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6 17:29:0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学创立的历史条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人类社会；发展概述
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1-0266-01
一、自然辩证法发展概述
自然辩证法是以人和人类社会为指向的人文文化体现为内容，对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向观察，以及对人的生存方式、价值和意义的探索。科学技术哲学则是主要研究自然界的一般规律等基本方法、科学技术及其发展中的哲学辩证的问题与科学技术及社会的相互作用等内容。
二、自然辩证法与诸学科之间的关系表现
我们知道，自辩法诞生于19世纪中叶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和发展冲击着人们原有的自然图景和思维方式，为其创立提供了客观基础。表现如下：一是大机器生产带来的人类生产活动的高度社会化，加强了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和交往，改变着人们旧有保守的、静止和孤立的思维习惯和方法；二是自然科学的一系列伟大发现展现了自辩法发展的本性和规律，冲击着人们业已形成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创立，为自然辩证法的创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使自然观的革命有了理论指导。自然辩证法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和诸多因素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相结合的一场伟大的理论革命。自然辩证法揭示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等，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思想观点等，诸多体现具有划时代的变革。
综上所述，自然辩证法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一般关系的学说。与此同时，自然辩证法作为的自然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社会学等研究，不仅具有哲学属性，而且也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
三、自然辩证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
当代自然辩证法以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所要揭示的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中的一般规律以及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一般规律，而不是自然界中个别的过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个别领域或者科学技术个别学科的特殊规律。这个一般规律也正是哲学研究区别于科学技术研究的特殊之处。自然辩证法一方面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在自然界中的具体表现和科学技术领域的具体应用，另一方面又是对科学技术及其发展的哲学概括。
自然辩证法作为关于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科学技术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已有成果的概括和总结的哲学学科，不仅对于整个哲学特别是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和改造自然，发展科学技术，协调人与自然以及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在理论价值上，不仅为科学的世界观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提供具体的理论论证。与此同时，为哲学价值观增添丰富的科学内容，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从实践价值，一方面，对正确处理和解决全球性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具有实践价值。另一方面，为科学技术活动提供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最后，对于实现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总之，当代自然辩证法以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所要揭示的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中的一般规律以及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一般规律，而不是自然界中个别的过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个别领域或者科学技术个别学科的特殊规律。
四、自然辩证法在社会发展中的思考
自然辩证法的创立与发展同哲学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是关于科学、技术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已有成果的概括和总结。由于科学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同社会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所以也是协调人与自然、科技与社会关系的需要。
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钱学森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归纳为十个紧密相联的科学技术部门。这十大科学技术部门的划分方法，正是钱学森运用哲学，特别是系统论对科学分类方法的又一创新。因而在我们的学习中，需要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现代科学方法等多重知识结构，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合作联盟，才能取得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让自然辩证法能够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
参考文献：
[1]吴国盛.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三十年.天津社会科学. 2008.07.
由逻辑实证主义者所创立的科学哲学最初是基于“科学逻辑”的定位来探讨科学知识的构成、辩护方式及界限等问题，而库恩改变了整个科学哲学的面貌。后来者正是沿着库恩开创的进路，一改以往对科学进行元层次研究的传统，转而从不同的维度来考察科学，从而开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或方向，如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的文化研究、科学的政治学研究和科学的人类学研究等。其实，这些新的研究领域或方向目前均可囊括在“科学论”(science studies)的标题之下。更值得注意的是，科学论的“后学科”视角和“描述性”立场不仅有助于弥补传统科学哲学研究思路的局限，而且为整个科学哲学研究开辟本文由收集整理了广阔的前景。
一、“正统”科学哲学的转向
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任务在于搞清科学的本质、科学知识的起点、发展动力及其进程、科学知识真伪的判断标准等问题。对此，我们看到，传统科学哲学的实际工作基本局限在认识论和方法论领域内，其主题是研究各门科学的程序和结构以及科学解释的逻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及其以前的科学哲学通常被看作是“正统的”科学哲学，而库恩、费耶阿本德等历史主义则被看作是“非正统的”。
不过，如果经过一番仔细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所谓“正统的”科学哲学，要么是静态地、非历史地研究科学，认为“科学的特征就是理论和数据间的形式关系”，要么是从内部以及规范性的理性视角给出了一种规范性的概念，即“科学是一种规范的行为”，并由此得出“表象主义”(representationalist)的科学观。换言之，那种所谓的“正统的”科学哲学，“无非就是一种把科学及科学活动理解为非社会的、非人类活动的‘既有观念’——副实证主义的、甚至是机械论的图景：科学自己决定自己的逻辑与发展，决定自己的价值与目标。”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日趋社会化和政治化，人们逐渐意识到了这种“正统的”科学哲学认识的局限性，即科学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理性知识。科学活动说到底是一项社会的公共性事业，它始终无法脱离社会文化情境，若是按照传统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完全排除社会、历史和心理等因素，纯粹用逻辑和理性将科学哲学建构成类似物理学那样的精密学科，显然是不可能的。此外，由于科学本身的发展以及新的科学哲学流派提出的挑战，科学哲学被分割为不同问题的哲学，传统普遍主义的元方法论的缺陷也由此暴露无遗，并最终导致了元方法论的失败。实践表明，“正统的”元方法论并没有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实际上，不论是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还是波普尔的“证伪原则”，它们都没有真正实现对科学的划界。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有各种各样的理论缺陷，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太过理想化，与事实不符。正是在这样的进路之下，传统科学哲学观及其方法论遭到了当代科学哲学家的强烈质疑，学者们进而探求研究科学的新进路。
二、科学论的重组与超越
大科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日趋社会化和政治化，传统科学哲学之所以成问题就在于它无视这一显著的特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如何将认识因素和社会文化等因素密切联系起来成为科学哲学的主要课题。在这方面，托马斯·库恩无疑是先驱者。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库恩提出了其革命性的思想：“我们都关心获得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于关心科学产品的逻辑结构”，从理性角度把“发现的情境”(context of discovery)与“辩护的情境”(contextof justification)分离开来是不恰当的，“发现”与“辩护”之间应该没有鸿沟。科学知识的生成和辩护实际上都是在具体的情境中进行的。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去抽象地谈论知识，这样的做法已经过时。与传统科学哲学致力于科学的逻辑分析不同，库恩对科学知识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科学的逻辑和经验基础，而是致力于对科学发展动态模式的研究。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关注科学的历程，更要关注对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大制约作用的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非理性因素，并通过这些因素来呈现“科学当时的完整历史”，从而解释科学的本质和特征，这即是库恩所主张的“解释学转向”(hermeneutlcs)。这样，不仅传统科学哲学元方法论的思维方式被库恩抛弃了，而且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个全新的跨学科领域也在这里应运而生。在hps中，科学哲学的工作必须充分倾听历史并与其紧密结合，而不是对科学进行非历史的逻辑重构。
库恩“解释学转向”可归结为一种“情境化”策略。这一点很重要，因为70年代前后，几乎每个科学社会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库恩的直接影响，“库恩的功绩在于给以地方性的方式来思考科学实践留出了空间，……他深深地影响了后续者对科学、技术的思考方式。”因而，在库恩“解释学转向”之后，社会理论领域也在酝酿着一场认识论的革命。最终，兴起于70年代的欧洲纲领取代了美国传统或默顿纲领，科学的社会研究从“科学体制社会学”走向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被称为“社会研究的转向”。这种“转向”的实质是要进一步推进库恩的“解释学转向”，彻底实现科学的情境化和地方化，其特点在于从规范走向描述，并通过情境化策略来重构或解决科学哲学的传统难题(如归纳问题、科学划界问题等)。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情境化，才能有效地把知识的内容与其社会、文化形式结合起来，才能把被默顿学派黑箱化了的“认识内容”重新解救出来。
因此，我们看到，经过库恩的“解释学转向”与“社会研究的转向”，科学哲学通过分化与重组彻底改变了自身“科学逻辑”的定位。并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理论视角—科学论。事实上，这种“科学论”正是一种汲取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转向的研究成果的“三位一体”式的新的研究进路。
可以说，在库恩之后，科学论有两条主要的研究进路：一是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mdief science)；二是
科学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ce，简称css)。这两者的交织呈现了科学论独特的研究趋向。科学的社会研究的最新进展主要体现在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中。在70年代，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从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的相对主义认识论立场中汲取灵感，主张“把社会历史的方法应用到现代科学进步的重要事件中，以便对这些事件的广泛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有特别丰富的记载。”到80年代中期，ssk的内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法国，以卡龙、拉图尔为代表的“巴黎学派”利用有关民族方法论、反身性和行动者网络的研究，对ssk“强纲领”、宏观知识社会学的说明模式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大多数所谓的科学的社会研究主要是社会外在论者的研究，甚至是社会学科学主义的变种，它们并没有重视科学知识自身的情况。
1992年，皮克林在《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中再一次把“反思性”问题提到了首位，把“社会”看作实践与文化“反思”的对象，而不再是终极的、无批判的实在。随着一种新的“反思性研究”的崛起，科学的社会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劳斯就把这种新的“反思性研究”定位为“科学的文化研究”。我们看到，css抵制任何用特权的话语方式来实现科学的殖民化，它在认识论和社会研究方法上都贯彻了反实在论与相对主义的立场。可以说，css实际上就是把科学看作是文化群系(formations)，认为我们对科学的考察，其实是科学对自身的文化意识，包括自身的认识论意义、政治关系的反思。因而，其研究者的典型做法是“在历史特定性和本土化的物质环境中揭示[科学知识】意义的产生或呈现。本文由收集整理
我们知道，新近科学论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库恩所开辟的将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进路。然而，从学理上说，这种科学论的方法论立场还可追溯到维特根斯坦后期所创立的新型哲学。在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1953)中，维氏完全放弃了前期那种视逻辑分析为哲学主要任务的本质主义的哲学观，抛弃了用逻辑分析的手段建构世界和命题的逻辑结构的理想，转而考察日常语言的用法，并提出了“语言游戏”、“生活形式”、“家族相似性”等核心概念，进而主张“哲学不应以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它最终只能是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描述”。事实上，维氏利用这些概念重构了一种具有批判色彩的新哲学。在这里，“本质”概念为“家族相似性”概念所取代，传统的世界观与认识论规范为精心地描述特定的“生活形式”与“语言游戏”所取代。
尽管对维特根斯坦后期反本质主义的思想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维氏所创立的这种只对过程作具体的描述而不想给出一般解释的新型哲学，超越了传统科学哲学的基础主义及规范化的研究进路，这无疑动摇了传统的科学哲学观，并给现代科学哲学的思维方式带来了关键性的变革。或许更重要的是，这种新哲学的真正遗产不在于某些确定的结论，而在于对问题的一种求解方式和对时代的批判精神。这就为当今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当今几乎所有的文化热点问题，包括一体化与多元主义、局域性与普遍有效性的科学等问题都能得到妥帖的讨论与处理。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后期所建立的这个研究平台意味着哲学的自我转变，而这种转变与库恩“解释学转向”相互融合，共同为科学论的转向提供了理论支持。
三、科学论：描述的抑或规范的?
