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6 17:28:5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纠纷的主要解决途径，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纠纷必要性司法解决机制
一、对经济法纠纷的理解
1.经济法的概念。经济法就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的、系统的、全面的、综合的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在我国的现阶段，它的主要功能是调整我国社会生产及再生产过程中所出现的，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经营协调关系。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二，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三，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我国的经济法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部门法，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经济关系可以由民法来调整，而国家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社会公务性经济关系则由行政法来调整。
2.经济法纠纷的涵义。经济法纠纷就是在我国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出现的需要国家政府司法部门出面来调节的经济法律纠纷，这些纠纷的处理部门即政府的职能部门是由国家赋予其权力的。经济法纠纷的范围很广，它包括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与经济有关的权利和义务等的争议，这些争议妥善、有效的解决是我国经济秩序和谐、稳定运行的保证，可以说运用经济法来解决各种经济纠纷也是关系到我国长治久安的前提保障。
3.经济纠纷与经济法纠纷的区别。经济纠纷是由利益主体权利及义务方面所产生的矛盾而导致经济主体之间的纠纷，它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大，可以是机关单位间的纠纷、平等主体间的纠纷等等。而经济法纠纷则有所不同，它所指的是在进行经济调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权利及义务间的争议。也就是说经济法纠纷不同于经济纠纷，它不是在进行商品交换等一些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纠纷，也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所能引起的，而是与纠纷双方的经济实力或社会地位等等情况相关，它也不是普通的行政纠纷和民事纠纷，与经济纠纷有着根本的区别，如果它未构成犯罪，是不能用刑事手段来处理的。
二、通过司法解决的必要性
1.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我国一直都在实行着宏观调控的政策，但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近几年来经济发展迅速，所以在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和再配置过程中，即使应用了宏观调控，也难免会受到资源的有限性及稀缺性等等条件的限制，而出现分配不合理及不平衡等现象，这样因为一部分人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的情况，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经济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利益之争，再加上国家的调节主体如果在这个时候出现的现象，就会更加加速经济法纠纷的产生，使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组织、个人利益同时受损，当这种经济法纠纷出现时，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将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环境的和谐与稳定，影响经济法的有效实施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2.是解决所有纠纷最有效的途径。在我国，解决纠纷的方法不外乎四种：仲裁、协商、行政、司法，而司法则是被认为是解决所有纠纷最有效的办法和途径，当经济法纠纷涉及到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以后，因为仲裁机构只是一种社会组织，它没有权力对国家的行政机关行使仲裁权，而且有的经济法纠纷的当事人也不信服仲裁机构，这时就必须要进入司法程序，交予法院进行处理。
3.监督和制约国家行政机关。经济法纠纷与民事纠纷、刑事案件等等不同，它虽然也具有可诉性，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进行解决，但就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经济法纠纷大多都终止于行政解决，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一般情况下都不愿意诉求于法院，走法律的路子去解决矛盾，而这种经济法纠纷只有通过司法的途径去解决才能得到公平、公正的答案，也才能有效的制约和限制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行为，从而让国家权力机构的经济调节权得到监督，防止一些腐败现象的产生，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三、对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方案分析
1.把经济法案件归类于刑事诉讼案，只要违反经济法的规定，达到犯罪的程度，就要按照规定去追究其刑事责任，不再属于经济法诉讼的范畴。
2.如果现行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能解决经济法纠纷，就按原法律规定去执行，因为只要能使经济法纠纷中当事人的权利能得到维护，纠纷最终得到解决，当事人是不去追究用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手段的。
3.如果现行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等等不能解决经济法纠纷，就要建立和健全全新的补充制度，不管何种形式立法，其目的都是使经济法纠纷得到彻底解决。
四、司法解决的机制探讨
经济法纠纷不仅包括合法的经济组织在进行各类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经济法纠纷，还包括国家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中所产生的经济纠纷和进行经济秩序的整顿时所产生的经济纠纷等等，如果要建立一种适合我国经济发展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纠纷司法解决机制，首先就要对产生纠纷时需要进行调解的对象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和分析，再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现状、政治形势以及各地不同的文化环境、风俗习惯，去寻求一种合理、合法、有效的解决途径，并建立和完善经济法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
1.可以用民事诉讼来解决的经济法纠纷。民事诉讼包括特别民事诉讼和普通民事诉讼，它是平等主体间的利益发生纠纷时的一种解决办法。这里的平等主体就对经济法纠纷有了一定的限制，因为大多数的经济法纠纷主体之间在权力、能力、地位等等方面都不存在平等的关系，这时要用普通的民事诉讼就很难解决，所以要对民事诉讼的一些制度进行优化、补充、完善和革新。通常情况下可以对弱势的一方提供一些无偿的帮助，比如说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简化一些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等等，以此来纠正当事双方的不平等的关系，保证司法解决的公平性、公正性和有效性。
2.可以用行政诉讼解决的经济纠纷。行政诉讼解决纠纷的方法要比民事诉讼的效率高，它主要适用于纠纷当事人为国家行政机关单位或者是一些有法律法规行使权力的组织或个人，它也包括特别行政诉讼和普通行政诉讼两种，所针对的行为主要是行政行为，因为国家行政机关是拥有国家法律法规所赋予的特别权利的，它可以行使国家调节经济的权力，因此他们之间的纠纷需要由行政诉讼来解决，除了这些纠纷之外，还会产生一些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受影响的另一方之间的纠纷，这样的纠纷也只能由行政诉讼来处理。总之，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的经济法纠纷，它不同于一般的刑事纠纷案件，必须要在行政诉讼的种类、所有证据的搜集及调节等各个方面做好各种优化及调解工作，避免使任何一方产生极端，影响国家的经济调控，产生经济秩序的紊乱，要使经济法纠纷的双方在和平、和谐、积极、有效的环境中得到解决。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的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与其它的法律有着本质区别的法律部门，它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商品经济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它是以社会利益为基点，以处理和协调国家行政权力机关与社会组织或个人之间的关系为目的的一种法律，是一部综合性、调整性的法律，只有解决和处理好经济法纠纷，才能使经济建设更好的服务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才能促进我国经济体制的平稳发展，才能进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的公平竞争，营造一个团结、稳定、健康的社会大环境，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大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金明.经济法诉讼模式的理性构建——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研究》[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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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龙.经济法司法实施理论问题四论[J].理论界,2007,02:157-158.
[关键词]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
[作者简介]黄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7―0089―04
一、引言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始终是人们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但是，在一切有利益追求的社会中，社会纠纷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荀子云：“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解，则不能无争。”(《荀子・礼论》)稳定的社会秩序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纠纷的产生与表现形式虽各有不同，但都是一定范围的社会主体之间丧失均衡关系的状态，它威胁着现实的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的发展。社会冲突与纠纷如果得不到有效、彻底的解决，人类社会就会处于不断内耗的无序状态，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为此，各国的相关部门都致力于完善纠纷解决机制，为公民提供有效和公平的纠纷解决途径，我国也不例外。2003年以来，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了我国改革和发展的目标。社会要稳定发展，人民要和谐相处，就得有高效和公正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近年来，国内外政治学界对中国纠纷解决情况的研究方兴未艾。学者们认为，透过中国的纠纷解决的制度和实际情况可以看到中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法制建设、现代化、公民社会兴起、经济发展状况等等问题。不少学者呼吁要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应对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同时，案件的飞速增长使得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纠纷的解决方式。现阶段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究竟对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有哪些实际效果?是否还需要进一步开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本文从大量调查结果对上述问题作浅显的分析。
