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6 17:29:3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价值，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近些年来，由于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低碳经济逐渐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并且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低碳经济也逐步成为了发展的主导模式。但是从当前情况来看，理论界对于低碳经济的研究重点始终放在低碳经济的发展途径与意义方面，对于低碳经济理论的价值分析却很少涉及。
我国政府于2009年度明确了我国2020年的碳排放降低目标，并将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了社会发展以及国民经济中，进行了长期的系统规划。从当前情况来看，我国学术界对低碳经济的研究非常积极，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目前我国的多所权威科研机构、院校都对低碳经济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比如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湖南大学、江西科学院等，不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界都对低碳经济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面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二者之间的矛盾，加强低碳经济相关的理论与价值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一、低碳经济的产生背景。在全球气候变暖与温室效应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背景下，低碳经济被适时提出。英国政府于2003年发表了《能源白皮书》，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这是“低碳经济”概念首次被谈及，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热烈的讨论浪潮。欧盟、美国以及日本等多个国家纷纷运用不同手段从多方面入手进行了一系列的低碳经济建设行动。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四次科学评估报告发表之后，尤其是“巴厘路线图”达成后，国际社会开始更加关注低碳经济的相关理念。可预见的是，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向低碳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了一种发展的必然。
二、低碳经济研究概况。低碳经济的具体特征首先是经济性，低碳经济必须要按照市场经济的机制与基本原则来发展；其次是目标性，发展低碳经济的目的是把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最后是技术性，通过不断地提升技术水平来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强度。从目前来看，围绕这一目标，国际上已经开展了系统地研究，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碳减排的经济风险分析以及碳减排对策研究等。其中，不仅有理论的探讨，也有实践的经验总结，但是对于支撑低碳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探讨与总结。
三、低碳经济理论的经济学价值。低碳经济理论的经济学价值主要体现在：
（一）促进了消费方式的转变。低碳经济有关理论能够化解“刺激消费”与“低碳经济”之间的矛盾问题。当前国际市场的消费主力军是发达国家以及发达地区的居民，消费也从以往的生存需求而转变为享受性消费。如果未来仍然用物质消费来刺激经济发展，势必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对于现有资源也会产生更大的消耗，其直接后果就是对经济发展的毁灭性伤害。而低碳经济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消费方式的改变，低碳经济要求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度物质消费逐步地转移到精神消费上来，让精神消费与智力投资成为新一代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二）丰富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低碳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一些工具，如碳交易、碳期货、碳货币、碳贸易以及碳关税等。这些概念虽然还并不完善，但已经被纳入了国际贸易、金融学等学科的重点内容。气候变化问题解决的复杂性，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对风险、不确定性以及贴现等一些最基本的经济学概念进行再次审视，需要重新界定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分析概念。
（三）完善了国际经济学体系的经济合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低碳经济的相关理论应该要纳入国际经济的范畴，以拓展国际经济学原有的狭义研究视角。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是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基础，而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经济活动，则是一般经济理论在国际经济活动范围中的进一步延伸与应用，事实上国际经济学是研究怎样运用国际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来发展本国的经济，从而平衡本国的国际收支，有效地建立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贸易与金融体系。国际经济学并没有将国际社会看作一个整体，而当前只有融合低碳经济的相关理论，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国际经济学，才能实现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四）增加了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低碳经济理论极大地丰富了环境问题的解决措施。低碳经济理论通过界定产权办法，降低了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的成本，达到社会帕累托最优配置。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政府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范围，对于那些超越国界，无法界定产权温室气体的环境问题该如何处理，则可以运用低碳经济中的碳交易、碳贸易以及碳关税等办法有效地解决。
综上所述，研究低碳经济理论的经济学价值对于形成系统的低碳经济学体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加强对于低碳经济的理论和价值研究不仅能够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还能更及时地纠正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的错误，有效地弥补不足。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方面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在全面推进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必须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积极研究低碳经济的发展途径，加快我国社会传统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不断地创新，大胆地尝试，从而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特色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评价一个学者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很难有一种统一的标准，这些标准可能是许多因素的混合：对未来学术趋向的影响程度，对同时代的学者和社会思潮的冲击力和渗透力，在当代学术界引起争议和关注的程度，思想观念的新颖性和体系范式的革命性等。学术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部相当残酷的历史，它可能无情地淘汰了不少不幸而优秀的学者的鲜活的思想，而那些侥幸在学术史上留下痕迹的学者，有时又不得不面临自己的思想被曲解和的命运。学术史的残酷性还在于，它同人类的其他记忆一样，只会保存对于那些个性鲜明的学术“面孔”的记忆，而那些以陈旧的形式出现的学术思想，则难以逃避渐渐淡出学术史舞台的最终结局。在我们考察一门学科的学术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诧异于同时代学者对一种学术思想的评价与学术史的“记忆”有如此严重的分歧和差异：一些受到同时代学者尊崇的学者竟然在学术史上湮没无闻，而一些遭受同时代学者严厉抨击或者蔑视的学术思想反而在学术史上大放光芒。这种悖论显示出在学术的“主流”和“边缘”之间存在的微妙的差异。学术主流是一个时期之内占据优势地位的学术思潮所形成的主要学术趋向，而学术边缘则是游离于学术主流之外的学术思想，这些思想与主流思潮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学术话语、学术范式以及所关注的主题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分野。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学术主流与学术边缘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格局，主流与边缘是相对的称呼，在学术史上，由于时代背景的变化、学术思潮的波动以及研究者兴趣的转移，学术主流和学术边缘之间存在着经常置换的可能——也就是说，在一个时期为学术边缘的学术思想，有可能在另一个时期备受关注从而成为“显学”，而有些曾经盛极一时的学术思想却有可能面临式微的命运，从而淡出学术视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底花落谁家，还有待历史本身来验证。
经济学的历史中就充满了这种不确定性。主流经济学的主题和研究范式并不是一个僵滞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更新的历史。翻阅经济学说史，我们不难发现三种类型伟大的经济学家：一种是在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并有开创之功的学者，比如亚当·斯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他们是主流经济学中影响深远功绩卓著的人物，引导着经济学话语的潮流和学术研究的范式，并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起着无可比拟的革命性的作用；第二种是一些技术型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的贡献在于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背景完善了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确立了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数理方法和逻辑体系，比如瓦尔拉、希克斯、萨缪尔森，他们的分析方法已经通过无数的教科书而融入经济学的发展长河中，渗透进无数经济学的初学者和经济学家的头脑中；第三类经济学家可以被称为“另类”经济学家，他们或者对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情有独钟，从而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疆域，开辟了崭新的经济学研究分支，或者在研究范式上迥异于主流学派，从而以自己富于个性的思想和学术风格在经济学说的历史中确立了自己的独特地位。这些个性鲜明卓然不群的经济学家中，有马克思、凡伯伦、熊彼特、哈耶克、加尔布雷斯、布坎南、诺斯、贝克尔和森等。这些在经济学说史上另类（或者说异端，当然人们对于异端或者另类的标准并没有一致意见）的经济学家，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些思想正在或已经开启了经济学的某种主流思潮。以经济学说史的眼光来看，假如我们足够冷静和客观的话，我们就得承认，这三类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的发展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那些另类的经济学家，他们展现了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多元特征和无穷的多样性，显示了经济学家在许多领域的创造力和渗透力，也昭示着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不断整合的历史趋势；他们增加了经济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丰富性，拓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在经济学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的传统中浸入了经济学家的人文关怀和历史眼光，这是“另类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的贡献与价值所在。
如果我们想判断一个“另类经济学家”的价值的话，也许最合适最突出的例证是马克思。这个深谙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经济学家，以自己的独特的逻辑力量和犀利的批判性语言揭示了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制度的运行特征，“在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驱动力和各参与力量之间的紧张局势方面，无人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因而“马克思必将与亚当·斯密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起，并称为经济学历史上的三位巨匠”，尽管这三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存在着根本的歧见和冲突。马克思的经济学充分显示了一个经济学家（当然马克思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在引导和影响学术范式和意识形态从而在左右社会思潮方面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无论后代的经济学家对马克思有多少批判性的反思，他作为经济学历史上的一个极其独特的革命性人物以及他贡献给这个学科的思想资源，都是学术史所必将铭记的。与马克思同时关注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时代弊端的还有美国20世纪初的著名经济学家凡伯伦，这个行为怪僻离奇、思想独特卓绝的经济学家，在其他主流派的经济学家遵循着经典的经济学理念进行他们的研究的时候，他却关注制度的变革和演进，断然否定经济学中流传已久的理性人的假说，并将其他社会科学的丰富思想引入经济学来研究人类行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凡伯伦是美国20世纪初最著名的几位经济学家之一。他把从其他社会科学中汲取的知识引入经济学，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拓展经济学。更具体地说，他阐明了习惯、文化以及制度如何塑造人类行为，以及人类行为的变化怎样影响经济。正是由于上述研究成果，凡伯伦成为经济学制度学派的智慧之父。”这是对这位离经叛道特立独行的经济学家的公允的评价。
