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6 17:29:3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民族性；内生性
民族经济学自1979年创立以来，在学科归属、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不少争议，一些学者对民族经济学学科发展持批判态度，另一些学者持拥护态度，但无论批判基础上的否定还是批判基础上的支持，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面临着“两难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族经济学发展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和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理论体系，甚至没有独立的核心概念即逻辑起点。尽管学者们提出了上述问题，但仅有少数学者提出了民族经济学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要厘清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目前出现的概念上和理论逻辑上的模糊性，首先应该确定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通过比较和分析相关研究成果，对确立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方向、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文中提出以民族内生因素产出的矛盾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与大家进行探讨。
一、关于民族经济学对象的不同认识
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学术界已有不同认识。黄云、王文长、黄建英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各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具体的各民族人民的经济问题。施正一先生、施琳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民族经济问题，它是民族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李忠斌 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邓艾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对象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状况和家庭经济生活特点等。以上几种认识都集中讨论民族经济学究竟是经济学科还是民族学科。而刘永佶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
通过以上几种表述可见，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尚未达成统一。要么以民族人本身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要么以要么以民族地区的经济特征作为研究对象；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规定为中国各个民族经的经济问题研究；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宽泛，从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体去研究。即便是刘永佶教授为民族经济学进行的创新性逻辑论证，但他是站在全人类鸟瞰的民族经济学，让学者们感到概念过度膨胀，似乎世界主流的经济学都应被囊括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之中，并且只要仔细阅读由其主编的《中国经济矛盾论》就会发现，《民族经济学》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体系都似乎是对《中国经济矛盾论―― 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政治经济学大纲》体系的一种演绎，而内容则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民族学理论的归纳（当然创新的智慧在其内容中无处不在， 但从其构建的理论体系来说仍是不足的）。《民族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本质是一致的，因为都是以劳动者主体而展开的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的规定，这样一定会让学者们质疑这样一个问题，即究竟什么是民族经济学，它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何在？鉴于此种原因，本文更倾向于将刘永佶教授规定的民族经济学看成是“中华民族经济学”或者“中国政治经济”（尽管这么看待也不尽合理）。
尽管如上所述，民族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多数学者认同的是民族经济学是具有二重性的：“民族性”和“经济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应该从这两点去寻找学科的研究起点、研究对象，只有规定了对象才能明确研究的方法和学科性质，进而获得广泛认同。
二、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是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只要“民族与经济的辩证结合在理论形态上尚未溶于一体”，就永远无法解决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分歧。各民族经济活动的特征以及经济矛盾都体现着本民族特征，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在”理论形态上溶于一体”，要求研究对象应该是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即考察民族人口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规律的民族性根源。
将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规定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合理性。民族的含义决定民族经济应突出民族性，也便于将民族因素内生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研究。根据斯大林的定义，民族有四个因素，其中，共同经济生活是民族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共同经济生活表现在共同文化上。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这必定是因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特点不同决定的。尽管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斯大林定义中的四个因素在当今看来也许并不完备，但只要是存在着的人，一定有其社会属性、阶级属性、民族属性，在经济活动中一定会表现出具体的属性。譬如，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特征、心理特征、文化特征。回族、藏族、蒙古族、壮族、苗族、赫哲族等55个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等民族性特征，这些特征对其表现出来的经济活动也不尽相同。譬如，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由其饮食特征发展了清真餐饮业；藏族信仰佛教，农业生产中不愿意使用农药成为产量低的影响因素之一；毛南族的“红筵”、“搭红桥”、“肥套”、“套三朝”①等迷信思想对本民族经济活动有影响。这意味着各民族的经济活动因内生的民族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特征，民族经济问题研究也应突出民族性，民族经济的研究对象应从各民族内在的特征去寻找经济特征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矛盾，探寻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规律。
三、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更加明确其研究内容，也更能反映研究的任务是要揭示民族因素对经济影响的规律。首先，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表明不是简单地用民族学的眼光去研究经济问题；其次，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触及到了民族经济特征的源头性因素；最后，民族内生因素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规定了主体的民族属性。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表现在：1.与“民族经济是研究各民族经济问题”相比，内涵更加明确。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比较模糊，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是各个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比如，藏族经济、蒙古族经济、回族经济等。同时，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的是从宽泛的层面，诸如各民族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贫困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都属于其研究的范畴，无法体现明确地体现经济的民族性，也很容易致使学者用一般的经济原理去分析经济问题，这样也必将陷入学术界关于民族经济缺乏特殊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的质疑中。2.与民族经济学是“是以研究民族经济问题为对象的学科，它具有民族学和经济学的综合性质”相比，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性因素的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明确了民族经济学是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进行研究的，这无疑对民族经济学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3.与“民族经济学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相比，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这一规定除了在外延上更广。除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还可以研究世界民族经济，不仅研究少数民族人口经济还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民族性因素与经济性因素融为一体的研究。4.与规定为“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相比，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不仅明确要在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经济矛盾，还表明要将民族因素作为民族经济矛盾的内生变量，并由此能区分民族经济学与中国政治经济学，从而要求构建的理论体系也有所不同。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一般经济学存在着必然联系。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的规定是把民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来构建的，其理论必定是在一般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改造，它将与一般经济学的联系具体表现在：1.与政治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生产关系”，社会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去民族的经济研究，抽象了民族因素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研究。而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则正是“穿上民族服装”的经济矛盾和关系研究。2.与发展经济学相比，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是抽象了各民族经济特征的一般经济理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研究经济的发展问题，而且还必须从民族性去探究其经济发展规律。3.与区域经济学相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某一地理区域的经济问题，是具有某种经济特征和经济发展任务的“经济地理区域”。在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大多研究的是中国某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这恰恰也是学术界争议或批判民族经济学实际上是区域经济学的“致命伤”。是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故而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的缘故。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探索由民族的典型特征所引起的经济特征的变化规律，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加符合民族的发展特性。因为地理区域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有的民族而不能成为其根本的影响因素。譬如，生活在中国的朝鲜族和生活在朝鲜的朝鲜族相比，中国的朝鲜族虽然保留有朝鲜半岛母体民族的部分文化，但也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中国与朝鲜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经历的社会变革不同，于是二者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意识和不同的经济特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区域不同，而是由民族性因素共同影响所致。因此，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民族经济学有别于其他学科不同的独特的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无论从已有的规定看，还是从与其他学科的区别看，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更能体现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存在着的独特的研究对象，更能反映民族经济的根本矛盾，也能更能明确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注释：①源自毛南族的一个传说，旨意是人能生儿育女，全家团圆幸福，都是万岁娘娘的恩赐，到生下孩子后，选择良辰还愿，杀十几头甚至几十头牲畜祭祀、还愿，这种风俗有时会把一些家庭弄得倾家荡产，反过来，为了不因还愿而致贫，毛南族农民饲养牲口数量多，也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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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建红.论民族经济学体系构建方法.世界民族，2010（03）.