二、理论背景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调整系统。所谓多元化是相对于单一性而言的，其意义在于避免把纠纷的解决单纯寄予某一种程序，如诉讼，并将其绝对化；主张以人类社会价值和手段的多元化为基本理念，不排除来自民间和社会的各种自发的或组织的力量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选择权)。有学者认为，从根源上看，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解决这些矛盾和纠纷的方式和途径也应当是多方面的和多渠道的。在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方式的功能严重失衡、诉讼解决机制具有局限性的情况下，建立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摈弃将权利意识等同于诉讼意识的偏见，实现诉讼内外的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相济、有机衔接与整合，将成为稳定社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秩序的必然。还有学者认为，20世纪以来，诉讼案件的大量积压是世界各国法院面临的严峻形势，而司法资源的相对不足使得不少国家在注重改革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都在积极探索调解、仲裁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由此形成。也有的学者认为，完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建立起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才能化解当前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而完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就应当完善人民调解制度、仲裁制度和制度。
关于如何有效解决日益增加的社会纠纷，现有的研究多数只停留在定性分析上，虽然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联系在理论阐述上比较清晰，但是实际效果是否真的如学者所想象的那样：国家多开辟几条纠纷解决途径就能够帮助百姓解决实际问题?在现阶段，法院和政府为了方便人们处理纠纷的确设计了多种渠道(包括、仲裁、行政诉讼、法院调解等等)，可是这些纠纷解决途径在实际运作中是否真的有效?多种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单位和机构之间是否权责分明、有机配合、互相协调?等等。如果忽视了这些问题，即使国家再多设计几种纠纷解决办法或多建立几条解决渠道都于事无补，社会并没有真正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中获益。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借助大规模社会调查收集上来的数据，分析探讨当事人所采用的纠纷解决办法的总数，以及其所要解决的纠纷类型是否真的对其纠纷解决的结果和满意程度有显著的影响。
三、资料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赖以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于2003年组织实施的“中国公民思想道德观念状况调查”。该调查旨在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思想道德观念、法律意识、维权行为方面的变化，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以及这些变化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该项调查的研究主体为居住在全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31个省、市、自治区有固定住所的18～65岁居民，包括离开户口所在地并且在现住地居住一个月以上的流动人口，共完成有效样本7，714份。问卷中的问题主要集中于纠纷及其解决的相关态度和行为。此项调查首次将空间抽样方法应用于国家范围的调查，因此将流动人口这一使用传统户籍为抽样基础而无法触及的人群包括进了总样本。
(二)相关结果分析
1．纠纷类型
根据受访人在过去的20年里所亲身经历过的民事、经济、行政纠纷的情况归纳，我们得知分别经历过三种纠纷的人数比例都没有超过10％，其中经历过民事纠纷的比例相对较高，而经历过经济纠纷和行政纠纷的人数比例则相差无几。考虑到有些人可能会经历过多种纠纷，因此我们又将全部有效样本进行了细分，结果发现，没有经过任何纠纷的人数占82.1％，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里，有17.9％的人曾经经历过民事、经济或行政纠纷，其中有2.5％的人曾经经历过两种以上的纠纷(详见表1)。
通过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发现居住在城市和农村的居民所经历过的某些具体的纠纷案例存在着一些差异，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知，过去20年来，农村居民经历过邻里纠纷的百分比高出城市居民一倍，而发生离婚纠纷的百分比则是城市居民的一半。在所经历过的经济纠纷方面，城乡居民之间的百分比差异并不太
明显。在行政纠纷方面，农村居民经历过的计划生育方面的纠纷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所经历的拆迁纠纷则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均表现出中国城乡居民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特点。
2．解决纠纷的办法
通过此次调查收集上来的数据表明，中国老百姓解决行政纠纷的主要途径是调解、找政府和上法院，这也是现有体制下比较常见的处理纠纷的三种办法。相比之下，找政府和上法院是比调解更为制度化、正式和规范的纠纷解决途径。调解主要是利用社会上的“关系”帮助调和具体的纠纷和矛盾。调查显示，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方式在我国被广泛运用，并作为一种制度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民众的社会价值观，“和为贵”在我国体现了传统儒家文化追求自然秩序和谐的理想。“调解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无讼’理想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传统的调解制度是儒家文化的产物。”西方学者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调解称为“时代的调解”，其特点是体现着政治化功能，渗透着斗争哲学理念，全面承担着社会调整职能，并且几乎不存在与之相对照的法律体系。在某种意义上，80年代以前我国社会调解的空前发达和成功，恰恰是法制不健全的产物和象征。这说明，在从农业化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现阶段，“关系”仍是中国老百姓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这使得“没有关系”的人客观上损失了解决纠纷的资源，主观上也减少了解决纠纷的信心。尽管90年代以来，我国法律专业化范围不断扩大，但是运用调解来解决法律问题仍然相当普遍。解决行政纠纷的行政途径指的是当事人通过直接找相关政府部门或行政机关比如办，按照相应的规章制度和程序来解决纠纷。这种方法的最大特点在于公民需要直接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法律方法解决行政纠纷是指公民上法院通过诉讼等司法程序来解决纠纷的办法。这种民告官解决行政纠纷的司法途径的确立，得益于1990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也进一步为公民借助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解决行政纠纷提供了法律保障。问卷还调查了受访人采取除了调解、行政办法和法律办法以外的其他办法去解决行政纠纷的问题，这些其他办法包括“双方直接协商解决”、“找新闻媒体反映”和“找人大代表反映”等等。
3．纠纷解决的结果
数据显示(表3)，虽然采取了措施解决纠纷，但是还有相当部分的民事和行政纠纷当事人没有解决纠纷。尤其是经济纠纷尚未有结果的人数比例高，超过了民事和行政纠纷近20个百分点。在民事纠纷方面，因双方各有让步而解决了纠纷的比例比较高。在经济纠纷方面，受访人赢了的比例高于另外两类纠纷中的同类情况；而在行政纠纷中，受访人输了的比例不仅在三类纠纷中最高，而且在行政纠纷的解决结果中也是最多的。行政纠纷的主体是政府(或其他行政部门)和普通公民，其特点在于公民在解决行政纠纷的过程当中需要跟比自己的个人力量强大得多的政府打交道。中国行政纠纷的常见类型是计划生育、收费收税和拆迁这类与平常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对于大部分公民而言，行政纠纷对他们的生活影响重大，因此，行政纠纷的解决结果和过程会影响甚至改变普通百姓对政府的认识、政治态度和今后类似情况下的行动选择。此次调查收集的数据表明，在行政纠纷解决的结果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公民“输了”是个有趣的现象，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4．对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度
从图1可以看出，人们对民事和经济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程度比较高，相比对行政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程度最低，有66.5％的人表示对行政纠纷的解决结果不太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人们对于行政纠纷解决结果满意度相对较低虽然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但是笔者认为这个现象值得仔细分析，这有可能需要从行政部门办事效率、干群关系和引起纠纷的具体政策问题人手分析。
四、实证结果
为了检验当事人采用的方法数和纠纷类型是否对其纠纷的解决结果有影响，以及当事人采用的方法数和纠纷类型是否对其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度有影响，本文专门设计了两个量化模型，采用定序回归(Ordinary Regression)方法分析，最终结果表明：(1)控制住户口类型、教育水平和年龄对于当事人纠纷解决结果的影响，方法数对纠纷解决结果的影响，只有在“没有结果”与“其他结果”之间、“双方各有让步”与“其他结果”之间，方法数造成的差异显著；除此之外的其他各种结果之间的对比当中，方法数带来的差异并不显著，也就是说方法数对于“我方输了”、“我方赢了”和“其他结果”的影响差异是不显著的；关于纠纷类型的影响，除了在“我方赢了”与“其他结果”的对比当中，民事纠纷比行政纠纷更容易造成负面影响之外，纠纷类型所造成的差异都不显著。(2)方法数、纠纷类型和教育水平、年龄组对于纠纷当事人对解决结果的满意度的作用并没有显著的统计意义。
五、结论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依法清收
Abstract:Atpresent,ourstate-ownedcommercialbanksarepuzzledbyclearingandrecoveringnon-performingassetsandloweringnon-performingassetsproportion.Legallyclearingandrecoveringnon-performingassetsisthemainwaytoachievethegoalofloweringnon-performingassetsproportion.InthepresentcreditandlegalsystemenvironmentofChina,state-ownedcommercialbanksshouldmaketheiradvantageofverticaladministration,improvecentralizedmanagementofeconomicdisputecasesbyintegratingmanpowerresources,exploretheinnovativeapproachesofspecializedclearingandrecovering,intensivemanagementandmarket-orientationmanagementandfindasolutiontothelowbenefitoflegallyclearingandrecoveringnon-performingassets.
Keywords:stat-ownedcommercialbank;non-performingassets;legallyclearing&recovering
不良资产清收管理是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重点､难点｡近年来,随着各行新增不良资产涉法清收问题增多和存量不良资产清收空间逐渐缩小､难度增大,依法清收工作越来越重要｡但是,在依法清收工作中,由于各行特别是基层行普遍面临着缺乏法律专业人才资源,在当地法院诉讼案件中地方干预多,在上级法院诉讼案件中各自协调､处理分散､效率迟缓,各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胜诉未执结金额高､诉讼费垫支金额高､案件损失金额高而收回率低的“三高一低”状况,全辖依法清收的专业层次和整体效益亟待提高｡对此,在管辖行层面上积极探索资产风险管理､不良资产经营､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相结合的清收路径,着力构建大经营专业化绩效拓展机制,充分发挥现有法律事务人员的专长作用,深层推进不良资产的专业化追偿,实施集中强化依法清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集中强化依法清收的内涵
集中强化依法清收,是指在落实各行现行相关专业管理制度､要求不变的基础上,按照系统原理,以管辖行为主､当事行为辅,整合辖内法律人才资源,在特定层面､环节集中处理相应审级法院以银行为原告经济纠纷案件的不良资产依法清收模式和专业工作｡
二､集中强化依法清收的组织机构
整合或依托管辖行法规､风险､资产经营部门组成经营性､服务性､专业性相结合的依法清收机构,集中本级辖内具有法律事务､风险管理､资产经营管理专长的人员,专业从事依法清收保全工作,提升资产风险防范和经济纠纷案件处理层次｡案件量大且内部法律人才缺乏时可从本行律师库或所需专长人员中临时弥补｡
三､集中强化依法清收的层次范围
根据银行相关管理制度,按照各行经济纠纷案件转授权限和人民法院系统民事案件管辖权限对称､结合的原则,相应管辖行依法清收机构可集中以下四类属本级行管辖权限的经济纠纷案件｡
1.超过当事行转授权限的经济纠纷案件｡
2.超过当事行所在地法院管辖,在上级法院审执的经济纠纷案件｡
