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6 17:28:5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纠纷案件分析，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铁路施工企业；经济纠纷；原因
中图分类号：F42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136（2012）14－0135－02
由于我国铁路建筑市场的急剧变化，导致许多从事铁路工程建设的施工企业出现大量经济纠纷案件。这些案件的出现，严重制约了这些企业的健康发展。为此，作为一个想要健康发展和迅速壮大的建筑施工企业，必须正视企业所发生的经济纠纷案件，从中分析经济纠纷案件产生的原因，及时堵塞企业管理漏洞，从而真正推动企业的快速发展。近期，笔者就铁路施工企业经济纠纷的产生原因进行了专门调研，从调研中发现，这些经济纠纷案件产生的原因主要集中在：
1 当前铁路建筑市场中大量存在的工程转包、工程分包现象与现行法律规范相冲突
工程转包、工程分包甚至是以包代管、抽点管理是我国当前铁路建筑市场普遍存在的现象。作为铁路建筑施工企业，一直被这一现象所困扰，而且随着自身施工任务的增加，此种现象还呈上升趋势。由于长期的习惯做法，使诸多施工企业将这种习惯养成自然，“大家都这么做，我们也这么做”。但是，大家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工程转包、工程分包是一个十分严肃的法律问题，在我国的建筑法、合同法中，对工程转包、工程分包都有十分明确的规定，即工程是不可以转包的，一旦转包即是违法；而对于工程分包，法律规定可以进行，但同时又对工程分包做了大量的约束性规定，如工程分包必须经
发包方或业主同意，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包给第三人，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建设工程主体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等规定，作为铁路建筑施工企业在进行工程分包时必须遵守，否则就是违法，就会带来法律风险，甚至产生诉讼。但是，在现实项目管理中，多数企业的管理者并未将这些问题上升到法律的层面看待，从而为工程管理留下法律隐患，最终引发诉讼纠纷。
2 传统的管理意识、管理模式与现行国家法律规定相矛盾
随着我国建筑市场的不断发展，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推动，我国市场经济法律框架日趋成熟。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铁路建筑工程领域的法律规范也日趋完善，其中对处在建筑市场中间层面的铁路建筑施工企业的制约和要求也越来越多，甚至是越来越苛刻。前面提到的建筑法、合同法对工程转包、工程分包的规定，只是建筑行业中最基本的法律规定，而随之相配套、相呼应的法律规定也在不断的出台，如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和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对铁路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必须学习和适应这些新的要求。但在
现实的项目施工现场，由于受到工期、安全、质量等的重重压力，项目施工现场的项目经理及管理人员很少甚至几乎不去学习和了解新的法律法规，一味地凭着自己的经验和旧有的习惯做法去应对工程施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这些经验性、习惯性做法经常将企业置于法律的对立面，从而成为诉讼纠纷产生的根源。
3 缺乏有效的合同管理机制
随着铁路建筑市场法律环境的日趋规范和完善，合同和合同管理工作在企业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从企业的社会信誉到企业的经营管理再到项目的施工，无不依托与企业的合同管理工作。作为一个现代施工企业，要想做强做大，必先管理好项目，要想管理好项目，必先抓好合同管理。由此可见，合同管理工作是铁路建筑企业做好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基石。然而，在现实中，大多数建筑施工企业的合同管理工作还十分薄弱，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合同管理工作，如项目管理人员合同意识淡薄、企业缺乏有效统一的合同管理机构、项目没有专职或兼职合同管理人员、缺乏有效的合同管理制度、具体工作中合同评审流于形式、合同内业资料管理混乱。合同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以上不足，是直接导致铁路建筑施工企业经济纠纷案件频繁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4 对协作队伍、农民工缺乏有效的管理制约机制
协作队伍和农民工问题，是广大铁路建筑施工企业无法回避又不得不正确面对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协作队伍和农民工问题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建筑施工企业的好坏，由于协作队伍和农民工管理不力而引发的经济纠纷案件在建筑施工企业的案件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一现象直接反映出建筑施工企业在协作队伍和农民工的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和漏洞：①对协作队伍的管理不是建立在法律、合同、协议基础上，而是停留在传统的、习惯的做法上，有的甚至是建立在人情关系上；②与协作队伍签订阴阳合同；③使用协作队伍时未签约先进场；④与协作队伍签订的协议条款不够完善，不够严密，漏洞较多，常常违背相关法律规定；⑤对协作队伍资格审查不严，协作队伍无资质、借用资质以及挂靠等现象严重；⑥将协作队伍纳入企业内部管理体系，混淆双方法律身份；⑦对协作队伍的履约行为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和制约手段，对协作队伍的履约能力完全寄托于协作队伍的口头承诺；⑧对协作队伍的物资采购、工程计量、验工付款等关键环节把关不严。凡此种种原因，都可导致经济纠纷的产生。
5 业主及在工程施工中的其他有关相对人的违约
由于业主违约而损害铁路建筑施工企业权益，直至连锁引发建筑施工企业对第三方违约的情况频频发生，如业主工程款不到位、随意改变设计、随意缩短工期等行为，直接影响到铁路建筑施工企业的合同履行，同时牵扯到协作队伍的施工、劳务费的支付和料款的支付等一系列的问题。身处夹层中的建筑施工企业若不能妥善处理相关事宜，极有可能引发连锁诉讼。此外，材料供应商的违约行为也有可能诱发诉讼。
6 铁路建筑施工企业在经营环节中对所承揽项目的风险预测不足、项目亏损
在现实中，一些纠纷案件的产生根源于铁路建筑施工企业自身对所投标和承揽的项目风险预测不足，承揽一些先天不足的工程项目。一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缺少对所投标项目的理性分析和论证，对业主的资信、地材地料情况、市场风险等与日后履约密切相关的因素了解不够，有的企业甚至为了单纯的追求经营指标，而不合理报价。这样的结果往往使项目严重亏损，官司缠身。亏损项目官司多，盈利项目官司少这一客观现象警示大家必须合理投标，规范经营。
7 工程项目管理环节的疏忽
“细节决定成败”，在铁路建筑施工企业的项目管理中也同样如此，任何一个细小的法律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引发诉讼。如，公章管理不严，随意使用；合同专用章刻制和使用把关不严；项目部随意对外签订合同；工程决算和结算不认真，工程款超拨超付；口头合同、口头承诺大量存在；施工文件和文字材料格式不统一、用词不准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随意对外签字；内业资料管理混乱，随意处置。凡此种种细节问题都有可能为日后诉讼的发生埋下隐患。此外，铁路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管理人员素质的好坏、业务能力的高低、责任心的大小，法律素养的程度均直接反映在企业的日常管理上，管理行为的偏差和纰漏，都有可能被他人利用，引发诉讼。
综上所述，上述7方面的原因导致了铁路建筑施工企业经济纠纷案件的不断发生，作为铁路建筑施工企业，要想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地位，就必须预防和减少经济纠纷案件的发生，正确看待和分析企业产生诉讼纠纷案件的原因，理性面对建筑市场的各种特点和现象，从法律的视角审视和分析这些问题，积极地适应铁路建筑市场的不断发展，主动把握铁路建筑领域法律规范的变化，努力改变旧的习惯性做法，构建以合同管理为主线的现代工程项目管理制度，进而推动企业及项目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用科学的管理理念和规范的制度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减少日常生产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降低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预防企业经济纠纷案件的发生。
Analysis Railway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Economic Disputes Causes
Wang Xiaoguo
情况概述：XX县一中校办工厂和XX乡办企业联营投资兴办汽车修理厂，双方签订联营协议，约定建厂双方各投资50%，盈利或亏损由双方平均分享或负担。联营厂2001年6月22日开业，2003年5月因经营不善且双方无意再继续合营而关停。
附一：某会计师事务所受托审计报告
1．基本情况：XX县一中校办工厂和XX乡办企业联营投资在县城兴办了汽车修理厂，总投资164667.69元，双方各投资50%，该厂拥有固定资产原值143391.84元，净值141957.84元，主要经营汽车维修业务，经营期5年。
2．业务经营情况：截至审计日止，该厂拥有资产197323.83元，负债286681.36元。2001年账面亏损31426.08元，2002年账面亏损43792.98元。该厂2001年少提工资、水电费、地皮租赁费4021元，2002年少提工资、水电费、地皮租赁费20564.56元，2003年少提工资、水电费、地皮租赁费5500元，少提折旧2629元，少计利息9171.08元，大客车处理赔款6000元，留守人员工资3600元。在“应收款”挂账的XX乡2980元，已形成呆账也应转摊费用。这样，将应摊未摊的费用全部摊销后，实际亏损143823.17元（审计报告中相关数据加总后亏损129684.70元――笔者注）。
附二：XX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
1．解除原、被告联营协议。
2．由原告偿还联营厂借款9.1万元，由被告付给原告款45500元。
3．联营厂现有固定资产净值139328.84元，归原告所有，由原告付给被告款69664.42元。
4．联营厂经营亏损143823.17元，原被告平均承担。
综上2～4项，原、被告付款相互折抵后，被告应付原告款47747.16元。
分析一：审计报告存在如下问题：
1．内容严重脱离企业现状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六条规定“企业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以持续经营为前提。”在此基础上会计才能遵循核算的基本原则，正确核算企业的财务状况变动情况和准确计算企业的成果。就本例而言，只有持续经营这个前提条件存在，联营双方才能依照约定，按各自投资比例，分享或承担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盈利或亏损。如果丧失了持续经营这一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设立的基本原则也就失去了约束力，这时的会计核算应转入清算程序，按照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要求安排审计工作。本例联营双方虽然联营期限未满，但双方已无意再继续经营，且到日已关停3个月之久，不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该企业均失去了会计核算赖以存在的持续经营这个前提条件。实际上企业盈余或者亏损只是一个数字，盈余时表现为资产的增加或负债的减少，亏损时则表现为企业资产的减少或负债的增加。所以审计的重点亦应从单纯的计算盈亏转到对企业资产与负债的清算上来，即核实企业的资产与负债，资产抵偿负债后的剩余财产，再按双方约定的投资比例进行分配。就该审计报告提供的数据看，该企业实有资产197323.83元，286681.36元的负债中应剔除属于双方投资应记入“实收资本”账户的164667.69元，加上2001～2002年少提工资、水电费、地皮租赁费三笔欠账共30085.56（4021＋20564.56＋5500）元，再加上2003年应计未计利息9171.08元，应付留守人员工资3600元，最后负债应为164870.31元。用账面价值计算的联营企业清算结果为：企业197323.83元的资产用于偿付164870.31元的负债后，联营双方还能对32453.52元的资产提出分配权。用公式表示为：所有者权益＝资产－负债＝197323.83－164870.31＝32453.52（元）。
以上分析只是粗略的、方向性的，是在假定审计报告数据准确无误的前提下进行的。实质上企业清算时的资产并不都能抵偿负债，如待摊费用、递延资产等，负债也不是都需要偿付的，如从费用中提取又用作企业职工的应付福利费、其他应付款中的应付职工教育费等。具体到这个联营企业有没有不能偿付负债的资产和不需要资产偿付的负债，有多少，笔者手中只有审计报告和法院判决书，详细数据没有获取，故不赘述。
2．关键数据计算错误。如前面提到的企业实际亏损数为143823.17元，审计报告中相关数据加总后只有129684.70元，两者相差14138.47元。
分析二：法院判决结果造成被告经济损失7万多元。这一损失尽管是事务所的审计报告“逼”其就范的，但这种常识性的错误，法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就形式上看：法院判决的结果是公平、公正的。联营企业的负债、资产、经营亏损都一分为二，是不了的“铁案”，但仔细品味便发现问题。联营厂借款91000万元，由原告负责偿还，由被告付给原告款45500元是正确无误的。联营厂现有固定资产净值139328.84元归原告所有，由原告付给被告款69664.42元也是没有问题的。而联营厂经营亏损143823.17元，是原被告平均承担的，如果被告拿出经营亏损143823.17元的50%即71911.58元放到联营厂，那么原告也应拿出同等的资金放到联营厂，联营厂多出原、被告拿来的143823.17元，最终还要分回原、被告手中。而法院对联营厂经营亏损143823.17元，由原、被告平均承担的判决且真的动用货币资金，作为被告应给付原告款项相互折抵的做法就错了。实际上该案例中的经营亏损不存在原告给付被告款项问题，也不存在被告给付原告款项问题。归还借款中，被告付给原告款，是因为原告偿还了联营厂的全部借款。固定资产分配中，原告给付被告款，是因为原告拥有了联营厂的全部固定资产。