我国商业经济学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建国初期到七十年代末是我国商业经济学的初创阶段;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初步确立了商业活动中的经济关系和商品流通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商业经济学科体系;九十年代初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得以确立，以高等院校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为转折点，商业经济学研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代表作有如下几类:人民日报出版社《现代商学通论》(1994年版，黄国雄等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贸易经济学》(1995年版，林文益主编)、中国商业出版社《商业产业论》(1995年版，徐从才等著)。综观各种商业经济学教材，笔者认为存在着如下一些问题。
(一)研究对象不明确
现有的各种版本的商业经济学教材，对于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的表述各不相同，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类:“关系论”、“规律论”和“实务论”。“关系论”认为，商业是交换的发达形式，研究商业经济首先要从研究交换开始;商业在社会的商品交换中处于中介地位，因而以商业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就成了商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可操作性很差。“规律论”则认为，在商业这个特殊的经济领域内起作用的是两类规律:第一类是一般经济规律，第二类是商业自身特有的规律。商业经济学的任务在于阐述后一类规律。事实上，经济学意义上的商业经济研究不能把经济规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而只能是研究的结果;并且，所谓的两类经济规律并没有划分开来的必要;再者，就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趋势看，能够被普遍接受的经济规律是愈来愈少而不是相反。“实务论”则认为商业经济学应该突出实用性，以商业业务作为研究对象，这样商业经济学就能够摆脱学究的形象，被社会所接受。殊不知，这恰恰使商业经济学与商业企业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相混淆，最终将断送商业经济学的发展。研究对象的不明确必然导致理论体系不完整、缺乏严密的逻辑联系，出现许多以政策取论分析的现象。
(二)研究内容空泛化
现有的商业经济学由于研究对象不明确，又固守“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前提，因而在研究内容上有许多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复和延伸，沿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重复其结论。学生常常有“何必再学”的困惑。同时，有相当多的教材将商业内部具体操作的业务细节纳入，冲淡了商业经济学作为经贸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的学术研究氛围。研究内容的空泛化使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感到内容枯燥、空洞、乏味，非常难以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也许是所有从事商业经济学教学的教师的深刻感触。
(三)研究方法简单化
迄今为止，所有的商业经济学教材在研究方法上仍然以规范研究、定性研究为主，基本无视西方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定量研究方法的存在，导致对大量商业经济实践的解释乏力。即使在定性分析中，也是对商业自身运行的分析很少，而表面化、大众化的结论很多，缺乏作为专业基础理论课教材所应有的深度。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缺少现实经济的根基。学生普遍感觉抽象、一头雾水，学习过程中也难以给予相应的重视程度，给教学带来很大困难，其实我们每年有相当丰富的商业统计资料可用于实证研究的。
二、对商业经济学教材建设的思考
应该说，商业经济学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在我国的大多数经济类教材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在很大程度上导源于传统经济学的不足。在我国加人WTO以后，我们的经济类教材面临着重大的变革。这里，笔者主要谈谈商业经济学教材建设的思路。
(一)确定研究对象为商品交换服务的供求和运行机制
界定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必须分析其学科特性和研究目标。商业经济学首先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经济学的本质就在于研究由资源配置而引起的产品供求;贸易活动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本质上是一种无形产品—商品交换服务。因此，商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是商品交换服务的资源配置所决定的供求和运行机制，而商品交换服务又涵盖整个经济活动中的贸易活动。所以商业经济学在加入WTO以后改为贸易经济学更为妥当，更容易使贸易理论融入主流经济学的体系中。这样，在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可以使贸易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专门分析商品交换服务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为分析、解释、研究、考察贸易实践提供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框架，而不能将它看作为简单的只研究商业的部门经济学。
(二)确定研究内容
贸剔淤撇材建设的重点是确定其研究内容，这是一个非常艰难、复杂的问题，笔者抱着与其藏拙不如献丑的态度，提出一个粗略的思路。贸易经济学的内容也许可由如下几方面来组成:(1)分工与交易的均衡理论:专业化和交易的选择、专业化和综合化的均衡、交易费用的下降导致交易的发育等等。(2)市场理论:市场规律、市场原则、市场发育、市场体系、市场进人和退出的壁垒、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不同市场态势对商品交换的影响等等。(3)贸易形式理论:分析对社会、企业而言，选择什么样的贸易形式能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交换总效用。现货贸易和期货、期权贸易;纯粹买卖和商业信用买卖;买断和、信托、经纪;批零(超市、百货、连锁、综合商社)等等。(4)贸易企业理论:“纵向一体化”后贸易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实现问题、贸易企业如何选择流通环节、流通渠道以及其影响因素、集团化和单体化的选择、贸易企业的结构与布局、贸易物流等等。(5)内外贸之间如何保持均衡:贸易顺差、逆差与内贸之间的均衡、流通领域内外资的均衡等等。(6)整个流通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均衡:工业与流通业、农业与流通业的均衡等等。(7)贸易管理理论:贸易扩张、贸易保护、贸易法律、贸易管理体制等。
1.1 教育目的和经济目的的冲突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虽然现存的教育目的存在培养“道德理性人”、“生活自然人”和“现实社会人”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教育的最终目的仍是培养出一定的符合特定理想目标的人。然而，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①经济的目的是如何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教育目的的理想性和经济目的的现实性直接促使了教育经济学内部理想和现实冲突的生成，这表现为在教育领域中追求教育公平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冲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与专业技术培训的冲突；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与大学自制的冲突等。
1.2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冲突
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及教育领域内的经济现象和规律。多数国内学者认为，正因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是教育与经济相关的领域，故它的研究更多应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②虽然目前的大数学者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都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但教育经济学在现有理论构建和具体研究中还是难以摆脱简单用经济学方法来分析教育问题的顽疾。教育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冲突突出地表现在把教育问题或教育过程简单地看作经济问题或经济活动，进而完全用经济学方法来处理教育经济问题。
2 中国教育经济学内部冲突的原因分析
2.1 学科性质的交叉性
教育经济学滥觞于西方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而中国教育经济学学科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对改革开放初期对西方教育经济学的引进发展到今天以中国国情为土壤的中国特色的教育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的学科性质越来越多地从部门经济学向交叉学科性质转换。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教育学与经济学相交叉融合的学科必然面临着将教育学与经济学两门不同的学科进行交叉整合的问题，这些问题容括了从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到内容体系和具体论点的各个方面，需要对这两门学科进行非线性的交叉和综合是引发上述冲突的根源。
2.2 研究主体专业背景的差异
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主体大多是教育学和经济学学者，伴随着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设立，中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队伍的专业背景不断扩展到管理学、统计学等学科。不同学者基于自身的专业背景在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内容体系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如经济学者认为，教育经济学属于部门经济学，应该用经济学的方法、经济学的逻辑和经济学的理论来进行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一些学者甚至基于经济学的“显学”地位蔑视其它学者的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而教育学者大都坚持教育经济学属于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最终要为教育服务，并抨击教育过程的经济化，提出要重视教育学在教育经济学中的价值规范作用。
2.3 学科发展的欠完善
教育经济学在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的推动下于20世纪60年代初步形成，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被引入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教育经济学在取得了一些成果的同时，仍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研究对象和边界模糊；缺乏独立的范畴和相对严密的逻辑体系；没有较为完整、独立的理论。”③此外，教育经济学在研究过程中存在偏重定性研究、缺乏自主创新和研究不规范等问题。教育经济学学科发展的欠完善不仅造成了其内部的冲突和分歧，而且还削弱了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地位和现实的解释力与影响力。
3 中国教育经济学内部冲突的平衡
3.1 研究价值取向的确立
确立正确的价值研究取向是平衡教育经济学内部冲突的基石，价值取向的关键是为谁服务的问题，正确的教育经济学研究价值取向的建立有利于平衡教育目的和经济目的的冲突。教育经济学所涉及的问题既有宏观层面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和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有微观层面学校的有效运行和学生学习效率的提高。所以，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价值取向不能简单地确立为为经济或者教育服务，而是要基于相应的研究对象确立不同的研究价值取向，因此，教育经济学正确的研究价值取向是：在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为经济服务，而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为教育服务，且在宏观和微观领域都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权衡问题。