3.当事行因原审判决不公需上诉､申诉至上级法院的经济纠纷案件｡
4.当事行在本地法院执行不力,需提级执行或异地执行的经济纠纷案件｡
符合上述范围的经济纠纷案件,在做好案件及诉讼费垫支清理的基础上,按拟诉､已诉两类分别集中､处理｡
首先,当事行拟诉的案件｡按规定经调查､审查､审批､移交后集中管辖行依法清收机构全程处理｡
其次,当事行已诉的案件｡移交上级法院的遗留案件或须提级执行､异地执行的案件,应提供相关担保手续､保证期间执行期限的证明材料､审执阶段的法律文书､借款人及担保人现期财产状况､未审结未执结的情况说明等相关材料｡其中:①属内部员工案件,实行自愿移交,经管辖行依法清收机构审查同意后接收｡②属外聘律师案件,当事行移交需上报双方解除原《委托协议》的书面文件,或上报双方同意变更委托条款的补充协议或修改协议,并报审实施｡
四､集中强化依法清收的程序
为全面､科学､规范､高效推进依法清收工作,对管辖行集中的经济纠纷案件,应实行以效益为目标的专业化､全程化､规范化､精细化和责任制管理,按以下程序运作:1.拟诉调查阶段｡由当事行根据管户信贷档案等负责调查､收集完成,向管辖行法规或风险部门报送《拟诉调查报告》并附全部证据材料｡主要内容包括:诉讼时效､保证期间时效的证明材料(最后一次必须提供),担保手续的有效性､合法性,借款人､保证人的经营､财务､可供执行财产情况,预计可清收资产处置变现金额等｡上报期以预警信号和诉讼时效､保证时效为限:债务人､保证人有逃废债现象的随时上报或先保全后上报;一般案件至少于诉讼时效､保证期到期一个月前上报;重大疑难案件至少于诉讼期､保证时效到期两个月前上报｡
2.诉前审查阶段｡由相应管辖行法规或风险部门完成,同级行依法清收机构前置介入,根据报送拟诉案件材料,从事实证据､法律法规､管理权限､预测效益等方面进行分析､审查,主要包括诉讼时效､担保时效,诉讼主体审查,证据是否充分,案件处理权限,诉讼成本及预测效益等,并按三种情况分类限期处理｡
首先,对证据充分且具有可诉性的本级行权限内案件,自签收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审批,重大疑难案件20个工作目内完成审查审批｡其次,对证据不全的上报案件,及时退回当事行限期补充材料,补报确认后同上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审批｡再次,对预测匡算收不抵支的无效益案件,暂采取非诉方式下达《法律事务提示函》､《法律事务督办函》提出指导意见,由当事行负责监测保全｡
3．诉讼追偿阶段。由相应管辖行依法清收机构专业化追偿，全程精细化管理、市场化处置，当事行和相关部门搞好配合。
立案环节。依法清收机构自签收经审查审批后案件的7个工作日内完成。立案前应逐案研究制定诉讼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事实认定证据分析、法律适用、诉辩要点、法官选择、注意事项、结果预测等。立案时要积极联系法院缓缴诉讼费，以减少垫付资金的额度和期限。
审理环节。立案后依法清收机构应做好庭前准备工作，适时掌握案情动态，并按时提交证据，如有必要，当事行应派管户经理、风险经理或其他了解案情人员协助出庭。庭后要及时保持与经办法官的联系沟通，跟踪了解审理动向，在全力维护本行合法权益前提下促进法院快审早判。如有结论性意见（如一、二审判决书，调解书等）应及时联系，反馈当事行和本级行法规部门。
执行环节。是实现债权追偿、提高诉讼效益的关键。法院裁判的法律文书签收后，依法清收机构应适时申请执行，着力探索内外结合、上下联动、左右互补的专业化、全方位、立体型执行模式，加大对被执行人的执行力度：即对外联系法院实行专题部署、限期执行、提级执行、异地执行、定员集中执行，联系相关中介机构公开招标、风险委托执行等；对内启动责任追究、奖惩激励机制，促进当事行及相关部门、人员通力配合，进一步查找、收集借款人、保证人的财产线索。并视案情采取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主体，主张优先受偿、提出参与分配、行使代位权等多种追偿措施，最大限度地清收保全本行不良资产。
处置环节。对集中依法清收的非现金资产依法清收机构应及时协调执行法院尽快评估、拍卖、清场；对执行法院暂未拍卖出的非现金资产，依法清收机构应建议执行法院扩大范围、渠道与有权行招商引资或联合评估拍卖；经上述程序仍未拍卖的非现金资产，依法清收机构应督促执行法院及时裁定为本行抵债资产，由有权行认可的中介机构评估后集中批量公开拍卖。
结案环节。案件终结后，依法清收机构应及时将所办案件全宗材料进行移交，由法规或风险控制部门、当事行按相关规定进行系统录入、档案管理等。
五、集中强化依法清收的配套措施
为降低诉讼成本费用，提高案件处理效率，解决以往各基层行在上级法院处理、协调案件及到管辖行进行案件报批、外聘报批、垫支报批等往返奔波、延时耗力的分散状况，统一采取对外以管辖行为诉讼主体办理案件，对内实行归并所属行“集中收支垫付，分别建立台账，逐案轧计损益，核拨清收资金”核算案件的综合提升经营管理模式。
1．集中收支垫付。依法清收机构集中办理各当事行案件发生的受理费、保全费、评估费、执行费等规费，暂由本级行财会部门在“垫付诉讼费”科目统一垫支，以法收回的货币资金先划入本级行“其他应付款”科目。
2．分别建立台账。管辖行财会部门统一在上述科目中对各发案行分别建立经济纠纷案件诉讼台账，明确专人管理，做好收支记账。
关键词:纠纷解决;影响;因素
影响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因素很多,笔者主要将其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将逐一分析。必须要指出的是,影响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各种状况的变化,各个因素对纠纷选择方式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地变动之中。有些在加强,有些在减弱。而正是这些影响因素的变化,决定着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变化。
一、法律文化观念
在遇到纠纷时,不同的法律文化观念,会导致村民选择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论语》中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种传统的“无诉”价值取向,使得为逐利而求讼的行为与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和为贵”的人生观、“君子寓于义小人寓于利”的义利观相冲突。“中国人解决争端首先必须考虑‘情’,其次是‘礼’,最后是‘理’,只有最后才诉诸法”。据笔者在M村的调查,这种“厌讼”心理在村民中是实际存在的,成为影响村民向法院的一个阻碍因素。在传统观念中,牵涉到诉讼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因为人们认为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是不容易惹上官司的。如果一个人吃上了官司,那说明他一定得罪了什么人或做了什么亏心事。
二、当事人关系亲疏
当事人之间关系的亲疏影响着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法社会学家唐・布莱克认为“关系距离越近,越不适合用法律方法解决人们之间的争端,反之,关系距离越远,法律方法越适用”。所谓关系距离特指“人们相互介入彼此生活的程度,并可以将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范围、频率和时间长短,它们之间关系建立的时间长短,它们之间在社会关系网中彼此联系的性质和数量作为衡量社会关系的尺度”。一旦发生纠纷,当事者就会进行关系定位,以确定其亲疏远近。关系亲疏程度的差异,对当事者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有重大影响。
三、家庭经济收入水平
据笔者在M村调查,家庭年收入水平越高的村民遇到纠纷时,选择通过法院诉讼和政府部门处理纠纷的比例就越高,而选择村干部解决纠纷的比例就越低。在经济纠纷中,年收入小于10000元的人中选择村干部解决纠纷的比例较高,而年收入大于5万的人选择村干部解决纠纷的比例则较低。相反,选择通过法院诉讼和政府部门处理纠纷的比例则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呈递增趋势。在家庭财产纠纷和人身损害纠纷中呈现同样的趋势,特别是在人身损害纠纷中,年收入超过5万的人中,超过一半的人会选择通过法院诉讼和政府部门处理纠纷,我们知道通过法院诉讼和政府部门处理纠纷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而找村干部解决纠纷几乎不需要成本,所以经济收入较低的人找村干部解决的比例较高,而那些家庭经济收入水平更高的人,则更倾向于采用法院诉讼和政府部门来处理纠纷。
四、面子及公众舆论
在接触频繁的农村社会,有面子及获得他人好的评价也是权益的重要部分。纠纷发生后,当事人会比较注重面子,会考虑别人的看法。公众舆论的力量,往往成为规范个人行为的重要力量。对这种特殊心理的考虑,是恰当解决农村纠纷的重要方面之一。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价值观念的冲击,公众舆论的力量正逐渐减弱乃至消失。
五、成本与收益的比值
“诉讼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受制于投入产出规律的经济行为。从微观上看,诉讼过程中主体所支出的财力、人力耗费同主体从诉讼中所获得的收益间的比值关系,制约甚至决定着主体的行为选择”。当诉讼收益大于诉讼成本时,村民倾向于选择诉讼;而当诉讼收益小于诉讼成本时,村民更可能回避诉讼。一个国家的诉讼程序无非致力于其整体设置的合理,这种合理不仅要体现一定的社会正义,也要体现一定的效率。在判决效果仍未出现之前,公正对村民而言是一种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而诉讼程序一开始就能体现的经济、时间等耗费却是实实在在与他们的利益紧密联系。首先是经济和时间成本因素,这是最为现实和直接的因素。成本本和效益是人们选择行为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村民在选择纠纷解决方式时,很自然就会考虑到经济因素。每个人都尽量选择使自己所得报酬高于起码相当于付出成本的纠纷解决方式。现在对当事人影响最大、也是最直观的、当事人容易考虑成本就是经济成本因素。如果预期经济成本超出其承受能力,就会寻找其它途径来解决纠纷。
六、结束语
除了上面所说的法律文化观念、当事人关系亲疏、家庭经济收入水平、面子及公众舆论以及成本与收益的比值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些因素也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产生作用,比如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现在农村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电视,笔者调查的M村都通上了数字电视,现在的法制节目也在逐渐增多,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就学到法律知识,这对农民法制水平有很大的帮助,这也提高了农民在适当的时候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另外,律师和基层法律工作者在人们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过程中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农民遇到纠纷到法律服务所咨询的人很多,特别是那些涉及到自身较大利益的纠纷,他们会咨询法律工作者们,采取哪种方法对自己更为有利,他们通过各种理性计算选择适合自己的纠纷解决方法。另一方面,法律服务所的工作者们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也鼓励人们到法院解决纠纷。有一点需要注意,上述因素是对众多纠纷进行系统考察、概括而来,并非任何一种纠纷解决过程中都会同时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各因素对当事人的影响也视具体纠纷的不同而不同。具体的解决过程究竟如何,也就要看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了。这与当事者的个人因素息息相关,但是与其基础即社会状况的变迁程度紧密相连。
参考文献:
[1]俞荣根.道德与法统[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关键词 经济法 可诉性 公益诉讼
一、经济法诉讼理论研究
（一）经济法可诉性的概念
一般经济法的可诉性概念可理解为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狭义指的是在经济法实施权力时，为了更好地判断经济纠纷中的责任，经济法纠纷主体可以对审判方提起诉讼；从广义上经济法的可诉性则可理解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若有不满是否能向法定机构进行申诉或者仲裁，使经济法行为主体的权益不受侵害。需要注意的是广义概念中提到的法定机构不只是指法院，只要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或仲裁委等都属于法定机构的范围。
（二）经济法可诉性的必要性几点总结
第一，可诉性在法律当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措施，是法的基本属性。可诉性越强，就代表着法律更完善，经济法作为众多法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诉性在经济法中同样具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可诉性也是经济法的自然属性。法律权利是指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对法律关系主体可以自主决定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许可和保障手段。它是一个和法律义务相对应的概念，指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某种权能或利益。法律权利主要表现为权利享有者可以自己作出一定的行为，也可以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但是由于法律利益具有的稀缺性和有用性等特点，就很容易出现未上升到法律利益的非利益主体，从而出现寻求利益救济的途径，这时就充分体现出诉讼的作用和关键所在。
第三，经济法中不可避免的经济冲突造就了可诉性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冲突的发生和种类也随之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就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冲突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不可小觑，最严重的后果往往恰是经济冲突导致的。经济冲突无法自行和解，只能通过法律诉讼得到解决的途径。因此，就经济冲突的严重性而言就已经决定了经济法可诉性的必然要求。