在分析审计报告和法院判决结果后，笔者有以下意见和建议：
意见和建议之一：经济纠纷案件，涉及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注册会计师和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承接这类业务时，要根据本所人员状况，量力而行，切不可见钱眼开，毁了自己和事务所的声誉。
意见和建议之二：审计程序的实施和审计报告的出具要在理解法院所委托事项意图的基础上进行，且不可墨守常规或问东答西。在审计过程中，注册会计师如果发现法院委托事项与被审计单位情况不符，或发生矛盾时，应及时将情况通报给人民法院，以期法院对委托事项予以补充、完善或者修正。总之，会计事务所既要拓宽业务范围，扩大影响，又需谨慎执业，不因蝇头小利而陷入尴尬境地，甚至卷入不必要的诉讼旋涡。
所谓法务会计，就是指特定主体运用会计知识、法律知识、审计技术等解决经济纠纷案件并以专家证人身份出席法庭就案件涉及的财务问题发表专家意见的一项特殊工作。法务会计的出现是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这项职业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国风靡一时，并迅速成为美国20大热门行业中最为热门的职业之一。相比之下，我国的法务会计就稍显稚嫩，亦尚未形成完善的法务会计体制。尤其是面对串通舞弊等经济案件的不断发生，制度跟不上现实漏洞变化的背景下，很多内外部监督机构形同虚设的现象并不少见，作为外部“经济警察”的注册会计师由于利益关系，在审计中也扮演着并不光彩的角色。因此，这也就迫切需要法务会计师在反舞弊斗争中扮演更为严厉的“反面”角色。
法务会计的服务对象不仅仅局限于法律纠纷中，企业管理层、利益相关者以及个人都对法务会计存在着不同层次的需求，尤其是在企业舞弊的预防、风险管理等方面也都需要法务会计的介入。而从对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的角度上看，法务会计也是外部监督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其对于完善会计准则制定、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加强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等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贡献。
二、法务会计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作用机制
毋庸置疑，会计信息透明度的研究是为了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促进资本市场更为有效率地运行，但面对目前企业舞弊行为的越加猖獗，一系列的舞弊手段和案件的发生无疑对利益相关者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当下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缺失。因此，寻找更为合理有效的方法来预防和治理舞弊就显得尤为必要。而法务会计师作为外部的独立个体，在精通法律和会计等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对企业的经济纠纷和特殊业务进行相应的判断和分析，出具相应的鉴定报告，这无疑也从另一个角度诠释着企业的会计信息透明度。
（一）以舞弊调查与预防角度的作用机制
作为法务会计的技术职能之一，舞弊调查与预防业务的执行对于利益相关者了解并解决财务问题提供了一架桥梁，对提高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有一定的辅助作用。首先，在接受利益相关者的委托后，法务会计师要对利益相关者的委托目的、各方分歧原因法律诉讼支持是法务会计的又一项专业社会技能，它是指通过法务会计人员参与未决事项的调查、取证等环节的有效参与，协助律师、法院正确处理法律事项的专业工作。在诉讼支持中，法务会计师常常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出现，就纠纷案件或法律的财务问题发表专家意见和判断，并给出相应的意见。以及企业的内控状况做基本了解，分清企业舞弊的种类（如管理层舞弊、职工舞弊等），同时搜集相关的财务数据、审核相应的财务事实，然后拟定工作方案，并实施具体的实质性工作程序（如分析证据、计算损失等），最后做出结论、出具报告、得出专家性的意见，同时将结果反映给利益相关者。在整个调查舞弊业务的活动中，法务会计师作为非审计行业的独立第三方，对企业舞弊行为进行调查和分析，确定企业不同环节的法律责任，以及应当赔偿的经济损失等。这种业务不但可以发现内控漏洞和舞弊行为，而且可以在企业会计信息质量问题上提出自己的见解，敦促企业改进并完善内部控制设计，严格披露已被查出的舞弊漏洞，因此此角度可以作为一股外部“正能量”的作用机制为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做出贡献，与此同时也可为对上市公司的相关评级机构提供更为公正、合理的财务信息。
（二）以法律诉讼支持角度的作用机制
法律诉讼支持是法务会计的又一项专业社会技能，它是指通过法务会计人员参与未决事项的调查、取证等环节的有效参与，协助律师、法院正确处理法律事项的专业工作。在诉讼支持中，法务会计师常常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出现，就纠纷案件或法律的财务问题发表专家意见和判断，并给出相应的意见。具体的业务内容主要包括：评估诉讼风险、审查财会事实、咨询谈判、损失计量、出庭作证等。此项业务技能过程通常较为复杂，涉及的业务范围也较多，因此需要做的工作量也较大，得到的会计信息当然就更加透明和公正，也为案件争端的最终解决奠定坚实的基础。在企业出现的各类经济纠纷案件中，作为独立第三方的法务会计师的出现，往往对企业更为客观披露信息起到监察与防控作用。企业舞弊或违法犯罪行为一旦为法务会计师所发现，法律必将对此行为进行严惩，法务会计师也会对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进行会计信息的强制披露。因此，无论是从损失，还是从企业形象以及公司未来发展上都会使得企业在会计行为中进一步规范自己，会计信息质量自然在法务会计师处理诉讼支持的外部机制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三）外部独立监督角度的作用机制
作为外部独立的专业机构力量，法务会计师与注册会计师审计有着不同的作用和影响，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工作范围主要是针对其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意见进行专业判断，而法务会计的工作范围则广泛得多，其监督的范围往往涉及到企业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如企业的违法犯罪、危害社会安全等活动。因此，法务会计师的监督往往可以为利益相关者维权提供更大的帮助。从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作用机制上来看，笔者认为，法务会计师可以接受利益相关者的委托，对企业的业务活动以及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做更进一步的调查和鉴定，利用自身的专业技能和法律侦探手段判断企业是否与注册会计师存在利益关系和联合舞弊的行为，一旦出现可能的行为，及时反映给利益相关者以及法律监管部门。同时，法务会计师应当从法律角度单独出具相应的业务报告，以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企业的业务活动行为和会计信息，并为相关的会计信息质量评级机构提供一手的资料。由此可见法务会计在会计信息透明度研究中的作用，这种外部机制不但可以有效监督企业行为，有时甚至会左右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质量，使提供给企业股东、董事、管理者的数据更加真实可靠，对于提高我国资本市场更有效率的运行起到积极作用。
三、结语
在诉讼中，当事人可能因存在某种障碍而不能及时向法院提供证据，且这种障碍是否会消除以及在何时消除均无法确定。如证人出国一时无法与之联系，持有重要书证的人下落不明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究竟延长多长时间为好，可由审判人员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自由裁量，但应以不过分延迟案件的审结为准。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不得再次提出延期申请。
后，自国家立法以来，已走过半个世纪的苍桑立法历程，至今没有一部专门关于证据的法律。我国司法实践中，不论刑事诉讼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民事诉讼，以及如今的民商、行政诉讼、劳动争议仲裁诉讼中的问题，证据问题占了较大比例。证据问题不但是诉讼当事人、诉讼参与人都较为头痛的问题，也是法官们感到非常棘手的问题。2002年，经过无数法律工作者的努力，最高人民法院终于以立法的形式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2002年4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若干规定》）。自《若干规定》起施行以来，总的来说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诉讼中当事人基本上能及时举证、质证，符合现行法院审判工作的需要。但在适用该规定的过程中，除仍存在一些问题外，还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都需要进行实际、全面与深入的探讨。
在民商事审判过程中对于发现的经济犯罪的嫌疑和线索如何进行处理，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的一个难题。对于犯罪行为的侦察、与审判，涉及到公安、检察、法院三个部门，而民商事审判又由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进行。由于涉及的部门多，认识不一，加之案件自身疑难复杂，给这类案件的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近年来，这类案件有逐年增多之势，且矛盾更加突出，引起了当事人和社会各届的极大关注。为了公正、及时地处理好此类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通知要求，省法院民二庭在全省范围内就有关问题进行了专题的座谈和调研，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总结了经验，找出了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总结如下。
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法释（1998）7号《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基本区分了民商事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对于正确处理民商事纠纷与经济犯罪的交叉问题，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提高民商事审判工作水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几年来，我省各级法院均处理了一批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由于统计上的原因，有些民商事纠纷案件，虽然涉及经济犯罪，犯罪线索已经移送或发出了相关的司法建议，但由于未影响到案件的审理，故在案件统计上未能显示。有些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曾要求全案移送，但其意见未被合议庭采纳，在民商事案件统计上也未能显示。几年来，我省各级法院审理的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的类型主要有：存单纠纷案件、借款担保纠纷案件、票据纠纷案件、涉及农村“三会一部”的案件，涉及非法集资的案件、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等。其中，在河南省内有重大影响的此类案件如：涉及郑州市城市合作银行的存单、借款担保案、涉及荥阳中行的存款及存单纠纷案、涉及百花集团、三星集团非法集资案、涉及农村“三会一部”的存贷款案件，涉及信托投资公司、期货经纪公司、证券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案件等。这些案件，既涉及到对当事人合法民事权益的保护，又涉及到与公安、检察机关及法院内部刑事审判庭的协调与配合，程序复杂，认识上往往并不一致，给案件的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由于在案件处理上存在中止或移送等情况，致使一些案件审理周期长，直接影响到当事人合法民事权利的及时实现，诱发了一些新的矛盾，当事人反映强烈。《若干规定》对于举证时限一般规定为：第三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文书样式(试行)》的通知（法发(2003)2号）中规定了《举证通知书》的格式与内容。在民商诉讼中，诉讼当事人都能按照案件管辖人民法院的规定提交证据。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认为简易案件应当快审，一般未通知诉讼当事人协商确定举证期限，而是人民法院确定。此时法院一般希望答辩期届满就开庭，不少案件法院确定的开庭日为答辩期限届满的次日。而答辩期法定只有15日，因此就不顾及《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的规定，举证期限一般规定为答辩期相同，或开庭日的前一天。这种“简易”作法显然是不符合《若干规定》，如果说，人民法院坚持司法解释属于我国法律范畴，那么这种作法就是法院违法的。对于这类情形，上级法院或一审法院一般不予理会，而是放任程序法官的作法。在司法解释的适用上，法官们往往采取自由实用主义态度，符合法官意志的我就用，不符合的我就不适用。这种情形在各地法院的具体个案中，表现非常普遍与突出。这也是我国不立法，而通过司法解释造法的严重弊端之一。司法解释应对此作限制规定，以程序法来体现公正、公平，来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真正做到保障审判的合法性与正确裁决。
关于现行的举证时限的规定，笔者认为以下几点予以明确规定或配套实施细则，以更好地完善我国的相关的证据规则：
