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6 17:29: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博弈论概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公共品博弈；囚徒困境；合作；强互惠
一、传统公共品博弈的均衡结果
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合著了《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它标志着现代博弈理论的形成，博弈论思想也由此被正式引入到经济学领域。随后几年，纳什（Nash）在1950年和1951年提出了纳什均衡理论[2][3]，泽尔腾（selten）于1965年发表了关于完全性的研究成果，哈萨尼（Harsanyi）则于1967年展开了对不完全信息的研究，而这些成果都使博弈理论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尽管博弈论被引入经济学界的时间很早，但经济学家们真正开始重视博弈论却是在上世纪70年代左右，这时他们的研究重心已逐渐由一般均衡转向对拥有有限信息的个人行为的分析，而将博弈论应用于公共品问题的论文也是在这之后才大量出现的，且由于公共品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特征，公共品问题一直都是历代学者试图解决的难题之一。
传统的公共品博弈可以描述如下：
假设共有n个人参与到公共品的供给过程之中，每人都有y单位的钱且同时决定投资某个公共产品，gi表示参与人i投资的数额，a表示个体的边际报酬率（0
πi=y-gi+a∑nj=1gi（陈叶烽，何浩然，2012）[4]
在完全理性人假设的条件下，每个参与人都会选择搭便车，因为只有这种选择才能使个人利益最大化，此时gi=0，但若所有人都采取这种选择，那么必然会导致公共品供给失败，使集体陷入无人合作的均衡结果中，而这种博弈均衡结果一般被称为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非零和博弈的经典例子，它反映了个人选择与集体选择的差别与矛盾。我国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引入囚徒困境的概念，那时很多学者都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张维迎（1985）[5]曾在文章中写到，囚徒困境反映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李子江（1995）[6]也指出，囚徒困境的纳什均衡点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当所有人都采取自己的最优策略时，整个系统的收益却将处于低点。
做为经典博弈理论关于完全理性假设的最经典应用，囚徒困境这种博弈均衡结果排除了任何合作的可能，即每一个理性人在面临选择时都会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标准从而做出背叛的行为。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遥远的历史还是现在，个体间的合作现象却是普遍存在的，无关民族无关国家更无关教育程度，没有契约保障的合作显然具有普遍性，农村居民可以共同筹资修水渠，城市居民也会达成一致共同购买保洁服务以确保住宅共有部分的干净卫生，而这显然与理论上的公共品博弈均衡结果不符。
二、对完全理性假设的质疑
事实上，传统博弈论中的完全理性假设自诞生时起就不断遭受质疑，例如，Daniel Kahneman于上世纪六十年表的论文中就详细研究了人的认知能力[7][8]，并得出人某种情况下会存在认知不足的结论。Fehr与Schmidt（2005）[9]指出，人既有理性自利的一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利他之意。Cardenas和Carpenter（2008）[10]总结的大量公共品博弈实验数据更证实了人的行为会偏离完全理性假设。
国内学者陈叶烽（2010，2012）写到[11][12]，近几十年来的大量实验结果表明，现实个体并非都是理性人，而是具有异质社会偏好的个体。蔡晶晶[13]在2010年的文中也介绍过此类研究，并说明那些完全不了解搭便车概念的人，往往能在互信互惠的基础上形成复杂的合作系统。
现实中的人之所以不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除了受限于本身的认知能力外，还受到诸如自我形象、社会评价和个人信仰等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在乎的不仅仅是物质，还有各种各样的心理需要。正如马斯洛对人的需求所进行的分层，人们不仅在乎生理上的需要，安全、爱、他人尊重以及自己的社会实现也都非常重要，而这些需要共同驱使个体的行动，也正是因此，现实中的囚徒困境才不是绝对存在的。姜树广与韦倩（2013）[14]曾说，在博弈过程中，参与者的效用不仅取决于最终物质支付，还受参与者的心理状态影响。唐兵（2009）[15]曾指出，社区内部长期形成的社会机制，诸如声望、信誉、道德、舆论等，都形成了对其成员的无形约束，而这种约束的存在，使得个体间合作提供公共品成为可能，并在面对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等因素的诱惑下，取得集体的共同利益。
三、能解释公共品博弈合作均衡解的一些理论
目前理论界有很多解释现实个体间合作行为的理论，这些理论从多个角度阐释了合作现象出现与维持的原因，其中的群体反复博弈理论（Fudenberg D，Maskin E，1990）、亲缘选择理论（Hamilton W.D，1964）和群体选择学说（Traulsen.A，Nowak M.A，2006）等都是不错的理论成就。在我国也涌现出了很多类似理论，其中于显洋在1991年发表的论文中，就指出了我国城市单位小区的特点，他说在这种单位小区中，个体意识更多地表现为私人关系意识、盲目服从意识和追求身份意识等[16]，而这种显著的同群意识[17]建立起来后很容易形成合作解，并使个体较顺利地提供集体所需的公共品。同样地，在乡村社会中，乡村居民相较城市居民更倾向于长期生活在一个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的熟人社会中，长期重复博弈使个体更看重长期效用，也更看重自己的声誉，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在公共品供给上的困境[18]。
在诸多对合作现象进行解释的理论中，基于对未来利益的期望而采取合作选择的互惠机制最引人瞩目，它包括直接互惠、间接互惠[19]和基于奖励或惩罚的强互惠理论[20]。这种互惠理论并非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经济学界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Croson[21]就利用公共品博弈实验进行了检验，认为个体间合作行为中存在着互惠关系，他在2007年的分析结果也表明个人的互惠偏好能得到有力支持[22]。周业安，宋紫峰[23]也曾运用公共品博弈数据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认为互惠理论可以部分解释显著存在的公共品供给。
互惠理论中的强互惠概念为，人类之所以能维持合作关系，是因为很多个体在采取合作抉择后，常常会不吝惜成本而去惩罚不合作者或者奖励合作者，作为一种具有明显正外部性的利他行为且惩罚机制较奖励机制更为普遍，它也被称为利他惩罚。早在1992年，人类学家就发现惩罚不合作者是早期人类社会维持合作的重要机制[24]。1995年动物学家也证实，惩罚是社会性动物维持合作的重要手段[25]。2004年8月《科学》杂志的研究报告更显示，人们已经通过正电子断层扫描（PET）技术发现了利他惩罚的神经基础[26]。
国内学者也进行过惩罚机制的相关研究，蔡晶晶在2010年[27]的论文就表明，惩罚的作用在可以交流的实验对象中较之不能交流的对象中更为显著，这说明人们能通过交流建立有效的惩罚机制。宋紫峰[28]就曾指出，当群体中不同个体获得不均等公共品单位收益时，会增加个体合作难度，但惩罚对合作的影响仍然明显。
强互惠较之其它理论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对于任何一个无法形成合作均衡的公共品博弈，似乎都可以通过构建合理的惩罚机制来形成并维持合作，但这种惩罚机制必须尊重个体意愿，且经济惩罚这种方式显然并不具备普适性，除了有益物品等被政府认定为必须保证供给的可以强制征税外，普通公共品并不适用经济惩罚。但无论是城市集体还是农村集体都可以参考以上诸多理论，将惩罚机制建立在保证反复博弈的长期性、形成熟人社会、形成同群效应或共同信仰等基础上，在此时，惩罚也将演变为一种心理上的效用，只要人们在意自我形象、他人评价、声誉或者集体信仰，自然会被他所生活的集体所约束，为了共同利益而自愿参与到公共品的供给过程之中。
其实这种惩罚机制在城市居民社区中已经出现雏形，例如在某些居民互相熟识且没有物业管理的老旧社区中，业主们往往会共同筹资雇人打扫社区内部共有部分，以保证所有人的卫生健康需求。尽管这种筹资方式不具备强制性，但因为居民间的熟识程度和保洁费用的小额性，使得搭便车成为一种为人不齿的贪小便宜行为，这就造成社区内大部分居民最终都会选择一起负担这种公共品。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惩罚机制维持合作的作用其实是明显的，政府完全可以建立相应平台针对不同的社区进行引导和培养，只要发现某个集体拥有共同需要，就可以采取相应引导措施，指导集体自发提供他们所需的且个体自愿并有足够能力承担的公共品，只要合理的惩罚机制建立起来，这种自发供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政府供给公共品的不足，并在更高程度上满足集体需要。但同时，政府也需要做好对公共品供给状况的监控工作，惩罚机制虽然能在促进合作方面起到明显效果，但却需要政府的管控力才能被束缚在合理的范围内，一旦惩罚演变成过分谴责或恶意诽谤，就会对公民的名誉权造成侵害甚至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这就违背了公共品供给最开始的自愿原则，因此政府管控也是必需的。（作者单位：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Neumann，Morgenstern.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4
[2] Nash.J，Equilibrium Points in n-person Games.Proceeding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No.36，1950
[3] Nash.J，Non-cooperative games.Annals of mathematics，54（2），1951
[4] 陈叶烽，何浩然.是什么影响了人们的自愿合作水平.经济学家，2012
[5] 张维迎.从九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看主流经济学的新发展，《理论经济学》，1985年第6期
[6] 李子江.《关于纳什均衡点的研究》.《学术研究》，1995年第2期
[7] Kahneman.D，Beatty.J，Pupil diameter and load on memory.Science，1966
[8] Kahneman.D，Beatty.J，Pollack.I，Perceptual deficit during a mental task.Science，1967
[9] Fehr.E，Schmidt.K.M.，The Economics of Fairness.Reciprocity and Altruism――Experimental Evidence and New Theories.Munich Discussion Paper，2005
[10] Cardenas J.C.，Carpenter J.，Behavioral Development Economics：Lessons from Field Lab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08
[11] 陈叶烽.社会偏好的检验：一个超越经济人的实验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0