3.2 不同研究者的对话
不同学科背景教育经济学研究主体之间的对话、交流是平衡教育经济学内部冲突的主要途径。教育经济学研究队伍的专业背景的多学科性一方面加大教育经济学内部的冲突和分歧，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队伍。教育经济学要想成为一门既不从属于经济学，也不从属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更好地为教育和经济服务，不同的学者就应该抛开其专业背景的立场和视角，真正从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来研究教育经济学。经济学者要摒弃其用“硬科学”眼光来看待其它学科的立场，在研究注重教育规律；教育学者要抛开对教育问题进行经济学的偏见，在研究中主义经济学方法和理论的运用；其它专业研究者要努力在研究教育学和经济学的基础上结合其学科背景丰富和发展教育经济学的理论。
“国民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国内外有着不同的学科渊源。在国外学术界，国民经济学与经济学区别不大，目前研究的主要对象都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英美等国家习惯将其称为“经济学”，德国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则将其称为“国民经济学”。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富论》可以看作国民经济学的先驱之作，现有中译本文献中可以查到的直接以国民经济学为名的西方经济学专著主要是非英美学者（特别是德国学者）所著，如1915年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津村秀松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1914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傅克斯所著《国民经济学》、1938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狄尔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等。在国内，国民经济学学科发端于国民经济计划学，该学科最早由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前，“国民经济学”是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是一门关于国家经济是怎样运行和应当如何管理的学科，从宏观、战略的角度来研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并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行预测与规划。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科建设的快速推进，国民经济学的新理论、新体系不断涌现。考虑到“保留并发展国民经济学可能是中国经济学的特色”“国民经济学也许是中国经济学（体系）发展的一个特色点、突破点、制高点”，我们有必要停下来思考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还存在哪些问题，以及中国国民经济学学科未来应该如何发展。诚如林木西所言，“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多部门、多地区、多环节、多层次相互交织，诸多子系统相互交错，多目标、开放性、动态化的巨系统”。面对这样一个庞杂的大系统，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由于不同学者的学术旨趣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衍生出一系列的学科建设困境和难题，亟须加以突破或化解。
纵览现有文献，可发现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尴尬或困境，并初步提出了一些解决之道。可大致将现有文献分为如下两类：（1）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面临的尴尬或困境。刘瑞指出，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国内外学科性质不同”“国内学科分工不明确”“国内学科专业同行不同语”等三大尴尬局面。顾海兵、齐心认为，国内学界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解要么过窄、要么过宽，需要进行必要的折中处理。王廷惠认为，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研究对象分歧、学科体系不一、学科特色不足、学科边界模糊等一系列问题。（2）关于完善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建议。和云建议，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应处理好“规范性与特色性”“本土化与主流化”“国民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等三对关系。林木西认为，国民经济学的学科渊源与其从国外寻找不如从自身挖掘，其学科边界、研究对象与其同其他学科去比较、界定，不如靠自己的努力和创新。花冯涛则建议，一方面要处理好国民经济学与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关系，另一方面在研究的核心内容上，要着重强调国民经济学的宏观特性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
纵览现有文献，可发现它们还存在如下不足：第一，现有文献所提炼的国民经济学学科所存在的问题尚缺乏哲学方法论层面的反思，从而影响了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把握；第二，现有文献所提出的化解之道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缺乏优化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系统解决方案。为此，本文选择以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基本工具，对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四大困境”展开具体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国民经济学学科的路径选择。
二、学科建设面临的“四大困境”
1.困境之一：理论内核缺乏
按照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围保护带，“正是这一辅助假说保护带，必须在检验中首当其冲，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以保卫因而硬化了的内核”。简言之，研究纲领的硬核或内核即“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拥有坚硬的内核是一门理论具有生命力的标志之一。一般认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对一门理论进行细致的结构分析，进而可包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库恩的“范式”概念。国民经济学内核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关键问题。不可否认，国民经济学学科的研究内容较为多元化，与较多的经济学分支乃至社会科学分支有着丰富的理论“接口”，这是其学科外延较广的体现之一。举例来说，在与国民经济学并列的应用经济学学科中，产业经济学拥有“产业组织理论”这一内核，国际贸易学拥有“比较优势理论”这一内核，绝大多数经济学分支学科都有各自明确的理论内核。然而，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至今，仍然缺乏一以贯之的理论内核和贯穿研究体系的那根“红线”。正因缺乏明确的理论内核，且存在较为宽泛的研究体系，容易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国民经济学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进而言之，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应该捍卫和坚持什么、调整和改变什么，往往就成为不清不楚的问题了，从而必然会影响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一句话，理论内核不明确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学“研究纲领”的活力和生命力。而当一门学科缺乏自身明确的理论内核时，便存在着被其他学科同化的可能。
2.困境之二：外围保护带庞杂
一门学科的外围保护带是将研究纲领的内核运用于现实世界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在发展一门学科的过程中，需要结合现实数据或案例不断地对外围保护带进行证伪，通过不断地“去伪存真”，保留暂时没有被证伪的假说，进而形成围绕理论内核的一层层“保护带”。国民经济学的发展也不例外。然而，迄今为止，国民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外围保护带仍然较为庞杂，甚至难以找到其系统而明确的理论假说。在厦门大学钱伯海教授历经多年构造的国民经济学学科体系中，财税机制与调节、货币信贷与金融调节、对外经济及其调节、国民经济总体模式及发展战略等内容始终存在，但逐步增加了对总需求、总供给、总供求平衡等相关内容的论述，进而将国民经济学转化为国民经济管理学。顾海兵、齐心认为，国民经济学包括国民经济方法论、国民经济统计学、国民经济信息论、国民经济预测学、国民经济政策论、国民经济地理学、国民经济模型论、国民经济生态学、国民经济军事学、国民经济人口学、国民经济法学、国民经济战略与规划论、国民经济社会学、比较国民经济学等。刘瑞指出，国民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应该包括两大板块和三个层次，两大板块分别是“国民经济运行”和“国民经济管理”，“国民经济运行命题”包括“经济总量命题”（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总供给、经济总需求）、“经济结构命题”（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企业结构）、“经济平衡命题”（经济总供求平衡、经济内外部平衡）；“国民经济管理命题”包括“政府经济职能命题”（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必要性、政府经济管理制度）、“宏观调控命题”（宏观调控目标与手段、宏观调控机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命题”（发展战略、发展规划）、“经济政策命题”（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发展政策、经济规制政策）。（注：括号内的表述为第三层次）。林木西则认为，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主要包括：国民经济系统（系统总体、系统结构、系统环境）、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分析、需求动力、供给推力、周期波动）和国民经济管理（管理目标、发展战略与规划、监测预警与综合评价、宏观调控、微观规制）。王廷惠指出，中国的国民经济学应该重点强调国家战略利益导向、国情与本土化语境，关注可持续发展。目前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尚缺乏公认的外围保护带，学者们也缺乏对上述体系或框架的证伪或证实，使得在全国性的国民经济学方面的学术论坛或学术会议中，缺乏统一的交流语境和学术背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研究者“自说自话”的局面。这加剧了国民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科中的“大杂烩”，必然影响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和繁荣。
3.困境之三：学科边界不清
从一定意义上说，学科发展的交叉局面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并且跨学科发展是当代科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然而，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如果没有明确的学科分工、学科边界不清晰，会严重地制约和影响知识积累的进程和效率。即便是跨学科融合发展，也应该是在学科高度分工、知识高度分立的背景下，当各学科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二次融合”。纵览国内各国民经济学学位点以及国家级、省级重点学科所涵盖的研究方向可发现，国民经济学尚不能很好地体现出与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学科的区别。当前国内的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还没有为“二次融合”做好准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民经济学不仅在研究内容上与上述诸多应用经济学学科的边界不清晰，而且与部分理论经济学学科的区别还没有被厘清，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与西方国民经济学存在含义上的混淆。根据德国学者罗雪尔的看法，西方学者（尤其是19世纪以前）所言的“国民经济学”主要不是指国民经济学学科，而是指国家角度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异体，甚至是政治学的一个部分。目前，德国的经济学分为国民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美国经济学会对经济学的1—3级分类中尚不存在国民经济学学科，但美国经济学会的分类与国民经济学相关的有E类、H类、O类、P类。而在中国，国民经济学是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的经济学科。显然，中国的国民经济学是一门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土化经济学科，在中国发展国民经济学学科，并非要传承与复兴德系国民经济学。也就是说，中国的国民经济学与德系国民经济学是不一样的“国民经济学”，不能因为名称相同而将它们混为一谈。