1、依法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庭审辩论终结前举出相应证据，逾期不能或没有举证的应承担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当事人应当在什么时间内向法院提出证据，是设立举证时限制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举证时限要根据当事人举证活动和法院审理活动的特点来加以规定。有的人认为，庭前就应当固定证据，庭审中仅对证据进行质证。这与我国法律规定不相符合。根据法律规定，在庭审中，原、被告及第三人等都可以提出主张，出示证据。一般来说，当事人在陈述最后意见之前，都可举出证据，而在庭审结束之后，合议庭就要及时进行评议，做出裁决。此时，除非特殊情况，就不应允许当事人再提出新的证据，以防止案件无休止地拖下去。
2、如果当事人出于恶意，对于一审中能够提供的证据不提供，到二审或再审程序中才提出，人民法院应不予采纳。有些同志认为，不管当事人出于什么动机，二审中出示的新证据人民法院都应充分考虑，因为上诉是当事人的权利，人民法院对二审案件的审理也不是仅对法律的适用进行审理，而仍要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裁决。还有的同志认为，对于当事人一审故意不出示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给该当事人一些制裁。比如二审即使其胜诉了，也仍要负担一审的诉讼费用，另一方当事人还可要求其补偿误工费、差旅费等损失，而不应当对该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置之不理。对涉及经济犯罪的民事案件，在程序上及实体上的处理存在困惑。一方面有些案件公安，检查机关往往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要求法院移送案件或终止审理，不正常介入民事纠纷，使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受到很大影响，另一方面民事纠纷实质上存在经济犯罪嫌疑，因为侦查机关及审判机关的推诿而得不到及时处理，放纵了犯罪嫌疑人，随着近年来民事纠纷及经济犯罪交叉案件所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在合同法规定了表现制度后，最高院的规定中一些内容和新规定存在明显矛盾。在实践中，存在如下几个主要问题：1程序上如何掌握驳回，全案移送侦查机关的条件,如何掌握继续审理，移送犯罪线索的条件，如何把握在继续审理的情况下终止审理，等待刑事侦查和刑事审判的结果的条件；2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如何对待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刑事侦查，特别是剥夺或变相剥夺当事人人身自由情况下取得的口供及证言的证明力，在经济犯罪及民事纠纷交叉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当事人的过错、如何确定责任承担。民商事纠纷的形成，既可能有当事人一方的原因，也可能有双方或多方的原因；既可能有法定代表人或工作人员自身的原因，也可能有工作单位制度不严、监管不力、授权不明等方面的原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往往也并非因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所致，既有故意的行为，也可能存在过失等等。而这种损失，既可能是一方的，也可能是双方或多方的。在这种情况下，对责任的划分和案件的处理，就要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权衡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弊得失，合理分担损失，从而做出公正合理的裁决。但近年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在这类案件的处理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审判实践中仍存在一些尚不明确的程序问题与实体问题。如有些案件该移送的不移送，该中止的不中止，或移送不出去，中止事由消灭后又不及时恢复审理，使民商事纠纷案件长期得不到处理。一些案件受地方或部门利益的影响发生管辖争议，法院的保全措施或执行措施与其他机关的追赃行为发生冲突。行为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民事责任如何承担；对于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当事人如何分担等等。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根据最高法院提供的调研题目，我们进行了逐项的调查研究与分析。
这桩本不应该在邹平县法院上演的一起涉及上市公司同人华塑（原四川天歌）1996万多股法人股的经济纠纷一幕，将广大股民的眼球吸引到了这里。
明集法庭的受理和裁定疑点重重
5月21日上午，南充天益公司负责人突然接到一封特快专递邮件，打开一看，原来这是山东省邹平县法院寄来的一份《民事裁定书》和一张6月16日开庭审理的传票。
这是一起涉及天益公司早已持有上市公司同人华塑1996万多股法人股的特大跨省经济纠纷诉讼案。
5月15日，原告荆州天歌向邹平县法院明集法庭提出诉请，要求停止第三人天益公司行使无偿受让的南羽厂控股的四川天歌（现同人华塑）1996万多股法人股股份权益。明集法庭“经审查”后，于当日以邹平县人民法院的名义下达《民事裁定书》，裁定实际持有人天益公司“立即停止”行使1996万多股法人股的“股份权益”，“诉讼期间该股份权益由持有人四川省南充羽绒制品厂行使。”
记者看了一大堆书证材料后，感到这个看似一起简单的经济纠纷案背后，却有诸多疑点令人不解：
其一，本案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分别在湖北、四川，怎么跑到山东的一个基层法庭去打官司？按照《民事诉讼法》“便于当事人进行诉讼”以及“原告就被告”确定管辖的原则，原告荆州天歌应到被告南羽厂住所地的法院进行诉请，而原告却偏偏舍近求远跑到远离原、被告和第三人住所地的山东一个基层法庭进行诉请。难道不使人感到费解吗？
其二，1996万多股法人股标的金额，按此前的协议转让价格计算，应为5990万余元人民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各基层法院受理经济纠纷案件级别管辖规定，山东省滨州市中级法院辖区内的基层法院只能“受理争议金额在50万元以下的国内经济纠纷案件”。作为滨州中院的下级法院――邹平县法院明集法庭受理本案，不是明显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中“协议管辖不得违反级别管辖”的法律禁止性规定吗？
其三，天益公司1996万多股法人股变更归属，涉及多部法律和多家关联公司。然而，5月15日明集法庭当天受理此案，当天就下达《民事裁定书》，依照法律规定，这样急切地下达法律文书强制第三人“立即停止”行使股份权益，法律规定应是出现了“紧急情况”，而目前又出现了什么“紧急情况”呢？
其四，从严格法律意义上说，这是一件“确认之诉”，而不是“给付之诉”，只有“给付之诉”才能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可是，明集法庭下达的《民事裁定书》引用的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就是“关于诉讼财产保全的规定”。这不是引用法律严重错误吗？再者又何来“立即停止”之说？
其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规定，本案涉及天益公司1996万多股法人股的股份权益，突然被强制变更给一家由非法法定代表人负责的公司“行使”，明集法庭却没有要求原告荆州天歌提供任何担保，一旦造成巨额损失，谁来赔偿？
其六，为何仅凭原告荆州天歌在千里之遥提供的“两个协议”传真复印件，明集法庭就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法律依据？
类似的疑点还有不少。记者对照有关法律，列出了一个详细的采访提纲。
当事法院和第三人的泾渭分明之说
5月26日下午，在邹平县纪委的协调下，记者来到了邹平县法院。在法院政研室表明身份、说明情况后，石联明主任首先一再推辞，要记者直接去找承办本案的明集法庭李峰庭长。在记者的强烈要求下，石主任只好将记者递交的介绍信、所列12个问题的采访提纲一并呈送给法院领导。
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等待和法院拒之无效的情况下，石主任将记者带到了法院纪检组张组长办公室。张组长说：“欢迎记者前来监督。请相信我们，一定会公正、实事求是地处理好这个案子。因为这个案子还未进入实体审理，所以还不好回答你的其它问题。”
记者请张组长出面，联系采访承办本案的明集法庭李峰庭长，却遭到了他毫不犹豫的拒绝。这尴尬的一幕，不禁使记者对他的“欢迎”之说顿生疑窦。
后据多方证实，当记者在法院等待采访之时，正在法院开“例会”的李峰庭长也来到了张成文副院长办公室，看到了记者递交的材料，汇报了受理本案的情况，只不过是有关领导未让记者与他见面罢了。当记者离开法院后，曾几次电话与李峰庭长联系要求前去采访，均未能如愿。李峰庭长对记者的手机短信采访，也是遮遮掩掩，避实就虚，拒绝回答有关本案的一些实质性问题。
当记者后来找法院立案庭刘庭长、法院张成文副院长采访时，同样遭到了两位领导的拒绝。
5月27日下午，作为本案第三人的天益公司特别授权人陈永松，在邹平县黛溪山庄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陈永松说：“经过认真分析研究，我认为邹平县法院受理本案是明显违法的。”这位特别授权人认为，他们的违法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邹平县法院受理并认定本案的原、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的诉讼资格是不合法的。陈永松说：“我在这里以无可辩驳的法律事实，证明明集法庭认定的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曹勇，是虚假的。”说到这里，陈永松拿出了南充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给南羽厂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工商档案，记者看到在“法定代表人”一项，果然都是“夏柱山”三个字。
陈永松还说道：本案的原告是荆州天歌，明集法庭认定的法定代表人是韩发成。但是案卷中没有国家法定机关――荆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颁发的荆州天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更没有表明“法定代表人韩发成”身份的有关书证材料。
陈永松说，《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现在曹勇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法定代表人，韩发成的法定代表人资格也没有得到确认。那么，没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人能代表企业法人到国家司法机关进行诉讼活动吗？
二是由原告提供的关键书证不是原件而是传真复印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法律依据”是违法的。陈永松说：“本案由原告荆州天歌提供的关键证据――《关于注册资金担保协议》和《注册资金不实补偿协议》，在卷宗中均没有原件，而是传真复印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明集法庭据此作出法律事实上的裁定是明显违法的。”
三是明集法庭管辖本案，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协议管辖不得违反“级别管辖”的法律禁止性规定。陈永松说：“如果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山东省高院辖区内法院受理经济纠纷案件级别管辖的规定，近6000万元的诉讼标的案件，是邹平县法院拥有管辖权的120倍，只有山东省高院才有这个管辖权。邹平县法院一个派出法庭居然受理了这起特大跨省经济纠纷案，真是难以想象！”
陈永松说：“在明集法庭时，我向李峰庭长提出了8个问题，李峰却一个也不能回答我。面对我的声声质问，李峰只好对我说‘那就让他们撤诉吧！’”
终止违法事实延续
29日上午，作为天益公司特别授权人的陈永松，在邹平法院大厅正式向立案庭刘庭长递交了有关本案违法受理的《紧急报告》，以及本案管辖异议和裁定复议等书面诉请材料，并情绪激动地陈述了对本案有关问题的看法。“第一次听说此案”的刘庭长也无不十分吃惊，当即表示：“我们立即通知明集法庭李峰庭长带本案所有案卷来法院。”刘庭长并让陈永松随时等待法院消息。
直到30日下午，都无“法院消息”传来。急不可耐、忧心如焚的陈永松当即赶往法院找张成文副院长。
张副院长在办公室听取陈永松的紧急陈述报告时，承认受理此案“是有些问题”，也承认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应以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的为准”，并说“既然你们讲我们对这个案子没有管辖权，我们就移交给了市中级人民法院”等等。张副院长还表示：“你们申请撤销《民事裁定书》，现在我们已没有这个权力了。你们去找中院吧！”在陈永松看来，张副院长的这一表态，不是承认受理本案的违法事实，还是有继续遮遮掩掩之嫌。
关于本案的最新情况是，在天益公司特别授权人陈永松反复递交有关异议、复议申请和多次找邹平县法院领导陈述案情后，邹平县法院于6月8日接连下达了两份《民事裁定书》，裁定：“解除停止第三人南充天益公司行使四川天歌（现同人华塑）的法人股19967760股股份权益的限制”；“第三人南充天益公司提出的对本案级别管辖权的异议成立，本案移送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
本刊记者 乔 燕
1999年11月15日，随着中美达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大障碍已经扫除。“入世”后，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会遇到哪些新情况?如何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本刊记者为此采访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吕伯涛。
记：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目前中国正加紧与欧盟的谈判，可以说“入世”指日可待。“入世”无疑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但同时也会对其他方面带来冲击。比如对中国法律界。您是如何看待“入世”将对中国法院审判工作带来的影响?
