（［3］，p.159）他指出，“代替强调科学的认识方面的哲学透视，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采取社会学的观点。”（［3］，p.149）这些话可能有些夸张，但是，对科学内部作社会学的研究对于科学哲学来说至少是一种补充和拓展。
其次，开辟了许多关于元科学的新的研究课题及其研究方法。例如，关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关于无形学院的研究，关于科学交流体系的研究，关于科学奖励制度的研究，关于科学家行为模式的研究，关于科学中的社会分层的研究，关于社会中的科学家的角色研究和关于科学评价的体制化研究等等，所有这些课题的研究，对于理解科学内部实际的社会运作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更重要的是将科学这种社会体制放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探讨，深入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社会对科学的控制以及科学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后果等等。科学社会学并不仅仅局限于从“内部”考察科学，相反，它更强调科学“这种社会建制植根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完成一定的社会功能，并且和其他体制一样，和法律、宗教、政治权力等等联系在一起。”（［13］，p.163）因此，一方面，科学能够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科学通过技术以巨大的力量导致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巨大的变化。当然，科学的发展既能强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也有可能由于不恰当的应用而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科学又受到社会的巨大影响、制约或控制。从经济的角度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对技术上的需求，社会可以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影响、制约或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方向；从政治的角度看，国家和政府需要借助科学技术来实现其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外交的目的；从文化的角度看，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无法脱离它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并受到这种文化环境的制约。作用于科学的巨大的社会力量，不仅可以将科学技术看作是一种工具，使它服从于各种社会需要，而且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科学的体制及其自身的活动方式。当然，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制约或控制也会有双重效应：一是促进科学技术健康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二是也有可能破坏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给科学与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毫无疑问，将科学这种社会体制放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考察，深入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对于元科学研究来说，带有革命性的变化。它的意义在于：
首先，突破了传统的元科学研究的思维框架。一般说来，传统的元科学研究（包括科学哲学、科学心理学、科学史、甚至“内部的”科学社会学）基本上都局限在科学本身的活动范围内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式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十分重要的社会因素，那就是科学正在改变着整个社会，与此同时，社会也在改变着科学。用约翰·齐曼的话来说，“作用于科学的巨大的社会力量，正在使科学自身内部的活动方式变得面目全非，并且这种力量正在向着科学哲学与心理学的核心渗透：而人们常常不能认识到这种情况。”（［3］，p.11）也就是说，如果切断科学与整个社会的联系，即将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忽略不计，而单纯地研究科学本身，则多少带有某种程度的盲目性。
其次，为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科学提供了可能性，传统的元科学研究只是从“内部”研究科学，其视野显然是极为有限的，充其量只是将科学看作一种学术活动，而科学的目的是“为科学而科学”。但是，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科学是远远不够的。的确，科学是一种条理化的知识体系；它采用了独特的方法；它具有独特的社会结构；它是具有特殊研究才能的人们做出的发现。然而，它更是一种与整个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体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体制；它是一种实现各种社会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它需要物质设备；它是教育的主题；它是文化的资源；它需要被管理；它是人类事务中重要的因素。我们的科学‘模型’，必须把这些相互差异、有时是相互矛盾的方面联系起来，并且统一在一起。”（［3］，p.7）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将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联系起来加以综合研究，才有可能。
再次，开辟了元科学研究从理论走向现实的更广阔的道路。由于对科学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因素的忽视，一般说来，传统的元科学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论脱离现实的倾向，它们所建立的各种科学模型充其量只是科学作为学术活动的模型，离科学作为社会体制的现实情况有很大距离。相比之下，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更着重于关注科学的社会现实：究竟科学实际上是如何通过技术影响社会的？社会又是如何实际地影响、制约或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的？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科学在现实社会中的现状是什么？它将如何发展？科学对于现实社会的影响又是什么？有什么正面或负面影响？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促进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之间良性互动，既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推动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科学社会学的理论问题，也是它所应当解决的现实问题。可以说，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为着重运作的关于科学技术的政策性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能否取代科学哲学
很明显，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来研究的科学社会学同将科学作为一种认识活动来研究的科学哲学两者不仅不是冲突的，而且起着相互补充的作用。然而，本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却对科学哲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这种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同原有的科学社会学大为不同，它脱离了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并不是从社会体制这个角度来研究科学，而是强调要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考察，直接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这便形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哲学两者之间的互相竞争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爱丁堡学派代表人物提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蕴含着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能够而且应当取代科学哲学，来研究和解释科学知识的内容和性质。这项“强纲领”指出，科学知识本身并不存在绝对的或超验的特性，也不存在诸如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这样的特殊本质。所有知识，不管是经验科学中的知识还是数学中的知识，都应当彻底地被当作社会学的研究材料来处理。（［5］，p.3）这无疑是在宣告以研究科学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为内容的科学哲学应当终结，关于科学知识的一切应当让位于科学知识社会学来研究。我们认为，这种见解不仅是相当偏颇的，而且也是难以经得起推敲的。
首先，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所作的研究充其量只是一个侧面，它根本无法代替科学哲学对科学知识本身作正面的认识论的研究。我们不妨可以看一看戴维·布卢尔在他的《知识和社会建构》一书中对“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的阐述。布卢尔说：“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纯粹是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来看待的。”（［5］，p.5）他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应当遵循以下四条原则：①知识社会学是研究原因的，即关注那些导致信念或知识状态形成的条件。当然，除了社会原因以外，还存在着其它类型的原因，它们与社会原因一起促使信念形成；②知识社会学公平同等地对待真和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失败。这些对立的双方都需要得到解释；③知识社会学的解释风格是对称的。例如，用同样类型的原因来解释正确的信念和不正确的信念；④知识社会学是反身性的，从原则上说，它的解释模式应当适用于社会学本身，否则社会学将是对它自己的理论的反驳。布卢尔将原因、公平、对称和反身性这四条原则称之为是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的定义。（［5］，p.7）由此可见，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科学知识与社会环境条件以及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且主要研究的是产生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或社会条件。也就是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点并不是科学知识本身。它甚至根本不关心科学知识的真或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不成功等等这样一些对科学知识来说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而只是采取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将所有科学知识都一味地同等地看作为“结果”；它将研究重点放到了科学知识的外部，放在社会条件或原因上面，即侧重于研究是什么样的外部的社会条件或原因导致什么样的科学知识的产生。当然，科学知识社会学从这种角度来研究科学知识不能说没有新意，也许是颇有意义的，但是，应当承认这种角度仅仅只是从一个侧面来研究科学知识，而且过多地强调这个侧面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其一，正如约翰·齐曼所批评指出的，“固执的社会学家可能大大地过高估计了社会利益的影响和其它科学以外的考虑”，从而“鼓励从在科学中起片面作用的一系列因素出发的研究，并使之合法化，因而得出非常可疑的结论”；（［3］，p.155）其二，它大大低估甚至否定了科学知识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等认识因素，而事实上这也是科学知识产生的先决条件之一。毫无疑问，离开了人的认识，社会因素的作用再大，科学知识也无从产生。
其次，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和局限性。劳丹认为，“任何认识社会学的解释至少必须给出存在于某个思想家Y的某种信念X与Y的社会状况Z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社会学的解释具有‘科学的’意义的话）这就要求助于一条普遍的定律，此定律表明，处于Z类状况之中的所有（或大多数的）信仰者都会采取X类信念”。（［6］，p.217）但是，在劳丹看来，尽管作了几十年的研究工作，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其解释还是“过于粗糙，远远达不到起码的确切性要求。”（［6］，p.218）除了象劳丹这样的科学哲学家以外，还有象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和对知识社会学最有建树的社会学家之一卡尔·曼海姆都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前景表示怀疑。默顿认为，“特定的发现和发明属于内部科学史的范围，并且大量地独立于非纯科学的因素。”（［6］，p.220）而曼海姆则断定说：“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历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内在的因素。”（［6］，p.220）一般说来，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困难及其局限性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社会条件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往往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特定的科学发现或发明之间不一定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其二，社会条件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往往从宏观上讲比较说得通，而从微观上分析比较困难。例如，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和技术上的需要来说明为什么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各学科中，发展较快、成熟较早的是经典力学。但是，我们很难说明经典力学中的每一个定律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其三，科学知识社会学也许比较适合于那些原始的或经验性很强的科学知识，但很难研究近现代那些理论性或逻辑性较强的科学知识。因为前者离社会现实比较近，或许同社会条件有某种直接的关系；而后者离社会现实比较远并且已经高度数学化。更进一步说，科学知识社会学在科学知识可以用理性解释的范围内似乎没有多大的用武之地。劳丹甚至明确指出，科学知识社会学只能限定“在不合理性假定的框架之内工作”，才有“广阔的天地。”（［6］，p.222）当然，劳丹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限定未免有些绝对，但是，他的确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固有的局限性。
最后，用科学知识社会学来代替科学哲学的后果也是不可取的。显然，用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科学哲学至少有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使得对科学知识的研究趋于平面化和表面化。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将科学知识仅仅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所以，他们不希望、也不可能对科学知识作比“自然现象”更深层次的研究。他们将科学的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问题搁置一边的结果是，将科学知识等同于文学知识、道德知识、宗教知识或别的什么知识，使得科学知识完全失去其自身的有别于其它文化知识的特点。这样一来，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在否定科学哲学研究的同时，实质上也否定了他们自己所作的研究，因为既然科学知识同其它别的文化知识没有什么根本区别，那么，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其二，进一步为认识论和文化的相对主义敞开大门。事实上，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并不是拒斥所有的哲学观点。确切地讲，他们认为，默顿学派的局限与不足就是与实证主义哲学的联系，而他们的目的就是在新的哲学观点的支配下，为科学社会学转向科学知识内容的研究作出贡献；并且认为他们的研究可以论证这些新的哲学观点。（［7］，p.228）而这些所谓的新的哲学观点最主要的倾向之一，那就是认识论和文化的相对主义。正如布卢尔所明确承认的，“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依赖于一种相对主义。它采取了可以称之为‘方法论的相对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体现在早先提出的对称性和反身性两条原则之中。所有的信念（不管它们得到如何评价）都将以同样普遍的方式予以解释。”（［5］，p.158）反之，若要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结论来论证哲学观点，那么势必强化相对主义的观点：首先，科学哲学中所探讨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概念，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看来，其真实的含义只不过是“主体间性”，即“许多人的意见一致”。这就是认识论的相对主义观点。其次，正如齐曼指出的，“知识社会学原则的严格应用看来必将导致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科学仅仅是在理智领域中许多相互竞争的世界图像当中的一种，而且它并不优越于一个社会团体能够赞同的任何其它的系统方案，例如，赞德人的著名的巫术信念。”（［4］，pp.119—120）这就是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由此可见，如果说费耶阿本德从科学史的个别案例研究中得出认识论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结论，从而宣告科学哲学的终结的话，那么，这些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则试图以更一般的经验研究来强化费耶阿本德的观点。可是，他们竟没有想到，科学哲学的终结同样也意味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终结！
【参考文献】
〔1〕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
〔2〕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3〕约翰·齐曼：《元科学导论》，刘＠①jùn＠①jùn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4〕JohnZiman,ReliableKnowle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
〔5〕DavidBloor,KnowledgeandSocialLmagery,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1.