我要说的第三位带有“另类经济学家”印记的学者是哈耶克，尽管在货币、商业循环和资本理论方面的纯经济学成就上，哈耶克完全能够跻身于一流经济学家的行列，但是他的最引起知识界轰动和争议的成就却是在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方面。40年代以来，“哈耶克主要以一位法律和政治哲学家以及一位尖锐的对经济计划和经济统制的理智批评家而闻名于世”，他的经济学家的身份反而在逐渐淡化，有些学者对此评论说：“哈耶克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重新使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的主要部分。”在1941年他的全面论述经济理论的著作《资本纯理论》（ThePureTheoryofCapital）出版后，他由衷而坦然地感叹：“我对（经济学）纯理论有些厌倦。我写作《资本纯理论》的4个年头里是非常艰苦的。”此后，他的主要精力转向政治哲学、法律理论和思想史的研究，并在这些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其影响远远超出经济学领域，成为一位划时代的思想巨匠。从正统的主流经济学的观念来看，哈耶克的名作《通往奴役的道路》（TheRoadtoSerfdom,1944）的论证范式和学术价值是值得怀疑的，因而这部后来声名大噪的著作在当时的学术界却连遭非议，几乎到了“声名狼藉”的地步。这种受主流经济学家排斥的命运直到70年代才有所转机，作为凯恩斯的反对者，哈耶克东山再起，再次被主流经济学界所接纳并奉为神明。经济学界对于哈耶克态度的这种变化从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稍显夸张和吹捧的评语中就可以看出：“鉴于哈耶克作为在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云云。哈耶克经历了一个典型的“另类经济学家”的典型命运：先是从“主流”的经济学研究转移出来而投入广泛的社会科学的探索，成为“边缘”的经济学家，然后在经济学“边缘”获得巨大的思想成就（也遭受广泛的争议和攻击），然后在经受了历史考验之后重新受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同和尊崇，从而再次成为“主流”。加尔布雷斯也许是受到非议最多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界所赢得的声誉与遭受的毁谤几乎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作为先进工业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重要评论家，加尔布雷斯成为当代最著名的学者和最有影响的批评家之一，他的四部著作（《美国资本主义》、《丰裕社会》、《新工业国》和《经济学与公共目标》）引起思想界和大众的普遍关注与争论。加尔布雷斯在方法论上是独树一帜的，他运用历史的和演进的方法研究经济现象，他相信，“行为和感觉要在它们的文化和制度环境的结构中得到理解，这一信条促使他以相互约束和机能主义的方式建立一种神圣的综合分析”。这种信念影响了他的写作方式，他屏弃了正统的经济学家的论述模式，而代之以更有震撼力和说服力从而也更加容易被思想界接纳的方式来阐述他的犀利观点。有评论说：“加尔布雷斯改变了人们的信条，进而改变了他们的社会；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不仅由于他论点的力量，而且因为提出论点时的极强的表达能力、诙谐和能够被接受的方式”。作为主流经济学的不懈的严厉的批评者，加尔布雷斯讥讽经济学家们只是关注于数理分析而不关注现实的经济社会的“专家”，这些尖锐的批评激起经济学家主流集团的强烈反感和抵制，许多经济学家反唇相讥，称加尔布雷斯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甚至根本算不上经济学家。但是尽管如此，加尔布雷斯以其独特的理论魅力和论证方式，证明了经济学在影响公众和社会信仰方面所能达到的力量，因此，“低估他对经济学作出的特殊贡献和对社会科学的一般贡献，将是错误的。”
另类经济学家的例证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贝克尔，他将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引入广泛的人类行为研究领域，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帝国”的创立者，显示了观察非市场性人类活动的新的研究手段和崭新的视角，堪称20世纪末最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比如布坎南，尽管他并没有用数理方法研究经济学从而受到许多正统经济学家的蔑视，但是他将政治概念引入经济学，其公共选择理论的政策影响“超过了20世纪后期除弗里德曼以外的任何经济学家”，赢得学术界的普遍推崇。比如阿马蒂亚·森，他对于许多经济学的传统信条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迫使经济学家对人类行为的动因进行理论反思，他对道德哲学的关注呼应了古典经济学的终极关怀的诉求，部分地影响了现代经济学家们审视经济现象和人类行为的视角，这些成就，足以使得森在世纪交替的经济学家中占据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在经济学的历史上活跃着的许多“另类经济学家”，尽管毁誉参半，尽管命运多蹇，但是只有他们才会因为独特的理论个性而进入学术史的“记忆”。“主流”和“边缘”之间的攻击和争斗是徒劳的，只有历史才可以评判一切思想的最终价值。“另类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内在活力和创造力的象征。他们对传统经济学的超越和批判正是经济学得以更新的重要推动力量。处于“边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经济学家所应有的激情和对于这个世界的关怀。正如一位自称处于“边缘”经济学家地位的学者所说的：“‘边缘’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非主流’的生活方式。假如一个社会里面所有的人都局限于‘主流’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社会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迟早要枯竭。”我想，“另类经济学”的价值也在于此。
关键词:经济学;教学;价值观导向
当前我国高校经济学类的教材主要包括经济学基础、经济学原理、西方经济学等等。经济学最先在西方得到系统的研究和发展，我们可以从西方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得到启发，但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西方的经济理论在中国也有其不适用的方面。况且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西方经济的一些理论观点难以让我们所接受，这就要求当代的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不能把书本当作神圣的事物，辩证看待经济学理论，正确的认识经济学中所包含的优缺点。当前的经济学教学中，教师重视知识的讲授，忽视了经济学中的伦理道德因素，影响了学生的价值观的培养。提高价值观的培养，需要教师能够重视价值观培养的重要性，在教学过程中加大价值观引导的力度。
一、经济学教学中价值观引导的现状
(一)教师的思想上不重视中国当前的教育主要注重学生知识的掌握能力，而忽略了学生的素质教育。教师在课堂上，主要讲授课本上的知识内容，注意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对于经济学教学中的价值观导向并未引起重视［1］。一些教师认为，经济学教学中无需进行价值观的培养，经济学和价值观无多大的联系，在课堂教学中是可有可无的，还有一些教师虽然意识到了价值观在学生培养中的作用，但为了节省上课时间，教师采用一笔带过的方式，虽有提到，但并未做深入分析。(二)教师未认识到经济学中所含有的价值观很多教师并未认识到经济学中的伦理道德价值观。经济学中包含着大量的经济道德和价值判断标准，在经济学教学中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十分重要。很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经济学的理论和各种思维的培养，但并未认识到经济学中所含有的伦理道德等。例如，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认为资本主义需要自由竞争，无需政府干预，个人只用考虑自身的利益，可达到国家富裕的目的［2］。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通过交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在这交换和分配中，由于分配的不公平使很多人的利益受到伤害。教师在讲授“看不见的手”这一理论时，更为注重的是该理论是如何提出、主要的内容、如何发展、在如今的市场经济是否还使用等问题，并未意识到该理论存在的道德价值观———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可能会侵犯他人的利益。(三)学生自身缺乏理性思考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仍处于发展完善阶段。虽然素质教育在逐渐普及，但传统的教育方式仍然难以改变，当前很大一部分的大学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独立思考能力、社会实践能力都较弱，大多数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虽明确了方向，但却是粗糙不系统的;还有一小部分的人生价值观还是迷茫不清晰的。学生的价值观教育主要来自思想品德等相关的课本知识和学校所规范的道德标准，而自身判断事物的价值标准还存在很大的问题。虽然在课堂上能很好的接受知识，但由于自身独立思考能力不够，学生缺乏内化意识，学生对所接受的知识只是纯粹的接受，并未经过自身的加工内化［3］。当前的大学生，很大一部分都为独生子女，从小备受宠爱，可能养成了自私自利的习惯，在社会生活中，更为注重自身的利益。因此，在学生的培养中，教师不仅要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运用掌握能力，还要加强学生的价值观的培养。
二、经济学教学中进行价值观引导的原因
首先，西方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主要内容大多是与经济利益相关的理论知识，长期的知识灌输和运用，各种利益观点不断得到强化，使学生在生活中更注重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他人利益，人生价值观念混乱［4］。若此时教学只注重学生知识接受和掌握程度，不及时的对学生的价值道德进行引导，那么会造成学生形成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将会损害学生的一生。其次，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心理素质还处于发展完善阶段，其学习能力较强，而金钱更能使学生受到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面对经济利益的时候可能会更贪婪自私，而经济利益更容易引发社会道德问题。基于此，在如今经济飞速发展、物质充沛的中国，当代大学生从小生活优越，其道德水平让人堪忧，为改变当前的社会现状，不仅需要教师在经济学教学中带领学生辩证的学习经济学内容、分析相关的社会问题，还要加大价值观导向的力度，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再次，随着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多违背道德的行为。比如，做假账、非法股票交易等等，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有能力的人才，还需要高材生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的道德修养。社会需要的是德才兼备的人才，而德才兼备也是当前我国教育所追求的。若仅有能力而个人素养低下，那么社会的发展将难以推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将走的十分艰难。最后，家庭和学校是学生接受道德教育的主要场所，大学作为学生道德教育的最后一道防线，在人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学要注重学生的价值观培养，防止学生出现极端主义，为大学生步入社会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三、经济学教学中进行价值观引导的策略
经济学并不是独立的存在，经济学的内容反映着价值观，经济学和价值观两者相互交融［5］。经济发达的美国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认识到，要十分重视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人生价值观的教育。作为资本主义发达、社会自由竞争的国家，受社会和教育的影响，很多学生都存在利己主义的思想。针对这种现象，美国在不断的讨论和实践中，对经济学类的学生采取了相应的教育措施，即采用整合的解决办法，将伦理道德教育融入到相关的经济学类课程之中。将社会道德价值观与经济学相结合，这种方式避免了重新开设新的伦理道德教育课程，使学生节约了时间、学校避免了不必要的经费开支，同时还能够更直观的使学生认识到在某种经济利益下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美国将道德价值观教育融入经济学教育中的方式值得我国高等学校在具体的教育中所借鉴。(一)教师加强自身学习，改变教学观念首先，要想给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首先需要教师自己能够认识到经济学教学中对学生价值观引导的重要性，同时还要求教师加强自身的学习，能够将价值道德伦理合理融合到经济学教学中。因此，经济学教师应不断吸收新的教学理念，多参加教科研活动和相关的研究会议，认识到自身的教学理念的落后，不断学习吸收外界的先进思想，教师不再是知识的灌输者，而是学生知识的引导者和价值观的向导。其次，教师应该在课前做好教案设计，使整个课堂内容丰富而有趣，将价值观内容有效的融合在经济学的知识点中，教学设计能够给学生一定的道德启发，领会其中的相关哲理，避免因准备不足而达不到价值观导向的效果。(二)明确价值观目标目前，我国对于大学生的道德价值观培养的课程主要是公共理论课，大多为思想政治教育等。虽然开始了道德价值观培养的相关课程，但纯粹的理论使学生失去了学习兴趣，上课并未认真学习，学生对于书上的内容缺乏自我认同感，仅在考试的前几天翻开书本，抓抓重点，使得思想道德教育并未达到实际的效果。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在经济学教学中，在经济学教学中渗透价值观教学，对学生的价值观起到潜移默化的培养作用，学生能快速的认同原有的道德理论，还能将经济学内容与自身相结合，达到两全其美的效果。托马斯［6］认为“如果不能把这种课程利用为培养价值观和伦理意识的手段，我们就在浪费一个大好机会。”因此，在经济学教学中，教师要明确课堂教学中的价值观目标是培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教师将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到经济学课程中，更能够使学生接受和认可，教师通过认真分析经济学中所包含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深刻批判极端利己、拜金、功利主义思想，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和认识经济学理论，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为培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做出努力。(三)区分研究和教育的差别我国高等教育学校的教师大多具有一定的科研任务，在经济学教学中，就需要教师分清研究和教育之间的差别。研究科研避开社会道德伦理问题，仅对具体的经济问题做出相关的假设和讨论。有些研究结果还并未发生在社会现实中，它只是对未来的经济发展的一个预测，又或者是对当前经济规律的一个总结，研究可以避开社会伦理道德而展开讨论，但教学却不能如此。教学是为了培养社会人才，培养的对象是当前价值体系还不完善、缺少社会经验、道德认识薄弱的大学生，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重视价值观问题，要注重批判极端的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对经济学知识进行深入的分析，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将学生的不良价值观扼杀在摇篮期。(四)优化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首先，要加强对教材的改革。传统经济学教材已经不适用当前的人才培养计划，传统的教材的知识点不够新颖，很多知识点在当前社会已不再适用，仅能够作为补充知识进行了解。在选购教材时，可以选择一些具有新的研究成果的书籍。其次，学校要优化课程结构。传统的课程更为注重理论知识的培养，大多数的专业课程主要用来给学生传授理论基础知识，而价值观问题的摄入却极少，造成了学生的知识面仅停留在专业知识方面。因此，教师要注重优化授课内容，注重授课内容的趣味性，除了阐述经济学的理论知识还要加入相关的价值观方面的道德伦理评判。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有分析价值的问题，教师要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使学生明白其中的前因后果，而不能笼统的一笔带过。再次，教师要引导学生客观认识经济学中的阶级问题，对经济学中的带有西方色彩的资产阶级内容应该要客观辩证的学习和对待。最后，要注重学生对经济思想的内化和理解。学生学习并不仅仅是纯粹的接受所学的经济理论，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将知识内化、使之与自身原有的知识内容进行融合。学生通过了解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及政策提出的时代背景等，对经济理论有更深入的了解，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而不轻易受经济理论中的价值观的影响。(五)改革教学方式最后，对教学方式进行改革。一旦明确了教学培养目标，教师应该改进自身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提高经济学教学中的价值导向作用，需要教师在加强学生掌握知识能力的过程中，还应该加强学生人生价值观的培养。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学习，鼓励学生去质疑问题、分析探索问题。在教学方法上，可以采用启发式教学法、案例分析法等等。教师在教学中要避免述而不评的现象发生，纯粹的描述并不能使学生获得多大的收益。为了提高价值观的培养，教师可以采用既述又评的方式，课堂中将述和评结合起来，让学生既能了解到经济学理论知识，又能从中分辨理论中的合理部分和需要批判的部分，能够使学生客观辩证的学习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构建自身的价值观。
四、结束语
