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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的定律，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范式理论;经济学;范式转换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31-0136-03
经济学家(特别是理论经济学家)对库恩的范式理论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们运用“范式”理论来解释、评价重要经济理论的形成,以及它们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正如L.约翰逊所说：“过去10年中,经济学家对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模式已给予相当多的注意,以解释经济学的发展……还可以证明,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普遍方法,库恩的范式具有更大的潜在价值。”
1 经济学范式的构成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以“范式”概念为基础对科学革命进行了系统论述。其所谓范式,就是一组共有的方法、标准、解释方式和理论,或者说是一种共有的知识体。“范式”是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和成熟标志,任何一门学科只有具有一定的范式,才能成为科学。库恩范式的含义不仅体现在哲学方面,而且也反映在社会学和构造功能方面,库恩认为,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
由于经济学所固有的特点,使得其范式与自然科学的范式不仅在研究对象上不同,而且在研究方法、检验标准、解释方式及理论构造等方面存在很大区别。经济学的范式一般是以基本行为假定为基础,以经济效率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以供求平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有不同的理论范式,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虽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的一般范式范围,但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容性质、地位作用、相互关系、侧重方面、联结方式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
2 经济学范式的转换
利用范式概念,库恩研究了科学革命,在他看来,所谓科学中的革命,就是这样的一种范式向另外一种范式的转换。
他认为,科学形式中出现的危机使新的范式的产生成为必然,从而导致了这种范式的转换,在一个公认的范式中,科学家们的活动被称为“常态科学(常规科学)”而科学发展一般具有以下的模式,前科学常态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常态科学。常态科学与前科学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范式。
一旦形成了被学术界所公认的范式,此后科学发展便进入了“常态科学时期”。此时,范式指导整个学科的研究活动,而当科学发展遇到危机时,通过新的范式发展来推动科学的发展。
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经历了多次的重大的变化。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阶段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是范式形成的过程。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1776年)所提及的斯密教条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他的劳动价值论和以市场机制 “看不见的手”的学说,为经济学确立了公认的学科框架,此外他的企业理论学说突出了分工与专业化在既定资源下的配置与效率问题。李嘉图、西斯蒙第、萨伊、穆勒是斯密的追随者,并增添了资源稀缺性的条件。尔后杰文斯等人倡导的边际革命对斯密范式进行了增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所产生的凯恩斯主义则是对古典经济学重大的革新或突破,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不能解释失业与过剩现象,而凯恩斯则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论”,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撑。萨缪尔森等将以上理论综合通称为“新古典经济学”。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世界运用30多年以来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凯恩斯主义并不能解决经济“滞涨”现象,由此一系列新理论应运而生,如货币学派、新自由主义、新制度学派等。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还诞生了新凯恩斯主义,以复兴凯恩斯主义。而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复活古典经济学,通过这种分析方法,他们发展了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经济人；非理性；偏好
一、引言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一基本假设规定了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致力于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在经济生活中，每一个经济行为人的经济行为都是利己的，这就是所谓的“合乎理性的人”。主流经济学对于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是建立在假设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自私的、追求效用最大化之上的，以此为基础就产生了人们所熟知的效用论、偏好的一致性和有序性等经典经济学理论。但是，由于人的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理性人”是不存在的，人的行为是要受到自身的生理、心理以及他人和社会环境等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现实生活和生产过程中，人的经济行为更多的是“非理性的”。由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于现实中一些“非理性”的经济现象无法做出充分的解释，一些经济学家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致力于研究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的行为经济学也就应运而生。
二、发展历程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人类心理与经济行为的关系。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其所著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就涉及到了人的心理活动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诸如利他主义、公平、损失厌恶、过度自信、自我控制等都在其著作中有所阐述，特别是利他主义。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试图说明，天性就是自私的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控制自己自私的感情和行为，要发扬慷慨、正直、勤俭、自我克制等人性的美德，这样才能保证和维持整个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行。除此之外，边沁等人也注意到了心理活动在人的经济行为中产生的作用。他认为，面对选择，人追求的目标是效用，也就是心理满足的程度，心理满足程度的大小决定着选择的绩效。当经济学说发展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了心理因素会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这一思想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尤其得到了发展。凯恩斯提出的消费倾向概念就包含着主观因素对人消费行为的影响。同时凯恩斯的投资行为会受到群体因素的影响的理论对于行为金融学的产生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认为市场的波动会受到群体的乐观或悲观情绪的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也会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在前人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上，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经济学的萌芽开始产生。经济学家开始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到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当中去。在这期间，西蒙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认为是早期行为经济学形成的标志。他的“有限理性”理论认为，由于客观条件及自身认知能力的约束，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非完全的，因而，人做出的往往是最满意的决策而非最优的决策。这一理论已经向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提出了挑战。而乔治卡托纳甚至对“理性人”这一公理化假设提出了有力的批评，他强调经济行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研究人的心理因素之上，因为人的内在动机决定了人的行为。此后，伴随着心理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开始兴起。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着手联合起来研究经济行为的发生机制。贝克尔在其《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提到，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即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的阶段。他结合了心理学和经济学对少数民族歧视、竞争与民主、犯罪与惩罚、家庭和婚姻等看似与经济学无关的社会现象做出了解释，他的成就也正是在于此。他运用经济学及心理学的理论通过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解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理查德•泰勒被认为是行为经济学的开山之人，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认为泰勒是“第一个提出将心理学纳入经济学讨论中并发展出行为经济学的学者”。主流经济学强调人是纯理性的“理性人”，“理性人”做出的理性选择形成了有效市场；而以泰勒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者则认为人根本就不是“理性人”，而是“社会人”，面对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的选择，人经常做出错误的决定。因此政府和企业应该作为选择设计者在现实中建立一个选择的框架体系以便促进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同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投身到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并提出了各自的理论和观点，诸如戴维•莱布森和马修•拉宾描述了有关人和金钱之间存在的一种“反常现象”，即在储蓄行为中出现的“夸张贴现”现象。威廉•庞德斯通指出人们并非总有明确的偏好，提出选项的方式方法会影响人们做出的决定等理论。对于行为经济学的定义众说纷纭，概括起来，行为经济学就是将心理学、社会学的理论成果与主流经济学理论相结合来研究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的学科。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试图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而是试图说明在现实生活中，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中是存在着“非理性”的。
三、理论成果
1.有限理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成为了行为经济学者理论研究的前提之一。与“理性人”假设所强调的经济行为人都是“完全理性”、“完全利己”和“有完全意志力”不同，“有限理性”认为现实生活中人的理性认知能力不仅要受到自身生理和心理因素以及思维能力的限制，同时还要受到外部客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影响。因此，经济行为人是“有限理性”、“有限利己”和“有限意志力”的，经济行为人的决策标准是追求令人满意的决策而不是最优决策。西蒙等人尤其提到了信息不完全对于人们决策的影响。由于获得信息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而且通常情况下无论花费多大的成本都无法获得全部所有的信息。信息的残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决策，从而也可以在经济行为分析中用于解释那些非理、随意甚至于“不明智”行为。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行为经济学者甚至其他经济流派的学者在一些主流经济学难以解释如公共物品、社会福利和社会准则等问题上有所突破。主流经济学为了保证个人选择的理，提出完全性、传递性和反身性等“公理”，然而这些对于“理性”的判断标准本身是理性的吗？经济学中的一些概念直接取自日常用语，在使用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着不精确性和弹性。在现实研究中，诸如凯恩斯、赫西曼等那些不那么看重形式化的演绎推理的经济学家更多地是在“常识”的意义上使用“理性人”这一概念，他们往往是根据语境的不同对于个体的行为做出“经验上可信”的假设，就连弗里德曼在方法论层面上也提到我们无法逐一对理论的假设做出“经验上的检验”。而所谓“经验检验”依然是根据人们长期以往对于现实社会的普遍性的认识甚至是道德层面的普遍性认同为依据的。而对于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这些“普遍的认识和认同”或者“社会准则”或者说“常识”反应到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群，甚至是不同的个人的行为上都是有差异的，继而对于“理性”的定义以及判断“理性”的标准也存在偏差，在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无法做到完全统一的。因此，“有限理性”显然要比“完全理性”更加贴近现实。当然，这里并不是要把“理性人”假设完全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围绕着可形式化展示的模型进行的。对这类研究，通常个体的认知和动机等经验事实并不进入分析而与分析的结果无关，从而，“理性人”的前提更多的是帮助演绎推理。
2.选择框架
选择问题一直是经济学所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这同样也是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学者们结合心理学的理论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审视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的行为机制。行为经济学家发现，在涉及到具有不确定性的选择中框架效应是普遍存在的。坎尼曼和特沃尔斯基设计的“疾病治疗困境”实验就是其中一个最为经典的案例。事实上，在正面框架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A，而在负面框架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B’，即便同一种治疗方案在不同的描述中实际上治疗结果是相同的，但是显然积极描述要比消极描述更具有吸引力。人们往往在面对过多选择时会出现“选择困难症”。有这样一个实验，两名市场营销专家在超市布置了两处果酱展示台，一处只展示了6种可供消费者选择的果酱，而另一处展示了多达24种果酱。实验发现，24种果酱的展示台确实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围观，但是最终还是6种果酱的展示台的购买率更高。这就表明，可提供的选择越多，人们反而越难以决策，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放弃选择或者另寻它法。锚定效应是指人们的行为会受到外部信息的影响从而在做出决策时会受到该信息所限定的某种模式之下。当人们需要对某个事件做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特定的数值作为起始值,这些起始值就像“锚”一样使人们的估测值落于某一区域中。如果这些“锚”定的方向有误或者是虚假的，那么估测的结果就会产生偏差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歪曲。以上提到的现象表明，人们在面对选择时，提出选择的方式和方法，外部环境因素等对于人们的决策行为影响是很关键的。积极的因素会帮助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而消极的因素会使人做出错误的决定。理查德泰勒强调，为了使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政府、企业等应该构建一个有效的选择框架来引导人们进行决策。有时只需要一个“温柔的推动”(Nudge)，与强势的命令相比，这种非强制的方式人们更乐于接受，还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的心理和行为，从而使得他们做出选择设计者所期望的决策。
3.不确定性(系统偏差)
正常情况的选择已经足够复杂，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就更加难以做出决策。坎尼曼和特沃尔斯基发现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的决策行为往往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偏离经济学理性状态下的标准范式，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与主流经济学对理性的假定存在着系统偏差。小数定律就是系统偏差的典型。大数定律是统计学中的概念，相较于小数定律，大数定理更加被人们所熟知。该定律的前提条件是样本规模足够大。然而，日常生活中人们所面对的都是小样本，小样本的均值不会遵循大数定律接近于总体的均值，而是出现了偏差。日常生活中人们却更容易受到小样本的过度影响，尤其是对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4.偏好常规理论认为偏好是预先存在并且稳定的，而心理学家则认为偏好是构造出来的。行为经济学家如坎内曼、特沃尔斯基、拉宾等对偏好的一些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发现，人的偏好是在做出判断的选择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选择的设置和外部因素会影响偏好的形成，人们在挑选苹果的时候才能确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苹果。人对于事物的敏感性也是呈递减趋势的，也就是说收益或损失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但是，损失获得的关注度要更高，人们对于损失的估价通常高于等量的收益。另外，如果存在一个参照点，人们常常对于某个行动的后果与这个参照点的相对差异比较敏感，反而对于行动后果本身不敏感。
四、发展趋势
经济学本身就是研究选择的一门学科，正统经济学更多的是研究理性条件下人们的决策行为，而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丰富了经济学的分析研究方式。由于结合了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行为经济学更加贴近现实。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要颠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方式，而是试图解释人们非理产生的原因和发生机制进而帮助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势必要成为一种潮流，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的成功结合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新兴分支，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仍然相对分散还需要全面系统的检验、完善和稳固。如何使得理论更加合理、系统和科学更加贴近实际与现实相符是今后行为经济学所要发展的目标。行为经济学兴起于西方，在我国，相关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滞后。目前，国内相关学者的研究更多的是对西方经济学家理论及研究成果的概括、评述和总结，而将相关理论应用于实际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也相对贫乏。尽管有黄祖辉、胡豹、汪丁丁、奚恺元等相当一批专家学者在学结西方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实际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但是我国学者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还需要不断开拓眼界、转变思维方式、寻找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最终推进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哈尔•R.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莫志宏,申良平.从理性人到行为人:评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正统理论的挑战[J].南方经济,2014(7):73-87