二是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不甚明确。有著名学者曾指出，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一回事，甚至引用马克思的话来加以证明。不可否认，政治经济学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然而，中国的国民经济学是从国民经济计划学转化而来，肯定需要运用包括政治经济学（德系国民经济学）在内的各经济学流派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同时在不少内容中还要吸收哲学、系统论、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所提供的知识养分，这决定了不宜简单地将中国的国民经济学等同于政治经济学。按照目前中国经济学科体系的划分方法，国民经济学属于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设置的二级学科，而政治经济学则是“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设置的二级学科，在这里的“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显然不是一回事。
三是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还不明朗。国内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可以在国民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画等号。不可否认，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来源之一就是宏观经济学，甚至国民经济学只有紧密结合宏观经济学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但国民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至少还存在着如下三大区别：（1）分析层次有差别。国民经济学可同时涵盖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分析（虽然侧重于宏观领域），其分析广度要超过宏观经济学。（2）研究主题有差异。国民经济学重点分析经济制度问题、经济结构问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不同于宏观经济学高度关注的经济总量及其决定问题。（3）知识构成有区别。国民经济学大量吸收了哲学、系统论、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养分，而宏观经济学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方面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广度。与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视野和研究对象不同，国民经济学既分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问题，也非常重视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既分析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关联问题，也格外重视不同区域的平衡发展问题。
4.困境之四：研究对象不明
关于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当前中国学术界还同时存在着宽派、窄派和中间派三种观点。宽派以钱伯海等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为整体，把政治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既研究生产力，又研究生产关系，既研究国民经济运行质的规定性，又研究其量的规定性，还研究国家管理等上层建筑，以及社会产品生产、分配、流通和使用的全过程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窄派以李华、刘瑞等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学，是指广泛运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多学科知识，研究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及其管理机制的综合管理学科，主要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科学的决策、规划、调控和组织，如何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效运行。中间派以顾海兵、齐心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应从属于应用（宏观）经济学、实证（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一般原理与行政管理学及社会统计数据相结合的应用宏观实证经济学。从上述梳理可看出，迄今为止，“国民经济学究竟研究什么”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当然，这与前述该学科尚没有明确的理论内核和公认的外围保护带存在一定的关系。如果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明确下来，并将其外围保护带梳理清楚，那么，确立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不再成为一道难题。
三、进一步完善学科的路径选择
1.以宏观经济学的“三化”（应用化、战略化、政策化）为基础，提炼理论内核
迄今为止，提炼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仍然是一项重要且亟须完成的工作。有学者认为，国民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财政、金融等三种政策手段构成了宏观调控的三种主要手段，国民经济学应该比财政学、金融学等学科更为宏观。也有学者认为，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理论构成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作为从国家层面入手展开研究的经济学学科，其理论内核不能是具体的政策手段，因为具体的政策手段只是实现国民经济运行目标的途径，其本身并不能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类似地，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也不宜是简单的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理论，因为这一理论尚不足以有效分析社会经济发展等更为宏观的国民经济主题。进而言之，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只能从国民经济学系统中去寻找和提炼。这是因为：第一，国民经济学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国民经济学这一巨系统具有开放性、动态化、多部门、多地区、多环节、相互交错、多层次、多目标等特征。第二，系统论是研究国民经济学的最佳手段。系统论是认识系统、剖析系统的最佳途径和方法。只有把握了国民经济学的系统总体、结构及其功能，才能明确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分析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是什么，进而才能找到其理论内核、探索其理论结构。遵循上述思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是宏观经济学的应用化、战略化和政策化。依据这一理论内核，国民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主要运用宏观经济理论，结合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甚至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着力分析和解决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的各种现实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
2.以基础理论运用于国民经济现实得出的具体假说为内容，明确外围保护带
为了明确国民经济学的外围保护带，需要将其理论内核运用于现实世界而得到种种具体的假说，然后不断地通过实证分析手段对之进行证伪，并不断对外围保护带进行调整、再调整，才能硬化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按照拉卡托斯的看法，在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导致发现迄今不为人们所知的新颖事实，而在退化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只是为了适应已知的事实才被构造出来。因此，为了使国民经济学成为一种进步而非退化的研究纲领，需要以宏观经济学的应用化、战略化和政策化等“三化”为主线，将其基础理论运用于对国民经济现实的分析和解释，得出国民经济学的系列命题和假说，构造其外围保护带的基本框架，并以国民经济学的主要理论驱动“新颖事实”的发现，从而不断完善国民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及其结构。
3.以国民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之间的有效分工为原则，明晰与其他学科的边界
一是强化国民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分工。国民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也因此，应该突出强调其“应用”色彩，强化该学科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分工。理论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提出并论证各种经济学理论，其中涵盖了各种经济学流派，如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后凯恩斯学派等等。而应用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则在于合理运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吸收和借鉴理论经济学中各个学派的养分，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为此，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和分析不必过多地陷入流派之争，而应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基本原则，选取经过事实检验、尚未被证伪的经济学理论去分析国民经济系统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
二是优化国民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分工。国民经济学应区别于应用经济学中的其他分支学科，如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在这些学科中，区域经济学主要研究与区域发展、地区差异等有关的经济问题；财政学主要分析政府收支行为及其背后的动因与规律；金融学探讨货币资金的融通及其背后的基本规律；产业经济学定位于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中观经济学”，主要研究产业发展和演化动因及规律；国际贸易学则主要将（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延伸到“国际”范围，以便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各种稀缺的资源要素。那么，国民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以区别于现有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呢？我们认为，国民经济学应该定位于“综合性、统领性、应用性的经济学学科”。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学作为一个“巨系统”，虽然其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接口”，但该学科以宏观经济分析为基本领域，其视野更宽、研究对象更广泛、研究方法更多元、包容性更强，对其他各门应用经济学分支学科具有统领作用。也正因如此，在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划分中，国民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头号学科”（国民经济学代码为020201），其在应用经济学中的地位类似于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中的地位（政治经济学代码为020101）。
4.以理论内核、外围保护带、学科边界的确立为前提，找准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原理；研究方法
一、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对象
