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6 17:29:3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的第一原则，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第一章：导言
通过本章的教学，能够理解经济学产生的原因。并熟悉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体系。要求掌握稀缺性、选择的定义、以及稀缺性、选择与经济学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含义；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含义，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等问题。
第一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经济学产生的原因：资源稀缺与人类需要欲望的矛盾
二、经济学的定义：选择、资源配置、资源利用与经济学的关系
第二节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
一、微观经济学：定义、基本假设、基本内容
二、宏观经济学：定义、基本假设、基本内容
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
第三节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一、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定义
二、实证分析方法
第二章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
通过本章的教学，要求掌握均衡价格形成的一系列相关概念；需求与供给、需求变动与供给变动、供求规律、弹性，充分理解价格调节、市场机制的作用，了解均衡价格、弹性在现实经济中运用的一般原理等内容。
第一节 需求与供给
一、需求：定义、影响需求的因素、需求函数、需求曲线、需求量变动与需求变动
二、供给：定义、影响供给的因素、供给函数、供给曲线、供给量变动与供给变动
第二节 均衡价格的决定与变动
一、均衡价格的决定
二、需求变动、供给变动对均衡价格的影响
三、均衡价格的运用：支持价格、限制价格
第三节 弹性理论
一、需求弹性：需求价格弹性的含义、需求价格弹性的分类、需求价格弹性与总收益的关系、需求收入弹性和需求交叉价格弹性
二、供给弹性：供给弹性的含义、分类
三、蛛网理论
第三章 消费者行为理论
通过本章的学习，围绕着如何达到效用化实现消费者均衡的中心理论，要求学生掌握效用、总效用、边际效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含义；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约束线及消费者均衡决定。
第一节 边际效用分析
一、欲望与效用
二、边际效用理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总效用与边际效用关系
三、消费者均衡
第二节 无差异曲线分析
一、无差异曲线:定义、特征
二、消费者均衡：预算约束线、消费者均衡
第四章 生产理论
通过本章的学习，围绕着在资源既定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产量化和产品化这一中心理论，要求学生掌握：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含义；总产量、平均产量、边际产量的含义；规模经济的含义；短期成本的变动；并要求用等产量曲线与等成本曲线说明产量化的条件和规模，既生产要素的组合；理解生产可能性曲线及机会成本概念。
第一节 生产与生产的基本规律
一、生产函数
二、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总产量、平均产量、边际产量关系
三、规模经济
第二节 成本
一、短期成本的分类：短期总成本、短期平均成本、短期边际成本及各短期成本变动的特征、长期总成本、长期平均成本、长期边际成本
二、收益：总收益、边际收益
三、利润化原则：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第三节 生产要素的最适组合
一、等成本线、等产量线
二、组合的确定：等成本线切于等产量线
第四节 生产可能性曲线与机会成本
一、生产可能性曲线含义
二、机会成本含义
第五章 厂商均衡理论
通过本章的学习，主要是要求理解和掌握在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垒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市场的情况下，广方是如何进行化产量、价格决策的有关问题。
第一节 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厂商均衡
一、完全竞争的含义和条件
二、完全竞争下的收益规律
三、完全竞争下的厂商均衡
第二节 完全垄断市场上的厂商均衡
一、完全垄断含义
二、完全垄断下的收益规律
三、完全垄断下的厂商均衡
第三节 垄断竞争市场上的厂商均衡
一、垄断竞争的含义与条件
二、垄断竞争下的均衡
第四节 寡头垄断市场上的厂商均衡
一、寡头垄断的含义
二、寡头理论
三、四种市场结构的比较与总结
第六章 分配理论
通过本章的教学，要求理解西方社会的关于分配的一般原理。侧重掌握工资的决定以及洛伦斯曲线和基层系数的含义。
第一节 以边际生产力理论为基础的分配理论
一、边际生产力
二、边际生产力决定工资和利息
第二节 以均衡价格理论为基础的分配理论
一、生产要素的需求与供给
二、工资理论
三、利息理论
四、地租理论
五、利润理论
第三节 洛伦斯曲线
一、洛伦斯曲线与基尼系数
二、洛伦斯曲线的运用
第七章 国民收入核算理论
通过本章的教学，要求掌握：国内生产总值的含义，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区别，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方法，以及国民收入核算中五个总量之间的关系，从而理解国民经济各种流量模型的恒等关系。
第一节 国民生产总值的核算方法
一、国内生产总值概念及具体含义、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区别
二、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分法：支出法、收人法、部门法
三、国民收入核算中的五个基本总量关系
四、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第二节 国民收入核算中的缺陷及纠正
一、国民收入核算中的缺陷
二、对国民收入核算中缺陷的纠正
第八章 国民收入的决定
通过本章的教学，围绕着总供给＝总需求这一基本原则，要求学生掌握总需求与国民收入决定及其变动相关的消费函数、储蓄函数等概念。
第一节 储蓄、消费和投资
一、投资与储蓄的关系
二、消费函数
三、储蓄函数
第二节 两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
一、两部门经济中收入流量循环的模型
二、两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构成
三、两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
第三节 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一般化
一、三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
二、四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
第九章 国民收入的变动
通过本章的教学，围绕着总供给＝总需求这一基本原则，要求掌握总需求与国民收入决定及其变动相关的消费函数、储蓄函数等概念。
第一节 国民收入的变动与调节
一、国民收入的变动
二、国民收入的调节
第二节 乘数理论
一、乘数的概念
二、乘数的公式
第十章国民收入与就业量的决定
通过本章的教学，要求了解传统就业理论和凯恩斯就业理论，掌握凯恩斯对失业存在的解释、IS－LM模型。
第一节 传统经济学的就业理论
一、萨伊定律
二、储蓄永远等于投资
三、工资的决定与工人的充分就业
第二节 凯恩斯主义的就业理论
一、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
二、均衡的国民收入与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
三、失业的存在及其根源：边际消费倾向、灵活偏好、资本边际效率
第三节 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
一、IS曲线：含义、方程、曲线的移动
二、LM曲线：含义、方程、曲线的移动
三、IS－LM分析：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同时均衡：四个区域中点的含义
四、IS－LM分析的意义
第十一章 经济周期理论
通过本章的教学，理解国民收入波动的因素，并掌握经济周期的含义和分类，了解经济周期原因的解释、乘数－加速原理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
学生自学要求：
第一节 经济周期概论
一、经济周期的定义
二、经济周期的分类
三、对经济周期原因的解释：纯货币理论、投资过渡理论、消费不足理论、心理理论、创新理论、太阳黑子理论
第二节 乘数与加速原理相结合的理论
一、加速原理
二、乘数与加速原理的相结合
第十二章 经济增长理论
通过本章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经济增长的动因、源泉、以及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等理论。
第一节 经济增长理论概论
一、经济增长的含义
二、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 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一、基本公式
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
三、经济中短期波动的原因
四、经济中长期波动的原因
第三节 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一、肯德里克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二、丹尼森对经济增长因索的分析
三、关于增长极限理论的简介
第十三章 宏观经济政策
通过本章的教学，要求掌握政府宏观经济制定的背景和所要求达到的目标。掌握宏观财政政策的内容和运用，宏观货币政策的内容和运用以及供给管理政策。
第一节宏观经济政策的概况：目标、需求管理
一、 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
二、 宏观经济政策——需求管理
第二节 宏观财政政策
一、财政政策的内容和运用
二、内在稳定器
三、 赤字财政政策
第三节 货币政策
一、货币政策的基础知识：银行制度、货币乘数
二、货币政策的内容与运用：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政策、改变准备率、其他措施
第四节 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
一、相机抉择
二、菲利蒲斯曲线及其运用
二、考试题型
单项选择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满分150分。
三、参阅教材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并非第一次将诺奖授给对实验经济学有突出贡献的人，早在1988年就有先例（间接地），当年诺奖得主阿莱斯就做过大量验证期望效用假说的实验研究；这次直接授奖，不仅肯定了实验经济学在整个经济学领域的地位，且对其今后的发展将起到推动作用。
1987年，我在美国读书，选修实验经济学大师之一、现任教于哈佛大学的罗斯（roth）教授的课，当年36岁的罗斯风华正茂，其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思维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令我印象深刻，使我对实验经济学有初步了解，并涉足行为金融学的研究领域。1995年，罗斯与我的另一位老师合编《实验经济学手册》，以史密斯的体系为主线，囊括实验经济学的前沿成果，是迄今最权威的专著。
实验经济学发展史实验经济学的目的，是想通过设计或模拟实验环境，探求经济行为的因果机制，验证经济理论或帮助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无人知晓第一个经济实验始于何年，但可以肯定，自1930年代始，经济实验便不断运用，且方法论逐渐完善和发展，最终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活跃分支。
大体说，实验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30～1950年代，共有三大标志性的经济实验类别。第一类是为验证个人选择理论所设计的实验，力图通过实验手段，了解影响个人效用偏好的因素和规律。第二类属于检验博弈论假设的实验，这类实验的研究范畴很广，涉及信誉效应、公用品抉择、议价过程等。第三类是产业组织方面的实验，主要特征是构建虚拟市场和组织形式，在不同的信息和市场条件下，研究人的行为和组织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对市场价格的影响。
第二个阶段是1960年代至今，这期间实验经济学飞速发展，设计和构思不断创新，方法和工具日趋完善，结论和证据层出不穷，很多证据与经济学常识南辕北辙，向传统经济理论（像金融学中的市场有效性假说）提出了挑战。
主流经济学家从最早拒绝实验经济学，到有选择性地接受一些实验证据，这表现为实验经济学论文数量的急剧上升。据不完全统计，各类领先期刊共发表了150多篇实验经济学的文章。其特征是，一套系统性的方法论、类别繁多的实验课题、实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已初步建立。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实验经济学体系仍有不少问题，某些方法颇具争议性，受到许多反对者毫不留情的批评。
实验经济学目的与方法史密斯1982年的开拓性论文，统一了此前许多经济实验所采用的个别方法，界定了经济实验应遵循的步骤，建立了一套标准的研究设计和分析系统。他认为，每一个实验都应由三大元素组成：环境、体系和行为。环境给定了每位参加者的偏好、初始的货品禀赋和现有的技术水平，而体系则界定了实验术语和游戏规则。环境和体系乃可控制变量，他们会影响最终所观察到的行为。但要在实验中控制环境和体系变量，须满足一些先决条件，史密斯总结为五个：
第一，非饱和性，指人们对商品或金钱的欲望永无止境，“多多益善”，即常言所说“多比少好、少比无好”；
第二，突出性，指个人的回报只取决于其行为和策略，清晰透明、勿庸置疑；
第三，支配性，指实验结果应尽量客观，不被参与者的主观成本或效益所左右；
第四，隐私性，指每位参与者只被告知他本人的回报程序，对他人一无所知，以避免互相影响、操纵结果；
第五，平行性，指实验得出的结论在非实验室的现实世界中和在同样环境下也成立。
实验经济学家认为，尽管上述特征有异于其他传统经济学分析，但这种用简约的微观经济过程模拟外面的大千世界、在实验室中培植“温苗”之举，仍不失为一种权宜好计。言外之意，勿庸置疑实验的平行性，其放之四海而皆准。
实验经济学的局限实验经济学家认为，只要认真对待和仔细设计实验程序，控制变量的问题不难解决。原因是，只要设计得当，支配性和隐私性可隔离实验中的微观经济实体，使其免受其他外在因素的干扰。即实验环境和体系设计愈精细、愈苛刻，实验结论便愈准确。惟有如此，实验室所得的结论方可用于现实世界。