[3]吕保军.行为经济人的三个基本特征[J].经济学家,2006(5):12-18
[4]杨春学.利他主义经济学的追求[J].经济研究,2001(4):82-90
[5]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113-125
[6]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7]陈柳钦.行为经济学的起源、萌芽、成长、繁荣及其发展趋势[J].创新,2012,6(39):51-59
[8]马涛.行为经济学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挑战[J].社会科学,2004(7):18-26
[9]周业安.行为经济学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革命吗[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2):32-38
[10]黄祖辉,胡豹.经济学的新分支:行为经济学研究综述[J].浙江社会科学,2003(2):72-79
[11]杨正.论行为经济学的创新[J].南开经济研究,1996,(5):28-31
[12]林彩云.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综述[J].思想战线,2009,(人文社会科学专辑):104-106
[13]李树.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与经济学的人性化取向[J]经济问题探索,2001,(12):23-26
[14]刘兵军,欧阳令南.行为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发展趋势研究[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25(3):7-11
[15]杨艳艳.行为经济学评述[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3,12(18):128
[16]袁敏,鲁文丽.行为经济学文献综述[J].金融经济,2012,(13):99-100
[17]汪丁丁.行为经济学与广义选择算子——《行为经济学讲义》导读[J].社会科学战线,2012,(2):67-74
[18]李锐.人类决策行为经济学与心理学分析—行为经济学研究述评[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0(1):86-92
[19]周业安,李新月.历史视角的行为经济学[J].教学与研究,2007,(8):25-31
[20]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1]刘骏民,王国忠.行为经济学的发展[J].东岳论丛,2004,25(1):50-55
[22]李树.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及其评析[J].探索,2003,(5):51-54
关键词：凯恩斯经济学；大萧条；节俭悖论
中图分类号：F1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2-0085-02
当今《宏观经济学》教学中，多数采用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观点，其理论主要综合了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一般均衡论和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观点，一般从讲述GDP核算开始，然后讨论国民收入的决定因素，从宏观干预的角度分析两个市场的一般均衡，研究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等问题。由此可知，《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并非凯恩斯经济学的原貌，而是融合诸多经济流派的一种理论体系。因此，本文针对《宏观经济学》教学中一些容易产生歧义的概念和理论进行简单地梳理，以期有助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教学和学习。
一、凯恩斯定律
凯恩斯并没有提出“凯恩斯定律”，这是相对于“萨伊定律”来说的。“萨伊定律”的核心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萨伊认为，由于供给能够自动地创造需求，所以，自由的市场经济总能达到充分就业，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然而1920年以来的大萧条使“萨伊定律”不攻自破。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流动偏好、资本边际效率等心理规律的存在，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出现生产过程、大量失业、经济增长缓慢等经济萧条的现象，因此必须进行宏观干预，以拉动需求、刺激供给。这就是凯恩斯的“需求刺激供给”。这在多数教科书中称为“凯恩斯定律”，其一般表达为：当社会总需求增加时，总供给总能以不变的价格水平来满足社会总需求。
在实际教学中，学生无法理解凯恩斯定律，但如果结合大萧条的背景就容易认识其中的内涵。在经济大萧条时，大量生产要素闲置，在宏观干预下，最初总需求增加时，增加的供给不会产生价格上涨的压力，所以价格水平是不变的。这仅是大萧条时期的短期经济现象。随着总需求的进一步增长，要求生产规模扩大，生产要素相对变得稀缺，会产生价格上涨的压力，总供给的价格水平就会上涨。
由此可知，凯恩斯定律所描述的内容仅是在经济大萧条背景下的一个短期经济现象，并不能代表经济发展的长期状态。
二、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
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是具有不同内涵的凯恩斯经济学术语，在现代宏观经济的研究和教学中经常混淆，此处从凯恩斯原著的角度来考察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1.消费倾向的定义。“消费倾向”是凯恩斯消费理论的核心名词，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中定义为：“存在于Y（以工资单位计算的特定收入水平）和C（该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数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用χ来表示，于是C=
χ（Y）或C=W・χ（Y）。”其中，Y是以工资单位计算的由就业量（N）唯一决定的收入水平，C是以工资单位表示的消费量（C）。也就是说，消费倾向被定义为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函数关系，其实质是就业量与消费量之间的关系。
凯恩斯认为，“消费倾向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在通常情况下，消费量取决于总收入量（二者都以工资单位计算）。”而且，消费量与收入量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心理规律：“在一般情况下平均说来，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会像收入增加得那样多。这就是说，如果用C代表消费量，用Y代表收入量（二者皆以工资单位计算），那么ΔC和ΔY就会有相同的正负号，但前者小于后者，即dC/dY为正值，但比值小于1。”
2.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是一还是二？凯恩斯在《通论》的第8章中明确定义“消费倾向”为一种函数关系，即C=χ（Y）或C=W・χ（Y）；在此函数关系的基础上，“消费倾向”还表现出一种心理规律：在一般情况下平均说来，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会像收入增加得那样多，即0
在《通论》的第10章中，凯恩斯为了说明乘数理论而定义了“边际消费倾向”。他说：“人们有一种普遍心理：当整个社会的实际收入增加或减少时，社会的消费也会增加或减少，但后者的增加或减少不会像前者那样快，即ΔC和ΔY具有相同的符号，但ΔY>ΔC，其中，C为用工资单位计算的消费。这不过是重复了前面已建立过的命题。我们把dC/dY定义为边际消费倾向。”
以上的论述表明，“消费倾向”主要用于描述消费与收入之间稳定的函数关系，“边际消费倾向”则主要描述消费增加量与引起消费增加的收入增加量的比例关系，前者的内涵明显大于后者。但在更多的时候，凯恩斯并不特别区分这两个概念。例如，他在《通论》第9章中写道：“在短期内消费量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以工资单位计算）的变化，而不是取决于特定收入量下的消费倾向的变化。”
3.消费倾向与消费收入弹性。有的教科书中这样描述“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增加的速度慢于收入增加的速度。如果用C代表消费量，用Y代表收入量，那么“消费增加的速度”可表示为ΔC/C，“收入增加的速度”可表示为ΔY/Y，前者慢于后者即可表示为：ΔC/ΔY・Y/C
三、节俭悖论与“节俭悖论”悖论
“节约悖论”是凯恩斯最早提出的一种理论，认为增加储蓄会减少国民收入，而减少储蓄会增加国民收入，这种矛盾被称为“节约悖论”。要解释“节约悖论”首先应分析储蓄与投资的关系。
1.投资恒等于储蓄。凯恩斯在《通论》第3、6章讲解“有效需求理论”时，详细地讲解了投资与储蓄的关系。他说：“当就业增加时，总实际所得也要增加……当实际所得增加时，总消费也增加，但不如所得增加得那么多。所以如果整个就业量都用于满足消费需求的增加量，雇主们就要蒙受损失。因此，要维持一定的就业量，当前的投资量必须足以吸收在这个就业量下超过社会消费量的那部分总产量。”“超过社会消费量的那部分总产量”就是储蓄，投资等于储蓄。在《通论》第8章的结束部分，凯恩斯进一步说明动态中的投资与储蓄的平衡关系。如果当前储蓄较多，说明人们更加注重未来的消费，满足未来的消费就必须扩大当前的投资，投资和储蓄就会趋于相等；反之，如果当前储蓄较小，说明人把更多的收入用于当前消费，可用于未来的投资资源就会减少，投资和储蓄也会趋于相等。总之，按照凯恩斯的理论，投资和储蓄总会趋于相等的。
2.“节俭”降低收入的“悖论”。按照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如果y、c、α、β、s、i分别代表国民收入、消费、自发消费、边际消费倾向、储蓄、投资，消费函数为c=α+βy，储蓄函数为s=-α+（1-β）y。当投资（i）与储蓄（s）相等时，均衡的收入就会出现y=（α+i）/（1-β），其中，（1-β）称为边际储蓄倾向。节俭指人们更加偏爱储蓄，就是边际储蓄倾向较大。人们越节俭，（1-β）越大，则y=（α+i）/（1-β）越小，这就是所谓的“节俭悖论”。但现实经济发展并非如此。二战后许多东方国家注重节俭，并没有出现所谓的“节俭悖论”，这被称为“‘节俭悖论’悖论”。
3.“‘节俭悖论’悖论”释疑。理解“节俭悖论”应从凯恩斯理论的产生背景入手。在大萧条时期，大量生产要素闲置，生产能力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急需扩大有效需求来刺激生产和供给。此时如果强调节俭的话，有效需求就会进一步下降，使经济更加萧条。
在现实经济发展中，多数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存在生产能力过剩，而是急需大量投资。投资有两个来源：一是经济体自身的积累；二是引进外资。经济体自身的积累就要提倡节俭，把当期产出节俭下来，作为下一期生产的资本。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都会提倡节俭以获得资本积累来完成工业化的发展过程。由此来看，凯恩斯的“节俭悖论”并不适用于尚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必须关注经济理论的原创者所处的历史背景，如此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其理论的内涵和外延。现代宏观经济学综合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剑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乃至新宏观经济学等不同流派的观点，其中既有凯恩斯主义对古典主义的批判，也有凯恩斯主义左派与之间的争论，还有西方经济“滞涨”前后新兴经济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这些不同时代的经济理论，其间既存在继承关系，也存在颠覆关系。当这些观点放在一部教科书中，不仅会给学生带来许多困惑，也会给研究者带来许多疑虑。如果能够结合某一理论观点产生的背景，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所以，凯恩斯经济学的研究、教学和学习必须结合经济大萧条的背景才能更加深入和理性。
参考文献：
[1][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宋韵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一、科学性与假定性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其科学特点就是唯物的史观与唯物论辩证法是它的核心。它对黑格尔辩证方法做了批判性的继承，汲取黑格尔辩证法的精华，把那些神秘东西丢弃，让辩证办法现出唯物的主义，从而让唯物的辩证法成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的辩证方法。也正是因为辩证法的出现才让《资本论》这一著作变成了艺术性的整体。辩证办法其实就是运动里面与矛盾里面对事物发展的规律与本质进行把握。矛盾对事物的影响，它不单单只是促进事物从低级朝着高级演化，还揭示了所有的事物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死亡这个结论。所以唯物论的辩证方法在对任何事物进行肯定时必有否定的存在。辩证方法本质与核心就是如此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其实就是利用唯物的辩证方法与唯物的史观来对经济上问题进行分析。对经济的发展与变化进行考察的时候，其重视的是对现象的背后隐藏的本质进行揭示。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发展，产生以及绝对走向灭亡进行了阐明。阐述社会这个主义以及共产的主义必定会替代资本这个主义。其中《资本论》这个著作终极的目的其实就是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演变的规律进行揭示。严格按照由抽象向具体深入，简单走向复杂，历史和逻辑进行统一的方式。按照劳动的价值这个理论作为基础，剩余的价值作为其核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单单是对特定对象进行研究，它还能对过去进行分析，对未来进行展望。我们能看到西方的经济理论的建立全都是根据所谓的2个“公理”。第一个是按照私有制度作为其存在的内部规则为前提，第二就是假设经济人，根据个人的主义与边沁的功利的主义作为视角来考虑，参与经济的人都很理性。在所有的条件约束下他们依然追求自己目标的函数可以最大。前提的假设剖析了西方经济学所存在的科学性。以前所具有萨伊的定律被凯恩斯1936年提出的定律压倒，1995年的诺贝尔奖经济学的获得人是卢卡斯。当时负责诺贝尔这个奖的韦林说过:已经让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许多经济学的理论落不稳脚的人是卢卡斯。但是这些伴随历史改变而改变的基础性内容这个体系很明显没有什么科学道理是永恒不变的，所以西方的经济学并不是真正所谓的科学。
二、多元化与数学化
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反映的是人类的活动与经济参与的一般规律，是对客观事实的一种内在的反映。其研究成果建立在巨人的肩膀上，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此外还研究社会经济连续的发展，人与人间，人与自然间，人与社会间的和谐发展等。在现实的世界里面，所有的关系都是很复杂的，还变化无常，应该要采取不同的研究办法来对其研究。研究不同的方面，比较分析然后对那些内在的发展规律进行揭示。这绝对不能用数学的分析来解决，因此就确定了马克思的主义是多元化的。现在的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这样的数学化现已发展成了主导趋势。现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发展越来越让人难以想象，还有别的不是经济上的因素的趋势。经济学的数学化可能会把手段和目的的混淆加速化。一九八八年的诺贝尔奖的获得人阿莱批评了经济学数学使用的过度趋势，他指出现在的经济学是被人为地加入了数学的模型并使其成为了主导，并且可怕的是在这个错误的主导思想上向前发展;受到数学思想的荼毒比较深厚，在历史上是一种倒退。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里昂•惕夫就提出了数学分析的方法，并为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即使他的理论包含了很多的数学公式，可是他反对对于数学的滥用倾向。里昂•惕夫说:“专业的经济学的杂志里面整篇都有着数学上公式的充斥。这样的话就把那些看这些杂志的人从一个看似有理的却是任意假设出来引导到虽然很精确但是却毫无道理的结论，所以对数学的滥用就成了经济理论学的研究误区。数学对于经济学理论是种研究，论证，分析的工具。这个工具是不是可以发挥成果，其关键就是在研究经济学的时候是不是正确利用。正确理论的服务需要数学的方法，却也可能为错误理论进行效劳。浅层次的来看，貌似这两种推理的方法的数学方式都是合理的严谨的，但是事实是对于同一个数学的推理不仅可以导出正确结论，还可能致使成果错误。一九九四年《博弈论》出世，让有些西方的学者们欢呼一个对人际间的关系进行处理的工具出现了。最起码能够将双头，单头问题解决了，可是这六十几年来该书却没有帮上解决问题的大忙。美国的哈佛教授于1972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在对美国的《挑战》杂志社的记者采访进行回答时说过，对于现在来说单一数学的分析并不一定有很好结论，可能得需要哲学的一些基础。克莱因是1980年诺贝尔奖的获得人，他说过，没有什么可以代替计量的经济学中数量的办法。也不是一切的经济学的问题都能够被量化，能够测算，在有的时候肯定得有主观上的决策。他的话表明用数学的办法来作为研究经济学的主张单一不合情理。在经济理论中用数学方法是有局限的，其实就是说数学的办法只是辅助工具，它是分析经济的第二重要方法。
三、发展性与两重性
马克思的主义作为真理，是永不会过时的，它只会跟着在实践过程当中继续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自创建至今是在连续不断地发展着的，其理论的体系是开放的。正是它的开放特点，才能够吸收兼容别的学科精华从而让自己更加完善。该经济学的体系是通过继承前人在经济学的成就的遗产所建立发展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世界观是科学的，拥有着与时代共同发展的优秀品质，伴随社会的发展而连续壮大发展。以上就表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特性。可是，西方的经济学拥有着双重性:一是阶级特性，二是某种条件之下实用的特性。它不仅是资本主义形态与意识，还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经验的总结。其阶级的特性主要是为了维护那些资本主义阶级的利益，对资本的主义这种制度进行了维护，也对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上的经济与对资本主义的宣传进行了维护。对于特定的情况就如那些实用特点强的市场的经济客观现实进行了限度之内的反映，尤其是现实的社会化的生产。西方的经济学也有有价值的科学性与能用东西的存在，不单单只是形式中存在，通常是和形态意识以及具有辩护特性理论东西共同存在，融合在一起密不可分。对于我们国家来说，马克思的经济学在我们国家要进行发展就必须按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实情，尤其是按照我们国家的特色制度对市场的经济发展与实践，将中国化，发展特色经济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对马克思的主义进行发展概括。发展就要有博大的胸怀，能够吸收人类一切科学成就，在此基础上实现创新，在当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历史背景下，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借鉴其合理成分来不断充实发展自己。
作者：石劲松 单位：同煤集团马脊梁矿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牛顿力学
[中图分类号] F42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8-0016-03
一、牛顿力学诠释经济理论的可行性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组成和运动规律的科学，而经济学是研究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遵从的规律的，两者似乎大相
径庭；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布瓦索教授认为它们有内在血缘关系，经济学不仅从经典物理学找到一般的灵感，而且采用了很多物理学的概念和模式来研究经济学。布瓦索教授在《信息空间》一书中把正统经济学称为“牛顿经济学”。米罗斯基也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模仿物理学不是随意的或表面的，它的模式大都是逐个术语逐个符号地仿照物理学的说法。[1]段培君在《均衡方法：源于自然科学的一种方法》一文中指出，牛顿力学的重大发现，启示了经济学家试图做类似的思考：即经济现象中是否也有这种均衡的规律？段培君认为，现代经济学发展史的一个明确线索就是对“经济世界中的牛顿定律”的“科学证明”。[2]
物理学与经济学结合具备天然的基础，物理学是研究自然界中的物质世界，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中的经济世界，二者作为经验科学，其理论都来自于对大量数据的归纳和总结，而理论又必须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作为科学的典范的物理学，对于经济学肯定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物理学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经济学学科的分化。从一开始物理学概念的借鉴，后来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借鉴，最后借鉴物理学一些规律来研究经济学问题。物理学规律在经济学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并推动经济学的发展、新的经济规律的发现或者促使经济学规律的再认识。目前在学术界，出现以物理学有关理论来研究经济学问题新的经济学学科――物理经济学和经济动力学。
牛顿力学主要包括：（1）牛顿第一定律即是惯性定律, 物体除非受到力作用，否则会继续保持其静止状态，或在直线上均速度运动；（2）牛顿第二定律：物体的加速度与物体所受的合外力F成正比，跟物体的质量m成反比，加速度的方向与合外力的方向相同：F=mα；（3）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4）能量守恒定律：mgh= mν2,ν= ；（5）万有引力定律：任何两个物体之间都有相互吸引力，这个吸引力的大小与两物体的质量成正比，而与它们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如果用m1, m2表示两物体的质量，用r表示它们之间的距离，k为引力常数，则两物体之间的吸引力F的大小为：