［关键词］美国大学; 教师个体教学哲学；表达范式［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1）06-0052-04
在美国许多大学，教师个体教学哲学表达或陈述（statement of teacher’s personal philosophy of teaching）作为教师教学档案袋（teaching portfolio）中的首要内容和教师个人网页上的重要内容，不仅被看成是教师个人教学信念的集中展现和教学思想的话语形式，而且被看成是教师个人关于教学认识的公开展现与对自己教学行动的理性承诺。所以，美国许多大学教师无论从事的是什么学科，都注重对自己的教学哲学进行公开性的文本表达。本文基于网络资料，通过对美国大学教师个体教学哲学表达的案例研究，归纳出美国大学教师个体教学哲学表达的五种典型范式并作简要评述，以便为我国大学教师进行个人教学哲学表达作参考。
一、“目标―手段”范式
所谓“目标―手段”范式是指教师在对自己的教学哲学进行文本陈述时，首先是从对教学目标的看法入手，在说明他们自己认为教学目标应该是什么的基础上，进而指出自己对于目标达成应该选择的手段是什么的看法，也即在表达了教学为什么之后，说明教学应该怎样才能有效进行。当然，其中还包括对师生关系以及教学评价等方面的看法陈述。但从目标出发到手段选择表达的逻辑是非常明显的。在通过大学网页或个人网页中的教授介绍对美国大学教师个体教学哲学的表达进行分析归纳中，我们发现，“目标―手段”表达范式是比较典型的个体教学哲学表达范式之一。如果从教育学和教学论的基本框架来分析和理解，不难发现，一些美国大学教师之所以喜欢通过这样的范式表达自己对教学的看法，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教学目标是教学行动的向导，教学手段是实现教学目标的必由之路。所以，教师个体在对自己教学哲学进行陈述时，应该把目标与手段作为重要的内容来体现。比如，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从事科学教育学科的马雷尔（Matthe W Maurer）就认为[1]，促进学生学习是教育的主要目标，它是每个学生的目标，也是教师在教学中的任务。理解学习的概念与组织教学的活动应该围绕四个主要领域来进行，即独立思维、小组互动、为学生得出结论和答案提供指导，以便让他们能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新情境中。为了帮助学生实现他们预期的学习目标，教师必须有一套清楚的目标。教师应该成为学生学习的向导，也要做他们学习的顾问或促进者，成为学生的朋友。教师应该为学生制定具体的目标，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积极的引导，并逐步制定学生学习的长期目标，使学生持续地朝着目标努力。
在对美国大学教师个体教学哲学表达的案例归纳与分析中，我们发现，基于“目标―手段”逻辑的表达构成了教师个体教学哲学陈述的最基本内容，其它不少的范式都可以被看成是这种表达范式的变式或发展式，甚至可以被看成是由此种范式衍生而成的。在关于教师个体教学哲学表达的研究文献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学者们所持有的相同观点。衣阿华州立大学的教师李•赫根（Lee Haugen）认为，教师个人的教学哲学表达应该反映个人的价值观与学生及自己所在部门的需要。他指出，个体教学哲学表达应该阐述四个主要问题。即：（1）教学要实现什么目的(To what end)?这是首要的。（2）以何种方式达成教学目标(By what means)?即当教师对自己的教学目标有了一个清晰的观点后，就要阐明用来实现或达成这些目标的方法。（3）目标实现到什么程度(To what degree)?即教师需要表明自己打算如何根据个人表达的目标和方法来衡量自己的教学效能。（4）为什么要这样做(Why)?对于教师来说，这会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考虑与回答。比如，什么是最大的教学回报呢？教学为什么重要？教师想怎样让世界或至少高等教育变得更好?当教师自己感到工作过度，并被过度低估时，会用什么信念来振作自己，并鼓舞自己的学生?个人想怎样能使自己在学生的生活中发挥影响呢[2]?
如果按照李•赫根的框架，个体教学哲学表达可以扩展为：“目标―方式―程度―原因”表达范式。很明显，这种表达的基础无疑是“目标―手段”范式。因为教学目标是教师教学决策的依据和教学行为的指南，而教学手段和方式则是教学目标达成的重要保证，所以“目标―手段”范式能够成为美国大学教师个体教学哲学表达的基本方式,其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
二、“经验总结”范式
“经验总结”范式是教师通过叙述自己的教学经历和体验来表达自己教学哲学的一种方式。这种范式在美国大学非教育学专业资深教师中比较流行。不少教授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教学实践之后，随着教学经验的不断积累，他们对教学的感受与体悟也越来越深刻，因而在自己的教学哲学文本表达中经验总结性的成份就非常明显。在这些教师的教学哲学表达中，很难看得出有过多的理论抽象，但他们的经验之谈仍然清晰地体现出他们的教学观和学生观。比如，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学副教授斯辉•李（Szu-Hui Lee）就基于自己的教学经历，对学生的学习提出了三个主要目标[3]：（1）增进对心理科学的认识；（2）提供适用于学生教育生涯的基本知识和工具；（3）提高自我意识并加强对世界及人的理解。同样，南爱德华大学英语与文学系教师莎伦•詹姆士•麦基（Sharon James McGee）通过对自己的教学生涯的体悟和总结，认为教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实践活动。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把自己个人教学哲学的中心理念定位在如何把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整合在一起，使自己的教学随着理论学习的内化和经验的积累不断得到深化与拓展[4]。
三、“形象描述”范式
“形象描述”范式是教师先对教学进行形象描述，如运用隐喻，赋予教学以形象，然后对教学进行有自己独特见解的阐释。透过这种表达范式，我们会发现美国大学教师的个人教学哲学既丰富多彩，又千差万别，甚至观点完全不同或对立，尤其是基于相关研究文献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比较时，情况会更加突显。比如，在过去，一些传统型大学教师把学生比作器皿，把知识看作是一种物质，把教学过程看成是纯粹的知识传递过程。他们的教学方法不是填鸭式，就是灌输式。而一些现代型大学教师则把教学比作长途旅行，把知识学习视为学生获得一种关于人生认识视野的旅行过程，教师在他们的旅途中指导着学生去感知世界与观察事物。在这样的知识学习旅途中，学生必须遵循一定的路线，并努力克服各种障碍和困难，最后才能到达他们旅程的终点。这样的比喻隐含的观点是教学应该多关注过程，而非结果。当然，如果我们广泛地阅读当代美国大学教师的个人教学哲学表达，不难发现，许多的形象描述不仅与我国教育界关于教师与教学的描述有许多相同之处，而且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观点。比如，他们不仅把教师比喻成为蜡烛与园丁，而且还比喻为军队指挥员、戏剧编导、演员、教练员等等。在这些描述的基础上进而会体现出教师个人对教学活动的各种看法，形成自己的教学哲学体系。有学者在研究这种范式时认为，在描述对于教和学的理解时，运用隐喻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这样使得教师与学生感觉更加形象，便于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有更好的理解[5]。
四、“取向―阐述―总结”范式
“取向―阐述―总结”范式的基本结构是：教师先阐明自己关于教学的基本观点、基本假设或基本命题，然后对其观点详细加以阐述，最后进行总结。比如，伊利诺斯州立大学的英语教授鲍勃•勃洛德（Bob Broad）的个人教学哲学表达就是比较典型的“取向―阐述―总结”范式。他在自己的教学哲学上坚持三个基本观点：（1）建构主义的教育观；（2）将课堂学习连接到公共空间；（3）重视游戏精神和求知欲望在学习中的作用[6]。他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秉持的是建构主义的教育理念和原则。他认为，人类是通过他们与课文、他人的相互作用以及自己的批判反思来建构知识和发展能力的。然而，根据学习者的背景、价值观、需要和愿望，这些知识和能力必然不尽相同。建构主义理论隐含着对多种知识建构的合法性的认可，不仅教师的知识，而且课程文本的作者也在建构知识。学习者对他们的学习团体中的其他人也负有责任。因此，建构的知识必须在讨论和写作中澄清，从而使其他人的尊重和批判的参与成为可能。他还认为，每个教师对为学生在公共空间中积极地参与做准备负有责任。他特别强调游戏精神和求知欲望在学习中的作用。他自己就不断地以游戏精神和求知欲望向学生展示一个可接近的、可信任的大学好教师形象，从而通过自己的积极形象影响学生，使学生们的学习充满意义。
五、“因素分析”范式
所谓“因素分析”范式，就是指教师在个人的教学哲学陈述中，首先会阐述自己所理解的教学所包涵的基本因素，然后对其进行分析，进而对这些因素进行具体论述。南希•赤斯默（Nancy Chism）曾在《教学哲学陈述》（1998年）中提出教学哲学陈述应包括五个主要部分：“学习的概念化；教学的概念化；为学生设置的目标；哲学的运用；个人成长计划。”[7]同样，古德伊尔（Gail Goodyear）等学者于1998年也曾提出了形成一份教学哲学陈述的建议。他们认为，一份教学哲学陈述应包括以下几个部分：“责任―技能―关系―学习环境―方法、策略和创新―结果”[8]，并对这些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说明。他们的解释是：（1）责任：是指每位教师要在自己的教学哲学陈述中明确地说明他们在履行自己的责任方面到底应做些什么。（2）技能：对教师来说，将他们引导学生学习的技能和有效地与学生交流联系起来是非常重要的。（3）关系：良好且健康的师生关系对“成功教学”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教师建立这种师生关系的方式和技术应当明确地写在他的教学哲学陈述之中。（4）学习环境：作者建议教师可以说明他们为创造一个帮助学生学习的合作的学习环境所做的努力。（5）方法、策略和创新：教师应该用教学哲学陈述来反思自己的教学实践，以及说明他们采用的具体的教学方法和技巧如何与他们的教学哲学保持一致。（6）结果：教师可以在他们的教学哲学陈述中展示自己在教学中是如何努力以保持教学产生预期成果的。