吕：从整体上看，“入世”后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肯定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我们经初步分析、预测，认为“入世”后审判工作将出现以下新的变化：其一，随着进出口贸易活动增加，与外贸相关的纠纷案件会进一步增多，如何适用我国法律，参照国际惯例和公约审理涉外贸易纠纷案件，给审判工作提出了新的问题；其二，随着跨国公司到我国投资金融业、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的增加，涉及境外投资的纠纷案件必然增多；其三，为了适应参与国际竞争，将大大加快调整产业结构的步伐，引发的企业重组、兼并、破产等案件必然增多，如何妥善解决纠纷案件，既促进经济发展，又维护社会稳定，需要认真研究；其四，要遵守国际规则，客观上要求加大保护知识产权力度，依法制裁假冒伪劣商品和各种侵权行为，不可避免地触动一些地方和部门经济利益，执法难度增大。
面对这种形势，审判工作存在不适应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尤其是涉外经济立法不够健全，一些新问题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导致执法上的困难。二是缺乏高素质的涉外审判专门人才。法官中高层次的法律人才，尤其是既懂涉外经济、懂国际规则，又懂外语的人才不多，亟待需要提高。三是适用审判程序不够严格、规范，一些案件庭审水平不高甚至有走过场的现象，影响庭审活动的公信度。四是超审限案件仍占一定比例。如果案件久拖不结，甚至超期，必将影响我国审判机关在国际上的形象。五是案件“执行难”。近几年来，执行工作呈现收案增多、结案增多、存案增多的趋势。如果境外当事人胜诉的案件执行不了，就会对我国投资法律环境产生动摇，影响到我国投资经商的信心。
针对这些问题，人民法院必须及时更新观念，加强学习，加强研究，从思想上、行动上做好充分准备，加快法院工作改革，进一步完善审判运行和管理制度，努力提高审判工作水平，以适应“入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更好地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记：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们对“入世”给审判工作的影响的认识也不一。广东省对入世后的紧迫感和压力是不是要强些？您认为法院应如何对待“入世”的问题？
吕：我们现在的压力就很大，有紧迫感。广东由于其所属的地理位置和较早的开放政策，使外向型经济占主导地位，独资、合资企业占很大比例。因此，经济纠纷特别是涉外经济纠纷较多。所以，入世给广东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同时可以预见涉外经济纠纷将会有较大增加。目前，我们正着手进行相关的准备，省高院专门成立了研究小组负责收集有关资料，通过调查研究并结合审判工作，制定出法院入世后的对策，并将此作为今年法院的工作重点之一。
我想“入世”后广东法院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在全国各地法院都会遇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以，对“入世”法院必须要有一个清醒认识，要增强大局意识。“入世”后我国经济将逐步纳入世界经济大潮中，竞争将更加激烈，改革、发展、稳定将出现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为此，人民法院必须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努力提高入世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维护稳定放在工作首位，进一步强化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的法律力度，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危害政治安定、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各种犯罪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同时，要依法调节各种经济关系，妥善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要坚决纠正并克服孤立办案、就案办案的思想，在严格适用法律的基础上，注重办案的社会效果，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要坚决抵制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对审判工作的影响和干扰，平等地保护境内外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和司法权威，促进依法治国工作的深入开展。
记：肖扬院长提出今年法院工作重点是深化改革，确保司法公正。那么“入世”对司法机关，特别是对法院执法公正的要求是不是更严格和迫切了呢？
吕：我认为要适应“入世”需要，关键是确保司法公正。“入世”后，随着中国服务产业的开放和在银行、保险、电信等行业引进高质量的外资，以及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增多，起诉到法院的涉及外商、外资的案件将不断增多。依法公正地处理这些案件，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投资环境和人民法院在国际上公正执法的形象。为此。人民法院要以公正司法为核心，很抓严肃执法，努力提高审判工作水平。具体要确保做到四个“公正”：（1）实体公正。要正确执行我国法律及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等，公正地确认双方当事人的责任。对当事人有明确约定适用外国法律的，要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的适用外国法律的原则处理，准确适用外国法律。（2）程序公正。依法正确行使司法管辖权，对当事人有明确约定由仲裁机构或由外国法院管辖的，只要不违背我国法院，就要予以确认；确保当事人各方享有平等的诉讼法律地位，使他们充分地行使法律规定的各种诉讼权利；努力提高庭审的规范化水平；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讲清裁判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使当事人服判息讼。（3）执行公正。要大力解决“执行难”的问题，依法加大执行工作力度，确保债务人有履行能力的案件都能得到执行，使当事人的债权得到及时的实现。（4）形象公正。要加强对法官的执行形象教育，要求他们注意在庭审中保持居中裁判的形象，维护法律的尊严。
为维护司法公正，适应“入世”需要，还要进一步提高公开审判水平。“入世”后，我国经济将进入并融入国际大市场的体系之中，承诺遵守规则，承诺开放市场，而规范市场又靠法律来调整，无论是外商或外资企业都会更加关注我国法律对他们的保护以及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水平。人民法院要从维护公正司法形象、更好地宣传我国法律和法制的政治高度全力提高审判水平，关键要在“公开保公正”上下工夫。要切实做到“五公开”：开庭时间、地点公开；当事人争议公开；举证、质证和辩论公开；认证和评判公开；宣判公开。围绕上述“五公开”，要努力提高审判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使各方当事人有理说在法庭，有证举在法庭，查明事实在法庭，分清责任在法庭，真正体现出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律观念，从根本上增加外商和外国投资者对我国法律和法制的信心。
1、参加江苏中电设备有限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变更为中电电气（江苏）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过程，配合外聘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尽责调查，适时提供法律建议和服务。
2、参与中电电气（南京）光伏有限公司对中电电气（南京）新能源有限公司和中电电气（上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两个组件公司并购，审查并购文件。
3、参与股份公司营销政策的制定，审查制度合法性；评估、修订变压器销售合同文本，审查修改于制度配套使用的《商协议》等合同文本。
4、参与中电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与南京铁路建设有限公司共同成立南京南站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合作协议审查、修改，进行法律风险评估。
5、参与中电电气（江苏）股份有限公司对通化变压器制造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和业务开展情况的前期考察、调研工作，提出法律意见。
6、参与中电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与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中电电气有限公司的工作，对合作协议、公司章程进行草拟、审查，办理公司设立的工商登记事务。
（二）、根据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对重大法律风险提交评估报告，供管理层参考。
1、1月向相关部门提交《企业劳动管理法律指引》，对企业常见的《劳动合同法》相关的适用问题进行详细的解释与指导。
2、2月向集团领导提交《关于中电电气（南京）光伏有限公司对中电电气（南京）新能源有限公司和中电电气（上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收购的法律意见书》。
3、6月向集团领导和人力资源部提交《2011年上半年劳动争议案件评估报告》，对因公司不规范行为引发的多起劳动争议案件进行剖析，总结原因、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三）、为子公司、职能部门提供有效法律服务，处理重大法律纠纷；检查异地子公司法律工作开展情况。
1、为江苏中电输配电有限公司与福建建德三师水泥有限公司的变压器质量纠纷提供法律建议，拟定和解方案。
2、调查、处理江苏中电输配电有限公司与大唐漳州风电有限公司的变压器质量纠纷，提出了可行的处理方案、建议。
3、协助企管部处理临时用工陶纪明的工伤补偿事宜，与对方协商达成协议。
4、对合同履行中的争议，草拟书面函件与客户协商；对客户违约，可能造成公司重大损失的合同，指导销售员从客户处取得违约证据，如kunye c0,limited公司推迟交货，指导销售员取得对方书面认可手续。全年共为子公司、职能部门提供各类法务服务60余次。
通过上述工作，化解纠纷，弱化矛盾，避免了诉讼案件的发生，维护了公司形象。
（四）、检查、监督江西景新公司法律服务工作开展情况。
1、监督江西景德半导体新材料有限公司法务工作开展：保持与外聘驻公司律师的密切联系，定期检查工作日志，及时协调处理重大问题。
2、 要求江西法务对全部涉外采购合同进行梳理，对未履行完毕的每份合同的签订、变更、终止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是否存在法律风险给予说明并给出法律意见。
3、 监督合同履行，及时处理纠纷：对因付款延迟导致大量供应商不满引起的合同履行问题进行协调，提供解决方案；对于供气公司要求涨价引起的重大纠纷，适时指导、草拟函件，提出法律建议等。
4、与其它部门合作，参与公司项目的决算工作。
（五）、积极维护和拓展外部司法关系，为解决集团法律风险创造良好的外部司法环境。维护与扬中公检法机关、仲裁机构的关系；拓展与省高院、镇江中院、江宁法院、江宁公安的联系沟通，与两地司法机关保持良好的工作联系。
二、基础管理目标完成情况
（一）、清收应收账款，维护资金安全。
1、工作业绩：
⑴ 超期货款：全年共处理超期货款4253.6万元，其中2011年遗留2088.8余万元，2011年新移交2164.4万元。截至2011年11月底，共回笼超期货款2370万元，清户169户。
⑵ 离职销售员欠款清理：经过一年时间的诉讼，第一批诉讼的25件离职销售员欠款案件一审已全部结案，回笼欠款15万元。
2、工作措施：
⑴ 超期货款方面加强诉讼力度。为加快超期货款清收速度，重点通过诉讼方式清收。积极协调各方，充分利用司法资源，共诉讼案件29起，结案23起，结案率80%，另有2起案件已冻结金额73万余元。全年通过诉讼而回笼货款621万元。
⑵ 坚持出差，深入每个客户实地了解货款逾期支付情况，对客户提出质量等问题及时予以解决，回笼货款。
（二）、严格执行合同评审制度，评审全集团对外经济合同。
1、审查、草拟重大合同：参与谈判、审查与丘博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与人民电器厂、华达物资公司、正泰公司的战略合作协议，与德国海德里希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的重大合同，提出法律意见；起草中电电气（南京）特种变压器有限公司与上海地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专利许可、技术合作开发协议等重要合同。
2、严格按责任状要求做好日常合同评审工作：今年面对人员减少、工作量增加的问题，法务部发扬团队精神，精诚团结，加强合作，克服困难，保障合同评审日常工作按时完成。
⑴ 截止至11月底，评审变压器销售合同2800余份，重点审查客户资信，识别安装公司、皮包公司等履行能力不能保障的客户，预防法律风险。
⑵ 对非标产品库存，逐份审查合同，向运营计划中心核实履行情况，分析法律风险，对每台产品给出处理意见。
⑶ 对在评审中发现的未签订合同先发货、预付款（全款）未到先发货引起的法律风险予以汇报，指出问题，提出法律意见。
3、评审集团及股份公司采购合同2900余份；基建及其他合同193份。对此类合同，重点审查合同是否与招标结论一致；对采购特殊产品如危险品、劳保用品等国家规定必须取得特殊生产许可的，严把资质关，审查供应商相关证照；对生产、质检用设备要求留质保金；根据运输公司人员协助卸货受伤事故，提示完善采购合同文本，预防将来再发生卸货人身损害风险。
4、评审光伏产业子公司各类别合同合计698份（国内销售220份，国内采购478份），着重审查对方单位资信，对合同提出了修改意见。
5、根据新公司的建设及集团各子公司发展情况，适时制定、修订标准合同范本。
⑴ 根据江西景德半导体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建设进度，及时制定销售合同文本。