可以说，库恩是科学哲学发展进程中的分水岭，他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科学哲学的“科学的逻辑”的定位，进而使“说明的”科学哲学进入到了“解释学”的科学论阶段。后续科学论者沿着库恩开创的研究进路，一改以往对科学进行元层次研究的传统，开始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等不同的维度来考察科学，“这里有一种自然的趋势，即每一个研究领域都试图从独特的学科视角来考察科学，并详细说明其在本学科领域中的显见的主要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在考察科学活动时，尽管这些学科各自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进路，但要在它们之间截然地划分边界已经不可能了，因为这些学科兼容并蓄地存在着互动关系。也就是说，科学论决不是各个学科的简单集合，而是一种研究理念的转变。
其实，“科学论”与其说是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甚至是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不如说是一个“后学科”(或“超学科”)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是一个试图打破学科
边界的概念，而且它的研究始终试图消除各学科之间的门户。再进一步说，科学论也不是一种固定的方法论和单一的视角，因为它常常是涉及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是文化学、政治学、修辞学、人类学等更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因而我们可以看到，科学论对科学的考察是哲学的、史学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甚至还是政治学的，它更详细地解释了跨学科间的交叉讨论。
不可否认，“科学论”是建立在反学科建制化的基础上的，并具有反思性，因而人们很难一下子就把握住这个领域的特性。美国人类学家赫斯就曾表明：“我还很好地记得，我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刚进入这个领域时就感到这个领域对于新来者来说是非常混乱的，它甚至连一个统一的名称都没有。”不过，只要把握住了科学论的“后学科”视角，我们就不难发现，尽管科学论的研究进路与传统科学哲学的方法论之间具有较大的争议，即考察科学知识的外部视点与内部视点之争、描述性方法与规范性方法之争，但与传统科学哲学相比，“新近科学论提供了一系列概念性的工具，以更加复杂的方式来思考科学以及技术的专业知识。”
在方法论上，科学论并没有不简单地追随传统哲学从内部展开的对科学知识进行规范性研究的目的及方法论立场，然后听之任之。相反，它把自己定位于与传统哲学发生冲突的竞争位置上，甚至感到有责任明确否定为规范计划提供基础的传统哲学的论题。正是通过这一否定性的举措，新近科学论者接受了一个明确的哲学任务，即科学论的方法论立场要超越传统规范化研究的束缚。事实上，这是进一步张扬了维氏后期那种只对过程作具体描述而不想给出规范性解释的“描述性”立场。总之，科学论认为，科学认识活动并没有绝对不变、普遍有效的规范；哲学家不应该发号施令要认识者或科学家遵循这样或那样的规范，而应当从一种非评价性的视角，把自己局限在科学实践的实际情况中，忠实地描述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认识活动过程，描述和解释人们实际上相信了什么，而不是阐明人们应该相信的事物的结构。
四、结语
不可否认，后库恩时代的科学论在方法论上引发了哲学界的担忧：科学论还算得上是一种哲学吗?一种纯描述而不具有规范意义的理论是否会像罗蒂那样宣告了哲学的终结呢?即便它仍称得上是哲学，它对于现实的科学事业来说又能起什么样作用呢?无论其动机如何，这样的担忧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要不然，诸如科学论这样的新生事物将永远被排斥在哲学的大门之外。
从逻辑经验主义肇始的科学哲学逐渐走向与各种编史理论武装起来的科学史的相互融合，再走向成熟的科学社会学以及以“后现代”理论为核心的科学批判，科学论的转向随之出现。从科学哲学的发展和科学论自身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科学论是科学哲学自我分化与重组的结果。当今科学哲学已被划分为不同问题的哲学，哲学家已经无法像传统研究那样可以找到某种奠基性的普遍方法，或者说是元方法。事实上，正是由于元方法论的失败，科学论才应运而生。它扬弃了为普遍性科学寻求统一基础、方法与边界的努力，转而选择具体地考察并呈现各门科学的具体构成和有效性的研究进路。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历史主体性；辩证唯物主义；过程
恩格斯晚年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您在我的《费尔巴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可以找到足够的东西-马克思的附录其实就是它的起源！"①被恩格斯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的"马克思的附录"，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费尔巴哈不懂得实践的意义这一主要缺点作了更详尽的阐述，这也是马克思现实地摆脱黑格尔而进入他，然后又发现了"人的对象性活动"而冲破了费尔巴哈的重大突破。中国
一、历史过程前提：方向性
第一，唯物史观一定要以承认"现实的历史的人"为前提。
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中展示出，将历史看作是一种审视社会现实的方法论，它的本质是强调发展、变化。他在批判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指出："他设定的是'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现实的"与"历史的"作为并列词共同修饰人，这才是马克思理论所指认的人。因此，在看到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之前，我们一定要强调并承认组成历史并从中活跃着发挥着主观能动性的具体的人。尽管历史只发生过一次就不再发声，但历史还是具有可知性的，从中活动的人，就是最详尽的考察材料。
由于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物，当他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改造自然界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即人对人的社会关系体系中同自然发生关系的。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就是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又派生出其他各种以"生存和发展"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社会中具体的人就好比蜘蛛，而社会就是那张赖以生存并不断修补的蛛网，每一只蜘蛛都既有属于自己的蛛网，还有蜘蛛之间互相交流的网。人的活动不仅是历史实在性的前提，而且也是历史实在性存在的方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么生产一致。因此，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生产的物质条件。"②
第二，唯物史观要求我们现在将来都要坚持历史的连续性和发展性。
恩格斯说过，"历史唯物"这个名词表达的是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具体地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通过社会认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地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而使历史过程在理论上再现"。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时，提出了有关历史过程的提法，这就是有关于历史过程的现实前提，既不是来自头脑中的，而是通过经验途径确定了的前提的问题提法。他们写道，"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来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④
"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期、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⑤其实近代历史也是按照工具系统的性质而被划分为手工业时期、工场手工业时期、机器大工业时期以及所谓的后工业时期的。这就说明了我们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同时从石器时代到后工业时期也见证了一种历史的连续性，是生产工具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在不断进步，生产力在不断提高。类似的道理，我们也可以参见社会形态，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不同的划分方法和参照体系，都可明晰地看到历史的连续性和发展性。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它不是英雄人物或是"绝对精神"所能左右的。"历史指的是一种发展着的过程性。在这里，历史不再是现成的研究对象，而是一种看待事物不断发展变化的方法论"。⑥
二、历史过程源泉：动力性
第一，历史过程的源泉是不能离开矛盾谈问题的。在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一般往往是主要矛盾、基本矛盾、对抗性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最终成为历史过程的动力源泉。然而在社会发展的较高级阶段，矛盾也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尽管不是主要矛盾或对抗性矛盾，却也成为了历史发展的源泉。以社会主义制度举例，首要和最重要的特点是作为这一体系核心的矛盾的非对抗性质。列宁指出："对抗性和矛盾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前者消失了，后者保存了下来。"⑦社会主义制度下矛盾的非对抗性质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消除了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的区别，为整个社会生产朝着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转贴于中国
第二，历史动力是普遍的、本质的、必然的社会联系。历史动力和社会规律是极为相近的社会现象，相应地也是极为相近的概念。其中一系列根本的社会联系既属于规律，同时也属于动力。例如，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阶级斗争，社会革命，人民群众在历史上不断增长的作用等等。然而，二者之间也存在有客观基础的区别：首先，历史过程的动力性比社会规律有更广泛的范围，不仅包含自身规律，还包含着许多其他社会因素，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其次，社会规律反映的是历史现实的客观联系。而历史动力则包含着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相互作用的统一。不但是社会规律起作用，历史过程发展也受到主观方面制订的机制或是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思想方向的影响；最后社会规律和动力着眼点是不同的，社会规律是抽象的，更重其客观性，不能主观臆造也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动力性是着眼于历史过程的矛盾特殊性和发展的主体性。中国
因此，如果我们不遵循唯物史观的认识论，那么我们就很难避免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的机械化理解。诚然，在传统的历史观中，人们也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来淡化这种机械化的理解，但问题却在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具有反作用的原因和具体表现却难以厘清。
三、结论
列宁称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的社会学，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和社会科学的唯一科学方法（唯物主义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历史理论，它既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又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了这一崭新的历史观以后，它不断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内容上不断充实，形式上日臻完善，正在并且还将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发展。我们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认识论，并客观尊重并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体性。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0-721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68
③康斯坦丁诺夫主编，蔡振扬，高铭，林海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过程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11
⑥赵义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与"物"概念的再阐释-对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种文本学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09(2): 236-240.
⑦《列宁文集》第11卷,第357页。
参考文献：
[1]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9.
[2]《列宁全集》第21卷.
作者：宋建林 景俊美
陆贵山认为，经济领域中存在着综合治理和宏观调控的问题，文艺领域同样也存在探讨文艺全局性问题的宏观调控，经济学中有宏观经济学，文艺领域也完全可以去建构一个具有战略学地位的宏观文艺学。20 世纪是各种文艺思想纷至沓来的时代，也是侧重分析研究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一经在中国大地上吹起，文艺领域里的“百花”随即迎风绽放。于是，诞生了无穷无尽的“主义”、不断更新的“中心”、花样翻新的“批评”、林林总总的“学”、形形的“论”，以及数不清楚的“后”和五花八门的“新”。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主义”、“学说”，确实拓宽了文艺学的研究领域，但与此同时，却又陷入了“跑马占地”、“占山为王”的尴尬境地。即使学者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研究的必要性以及分析问题的正确性，但是彼此的互不通融和互不认可，使得学术研究难以在更高的层次上拔升。为此，学术研究需要一个宏观的框架，也只有在宏观的框架中、在学术研究的学理坐标上，学者们才能够找到各自的定位与坐标点而不至于陷入“片面的深刻”之中。陆贵山认为: “任何一种学理或观点，如果脱离它所赖以存在的位置或坐标是很难说清楚的，相反，只有从与整体理论框架的关联中，才能获取准确到位的科学阐释。”③所以，只有综合性地把各种文艺观念置放在宏观文艺学的整体框架所属的位置和坐标点上，才能合理地、有效地、持久地体现和发挥它们自身的性质、价值、功能和作用。
宏观文艺学体系的理论建构
陆贵山的专著《宏观文艺学论纲》( 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年3 月出版) 系统阐述了宏观文艺学体系，是宏观文艺学体系的理论建构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该书从宏观的大视角，以文学与历史、文学与人文、文学与审美的关系为基本框架，全方位全过程地观察研究文艺现象，全面把握审美关系和审美活动的总体结构，创立和构建起一种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文艺学体系。陆贵山宏观文艺学研究的源起和思路，是从恩格斯倡导的“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相统一的思想中发展出来文艺本质观。恩格斯在评论歌德和拉萨尔的作品时，主张用“美学的观点和史学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文艺现象。从“美学观点”看文艺和从“历史观点”看文艺是互补的，也是辩证地联系着的。美学的观点，也即审美的观点，离不开历史的社会的内容; 历史的观点，也即社会的观点，必然彰显着审美的特征。因此，文艺的“美学的观点和史学的观点”所体现出的文艺的“美学精神”和文艺的“史学精神”是文艺的重要精神。在恩格斯这一文艺思想的启示下，陆贵山阐发了文艺的人学观点和人文精神。他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点”中可以引伸和生发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观点”，因为历史总是人的历史，人总是历史的人。这样就完全有理由把文艺的本质理解为“史学基质”、“人学基质”和“美学基质”的辩证统一。在这种文艺本质观的基础上，陆贵山阐发了一种带有“母元性”意义的宏观文艺学体系。陆贵山宏观文艺学的母元网络系统，主要是以审美主客体为中心，并综合了文学与现实、社会和历史，文学与审美，文学与人的多方面研究，将文艺中的三大精神，即文艺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有机熔铸在一起，倡导文艺的历史观点、人学观点、美学观点的有机统一。陆贵山认为，各种不同形态的文艺理论、文艺流派、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尽管纷繁驳杂、千殊万类，总可以从宏观的大视角归纳为( 1) 三大关系，即文艺同社会—历史的关系、文艺同人的关系、文艺与审美即文艺自身的关系; ( 2) 三大基质，即文艺的史学—社会学基质、文艺的人学基质、文艺的美学基质; ( 3) 三大规律，即文艺和社会—历史的相关性规律、文艺和人的相关性规律、文艺自身的特殊规律; ( 4) 三大精神，即文艺中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文艺学的研究，只有以实践为中介和动力，将文艺中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宏大而完整的文艺学体系，取得文艺学研究新的突破和进展。④陆贵山的《宏观文艺学论纲》阐述宏观文艺学的母元网络系统后，又从文艺的关系范畴系统和文艺的中介网络系统两方面，对宏观文艺学体系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研究，并论述了宏观文艺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建构，初步构建了自成一家的宏观文艺学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理论家充分吸收经典、西方、中国文艺理论和西方文艺理论的思想资源，结合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为构建当代形态的文艺理论体系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探索，并取得相当可观的学术成就。陆贵山借鉴了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界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吸纳了文艺生态学、文化学和形式语言符号学的学术资源，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宏观文艺学的框架体系。2011 年 10 月出版的《陆贵山文集》，展示了新时期以来陆贵山在文艺理论建设方面的丰硕成果。在“文集后记”中，陆贵山根据自己 50 年学术研究的经验和积累，提出了关于文艺理论研究“一条道路、二大文脉、三套话语体系、四个研究向度、五种价值精神、六大学理系统”的构想。这标志着陆贵山的学术思想更加完备和成熟，宏观文艺学体系的理论框架也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宏观文艺学的学科特色