殊不知事实并非如此。按精细原则构建的实验反而可能事与愿违，即实验环境和体系设计愈精细，平行性成立的可能性就愈小。即是说，苛刻的实验室条件会偏离真实世界，其结论无普遍性和实用性也就不足为奇了。批评者认为，这是实验经济学最严重的缺陷，其原本目的是通过实验来指导实践，但无法重复实验。而支持者却认为，上述指责言过其实，举例拍卖和投资心理实验所得出的结论就比较准确，实验的具体设计乃技术问题，并非致命的方法问题。
社会科学的实验并没有自然科学的实验那样成功，经济学家认为有两大原因。一是社会系统（含经济系统）的内部独立性较低，其中各个参与者及环境和体系的结构都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3.在财政仅是一种宏观经济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我国迄今为止在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具体分析上，即如何按效率原则来取得和配置归政府支配的资源方面，其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这也是我国现实财政工作缺乏效率和严重浪费的关键原因之一。这与西方财政学所进行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微观经济分析，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为此，借鉴西方财政学的微观分析方法去研究我国的财政问题，也是我国财政研究亟须开展和加强的领域。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以来，百余年间西方财政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其理论基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分歧。本文认为，财政学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学内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但也包含着派生的宏观经济内容。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关键词:西方经济思维方式；中国经济；社会体系
由于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同，东西方的国家在，文化观念、行为习惯、政治体系、民俗风情等许多领域都存在着差异。东西方人们思维模式是导致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而思维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思维方式的不同从根本上导致了东西方经济思维的不同。我国一直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多年来许多经济学家以哲学代替传统经济学的思维方式。随着时代的变革，经济的不断发展，西方经济学思维方式逐渐进入我国经济学的研究理论中，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不但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学的发展，也对我国构建现代文明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
1西方经济思维的定义
西方经济学是运用西方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建立的经济学范式，与东方经济的发展状况有着一定的不同，因此并不能全面地反映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西方经济思维是以线性思维方式、抽象思维方式为基础，具有线性、抽象性以及片面性的基本特征。经济学包含的领域内容非常广泛，其中微观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最为重要。微观经济学主要以研究家庭、厂商以及市场调配为主要经济资源，以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模式和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为主;宏观经济学则是以研究整体国民经济的经济资源运用状况为主，以整体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总量分析为思维方式。
2西方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发展
2．1科技进步推动发展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新鲜事物的认知水平也得到了提升，这就使人们的思维模式不断地更新。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到经济学这一学术理论，标志着经济学的产生，被当时的人们用作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到17世纪末，随着牛顿三大定律以及万有引力的提出，人们开始着重对经济学的实际经验考察，转变了以往形而上的唯物主义思维模式。19实际随着进化论和能量守恒定律得到人类的证实，以马克思的经典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为代表，人们的思维模式开始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模式。20世纪以来，人们通过相对论以及量子物理理论的知识，对经济学的思维模式有了很大的改变，例如从一般均衡到非均衡、稳定均衡到动态均衡、线性模型到非线性模型等。
2．2多种学科交叉促进创新改革
经济学是集多种学科为一身的交叉性学科，经济学的思维模式需要多角度研究问题，结合多种学科理论，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方式。
(1)数学与经济学。1838年法国学者古诺层发表了《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将数学逻辑思维运用到经济学发展之中。在随后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更是离不开数学逻辑思维模式，统计学的思维方式结合经济学理论知识产生了计量经济学，使经济学的实证思维得到了完善。
(2)伦理学与经济学。减少社会贫富差距是经济学发展中的基本目标。社会伦理学中的“公平”概念，能够帮助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真正做到满足每个人的基本经济需求，达到经济学的最大价值。
(3)法学与经济学。有效的法律制度体系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领域和谐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要制定完善的法律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控制复杂的经济活动，保护产权知识和契约效益，保证企业以及国家的财产安全，维护市场的发展秩序。
(4)心理学与经济学。心理学在许多领域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样，有人活动的地方就能运用到心理学的理论知识。在经济学中，心理学与经济学交叉产生了“心理—行为分析方法”，改变了传统理性人假设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对行为的心理形成动态进行分析。
3西方经济思维对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启迪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研究始于西方，我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之初都借鉴了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对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起到引导的作用。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体系深入发展，人们开始依据的发展理论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优点，发挥其真正的作用，从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不断创新与发展。西方经济思维始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其主要研究对象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以维护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根本目标，与我国经济状况从根本上存在巨大差异。那么，如何将西方经济学的借鉴价值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坚持实事求是为原则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理性分析。我们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理性客观的根据我国国情进行分析，西方经济学虽然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同时也蕴含了对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与分析，适当的加以借鉴，避免对西方经济思维产生依赖，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发展。
(2)结合我国国情对西方经济思维进行借鉴。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处于起步期，需要对经济体制进行不断的探索和改革。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相关观点、理论以及政策，从而适应全球经济化大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设与发展。
(3)西方经济思维模式与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需加强改革创新，这种改革必须建立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国情基础上，照搬西方的经济政策体系，必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但是西方已经成型的经济管理体制仍是我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可以借鉴的范本，对于国家整体经济的宏观把握可以参考西方经济发展的经验，从而减少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
4总结
西方经济学虽然是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实质理论学说，其研究对象也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但是我国在经济发展中，仍然可以借鉴它的优缺点，建立有特色的社会经济发展体制。因此，西方经济学思维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有效的借鉴作用，将马克思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相结合，能够使我国和谐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得到更好的发展，促进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1］管德华．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建设研究［J］．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3(4):9－12．
关键词：垄断；反垄断法；法经济学；经济学基础
前言
在当代社会中，经济和法律开始了较为全面的渗透和融合，法经济学逐渐兴起。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主要是用微观经济学理论，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以及未来发展的学科。运用经济学研究、分析、评判法律问题，带给我们更多新的启示。垄断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问题，而反垄断又是一个法律势在必行必须规制的问题，法律与经济的融合在反垄断中有很充分的体现。因而，在反垄断法中，处处体现着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一、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垄断的社会损失
市场竞争是否有效率，关键在于边际收益是否接近边际成本。为了使利润最大化，经营者必须高效率的合理组织生产要素、最有价值的利用资源。企业利润最大化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是合理的经济学假定，这是市场机制正常有效运转的结果。只有竞争均衡出现时，市场中的资源才得以优化配置，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之和才能达到最大，社会总财富才能达到最大。如果市场中出现垄断，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寡头们会通过价格大于边际成本的手段攫取垄断利润，从而造成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小于自由竞争的收益，不仅增加了社会成本，也减少了社会总财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损失。
（一）生产者剩余的损失
如果仅仅限制产品价格而不限制产量，垄断成员为了增加利润就会竞相扩大生产规模，这样垄断价格就难以维持，所以数量垄断总是与价格垄断联系在一起的，寡头们通常在维持垄断价格的同时减少产量。产量的减少会造成生产者剩余损失，导致社会得到的产品达不到它应当得到的数量；而垄断高价又同时引起互补品的价格上涨，会压低互补品的消费量，导致互补品需求量下降，生产互补品的行业也会萎缩。
（二）消费者剩余的损失
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分两种情况：第一，部分消费者放弃购买垄断产品转而购买廉价的替代品，这部分消费者剩余的损失无法从垄断者的垄断利润中得到弥补，这是社会净损失。同时，消费者购买廉价替代品刺激其他经营者利用稀缺社会资源生产劣质产品，花费了更大的成本。第二，垄断者提高价格后，部分消费者仍然购买垄断产品，消费者多付的价款，转化成了垄断者的垄断利润，此时社会财富总量并未减少。但是在此种情况下，以垄断利润的形式获得有利可图的转移支付这种机会，会把真实的资源吸引到销售者谋求垄断的努力和消费者避免支付垄断价格的努力中去，在这些努力中所消耗的资源的成本，其实是获取垄断所造成的损失，这也是垄断的成本。
（三）其他损失
除了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损失之外，垄断还会造成其他的社会损失。为了获取垄断地位，经营者可能会利用投资游说立法机构和管制当局；为了维持垄断地位，经营者也可能采取广告等非价格竞争形式耗费资源；虽然从长期来看，垄断能促进创新，应当鼓励，但经营者很可能滥用垄断势力造成反效果。垄断造成的这些损失，虽然不是现实的、有形的物质财富损失，但是整个社会的实际收入会低于自由竞争情况下可能达到的潜在收入，这一损失长时间累积也是相当巨大的。