⑵ 根据劳动争议仲裁经验，重新修订劳动合同文本，使之更加完善。
（三）、 规范商标与工商登记管理事务，维护公司知识产权。
1、为建立商标管理体系，在集团内实施规范的商标管理，制定《集团商标管理制度》并公布实施。
2、打击商标侵权和对公司不正当竞争行为：针对江苏宝亨新电气有限公司、扬中市中电电工设备厂、国际中电集团、中电变压器股分有限公司等使用与我集团近似商标，利用字号相近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集团已对以上公司提起知识产权诉讼和不正当竞争诉讼，共3起案件。其中不正当竞争诉讼一审胜诉，判决支持我方全部诉讼请求，判对方赔偿30万元（对方提起上诉，二审中）；其余两案仍在审理中。
3、为策应变压器、组件两大产品的海外销售，保护公司知识产权，按注册方案推进海外商标注册，上半年共取得国内外17件商标权证。
4、及时办理工商年检及日常工商行政事务，确保集团及子公司各项工商登记合法、有效：办理中电电气（江苏）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变更登记；办理中电电气（镇江）电力变压器有限公司成立工商登记；办理中电电气（南京）新能源有限公司和中电电气（上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因被收购而引起的工商变更、外资注销等各项事务；办理江西景德半导体新材料有限公司名称变更；办理集团、各子公司各项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年检等事宜。
（四）、多形式多渠道灵活开展法律培训与宣传，努力提高集团管理层和员工的法律素质。
1、按年度培训计划，本年度共对新上岗的营销员进行合同法培训4次，培训人次120人，课时16课时。
2、为了提高集团及子公司人事管理者的法律基础知识，安排外聘顾问杨惠弟进行劳动法相关知识培训2次，重点讲解了规章制度的制定、应用，劳动关系建立、解除等法律知识和实践要求。
3、针对近年职务犯罪多发，给公司造成严重损失的情况，为教育销售员，提高法律意识，减少职务犯罪发生，在半年度营销会议上对全体与会销售员进行预防职务犯罪培训。
4、在《中电人》法律专栏发稿，进行法律教育宣传。共刊载《安全案例宣传之资信调查》等 篇法律宣传教育文章，为员工工作、生活中常遇法律问题给予法律指导与宣传教育。
三、运用专业技能，一方面以法律手段维护集团利益；一方面群策群力，充分发挥法律智慧，避免集团卷入重大诉讼，减少案件索赔额，维护集团形象。本年度通过妥善办理诉外、外诉经济案件共为集团挽回损失60万元；减少索赔839余万元。
1、诉外经济纠纷案件处理情况：
⑴ 中电电气（南京）太阳能研究院有限公司与高邮海光照明器材厂仲裁案：因研究院定作的太阳能草坪灯灯具和太阳能路灯灯杆质量与客户天津镇洋公司的合同要求不符，导致天津镇洋对我公司提起质量纠纷诉讼，在妥善处理天津镇洋案件后，少支付天津镇洋公司货款20万元；对高邮海光申请仲裁，根据案件需要及时联系到行业协会专家出具鉴定结论，争取到胜诉机会；4月双方达成调解：高邮海光退还货款、支付赔偿共计40万元，自行拉回有质量问题的灯具。该事件引发的两个案件通过努力共为公司挽回损失60万元。
⑵ 中电电气（南京）太阳能研究院有限公司与南京康中科技有限公司货款返还仲裁案。1月份对康中公司提起仲裁，要求按协议返还货款130多万元，在仲裁过程中发现对方有到期债权，及时向玄武区法院申请保全，6月该案也达成调解：对方同意退还货款并赔偿相应损失共计150余万元，目前该案正在申请执行。
2、外诉经济纠纷案件处理情况：
今年外诉经济纠纷案件发生较多，全年共处理5起案件，涉案金额达1700万元。自2011年以来金融危机造成外部市场环境恶化，同时因公司各层面员工缺乏风险意识，尤其是业务经办人缺乏足够的工作责任心，未尽谨慎义务，使本可避免的纠纷因处理不当引发了重大诉讼。法务部积极应对，精心准备，力争公司利益不受侵害。具体情况如下：
⑴ 芜湖天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中电电气（南京）特种变压器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案：对方要求支付工程款及利息共计609594元，经协调达成调解，仅支付本金和诉讼费，对方放弃利息4万元。该案暴露公司管理上两个问题：一是在建基建项目未依法报建，设计方案修改未及时报批，造成工程无法竣工验收；二是公司项目负责人不尽责，人员交接后互相推诿。
⑵ 安徽众安实业有限公司诉中电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质量纠纷案：对方要求我公司承担质量赔偿的连带责任，支付500万元。该案发生后，及时调查取证，向公安报案，因调查及时、手段得当，使对方在11月份撤诉，避免了公司卷入一场高额索赔纠纷。该案发生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人为谋取不法利益私刻我公司印章伪造合同，另一方面是公司的报价、标示制作、领用等方面缺乏登记管理措施，无人进行跟踪，使他人得以利用漏洞达到不法目的，使公司卷入无谓的讼争。
⑶ 上海永续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诉中电电气（南京）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货款纠纷案：要求我公司支付货款67万余元，法院一审驳回该单位对半导体公司的诉讼请求，对方败诉。该案的胜诉体现出使用公司标准合同文本的意义，合同条款的完备使公司取得诉讼先机。
⑷ 常州益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诉中电电气（南京）新能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对方要求我公司支付违约金900余万元，并对公司银行帐户进行了冻结，给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该案发生是因经办人对合同签订、履行、解除等重大环节无法律意识和常识，对已解除的合同无书面手续，导致引起重大诉讼，经两次开庭，该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⑸ 洛阳市坤义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诉中电电气（南京）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该案反映合同经办人缺乏基本的商业交易业务技能，对收货、验货、退货、发货等重要环节的处理不规范，存在重大风险漏洞。案件经两次开庭后与对方达成调解，为公司减损二百余万元。
3、劳动争议案件处理情况：今年共发生劳动争议案件7起，数量比往年大幅降低，仲裁请求277859.4元，给付金额58348.1元，减少索赔219511.3元。具体情况如下： 四、严厉打击职务犯罪，追究犯罪人责任，挽回公司损失120万元。
1、石志斌侵占公司财产案件：该案已结案，石志斌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对其在乐山的房产等分别进行变卖和出租，挽回损失30余万元；
2、宋如峰挪用资金案：被挪用的90万元已追回。
3、魏灿龙挪用案：已初查立案，对其已网上追捕；祝建飞、严明武挪用案作为共同犯罪已经立案，并已经网上追逃。
5、陈必林挪用案：因其金额较小，直接江宁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一审已经判决确认应给付款挪用金额8280元，因对方地址无法查实，公告判决，目前正在申请执行。
五、工作中的不足
1、对子公司的监控还不到位，除合同评审监督流程外，在其他方面的监督力度较弱，风险防控子流程未建立。
2、当年移交欠款的清欠率不高，与责任状要求有差距。主要在于：第一，工作创新不够，按老思想老套路进行工作多，对清收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研究少，创新少，办法少。第二，与内部、外部的协调不到位，对质量问题的解决拖拉等，司法机关部配合出差办案等都对货款回笼造成一定不良影响，未及时解决这些问题。第三，招标的合同无管辖权，移交的无管辖权的案件越来越多，清欠带来难度。
3、离职销售员欠款清欠工作进展幅度不大，有待加大力度。
在审判实践中，有的学者认为对合同效力进行判断和认定属于民商事审判的范围，判断和认定的标准也应当是民事法律规范，刑事案件应以民商法律判断和认定为准，否则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有的学者认为，对于表面上是一个正常商业往来的民事行为，但实质是犯罪嫌疑人的诈骗犯罪行为，是其犯罪构成中的一部分，故其签订合同的行为不再是普通的民事行为，刑事法律是最强烈性的强制性规范，违反刑事法律的规定，损害的不仅是当事人的利益，而且必然同时损害国家利益，其合同在民事审理当然应认定无效。
笔者认为，该类合同效力不能简单地根据民事法律规范来进行判断和认定，应分为两大类分别处理。
第一类是犯罪行为与合同行为不重合。例如，当事人仅仅是在签约过程中存在行贿受贿行为，只要贿赂行为不足以构成恶意串通的，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行为人与第三人串通损害委托人或国家利益的合同，仍应认定为无效，委托人和第三人的的损失应按《民法通则》第66条和《合同法》第406条处理。例如单位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非法占有或挪着他用，应由单位承担合同责任。
第二类是犯罪行为与合同行为重合。行为人无权，与第三人签订合同，而合同的内容并非委托人之意思。针对这种情况，除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表见，善意第三人提起合同之诉，确认合同有效外，应一律认定合同无效。如果“本人”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对犯罪行为人的行为给予追认的，人民法院也必须依职权认定犯罪行为人同第三人所签合同无效，本人愿意替犯罪行为人赔偿损失的，应当允许。
一、关于表见与犯罪的问题
第一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在学界和实务界没有争议。第二类合同可能会涉及到表见，表见与犯罪能否同时成立？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分歧很大。笔者认为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这类合同作进一步分柝。
（1）、表见的构成要件。表见的三个构成要件：一是无权人没有获得本人的授权；二是无权人同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有效要件和行为的表面特征，即行为人具有有权的客观表象；三是相对人主观上善意且无过错。所谓“相对人善意且无过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相对人相信人所进行的行为属于权限内的行为。第二，相对人并无过错，即相对人已尽了充分的注意，仍无法否认行为人的权。一般而言，之相对人应对人有无权加以慎重地审查。如相对人因轻信人有权而为之，或者因疏忽大意而未对行为人的资格或权进行审查而相信行为人的权，不能成立表见，即本人对此不负授权人的责任。
司法实践中法官如何判断“相对人善意且无过错”呢？应当综合考虑法律行为发生的原因、条件、环境因素、行为人的职业特征、假象的掩蔽程度和普通人对假象的认知程度等多种因素予以分析认定。
举一实例，让我们看一看最高人民法院对“权的客观表象”“相对人善意无过错”是如何判断认识的？
合利公司在以东方公司名义向庐州信用社申请贷款和抵押的过程中，出具了东方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营业执照副本、贷款证及全套贷款资料，在客观上形成了合利公司具有申请贷款和提供抵押的权表象。尽管东方公司在合利公司与庐州信用社签订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之前，曾函告合利公司的丁华荣收回其授权委托，以及丁华荣回函称其所拿东方公司印章仅为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之用，但上述函件往来行为并未对外公示，且东方公司在合利公司在以其名义向庐州信用社申请贷款之前也未实际收回公章、贷款证等物品，故东方公司的撤销委托授权行为未能改变前述合利公司具有权的客观表象。
庐州信用社首次对东方公司发放大额贷款，未根据《贷款通则》关于对首次贷款的企业应当审查其上年度的财务报告的规定对东方公司的上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查，也未按照《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中关于中外合资企业的房地产抵押须经董事会通过之规定，要求合利公司提供东方公司董事会同意抵押贷款的批准文件。该事实表明，庐州信用社在审查东方公司贷款资格时存在疏忽或懈怠，同时抵押物存在是由于明显地权利瑕疵。此外，庐州信用社同意接受丁华荣以该3500万元借款中的500万元偿还合利公司的关联公司即华侨公司在其处的借款利息，这不仅违返了《贷款通则》第25条关于“不得发贷贷款用于收取利息”禁止性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庐州信用社与丁华荣之间存在主观上恶意串通和客观上损害东方公司利益的行为。因此在判断合利公司是否具有表见权问题上，相对人庐州信用社存在疏忽懈怠的重大过失乃至一定程度上的主观恶意，并不符合表见制度关于相对人善意无过失的要件。故合利公司的无权行为不能构成表见（见最高人民法院（2000）经终字第220号民事判决书）。
（2）、非法占有之目的。表见中人与本人之间事实上并无委托与受委托的关系，其本质上属无权，但人是为了被人的利益而积极的活动，并不为自已谋利，收到的款物都交于本人；而诈骗犯罪是假借为被人谋利实际上为已。二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了欺诈行为对合同效力的影响。诈骗犯罪和民法上的欺诈行为都要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使相对人在认识上发生错误，但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是人有无“非法占有之目的”，是区分民法上的欺诈和诈骗罪之根本。三是从民事法律的角度来看，犯罪行为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行为人不是以发生私法上的效果为目的，其法律效果亦不取决于行为人内心的效力意思，而是由公法（刑法）直接规定的。因此，从理论上讲，表见与犯罪一般不可能同时成立。但具体个案中可能会出现行为人的行为一方面构成表见，另一方面又构成犯罪，这样的判例也不鲜见。如何认识？司法实践中又如何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关于第二类情形民刑交叉案件处理程序的问题