( 一) 宏观文艺学的母元性、综合性和主导性宏观文艺学的母元性主要体现在，宏观文艺学能够从总体上较为完整地考察文艺的系统存在和系统本质，而其他文艺学的各种不同的或迥异的微观研究，只是母系统的派生。从文艺的母元网络系统看，文艺和社会历史的关系、文艺和人的关系、文艺和审美的关系，可生发出三种基本的文艺理念: 为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文艺的三大理念，进而产生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人本主义、审美主义、自然主义、文化主义和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由这六大文论学理系统构成一个更加宏大的文艺理论的框架体系。宏观文艺学的综合性与宏观文艺学的母元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表现有四，即宏观文艺学的普遍性、总体性、统摄性和涵盖性。总之，“宏观文艺学和微观文艺学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宏观文艺学包含着学理的多维度性、多向度性、多方面性和多层次性。各式各样的文艺观念、本体理论、批评模式和文艺思潮都作为整体中的部分，置身于所属的位置和坐标点上，同整体发生有机的内在的联系……宏观文艺学对学理的最高概括是‘文’与‘史’、‘人’、‘美’的完美融合和辩证统一”。⑤宏观文艺学的主导性，与艺术世界的多元现象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时下，无论是从社会结构、意识结构还是文化结构来看，都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多维度的多元构象。尽管这种格局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纷繁与凌乱，但从总体上说，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共生的真实性。如何能更好地让这种格局有序发展，又不伤害某一个理论形态的存在价值，陆贵山构筑的宏观文艺学体系，便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因为，宏观文艺学的作用首先是多元中的主导价值。既然多元并存和多元共生的文化结构和文论结构将成为事实上不可改变的精神存在，那么与其任其发展下去造成文艺领域里的无序与迷乱，不如树立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原则，使文艺能够既体现时代与社会的心声，又能够满足不同层次和不同爱好的阶层的文化需要与文化选择。总之，在文化艺术领域，无主导的多元和无多元的主导，脱离主元的多元和脱离多元的主元都不能使文艺健全健康发展。陆贵山提出了“当代中国文论的结构应当是有主旋律的多声部合奏”⑥的理论观点。他认为，宏观文艺学选择建构有主导的多元文艺理论形态，进而构筑起“一体主导多元”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 二) 宏观文艺学的民族性、世界性和当代性宏观文艺学的民族性，最能体现中国文艺理论自身的特点与特征，如陆贵山所说:“只有强化、深化和优化文艺学的民族性的研究，才能突现文艺理论的中国特色。”⑦中国的文艺理论经过两千多年的甘苦备尝的学术跋涉，已经积淀了很深的理论学养和自身的学理特征，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在处理民族文艺与世界文艺的关系上，我们首先要坚守的正是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下所形成的“民族性”。而这一具有自己鲜明特征的民族性，既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理论渊源，更是我们挥之不去的理论特色。因此，怎样将其救活并使其在世界舞台上焕发出独特而灼耀的魅力，是中国当下乃至将来文艺界的理论家和学者们所应积极追求的学术理路。陆贵山认为: “确立和增强文艺学的民族性，必须进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依靠它的观念活化和当代生成来实现的。”⑧时下，我们怎样才可真正做到既能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又能参与到全球化的大进程之中，是文艺理论界一直关注并亟需解决的问题。“文化、文论的民族化和文化、文论的全球化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说，这实质上是怎样理解文化的差别性和共同性的关系问题。”⑨宏观文艺学的世界性，既要体现出中国文艺作为世界文艺的构成时其自身暗含的文艺的普遍性和共同性，更要凸显作为一种文艺形态其自身的特征与优势。唯其如此，才能真正维护我国文论乃至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才能以文化的差别性和相对性去抵制超级大国的文化绝对主义。宏观文艺学的当代性，不是新名词的代言，也不是花样技巧的翻新。若要从本质上把握住，首先要抓住并处理好文艺的传统与创新、文艺的传统性与创新性的关系。欧阳中石在谈书法创作时曾指出，艺术家既要懂得“从何处来”，也要懂得“到何处去”。这里的“从何处来”，讲的就是对传统的继承; 而其“到何处去”，指的就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⑩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曾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瑏瑡这就告诉我们，宏观文艺学的当代性建构，需要批判地继承传统，开放地面对未来。就“传统”而言，由于传统本身所具有的质素，现在的我们，无论是去发扬它的优长，还是去批判它的芜鄙，都不可避免地已经将它作为基本的阐释参照。因此，理性地审视与深度地挖掘“传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要将“传统”中的精髓，随着时代的新变而不断地吸收与发展，以一种开放的眼光和心态去构筑新的“传统”; 又要对“传统”中的鄙俗，给予严肃而犀利的砭弊，对“传统”中的劣根性，给予一种应有的严厉批判与“不留情”的抛弃。二者同时进行，又彼此依存。诚如陆贵山所说: “必须用历史转折时期的改革开放的自觉意识来理解和建构这个当代的的宏观文艺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必然是开放的: 向人民和人生开放; 向时代变迁、历史转折、社会变革和改造中国人民所处的旧环境的伟大实践开放; 同时也向文艺本身开放。”瑏瑢所以，传统是活着的，它就在我们的身旁。我们不但要去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还应该去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即体现在文艺身上的当代性。“在众声喧哗的当代中国，如何审视地辨析多元文化形态和庞杂的文化信息，寻找能够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基础及其现实境况相适应的文化方略和发展道路，是中国当代知识界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之一”。瑏瑣爱国者必忧民，一个人要想写出真正的好诗，他本人就必须首先是一首真正的诗。在人们的生活中，文学艺术之所以重要，便在于其蕴藉的唤起精神。萨特曾说: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读者把我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可是当下的文艺创作，已经远离了这种“召唤”，更多的则是戏说。有学者曾不无忧虑地指出: “没有信念，何尝不是今天的文学所面临的最大的精神困境? 要说不正常，这才是最大的不正常。”我们认为，对于当下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来说，亦可作如是观。所谓苍冥欲坠的时代，往往有擎天一柱的诞生。倘若人人都要等到天下的人都变成好人，自己才愿意成为好人，那么天下就没有好人的存在。历史形成的文艺格局也必在历史中发生转换。为了“谋求建立一个各种文艺观念的有序的总体结构和理论框架”，陆贵山秉承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努力建构起了一个带有母元性、总体性、统摄性、普同性、综合性、主元性与世界性的，与各式各样的微观文艺学不同的宏观文艺学体系。《文心雕龙》里，刘勰曾指出“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可见，怎样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于一种理论体系之中，是先贤们希冀发展并努力建构的一种文化精神。在《宏观文艺学论纲》一书中，陆贵山不仅建构了文艺学方法论体系上的理论框架，有效地去囊括、容纳和置放各种有益的批评方法，而且克服了“任何一种局部的真理只要逸出了自己的界限和适用范围，有意识地将它推至极端，上升为涵盖一切、主宰一切的文艺观念，无异于用过头肯定的方式来否定自己，从而会走向问题的反面”瑏瑦的弊端。宏观文艺学的体系周全、意义深远。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如陆贵山在《宏观文艺学论纲》所言及的，宏观文艺学“侧重于从宏观的大视角，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制高点上，鸟瞰文艺世界的全局”。
创构宏观文艺学体系的意义
陆贵山创立和构建宏观文艺学体系的意义，不仅表现在他所倡导的文艺研究中的宏观战略学视角和宏观辩证的思维方式，而且突出在他能立足于当代的文艺实践，把宏观辩证的理论观点付之于文艺实践的检验。多年来，陆贵山紧密跟踪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关注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热点问题，通过对当代文艺实践的宏观研究和科学分析，进而去总结、概括和提升文艺理论，为建设当代形态和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体系做出了贡献。( 一) 倡导高屋建瓴的文艺宏观战略学视角所谓文艺宏观战略学的视角，就是在文艺领域中用于驾驭和掌控文艺的全方位、全过程的战略学。陆贵山对文艺作品、文艺现象、文艺思潮的研究，善于从宏观的大视野完整地考察文艺的系统存在和系统本质，充分体现了文艺宏观战略学的视角。他侧重于把研究对象置放在宏观背景和广泛联系中，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制高点上，鸟瞰文艺世界的全局，通过理论概括获得学术成果。2009 年 10 月，陆贵山接受《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采访时谈到: “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基础的文艺学，拥有宏阔视阈、辩证思维和历史意识，凸显学理优势，从学科性质上说，实际上属于宏观文艺学。文艺学从全局和整体上把握文艺的各个方面和各种联系，学理内涵的覆盖面大，研究一些带有根基性和母元性的问题，阐明文艺的性质、价值、功能、作用更加完整、充分。”瑏瑨显然，研究范围的广泛，涉及领域的众多，事无巨细的罗列，并非是对文艺的宏观研究。文艺宏观战略研究的思想，应当是站在学术的制高点上，以开阔的视野俯视全局，进而展示宏大而完整的文艺学的理论体系。陆贵山、周忠厚主编的《文艺学概论》，就是从文艺宏观战略学的视角研究文艺学的成功之作。全书分为三编五十四章，分别从宏观文艺学的思想体系、文艺学对文艺规律的全景式观照和文艺学对社会主义文艺的研究三方面，阐发了文艺学在当展的蓬勃生命力、内容上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并紧密结合当代中国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文艺思潮，对社会主义文艺做出统摄性和纲要性的理论概括。( 二) 确立宏观辩证的思维方式长期以来，我国文艺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简单、片面、机械的思维方式，在诸如文艺与政治、批判与继承、表现与再现、人文精神与历史精神、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等众多理论问题上，常常表现为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其实，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充分认识到事物的复杂性及其相互联系，用宏观的、综合的、发展的和辩证的眼光看问题。陆贵山在《文艺学的理论创新》一文中，阐述了“确立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研究范式”的重要意义，并明确提出了“思维方式的变革是理论创新的重要前提”的观点。瑏瑩陆贵山对文艺学体系中一系列重要范畴的阐释，注重多向度和多维度的考察，体现出一种宏观辩证的思维特点。例如: 他的论文《综合思维与文艺学宏观研究》，从多角度、多层次和多渠道的路径，对文艺理论的“国学”、“西学”和“马学”三大理论资源、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科学研究和诗学研究两大派系以及人学理论和神学理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等思想资源进行了整合梳理和宏观研究。同时，他还清醒地意识到“面对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之间的对峙和渗透，使正确理解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多元和主元的关系，成为不能躲避的冷峻而又重大的课题”。瑐瑠陆贵山认为，在当代中国多元并存和多元共生的文化结构和文论结构中，应当确立和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主导地位; 文艺学对已取得的文艺研究的思想成果，要根据各种不同的综合和创新对象，进行辩证的综合和创新，创立和建构起更加完整的科学的宏观文艺学体系。总之，这种宏观辩证的分析研究，避免了那种以偏概全、以点代面的“深刻的片面的真理”研究者们的异向思维方法，是深刻全面、令人信服的。( 三) 拓展对社会主义文艺宏观研究的视野陆贵山在分析和评论当代中国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文艺思潮时，注重把文艺学的基本原理与当代文艺实践相结合，强调对社会主义文艺从宏观的大视野进行综合研究，不断地对丰富多彩的文艺实践经验进行新的理论概括，最终形成了富有新的时代特征的理论成果。他在《陆贵山文集》的“文集后记”中，明确提出了理论研究的“一条道路”: “树立世界视野，增强中国问题意识，立足当代文艺实践，走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道路。”陆贵山半个世纪的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实践，走的正是这样的道路。陆贵山主编的《唯物史观与文艺思潮》一书，在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非理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文艺思潮进行系统梳理和学理阐释的同时，将其置放在中国文坛的社会语境和历史条件下，从唯物史观的宏观大视野对这些有代表性的文艺思潮进行全景式的描述和宏观研究，体现了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对当下文艺理论前沿问题的关注。《文艺学概论》的第三编“社会主义文艺研究”，也是运用宏观文艺学理论体系对当代文艺实践进行宏观研究的范例。编著者着重从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和特征、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精品意识、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和多样化、社会主义文艺的审美理想、社会主义文艺生产的目的、社会主义文艺生产的管理等方面，对社会主义文艺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和概括，对各种有益的文艺理论进行综合研究，力图体现文艺学的理论创新和中国特色。陆贵山创构的宏观文艺学体系在学界已产生广泛影响。新时期以来，已有 40 多篇论文和书评对陆贵山学术思想进行评述。2011年10 月29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文艺理论研讨暨陆贵山教授学术生涯50 周年并文集出版座谈会”上，与会的 80 余名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了陆贵山为中国化文艺理论建设做出的杰出贡献，称之为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一面旗帜。我们认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客观公正的姿态，对陆贵山学术思想进行认真的梳理和研究，揭示其学术特征、独特贡献和理论价值，把握其学术思想发展的清晰脉络和重要特点，对其在中国化文艺理论发展进程的学术贡献进行科学的评价，是一项很有学术意义的工作。这种个案研究，不仅是对某个文艺理论家学术思想的研究和探讨，也可以窥见改革开放 30 多年文艺理论发展的轨迹，总结和反思中国化文艺理论发展的实践经验。
【关键词】 社会科学方法论 体系 开放性 逻辑基础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开放的科学体系”，这一论断从表层来看似乎是毋庸赘述的理论事实。然而，如果把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立过程及其理论建构的现状作为考量因素，则有必要对这一论述的逻辑合理性进行进一步的理论阐述。有人会说，既然这个论点已成毋庸置疑的理论事实，那么，从其他考量因素出发对这一理论事实进行阐述岂非多此一举。然而，真正的理论事实是要经得住考量的，倘若认定其为理论事实的依据仅仅为表层，怕是难逃不严谨之嫌。因而，以社会科学方法论建立过程及理论建构的现状为考量因素，对“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开放的科学体系”这一论述的逻辑合理性进行理论阐述，是极为必要的。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科学的理论体系
有观点认为，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构建了整体上最为科学、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遗憾的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至今仍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在此，我们需要阐明的是，我们对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开放性逻辑基础的研究和阐述，并非意味着我们对此理论持怀疑态度，而是承诺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科学的体系。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体系的定义本身入手。体系，顾名思义，形成为一体，即整体，组成为系，即系统。体系，是指由若干具有相互关联的事物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如工业体系、思想体系、理论体系等。体系的构成需要量的规定，即一个事物或意识不能形成体系，而是由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要素构成；体系的构成也需要质的规定，即构成体系的要素是特定的，相互关联的，并不是随便哪些要素都能构成体系的。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其要素既有量的规定也有质的规定。社会科学方法论有其特定的、若干具有相关性的组成要素，就其理论内容来看，社会科学方法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包括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这体现了的实践基础；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社会矛盾研究方法、社会过程研究方法，这体现了的辩证思维；社会主体研究方法、社会认知与评价方法，这体现了的主体性原则；社会科学研究的世界视野，这体现了的世界眼光。