二、反垄断法的法经济学分析
从自由竞争到垄断，再到对垄断行为进行限制，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经济学为反垄断法提供了很多理论基础，比如交叉需求弹性理论为如何划定市场提供了经济学的思路；供给和需求理论支配了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条件下的市场均衡；效用最大化理论解释了垄断者在博弈过程中将会如何抉择。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使得我们在反垄断法的制定、实施过程中能够寻求到最佳点，更容易找到最适合反垄断法实施的方式。
（一）反垄断法上垄断概念的经济学分析
垄断一词来源于经济学，在经济学中，垄断通常是指少数大企业或若干企业的联合独占市场。这种联合的或者独家的企业，控制着某一个甚至几个部门的生产和流通，在该部门的经济活动中占统治地位。经济学中的垄断是一种利弊兼有的经济现象，判断垄断适度与否，应该比较它带来的利弊大小：如果垄断没有导致市场结构失去有效竞争或者有可能失去有效竞争；垄断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没有导致规模不经济的现象；垄断符合国家利益和广大消费者利益的需要，这些垄断就不应被认为是过度垄断，而是适度垄断。
反垄断法所禁止或者限制的垄断，理所当然应当是经济学中的过度垄断。经济学的概念，决定了反垄断法的对象。但是反垄断法规制的重点应该在于过度垄断所带来的消极后果。结合经济学基础，从反垄断法的角度，我们可以分析垄断的含义：垄断主要是指以单独或合谋以及其它方式，凭借其经济优势，限制、支配他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在一定范围内限制竞争的有效展开，违反规模经济的要求，损害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学中的垄断，侧重于判断市场的状态；反垄断法中的垄断，侧重于市场状态下经济主体的行为。构成反垄断法中垄断的要件是：以特定的行为和方式--单独、通谋或其他方法，达到特定的效果--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了有效竞争的开展，违反了规模经济的要求，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
（二）制定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基础
市场经济条件下，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法，都有相似的经济学基础，即经济自由主义和经济民主主义两大经济学理论基础。经济自由和经济民主相辅相成，反垄断法对经济民主和自由的保护是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在于：自由、公正、竞争的市场既是自由的，又是民主的，反垄断法在维护自由、公正、竞争市场的同时，就维护了经济的自由和经济的民主。
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始于亚当・斯密，他主张建立一种使"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都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这个机制归纳起来，就是一种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式。他在《国富论》中提出著名的"垄断弊害论"：垄断将导致产量减少、资源浪费和效益降低，破坏"看不见的手"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这一观点迄今仍支撑着现代微观经济学对垄断的基本看法。新自由主义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基本特征是推崇市场经济的作用，倡导国家应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主张给私人经济活动充分的自由，同时它也强烈反对各种经济力量对竞争的禁锢，以避免效益损失。这样，经济自由主义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制定反垄断法的重要经济学理论基础。
经济民主主义以经济机会均等和经济平等为主要内容，其基本观点是：为了实现经济上的民主，国家必须尽可能的保障企业自由，为企业提供开业的平等权利，并尽可能的保障企业之间无论大小、强弱都平等的拥有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垄断势力以及垄断力量的滥用全部或者部分的取消了相关市场中的经济机会均等和经济平等，是违反经济民主的，国家应当以法律为手段，对垄断力量予以有效的控制。因此，经济民主主义同样成为了制定反垄断法的重要经济学理论基础。
（三）对我国《反垄断法》的经济学思考
西方发达国家的垄断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中、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经济垄断，而我国存在行业壁垒、地区壁垒、政府限制交易或者强制交易、政府专有交易等垄断行为，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垄断，这些垄断都有政府"行政力量"在背后支持，于是中国学者借用了行政垄断这个概念。我国传统上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反垄断法》是在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出台的，竞争不充分使得《反垄断法》在某些领域的生存基础先天不足。我国同样也存在经济垄断，但是行政垄断较之更为严重，更亟待解决。
行政垄断在我国已经根深蒂固，许多垄断行业基本上都是在政府的直接或间接庇护下生存的，因此他们会采取各种措施对抗中央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各种反垄断政策，以保护自身的利益。相比于经济垄断，我国行政垄断的数量和危害程度都更大，但08年实施的《反垄断法》仅简单的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此外，没有任何其他针对行政垄断的有效措施。
随着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垄断有抑制作用，也利于抑制行政垄断数量的增加。但是，要想彻底的解决我国行政垄断的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只有进一步加强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光靠《反垄断法》想要对行政垄断进行有效规制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不能期待这部法律能单独解决行政垄断的问题，它只是一部有关微观经济的法律。
三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反垄断实践中的冲突解决
现今的反垄断的实践过程仍充满了冲突，比如许多学者主张大部分甚至完全废除反垄断法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实施反垄断法或相似的反垄断政策；在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越来越提倡采用"理性原则"时，根据"本身原则"来执法的情况还是到处可见；即使在同一套法律或者同一份反垄断案件的法庭判决内，仍然常常找到自相矛盾或含糊不清的论据。利用经济学的成果，可以调解反垄断在实践过程中的冲突，通过对反垄断司法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进，使这些冲突能够在诉讼和抗辩过程中自发的得到解决。
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美国判例的趋势表明"本身原则"无法识别哪种商业行为是肯定有害的，然而根据"理性原则"，试图通过考虑某种商业行为的综合社会效果来判断其是否有害，也不能解决问题。原因如下：
第一，反垄断诉讼中的不同角色，对所谓的社会效果，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而反垄断法的目标本来就是多元化的。如反垄断法的立法者会担忧低价对垄断竞争的小企业造成伤害，也担心歧视性定价的问题，他们还担心高价对消费者造成的伤害，然后他们对高价的担忧主要是认为垄断性定价会造成财富分配不公，而不是担心垄断性定价会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保护竞争者免受低价的伤害与保证消费者免受高价的伤害--这是不相容的政策目标。
第二，司法会出现两种错误，一种是把本来是促进竞争的行为错判为反垄断违法；另一种是把本来具有反竞争效果的行为错判为合法。法庭如果把本来是促进竞争的行为错判为反垄断违法，即错杀了无害的商业行为，会对社会造成持久的伤害；法庭如果把本来具有反竞争效果的行为错判为合法，即放过了有害的商业行为，这种错误可以由市场力量来纠正，不如第一种错误造成的损害严重，所以重要的是第一种错误。在实践中，法官的出错率是比较高的。
由上可知，在反垄断的司法实践中，"理性原则"仍然是一套含糊不清和自相冲突的诉讼程序，不可能得到很好的适用。此外，司法过程会出错，错杀无害的商业行为这种错误会由于法律的强制力而放大它对促进竞争的商业行为的抑制，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解决反垄断实践中的冲突的方法：为了慎重起见，反垄断司法的"理性原则"应该解释为让反垄断的原诉人承担这样的举证责任，即证明其控诉的经济学基础不仅是逻辑自洽的而且是具有现实性的。
结语
反垄断法应当以效率为优先的价值目标，同时兼顾公平，这在我国现阶段尤为重要。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有效发挥其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提高社会总体福利，需要竞争和企业这两个工具。反垄断法的目的是使企业经营的结果与竞争市场运转的结果协调一致，即企业运转的结果符合自由市场运转的结果。在法学和经济学逐渐渗透和融合的今天，运用经济学理论解决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实施问题，在我国的反垄断法实践中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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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股东派生诉讼；法律经济分析；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
一、引言
1960年科斯发表《社会成本问题》，奠定了法经济学的基础，“科斯定理”同时也被认为是法经济学产生的直接理论基础。1973年波斯纳出版《法律的经济分析》，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对几乎全部法律领域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标志着法经济学的形成。法经济学(LawandEconomics)是在经济学假设的前提下，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框架分析法律制度形成、运用是否能有效配置资源、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福利。
从理论上讲，凡是理性的东西都可以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加以分析、解释。分析解释需满足经济学的两点假设：(1)理人假设，即每个个体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即都是“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2)资源是稀缺的，相对于个体的需求来说资源是有限的，一切经济社会活动都是为了追求效率，有效配置资源。法律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经济制度，为此法律制度的设立与运用是在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下追求某种程度上的效率。诺思认为，设立法律制度的目的在于创造交易秩序和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所以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分析方法对法律制度规范和法律运行过程中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考查法律制度的影响或结果是否满足“帕累托最优”或“卡尔多一希克斯标准”，是否能够替代市场降低交易费用，从而验证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并在法律制度在取得预期目标无效率时，制定更有效率的规则来实现效率和目标价值。
对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进行法律经济学分析，目的就在于研究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构建和应用是否能提高整个社会资源利用的效率，更有利于股东权益之间实现均衡。所谓股东派生诉讼(又称股东代表诉讼、衍生诉讼、传来诉讼)，是指当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员等主体侵害了公司权益，而公司怠于通过诉讼追究其责任时，由具备法定条件的一个或多个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代表股东提起的诉讼。该诉讼制度首创于英国，1843年福斯诉哈波特尔(FossV.Harbottle)案和1864年东潘多铅矿公司诉麦瑞威泽案中的FossV.Harbottle规则及其“例外规则”标志着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初步形成。之后各国纷纷效仿，日本20世纪40年代末引入，我国台湾地区也在其公司法中明确规定了该诉讼制度，而美国的该诉讼制度最为完善，股东发动派生诉讼追究责任者不单单限于公司董事，更是扩及到公司所有各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外部人。2005年我国修订的新《公司法》152条正式确立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在特定情况下，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
股东派生诉讼在法律上的意义以及公司治理实践中的作用，国内外已多有研究，普遍认为股东派生诉讼的应用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制衡优势股权地位的控股股东，调动中小股东参与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最终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但就其经济分析甚少，而用“经济分析法学不是传统法学所讲的寻求法和社会问题的”科学“或正确答案，而是一个包容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相互竞争的理论体系，通过比较、评价和选择意识形态界定法和经济学的对话过程，从而导致法的结构和内容方面的真正变化。”，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试图从股东派生诉讼的有效利用程度与由此制度产生的最终保护程度出发，分析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从经济学角度而言，所能达到的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