[12] 陈叶烽，叶航，汪丁丁.超越经济人的社会偏好理论：一个基于实验经济学的综述.南开经济研究，2012
[13] 蔡晶晶.公共资源治理的理论构建.东南学术，2010
[14] 姜树广，韦倩.信念与心理博弈：理论、实证与应用.经济研究，2013
[15] 唐兵.公共资源的特性与治理模式分析.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09
[16] 于显洋.单位意识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1991
[17] 汪汇，陈钊，陆铭.户籍、社会分割与信任：来自上海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09
[18] 叶文辉.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3
[19] Nowak.M.A，Sigmund.K，Evolution of indirect reciprocity.Nature，2005
[20] Rand.D.G，Dreber.A，Ellingsen.T，Positive interactions promote public Coop- eration.Science，2009
[21] Croson.R，Theories of Commitment，Altruism and Reciprocity，Evidence from Linear Public Goods Games.Economic Inquiry，2007
[22] Croson.R，Fatas.E，Neugebauer.T，Reciprocity，Matching and Conditional Coop- eration in Two Public Goods Games[J]，Economics Letters，2005
[23] 周业安，宋紫峰.公共品的自愿供给机制：一项实验研究.经济研究，2008
[24] Boyd.R，P.Richerson，Punishment Allows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or Anything Else）in Sizable Groups.Ethology Sociobiology a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1992
[25] Clutton-Brock.T，G.Parker，Punishment in Animal Societies.Nature，1995
[26] Deuervain.D，U.Fischbacher，V.Treyer，M.Schelhammer，U.Schnyder，A.Buck，E.Fehr，The Neural Basis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Science，2004
[关键词] 情报 竞争知识 情报学 竞争知识管理学 博弈论 国家竞争力
1 引言
情报之定义众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情报“迷乱”直接导致了情报学研究对象的游移不定，严重影响了情报学的健康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信息管理”与“信息学”等术语炙手可热，“情报”与“情报学”边缘化的命运似乎难以逆转。于是，有人怀疑“情报学是否存在”，有人惊呼“信息科学将取代情报学”!尽管“information”既被译为“情报”，又被译为“信息”，但“情报”并不等于“信息”，“情报学”并不是“信息管理”或“信息学”。“情报”与“情报学”的黯然失色，受累于人们对“信息”潮流的痴迷与鼓噪，更受累于专家学者对“情报”属性的失察与误判。“竞争”是情报的基本属性之一，情报学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提升组织与个体的竞争力。
2 情报学“竞争”话语权的旁落
2.1 情报原本是竞争的产物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规律，是整个生物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人类社会之初，战争往往是解决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交战双方都力图通过“运筹帷幄”来克敌制胜，将帅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去获取敌情。于是，“情报”首先在竞争最为激烈的军事领域兴起。“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原始情报思想的直白。我国早期的情报定义是“定敌情如何，而报于上官者”，或“战时关于敌情之报告”。20世纪中期以后，非军事领域(特别是科学领域)的竞争日益增强。A・H・米哈依洛夫认为：情报是“作为存储、传递和转换的对象的知识”，情报学“研究科学情报的构成和共同特性以及研究科学交流全过程的规律性”。“科学交流”理论影响深远，使情报学发展经历了“科学情报”阶段。及至知识经济时代，竞争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知识资源首次成为各种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显然，无论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军事情报，二战后发展起来的科学情报，还是现在普遍存在的社会情报，它们都是组织或个体参与竞争的产物，都具有鲜明的“竞争”特性。
2.2 信息不具有竞争的含义
情报与信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情报始终具有“竞争”特性，而信息从来不贴“竞争”标签。为了准确把握“信息”的含义，我们可以从语言学和信息学两个方面来考察。印欧语系中“Information”侧重于一种陈述、解释或理解，有“报导”、“通知”、“告知”、“情报”、“资料”、“消息”之意；或作为学科用语“information science”，指“资料学”、“信息学”、“情报学”。现代汉语中“信息”主要指能够带来新内容的消息，常视为“音信”或“消息”的同义词；也经常作为信息科学的专业术语，如信息论中指用符号传送的接收者预先不知道的报道。在信息学中，信息一般是指物质的普遍属性，或者说是物质属性的一种表征。信息的学术定义成百上千，代表性的说法主要有：①“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N・维纳)；②“信息是使不确定性消除的某种东西”(c・E・香农)；③“信息是事物运动的状态和状态改变的方式，或是主体所感知的‘事物运动状态和状态改变的方式’”(钟义信)；④“信息是物质系统诸组成元素之间的排列关系，即物质系统的序”(侯金川)。信息不是物质而又反映物质，只要有物质存在就有信息存在。物质世界的表现由信息来演绎，人类社会的认识从信息中提炼。信息与情报的区别之一是：“竞争”主导情报活动的全过程，但并非衡量信息工作的标准。
2.3 情报学发展的重重误区
情报领域随着“竞争”扩大逐步拓展，曾经成功地从“军事情报”进化为“科技情报”。然而，面对全社会的“信息，知识”潮流，情报却未能站稳脚跟。1992年9月国家科委将“科技情报”改名“科技信息”，“信息”替代“情报”的时髦一发不可收拾。此后，科技信息中心打败了科技情报所，信息管理系吃掉了图书情报系。曾几何时，人们热烈地欢呼“信息”，似乎“情报”只有伴上“信息”才有出路。喧嚣过后，我们发现倘若情报抛弃“竞争”的本质属性，情报学的消亡就为期不远了。如果“情报”可美名曰“信息”，那么“情报学”就应该换名为“信息学”。如此一来，在学科体系中就有传统情报领域的此“信息学”和信息通讯领域的彼“信息学”，这岂不怪哉?实际上，情报不等于信息，情报学不可能摇身一变成“信息学”，盲目改名导致“情报学”在“信息”的压缩下日益萎缩。在我国的专业学会中，情报学学会和信息学学会就是并列的两个学会。情报是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是情报的上位概念。信息学的研究范畴是整个信息业，它决不可能因为情报学一厢情愿的投靠而等同于情报学。情报学研究范围扩展到“信息”忽略了情报的“竞争性”，失去了“竞争性”的情报学不再是情报学。1998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情报学”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吞并。情报学本科专业的消失敲响了情报迷恋信息的警钟，重树“竞争”大旗是情报学走出误区的捷径。
3 情报学“竞争”话语权的回归
3.1 情报学发展的迷途知返
面对“情报”的更名和“情报学”的重重危机，诸多专家学者认真反思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内容，积极探索“情报”与“信息”、“情报学”与“信息(科)学”的区别与联系。在争论中人们逐步认识到：“情报学是信息科学群的一个分支学科”，“情报科学是信息科学群中的一分子”，“信息科学在广义上是一个学科群，包容范围很广，情报学可以认为是其下位类学科”。情报学与信息学的研究对象并不相同，前者的研究层次远远高于后者，后者的研究范围远远大于前者。我们不能无限地扩大情报学的外延，去抢占其他信息学科的地盘，甚至误以为“情报学”就是“信息学”。严眙民教授指出：情报学的“单一方向扩大化”研究混淆了情报学与传播学、认知科学和决策学的界限，它把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据为己有，因而不是在本质上与核心上深化和发展情报学，而是使情报学离它的本质与核心越来越远。栗莉女士认为：我国现行情报科学有“真”情报科学(传统意义上的情报科学)和“假”情报科学(信息科学)两层含义，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将“真”情报科学“返璞归真”，同时还“假”情报科学以“信息科学”的面目。探讨“情报学”，我们不妨从“情报”入手。“情”与“报”是情报构成的两个基本条件。有情不报，或报而无情，都不能构成情报。在动态的竞争过程中，竞争所需要的知识没有传递就不会影响竞争，传递着的非竞争所需要的知识同样无助于竞争。如
果说“情”的内容是“知识”，那么“报”的价值就是“竞争”。情报工作的目的是满足竞争决策的需要，竞争性是情报的本质属性。情报的“决策性”、“传递性”与“效用性”，刨根问底也可归结于情报的“竞争性”。只要我们牢牢抓住情报的“竞争性”，情报学就能与信息科学划清界线，情报学就会在学科体系中生机勃勃。
3.2 竞争情报研究的方兴未艾
在信息给情报造成莫大的冲击之际，“竞争性”的重新审视为情报找到了一片绿洲；在情报学陷入危机与困境之时，竞争情报的悄然兴起为情报学撑起了一片蓝天。information的范围实在太广，情报不应该也不可能容纳所有的信息。不少学者主张“情报”不是泛而无边的“information”，而是为某种目的从事智力活动的“intelligence”。Intelligence无疑属于传统的情报范畴，美中不足在于其局限于军事、政治等领域。于是，有人认为“情报是一个复合和迁移的概念，它既不是in－formation也不是intelligence能够全部代表的……‘情报’的概念是顺应时代环境不断演进变化的过程”。intelligence体现了情报的竞争属性，跟“情报”一样正向各种社会领域延伸，因而“情报”的英译更接近于“intelligence”。随着情报活动在经济竞争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兴起，竞争情报(competitiveintelligence)迅速成为情报学研究的热点。目前，竞争情报主要指企业竞争情报，即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为了提高竞争力而开展的“关于企业竞争环境、竞争对手、竞争目标和竞争策略的情报研究”。美国《财富》杂志每年都公布全球500强企业，定期上演荡气回肠的企业PK大戏。为了在激烈的商战中获胜，企业十分重视利用竞争情报，纷纷建立自己的竞争情报系统。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500强中有10％建立了竞争情报系统；到20世纪90年代，500强中已有80％以上建立了竞争情报系统；现阶段，500强中已经有90％以上的公司建立了竞争情报系统。尽管竞争情报偏重于工商企业，但它又何尝不是其他行业竞争的关键因素呢?竞争情报迅速风靡全球，与其说它是企业参与的结果，不如说它突出了情报的“竞争性”!