F=k• 。
二、欠发达地区的全面开放与合作战略
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实行全面的开放政策，参与区域外的经济合作。从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的角度来看，这是构建区域的耗散结构的前提条件。我国的三十年的开放成果足以说明了这一点。这对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重要，欠发达地区在长期的过程中，形成了某种相互制约的死平衡，整个经济系统的外在表现为合力为零。由牛顿第一、二定律可知，其加速度也为零，经济发展速度保持原来相对的静止状态。全面参与区域外的经济合作，欠发达地区会受到外部的牵引力，此时的合力F≠0，那么α≠0。欠发达地区开始实行经济的加速发展。
如何参与地区外的经济合作，直接影响牵引力F的大小。本节应用万用引力模型，对欠发达地区参与区域外的经济合作的要点进行分析。
在万用引力模型F=G• 中：m1,m2表示两物体的质量，发生作用的实体质量；r表示它们之间的距离，距离可以改变；G为引力常数。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区域的相互引力F模型中，借鉴上述公式，可定义为：
F'=G• （1）
m1,m2表示两地区要合作的经济存量，如m1表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存量，那么m2则表示要合作的地区的经济存量；r表示合作区域可以改变和缩小的因素；G为要合作的两区域目前无法改变的因素，如目前国家的有关政策等。有上述公式可以知：F'与m1•m2成正比、与r2成反比。
要想改变上述合作的引力F'的大小，需要对两方面的值进行改变：（1）使r减低到最小值，那些因素可以改变r的值，包括两地区交通距离r1、信息距离r2、产业的相似距离r3、合作者的沟通时间长短和心理距离r4等，r= ri；（2）要增大m2的值，这要求选择经济条件强的地区作为合作的对象。
本节从下面几点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合作的要点进行诠释：
（1）欠发达地区政府在财政非常吃紧的情况下，大力发展与地区外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其目的是减小与外界的路程距离r1。想致富先修路已经成为了欠发达地区人们的共识。
（2）在经济发达地区设立招商办事处，有两点重要作用：一方面为了缩短与发达地区的信息的距离，在发达地区设立招商办事处能尽早了解有关经济信息，缩小相互沟通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信息距离要比交通距离更重要，这一点，在当今社会信息的价值也被人们所认可；另一方面，在发达地区招商引资，主要是考虑到发达地区的经济能量m2较大，两者的合作引力比较大。
（3）产业互补性与对接性，两地区的经济合作最终表现在产业上的合作，如果两地的产业没有互补性与对接性，呈现出竞争性，那么两地就很难进行合作。若两地的产业相似距离r3大，那么两地的合作引力也较小。对于欠发达地区应在产业选择上考虑发展发达地区的配套产业，相似距离r4小，这样两个的合作引力才能强。
（4）建立有效的区域合作制度。区域经济合作中，必然出现这样那样的新问题，问题的出现也可能有利于下一步的合作。然而，若问题没能及时地解决，也可能导致区域合作没有实际效果。合作两方，在合作中都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心理距离。有效的区域合作制度能消除两方的心理距离，也有利于尽快解决问题。有效合作制度的建立因此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建立定期的合作方高层决策者的联系会议，并设立日常秘书机构；另一方面，设计稳定的合作奖惩制度，有利于消除心理距离，这方面可利用有关博弈论知识进行设计。
区域的合作是多方面的，其受到的引力也是多方面的，这里引力合力不是矢量合成，而是符合简单相加：
F=F'= Gi• （2）
欠发达地区要积极主动参加地区外的经济合作，从各方面增加拉动经济发展的引力合力。
三、欠发达地区经济不平衡发展战略
区域的不平衡发展战略主要理论有：（1）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进行或均匀扩散，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它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先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的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二是扩散效应。（2）美国经济学家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区域间的不平衡增长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3）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它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法国另一位经济学家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4）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中心―论。他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
从牛顿力学角度对欠发达地区的主导产业的培育和地区内多极点规划作用进行分析：
（1）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与地区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区域经济的增长，从根本上讲是产业部门成长的过程，而成长首先是从主导产业部门成长开始。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主导产业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增长会产生扩散作用，自己的优势辐射到其产业链上相关的产业中去，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一扩散作用，自己的优势辐射到其产业链上相关的产业中去，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一扩散作用主要包括前瞻效应、回顾效应和旁侧效应。因此，科学地选择好区域主导产业，对经济欠发达的区域而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欠发达地区因经济实力有限，在产业发展上必须实行不平衡发展，在产业投入与重视的维度上有所侧重。加大对主导产业的投入，可以增加主导产业的扩散作用的速度。这一点可以利用物理学质量守恒定律来解释：m表示主导产业自身产业的潜在能量，g可以看作目前条件下产业潜在能量的转化率，h表示不平衡的投入程度，ν则表示主导产业的扩散作用的速度。
mgh= mν2,ν= （3）
有上面公式可以知，主导产业对外的扩散作用的速度与 成正比，g在目前条件下一般变化不大，因此，适度范围内增加对主导产业的投入力度，有利于主导产业对外的扩散作用速度的提高。
（2）区域的多极点不平衡发展规划。欠发达地区在区域规划中，要在区域内选择多极点来带动区域整体发展。
下面以图1为例，说明多极点对地区内的其他地方的引力大于单极点的引力。若规划的单极点为O点，极点外地区为C点。现在规划极点改变为A、B两点。为了简化说明，A、B两点在O点的直线两侧，线段AB与线段OC垂直。欠发达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在短时间内为一定值，若分为两个极点，设A、B两点投入分别为原来O点的一半，假设三点投入产出函数相同，那么三点的经济能量为：MA=MB= MO。设地区内规划极点外C点的经济能量为mc。FOC表示极点O对C点的牵引力，FAC表示极点A对C点的牵引力，FBC表示表示极点B对C点的牵引力。
由上式（7）可知，多极点规划比单极点规划，更能带动区域的整体发展。但也不能任意扩大规划极点，多培植增长点，因为欠发达地区的财力等经济能量在短期是一定的，如果规划极点较多，势必在每个极点的投入较少，当投入低于某一值时，其经济能量产出函数并非是指数和线性关系，甚至低于其投入的经济量。此时，多极点规划的效应低于单极点规划的效应。
四、后 记
经济学在其发展大量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知识。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也得到人们的重视和肯定。近来，已有部分学者开始研究物理学与经济学的联系。本文从牛顿力学的角度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简单的诠释，主要目的是“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1]马克斯•H•布瓦索（Max H.Boesot）,王寅通译.信息空间―组织、机构和文化中的学习框架[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2]段培君.均衡方法：源于自然科学的一种方法，学习时报[N].2005-10-15.
[3]张国文.一种以物理定律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尝试[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1）:81～85.
[4]常滨毓.茅于轼诠释市场经济与“牛顿定理”[J].东方企业文化,2007,（6）:10～11.
New Annotation of Underdeveloped Regions’ Economy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Light of Newton Mechanics
Fang Dach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243002,China）
Abstract：Economics absorbs something valued from physics. Therefore some economists name legitimacy economics as Newton economics. The paper applies Newton mechanics principle to annotate imbalance development tactics and full cooperation i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2-0057-02
引言
西方经济学是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一般抽象和概括，是经济管理类相关专业基础课程。西方经济学依研究对象，可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通过学生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价格理论、博弈论、经济增长及波动等知识。在本科阶段，要求应用供求分析框架分析经济现象，理解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及其应用范围，培养经济学直觉，为后续相关课程学习打下坚实基础。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深入理解和驾驭市场经济基本运行规律成为必然趋势，学习反映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西方经济学重要性凸显。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课程就成为中国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的核心课程，在二十多年的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中国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过，相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法》中载明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强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要求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基于创新型、应用性人才的培养要求，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核方法改革迫在眉睫。鉴于此，笔者结合个人多年的西方经济学授课实践及思考，提出有利于提高学生创新、应用能力的教改方案。
经济管理类教师和学生已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性，但该课程涉及到数学基础、实证分析等知识，课程体系复杂，讲授难度大。许多学者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等角度，对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进行了探讨。蔡秀玲、邓春宁（2007）结合中国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实践，提出应处理好传统教学与现代教学、封闭式教学与开放式教学、基础教学与实践教学、结构式教学与创新性教学几个方面的关系，实现更好的教学效果。李丹（2011）则从课程教材建设、考核分析改革等角度，分析如何提升学生的经济学分析能力。卫志民（2011）鉴于中国大量应用西方教材，缺乏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关注的现实，提出应努力运用中国经济实例阐述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并据中国国情对西方主流教科书的内容进行取舍、调整，编著以学生为本的教科书，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和逻辑思维能力。詹新宇，蒋团标（2011）指出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应做到语意模型、几何图形和数学模型三位一体的“意、形、神”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提高教学效果。田国强（2005）则对西方经济学基本框架作出了总结，认为规范的经济理论框架有五个组成部分：界定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对结果进行比较评估，为经济学的学习提供了参照系。方鸿（2012）总结了中国非经济类专业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现状，认为存在教材使用性、针对性差，课程考核不合理等方面问题，并提出一些相应改进措施。刘越（2012）进一步从培养学生经济学思维、加强方法论、教学方法与手段多样化、创新考核方式、教师备课要充分等角度，分析改善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的建议。
一、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主要问题分析
1.课程设置的衔接问题。西方经济学课程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一般是在大二下学期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习之后开设。大多数高校西方经济学课程设置为96学时，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各48学时，微观经济学中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公共品供给；宏观经济学中开放经济宏观均衡、宏观经济流派限于教学时数，教师难以有充分时间介绍相关理论。学生在论文写作及复习考研过程中只有自学相关理论新进展。在西方经济学日益数学化的今天，数学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应用。本科层次的中级西方经济学需要相应的数学基础，令人遗憾的是，各校由于学时限制，在高等数学讲授过程中，往往只讲到不定积分，例如，对于在经济学中已得到广泛应用的常微分方程基本不讲。这对后续经济学学习产生了不利影响，降低了学习效果。尤其是经济学高级课程的学习，需要更为深厚的数学基础，因此，在课程培养方案的设计中，应强化数学课程的训练，为高级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2.西方经济学教材建设问题。教材是教师教学及学生学习的载体，教材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在教材中强化经济现象的分析与解读，有利于提高经济学的分析、理解能力。目前，国内西方经济学教材更侧重理论介绍、相关定理证明，缺乏相关经济现象的解读与分析。特别是现有教材主要集中于中级水平教学，以在国内大学中应用范围较广的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为例，就属于中级水平教材。相反，在国外西方经济学教材体系建设中，有成熟的初级、中级、高级教材，教材目标定位明确，为分层次教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3.教学手段、方法落后。西方经济学课程更侧重于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分析及介绍，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更习惯于介绍相关理论分析框架，解释相关模型、图形。缺乏对于相应理论分析工具的经济学含义的解读。师生互动缺乏，为应付考试的需要，学生被动地记笔记。相应地，对经济学工具如何用于分析经济现象，培养经济学直觉则相对缺乏。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建议
1.设置分层次教学目标。根据学生专业、数理基础的强弱，因材施教，设置不同的教学目标。增设初级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课程，强化对经济学直觉思维能力的培养及训练。鉴于现有教材体系，基本以中级教材为主，初级教材比较缺乏。使用范围较为广泛的教材以曼昆所著《经济学原理》为主，该教材具有很好地经济学直觉培养和训练。不过，该教材经济现象及案例分析以美国本土案例为主。因此，我们应组织力量编著能够反映中国经济转型实践的初级教材显得尤为迫切。在编著初级教材的基础上，对各专业学生进行分层教学，经济学专业在先修初级课程基础上，再继续学习中级课程。非经济学专业，只需学习西方经济学初级教程，培养经济学直觉，采用经济学方法分析问题的能力。
2.强化案例教学，提高创新能力。生动有趣的案例，可以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激发学生的探索热情，提升学习效果。例如，用简单的供求曲线分析为什么“看病贵、看病难”从经济学角度难以成立。看病贵的问题表达的是价格上涨，可以寻找近二十多年医生、护士等供给变化相关数据，再寻找就诊人数变化的统计数据，通过比较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医疗服务价格上涨的原因。从基本的供求定律来看，价格上涨将引导资源向医疗部门转移，增加医疗服务供给，进而降低医疗服务价格。为什么上述价格机制难以起作用呢？关键在于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受到制约，医疗行业的行政管制，限制了资源向该行业转移。进而才会出现“看病贵、看病难”的现象。通过类似案例分析既可以加深对供求定律的理解，同时，也让学生了解在理论应用于分析现实时，应注意经济分析中假设条件变化的重要性。
3.改进考核方式。现有的考核方式，多以期末闭卷考试方式为主，往往造成学生对于课程学习集中于期末考试前几周时间，影响学习效果。试卷内容也以知识要点考核为主，缺乏联系实际的案例分析，阅卷过程也以标准答案为主，该考核方式注重的是学生知识记忆能力。因此，在试卷设计环节，应增加现实案例分析类题型，注重提升学生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经验表明，在经济学学习过程中，课后习题的训练有助于帮助学生提高相关知识点理解程度，提高学习效果。同时，我们也应将考核日常化，例如，对日常的课后作业，适时进行批改、总结，给予反馈。对于阶段性学习任务的完成，应进行阶段性地考试，保证学习效果。考核形式也应多样化，如采用课程论文，案例分析形式，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工具分析经济现象，并进行课堂讨论，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他们思考、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提高学习效果。
4.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教学方法上，应改变满堂灌形式，注重案例教学、情景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正如，有学者认为，应在教学过程中，熟练运用经济学的“三种语言”（生活语言、经济语言和数学语言），营造妙趣横生的经济学课堂，引导学生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以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刘金石、刘方健，2011）。首先，用生活的实例，尝试着用经济学的语言进行表达和转换，从生活中品味经济学，这样可使经济学概念变得更为形象、直观，易于理解。其次，在学生养成经济学思维习惯之后，尝试着让学生将其转化为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用图形及函数关系进行表达，进而通过构建模型进行经济学的研究和学习。
在教学手段上，在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内容完善的同时，改进多媒体课件表达形式。引入课程网络互动式教学，组织教师在线答疑，搭建第二课堂，提高教学效果。虽然多媒体课件在图、声、形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过于依赖课件的现象。传统板书能够让学生清晰地理解图形和数学的演绎步骤，更好地理解经济模型背后的含义。因此，应综合运用多媒体课件及板书，发挥各自优势，提高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 蔡秀玲，邓春宁.关于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中若干问题的思考[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43-46 .
[2] 方鸿.高校非经济类专业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综合版，2012，（3）：32-34.
[3] 李丹.应用型本科院校经管专业西方经济学教改探讨[J].中外企业家，2011，（4）：153-154.
[4] 刘越.提高西方经济学本科课程教学效果的路径[J].高等财经教育研究，2012，（9）：19-25.
[5] 刘金石，刘方健.教学方式创新：运用经济学的三种语言[J].中国大学教学，2011，（9）：87-89.
[6] 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113-124.