经济学理论不仅包含着经济学知识，还包含着价值伦理道德的思想。在经济学教学中，要加强学生价值观的培养，不仅需要教师的不断探索实践，提高自身的教学方法，还要求学生自身能够将教师所教授的内容内化为自身的知识，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当前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是全面的高素质人才，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灵活的实际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还要具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道德观，因此，在经济学教学中，价值观的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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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任何一次经济危机时期都是经济学创新最活跃时期，比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诞生了凯恩斯主义，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滞胀诞生了供给学派等。然而本次经济危机后，西方经济学界却一片沉寂，相反中国经济学界则创新勃发，新结构主义、新供给主义、新财税主义等中国本土经济学创新相继浮出水面，其中要属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派风头最劲。
提到“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一词，从字面上看往往会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强调的是这是研究“新供给”的经济学，另一种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强调的是一种新的“供给经济学”，滕泰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属于哪一种呢，我认为属于第一种。因为在他的书中，通篇都是强调“新供给”，研究“新供给”，并且总结出非常多的关于“新供给”的经济学规律，这也构成了其最新出版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一书的核心内容。
作为学界中人，我认为滕泰提出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最大的亮点，是从新供给的角度重塑了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周期理论，他将“新供给”引发的经济周期分为了“供给形成”、“供给扩张”、“供给成熟”、“供给老化”四个阶段，这其实与传统经济学中经济周期的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四个阶段基本相对应，只不过滕泰的理论更好地解释了为何经济周期会分为这四个阶段，更好地揭示了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律。
我认为，滕泰对新供给的分类对经济发展也很有指导意义，传统上提到供给往往会默认为产品的供给，但是这样理解显然是太简单了。在书中，他将新供给分为四类，分别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新资源要素、新制度四大方面，他认为这四个方面的创新都可以给经济带来爆发式增长。在新商业模式带动经济发展方面比如共享单车、网约车、电商、网络外卖等都是新商业模式推动经济发展；关乎新资源要素，滕泰在书中举的是石油的案例，但是太阳能、页岩气作为新资源要素推动经济发展的案例更为合适，比如美国就是因为发现了页岩气这一新资源要素让美国重新取得资源优势；新制度推动经济发展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家庭承包制度，这一制度在不改革任何Y源要素的前提下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将新供给进行细致划分对我们的启示是，当我们在为经济寻求潜力时，可以从这四个方面入手，而不必紧紧盯住新产品、新技术一个方面，这样我们的思路就会更宽，视野更广，更容易取得突破。从本轮经济危机来看，中国和美国是从不同方面实现经济突破的，比如中国更多依赖移动互联网新商业模式的驱动，而美国更依赖页岩气这类新资源要素的出现。
在滕泰的理论体系中，阻碍供给的因素被称为“供给约束”，“供给约束”又可以分为“直接约束”和“间接约束”，直接约束是指一些非市场因素对供给数量、供给价格或供给主体等进行限额或准入性限制，进而导致市场参与者受限和有效供给不足的供给约束，主要包括行政管制和行政垄断等。其实“直接约束”看得见，也容易破除，而“间接约束”则更加隐蔽，是指由于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导致的企业融资成本或税收成本上升，进而使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并导致新供给无法形成或有效供给减少。
笔者根据滕泰的研究框架进一步发现，中国一直在破除直接约束上发力，而没有在间接约束上发力，比如简政放权就是典型的破除直接约束。当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障碍明显在于“间接供给”的约束，而非直接供给的约束。
在破除间接约束方面，我非常赞同滕泰提出的降低融资成本比减税更重要的观点，根据笔者做过的测算，目前中国包含银行体系和影子银行体系在内的中国企业融资余额超过100万亿元，只要降低一个点的企业融资成本就可以为企业增加利润1万亿元，而去年大规模的 “营改增”也仅仅减税5700亿元，仅为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一个点的一半左右。目前中国企业融资成本很高，至少还有三个点左右的降低空间，为企业减税规模将是营改增的五倍。
在经济学界，供给学派一般被归类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这是因为供给学派所主张的比如反垄断、解除管制、民营化和自由化、大幅减税等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张非常接近，但其实了解供给学派的人则不这样认为。供给学派也主张干预，而且认为干预的重点在供给方面，而非需求方面，滕泰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衰退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供给结构老化所造成的供给创造需求效率降低，而政府通过结构性改革可以引导要素从供给老化的产业向新供给形成和扩张的行业转移。政府可以发力的地方有这么几个：一是打通要素市场，二是鼓励老供给的更新改造，三是鼓励收购兼并，四是引导、孵化新供给。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致力于建设“有效市场”，做“有为政府”。虽然新供给的出现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是一出现苗头，确立趋势，政府就应该开始介入并扶持。
同时，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追求经济的“哲学实现”，主要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由对政治异化的批判上升到对劳动异化的批判，通过对国家与市民适合关系的解剖，把长期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遮蔽的社会存在论本质加以澄明，进而对私有制展开了全面批判，用历史的普遍性去提升历史特殊性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旨在校正人类世俗化的历史发展方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这一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根本上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历史理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追溯观念发生的谱系关系的批判，在历史的隧道中，马克思发现了前现代和现代性的根本区别，为后人提供了历史哲学最具解释力的原理与方法论。其注重从范畴史批判过渡到对历史偏斜运动背后的自由本质的澄明，深刻追问了历史偏斜运动的社会存在论，揭示和批判了资本运动引发的物化和异化本质。
它不是用一种经济学去批判另一种经济学，批判所指向的历史理论具有唯物史观哲学的深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历史规律空间中，察审特定时代经济结构产生及运行的过程，用现代最好的历史理论来说明社会经济的现象。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规律面前，任何经济学范畴的追问，都会汇集到更高的历史整体性，都会显现其流变性和过程性，消解概念自身的凝固性、永恒性。因此，当经济价值的公式符合世界历史进化的公式时，马克思从哲学的批判进入到经济学批判，又回溯到了历史大尺度审视中，经济价值的理论逻辑做出了对实践的科学解释与指导，经济现象成为局部问题，“资本永恒”等资本主义教条符咒都将被证伪。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历史与逻辑的上升运动，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时空坐标指向下，对特定的经济事件、结构和环境进行必要的哲学思辨，揭示了事件内在的矛盾本质。如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分析，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框架而指出：“在历史的发展中，劳动范畴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单纯的范畴，但它具有深度和广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由此可见，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就算是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它们只有基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同样也是历史条件的产物。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过渡到了对一种历史哲学思辨，从劳动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普遍素质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对象化劳动反映了一种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导致现代性“二律背反”发生的深刻根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崭新的哲学辩证法
首先，它深刻地展现了唯物辩证法“生成”范畴的哲理。“生成”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理解的“过程”，“生成”是历史辩证法的重要范畴。通常马克思在三种情况下使用辩证的“生成”范畴：一是充满着历史内在否定性的精神自觉反思的逻辑运动；二是具有历史进化意义的实践生长点的绵延与集聚；三是具有人类感性的、实践的因素等驱动的人与自然进化关系的哲学力量。运用辩证的“生成”范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考察和揭示了资本主义总体性特征，生成贯通着资本的生命周期，意味着过程与目的性的连结，是辩证逻辑上升运动，资本主义由于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所构成的矛盾运动，资本的生产过程与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目的环环相扣，它的发展贯穿着繁荣、危机直至衰亡的铁律。同时，在《资本论》中认为经济思想史认识的过程极为复杂和曲折，是从关于现象的外部方面知识到关于内在本质知识的运动，详细察审了剩余价值起源和历史认识图式，并加以批判。
其次，它注重“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马克思指出，“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在思维行程中，抽象的规定导致具体的再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充分表明：我们要把思维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用思维来掌握具体，不应当从感性出发揭示资本世界的深层本质，应当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开始，政治经济学才会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同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混沌表象的穿透，马克思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家经济范畴的错误教条，揭示了历史生产组织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以形成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经济危机等范畴体系，回答了货币生存世界的资本座驾问题，回答了现代性历史遭遇的深层社会存在论问题，阐明了人类历史是从何处来，应往何处去的真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实践活动的先进学说
马克思肩负着无产阶级伟大使命，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与阶级性相统一的特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他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历史规律如何行动的价值判断，是追求“政治与哲学”的实现，是对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揭示的事实判断。马克思通过批判，进行了再颠倒，破解了价值规律在资本的社会化层面上带来的神力，指出“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是工人养活资本家”，把非科学的、被颠倒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价值理论的核心命题给推翻。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也具有高度科学性和真理性，实现了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独树一帜的价值贡献，它的在场性承载着对政治经济学现代性诊断与批判的“揭秘性实践”，追求着经济的“政治与哲学的实现”。《资本论》从头到尾贯通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揭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货币-资本-财富”体系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解剖。事实上，《资本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利润”的本质，用的是一种最具原创性的思考方式，集中体现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存在之链”，始终保持着具有普遍性特质的自在自为的真理。
例如，关于货币财富与权力关系的批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历史哲学的维度，系统地分析了货币流通率以及流通中货币的供给和需求规律，关注资本制度的实质性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异化现象。并从三个方面揭示了货币财富与权力互渗的机制：第一，货币权力，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制约下来自货币作为流通的代表，其在固守中淡化了自身，同时又以符号的形式复活了自己；第二，作为一般财富的个体化，货币是以特有的价值通约形式兑换着现实的社会关系，具有购买一切东西，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第三，货币是一种普遍权利，展示了使财富扩大到具有普遍性的秉性，被表现为“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真正普遍的实质”。在货币生存世界中，被货币化了的权力再次证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具有的当代意义和价值，因为它拥有通约一切存在的意志和冲动。
（作者单位：西安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①白刚：《〈资本论〉仍然是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术界》，2016年第8期。
②周嘉昕：《马克思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责编/温祖俊美编/李祥峰
[关键词]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贫富差距
[作者简介]宋青励（1993―），女，东华理工大学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全球化；蔡东伟（1979―），男，哲学博士，东华理工大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原理。（江西南昌 330013）
《资本论》的出现，对西欧乃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本书基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事实，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自身生产方式所具有的矛盾以及其发展过程中呈现的规律。尽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多次对其进行攻击和责难，但始终无法驳倒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论，更无法实现对其的超越与替代。所以，《资本论》一书的问世，对政治经济学领域而言不只创造了经济学上的新高度，更在哲学的存在论上有了突破。