刑事审理对第一类民事合同并无影响，应当平行审理。第二类属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案件，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刑民交叉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7号《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确立了“先刑后民”的审判原则。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尚待解决，是“先刑后民”还是“先民后刑”，学术界和实务界是各抒己见。
现实生活纷繁复杂，如果一味坚持“先刑后民”原则，作法是十分极端的，可能严重使被害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倘若犯罪嫌疑人一直不能被抓获，被害人的附带民事赔偿请求岂不永远不能解决？在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情况下，有的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止民事诉讼审理，并将涉嫌犯罪的材料向侦查机关移送，有的侦查机关对被移送的案件不做答复、或者几年后告知法院决定立案或不予立案，一味地强调中止民商事纠纷等待刑事案审判结果，实际上将当事人的民事权利无限期地搁置。这使民事诉讼长期受制于刑事案件，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在一些民事纠纷中，实际上并没有经济犯罪，被告通过不正当手段人为地制造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假相，利用“先刑后民”的规定拖延民事案件的审理，从而逃避民事责任，原告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障。针对这种特殊情况，应当先对民事部分作出判决。
因此，笔者认为实行“先刑后民”有一个条件，只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才先刑后民“。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应平行审理。
三、犯罪行为人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失如何处理
第一类只涉及合同履行的问题，第三人也无损失可言，处理较为容易。犯罪行为人可能会对被人造成损失，如催收货款被挪用，只能由犯罪人对被人的损失进行赔偿。但第三人与犯罪行为人串通损害被利益的，应由第三人与犯罪行为人对被负连带责任。
前面已谈到第二类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但合同无效并不是一了百了，第三人损失原则上应当由犯罪行为人承担。“被人”是否应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笔者认为要区别对待。
（1）、首先审查犯罪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
表见制度设立的目的侧重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利益，维护交易安全，促进民事流转。在个案中，如果犯罪行为人以“被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己构成表见的，应按合同约定处理。如甲是乙公司的供应处长，五年来一直是甲持乙公司介绍信到丙公司采购钢材，货款按期付清。后甲辞职，盖有乙公司公章的多余空白介绍信并未交回乙公司，甲仍持该介绍信到丙公司采购价值30万元的钢材，逃之夭夭。甲构成合同诈骗罪，为了保护善义第三人丙公司的利益，甲的行为构成表见，可以向乙公司主张权利。
（2）、如果犯罪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但“被人”有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四条规定：“个人借用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出借单位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它犯罪活动，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借用人的刑事责任外，出借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的单位，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被害人明知签订合同对方当事人是借用行为，仍与之签订合同的除外”；第五条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它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的，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亦认为采取冒用他人名义的手段实施犯罪行为的，被冒用的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应视其有无过错而定。因此，只有当“被人”有过错的，才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没有过错，“被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有的法院不分清红皂白判决“本人”对犯罪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在向善意相对人给付后，再按照侵权之债向无权人（犯罪行为人）追偿，这样的判决是非常错误的。
处理程序，首先应由公安机关依照刑法追赃，发还给受害人，经追赃后仍无法返还给被害人的部分，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四、证据采信的问题
在民商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交叉案件中，经常出现在刑事案件尚未最终审结、甚至还处于侦查阶段，或者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将嫌疑人有关的口供和其他证人证言提交给法院用以证明民事纠纷中的事实，由于嫌疑人有关的口供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剥夺或变相剥夺当事人人身自由的情况下获取的，如何看待这些证据的证明力？刑民证据能否相互采信？
从理论上讲，刑事诉讼中认定的事实与民事诉讼中认定的事实应当一致。问题的根源在于刑事证据制度与民事证据制度差异，在刑民案件分别审理的情况下，很可能出现二者认定的事实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形，从而出现不一致的刑民判决。如：在证明对象上，在刑事诉讼中只有被告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有罪；而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一方自认的事实，一般作为免证事实，法院可以据此判决。在证明标准上，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远远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明显优势”。在证明责任的分配上，刑事诉讼中被告的有罪无罪、罪轻罪重，除个别案件以外，完全由控诉方证明；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各自就一定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对特殊侵权行为还实行证明责任倒置。正是由于这些差异，决定了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不能代替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对刑民案件应当各自适用相应的制度。
嫌疑人不构成犯罪，向公安、检察机关作的口供，能否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有人认为：既然的嫌疑人不构成犯罪，公安、检察机关就是超越职权范围非法插手民商事纠纷的，该证据取得程序违法，缺乏合法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排除非法证据，该证据不应采信。
笔者认为：“公安、检察机关超越职权范围非法插手民商事纠纷”这句话本身就是错误的。只有定性为经济纠纷，公安、检察机关再插手、干预才是违法的。尚未确定为经济纠纷，公安机关无疑可以侦查。侦查机关还没侦查又怎么知道是经济纠纷还是犯罪呢？公安机关在最初开始侦查时，对案件最终是否能够作为刑事案件并不能准确预见，正因为嫌疑人如实交代，侦查机关才得以查清事实，将其销案，无罪释放，才由刑事犯罪转化为民事纠纷。因此有人认为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不具有合法性，证据不予采信的提法明显不妥。
作者认为嫌疑人相关口供能否作为民事证据采信应当综合判断：（1）侦察机关取得的证据有无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行为；（2）供述的内容是否完整、符合逻辑，与其他证据是否能相互印证；（3）以上的供述内容仅限于刑事侦查立案前已有的事实。凡是在刑事侦查程序中作出的新的承诺、陈述，一律不得采信。如嫌疑人羁押之后作出的还款承诺、达成新的协议，导致民事诉讼时效中断等等，类似这样的口供，不应采信。（4）、已经为刑事诉讼所肯定的事实应当成为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法官应当直接认定有关事实，无需当事人另行举证；（5）、已经为刑事诉讼所否定的事实不应当成为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当事人不得直接援引刑事诉讼中的否定性结论，被刑事诉讼所否定的事实仍然应当成为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
五、应当严格区分合同未生效和合同无效
关键词:经济法责任;独立性;诉讼程序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法法律体系和法律规范也日益发展。发展至今，经济法已然构建了一套独立的、具有内在系统性，并能与民法、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的法律理论体系，已经明确了在法学体系中的独立部门法地位。然而，独立的经济法部门法地位并不能够彻底地解决有关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问题，许多学者依然在探究许多有关经济法责任的各种问题。
对“经济法责任是否具有独立性”这个问题，学界对其进行的探讨从未停息，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对经济法责任具有独立性持肯定态度，认为经济法责任绝不仅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简单相加;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法责任不具有独立性，不过是借用传统法律责任而已。我认为，经济法责任的理论研讨也将遵循着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规律，随着现实生活中各项经济问题的凸显、经济法责任形式的多样化发展以及学者们对其独立性和实现方式等的进一步探讨，经济法责任将日益彰显其重要性，并最终形成独立的经济法责任法律体系。
一、经济法独立责任概念与涵义
经济法责任，又称经济法的法律后果，是指“经济法所规定的，人们在违反经济法所设定的法律规范后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即人们违反了经济法所规定的法律义务所应当付出的代价经济法责任在本质上是独立的，在研究过程中，既不能将经济法责任与其他法律部门责任划等号，更不能割裂经济法责任与其他部门法责任的联系。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是指“作为经济法的有机组成部分，经济法责任能够在内涵、功能、目的和价值等方面符合经济法的独立体系要求，并与其他部门法律责任相区别，因此，关于经济法责任独立性问题的研究是明晰界定经济法责任的前提，也是辨析经济法责任与其他部门法责任的差异性及需要借鉴吸收之处的重要依据。
二、经济法独立前提与必然性分析
(一)经济法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法律以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大多数法律部门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调整对象，从而与其他法律部门相区别。经济法也不例外，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以特定的经济关系为自己的调整对象，不与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部门有任何交叉、重叠或重复。不同法律部门的概念决定了各自所特有的调整对象，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民法也涉及经济关系，但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发生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规制关系。
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并不涵括全部的经济关系，而是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规制关系，并且是以政府为一方主体，市场参与主(企业、个人)体为另一方所形成经济规制关系。当规制管理的事物属于经济范畴时，行政机关只能以经济规制者的身份参与调整经济规制关系，而不是以行政管理者的身份出现。因此，经济法与行政法、民法的界限是清晰明了的。综上，经济法具有独特的调整对象，且并不与其他部门法交叉重叠。独特的经济法调整对象构成经济法责任独立的前提。