3.3 竞争知识管理的初步探索
1994年，侯先生指出：情报是为了满足竞争中的决策需要而进行的信息获取与传递活动，或者说，情报是为了满足竞争中的决策需要而获取传递的信息，情报就是竞争所需要的信息，竞争性是情报区别于其他社会信息活动的根本标志；情报学是研究竞争条件下信息活动特殊规律的学科，或者说，是竞争条件下的信息理论；情报学和信息学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它们谁也取代不了谁。后来先生和笔者通力合作，对先前的情报与情报学观念进行自我修正：情报是一种竞争性和知识性两者缺一不可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它不是information(信息概念过于宽泛)或intelligence(传统情报概念过于狭窄)，而是competitive knowledge(竞争知识)，是组织和个体在竞争中优化决策所需的特定知识；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竞争知识管理活动，其研究范畴包括竞争知识的搜集、生产、组织、传播和服务以及相关的社会运作机制；情报学就是竞争知识管理学，是一门研究竞争知识管理活动规律的科学。“竞争情报”突出了情报的竞争特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然而，“竞争情报”存在明显不足，即情报本身就因竞争存在、为竞争服务，竞争情报有“同义反复”的瑕疵。黄振中先生说得女子：“竞争本来就是情报的一个鲜明属性……情报本来就是指竞争情报”。“竞争知识”强调情报的知识性――激活了的知识，避免了情报泛信息化问题。同时，“竞争知识”突出情报的竞争性――竞争所需要的知识，区别于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组织的知识。
4 情报学“竞争”话语权的超越
“国家竞争力”是最高形态的“竞争”课题，现有成果对“竞争”的分析往往不够深入与系统，侯经川先生的原创研究弥补了这一缺陷。2005年6月，他的博士论文《基于博奕论的国家竞争力评价体系研究》在双盲评审和公开答辩中均获“全优”，被《信息管理科学博士文库》收录与出版。这是一部颇有建树的超越情报学“竞争”话语权的专著(以下简称“侯著”)，以下三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4.1 研究内容的超越
侯著考察了国家竞争力评价研究的发展轨迹，其研究视野跨越古今中外，囊括从25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到现代国情国力分析以及从1776年亚当・斯密的《富国论》到现代综合国力理论的全部优秀成果。综合国力(或国情国力)理论是国家竞争力的主流理论之一，两者高度相关又相互区别。它们都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外交、资源等诸多要素的综合作用，前者是后者的发展基础，后者是前者增强的重要手段；综合国力更着重于总量(总实力)和人均量(人均实力)，而国家竞争力更着重于总量与人均量的增长速度，即强调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与其他国家竞争所具有的相对位势。显然，综合国力这种国家实力或国际影响力是一个静态化的结果，国家竞争力改变或决定综合国力则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此外，比较优势理论、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国家环境理论、制度创新和变迁理论等，也是备受关注的国家竞争力理论。目前，国家竞争力理论的重大缺陷是“竞争性”不够，即“没有用最地道的竞争理论――博弈论――来研究国家竞争力问题，总给人以隔靴搔痒的感觉”。情报学研究各种行为主体如何获取与利用竞争所需知识，博弈论研究理性的利益局中人怎样选择最优的行为策略，经济学亦研究“在一定的局限条件下争取最大利益”。这三门科学都与组织竞争力(国家竞争力是组织竞争力的一种特殊形式)密切相关，它们能够而且应当为组织竞争力的研究与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侯先生眼光敏锐，综合运用情报学、经济学与博弈论等学科原理来研究国家竞争力及其评价体系，创造性地开拓了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为情报学“竞争”话语权的巩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4.2 研究方法的超越
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通常以定性分析为主，善于从宏观角度推理与判断，而在定量分析方面往往有所欠缺，没有形成用数据说话的习惯。牛顿以后西方有一种流行的科学观：只有运用数学手段研究，科学才能真正的“科学”。马克思说：“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达到完善的程度”；爱因斯坦曰：“在现代经验科学中，能否接受数学方法已越来越成为该学科成功与否的主要判别标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是理解世界及其发展的一把主要钥匙”，侯先生即用这样一把钥匙开启了情报学“科学化”的大门。应用经济学原理和博弈论方法来论证抽象的国家竞争力，是一个繁琐、枯燥与艰难的过程。侯先生赞同博弈论即对策论的观点，认为“严格地说，博弈论并不是
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普遍适用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法律等广泛领域的数学方法”。他用翔实的数据资料和简洁的数学语言表达深奥的竞争(博弈)理论，增强了文章的严密性、逻辑性与说服力，这使得“生硬”的国家竞争力评价体系熠熠生辉。诸如“划拳游戏”中的“零和博弈”和“囚徒困境”中的“纳什均衡”，用文字进行阐述晦涩难懂，而利用数学矩阵表示则一目了然。布鲁克斯指出：“情报学如果不实现定量化，它将永远是一堆支离破碎的技艺，而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布氏《情报学的基础》开创了情报学定量研究的新局面，侯著则是我国情报学界一部用数学量化“竞争”的典范之作。
4.3 研究观点的超越
侯著紧扣“竞争”谋篇布局，章节段落充满着独到的见解，字里行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譬如，著者在“理性经济人”与“德性经济人”的基础上，运用“有限理性”与“有限德性”原则进行国际经济博弈的不对称分析，这种情报学研究方法及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无数经典著作坚持“个人服从集体”的简单说教，似乎以牺牲个人利益来满足集体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个中道理却又缺乏深刻的分析。侯博士首先通过分析“有限德性”，提出：“当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不可调和的时候，人们只能选择自我利益而牺牲他人利益。即使在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并非不可调和的时候……也有可能采取不必要的损人利己的行为”。然后，侯先生在脚注中分析：现实生活中存在将他人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视为自我利益的情况，此时“小我”变成了“大我”，当事人可能舍自我利益而取他人利益。最后，著者指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名言，如果说对于个人之间的关系还不完全实用的话，那么对于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则是最恰当不过了”。观点新颖，语言犀利，说理入木三分!侯著的脚注将近300条，其中很多都是作者思想的自然流露。复杂的社会关系、迥异的个人行为和抽象的经济理论，通过“竞争”剖析后原来如此简单明了。国家竞争力及其评价体系的核心与灵魂就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竞争”，“国家竞争力”研究奏响了情报学“竞争”乐曲的最强音。
关键词：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利益；制度安排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5—0017—04
近些年来，随着长三角经济圈、京津冀经济圈、（泛）珠三角经济圈、成渝经济带、辽宁沿海经济带、长株潭城市群、中原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等区域经济发展的“圈”、“带”、“群”、“区”的纷纷涌现，构建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便逐渐成为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热点，相关研究成果亦不断涌现。然而，在这些研究成果中还鲜有探讨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概念、内涵和结构要素等问题的。而这些问题的探讨对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构建至关重要。期望本文的探讨能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对推进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构建有所俾益。
一、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概念、内涵区域是指社会经济、文化联系紧密和交流频繁的一个特定空间。在一个区域内会存在着许多的不同主体（如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等），这些多元主体的利益和区域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辅相成。多元主体必须相互协调其关系，进行协同合作治理，才能促进区域的持续发展。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由于各地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各个主体都是理性经济人，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在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区域间的利益冲突和摩擦。这些利益矛盾与冲突如果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协调，就会进一步演化成不同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损害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就需要构建区域协调合作机制来推动和保障区域经济合作的健康深入发展，其中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核心。
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指通过有目的的制度安排而形成的区域内多元政府主体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涵：首先，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具有一定的目的导向。社会领域中的机制一般都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设计的，因而带有明确的目的导向性。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建立也具有相应的目的，即是为了实现区域公共利益。其次，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区域内多元政府主体之间的有机联结。机制一词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后被用来借指系统中各构成要素之间较为稳定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在任何一个系统中，机制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机制设计良好，那么当外部条件发生不确定变化时，它便会自动迅速地作出反应，调整原定的策略和措施，实现优化的目标。机制是一种联结，是一种有机联系，意味着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也是一种有机联结，可以看做是一种由多个政府主体相互联结和互动的运作系统，并利用这种互动关系产生新的整体功能作用，即通过协调合作来保障区域经济的顺利运行。再
收稿日期：2012—08—10
*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背景下的北部湾区域公共管理研究》（0896003—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褚添有，男，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桂林541004）。
马寅辉，男，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桂林541004）。
次，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一种多元政府主体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相互联系是指区域内多个政府之间的联结，其联结组合方式可以看做是机制的关系结构，这种关系结构不是按照上下层级组成的纵向结构，而是多个主体基于平等基础上组成的动态的、富有弹性的网状关系结构。相互作用是指区域内多个政府之间交互作用的方式和过程，主要表现为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等形态的运作过程。其作用方式主要表现为对话、协商、谈判、合作等。最后，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一种制度安排。
要想使区域内多个政府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稳定下来，成为各地政府所遵循的行为规则和程序，就必须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因此，在外在形式上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就表现为一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规则或制度。
二、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构建
必要性的经济学解析建立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不仅是基于现实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有其充分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信任 特点 类型 影响因素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心理学家开创了信任研究的先河（Deutsch，1958）。之后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信任问题开展了相关研究。本文对不同学科有关信任研究的几个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1信任的定义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不同学科对信任概念的界定大致有以下三种取向：
（1）氖┬欧浇嵌壤纯矗认为信任是施信方自愿去相信他人，即信任是施信方对于受信方诚实及善意的信念，相信对方是可靠的，且会履行应尽的交易义务。
（2）从受信方角度来看，强调信任的产生完全取决于受信方的行为能否满足施信方的需求。施信方会根据受信方的行为表现而对其产生预期。
（3）从信任双方互动的角度来看，信任会增加施信方的风险；受信方的行为不受施信方的控制；如果双方互动的结果敝大于利，彼此之间的信任就会消失。
2信任的特点
不同学科总结出信任有以下几个特点：
（1）信任发生在有风险的情境中。信任就意味着风险，风险的来源主要包括不确定性（uncertainty） 及易受伤害性（vulnerability）（Doney， Cannon & Mullen，1998）。
（2）自愿承受伤害。即使施信方不能获得受信方完全信息因而有风险的情境下，仍然信任对方。
（3）自愿依赖他人。施信方依赖受信方执行某种特定行为，以得到施信方所期望的结果。
（4）信任是一种态度。信任是施信方对受信方的信心或期望。如果施信方认知受信方有自私企图，受信方没有善意，则信任不太可能产生。
3信任的类型
不同学者对信任进行了分类研究，总体而言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认知型信任。施信方主要依靠认知的信息来判断受信方是否值得信任，施信方在收集、处理、解释这些信息的过程，都是一种认知的程序。无论是在信任发展初期还是信任发展进入稳定期之后，这种认知性的程序都会持续，以判断彼此的信任关系是否值得维持。
（2）情感型信任。人们建立信任关系之后，会逐渐对关系有情感的投入，如果施信方在频繁互动中充分了解到受信方的善意、慈悲心及可信任性，就会对受信方产生依赖的意愿及情感的依附，一旦双方产生情感的联系，彼此的信任关系就会更加稳固。
（3）制度型信任。制度型信任主要是通过制度性的措施来保障交换双方的权力，但任何设计制度性机制的努力，都会因机会主义行为而失去功能，人们越是依赖制度来规范他们的互动行为，他们对彼此的信任程度就越低。
4影响信任的因素
信任相关文献指出，施信方特质，受信方特征及环境因素都会影响信任的形成。