一、《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
在1857-1858年写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最后一个笔记本（第七笔记本）的封面上，亲笔写下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续）》的题名。这表明，马克思一开始时是打算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命名的他的经济学巨著的，并于1859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随后马克思开始着手第2分册的写作。但随着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他对第2分册作了一些调整，力图以“资本论”这个单独的标题出版，接着的副标题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也就是后来独立出版的《资本论》。从这个角度而言，不论是作为正标题还是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无疑代表了马克思对他的“鸿篇巨著”的根本定性。
那么，我们怎样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呢？第一，从理论维度来看，这是将政治经济学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真正有益于人类需求的科学。马克思认为，如果政治经济学只是资产阶级经济时期的科学，则它没有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社会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是当作了社会生产及发展的最终形式，所以只有在社会斗争的潜伏时期或在极个别情况下，它才能够被称作科学。而《剩余价值学说史》无疑就是这一任务的根本实现。第二，从现实维度来看，这是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生理机制的客观需要。要想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的生理机制，就必须采取“政治经济学批判”，层层剥离那些外在假象，“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从这个角度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必然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现实本身的批判。第三，从政治立场来看，这是建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要求。《资本论》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指导理论，必然意味着要对“副本”和“原本”的双重批判，即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重批判。从最终旨趣来看，这是彻底终结政治经济学的必然要求，它的根本目标是要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因此，它必然要从根基上彻底终结一切政治经济学。
二、《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价值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全球财富的分配状况如何？贫富差距是进一步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财富是否越来越聚集到少数人的手中？对于这些问题，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们纷纷做出了解答。在《不平等的代价》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缇格里茨认为，“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黑暗的一面在于不平等现象非常严重，并且还在不断加剧。这影响到了美国的社会结构，使得其经济的可持续性也受到制约。富人更加富裕，而底层民众则承受着与美国梦不相称的贫苦。直到2007年，美国社会结构中0.1%的上层家庭收入是95%的底层家庭平均收入的230倍，而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的财富超过国家财富的1/3。在《21世纪资本论》中，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迪调查了在过去三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财富收入数据，更为深入的说明了不仅是欧美国家内部的贫富悬殊渐渐拉大，全世界的贫富差距也逐渐在拉大。当前，全世界最富有的0.1%的人群却占有了世界总财富的20%，社会顶尖的1%的富人占了世界总财富的50%，而最富的10%约拥有总额的80%-90%。[1]这表明，不仅在欧美国家内部，而且就全球范围而言，占世界人口较少数的富人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敛集财富。
为什么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呢？皮凯迪认为，其根源在于资本的收益效率大大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长效率，这也是资本主义内部的核心矛盾。那么，资本的收益率为什么会高于收入的增长率呢？皮凯迪并没有做出详细的进一步解释，因此这只是从物质分配角度给出的表面解释，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这N不平等加剧的内在根源。马克思认为，“生产的方式不同，完全决定了分配的结构。就分配对象而言，能进行分配的只是劳动成果。就劳动的形式而言，人员不同的生产的方式直接关系到分配产品的结构。从此来看，收入增长率远低于资本收益率的本质因素不在于分配的本身，而在于生产结构的原因。就此而言，斯蒂格利茨的判断与马克思存在一致之处，在他看来，财富分配不平等之所以加剧，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本身。从这个角度而言，《资本论》依然能够为我们理解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提供重要指南。
18世纪时，卢梭就曾指出私有制是导致一切不平等产生的源头。但卢梭并没有区分两种不同的私有制，“一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2]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正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它通过裸的暴力，剥夺了直接生产者的资料，为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马克思将这种剥夺称为资本的“原始积累”。
因此，从起源来看，资本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对他人劳动的掠夺之上的。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这也决定了，资本绝非指具体某物而是指以压迫剥削他人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得以构成的经济基础。马克思说：“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其实质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里，资本决定了生产过程。换句话说，此种生产方式的基础在于资本本身以及雇佣劳动关系，而这种劳动关系又是占主导地位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生产方式。”所以，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目的，决不是为了满足大众的生活需要，而是为了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攫取。
为了最大限度获取利益，资本必定会通过各种手段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财富，国家政权也将被与资本捆绑在一起，变成保护资本主义利益的联盟。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断言，在资本累积持续进行的情况下，全球的财富也将逐步从社会底层流向上层，从不发达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最后聚集到少数人的口袋。马克思在书中形容：“一端是源源不断的财富持续性的聚集，而另一端的无产阶级，通过自身的劳动进行生产，所获取的仅仅是不断积累的无知、压迫、贫穷、粗野、劳动折磨预计道德的堕落”，”这才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本质以及绝对规律。”
因此马克思认为，在财富分配上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悬殊，分配过程的本身并不是根本原因，其本质在于资本和资本主义内部所存在的生产关系。即使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在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并且是以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为对象所提出的，但用它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和分配问题仍然能给我们许多启示。皮凯迪和斯迪格理茨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但他们的理论并不能从根本上超越或者，只是用更为全面的调查数据和案例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判断的正确性。大卫・哈维以马克思的这一分析入手，提出了“剥夺性积累”概念，揭示了“新帝国主义”的运行逻辑，为我们理解贫富差距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三、结语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现象，主流经济学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们不得不从《资本论》中寻求理论资源，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资本论》的生命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资本论》更是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忽视的经典之作。显然，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性，而且也体现了它的阶级性，是二者的辩证统一，它对后来的西方和西方左派政治经济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关键词：忠诚 忠诚度 忠诚管理 价值观
一、忠诚管理的提出与内涵
（一）忠诚管理的提出
忠诚管理始于企业管理由关注生产性因素到人本因素的转变，此时企业在经营管理模式上经历了一条由表及里、从浅到深的发展道路。与企业管理前期所不同的是，忠诚管理在关注生产性因素的同时更把重点投向创造价值的人，是在前期生产性因素的基础上整合了后期人本因素的观点并加以发展的结果。同时忠诚管理的理念不仅仅在企业管理领域中得到发展与升华，而且泛化到各个领域、各级组织，人们认可忠诚管理在管理领域的贡献，并使得各类组织的管理者和领导者视角协调一致、殊途同归。
（二）忠诚的内涵
忠诚是职业人应遵循的一种职业基本准则，是指对组织或个人真实无期、遵守承诺和契约的品德及行为。忠诚度作为衡量忠诚的标准，它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包含行为成分、态度成分等多个因素。
中国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培养忠诚意识。西方则认为忠诚是一个等级体系，是一个系统。哈佛大学教授乔西亚·洛伊斯在《忠的哲学》中指出 “忠诚自有一个等级体系，也分档次级别：处于底层的是对个体的忠诚，而后是对团体，而位于顶端的是对一系列价值和原则的全身心奉献。”其表现有三类：一类是忠诚于个体，即对某个人忠诚，比如忠诚于组织的领导者；一类是对团体的忠诚，比如忠诚于组织本身；另一类是对一些原则的忠诚，比如信仰、思想或操守。这三类忠诚有时是结合在一起的，其中对组织的忠诚要比对个体的忠诚稳定，对原则的忠诚又比组织的忠诚稳定。
二、忠诚管理的经济学思考
组织成员的忠诚可量化表现为员工对于组织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指向和心理归属，即员工对所服务的组织尽心竭力的奉献程度。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忠诚管理，员工忠诚在组织中具有明显的经济学意义。
（一）提高工作绩效
员工的忠诚可分为主动忠诚和被动忠诚。前者是员工主观上具有忠诚于组织的愿望，这种愿望往往与组织目标高度一致，是组织帮助员工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等因素造成的。在工作中，员工忠诚于组织的奉献精神会产生凝集力，利于组织的发展；被动忠诚是指员工本身不愿意长期留在组织里，但由于一些约束因素，如高工资、高福利、交通条件以及暂时还没有更好的出路与去向等，而不得不留在组织里，一旦这些条件消失，员工就可能不再对组织忠诚了。
（二）忠诚管理，降低组织人员置换成本
员工对组织忠诚，就是忠诚于自己所选的事业，对自己的组织不离不弃。这样既可以不断在组织内积攒社会资本，避免跳槽对自己“元气”的损伤和社会资本的“归零”重新开始，又可以使组织根据员工的个性和能力从个人的成长与组织的发展角度做人力资源的长期规划。使得组织在人力资本投入中不会出现重复和浪费，从而降低组织人员置换成本和交替成本。同时忠诚度所产生的辐射作用会更容易吸引并留住优秀的人才，为组织营造优厚的人力资本。这些忠诚的员工一方面从自己的忠诚度被认可、被赏识体验到满足和成就，从而学会更加忠诚；另一方面由员工提供优质服务又反过来强化了组织的凝聚力从而促进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和强大，进而达到组织与个人“双赢”的效果。
（三）树立良好的组织形象
一个组织要立足于本行业进而在社会上留有良好的口碑，就必须让组织外的成员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实时的借助一定的平系并得到所需的相关信息。而这些信息的获得所产生的能量应该是积极地、向上的，并且是稳定可信的这样才能培养出组织外的忠诚度，在实践中由于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诚所产生的忠诚处处维护组织对内、对外的形象，使组织形象达到一个较完善的层次，有利于吸引和培养组织外的成员对该组织的认可与信任。从而使组织在更大区间形成良性循环。
三、忠诚管理的基本因素
忠诚，不仅是指管理思想和战略规划，还有其实用的测量指标，凭借这些指标可指导实施战略策略的日常工作的操作。实践中，非营利性组织（比如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其忠诚管理的基本框架应包括如下因素：
（一）描绘愿景
描绘愿景的目的是要创造一种成功的组织文化或组织价值主张，实现卓越的成就。以理念为基础构建的忠诚才持久，才稳定。因为愿景在组织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给人以力量。管理者和领导者必须让自己的属下看清前方，描绘一个激动人心、崇高的未来让大家相信这个未来，并用忠诚之心来实现这个愿景。
（二）以忠诚度为导向招聘选拔员工
诸葛亮在《将苑·知人性》中讲到：“知人之性，莫难察焉。”可见，选人用人之不易。招聘和选拔员工，作为忠诚全程管理的第一站，其犹如员工进入组织的“过滤器”，“过滤”效果好坏与否直接影响着后续阶段忠诚管理的难度。能够成功地运用忠诚管理的组织，在招聘和选拔员工时会小心谨慎、严格筛选。
（三）培养员工的忠诚度，赢得员工的忠诚
培养员工的忠诚度，首先应该是培养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只有对事业忠诚，他才会认真地做好本职工作，维护组织利益”不做任何与履行职责相悖的事，不做那些有损于组织形象和组织信誉的事。其次忠诚于领导。再次，心怀感恩之心护。
对员工的忠诚培养，可以从以下几个阶段着手：
1、供职期间忠诚度管理
忠诚度管理的最佳时机是员工在组织的的供职期间，此时组织与员工联系最为紧密。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都有被尊重、实现自身价值的需要。因此组织要想培养员工的忠诚度首先要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和培养员工的归属感。我们可以通过信息共享、员工参与部分组织决策、团队合作、渠道通畅等方式，使员工在组织的地位和重要性有所提升，建立员工的归属感。让员工感觉到自己在组织中的存在价，只有这样，员工才会忠于自己的组织与团队，才有可能把组织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2、离职潜伏期忠诚度管理
员工忠诚度不是一个恒定状态，维持员工的忠诚度的条件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如果组织不能及时发现并重视这些变化，并有针对性地做出令员工满意的调整，员工忠诚度很可能会下降到足以使员工产生懈怠工作甚至离职念头的程度，这个时期为离职潜伏期。离职潜伏期是员工离开组织的最后一道“闸门”，所以必须尽力采取有效措施挽救，挽救员工特别是关键员工的忠诚度，防止人才流失，而且挽留成功与否也是检验员工忠诚度管理成效的重要标准。
3、辞职期忠诚度管理
一个员工从该组织调离，有很多原因，但无论是什么情况，只要是员工递交调离报告，意味着该员工对组织放弃。因此组织在选拔新员工填补空缺的同时，更应该着手与离职员工约谈，了解离职员工离职的真正原因，以及其对组织各方面的意见和看法，从而发现目前在员工忠诚度管理及其他方面存在的缺陷，为今后员工忠诚度管理的完善提供依据。
达到上述目的的假设前提是，即将离开企业的员工会比较客观公正。
4、辞职后忠诚度的关注
员工离开组织并不一定意味着对组织的背叛，离职后的员工仍然可以成为组织的重要资源，利用他的口碑，扩展组织的正能量影响。把忠诚度管理的范围延伸到离职后的员工，继续与他们保持联系。