社会科学方法论就其理论内容来看，涉及了主体与客体、系统和要素、矛盾和过程、个人与群众、认知与评价、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等一系列关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与要素是相互关联的，而且都贯穿着基本的理论原则，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等等。而从系统概念的角度而言，可以认为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各个方法要素构成了一个方法论体系。而且这个体系之所以是科学的，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开放性，它不断与其自身以及系统之外的环境进行所谓的信息能量的交换，在开放性中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自己。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决定其开放性的理论品格
世界观与方法论具有一致性，有何种世界观就会有何种方法论。人们在世界观或哲学观的指引下，去观察、发现、分析、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现象，这就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世界观、哲学观在方法论上的具体体现。可以这么说，哲学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它决定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开放性理论品格，这一品格在其研究对象、适用范围以及理论视野方面都有所呈现。
哲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开放性。其研究对象是实践基础上的人与世界的关系，而其理论旨趣在于探索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般规律，从而能够正确的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这种实践是植根于开放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之中的，哲学是从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当中走出来的，也必然要回到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当中去发展。这就决定了作为哲学观基础上的具体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在与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的互动中能够展示出自己所特有的开放性，同时，“社会科学方法论把对社会的研究纳入自然―社会的大系统中加以考察，赋予社会认识活动以宏观的历史背景……在各种社会要素的有序联系中揭示社会有机体的内在组织结构……”①。这决定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必须是开放的系统。
哲学的理论视野是开放性的。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近代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发展趋势，科学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创立了。在社会历史观上，马克思从实践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主张用社会存在去解释社会意识，从而深刻批判了唯心主义对社会历史的主观臆断，认为社会认识的出发点应该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深刻分析了旧唯物主义者在社会历史领域陷入唯心主义的原因，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②哲学这种批判性的理论视野正展示了其自身的开放性，以此哲学观为指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也必然会在人类发展的新的历史境遇和历史条件中，总结历史经验，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文明的成果，直面当下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各种理论和方法，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理论体系。
哲学的适用范围是开放性的。哲学是面向整个人类世界的，所以，它面对的不仅仅是人、自然界或者人类社会的某一个层面、方向或领域，而是整个人类世界，系统掌握人与整个世界的关系，这也决定了其历史使命是争取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让人类生存的“必然王国”向着“自由王国”迈进。社会科学方法论在这样的哲学观指导下分析处理社会问题，相应的或者自然而然的也获得了其开放性的理论品格。它作为各门具体社会科学的直接的方法论指导，必须指向自然界、人类社会及人自身，而不能局限于某一个狭窄的领域；哲学是面向未来的，它从彻底的唯物辩证法出发，强调世界并非是既定事物的集合体，而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所有事物随时随地处于发展变化中，人类、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并非已经完成的既定的存在，而是处于一个不断生成、发展、完善的过程中。以这种哲学观为指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也相应地获得了其开放性理论品格，“在社会的相对稳定中揭示社会的运动与变化，在社会的运动变化中揭示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在社会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交互作用中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因与条件，全方位勾画社会有机体的立体和动态结构。以对现实的把握为基点，去回溯社会发展的历史、展望社会发展的未来。”③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贯穿了开放性理论品格
首先，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本身即是开放性思维的具体呈现。一直以来，人们倾向于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完整而全面的方法论，那么，构建一个社会科学方法论就多少显得有些多余。对此，我们应该正确的认识哲学方法论与一般科学方法论以及具体科学方法论的关系。从方法论来讲，历史唯物主义是高度抽象的，适用于所有领域的哲学方法论，但它与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又存在不同。相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而言，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论，它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形成的。同时，相对于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社会科学方法论又是一种一般的方法论，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性的指导意义。有人可能会说，历史唯物主义对各门具体社会科学研究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社会科学方法论指导意义的价值似乎值得商榷。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性是间接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连接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社会科学研究的桥梁，其理论体系的构建是极为重要且必要的。
其次，社会科学方法论建构的过程中贯穿了开放性的理论原则。它积极地扬弃了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论成果，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融合了传统社会科学方法来构建自己的理论系统。西方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有其悠久的历史，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提出了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两组相互对立的倾向：一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二是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对立。科学主义（实证方法）的倾向，主张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规范来建构人文社会科学；人文主义（理解方法）的倾向，主张运用解释学的方法来建构人文社会科学，否认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研究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方法论个体主义认为个人及其行动是先于社会的，是社会运动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主张以个人分析为基点去解释社会现象；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社会是先于个人的，主张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社会整体分析为基点去解释社会会现象。无论是科学主义方法论还是人文主义方法论，无论是个体主义方法论还是整体主义方法论，其所建立的社会哲学基础都没有正确的解释和处理自然、人类和社会的关系，其方法论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弊端。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不能正确地看待自然和社会的辩证关系，或用自然性来夸大自然和社会的对立，或用社会性来抹杀自然和社会的联系；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不能正确地看待和处理人和社会的关系，或用个人的主观性、精神性忽视社会的客观性、整体性，或用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抹杀个人的主观性、精神性。虽然以韦伯、温奇、吉登斯为代表的社会学家试图综合科学主义方法论和人文主义方法论以及个人体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其努力只是在方法论的漩涡中打转。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历史唯物史观为基础，从根本上正确地确立了自然、人以及社会的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是对立而统一的，构成了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而人类社会同自然界对立的基础及其相互作用发生的根本途径即社会的物质生产劳动……人类社会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双重关系的统一，实践是这种双重关系统一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历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人的活动既改造着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又要受到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制约，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④
社会科学方法论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融合了传统社会科学方法来构建自己的理论系统：确立了社会研究方法的实践基础；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的重大原则；社会矛盾研究中的利益矛盾与利益分析方法、阶级矛盾与阶级分析方法、阶层矛盾与阶层分析方法；社会过程研究中的历史主义的方法、科学预见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社会主体研究方法中强调“现实的人”是社会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人的生存状态是社会发展状况的尺度、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综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认知与评价方法中坚持从人民大众的立场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认知，在实践中做经验观察与事实描述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抽象和概括、分析和综合，确立了评价社会的社会生产力根本标准和人民利益的最高标准；在“世界历史”的研究中坚持以世界的眼光观照当代社会发展，辩证地理解全球化与民族化、统一性与多样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等等。
结语
总之，从社会科学方法论建构的哲学基础、建构的过程和现状等因素进行考量，其获得了理论系统开放性的逻辑基础，可见“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开放的科学体系”这一论述是经得住推敲的。但在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今天，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应以开放的心态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从而适应时展需求。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个系统而科学的理论体系，应当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促进自身发展。
首先，要坚持对自我系统内部的开放，始终保持自我批判的态度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这可以使其在日新月异、变幻纷呈的世界中不断吐故纳新，始终流淌着新鲜血液，同时也是使其在激荡的时代变迁中始终发挥其作用的基础。可以这么说，任何一种科学理论体系都不是完美的，这种不完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科学理论体系本身存在的缺陷，另一个方面是科学理论体系在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中逐渐呈现出“脱离”的状态。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要求其具有自我批判的态度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否则，本身存在的缺陷难以被发现和补救，随着时代的发展表现出愈来愈多的不适应性，最终结果只能是被淘汰。
其次，要坚持对系统外部的开放，科学地对待其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个固执己见、封闭自己的人很难真正融入社会和人群，更谈不上自身发展和价值的实现，同样，一种社会科学方法论如果“孤芳自赏”，则很难有更好的发展和突破。尽管社会科学方法论得到了高度认可，但这并非意味着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无存在的必要性，社会科学方法论应坚持系统外部的开放，对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优势和劣势给予全面、客观而深刻的认知，以平等的态度与之对话，积极主动地与之交流，吸收其有益的东西纳为己用。总而言之，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应该是相关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作者单位：吉林农业大学学院；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L12DKS021）
【注释】
①③《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9页，第1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9页。
文化哲学的主潮并非突然自天而降。从它的源来说，可包栝相互联系的诸多方面p它的终极根源，、是世界各民族向现代化迈进的历史运动。它的直接来源，一是各民族在这一历史运动中面对历史与伦理的冲突、寻求精神出路的共同追求；二是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给予哲学发展的影响，特别是文学界的浪漫主义运动，自始即与文化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三是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新学科所提供的可资进一步提炼升华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启迪。作为文化哲学骤然成为跨世纪的世界哲学主潮的契机，是50年代以来逐步兴起的“新思维”到了80年代业已成为沟通东西方人类心灵的挢樑，社会学领域把文明选择的价值尺度确立为该领域的世界性课题，以及横跨多学科的“韦伯热”在欧洲的兴起，等等。
这里需要着重考察的是文化哲学之流的溃变。
1.文化哲学的萌生期——从维柯、帕斯卡、卢梭经康德到谢林、叔本华。