第四，外国经济法中可诉性的经验吸取。国外经济法诉讼主要有两种方式，分别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以西方国家为例，西方国家人民普遍以权利为重，尤其是在启蒙运动之后，法治社会逐渐成形，权利救治得到推广。同时无论是英美法体系还是大陆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经济法中明确了对权利的司法救济。其中主要以经济公益诉讼的方式来表现可诉性更为突出。我国经济法可诉性基础的奠定与成功吸取国际经验有着不可推脱的联系。
二、我国经济法诉讼存在的问题
（一）目前经济诉权规定还不够详细
目前诉权规定还无法达到当前公益诉讼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在二战之后逐渐升温的人权观念，诉权正好呼应了这一观念并作为实施的有效途径得到了国际宪法的保护。但是在我国经济法的发展中很容易忽略诉讼方面的规定，以至于我国法院在处理经济纠纷时，如果出现了非法院管辖范围或者法律中未有明确规定的事件，就会有一些法院不予受理甚至直接驳回起诉。在这种经济诉权不完善的情况下如若出现相关纠纷就得不到解决。因此，在我国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建立更全面的经济诉权规定，补充经济法结构体系中的不足之处，确保司法实践能够稳定执行。
（二）经济司法的权威不高
目前我国的司法部门在执行司法工作时，大部分都要受到政府行政部门的干预，司法审查制度还没有建立。但是由于毕竟是两个体系因此政府在制约司法工作很容易产生弊端，政府的一些经济行为与司法偏离，也妨碍了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尤其是经济法虽然有审判的权力，对于查处经济违法行为的更多是行政执法机关的职权，这种现象决定了经济司法的权威不高。
（三）经济法司法体系不健全
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经济法能够起到经济和发展的有利制约作用。经济法的实施，通过解决经济纠纷等事件，最大的起到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的作用，但是虽然目前法律已经对基本的义务做出了规定，尤其是有一些复杂的经济职权都做出了相关规定，却对纠纷处理方面的规定甚少。在我国经济运行中，由于司法权在行使时要受到政府行政的干预，而司法又无法全面监控政府的经济调控，这种局面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法可诉性的发展。
（四）检察机关在经济法诉讼中的缺位
诉权是由诉的法律制度所确定的，赋予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基本权利，是指公民所享有的请求国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权利。即赋予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在其权利受到侵犯，或者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执时，具有进行诉讼的权能。诉权完整内涵包含程序含义和实体含义两个方面：程序含义，是指程序上向法院请求给予司法救济的权利。实体含义，是指请求保护民事权益或者解决民事纠纷的权利，亦即公民有权请求法院同意其在实体上的具体法律地位或具体法律效果的主张。从我国司法实践中了解到，一般诉权只存在于触犯刑法的行为在人民检察院中的起诉，同时，宪法中也明确规定了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是检察院，这都表现出了经济主体的权利无法更好地得到维护的现象，经济法的可诉性也随之被削弱。
三、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
（一）以法律制度为基础加强经济法可诉性
第一，明确经济法主体。经济法主体亦称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依法享受权利（权力）和承担义务的社会实体。它是经济法律关系构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法律关系的直接参与者，既是经济权利（权力）的享有者，又是经济义务的承担者，是经济法律关系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因此，在经济法司法实践中明确规定经济主体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突破法律关系建立经济法体系。在经济诉讼受到经济法的约束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明确经济主体应当承担的经济责任，可以建立明确经济主体、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体系，并有利于进行责任追究。同时，经济法实践中还应该明确法律责任。如果立法中责任不明确，则不利于法制权威的实现。因此，在经济法的实施中在主体具有经济诉讼权的同时还应明确规定责任制度。
（二）拓展经济法诉讼原告的范围
在当前经济发展和法律运行的环境中，扩大经济法诉讼原告的范围是必然趋势，即将有起诉权的原告范围从只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群体扩大到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个人或组织。由于在经济法运行中一般主要表现为公益诉讼，所以即使没有侵犯到个人利益却已经侵害了公众利益。因此在诉讼权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应突破传统理论，排除直接利害关系诉权人的约束，适时地调整能够适应新时期发展的诉讼方法，将经济法诉讼原告的范围扩大到社会公众、行业协会、消费者、潜在竞争者甚至覆盖相关职责的机关等。
（三）详细界定经济法诉讼的适用范围
经济法诉讼的适用范围一般可以定义为无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为了保障社会公共利益进行起诉，或是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并且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时进行起诉行为。通常经济起诉案件的适用范围可以概括为一下几点。
第一，危害环境案件。良好的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甚至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爱护环境，保护环境成为现代公益活动的首要提倡目标，也因为如此危害环境案件正式列入了经济法诉讼的范围之中。
第二，产品质量纠纷案件和消费侵权案件。产品质量案件在生活中算是比较普遍，涉及到的主体也比较复杂，主要牵涉的对象就是企业和民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更加偏重于公共利益的保障范围。而消费侵权案件中就更突出地体现了经济诉讼法的重要性，因为如果弱势群体没有起诉的机会，利益就会受到侵害。
第三，宏观调控行为案件。在干预市场经济的行为中宏观调控行为范围最广，也最具影响。由于在民主社会中具有每一项侵害行为都应当受到追诉的权利，因此宏观调控案件也同样可以被受理。
第四，侵犯国有资产的案件。一般情况下，对于不执行国家政府投资管理体制的行为应归纳到经济公益诉讼的范围之中，为了保障国有资产人们有权通过司法手段进行干预。
四、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法的可诉性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属性，是全面保障行为人经济权利的诉权法律，因此经济诉权也是社会主义法治下的重要法律构成。经济法在实践过程中有效实现的是对经济法权的救济，主要是通过诉讼体制是否健全来保障经济法的权力。作为我国的法律核心，经济法不仅关系着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更影响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种种论述证明，发展经济诉权首先就需要突破传统诉讼观念，吸取国际先进诉讼理论，本着公众利益为重的原则发展经济诉权发。
参考文献：
[1]瞿雯雯.论经济法的可诉性及其模式选择.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10（4）.
[2]刘创.将经济法诉讼纳入公益诉讼的法律思考.法制与社会.2008（10）.
随着两岸经贸往来的热络，两岸经贸纠纷层出不穷，近年来更是呈快速增长趋势。两岸经贸纠纷，是两岸公民、法人在经贸领域所发生的民商事法律纠纷、行政纠纷和刑事纠纷。依据纠纷的标的或涉及对象，参考台湾海基会的统计，两岸经贸中常见的纠纷类型主要有：
(一)投资纠纷。包括合资纠纷、合同纠纷、股权纠纷、土地使用权纠纷等。
(二)贸易纠纷。包括产品瑕疵、贷款纠纷、因贸易纠纷衍生人身安全事件等。
(三)知识产权纠纷。包括知识产权权属纠纷、知识产权合同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等。
(四)税务行政纠纷。
(五)台商人身安全纠纷。
(六)劳动纠纷。
(七)大陆赴台投资纠纷。
另外，根据“台湾工业总会”2007年度调查，台商在大陆投资面对的投资纠纷有五大问题：
1、劳资纠纷(占55.7％)；
2、与当地政府之纠纷(占39.6％)；
3、财务纠纷(占33.0％)；
4、合作伙伴心存诈骗(占11.3％)；
5、利润分配不均(占5.2％)。
两岸经贸纠纷种类繁多，背景复杂，影响广泛。它既具有大陆经贸纠纷的属性，又带有涉外经贸纠纷的某些特点，具有双重性。涉台经贸纠纷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以香港或外国公司名义与大陆进行经贸活动而发生的纠纷，二是以台商名义在大陆投资而发生的纠纷。无论前者或后者，都存在较复杂的涉外关联。
据不完全统计，《台胞投资保护法》实施以来，从1995年至2005年7月，办直接受理台胞投诉案1941件，结案1233件，结案率63％。另据初步统汁，2002年以来，各地累计调处台胞投诉案件10966件，已办结9526件，平均结案率为86.2％。此外，2005年7月办成立投诉协调局以来，截至2006年12月31日，直接受理台胞投诉案件728件，已结案628件，结案率86.3％。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及中央各部门、各地政府也审理或调处了一批台胞投诉案件。2003年以来，人民法院依法共审结涉台民商事案件16130件，同比上升85.27％。
此外，在台商投资的主要地区江苏，仅2005年，江苏省台办就接到涉台经济纠纷投诉84起，且大多数为比较复杂的案件。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涉台经贸纠纷案件，涉及股权纠纷、基层政府引资承诺纠纷、企业内部管理纠纷、合同纠纷等多种情形。
两岸经贸纠纷及其解决，小而言之，将折射当地的投资环境，左右对台商的招商工作，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大而言之，则将牵动两岸经贸往来，影响两岸关系发展。
二、仲裁成为两岸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
纠纷解决，涉及四个基本要素：纠纷的主体、纠纷的客体、纠纷的解决者以及解决纠纷所依据的规则。根据这四个要素的不同特征与组合，纠纷解决可分为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四种基本方式。而仲裁是当今国际上公认并广泛采用的重要方式之一。
仲裁是基于纠纷主体的合意，由法院外中立第三者作出有法律约束力和执行力的裁决的一种争议解决方式。
大陆《仲裁法》对现行仲裁制度作出了详尽规定。
仲裁的基本原则是：
1、自愿原则。主要是是否提交仲裁、选择仲裁机构、具体仲裁事项、仲裁庭的组成、审理方式、开庭形式等事项，均尊重当事人共同意愿。
2、仲裁独立的原则。主要是仲裁依法独立进行，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此外，仲裁体系中的仲裁协会、仲裁委员会和仲裁庭三者相对独立。
3、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解决纠纷的原则。这是公正处理民事经济纠纷的根本保障。
与诉讼相比，仲裁具有鲜明的特点：
1、当事人意思自治。《仲裁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后，可以自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书，也可以撤回仲裁申请。
2、裁决具有法律效力。《仲裁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履行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
3、一裁终局。《仲裁法》第九条规定：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4、不公开审理。此举可以保护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使当事人的商业信誉不受影响，也使当事人在感情上容易接受，有利于日后继续经贸往来。
5、独立、公平、公正。仲裁员都是公道正派的著名专家，断案更具权威，而且处于独立的第三人地位，而非当事人的人，由其居中，更具公正性。
同时，为保证仲裁的效率，仲裁与调解程序结合紧密，在仲裁庭主持下可通过调解解决纠纷，所制作的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而为保证仲裁的执行，仲裁又与法院强制执行程序相承接，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总之，与诉讼相比，仲裁具有收费低，结案快，程序简单，气氛宽松，当事人意愿得到充分尊重等优势，从而成为经贸纠纷解决的重要方式。
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优势明显。两岸仲裁合作，共同解决经贸纠纷，则大有可为。仲裁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属于私权力、私法范围，不具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在两岸政治分歧一时难以消弭的情况下，仲裁合作事宜更易灵活处理。