（1）施信方因素。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显示，个人的人格特质会影响个人的信任意愿。Rotter（1967）认为信任与人格特质有关，他开发了一个人际信任量表（ITS），用以测量人们认为他人可依赖程度的一般倾向。
（2）受信方因素。在判断对方是否值得信任之前，施信方会考虑受信方的各种特质。综合相关研究发现，主要包括受信方能力、正直、善意三个因素。“能力”包括才能、胜任、称职、竞争能力、专业能力、动态应变能力。“正直”包括诚实、廉正、可信、可信赖、公开。“善意”包括关心、仁慈、善心、善意、响应。
（3）环境因素。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通常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因此随着环境的变化，对同一个人或组织的信任程度也会相应发生变化。这主要是因为人们由于环境的变化，对风险的评估也会发生变化，进而决定是否信任对方。
5不同学科对信任问题研究述评
5.1心理学对信任的研究
美国心理学家Deutsch（1958）对囚徒困境中的人际信任的研究开创了学术界对信任进行理论研究的先河。在社会心理学中，主要从个体心理的角度对信任概念进行界定，把信任看作是个人心理特质（预期、信心和信念）的表现。
实验社会心理学主要通过实验的方法研究人们之间的合作行为。这些早期实验对信任研究的贡献在于：
（1）他们的开创性研究引起了学术界对信任研究的重视，引发了学术界对信任前因的探讨。
（2）强调了环境对信任产生的重要性。但由于在早期的实验中，环境因素受到实验者的控制，故研究结论难以推广。
（3）分析了信任与合作的关系。
不足之处在于：（1）错误地将信任等同于合作行为。实际上合作行与信任是不同的概念，因为信任是自愿的，而合作可能与协诱有关，或出于对社会规范（如礼貌）的遵从。（2）实验结果不能普遍推广，因为实验对象彼此陌生，且在实验环境中的互动是短暂而又不连续的。（3）将信任动机完全基于认知或算计的基础之上，忽视了信任的情感因素。（4）认为信任是一个静态现象，要不完全信任，要不完全不信任，没有认识到信任有不同程度（如高、中、低）之分。
5.2社会学对信任的研究
社会学从社会互动的角度，主要对信任的功能进行了研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信任的简化功能。信任属于一种系统简化机制，通过信任可以降低环境复杂性和系统复杂性。信任是以过去推论未来，以熟悉推论不熟悉，人们结合过去和现在，来超越未来的不确定性在他们心理上造成的疑惑。
（2）信任的约束功能。信任的约束功能依赖于声誉。声誉的作用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是信息传递作用，它使具有正面声誉的信息接受者更加信任。第二个作用是制裁，负面的声誉将成为一种制裁机制，惩罚不诚实行为，制裁能促使声誉所有人讲信用。
（3）信任的协调功能。冲突往往发生在相互不信任的环境中，信任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剂。信任往往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信任是相互的，因而它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人们依据是否存在信任关系做出如何往来的决定，进而影响人们的行动选择。缺少信任，任何社会关系都不可能持久存在。信任的存在有助于增强社会成员的向心力，可以降低社会运行的成本，提高效率。
5.3经济学对信任的研究
经济学主要从以下几个视角对信任进行研究：
（1）交易成本方法：代表人物是Williamson，@种方法将信任与交易成本连接起来。该学派人文，人们普遍认为信任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但未明确界定信任的概念。
（2）博弈论方法：该学派把信任的研究定位在人与人之间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个体交易上，而且每个不同的行动者都是在获取的现有信息的基础上，以利益最大化为准则寻求合作。由于经济学偏重于计算型信任，故经济学经常使用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研究信任。
（3）嵌入方法： 在社会领域，要保持经济学意义上的完整的个人理性是不现实的，因为个人理性与信任等社会规范是相互冲突的。所以只能将经济主体嵌入社会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分为微观与宏观两类。从微观上讲，是将个人嵌入社会网络；从宏观层面讲，是嵌入结构。嵌入性的研究显示了广泛的适用性，它使市场中的结构纳入信任的框架下，增强了信任范式的解释能力。
经济学对信任分析的理论缺陷在于：（1）试图秉承经济人假设。但是我们知道信任本身并非完全是一个计算的概念，人们只注意了信任的利益面，而忽视了社会及道德对信任的约束，所以经济学和社会学在对信任的理解上分歧较大。（2）将信任等同于合作，信任与合作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关系。也就是说，信任并不一定会导致信任行为，行为的发生也不一定说明它是由信任导致的。
5.4管理学对信任的研究
管理学者从员工对领导的信任、组织间信任、战略联盟等角度对信任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高组织绩效。例如信任可以增进团队成员或工作团队间的合作；增强凝聚力；能促成合适的组织型态，如网络组织；减少有害冲突、降低组织间的交易成本等。
（2）减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如果组织成员能够感受到组织对他们的信任与尊重，组织成员就会接受与配合组织所做的决策，增强组织成员的凝聚力，减少组织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3）降低成本。体现在两方面：降低事物处理成本；减少组织针对投机行为采取防范措施的成本。
6小结
本文对不同学科对信任的定义、特点、类型、影响因素、研究视角等进行了简要梳理，这种对“信任”问题的跨学科分析，有助于打破学科“藩篱”，为构建“信任”问题研究模型打下理论基础。
作者简介：蔡升桂，贵州财经大学教授，1967年出生，2007年获南开大学管理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客户关系管理和服务营销。30多篇，出版专著4部，省部级课题10项。
参考文献
[1] 郑也夫.信任：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破坏[M].杨玉明，皮子林，等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
[2] 郑伯埙.企业组织中上下属的信任关系[J].社会学研究，1999.
[3] [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关键词：全球性经济危机 国有企业 博弈论模型－“工资奖金制度”
随着世界经济金融一体化的不断深入，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把全世界拖进了经济危机的泥潭。在我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各种经济体参与的国际竞争，使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从多个方面表现出来。为了应对经济危机，许多外贸为主的民营企业开始调整市场结构，开拓新的市场领域，各企业开始纷纷招聘开拓各种国际市场的专门人才。经济危机使中国的企业终于意识到了人才储备的重要性。相对于很多幡然醒悟后手忙脚乱的中国民营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早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到中国的时候就已经深有体会。以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为例，在企业黄金发展时期，每年要接受200多名大专院校毕业生。然而，1998年，随着东亚经济危机的冲击，企业的往日辉煌早已荡然无存。随之而来的就是人才的大量流失，企业处于低谷，仅1年时间，工程技术人员就流失高达200多人。很显然，在全国范围内遭遇相似的国有企业不在少数。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国有企业还陷在由这场经济危机所带来的人才断层的窘境里而错过了随后而来的大好的发展机遇。惨重的经验教训让中国的国有企业开始关注“人力资本”这个概念。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就首先创立了比较完整的人力资本理论。他们把人力资本定义为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之和。这一理论有两个核心观点，一是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二是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人力资本，比物质、货币等硬资本具有更大的增值空间，特别是在当今后工业时期和知识经济初期，人力资本将有着更大的增值潜力。因为作为“活资本”的人力资本，具有创新性、创造性，具有有效配置资源、调整企业发展战略等市场应变能力。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对企业的发展具有更高的贡献率。
虽然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充分认识到了人力资本和人才储备的重要性，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目前面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时就能够有充分的准备和充足的人才储备，这又是为什么呢?就像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改革不能一蹴而就一样，国有企业的人才储备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对人才的认识不足第二，人才的新老接替跟不上；第三，人才的不均及配置的不合理；第四，竞争机制尚未真正建立；第五，起点较低，有些企业眼光较低满足现状；第六，高素质人才留不住，员工和管理层整体素质不高。
为了解决国有企业人才储备的问题，以下我们将应用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博弈模型一“工资奖金制度”模型来说明。这个模型是1981年由Lazear和Rosen提出的。这个模型的基本假设大概是这样的：
1，1个雇主有两个雇员。雇员i(i=1，2)的产出函数为yi=ei+εi，其中ei为雇员i的努力水平，而εi为随机扰动。假设雇员付出努力有负效用，负效用是e的函数g(e)，且g(e)满足g’(e)>0，g''(e)>0。扰动项ε1，ε2服从分布密度为f(ε)，均值为0的概率分布中独立抽取。
2，雇主根据两雇员的业绩好坏发给二者不同的工资，业绩好则得到较高工资，业绩一般则只能得到较低工资ω1。
3，两雇员在已知雇主宣布工资奖金制度的情况下，同时独立选择各自的工作努力程度ei，且ei≥0。
通过分析，雇员的得益为u(w,e)=w-g(e)，其中g(e)>0。雇主追求利润最大化，得益为y1+y2-Wh-W1。用逆推归纳法，先考虑第二阶段雇员的选择。对任意风险中性雇员来说，每个雇员的纳什均衡策略，就是给定对方的选择，自己选择的努力程度一定要使自己的期望最大化。对任意i，ei必须是下列最大问题的解：
对以上式子进行分析可知，奖金的额度越大，即Wh-W1较大，会提高雇员的努力程度ei。另一方面，如果奖励不变，即Wh-W1固定，而对产出的扰动因素的影响扩大，也就是竞争的结果更多取决于“运气”而不是雇员的努力，那么雇员就会觉得努力是不值得的，就会选择较小的e*。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很好的处理薪酬问题，那么即使能够吸引大量高素质人才，也不能发挥人才的全部效用。这对人力资源实际上就是严重的浪费。
根据上式，雇员实际选择的努力也可能是解e1=e2=0。那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工资、奖金水平太低，而付出的努力负效用又很大即工作很辛苦，或者其它地方能找到更好工作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人才大量流失的现象，因此，企业必须科学地制定员工的工资水平。这不是企业的负责人拍脑袋的结果――这种现象其实在中国的国有企业中是非常普遍的，也从侧面说明了管理层整体素质不高。企业制定工资奖金水平既要保证员工愿意加人该企业的工作又要保证企业的利益最大化。由上可得企业决定的工资率是有低限约束的，即“参与约束”。
wh+w1=2g(e*)+2Ua
作者简介：徐雷（1983-），男，辽宁锦州人，博士、讲师、辽宁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企业理论、产业组织与博弈论；唐晓华（1956-），男，广西桂林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理论、企业竞争力。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YJC790167）
作者简介：徐雷（1983-），男，辽宁锦州人，博士、讲师、辽宁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企业理论、产业组织与博弈论；唐晓华（1956-），男，广西桂林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理论、企业竞争力。
摘要：提出了企业“双能力”理论的两个理论假说并以2001～2010年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验证了理论假说，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对经济发展更为有利的政府干预模式。
关键词：“双能力”； T值； 竞争力； 装备制造业；政府干预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10-0087-05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Performance of Company
at the View of “DualCompetence”
XU Lei1，2，TANG Xiaohua2
（1.Bohai University，School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Liaoning Coastal Economc Belt，Jinzhou 121013；
2. School of Business，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6）
Abstract： This paper， using a sample of the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1 to 2010， examines two theoretical hypothesis of "double capacity" theory. Result shows that the two hypothesis reality existence. Based on this， it also discusses whe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needs 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the need for what kind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Key words： “Dualcompetence”； value of T； competitiveness；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一、引言
企业发展历程表明，无论何种市场经济制度，企业竞争力的获取不仅与企业应对市场的能力相关，而且还与企业应对政府的能力相关。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对于企业竞争力的获取是至关重要的，企业需要把资源在政府和市场方面进行合理的分配才能得到理想的竞争优势。当然，政府的作用随着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变化而改变。从上个世纪出现的经济大萧条到石油危机，再到当前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每一次经济衰退都伴随着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尽管对此仍有很多反对意见，但政府对经济的大规模干预以及危机中人们对政府干预的预期已是不争的事实。并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收入的不断提高，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以我国为例，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从1996年之后不断提高，到目前已经超过了20%（如图1）。在这种条件下，面对政府干预，企业在制定其经营决策时已不得不考虑政府的影响。企业不但需要了解政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甚至还需要与政府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以维护企业的利益。因此，唐晓华、徐雷认为，企业的竞争力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应对市场的能力，二是应对政府的能力，此二者即企业竞争力的“双能力”[1]。企业应对市场的能力包括其研发能力、品牌价值、销售渠道等方面，而企业应对政府的能力则体现在企业获取政府的“支持之手”[2，3]和规避政府的“掠夺之手”[4]的能力上。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可以体现在政府对企业研发项目的支持、土地使用的优惠、产品的补贴等多个方面，而政府对企业的掠夺则可体现在政府所制定的不必要的规章制度和不必要的政府管制。