(二)发挥经济法调节作用的需要。为了保证经济法的调节作用充分发挥，需要确立经济法责任的独立地位。一直以来，民法主要用于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行政法致力于调整个人和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协调的法律责任制度应当是建立在各部口法协同合作、衔接有序的基础上的，想实现这一目的，各部口法就应该有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及调整机制，在不同的行为主体同时违反多个法律规范时，依据相应的法律责任制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只有承认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明确规定触犯了经济法规定需要承担不为其他法律所涵盖的法律责任并通过特殊的程序给予保障，那么经济法作为独立部口法的作用就可得到充分发挥，其对市场经济的调节能力才能得到充分展现。
(三)是法律责任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时代和制度的约束，传统的责任理论不可避免的会存在偏狭和缺位。于是，法律责任理论一直处于发展、创新之中，新的观点或理论不断涌现，不断地挑战传统理论，使之获得不断的发展和创新。随着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产生和发展，传统的法律责任理论已难以解释经济法缺乏自己独立法律责任而需援引其他部门法责任的问题，局限性已日益显现经济法应当拥有自己的独立法律责任的观点便应运而生。因此，应当正确认识经济法责任对传统法律责任理论的补充、拓展和完善，充分地相信传统法律责任理论必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而经济法责任的独立将成为传统法律责任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完善我国经济法责任独立诉讼程序的立法建议
(一)完善经济诉讼程序。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独特性，解决这些与众不同的社会关系的纠纷的程序必须与实体法相适应，从而实际意义上的经济审判庭的构建应当从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构建，最后再落实到审判实务工作中去。因此，应当尽快完善经济诉讼程序，在经济实体法和程序法完备的基础上，才能创设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审判庭审理经济法上的纠纷。经济诉讼也可以效仿民法特别程序法制度，暂时先设立经济诉讼特别程序，在条件成熟时，设立经济诉讼程序法。在其中明确以下规定:一是原告的范围，原告应做扩大化解释。二是的对象，应当是国家及其政府经济管理部门，是针对国家及其政府经济管理部门所有管理和调控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为与不作为。三是诉讼的目的，应当明确经济诉讼的目的是不仅为了弥补个案救济，更是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目的。
(二)专门的审判机构。根据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结合经济诉讼的特殊性，我认为可以先制定经济诉讼特别程序法，然后在法院的内部设立专门的经济审判庭，审理适用经济诉讼特别程序的经济纠纷案件。但是，依照经济诉讼特别程序法设立的这种经济审判庭与早前被撤销的经济审判庭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是专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的专门法庭，适用的法律应当是经济诉讼特别程序法。施行一段时间后，待条件成熟时，可以增设专门的经济审判庭来审理对政府经济管理职能部门损害社会经济利益的不当管理行为提起公诉的案件。然后视实际情况而定，逐步增加并完善经济审判法庭的受案范围，以期能够涵盖并解决绝大部分的经济纠纷案件，实现经济法的可诉性。
(三)完善具体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经济公益诉讼制度，首先应当规定原告的资格，检察机关、社会团体、受害人及其亲属都应当有权提起公益诉讼，并完善公益诉讼代表人诉讼制度。其次是受案范围，也即纳税人公益诉讼的客体，具体指纳税人公益诉讼针对的对象。应当包括扰乱财政税收秩序、国有资产流失、环境与资源以及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垄断、不正当竞争以及消费侵权案件等。第三是举证责任，应当规定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由原告即纳税人等进行举证，对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政府机关承担举证责任，所诉行政机关违法事实行为由作为原告举证。第四是应当设立符合经济公益诉讼要求的公益法庭。
独立经济诉讼程序的构建与完善不仅彰显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更有利于经济法责任的实现，以实现国家对经济法律关系最强有力的保护。因此，在这个基础之上，应当尽快构建和完善我国独立的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制度来保障市场经济的顺畅，保障社会公共效益。
参考文献:
［1］刘水林:《论经济法责任的二元结构与二重性》，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3期
［2］井涛:《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探讨》，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 普通住宅物业经济管理纠纷类型
随着一栋栋住宅楼的拔地而起和生活社区的日益增多，各种物业纠纷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并且随着各种法律法规的日益完善和人们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这类纠纷呈上升趋势。普通住宅的物业管理经济纠纷，其本质都是涉及到居民生活的金钱瓜葛。而在居民生活当中，物业管理涉及房屋、保洁、绿化、安保、车辆管理等业主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引发小区物业经济管理的纠纷，这些经济纠纷，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纠纷类型。
1.1 物业管理收费引起的经济纠纷
由于物业管理收费引起的经济纠纷是业主与物业管理之间最常见的经济纠纷类型。现在，普通住宅物业管理中仍然存在收费难的问题。现实中，除了恶意欠费的业主外，大部分欠费业主都有诸如物业服务不规范、物业收费不合理、房屋质量有问题等各种理由。而这些理由，有的是物业公司的责任，而有的却不是物业公司的责任。在实践中，物业管理收费纠纷主要有物业服务不到位、业主对物业管理合同认识不清、物业服务的类别和收费标准不了解、物业服务收费不透明等多方面的诱因。
1.2 业主和物业管理存在矛盾摩擦引起的经济纠纷
业主和物业管理之间由巨比主方和物业方对物业服务范围和标准的不同理解，使得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对物业服务质量得出截然不同的评价，另外物业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不高或存在管理漏洞，导致业主与物业管理之间出现矛盾或摩擦，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引起业主和物业管理之间的经济纠纷。
还有.些经济纠纷是由于物业管理存在不足或管理漏洞导致的，例如小区道路积水导致业主受伤、楼道照明未及时维修导致业主损失等。
1.3 业委会与物业管理部门之间的经济纠纷
小区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常设执行机构，维护广大业主合法权益。业委会主要负责及时了解业主需求和物业使用人的意见，监督和协助物业管理企业按照物业管理合同进行小区的物业管理工作;同时负责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等工作。
业委会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会因为小区地面停车费的收取、小区店面租金管理等归全体业主所有的经济收入与物业管理企业产生经济纠纷，同时也会因为小区公共施设维修维护、小区公共资金的使用等公共事务与物业管理企业产生分歧和纠纷。另外，业委会为了提高小区物业管理水平而选聘新的物业企业，在新旧物业更替过程中也容易与物业公司产生经济纠纷。
1.4 业主与业主之间产生的经济纠纷
在现实生活过程当中，有一些业主在进行例如维修自家房屋等个入事务过程当中，存在损坏建筑防水层、或破坏建筑外墙、或改变了房屋使用性质等行为，结果导致建筑公共部分遭受破坏，损害到其他业主的利益，甚至给其他业主带来了经济损失。当业主发生破坏行行为时，物业管理企业没有发现并进行引导或及时进行制止，就会引发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经济纠纷，也会引发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的经济纠纷。
1.5 开发商遗留问题导致的经济纠纷
开发商与业主之间的经济纠纷，多数与房屋质量有关系。有一些开发商为了牟取高额的利润，在修建房屋的过程当中，选用一些低质量的建筑用材，甚至在施工过程当中出现偷工减料的问题，或者在房屋建造过程中由于施工因素导致房屋出现瑕疵或质量缺陷。致使业主在收房或居住过程当中出现房屋渗水，地面裂缝等一系列的建筑问题。
房屋交房之后，一切管理系由物业管理企业负责，一些业主没有相关的知识，就会将房屋质量的问题归因于物业管理企业，在房屋维修不及时或房屋多次出现质量问题时，业主就会用拒缴物业管理费等方式给物业管理企业施压或者寻求精神补偿。而物业管理企业夹在业主与开发商之间更是很难开展相关工作。这样出现恶性循环，就会导致物业管理企业与业主之间，开发商与业主之间产生经济纠纷。
2 小区物业管理经济纠纷的诱因
诱使小区物业管理出现经济纠纷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具体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物业管理企业的管理存在问题，第力(类是由开发商遗留下来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和处理，第三类则是由巨比主自身的素质和认识存在较大差异。
2.1 物业管理企业存在的问题
2.1.1 缺乏服务意识
服务理念的缺失使得小区物业管理处不能够及时做到与业主沟通，不能从业主的角度考虑问题，对物业与业主纠纷或业主投诉置之不理，甚至会对业主使用一些报复性手段，这样小区当中会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如果小区物业管理处选择一意孤行，不提高自身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将会导致恶性循环，久之会将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推向对立面，会导致物业管理处与业主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2.1.2 收费规范不标准
小区物业管理部门的收费不规范不标准，甚至出现物业管理企业为牟取利益而乱收费。这一类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物业管理处没有及时做到服务分类并设置收费标准，或者收费标准过高;没有将公共设施经营收入及时公开或者上缴业主委员会;没有将公共设施维护养护费用及时公开。这样，就导致业主对物业管理处产生误解或拒缴。
2.1.3 服务不到位，管理存在漏洞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小区物业管理处担任着小区服务的角色、管理的角色，同时也担任着协调的角色。在小区物业管理会牵扯到业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物业管理牵涉其中非常多的细节，一旦出现服务不到位、协调不及时，就可能导致经济纠纷的发生。例如，业主违规装修遭到其他业主投诉，而物业管理处没能及时制止，导致其他业主遭到损失;小区发生需要紧急维修的事故，但是物业管理企业没能及时维修导致小区业主经济损失;小区绿化遭到破坏、环境卫生不尽人意，小区物业服务不到位导致楼盘保值增值空间降低等。这些经济纠纷的产生都是因为物业管理企业服务不到位而产生的。
2.2 开发商遗留问题
开发商遗留问题没有能及时解决，或者解决不完全，往往导致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产生矛盾，业主会将问题的矛头指向物业管理企业，认为物业管理企业没有尽到责任或者拖延，进而采用拒缴物业费甚至更激烈的行为对物业管理企业进行施压，从而导致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的经济纠纷。
2.3 业主自身的问题
2.3.1 业主素质参差不齐
小区业主在教育背景、职业背景、生活习惯、经济基础、思想认识水平等各个方面存在非常多的差异。任何住宅小区包括一些高端住宅小区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自身素质较低、生活习惯较差、思想认识水平低的业主。这些自身素质较低的业主，在生活行为中容易出现私自占用公共用地，对于公共环境的维护不到位，甚至破坏公共环境，随地乱扔垃圾的不文明甚至侵害他人的行为，造成其他业主损失，公共部位维护费用增加等，从而引发经济纠纷。
2.3.2 缺乏对业主责任的认知
有一些业主只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业主所享有的权利，却没有认识到作为小区主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或者说有些业主在小区物业管理活动中存在偏颇的自我意识，对于小区物业管理当中的条例，只是遵守，不能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意见;对于小区物业管理事务、业主大会、小区活动等不闻不问，而只注重自身利益是否得到满足或受到侵害。这些业主往往会成为物业管理经济纠纷的制造者或者积极参与者。
2.3.3 缺乏对物业管理的正确认知