基于对网络文献所展示的案例的归纳与分析，我们把美国大学教师个体教学哲学的表达或陈述概括为上述五种基本范式，并对每种范式进行了一定的解读和简要的评述。但实际上，由于美国文化历来倡导人的个性化与多样化发展，美国大学的教学文化也同样鼓励学生的个性凸显与教师的学术自由与个性化教学，故此，想仅仅通过少量的案例分析就对美国大学教师个体教学哲学的表达形式的多样化做出全面的概括与归纳，无疑是很困难的。本文的尝试性归纳，一方面是想说明美国大学基于教师升职和评价的需要与促进教学有效性与教师个人持续专业发展，非常重视教师个体教学哲学的表达；另一方面更想为我国大学教师关注自己的教学哲学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毕竟，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时代的到来，如何通过不断提升大学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以保证大学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的质量，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而关注大学教师个体教学哲学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大学教师专业持续发展的必然诉求，也将为教师的有效教学提供理论根基。
［参考文献］
［1］ Matthew Maurer. Philosophy of Teaching［EB/OL］ ,2010-10-18.
［3］ Szu-Hui Lee. Philosophy of Teaching［EB/OL］,2008-10-20.
［4］ Sharon James McGee. Writing a Teaching Philosophy Statement［EB/OL］,2008-10-19.
［5］ Faculty & TA Development. Philosophy of Teaching［EB/OL］.2008-10-22.
［6］ Bob Broad.Statement of Teaching Philosophy［EB/OL］lilt.ilstu.edu/rlbroad/teaching/tchphil.htm,2008-11-6.
［7］ Chism, N. V. N. (1998). Developing a philosophy of teaching statement. Essays on Teaching Excellence, 9(3), 1-2.
［8］ Writing a Statement of Teaching Philosophy ［EB/OL］ tcd.ie/CAPSL/assets/pdf/Philsophy_Statement. 2011-11-06
Research on the Expression Paradigms of American University
Teachers' Personal Philosophy of Teaching
GAO Yan， CHEN Xiao-duan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nxi 710062, China)
Abstract:
关键词：希腊哲学；科学哲学；水原说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5-031-01
古希腊哲学是欧洲哲学之始，是人类认识史上伟大的思想宝库，对后来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恩格斯曾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希腊哲学中的一些科学因素对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有着深远影响。若无苏格拉底的伦理哲学等哲学假说的研究，也不会有近现代的西方乃至世界的社会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的社会科学伟大成果。
哲学概念在古希腊的内在底蕴是思考希腊哲学中科学因素的理论参照和逻辑始点。由于哲学内涵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因此我们要以哲学在希腊的本义为依据而不应该涉及近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理念。希腊人最初将哲学称为“智慧”。后来苏格拉底为了与诡辩学者相区别，称自己是爱好智慧的人。因此爱好智慧、流传智慧便是哲学的意思。因而哲学是“智慧”及其追求过程的统一体。
有关智慧在古希腊的理解，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我们不以官能的感觉为智慧；谁能懂得众人所难知的事物，我们也称他有智慧。”可看出亚里士多德的结论很明确；智慧是一种关于事物普遍规律的知识，智慧告诉人们的不仅是有关事物的一般“what”，更重要的是“why”。他又指出：“谁能更善于并更真切地教授各门知识之原因，谁也就该是更富于智慧”；“为这门学术本身而探求的知识总是较之为其应用而探求的知识更近于智慧。”这些论述虽有一定局限性，但可见哲学在古希腊有以下特征；1、哲学研究对象是有关事物深层的原理和原因的知识，而非表面的显现知识。2、哲学具体内容是一种关于科学知识的体系，它根植于对自然、社会发展和规律进行的具体探索和认知过程中而决非。3、哲学思维方式是逻辑抽象的，是人们借助抽象思维对概念和规律的提升与把握的过程及其成果。因此对“自然”、“宇宙”及其“本原”的终极追问和探讨贯穿于希腊哲学始终的问题，兼具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任务。因此哲学在古希腊所代表的内涵就体现了其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包含了自然的真实性、普遍性、规律性在其中。
有关古希腊哲学起源的认识主要有四种观点：宗教说、阶级说、概念说、水原说。但是国内外有关论著往往都把泰勒斯率先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的哲学命题视为希腊哲学史上的第一人。罗素认为，“每本哲学教科书提到的第一件事都是哲学始于泰勒斯，泰勒斯说万物是由水做成的。”在哲学起源中有多少科学因素呢？须从哲学起源加以反推，自泰勒斯向前追溯，追寻一下作为潜在哲学形态下希腊人的认知成果及其发展轨迹。作为潜哲学形态的思想意识在希腊的形式有：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宗教神话。它们渐次进化，最终进入了哲学王国的门槛。科学技术是人类最基本需要过程中的经验积累与概括。科学技术及科学思维作为潜哲学形态的思想意识，从一开始就彰显了对古希腊哲学普遍性、客观性、规律性和精确性的思维气质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人类认识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文学艺术是潜哲学时期另一主要形态，早期的人类在与自然与他人交往中，猎取了某种自然物的胜利而欢乐中，逐渐懂得了一种特殊需要表达和流露。这些生活情感经语言提炼和思维加工后便形成了最初的文学艺术，反映了他们原始而真实的精神、心理、情感和文化的内容，包含着后者对自然法则关切的萌芽，是人类认识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古希腊宗教神话的思想形式、表达方式和研究内容接近哲学，广泛涉及自然、人生和社会各个领域。在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神是整个希腊世界的折射与再演。古希腊哲学就是在神话之中发现它隐藏着的其它意义并推侧更深的逻辑规律。这影响了早期希腊哲学的思维意向的追寻。综上所述，早期希腊的科学思想、文学艺术和宗教神话作为哲学思维的潜在形态，潜在地规定了后来起源的自然哲学，是后者最为重要的思想基础。
泰勒斯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水，基于潜在哲学时期的思辨，通过经验归纳得出的：生命本身的维系对水的依赖，对生物之水状源的观察，水的三态转化和可塑性，以及水作为常见组分存在于多样物体中，泰勒斯得出结论――水是万物的本原。水原说首先对世界的本原问题做出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回答，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水构成的，而不是神所创造的。这是第一个与宗教蒙昧相对立的唯物论的世界现，表明人类智慧已祛除了神话迷雾，透露了人类理性思维的神圣之光。关于水是万物的根源，标志着人类认识从直观幻想朝观察思考过渡，开始了人类以科学分析与哲学概念认识世界的新纪元。
科学、常识或神话之间最重要区别是科学的探索性。该探索和批判的精神和谐一致地贯穿于古希腊哲学的思维方式中，在新的推测和批判的过程中求得发展。希腊哲学充分体现了借助于思维内部的逻辑力量实现超越性和独创性发展。他们在经验观察和理论思维的结合中，注重对自然基本原理的研究，形成了以思维抽象和理性逻辑为表征的系统知识，这种探究模式又反过来助推了以抽象思维为基础的求知自然总体原因的思维飞跃。
古希腊时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黎明时期。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最初的自然科学尚不可能独立地对自然界进行解剖研究，而是在哲学的母体内孕育萌生，借助于哲学的思维形式去思辨地、臆测地把握自然界。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在古希腊哲学中占有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9.