在研究企业竞争力问题时，许多文献都设计了一套度量指标体系用于对企业竞争力进行测评[5，6]，但这种指标体系往往包罗万象，从而欠缺对企业经营的指导性意义。既有文献很少考虑政府因素，即使考虑，也仅是把政府行为作为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加以分析[7，8]。杜兴强等考察了企业政治关联对企业真实绩效的影响，但却没能说清企业应该在多大程度或者说要用多少资源去寻求政治关联才能获取最高的绩效表现[9]。因此，本文试图在“双能力”视角下解释企业竞争力，把企业应对政府的能力纳入到企业竞争力中来，并将对企业竞争力与其“应对市场能力”和“应对政府能力”的关系进行实证考察，从而解释企业应对政府能力与企业竞争力的相关性以及企业资源如何在两种能力间进行最优分配的问题。
二、相关研究回顾
竞争力（Competitiveness）的概念源自于竞争（Competition），而竞争的概念则是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竞争源起于生命（组织）的自增长倾向和资源的有限性，在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规律下，生命（组织）必须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尽管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显得过于残酷，但它所带来的是通过竞争，促使生命效率的提升，促使生命努力生存发展，这就形成了进化。竞争力在经济学上的应用可以有三个层次，即国家层次、产业层次和企业层次。对于企业层面竞争力的一种有代表性的解释是：企业设计、生产在价格和质量上优于其竞争对手的产品的能力[10]。很明显，这种解释符合竞争的本质含义，按照这种解释，更具竞争力的企业将能够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并不断成长。
一些学者把竞争力视作一种能力，他们强调企业内部要素的作用[11，12]。这种观点也是被称为竞争力资源基础论的一种[13～15]。这些理论一致认为，企业整体战略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企业拥有的特殊资产，即：与知识相关的、看不见摸不着却又能让大家都能感受到的、难以买卖和在企业内各部门可分割的资产。这种特殊的具有上述特征的资产即企业“资源”或“能力”（Nicolai J Foss 等，1996），与企业外部条件相比，企业内部条件对于企业占据市场竞争优势具有决定性作用，企业内部能力、资源和知识的积累是解释企业获得超额收益和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性概念。因此，企业能力理论不仅是对传统企业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的替代，而且是对波特（1980）将产业分析模式应用于战略管理领域的替代（Nicolai J.Foss，等，1996）。但在现有的资源基础理论和企业能力理论的文献中，学者们却很少关注企业如何去应对政府，更没有关注企业应对政府的能力与其经营绩效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欠缺。实际上，自从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出版以来，那只“看不见的手”就成为了经济学家眼中支配经济运行的终极力量。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企业的生存、发展和壮大仅依赖于其应对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能力，即不断提供质量更好、功能更多、成本更低、价格更便宜、品牌声誉更高的产品或服务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被看作是“应对市场的能力”，也就是不断满足市场需求变化的能力。在亚当·斯密的时代，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的确是非常有限的，这可以从政府收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中看出：根据维尔（Weir）的数据，当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英法两国的税收各自占本国GNP的124%和68%（David R Weir，1989）。即使是在这么少的政府收入中，大部分收入也都用于军事开支和债务的利息支出根据Patrick K O Brien的数据，1776～1783年间，英国政府支出中的62%用于军事开支，30%用于债务利息支出，只有8%用于政府开支等其他项目。（数据来源于Patrick K O Brien. 的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Taxation一文）。可见，当时的政府即使希望能够对经济进行大规模干预也没有足够的财力。直到20世纪20、30年代的政府失灵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的诞生前，经济学界一直都没有出现系统的政府干预理论，这也就难怪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没有如何应对政府的篇章了。
国内学者主要从企业的政治关联入手讨论了企业与政府关系对企业经营和绩效的影响。罗党论、唐清泉的研究发现，当地方产权保护越差、政府干预越大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越落后的时候，民营上市公司更有动机去与政府形成政治关系[8]。余明桂等的研究表明，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确实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而且，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政治联系的这种补贴获取效应越强[17]。靳庆鲁等（2008）以1995年至200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经济增长、经济政策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发现经济政策显著影响公司会计业绩与股票报酬，但不同的经济政策对会计业绩和股票报酬的影响不尽相同；另外，他们还发现，在控制了经济政策因素后，经济增长并没有和公司业绩相背离。但这些研究并没能告诉我们企业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去应对政府才能获取最大的竞争力，从而取得最好的绩效水平。
下面，本文将设立研究假说，并通过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来检验企业应对政府能力对其竞争力的影响以及企业在两种能力上的权衡选择，并在“双能力”理论的框架下探讨企业应如何把资源分配于两种能力以获取最高竞争力这一问题。
三、研究假说
“双能力”理论认为，企业的两种能力，即“应对市场的能力”和“应对政府的能力”是企业以资源投入的方式获取的。首先，企业应对市场的能力就是其产品被市场接受的程度，这包括产品的品质、价格、品牌、售后服务等方面的内容。企业要想获取更高的应对市场的能力就需要投入资源组建强大的研发团队、制定高效的品牌推广战略以及建立更多的售后服务网点等。企业应对政府的能力是指企业如何获得政府的“帮助之手”和规避政府的“掠夺之手”，这包括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建立政治关联等方式。企业需要投入资源以获取这两种能力，但资源如何分配，即用于获取应对市场能力的资源投入与用于获取应对政府能力的资源投入分别是多少？“双能力”理论认为，这个资源的分配比例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仅能够决定企业的竞争力，还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首先，经济中存在一个“天然”的比例，该比例受经济体制、文化和政治制度以及行业垄断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其次，企业只有按照这个“天然”的比例来分配资源才能获取最大的竞争力；最后，企业对这个由经济自身决定的“天然”的比例并不清楚，只有依据自己的判断去分配资源，因此现实中就产生了企业竞争力不一致的情况。
上述观点可以通过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加以阐释。企业的竞争力构成为C=MTG1-T，其中C表示企业竞争力，G表示企业应对政府的能力，M表示企业应对市场的能力；T表示由经济自身决定的企业资源分配的“天然的”比例。由于应对政府的能力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的一项决定因素，因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说：
假说1：企业竞争力与其应对政府的能力正相关。
企业通过投入资源来获取这两种竞争力，而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企业会面临一个资源约束，设定其为 hM+kG=R。这里，R 是企业拥有的资源总量，即企业有R的资源可以用于获取两种能力M和G。当然，企业规模越大，其R就越大，对于极端的完全竞争市场情况有R=0。因此，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出发，“双能力”理论更适用于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中的大企业。h和k衡量的是企业获取两种能力的困难程度，取值越大，困难程度越高，取值越小，就相对容易。于是，企业的问题就是在资源约束下实现竞争力的最大化。解这个最优化问题，得到：M=TR/h，G=（1-T）R/k 。因此，企业能够获得的最大竞争力为：Cmax= TRhT（1-T）Rk1-T。
但是，企业对T值是不完全清楚的，企业只有依据自己的判断去分配资源。由于企业家能力有所不同，对T值的判断也就会产生不同，所以，每个企业的T值也就是每个企业对资源的分配比例都是不同的。这样，对于第i个企业来说，其所获取的真实竞争力取决于其对T值的判断Ti，即第i个企业获取的真实竞争力为： Ci=TiRhT（1-Ti）Rk1-T。可见，Ti越是接近于T值，企业所能获取的竞争力就越大。这样，就可以得出第二个研究假说，即：
假说2：企业竞争力与其采取的Ti值相关，并且Ti越接近T值时竞争力越高；反之，Ti与T值相差越大时竞争力越弱。
四、实证检验模型及检验结果
由于“双能力”理论下的企业竞争力是在同一行业内进行比较的，而在我国同一行业内的企业数据又很难获取，因此，本文选择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CSRC分类中的C7类行业，即机械、设备、仪表业2001～2010年的财务数据。这样，既把样本基本限定在同一个行业内，又保证了样本数量。在这个时间段内，有一些企业只是在其中的部分年度上市流通，为了得到平衡面板数据，剔除这些企业。最后，10年间共有133家企业的股票在两个证券交易所流通，于是得到有效观测值1330个。本文对两个理论假说的检验主要用到的变量包括：营业收入增长率（yysr）、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值（glfy）、财务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值（cwfy）、销售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值（xsfy）、营业外支出与营业收入的比值（yywzc）、资产周转率（zczz）、总资产增长率（zzczz）以及总资产与营业收入的比值（zzc）。
首先对各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以考察其平稳性。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的方法已有很多，本文选用LLC、IPS、Fisher-ADF和Fisher-pp四种方法对变量进行检验，以避免单一方法带来的不足。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注：***、**和*分别表示相应参数在0.01、0.05和0.10的水平下显著； 表示一阶差分。
从表1的单位根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除变量zczz外，其他变量的四种检验方法均显示出可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这些变量都是平稳的。而对于变量zczz，四个检验统计量中有两个不能拒绝原假设，因此尚不能严格确定其序列平稳性Bronzini 等（ 2009）在面板数据单位根中采用了“2/4 判断法”，即在利用LLC、IPS、Fisher-ADF和Fisher-PP四种方法所获得的检验结果中，如果能满足在显著性水平 1%、5%或 10%下至少有两个拒绝了原假设，则认为该纵剖面时间序列为平稳。本文亦采用此判断法。。 对变量zczz进行一阶差分后，再利用相同的方法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其表现出了差分平稳性（difference-stationary）。
（一）“企业竞争力与其应对政府的能力正相关”的检验模型及结果
“双能力”理论认为，企业的两种能力是可以通过投入资源来获取的。因此，可以以企业为应对政府而付出的资源作为企业应对政府能力的替代变量。这种资源付出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中主要反映在管理费用和营业外支出上。本文用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来反映企业的竞争力，这一指标体现了企业的成长性，映照了竞争力的本质。在同一个行业内，市场规模的增长是有限的，一个企业市场份额的增长就意味着其他企业市场份额的相对下降。市场份额增长快的企业一定是具有更高竞争力的企业。本文以企业营业收入的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管理费用、营业外支出和财务费用占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解释变量。以各个指标除以营业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是为了排除企业规模因素的作用。考虑到企业资产周转率、资产增长率和营业收入一期和二期滞后值对营业收入增长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加入这几个变量。由于资产周转率是非平稳的，本文以其一阶差分项作为替代。最后，考虑到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会呈现出非线性，因此，本文设立如下的多项式实证模型并采用固定效应法以不同形式来检验研究假说1：
注：***、**和*分别表示相应参数在001、005和0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字为t值（下同）表2显示了应对政府能力与企业竞争力的多项式回归结果。模型（1）是营业收入增长率对管理费用与营业外支出的一个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出只有营业外支出项的系数是显著的。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结果显示管理费用和营业外支出项的系数均不显著，这很可能是管理费用与营业外支出存在相关性导致的。于是在模型（3）和模型（4）中分别对两个变量采用了多项式回归的形式，结果显示出二次项系数均为正，而一次项系数均为负。也就是说，不论管理费用还是营业外支出与营业收入增长率之间均呈现出了U型关系。最后，本文把管理费用与营业外支出两项相加作为变量进行检验，结果如模型（5）所示，二次项系数仍然为正，一次项系数为负，营业收入增长率与该变量仍然呈现出U型关系。
关键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
作者简介：张胜军（1965-），男，湖北黄梅人，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农村教育、职业教育、教育政策；李翠珍（1965-），女，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编号：14YJA880097），主持人：张胜军；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院2014年招标课题“江西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编号：JD1492），主持人：肖称萍。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09-0057-03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是中心环节。自2012年中央1号文《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来，我国不少地方开展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试点工作。目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尚处起步阶段，迫切需要构建一种适切的发展模式。对于如何立足国情构建这种适切模式，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概述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浪潮，出现了众多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其中，以多中心治理理论最具影响力。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治理”被“作为一种阐释现代社会政治秩序与结构变化，分析现代政治、行政权力构架，阐述公共政策体系特征的分析框架和思想体系，与传统的统治和政府控制思想和观念相区别，甚至对立起来。”[1]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发表的研究报告《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将“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2]。随着治理理论的发展，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夫妇又将“多中心”概念引入其中，用来阐述其公共事务的多中心治理思想，并做出了实证贡献，最终形成了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治理理论主张：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并非只有政府一个主体，在一定规则的约束下，企业、社会组织以及遵循市场法则运行的私人机构等，都可以成为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而且，相关决策也是在资源交换、信任和协商的基础上，由各主体共同行使决策权力。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实质是强调多元主体民主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提倡政府的权利下放和权利收缩，通过自主治理和协同治理，克服公共事务政府单中心治理的弊端，减少“搭便车”、规避责任等行为的出现，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治理公共事务的机制，以实现公共福祉的最大化。