实际上，两岸近年来在纠纷仲裁领域非常活跃，两岸仲裁界逐步深化合作关系，有力推进了两岸经贸纠纷的仲裁进程。2001年，由大陆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简称“贸仲会”和台湾“中华仲裁协会”共同举办的经贸仲裁研讨会在上海举行，这是两岸知名仲裁机构首次联袂合作。此后，两岸仲裁界每年定期研讨，推动解决相关问题。例如，2004年第4届海峡两岸经贸仲裁研讨会协商决定：今后两岸所做的仲裁结果均可在对岸产生效用。台商可向台湾的4个仲裁机构请求协助，所做裁决在大陆有效；台商也可在大陆170个仲裁点就近寻求法律帮助，裁决结果适用台湾。
目前，两岸仲裁合作进展顺利，为两岸经贸纠纷的仲裁解决提供了良好条件。
首先，两岸仲裁立法已逐步健全。在大陆方面，1994年《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中规定台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仲裁”。同年，《仲裁法》颁布。1999年《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对仲裁规范明确规定，“大陆的仲裁机构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聘请台湾同胞担任仲裁员”，为涉台仲裁的提供了法律保障。此外，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对认可台湾仲裁机构裁决的申请，适用此规定，这极大地推动了两岸仲裁合作。2006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始施行，进一步健
全了仲裁立法。
台湾1961年颁行“商务仲裁条例”。1992年的“两岸关系条例”第74条规定：“在大陆地区作成之民事确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断，不违背台湾地区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得申请法院裁定认可。”“前项经法院裁定认可裁判或判断，以给付为内容者，得为执行名义。”1997年，台湾颁布了修订的“两岸关系条例”，根据第74条规定，台湾法院在相关的前提条件下，可以认可及执行大陆做出的民事仲裁裁决。1998年台湾公布“仲裁法”，扩大了提交仲裁的范围。
其次，当事人仲裁意识逐步加强，仲裁案件明显增长。“贸仲会”是解决涉台经贸纠纷的主力军。2007年，“贸仲会”北京总会受理的12件涉台仲裁案件中，台湾当事人作为申请人提请仲裁的有6件，作为被申请人的有6件。另据不完全统计，在1995年至2000年的5年间，仅“贸仲会”一家仲裁机构受理的大陆公司和台商之间仲裁案件就达200多件，其中85％以上为投资纠纷。这还不包括以在香港或外国注册的公司之名义发生之仲裁案件。
再次，两岸聘请对方的仲裁员逐步增加。1999年，上海仲裁委等5家仲裁机构率先试点聘请台湾地区16名专业人士担任仲裁员。之后，逐步增至16家大陆仲裁机构共聘请48名台湾人士担任仲裁员。2007年12月，办宣布，大陆将在原有基础上，增加21家仲裁委员会，增聘48名台湾专业人士担任仲裁员。此外，厦门市还成立“涉台仲裁中心”，为解决两岸经贸纠纷提供国际认可的法律服务，并拟将聘请台商担任仲裁员。同时，大陆也在积极推动台湾仲裁机构吸纳大陆仲裁员。
最后，两岸仲裁裁决已获得对方认可与执行。大陆认可并执行台湾仲裁结果的首个案例，出现于2004年7月23日。案由是两位台商因在厦门投资高尔夫球俱乐部而发生债权债务纠纷，经台湾“中华仲裁协会”裁决，其裁决结果由厦门市中级法院裁定予以认可并执行。据统计，自1998年以来，大陆各级人民法院依据《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受理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民事判决、仲裁裁决调解书、支付令等案件已达200余起，处理结果得到台商认可。
台湾认可并执行大陆仲裁裁决的案例也逐渐增多。2004年台商国腾电子状告上海海钰建筑工程公司及其保证人台商坤福营造，未依合约完成厂房一案，经过“贸仲会”仲裁，认定台商坤福营造须赔偿国腾电子损失，台北地方法院在确认裁决“不违反台湾公共秩序或是善良风俗”后，代为执行台湾业者在台资产扣押事宜，并于2005年执行完毕。这是第一起“台商纠纷、大陆仲裁，台湾执行”的案例。
此外，两岸律师展开业务合作共同解决经贸纠纷，已渐成气候，这有助于两岸经贸纠纷仲裁的实务操作。另外，大陆也开放台湾居民报名参加大陆司法考试，如获得资格证书，即可在大陆执业，从而便利台商在大陆参加纠纷诉讼。早在1995年的开放境外港澳台人士参加律师考证中，就已有3位台湾人士通过考试。
三、仲裁解决两岸经贸纠纷的困难
仲裁解决两岸经贸纠纷取得了积极进展。然而相较而言，在解决经贸纠纷时，台商诉诸仲裁的较少，而多寻求协调(包括人际关系方式)解决。详见下表。
为何会出现台商较少选择仲裁解决纠纷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仲裁本身也有诸多局限。主要是仲裁的自主性是一柄双刃剑。被诉方出于种种原因，可能恶意利用程序权利，形成程序侵权，而仲裁机构对此却难以采取有力对策，致使仲裁庭的效率大打折扣。另外，仲裁协议不能约束第三人，从而增加处理争议的成本。仲裁员不同于法官，权力有限，难以掌控复杂局面。
其次，两岸认可和执行对方仲裁裁决还存在不少障碍。虽然两岸对彼此的仲裁裁决的认可和执行都已有法律保障，并有较好开端，但仍存在不少问题。
1、大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规定申请人应提交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台湾法院民事判决证明文件。这致使法院判决书或仲裁裁决书上只要出现涉及“中华民国”的文字，就可能被大陆法院认定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而不愿受理。
2、大陆1999年《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对台商纠纷“提交大陆的仲裁机构仲裁”的规定，使台商无法选择台湾为仲裁地，或适用台湾法律仲裁。这使台商对仲裁的“灵活性”和“民间性”认同大打折扣。
3、1997年“两岸关系条例”第74条关于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得申请法院裁定认可”的惟一条件“不违背台湾地区之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之规定，非但不能简化执行裁决的环节，反而使事情变得更不确定。这有待补充与完善。
4、“两岸关系条例”关于大陆仲裁裁决认可和执行“对等认可和执行”的先决条件，将使大陆仲裁裁决的认可和执行实际处于无保障的地位。
最后，大陆仲裁实务操作存在诸多需改进之处。
1、地方仲裁机构行政色彩较浓。尽管《仲裁法》明文规定：仲裁依法独立进行，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大陆仲裁源于苏联模式，发展历程与行政机关密切关联。官方的财政支持让事业编制的仲裁委员会无法截然摆脱断案过程中的官方影响。
2、仲裁过程保全困难。《仲裁法》没有赋予仲裁庭采取临时保全措施的权力，而规定由法院行使，但对具体操作流程与期限没有明确。这导致仲裁中的“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程序繁琐多变，存在仲裁庭和法院相互推诿的情形，容易产生时间延误和裁决错误。
所幸的是，在没有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时，江苏等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切实努力，对仲裁中保全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2008年7月25日，江苏省高院《关于审理民商事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颁布实施，其中第四十四条至第四十九条对“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的操作流程与期限作出了明确规定。这无疑将有助于提高仲裁的效率。
3、仲裁过程证据规则不一。仲裁证据规则体系包括取证、举证、质证、认证等，但《仲裁法》和各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中对于证据的运用缺乏明确规定，以致台商在仲裁过程中无法就仲裁证据相关问题得到统一回复，质疑仲裁的公正性。加之在大多数情况下，法院审理案件的证据规则，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被仲裁庭完全借用，也使台商认为仲裁受司法影响过甚，违背初衷。
四、发挥仲裁优势，共同解决经贸纠纷
以仲裁解决两岸经贸纠纷的比较优势十分显著。当前，尽管存在许多困难，但不能因噎废食，两岸有关方面应共同努力，充分发挥仲裁优势，推动涉台经贸纠纷的有效解决。
首先，各级台办、司法机关、台资企业协会等相关组织都应加强法规宣传，充分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加强仲裁制度的宣导，使台商知之行之，合理利用仲裁方式。
其次，规范仲裁实务操作，提高仲裁的效率和独立性。仲裁委员会应端正民间服务角色，相关法律应明确规定临时保全措施的程序，尤其是仲裁委员会与法院之间的衔接窗口与期限。同时，规范仲裁证据规则，本着公平、合理的立场，适当适用台湾法规。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解决路径
在农村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土地承包合同问题不断增加，对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一些农户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积极的重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问题，尽量的满足农户的权益，制定多样化的纠纷处理方案，让土地纠纷问题得到合理解决。
一、纠纷形成的原因
（一）土地价值问题［1］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体系下，国家为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落实了很多相关的扶持政策，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特别是在农业税收方面，国家特别有针对性的取消了一些关键的农业税收，提高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保证了土地的价值，将荒废的土地回收再利用，提高土地利用率。但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就是在进行土地承包之前要及时的签订承包合同，避免后期的纠纷。
（二）妇女合法权益难以保障在对农村的土地承包合同问题进行解决时，经常会出现一些妇女合法权益难以保证的问题。及时在现代社会中普遍的提倡男女权利平等，但是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妇女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比如：有的妇女在成家以后就离开了以前居住的地方，村里就会强制的土地收回；还有的妇女失去了丈夫或者外出打工，土地也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收回，忽视土地合同的存在，将土地重新分配给更多的人。所以就对妇女的合法权益难以保证，出现纠纷问题。
（三）承包合同不够完善当前随着发展重点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农村地区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甚至有的农村地区发展超过了城市。但是也有一部分农村地区的发展因为地理位置的问题而发展缓慢。国家在政策的倾斜上力度不够，而且相关的宣传力度不大，发展经验欠缺，现有的村干部也不作为［4］。再加上本身一些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识缺乏，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时候也看不懂其中的端倪，有的干部还会进行暗箱操作，没有征求农民的意见就将土地承包出去，自己私下收取承包费用。还有的时候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承包合同不够完善，有些条款都较为简单，需要重要的问题合同中都没有提及，间接的造成后续发展过程中土地承包问题的出现。比如，有的农民私自承包了一些不利于种植和使用的土地，但是其承包小组的成员却提出反对意见，觉得这种土地没有收益但在后期的种植过程中产生收益其又想一起分红，这就出现了一些纠纷。
二、主要特点
在农村的发展中，之所以出现土地纠纷问题大部分是因为一些经济利益的影响。在土地纠纷比重中，关于经济方面的纠纷可以占到所有土地纠纷的一半以上，而且产生纠纷的原因也相对较为复杂，这些原因和农村地区的旧房改造也有着一定的联系。总体而言，现阶段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结构相对较为单一，有时因为过于追求发展的速度而忽视发展质量，就会很大程度的造成土地纠纷。另外，有的农村在发展过程中，有着较多的发展形式，关于土地的交易会直接影响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进行土地承包合同的签订是非常重要的。一般而言，农村地区的村民文化水平都比较低，对于合同更是不甚了解，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及其容易中了开发者的圈套，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出现土地经营方面的问题，进而出现一系列的经济纠纷。这种纠纷在农村地区往往都会有广泛的影响，会农村地区的发展不利，因此这种纠纷问题更需要妥善进行解决。
三、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路径
（一）促进合同诉讼机制的完善［3］我国当前关于合同方面的诉讼机制整体还不够健全，许多地区对于合同的建立还不够重视，即使出现了一些合同问题也不会及时的进行有效解决，以至于后期农民出现了土地合同纠纷也无法进行解决，在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上访进行解决，这种方式不仅办事效率低下，办事效果不佳，需要走的程序繁多，而且问题被解决的概率较低，没有什么实效的作用。所以，相关部门要及时对合同诉讼利用机制进行完善，将各个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都落实到位，进而保证在后期出现合同纠纷问题时，第一时间就可以得到处理，保证农民的土地承包问题可以妥善得到解决，使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实现司法公正。同时在合同问题中，还要充分的对当地的地理环境进行考虑，结合问题发生的实际对问题进行解决，保证各种管理体系可以独立运行，避免内部问题的发生，促进诉讼问题的解决。