英文名称：Journal of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辽宁省大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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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8-407X
国内刊号：21-138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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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时间：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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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明涛(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道德资本”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出发点,为局限于“物”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指出了另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有益方向;它从道德源初的建构出发,对道德进行了解构分析,并重构了道德与利益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正视了人的利益追求;“道德资本”的逻辑与道德的资本逻辑并不等同,因此,它并不是以资本的逻辑来演绎道德,而是以人的道德来限制人展现在资本上的“唯利是图”的欲望追求。
《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约6500字
“仁爱”与“兼爱”:两种不同的和谐文化传统
朱传(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儒家的“仁爱”思想与墨家的“兼爱”主张,都是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失范而提出的救世方略,其宗旨是实现社会和谐。但儒、墨两家的和谐思想内涵和实质是不相同的。儒家以“仁爱”为宗旨的和谐思想是“尚礼和谐”,是以“周礼”规范的有序和谐,不具有公平正义的思想价值。墨家以“兼爱”为宗旨的和谐思想是“尚义和谐”,是以“义”规范社会秩序的平等和谐,具有公平正义的思想价值。相比而言,墨家的和谐思想更能贴近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2期,约7500字
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
――对马克思道德理论研究理路的探寻
曲红梅(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研究历史表明,对马克思思想中的科学与伦理(人道)关系的不同解释是同人们对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不同理解直接相关的。只有对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做出合理的判断,才能合理地解释马克思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同人道主义的关系,也才能合理地解释马克思思想中的科学尺度同伦理尺度的关系。唯物主义与人道、科学与伦理的内在统一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特征。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不同于西方传统的旧唯物主义,同样,马克思哲学中的人道思想也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人道主义。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2期,约7000字
道德与理性的悖论
黄瑞英(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1、南京大学物理系，南京大学物理系是我国基础研究的国家队和高端物理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重组后的南京大学物理学院以原物理系为主，增加了生物物理与软物质等相关学科，将进一步在“量子调控”“纳米科技”“光伏电池”等专项领域和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发挥重要作用；
2、南京大学文学系，该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首批一级国家重点学科、首批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博士后流动站；
3、南京大学哲学系，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各专业均以“建设一流学科、培养一流人才
（来源：文章屋网 ）
人学思潮在我国兴起已有近三十年历史。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国哲学界有一批新的研究领域或学科在诞生和兴起，但有些领域或学科只能是昙花一现，如今很少有人再去关注它们了，而有的领域、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则是深人持久地向前发展，方兴未艾，像西方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中西方比较哲学、社会发展哲学等。一个学术领域或学科的命运与时代生活的现实需要相关，也与学者、学术前沿对这个理论基本问题的理解密切相关。
“人学”曾经在上个世纪末被教育部确定为二十一世纪优先支持发展的新兴学科，中国人学学会是国内学术团体中的一级学会，可是现在老一代人学理论家们逐渐离场，而新生代的人学理论家正在成长，面向有些新人人学之境的青年学者，特别面向当前我们国内人学影响力不升而降的情况，笔者曾提出人学发展需要扎根课堂，人学研究和人学教学需要相彰并重的想法。而本文的主旨则是要为哲学人学的学术位置“再正其名和再定其位”。我们对一些基本人学理论问题的理解，对这个理论领域的学术位置，对这项研究在中国当前思想解放时代中的特殊意义，都需要再思考和再认识。对于人学基本理论的重要问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有激烈争论，黄楠森教授的著作《人学的足迹》就是那些重要争论的真实写照。但是在人学理论的热情红火上升时期，这些基本性的问题认识并没有推向深人，学者们多是被一些实践性较强的具体人学问题所吸引。而如今面临着国内学术前沿对人学的兴趣冷清下降的情况，我们就需要补好这一课。只有在基本理论的研究上扎稳了根，才会在从属和派生性问题的研究上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关于人学的学术位置，国内曾有的学者提出，在希腊文和英文中，都没有“人学”这个词，只有“人文主义”这个词，在西方思想史上也没有人学这个领域，只存在着人文学科的问题，而人文学科主要是区别于自然科学的学科，后者不涉及人的价值和意义。即使像心理学、生理学这样直接把人作为对象的科学，也只研究人是什么的科学性问题，而不研究人应如何的价值性问题。而人文学科的各种研究都把人的价值和意义作为中心问题。所以当前我们讲人学的话语方式应该变换为讲人文学科，而不是讲人学或哲学人学。另外又有学者提出，人学只能是一个学派或观点，把它作为学科处理不能成立。因为许多写人学的书和论文的人，实际上是把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的理论当作人学理论(国内有许多重要的人学著述确实都是这样处理的)。这种看法其实也是在抹平人学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和重要意义。对这些学者的看法我们是需要认真回应的。当前国内学者中否定历史观、认识论、政治哲学、科学哲学等一些哲学领域的独立性和重要位置的人不多，但否定人学或哲学人学的独立性和重要位置的人却不少。黄楠森教授生前曾在各种学术会议上多次讲过，他原来也不赞成有相对独立意义的人学，只是认为人的问题是从属于社会历史观领域中的一个专题。后来在国内外人学思潮的推动和自己的深人研究中，他看到了人学是和哲学历史观、哲学认识论同样重要的，而且是最为根本性的哲学领域。黄老师还指出，我国当前的人学研究就像上个世纪的人道主义讨论一样，将会对中国哲学事业发生着深远重大的影响。所以黄老师把他一生中最为成熟和辉煌的晚年时期全部贡献给我国人学理论的研究和人学学会的工作。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像黄老师那样有着高超的自我批判和自我革新的哲学智慧，我们的许多学者在对人学学术性质的理解上，或是轻信他人，或是固守己见。列宁曾经提出过一种“哲学幼稚病”，这种疾病指向那些轻信他人的学者，这些人听了谁的话就信谁，就跟谁跑，看了谁的书就爱谁，就说谁好。黑格尔还提过一种“精神自大狂”，指向那些顽固独断的学者，他们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别人的见解，总是自言自语孤芳自赏，动不动就宣布了真理事业的完成。这种独断论的方法即使在当代中国的学术中也十分流行，一些学者讲学问和写文章都是用祈使句和命令句，通篇讲话和写文章都是“心须如何，只能如何，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就是如此”。他们的话语和文字毫无分析和辩驳，一旦讲完和写完就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封闭起来，再没有反思和批判。然而哲学艺术的先驱者苏格拉底却自诩为是一只大牛氓，他不断地给那个城邦里当时最有学问的人，最有权威的人们制造出麻烦。最后那些人趁着城邦暴乱失去理性之机，联合起来控告苏格拉底，把他处以死刑。这些人有一种直观，他们都看到苏格拉底是最危险的煽动者，因为如果他的质疑批判辩证法真的深人人心，那么城邦的观念和秩序都会面临着不可容忍的革命。苏格拉底总是在不断提问和质疑别人和自己的思想，从而把真理不停息地向前推进，而我们的许多学者则是完全陷人了“苏格拉底的遗忘”。但愿我们的人学事业不会被“幼稚病”和“自大狂”这样的哲学疾病所干扰，能够走出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医学哲学;医学哲学思想史;医学人文精神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盛行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医学将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引入中医学，与中医学自身固有的理论和经验相融合，以说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命过程，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因而形成了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与中医学固有理论和知识相融合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挖掘和研究传统医学哲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1《易经》、《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形成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有理论准备和积淀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时期的扁鹊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之一，标志巫医相混的时代结束，不科学的巫术开始从医学剥离出去。古人还认为疾病产生于人类“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时昧甘辛之节;六气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饮食伺衅，成肠胃之眚，风湿候隙，遘手足之灾”[1]。还认为“暨炎晖纪物，识药石之功;云瑞名官，穷诊候之术”[1]，才有了中医中药。“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2]，即只有伏羲、神农、黄帝的书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许多医学史书籍也都普遍认为“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3]。而《黄帝内经》问世前，医学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当医生，许多文献所谈都过于粗疏。笔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奠定中国医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六经”之一的《易经》，其充当医生的人也多来自于早期“儒”的社会职业之中。