西方的女化哲学，通常认为是从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康德主义开始的。然而要看出文化哲学历史发展的真面目，却^^能不追溯到杂柯、帕斯卡、卢梭、赫尔德和康德。卒维柯和帕斯卡SJ5M，.举手了A学今灵宁了冲突的最初寧现。築柯的突出贡献就血俞务日务jicft釦备蠢，_金虫十人巍金弇盍-人由岛观点。他指出：“在那为密密层层的黑暗所笼罩的远古时期一离我们已太过遥远了——有着一束永恒的、从不消退的、无可怀疑的真理之光：世俗社会的世界必定是人创造的，因此它的原则就应当到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的变易中去寻找。”（维柯《新科学》，第52页）他对哲学家们竟然不遗佘力地研究物质世界而忽视了各民族的文化世界惊诧不已，并开始肩负起“从人类心灵的变易中”去认识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世界的使命。帕斯卡深刻而独到地意识到人类心灵在追求真善美的途程中总是充满着那令人痛苦的矛盾冲突，试图解决一系列关于人的悖论问题。卢梭的文明否定论固然不足取，但其对于完美的人性的论究则给我们留下了探索者的足迹。赫尔德也主张，不仅要对人类外在的历史进行考察，而且耍对作为人类完美性的精髓的人性的历史进行考袋》以寻觅入类的精神归依。康德进而对“文化”与“文明”作了明确的区分-他认为人类发展过程中创造的技才性、物质性的事物和精神的各种外化形态都属于“文明”，而构成人类本质力量的精神的内在性因素才属于“文化”，文明是外在形式，文化才是内在的深层本质。因此，他的<钝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的批判：》分别以纯粹的理性、绝对命令的意志、超功利的情感为程；在范畴中、在自由中、在审美中去追求一个理想的真善美的精神境界。正如有的文化哲学研究音所揭示的，他更给人们留下了一个神妙难测而又引人入胜的“'物自体”，钯它放置到理想的彼岸世界之中：对纯粹理性来说，她深闭而固拒，令人生“隔花人远天涯近”之感；对实践理f来说;她略启心扉，但终竟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对审美来说，她提示人们有一座桥樑可以通过……。谢林认为，“物自体”就是自我与非我之上的绝对，而绝对体就是“原始意志是在一切之先的生命欲望(“连神也不例外”）。至于如何实现与“物自俸”的合一？谢林认为，知识是神性的理想存在，当精神从事理智活动与创造时，永不能实现绝对体；与此不同，艺才则是神性的实际存在，只有在自然中或在艺才中之美感出现时,才能实现与绝对体的合一。与黒格尔同时的叔本华认为“物自体”是宇宙生命的意志5开启了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先河。这寻觅“物自侔”的形而上的冲动s都是哲人们面对文化与文明的堕距而孜孜不1地擦寻人类精神出路的一种.努力。
2.文化哲学的生长期——新康德主义与现代西方文化哲学。
19世纪中叶以后，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和西南学派如“双峰对峙而二水分流”。与马堡学派以自然科学的精神阐释康德的学说、把哲学限于知识而弃绝一切形而上学相反，以文德尔班、李凯尔特、韦伯等人为代表的西南学派，以人文学科的精神阐扬康德的学说，力图以文化价值的探究来重振形而上学。他们倡导先验观念论的文化哲学，重在对于文化价值的要求，反对只走知识逻辑的道路，认为文化哲学是以价值为中心的对真善美的应然价值的追求，是生命、自然、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不可少的学问。在逻辑价值，道德价值、审美价值三者中，他们最重视的是审美的价值，它使人从欲望与意志在现实世界中的不满足与缺乏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与幸福，通过发自天然的灵感而达于最美好的境界。至于宗教价值，则是体现于真善美三者之中或之间的一种主体超越感，是一种无限的希望,以解决“价值——应然”与“实在——实然”之问的二元对立。19世:纪末，狄尔泰发出了为有别于自然科学的人文学科争池位的呼声，强调社5:生活的主观性与历史性，以及与自然科学方法相区别的人文学科方法的特殊性。’尼采创立了勉的“强力意志”的文化哲学，这是西南学派的文化哲学的进一步发展。马堡学派与西南学派的分歧，是西欧文化的两种精神的表现：前者是典3的日神精神，而后者更宫有酒神精神的气质；前者是科学的、理智的》后者则主要是审美的、情感的。徂在整个19纪，都是“经验一理性”的科学主义思潮占统治_地位。
20世纪以来,在新康德主义文化哲学的影响下，各种文化哲学学说蜂出并作有柏格态的生命冲动的文化哲学,有胡塞尔的本质的文化哲学，有舍勒尔的情惑的文化哲学；有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的文化哲学，有斯宾格勒和湯因比的历史的文化哲学，有社葳的社会的文化哲学，有弗罗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的文化哲学，有弗罗姆的生理一心理主义的文化.哲学，有罗素的知识的文化哲学，有德日进的整俸演化的文化哲学：有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的文化哲学，有史怀哲的人道主义的文化哲学，有索罗金的类3的文化哲学，有斯普兰格的心灵型的文化哲学有怀特海的机体文化哲学，还有卡西尔的人类符号的文化哲学，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哲学的发展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正呈现出互相,拢乃至走向统一和融合的趋向。罗素在1919年还嘲讽柏格森的文化哲学是“骗巴黎时髦妇人的、可是曾几何时，他也研究起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相互关联来了。继承马堡学派传统的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非理性主义文化哲学的浸染。“拒斥形而上学”的呼声，在本世纪50年代后逐渐消逝。同时，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文化哲学流派也用逻辑分析来弥补自身的不足。杜威、胡塞尔的文化哲学兼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派传统的特怔；而梅罗一庞蒂作为法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个承先启后的人物，进一步提倡胡塞尔对两派传统“一视同仁”的思想，主张“在世界的或合理性的观念中联合极端主观主义和极端客观主义”。在他以后兴起的结构主义的文化哲学把语言学、精神分析学和文化A类学作为自己的理论来源，力图把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统一起来。索罗金的文化哲学，从文化的整体性出发来说明人的自我创造性乃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统一。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把历史看作是人的本能冲动(“快乐原则”）与科学理性、社会文明(“现实原则”）的冲矣史，试图在历史文化的发展中将二者统一起来。更有舍勒尔、普列斯纳、兰德曼的文化哲学，其方法论更明显地体现为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结合,以及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融为一体的趋向。
文化哲学取代科学哲学而成为世界哲学主潮，标志着文化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文化哲学的发展将在深度认识的基础上向着有机综合迈进，形成气象阔大的文化f学的完备体系。
二、西方文化哲学的理论建锊及其局限
文化哲学以作为主体的人、人类的文化及其历史发展作为研究的对象，多层次<多角度地透视人的本质，掲示人类心灵的隐微曲折的底蕴，对时代精神作高层次的哲学观照，并通过对人举精神出路的探寻，昭示真善美之统一的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前景。应该说^西方文化哲学在这些方面都已作出了一定的理论建树，同时，也还存在一些有待突破和超越的局限性。
西方文化哲学的理论建树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它深化了对于人的主体性和人的本质的认识。各派文化哲学都以文化来规定人的本质，认为“谁想知道什么是人，那么他也应该，而且首先应该知道什么是文化”(兰德曼语h然而，人及其文化都是历史地发展着的，“人是什么，.只有他的历史才会讲清楚”（狄尔泰语)。因此，文化哲学从本体的意义上对“文化”作了动态的规定,指出：“在这里，我们寻求的不是结果的统一性而是活动的统一性；不是产品的统一性而是创造过程的统一性”(卡西尔语)。它关注的是人类心灵那“永无止境的活动与自由”（柏格森语），那“精神的不断自我更新的劳作”（卡西尔语）。人的存在被看作是一种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精神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体系，而人的文化创造性则构成了人存在的本体论依据(舍勒尔）。人对文化的超越性和文化对人的制约性、人的主观创造性和客观决定性、人作为文化#创造者和文化的产物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也被置于广阔的文化、社会、历史、传统的背景中加以思考，人的“活生生的和创造性的历史性”由此而得到确证。人被看作是文化的存在，社会的存在：历史的存在和传统的存在，既为文化、社会、历史和传统所制约，也可以超越以上制约提升为令人惊奇的文明样式(兰德曼），这就把对于人的本质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存在主义虽然拒绝回答“人是什么”这一难题，但其“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題亦即对人的自我创造性的确认，这也同样是深化了对于人的本质的认识。
它揭示了人的情感、欲望和意志在文化创造活动中的作用，极大地丰富了对于人类精神现象及其与历史发展之关系的认识。与黑格尔把理性因素绝对化不同，叔本华、尼采等文化哲学家十分强调主观意志、本能欲望、生命冲动的创造作用，这虽有把非理性因素绝对化的偏颇，但毕竟是一种深刻的片面。柏格森把理智和情感看作是人生中互相补充的不同方面，认为前者致力于维护既成的社会状态，后者则是致力于更新进化创造的力量，不时地改变既成的社会状态，推动社会进步，因此，只有抽象的逻辑思維不仅不够，而且还会对人类精神起一种枯竭、萎缩和破坏作用，而只有既包含理智、也包括情感及与此相联系的想象和直觉在内的理性才是完整的理性。后来的文化哲学家虽试图在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但仍或多或少具有非理性主义的倾向，这就使他们对非理性因素在文化创造活动中的作用的揭示更为擅长。例如，试图统一理性和非理性的舍勒尔认为，精神是把人从周围环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全新的存在，它包括人的内在的和外在的知觉能力、各种高级情感意志活动以及体验它们的能力、人的直观绝对本质和领悟绝对价值的能力、人的自由和选择能力等等，这些能力通过理性的、情感的、意志的、体验的活动表现出来；因此，只有把生命力量与精神融为一体的人出现，进化才质变为历史，我cr才能谈人在历史中的推动作用。在舍勒尔所说的精神因素中，大多是属于非理性的因素。因此，对他来说，推动世界历史进程和决定生命内容的创造性力量最终还是来自非理性的冲动和感情这个层次。
它从事实的世界与意义和价值的世界相联接的观点来考察认识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作出了重要的理论突破。19世纪是尊重事实的时代，人们追求对于社会事象的纯客观的知识，评价性的因素被看作是影晌认识的客观性的消极因素。而自新康德主义文化哲学家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提出关于“价值”的学说以来，情况却有了变化，新的客观性要求正视认识过程中的主客体相互作用，正视包括利害关系在内的各种因素与对社会事象的认识相关联。其理由就在于自然科学方法与人文学科方法的区别：在自然科学上，纯粹的客观性大有建立的可能；但在人文学科上则不然，人文学科所研究的是价值与意义的肚界，需要的是理解和体验。文化哲学主张通过理解人们的内心世界、活动动机和文化符号来理解社会现象、事件和问题，从而把认识的域扩展到逻辑的一理智的过程之外，并认定诸如同感、同情、爱和憎、感兴趣等情感现象都具有认识的功能，特別是认为，只有通过情感行为才可能认识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价值。在舍勒尔看来，即使是在哲学观照的最高点，情感也以其超脱凡乾的形式而处于优势地位，郎所谓“人格的最内在的核心（情感）以爱的方式参与事物的本质就是精神获得原始知识的哲杂态度”。此外，从注重评价性认识在认识中的作用的观点出发，它还进一步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和相对性，不再承认某一时代的价值是绝对的价值。
它提出了以价值体系为核心、从对象的特殊性和个别佺方面叙述对象的一次性发展的文化历史研究方法，在文化历史研究中提出了具有片面真理性的文化相对主义和多线演化论，深化了对于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性的认识。在新廄德主义的文化哲学家们看来，通过对研究对象的亲切的参与、体验，作同情的内省，就可以发现，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的价值选择对于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切历史事件,都是一次性的，每一个单独的个案都具有不同的形式。这一观点，对子我们认识历史事件中错綜复杂的偶然因紊的作用，认识个丨本在特定情境中价值选择的能动性与历史事件的关系，不无借鉴作用，亦有助于我们从丰富多采的历史偶然性中去探明更深层次的必然性。由个体推广到类，于是有文化相对主义和多线演化论。按照文化相对主义，文化亦是特定民族在其特定的生存条件下作价值选择的结果，因而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相对于其它类型的文化的珙特价値，按照多线演化论的观点，既然每一民族的文化都是各民族自己选择的结果，是独立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就不存在适合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不应以一般性的观点去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而应从特定民族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的价值观念来研究他们自己的文化。所有这样一些观点\从其积极的方面来看，反对了关于前资本主V时代世界历史的“西方中心论”观点，亦反对了只强调一般而忽视特殊的单线演化论，丰富了我们对于文化模式的多样性、文化发展规律的特殊性的认识。在这里，无论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之差异的掲示（如M韦伯），还是从心理学的视角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差异的揭示（WJ髙尔敦），都有助于我们从不同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中探明更高的普遍性的东西。
它对于现代社会生活中情感与理性的矛盾、个体与类的矛盾的解决作出了新的探索。现代化历史运动中的历史的与伦理的冲突，在情感与理性的关系、个体与类的关系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吸引着文化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在情感与理性的矛盾方面，弗罗伊德用自我来统一本我与超我，他认为自我受到超我与本我两个方面的制约，他一方面必须服从超我的为习俗两崇奉的社会规范的约束，另一方面又必须抵御本我的恶劣的的诱惑，对任何一方的完全顺从都会给'自我带来痛苦甚至毁灭，但自我拥有一种独特的力量——理性，凭借着理性，自我最终能驱逐本我的晦暗和解透超我的虚幻，从而摆脱盲目性以获得自由。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的自我，正是代表着情感与理性的和谐。在个体与类的矛盾的解决方式方面，从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到海德格尔、萨特，都极力揭示个体精神与抽象的类精神的尖说对立，极力张大个性，强调个体的自我设计、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等等。舍勒尔论证了精神与个人相关决定了它只能是极为丰富的多元存在，精神是严格意义的多元化的原则，因此，要求个人服从某种统一的绝对精神、要求个人遵守普遍的伦理规范是对个人最大的不公正。柏格森和胡塞尔认为，意识的目的就是为自己造就一个真实的、自由的和自主的自身，个人必须作为社会的一部分而实现其合理性，社会则必须作为个人的集合体而实现它自身的合理性。罗素提出了一个把个体与类统一起来的自由主义的方案，他认为：“每一个社会都受着两种相对立的危险的威胁：一方面是由于过份讲纪律与尊敬传统而产生的僵化，另一方面是由于令人主义与个人独立性的增长而使得合作成为不可能，因而進成解後或者是对于外来征服者的屈服。……自由主义的本质就是企图不根据非理性的教条而获得一种社会秩序，并且除了为保存社会所必须的束缚而外，不再以更多的束缚来保证社会的安定。”（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23页）所有这一切，对于综合地考察现代化进程中历史的与伦理的冲突，寻求矛盾的合理解决，都是极有价值的。
它对于人类的精神出路问题提出了各种理想主义的或现实主义的解决方案。舍勒尔的文化哲学，提供了超越于狭隘的功利主义之上而又与宗教的虚幻士岸迥然有别的审美的目的观和价值观，给人类的精神未来设计了美好的前景。他把客观的价值与主观的情感和理想的人格融为一缽，以“爱”作为将这三者有机地整合起来的根本原则。在爱的精神行为中，展示着人要超越他的自然存在并变得与“神”相似的倾向，并惟有通过爱的过程才能把人自身提升为类神的理想人格。与以往的宗教和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哲学不同，个体的精神人格不是在“爱神”中，而是在“神之中的爱”~~在与神的无限人格对肚界的爱一起共同实施的爱的行为中，获得了自己的意义。人类亦只有通过“神之中的爱”，才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出路。如果说舍勒尔的应用现象学的文化哲学是在给人类寻求一条運想化的精神出路的话，那么，存在主义的文化哲学则力求在冷峻的现实中给人类寻找一条现实的精神出路。在存在主义的文化哲学家看来，实在世界充满了成谬性和不可理解性,这种特性也贯穿在人本身中，并使人成为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不可理解的东西。尽管如此，人在这个设界中仍然应该作出有意义的抉择。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应该致力子帮助人确立自信，这种自信旣不是用虚假的幻想世界欺骗人，也不是在人摆脱一切幻觉之后又使他陷入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绝望，而是将他本质之中的积极的核心带入个人的最大的努力之中。应该肯定，无论是对于人类精神出路的理想主义的探寻，还是现实主义的探寻，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在西方文化哲学的埋论建树中，也包含着某些明显的兑眼性，主要是以下方面：第一，它夸大了人的主观楮神的作用。在不少文化哲学家那里，人的本质汉仅被看作是靖神的本质，忽视了人类改造客观肚界的感性的物质的活动，亦忽视了人类的历史实践对于秸神活动的制约性。第二，它夸大了历史的偶然性而否认必然性。由于强调了精神作为一种意向性活动的决定作用，而精神的无限丰富、多样的性质，特别是非理性因素的复杂而多变的性质，又使历史活动的原因变得扑朔迷禽，访锦历史发展处处是通过随机和偶然来实现的，这就使历史又将问到杂乱无章的偶然事件的堆积局面。第三，它夸大了文化相对主义的适用范围，把不同文化模式所具有的相对于特定历史条件的合理性绝对化，从而导致了抹煞文化的时代性、否认文化有先迸与落后之分的错误_论。第四，它过份强调了文化历史研究的主观性，其极端者乃至于宣称一切的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从而完全否认了文化历史研究的客观性。第五，它对于人类精神出路的理想主义的探寻,多缺乏对实现的现实依据的论证;对于人类精神出路的现实主义的探寻，也因其带有悲观色彩而缺乏变革的激情。
三、建立马宪思主义交化哲学的构想
.应该看到，文化哲学所力通解决的问题，也正是者早就意识到并试图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列宁在这方面都曾提出过许多精辟的见解(参:iL拙作《文化哲学：哲学的新土长点》，《光明日报》19肋年3月6日），只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对此作专门的和全面系统的研究，而在这方面谈得最多的普列汉诺夫，他的许多观点在本iy：纪邓年代至to年代吟苏联哲学界则不断遭到非议。
然而，西方文化哲学的蓬勃发展，终于引起了当代者的关注。苏联哲学界已开始重视研究的文化哲学。在第I7届、is届世界哲学会议上，一些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学者在与西方学者的论争中崭露锋芒。从他们的总的致思倾向来看，是试图把“文化”范畴引迸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并极力使之与已经定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框架协调起来，钽由于他们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咀嚼、消化、吸收西方文化哲学的成果，他们所理解的“文化”不可避免地要与已经先行纳入唯物史观体系的“社会形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范畴相重叠、交叉、甚至混同，很难保证逻辑上的严密性与清晰性，因而这种尝试不能说是很成功的。然而出路何在？回答是：我们暂且不必急于将“文化”范畴勉强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架构，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指导，来建立的文化哲学。这一文化哲学应该在基本概念上、方法上、体系上和具体内容上全面扬弃西方各派文化哲学学说，取众家之长，走自己的路。