（1）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内容相当广泛而松散的名词，迄今在世界上尚不存在一个众所同意的定义。它可以泛指大量与经济问题有关的各种不同的文献、资料和统计报告，其中包括教科书、官方文件、私营经济记录、专业或非专业著作、报刊杂志的文章和报道等等。（2）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或称理论经济学，是以人类社会在特定生产方式下的经济生活，即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和劳务的生产、分配、交换（在劳动产品是商品的条件下）和消费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
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1．实证方法。实证分析构成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也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方法。西方经济学认为，要使经济学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抛开价值判断问题，使经济实证化。中国经济学有着深厚的规范分析的传统，致使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解释现实经济，在许多问题的讨论上始终无法得到一个相对一致的结论。所以，在经济学研究中引入实证方法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方法问题，还关系到经济学的社会价值问题。
2．数学方法。数学方法是经济学家“工具箱”中一个重要的工具。一些经济学家把数学当作经济分析的唯一手段，不顾条件地加以运用，这种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运用。主要表现在：第一，有些文章不是从研究的需要出发运用数学工具，而把数学公式模型作为装点。第二，有些研究成果假设过多而且随意性很大，在资料的处理上往往人为地进行“调整”，降低了论证的说服力。第三，有些运用数学方法取得的研究成果，由于缺乏必要的定性研究作指导和必要的经济理论知识作支撑，往往是前后矛盾或违背常识，貌似科学、严密，实则有很多漏洞，更无法操作。
3．结构分析方法。结构主义是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也是现代经济学中一种具有很大影响的理论思路。这一方法的理论特征是从经济整体性及结构分析的角度分析经济的发展。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价格的相对变动对资源重新配置的推动作用很小，供给与需求向均衡点的运动不能自动进行，从而市场不能结清，缺口无法填平。因此，发展中国家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不是自我均衡的体系，而是持续的不均衡状态。这种不均衡状态的主要根源是部门间的结构上的差异。因此，必须把经济分解成几个构成部分，从结构联系的角度去分析经济发展的进程。比较系统完整地介绍了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并根据其个人研究成果，作了相当的补充和完善，构成了一个有一定独创特色的比较完整的经济学方法论体系。
4．观察与实验。观察与实验是科学研究的开始，其中，“观察”是指在不进行人为干预的前提下，将实际发生的经济现象及其过程客观地记录下来。“实验”则是在某种人工控制条件下，小范围模拟现实经济现象，并据此对现实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和推断。在观察和实验时，需要掌握一定的科学调查统计技术，如全面普查、重点调查、典型调查、抽样调查等。由于经济信息常常涉及到人的切身利益，当事人常常会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隐瞒甚至假造数据和事实，因而为了获得确切的事实材料，还需要掌握必要的访谈技巧，一般的原则是拉近感情、隐蔽企图、旁敲侧击、催人入眠、多方印证。
5．理论模型。理论模型可以用文字描述，也可以用数学公式（Mathematics formula）表达。现代西方经济学一般倾向于应用数学公式，其基本做法是：将所有研究对象都称为“变量”（Variables），然后先做出一定的假设（Hypothesis），通常假定除所要研究的少数几个主要变量外，其它所有变量和外部条件都不变（Other things constant，或Ceteris paribus），在此假设前提下，再以有关数据材料为基础，通过逻辑分析和统计检验，建立主要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建立理论模型时要注意“合理假设”。原则上只有无关紧要的因素，才可以忽略不计，或假设为不变。但究竟哪些因素可以忽略不计，哪些因素不能忽略？需要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6．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目前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均衡分析方法。作为一个系统，社会经济内部诸因素之间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均衡分析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学方法得到普遍应用，是很自然的。但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结构是相当松散的，并且经常处于变动中，包括各因素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也都在不停地变化，因而非均衡分析的思路也很值得引起重视。
参考文献
1、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总量分析总价格水平。因为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家 。
2、同时宏观经济学也运用了多种 模型去分析国民经济情况 。
3、比如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和总需求—总供给模型都是围绕着价格需求来发展变化的。
4、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还有很多，我们需要不断学习才能彻底掌握 。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传统经济；生态经济；自然生态；循环经济
1传统经济学的弊端
传统经济学（TraditionalEconomics），是指以“经济人”为理论前提假设来研究人类社会各种经济活动与各种经济关系及其发展逻辑、规律的科学，是传统经济运行模式背后的主要理论基础。正如科斯所说，这是“关于私有制度的经济学”，是以“经济人”为基本前提假设，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传统经济学注重个人，强调利润最大化，把对个人欲望的满足视为幸福感。不论是在100多年前建立的以充分的市场竞争为前提的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无不将“经济人”这一传统经济学特征发挥到淋漓尽致。在长达几百年的工业文明时段中，工业文明给予了传统经济学“自私、理性”价值观的合法性，并使其依托自身发展壮大，成为占据中外话语霸权地位的主流经济学[1]。人与自然本是相互依存、共生的复杂生态系统，这个复杂系统包括社会系统、经济系统、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市场经济”限制其对自然系统的认识，忽视自然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基础性作用，让传统经济学成为一门“无根性”的经济学说。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有传统经济学家构建的经济学框架通过改变量等方式解决生活中的经济问题，使传统经济学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近些年来，社会和科技快速发展，让传统经济学家的这一老旧经济学模型框架失去了对当下社会的“把控”，在这一框架之下的概念和变量也落后于时代。在当下认识论的角度下，自然生态作为整个复杂生态系统中的基础，传统经济学自始至终也没把自然这一变量纳入经济学框架之中，忽视自然、过度利用自然、把自然当作一个巨大的垃圾处理场，无不说明传统经济学在当下发展之中的弊端。
2传统经济学与生态危机
在的剩余价值理论里，剩余价值的产生主要经历“购买—生产—销售”3个过程。购买是指购买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原材料是指“非人为再生产”的资源。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自然资源是基础，脱离自然资源整个过程将无法进行。传统经济学一贯忽视生态，视一切“非人为再生产”的自然资源为免费、可随意获取的，这种“自然免费论”导致无限度地向大自然索取自然资源，忽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虽然取得了经济高效率，但生态系统被大肆破坏，造成严重的生态赤字，在一段较长的历史阶段内一步步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危机。传统经济学追求利润最大化，试图以最小的经济投入谋求可货币化的最大利润和物质福利的这一本质，决定了传统经济学无法解决生态问题。假设一个企业从自然界获取了足够多的原材料之后，很快进入到生产销售环节，并最终能够按照传统经济学的模式获取最大的利润。但为了维护生态平衡，弥补从自然界攫取原材料的损害，这个企业必须拿出利润中的一部分进行补偿。这样一来，成本增加，利润就减少了，与传统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相违背。作为传统经济学下的理性“经济人”，成本外部化是利润最大化的最优方式。弥补对外部生态的破坏，增加企业内部的生产成本，不符合传统经济学“经济人”的假设[2]。
3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CircularEconomy）从形式上看是封闭的物质循环流经济，本质是一种生态经济学，是以自然生态系统的先在性为前提，遵循生态规律的生态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相比，循环经济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济学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
3.1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生态经济学
3.1.1国内生态经济学的兴起
国际学术界对于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雷迪尔卡逊在1962年发表了《寂静的春天》，批判了杀虫剂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震惊美国各界，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国内的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批农林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以农业生态研究为基础，在不断实践和研究中逐步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第一部生态经济学专著是许涤新、马世骏、刘思华主编的《生态经济学》。1980年8月，许涤新在青海省西宁召开的全国畜牧业经济理论论坛讨论会上提出：“要研究生态经济问题，逐步建立我国的生态经济学”。王松霈说“生态经济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客观要求”。沙漠化、水土流失、全球气温上升、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登上历史舞台，全世界都面临着自然环境的巨大挑战，是生态经济学兴起的主要原因。山东人民出版社在1995年7月出版了马传栋的《资源生态经济学》，马传栋先生指出生态经济学的宗旨是要探索人类实现资源、人口、经济、社会与生态和环境之间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和对策，为解决中国的环境与发展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3]。
3.1.2生态经济学的内涵
有人认为生态经济学属于生态学，也有人认为生态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但越来越多的人赞同生态经济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1989年，Costanza指出生态经济学既包括利用传统经济学的方式研究经济活动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也包括用新的方法研究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联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认为，生态经济学是一门从最广泛的领域阐述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关联的学科，他视生态系统为经济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二者的共同点是都把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联系作为生态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4]。我国经济学家腾有正认为生态经济学是一门具有二重性的学科，兼有理论和应用，是一门具有边缘性质的学科。生态经济学涵盖的范围包括经济学、生态学、生物学、地理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政治学、生态伦理学、环境经济学等。在人们研究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边缘性质时，往往会遗漏生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性———时代性。目前世界面临一系列生态危机，如生物多样性减少、全球气温上升、酸雨、沙漠化等，并且没有一门学科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生态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将新问题的产生和处理纳入到生态经济学，以帮助不同地区出现同样问题时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有效解决问题，以此保持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活性，使其处于时代前沿[5]。