二、股东派生诉讼的法律经济分析
股东派生诉讼的目的一是以法律的公平正义为前提，通过维护公司的利益，间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二是通过对侵害公司利益的人进行制裁，提高小股东的地位和影响，有效制约和监督大股东和公司管理人员，从而促进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法律经济学的规范经济效率标准非严格的帕累托最优，而是更为宽泛的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主要原因在于，“帕累托最优”往往只能适用于市场中的自愿交易场合，而在许多社会活动中，法律规定的权利是无法在市场上交易的，或者是无法通过市场自愿交易来转换的。
所谓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Kaldor-Hickseffi-ciency)是一种非自愿的财富转移的具体结果，在社会的资源配置过程中，只要在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获得利益的人所增加的利益足以补偿(并不要求必须实际补偿)在同一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受到损失的人的利益，那么，这种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
卡尔多一希克斯有效性标准是潜在的帕累托改进。按照科斯定理，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个人之间的谈判可以保证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变成现实的帕累托效率。现实中交易成本为正，就可能使得潜在的帕累托改善无法成为现实的帕累托改善。所以实际上经济学家一般采用卡尔多一希克斯标准，即总财富最大化标准来思考现实问题。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设立与应用正是以此效率为标准，诉讼过程中原告前期担保、收集信息、诉讼以及公司自身资源的消耗所产生的花费交易费用小于派生诉讼为公司长期带来的利益，经过合理诉讼后，将惩罚有碍公司利益方的行为，最终公司治理结构得到改善，公司相关利益方的境况都会因此而“自然而然地”获得补偿。为了充分说明该制度的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本文将股东派生诉讼以诉讼有效程度和保护有效程度作为主因素展开分析，以股东使用派生诉讼制度的有效程度为横轴，股东派生诉讼最终起到保护作用的有效程度为纵轴构造直线坐标系，将该制度所达到的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划分为四种类型，即强有效、强无效、弱有效、弱无效，分布于直线坐标系的四个象限。
坐标横轴表示派生诉讼合理使用的有效程度，正方向表示合理诉讼的状态，即意味着股东具备提起资格(持股时间与数量满足条件)，提起派生诉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严格遵从派生诉讼提起前置程序原则、善意公正原则、董事经营判断原则等原则。负方向表示派生诉讼制度被滥用的情形，具体有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形：(1)投机诉讼，原告股东与律师与董事串谋获取个人利益而提起；(2)骚扰性诉讼，股东提讼非以维护公司利益为目的，而是为了争夺公司控制权而提起；(3)勒索诉讼，违背诉讼制度宗旨，利用此制度谋取非法利益而提讼提起。
纵轴正方向表示有效保护，即因对公司实施不正当行为而负有民事责任的当事人受到惩罚并为其不正当行为做出补救的情况。负方向表示无效保护。即派生诉讼未得到应得补救成果或滥诉未得逞的情况。
本文认为处于第一象限的情形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强有效，派生诉讼合理实施，诉讼结果得到应得救济，整体福利增进；而相对第二象限定义为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强无效，滥诉却保护得逞，保护了不正当的诉讼请求利益，最终造成资源浪费；第三象限则为弱有效状态，也可定义为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的假象，虽然最终结果滥诉未得逞，维护了法律的公平正义，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滥诉本身浪费了资源，福利并未改进。而第四象限则意味着法律制度对合理诉讼的限制过分严格，导致诉讼符合基本要件，但最终利益未能得到保护，造成弱无效状态，相对强无效状态未造成更大的损失。因此处于第一象限是股东派生诉讼法律原则与经济效率均达到最优的状态。其他各象限在改进的情况下可最终转化到第一象限。虚箭头代表在诉讼有效程度不变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的转化；实箭头代表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的优化方向。
三、股东派生诉讼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的改进
如上分析，得知只有在第一象限克尔多-希克斯效率强有效，法律的公平正义与经济学的理性效率均满足。而其他象限则未达到同时满足，强无效失去公平正义，最终激励滥诉，造成整体利益的损失。弱有效则维护公平正义，前期交易费用未得补偿，经济效率未达到。而弱无效合理的公平正义要求未满足，达到经济效率的范围缩小。所以要达到强有效状态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在维护公平正义的前提下，改进经济效率；二是在有经济效率的前提下，实现公平正义，拓展经济效率的范围。总结国内学者对防止滥诉所提措施主要有对原股东资格做出适当限制、诉讼提起前“竭尽内部救济”、对原告诉讼设置合理的担保费用、以及被告责任的约束等，而在保护有效性方面也多从法律制度规范方面提出对策。新晨
为了改进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除了从法律层面完善制度设定外，还应从节约交易费用，激励或惩罚角度采取措施。为此要从派生诉讼提起的原因即公司利益受到侵害这一状态采取措施，对可能损害公司利益的主体，如监事会、董事会以及公司外部人员或机构采取事前预防提高其做出不当行为的交易成本、做出不当行为后有效惩戒防范类型状态的再度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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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学和经济哲学
近代以来，亦即资本时代以来，无论是在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还是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最初的含义也是政治经济学，意即与城邦、共同体、国家相关的经济活动。亚当•斯密在其著作《道德情操论》问世之后发表了《国富论》，开始了经济学的独立行程，也就是说，经济具有自己独立的运动规律。李嘉图理论的意义就是发现了一切经济运动都是围绕着“价值”这一共性展开的，对于价值规律的思考，标志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逐渐形成。19世纪30年代以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分化为两支，一支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从一般价值走向剩余价值，直指社会生活的本质；另一支则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启了经济学的非阶级分析，即纯粹数量化的经济学分析，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可以看作这一学派的代表作，熊彼特曾赞誉此书为经济学作为严密科学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凯恩斯、琼•罗宾逊、斯拉伐、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和卢卡斯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就是越来越数量化、公式化、模型化，无论是强调国家干预还是主张进一步自由化，其基本的依据都是对经济过程的量化分析，也就是说，摒弃一切非经济价值的判断。以社会价值中立的立场研究经济现象各变量之间动态平衡及其变化规律，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要追求。对于现代经济学的这一走向，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过去我们主要是从价值判断或阶级分析的角度对其进行批判，认为这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但是从知性科学、实证科学和形而上学角度去思考，我们却发现这是一门知性科学成熟的标志，即从“理性经济人”这一假设前提出发，排除一切非经济因素干扰，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探索经济过程的规律性。现代经济学包括从微观层面定量分析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行为、操作过程及其经济后果的性质和规律；从宏观层面定量分析各国和各地区经济增长或衰退的性质和原因，定量分析各国和各地区的生产要素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性质和规律，定量分析货币体系平衡和失衡的原因和规律；从超宏观层面定量分析国际资本市场、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各生产要素在世界市场上的变动和规律。
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向数量经济学的转化，说明了两点，一是经济学越来越脱离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而把经济看作“理性经济人”基础上的纯粹的数量演绎；二是说明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知性科学越来越走向成熟。正像马克思所说：“一门科学只有能成功地应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也就是说，在假想的前提下，在排除了一切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学已在相当的程度上用数量和模型的方式把握住了经济过程的规律，但这种把握是知性的、工具理性的、形而上学的，而非现实的、实践理性的、总体性的。“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一切推论的逻辑起点。现实的人是具体的，除了经济属性，他还有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血缘的、民族的等属性。当一种学说专注于人的一种属性，而舍弃人的其他属性，这种研究本身就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同样，人类社会也并不等同于经济社会，除了进行物质生产，人类社会还必须进行人的自身再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人与自然关系再生产，当一种学说把人当作经济人，把社会当作经济社会，而专注于人类某一种活动时，其思维的本质和内涵都是抽象的、知性的、形而上学的、狭隘的。它研究的出发点不是人的全面的存在和全面的需求，它研究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它探寻的目的仅仅是要说明理性经济人的行为规律，因而一切非经济因素在它看来都是要排除的偶然因素，也就是说，工人的苦难和人类的幸福不在它的思考范围之内。哲学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总体性思考，因而当经济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的时候，经济自然进入哲学的视野，但是这种研究不是经济学的路径，而是哲学的路径，它思考的重心不是经济内部的经济规律，而是经济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如果说“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那么经济哲学就是对于经济行为的思维着的考察。在哲学看来，经济不是抽象独立的东西，而是人类千千万万种行为之一种，它无不生发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并服务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及存在价值都必须以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关系来衡量。在哲学看来，经济也不是孤立独行的，而是与政治、社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孤立的经济行为是不存在的。在哲学看来，经济还只是在普遍联系中发展变化的，尤其是在与政治、社会、文化的错综复杂关系中，经济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因而一切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本质上都不是非历史的，永恒的经济现象和范畴是不存在的，无论商品、货币、资本范畴都不是永恒的，而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这点讲，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本身是抽象的、孤立的、非历史的。它不是在真实的历史中研究经济，而是在假想的前提下研究经济。