笔者提出的作为文化哲学的文化”定义是:文化運一个标志着人类在真善美诸方面的发展水平的哲学范畴，是“人化的自然”、“自然的人化”和对象化活动中介的有机统一体。
它包栝三个互相联系的饺域：作为主体的内在性的主魂心态的领域、作为过程的对象化活动的领域、作为结果的对象化活动之产物的领域。具体地说，人的主观心态包括文化心理的表层结构（风灼层）、中层结构（覌念层）、深层结构（集体无意识层），_人的对象化活动的产物包_括後,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形态的文化和一切具有物质载体的文化事物，而人的对象丨七活动，则体现着内在的价值系统与内隐的和外显的行为模式的统一。文化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文化进步所达到的水平是与社会发展的时代性相适应的。
反映世界性的现代化历史运动中人类心灵的共同祈昀,的文化哲学同样是以解决历史的与伦理的冲突、探寻人类共同的褙神出路为中心。因此,文ft寧学哼®午孕依存于人类真体的历史实践的精神现象学问题。在这里，唯物史观的各文化哲学的建立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它应当'是的文化哲学与西方非的文化哲学流滾相区别的一个稂本标志。坚持这一基本原理，就必须人与客泜世界的现实的对象性关系中去探寻人类的粘神现象及其历史渲变的法则。在人与客^脸界之间，存在着人与自然、人与作为个体的他人、人与社会群体、人与现存的社会文化氛围、人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等五重现实的对象性关系，由这五重现实的对象性关系派生出人类心灵深处的五对永恒的矛盾：一是人设的与S设的，或现实的与理翹的；二是情感的与实践理性的；三是个性化的与社会化的；四是理智的与直觉的，或功利的与审美的；五是历史的与的，或科学的与份值的。历史的与伦理的矛适是人类心灵深处五对主要矛盾中最深刻的一:i矛盾，它依次扬弃了前四对矛盾于自身。解决房史的与沦:S的矛盾冲夾、为入类指明现实的稱神出路，就不能不&及入类心灵深处所蕴沾的一切内在后，器要对这些予/3的表现形式及其解决方式的历史演变作出细致的分析，掲示其内在规律，以科学地展示新的解决方式;1!稞的必然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考察人类心灵与五重现实的对象性关系的复杂关联，砑究人类的对象化活动及其一切产物，掲示人类心灵、实践活动、文化产物三者之间双丨句对流的港证联接，来展示体现在不同文化类货中的人类心灵的典性和民族文化心堙的个性、人类心灵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民族文化心理发展的特殊规律的统一，最终达到对历史的与伦埋的或科学的与阶值的矛盾的近乎完善的解决。对于在现代化途程中艰难迈迸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以的观点来解决文化的民族佳与时代性、本位文化与陛界文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文化选择的历史尺度和伦理尺度的问题，显得尤为迫切。
文化哲学的渉及面如此之广，乃至于可以说，文化哲学是关于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人的哲学，是人类对自己的文化发展史和文化传统迸行全面的反省和反思的埕论结晶。从这一观点来看，可以把文化哲学的研究由浅入深地分为三个层次：一、在把文化看作是“人类的一切所作”的意义上，研究人类的文化发生、文化的结构和功能、文化的变异和传承，以及文化隔离与文化交流、文化冲突与文化选择、文化离析与文化整合等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以掲示文化起源和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二、透过文化的多徉化的现象形态，掲示文化心理是不同文化类型的基本内核，阐明不同的民族文化类a何以形成；同时，掲示文化心理与物质文化的关系、与制度文化的关系、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各种社会意识形态通过文化心理的中介相互作用的規律桂等。完、以人类的文化心au特别是文出心理的深层结构及其历史发展作为主要妍究对象，展示人类对于真眷美的永恒追求所走过的曲折历程，探讨真善美的内在统一何以可能，为入烫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馆神的自我完善的道珞。诚然，这种对于人类的深层精神本质的研究，乃是墙商层次的趼究，也是最當有哲学意味的研究，如前所说，它是全部文化哲学理论的核心。
以上内容可以纳入到一个相对完备的体系之中。从对于文化哲学的体系性的要求来看,可以把全部文化哲学理论初步4为文化发生论、文化结构论、文化发展论、文化动力论四大部分：
文化发生谂考察文化的发生学机制，在扬弃以往各种文化发生说的基础上，阐明关于文化发生的基本原理。除了阐述作为人与客观世界的对象性关系之中介的劳动在文化发生中的决定作用外，着重探讨文化发生的人类精神现象学机制，揭示进化中的原始人如何通过劳动过程中主客体不断地互相建构而使文化发生成为可能，以及尚且处于思维的前逻辑阶段的原始人如何通过“天才的直觉”或“诗性的智慧”使文化得以创造出来。此外，还要通过考察人与自然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来正确地阐明地理环境在一定的程度上作为文化的天然塑造者的作用。
文化结构论考察文化的内隐的与外显的结构和功能。在外显的部分，阐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形态的文化三者互相制约、互相渗透的相互关系；在内隐的部分，掲示文化心理的凤尚层、观念层、集体无意识层三者之间双向对流的辩证联接;进而，从外显的部分与内隐的部分的联接上，展示二者在人类对象化活动的中介作用下所呈现出的互动状态。此外，还要说明文化结构中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关系，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文化是可分的，又在何种意义上文化是不可分的，以解决现代化历史运动中的社会文化整合问题。
文化发展论从历时性的层面上来考察文化的纵向发展，诸如文化的外显的和内隐的部分如何传承、如何变异；何以说明文化断裂与文化寻根；在社会发展的特定的自我批判的时代，人类如何通过文化反省而达于文化自觉；在历史上新旧文化交替的过程中，文化离析与文化整合有什么规律性；不同民族的文化相接触，如何从整体的冲突而至于部分的会通与融合；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何以统一；特别是人类解决其心灵深处五对主要矛盾的方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问题，更需文化发展论以着重的致力来予以回答。
文化动力论文化发展的动力亦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人类的实践，作为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感性的物质的活动，是文化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人类在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所产生的“人化的内在自然”，又反转来作为人类历史实践的内驱力，人化了的内在自然的永恒冲动，是文化得以不断更新的精神源泉；文化发展的又一重要的动力是文化交流，人类的历史实践使文化隔离的自然壁垒、社会壁垒和心理壁垒不断被打破，使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形态能增生出许多不被原来的生存条件所羁束、乃至从更高层次上超越这种生存条件的文化因子，使人从纯粹地域性的个人逐步发展为世界历史的个人，从而推动文化从低级向髙级发展。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高校教师工作动力对绩效的作用机理研究”（DIA120266）；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高校教师工作动力结构模型建构研究”（2013SJB6300012）。
作者简介：丁志同（1972-），男，江苏沭阳人，淮阴师范学院人事处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人力资源与组织行为研究。
当下，高校转型发展逐渐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可以说，高校转型在宏观上是一场从计划到市场的变迁过程，在微观上也是一场波及高等教育各个系统领域急速的整体变迁过程。在整个变迁过程中，各种因素被卷入的成份有多有少、变化速率有快有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变革中最革命、最活跃的人的因素，即教师的转型发展则相对滞缓；较之于实践，高校教师转型的理论研究则更为滞后。据中国知网统计（截止时间2014年3月10日），在篇名中含有“教师转型”一词的核心期刊论文只有9篇，最早始于2001年；关于高校教师转型的研究论文仅5篇，且仅处于概念提出阶段，亟待研究开拓。那么教师转型的内涵究竟是什么？高校转型需要什么样的教师转型，或者怎样的教师转型才能适切高校的转型，即教师转型向何处去？于个体而言，教师转型的本质是什么？转型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动力机制？本文试对这些问题作一分析。
一、高校教师转型：内涵考察
自上个世纪后期“社会转型”这一学术术语在国内呈现并流行以后，“转型”一词很快衍生到众多领域并出现了许多与其结姻的术语，诸如企业转型、理论转型、发展转型、教育转型、高校转型等等。如果把社会比作为一个巨系统，那么其它转型都是社会转型的一个子系统。进而，教师转型则属于高校转型系统内的一个具体问题。教师的转型不仅是高校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反过来也影响着高校的办学格局、办学思路、办学传统，也影响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功能的转型。这一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基础的，因为教师是人的因素，是高校转型发展的主体。从这一意义上说，教师转型是高校转型的重要体现，也是高校转型的基本推动力量。
从前述可知，“教师转型”这一术语发端于“社会转型”，核心是“转型”。在英文里面，含有“转型”意义的词汇有change，reform，transformation，transition等，在研究中一般使用transformation或transition，表示事物的变迁、过渡和转变的意思。在中文里，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的解释，“转型”一词意义有二：一是指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转变；二是指转换产品的型号或构造。研究文献的“转型”解释一般是指事物从一种运动形式向另一种运动形式转变的过渡过程，这种过程实际上是进入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入手点，是接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一种途径。[1]也有解释认为转型是事物原有的模式和形态与人主观作为的重新耦合，说明事物结构的序、序列及所内化出的累积性社会关系的改变。[2]“转型”可以作为一个动词，表明变迁的过程，是一种正在进行时；“转型”也可以作为一个名词，表明与旧形态相区别的一种新的形态的生成，是转型的一种完成时态。[3]
借用“转型”的一般意义理解，我们可以这样界定“教师转型”，它是指教师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从一种个体状态向另一种个体状态的变迁过程。这种变迁是一种主观价值和行为取向的变化过程，具有综合性的特征，包括教师素质、能力和知识及其价值形态的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从内容上来说，教师转型是教师如何应对并解决社会技术进步对学术工作的影响过程，是其内在力量的增长，是教师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是教师向更加优秀、更为杰出的研究者、教学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转变。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中的一切现象都是作为一个过程而向前发展的，促进或激发这一变化的基本条件是相应的触发或控制机制，外部因素是变化的诱因，而内部因素是变化的根本条件。教师转型也遵循这样的规律。在变迁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校职能提出的新要求就是促进教师转型的主要外在动力，而教师的自发或自觉的反思则是促进教师转型的内生动力。对“教师转型”的内涵考察，必须抓住其过程变迁的内在动力机制，也就是转型的外在动力、内在动力以及作用于转型的逻辑运行机理。
二、高校教师转型的外在驱力：高校的功能变迁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高校与社会紧密依存，高校的价值存在也总是与社会经济生活紧密相连。高校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进步对大学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推动大学向前发展，大学职能因此而随之拓展。在高校发展变迁过程中，高校的核心价值观也总是在与社会需求互动过程中不断积聚和强化。高校的功能定位与变迁决定了高校的战略导向和绩效导向，这已成为推动教师转型的外在动力。伴随高校的功能的不断拓展与丰富，教师的职能和角色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应然调适。
古典大学基本形态发端并成型于漫长的中世纪，历史上最早的大学是于1088年创建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到19世纪迎来鼎盛发展时期。早期的大学都是以“为国王和教会培养行政及神职人员”为办学宗旨的。相应地，大学教师也纯粹地进行教学活动，基本不从事科研。主要职能就是把历史上人类所创造的分散知识集中起来，使其系统化、综合化，传授给学生，为社会培养高级人才。高校对教师的功能或责任要求也是单一的，即教好书。
1810年，德国教育大臣洪堡创办了柏林大学，明确提出了举办大学应遵循“学术自由”和“教学科研相结合”两条原则，以服务国家需要为宗旨。洪堡大学的创立，使大学的功能从单纯以教学为中心的一元职能拓展为教学和科研并重的二元职能，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又一基本使命，其作用主要体现在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追求真理和推动知识进步方面。1876年，美国借鉴德国大学的学术精神、办学模式，创立了霍普金斯大学。她是历史上第一所现代意义的研究型大学，通过创建研究生院、专业学院和学系制，把培养研究生和科学研究放在突出位置，从而实现高等教育向研究型大学的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十分强调科研的重要性，提出教学必须与科研相结合，并主张教学应是产生于科研的教学，教学与科研同是教师的重要职责。
19世纪后期，为满足工业竞争和发展工业科学技术的需要，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通过在大学创办工程技术系和设立技术学院等途径，有效地促进了大学从教学、科研的二维功能向教学、科研和技术应用的三维功能拓展。1862年，为赶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加速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美国国会通过了总统林肯签署的《莫里尔法案》，掀起了一场“赠地兴学”的运动，并兴建了一批以“实用技术性”为特征的“赠地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提出著名的“威斯康星思想”，其核心就是“大学要走出围墙，把大学的知识和技术优势推向社会，传播于社会，让大学中的专家、学生直接参与当地的农业生产，实现大学与社区、社会的一体化”，[4]体现了以“社会”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办学理念，扩大了大学以“服务性”为特色的社会功能，真正意义上确立了高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维功能一体化的时代。这样的背景下，大学教师不仅要教学做研究，还要积极进行新技术开发和技术转移，服务社会经济。教师走出大学校门，成为产学研结合的先驱。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甚至精英大学的情况也发生了改变。科学园、科技城、“硅谷”之类的大学与企业之间的“界面组织”大量产生，大学教师或承担政府与企业委托的项目，或直接走出校门开办高科技企业，描绘出一幅产学研合作的新景象。[5]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导致了高校发展转型，这也就是教师转型的方向性问题。教师转型与一般的事物变迁类似，也是一种有方向性的变迁。方向性是一种社会价值，教师转型的目标取向就是要与高校的功能变迁相适切，从而体现其社会价值。正如学者顾建民所言：“在八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时期的大学教师、同一时期的不同大学教师，不论以什么社会身份出现，都有了对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职业安全不同程度的诉求，从而形成了与不同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的教师任职概念和制度。”[6]高校教师的职能转变，即岗位任务的转变与大学职能的变迁相伴相生。从本质上看，高校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快速识别环境和市场变化以及其做出的快速反应。从内容上说，当前高校转型实质上是其职能的转型，即从传统单一的教学型或二元的教学研究型向多元的教学型、学术型和应用服务型转型。教师是高校职能的实现主体，高校职能转型所产生的“动力场”就是高校教师转型的外在动力，这种外在动力是高校教师转型活动内在变迁过程的原初动因，它唤起并驱动高校教师转型的内在动力因素实现转型活动，激励并推动教师解放思想，改变过去那种封闭式理论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传统，积极回应社会需求，把知识传授和学术研究放置到更为开放和广阔的社会应用中去。
三、高校教师转型的本源价值：教师的专业发展
高校的功能变迁从外部对教师转型形成了强力召唤，但教师要真正转型，则需要存在于教师内部的内源动力因素与之产生有效的动力响应或动力循环。在诸多内源动力因素中，教师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着核心驱动作用或决定性作用，不能和教师个体发展紧密互动，就不会有教师的自我更新和有效转型。从人本的角度考量，转型事关高校教师职业的生命价值，或者说事关教师自己的生命价值。“没有教师生命质量的提升，就很难有高的社会质量；没有教师精神的解放，就很难有学生精神的解放；没有教师的主动发展，就很难有学生的主动发展；没有教师的教育创造，就很难有学生的创造精神。”[7]因而，教师转型是教师自身素质提升的过程，也是教师在从教道路上个人知识、能力的自我更新过程，在本质上是教师的专业发展问题。
既然教师转型在本质上是教师个体的专业发展，那么实现教师转型的内生动力必然立足于教师的自觉。早期，人们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绝大多数是在工具理性指导下展开的，而忽略了实践理性。职业培训是帮助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技术，从传统关于教师的职业培训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过去人们对于教师职业发展的自身规律的意识是比较淡薄的，或者说对教师作为成长主体自身的发展规律的意识是淡薄的。培训中，人们趋向认为，把专家所拥有的特质传递给一般教师就可以使其获得专业发展，进而成为优秀教师。然而，教师面对的教育实践十分复杂，且时刻变化，他必须要对有内在不确定性的情境作出复杂的解释和决策。这种知识只能以教师自己的特殊感悟以及贴近自己的语言来表述。仅仅靠专家传授并不能使一般教师成为专家，因为这种做法忽视了教师自身的成长规律。