四、忠诚管理的价值观意义
老子讲过：“道不同，不相为谋。”忠诚需要一种特定的组织文化背景，员工只有认同了组织和组织行为，才会产生巨大的凝聚力，才能从心底认为理应忠诚。若没有一致的价值取向，很难保证员工对组织的追随与认同。只有员工在价值观上与组织的一致，才能开创“志同道合”的局面。
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和准则，成为人们判断价值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个人的价值观一旦确立，便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就社会和群体而言，由于人员更替和环境的变化，社会或群体的价值观念又是不断变化着的。
价值观的确立与管理是组织文化的核心。进行组织忠诚度管理必须借助于文化管理。文化建设是忠诚管理的工具。在忠诚管理过程中，塑造正确的组织伦理观，提高组织理念的感召力，在组织内形成统一的思想，是忠诚管理价值观的要求。
一个组织留不住人才，人心涣散，员工人心背离无法形成忠诚管理局面往往不是组织能力问题，而是组织与员工价值观冲突而造成的巨大沟通成本和执行成本。员工尤其是优秀的忠诚管理者是组织最重要的资源和财富。所以，准确描述组织忠诚管理的内涵、提炼组织的共同理念以及科学地传播理念，在组织中形成培养员工的忠诚信念是所有管理者务必重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美）弗雷德里克·莱希赫尔德著//常玉田译《忠诚的价值》/哈佛商学经典译丛，华夏出版社.2001-01-01
[2]（美）詹姆斯·库泽斯，巴里·波斯纳著.李立林，张震，杨振东译《领导力》，电子工业出版社，第四版，2010年5月
[3]魏钧《忠诚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
摘 要：经济学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正确与否直接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生态文明视域下，重新审视以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经济学人才培养对于培养兼具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培育具有生态文明价值理念的优秀经济管理人才、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生态文明；经济学；人才培养；价值
当前，经济学人才培养仍以工业文明所倡导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主义为价值取向，并以此衍生出物质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观念，完全背离了生态文明的价值要求。生态价值是生态文明视域下经济学人才培养的根本取向。因此，生态文明社会呼吁重塑经济学人才培养的本源性价值，实现经济学人才培养的价值转向。
一、生态文明与经济学人才培养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趋势，党的十报告首次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生态文明是既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真正文明形态，它摒弃工业文明追求单一经济目标的发展方式，力求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解为价值取向，这一生态价值是现代经济学人才培养的根本取向。
目前，经济学人才培养在我国高等院校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培养的价值取向正确与否直接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由于我国经济学人才培养一直效仿于西方，以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为范本，在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上深受西方物质主义、经济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取向影响。在人类由工业文明步入生态文明的进程中，经济学人才培养必须由独断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经济主义转变到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解的生态价值取向上来，才能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培养兼具专业素养和人文素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二、我国经济学人才培养的价值审视
现代价值观体系充斥着独断理性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经济主义、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等观念，且已深深地渗透在现代社会制度之中，成为多数人的信仰。在现代经济学人才培养的价值定位上始终只注重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忽视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目标，陷入了经济主义、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困境，缺乏整体主义价值格调。
1.科学主义价值观念强化，人文精神价值缺失
当前经济学人才培养以至高无上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为价值导向，强化在封闭经济环境中，分析经济各要素间的数量关系，以求得出正解，对人类社会经济关系进行全面的物化。比如企业在选址决策时，从现有经济学理论来看，只需要考虑原材料、土地和劳动力等被纳入经济运行范畴的要素，并从经济学“理性经济人”角度出发，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选出那些原材料、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相对较低的区域进行生产活动。然而这一思维和行为过程源于当前科学主义价值观念的强化，企业管理者始终只考虑如何科学地、理性地决策，企业俨然成为了一个“生产的装置”，而不是一个社会的有机生命体。反观企业的经济活动，足以窥见当前经济学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人文精神价值缺失，经济学人才培养中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回避，把经济学当作自然科学来研究，见物不见人，这种研究范式又必然把社会文化全面导向庸俗化，把人的精神全面发展片面地引向唯一的金钱方向发展，使培养的经管人才丧失了人的本源性，沦为了追求物欲的“工具”，培养的是精于算计而毫无血肉的“残缺人”，未能体现经济学的人文价值。
2.经济主义价值观念至上，自然资源价值虚无
现有经济学人才培养中的经济至上主义价值观与经济学固有的理论研究范式分不开。现有经济学人才培养一直以西方经典经济学理论为蓝本，从未将自然资源纳入经济理论，无视自然资源的价值，其在理论研究范式上存在环境缺陷。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西方经典经济学理论还在为人类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环境摇旗呐喊，并为人类无限膨胀的物欲提供理论基础，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价值观念。奉行经济至上主义价值观的经济学理论已渗透到整个经济学人才培养中，直接助长了经济学人才的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倾向，导致在实践管理工作中无视自然规律和自然价值，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价值判断标准，目光短浅，行为短视。
三、生态文明视域下我国经济学人才培养的价值追求
生态文明视域下，以至上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经济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经济学人才培养已完全不能适应生态文明社会的发展需要，必须按照马克思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理论重塑经济学人才培养的本源性价值，实现经济学人才培养的价值转向。
1.立足于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重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
追求人性的圆满应是当代经济学人才培养的圭臬。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始终是创始人坚守的理论旨趣和追求的革命目标。马克思立足现实诠释 了人的自由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的全面发展是自由发展的条件与结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人的个性、能力和知识的最大限度地协调发展，也是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精神素质的共同提高，同时还是人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的充分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出的最为宝贵的两种精神。从人类的漫长的发展历史来看，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一直呈现出相互交错、交相发展的融合态势。当代经济学人才培养应着眼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适应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融合态势开设人文类课程，挖掘经济学理论中的伦理意蕴，达成人性、人格的完美和能力的全面发展。
2.立足于培养具有生态价值观念的经济管理人才
树立生态价值观念是生态文明社会对经济学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生态价值观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础，是处理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观。马克思在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同样也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当前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正是人类无视自然价值带给人类的惩罚。为此，在经济学人才培养中应转变传统经济学范式，重新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把自然价值论渗入经济学课程体系中，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为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培育具有生态价值观的经济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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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传统经济学认为，家务劳动不像其他可以流转的商品或服务那样具有交换价值，只是在家庭内部有价值，各国也未将家务劳动价值纳入国民生产总值核算体系。法经济学分析指出，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我国婚姻家庭法应本着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收益的原则，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放宽夫妻家务劳动成本分担、收益分享的条件。
家务劳动是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这种通常由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从事的未支付报酬的劳动，主要包括下列活动:煮饭、清洁、整理房间、洗衣物、购物、修理和维护住房、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园艺、宠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只在家庭内部有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分工越来越细，家务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需要成本、能产生收益，具有社会价值的劳动。夫妻间从事家务劳动的通常是女性。通过立法承认夫妻家务劳动具有的价值是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了对女性的保护，有助于实现男女实质平等，被誉为是对经济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妇的“自卑治疗剂”。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成本构成分析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事家务劳动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及机会成本。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某种劳动中的精力成本越大，则投人到另外一种劳动或其他活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以全职夫妇为例，在夫妻工作时间相同时，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自由支配时间就越少。而自由时间可以用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可以用于“劳动者体力的恢复，智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和谐发展’。非家务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时间休息，可以促使其体力的恢复，产生新的精力，因而在市场投人方面具有较大的精力优势。家务劳动方，因在工作之余从事家务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该方就会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时间恢复其体力，影响其市场投人的精力，在市场投人方面失去其精力优势。当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时，从事家务劳动的精力强度大于闲暇时间的精力强度，故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选择精力强度不大的工作，甚至因其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而根本无精力投人社会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会工作。而从事社会劳动的精力成本往往与工资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于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方承担，在已婚男女参与同样的社会工作时，女性的社会收人往往较之男性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已婚女性在婚后较之婚前在市场精力投人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而可能会减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一切资本中，只有对人的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本。对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与花费在该项活动上的时间正相关，“当家庭部门用的时间更多时，主要提高家庭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会更大一些;而当工作时间更多时，对主要提高市场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积极性会更强一些。由于妻子的主要时间是从事家务，其对社会工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较男性低，加上女性社会劳动精力投资较男性更少，自然会降低他们的社会收人，而低收人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他们投人市场的精力及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成本。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劳动和劳动结果相统一，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解放的标志。