依据对中心治理理论内涵的解析，本文把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界定为：政府部门、教育与培训机构（包括各类学校、培训机构、成人教育组织等）、社会公益组织、企业、农村社区、农村居民等多元主体，通过民主决策、平等竞争、互动合作，共同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有效供给的一种方式。
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实践成果即公共事务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对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新农村建设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属于公共事务[3]，理应实现多中心治理。
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应用多中心治理模式的价值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应用多中心治理模式，对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有效供给，具有多方面价值。
（一）有利于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决策的科学性
政府虽然是公共利益的集中代表，但公共经济学认为，政府的有限理性和“经济人”特征，决定了政府容易在公共事务决策中独断专行，造成诸多的决策失误和无效决策。掌握大量、全面、真实的信息是科学决策的前提，而政府拥有的决策知识和信息总是有限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多中心治理，强调决策中心下移和多层次展开，要求政府之外的主体，如企业、农村经济组织、教育与培训机构、培训对象等都能参与决策，依靠集体智慧，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
（二）有利于打破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发展的资源瓶颈
现代政府应是“善治”理念下的“有限政府”。“有限政府”理论告诉我们，尽管政府理应对属于公共事务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承担巨大责任，但这种责任必然有其边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要多种资源，如合格的师资队伍、充足的经费投入、务实的培训课程、良好的培训场所和物质设备等。其中许多资源为企业、农村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或私营业主所占有，而政府或不占有或占有不充分。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多中心治理，使这些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无疑可以极大地丰富培训资源。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不少地方财政还比较困难，对农民教育与培训的公共财政投入严重不足，这就更需要通过多中心治理，打破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政府单中心治理必然会遭遇到的资源瓶颈。
（三）有利于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
从“利益相关者”的理论视角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过程，本质上也是一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受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影响或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所有主体，如政府、涉农企业、农村经济组织、教育与培训机构、社会公益组织、培训教师和培训对象，等等。由于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利益诉求，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利益冲突。如果这些利益冲突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就会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长远发展的桎梏。
博弈论也认为，当博弈各方协调一致去寻找有利于共同盈利的战略时，就会出现协同性均衡状态。这就意味着各利益主体在不断的互动中，将会逐步放弃自我“单独行动”策略，转而采取互惠的合作策略，以创造“多赢”的博弈机会[4]。因此，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应用多中心治理模式，有助于解决多元培训主体的利益冲突，强化彼此的合作行为，为培训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四）有利于满足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大体分为如下几种类型：1.现代农业生产型人才，如种粮大户、农场工人、养殖专业户等；2.现代农业经营型人才，如运用市场法则从事农产品加工、仓贮、运输、销售的从业人员；3.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型人才，如植保员、信息员、防疫员、水利员、农机修理工等；4.现代农业管理型人才，如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农业公司管理人员等；5.现代农业发展带头人，如农业科技推广示范户、家庭农场主等。不同类型的职业农民之间，还有行业之别和层次高低之分。
作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对象，主要包括：有一定文化和技术基础的青壮年农民、农村干部、农业技术服务人员、家庭农场主、种粮大户、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农民工、大学生村官、回乡创业大学生等。这些培训对象成分复杂、个体差异显著。
培训对象的复杂性、差异性，以及新型职业农民类型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提出了多样化、个性化要求。在单中心治理模式下，政府提供的农民培训是唯一的卖方市场，培训对象只能被动地消费，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在多中心治理的制度安排中，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既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企业、私人机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益团体等非政府主体供给。有了丰富的培训产品供给，培训对象就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偏好，选择符合自己发展需要的、个性化的培训产品。
（五）有利于形成市场竞争，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质量
在单中心治理模式下，政府通常以两种方式为农民提供教育与培训产品：一是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如教育行政机构、农业部门、妇联等，直接开展相关的农民教育和培训活动；二是政府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威，通过行政命令直接指派一些学校、企业、社会培训机构、农业科研院所等，开展农民教育与培训。无论是这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都是由政府单中心决策和分配资源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培训。由于缺乏合理的竞争机制，其培训的质量往往难以得到保证。
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市场机制通常比政府控制更具效率。如果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应用多中心治理模式，政府、公共组织和私人机构，就都可以提供培训产品和服务，培训资源也将通过市场法则配置，这就势必导致公共机构之间、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之间，以及私人机构之间的竞争行为。为占有培训市场份额、取得竞争优势，所有参与竞争的培训机构和组织，就要通过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增加培训投入、改革培训教学方式等手段，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个性化、高质量的培训产品。
当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发展的难点之一，就在于如何引入市场机制，形成有活力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竞争格局。
三、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构建
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关键在于形成合理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构建，也应循此逻辑。
（一）形成多元化的主体结构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的主体，应包括政府部门、学校、社会培训机构、企业、农村社区、农村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等。在多中心治理结构中，不同主体应有不同的角色分工和功能定位。例如，政府应扮演好“掌舵者”角色，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信息收集与、政策供给、制度建设、经费保障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教育与培训机构应扮演好“培训教学资源提供者”的角色，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师资供给、课程开发、理论教学等方面，发挥其智力优势；企业有场地、原料、设备等实训资源，应扮演好“培训责任共担者”的角色，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实用技能培训的主力；农村社区则应扮演好“组织者”角色，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环境建设、组织动员等方面，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只有形成多元化的主体结构，才有可能满足不同培训对象的个性化培训需求。因此，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形成一个基于不同角色分工和功能定位的多元化主体结构，是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必要前提。
（二）构建扁平化的组织结构
在农民教育与培训的单中心治理模式中，政府是权力中心，是政策决策的最后“拍板人”。政府通过行政权威和行政命令，建立以控制为特征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管理结构，开展“自上而下”的农民教育与培训。事实证明，这种“自上而下”的农民教育与培训，通常存在缺乏针对性、实效性，不但造成了宝贵培训资源的大量浪费，而且也常常导致了培训政策目标的实际漂移。
要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就必须构建一种基于主体地位平等、权力向度多中心的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在这种组织结构中，尽管各主体的角色、职责和权利内容不尽相同，但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控制和支配关系。政府和其他主体一样，都是这个扁平化的互动治理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各主体地位平等。地位平等的各主体，在真诚对话、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共同做出的培训决策，不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也具有较强的合法性，容易得到各主体的心理认同和实际执行。
（三）选择多样化的治理工具
不同工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功能，多中心治理需要选择多样化的治理工具。例如，政策工具具有引导、监督、激励、评价功能；制度工具对主体行为具有规范功能；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专项拨款等经济工具，具有激励功能；网络、媒体等信息工具，具有信息、信息传播功能；社会公益性组织、大学生自愿者等志愿性工具，因其公益性和专业性，具有较强的专业支持功能。因此，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模式，必须选择多样化的治理工具，形成一个合理的治理工具结构。
（四）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
要保障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实际运用，还应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这主要应包括：1.政府要转变职能，在政府、社会、市场三种关系中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合作机制；2.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元主体的利益整合；3.建立民主的决策机制，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合法性；4.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和支持企业、农村社区、社会公益性组织、教育与培训机构、家庭农场主、城乡居民等，积极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5.建立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资源的使用效益；6.建立多中心的监督机制，强化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过程和质量的全方位督查和评估。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作为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目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正在全国各地逐步展开。我们有理由相信，借政策东风和思维创新，立足国情，构建一个结构合理、运行有效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模式，必将有力推动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柏瑛.当代地方治理――面向21世纪的挑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9.