本刊的编辑约我写一个对于那群通常被称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的工作的叙述。由于我本人也是其中的成员，也许我做不到不偏不倚。但是，我仍将努力符合编辑的要求，描述一下我们奥地利学派正在做的和想要做的事情。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领域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部分需要彻底变革。古典经济学家的最重要和最著名的论点要么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要么只有在经过重大的修正和补充后才能成立。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陷，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观点一致。但是，关于缺陷的最终原因，两派观点有根本的分歧，并因而展开了关于方法的激烈争论。
历史学派相信古典经济学的错误的最终源泉是错误的研究方法，即几乎完全抽象—演绎的方法，而在他们看来，政治经济学应该仅仅——或者至少主要是——归纳的。为了完成经济学的必要的变革，我们必须改变研究方法；我们必须放弃抽象而是专注于收集经验材料——专心致志于历史和统计。
奥地利则相反，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家的错误仅仅是经济学的年轻时代的普通缺陷。政治经济学是最年轻的学科之一，而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它还要年轻，虽然它被过早地赋予了“古典”的名称，它其实只是个新生的胚胎科学。其它任何科学都没有一下子被全部发现，即使最伟大的天才也做不到；因此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全部被发现——甚至古典学派也没有做到——也就不奇怪了。他们的最大缺陷在于他们是先驱者；我们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是后继者。我们比先驱者们多掌握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我们不必采用不同的方法，为只需干得更好。历史学派主张理论应有尽可能多的经验材料的支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赋予收集工作异常的重要性并且希望完全摆脱抽象概括或者至少将其置于后台却是错误的。没有概括就没有科学。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大量著作是关于这个方法之争的（1），其中Menger的《社会科学方法论》（UntersuchungenuberdieMethodederSozialwissenschaften）对于所涉及的问题的处理最为深刻和全面。这里应当指出，Menger提倡的“精确”——我更愿意称之为“隔离”——方法，与“经验—实在”方法一样，绝不是纯粹思辩的或者非经验的，而是相反，全部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但是，虽然方法之争是引起世人对奥地利学派关注的主要原因，可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对于他们而言，重要的是改革实证理论。他们就像在前线一手持犁一手持剑的农民一样，仅仅是由于他们的和平又有成效的劳动受到历史学派的抨击的干扰，他们才几乎是被迫地花费部分时间和精力捍卫其立场并且解决强加于他们的方法问题。
那么，奥地利学派在实证理论领域中提出了什么新主张呢？
他们的研究的与众不同之处从价值论开始，其核心是著名的最终效用论。这个理论可以被浓缩为三个极其简单的命题。物品的价值是只有由拥有这些物品才能满足的需求的重要程度衡量的。哪个满足是取决于某个物品的可以非常简单而且准确地通过考察不拥有该物品时哪个愿望将得不到满足而确定。此外，显然，被物品决定的满足不是物品实际用于的满足，而是个人的全部财产能够购买的所有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那个。为什么？因为，根据实际生活中非常简单而且确凿无疑的审慎考虑，我们总是把财产的损失对我们的境况造成的损失转移到最不敏感的地方。如果我们损失的是用于满足较重要的需求的财产，我们不会牺牲满足这个需求，而只是牺牲其它满足较小需求的财产来弥补损失了的财产。因此，损失就落到较小的效用上，或者说——由于我们自然会牺牲所有的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那个——落到“最终效用”上。假设一个农民有三袋谷物：第一袋，A，是用于维持生计的；第二袋，B，是种子；第三袋，C，是增肥家禽的。假设第一袋A被烧毁了。该农民会因此挨饿吗？当然不会。那么他会不会不种地了呢？当然不会。他只需把他的损失转移到最无关紧要的地方。他会用C袋的谷物烤面包，不再增肥家禽。因此，真正取决于A袋烧毁与否的是可以替代它的最无关紧要的单位，或者如我们所说的最终效用。
众所周知，奥地利的理论的这条基本原理一些其它经济学家也持有。德国经济学家Gossen在他的185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宣布了它，但当时它没有受到任何注意（2）。以后，同一条原理几乎同时在三个国家被三位互不相知而且不知道Gossen的经济学家——英国的Jevons（3），奥地利学派的奠基人Menger（4），和瑞士人Walras（5）——发现。一位美国的研究者J.B.Clark教授也非常接近了这个想法（6）。但是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们运用这一基本思想于构造经济学理论。最终效用的想法是专家用于理解经济生活中的最复杂的现象并且解决经济学中最艰难问题的开门咒语。在我看来，奥地利学派的独到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方面。
万物都归于此：我们只需在现代国家的高度发达和多样的经济中的复杂现象中辨别出最终效用定律如何起作用就行了。这么做开始会很费力，但却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将依次遇到所有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将以最自然的形式出现，因而最容易解决。我将举几个最重要的情形为例——至少在不深入细节的前提下尽我所能——说明这一点。
最终效用定律的基础，如我们所见，是出于认真细致的考虑作出的物品的特定替代。那些最易于舍弃的物品随时会被用于填补更重要的地方的空缺。在有三袋谷物的农民的情形中，替代行为的因和果是很易于理解的。但是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情况则复杂得多，因为物品的替换在方方面面都超出了同种替换。
第一个复杂之处是交换造成的。如果我仅有的过冬外衣被盗，我当然不会受冻，听任我的健康受损，而是会用原本要花在其它地方的20元再买过冬外衣。当然，然后我会少买相当于20元的其它物品，而且我当然会少买我认为我最用不着的；也就是说其效用——与上个例子一样——最小的；总而言之，我会舍弃最终效用。因此，取决于我是否丢失过冬外衣的其实是最可放弃的满足，在给定的财产和收入条件下，我可能再有20美元时购买的满足；通过交换替代，损失以及取决于它的最终效用被转移到性质可能十分不同的其它满足上。（7）
如果我们仔细地深入考察这个复杂之处，我们就会遇到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给定的物品的市场价格以及各人根据各自的不同需要和偏好对这些物品作出的主观估价，与其财产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这里我只能简单地指出，对这个问题的完全的解决需要细致的研究，这个研究是奥地利学派最先开展的，而且下面我将给出他们得出的结论。根据他们的研究，物品的价格或者“客观价值”是买主和卖主根据最后效用定律作出的对于物品的不同的主观评价的结果，而且，价格与“最后买主”的评价十分接近。众所周知Jevons和Walras也得出了类似的价格定律。但是，他们的表述有严重的缺陷，而奥地利学派最先弥补了这些缺陷。奥地利学派最先找到了摆脱过去的理论——即价格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中的循环论证。无可置疑，一方面市场上的价格受到买主对物品的评估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同样无可置疑，在许多情况下买主的评估也受到市场状况的影响（例如，我的过冬外衣如果能在市场上用10元买到就比用20元才能买到时的最终效用要小）；那些认为供需定律需要更加精确的心理学说明的理论家（8）通常都陷入了循环推理。他们或多或少明确地用个人的评价说明价格，而且反过来，用价格说明个人评价。当然，这样的解决不可能是真正科学的。奥地利学派最先通过上述细致的研究从根本上揭示了实质。（9）
物品的替代性的第二个有意思和困难的复杂之处是由于生产：也就是说只要有充足的时间，需要替代的物品可以被生产出来。正如上述情况中物品是被货币的使用替换的一样，它们也可以直接被生产资料的转化替代。但是，当然用于其它目的的生产资料就少了，而且和以前一样，生产的必然的减少将被转移到那些最易于放弃的被认为最没有价值的那类物品上去。
举Walras的例子（10）：如果一个国家发现需要武器捍卫其荣誉或，它就会用原本用于其它不那么重要的物品的铁生产武器。那么，生产武器给该国人民造成的后果就是他们损失了一些最不重要的器具；换句话说，损失落到生产武器所消耗的物质的最小效用或者最终效用上。
这一论点同样导致以某种形式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最重要的理论原理之一。这条原理就是，那些可以随意地不费力地复制的东西的价值趋向于生产成本。这条原理其实是最终效用定律在给定的实际条件下的特殊情形。“生产成本”不过是物品或者其替代品被生产出来所需的材料的总和。如上所述，物品的价值是由它们的替代品的最终效用决定的，因此，只要替代品可以被随意生产出来，产品的价值就必然与生产材料的最终效用和价值一致，或者如通常所说，与生产成本一致。
关于这种一致性的最终原因，奥地利学派有一个与过去的理论颇不相同的理论。过去的理论把成本当成原因——而且是终及原因——而把产品的价值当成结果来说明成本与价值间的关系；它假定，说明物品的价值这个科学问题只有用作为“价值的最终决定”的成本说明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相反，奥地利学派相信这只是全部说明的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成本等同于物品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当生产资料（燃料，机器，租金，劳动力）上涨时并且由于此，成本也上涨；当生产资料的价值下降时并且由于此，成本也下降。因此，显然必须首先说明生产资料的价值。有意思的是，当我们细致地贯彻说明时，它总是使我们看到，完成的产品的价值才是起因。这是因为，毫无疑问我们只有当生产资料能够带来有价值的产品时而且正是由于此我们才赋予生产资料较高的估价。因此，因果关系与过去的理论所说的正好相反。过去的理论把产品的价值作为结果加以说明，而把成本——也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作为原因，并且认为不必进一步说明。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发现：第一，生产资料的价值首先需要说明；第二，做出了这一说明而且理清了复杂的关系之网后，人们最终发现生产资料的价值才是结果，而产品的价值才是原因。
我清楚地知道这个论点许多读者初看上去会觉得很奇怪。我在这里无法阐述它甚至无法澄清常见的一些误解。我只提一点。在某些生产资料的真正因果关系出于某种理由显而易见时，过去的理论也承认这条原理；例如，就表现为地租的土地使用的价值而言，AdamSmith指出土地产品的价格并不取决于地租的价格而是相反。同样，没有人会认为铜价昂贵是由于铜矿公司股票价格高昂；而是铜矿及其股票的价值在铜昂贵时也高昂。正如不可能一条河里的水会向山上流而另一条河的水向下流一样，不同种类的生产资料中的因果关系也不会相反。定律对于一切生产资料都是相同的。区别仅仅在于，在某些生产资料的情形中真正的因果关系很容易看出来，而在另一些情形中，由于情况复杂，很难看出来。在那些欺骗性的假象导致相反的说明的情形中也确立定律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贡献之一。
也许这正是最重要的。每个政治经济学家都知道生产成本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起多大的作用——在生产理论中不亚于在价值和价格理论中，在价值和价格理论中又不亚于在分配、租金、资本收益、国际贸易等等的理论中。可以放心地说，我们在说明经济生活中的任何一个重要现象时都被迫直接或间接地诉诸生产成本。而这里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用于说明其它现象的生产成本又在现象体系及其说明中处于什么地位呢？它是不是个所有其余的价值现象都围绕着它转动的固定的绝对的中心点？还是成本也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虽然有种种矛盾的表象——是可变的、是被产品的价值决定的？
这个问题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意义就像托勒密体系与哥白尼体系之争对于天文学的意义一样。每个小孩子都知道太阳和地球在相互转动，但今天人们不必成为天文学家就知道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在产品的价值和生产资料的价值之间存在着同样显而易见不容置疑的关系。但是，任何想理解这一关系以及依赖于该关系的无数现象的人都必须知道是产品的价值决定生产资料的价值还是相反。任何想成为经济学家的人都必须首先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几乎被普遍采纳的折衷行不通。在科学体系中我们不能一会儿说地球绕太阳转一会儿说太阳绕地球转。因此，任何人要是希望主张生产成本是“价值的最终决定因素”可以继续这么做；但是他会发现这么做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我们将公正地期望他试图说明源头，用他的原理完满一致地说明价值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值的现象。也许，如果他认真对待这一任务，他会发现困难重重。如果他自己发现不了这些困难，他也必须至少考虑其它人在同一深度上遇到的困难——他们正是由于这些困难最终转而试图根据相反的原理说明价值现象。无论如何，经济学理论的这一部分今后将得到比从前多得多的细心和深刻的研究，除非我们的科学想接受长期以来十分经常加诸它的污蔑，即它是关于经济事物的喧嚣而不是真正的重要的科学。(11)
成本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其实只是一个更加一般得多的问题——在生产同一个于我们有用的效用中的互有因果关系的物品的价值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的一个具体形式。能够生产一件外衣的材料能够提供的效用显然等同于成品外衣将提供的效用。由此显而易见，通过同一个效用对我们的处境产生影响的一个或者一些物品必然在价值上也处于规则的固定不变的关系。这一规则的关系最早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用清晰和全面的形式表达；它以前只是在“生产成本”的名义下以非常不令人满意的方式得到过研究。然而，这个普遍的而且重要的命题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有意义的推论，却从来没有在关于成本问题的经济学理论中得到任何关注。很常见，几个物品同时结合在一起产生一个效用；例如，纸、笔和墨一起用于写字；针和线用于缝纫；农具、种子、土地和劳动力一起用于粮食生产。Menger把处于这些关系中的物品称为“互补物”（complementarygoods）。这就出现了一个既自然又困难的问题：这里的共同效用如何分配到各个互补要素上？什么定律决定每个要素的比例价值和价格？
这个问题的命运迄今一直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旧的理论根本没有把它当作一般性问题，但却被迫逐个决定潜在地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具体问题。财产的分配的问题特别需要这样的决定。鉴于好几个生产要素——土地，资本，雇佣劳力，以及雇主本人的劳动——合作生产产品，因此各个要素应占价值的多少部分的问题显然是上述一般问题的特殊情形。
那么，这些具体问题是怎么决定的呢？每个要素都由其自身决定，与别的要素无关，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是这样的：如果要说明租金，那么租金就等于支付了生产费用之后给土地剩余的部分，这里的生产成本包括所有其它费用——资本，劳动力和经理人员的利润。这里所有其它因素的作用都被认为是固定的或者已知的，而且土地被当作根据产品数量变化的剩余量撇在一旁。如果随后在另一章里需要确定企业家的利润，那么人们又假定，把所有其它要素支付了以后的剩余就是他的收入。这时候土地的租金又与劳动、资本等等一样被视为固定的了，而企业家的利润则被认为是随着生产量上升或下降的可变量了。资本在第三章以完全一样的方式被研究。Ricardo说，资本家得到的是支付了工资后的剩余。似乎是为了嘲讽所有这些经典教条，最后，MrF.A.Walker先生说劳动者得到的是支付了所有其它要素之后的剩余——面面俱到了。
很容易看出这些陈述是循环论证，也很容易看出它们为什么如此。论者根本就没有以一般的形式表述问题。他们有几个未知量需要确定，他们没有去抓住问题的关键探究普遍原理并且运用原理可以把共同的经济后果分解为组成部分，而是回避基本问题——普遍原理的问题。他们把研究活动割裂开，并且在片面的研究中每次研究某个量时把其它量当成暂时已知的。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仅仅几页前或几页后他们又把已知的当未知把未知当已知。
古典学派之后是历史学派。如人们经常所见，他们采取可疑的傲慢态度，并且声称他们没能力解决的问题是不可解的。例如，他们认为一般而言不可能说一个雕像的价值有百分之多少来自雕塑者百分之多少来自大理石。
其实，只要正确地表述这个问题，即如果我们希望分离经济的而不是物理的组成部分，这个问题就可解了。它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合乎理性的企业中都被农业或工业企业家解决了；而理论只要正确地仔细地反映现实就能够发现理论答案。最终效用理论在这方面最为直截了当。这是老调重弹。只要正确地观察每个组成部分的最终效用，或者说每个组成部分的存在或不存在会添加或减少什么效用，只要如此研究下去就自然而然地解决据说不可解的问题。奥地利学派最早作出这方面的努力。Menger和本文作者以TheoriederkomplementarenGuter（互补物品理论）为题讨论了这个问题；Wieser以TheoriederZurechnung（贡献理论）为题讨论了同一个问题。尤其是后者，以令人钦佩的方式表明了应如何提出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Menger在我看来则是兴高采烈地指出解决的方法（12）。