（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机制在农村的土地承包问题解决中，要积极的完善各种纠纷调解体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要建立专业的纠纷调解委员会，让其专门的对土地问题进调解，最大限度的保证农民的权益。同时从事土地承包问题的调解成员，还要加强对专业知识的学习，还要对土地方面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在处理问题时按照科学的纠纷处理方式进行纠纷调解，促进问题的合理解决。另外，调解委员会还要重视对调解人员责任的落实，让其各司其职，完成自己的职责，承担相关的责任。在农村地区关于土地问题的纠纷也不是经常都有的，所以问题的处理有较大的余地，因此在对调解员进行选择时，可以选择一些法律方面的人员，因为他们对法律较为了解，在处理土地经营纠纷时，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在处理机纠纷时可以直接处理，完成调解以后还可以直接回到自己的岗位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农村也可以聘请一些专业的土地承包合同分析人员定点为村子服务，一旦有合同问题就可以委托专业人员审核合同，这样既可以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也可以预防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发生，进而提升农村的纠纷解决效率。
（三）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和司法诉讼联系在农村的土地仲裁过程中，农民一直处于一种别动的地位，难以有效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许多仲裁结果都难以落实。这样的仲裁方式极大的造成了资源的浪费。针对这种情况，许多侧仲裁机构也是无能为力，他们只拥有一些调查权利，这对办事效率的提高是非常不利的［2］。同时法院针对仲裁问题的解决也可以适当的扩大审查，一些符合程序的行为可以严格执行，及时是一件很小的案件也不能掉以轻心，要将仲裁的资源充分的利用起来，加强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和司法诉讼的联系。
(一)医疗意外具有客观性
医疗意外是医者本身存在着或受到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难以预料和防范的。这是因为:虽然现代医学的发展非常迅速,人们对健康和疾病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诊断和治疗技术也日新月异,一些曾经难以预防或者难以治疗的疾病都逐渐被现代医学征服了。但是,尚未解决的医学难题依然很多,因此,相对于社会和患者对医疗效果的期望值来说,医疗科学技术总是有限的,医者的能力总有不能及的,在诊疗护理中始终会存在医疗意外。据了解,国际上公认的医疗确诊率为70%,急症抢救的成功率为75%,这说明由于误诊而导致的医疗意外是客观存在的。
(二)医疗意外的发生具有偶然性
医疗意外客观存在,但并非都会发生。这是因为诊疗护理的过程是检查、诊断、治疗、痊愈的集合体,其中的致害因素是复杂的,包含了病理、心理、环境等各种因素。因此,使用非常成熟的诊疗护理技术可能会出现预想不到的医疗意外,临床上最常见的是无过错输血感染。正是人类疾病和患者体质的复杂性,才出现了诊疗护理过程中的特殊情况,造成难以预料和防范的医疗意外。
(三)医疗意外的损害后果具有严重性
医疗服务的对象是人,医疗行为直接面对病人的身体和生命,一旦发生医疗意外后,必然对患者身体造成各种不可逆的损伤,更有甚者将会导致生命的终结。“生命至上、健康无价”,医疗意外除了给患者带来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外,更严重的是精神上的打击和伤痛。
二、建立我国医疗意外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一)由医疗意外引发的医疗纠纷频繁发生,建立医疗意外保险
制度是解决此类医患纠纷,保障患者和医者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由于医疗纠纷具有客观性、不可避免性,而其一旦发生,损伤后果又是相对严重的,因而近年来,围绕此类事件发生的医疗纠纷屡见不鲜,据统计,超过80%的医疗纠纷最终被鉴定为医疗意外。现实司法实践中,法官多根据“公平责任”的原则来认定双方的责任。公平责任的运用使得医院在无过错的前提下,法官也会判决医院向患者做出数额不等的赔偿或补偿。这种只重补偿忽略分担的“公平责任”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医疗意外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在法理上存在着局限性:公平责任原则实际上不是依据当事人的行为确认责任,而是考虑到受害人所受损害导致的财产损失额的合理分担而采取的一种补救性手段,是基于道德上的公平观念的法律化,是一种“财产上均贫富”的表现。医疗行业的财产虽然相对于某一个患者而言是“富”,但如面对庞大的病员队伍,医院则不是“富”而是“穷”。其次,强调医方的公平责任会阻碍医学的发展:医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一种经验科学,医疗行为本身具有损害性、高技术性和高风险性,如果法律不允许一定风险存在,不赋予医生一定的免责事由,只要发生了损害后果,就要医方承担责任,对医方是不公平的。而在这样一个本身承载着巨大风险的医疗行为中再实行公平原则的话,对医方就更不公平了。再次,医疗意外适用公平责任原则不符合经济效益的原则:公平责任的适用意味着患方自行承担部分损害后果,承受一定的经济负担,这种经济上的负担非属于患者家庭计划之中,是一种额外的负担,会对患方正常的生活造成冲击,对某些患者及其家庭来说,更会使其生活难以为继;对医方来说,医疗意外的出现是医疗活动中客观存在的现象,根本无法克服。因此,适用公平原则不利于社会财富的积极增长、不符合经济效益的原则。
(二)现有医疗责任保险的范围有限,应当建立医疗意外保险
制度作为医疗责任保险的重要补充医疗责任保险又被称为医师责任保险、医疗过失责任保险或专家责任保险,是指在保险期限或追溯期及承保范围内,被保险人在从事与其资格相符的诊疗护理工作中,因过失发生医疗事故或医疗差错造成医疗事故,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并由被保险人在保险有效期限内提出首次索赔申请的,保险人负责赔偿的保险产品。医疗责任保险不涵盖医疗意外及医疗故意事故。医疗责任保险归属于职业责任保险分支。医疗责任保险主要指从事职业与思考健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人员,诸如医生、护理人员、药剂人员、检验人员等,因其服务的疏忽或过失致人损害或损失而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所以,有必要在实行医疗责任保险的同时,开展医疗意外保险,以补充医疗责任保险的先天不足,这样更加符合医疗行业的实际情况。
(三)在我国建立医疗意外保险制度具有现实基础性
一项关于医疗风险的社会调查显示,44%的被调查者认同“诊疗过程带有一定风险性,由此带来的伤害并不全是医疗责任引起的,而是因意外情况或难以避免的”。进一步分析该调查结果可知:不能意识到医疗意外风险的患者只有12.6%。因此,从患者一方来看,建立医疗意外保险具有可靠的现实基础。近年来,绝大多数医院受到医疗纠纷的困扰,虽然采取了各种方法避免医疗纠纷,但普遍认同通过医师职业责任保险与医疗意外保险可以有效解决医疗损害风险,避免医疗纠纷。根据实施“手术医疗意外保险”的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提供的一份调查表明:实施“手术医疗意外保险”前的2003年医疗纠纷为49起,实施“手术意外医疗责任”的2004年全院医疗纠纷为9起。所以,建立医疗意外保险也会得到医疗机构的积极支持。总之,在我国当前建立医疗意外保险具有可靠的现实基础。
三、对建立我国医疗意外保险制度的建议
(一)医疗意外保险的内容
1、通过政府立法确立医疗意外强制保险原则。医疗意外保险是在全社会分担医疗意外损害的一种机制,是目前最好的处理办法;实践也已经证明,该保险能够有效解决医疗意外引发的医疗纠纷,并且也得到了医患双方的普遍认同。因此通过法律的权威推动建立该制度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应通过立法确立医疗意外强制保险原则。2、被保险人是到医疗机构就诊的全部患者。由于医疗意外的多样性,虽然手术患者发生医疗意外的比例较高,从建立医疗意外保险避免医疗纠纷的目的考虑,应当将所有的患者作为医疗意外保险的保险对象。3、患者在医疗过程中出现医疗损害,除了患者过错行为导致的医疗损害外,保险公司对患者的医疗损害首先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医疗机构对该医疗损害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有权向医疗机构追偿;如果属于医疗意外则由保险公司承担。在医疗意外保险制度中采取上述损失承担方式,由于肯定了医疗损害承担的过错责任原则,有助于预防和减少医疗损害;同时将医患之间由于医疗损害产生的经济纠纷转变成为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医疗经济纠纷,显然有助于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在法制轨道上解决,避免医疗纠纷升级恶化。4、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范围限于医疗意外死亡补偿金、医疗意外残疾补偿金(伤残等级不同、残疾补偿金不同)、医疗意外治疗费,各项费用的补偿限额在医疗意外保险合同中由双方约定。医疗意外中任何人都没有过错,而医疗意外保险旨在一定程度上“填平”医疗意外造成患者的损害,不能等同于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既包括直接受害人的损害,也包括受害人承担抚养责任的被抚养人的损害)。因此,在医疗意外保险中,医疗意外造成的损失如患者误工费、护理费、亲属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等,不应作为医疗意外保险的责任范围。
[ 关键词 ] 法院民事调解 调审分离 庭前调解
法院民事调解是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 双方当事人就民事争议通过自愿协商， 达成协议以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 它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特色的一项制度，肇始于时期， 契合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并与当时计划化、利益单一化、 人口居住固定化、简约化、 权利淡漠化的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 （1） ，对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进行， 传统的法院调解制度已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诸多弊端，有必要对其加以完善和发展。本文试就此作一探讨。
欲探讨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首先应正确认识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地位和价值。
一、法院调解制度概述
（一） 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
我国民诉法学界对法院调解制度性质的认识， 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审判权说”， 源于计划经济强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 认为调解就是法院行使审判权，审理民事案件的一种结案方式； （2） 第二种观点是“当事人处分权说”，与第一种观点相对， 认为调解本质上是当事人在法院的指导下自律地解决纠纷的活动； （3） 第三种观点“审判权和处分权结合说”，则是上述两种观点的的折衷方案， 认为调解“是建立在当事人处分权基础上的”， “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与法院行使审判权相结合”的产物。 （4）
笔者支持第三种观点。这是由于：其一， 自愿原则是法院调解工作应遵循的首要原则， 以调解方式止争息讼，实质上是双方当事人行使处分权，解决纠纷的结果；其二， 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主持并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当事人能否达成调解合意，离不开法院的职权干预。正如有的学者所言， 法院调解是“在两种意志（指主持人员意志与当事人意志）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以便既保证当事人合意具备相当的‘纯度’， 又能使纠纷解决主持人员具有一定的力， 纠纷解决程序具有一定的效率和利用率”。 （5） 因此，当事人的自愿选择和法院的职权干预是调解制度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审判权说”和“当事人处分权说”只是分别强调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应予扬弃。
（二） 法院调解的地位
法院调解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 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经验”。早在时期， 马锡五审判方式就确立了“调解为主”的方针， 1982 年试行民事诉讼法把“调解为主”发展为“着重调解”， 并把其作为该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1991 年的现行民事诉讼法又将其修正为“自愿、合法”的调解原则。因此， 立法机关和人民法院历来重视调解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 而在司法实践中，虽然近年来民事案件调解率有下降趋势， 即便抛开经济体制转轨、当事人的履行能力下降等因素， 如果把经济纠纷也作为民事案件来统计 （6） ，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仍然有半数以上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 依然是法院运用的最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手段。