随着历史的发展，教师在个体职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被重新发现和确立，这在教师与课程的关系演变过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历史发展的一段时期，教师和“课程”之间是分化的，教师仅仅被作为“课程实施者”，后来教师逐步被看做“课程开发的研究者和参与者”。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纷纷设立教师中心或课程开发中心，课程开发的权力由专家转到教师的手里，教师真正成为课程的开发者和研究者。这种情况下，课程开发和教师的培养和个体发展融为了统一的过程。相应地，教师在以“参与”、“反思”为主要特征的行动研究中不断获得了对实践的反思，进而促进了自己的专业发展。
因此，离开高校教师的自我成长、潜能发挥的根本性作用，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教师转型。正确对待教师的转型发展，必须以“人本理念”为出发点，把教师作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人来看待，要注重教师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要强调教师发现自己周围场景的教育意义的敏感性，也要突出教师协调诸种可能和现实因素以利于自我专业发展的意识和能力，教师自身的参与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教师转型”是教师专业发展中的问题，但同时也是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技术性难题，转型过程涉及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必须协调一致才能实现最佳目标。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市场化，市场逻辑被引入高等教育领域，市场机制迫使高校回应市场多样化的需求，以竞争、效率和绩效责任为特征的管理文化成为主流，教师职业因此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教师危机感骤增。传统上，教师只要完成自己的课堂教学，做好自己的学术研究就可“高枕无忧”。但在讲究“投资”与“回报”的现代社会，为了争取到更多生存与发展的资源，高校往往把各种硬性指标落实到高校教师的身上，强迫教师被动“转型”成为多面手，甚至是技术应用的行家里手。高校管理主要立足于组织的单向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人本”的关注。反观现状，“大多数高校教师都存在满意度不高、工作压力大、工作动力不足等经调查研究证实了的不良现象。”[8]管理不单是管人、控制人，管理的更高层次的功能是助人，帮助人成长，是否有利于教师的存在和发展是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因此，在维护和提高高校创造知识、传播知识的效率和质量的同时，保证教师职业安全和学术自由非常重要，尊重了职业安全，也就保护了教师的专业发展；相应地，教师也避免重回工具价值的时代。教师质量决定高校价值存在的大小，不能以教师的“人本存在”为基点，不能以教师的专业发展为价值尺度，任何改革都势必不会收到理想效果，这也必须是教师转型改革的基本出发点。
四、教师转型的动力机制：需求―动机―自我更新
从前文可知，教师转型是其主观价值和行为取向的变化过程。高校职能变迁是促进这一变化发生的外源力量，教师自身对外源动因的认同、内化以及对其专业发展本源性价值追求则是转型实现的内在驱力。和众多事物变迁的机理一样，教师转型有其内在逻辑和动力机制，也是内因和外因相互影响、相互有机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激励理论认为，需要―动机―行为―目标是人行为改变的基本逻辑。社会学的利益分析理论也非常相似，该理论认为利益决定立场，立场决定行动。在外界因素的驱动下，教师的内部需要转化为动机，动机产生以“自我更新”为特征的转型行为，进而实现转型目标，形成以“需求―动机―自我更新”为循环的内在变迁和发展逻辑，这就是教师转型的动力机制。
在这里，教师的个体需求是转型过程的逻辑变迁起点，不同的需求意味着不同的动机取向，也意味着管理者采取不同的激励手段。我们知道，管理学领域有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文化人和自我实现人等人性假设，而不同的人性特征对应着不同的内在需求。高校教师作为典型的“知识工作者”有着其独特的人性特征，相应地也有着独特的个体需求。同时，由于教师的职业发展层次和阶段不同，其利益、需求和立场就不同，也会导致不同的动机取向。管理要在综合以上多种因素的基础上才能找到针对性激励措施。例如处于职业发展中期的教师，他们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获得了相应的专业地位。他们面临一个不争的现实，那就是转型很有可能把他们抛出原有的轨道，也不可避免地动摇其业已存在的诸多“特权”福利。这也势必会引起他们对高校教师职业及身份内涵的重新认识，甚至对选择继续从事目前职业还是向其它方向发展产生困惑。对于这一阶段的教师实施的激励策略就是在平衡教师工作和家庭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继续强化其对学术职业价值的认同，促动其努力吸取新的观念，加快知识更新，拓展学术视野，提升自己的专业和学科地位，使其更加积极地把自己的专业发展和学校目标结合起来，从而实现转型目标。
“自我更新”作为教师转型发展一个循环的逻辑终点，是由教师在转型过程中主体地位决定的。转型发展过程中，教师处于消极被动地位还是积极主动地位决定着转型目标效能的高低。从教师转型发展的目标追求和发展的动力源来看，教师转型是内在取向的，本源价值就是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是教师内部专业结构的成长与改进，教师自身的主体性参与也是教师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教师的专业发展曾经历过从被动专业化到主动专业化的变革。毋庸讳言，在被动专业化背景下，教师的工作就是职业，只是教师赖以谋生的手段，管理对教师的策略是单向思维的，教师的专业发展就是教师职业阶梯的攀升，教师的进步就是通过一系列等级机制而获得的进展，教师的成功就是得到处于制度顶端的职位。换句话说，这种管理模式根本不考虑教师的立场，教师基本上按照设定的岗位专业标准和要求执行，教师自身及教师实践在专业发展中基本被忽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教师在自身专业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被重新发现，“人本理念”得到确立，教师逐步在自身专业发展中为自己负责，成为自我专业发展的主人，自觉地发觉专业生活中的有利因素，使自己的内在专业结构不断更新，成为“自我更新”的教师。这种管理取向下，教师的专业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个人预先设定的发展目标或对某一发展目标的认同，“自我更新”作为一种发展取向也逐步为管理者和教师所认同。
以“自我更新”为教师转型的管理取向，其最突出的意义就是可以提高教师对转型发展的自我更新意识。白益民认为，“自我更新意识发挥作用时，它能够将教师过去的发展过程、目前的发展状态和以后可能的发展水平结合起来，使得教师能够理智地复现自己、筹划未来的自我，控制今日的行为，使得已有的发展水平影响今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使得未来发展目标支配今日的行为。”[9]这就是说，自我更新取向的教师转型是在教师了解自身职业发展一般路径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考察了自身的职业发展阶段及其在整个发展进程中的位置，并不断对自己的现状进行反思，进而决定进一步行为的策略。教师转型是教师对高校功能变迁的一种主动性适应，高校功能变迁对教师的转型调适充满变动性要求。而教师通过自我更新就可以结合现有情况不断调整下一步发展目标以适应这种要求，教师也能够在不断的自我调适中获得发展的动力，保持发展的势头。
激发教师“自我更新”的转型取向对于解决来自于教师自身的阻力具有针对性意义。大致来讲，高校教师群体可以分为处于职业发展初期、职业发展中期和职业发展后期三个部分。当前背景下，对整个高校教师群体而言，处于职业发展中期和职业发展后期教师的转型压力比处于职业发展初期的教师压力要大得多。这部分教师是高校教师转型的主要目标群体，他们都是已经在高校教师岗位上从业多年的教师，往往经过了刚入职几年的煎熬，实现了原定的职业目标，专业能力达到了岗位要求，甚至不用花太多的精力便可完成现时的岗位任务，对外界的变化出现麻木甚至不能自觉的状态。而这种状态的改变也是教师转型问题的关键，“需要教师不断地自我批评反思实践、重新定义假设和信念并强化自我价值，这样就会不断地发展，出现一直正向的发展。”[10]从前文可知，“自我更新”作为一种教师专业发展取向，其本意就是“要教师自己积极地追求专业发展，保持开放的心态，随时准备接受好的、新的教育理念，更新自己的教师信念和专业能力”。[7]320这对于处于职业发展中后期的教师至为重要。
故而，在促进教师转型的过程中，管理的主要任务就是结合转型目标，积极采取措施，提高教师对转型变革带来的利益预期，进而获取教师对转型的支持和主体参与。教师自己成为转型发展的主人，是教师转型本源价值的内在要求。激发并保持教师以“自我更新”为特征的主体行为是管理的关键。
五、结语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孝道文化；社会变迁；养老保障制度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3-0103-06
2013年7月1日，备受争议的包含“常回家看看”等“软约束”条款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颁布实施，有地方法院①根据该法做出了包括“至少每两个月到老人居住处看望问候一次，重大传统节日至少看望两次”等带有明显道德性和伦理性内容的判决条款。然而，羊羔跪乳、乌鸦反哺等这些原本属自然伦理的道德行为在法律的干预和强制下能否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呢？面对“银色浪潮”的汹涌来袭，亟须社会各界对法治化语境下如何平衡协调孝道传承问题予以审慎和理性对待。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以老年人群体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百分比作为划分标准而进行的定性或定量研究。根据国际公认的标准，一般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以上，作为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按照此标准，我国在1999―2000年间就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说20世纪是人口暴涨的时期，那么21世纪则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指出，2012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人，2020年将达到2.43亿人，2025年将突破3亿人。届时，我国不仅是一个老龄化社会，而且是一个高龄化社会，这必将对我国的社会伦理和法律制度、经济结构及增长、国民收入分配、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调整等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2.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面对无法逃避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新挑战，社会需要用新思维和新创造来正确对待。老龄化不是孤立的存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必将带来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的变动，从而直接对生产消费品的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它是与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相互作用的。老年人曾经作为社会变迁和发展的历史主体发挥过积极作用，也是老龄化时代到来的直接动因，但由于老年人群体拥有优越于青年群体的固态智力②，所以理应成为这种时代变化的受益者。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老龄化呈现势头猛、规模大、程度高、发展不均衡和“未富先老”的先天不足等劣势，面对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公共政策体系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构建滞后、城乡二元化结构背景下农村老龄问题日益突出、老年人群体人口不断增长带来的社会需求与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等现实问题，人口老龄化不仅对我国的人口养老能力、社会资源支撑能力、社会保障体系和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等形成严峻挑战，而且也大大侵袭着以孝道文化为基本理念的家庭养老保障模式的传统文化土壤。
联合国《老龄问题维也纳国际行动计划》指出，尊敬和照顾年长者是全世界任何地方人类文化中不变的价值因素之一，它反映了自我求存动力同社会求存动力之间的一种基本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决定了人种的生存和进步。因此，妥善对待老年人群体是社会正义的要求，是群体反哺的必然逻辑，只有从人口、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多方面立体考察和实质应对日益突出的高龄群体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才能有信心迎接未来的挑战，实现联合国《世界人口老龄化（2009）》报告所提出的确保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日益老去的时候有安全和尊严相伴，并且在参与社会生活时还拥有作为公民的全部权利的目标。“生存还是毁灭”的“哈姆雷特式悲剧”让我们有必要认真对待传统孝道制度的现代法治语境构建。每一个人都是社会有机组成的重要部分，只有理性适应这种动态的社会发展范式，将老龄化问题融入社会常态发展轨道上，与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良性互动的共存发展局面，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合理转化为社会新的发展机遇，才能真正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和谐社会。
二、社会变迁与孝道文化传承的失范
社会变迁对生态环境、个人人格、社会发展模式、社会价值重构和制度建构等都会带来巨大影响。现代有关社会变迁的理论主要有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和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理论。③可以说，20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性质上区分开来，而随着这种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变迁，必然使社会群体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方面产生明显的“结构紧张”④，在包括个人主体地位评估、社会归属感认知和社会角色扮演等方面出现伦理或道德的失范可能。当前，中国的孝道文化在面临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这一重要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不仅受到功利主义的价值冲击，而且因为工业文明所内含的社会分工使得人们以传统家庭、家族为中心的人际依赖往转变为现代以个人发展为中心的人际相对独立性的交往，家庭本位让位于个人本位，传统家庭功能被大大弱化，让包括孝道伦理等的传统代际文化传承在空间上陷入了无法延续的困境。这种时代转型变迁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冲击必然造成各学科的研究范式危机。
1.社会变迁导致孝道文化土壤日渐贫瘠
第一，社会变迁对家庭和亲属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济的特征是“靠天吃饭”、“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状态是那时候的典型生活方式写照，孝道理念所倡导的“积谷防饥、养儿防老”是代际循环的主要衔接信条。然而，工业革命的出现将人类世界彻底改变，以机器社会化大生产为典型特征的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将传统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生产生活方式冲击地支离破碎，人的社会解放被引导为人类在一个物化世界中通过物、私有财产这个中介而获得的解放。⑤伴随该种经济发展与进化逻辑，工业化时代带来的另一个巨大的社会结构特征是“社会分工”。同时，这种社会分工也经由传统的机械团结走向了有机团结⑥，加之迅速增长的人口破坏了原有的“人口―土地平衡”，这种以市场经济为主要调控方式的社会机制导致了包括以劳动力为主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在传统村落和社会共同体方面带来的冲击就是传统的以家庭、院落和宗族为纽带的社会结构逐渐崩溃，而新的社会共同体尚未形成，老龄化的席卷与“四二一”家庭模式的现实，导致“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成为农村、城镇甚至城市中难以接受却无法否认的社会存在，让以封闭性区域和民间法约束为传统要件的孝道文化土壤渐显贫瘠，这种青壮群体缺位、老幼尴尬共生的孝道传承断层现实让自古以来的家庭养老机制功能渐显孱弱甚至失效，并极大地挑战着崇尚尊老爱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国人道德心理底线。
第二，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变迁导致人格变迁⑦。美国学者英克尔斯指出：“根据我的经验……我们在人们身上发现的东西，基本上反映了他们所在社会制度的性质……事实上，大多数研究个人变迁的人认为，个人变迁更多是由制度的现代性所引起的。”⑧现代工商业社会有其独特的经济形态与社会结构，长久生活其中的人深受这种时代环境的影响，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念、思想形态及行为模式，这些人格特征被他视为对现代化的反应。杨国枢在《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的调查研究》一书中提出，个人传统性有五个因素：遵从权威、孝亲敬祖、安分守成、宿命自保和男性优势。而个人现代性也是五个因素：平权开放、独立自顾、积极进取、尊重情感和男女平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孝道理念所极力推崇和维护的五大因素受到了现代制度文明所倡导的新五大要素的挑战。可以说，集体无意识的民族文化是国人道德基因的形成本源，但在近现代西方思潮大力冲击传统文化的背景下，传统文化对工业化文明时代的影响渐趋式微，导致现代国人普遍带有传统性和现代性并存的特质，这既符合社会转型的特征，也与现代化社会的改革相一致。
2.现代社会老年人群体需求与权利保障制度现状
第一，老年人群体的权利诉求。老年人属于弱势群体，他们需要各方面的特别关爱和帮助。根据的需求理论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知，人的需要不仅分为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而且是分层次的。我国在总结摸索老年人各种需要的基础上，概括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教”这“六有”⑨需要。具体来说，曾经经历青壮中年的老人在步入老年时代时，其身心状态、承受能力、适应能力和抵御能力等都必然同步减弱，如果要保证老年人群体的生活幸福指数就必然需要以反哺或倾向性保障的理念予以特别对待。然而，人的需要不仅是物质的，而且还包括精神的，它既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又与个人自身条件具有密切关系。相比较国外老年人的3M需求，即物质需求（Money）、医疗需求（Medicare）和精神需求（Mental），我国老年人需求主要包括了经济保障需求、健康和日常照料需求、自由生活和发展需求、社会交往和亲情关怀、自我实现价值需求甚至养老模式方面的需求。