我曾称互补物品定律为成本定律的逆定律。前者澄清了从同时的起因——几个因素产生同一个效用时的同时合作——中产生的价值，而成本定律则说明了从时间和因果关系顺序——从接续的几个因素的因果依赖性——中产生的价值。“通过前者，由协作的要素的相互的价值关系组成的复杂的网的网眼——这么说吧，网眼的长度和宽度——就被澄清了；而通过后者我们澄清了网眼的深度；但是两个过程都符合无所不包的最终效用定律，两个定律都不过是对于特定问题的特定应用。”(13)
做了这些准备之后，奥地利学派最终处理分配问题。这里他们不过是把一般的理论定律应用于一系列特殊的问题，而这些一般定律是通过漫长的但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为人所知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都是生产的互补因素。它们的价格，或者说租金、工资和利率，都由那些决定生产资料的价值的定律和互补物品的定律的结合直接得出。奥地利学派关于这些问题的特定观点我这里就不叙述了。即使我想，我也做不到在这篇文章中对他们的结论给出任何恰当的陈述，更不必说展开了；我将仅限于给出对他们论述的问题以及——如果可能——他们的工作所赖的精神的简要叙述。因此，我将仅仅简要地指出，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全面的资本理论(14)，在其中他们构建了新的工资理论(15)，此外还重新解决了企业家利润(16)和租金(17)的问题。借助于最终效用理论，最后提到的那个问题得到了简单容易的解答，它证实了Ricardo的理论的实际结论并且在许多细节上都论证得更加细致了。
当然，决非最终效用定律的所有可能的应用都作出了。说它们刚刚开始更正确。这里我可以顺便提一下，一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试图将该定律运用于金融领域（18），另一些人则运用于法学的某些困难又深刻的问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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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与进一步的研究有关的是，人们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改进了科学必需的工具以澄清最重要的基本概念。如经常所见，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一个看上去极为平常简单的领域作出了极大的改进和更正，而关于这个领域，几个国家的文献——例如英国的文献——很少论及。我指的是经济品（economicgoods）的概念。Menger交给经济科学一个逻辑工具，这就是既简单又富有启发的物品替代（Guterordnungen）的概念（20），这个概念在所有未来的研究中都有用。本文作者特别致力于分析一个似乎最简单但却是最模糊和误用的概念：物品的用途（GebrauchderGuter）的概念（21）。
相反，应用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刚刚开始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讨论（22）。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们不知道经济生活的实际需求，更不意味着他们不想把他们的抽象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事实正好相反。但是只有先建好房子才能布置房间，而只要我们仍忙于建立理论的框架，我们就不必投身于同样消耗时间的大量的实际问题。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有我们的观点，我们讲授它们，但我们目前所写的文章几乎全部都是关于理论问题的，因为这些问题不仅是基本问题，而且历史学派对他们的长期无视还必须得到弥补。
那么，说这许多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一些人谈论关于商品、价值、成本、资本和其它问题对于经济科学本身有意味着什么呢？到底有没有意义呢？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由于我本人属于被讨论的这群人，我感到有些尴尬。因此，我必须限于陈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作为整体是什么样的人，正在试图做什么；而其它人可以判断他们是否成功。
他们苦苦追求的是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复兴。旧的古典理论，虽然在当时很值得景仰，却只是一些相互间关系不明确的而且与人类科学的基本原理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的一些片段认识。我们的知识最多只能是修补，而且永远将是如此。但就古典理论而言这个特征尤为显著。先辈天才的洞察使他们发现了纷杂的经济现象中的一些规律，而且，虽然困难重重，他们也试图理解这些规律。而且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地从表面深入到了原理中。但在某个深度之外，他们无一例外地迷失了方向。无疑，古典经济学家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所有的说明必须被追溯到哪一点——人们对其自身利益的关注，这种关注并没有受到利它动机的干扰，仍然是所有经济行动的最终的驱动力量。但是由于说明的中间项——人们在确定产品的价格、工资、租金等等时的实际行为应该与对效用的关注的基本动机正是通过这一中间项联系起来——的某个状况，这个中间项一直是错误的。这个状况是这样的。一个与世隔绝的人只和物品打交道；而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我们必须与物品还有我们——通过交换、合作等等方式——获得我们所使用的物品的人。当我们成功地表明我们的处境与物质产品之间存在的关系以及我们对待我们的处境的态度要求我们如何对待这些物质产品时，与世隔绝的人的经济就得到说明了。而为了说明现代经济，显然需要两个过程：第一，和与世隔绝的人经济的情形一样，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利益与外在物品的关系；第二，我们必须试图理解当我们的利益与其它人的利益纠缠在一起时我们据以追求我们的利益的定律。
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第二个过程不复杂——古典经济学家也不会。但是他们严重低估了第一个过程的困难。他们认为人与外部物品的关系没有什么需要说明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什么需要决定的。人们需要物品满足其欲望；人们想得到物品，并且根据他们的效用赋予其不同的使用价值。这就是古典经济学家关于人与物品的关系所知道的和教导的。尽管交换价值从AdamSmith到Macvane先生的时代一直被广泛地讨论和说明，但人们通常不考虑使用价值，而且经常还说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无关。
但事实是人与物品的关系决不是这么简单和单一。最终效用的现论在生产成本、互补物品等方面的应用表明我们的境况与物品的关系可能有无穷的方面，而所有这些方面都对于我们是否用该物品交换其它物品有影响。古典理论的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缺陷正在这里；它试图表明我们在与其它人的关系中如何追求我们的物质利益，但它却未能彻底地理解利益概念本身。自然这些说明的尝试都是不连贯的。说明的两个过程必须像机器的两个齿轮一样匹配。但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家对第一个齿轮的形状和嵌齿应该是怎样一无所知，他们当然无法正确地构造第二个齿轮。因此，在一定的深度以外，他们的说明就都成为一些陈辞滥调了，而且这些说明在其推广中是错误的。
这就是理论的复兴的必然的出发点，而且由于Jevons及其追随者以及奥地利学派的努力，复兴已经开始了。对于一切复杂的经济学说明必然最终导致的经济学的最一般和最基本的那部分，我们必须用真正的科学研究取代不够专业的只言片语。如果我们想正确地理解发达的经济秩序的全貌，我们必须细致地研究局部。这是一切科学都或迟或早达到的转折点。我们开始时毫无例外地总是考察最重要的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忽略细微的日常现象。但是，总有一天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宏观世界的复杂和不解之谜在最小的显然也是最简单的要素上以更加奇特的方式发生——这时我们明白我们必须在对微观世界的研究中发现理解宏观想象的钥匙。物理学家最早研究天体的运动；今天他们却最多地致力于分子和原子理论，而且我们现在在自然科学中最寄希望于化学的细节带来通向对于整个科学的最终理解的重要进展。在有机世界中，最高度发达的最庞大的有机体一度引起人们的最大兴趣。今天，人们感兴趣的是最简单的微生物。我们研究细胞和阿米巴虫的结构，到处寻找细菌。我确信在经济学理论中也是如此。最终效用理论的意义不在于它比众多的其它的早期的价值理论更加正确，而在于它标志着对经济现象科学中的那个关键的转折点的逼近。它表明了在表面上看来简单的人与外在物品的关系中存在极为复杂的关系；这些复杂的关系背后存在不变的定律，发现这些定律需要研究者付出心血；但在发现过程中，对人在与它人的经济关系中的行为的研究也就大部分完成了。屋里点亮的蜡烛照亮了屋外。
当然，对于许多自称为政治经济学家的人来说，发现在他们一直辛勤耕耘的领域之外要增加一个新的领域——一个广阔的而且需要大量劳动的领域——可能会使他们感到吃惊、不便和不快。一直以来用“供应和需求”或者“成本”的陈词滥调说明价格现象多么方便啊！现在，突然间，这些支柱倒塌了，我们被迫大大深化基础，而这需要大量艰苦的劳动。
不论是否不便，我们的唯一选择是做那些前辈们忽略了的工作。古典经济学家们的熟视无睹是情有可原的。在他们那个时代，一切都是新的和未被发现的，随便在哪里做科学研究都会带来丰硕的结果。但现在不同了。首先，我们是后来者而不是先驱者，我们没有先驱者的优势：要求更高了。如果我们不想继续落后于其它科学，我们也必须在我们的学科中引进我们现在还不具备的严格的规范。我们千万不可洋洋得意。当然，每门科学中随时都可能有错误和遗漏发生；但是我们的“体系”仍然充斥着陈腐的肤浅的错误，这类错误随处可见是一门科学处于原始阶段的确凿标志。我们的研究在触及实质之前就迷失在烟雾之中；我们的研究在遇到困难时立即变得空洞无物；最重要的问题甚至还没有被表述；我们毫不掩饰地循环论证；不仅在同一体系中，甚至在同一章节中，都有关于同一个问题的相互矛盾的理论；我们被混乱模糊的术语引向显而易见的错误和误解——这一切失误在我们的科学中频繁发生，几乎成了特征了。我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其它科学的遵守严格规范的代表人物怀着遗憾看待许多政治经济学的著名著作，并且否认政治经济学具有真正科学的性质。
这种状况必须而且应该改变。在过去40年间主宰了整个德国的历史学派在这方面没有做任何事。相反，由于它对“抽象”推理的盲目恐惧以及它的廉价的怀疑——它在经济学的几乎每一个重要方面都宣称问题是“不可解的”而且发现科学定律的努力是毫无希望的——，它一直极大地阻挠了这方面的微薄努力。我并没有忽视他们在在提供经验数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未来将公正地表明他们如何出于片面的热情在一方面做了许多而在另一方面损害了许多。
但是古典学派和历史学派忽略了的奥地利学派今天正在努力完成。他们在战斗中并不孤立。在英国，自从Jevons以来，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同事和追随者正在进行他开创的与奥地利学派相似的研究；而全世界有很多的研究者由于受到Jevons和奥地利学派的激励，最近都接受了新思想。荷兰文的文献几乎完全是这类研究；它们在法国、丹麦和瑞典也开始为人接受。他们在意大利和美国的文献中逐日传播；甚至在历史学派的老巢德国，新思想一寸一寸地在与历史学派的抵抗斗争中夺取着阵地，现在已经占据了强大又有影响的地位。
难道这个有如此的吸引力的趋势只是个错误吗？难道它不是来源于经济学的需要并且满足了这个需要吗？这个需要长期被错误的方法压制，但最终人们依然感觉得到——这就是对真正的科学深度的需要。
NOTES:
1.Menger,UntersuchungenuberdieMethodederSozialwissenschaften,1883;DieIrrthumerdesHistorismusinderdeutschenNationaokonomie,1884;GrundzugeeinerClassificationder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inConrad''''sJahrbuhfurNationalokonomieundStatistik,N.F.,vol.xix,1889;Sax,DasWesenunddieAufgabederNationalokonomie,1884;Philippovich,UeberAufgabeundMethodederpolitischenOekonomie,1886;Bohm-Bawerk,GrundzugederTheoriedeswirschaftlichenGuterwerths,inConrad''''sJahrbuch,N.F.,vol.xiii,1886,pp.480,etseq.;reviewofBrentano''''sClassischeNationalokonomieintheGottingerGelehrtenAnzeigen,1-6,1889;reviewofSchmoller''''sLitteraturgeschichteinConrad''''sJahrbuch,N.F.,vol.xx,translatedinAnnalsoftheAmericanAcademy,vol.1,no.2,October1890.
2.EntwickelungderGosetzedesmenschlichenVerkehrs.
3.TheoryofPoliticalEconomy,1871,2nd,ed.,1879.
4.GrundsatzederVolkswirthschafslehre,1871.
5.Elementsd''''EconomiePolitiquePure,1874.
6."Philosophyofvalue"intheNewEnglander,July,1881.ProfessorClarkwasnotthenfamiliar,ashetellsme,withtheworksofJevonsandMenger.
7.Bohm-Bawerk,Grundzuge,pp.38and49;Wieser,DerNaturlicheWerth,1889,pp.46etseq.
8.AsforexampleinGermany,thehighestauthorityonthetheoryofprice,Hermann;cf.Bohm-Bawerk,Grundzuge,pp.516,527.
9.Austrianliteratureonthesubjectofprice;Menger,GrundsatzedeVolkswirtschaftslehre,p.142,etseq.,Bohm-Bawerk,GrunzugederTheoriedeswirschaftlichenGuterwerths,PartII,Conrad''''sJahrbuch,N.F.,vol.xiii,p.477etseq.,andonthepointtoucheduponinthetext,especially,p.516;Wieser,Der
naturlicheWerth,pp.37etseq.;Sax,GrundlegungdertheoretischenStaatswirtschaft,1887,pp.276etseq.,Zucherkandl,ZurTheoriedesPreises,1889.IwillnotlosethisopportunitytorefertotheexcellentaccountgivenbyDrJames
Bonar,someyearsago,oftheAustrialeconomistsandtheirviewsofvaluein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Oct.1888.
10.DerNaturlicheWerth,p.170
11.Austrianliteratureontherelationofcostandvalue;Menger,Grundsatze,pp.123etseq.;Weiser,UeberdenUrsprungunddieHauptgesetzedeswirtschaftlichenWerthes,1884,pp.139etseq.;DernaturlicheWerth,pp.164etseq.;Bohm-Bawerk,
Grundsuge,pp.61etseq.,534etseq.;PositiveTheoriedesKapitals,1889,pp.189etseq.,234etseq.
12.Menger,Grundstze,pp.138etseq.Bohm-Bawerk,Grundzuge,PartI,pp.56etseq.,PositiveTheorie,pp.178etseq.;Wieser,DernaturlicheWerth,pp.67etseq.
13.Bohm-Bawerk,PositiveTheorie,p.201.
14.Bohm-Bawerk,KapitalundKapitalzins:I.GeschichteundKritikderKapitalisinstheorien,1884.[TranslatedintoEnglish,withaprefacebyW.Smart,1890]II.PositiveTheoriedesKapitales,1889;differingfromtheolderteachingofMenger''''sGrundsatze,pp.143etseq.
15.Bohm-Bawerk,PositiveTheorie,passim,andpp.450-452.
16.Mataja,DerUnternehmergewinn,1884;Gross,DieLehrevomUnternehmergewinn,1884.
17.Menger,Grundsatze,pp.133etseq.;Wieser,DernaturlichteWerth,pp.112etseq.;Bohm-Bawerk,PositiveTheorie,pp.380etseq.
18.RobertMeyer,DiePrincipiendergerechtenBesteuerung,1884;Sax,Grundlegung,1887;Wieser,DernaturlicheWerth,pp.209etseq.
19.Mataja,DasRechtdesSchadenersatzes,1888;Seidler,"DieGeldstrafevomvolkswirtschaftlichenundsozialpolitischenGesichtspunkt"Conrad''''sJahrbuch,N.F.,vol.xx,1890.
20.Menger,Grundsatze,pp.8etseq.