一、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自1979年诞生新贸易理论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新经济地理、贸易与新增长理论、内生贸易政策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多次理论创新，这些理论解释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解释或是解释不全面的内容，并对传统贸易理论加以修改与完善，在一定呈上也影响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分析发展中的收益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的分配法则，同时研究相关政策条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对这些利益有哪些影响，重点阐述了微观经济基础在社会经济中的竞争性，分析了其竞争性。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主要探讨了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交叉影响，并提倡在学术经济上可以进行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内容、方法论和学术平台这三大领域的研究上有非常大的差别，其中方法论上的差别是最为明显和最关键的。IPE是是一种国际职位评估系统，是国际关系学科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格外重要的分支，同时，在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地位的提高而显得更加重要。利用IPE研究体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可以将国际经济学研究中牵涉的经济和政治内容全部纳入其中，针对所得信息进行具体的讨论。我国的经济学者对这一体系已经完全认可，同时对于IPE的跨学科研究特性也比较认同。就是国际经济学(IE)、国际关系(IR)和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关系。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相处模式相对融洽，没有排斥现象，那么，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中重叠的内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IPE体系的研究对象。这一点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题材和研究理论。
二、新贸易理论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
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学术理论上有很多重叠的部分，但二者在具体理论的钻研方法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研究对象上也不尽相同。但是，抛开这两点，二者在跨国域交易的经济行为中对于利益分配的研究有着共同点，同为研究的基础力量，同时，二者也共同致力于全球化的研究，并且也在复杂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20世纪70年代，产业组织理论有了理论上的大突破，使国际贸易理论有了更全面的解析。一是博弈论在经济学的探讨中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二是目前竞争市场的整体格局发生了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向前发展了一步，从而促进了新贸易理论的诞生。其诞生之后推出的各种新理论都对以往的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间的矛盾内容重新思考、分析，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意见分歧也提供了大量新的研究依据，使其研究体系更加完整、准确。
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理论
新贸易理论提出的理论意见是市场不完全存在竞争，但是企业的生产却可以有经济利益。新贸易理论的分析工具我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建立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上的迪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分析手法，一种是建立在寡头市场结构上的博弈论分析手法。但更多时候，前者的影响更大，影响范围更加广泛，也有大量的理论体系在其的发展上被建立起来。但是由于后者推出了我们熟知的战略贸易政策，所以其在贸易理论界之外的领域中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为相关人员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依据。在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研究中，战略贸易政策指的是在一个实际的或是潜在的国际寡头市场上，能够对企业战略起到影响作用的贸易政策，简言之，“战略”就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各种竞争状态。在这个探讨体系中，国家政府重点针对国家整体收益情况进行分析与总结。
四、全球化发展
新经济地理提出经济全球化之下的利益分配同样是不均等的，在这个体系研究过程中，一些普遍落后的国家通过运用经济全球化的手段逐渐追上并且超过了相对先进的国家，而有的却没有发挥全球化的全部功能，实现自身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要时刻抓住时展脉络，结合时展，研究适合自身经济条件的理论政策，慢慢与先进国家拉近距离，逐渐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结束语，时代在发展，社会经济在不断进步与更新，对经济学的探讨与研究是众多专家学者目前主攻的对象。当代国际贸易理论对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理论体系，使相关人员在研究中有更丰富的研究题材，为研究的准确性、科学性提供了客观依据。经济学的研究对人类发展有积极作用，所以对其的研究应保持客观的态度，让研究成果更有说服力，适用于人类发展。
作者:干靖宇 单位: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需要应用研究，也需要基础研究
传媒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是传媒经济学赖以腾飞的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科学史表明，一门学科生命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社会对这门学科的需要程度，还取决于这门学科基础理论的扎实、深厚程度。传媒经济学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传媒运作实际问题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应用领域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另一方面，因此渐渐滋长了一种价值取向：传媒经济学研究要解决实际问题，要有经济效益，进行应用研究才是正道，研究那些抽象理论有何用？于是，在当今传媒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了轻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
这种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功利倾向影响了传媒经济学科的成长，现阶段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实用主义―――有不少成果乃是传播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二是依附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新闻学、传播学、管理学、营销学等等）；三是由于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对传媒经济进行多角度、多学科、多层面、多方法的考察，因而，关于传媒经济的内涵、外延、要素、功能，关于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方法、内容等问题上的见解，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商榷”文章不断。一些文章甚至不屑于进行此类划分和定义，完全凭自己对传媒经济的常识性理解来展开研究，使得当前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出现了一定的混乱局面。
仅以传媒经济学的定义为例，就出现了许多纷争。现在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者中除了原来研究传播学的以外，还有许多是从其他学科转过来的，各学科的研究者都试图把传媒经济学朝着自己研究方向上靠。原先研究经济学的学者认为：传媒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一些知识来回答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些经济现象，必须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传媒问题；研究管理学的人认为：传媒经济学是关于传媒业经营和管理问题的研究；传播学研究出身的学者则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研究媒介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的学科。定义的纷争加剧了“传媒经济学到底是什么”的疑问。确实，它是什么，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研究范围难以确定，那么传媒经济学是单单考察报刊、广电、网络等媒体，还是包括印刷、造纸、采编、广告、出版发行等支撑其发展的产业链上的各环节，抑或包括数字技术支撑、电信、网络、数字信号处理、传输技术等？是以媒体为研究主体，研究媒体在传媒运作中所起的作用和获得的成效，还是以受众为研究主体，研究受众在传媒运作中获得的利益和受到的影响？是研究单纯的传媒经济活动，还是研究包括影响传媒经济活动的政策、法律、社会大背景？这些问题，现在都还没有解决。
传媒经济学的归属也成了问题，一些人认为传媒经济学是新闻传播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如赵化勇在《电视媒介经济学》序言中提到：“电视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属于新闻传播学与经济学交叉的产物。”另一些人则认为传媒经济学是个独立的应用学科。这里又可分为很多观点：
有认为传媒经济学是新闻传播学下属的应用学科的，如周鸿铎教授：“传媒经济是应用传播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利用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以传播信息为主要任务的各种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的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类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规律。”有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下属的应用学科，如金碚教授在《报业经济学》提到：“报业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在报业领域的延伸。”也有人认为它应属于管理学、营销学等。无论是哪种划分，似乎传媒经济学就是个大杂烩。
显然，从这些纷争中建立一门与各相关学科相区别的、有自己独特而确定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内容的传媒经济学是困难的。必须借助基础理论研究，对寓于各相关学科中的要素进行理性抽象，从而把与各相关要领相关学科混合、粘结在一起的概念、原理从这些概念、学科中剥离、独立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明确传媒经济学独特的不与其他学科相混淆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内容，并制订出传媒经济学的发展战略。
回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当传播学刚引进时也呈现出与今天的传媒经济学研究纷争不断的现象，这或许是一个新学科引进的必然过程。
当时也有一批学者发出呼吁，要重视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仅仅关于新闻、传播的定义就讨论了很多年。检索当时的论文，有关新闻定义、传播功能、传播模式、传播效果研究的讨论比比皆是。当然，大讨论的结果是可喜的，至今，关于新闻学、传播学基础理论已基本定型，新闻学、传播学都已走向成熟，形成了完备的学科体系。同样，传媒经济学的引进也应实施这样的重视基础研究的思路，根扎得深了，才能枝叶繁茂。