“六经”之一的《易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哲学内容，如阴阳学说、天人合一的理论等，而且在思维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这一医学的行为上则更为重要。例如：在思维模式上，《易经》提出了"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的道器论，在由“器”(物)升华为“道”(意)的过程中，《易经》主张要经过“观物取像”、“立像尽意”、“以像喻意”的过程，这里的“像”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之处，作为哲学体系，在取譬中，它也成为医学的思维模式。在方法上，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也是中医学被广泛应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国先民的重要思维方式，并被《易经》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医学形成的过程中，吸纳了这一重大命题，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的对应关系[4]。古人把物质世界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医学的领域，借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着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想和方法
精气学说，是古代先哲们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此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中，促使中医学建立了精为人体生命的产生本原，气为推动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动力的精气理论，并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藏象经络理论、病因病机理论、养生防治理论的构建具有方法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石之上的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相对事物或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对立、制约、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世界本身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将阴阳学说用于解释人体，认为人体是由各种既对立制约又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生理机能所构成的有机整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学说帮助中医学构筑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并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指导着历代医家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
五行学说，既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辨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可在不同层次上分为木、火、土、金、水5类，整个宇宙是由此5类不同层次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生克制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解释人体，将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志等分归于五行之中，构筑以五脏为中心的5个生理病理系统，并以五行的生克规律阐释此5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帮助中医学建立了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整体思想，构筑了人体脏腑经络的系统模型，并用于解释疾病的病理传变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虽是我国古代富含唯物辨证法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仍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人体的生命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尚有许多深层次的规律和机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尚不能全面和从深层次来阐释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和机制。因此，我们对精气、阴阳和五行诸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原始朴素的阶段，应该结合现代自然辨证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个层次;对人体复杂的生命过程的研究，也不能仅用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来阐释，而应该在中医学整体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吸收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精华，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细微层次的研究，以逐渐揭示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3天人相应、心身统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
3.1天人相应整体观人与自然界有着相类相通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阴阳与天之阴阳的相通相应：“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自然界阴阳五形之气的运动,贯通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于天气”(《素问》)。
3.2心身统一整体观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体性,人体的各种脏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联系地维持着生命活动;生理与心理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生理状态决定着心理状态：“黄帝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歧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素问》)。心理状态影响着人的生理状态和病理状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
3.3临床诊治整体观《内经》在对病因、病机、局部病变和整体状况的关系、各种治疗方法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鲜明地表达了整体思维的特征。如认为局部病变是脏腑病变的整体反映,因此在诊治局部病症时,要：“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素问》);强调将各种治病方法综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使病人得到适宜治疗：“古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问》)。
3.4疾病转化恒动观《内经》借用哲学“恒动观”的概念﹑原理，认识人体生命过程的永恒运动及其伴随发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过程。它认为世界是运动的，生命在于运动。事物与现象运动的化与变，以及事物和现象量与质的状态为基本内容。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搏，成败之所由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在论述脏腑功能之后总结谓：“恍惚之数，生之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外《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灵枢·天年》篇关于人体生长发育的论述，《素问·热论篇》关于热病传变过程的记载，都是以恒动观为思想基础的。
4传统医学哲学思想的现实人文意义
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易经》、《黄帝内经》阐述了医学人文观念、医生思维素质和医学职业品格等方面宝贵思想。为医学人文思想教育提供具体要求。
4.1医学人文观念第一,以生命为本的医学本质观。《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医家当以病人的生命为本。因此，在为病人诊治的时候，如同面临万丈深渊，极其谨慎;同时要象手擒猛虎一般坚定有力,全神贯注,决无分心：“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素问》)。第二,以人文关怀为本的医学目的观。《内经》认为,医学的目的不仅是疗病救伤,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关爱：“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内经·灵枢》)。《内经》认为,医者应关爱病人的生命,对病人满怀同情和仁爱之心,以尊重和珍爱病人的生命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
4.2医者思维素质第一,完善的知识结构。《内经》从整体论的观点和医学的复杂性出发,对医者的知识结构有着独特的见解:医者不仅要具有医学知识,而且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内经·素问》),这样的医者,《内经》称之为“上工”。第二,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医者的诊断属于主观认识,病人病情属于客观事实。《内经》认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为本”,医者的诊断是第二性的,“工为标”。医者的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而主观背离客观,治疗就将失败。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内经》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医者才能掌握医学的规律而不迷惑;对事物的要领了解极其透彻,才是所谓明事达理的人。
4.3医生的职业品格第一,接诊疗病有方。《内经》认为,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需要从业者具有特殊的职业品格。在接诊的时候,医生应该注意起坐有常,举止得体,思维敏捷,头脑清醒：“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内经》要求医者诊病时要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观察,全面分析：“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素问》),《内经》对“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素问》)的不良职业作风予以了严肃的批评。第二,医患交往有礼。《内经》对医患交往的的方法和礼节作了首创性的阐述,首先提出“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的医患交往的一般礼节,突出强调了“临病人问所便”的重要性(《灵枢》)。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唐·孔志约.新修本草序[A].唐·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新修本草辑复本[M].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81：11.