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理论研究部门，就已经将微观经济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重点，提出了一些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重大宏观调控计划。由于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时下的市场化经济，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微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在资源总量利用程度已经基本确定的条件之下，推行各种有效的资源配置计划，实现生产资料和资金流向的最优配置。由于市场上的劳动力资源，各种商品等资源的配置是通过市场的调解来实现的，市场的调解是“一只无形的手”，它摸不着、看不见，却能够有效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市场条件下供求关系的相对稳定和平衡。
二、微观经济学统计工作的重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微观经济学研究，需要对市场中的额各种经济要素开展一系列有理有节的分析工作，经济学家主要针对市场经济中的“需求关系”、“供给关系”、“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进行深度调研和透彻分析，从而制定出符合市场需要的商品均衡指导价格。这些微观经济的相关理论研究内容，和一系列市场经济逻辑分析，便是基本的微观经济学的结构。由于市场化经济基础建设工作，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因此，需要国家的经济统计分析部门的高层领导者统筹兼顾，协调好市场内部的各项经济管理和调研工作。国家经济机关的执行单位层人员要全面处理好市场化生产与销售之间的关系，在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前要，通过进行精准的市场定位，初步厘清市场的产销动向。从而，生产出适销对路，通过向市场供应商业附加值大的产品，提升经济市场的经营效率。
三、微观经济学内容展示
经济自由度概念的产生与与人们进行抽样调查密不可分，在微观经济学的调研过程中，往往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而抽样调查是一种非全面调查，它能够解决全面调查无法解决或者较难解决的问题，然后对想要研究的市场竞争性对象进行调查。虽然在许多定律和假设条件中受到限制，为了降低判断微观经济学市场统计中的失误和调查不全面的情况，可以采取提高总体样本和抽样样本之间的相关性措施，在抽样样本数据的形成上必须慎重对待。基于满足总体和样本之间的约束原因，通过对部分变量和元素的调整以达到实现抽样调查的准确性的目的，因此竞争性市场效率分析的概念产生主要原因，就是样本在选择过程中的为满足相关条件进行的优化，从局部均衡达到一般均衡。
四、微观经济学的结构探讨和建设要求
(一)在微观统计学中的理论建设中，立足于《经济法》进行深入调查
国家经济部门事业单位的统筹管理人员，在立足于《经济法》进行微观经济学市场调查的过程中，必须要坚持将市场经济的配套管理与财务统计分析工作相结合，建立科学的经济内部分析和管理制度，形成一套高效的“经济风险测度”、“风险偏好”、“预期效用函数”、“风险的防范”、“风险资产”和“资产组合“的科学结构调查方式。微观经济学必须遵循从“局部”到“一般”的逻辑规律，通过深入论证“市场看不见的手”原理，体现微观经济学中竞争性市场的效率问题。
(二)重视市场需求曲线变化，科学控制经济“膨胀”和“通缩”节奏
在市场化经济的浪潮中，地方政府想要进行更有效率的市场经济建设，本地商圈想要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要重视微观经济学研究，开展市场经济的相关内部控制，将市场经济水平调控到合理的水平，科学控制经济膨胀和通缩节奏。因此，国家经济工作人员，在开展基础经济行为调研和市场量化管理工作时，应该将其当做一项比较严肃且重要的工作来抓。
(三)对经济统计工作的人员配比及处理方法进行细化
对国家工作人员经济统计工作的处理方法进行细化和明确，增强其市场调研的可操作性和可行性，用严格高效的程序来避免部门统计操作人员的行为，影响了整套市场调研工作的有序展开，用制度的固定性来提高经济内控措施的力度。确保成本与效益达到合理比值，达到国有资产市场经营的最大化。
五、结束语
关键词：生态经济；研究范式；循环经济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6－0104－05
作者简介：周纪昌(1969-)，男，河南鹿邑人，经济学博士，中原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一、引言
社会经济是一个复杂的、多维系统，我们可以根据研究的角度和目的的不同来界定该系统的性质和范围，从而得出对经济过程和系统特性的不同看法。这里借用目前最为流行的“范式”概念，来表示这种差异性的存在。“范式”和“范式变化”这两个术语来源于托马斯·库恩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在这本书中，库恩就不同思维模式的建立和改变是如何影响到科学的发展进程进行了探讨。这种思维模式是格式塔的一种，他称之为范式。库恩认为范式的变化是科学思维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范式的变化意味着对以前大家共同认可或心照不宣的规则、观念、假定前提以及世界观的改变；范式的变化表现出跳跃性的、革命性的变化，可能彻底改变科学共同体对问题认识的态度、视角；范式同时也是确立学科和保证学科凝聚性和连续性的基础；放弃一种范式而支持另一种范式，将改变一门学科内所有科学家的整个知识基础，这就是库恩之所以称这样的变化为科学革命的理由。
尽管目前经济学界流派纷呈，研究方法众多，但是从大的研究范式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新古典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一种是以生态经济学为代表的研究范式。因为从本质上来说，生态经济与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系统观和经济过程观。在主流经济学模型中，经济系统被看作是一个以交换价值循环为基本运行模式的孤立系统，其以货币为表现形式交换价值，在厂商和家户两大经济主体之间顺畅地循环流动。生态经济作为一个新的经济思想和研究范式，是随着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和限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时发展起来的，与传统经济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把人类经济系统看作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而自然生态系统是经济系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环境系统，两者之间存在着持续地物质能量和信息流动。虽然生态经济的思想理论，对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以及一些具有重大经济影响的环境政策的出台，特别是对于目前日益受到国内外关注的循环经济理论和实践，都有很大的影响和指导作用，但是，以新古典研究范式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和经济决策中仍然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生态经济还没能引起大多数经济学界人士的充分注意，而对这一范式下的循环经济思想更觉得难以理解。对于生态经济研究范式的渊源予以考查、分析生态经济范式的特征、挖掘生态经济范式的核心，同时对于生态经济研究范式的理论成果进行总结、梳理和反思，对于当前的生态经济研究和循环经济研究具有非常紧迫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生态经济研究范式的渊源和特征
对于生态经济及其经济循环思想的渊源，一般可以归结到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思鲍尔丁1969年发表的《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鲍尔丁认为，地球实际上是一个生产能力(提供低熵的物质和能量)和污染净化能力(接纳和转化高熵废物的能力)都是有限的系统，就象一艘孤立的宇宙飞船，是一个物质上封闭的系统，地球系统的长期维持在于通过消耗外界的太阳能使物质在其中能够不断的循环利用；人类经济系统作为自然生态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应是从“自然资源一产品一环境废物”线性物质流动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循环的关系。鲍尔丁所说的循环关系不仅包括生态经济系统物质上的循环流动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生态经济大系统及其各个组成部分在功能上的稳定有序、协调衔接。即经济系统的运行必须同整个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和功能相契合。这种从系统整体的角度来看待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于经济研究的思路与方法，特别是对我们理解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关系问题更是意义深远。鲍尔丁的宇宙飞船经济学理论预见直接推动了生态经济学这一新的经济研究范式的产生和发展。虽然生态经济研究范式正式出现是在20世纪60年代，但是我们可以在经济学发展早期的重农学派和古典经济学那里，找到一些对后来生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一定影响的经济思想和研究方法。
首先，生态经济学把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经济系统赖以存在的基本环境。这种观点显然与早期经济学从物质财富的生产出发，注重自然在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的研究方法和经济思想是一致的。同新古典经济学从交换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和价格决定的问题不同，重农学派和古典经济学是从生产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和价格问题，商品的价值不是由抽象的交换价值(价格)决定的，而是土地所代表的自然资源、劳动和作为生产手段的资本物品(在一定意义上是以前的生产过程中节约下来的东西)共同作用的结果。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魁奈坚持认为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而在亚当·斯密眼中，劳动不仅是价值尺度而且是价值的源泉，更有意义的是，他把土地上的自然力也看作是一种劳动，这就自然导出土地同样是价值源泉的结论。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戴利对于重农学派有这样一段评价：“有趣的是。经济学的第一个学派重农学派，强调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对他们而言，仅有农业这个‘自然’的活动就能够产生净产值。事实上，重农主义这个词意味着自然法则。重农主义基本观点中的一些东西，对今天的经济学是极其重要的，尽管他们特定的理论已经过时”。
其次，对生态经济影响更为明显的是，重农学派和古典经济学特别重视影响和限制财富生产的其他自然生物物理因素，他们把自然物理因素对经济活动的限制与经济长期增长前景的“定态”(stationary state)概念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古典经济学中“定态”一词指的是经济中人口与资本存量都停止增长的状态。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都把良好土地的供应的限制以及所带来的农业上的报酬递减来表达他们经济活动受到环境限制的思想。虽然约翰-穆勒认为生产技术的进步能够中止或暂时抑制因自然要素有限而对终极生产力的限制，但是他并没有抛弃“定态”的概念，认为财富的增长并不是无限的，经济迟早会进入一种静止的状态。技术进步可以推迟这种状态过早的到来，但最终阻止不了其一步步的逼近。在一定程度上，生态经济的兴起是在经济增长日益受到生态环境因素的限制的现实下，对古典经济理论中的“定态”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因为整个生态经济的理论就是围绕着，在地球这样一个具有有限承载能力的增长空间中：如何考虑经济活动的目的和途径而展开的。戴利的稳态经济(Steady-economy)是最具代表性的生态经济思想。在戴利看来，稳态经济是一种有发展而无增长的经济。在物质层面上，经济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开放的子系统，而地球生态系统是有限的，非增长的，在物质上是封闭的。随着经济子系统的增长，它将从整个生态系统的母体中吸收越来越多的部分，并且终将达到100％的极限。这种靠消耗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支撑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的。增长的边际成本总有一天会超过其边际社会收益，会使增长变得得不偿失。
再次，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只有有形的产品才算作是社会的财富，在他们对经济过程的描述和分析，产品价值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与通过劳动、自然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对物质的转化过程，和对以物质为载体的产品功能或效用的使用过程分不开的。萨伊最早提出效用是物品(财富)价值的基础，他认为“所谓的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生产数量不是以产品的长短、大小或轻重估计，而是以产品所提供的效用估计。”虽然如此，萨伊并没有就此脱离经济活动的物质过程来抽象地谈论价值问题，而是在分析中更加强调两者的结合。他把生产过程看作是以创造效用为目的的物质形态转化过程，并提出了物质本身是不能创造和消灭的观点。对于财富的消费，他是这样认为的：“正如生产意味着效用的创造，而不意味着物质的创造，所以消费意味着效用的消灭，而不意味物质或物品的消灭。”因此，萨伊被认为第一个把物质不灭定律引入经济分析中的经济学家，实际上，生态经济学中的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物质平衡理论”表达的就是萨伊这个思想。生态经济承继了早期经济学的这种从价值流动和物质转化两方面来看待和研究经济过程的方法和视角，对于这种经济研究方法的特点，萨伊在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概论》绪论部分这样阐述。这个方法的优点在于它只承认经过仔细观察的事实，以及根据这些事实所做的精确推论的研究方法，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排斥在文学上和科学上往往阻碍人们获得真理的偏见和先入之见。他认为“事物怎样存在或怎样发生，构成所谓事物的本质，而对于事物的本质的观察，则构成一切真理的唯一根据。”萨伊的这种方法论原则进一步强化了对早期思想家和亚当·斯密以来所兴起的实验唯物主义传统。
最后，在经济要素的分类方面，生态经济学中与古典经济学一样基本上遵循了上述萨伊所提出的观察和理解事物的方法原则，在古典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中，原材料、能量相对于对生产过程中的其他要素投入(劳动、资本)来说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例如，对于资本的划分上，斯密是最早认为，根据这些资财在取得收入过程中的存在和变化流动的具体形态，可以把资本分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两种。这一概念和名词一直被其后来的经济学家所沿用。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马歇尔是明确的劳资合作论者。他的结论是：一般资本和一般劳动，在创造国民收入上是相互合作的，并按照它们各自的(边际)效率从国民收入中抽取报酬。他们相互依存是极其密切的。生态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类似，采用的是一种把生产作为经济分析起点的“生物物理的分析方式”(biophysical approach)。人类的生产活动的实质是，人类利用组织、技术等手段，从自然生态系统中取得自然资源，把其转化为人类所需要的物质形式，并向环境排放废物的过程。其一，从生态经济大系统的整体角度来看，人类经济活动同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活动一样，都是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和转化过程，生产活动则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转换器”的作用——把物质从一种形态变成另一种形态，从一种用途转化为另一种用途；其二。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最基本、最重要的活动——没有生产也就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物质流动关系，更谈不上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经济系统之间的联系。从物质角度看，生产的基本要素是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生产过程则是对这三种要素进行转化、传输或应用的生物物理过程，因此，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投入更多的是互补性而不是替代性的关系。互补性和替代性问题，目前已经成为以生态经济为代表的强可持续发展流派(这一流派强调互补性)和以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弱可持续发展流派(这一流派强调替代性)在对待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争论的焦点。
三、生态经济范式的核心：循环经济的理论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开始对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这一时期，有关环境问题最有名的著作当属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在这部书中作者利用大量事实证明了由工业污染对生态系统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唤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促使包括经济学在内的许多学科开始把环境问题纳入到各自的研究领域。在经济学领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生态经济学发展的奠基时期，一些对后来该学科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基本都出现在这一时期。他们不仅继承了和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从生产角度和物质转化过程中研究经济的传统同时在研究的视野、方法以及所关注的问题上都具有重大突破。其中对于生态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作用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有：鲍尔丁的地球宇宙飞船经济学思想：尼古拉斯·乔治斯库一罗根的经济过程中的熵定律理论；埃尔斯和科尼斯的物质平衡原理和产业代谢理论；戴利的稳态经济思想。这些理论中一般都涉及到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基本问题：第一，地球的资源供应能力；第二，地球消纳废物的能力；第三，经济增长的规模限制问题。生态经济学正是在寻求发现和寻求解决这三个基本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作为生态经济核心理论的循环经济思想理论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而成为目前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发展思想和实践。我们以生态经济中如何看待和解决经济循环或循环经济问题为主线，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和反思。
1.熵定律与经济过程
熵是一个物理学上的概念，是对不可利用的能量的一种度量。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一些乐观主义者认为，既然物质是不灭的，能量是守恒的，那么人类总会有无尽的资源可以利用。但是他们忽略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也称熵定律)所提供的科学事实：在能量遵循热力学第一定律，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做功的过程中，所有的转化率均低于100％，耗散掉的部分就是“熵”。按照熵定律，无论是价值循环和物质循环都需要来自外界持续不断的能量来源的支持，否则是不可能持久地运行下去的。尼古拉斯·乔治斯库一罗根是第一个系统地阐明经济过程如何受到熵定律限制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经济过程是一个以低熵状态的物质一能量输入，以高熵状态物质一能量输出的过程，即经济过程仅仅是把有价值的自然资源(低熵)转化为毫无价值的废物(高熵)的过程；目前的工业繁荣是以快速地消耗有限的低熵物质为代价的。因此，他得出结论：人类经济奋斗的中心是比经济学中的李嘉图的土地更稀缺的环境中的低熵。经济过程中所有的物质转化和循环利用活动最终要受到可用能量的和熵定律的限制，免费的重复利用是没有的，因此，从可耗竭的矿物能源向太阳能转变是人类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2.经济过程中的物质平衡原理
物质平衡原理(materials balance approach)是罗伯特·埃尔斯等人提出的物质流分析方法。这一方法的基本假设前提是：在一个封闭的、没有物质净积累的经济系统中，排入自然环境中的残余物质质量必然大致等于作为投入物进入系统中的所有原材料和能源的质量。根据这一假定前提。他们从物质形态上，构建出一组物质平衡方程。在这一组方程中进入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各种资源和服务的投入数量和最终的产出和消耗数量构成了一个等量关系。利用物质平衡方法，埃尔斯等人对经济过程中物质形态的投入、积累和产出，以及三者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系统地分析，认为从长期来看，经济过程只不过对物质的形态进行了转化，并不能增加或减少物质的量，而对于流出经济系统的废物所进行的处理。只能是这些物质从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或者说从一种介质进入另一种介质。因此，经济活动中的废弃物的排放和处理是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正常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从长期而言，进入和流出系统的物质是平衡的。对于如何从根本上减少废物的产生和污染问题，他们提出一方面从源头上减少原料的投入，另一方面提高经济过程物质的利用效率，特别是提高经济系统中物质循环使用率，并由此提出了对进入经济系统的物料实行从“资源开采——生产加工——消费——最终废弃”的整个经济的物质流动过程，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综合管理的思想。这一思想很快被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制定的1976年颁布的《资源保护和恢复法案》(Resources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RCRA)所采纳。