不难发现，经济哲学是把经济放到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大视野中思考的，而经济学是把经济从大社会、大历史中抽象出来，经济哲学思考的正是经济学所忽视的，因而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言，二者具有互补性，这也正是经济学家与哲学家长期喜欢对话的根本原因。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一种经济问题的发生，其根源可能在政治、社会、经济之外，这时如果一味以经济的方法和理念去解决，结果就可能适得其反。因此，对经济的研究也必须有哲学的眼光。经济学如果排斥哲学，其结果不仅使自己陷入形而上学的境地，越来越孤立和片面，而且有可能将经济原则、财富原则、资本原则上升为社会的根本原则，而使自己堕落为为资本服务的工具。因为排斥哲学的经济学只把人看作经济人，把社会看作经济社会，因而背叛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的基本哲学立场。任何理论都是有哲学立场的，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提纲》第十条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排斥哲学的经济学立场，本质上就是市民社会立场，因而也就是资本的立场，因为市民社会的本意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经济社会。在旧唯物主义看来，人就是经济人，社会就是经济社会，因此弱肉强食是社会的基本原则，财富急剧地向资本集中，以及一切人间悲苦都是合规律现象，不需要反思、不需要反抗、不需要改造，这种立场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立场，它关心的是资本的增值，而不是所有人的幸福。现代经济学标榜“价值中立”，而客观上就堕落为为资本服务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并不关心人民、关心社会。但是如果哲学排斥经济学，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把握现代经济运行的规律，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以现代经济为基础和内核的，如果我们把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比作两个同心圆，那么现代社会是大圆，而现代经济是小圆，以小圆取代大圆，是知性形而上学的资本立场，然而无视小圆的存在和规律，则是反科学的经济虚无主义立场，真正的哲学是以对经济的深刻理解为前提的。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因而在考察社会“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这里所指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计算的领域，就是经济学研究的经济领域。正是这种可计算性，使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科学。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对经济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离开了经济领域，就没有真正的哲学思维。正是由于经济学与哲学的这种互补性，才使人类对经济的认识更加完整和全面。
二、资本与经济哲学
经济哲学是对经济过程思维着的考察，在所有的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对资本的全面认识，以便弄清资本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弄清资本、国家与人民的本质联系。在经济学看来，资本只是物，只是一种生产要素，但在经济哲学看来，资本不是物，资本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奠定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因而市场经济的真正起点不是商品，也不是货币，而是资本，是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由于资本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动力，因而一切经济学，无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本质上都是对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过程的思考，对近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思考。经济哲学本质上也是对这一问题和这一过程的思考。如果说经济学侧重于物质过程，那么经济哲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侧重于从宏观上分析资本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经济思想家不是没有哲学，而是认为经济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亚当•斯密就是在研究了人的社会本性，即《道德情操论》之后，专门发表《国富论》的，以证明经济领域存在“看不见的手”，提出“理性经济人”的假说。以后的所有经济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一假说基础之上的，无论各种理论之间存在多大分歧，但基本的理论前提是一致的。这就说明，经济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性，资本是按照资本的逻辑发展的，这个逻辑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追求剩余价值的逻辑，用西方经济学的话说就是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中，真正的主体是资本，工人是被排挤出市民社会的成员，他是从属于资本并受资本剥削的，因而市场经济表现为资本间的竞争，表现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正是资本的本性，导致了市场经济的规律性。从理论和现实性上讲，资本的本性是狭隘的，但是为什么狭隘的本性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因为这是一个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虽然每一个资本家的目的都是狭隘的，但是他只有通过满足社会需要的方式，通过市场并生产社会需要的东西才能获得利润，由此展开了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谁越能发现社会的需要，谁越能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谁越能高效率地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谁就能获得最大的利润，正是这种狭隘目的所导致的竞争，使社会的需要不断被发现、被满足、被高效地满足。现代社会正是由此发展起来的。资本不仅推动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推动着科学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剥削的秘密是：“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机构。资本家支付报酬的，只是单个的劳动力，而不是他们的结合，不是劳动的社会力。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其次，人口的增长，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生产力。”正因为资本家看到了无偿占有科学力量和劳动的社会力的可能性，发现了财富的真正源泉，因此有史以来，只有资本家最重视科学，重视管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结合，并利用它们为资本的增值服务，从而创造了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生产力。因此，从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讲，资本是最有效的经济发展方式。它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使人摆脱政治的、地域的、宗教的人身束缚；通过交换而不是强制的方式，把一切人力、物力组合进社会化机器大生产；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式积累相对剩余价值，发展交通、通讯、信贷，激励教育、科学为生产过程服务；通过竞争，瓦解着一切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激发起一切人的致富欲望，并把市场交换推向全世界。自资本诞生以来，资本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搞市场经济不能离开资本，不仅不能离开，而且要承认资本、发展资本。但是资本的发展“是和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那一部分人口的利益相矛盾的”，是以雇佣工人的普遍贫困和普遍异化为前提的。
资本的必然趋势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因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资本的发展有四个界限：“（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00页）因此，只要有资本存在，社会必然潜伏着矛盾和冲突。经济学只思考经济过程的必然性，经济增值的趋势和规律，而经济哲学则必须思考经济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思考经济过程后果以及这种后果反过来对经济的影响。因此从经济哲学眼光看，资本只是一种与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有限的生产方式，按资本的本性和资本的逻辑，资本运动的结果必然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因而必然不能解决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不能解决社会和谐与共同富裕问题，也不能解决由资本的局限性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也就是说，资本的有限性决定了资本不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社会生活需要更高的生活原则。由此，我们必须把整个社会生活区分为两个领域：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非经济领域也就是民生领域或社会和谐领域，这两个领域通行的原则是不同的。经济领域，通行的是利润原则、财富原则、资本原则，而在社会领域，通行的是人本原则或社会原则。离开了利润原则、财富原则、资本原则，经济就发展不起来，而离开了社会原则或人本原则，社会就要衰弱。资本的领域在经济，如果认为资本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那么这在历史上就被称为资本主义。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而在于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以什么作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以资为本的，是资本主义；以人为本的，则是社会主义。资本的本性必然是想占领整个世界，使资本原则成为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其结果必然是伤害人类和社会，因此必须站在人民和社会的立场上，思考资本的历史必然性。资本的界域和有限性，就成为经济哲学在当前的最主要任务。对这个问题更深层次的思考实际上是资本、国家与人民（或社会）的关系问题。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个人都无法与资本抗衡，唯有组成国家，才可能引导资本，驾驭资本，使资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组成真正的人民的国家就成为追求幸福生活的所有个人的必然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生活的双重性就充分地显示出来了，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人的这种生活的双重性，其根源就在于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生活原则的双重性。因此，作为市民社会的一员，人必须要干活，要挣钱，要遵循市民社会原则，但作为政治社会的一员，作为公民，人必须要过政治共同体生活，热爱社会，关心社会，并把公众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意志。由此提出了一个更深的理论问题，即资本、国家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在现实社会中，人并不等同于经济人，社会也并不等同于市民社会，那么在经济生活之外，人的全面需求和社会的全面需求如何得到满足？一般人们是通过组织政治国家来解决这一问题的。
因此政治国家承担着双重的政治任务，一方面要为经济的发展服务，另一方面要为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服务。由于个人无法与资本抗衡，因此组成人民国家就成为人民克服资本局限，实现人民幸福与社会和谐的根本途径。这里蕴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我们可以讲人民是否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立场，国家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这一点将决定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和生存质量。第二层含义，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能否真正幸福取决于真正的人民国家的建设，取决于人民的共识和意志能否变成国家的共识和意志。因此对资本的哲学思考必然要上升为对资本、国家和人民之间关系的思考。经济学和经济哲学是随着市场经济而兴起的，我们今天虽然还不能形成比较成熟的经济哲学思想体系，但抓住了资本，就抓住了市场经济的核心。由于经济哲学是对经济过程的思维着的考察，并且这种考察是站在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上，思考经济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因而在它的展开中，必然包含历史考察之点，包括市场经济的历史发生、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商品交换和货币、资本形成的历史前提、资本的本质、资本的文明面、资本的生产性、资本的历史趋势、资本的界域与有限性、资本与经济金融危机等重大问题。但是作为历史哲学的深层思考，经济哲学还应探讨劳动与人类历史的发生、分工交换与所有制的生存论意义、生命权与财产权关系、生活世界与市民社会、资本与国家、资本与民生、国家与民生、资本与世界市场、资本与第三世界、资本与生态文明等深层次理论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经济学所思考的，但必须是经济哲学要思考的，因为人类进行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人自身的幸福，而不仅仅是外在的物，因此必须从经济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去思考经济。经济学对经济的研究是一种抽象，正如余源培教授所说：“人们并没有创造出各种抽象的历史，诸如孤立的经济历史或哲学历史，而只是创造出一种历史，即他们的社会关系史。”瑏瑠对经济过程的孤立研究，这本身就是一种抽象，然而只要合理，它就是一种科学的抽象。经济学的科学性就是建立在经济运动的规律性基础上的，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基础上的，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牢牢把握“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因此经济学与经济哲学是互补的，经济学离开了哲学，它不过是一种抽象的知性科学，而哲学离开了经济学，它也就变成一种纯粹的思辨哲学。经济学家要成为思想家，他必须要从经济学上升为哲学，而哲学家要成为实践家，他就必须要掌握经济学。正是经济学与哲学的联盟才产生真正的实践哲学、实践唯物主义。