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同属于人类劳动方式之一，只是劳动地点及劳动内容等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劳动分工，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务劳动这种精力成本进行投资而不能分享该投资的收益，会造成对女性的系统性剥夺，既违背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也会减弱该方投资家务劳动的积极性，对家庭这一经济组织体也可能造成破坏(导致解体)。如果不对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成本给予回报，家务劳动方在夫妻时间配置博弈中处于不利境地，在婚姻解体时也会削减该方在离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夫妻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体，但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显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间可能会因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而放弃社会工作选择家务劳动，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动承担主要家务劳动，“夫妻一方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活动被放弃了”，因而家务劳动存在机会成本。由于从事家务劳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投人，在时间总数不变的情况，家务劳动者就只能通过改变时间分配的方式以承担家务劳动，如通过不断减少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或者减少甚至放弃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的时间等方式以保证有足够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此，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多、年限越长，其机会成本就越大。
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选择取决于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价值，“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的关系，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效用大则价值大，反之，价值则小。边际效用价值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物品所引起总效用价值的增量，它遵循效用递减规律。如果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比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大，其就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反之就会选择从事社会劳动，而且只有当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为正时夫妻才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如果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相等时，则无论从事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无区别。因此，理性人假设下，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应当大于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且其边际效用价值为正，而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越大，表明家务劳动方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
总之，家庭“这一生产单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场产品，而是家庭成员的时间，特别是传统家庭中妻子的家务劳动。贝克尔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家庭中每一成员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赖下尽其所能，自觉履行投人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家务劳动具有精力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对婚姻的一种投资。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意味着该投资是有效益的，就会鼓励投资者继续投资。反之，该方就会减少投资，甚至不再投人而宁愿选择经济组织体的解体。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要求夫妻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长久维持婚姻关系。
二、夫妻家务劳动产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务劳动所创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分担如家庭安排、照顾子女等可以减轻非家务劳动方精神上的压力，带来清闲的享受，而有些活动如清洁、整理房间、清洗衣物等，则本身可以为家庭成员带来精神方面的愉悦。物质上的收益，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带来的分工收益、家务劳动使得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及非家务劳动方在家务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人力资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纯属主观感受，难以客观衡量，本文主要分析物质性收益。
(一)比较优势分工带来的收益
夫妻之间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行劳动分工，以增加家庭的产出?通常认为，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而男性在社会劳动方面能产生较高的生产力。男女只有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增加家庭的产出，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保持下来，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化效能，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进了劳动的分工，取得了来自专业化的收益。家庭通过丈夫在劳动市场从事专职工作，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这种互补活动的专业化而促进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男女之间根据各自的优势实行分工，有利于增加家庭的产出，提高家庭的经济效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机会成本较低的配偶专于家庭生产。由于女性的工资普遍较男性低，其机会成本相对较低，这样现实生活中从事家务劳动的任务就主要由妻子承担，丈夫则利用其在社会劳动方面的优势参与更多的社会劳动。妇女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门，男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部门的分工模式被认为是获得家庭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由一方从事家务劳动，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场的优势参与社会劳动，夫妇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家庭产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据夫妻的比较优势，发挥各自所长的结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劳动都应具有相应的价值。
(二)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防止积极财产流出)
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下，许多已婚妻子担当着从事家务劳动的主要责任。妻子从事的家务劳动自然可以减少家庭中雇佣保姆的费用，降低家庭经营成本，防止家庭中积极财产外流。“妻为家事劳动，则不须支付对价于他人，家计费用即可减少，则其减少部分，对家庭而言，就是家事劳动的价值。家事劳动之防止家庭中的积极财产流出之功能，即为其获得评价之主要根据。由于降低家庭经营成本是通过投人家务劳动的方式实现的，该降低的成本则为家务劳动的收益之一。
(三)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虽然家务劳动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换价值，但通过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以及“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
1.理性人假设中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即假定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并且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会考虑婚姻的成本及从婚姻中获取的收益。家庭是一个资源交换的场所，只不过这种交换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质的交换，也包括物质上的交换。现实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社会生活是要求互惠关系的，人们的选择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奖赏和最少的代价之下的，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润或最好的结果。在家庭中，需要通过家庭成员共同投人共同经营，彼此分享家庭收益，获得对方经济上的供养及情感方面的爱与呵护。家庭成员应当共同投资于家庭，以获取投资的收益以分享，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增进家庭幸福。家务劳动是对婚姻非物质性的投资，对该投资除了精神与情感方面的回报，尚需要换取其投资应得的经济收益，此种收益是通过家务劳动换取非家务劳动方的社会劳动价值实现的。
2.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核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以萨伊的生产要素理论为基础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计算方法。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未将家务劳动价值核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内。而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实际也具有交换价值，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过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子女，而不是传统的商品。“忙于抚养孩子的妻子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换得’丈夫在市场上的工作，而丈夫则‘购买’妻子照顾他们共同的子女。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妻子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对于此，家务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换价值，但其通过“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事实上，家务劳动价值对准确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有关资料资示，仅一项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价值就约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0--35%。
(四)非家务劳动方获得的人力资本
夫妻获得的收益除了经济上的现实利益，还包括一种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体现的资本收益，即人力资本收益。“人力资本是一个人拥有的从事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的能力、知识和技能，它主要靠学习、训练和经历来获取和积累，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夫妻经济方面的共同投人及一方对家务劳动的分担，使得非家务劳动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人到自身的教育、培训中，积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技能，而这些素质和技能使得人力资本投人方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终身受益。“学校教育通过提供知识、技能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了人们的收人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收人分配的不平等与教育和其他培训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失业与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在这些资本投资过程中，夫妻对人力资本在金钱方面的共同投资，极易获得夫妻及世人所认可。但夫妻在人力资本获得方身上投人的机会成本和精力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在婚姻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分享该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而一旦夫妻离婚，非人力资本方就不能分享该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体的收益分享理论，此种情况下，此种人力资本一定范围的收益应当作为夫妻的共同投资所得。
三、夫妻家务劳动成本的分担与收益的分享:婚姻家庭法相关立法
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这种承认应体现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国婚姻家庭法应从以下方面考虑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的收益。
(一)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
我国婚姻法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人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现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将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人生成的知识产权和继续性使用的知识产权后期使用的财产性收益)纳人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也未规定夫妻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获得的管理技能、专业技能、执照、文凭、资格等人力资本收益。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实际上缩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投资回报。因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创造知识产权或获得人力资本的过程，需要夫妻共同的经济投人，家务劳动方在履行协助义务、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行为中通常也存在机会成本及精力成本。离婚时如果不对家务劳动方的这些成本给予回报，必然会损害其经济利益，降低投人方的自我评价，也不符合家庭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因此，我国婚姻法应明确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收益。同时，宜借鉴经济学中对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的估算方法，规定夫妻婚姻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在离婚后一定年限内的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