3.产业代谢理论
产业代谢理论(industrial metabolism)是罗伯特，埃尔斯1988年在物质平衡原理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物质、能量流动的理论。产业代谢概念所要表达的是，在一个基本稳定的状态下，通过劳动使原料和能量转化为最终产品和废物这样一系列的物质过程。在这里产业的概念涵盖了从农业、采矿业、制造业、畜牧业到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商业、消费和废物处置等所有行业。在产业代谢模型中，经济系统被看作是一个嵌入生态大系统的开放子系统，在稳定状态下，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一样是一个远离热力学平衡耗散系统，并且也有着类似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的代谢过程，但是由于能量的限制(主要是熵定律)和无法避免的耗散消耗，产业系统不可能达到象生态系统那样的近乎完全的物质循环，即产业循环是开放的。也就是说，产业系统总体上没有对它的营养物质进行再生循环，它是以开采来自地球的高质量的物质(化石燃料、矿石)为开端，最后把这些物质以退化的形式返回到自然界的过程。
在埃尔斯的产业代谢的模型中存在两种废物循环形式：第一种是经济系统与自然界组成的自然循环过程。这种形式的循环发生在农业、林业和畜牧业等部门，它们的原料直接来自于自然，最后的排放物主要是可降解的生物有机物。第二种形式的循环被称为“工业循环”。这个循环把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废物，通过采取一定的技术、加工和管理手段，作为“二次资源”再度返回到生产和消费过程。由于工业循环过程是人为的，不仅需要大量的额外的物质和能量投入，同时也会产生对环境有害的排泄物。埃尔斯的产业代谢理论不仅从经济上和物理规律两方面分析了经济系统中影响和限制物质循环的原因所在，最重要的是提出了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以及经济系统内部产业之间存在的物质和能量流动网络，这为产业生态学提出的通过构建不同产业流程之间的物质和能量梯次利用网络，来减少废物排放和提高资源利用率提供理论基础和灵感。
4.产业生态学
产业生态学的产生受到了自鲍尔丁以来生态经济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的直接影响，同时也标志着生态经济从理论走向实践。1989年9月，R.Frosch和NicolasGallopoulos在《可持续工业发展战略》一文中正式提出的产业生态学的概念。他们提出：“在传统的工业体系中，每一道制造工序都独立于其他工序，通过消耗原料生产出即将被销售的产品和相应的废料：我们完全可以运用一种更为一体化的生产方式来代替这种过于简单化的传统生产方式，那就是产业生态系统。在这样的产业生态系统里，能源和材料的消费被最优化了。一个过程的排放物可以作为另一个过程的原材料”。显然，R.Frosch和Nicolas Gallopoulos产业生态学理论，与埃尔斯的产业代谢理论(industrialmetabolisml具有很多的相近之处。只不过是前者强调了通过产业系统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代谢关系的建立。而后者是从整个生态经济大系统的物质和能量的流动关系出发，指出了这种代谢关系的现实存在及其对于经济系统的意义。
把产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较是产业生态学研究视角的主要特点。产业生态理论的主要探索者之一Braden R.Allenby(1995)认为，在上亿年的进化过程中，自然界中的物质和能量的流动与转化过程大致经历了从线性流动、不完全循环和完全循环三个阶段的进化历程，才成为今天比较完善和稳定的自然生态系统，总体上来说，产业系统还处在从线性流动阶段。尽管产业生态系统的概念与生态系统不能做完全类比，但是前者可以通过学习和借鉴后者的优点而获益。例如，生态学的关键种理论、食物链及食物网理论、生态位理论及生态系统多样性理论等在生态工业、设计规划生态工业园及生态工业网络设计和管理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因此，对于产业生态系统的理解，我们一方面明确地承认，产业系统是自然生态系统演化的产物，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系统的发展不仅要符合经济规律而且还要遵循自然规律；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产业系统在性质上和对物质、能量的利用和流动方式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5.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模型
以研究和寻找可持续发展实现途径为主要目的。根据鲍尔丁的地球宇宙飞船经济学理论和循环经济思想，戴维·皮尔斯(David W.Pearce)和凯里·特纳(R.Kerry Turner)在1990年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和系统性的循环经济理论(the circular economy)，并建立了第一个循环经济框架模型(见图1)。
(在这个模型里各种通过环境经济系统的物质流用实线标示，这些物质流所产生的效用(U)用虚线标示。自然环境提供自然资源的存量(R)、环境的净化能力(A)和舒适三大经济功能。废物(W)是由生产(P)和消费(C)产生。如果考虑物质循环，这个环境经济系统就是封闭的。在模型中自然资源的存量(R)被分成了可耗竭资源(ER)和可再生(RR)资源两大类别。这两类资源都可以以一定的比率(h)进行开采，而只有可再生资源可以(以y的比率)再生。由于相对于废物流量(W)的自然的净化能力(A)不仅影响到自然资源的生产而且还直接影响到最终的效用，所以同样被视为一种经济资源。废物(W)的循环利用(r)可以对资源的存量(R)产生正的影响。)
皮尔斯和特纳认为。鲍尔丁把地球比作同宇宙飞船一样的封闭的系统，表明了经济与环境是一种循环(circular)的关系——所有事物都是其它事物的投入，那种简单地认为经济的最终目的就是创造效用并对经济进行相应地组织的看法，实质上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无论如何，最终来说封闭的系统设定了获取效用所能采取措施的限度或边界。他们把自然界所提供的资源供给、废物净化和审美功能三项作为生命支持功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认为我们面临的挑战在于，不论是自由市场、计划经济还是混合经济模式，都不能保证自然的生命支持功能将能够持久下去，因为现代经济学缺乏一个生存理论(existence theorem)来处理经济的规模和结构与支撑该经济的一系列环境与经济相互关系之间的问题，没有对经济系统是否与其密切联系的自然环境相和谐进行必要的关注，因此，经济可持续的关键在于创造出经济和环境的和谐共存的条件。在他们建立的循环经济模型里(见图1)，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合二为一共同组成一个生态经济大系统。在这个模型里，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不再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两个系统之间不仅在物质、能量上存在着密切的投入一产出关系，而且在功能上也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俨然是一个统一的功能整体。因此，这是一个典型的生态经济循环模型，与主流经济学经济循环模型相比，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经济视角和思维范式。
首先，从经济的目的看，自然环境作为生态经济大系统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它提供三方面的经济功能——资源提供功能、废物净化功能和直接效用提供(审美、休闲娱乐等舒适性资源)——这些功能对于最终经济目的的实现、持续提高和改善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从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看，之所以把这个自然系统同人类经济系统一起组成的生态经济大系统称为循环经济系统，是因为按照物质平衡原理(即热力学第一定律)，这个大系统在物质上必然是封闭的、循环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开放的、线性系统，即从“环境——资源——生产——消费——环境”的封闭过程。第三，皮尔斯的循环经济系统是一个以保持和提高生态经济大系统的功能(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为导向的物质循环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系统功能的保持是与系统内物质(包括能量)流动的状况紧密地联系起来。尽管从全球尺度来看物质在系统内的循环是由必然性的物理规律所决定的。但是从系统的功能的实现来说。这种循环可以有不同的状态或结果——良性循环(hA)则会破坏这个功能，从而造成经济系统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在这个循环经济系统中人的调控作用就是通过协调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物质流动关系，在促进和保证生态经济大经济内物质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实现大系统在功能上的良性循环。它蕴涵了两个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原则：一方面，要承认生态系统对经济活动的限制，使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的开发利用保持在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和承载力之内，使经济活动建立在生态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在不破坏生态系统整体功能和稳定性的前提下，对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进行合理开发和高效利用。以提高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效益。第四，由于环境的三大经济功能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例如自然的净化能力(A)的破坏不仅影响到自然资源的再生产而且还直接影响到环境的质量，循环经济要求我们从方法上，对环境和经济问题应从整体的角度出发进行把握和协调，而不能过于偏重某一方面的功能。
四、小结
对于生态经济范式的渊源、特征、核心和理论成果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本质是一致的，这就澄清了当前生态经济研究与循环经济研究分野的现实，同时通过分析发现，生态经济范式与古典经济及其后来的继承者的思想一脉相承，这也为我们如何把握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和路径选择，生态经济研究不能脱离传统经济学，更不能脱离市场经济理论而发展，这是非常危险的，同时也是没有出路的。经济过程即是物质转化的过程，又是以效用为基础的价值增值和转移的过程，这两方面都离不开环境的支持一环境既是经济过程的物质最终来源和归宿，又是基本经济功能的提供者。从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看，生态经济范式研究对经济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所持有的整体视野，特别是从生态经济大系统物质循环流动的角度来看待经济与环境之间关系，对我们把握环境问题的本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循环经济作为生态经济研究范式下的一种全新的经济系统观和经济发展模式，它对经济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所持有的整体视野，特别是从生态经济大系统物质循环流动的角度来看待经济与环境之间关系，把经济活动纳入到整个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流转的大循环当中，从生态经济大系统整体高度来看待和规划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把握经济与环境问题的实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美]肯尼思·E博尔丁，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A]，赫尔曼·E.戴利，肯尼思·N.汤森编，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M]，马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英]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人口论[M]，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3][法]萨伊，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M]，陈福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美]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熵定律和经济问题[A]，赫尔曼·E.戴利，肯尼思·N.汤森编·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M]，马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关键词：经济学；管理学；异质性分析
一、引言
管理学和经济学是两门独立学科，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假设前提和研究方法迥然不同。但是两者在形成、发展、创新及演进的过程中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具有一定的同质性。管理学被引入我国之初就与经济学产生了混淆，其定位和发展一直受到经济学的深刻影响。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经济学泛化”现象，经济学在企业、咨询机构和政府智库等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与“经济学泛化”相对应的是“管理学弱化”的现实。作为专门研究各种组织管理问题的管理学，不仅在理论成果方面距离世界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在实践方面远没有经济学家活跃。相对来说，作为一门学科，管理学是尴尬的。这种局面的形成与人们对管理学的认识偏颇有很大关联。
二、认识上的偏颇及其原因
从学科起源来看，管理学与经济学有着共同的经典――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直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1911年泰罗出版了《科学管理的原理》，开创管理学科学研究，管理学与经济学从此分立，各自发展。由于二者具有一定的同质性，而且作为成熟学科，管理学出现的时间晚于经济学，所以为了获得学科合法性，管理学在某种程度上过于依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甚至模糊了自己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边界。久而久之，人们对于管理学的认识出现偏颇。
1.认识偏颇一：管理学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管理学与经济学都是以资源的经济效率和节约为研究宗旨，这就决定了管理学与经济学紧密相连是必然的。作为学科理论基础之一，经济学为管理学提供了多种分析方法与研究路径。因此，管理学吸收、借鉴了大量的经济学知识，其发展受到特定时期主流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与制约。但是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管理学越来越依赖经济学，自身学科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的构建缓慢，同时又脱离了管理实践，陷入价值困境。与此同时，随着边缘学科研究的兴起，经济学对管理学的渗透更加明显。
我国的管理学教育和研究起步较晚，由于历史原因，管理学在我国长期居于从属地位。1998年国家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管理学科作为一级学科列入学科专业目录，从此管理学正式从经济学科中分离出来，和经济学成为两个不同的、平行的学科。但是直到目前我国很多院校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设计都与经济学院具有较高相似性。管理学无形之中仍然处于经济学分支的地位。
学科借鉴主要诉求是在方法论上有所发展，突破学科壁垒，它在管理学的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有助于管理学披上合法的外衣。经济学的借鉴丰富了管理学领域的知识，但是如果长期依赖经济学及其他学科，始终将经济学理论作为自己的学科基础，那么管理学将无法形成自己的框架和研究范式，也就无法保持独立的学科价值。
2.认识偏颇二：管理学的研究场域无限大
随着边缘学科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大都兼有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双重性。在这种情境下，管理学理论研究大大突破了应有的边界，研究目标偏移，学科泛化和空洞化不可避免。
法约尔最早给出了管理活动的边界，他将管理活动从企业的其他五项活动（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中分离出来，从管理职能上给出明确界定（“管理就是实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这种界定方法得到了学术领域认可。现在我国很多高校在设置管理学科的时候出现混乱，将宏观经济、商业、营销等都纳入管理学院，而且很多管理学者也将管理活动之外的内容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有学者提出管理学是没有边界的，把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泛化，将管理学的研究场域无限扩大。
无论是将管理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还是无限扩大管理学的研究场域，管理学的发展都会逐渐失去“硬核”（核心范畴），学科范式和基础理论框架的构建更趋混乱与缓慢，发展前景堪忧。
2011年，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提出“建立现代中国管理学”的“十二五”发展战略目标，强调“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管理理论创新”。要实现自身创新，管理学首先就必须与经济学区别开来，回到自己的学科场域，回归注重实践的研究方法，找回自己的独特价值。基于此，我们应当从管理学与经济学的异质性出发，对管理学进行再认识。
三、管理学的再认识
1.管理学应坚守自己的研究场域或者“硬核”
管理学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场域是不同的，两者有不同的“硬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中的人，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组织中的人。即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经济行为，而管理学研究的是人的管理行为；经济学研究以社会资源的使用为主要内容，而管理学研究以特定组织资源的使用为主要内容。以对企业问题的研究为例，经济学是从整体上把企业作为市场的一个主体来考察的，而管理学在研究企业时，则从管理细节开始。
管理活动的核心要素是组织、目标、人、协调、效率与效果，因此管理学研究也应当围绕这些核心要素来划定研究边界。也就是说战略、领导、人力资源、组织行为、创新等是管理学边界内的子领域；而金融、财务、会计、营销等子领域则明显不应在管理学场域之内。该管理学场域界定已在美国管理学界得到承认并持续良性运行，值得我们借鉴。
实际上，明确管理学的研究场域重点在于厘清学科基本假设和基本问题。有了确定的研究场域，即使研究主题相对较为宽泛，也不会导致管理学学整体弱化，失去自己的“硬核”。
2.管理学的研究应注重人文性
人性假设是经济学也是管理学的重要研究前提。与经济学相比，管理学的人性假设更为复杂，“经济人”“社会人”“观念人”“复杂人”等人性假设相继提出。经济学以节约成本、扩大产出、优化资源配置为目标，从大多数人的一般行为出发展开分析，其人性假设偏重于人的“自然属性”，假定人是经济人、理性人；管理学以激励人的积极性、提高组织效率为目标，既分析多数人的一般行为也分析少数人的特殊行为，其人性假设侧重于人的“社会属性”，假定人是社会人、复杂人。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决定了研究方法偏向于客观描述与分析，力求形成公理体系和系统的原理定律，如果管理学也受到经济学的过多影响，那么管理学研究就会忽略人的主观感受与体验的抒发与阐释，“人”的主观性与复杂性被遮蔽，管理学的研究将会出现重大偏差。
行为学也是管理学的重要学科基础，随着行为科学研究发现，情感、需求等人文因素在人的行为决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管理学的研究也应当注重人文性，关注人文因素在管理活动中的重要影响。
3.管理学研究应提高实践相关性
管理学被认为具有艺术属性，这说明管理活动的成功除了需要管理理论和知识之外，还必须依靠在实践中获得的运用知识的能力与技巧。所以说，管理学是不能脱离实践的。
经济学很早就走出了经验总结的阶段，其分析与论证向精密科学靠拢，从系统假设出发，形成一套逻辑体系。因此，经济学以演绎法为主，从一般到个别，先在逻辑或理论上构建预期的模式，然后观察和检验该模式是否确实存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管理人员主要凭经验来管理，没有统一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基本上处于积累实践经验的阶段。因此，管理学以归纳法为主，从个别到一般，从一系列特定的观察中提炼出一种共同模式，可以说管理学是经验的总结和运用。
管理学是具有较强应用性的社会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存在于实践当中，理论成果需要应用于实践当中。因为对“学科合法性”的过分强调而依赖从经济学引进理论层面的研究方法，反而会失去“实践合法性”，脱离了实践的理论假设与模型构建对于管理学的发展弊大于利。因此，管理学研究必须提高实践相关性，从实践中汲取理论创新思想，使理论能够更好地指导实践。
四、结论
与经济学相比，管理学在中国是年轻的、不够成熟的，梳理出学科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有一定的难度，并由此造成管理学弱化的现象。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管理学与经济学具有异质性，经济学是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而非全部，适当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可以促进管理学发展，但经济学并非是万能钥匙。严格的区别和紧密的联系是经济学与管理学能够不断发展和繁荣的基本前提条件。经济学与管理学的联系不能割断，取长补短相互借鉴能够使二者在学科之林中繁荣发展，但我们不能因此模糊两学科的区别，只有严格区别才能使得两学科各自独立，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科优势，从而形成互补互相借鉴之势。
参考文献：
[1]高良谋，高静美.管理学的价值困境：回顾、争鸣与评论[J].管理世界，2011（1）：15.