（三） 法院调解制度的价值
毫无疑问， 法院调解制度能够如此广泛而有效地在民事审判实践中适用，并为日本、德国、美国、 英国等国家所推崇（有的国家称之为诉讼和解）， 无疑这一制度本身具有特殊的司法救济价值。一般认为， 法院调解能够及时、有效地化解民事争议， 保持双方当事人的团结与合作，同时可以增强当事人和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减少诉讼和诉讼成本，方便群众诉讼， 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秩序，尤其在适用于婚姻家庭类、群体性集团诉讼、小额标的争议、 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业务伙伴之间的诉讼等案件时，其作用表现得就更为明显。
当然，法院调解在制度设计上也并非已经完美无缺，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 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推进， 法院调解制度在实践中暴露出许多弊端， 对其作用的发挥构成了严重阻碍。
二、法院调解制度出现的问题
（一）法官的调解偏好极易导致审判权的滥用。
由于调解与判决相比， 至少可以给法官自身带来三个方面的益处：其一， 调解可以使法官在相同的时间内办更多的案件；其二， 调解可以使法官就法律事实是否成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等问题， 轻易地回避作出困难的法律判断；其三，调解结束后， 当事人不得就该案提出上诉和再行起诉， 因此调解是一种风险性很小的案件处理方式。 （7） 这意味着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会尽量说服当事人接受调解和达成调解协议， 只有在调解无望时才不得已采取判决方式结案。基于法官这种趋利避害的选择，不可避免地造成民事审判中调解的扩张和判决的萎缩，法官无视调解的“自愿”原则， 甚至不再用合法原则审视调解方案， “包办”处理当事人之间私权利的纷争，因此审判权极易被滥用，表现为背靠背调解， 暗箱操作定案：“和稀泥”式调解，侵犯当事人的权利； “以判压调”，“久调不决”，强行调解；办“关系案”、 “人情案”、“金钱案”等等。 从而影响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和依法办事的自觉性，不利于一个公平、诚信、 规范交易秩序的形成，也有损法官和法院公正执法的形象。由是设立调解制度“有利于及时、 彻底的解决民事权益争议” （8） 的意义也难以实现。
（二）庭前调解弊大于利。
庭前调解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 在开庭审理前对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 经当事人双方同意， 在审判人员主持下进行的调解活动。它是当前人民法院广泛采用并被认为是及时、 有效解决民事纠纷的一个途径。 有学者在论及“调审分离”时，就主张地区民事诉讼法， 把法院调解作为审判的前置程序加以规定，设调解庭，专司调解工作。 （9） 有学者认为，法院调解不应当以查清事实、 分清是非为前提条件，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形， 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是其行使处分权的表现， 法院没有必要干预。 （10） 笔者认为，“查明事实、 分清是非”是法院调解的基础。法院不经过庭审中的质证和认证， 是不可能查明讼争事实、分清是非的， 也就难以优质高效地依法主持调解，审理活动容易背离公正和效益两大司法目标。因此，应当把“查明事实、 分清是非”作为调解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 如果当事人就纠纷已自行达成了和解协议，属诉讼中和解，可以到法院申请撤诉结束诉讼， 此时法院结案的方式是撤诉而非调解。
（三）现行调解制度存在立法上的疏漏。
一是调解书送达当事人签收前当事人可以反悔，违反民事基本法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而调解协议是各方当事人就协商解决纠纷， 在意思表示真实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一种协议， 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过程完全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 （1）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2） 意思表示真实； （3） 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性质上属于民事法律行为。 《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对方同意， 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 ”当事人有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自由，但必须是在合法的前提下。 当事人在调解协议达成后， 对民事调解书以不同意为由拒绝签收，推翻自己的意志， 这种行为与《民法通则》的上述规定相悖，故不应当得到法律上的认可。因此，对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应加以相应的修改。
二是调解适用的范围不明确。， 除特别程序、督促程序、 公示催告程序和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外，包括无效民事行为在内的其他民事争议案件在各种审理程序中都可以调解方式解决。 而无效民事行为中包括违反法律的禁止性、限制性规定及不当损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原则的民事行为， 对这类应当予以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也适用调解，既违反法律规定， 给人一种法院执法不依法的印象，又使一些当事人有可乘之机， 能通过法院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一方或多方的非法目的。 同时，法院实质上放弃了依职权干预、 对当事人之间的调解方案的合法性予以审查的权力。
为了进一步全面推行仲裁法律制度，有效地保护我市企事业单位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提高对推行仲裁法律制度重要性的认识程度
仲裁是国际通用的解决民商事纠纷的重要方式，也是世贸组织成员之间解决贸易争端的主要途径。随着我国开放领域的逐步扩大，各种对外经济交往越来越多，就要求我们必须了解并掌握这一法律制度。仲裁具有尊重当事人意愿、程序简便、一裁终局、为当事人保密等特点。进一步推行仲裁法律制度，是完善我市投资环境、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各有关部门特别是经济主管部门和对国有资产负有保值增值责任的企业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仲裁法》及相关的法律知识，提高推行仲裁法律制度的自觉性，熟悉掌握仲裁这一解决经济纠纷的有力法律武器。
二、全面做好各类格式合同的修订工作
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是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为市场主体提供规范的合同示范文本是政府管理部门应该履行的职责，也是进一步推行仲裁法律制度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各经济主管部门、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企事业单位、各行业协会等，都要按照《仲裁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对本系统、本部门和本单位印制、使用的合同文本进行彻底清理、修订，废止所有不符合文件要求的旧的合同文本，按照国办所发文件要求对合同争议解决方式条款进行修订。修订后的格式是：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采用下列第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
凡不符合要求的合同文本，在本通知下发后两个月内进行修订，年底前停止印制、销售、使用一切不规范的标准（格式）合同和合同示范文本。市政府将组织市政府办、市法制办、市工商局、**仲裁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对全市各行业主管部门和有关企、事业单位落实本通知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三、加强对国有及涉外企业《仲裁法》的宣传普及工作
市政府各部门、驻市各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国有控股公司以及以财政性投资为主体的重点建设项目，要加强合同管理、建立和完善合同责任制度、委托制度、合同备案制度、合同统计制度、合同审计制度、合同培训制度和合同检查制度等现代合同管理制度。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市企业与境外企业签订的涉外合同，争议解决方式应选定为**仲裁委员会。凡因合同签订失误或因争议解决方式约定失当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或使企业蒙受重大经济损失的，要追究单位法定代表人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四、努力为仲裁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
高职院校的经济法课程要引进现代化的教育理念的话，进行规范的教学设计是必不可少的。本文在分析经济法教学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法教学设计的理念与思路，并最终给出了经济法教学设计的具体方案。
经济法是高职院校财经类专业的必修课程，由于长期沿用传统的教学方式，目前的经济法教学没有考虑到职业教育的特性，从根本上无法达到职业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因此有必要引进教学设计的理念。教学设计是指依据对学习需求的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使教育教学绩效得到改善的系统决策过程。相比于传统的教学方式，采用教学设计的教学，能够聚焦更多的影响教学结果的因素，这恰恰是目前的经济法教学所缺乏的，因此，经济法课程要引进现代化的教育理念的话，进行规范的教学设计是必不可少的。
经济法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教学现状分析：教学内容分析。与法学专业所开设的经济法学课程不同，目前高职院校财经类专业所开设的经济法课程，其基本内容虽然包括部门法意义上的经济法，但远远超出经济法这一部门法的范畴，涵盖了经济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等多个法律部门以及商事仲裁、民事诉讼等纠纷解决程序法。
教学对象分析。从年龄本文由收集整理特征来讲，经济法课程所面向的教学对象一般年龄在20岁左右，根据我国教育学家查有梁提出的“发展认识论”，学习者在这个年龄处于“结构运演阶段”，在这一阶段发展智力，关键要重视学科知识结构，才能有效的解决该学科的问题；从个性差异上来讲，高职院校学生受到生源质量的影响使得学生素质普遍较低，反映在表面上是考试分数的差别，深层次的表现就是心态和习惯的差异。
教学方法分析。在目前的经济法教学方法的采用上，大部分教师一直沿袭大陆法的法学教育传统，注重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和原理的讲授，以教师为中心的讲座式教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即使是一些教师引入了案例教学，但案例的作用仅是辅的为了加深对概念和理论的理解。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教学内容理论知识偏重且忽视了学科知识结构的构建。经济法的教学内容涵盖面广，在课时数不变的情况下，教师不应过多的进行理论知识的输灌；另外，对于专业不同、来源不同的学生，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区分不同的授课对象因材施教，即使使用相同的教材，也应把握好不同的侧重点。但在实际教学中，大部分教师基本上以理论知识传授为主线，根据课本的章节决定教学内容，以教师的“教”为中心，教师按部就班地、一部分地讲授课本知识，而且相同的教案轮流适用于不同专业的学生，既显得经济法枯燥无味，也忽视了不同专业学生知识结构的差异性，不可能收到好的教学效果。
教学方法落后，缺乏专门的实践课程。目前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在组织课堂讨论、课堂分析、课堂交流等方面做得很少，现代教育技术方法使用少，多媒体教学尚未普及，从而忽视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外，实践课程是经济法的薄弱环节。受思路限制，大部分教师仅以案例分析作为实践课，学生的动手能力受到限制，而且会有纸上谈兵的倾向。经济法相对于财经类专业学生来讲，是一门辅助的专业基础课，因此应该与该专业学生的主修专业结合设计实践演练内容，但目前这类配合很少。
经济法教学设计的理念与思路
教学设计目标。教学设计目标应配合人才培养目标。对于高职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要求，不同高职院校也有不同的认识，但总体来讲，相对于本科院校，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普遍定位于“高技能应用型人才”，那么，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经济法就应该为培养应用型人才而服务，转知识本位为能力本位.因此，即该课程的教学设计目标不是培养学生进行法律制度研究的能力，而是应该培养学生运用现有法律规定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
教学设计理念。根据以上教学设计目标，培养应用型人才理所当然的成为经济法课程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所遵循的理念。为此，本文将以企业实际涉法过程为主线重构教学内容，通过教学设计，让学生始终置身于仿真的或模拟的工作环境中，训练学生拟定授权委托书、办理工商登记、模拟公司运营、签订合同、界定公司财产、解决经济纠纷、厘清公司破产程序等基本技能，增强职业行动能力。