[2]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
一、作者情况及本文献诞生的背景
迈克尔・简森(Michael Jensen)是美国当代著名财务经济学家，现为哈佛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名誉退休教授。他分别于1962年获得麦考利斯特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64年获得芝加哥大学金融方向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以及196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金融学和会计学博士学位。迈克尔・简森1967年起执教于罗切斯特大学，从1984年起任该校金融和商务管理专业LaClam荣誉教授。他于1973年创办《财务经济学期刊》并在1977年建立罗切斯特大学管理经济学研究中心，担任主任一职直至1988年。1985年起他进入哈佛商学院任教，1994年与法玛等人合作，创办社会科学文库公司。
20世纪60年代末以前各国会计理论研究主要以定性的文字描述为主、重视内在的逻辑性，但不对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地验证。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为了走出“经济滞胀”的怪圈，开始放弃凯恩斯主义，从强调干预和管制转向放松干预和管制。这种反传统思潮为实证会计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孕育的土壤。会计环境的发展对实证会计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以美国会计学家简・鲍尔(J・Ball)与P.布朗(P・Brown)于1968年在《会计研究杂志》发表《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性评价》作为起始标志。首开实证研究之先河。1976年，迈克尔・简森在斯坦福大学举办的“1976斯坦福会计年会”上发表了被后人称之为“罗切斯特学派宣言”的演讲一《关于会计研究现状与会计管制的思考》并于同年发表。
二、《思考》的基本结构
该篇正文结构简洁、清晰，分别围绕两大主题展开，首先批判地评价了会计研究现状，其次分析了会计实务管制的现行趋势及将会计职业引向何处。
本文第一部分为引言，介绍演讲的两个主题，宣告“罗切斯特学派”的诞生；第二部分为会计研究的批判性评价，抨击传统会计研究的缺陷、传统会计研究偏好“应该做什么”类型的问题以及对实务问题解决作用有限甚至没有作用；第三部分为财务的发展史，从财务发展史(1958年前、1958至1970及20世纪70年代初的五年间)不同阶段的对比，说明了实证理论对解答规范问题的重要性，实证理论和证据丰富了研究手段；第四部分为需要实证会计理论的原因，举例说明实证理论是回答规范问题的前提，提出对实证会计理论发展的前景预期；第五部分为变革的若干建议，提出了会计系统中的人――“REMM”假设，重新审视会计系统的各方参与者；第六部分为会计准则与披露的管制及对公司的责难，分析了证券交易委员会从限制自身的准则制定活动到加强准则指导方面的作用的转变，提出更多的政府管制必然对审计师和公司造成压力，甚至可能“摧毁”公司这一组织形式；第七部分为现行趋势对会计职业的影响，分析了民间准则制定机构难以保持准则制定权，对会计准则与披露的管制加强会增加会计师事务所的成本，成本最终转给公司促使其数量减少，而会计师事务所只能希望国有企业或政府机构接受审计服务，以保持审计市场。
三、《思考>的主要学术观点
(一)会计研究的批判性评价以往会计研究一直是非科学的，注重的是规范性与确定性的命题。会计并不缺乏理论。但在会计学中，所谓理论一直以来都意指规范命题。如在资产负债表中，如何处理租赁；资产负债表和收益表中是否应使用重置(或清算)价值；物价变动如何核算；拥有国外权益的公司如何核算汇率变动；存货如何计价；年度财务报表应报告的内容；中期财务报表是否应该审计；在合并报表中如何处理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权益。 本文认为，所谓的会计理论对会计实务不产生实质性作用：文献中有很多讨论是关于会计报告使用者“需求”的。但很少甚至没有人注意会计报告提供者的“需求”，提供方的力量、对会计实务的影响；大多数公司将间接费用计入业绩中心的原因；公司改变会计技术、公司变更审计师的原因；成立会计程序委员会、会计原则委员会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这样的职业团体来规范“公认会计技术”而被批评的原因；法律规范和规则是如何影响会计实务的；公司在税收申报之外一贯采用历史成本折旧；公共会计公司以合伙制为组织形式；基金会计不同于公司会计；注册会计师认证程序对会计实务和会计研究产生的影响；针对注册会计师考试的会计教育方案要求教师花费大量精力教授学院派的知识，给会计研究的重心带来的影响；会计界强调“职业主义”和“职业道德”。
会计里的许多行为研究都可以归为实证。．但学术界和职业界，只有认真尝试发展了一套实证理论后，对孜孜以求的规范问题才能取得重大进展。相比大量关注资本预算和转移定价的管理会计领域，财务会计更为严重。
(二)财务的发展史财务的近代史回顾说明了实证理论对解答规范问题的重要性。在1958年之前，各种特别理论充斥着文献(和实务)，理论细节和定义充斥着课本，很少甚至没有提供合理的证据。财务理论经过筛选后逻辑不连贯，完全是规范导向，主要关注股利、投资、资本结构和营运资本政策等的最优化问题，而对市场、个别激励和分析性财务环境中的均衡实质很少涉及。1958年出现了MM定理、随机游走理论和投资组合理论。1958至1970，有影响力的大学所做的财务研究几乎和理财实务没有关系。
但最近五年间财务理论变得丰富，并可以解释各种实际问题，如决定债券契约中各项条款的因素；破产和破产成本的影响；组合选择中信息的最优运用程序；组合业绩的评估；不确定性下的资本预算；最佳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新股发行的权利和承销协议；最佳养老金政策；兼并的理论和经验效果。
大多数的美国主流财务研究中心在公司理财实际问题研究和纯理论领域的拓展方面投入了同样的精力。对于规范问题，一旦拥有了丰富的实证理论和证据作为研究手段，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的复杂性，理解公司与公共政策制定所处的市场环境下均衡实质的精妙。
(三)实证会计理论需要的原因 实证会计理论的发展将解释会计具有目前的状态、会计师从事目前所做的工作的原因，会计实务对人们和社会资源的应用产生了何种影响。实证理论是回答规范问题的前提。会计实务及其变化方式源于一个不同利益方达成均衡的复杂系统。某些利益方容易辨认，如公司管理当局、内部会计职员、股东、债权人、监管方、证券分析师和其他财务报表
的使用者以及审计师。必须较好地理解各利益方之间的交互作用并识别其他的利益集团，才能真正在规范会计问题上有所进展。
会计规范研究总试图寻找文字表述绝对的问题的答案，如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或者投资者的信息“需求”是什么，会计人员如何满足这些“需求”。要从中获得有益启示的唯一方法是重新表述问题：什么样的制度变化会改变相互作用的各方的激励从而推动均衡转向“有利”方向。
所有目标同时满足是不可能的。虽然经常提及社会利益，但许多关于会计是什么的讨论却不涉及帕累托最优。这种讨论反而被冠以“有用性”之类的内容空洞的词汇。这些问题唯一的解答应是基于不同行动方案对人们及其行为、财富以及资源利用的真实影响的选择。
(四)变革的若干建议要发展实证会计理论必须在会计研究中有所变革。比尔・麦克林(Bill Meclding)和本文推荐“REMM”’，将个人视为机智的、会评价的、最大化倾向的人。REMM指机智的，在于个人会考虑环境和自身行为变化后果的原因；会评估，对任何事物及所有方面的不同替代品有偏好，而且受最大化倾向影响，按照预期实现最大的收益。REMM应区别于其他学科研究中的“社会人”、“心理人”、“经济人”和“政治人”概念。
这些称谓经常在社会科学尤其是会计中使用。例如，会计人员经常被指定为社会人，所做的即职责所在，因为教育是被灌输了职业道德，受“公认会计原则”的指引。没有个人需求和创造力而且不会对环境中的激励有任何反应。财务报表使用者常被称为是心理人，需要客观性。会计原则委员会、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或证券交易委员会之类的监管机构的成员通常被视为政治人，是利他主义者，追求真理而不考虑个人利益。但是，审计师、经理、银行家等以及其他官员都是REMM。若能意识到这点，将其最大化行为分析纳入模型中，就能更快地发展实证理论。一旦开始视系统中的个人为REMM，就要关注个人面临的激励，以解释其行为，即自然地得到会计实证理论。
不考虑规范问题的纯粹的实证研究是不可行的。然而，这些规范思考和在会计中常见的有微妙且重要的区别。当建立实证理论时，赋予REMM以目标，在REMM决策问题上运用规范方法并得出最优政策。然后假定涉及的所有REMM均按照最优政策行动并研究如此均衡的特点。
(五)会计准则与披露的管制及对公司的责难 自1972年勃顿(Burton)先生出任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首席会计师以来，证券交易委员会在会计与披露准则的制定方面发挥了日益强大的作用。在会计职业界由民间部门负责这类准则的制定，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尽管在40年前证券交易委员会就已经取得了法定的准则制定权，但以前它允许民间部门的会计程序委员会及其继任者会计原则委员会保留准则的制定权。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成立在某些程度上是为了保持民间部门制定准则的权威性。然而，即便有了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仍继续在准则的制定方面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如对生产能力和存货的重置成本的披露要求。
尽管证券交易委员会拥有对会计实务要求的法定职权，但知道政策发生改变的原因，就能更好地了解会计的未来。同时，证券交易委员会在指示准则方面发挥了日益强大的作用，它同法院一起使审计师的功能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审计师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因没能披露重要事项和公司管理舞弊而承担的压力。审计师还面临着对中期报表、财务新闻稿、营业报告作出证明的压力，并被要求对公司的内部控制系统作出评价和证明。
这类事件不仅影响会计职业，还会继续对公司这一组织形式施压。法律强迫大公司成为实现所有社会改革的工具。究其原因，公司代表了易被特殊利益团体和政界征用的可视巨额财富。公司这一可行的组织形式正在被摧毁。它源于民主政治形式和市场体制的基本冲突。拥有最终权力的政府发挥了两种不同的作用。政府有责任保护个人的权利并执行契约。但是，它也有权通过立法和法院的决议改变个人的权利。政治家、者和不同特殊利益团体利用后一种权利以损害他人为代价增加自身的福利，这是民主政治和市场体制发生矛盾的基本原因。随着私权的消灭，有更多的政府控制、更多的管制及更多的者。
(六)现行趋势对会计职业的影响会计准则制定委员会存在的一个简单假设是更多的统一会计方法能降低使用者解释公司报告的信息成本。然而，一旦成立这样的委员会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它便要遭受政府的规则制定者普遍受到的同样的压力。
赞成审计师应对未发现舞弊负责将加大审计成本，因为这需要消耗额外的资源。未发现舞弊的潜在法律责任将加大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和保险费用。既然所有的审计师都要遵守同样的规则，那么这些增加的成本将转到公司客户。这些增加的成本可能很大，会大大超过效益。另外，公司的审计需求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法律约束这项服务成为必需。审计费用的增加相当于是对公司组织形式的另一项特种营业税，也是其转让时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这些增加的成本最终将会转嫁给消费者。但是像联合铁路公司这样的国有化企业、其他公共事业或非营利组织不需要遵守同一个规则，从而增加了其对私营公司的竞争优势。