作者：孙承叔 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我国商业经济学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建国初期到七十年代末是我国商业经济学的初创阶段;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初步确立了商业活动中的经济关系和商品流通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商业经济学科体系;九十年代初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得以确立，以高等院校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为转折点，商业经济学研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代表作有如下几类:人民日报出版社《现代商学通论》(1994年版，黄国雄等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贸易经济学》(1995年版，林文益主编)、中国商业出版社《商业产业论》(1995年版，徐从才等著)。综观各种商业经济学教材，笔者认为存在着如下一些问题。
(一)研究对象不明确
现有的各种版本的商业经济学教材，对于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的表述各不相同，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类:“关系论”、“规律论”和“实务论”。“关系论”认为，商业是交换的发达形式，研究商业经济首先要从研究交换开始;商业在社会的商品交换中处于中介地位，因而以商业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就成了商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可操作性很差。“规律论”则认为，在商业这个特殊的经济领域内起作用的是两类规律:第一类是一般经济规律，第二类是商业自身特有的规律。商业经济学的任务在于阐述后一类规律。事实上，经济学意义上的商业经济研究不能把经济规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而只能是研究的结果;并且，所谓的两类经济规律并没有划分开来的必要;再者，就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趋势看，能够被普遍接受的经济规律是愈来愈少而不是相反。“实务论”则认为商业经济学应该突出实用性，以商业业务作为研究对象，这样商业经济学就能够摆脱学究的形象，被社会所接受。殊不知，这恰恰使商业经济学与商业企业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相混淆，最终将断送商业经济学的发展。研究对象的不明确必然导致理论体系不完整、缺乏严密的逻辑联系，出现许多以政策取论分析的现象。
(二)研究内容空泛化
现有的商业经济学由于研究对象不明确，又固守“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前提，因而在研究内容上有许多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复和延伸，沿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重复其结论。学生常常有“何必再学”的困惑。同时，有相当多的教材将商业内部具体操作的业务细节纳入，冲淡了商业经济学作为经贸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的学术研究氛围。研究内容的空泛化使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感到内容枯燥、空洞、乏味，非常难以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也许是所有从事商业经济学教学的教师的深刻感触。
(三)研究方法简单化
迄今为止，所有的商业经济学教材在研究方法上仍然以规范研究、定性研究为主，基本无视西方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定量研究方法的存在，导致对大量商业经济实践的解释乏力。即使在定性分析中，也是对商业自身运行的分析很少，而表面化、大众化的结论很多，缺乏作为专业基础理论课教材所应有的深度。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缺少现实经济的根基。学生普遍感觉抽象、一头雾水，学习过程中也难以给予相应的重视程度，给教学带来很大困难，其实我们每年有相当丰富的商业统计资料可用于实证研究的。
二、对商业经济学教材建设的思考
应该说，商业经济学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在我国的大多数经济类教材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在很大程度上导源于传统经济学的不足。在我国加人WTO以后，我们的经济类教材面临着重大的变革。这里，笔者主要谈谈商业经济学教材建设的思路。
(一)确定研究对象为商品交换服务的供求和运行机制
界定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必须分析其学科特性和研究目标。商业经济学首先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经济学的本质就在于研究由资源配置而引起的产品供求;贸易活动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本质上是一种无形产品—商品交换服务。因此，商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是商品交换服务的资源配置所决定的供求和运行机制，而商品交换服务又涵盖整个经济活动中的贸易活动。所以商业经济学在加入WTO以后改为贸易经济学更为妥当，更容易使贸易理论融入主流经济学的体系中。这样，在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可以使贸易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专门分析商品交换服务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为分析、解释、研究、考察贸易实践提供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框架，而不能将它看作为简单的只研究商业的部门经济学。
(二)确定研究内容
贸剔淤撇材建设的重点是确定其研究内容，这是一个非常艰难、复杂的问题，笔者抱着与其藏拙不如献丑的态度，提出一个粗略的思路。贸易经济学的内容也许可由如下几方面来组成:(1)分工与交易的均衡理论:专业化和交易的选择、专业化和综合化的均衡、交易费用的下降导致交易的发育等等。(2)市场理论:市场规律、市场原则、市场发育、市场体系、市场进人和退出的壁垒、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不同市场态势对商品交换的影响等等。(3)贸易形式理论:分析对社会、企业而言，选择什么样的贸易形式能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交换总效用。现货贸易和期货、期权贸易;纯粹买卖和商业信用买卖;买断和、信托、经纪;批零(超市、百货、连锁、综合商社)等等。(4)贸易企业理论:“纵向一体化”后贸易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实现问题、贸易企业如何选择流通环节、流通渠道以及其影响因素、集团化和单体化的选择、贸易企业的结构与布局、贸易物流等等。(5)内外贸之间如何保持均衡:贸易顺差、逆差与内贸之间的均衡、流通领域内外资的均衡等等。(6)整个流通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均衡:工业与流通业、农业与流通业的均衡等等。(7)贸易管理理论:贸易扩张、贸易保护、贸易法律、贸易管理体制等。
这段时间，媒体和网络都在热议着引发重大伤亡的深圳“5·26飙车案”。深圳交警创纪录地在短短三天内开了数场新闻会向公众解释，即便如此，各类传言依然没有停息。
人们怀疑此案嫌犯是顶包者，主要起因是肇事者事后离开了现场几个小时，并且刚好医生误会另外一位无关的求医者是肇事者。更后来，认为警方公布的视频有作假现象，加上各类小道消息在网络迅速传播，即便是后来警方公布了DNA对比结果和视频实验解释，顶包的传言仍在继续演绎。
法律上的案件定性需要鉴证方面的进一步证据，但以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从警方开第一次会公布相关视频认定肇事者没有掉包后，我就跟一些有所怀疑的朋友说，这起案件已经很明了了。
酗酒、飙车、重大伤亡，肇事者面临的法律惩罚显然会很高，而这也正意味着顶包之人成本极高，基本上等于买下了他余下的一生，并且必须要是极为信任的人，否则收买者承受背叛的成本也很高，一旦被揭发极可能从本来非死刑改判为死刑。更何况，被怀疑顶包者经过检测是醉酒驾驶，要一个醉酒者去顶包更非理。
同时，这是发生在大城市深圳的从一开始就置于媒体镁光灯下的交通肇事案件，警方经过调查公布的证据可靠性是极大的，难以想象整个深圳交警会为此案去伪造一系列的证据。如果视频作假，那么要在短时间内制作这样一批作假视频，需要的人力物力很大，并且越多人知道，暴露的风险也越大。这些条件约束之下，随着警方会的召开，我认为顶包的概率是直线下降了的。随后更多的视频证据链的形成、DNA科学证据的公布，已经把顶包的可能性降低到近于零。
在关于此案的争论中，我留意到有些锲而不舍怀疑到底的网络ID，其本身是开网络策划公司的，不断提出一些无关宏旨的疑点引人注目。其实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些质疑是非常苍白无力的，因为这和他们的利益有直接关联。
当然，这并不表明绝对不会有其他可能性。即便是肇事者当场被捕，也不能排除后来以容貌相近者顶包的可能性；即便是最严谨的DNA对比，认定几率也是一个极为接近而不等于100%的数字。警方要为了这微乎其微的可能性无穷尽地探究到底吗？
经济学的逻辑推理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经济学也不会僭越，去替代法证和法官的作用，但完全可以用来帮助分析案情。案件发生，警察也会先从周围圈子入手，找出有犯案动机的人，逐一调查排除。可以说，这种动机分析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经济学的成本分析。
有人或会认为这有些踩过界了，然而经济学本质就是解释人类行为的科学，经济学家们其实早已开始了相关尝试。3位美国经济学家甚至以笔名“马歇尔·杰文斯”（显而易见这是以被誉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之父的马歇尔和边际理论著称的杰文斯两人姓名合编的）写了两本经济学侦探小说《边际谋杀》和《致命的均衡》。
在《致命的均衡》一书中，人类学家克莱格院长曾经学术作假，而年轻的经济教授发现里面的数据不符合最大化的原则而看出了作假，并以此要挟，要克莱格院长通过自己的教授资格评定。院长由此杀死了他和另两位知情者，并在最后知道自己东窗事发时选择了自杀。
有趣的是，小说里的这位用经济学探案抽丝剥茧最后得出谁是真凶的斯皮尔曼教授，原型即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小说所凸显的经济学主题，不外乎是经济学自私假设即是效用最大化原则：人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从最大化效用的原则进行的，甚至包括杀人和自杀。
1.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思路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两种主要的研究思路径渭分明:第一种研究思路侧重于在假设特定的制度下私人部门的治理结构的不同选择。这一研究思路回答以下问题:在通常情况下,通过市场进行的交易的交易成本在什么情况下最小化?在何种条件下交易在组织内部进行。由此,制度安排由简单的企业和市场的二分法转变为通常称为混合体的一个连续体系也就是选择更加细分的公司治理结构(例如长期契约),对此我们通常采用所谓“混合的方法”进行分析。第二种研究思路不再认为制度是既定的。这一研究思路感兴趣的是确定在各种不同制度条件下制度安排对在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产生的效果,以及解释随着时间的变化制度环境发生的变化。这一思路对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比对制度环境的研究更深人,特别是企业理论。在众多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二种研究思路的代表作中,留下了一个公开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是基本地保留了新古典主义研究范式和仅仅只分析研究了许多迄今仍为主流经济理论所忽视的问题,还是它确实是一个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兼容的完全新的研究范式。
2.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是规范个人主义
新制度经济学是基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假设的,这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相同。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意味着所有的经济绩效最后必须由个人行为来解释当然, 这并不是说所有社会层面的可观测的经济绩效是个人行为的预期结果。许多经济绩效是人的行动而非人的设计的结果。那么,揭示导致某种固定的行为模式的规律性是社会科学家的中心任务。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是进行实证分析, 而新制度经济学涉及一套社会的根本规则—宪法—的那部分主要要进行规范分析。大多数规范分析的宪法经济学的支持者认为:不仅经济绩效的产生不仅来源于个人行为,而且来源于那些人们行为之间的相互互动所形成的共识( 假设存在) 并被合法化的制度。因此,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假设被称为规范个人主义。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假设,完全理性的经济人都试图实现其效用最大化。他们被处于假定信息完全对称的状况,知道他们能采用的各种理性选择,并能实时和无成本地估计到所有可能的后果。KrePs(1990)曾经写道:“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有预测将会发生的每件事和有选择最优行动方式的能力。所有的这些都在他们一眨眼的工夫中完成并且是没有任何成本的。”这一假定与现实生活是不相符的。随着将不确定性引人了经济学:“不确定性是指由于不能预测世界可能呈现的所有状态,行为者不能准确判断自己行为期望大小的一种状态。”他区别了不确定性和风险,这种不确定性是指事件可能发生几种的可能性的概率。因此他认为在有风险的状况下计算期望值和应用传统决策理论是可能的。
交易成本最初是由 引人经济学的。它的基本定义为市场交换的成本。它们的引人为企业的生存给出了一个基本原理。如果市场像通常假设的那样是有效率地(和无成本地)运行,那么根本就没有企业生存的任何理由。稍后把交易成本描述为“搜寻与信息成本、议价与决策成本、检验与执行成本”。交易成本的概念是与有限理性紧密相关的,这是因为如果从传统的完全理性概念出发,交易成本只会是大于零的。这样,交易成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交易成本越高,市场交易行为就越少。这不仅可应用在消费品的交换上,而且可以应用在许多投资决策上。进而,交易成本的概念也被引人了政治市场的交易分析中。这表明政治市场是比普通的商品市场更易于出现无效率的状况,因为在政治市场上人们相互的交易对象与个人对自己的承诺保持诚信相比更难测度。