[2]唐·王冰.黄帝内经素问[M].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1997：3.
近年来，国内涌现出各类国学班，如北大、清华等知名学府相继成立了国学研究院或者国学班。这类国学班几乎都热衷于为同一个目标群体服务一企业中高层管理者。
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钱逊表示，其实所有争议的核心还是国学究竟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一是继续走专业化的道路还是在学术发展的同时在现实中发挥实际作用的问题。近代以来，国学一直在走学术化的道路，已经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了，如何使之走向民间、走向生活，与市场融合，才是国学重焕生命力的关键，至于与商业相结合是否合适，则是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
“天价”国学班异常火爆
武汉大学文学院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学院联合开办的“乾元国学讲堂”，由武汉大学近20名博士生导师执教，传授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精髓。但该班一年只上24天课，授课内容包括《周易》、《四书》、《道德经》、《庄子》、佛教经典等国学经典课程，一年的学费和资料费总计达2.8万元，平均一天的学费高达1000多元。被该校教师称为天价“国学班”。武汉大学文学院负责人坦承，该班为培训性质，收费有点高，但定价较高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创造学习国学的良好环境。
近年来，沉寂多年的国学突然大红大紫大火大热。据了解，去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创“乾元国学教室”后，短短几个月里，招收了两期三个班，出现了供销两旺的情景。很多企业老总是坐着飞机到北京参加国学班学习的。
在北京大学负责“乾元国学教室”的冀建中副教授表示，其实北京大学办这个班已经有很多年了，只是前几年大家对国学不够关注，所以没有注意到，直到最近国学突然热了起来，才发现北京大学原来有这么一个班。据称，北京大学国学班其实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研究生班，招生并无特殊限制，任何身份的人都可以报名参加，另一个是所谓的“老板班”，招生范围限在“全国各行业董事长及总经理、行政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处级以上干部”。但从整体上来看，一方面限于时间和财力，大多数普通人其实都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专门来北京大学学这样一门看起来没多大用处的课程。
另一方面，普通人大多在为生计忙碌，哪里有心情顾及这些关于精神层面的修炼和提高，所以国学班实际招收到的学生大多还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人。
中国商人缘何青睐国学
读四书、说五经、论禅学⋯⋯在大学里办国学班，曾经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而如今，一些培训机构纷纷开办国学讲座，学生是一批久经沙场的商界老板。
尽管许多老板认为从国学中获益匪浅，但更多的人认为，对于博大精深的国学，老板们的用意更多是在国学之外。
周家儒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班学员，他表示，随着企业规模越做越大，企业管理问题的层次也越来越深，国学或许能给出深层次答案。一家公司董事长现在正利用业余时间攻读浙大的MBA，好的培训班有利于企业家自身素质的提高，而国学班如果在教学内容和方式上有针对性，对企业家提升个人素质应该是有效果的。
一年破费数万元进修对企业家来说，不算是件奢侈的事。对他们而言，奢侈的是能挤得出时间来参加培训班，他们在乎的，是能否从培训中有所受益。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田老师曾接触过许多私企老板学员，他们反映的共同困惑是“如何进一步做大”，田老师表示，国学的宗旨是贯道器以为一，这句话可以回答许多人的困惑，听起来很玄妙，但许多老板在学习一段时间后都有所感悟。
一位政府官员坦言，由于是工科出身，以前在国学方面没有多少接触，但自从潜心学习过一段时间的国学之后，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有了改变，以前觉得困惑的地方也变得豁然开朗。
这意味着一种转变，表明许多企业家正在意识到环境和形势的变化，一味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正在结束，从“攻术”向“谋道”的转变，国学热的兴起，正是一个象征。
有关专家表示，在经济不断全球化、文化不断全球化的过程中，企业学习国学有其必然性。当全球经济渗入中国，一些跨国公司要进入中国市场时，都十分注意吸收当地文化，然后打入当地市场。作为本土企业，更应懂得自己的文化，才能在经济全球化中既融入全球，又彰显自己的个性和特点，更好地融入全球市场。现在的国学是经过改造、融入时代特性的国学文化，更容易被更多受众学习，这也是国学能够如此热的原因之一。
专家质疑天价“国学班”
有关专家质疑，虽然知识永远无法和金钱画上等号，但国学博大精深，一年断断续续地上几十天课，就能使受教育者真正理解国学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精华吗？传播知识是高校的使命，但国学教育绝不能“快餐化”、“暴利化”，否则难逃“作秀”之嫌。
教育专家熊教授表示，国学班目前的市场需求，积极的一面是有人希望通过对国学的推广，去解决当前的道德问题，增强自身修养；盲目的一面是有些人对于国学的推广比较急躁，认为只要诵读国学，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看问题太过绝对。现在有些人学国学，有点赶时髦的意味，这样是学不到其中精髓的。
也有专家指出，国学内容博大精深，短期内很难掌握，企业家希望提高人文素养是好事，但不要试图从培训机构那里获得心灵的解放，只有注重内心修养，才会真正发现自己在社会上的责任、意义和价值。
每个月只上两至三天课，这样的学费虽称不上“天价”，“很高”却是无疑。它立刻就让人联想到是否值得的问题。但这些国学班的目标非常明确，这点钱，对那些企业家来说算不上什么。于是，下一个联想是，这些国学内容，对企业的经营而言，真的有那么神奇的作用吗？
关键词：哲学专业学习；人文学科；思维能力训练；理论素质培养
北京市教委2017年1月4日了《2016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详解了2016年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报告》显示，有91所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超过90%，而在本科及以上就业中，哲学专业的就业率最高。为此，《光明网》特刊发评论员文章《哲学何以成为就业率最高的专业》，文章分析了其中的主要原因：“首先，哲学是非常典型的具有长线学习逻辑的学科，与很多专业不一样，它的精准就业一一‘从事哲学研究’，事实上是以博士教育打底的。所以，选择哲学专业的人会有更长的深造预期，而就业率统计是包含深造率的，即考研和读博同样归类于所在教育阶段的‘已就业’类别。”“二来，哲学是人类文明最早熟的学科之一，几乎是人类一切学科的母体，也表征着众多学科的价值归宿。”文章最后指出：“这两点，可看成‘哲学就业率最高’的解释，换个角度，也是对‘如何选择专业’的回答，甚至可以对‘怎样判断人生选择的得失’有所启发。”这个看似肯定哲学专业的结论却是存在很大疑问的：第一，真的是因为考研和读博归于“己就业”类别而使得哲学专业的就业率提高？第二，选择哲学专业真的与“怎样判断人生选择的得失”有关吗？由于《光明网》的评论员文章流传甚广，看似也回答了人们心目中的“哲学何以成为就业率最高的专业”这个问题，因此这里有必要对此加以澄清。
大学哲学专业的性质定位问题
哲学专业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定位究竟如何？根据即将出台的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哲学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5），“哲学类专业属于人文学科，又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密切相关。作为基础性学科，哲学对公民素质培育、民族精神塑造和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创新，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哲学类专业培养具备扎实的哲学专业基础知识、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能够运用哲学思维认识、分析理论及现实问题的能力，良好的人文基础和自然科学素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宽广的国际视野，良好的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能力，善于合作的团队意识和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的专门型或复合型人才。”这表明，哲学专业属于人文学科，哲学专业培养应当以塑造理论思维能力和良好人文与自然科学基础为主要目标。这样，大学哲学专业的性质定位就很清楚了。
首先，哲学专业是一门人文学科，而不是技术学科。所谓“人文学科”（Humanities），是指不同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中主要包括了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还包括宗教与文化等，总之这些都是与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所需要回答的问题或必须解决的问题为主要热莸摹R虼耍哲学作为人文学科，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问题。这些问题都与现实的经验生活距离较远，也与人作为社会存在所需要的生活条件等现实问题相距甚远。这就意味着，哲学专业培养的目的并非为了职业的需要，也不是为了满足社会上的某些特殊岗位的需要，而是为了培养具有健全思维能力和深厚文化素养的理论人才。哲学专业的毕业生除去哲学专业的基础知识外，还必须具备以下的基本能力：（1）创造性地学习哲学专业知识的能力，（2）将所学哲学理论和思维方法用于处理具体问题的实践能力，（3）能够以哲学思维方式进行理论研究的创新能力，（4）较强的专业文献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5）较好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
创造性地学习，是指能够融会贯通地理解所学到的哲学史和哲学基本原理，并能够用这些知识去解释哲学上的重要问题，学会从理论上把握哲学基本观点和思想，并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辨别和分析一切哲学理论和观点。要做到这些，的确需要超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分析论证能力。这些能力不仅可以用于解释所有的哲学理论，更可以用于解释一切理论观点，因为理论思维和分析论证原本就是锻炼人们思维能力的重要内容。当这些内容被用于解决现实的实践问题，就成为哲学专业培养所需要的实践能力。抽象的理论思维与严密的分析论证，经过哲学专业的严格训练，就可以成为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也是我们能够推进社会进步和思想变革的重要方式。因此，哲学专业训练就是要使学生熟练掌握思维上的抽象能力和论证上的推理能力，能够以哲学的思维方式从事理论创新和观念创新，为新思想的形成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和能力锻炼。显然，这些都与学生毕业后所要从事的职业无关，而是与他们走入社会、进入工作后所要面对的问题有关，与他们将来要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的事业有关。这才是哲学专业的毕业生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