在当前传媒经济学界厚此薄彼，重应用研究而轻基础理论研究的背景下，有必要强调重视传媒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但在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上，所有国内学者提交的几十篇论文中，只有安徽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梅笑冬提交的论文《对传媒业流通产业性质的初步认识》属于探讨基础理论问题的。看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已是当务之急。
需要宏观研究，也需要微观研究
传媒经济学需要宏观研究，但更需要贴近实际、指导实践的宏观研究；需要微观研究，但更需要能抽象出来、引申为普遍原理的微观研究。
从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来看，从宏观方面研究传媒经济的论文居多，探讨传媒体制改革思路、研究报业发展趋势、思考电视产业发展战略等方面的论文比比皆是，这主要源于中国传媒经济的特殊性。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传媒的市场化还是一个需要避讳的话题，此后，传媒市场逐渐放开，这是个变化的过程，传媒管理机构在逐步完善和发展适合国情的传媒政策体系，调整和变革不断，文化体制改革正在不断深化。在此前提下，研究传媒经济，就不得不紧跟传媒政策变化，研究影响传媒运作的大环境变化及对传媒运作造成的影响和前景展望，这是特定研究阶段的必然。
同样，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传媒经济运作都与它们的媒介政策、法律法规分不开。与中国相比，只是西方国家的传媒政策法律体系已趋于完善，不需太多调整。表现在传媒经济的研究上，就是研究宏观传媒环境少，研究微观传媒运作多。
但是，现在传媒经济的宏观研究却存在着不贴近实际，难以指导传媒实际运作的问题。建议引入报刊的退出机制，但却不提及报刊退出之后，原有人员怎么安置、遗留下来的债权债务问题怎么解决；呼吁传媒集团整合由物理变化转为化学反应，但如何去实现，如何有效合理整合资源，却拿不出有效措施来；讨论打破行业壁垒，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但却未考虑引进多元资本后，如何管理多元资本、多元资本如何利益分成的问题；强调应明确传媒产权，强化产权责任，却忽视了传媒产业的现状……。传媒经济学要成为显学，要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必须加强学界与传媒业界的沟通与交流，以实践来推动理论，以理论来指导实践。
传媒经济的微观研究少，而且，许多微观研究属于媒体的成果展示，或经验介绍，业内人士戏称为“述职报告”。此类研究的特点表现在：
以偏概全，常将某媒体的成功归功于某一项新措施的实施，而不考虑其他因素；就现象谈现象，就问题说问题，研究深度不够；重感性思维、轻理性研究，很少运用数理逻辑及经济学理论构建传媒经济模型；研究中描述性、解释性成果居多，预测性成果较少；理论性不够，对于媒体运营实践的指导性不强。这些微观研究不具备科研成果特性，无法抽象成普遍原理，很难被推广，成果作用也得不到发挥。
针对这种微观研究现状，应构建传媒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模型体系，使其成为一般性的媒体经济实践决策的科学依据。构建传媒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模型体系很可能并不完全等同传媒经济运作的实际情况，但是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抓住传媒经济分析的核心问题。只要灵活应用，便可帮助人们更好地解释、分析、预测传媒经济运行的规律，帮助传媒经营者制定运营策略。
需要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
传媒经济学不仅需要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
既要避免过分重视定性，轻视定量的研究方式，也要避免过分重视定量，轻视定性的研究方式。
已有多篇文章批判过现今传媒经济学过分偏重于定性研究，而不重视定量研究。如陈积银的《试论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不足与突破》（《今传媒》2004年第7期）、潘力剑的《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闻记者》2004年第7期）、郭炜华的《传媒经济的研究进路》（《新闻记者》2005年第2期）等。有许多学者很早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国教育报刊社的陈中原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的郑保卫教授也曾谈到传媒经济学研究缺少定量方法。数据论据能使研究成果的论点更具说服力，量化研究指标建构数理模式也能使研究更具可读性和科学性。但为什么中国的传媒经济学者还是偏重于用定性方法来研究传媒经济呢？为什么在前几年就有人批判这种现象，到了现在依然普遍存在呢？
这主要与当前传媒学术界研究者的学术背景有关。最早开始从事传媒经济研究的学者大都是学习新闻传播及其相关专业出身的，中国新闻学传统上更主要地是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缺乏经济学的数理统计分析研究手段，缺乏实证研究成果积淀，因而很难运用定量研究方法展开研究。
其次是研究传媒经济的学者缺乏进行定量研究所必须的数据。国外传媒许多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它们必须定期披露运作信息，这就为他们的传媒经济学者提供了可资研究的公开数据源。从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收到的论文中，可以看出许多国外学者所做定量研究的数据很大部分都源于上市媒体公司的公开数据，如瑞典延雪平大学国际商学院、瑞士卢加诺大学的CinziaDalZot toandBenedet taPrario的《全球化传媒公司：如何应对跨国传媒实体组织？》、韩国首尔女子大学JaeminJun g的《全球传媒巨鳄的合并与并购：对经营领域、整合模式、国外地区的偏好》、美国乔治亚大学的JunXu的《美国传媒产业的集中：复制与延伸》等。
而国内传媒上市公司极少，非上市传媒则往往将传媒运作视为内部机密，决不外泄。因此传媒研究者无从获得信息，只能依靠传媒运作者偶尔、随意的公布获得。在这种情况下，为数不多的上市传媒的信息披露显得尤为珍贵。去年北青传媒的半年报、年报数据成为传媒经济研究者的宠儿，绝大部分探讨报业经济的研究论文都引用了北青传媒信息披露的数据。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国内学者也非常重视传媒经济学的定量研究，但苦于没有可供利用的数据，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求定性研究。
1宏观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1．1抽象理论与复杂模型并存
作为一门理论性极强的学科，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一样，都是采用抽象分析的方法，在一系列前提假设的基础上，将部分在现实中存在但不影响主要结论的因素去掉，构建了一个纯粹的理论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方法虽然利于宏观经济学整体架构的梳理，这对于虽然有微观经济学基础，但较少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来说，难度可想而知。此外，大多数的宏观经济学教材在内容编排上，都是利用数学推导和数学模型的方法进行验证和分析，这对数学基础差的学生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即便是数学基础好的学生，在大量的公式和计算面前也会降低学习的积极性，这些都给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造成了明显的困惑。
1．2与其他学科的联系紧密
通过宏观经济学的学习，能够使学生在熟悉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后，为后继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宏观经济学社会总量行为及其后果为分析对象，以需求和供给的均衡为分析框架，涉及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市场和国际市场，实现的主要目标有抑制通货膨胀，解决就业问题，稳定经济和促进经济增长等。其教学体系则是从短期的经济波动和政策、长期的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对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进行均衡分析，涉及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等(图1)。并以此为基础扩散开去，形成了以宏观经经济学为中心的、连接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金融学和国际贸易的广义的知识体系(图2)。可见，宏观经济学在众多学科类别中具有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地位。
1．3强烈的实践意识和阶级意识
宏观经济学是对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的经验总结，这一结论性的知识体系直接产生于现实的经济生活，并对现实经济生活起到指导作用。从这个角度讲，宏观经济学和社会学科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同，强实践性是其一个主要的特征。此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讲，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上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应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所以，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结合本国国情，对其分析依据和主要结论要有选择性地借鉴和吸收，不可盲目的照搬甚至直接应用于我国的经济实践。
2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特征和思维模式
2．1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特征
微观经济学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能对后者的学习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因为在学习完微观经济学后，学生会对经济学的假设前提产生初步的认识，而在学习完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以及福利经济学之后，对IS－LM模型和AS－AD模型的理解就会更加深入。但是，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在核心理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解决的问题方面毕竟存在明显的不同(表1)，所以，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首先要理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异同，从多个角度进行对比和阐述，使学生了解微观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学习中的基础作用，并且明确宏观经济学具有自身特殊的分析方法，激发起其学习宏观经济学的主动性。
2．2宏观经济学的思维模式
宏观经济学的各章节之间具有很强的逻辑关联，因此，学习过程应该循序渐进，在授课之初就应该将整个课程的思路和逻辑讲授清楚。此外，宏观经济学涉及到众多的经济变量，整体的学习过程实际上就是各个经济变量逐渐放松的过程，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有效把握宏观经济学各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使学习过程更加简单和有效。当然，在学习过程中，还要充分分辨和理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剑桥学派等宏观经济学各流派的学术观点，把握这些派别之间的对立和关联，以此来加深学生对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全面理解，培养其自主学习的能力，构建多元化的经济学思维模式。
3宏观经济学多元化教学模式探索
3．1讨论式教学模式
讨论式教学是宏观经济学可以选取的主要模式之一，其目的在于通过讨论来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写作、口头表达以及研究和创新等多方面的能力。在该模式下，教师要充分了解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的态度，组织学生自己查阅资料后进行小组讨论(学生主动学习是讨论式教学得以开展的关键)，并将形成的观点与他人进行分享，并结合教师的讲评，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主导地位的确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教学过程的有效设计能够提高学生的专业敏感度，培养其创新思维、自学能力和实践能力。在具体的课程设计方面，讨论式教学需要有计划、有组织的过程安排，教师首先要确定讨论的主题，然后将学生分组后组织其通过图书馆、网络媒介等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形成各组自身的观点后，由小组成员代表或全体成员阐述观点，并由其他组的组员进行提问后产生辩论来形成思想碰撞，最后通过教师的点评和归纳，引导学生对现实经济数据和现实宏观经济危机进行理性的反思，提高其批判性的思维能力。