(二)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算方法，国外实践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则和机会成本法则等进行计算。在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机会成本能够确定的情况，借鉴机会成本法则计算夫妻家务劳动的价值较为合理。如果能确定家务劳动方因从事家务劳动而失去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宜以该丧失的机会作为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的确立存在难度，则需要考虑相关因素，宜参照替代法则计算，但不宜采取简单的使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目前我国有学者提出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价值的主张)，因为此种计算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会降低家务劳动的价值。
对于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经济学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价法等进行评估。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在稳健、可行和公允的情况较多采用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的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计算。虽然这些计算方法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但不失为经济学计算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重要的方法，在家庭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三)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务劳动价值时，应增设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非家务劳动方从家务劳动中的受益的大小，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续时间等因素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
在评估人力资本价值时，应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应考虑对人力资本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的年龄，因为该年龄决定了人力资本投资后新增收人流的期限长短;其次应考虑人力资本的折旧现象，一定周期之后又需要新的人力资本的投人，该投资并非总是一劳永逸的;最后应考虑人力资本的取得需要夫妻共同投资、社会其他方面投资、人力资本获得方的主观努力及实现人力资本的前景等。因此，在采纳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人力资本价值估价时，宜确定一定年限内人力资本的收益作为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而不是所有的现值折算为夫妻共同收益。对此，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对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竞业禁止的年限限制(通常认为该期限与相关人员在前企业积累的人力资本或知悉的经营信息等相关)的规定，确定夫妻离婚后一定期限内获得的人力资本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笔者认为，结合人力资本的上述特点，宜以人力资本持有人未来3-5年时间的预期收益折现为夫妻共同收益，对非人力资本获得方给予相应价值的补偿。
一、作为公共物品的会计信息的私人供给机制
要想弄清会计人员是否创造价值以及所创造的价值如何计量这一系列问题，首先得从会计工作的本质谈起。美国会计学会（AAA）早在1966年就认为：“会计是鉴定、衡量和传送经济信息的，并使信息的使用者有可能据此做出有根据的判断和决策。”1970年，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在其第4号公告中指出：“会计是一项服务活动，它的职能在于提供有关经济主体的数量化信息（主要是财务信息），以便用于决策。”财务报告是企业正式对外揭示并传递财务会计信息的手段。它一方面主要面对企业外部各利益相关者，比如，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公众等，向他们提供有利于其更好决策的信息。另一方面，如果把企业看成是一系列多元契约的联结点的话，那么经营者定期向所有者提供会计信息，不但有助于实现所有者对经营者有效的监督，也是为了解除经营者的资源受托责任。
因而从本质上讲财务会计是会计人员利用其所掌握的特定技能和知识向企业提供劳务的活动，但作为财务会计工作的最终成果——财务会计报告以及附着其上的会计信息却不同于企业的一般生产成果，比如：实物产品。会计信息（尤其在证券市场中）一经公开，几乎都能够在公众之间免费传递，每一个使用者都可以消费或获悉会计信息的，但此时会计信息的加工、传递等成本却全部由企业承担。因而从这一角度而言，会计信息具有某些类似“公共物品”的特性，而且在现实中寻找不到一个具体的“一手交钱，一手取得会计信息”的信息交易市场。这种形式上的隐蔽性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企业会计人员进行劳动所形成的劳动成果不具有价值，因为似乎并没有谁为购买会计信息而支付费用。
另外作为公共产品的会计信息在供给过程中也有着和其他公共产品截然不同的供给主体（比如国防、城市公共产品等都是由政府公共部门负责生产和提供），即会计信息的供给主体不是政府公共部门而是具有追逐利益企图的私人企业。虽然企业在会计信息披露过程中不会创造价值，其只是对企业财务会计工作的总结，但这并不能说明在提供财务会计信息过程中企业完全忽略了成本收益。企业如何在提供信息的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多大的信息供给量或什么内容的信息是企业提供会计信息的最佳临界点呢？这样的最佳临界点只是单独由企业自行决定吗？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论财务会计概念》一书中，这样解释：“准则制订机构必须自己来关心它所制定的准则中能感知的成本和效益－－对这类信息的用户和编制者，对其他也有联系的方面，如像审计师，以及对于社会上受其的任何人的成本和收益”。据此看出，约束会计信息供给的成本收益分析，首先发生在准则或相关的会计规范的制订过程中。即企业强制性披露的内容范围已经过会计规范制订机构的筛选，这些内容的披露，符合企业信息披露的成本效益原则。虽然企业不可能不计成本地披露其所有财务信息，但被企业所删除的信息也许正是信息需求者所最需要的。正是由于信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这种不平衡有可能诱发会计信息的不实和造假。基于这样的考虑，才有了各国有关财务会计信息的强制性披露内容和数量，以期缓和信息的供需矛盾。
一个经济社会的公共产品带给其社会成员的使用后果有中性效应、正效应和负效应之分。具体到财务会计信息的供给过程中，一方面详细、全面、真实和及时的财务会计信息有助于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公众等进行更好的决策进而在全社会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但另一方面消费者使用信息的消费过程也会给企业带来可能为负的效应。如会计信息使用过程中使企业受损的预期费用（如过度披露所造成的竞争劣势以及因披露所涉及的诉讼成本等），就是强加给企业的成本。正是由于财务会计信息的提供在对社会增加正效应的同时却有可能对负担信息提供成本的企业造成了负效应，因而现实中企业会计信息造假就有了可能。虚假的财务信息带给企业的收益远大于由企业所承担的信息供给成本。
二、会计人员企业化而非市场化——交易费用的节约所导致的价值创造的隐蔽性
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之所以从一个分工和专业化的交换经济中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由企业家在企业内部按利润最大化原则配置资源来替代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在一定限度内可以节约交易费用。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在企业外部，价格机制指挥生产，它通过一系列在市场上的交易来协调；在企业内部，交易由企业内部的协调人来替代，由他们指导与生产有关的一切活动。按照上述有关市场和企业（组织）的相互替论同样可以分析企业会计人员与企业的关系。即分析为什么在现实中对会计人员的雇佣采用了企业内部化而非市场化的形式。
如果把某一时期拥有会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或机构看作一个整体的话，那么，企业也完全可以在这样的会计人才市场上寻求符合企业要求的会计工作人员，且双方自愿签订合同。会计工作人员或机构因提供财务会计服务应从企业那里收取一定费用，而企业在接受此项必不可少的劳务服务后也必须支付相应的费用。相反地，交易中一方（比如企业）也可能“买下”另一方（比如会计人员或机构）的资产，从而使企业全面负责交易双方的协调与控制，把交易形式由市场交易转化为企业内部的管理交易。当然，这里所说的资产特指人力资产或人力资源。即会计人员或机构所掌握的特定会计技能和知识。所谓“企业全面负责交易双方的协调与控制”指的就是企业在其内部专门设置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进行会计活动，使会计人员和会计工作企业化。会计人员之所以企业化，抛开会计工作涉及太多商业秘密、会计工作因企业或行业而异的核算技巧，比如石油天然气行业特殊的成本处理方法、保险企业与传统工商企业会计核算的区别等等因素外，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会计人员企业化将导致企业交易费用的降低，而交易费用的降低应该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目标的企业梦寐以求的。
威廉姆森（Williamson）指出交易过程中有三个侧面影响交易费用的大小：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下面逐一从这三个侧面分析会计人员企业化为什么会为企业节约交易费用，进而造成其所创造价值的隐蔽性。
由于交易过程及其后果的不确定性，使得在交易中交易双方必须不断地变化决策或连续地做出决策，尤其当不确定性特别高时，交易双方因惧怕未来根本无法达成交易合约，这种不断变化的决策更易发生。不确定性和与此相关的畏惧心理造成了企业必须为频繁的交易签订支付庞大的费用。具体来说，在会计人才市场上，面对众多的求职人员，企业不可能在瞬间完成对会计人员业务能力、道德水准的测评和考核。另一方面，会计人员也弄不清企业究竟在日后是否能按照合同履行对其的承诺。往往这时双方的交易是“一锤子买卖”，因而更易导致契约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此时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因其相对稳定性能够促使双方在日后平等地协商，共同地应付变化。
交易频率的大小亦影响交易费用。如果双方的交易额很大且不断地进行，就值得双方花费资源去形成某种特殊的规制结构。尽管这种特殊安排可能会有不少费用、耗费不少资源，但这种花费分摊到大量不断进行的交易中去，相对交易费用就下降了。会计具有监督职能，这种监督贯穿企业的整个生产经营过程。这种监督的实施如果依赖于外部暂时聘用的会计工作人员，那么由于外部会计工作人员的随机变动，很容易使监督落不到实处，也加大了企业的签约成本。另外，由于外部会计工作人员自然的随机变动也可能导致企业处于竞争劣势的信息的外流，这包括：诸如有关技术和管理创新的信息，如生产过程、更为有效的质量改进技术、营销技巧等；有关战略、计划、策略的信息，如计划中的产品开发、新的市场目标等；有关经营的信息，如分部门的销售和生产成本数字、生产率统计等。
第三个影响交易费用大小的重要因素是资产专用性，包括场地专用性、物质资产专用性、专项资产和人力资源专用性。其中，人力资源专用性是指人所掌握的特定技能和知识服务于特定的交易，一旦改变或取消了该交易，这些技能或知识便将全部或部分地丧失。在威廉姆森看来，当资产专用性程度超过一定数值时，市场交易费用的上升速度远远大于企业内交易费用的上升速度，这时选择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就变得切实可行。
由于人力资源具有专用性，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作为人力资产所有者的会计人员或机构很有可能受到企业的“讹诈”，被要求以较低的价格继续提供财务会计服务。反过来，作为“购买”会计人员专有技术能力一方的企业，也有可能受到对方不继续提供财务会计服务的“要胁”。这样，只要契约双方中有一方（如会计人员或机构）切切实实地投入自己的劳动，而另一方（如企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提前终止交易（如不按照契约支付给会计人员或机构相应的报酬），就会使会计人员或机构蒙受损失。因此，保持契约关系的连续性对于降低因资产专用性而引起的违约风险及交易费用的上升具有重要意义，而交易双方采取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就可以保持契约的连续性。由于企业与会计人员或机构的交易，从短期性行为（甚至一次性行为）过渡到长期性的合作行为，致使机会主义行为大大降低。
当会计人员或机构以“契约”（劳动合同）的形式被限定在企业内部之后，有关他所创造的价值就以“工资合同”的方式提供出来，工资的价格及他所应得到的其他报酬、福利性待遇就被视为其不断提供财务会计技术的价值。以企业会计人员工资的形式被计入了企业的工资成本，由企业担负，而和消费或获取会计人员的劳务成果——财务信息的广大信息使用者，诸如投资者、债权人、财政、税务等有关政府机关等无关。基于上述原因，企业会计人员所创造的价值就不易被人们所直接观察，具有隐蔽性的特点。
三、结论
【关键词】比特币 博萨BOOSA 经济学 指数期权
一、引子
目前，比特币的日交易量已达到3000亿美元，预计在未来3年日交易量将会达到8000亿---10000亿美元。由于比特币与黄金一样拥有“去中心化”的特|，并且拥有健全的货币安全体系，使得比特币这个价值体系没有走向崩溃，而逐渐成熟起来，造就了今天其价值200美元一比特币的局面。比特币正逐渐成为像黄金一样的“一般等价物”。
二、比特币概念
（一）比特币定义
比特币是一种由开源的P2P软件计算产生的跨平台虚拟货币，最早产生于2008年，其主要依附于互联网传播，比特币由日本的Mt.gox公司发明。比特币可以说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虚拟货币。截止到2013年03月10日，已发行的比特币为10875775 BTC，根据2013年3月10日最新价格计算，总市值约为5亿美元。而最近，比特币市值一直呈飙升的态势，据称总市值已近高达10亿，开始受到各大媒体的关注。
（二）比特币特征
1.虚拟性
比特币只存在于计算机的虚拟世界，其本质和其他所有由计算机计算产生的虚拟货币一样，都是由一堆代码组成，而为了安全性，比特币使用遍布整个P2P网络节点的分布式数据库来记录货币的交易，并使用密码学的设计来确保货币流通各个环节安全性。
2.去中心化
美联储可以随时印发上亿的美元冲击市场，而这样会直接造成市场货币的贬值，造成通货膨胀，所有经济苦果都将由市场上所有货币持有者承担。而比特币的去“中心化”的特质，使其没有一个中心化的货币发行机构，这样就去除了由单一货币发行中心任意发行货币，从而造成货币迅速贬值，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而所有人都可以通过“挖矿”的方式获得比特币。
3.去中心化的根基――挖矿
比特币之所以可以去中心化，是因为它的存在方式完全模仿现实世界中另一种高保值介质――黄金。黄金之所以能高保值，就是因为其不由任何一个机构或组织，想要获得就必须花费劳动去开采，而且全世界黄金的保有量基本是恒定的，越到后期总量越难增加。自2008年开始，指数期权已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特别是在北美、欧洲、日本、韩国等地异常火爆，深受当地投资者喜爱。
目前，指数期权的日交易量已达到3000亿美元，预计在未来3年日交易量将会达到8000亿---10000亿美元。
全球范围来说，指数期权这个新兴的交易品种还处于开发、教育市场的阶段。中国市场刚刚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对指数期权充满兴趣，指数期权在中国一定会得到迅猛发展，参与指数期权投资的人也将会获得巨大收益！
随着现在比特币挖矿的流行和比特币数量的增加，挖矿获得比特币已经越来越难了，据说现在两年挖一矿而不得将会是普遍情况。比特币的整体设定，与其称其为“虚拟货币”，不如叫做“虚拟黄金”更加贴切。
三、比特币在经济中的价值体现
（一）比特币可在线交易，方便快捷，门槛低、周期短、收益稳
这是一种迅速直接的交易方式，只需选择资产价格上涨还是下跌。每笔期权交易的到期时间，都事先预定。如果期间资产价格将上涨，则点涨下买单。同理，如果价格将下跌，则点跌下买单。交易到期时，如果预测正确，即便价格只浮动0.01个点。获得高达80%的单笔收益。当市场走势与判断相左时，承受的风险有限，亏损不会超过该笔投资金额。
（二）比特币可做指数期权，结合数字货币优势
比特币采用二元期权的交易方法，会员可以自己使用融资融币自由交易，公司从中获取交易佣金。英国博萨投资集团将带领导比特币、二元期权进军亚洲市场，公司在已经开始全面运营亚洲市场，引进比特币交易以及二元期权交易的金融产品，给大家提供一个全新、安全的理财商机。公司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在全亚洲成交自己的交易中心，为所有的投资提供全面的技术辅导及教育培训。
（三）比特币可采用互助平台资金安全的操作理念
所有的会员的资金都可以转换成为互助币，会员之间自由买卖。比特币最人性化的运作方案，投资者随时可以自己自由交易。比特币拥有庞大的比特币投资者会员数据作为数据交易支撑。比特币所有资金都是在会员手中自由交易。比特币最科学、最安全、最合理、最稳定的投资理财平台。
四、结论
B00SABIT定位于为全球用户提供基于加密数字货币的金融衍生品产品和服务，同时团队成员大多具有丰富的互联网以及金融产品研发和运营经验，是专业的数字资产研发和运营团队。其实理解黄金就不难理解比特币，比特币只是抽象了黄金的特质，在虚拟世界的一种化身。
参考文献：
[1] 吴林秀. 比特币研究文献综述――基于货币本位理论视角[J]. 鸡西大学学报. 2015（07）.