其次，哲学专业虽说是属于人文学科，但与文学、历史以及艺术等人文学科不同，这个专业更多承继的是逻辑的思想训练和理论的概念分析工作，突出对已有哲学思想和理论的剖析考察，强调对逻辑论证的细微入理，提倡对哲学观点的思想阐述。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哲学专业教学中贯穿始终。或许有人会问，这是否意味着哲学专业完全是一门阳春白雪的学问，或者说是一种纯粹精英培养的方式？其实，细想一下，这不过是哲学专业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并不完全是少数人才能掌握的专业。相反，逻辑思维能力和概念分析的训练恰好是我们从事任何问题研究时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试想，如果我们无法从一个具体的经验现象得到对相近事物的普遍认识，如果我们无法对一个概念的使用形成观念或想法，我们如何能够从中得到教益呢？逻辑思维是帮助我们能够形成正确判断的基本方法，尤其是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形，如何能够通过分析梳理形成对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的正确理解，这就需要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哲学专业学习正是要培养学生具备更强的逻辑思维能力。
从概念到判断再到推理，这是我们通常了解的认识活动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概念的形成和理解是我们得到判断和进入推理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这就需要对概念的意义和用法作出清楚的界定，了解概念的内容和出处，并能够恰当地使用概念形成判断和推理等。对概念意义的澄清，始终是学习推理论证的第一步，也是构成推理的重要内容。只有当我们可以正确地理解概念内容，可以恰当地运用概念的时候，我们才能形成合理的判断和有效的推理。例如，对于“人”这个概念的意义和用法，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这个词，就会产生不同的判断和推理。抽象地使用这个词，就意味着不考虑语境和用法，就会导致很不同的结果。这就意味着，任何概念的使用，首先需要对概念所出现的判断或句子有清楚的说明，只有在这些判断或句子中才能真正理解概念的意义。孤立地使用概念或对概念的用法提出问题，都无法真正理解概念的意义。这些都是逻辑思维训练中的基础，但却是我们在日常思维中经常出错的地方。哲学专业学习就是要反复训练这样的推理能力。
哲学专业教育在对这种能力的训练中，主要采用的方法就是对写作能力的培养，通过论文写作检验逻辑思维能力是否得到了培养。论文写作是哲学训练的综合性考查，其中包括对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纳，也包括对重要观点的提炼和分析，特别是对自己观点的逻辑论证和对重要文献的使用。这些都必须通过文字的方式加以表达，辅之以口头陈述和讨论等。由此，哲学专业的培养方式应当包括这样一些重要环节：文献阅读、难点讲述、问题讨论、观点论证、文章写作、文章推敲和修订。由于思想观点的形成必须借助于文献的阅读，而对观点的表达则需要严密的逻辑论证方能成立，这样文献的阅读能力和观点的表达能力是需要着重锻炼和培养的。应当说，这些能力培养并非只有哲学专业的学生所需要的，而是所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都必须具备的。但哲学专业教育更强调把这种能力作为一种专业能力加以锻炼和培养。这如同音乐是人类共同的爱好和朋友，但把音乐表演和创作作为一种专业来培养却是专业的音乐学院所要做的工作。哲学专业就是如同音乐专业一样，是对人类共同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的专门培养。
必须特别说明，哲学专业培养的目标并非哲学家，更不是思想家，而是从事哲学专业教学和研究的专门人才，以及具备以上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从严格意义上说，哲学家和思想家从来都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由时代造就的，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大学的哲学专业既不可能也o意培养哲学家或思想家，只能致力于对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的文献阅读和知识学习，掌握更多以往人类的文明和文化。这就意味着，哲学专业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名”成“家”，而只是为了使学生能够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更好地运用逻辑分析和理论思维能力处理更为复杂多变的情况和问题。因此，哲学学习是一种思维能力训练，也是一种培养学生能够更好地成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的方式。
哲学专业学习对未来生活的影响
《光明网》特约评论员在分析“哲学何以成为就业率最高的专业”这个问题的原因时，提及深造率被归为就业率统计的问题。的确，哲学本科专业毕业生的深造率（包括读研、考博和出国等）一直比较高，许多毕业生选择深造，为自己的未来发展打开更为宽阔的道路。这恰好说明哲学本科专业学习的重要特点，即哲学专业不是为了传授某个特定的知识体系，或者培养某类专门的人才。换言之，哲学专业学习不是一种职业教育，而是一种特殊的素质教育，或者说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通识教育。
这里的“通识教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素质教育，如目前各高校开设的各类通识课程。哲学作为一种通识教育，是指“哲学”的本义就是使人变得更为智慧的学问。我们知道，“哲学”本身并非智慧，而是对智慧的热爱和追问。早在20世纪初，当哲学专业从日本引入中国之后，哲学教育就被当作哲学学习的主要内容。很多大学的哲学系甚至就直接称作“哲学教育系”，如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即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哲学教育被李达、潘光旦、冯友兰等哲学家看作是哲学专业的重要内容。如今，在各师范类院校以及其他大学中设置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最初就是以哲学教育为核心内容的。一些师范院校的哲学专业就是根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发展出来的。由此可见，哲学教育原来就是哲学专业的本义，哲学专业就是以培养学生掌握能够更好地寻求智慧的方式为目的的。所以，自从哲学专业设置以来，哲学专业本身并无专门的技术和知识需要传授和掌握，而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更好掌握人类一切知识去做好准备，是为了使学生具备在一切知识中分辨真假对错的能力，是为了使学生武装自己的头脑，以便能够对一切问题提出分析判断和形成理论观点。一句话，就是为了使学生有一颗求真之心和理性大脑。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总是误解哲学是“无用之学”的问题了。
的确，从功利和实用的角度看，哲学专业属于“无用之学”。不仅如此，一切人文学科都应当属于这样的“无用之学”，因为它们都不能给人直接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也不会传授某些专门的知识或技术。它们只是关乎人的精神世界，关乎人类自身的认知方式，关乎个人的人文素质培养。这样，包括哲学专业在内的人文学科都是仅仅与人的精神世界相关，与人类和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相关。进一步说，如果说历史、文学、宗教、艺术等学科还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些专门领域的知识的话，哲学专业则基本上不提供这样的专门知识，而只是帮助学生训练自己的理论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虽然哲学专业学习也要了解大量哲学史和各种哲学理论观点，但掌握这些内容并不是哲学专业学习的最终目的，它们不过是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能力培养的训练手段，类似于数学学习中要做的大量习题一样。所以，死记硬背地掌握哲学史的知识并不是哲学学习的主要目的，甚至不是最好的方式。相反，掌握这些知识是为了从历史中发现规律，通过对各种哲学理论观点的分析，更好地训练理论思维和逻辑推理的能力。这才是哲学专业学习的最终目的。
既然哲学专业学习本身并不是对某个具体学科领域知识的掌握，而是一种思维训练，这样，哲学专业的毕业生就有了更大的空间去选择自己进一步发展的领域，并在自己所选择的领域中更好地运用在哲学专业中所得到的能力训练。所以，哲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中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时，更多会选择非哲学专业，其中既有与哲学专业密切相关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也有关系较远的自然科学或实用学科等。而最后选择哲学专业作为自己进一步发展方向，或许更有机会从事哲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也说明，为什么哲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有比较高的深造率，而哲学专业毕业生的深造率被纳入就业率也就顺理成章。
另一方面，哲学专业学习是否能够有助于学生未来人生发展？其实这个问题与哲学专业学习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通常会认为，哲学是一门爱智慧的学问，所以能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人生，考察人生，过上更好的生活。的确，苏格拉底说过：“未经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似乎是在暗示，只有通过哲学的思考才能了解人生的意义。从广义上来说，哲学的确可以并且总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但哲学专业学习与此不同。正如我们每个人都会热爱音乐，这是人之常情，但要把音乐作为专业来学习则是另一回事情。严格地说，哲学专业学习不是直接地考察人生的意义，也不是对智慧的追问，而是为更好地考察人生的意义做好准备，是为更好地追问智慧而锻炼自己的能力。所以，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哲学专业本身并不培养哲学家，而是培养哲学研究者，是培养有可能成为哲学家的候选人。
[关键词]库恩 实用合理性 真理合理性 范式 不可通约性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8－0051－04
库恩一生的心路历程颇为坎坷，人们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一方面，《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成为20世纪最畅销的书籍之一，被翻译为多国文字出版，也受到科学家们的欢迎；另一方面，在他最希望获得声誉的科学哲学界，则恶评如潮。ABC(即Hanne Andersen，Peter Barker，Xiang Chert三人组成的认知科学研究小组)在The Cognitiv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就说他“承受了许多先知的命运：他被他最希望影响的人们所忽视。”绝大多数科学哲学家们都异口同声指责库恩为非理性主义者，库恩甚为忧虑。实质上，如果从通常的真理合理性角度来看，由于库恩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他有非理性的一面也有其道理。不过，库恩并不否定所有的合理性，实际上他主张的是实用合理性。
一、实用合理性和真理合理性