3.实证研究方法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首先,识别性相关性和一致性问题。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问题可以大致划分为:
(1)假设制度是既定的并寻求制度的绩效。
(2)试图解释制度的出现以及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更, 并确定那些引起制度变迁的因素。
对这两者而言,具有识别制度和确定其相关性的能力是关键。一般认为,制度定义为由规则(内部制度)及其执行(外部制度)两部分组成, 那么这两部分都必须能够识别。表面L 看来, 对外部制度的识别似乎相对容易:规则和违规制裁的内容常常会成为正式法律的一部分,因而是可以确定的。然而,这种方法在许多情形下,对于识别制度的实际功能是相当有限的。例如,尽管制度形式相同,但违规制裁(假设是公法) 的各种可能性也会有相当大的不同。在私法领域,形式相同的制度应用不同,接受赔偿的办法也会有很大的区别。
如果我们先假设尚未存在可用来规范诸如商品交换等相互影响的内部制度,再进一步假设参与者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尚未察觉,那么他们会做出以一下抉择:
1热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概述
热经济学起源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创始人为美国的Tribes。他在其指导的博士论文能量系统的火用分析中，第一次将经济因素引入到了火用分析之中，并首次提出了通过系统逐个寻优达到全局最优的目的。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热经济学初步有了完善的体系，并被学术界命名为thermo-economics。
Tribes的学生Revamps还发表了热经济学孤立化原理的数学论证。随后，美国的另一学派代表人物R.Gaggioli，他以代数为主要数学计算模式，进而发展了代数模式的热经济学。德国的Beyer，结构系数模式经济学发展为符号经济学，也称知阵模式热经济学(因为西方国家习惯称知阵为符号)，知阵模式代表了热经济学的成熟阶段。
到了1995年，王加漩等科学工作者开始在我国推行国际上各种流派的火用经济学的先进理论。部分学者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对其研究应用，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流派。
2热经济学的原理与优势
目前存在的能量评价方法包括以热力学第一定律为基础的能量分析法。这种分析法虽然操作简单，且已经被广泛应用，但评价值侧重于量而没有评价质。另一种是以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和火用平衡理论为框架的火用分析法。这种方法在对能量系统进行综合分析优化的时候，得出的结果往往无法顾及经济因素。目前最为科学全面的分析是法是本文研究的将热力学分析与经济因素综合分析的热经济学分析法也称火用经济学分析法。这种方法结合了工程经济学、系统工程、最优化技术以及决策理论等基本思想，兼顾能量使用的量与质，并将系统的火用流价格数据化，能够评估兼顾能量使用效率与经济价值的综合结果，这种分析法在复杂的工程分析、诊断、优化、改进中，都有重大作用，技术优势非常明显。
热经济学的分析能够全面辅助系统的优化，它的基本原理是在进行系统优化时，确定考虑的变量及变量之间的关系，然后选择约束条件和决策变量，最后用数学手段描述出目标函数与约束方程，进行求解。求解答案能够对项目设计提供重要参考资料，包括对可行方案的选择、对改进措施的评价、对成本的真实计算以及单元系统的维护与更替。
3热经济学的应用
热经济学是分析现代工程系统中一切与能力相关的系统的热力学方法，一般来说，从原则上区分，可以分为两大类方法，一是在卡诺和克劳修斯研究框架中，利用系统能平衡概念分析的系统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的完善程度，通过把被研究系统与卡诺循环理想循环系统进行对比，从它们之间的接近的程度判定系统的完善程度。
二是以吉布斯理论为框架，采取热力学势概念的分析方法，分析系统中能量转换过程，以热力学势为分析重点，进而分析各种形式之下功的数值。从这一原理出发，我们可以评估被分析系统任意一点上的物流与能流所做功的性能。这一点能够无视系统的机构复杂程度而直接对系统性能进行评估，所以，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方法的特点，分析得到需要的全部信息。这种方法，首先在化学热力学领域被广泛应用，而其他领域一般仍沿用第一类方法。
在我国热经济学分析法被引入到热力系统，我国学者首先主要通过概念模型来分析热力系统，并实际通过绘制结构图对实际操作进行了指导，热经济学理论并且被用于分析复杂的能量体系，模拟故障诊断，并用于计算成本。
在系统的优化方面，热经济学被用于对系统进行分析，分析的内容包括燃料、产品流的成本，和最红产品的形成过程，在此过程中，通过计算编辑火用成本的变化能够建立能量损耗分析模型，实现了在线诊断系统性能的目标，随后热经济学概念引入到火电机组，建立了加热器故障诊断指标的通用数学模型，实现了加热器故障诊断的可能性。还有学者通过研究火用流的计价和费用分配问题，对把输入的火用流进行拆分，提出了基于能级相近最大化相供的火用流计价策略，并将此原理应用于热电联产热力系统之中。
生态系统的求解问题通常会遇到非线性问题和含义的稳定问题，对这类问题进行求解，必须使用微分几何与张量代数、步骤较为繁琐，且这些方法难度较大。再忽略精度细微误差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使用网络热力学方法去求解，网络热力学分析法是近年来发展并逐渐成熟的计算方法，虽然目前仍有待完善，但是前景光明。
关键词：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功利主义；关怀伦理；方法论启发
中图分类号：F06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3-0025-05
对许多非经济学专业的人士甚至许多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这门学科好像是超越了与妇女权利运动相关的政治和社会斗争。毕竟，经济学总是力求成为一门客观的科学，其模型和方法的设计保证了经济分析的严密性。尽管有些经济学家承认以往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可能存在一些性别歧视，但是他们认为其中大部分已经被克服。然而，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女性主义者却认为，现有的经济学知识本身也折射着价值判断和权力关系。女性主义对经济学界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全面而严厉的批判，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由男性创建的、反映男性社会信念的学科(注:女性主义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批判， 参见参考文献［11］。)
福利经济学是从伦理的层面来阐述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分支。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新古典经济学是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这一经济学分支学科的面貌出现的，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主要包括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第二定理以及后来的社会福利函数理论、社会选择学派福利理论等。女性主义者认为，尽管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理论有很多，但皆是以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为蓝本，二者成为当代诸多国家福利政策和福利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也正是由此来批判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指出完全（竞争）市场（即信息对称、物品具有完全分割性和可交易性、没有外部性、没有规模收益递增和拥有标准性偏好的市场）会带来产品（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主张建立市场机制，这是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家所提倡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指出，任何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社会分配状态）都可以通过完全竞争市场机制（即价格机制）来实现，人们所应做的一切只是使政府进行某些初始的总量再分配或进行合理的总量税调节。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思想是在女性主义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思想碰撞和交融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是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内在缺陷为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认为，每一个人一生都离不开关怀和被关怀。从作为类的人来说，如果失去人与家庭之间的和谐关系、失去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失去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类就无法生存和延续下去。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在于它所追求的福利标准是以功利主义伦理原则为基础的，不管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帕累托福利标准、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的卡尔多―希克斯虚拟补偿福利标准，都是以功利主义的福利观为基础的。这种福利观崇尚市场价值，把外在的功利或者是效用看作是福利的最高准则，把福利等同于效用，忽略福利的内在价值层面，贬低甚至是无视传统上由妇女主导的家庭生产活动的价值，割断了人与家庭之间的和谐关系（进而割断了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从根本上违背了女性重视关系导向、以关怀为主的伦理，反映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观。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以关怀伦理为基础从福利主题和内容、模型假定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提出了批判和挑战。
一、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挑战
（一）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福利主题和内容的挑战
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是市场，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标准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标准实质上是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效用最大化。换句话说，以效用为核心的市场价值标准构成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标准。当“效用”达到不可改善的规模时，社会成就最大，社会的幸福程度达到顶点，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也被称作帕累托经济效率。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指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把效用最大化当作福利的全部内容，追求所谓的经济效率目标，混淆了效用和福利的概念，忽略了传统上由妇女主导的家庭活动(注:当然，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随着女性加入到劳动力大军中，这种情形有所改变，但是妇女所承担的家庭劳动份额仍然很重，同时即便这一点不存在了，家庭劳动本身具有内在价值，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惟效用性也有很大的缺陷。)的价值，忽略了家庭也是人类福利源泉的事实，从而使福利经济学陷入了效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死胡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不把由妇女完成的家庭劳动看作是生产性活动，国民经济核算（GDP）完全不考虑家庭生产的因素,从而排斥和贬低了妇女的非市场劳动对人类社会福利所做的贡献。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主题和内容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色彩，其功利主义福利观切断了人的福利与家庭之间的和谐关系，切断了人与其母体之间的关联，违背了女性的关怀伦理福利观。
从更高的层面来对关怀伦理加以拓展，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远远超出了家庭的范围，从而包括对贫困和弱视群体的关怀，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关怀。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缺乏对贫困和弱视群体（特别是女性）的关怀，无法解决公平问题，因为符合帕累托最优标准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可以是极度不均的，因而可能会把所有的产品或资源分配给某个人或某个特定阶层（男性），而女性只能以二等公民的身份居于屈从地位。并且，由于测算帕累托最优必须考虑（男性）社会成员对产品初次分配的偏好程度，因此，如果他们倾向于更偏好初次分配，那么初次分配时的（男性）富人在最终分配中至少也必须是同等富有，而穷人（包括女性）始终在贫困的边缘上挣扎。另外，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把生态环境看作是人类经济的一个外生变量，仅仅是从环境能够给人带来效用的层面来界定环境的福利影响，忽视甚至无视生态环境的内在价值，因而缺乏对生态环境的关怀。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是通过忽视妇女的家庭价值将人类所依赖的自然生态环境外部化的，这一外部化抹煞了生态环境所固有的内在价值为人类福利所做的贡献。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主题和内容是以狭隘的功利主义福利观为基础，它只注重市场效率，从而把家庭、公平和生态环境等问题置于边缘化的位置上，从而忽略了家庭生产、社会公平和生态平衡的福利内涵。