3．2研究式教学模式
研究式教学模式是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将现有的教学资源和环境加以有效的利用，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双重主体作用，以科学研究的模式实现教学目标。具体的操作步骤为:首先要建立科学研究的教学团队，以教师的科研工作促进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其次，整个教学过程要从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数据、资料出发，引导学生掌握经济问题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并为其观察问题、改变错误认识提供及时和必要的帮助。唯有如此，才能更好的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达到既定的教学目标。
3．3仿真式教学模式
宏观经济学的仿真式教学模式采用实验验证的方法，以真实的经济环境和经济人行为特征为基础，将经济系统以程序模型的形式呈现，并通过计算机中辅助计算，生成相应的经济结论。它以计算机为数据计算和生成媒介，通过教师或学生建立的复杂的、虚拟的经济系统，来分析经济主体的各项活动，这种仿真的教学模式突破了宏观经济学传统研究方法难以进行重复实验的约束，方便了教学和科研的顺利进行。将仿真式教学模式应用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实践的基本步骤是:首先在教师的引导下，经过与学生共同进行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将相关的宏观经济理论转化为数学模型，然后选择合适的经济仿真软件将模型转化为经济实验模块，并对模块进行适当的调整，使其满足实验的各项指标，最后将调整后的模块加入到教学内容当中，使其对教学内容进行进一步的补充，提升教学效果。仿真的前两个步骤可以由教师独自完成，也可让部分学习兴趣浓厚、实践能力强、分析问题独到、数学基础好的学生参与其中，最后一个步骤可以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期间教师要对实验模型和仿真过程进行必要的解释和演示，让学生对模型的深层次问题进行深入了解，并通过亲自尝试获得对模型及其运行结果的直观认识。当然，学生自己的动手实践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可以在学生能够熟练操控实验模块后，安排其进行相应的练习，比如，通过观察和讨论，对模型的结构以及其中的各个参数进行修改，对仿真结果存在的差异进行修正等。与其他教学模式相比，宏观经济学的仿真教学模式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不但教学内容具体，大大节约了板书和幻灯片的制作时间，还扩大了信息的范围，学生通过参与获得了更多的主观感受等。
一、传统教育经济学的体系特征
西方欧美教育经济学的学科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人力资本理论和价值理论基础之上，把教育作为可以带来价值增殖的逻辑起点，因此，它的整个体系结构是以“投资一生产一利润”过程为系统，把教育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作为一个过程来考虑的。在这种构建思路的指引下，除学科基本问题的探讨外，他们确定的学科核心体系一般是由教育投资、教育经济效率、教育经济收益等内容组成。教育经济学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如沃尔什、舒尔茨、丹尼森、韦锥、布劳格、希恩、萨卡罗普洛斯等，他们的教育经济学研究基本上都是这种体系。有学者对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内容进行了专门的统计比较，如下表所示：我国台湾学者林文达、盖浙生等所出版的《教育经济学》大学用书，与西方体系基本上是一致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具体材料的不同，他们提供了大量台湾本土的研究数据。此外，个别内容也有作者的创新。林文达着作增加了“教育市场”一章，分析了教育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以及政府的干预特征。盖浙生用“教育生产力”概念分析了教育效率的问题。
我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经济学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根据国家图书馆数据统计，自1980年我国第一本教育经济学问世以来，各种普通教育经济学着作：即不包括高等教育经济学或职业教育经济学）已多达30余本。但是，在这种出版繁荣的背后，我们也感到学术创新的不足，研究内容甚至数据资料都比较一致，学科体系没有形成突破，更没有关于这种体系结构的逻辑解说。以人民教育出版社近年所出版两本教材为例（靳希斌，《教育经济学》，第三版，2005；范先佐，《教育经济学》，1999)，靳希斌着作包括绪论共十六章，增加了“教育服务与教育服务贸易”和“教育产权和学校经营”等特色内容；范先佐着作共十三章，增加了“学生资助制度”和“教育发展战略的选择”等特色内容。应当说，这些内容都丰富了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但是，它们在教育经济学体系中居于何种位置，换言之，何以成为了教育经济学的内容，与其他章节的逻辑关系如何等，书中并没有清晰的体现或明确的说明。
二、教育经济学学科性质分析
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内容已经取得了基本的共识，但具体的学科组织体系仍有很大的差异。这当然并非要求学科体系形成一致，但是，对于当前所出现的认识分歧，我们也应有基本的判断。其产生分析的主要原因，除了作者个人的学术偏好之外，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对这门学科的性质认识存有分歧，由此而导致研究问题的分野。
对于教育经济学研究对象认识的不同，也反映了人们对其学科性质认识的差异。由于教育经济学处于经济学与教育学的交叉中，所从事研究的学者既有经济学界的，也有教育学界的，所以，在学科性质上也就有不同的立场。大体上有经济学立场者、教育学立场者与综合论者。
其一，经济学立场者认为，教育经济学属于经济科学体系中的一个新领域，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可称之为部门经济学，如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他们侧重于从经济角度出发，用各种经济理论来解释教育现象、预测教育发展、寻找解决教育问题的办法。
其二，教育学立场者认为，教育经济学是教育学科群中的新兴领域，是一门新的教育学科，通过借助于经济学的研究而促进人们对于教育学的认识，推动国家的教育投资与学校效益的提高。《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1985)将其列为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之一，解释为是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教育投资及其经济效益的一门学科。
其三，综合论者认为，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既不是严格的部门经济学，又不是规定的教育科学，具有多学科交叉的属性，人们从不同立场所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更有益于学术的发展进步。确定教育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应该从学科的全部内容出发，视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
实际上，关于教育经济学学科性质的分歧，其实质并非是成立或者不成立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何为”的目的性问题，是人们对认识标准分歧的反映，即如何来认识一门学科的性质问题。我们认为，教育经济学表面上具有更多的经济学属性，这是因为它更多地要借助于经济学的研究方式，但是，借用的目的恰恰是为教育的改革发展服务，其宗旨又回归到教育学领域，是一门源于经济学而回归教育学的这样一门交叉学科。若从其学科的目的论考察，我们认为，它更应该体现教育学科的基本性质，是教育学的基本学科。或者说，作为经济学科的分支，教育经济学并不足道，但作为教育学科的分支，它却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学基础，是该专业学生的必学领域。
三、“五位一体”的板块体系建构
总的来说，早期的教育经济学学科体系内容相对单一而显得单薄，主要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论述教育的投资与收益问题。后来教育经济学的内容虽有丰富，却又陷入章节凌乱的困境，缺乏内在逻辑的一致性，缺乏内容的概括性。
我们立足于为教育发展改革服务的教育经济学立场出发，在充分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与成果的基础上，认为该门学科的体系已经比较丰富，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学术原则，整体可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板块结构体系，即以“教育经济原理”为主干、以“教育财政”和“学校校能”为实贱两翼、以“学科概论”和“教育发展”为前后支点，形成了从理论到实贱浑然一体的严密逻辑体系，这就是（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原理（人力资本）——投资——效能——发展”这一基本思路（作为这种体系的创新尝试，杨克瑞所着《教育经济学新论》已于200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具体的基本内容与逻辑关系是：
(一）学科概论篇
学科的性质、研究对象以及方法范式的确立，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前提问题，也是对该门学科体系建构的学科论基础。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建立，首先应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等方面明确自己的特殊性，并拥有确定的研究方法。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说明，构成了学科概论的核心。此外，关于这门学科成长的学术思想历程，也是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一门学科的历史研究，既是对前人研究的尊重，也是一项基本的文献综述，学科发展的基础。这样，学科概论部分的阐述，是该门学科研究的切入点，而决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
(二)教育经济原理篇
经济学的研究是从需求与供应之间的矛盾发展为逻辑展开，这同样是教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但是，教育经济学的需求首先是从教育的社会需求展开，从分析教育与社会经济二者的基本关系分析入手，通过实证的分析，揭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而确立了人力资本理论，构建了学科的独特理论基础。教育的经济功能蕴藏在社会的劳动力之中，它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或各种专门技能，通过劳动者的就业，即现实中的生产过程而实现。因此，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需求与供给、教育就业等问题构成了教育经济的基本原理篇章。
(三）教育财政篇
教育投资的理论研究构成了教育经济学的核心，甚至成为该学术研究的重要使命。重视教育的经济功能，就意味着必须重视教育的投资战略，这就需要对教育投资的标准、内外结构比例、教育投资的效益等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才可得出科学的决策。教育财政问题的研究，既要注意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的教育投资问题，也应重视国际比较问题。此外，教育投资的具体途径又是多样的，既可以直接举办教育机构，也可以通过资助受教育者的方式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学生资助在世界各国通常也为教育财政问题的基本内容。
(四）学校效能篇
对于学校办学效能的重视，正是教育学与教育经济学联姻的重要成果。这是因为，无论何种性质的学校，其活动本身都以经济运行为基本内容，体现了资本的投入与产出，如何提供学校的办学效益，也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教育效能观的确立，首先必须明确教育的产权及其性质，这首先需要对教育制度有全新的诠释。在此基础上，具体展开分析学校资金来源的多元化问题，诸如产学合作、教育融资以及相应的教育成本控制问题等，从而构成了相对独立的教育效能篇章。
(五）教育发展篇
经济学对教育的启示，不仅仅在于学校发展的微观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教育的宏观发展。教育发展问题作为教育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篇章，人们对此往往会有争议的。特别是将教育经济学视为经济学立场的学者，更不会重视这部分的内容，他们认为：“教育经济学主要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发展的规律，研究教育领域中经济投入和产出规律的科学。”3]
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关键词：经济学；数学化；实证化
作者简介：周志太（1956-），男，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经管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10-0008-03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 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