第二，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制度实施的现状。一是家庭保障模式渐趋式微，多元养老保障模式并存。家庭养老模式一直是中国老年人养老问题的主要解决方案，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受到直接冲击，各种老年人照护机构所构成的老年人照护体系随着时代变革开始形成，从目前国内现状看，主要有老年人福利院、敬老院、老年人服务中心、养老院、老年公寓、护老院、护养院和托老所等主要形式。概括来说，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是目前我国较有代表性的三大主流养老模式。除此之外，还有互助养老、异地养老、以房养老、护理学院经营养老和旅游养老等多元养老模式并存的复合养老模式。多元化养老模式的相继产生和发展虽迎合了部分老年人养老的多元需求，但由于大部分老年人更希望获得包括经济保障和精神慰藉等一般或基础性的养老需求满足，这也导致了目前多元养老模式存在的悖论――与三大主流养老模式所带来的明显福利主义色彩不同，多元养老模式更多是在深挖老年人群体市场，以老龄产业为导向建立起来的。从目前我国老年人财产占有、收入水平和老年人实际需求看，多元养老模式对我国整体养老问题的解决较难产生实质性影响。“农村家庭代际支持仍是以老年人的需求为中心，‘养儿防老’的儒家孝文化在中国农村仍盛行。”⑩由于我国民众的个人资金承受能力有限，大多数的老年人养老问题还是以居家养老，即由自己的子女甚或亲属养老为主要模式。从制度层面讲，我国社会整体保障制度的实际落实和具体完善仍需要进一步加强。二是现有养老保障制度呈弱散状态。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社会互助和个人储蓄积累保障六大方面。其中，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险制度的核心组成，从我国当下社会养老保障的现状看，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养老保障体制尚不成熟，主要由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三无”和“五保”供养补给制度等组成，快速的老龄化现实导致现行养老保障制度体系薄弱且分散。具体来说，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甚至“亚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地区间、行业间不均衡发展等现实，导致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难以统一和规范。从养老保险的覆盖面看，我国目前纳入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的人群比例低于国际最低标准，且呈现统筹层次低、养老保险收支严重不平衡和养老保险转轨成本高等特点。同时，现有有关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医疗保障制度问题多多，存在社会补贴和救助制度权威性不够以及社会化养老机构不够规范等问题。我国现有老年人养老保障制度体系是以政府、社会和个人三维一体共同构建的一道社会秩序安全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十分重视老年人权益的关注和照护，为积极维护老年人权益，相继颁布了一系列以养老权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但这些法律规范的大部分条款均非专门针对养老目标实现而规定的，对有关如何养老这一系统性工程大多停留在实有权利的理论层面，可操作性不强，对老年人经济收入、居住方式、人际交往、医疗健康、社会参与和生活满意度等方面细节调整和规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更是鲜见，与西方成熟国家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如英国的3U模式（Universality、Unity、Uniform）相比，我国现有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仅分散而且效力层级不高。
三、现代法治语境下孝道制度体系的建构
毋庸置疑，无论社会如何改革和变迁，包括人的生老病死等自然规律是人力所难以抵抗或改变的，那么，面对不可能逃避和忽视的老龄化时代迅速到来这一全新的严峻课题，如何建立或设计一套现代制度体系，既可以较好替代传统社会孝道伦理互助机制，也符合现代文明价值理念要求，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创新性意识和创新性思维。
1.孝道制度法治化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必然归宿
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调整方式，市场经济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产生的，是以资本主义制度改革所创立的民主制度、权利本位和契约自由等重要的法权关系为前提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崇尚法治，社会分工的精细化迫使人类群体的区别分类，以此满足市场经济的不同需求，这种越来越高的规范性社会控制要求社会调整手段的法治化和社会生活的法治化。
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下，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传入中国，经济成为社会的“阿基米德”支点，这一切将中国传统宗法组织和儒家伦理冲垮，旧有的乡村构造也不断遭到破坏。而当血缘关系分解并且让位于氏族共同体、邻居团体和政治团体的结合体时，便产生了这一问题：政治团体的法律程序将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同一血缘团体或同一共同体的成员之中。随着社会的文明化程度加强，以血缘关系为表征的社会调整模式逐渐走向衰亡，代之以从人类团体的内部秩序中发展而来的法治型调整模式。虽然对传统孝道存有争议，但沉淀至今的却是其永不磨灭的具有人性普适性的人际互助本能品德。如何建立一个不分年龄和性别并使老年人能充分、不受歧视而平等参与的现代法治社会，对于增进老年人群体的生存尊严至关重要。基于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推进老年人养老保障制度的规范化、法治化和科学化的体系建设，明确以个人、家庭、社会和政府等主体的老年人养老责任体系，满足老年人急迫的现实养老需求，实现《联合国老年人原则》提出的“照顾”、“尊严”和“参与”等目标。要在政府主导下，以立法的形式，整合社会各类服务资源，确保服务提供的效率与效益，以实现生态文明社会共存共生的良性发展。
2.构建现代法治语境下的老年人养老保障多元制度体系
在当代中国，如何协调好传统与现代制度价值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转型时期社会老龄化这一新的时代挑战，不仅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借鉴西方国家已有的成熟经验，更应结合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以及包括二元社会结构等制度现状和传统文化的本土实际，科学、合理地设计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障多元制度体系。
第一，孝道制度法治化理念的多元化逻辑必要。“老年人保障体系是一个复杂的保障系统，具有多层次性质的范畴较多，且诸层次之间还有伦理选择的问题。”相比较西方较为发达的工业文明，我国进入工业化文明的时间略晚，尚存在传统与现代历时性和共同性并存的问题。传统孝道制度的柔性传承和现代法治的刚性调整表面似有悖论冲突，也对如何构建平缓对接传统孝道理念的现代养老保障制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从我国当前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实力现实，并结合我国的传统文化制度看，当前我们宜以“经济―政治”为分析框架，以安东尼・吉登斯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为基本指导理念，采取“‘补缺型社会福利’为主、‘制度型社会福利’为辅”，多种福利制度为补充的原则进行积极立法或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在政府、社会和个人责任分担方面，应以特别补贴为例外，以家庭和市场为基本保障原则，以权利义务对等为基本准则，贯彻“家庭养老为核心，社会养老为补充”的养老保障理念，建立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机构养老为辅，社会各方力量共同辅助的综合型养老模式。只有在个体无法满足其生存、照护和交往等基本需求时，国家才作为三维体系重要组成之一的部分扮演应有的角色。当然，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福利制度的基本理念和具体内容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如果将来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到一定程度后，就应积极转换这一理念，从“补缺型社会福利”为主的理念转为“制度型福利”为主的理念，实现自助、互助和国家保障相结合的良性互动，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措施和政策，建立一套不断增加老龄人甚至全社会整体福利的全民福利制度体系。
第二，将孝道从家庭伦理提升为社会伦理，为孝道制度法治化提供可能。孝是超阶级或跨越时代的，孝道文化不仅在塑造国民性格和民族心理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在促进家庭稳定、社会和谐和国民道德素养的形成等方面均发挥了正能量传递的功能。随着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领域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阶段，理性认知中华民族传统孝道文化的价值，批判性地汲取有利于和谐社会关系建立的内容，创新传统孝道在现代伦理道德体系构建中的契合理念，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意义重大。从政府的角度讲，一方面，应积极构建孝文化宣传和建设工程。要以家庭和社区为主阵地，以传统纸媒和现代网媒为中介，加强大型道德建设活动（如中宣办和中央文明办举办的包括宣扬“孝道文化”在内的“中国梦・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自上而下的道德教化和自觉的道德践履。同时，应从娃娃抓起，强化对学生的德育教育，形成幼时灌输、长大躬行的伦理道德回归良性循环。另一方面，政府应积极利用其权力主体地位，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有关可以入法的孝道伦理道德规则予以肯定和落实，使传统孝道的继承和发扬真正走上法治化轨道。从社会和个人的角度讲，需要正确认识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理性看待“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传统孝道观念，将养老院、敬老院和照护机构作为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正常对接，合理矫正市场经济浪潮下的时代价值定位，强化个体的自律性，加强舆论监督和精神奖励，将孝道传承作为社会肯定性评价和个人正能量价值的重要因素，将孝道从家庭伦理提升为社会伦理的范畴，为养老社会化做好文化理念的铺垫。这不仅会避免遗弃、虐待老人等类似影射人性丑陋面案件的再次发生，同时还能让社会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尊老助老”的良好风尚，形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互助新气象。
第三，建立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核心的复合型养老保障制度模式。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的养老保障社会制度已经初步建立和形成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养老基金筹资模式。我国现行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主要由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单位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这三大支柱组成，三者互为补充，共同构成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平面体系。但由于我国地区和行业的不均衡发展现状，导致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并不完善，尤其是单位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巨大。基于此，必须将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评价指标的选择与加快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步伐结合起来，将国民享受社会保障经济待遇的程度、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问题及社会成员的覆盖程度一同纳入社会保障水平体系，构建起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在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现行养老保障制度模式经验的同时，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实际，处理好国家、社会和个人在现行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中的责任分担问题。同时，需要区别和正确认识工业化风险和自然进化风险所形成的问题应对策略。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既是我国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阻碍，同时也为我国养老保障完善提供了缓冲的契机。传统的孝道仍然在继续发挥着代际互助的功能，并不会将所有的问题完全推给政府或社会。我们需要结合私人养老金计划、老年人医疗制度改革、老年人产业制度促进、老年人照护制度完善和老年人补贴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措施，并加强放开“单独”家庭二胎政策、推迟退休人员年龄制度、规范自愿型“以房养老”或“反向抵押贷款方式”政策的改革，采取重点突破、逐步推进的策略，最终建立较为完善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以最终有利于我国以审慎的态度和多元化手段共同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冲击。
第四，建构以养老保险制度为核心的多元养老保障法律制度体系。新的法律制度的出台是对一定社会现象出现和相应政策出台的终极呼应，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是养老保险制度规范、高效运行的重要保证。“先有社会保障的立法，后有社会保障项目的实现，已经是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一条基本规律。”以宪法为前提，构建以养老保险制度为核心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不仅是对老年人群体这一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怀的彰显，是社会“积极福利”理念的理性实践，更是落实宪法和法律公平公正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实现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统一的必由路径。从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看，我国《宪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刑法》、《婚姻法》、《继承法》和《社会保险法》等法律中都有关于老年人权益的条款规定，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各地方也相继颁布了包括关于推进居家养老服务、民办社会福利机构管理、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养老援助服务、低保人群贷款缴纳养老保险、居家养老补贴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但总体来说，目前有关养老保障问题的立法不仅分散不统一，而且效力等级不高，构成养老保障制度核心组成的有关统筹层级，资金的筹集、运行和使用，区域和行业不均衡现状导致的制度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均频见纸端。这种形式上不统一导致的权威性不足和现实上不公正导致的实质硬伤，不利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从长远计，国家需要从基本法的层面制定包括《社会保障法》在内的统一性法律法规，有效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权威性，合理划分政府、社会和个人三维主体的责任和义务，实质改革现行养老制度在地域、行业和部门间各类标准不统一的现状，形成以养老保险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保障法》为龙头，《民办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法》、《养老金法》、《养老金监管法》、《老年残障和健康保险法》、《老年人保健法》和《老年救济法》等基本法为骨干，其他养老保障规范性法律文件为补充的全方位、多层次保障制度体系，以促进社会公平和建立全面保障目标之间的平衡。同时，针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应重点关注那些未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老年人，尤其是生活在农村中的老年人，他们在养老金的享有领域处于边缘地区，在生活和疾病等威胁方面缺乏充分的保障，因此，可以学习借鉴“加拿大援助计划”和“新加坡公共援助计划”经验，加大对该类群体在社会补贴和社会救助法律制度体系方面的健全和完善。
在我国这样一个既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又面临着较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更加严峻的老龄化问题，却正处在从传统到现代转型时期的现实国情阶段，必须在对自身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的基础上，既要谨慎对待“民粹主义”倾向，又要高度重视和积极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挑战，科学制定短期、中期和长期养老保障制度体系目标，用时间和空间的多维视角，从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努力构建一套现代法治语境下有效传承和创新传统孝文化理念的制度体系，形成社会群体间的自我动态协调的立体生态系统，以在弘扬中华孝道文化、增强政治共同体信仰、更好地维护老年人群体权益的同时，不断促进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