部分业主由于法律法规知识的缺失、对物业管理不够了解等原因，对物业管理的认知存在偏颇或者误区，缺乏对物业管理工作范围、工作职责、物业管理法律法规等的正确认知。导致在业主日常生活过程中，会将其他业主侵权、突发、意外等使得自身遭受经济损失或者伤害的事件，归罪于小区物业管理处，认为小区内发生的一切事件，都应该由物业管理处来负责。这种由F}主对于物业管理缺乏正确的认知，导致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产生矛盾与经济纠纷。这也是一些小区经济纠纷法律案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与物业管理知识的普及有直接关系。
3 小区物业经济管理纠纷解决措施
3.1 建立健全小区物业经济管理法律法规
针对现阶段的小区物业管理问题，国家的法律部门应该提出相应的物业管理法律法规，用法律和法规来引导市场，规范物业管理的服务体制。从而尽可能地从法律上引导物业经济管理朝着正轨化方向发展。
3.2 提高物业经济管理水平
物业经济管理部门要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提高物业经济管理水平。对于开发商遗留问题等，积极沟通、尽快协调，为业主服务;对于自身存在的服务不到位、管理漏洞等问题，及时发现并及时修正，提高小区物业管理处的管理水平;对巨比主在实际生活中出现的一些违法行为，要及时进行制止，必要时还可以通过法律法规等相关知识，对业主进行劝导，及时与其他的业主进行沟通;最为重要的就是公共收益财务收支的公开，接受小区居民的监督，制定明确、详细的服务收费标准并公开，避免乱收费等。
3.3 普及物业管理知识
在法律案件实践中，有许多小区物业管理经济纠纷案件的原因是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对于物业管理的管理范围、管理权责等认知存在偏差。基于此，应该普及社会对于物业管理的认知，普及业主对于物业管理的认知，普及物业管理相关知识。但是这个任务交给学校教育在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是不可能完成的，交给社会，那么普及的速度、普及的人群都存在限制，甚至依赖公共媒体还有可能产生社会对物业管理的认识误区。所以，小区物业管理处应该积极普及物业管理相关知识给业主，通过组织小区文化活动、展示物业管理优秀事迹及知识等方式。这样，以住宅小区或社区为单位进行，相信能够非常有效地提高业主对于物业管理的认知，从而避免业主认知偏差与物业产生经济纠纷。
【关键词】事实劳动关系 劳动者 权益保护
一、事实劳动关系的概念及特征
事实劳动关系是指口头形成的劳动雇佣关系，其没有相应的书面证明，但是对于这种形式也已经建立了一种雇佣的劳动关系。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事实劳动关系主要具备了以下几种特征：1）不稳定性。对于事实劳动关系具有的最大特点是不稳定性，其没有合法的书面合同进行法律约束，从而会引发很多问题。对于合法的书面合同是能够通过相关条例进行相应的工作约束，最大的优势是能够清楚的记录相关事宜，就算发生了经济纠纷，就能够通过该途径进行查赵。而对于事实劳动关系因为没有合法的书面形式进行约束，从而使得在发生纠纷时候不能够进行有效的查询。2）隐蔽性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关注事实劳动关系主要是因为发生了劳动者和单位的纠纷时，其是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但是由于这个隐蔽性存在很多的问题，目前我国对于这方面还没有相对完善的条例进行约束，从而在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3）欠缺形式要件或者与实际情况不符合。
案例分析：原告：刘某被告：南华兴隆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简称南华）
在2007年3月10日，原告刘某应聘到被告南华。因为公司业务多，在当天就派送刘某跟着业务部门去外地出差，在出差的这段时间，刘某主要是严格的按照分配的任务进行整个公司的资料整理工作。而在这个过程中被告说需要一段试用期，等试用期过后在进行劳动合同的签订，在试用的这段时间给刘某的飞、报酬为每天120员。过了4个月，在7月20日，该项工作结束，刘某要求公司进行劳动合同的签订，但是被告却说在试用期间刘某工作没有达到相关要求，不能进行书面合同的签订。刘某要求被告从工作开始起需要进行社保的办理，同时每个月的报酬是以3600为基础，缴纳相应的社保，但是被告认为双发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同时刘某还处于试用期，因此这也只是事实劳动关系，不能接受刘某的要求，所以刘某申请劳动仲裁，不接受进行处理，对此刘某将其告上法庭。处理结果：法院通过审理判定被告为原告办理参加社会保险的有关手续，并进行社会保险费的缴纳和办理，其主要是因为在该段时间内虽然2者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已经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
对于本案的重点主要是事实劳动关系是否完全意义的劳动关系，有没有产生劳动权利和义务。
法理评析：从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中可以知道，刘某和南华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劳动关系，其主要是因为：第一，在整个过程中双方都进行了劳动报酬的交换，建立了劳动关系，公司派遣刘某出差，刘某提供劳动。第二，刘某因为是公司的医院，因此属于公司劳动管理体系中的一员，因此在工作中是需要听从公司的安排。而这两者在双方工作中都已经实现，因此也就建立的劳动关系。
二、我国劳动法律法规对事实劳动关系保护的局限性
《劳动法》是我国的劳动基本法，其没有做好相应的规定针对事实劳动关系方面进行约束，因此在颁布《劳动合同法》之前对于事实劳动纠纷问题都是通过
作为我国劳动基本法的《劳动法》，其并未对事实劳动关系作出相关规定，司法解释、劳动部门规定和地方性法规进行处理。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进行解释也主要是针对一个大的范围进行颁布，并不具备通用性，不能有效的进行法律协调，从而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三、事实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对策
（一）加强劳动行政部门监管力度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经济建设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是行政部门，其需要对各个经济部门进行监督，在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中进行经济效益的提升，从而能够进一步缓解就业方面存在的问题，促进经济建设发展。在实际应用中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构建相应的企业违法档案体系，同时也需要加强行政执法队伍的建设，在建设的过程中加强宣传，从而进一步提高执法效率，提高工作的效率。
（二）立法确认口头劳动合同的效力
因为没有实际的法律进行约束，因此对于口头劳动也是存在很多的不足，其也就引发了一系列的劳动关系纠纷案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劳动合同订立形式发展的趋势是承认口头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从世界角度去看，很多国家对于合同的订立也是多种形式，对于口头劳动也是受到国家的法律保护的，一些国家对于这方面还加大了控制的力度，从而更好的维护人们的利益。
（三）改革现有事实劳动关系纠纷的举证规则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要求改革举证责任，实行全方位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扩大使用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对于劳资双方处于不平等的情况下，法律是要求用人单位需要承担更多的举证义务，并对于劳动者方面会多给予一些关怀，从而能够更好的维护劳动者的利益。
（四）完善事实劳动关系补偿制度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劳动纠纷案件越来越多，其主要是因为我国在事实劳动关系方面还美誉完善。如果事实劳动关系发生了，如果有出现劳动纠纷，解决好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对此笔者认为要想解决好这个问题，就需要建立和完善赔偿制度，通过制度进行双方利益维护，公平公正的处理相关事件。完善赔偿制度不仅要做好赔偿，同时需要根据责任大小进行数额的赔偿。特别是对用人单位故意不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确立劳动关系需要加大赔偿的力度，从而达到惩制的功效。
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劳动关系方面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完善我国事实劳动关系方面的劳动法律法律法规时，对劳动者秉持“倾斜性保护原则”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进一步加强对其的研究非常有必要。
参考文献
[1]王东强.我国公司并购中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4.
班磊律师曾在北京市法院系统工作七年，担任经济审判庭法官；做执业律师十二年以来，班磊律师将所学的法学理论知识，运用到律师执业实践之中，在公司法、合同法等许多领域方面颇有建树，也过许多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为当事人争取到了最大化的合法权益。
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班磊律师出生在广阔的大草原，儒雅沉稳的气质、豪爽真挚的品格，在他身上显露无遗；他的性格中具有蒙古民族的粗犷但不失细腻，执著中流露坦荡。他语言精练、思维敏捷，对答进退游刃有余，一名优秀律师所应当具备的不凡素质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班磊律师大学毕业之初在法院任职，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从一名普通的书记员到法官的跨越，在经济审判庭做商事审判工作。在法院工作的七年时间里，他先后审理了数百件各类经济纠纷案件，而且审结的案件质量也相当高。鲜有改判、发回重审的情形。在别人来看来人生正在辉煌、出色的时期，他却做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决定，这个大胆而又执着的决定改变了他后面的人生轨迹，那就是做一名律师、挑战自己、在更大层面上实现自身价值。然而，这在当时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领导和周围的同事、朋友也都纷纷劝阻，可是，班磊执着地完成了自己的完美转身。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段经历，班磊对法官和律师的角色有着自己特别的见解，他觉得坐在法官的位子上看法律和坐在律师位子上看法律本质是一样的，二者的目标都是追求社会正义和公平、维护社会有序发展，只是二者所处的社会角色、社会分工不同而已；做律师可以更直接、更有针对性地从当事人的角度去利用和发掘维护其合法利益的措施和手段，更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对法律理解的深度，去帮助当事人解决法律上的难题，这样更具挑战性。
见微知著别出心裁
成为执业律师以来，班磊成功地为众多客户提供了法律服务。无论是在传统的诉讼、仲裁领域，还是在一些新兴的领域如企业并购、金融衍生与创新业务的法律服务领域，班磊律师都努力向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班磊律师是北京市律师协会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委员，在其执业过程中处理过很多典型案例，很多案例突出反映了班磊律师坚实的法学功底和独到的思维能力。在一个矿业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中，作为被告方的人，班磊律师意识到，仅单纯就对方(原告)的事由和依据的合同条款来看，被告方的确有违约行为，且原告方的诉讼请求也能够成立，被告需要向原告方赔偿近1个亿的违约金；然而，经过仔细研究案件背景和双方的合同，班磊律师敏锐地发现，纠纷的产生恰恰是由于原告方在与此相牵连的另一桩类似交易中存在重大过错，才直接导致了被告方在涉案纠纷中出现了违约情形。此时，双方都已接到开庭的通知，于是，班磊律师迅速制定出应对方案并付诸实施，短时间内在多地走访、调查、取证，获得更加丰富、详实的证据，并且通过对案件的缜密研究，一步步理清思路，拿出一整套有针对性的措施，包括直接和对方相关人员进行对话以及提起反诉。而此时距离案件开庭不到一周时间，对方在看到班磊律师所做的一系列庭前准备工作后，对整体事态做了充分分析，在没有任何胜算的情况下主动提出进行和解。经过紧张的谈判，在开庭的前一天，双方达成庭外和解协议，最终以对方撤诉告终。再有，一起跨国草种期货合同案件：甲公司与一家具有草种进口权的乙公司签订了一份草种期货合同，在等待交货的期间，这类草种的市场价格出人意料地猛涨；临近交货期，乙公司看到有巨额利益可图，不惜以承担违约金的代价来撕毁合约。然而，若正常履行合同的话，甲公司可获得的利益是违约金的几倍。班磊律师在接受甲公司的委托后，便意识到，如按正常的思路让对方赔偿违约金，客户的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因此必须证明乙公司给甲公司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的数额；于是，通过安排人员到港口走访、调查取证及向若干家经营同类业务的公司获取当时该草种的市场合理价格等等，班磊律师取得了详实的证据，再结合《合同法》中有关预期利益的规定，终于在法庭上为客户赢得了高于违约金几倍的赔偿。
多彩人生
班磊律师担任律师事务所的党支部书记，为所的党建也做了大量工作。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连续获得“2009－2011年度北京市优秀律师事务所”，事务所党支部连续获得“北京市五好党支部”等多项荣誉，这些无不凝聚着班磊律师的辛勤付出；而他本人，也荣获“优秀党务工作者”、“北京律师行业创先争优先进个人”等光荣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