如果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能成功地保持民间部门制定准则的职能，民间部门将失去这一权力，除非它遵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意愿，民间部门能保留准则制定权的唯一办法是取得国会强有力的支持。但是国会的利益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和会计职业界的利益并不一致。一旦出现(或者说是制造出)另一个“危机”，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将承担全责。
会计师事务所会发生由不曾预料到的债务、培训等而导致的过渡成本，这些成本不会马上准确地反映在收费上。但最终增加的审计成本将通过增加收费而强加于公司所有者及其产品的消费者身上。这会促进公司的摧毁，从而减少对审计服务的需求，公共会计职业界的规模也会变小，最终利益受损。解决办法是显然的：利用政界去游说对所有的替代公司的其他组织作出审计要求以及强制像联合铁路公司、全国铁路客运公司和政府机构那样的组织接受审计。虽然1976年证券交易委员会提议对所有未偿债务超过5000万美元的市政当局对外公布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但国会对此并不在意。
四、《思考》对西方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主要贡献
(一)20世纪60年代末前的西方会计科学理论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前，会计理论研究中是规范会计研究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会计理论体系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步形成。规范会计学派的倡导者是澳大利亚著名会计学家罗纳特・J・钱伯斯(Roy-mond Chambers)。他认为会计研究人员不能满足于解释与证明现存实务，而应当运用演绎法建立一套更完美的会计目标。由于处于不同环境中的会计学家们对会计“应当是什么，应当不是什么”的完美性的理解不同，故在规范会计学派内部又出现了一些持不同
学术观点的次级学派，各派既统一在规范会计学派的大旗之下，又自成体系。其中较主要的有真实收益学派、决策有效性学派、事项会计学派三大分支。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学和财务学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的扩大化和广义化，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研究方法已不再满足于定性的演绎或者归纳推理，而是逐步转向实证分析。实证研究方法最初起源于实证主义哲学思想，首先是19世纪30～50年代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想，继而是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的马赫主义思想，20世纪30年代开始流行的逻辑实证主义思想，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兴起的波普尔的朴素证伪主义，以及后来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思想，即所谓“证伪主义哲学”。
(二)20世纪70年代后的西方会计科学理论发展1968年，鲍尔和布朗在《会计研究杂志》发表的《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性评价》和比弗(Beaver)在其增刊《会计中的经济研究：论文集》发表的《年度收益报告的信息含量》，首先在会计领域使用了经验性研究方法，即先提出假设，然后用数据分析的方法加以验证，从而开创了会计领域实证研究的先河。之后，一大批年轻的会计学者(以“罗切斯特学派”为主要代表)逐步竖起实证会计研究这面大旗，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给会计理论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震撼。
迈克尔・简森的这篇向传统会计研究提出挑战的檄文，在西方会计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一些年青的学者接受他的实证思想，聚集在他所擎起的这面大旗之下。“罗切斯特学派”在促使西方会计学界接受实证――经验研究方法，改变会计研究侧重点方面，发表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文章，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会计学界的研究思想、观念以及研究方法的改变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罗切斯特学派本身的成长和发展过程，集中反映了西方会计学界思想观念转变的过程。
瓦茨(Watts)与齐默尔曼(Zimmerman)也就此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不仅重申了简森的基本观点，而且提出了新的看法并指出，传统会计研究之所以对现行会计实务和会计准则的制定不能产生实质性的直接影响，其关键原因就在于缺乏有效的研究方法。长期以来，研究者采取的规范研究方法具有一个明显的通病，那就是缺乏事实证据。因而研究者们提出的种种所谓“理论”，是个人的主观臆断或意见陈述。传统会计理论方法论上表现出的这种欠缺和薄弱，致使会计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相邻学科。经过数年的努力和探索，瓦茨和齐默尔曼在总结实证一经验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发表了《关于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1978)和《会计理论的供给与需求》(1979)两篇论文并于1986年发表了专著《实证会计理论》。这本专著的发表标志着实证――经验研究开始跨入体系化阶段。该书不仅把作者和其他实证――经验研究者近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统总结，更加鲜明地突出罗切斯特学派在理论研究中的方法论特征，而且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会计研究所发生的变化作了概括，较完整地介绍了实证会计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由于简森、瓦茨和齐默尔曼等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开拓性研究，从而促使了实证会计理论在西方财务会计理论中得到认可、普及和发展。
会计领域的实证研究强调“可证实性”，注意利用数学工具，提倡研究的定量化、精确化。实证方法的应用，拓宽了会计研究的领域，把会计研究的领域扩展到资本市场研究(如会计信息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会计政策选择)和行为研究等领域，从而丰富了会计理论的内容。实证会计早期研究资本市场与财务信息披露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转而研究会计政策选择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除了会计政策外，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审计活动也成为研究对象。
五、《思考》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一)对现有实证研究成果的指导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经历了理论介绍、初步运用和逐步推广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实证会计研究引起了我国会计学者的注意，开始出现有关实证会计研究的介绍性文章并伴随实证会计研究的理论探讨。1995年至1998年实证会计研究的理论探讨过渡到了具体运用阶段。赵宇龙发表在《经济研究》1998年第7期上的“会计盈余披露的信息含量”一文，标志我国会计界对实证会计研究从方法介绍进入到实际应用。实证研究正向学术界展示其新颖、务实的全新魅力。我国学者在有效市场检验、公司盈余管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投资者的决策行为、资本成本和股利政策等方面都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初显成果。
首先，是在关于资本市场有效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吴世农(1993，1996，1997)的系列研究表明，1993年以前，深市每日股票价格并不是随机、独立的，有许多已公布的交易信息并未反映在当时的价格中或被当时的股价所忽略。深市并未通过弱式效率检验。1996年的结论是，我国股市尚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弱式效率。1997年的研究结果表明，沪市未达到半强式效率。沈艺峰和孙铮的研究也表明，我国股市对历史信息的反映效率较低，未达到半强式效率。陈小悦等人的研究显示，深市较早地达到弱式效率，沪市在1993年逐渐达到弱式效率。总体结论是我国股市已经达到弱式效率。赵宇龙(1998)的检验也不支持沪市具有半强式效率。
其次，是在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方面。会计政策的选择会产生一定的经济后果。孙铮、王跃堂(1999)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上市公司存在操纵利润的倾向，上市公司利用变更会计方法等手段虚饰利润。在监管制度的实证研究上，我国学者对10％现象的研究比较成功。10％现象指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使其净资产收益率达到配股及格线要求的10％。该研究产生了明显的政策性意义，中国证监会接受了学者有关10％的研究成果，逐步降低配股的门槛要求(如最低6％)，甚至基本取消这一要求(增发新股)。
(二)对未来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借鉴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实证会计研究应循序渐进，创新思维习惯。实证会计研究方法在我国还没有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应增强人们对实证会计的关注。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政策性效应还十分明显，非会计性信息对市场的影响较大，应努力寻找西方实证会计研究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的最佳结合点，构建合理的会计研究方法体系。此外，实证会计研究要求改变人们的思维习惯和叙述方法，研究的起点应从会计实务出发。
第二，努力拓展实证会计研究的新领域。实证会计研究的领域是广阔的，许多会计实务通过开展实证研究能够得出较为切合实际的科学评价，并对会计改革的方向提出指导性建议。需关注的研究领域，如以会计准则为核心的会计选择行为的研究，2006年会计准则的与执行正是新的契机；进行会计信息与证券市场关系的实证研究，在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所引发的背景下针对一些特殊的会计信息，就证券市场对其有效性开展进一步的探讨，以寻求更多的证据；关于审计实务的实证研究，尚有许多领域的问题等待探索，如审计基础理论的研究，包括CPA的独立性、审计的社会期望、CPA的决策过程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