（二）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挑战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暗含着（经济）效率问题和（公平）分配问题可以分开解决的“可分离性假定”（separability claim）方法论：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就可以依靠市场来实现生产和分配的效率；而出于“公平或公正”考虑的分配目标则可以通过征收总量税改变收入初次分配来实现。虽然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明确地把公平（分配）问题当作福利问题来解决，但是这种解决方法却是以“惟效率标准”为目标的，把公平问题推托给税收政策而草草了事。尽管现实中效率和公平的分离是不可能的，但是可分离性方法论在很多情况下被看作是一种恰当的研究方法框架。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经济）效率问题和分配问题的可分离性主张归根到底是一种男性本位的务实性、工具性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当效率问题和分配问题的可分离性 (注: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对效率和公平的可分性假定(separability claim) 给予了严厉的批判， 他指出总额税的缺失和委托―问题的存在使效率和公平的可分性成为幻想。)是一个伪命题的时候，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强词夺理地把效率和分配分离开来，说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含有的务实性价值判断，而这一务实性价值判断是男性本位的，因为所谓的效率问题实际上是男性本位的市场经济效率问题。可分离性方法论追求市场效率标准而忽视家庭内部的公平分配问题，特别是妇女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问题反映了其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包括福利经济学）所宣称的价值无涉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不仅有终极性的价值判断，即信奉“看不见的手”（市场）的男性本位意识形态，而且还有务实性的、工具性或称现世性的男性价值判断，这两种价值判断都背离了女性的关怀伦理道德思想。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价值判断和道德伦理，而在于其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客观性亟待加强。
（三）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模型假定的挑战
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是以理性经济人、完全竞争、信息对称、所有的物品都具有完全分割性（divisibility）、可交易性(tradability)和不存在外部性（externality）等模型假定为基础。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模型假定非常苛刻，根本无法解释女性主义者所强调的照护劳动和权利（如自立的权利、免遭歧视待遇和免遭骚扰的权利等）的内在价值的重要性。女性主义经济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模型假定的批判正是以这两个主要的福利议题为基准而展开的。
1．照护劳动（caring labor Care (关照) (注:一词有两重意思： 一方面指照护活动(caring activities)， 如换尿布或者提供“倾听的耳朵”； 另一方面指关怀情感(caring feelings)，如关心者所表现出的关爱。 从内在关系上来说，照护活动是关怀情感的体现，关怀情感是照护活动的灵魂。从广义上来说，照护活动包括对老、幼、弱、病、残的照护，包括对生态环境的照护等等，同样关怀情感也包括对人与自然等的关怀。 ）
女性主义经济学的第一要务就是对家庭中照护工作和照护劳动的分析，因为照护劳动传统上主要是由妇女完成的，它也是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包括福利经济学）冲击最大的领域。女性主义经济学指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论题是市场，并把市场化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边界的标准，把市场活动当作福利的惟一源泉，从而忽略了主要由妇女完成的照护劳动的价值，也就否定了照护劳动作为人类福利重要源泉的价值。当然，福利经济学的不断发展也使经济学家们逐渐意识到家庭生产、特别是照护劳动的重要性，试图把照护劳动当作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品由政府或者其他组织来提供。但是，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照护劳动是一种旨在为他人创造可行能力（capabilities）的劳动，很多时候都是完全受到内部动机的激励而完成的。照护劳动由受到非货币动机激励的个人（如父母）提供时，它具有独特的属性。照护劳动的受益人（如儿童）通常情况下不具备辨别其质量的能力或不具备订立合同而获得这一服务的资格。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根本就无法解释照护劳动的生产、组织和质量问题。如果强调儿童获得优质的照护劳动和社会资本（表现为诚实、信誉、市民责任、互惠、遵纪守法等）生产的关系来说，照护劳动明显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同时，人力资本的形成依赖于可行能力（由照护劳动创造）的培养，而可行能力的培养具有正外部性。这种正外部性不仅使受照护的个人受益，而且还为社会培养了有涵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提供了创新资源，从而使整个社会受益。
照护劳动的复杂性特征意味着解决公共品和外部性问题的传统方法已经不适合关怀照护劳动的分析。为了促进照护劳动的生产，就必须培育市场对照护劳动的有效需求。需求可以来自于照护劳动的受益人、照护劳动的供给者或者说来自于整个社会。但是，许多照护劳动的直接受益人却没有能力对照护的价值做出估价或不够资格来进行照护劳动供给的交易（因为他们是儿童或患有疾病）。向这些受益人或其人进行收入（资源）转移支付有可能增加照护劳动的市场供给量和提高照护劳动的质量，但是那些急需照护劳动的群体如果没有有效需求，那么结果就不是最优的。
2．权利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还以权利为基础从法律的角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观进行了批判。权利，比如关于堕胎、订立合同或被雇佣等独立决策的权利或者免遭工作单位歧视和骚扰的权利，可以根据这些权利如何增强妇女获得收入的可行能力和怎样确保妇女享有平等的机会等可交易性层面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它们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按照功利主义的传统，妇女享有的堕胎、订立合同、被雇佣等独立决策权以及免遭工作单位歧视和骚扰的权利只是被当作获取其它东西（增强妇女获得收入的可行能力和确保妇女拥有平等机会）的工具。但是，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指出，权利本身是不可交易的，可以是价值的源泉，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说的“传统功利主义只是按照权利取得理想的结果的能力来判断权利，而没有赋予权利的满足以内在的重要性，因此，权利满足本身被忽视了。”[12]
权利不仅仅是获得其它产品的工具，权利展示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和道德身份与地位，是尊严和平等关系的象征。具体说来，享有免遭骚扰权利的价值与免遭骚扰本身的价值大大不同，因为享有免遭骚扰的权利隐含着社会大众（包括雇主、男性和有职权的人）的承诺和责任。享有权利赋予个人使用国家公共权力的身份和地位：有对坏事或不道德行为的知情权和起码揭发坏事的权利。权利本身不可分割，也不能由市场来生产和交换。
二、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方法论启发
女性主义经济学从福利主题和内容、模型假定、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提出了挑战，这些挑战对于正确理解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缺陷、对于福利经济学的重新定位、对于正确理解市场活动、非市场活动和福利之间的关系及重构福利经济学，都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福利主题和内容的启发
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人类福利、特别是女利的研究表明，非货币或非市场经济是人类特别是女利的重要来源，独立、自由、权利本身构成了人类尤其是女利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传统上主要由妇女完成的照护劳动等家庭价值是人类福利极为重要的源泉。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不能只研究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福利，还必须研究以家庭、社会、法律、伦理等为基础的非市场福利。女性主义经济学指出，现代福利经济学应该把女性主义经济学家、1998年诺奖桂冠得主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capability approach）框架作为福利标准、福利主题和内容的基础，这一福利框架不仅囊括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家的福利主题和内容，还可以用来分析照护劳动、（性别）不平等、正义、贫穷、权力关系、妇女权利、独立和自由等与女利息息相关的福利议题。
（二）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启发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是以可分离性方法来解决公平和效率问题的。可分离性方法实际上是只关注效率，而把公平或公正问题简约为简单的收入分配问题并推脱给税收政策来解决，这也反映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惟市场经济效率的福利标准本质。女性主义经济学对照护劳动的研究说明：当研究特定的法规政策对经济中照护劳动供给的影响时必须完全抛弃可分离性主张。社会政策、法律或法规采用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惟效率标准是不充分的，原因不是惟经济效率的福利标准在该领域不适用，而是以效率为标准的经济理论本身就是失败的。这一启发有着广泛的影响。现代公司治理经济学的核心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效率标准，表现为实现股东收益最大化。公司治理问题对于工作场所的组织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对于照护劳动的供给更有深远的影响。照护劳动的独特属性意味着不能仅仅实现股东收益的最大化（公司利润最大化），然后通过收入再分配来实现照护劳动的社会最优水平，意味着必须在同一个层面上来实现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s）利益的最大化。同样，工作场所的规章制度――工作时日法，产假政策，最低工资制等――必须从效率标准和社会对照护劳动生产和质量的需求两方面来估价，绝不能仅仅依赖效率标准。抛弃可分离性主张有助于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家强调和突出照护劳动的社会价值，依据照护劳动在生产宝贵的社会人力资本的作用强调和突出照护劳动的效率。可分离性主张倾向于暗示人们：通过再分配来调整市场配置资源的惟一目标是调整个人之间的财富和消费水平。对于照护劳动进行更详细的经济分析使社会认清产假政策和工作规章制度的公平或公正程度，而且还使人们意识到从根本上对社会有益的东西。女性主义经济学对权利特别是妇女权利的研究表明：福利经济学解决正义、性别不平等不公平问题也必须抛弃可分离性方法。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主张公平或公正考虑的分配目标可以通过征收总量税来改变收入初次分配这种纯经济杠杆而不是通过立法等法律手段有很大的缺陷，利用税收政策这种经济杠杆仅仅实现了法律权利的工具性价值，法律权利所体现的妇女尊严和平等关系等内在价值被忽视了。
（三）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福利”层次的拓展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照护劳动和权利两个福利议题的研究说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要么忽视照护劳动和（妇女）权利等非市场产品的福利价值，要么只关注产品的工具性价值，因此，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观是一种狭隘的“福利主义”福利观。以可分离性主张的惟市场效率福利标准为基础制定和实施的法律、法规、政策，仅仅实现了权利的工具性价值，权利的内在性价值（即权利作为权利所产生的价值）无法通过可分离性主张得以实现：无法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来纠正权利最终生产和分配中的市场扭曲问题。同样，照护劳动的内在性价值（人类关爱、关怀、特别是女性的关怀伦理）也无法通过收入再分配的转移支付等手段来实现。金钱不是万能的。即使金钱（收入再分配）可以买到权利可以买到的东西，但是金钱买不到权利本身。新古典福利经济学通过把平等、照护劳动等规范性的问题当作公平的事物或分配问题来解决，也就是说只通过收入转移政策而不是立法和执法来解决，暗含着权利只有工具性的价值或者照护劳动的供给是照护劳动提供者在劳动／休闲之间做出的选择而已。
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对福利问题研究做出了贡献，但是没有解决根本的福利问题。因为通过总量再分配或总量税而实现的公平或公正是一种以效用或者功利为基础的低水平公平或公正，通过转移支付等收入再分配手段无法达到高水平的公平或公正，无法真正地使有关公正或公平的观点和政策得以实施，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女性主义者所关注的权利和照护劳动等问题。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家在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福利标准基础上把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幸福、自我实现、公平、自由、良好的社会关系、生态平衡等作为人类福利的终极目标，拓展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层次，弥补了功利主义的缺陷，体现了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福利观和人类的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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