教学设计思路。教学设计思路应体现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设计理念。本文所分析的开设经济法课程的财经类专业主要包括市场营销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电子商务专业以及会计类专业等，该专业学生将来的就业岗位主要面向商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基于这种岗位需求，兼顾个别学生创业及个人发展的需要，本文认为应对内容庞杂的经济法课程进行精简提炼，以“企业的组建—企业的运作—企业的财产—企业的纠纷解决—企业的破产”等五个环节为主线进行教学设计，每个环节明确相应的学习任务。
经济法教学设计的具体方案
教学内容设计。根据前文对教学对象的分析以及教学设计目标分析，经济法课程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应重视系统的学科知识结构，结合学生的其他专业课，同时也要与工作中的知识结构相吻合，要强调培养学生掌握融合于各项实践操作中的知识、技能和技巧，根据这个要求，我们将经济法的教学内容设置为六个教学模块：经济法预备知识、企业的组建、企业的运行，
转贴于
企业的财产、企业的纠纷解决、企业的破产。并在每个模块下面设置子章节，具体如表所示：
教学措施设计。教学方法的选择与设计。传统的经济法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和案例分析为主，法律的逻辑性与抽象性使得教师的课堂讲授环节不能完全抛弃，但是理论输灌正是经济法教学被批枯燥的重要原因，结合前文所分析的教学设计目标和思路，本文认为可以选择参与式教学作为主要教学方法。
参与式教学，就是教师按照参与式方法的要求和途径，依据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和学生特点，以学生容易接受、便于参与的方式组织课堂教学，使学生通过亲身参与、亲自操作掌握教学内容的方法。参与式方法有很多，比如分组讨论、案例分析、观看影视、角色扮演、辩论、小讲座及针对教学内容设计的游戏、练习等。可本文由收集整理以根据需要和客观条件适时选择的，只要能够满足一个目的，即促进参与就行。这种教学方法也适合前文对教学内容的设计，在进行参与式教学时，可结合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让学生扮演企业的发起人、债权人等，模拟纠纷解决。
教学媒体的选择与设计。在进行教学媒体的选择时要适合教学设计的三维目标，即要结合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目前大多数经济法教师都采用多媒体教学作为主要的教学媒体，这种选择是适应教学的新发展的，但是很多教师并没有很好的利用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单纯只是把板书的内容放到了课件上而已。
多媒体教学的设计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课件制作必须要体现多媒体教学应有的互动式、交互性、现实模拟性优势特征；二是避免过分追求现代教学媒体的运用，变“人灌”为“机灌”；第三，要结合教学内容中的六大教学模块来设计相应的课件和课堂材料。
课堂教学结构的确定。课堂教学结构的设计，要考虑到时间结构、认知结构和信息结构的优化。从时间结构上来看，目前各高职院校经济法安排一般都是两小节一次课，中间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共90分钟左右的授课时间，要分为开始组织教学、复习导入新课、讲授新课、参与式分析新课内容、结尾小结几个部分。每节课可以根据教学模块的不同、教学方法的不同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认知结构上来讲，要使教师的教学过程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为学生创造良好的认知条件，使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合拍；从信息结构的优化上来看，要确保教学信息传递迅速，反馈及时，尤其在参与式教学中，确保师生活动积极，配合默契。
教学评价设计。目前经济法教学评价非常粗糙，对学生的评价方式主要就是期末考试，这种方式不仅考到的知识点较少，而且学生往往只是考前冲刺复习，当时掌握了一定的知识理论，过后又会忘得一干二净，无法达到好的评价效果，也不能与课程教学相互促进。因此在进行教学设计的时候一定不能忽略教学评价的设计。
结合经济法的教学目标设计和教学方法设计，在进行教学评价时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参与式教学中的实践操作得分，要设计具体的量化表，在平时由教师根据学生参与程度来记录得分；二是对于热点问题布置机动性作业，由学生自愿提交，根据作业完成程度由教师打分；三是期末进行严格考试。三个层面分别按30%、30%、40%的比例组成最终成绩。通过这种评价方式不仅使学生掌握的知识面大，也可以从侧面督促学生积极参与教学。
关键字：刑事诉讼，刑事和解，实证考察
一、问卷发放概况
此次的社会调研以A市为样本，我们一共发放了479份问卷，收回问卷432份，有效问卷为395份，分析过程主要按照实践过程的诉讼程序进行分析。
自2013年1月1日刑事和解制度实施以来，南昌市公检法三机关中有56%的人员办理过刑事和解的案件。…………纵观全国的情况，刑事和解在新刑诉颁以后，适用率持续走高，作为法律人为之高兴。
二、刑事和解在各个阶段的实际运行情况
在立案程序中，对于案件受理范围有57%的人员认为亲友、邻里之间因经济纠纷或损毁财物引起的轻伤案件可以适用刑事和解，19%的人员认为除渎职外的过失犯罪可以适用刑事和解，虽然刑事和解制度尚未对未成年犯罪做出特别规定，但是在和谐社会的总体局势下，和解成为恢复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公检法三机关在处理未成年犯罪时进行刑事和解几乎成了共识。公安机关在刑事和解制度尚未写入《刑事诉讼法》之前，就有有大量的关于调解的实例，并件根据《刑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处理，其中大部分案件在公安机关就做出了撤案处理。2013年1月1日刑事和解制度正式出台后，公安机关办理的轻伤害案件在达成和解协议后公安机关不再有撤销案件的权利，必须要移送检察院提讼。在对公安机关相关部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有50%的人员办理过刑事和解案件，且76.5%的案件集中在亲友、邻里之间因经济纠纷或损毁财物引起的轻伤害案件和未成年犯罪的案件。检察院办理刑事和解案件的人员占其总人数的95.6%，主要集中于公诉科，并且亲友、邻里之间因经济纠纷或损毁财物引起的轻伤害案件和未成年犯罪的案件占到总体案件的77.8%。相对于公安机关和检察院来说，法院刑事审判庭人员办理过刑事和解案件的人员仅占16.7%，适用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公安机关和检察院来说相对较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的亲友、邻里之间因经济纠纷或损毁财物引起的轻伤害案件和未成年犯罪的案件在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已经达成了刑事和解协议，法院只是就此做出最终的判决。
案件受理后，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刑事和解条件的情况下公检法是否会主动告知当事人可以和解，100%的公安司法人员都会告知当事人可以和解，充分尊重了每个公民的知情权，节约了诉讼成本和资源。其中61%的人员对当事人主动提起促成刑事和解，但是尊重以当事人的意愿为前提；39%的人员则根据当事人提起的情况进行处理，不会出现劝阻的情况。这主要是为了审查当事人提出刑事和解的自愿性和合法性。
从表一和表二可以看出，案件和解过程中，当事人自行协商达成的和解率偏低，在司法机关介入之后，对双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经济损失及法律后果等方面分析双方的情况，使得双方更加理性处理问题。再从表三分别看公安，检察院，法院在刑事的概率，法院达到了52.13%，检察院相对较低只有21.32%，而公安机关达到28.65%，刑事和解案件在公安和法院和解率更高主要原因在于公安机关首先接触案件，对于案件情况了解较为充分，同时基层公安对于基层老百姓的生活状况较为熟悉，对如何调解加害方和受害方的矛盾更有经验；法院的和解率最高正是基于法院拥有最终裁判权，越来越多的加害人和受害人知道判刑权利在法院，检察院虽然建议法院考虑加害人赔偿这一量刑情节，但是对判决的最后结果仍然是未知，或者是由于受害方想要获得更高的赔偿，因此就想拖到法院去进行和解。由上三表可以看出，目前刑事和解案件的和解率还是相对较低的。群众还有个接受的过程，而公检法还有对业务流程从了解到熟悉的操作过程。
证据作为诉讼程序的灵魂，在刑事和解案件证据收集过程中，根据调研数据可知，78%的公安人员会按照一般案件的程序进行调查取证，22%的人员因为案件事实清楚而则选择简单调查取证。刑事和解案件都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因此，检查机关和法院一般不再另行手机证据而直接采用公安收集的证据。
在办理刑事和解案件中的阻力中，三机关受困因素不同。公安承担了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责任，公安内部对公安人员的严格要求，及基础民警人员的不足，要求每个公安人员要承担多少的案件，内部考核机制给公安人员造成了重要的办案负担，为了追究案件和解有时也会扩大刑事和解的范围以有利于案件的侦破。在检察院，赔偿难则是处理刑事和解案件最头疼的一点，常常因为犯罪嫌疑人没有能力赔偿或是受害方漫天要价，亦或是受害方报复思想作祟，导致和解工作难以进行。基层法院则认为，办案人员不足是阻碍刑事和解案件的重要因素，法院不仅仅有刑事和解的案件，还有其他的案件，案多人少，又由于刑事和解案件的和解过程耗时较长，使得办案法官工作量剧增。
对于刑事和解案件最终执行方式上，78.63%的加害方希望达成和解协议后一定期限内履行，52，1%的受害方希望当场履行，32.64%的受害方接受一定期限履行，15.25%接受协商履行方式，但是实践操作过程中，80%的公安司法机关人员接受当场履行，因为一定期限履行或当事人协商履行（在执法人员的监督其合法性和自愿性的情况下进行）有可能会出现反悔现象而导致和解程序功亏一篑，同时法院执行局面临了执行难的问题，为了减轻检察机关及法院的工作负担，他们大多数选择当场履行。在加害人赔偿到位，受害人出现收条和谅解书的情况下，才会使受害方和加害方签署调解协议书解协议。不可避免有一部采用一定期限履行，当事人协商履行方式出现加害方反悔不赔偿的情况，此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中72%选择继续侦查、或者审理， 11%的人员在已经签署了调解协议书的情况下采用强制执行，同时给予一定的处罚，否则和解工作会变的复杂、反复，6%的人员认为当事人不履行又造成其他伤害的则应当另案处理。
当下许多公众认为对刑事和解与花钱买刑有必然联系或者误认为是同一个概念，因此，如何消除这一误区，避免加害人出钱了事的心理就显得较为重要，在问卷调查中，22%的人员认为建立初期定时报到机制是可行的，33%的人认为建立回访机制能较好的避免，17%的人认为建立暂缓机制较为可行，28%的人认为建立存档机制，大多数人认为无论上面哪一种机制，都不太能够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司法实践中80%群众及司法工作人员认为只要做出了合理的赔偿即可不考虑这一问题。
刑事和解作为化解社会矛盾，构筑和解社会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是，实践过程中阻碍刑事和解发挥作用的因素如下： 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赔偿达不成一致，或者加害方不知悔改或是受害方得理不饶人，采用威胁，报复等方式使得冲突更无法解决，破坏的社会关系无法恢复，这必然成为阻碍刑事和解发挥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法律需要监督，在没有监督、监督不到位、司法不公开的情况下都容易滋生司法腐败。在刑事和解中，由于目前的监督主要靠的公检法三机关的内部监督，缺乏外部监督机制，因此，过程不公，无法申诉也就成为了阻碍刑事和解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目前，两高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司法解释已经出台，公安的司法解释还未出台。基层公检法办案人员却主要依据的省检，或省高院，公安厅的办案意见来实际操作法律，由于新法刚实施，问题还没有完全显示，实践部门还处于探索阶段，在没有规制知道的情况下也难以操作刑事和解。对于调研中也就发现公安，检察院，法院的内部考核机制或多或少的影响刑事和解案件的适用，这是行政化对于司法的干扰的。
在对《群众对刑事和解制度的认知度》调查中我们发现，有52.3%公民想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却不知道怎么使用，有18.6%的公民不会通过法律来保护自身利益。虽然群众想要了解法律，但是在日常 生活中 的了解法律知识的途径却较窄，56.3%通过电视普法节目了解法律，大学生群体还会通过自己阅读书籍和报纸了解法律知识，3.6%的人会通过社区普法活动了解法律。同时只有12.39%的群众了解刑事和解，而这当中86.5%的群众仅仅只是通过电视或网络听说了刑事和解。极少部分的人熟悉刑事和解制度。由此可见我国群众对法律知识的了解还是比较欠缺的。因此我们急需要加大普法的力度。
在访问的一些加害人和受害人中，80%的受害人在接受的赔偿基础上接受刑事和解，10.2%的群众不接受经济赔偿，而要求加害人以赔礼道歉，恢复原状，公益方式等其他方式给被害人进行补偿。
三、结语
以上就是对调研资料的整理与初步与简要分析。刑事和解制度刚实施，但是在不同的机关和不同的实施阶段及具体环境下面临着复杂多变的需求和期望，这使对其实施现状的考察分析以及解决对策的提出存在着一定困难，刑事和解制度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不仅需要公民更加了解法律，也更需要司法机关正确理解刑事和解的精神内涵，同时立法机关对对实际操作规定更为细致的法律规定，以发挥刑事和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奋飞："刑事和解制度的中国式构建"[J]，中国检察官，2006.5
[2]王鹏祥："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价值与进一步完善[J]"，江西社会科学院，2012.6
[3]宋英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精解[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