[2]再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质疑[J].管理学报，2013（4）：471.
[3]郭重庆.中国管理学者该登场了[J].管理学报，2011（08）：1733-1736.
[4]谭力文.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4.
对于计量科学的精确性、绝对性的探讨由来已久，当前学术界的争论只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化。早在1939年，Keynes就指出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存在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理论的先验正确性问题00，二是线性假设以及滞后期与趋势决定的主观随意性问题,®三是计量经济学的结构不变性问题。认为这三个问题造成了计量经济学经济分析的局限。相对于凯恩斯，Lawson的观点相对来说比较极端，Lawson学建模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当前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尤其是VAR系列模型在研究现实经济机制方面作用甚微，模型未获得关于经验现实的真正洞察，其预测结果不具备经验充分性。
而Juselius则更倾向于为现代计量经济学模型、尤其是VAR系列模型进行辩护H，认为计量经济学本身不存在任何问题，只是在面对当前危机时应做一些转变H。并指出正确设定的、具有经验充分性的协整向量自回归模型可以实现这一转变15。作为计量经济学的拥护者，Hendry同样对计量经济学进行了辩护，指出虽然计量经济学方法确实可能会产生谬误回归，但这种谬误可通过检验进行回避与拒绝63;Hendry提出根据数据生成过程进行建模的理念，指出计量经济学应根据DGP过程进行经验建模，进而保证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的科学性与精确性。
国内学界对计量经济学基本持肯定态度，李子奈认为，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建立、估计与检验过程来说，其方法具有坚实的统计、逻辑基础，符合科学研究的发现过程67。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实质上就是回归分析，是证实与证伪、归纳与演绎、检验与发现、相对与绝对相结合的过程。并探讨了计量经济学模型政策评价、结构分析、预测与检验功能上的局限。洪永淼认为计量经济学模型面临三个主要问题：非重要因素的影响问题、观测数据问题以及样本外预测问题°8。但计量经济学理论本身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与全面，只是由于经济系统的时变性、不可逆性以及经济数据的缺陷导致了计量经济学的分析、预测没有物理学那样精确，这也是计量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最大的区别。
那么计量经济学究竟是怎样的科学?它是否具有其自身难以避免的不足与局限?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就要从其模型方法的概率和统计学科基础进行探讨，从其表述语言、方法论及功用层面进行基础研究，以提高其应用研究的科学性，使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二、计量经济学的语言分析：模型语言经济学表述的非充分性
经济学语言学转向引发人们对语言在经济分析中作用的广泛关注，进而产生一个问题，计量经济学的主要语言是什么?计量经济学语言具有什么特征?其在经济分析中又处于什么地位?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从什么是计量经济学的语言以及计量经济学语言的方法论地位来着手。
要探讨计量经济学的语言，离不开对计量经济学的界定及其基本分析结构的探讨。计量经济学是通过模型来表述经济现实的，基于统计、概率方法的模型构建是计量经济学经济表述的主要手段与方式，也是计量经济学进行经济研究与分析，以及作用于应用实践的基础途径。从学科的自我表述与实践应用两个层面来说，一方面，以概率和统计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是计量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主要表达方式，也就是计量经济学的“语言”另一方面，从计量经济学的基本分析结构来说，模型是计量经济学分析的基本结构，是计量经济学描述、解释经济现实的主要手段，也是计量经济学进行学科表述与对外自我表达的主要途径，可称为计量经济学的“模型语言”。以概率和统计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既是方法又是语言，在计量经济学经济分析中处于核心地位。作为经验实证的计量经济学，其研究方法从方法论上来说是经验实证的模型方法，其语言也必然离不开经验实证的方法论基础地位，是经验实证的模型语言。
那么，计量经济学经验实证的模型语言在经济学研究中处于何种位置?其经济学的表述充分性如何?是否能够替代自然语言?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明确经济学学科本质与计量经济学经验实证模型语言的方法论地位。作为社会科学的‘‘皇冠”，其特殊的学科性质决定其不等同于物理学这样的自然科学，同时人类社会也不等同于实验室。经济现实的复杂多变性，人性与人类心理的不可预测性，使得经济发展过程成为一个异常复杂的有机体，这些必然复杂化经济学的表述及其语言，单一的基于以概率和统计的模型语言难以完成这一任务。此外，从经济科学理论表述层面来看，经济理论并不必然由数学或统计学来证明。经济学的语言是多元而非一元的，数学、统计语言是经济学分析语言中不可替代一种，是“多元”中的‘‘一元”，但并不必然比其他语言更重要。当然，这也解释了计量经济学以概率和统计为基础的模型语言在经济分析语言中的地位。
计量经济学经验实证的模型语言是计量经济学科学化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体现，但同时也难以避免其自身与生俱来的方法论局限：
首先，经验实证的模型语言面临经济研究中价值判断理念的计量化问题。计量经济学模型语言对
①李子奈在他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功能与局限”中均有提到这一观点。
经济现实的表述是建立在表示现实经济活动结果数据的概率分布假定基础之上的，模型语言对经济现实中不可度量的社会关系、政策和心理等价值理念的处理是通过主观假定赋值或虚拟变量来完成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计量经济学模型语言对价值判断的这种表述稍显随意、主观，是不精确的;此外，很多价值判断理念难以通过统计语言或概率分布来表述。因此，计量经济学模型语言存在着价值判断理念计量化的问题。经济研究是以人及其构成社会的经济活动与关系为核心的，而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表述不仅是‘‘量”的统计，还包括‘‘质”的描述。计量经济学模型语言对经济现实的解释与描述是通过变量与现实经济因素的映射来完成的，因此，模型对经济现实的解释是建立在模型方程涵盖待解释经济变量这一前提之上的。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模型是否可以包含所有经济因素，也就是经济因素都可以通过适当量化的形式纳入模型语言的表述范围吗?答案是否定的。很多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政策、环境因素以及微观计量模型中的心理因素，都很难一一映射为计量模型中等价的变量形式。虽然虚拟变量是一种选择方式，但现代计量经济学中的虚拟变量通常是简单的‘二进制”，这种“是与否”的极端表述方式很难精确描述经济现实的渐变过程与渐变效应。
此外，即便勉强将价值判断理念通过主观赋值的变量进行计量化，还存在现实经济因素与观测数据统计方式的非‘‘一一映射”问题。很多模型表达的变量或符号在现实经济中有多个对应统计方式，而每种方式的选取都代表着不同的样本数据，有时甚至会影响到模型的估计结果。如探讨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涉及到国家开放程度这一政策理念及其模型对应变量的选取。究竟用什么代表开放程度，现实中选取模型样本数据时就涉及一个选择的问题，有的研究者将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GDP占比作为一国开放程度的度量标准，有的将对外政策的颁布作为开放程度的度量。这种变量的选取通常以模型的估计结果是否更优作为条件，可以说这种选取模式是稍显主观随意的，并不具备严格的科学性。
其次，计量经济学模型语言难以完全取代经济学表述中的自然语言，一元的模型语言难以对经济学进行全面、充分表述。第一，能够表述经济世界的是语言性的词语而不是人为创造的符号、模型，计量经济学的模型语言并不比自然语言更接近经济现实，同时，经验实证的模型语言所描述的逻辑建构具有其本身的局限，不能完全取代经济学自然语言的使用。虽然计量经济学模型语言中的数学公式与统计推断过程本身也是一种话语，但这种“话语”本身也有语言问题，爱因斯坦指出“就数学定律指涉现实而言，它们并不确定;就其确定性而言，他们并不指涉现实”。数学哲学的观点展示出数学、统计的模型语言，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语言，其所构建的‘‘经济世界”并不比自然语言的更准确，也不比自然语言的更接近现实世界。第二，人们生活的世界是词语的世界而非函数的世界，对语言最重要的沟通与交流功能来说，经验实证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语言作为交际语言并不具备足够的充分性。虽然其在统计推断与函数符号表达上具有严谨性与便利性，并因此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科学性，但对于语言最为重要的交际功能，计量经济学模型语言并未表现出任何超越其他语言范式的优势，尤其是在与公众交流时。用函数与符号表达的数学语言是自然科学的通用语言“对自然科学家而言，它就像过去拉丁语对学者一样，而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它不幸是希腊语”10,因之其模型方程与符号的表达范式可能更容易使人们感觉它只想通过深奥的数学让人肃然起敬，而不是更有助于交流。
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问题，不论计量经济学模型语言多么严谨、精确，也不可能做到对完整社会关系进行精确表述，这取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设定的非精确性与局部性，因为任何模型都不可能把整个社会复杂多面的关系全部纳入模型体系，无论从技术层面来说还是从方法论层面来说，这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三、计量经济学的数理基础：非精确数量关系的度量
由于计量经济学以概率和统计作为其学科的数理基础，其结论是基于样本数据(总体样本的一部分)的推断做出的，而非真实的针对总体样本进行的精确运算，因而其结论并非是确定的、精确的。而计量经济学中以概率为基础的随机检验的不对称性与非精确性、概率约化方法下统计推断的非确定性，都导致了计量经济学度量精确数量关系上的局限。
1.以概率为基础的随机检验的不对称性与非精确性由于观测值很少是现实经济中经济变量的真实值，因此随机模型的存在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但随机模型本身由于其概率基础的非精确性以及两类前提假定的不对称性，使其模型检验的逻辑基础受到质疑;同时其概率基础的随机性，也严重削弱了随机模型的可靠性与精确性。
在法经济学家中，基于对帕累托原则的争议较少，因而该原则被衡量化地称为“帕累托标准”。法经济学家习惯性地将社会行为抽象成简介的数字分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法律的社会经济效益目标的价值是否符合帕累托标准。为了能够实现模型化的分析，法经济学将经济学理性人假设作为其基本出发点，即人都具备一种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动机并由此实施行为，总之，人都是理性的、功利的。人的行为通常都是在充分理性的约束下经过反复权衡、比较之后才决策的，这种比较通常以效用为其考量的依据。惟有经过事物之间量化的比较之后，人才能以一定的理性范式进行选择，其目标就是收益最大化。宏观上，只有具备完善的法律体系与科学的制度结构，理性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才会演变成一种无意识的助动力，促进社会的公共利益的有效增长。[3]法经济学将理性最大化作常态化处理为一种基调，并将其直接代入对个人效用最大化目标的研究中，以此为基础推算出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充分条件并实现目标与路径的有机统一。
然而，实践中的市场与社会是充满各种变化的。行为人之间的诸多复杂性因素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大量存在，往往所构想出的自由状态只存在于研究者的沙盘中。在制度的框架下，社会本身只能通过相应的规则尽量减少市场交易成本以达成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因此对交易成本的分析方式显得尤为重要，学界普遍认为该分析方式是理性最大化假设的一种重要分析工具；此外，一个关于人的内在偏爱的可比性的难题亦会呈现出来，对个人效用最大化与社会财富最大化的追求是产生该难题的充分条件。依据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可得出这样的论点：每当行为人打算将所有可能的选择依照优先顺序排列时，其必然是基于理性这个先决条件并且必须对每一次选择附加一种金钱等价物。但联系上文则可以看出这个论点是存在疑问的。若是从人文的思维方式来观察，诸如爱情、友谊、信任、生活本身等等感性的事物显然是无法量化的。因此，法经济学家通过分析行为人的具体行为方式与倾向将其抽象化为一种变量，将该变量代入到经济学的市场交易分析方法中并结合理论得出一套模型，再将该模型用于解决如何消除或削减在市场中因存在的垄断、公共物品供给和外部性等因素而出现不合理状态的社会交易成本；同时假以制度的构建来引导和规范民众的行为，最终达成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目标。
导入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针对法经济学的理性最大化假设基础，侧重法经济学的道德行为分析可以把行为人的抽象化假设模型还原到真实社会生活中充满感性的“自然人”，推算出非理性因素在实践中对理性假设模型下的个人行为产生的影响程度，继而完善法经济学的方法论。
下面我们根据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行为人的动机、偏好以及他们的关系来解构理性经济人的道德行为。
（1）理性行为人的动机、偏好及相互关系
假定不同环境的约束与激励作为常量，对行为人的利己动机进行考量，一般可得出的三种表现形式：①在偏好排序中利己因子比重较大时表现为利己行为；②在偏好排序中利他因子占据优势时表现为利他行为；③利己与利他行为的不稳定交叉呈现。但若将外部约束力作为条件加以推演的话，行为人最终只能求取一个偏好因子的最大化，要么利己，要么利他。[4]
如果行为人原有的偏好特别稳定，约束条件的变动也可能无法改变其已有的偏好，从而该行为人的最大化结果也显出稳定因素。换言之，行为人的偏好及其排序是约束条件的函数，每次决策，行为人的偏好都将被其自身意识重新排序。行为人偏好的稳定，系指行为人选定偏好顺序后的稳定，而由自身意识决定的偏好顺序的选择并不必然长期稳定，它可能依环境约束的变动而变动，是相对的稳定。[5]
为了使行为人效用函数显得更为简化，更能为统一的模式所建构，我们可以把属于正能量的道德因素（譬如乐于奉献、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大公至正等正能量行为）看作是转化了的利他因素，即一种可被效用函数代入计算的利他偏好因子。如此，改进饱受非议的关于偏好稳定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将成为可能，走出通过将既定的偏好常量代入理性经济人行为函数而无法正常描述行为人多样性的困境。继而，古典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市场调节机制下起驱动力作用的利己心，与其在真实社会环境中由道德因素而产生的同情心，就不会被大众误解读为表达两种互不兼备的不同动机的异化概念，进而在假定理性动机作为唯一不变的情况下，行为人效用函数无法被统一地建构与体现。综上分析，可以提炼出一个一般性命题――关于理性行为人动机、偏好及其行为的假设，即利己行为，系指在给定约束条件下行为人通过满足其自身的利己偏好而实现其最大化的行为；利他行为，系指在给定约束条件下行为人满足其自身的利他偏好而达成其最大化的行为。总之，不论行为人的利己行为亦或是利他行为都将在函数中推出其来源，即其作为常量的利己动机。
（2）“理性经济人”的道德趋向
笔者认为“理性经济人”是具有道德心的。一方面，经济人概念本身就具有道德性；另一方面，在市场这一大环境下，“理性经济人”的道德通常是一种消极地实现、客观的实现而非积极地实现、主观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