近几年，围绕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从未停歇，话题不断更新，层次逐渐深入，气氛愈加热烈。这是一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念碰撞，体现了政治经济学在新形势下要重新定位的努力。其中或众说纷纭，或针锋相对，种种纠缠不清的争论，多因两大理论体系相对独立，概念语言不通的缘故。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一味辩论的结果只能是似是而非，欲理还乱，无果而终。只有站在更大范围的经济学比较的基础上，才能看清这场争论的实质和意义，从而理清思路，得到有价值的成果。
以最近争论的焦点“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为例。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辩题了，因为学界已经基本上肯定了“服务业创造价值”的观点。大家争论的只是，这个观点马克思已经说过了的呢，还是马克思没说但可以从他那儿引申出来的，还是马克思根本就是反对的。由此引发的另一个比较热闹的辩题，就是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大家都认为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应该存在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争论的只是他们是否在剥削，这种剥削如何定性和定量，于是又去马克思那里寻找根据加以印证。
总之，学界对命题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与目前的经济学大方向并无二致，差异的只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态度。这个态度，总结起来，又不外乎有三种：一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疑惑，都是源于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不够深刻的缘故，所以应该加深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一种认为劳动价值论的确有不足和偏颇之处，应该被发展和革新，其内涵和外延都应该进行新的拓展；一种则认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坚持劳动价值论会走回阶级分析的老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所以它应该被否定或是束之高阁。
劳动价值论是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现在大家对命题的基本态度一致，却对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的态度出现差异，这只能说明对理论的整体把握和基本概念的理解出现了分歧。在实际争论过程中，争论的核心也的确不断地追本溯源，大家都感到不搞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无法再讨论下去。于是如“什么是价值”、“怎样的劳动创造价值”、“非劳动生产力是否创造价值”、“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等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但是进一步的争论却没有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这是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基本范畴和理论出发点相混淆的缘故。把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手段直接用来分析西方经济学的命题，自然要出问题，反之亦然。二
劳动价值论虽然博大精深，但它的核心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这个“劳动”还有许多的规定，比如“抽象劳动”、“生产性劳动”等，这个“价值”也有自己的定义，它的经典表述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我们就来看看实际争论中的一些情况。
首先是关于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问题。
有的学者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实际上不再把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他看来，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劳动是计划分配的……也就不存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而西方国家却从实际出发，不拘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认为第三产业也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使第三产业得到空前发展，所占比重已超过70%。……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与国际惯例接轨，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采纳了三次产业的分类，也承认第三产业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已经跳出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凡是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都视为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1]
这段论述的逻辑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三产业属于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但实际情况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扩大，所以第三产业也是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首先，这个逻辑的因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就创造价值。在马克思严密的理论体系中，这只能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第一、二产业的效率提高，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并且第三产业分割价值的比重增加了。其次，“国民生产总值”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从来都是以具体的货币来表达的，无法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来衡量。第三产业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说明它创造了价值。最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也不一样，以之佐证，颇为牵强。这是想证明劳动价值论仍然正确的。再看另一种论述：
从今日展望，停留于原来的劳动价值论，已不能充分解释新的经济现象、市场现象与企业现象。在新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以及资本和传统技术不再稀缺，稀缺的是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经营创新及其载体或称人才。……仅从第三产业的不断成长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渐居首位看，所谓非生产劳动和服务劳动创不创造价值，多年来引起争论，确有其时代意义。否则，就劳动价值观，生之者寡，分之者众，主客易位，道理上说不通。[2]
这是想说明劳动价值论需要发展的。但是他的理由却很奇怪。难道某种东西“稀缺”了就会引起它的质变吗？技术不“稀缺”，就不创造价值，“稀缺”了，就创造价值了吗？“稀缺”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仍然无法与“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直接相联。再看一个：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我国学术界一致认为党政部门的劳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主要理由是党政部门属上层建筑领域的范畴，它们并不参与价值的创造。现在看来，这是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及其经济职能，其实党政部门为此而付出的劳动，理应属于生产性劳动。这种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创造高倍数的价值。[3]
“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以及“经济职能”就可以证明一种劳动创造价值了吗？前一个证据明显与结论无关。“经济职能”也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指的是对经济运行发生作用。影响了经济为什么就是创造了价值，还“创造高倍数的价值”？论者没有交代。就笔者所知，在马克思那里，非生产性劳动也对经济产生影响，可是它不创造价值。
可以看出，上述说法的逻辑漏洞都出现在同时使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之时。并不是说不可以在两大理论体系间做沟通工作，只是做的时候要慎重，不能拿来就用，直接组接。否则，这样的理论探讨不仅不令人信服，而且没有意义。
其次，关于生产要素问题。如有的学者说：
我们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的源泉。和传统的把其归结为人的抽象劳动，即与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体力和脑力支出不同，我根据我的价值定义认为：价值源泉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的结合，白手是不会起家的；另一方面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结合。并且，各种生产要素在不断增加，它们之间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最初由土地和劳动起主要作用，到资本、经营管理加入价值创造，再到二十世纪中期科学技术又加入，并且成为第一生产力。从而在新经济环境中我要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或财富论。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根据我对价值及源泉的重新认识，我进一步认为这些要素的作用不是平等的，在不断变化，从而我们又说新的意义上的劳动是价值主要源泉，这就是我的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4]
论文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来自
从生产要素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到“加入价值创造”的推理，也就是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为什么比重大一点，它的性质就会变化呢？很简单，因为这“比重”和“性质”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正如作者把“价值论”混同于“财富论”一样。在两个理论中，生产要素的“性质”本来就不一样，这与“比重”的变化无关。我们看到，为了确立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作者不得不抹杀历史，提出资本、经营管理、科学技术以前从未“加入”的说法。这是想要改革劳动价值论的。
再次，关于我国私营业主的剥削问题。
有的学者倾向于不存在剥削或是剥削很少。如下列文字：
生产资料或资产作为商品生产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虽然不是同劳动相并列的价值源泉，但在商品价值的形成中也不能说毫无作用，至少它可以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所以，在现代条件下，所有者的投资所带来的回报，并不全是剥削，其中包含生产资料这种物的社会使用所带来的增值。……过去我国公有制经济内部的“投资饥渴症”、无数损失浪费等等，都同否认资产能够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有关。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观点的谬误。[5]
资本对商品价值的形成“有作用”就说明不全是剥削，这也是一连串看不懂的推理。首先，“有作用”为什么就是“带来一定的价值”？后文说的清楚：“带来的回报”--这就对了，不是“价值”，而是“收益”，那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马克思早就澄清过，此与“价值”无关。其次，资本“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为劳动可以带来价值增值，“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依此推理，如果全部使用资本，没有劳动，价值创造照样进行。资本和劳动属于不同的生产要素，要是它们之间存在这么简单的替代关系，那就不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要素了。倒是西方经济学中大量的理论假设是基于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最后，“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的是资本参与生产中的重要性，并不是资本本身可以“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存在剥削：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二重性的理论，同样适合于对我国私营企业的分析。
随即作者在引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我国的私营业主的劳动进行了分析之后，承认存在剥削，于是说：
经典作家曾多次讲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剥削。……现阶段允许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企业剥削的存在和发展，显然不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长远目标，但它却可以成为我们实现目标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也存在一定范围的剥削，但它并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漫无边际，而且这种剥削还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引导、监督、控制和调节。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公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制度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剥削，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不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同日而语。[6]
看起来作者十分正确，但细想却不知道他的目的何在。如果想说明这种剥削应该存在，那么那是我国的政策如此，不是劳动价值论证明如此。作者运用劳动价值论的结论只是承认了剥削的存在，所谓目的好，规模小，这些都不属于劳动价值论。整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劳动价值论正确，剥削也应该存在。我可以接受这两个结论，但不能接受这两个结论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又有什么意义？理论研究的目的应该是指导实践，现在变成了实践指导理论，生拉硬扯，结果只能是牵强附会。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以上只是择其要者，篇幅虽少，但其代表的态度却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出现这些现象？我认为这与理论界的躁动情绪有关。政治经济学遇到了挑战，的确需要应战，但也要首先弄清自己的角色与性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来就是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不同的理论分工，更有不同的独立的理论框架和体系。政治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实证经济学，前者探讨的是公平问题，是人性的解放，后者探讨的是效率问题，是财富的增加。两者各有作用。以政治经济学指导营销，恐难如意，以西方经济学争取人类的自由平等，也是无力。三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里，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非生产性劳动的报酬是从生产性劳动创造的国民收入中再分配而来的，即从生产性产业工人创造的价值中分割而来的。可是马克思并没有说非生产性劳动分割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有什么不正当。从理论上说，即使分割的比重到了90%，也与它是否正当毫无关系。既然如此，大家为什么要急着给非生产性劳动正名？
这是因为大家都感觉到了“价值”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社会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创造的价值比分割来的价值似乎更优越。所有接受的人都有这种意识，那是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的确贯穿着这种意识。
换个角度来看。既然在理论上创造的价值与分割的价值同样正当，那区分它们还有什么意义？直接研究价值分割后的形态不是更简洁了当吗？马克思在年青的时候也曾试图像他人一样如此表述价值，但是他之所以后来发明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又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都是为了导出剩余价值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就没有剩余价值论。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不从价值的本质而是从价值的现象开始研究，以价值的最终呈现状态为研究依据，就无法区分劳动与剥削。换句话说，剥削的部分将很容易与非生产性劳动所得混淆在一起。西方经济学就是这么做的。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一点也很清楚。马克思曾转引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话说：“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学说，看来既是错误的，又是危险的，因为它不幸给一些人提供了把柄，他们可以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别人所得的部分仿佛都是从工人阶级那里抢来和骗来的。”[7]当然劳动价值论并没有断言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也没有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但在这个理论中的确突出了生产性劳动的地位，从而特别反衬出了工人所受到的沉重剥削。
因此，劳动价值论是一种特别从社会公平价值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与之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特别从增加财富的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现在学界很多人在争论的问题，是要用劳动价值论去谈增加财富问题。这也不是不能谈，只是不能移花接木地谈。在马克思那里，公平与财富的问题是他早在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解决的问题了。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可以高效率地增加财富，但人不是机器，工人仍在怠工，因为他们的人性得不到实现，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会充分发挥。人类只有自由了，完全可以实现对象性的人性了，经济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那时研究如何提高经济效率的经济学才会真正起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公平和平等，要求劳动创造的价值与报酬相当。因此，界定剥削和剥削量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再进一步说，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比普通的经济学更高更远。他本来就是从哲学研究转入经济学研究的。他的哲学研究的是人性为什么受到压迫的问题，他的经济学也是为了揭示这个问题。他之所以要研究经济学，是因为他在研究哲学和政治的过程中发现，人性受到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要揭示的是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剥削和压迫的问题，剥削是经济问题，是生物性问题，压迫是政治问题，是人性问题。工人们被剥削走剩余价值，不仅仅是吃不上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性压抑的问题，是做人像做动物的问题。所以相对于贫穷，马克思更重视的是异化--人于动物性。之所以要反对剥削，因为那是异化的根源，是人性的大敌。
我们都知道，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解决人性解放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人性的解放，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经济的发展。所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不同导向的学问，即是不同社会价值判断的学问，不能直接互通。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确有冲突，基本理论相悖，但那是因为它们分别处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里，对基本的社会价值判断不同造成的。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同一个窝里的死对头。他们之间的争论，只能是一种基本价值判断的争论，如讨论财富增长重要还是公平重要，或者剥削的标准和意义等等，而不应是各自理论体系中的某个具体问题，更不应用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解释另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或是干脆相互混杂，因为从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去看，对方的理论都大谬不然。
西方经济学的蛋糕理论就是说把蛋糕做大是至关重要的事，财富增长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再去兼顾公平，而他们同时又认为效率（增长财富）与公平平等是永恒的矛盾，所以是否存在剥削不是他们要讨论的问题，只要财富增长就完事大吉。政治经济学则是首先把公平问题放在首位，研究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是首要的，而经济增长以及如何增长则不是它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因而不管我们是搞何种经济理论的研究，必须能沉进去也能浮上来，只有我们跳出了圈外，用更高的眼光看待学科的立足点和局限性，才会更深刻地发现它们各自的意义，珍视它们各自的价值。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劳动价值论在当代是否还有用？当然。是否需要发展？当然。只是，讨论归讨论，发展归发展，但要沿着它本来的轨迹讨论和发展，不要僭越身份，否则只叫。劳动价值论既然指向的是剥削问题，研究的是公平标准，目标是人性的解放，那么在当代，在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的今天，需要研究的事情还少吗？就像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的命题，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服务业所得到的价值是否合理，有多少合理。像私营企业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也是早有定论的，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剥削了多少的问题。而且，我们需要的是像马克思那样的量化的研究。至于剥削是不是对经济有利，也不是我们的课题，我们可以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说一声“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然后大声疾呼反对剥削。实际上，不仅是这些具体的研究十分必要，就是基本理论的推展也十分必要。但推展也要沿着原来的方向推展，研究在当代人性是如何受压迫的，为什么经济这么发达，人们仍然感到不自由？隐藏在那些丑恶和荒谬的社会政治现象背后的是什么样的经济根源？经济的不断增长为什么会带来新的异化现象？所以，我们要继承的是马克思在过去做过的工作。
社会需要各方面的理论，反对不平，关注人性是我们的任务。在我国，西方经济学可以用来指导经济，当然还需一边研究和创新，而政治经济学是我们用来把握整个国家方向的理论，因为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国民的幸福和未来的发展当然是比经济的增长更远大的任务。
注释：
[1]何伟《重新认识劳动价值论》，《经济学家》2002年第1期第12页。
[2]沈立人《劳动价值论的理念创新与政策整合》，《经济学家》2002年第2期第23页。
[3]何炼成《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经济学家》2001年第6期第47页。
[4]晏智杰的论述，张兴明《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探索--访经济学院院长晏智杰教授》，《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12月。
[5]董德刚《如何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剥削现象》，《前线》，2002年第2期第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