莱欣巴赫(H.Reichenbaeh)为对付休谟提出的归纳合理性问题，将合理性区分为真理合理性(truth rationality)和实用合理性(pragmatic rationality)。他承认对真理合理性而言，休谟(D.Hume)对归纳合理性的否定是对的，但对于实用合理性而言，休谟对归纳合理性的否定是错的。在莱欣巴赫看来。尽管归纳法不具备真理合理性，但却具备实用合理性。莱欣巴赫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中，曾从实用合理性角度为归纳推理进行合理性辩护。他认为一切知识都是概率性知识，归纳推理的研究属于概率理论研究范围。一组观察事实可以导出几种假定的理论，归纳推理通过给出各个理论以不同的概率，找出概率最大的理论，“归纳法是找到最佳假定的工具”。归纳不能保证获得真理，但能获得最好的假定，以指导人的行动。莱欣巴赫把一切归纳归结为简单枚举归纳，计算一个事件中某特性出现的相对频率。在事件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找到其极限值，这个值就是某特性出现的概率。即使相对频率并不收敛，莱欣巴赫认为使用枚举归纳也是合理的。原因在于，如果频率极限不存在，那么用什么办法也无法找到概率；但如果频率极限存在，用枚举归纳就一定能够找到概率。也就是说，枚举归纳只有可能比其他方法好，不会比其他方法坏。在这种实用的意义上，用枚举归纳寻找概率是合理的。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只同单个事件或有限多个事件打交道，很少会遭遇事件的无穷序列，因而人们更为关心单个事件或有限多个事件的概率。从这个意义上讲，莱欣巴赫把真正意义上的概率赋予事件的无穷序列就与他的实用主义辩护的初衷相违。不过，莱欣巴赫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为归纳辩护，把合理性与真理性区分开来，“归纳逻辑发展的实际状况表明，莱欣巴赫关于归纳合理性的这一实用主义新思路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我们可以借助于莱欣巴赫合理性辩护的观点，考察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
把合理性分为真理合理性和实用合理性两类，实际上非常适用于评价库恩观点。库恩反对真理符合论。否认科学范式的转变使科学家越来越接近真理的观点，认为科学家接受或拒斥一个理论并不是以客观存在的真理为判据进行抉择的。就此意义上讲，库恩反对真理合理性。另一方面，库恩主张新的科学理论最终为科学共同体所接受而成为范式，长期来看，其决定性的指标在于理论的解题能力，即新范式比起旧范式具有更强的解题能力。因而具有合理性。1983年12月在美国科学哲学学会举办的C.G.Hempel哲学研讨会上，库恩做了“合理性与理论选择”的发言，就说到：“假定科学家选择理论的目标就是要在我称之为‘解谜’的活动中实现效率最大化。按照这个观点，对理论进行评价，就是基于它们的效率的考虑，其要点就是根据实验和观察的结果与它们所做的预言所达到的匹配程度。匹配的数目和吻合的接近程度就是考量的依据。”综观之，库恩的思想有理性成分，也有非理性成分，从实用合理性角度而言，库恩并非许多批评者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完全的非理性主义者。
二、库恩思想的非理性成分
库恩否定真理合理性，反对真理符合论，认为科学理论的发展并不是越来越接近真理，科学发展具有间断性的特点，这反映在他著名的科学革命观点，尤其是他著名的不可通约性论题中。如果从真理合理性角度来看，库恩在《结构》中的表述确实有非理性的一面。他用知觉格式塔转换类比范式的转变，认为相继范式具有一种整体性的不可通约性，科学家甚至在不同的世界工作，“大家熟悉的视觉格式塔转换实验很有启发性，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用以说明科学家世界的转变的基本原型。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在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由于世界的构成物发生了变化，科学革命前后科学家的世界也自然有所不同。他进一步认为，“界定正当问题、概念、解释的标准一旦发生变化，整个学科都会随之转变。……我甚至要说有这么一种感觉，整个科学家研究的世界也随之转变。”世界发生了转变，在其语境中这样的夸张用语确实比较形象，但也易于招致批评者的诟病。
不仅如此，由于科学领域的问题、概念、解释标准和评价标准都发生了改变，革命前后的科学理论之间难以进行比较，不同的科学家各自坚持自己的标准而否定对方的标准，因而库恩说，“不同范式的倡导者之间总会有误解存在。……虽然每一方都可能希望使对方接受自己的看本专业及其问题的方式，他们都不会希望去证明它。范式之间的竞争不是那种可以由证明来解决的战斗。”范式之间的竞争不能通过理性的比较和证明来达成，那么人们是如何接受新的科学理论的?库恩提出的办法是。科学家对理论进行抉择时有时要诉诸个人的直觉和美感，转而接受新范式是一种不能强迫的改宗经验。他认为不同的科学家可以因不同的理由接受新理论，其中有些理由完全不属于科学领域。有些“理由则与科学家个人特有的经历和个性有关。甚至创新者的国籍、他们已有的声望以及他们的导师有时也能起重要作用。”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考虑，能够使科学家弃旧迎新。通常这种考虑都没有表达得很明白清楚，不过其要点是诉诸个人的适宜感或美感――新理论被说成比旧理论‘更精巧’、‘更适宜’或‘更简洁’。……美学上的考虑的重要性有时却是决定性的。”不仅如此，库恩认为有些科学家面对新的理论，即便新理论在解释现象方面较之旧理论为胜，但依然会“至死不改地抵抗”。比如普利斯特利，在拉瓦锡提出“氧化说”，成功地解决了“燃素说”不能解决的问题之后，依然拒不接受新理论。虽然历史学家总是能够发现一些人不合情理地抵抗新的概念，但是没有逻辑上的理由说他们是非科学的，至多
可以说那些个继续抵抗的人背离了科学共同体，因而不再是个科学家了。
从《结构》中这些表述来看，库恩强调科学家选择范式的整体性和突现性，提出格式塔转换、世界转变以及诉诸美感或适宜感，把科学家接受新范式比作皈依新宗教，这样的观点无疑是在强调科学评价或范式选择非理性的一面。
三、库恩思想的理性成分
另一方面，在讨论新旧范式转变时，库恩从实用合理性角度出发，以解谜能力为指标，认为新理论最终会在解谜方面表现出比旧理论更强的力量。在这方面，库恩并不否认科学是进步的和合理的，“科学共同体是一个极其有效的工具，它能使通过范式变换得以解决的问题的数量和精确程度达到最高限度。……新范式尽管很少或从未拥有旧范式的所有能力，但通常保留了许多过去成就的最具体部分，并且总能容许除此之外而附加的具体问题的解。”新旧范式的比较最终诉诸解决问题的数量和精确程度，“对一个科学团体的大部分成员来说，居主导地位的标准，仍然是那种业已证明的确立和解决自然界提出的谜题的能力。”科学理论的功用之一就是解释疑难自然现象，“后期的科学理论在一个常常大不相同的应用环境中，较其先前的理论表现出更好的解谜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库恩认为自己是一个科学进步的真正信仰者。
库恩认为解谜能力是理论评判方面非常重要的考量依据。常规科学就是在范式的支配下进行的解谜研究。科学家通过对事实和理论方面的深入研究，使得范式越来越精致完善，范式对于谜题的解决能力自然会得到充分的显示，相应地也就成为新旧范式比较的最好指标。库恩既否认以符合外在实在，不断逼近真理为范式评判标准，也否认存在中立的观察语言，可以使新旧范式的语言进行互译，以对范式进行比较。虽然他曾提到许多因素如直觉、美感或信仰等会影响科学家对范式的选择，但库恩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认为最终的评判标准是范式的解谜能力，这具有很好的说服力，也符合科学史的实际情况。库恩在晚年提出了词汇系统概念，不同的共同体具有不同的词汇系统，“每一个词汇系统都使一种相应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在这种生活形式中，命题的真或假都可以断言，并合理地得到辩护，但是为词汇系统或词汇系统的变化进行辩护，则只能是实用主义的。”
另外，虽然库恩在《结构》中多次提到科学革命前后科学家在不同的世界工作，世界发生改变，范式之间不可通约，以表明新旧范式之间的巨大差异，但是库恩已经意识到这样的言论有些过激。他做了补充澄清：“不管(科学家)会看到什么，革命之后科学家仍然注视着相同的世界，而且虽然他以前使用语言、实验室仪器的方式可能不同于革命之后，但是其大部分语言和仪器在革命前后并无二致。其结果，是革命后的科学总是包括许多革命前的操作，用同样的仪器完成，并由同样的术语描述。”
进而在1980年代，针对戴维森等人的批评，库恩提出局部不可通约性(10cal incommensurabilty)和词汇系统(lexicon)等新概念，认为不可通约并不意味着不可比较，革命前后的理论之间还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使得科学家可以在它们之间进行评判。“隐喻形式的不可通约性一点也不比字面形式的不可通约性更多地意味着不可通约性就是不可比较性。两个理论中的多数共同术语在两者中的作用还是相同的；它们的意义，不管是什么，被保持下来，它们的翻译是简单同义的。可译性问题只是存在于一小部分术语(通常是不确定的)以及包含它们的那些语句中。关于两个理论不可通约的断言其实要比它的许多批评者所认为的要有节制得多。”基于未变化的部分就可以对理论进行充分的比较。库恩虽然在《结构》中未作出明确的区分，但这些未变化的部分实际上就构成相对中立的语言，库恩否认有绝对中立语言。但并不否认相对中立语言的存在。库恩这种观点是中肯的，符合科学发展事实的。
库恩考察科学史案例，认为竞争的范式在问题清单和解答标准方面不同，相应的具体理论所用的词项意义也会变化，因而不可通约，这也符合科学史的实际情况。例如托勒密地心说体系中本轮、均轮和偏心匀速点问题，在开普勒之后的天文学里已经根本不成其为问题，更遑论其解答了。库恩后期进而用分类学范畴或词汇系统改变来描述科学革命。
令人欣慰的是，1980年代中后期，科学哲学界也逐渐改变了对库恩的评价，虽然幅度不是很大。如赫尔(D.Hull)所说，“更多传统的科学哲学家也逐渐意识到早先对库恩观点的批判性反应太过片面。如果人们解释库恩多一点点宽容，他本能够多向我们宣示科学的本性。……在库恩1988年被选为主席之前，许多年轻的影响不大的哲学家(包括本人)被选为科学哲学学会主席，这个事实既表明哲学家早先对库恩抱有的保留态度，也表明这种状态已经改变。”ABC三人小组非常重视库恩的思想，他们从认知科学角度做了大量研究，表明库恩所提倡的“革命和不可通约性观念的恒久价值，它们值得每一个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研究者予以密切关注。”
库恩学术研究态度非常严谨。他在《结构》中提出科学革命观点，强调相继范式之间整体性的不可通约性，接受批评，不再重视格式塔类比，而把不可通约性限制在语言方面。以后又提出局部不可通约性、分类学范畴和词汇系统概念，区分翻译和解释，把不可通约性发展为不可翻译性。库恩认真对待批评，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这从侧面也反映了库恩的冷静和理性的品格。
四、结论
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尤其是其不可通约性论题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结合，用库恩的话说，这是一种“必要的张力”。这种结合或张力不仅符合科学史上的实际案例，而且作为科学方法论的规范，也是恰当的。事实上，科学创造和科学发明不可能完全遵守逻辑理性的程序，注定要包含直觉或顿悟等非理性的成分。这一点已被爱因斯坦最为明确地指出来。也得到科学哲学家的广泛赞同。就连逻辑实证主义者如莱欣巴赫等人和证伪主义者如波普尔等人也都不否认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他们都将科学发现的范围和科学验证的范围区别开来。当然，库恩的不可通约论题所包含的非理性成分并不限于科学发现的范围，但是至少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即科学方法绝不仅仅包含理性的或逻辑的成分。
库恩理论的这一特征尤其体现在他后来关于“局部不可通约性”的提法上。库恩在《可通约性、可比较性、可交流性》一文中提出这个概念，以回应批评者对他《结构》中整体性的不可通约性的指责。这个修正了的不可通约性论题，并不是指两个理论完全不可比较，而是说由于有少数词项在两个理论中有不同的意义，使得无法对两个理论进行没有剩余或损失的翻译。由于两个理论中大多数词项还是保持不变，因而可以对二者进行一定程度的比较，这部分意义未变的术语构成相对的中立语言，进而成为二者相互比较的基础。局部不可通约同时意味着局部可通约：前者决定了范式选择的非理性成分，后者决定了范式选择的理性成分。相对的中立语言使得相继的两个范式之间成为可通约和可比较的。
就科学合理性观点而言，库恩主张的是实用合理性而非真理合理性，库恩只是对真理合理性持否定态度。有人只看到这后一点，并以此批评库恩是非理性的。但在笔者看来，这种批评是有失公允和缺乏说服力的。不过，库恩在《结构》第一版中对于理性的成分着墨不多，而使非理性的成分过于凸显，从而引发别人的诸多误解和指责。对此，库恩本人也应负有一定的责任。无论如何，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库恩的思想已经成为科学哲学甚至更广学科领域的一笔财富。从思想发展脉络来看，与其说拉卡托斯、劳丹等人是库恩的批评者，不如说是库恩思想的继承者。他们都试图在库恩之后寻找一条把理性和非理性结合起来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开辟者不是别人，正是库恩本人。
[参考文献]
[1]Andersen，H.，Barker，p.，Chert，X.，The Cognitiv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2]幕欣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M].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陈晓平.归纳逻辑与归纳悖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4]Kuhn，T.S.，The Road Since Structure[M].edited by J.Conant，J.Haugeland.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2000.
[5]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