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6 17:30:0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的本质和意义，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资本论》； 意义；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结构
【中图分类号】G643.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3-8500（2012）12-0075-02
1学习《资本论》的意义
《资本论》不仅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经典著作，而且也是全部经济学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它是马克思在深入研究已有的经济理论成果，特别是古典经济学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作的。学习和研究《资本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研究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现实问题： 《资本论》对早期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生产方式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研究。从商品的二重属性入手，运用科学抽象法，逐渐深入到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本质，进而论述了劳动价值论。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把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和阶级对立展现在读者面前。再通过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还原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指出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利息等式怎样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的。
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些经济现象，而资本主义经过100多年的发展，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已经很不相同，所以西方有些人认为《资本论》已经过时了。但最近几年，特别是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学者和政府重新开始重视对《资本论》的研究，认识到马克思所阐述的基本理论和原理对于研究和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现实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2进行深刻严密的经济学思维训练： 从事经济学研究，分析解决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离不开深刻的经济学观察力。要取得这种观察力需要经历深刻严密的经济学思维训练。[1]学习《资本论》，我们不仅是要学习其中的理论知识，更是要训练经济学思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经济理论的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逻辑和数学推导，通过对《资本论》的学习，读者跟随作者的思维，会使我们逐渐养成这种严密的思维习惯，对于我们学习其它的经济学知识和进行经济学的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2.1马克思的论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2.2学术界的不同理解： 对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没有取得统一的看法。主要的争议来自对“生产方式”的理解。通常我们讲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但《资本论》中用的“生产方式”的概念，与通常意义的生产方式并不一致。这里的“生产方式”，可以是生产的技术方式，也可以是生产的社会方式。基于此，学术界对生产方式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1）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2）它是最基本的、基础性的生产关系，是直接生产过程的生产关系，即狭义的生产关系；（3）它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如胡钧认为应把《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属于生产方式范畴的劳动方式、生产方法……恰恰是马克思的本意；（4）它是介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独立经济范畴。
对于经济学和传统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区别，很多者认为：着重研究了经济的一些本质的关系，而所谓正统经济学只研究了经济的一些现象形态，即层次不同论。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研究的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发展变化的规律，而正统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和市场经济的日常运行机制。对于这一问题，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社会经济活动存在二重性：一是物质生产问题，二是社会交往或经济关系问题。樊纲认为经济学和传统西方经济学对这两方面都有所研究，但它们各自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西方经济学重点研究的是经济活动中的物质生产问题，即如何对有限的资源进行配置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经济学重点研究经济关系问题，即经济活动中人们相互间历史地发生的社会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原因和规律。
3《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4现实意义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和财富增长，不仅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论证，而且对经济现象背后人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随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资产阶级经济学逐渐倾向于对经济现象的论证，对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本质问题却不做分析。从W.S.杰文斯开始，逐渐用“经济学”来代替“政治经济学”，认为这样更符合学科的对象和主旨。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回归，使经济学理论重新回到研究经济关系本质上来。《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经济关系的分析，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看到了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必然规律。虽然在解决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时，应着重对经济变量的数量关系进行论证，但是要把握经济活动的发展规律，就必须分析经济活动的本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也是为何马克思要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3]张衔：《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讲义纲要.2007年
注释：
关键词：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范式
从经济学范式特征看，新制度经济学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价值观、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等“硬核”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受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一般均衡方法、个体理性分析方法、经典物理学与现代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把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放在制度变迁的演化中，通过制度的供给需求来分析制度的演化。在研究对象(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具体分析方法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受到了经济学的影响，同经济学有相通之处。这样，就决定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之间是既相互区别、对立，又相互联系、统一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对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继承与坚持经济学的基本“硬核”，借鉴与吸收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进行经济学的科学综合，进而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制度经济学范式。
一、经济学范式实质上是制度分析范式
经济学范式主要具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指世界观，另一方面是指方法论。从世界观的意义上讲，经济学范式所表明的是经济学家们共同的基本信念和价值标准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经济学范式是指被经济学家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从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来看，它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其内容包括四方面：一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信念与价值观，二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科学方法与具体分析方法，三是以生产方式范畴为核心的概念体系，四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从其基本内容看，经济理论本质上是制度经济理论，马克思采用的是制度分析方法，是较早地把制度纳入经济分析中的理论家。马克思明确地将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定义为社会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并将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视为真正的社会制度。因此，制度范畴在经济学说中包含着作为经济制度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和作为上层建筑的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体系两个层面。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种仅限于经济关系领域内的狭义的制度，后者则可以被视为一种广义的制度。以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必然涉及并从本质上剖析作为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固定化和规范化表现形态的一个社会的各种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的制度体系。
在经济学说中，制度范畴的内涵就是社会形态的“生理学结构”，它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作为社会生产方式即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这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作为生产关系主要内容的生产过程的管理制度与生产成果的分配制度，这是由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派生制度。三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等制度，这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所产生并决定的上层建筑。在经济学中，“制度”分为狭义的制度和广义的制度，狭义的制度是指经济制度，即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这是仅限于经济领域内的制度；广义的制度是指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即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这是存在于经济、政治领域的社会制度。的制度结构细致缜密，涵盖并详细界定了各种制度内容，科学地揭示了它们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以一种层层递进的结构探讨了各种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
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突出特征和最大贡献就是它以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内部矛盾为根据阐明制度变迁的动力。经济学阐明了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制度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以一定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制度的“外壳”是体现一定生产关系的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在社会制度的总体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制度的“外壳”是政治法律制度等社会上层建筑。从二者关系来看，制度的“内核”是基础和内容，制度的“外壳”是结果和形式，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映与包含前者。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矛盾作为制度体系的内在矛盾是制度发展变革的决定力量，当一定的制度的外壳能够容纳并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能存在与发展：当一定的制度的外壳不能容纳与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要被炸毁并被新制度的外壳所取代。马克思正是运用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框架论述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更替，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社会制度变迁的浩大历史画面。马克思还具体地分析了生产方式发展引起社会制度变迁的机理：生产方式变化(物质生产方式变化——社会生产方式变化)——生产关系变化——上层建筑变化。诺思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力量在于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问的矛盾。这实际上是指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方式与其社会形式之间相互作用的原理。因此，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将经济学视为一种制度经济学，或一种关于社会制度分析的理论体系。经济学不仅科学地确定了以社会制度为内容的研究对象，而且建立了以各种社会制度为基础的经济学基本范畴与概念体系；不仅具体分析了各种制度因素之间的唯物主义的辩证联系，而且科学地阐述了社会制度的矛盾运动过程及客观规律。今天，我们要实现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就必须继承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在继承经济学经典范式的基础上吸收当代经济学的科学成果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进行科学综合，实现理论创新，努力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制度经济学范式。
二、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应当现代化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不仅要继承经济学经典范式而且必须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吸收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新成果，推动经济学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首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以生产方式理论为基本框架的马克思经典范式是迄今最为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同西方经济学相比，它无论在世界观方面还是在方法论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科学性，无论是对社会经济变革还是对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无可比拟的解释力与指导力。其次，我们之所以要实现经济学范式的发展、创新、现代化，是因为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两类十分明显的“反常现象”：其一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大量“反常现象”，其二是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的大量“反常现象”。这两类“反常现象”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理论提出了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学只有实现理论创新，才能对新的大量“反常现象”具有适应性，才能形成适应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在信息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在马克思经典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指导下，科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形式所发生的新变化，提出新观点，建立新理论，形成具有现代特征的经济学。再次，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学迅速发展，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经济学应充分吸收这些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实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形成制度经济学范式。最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运用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基本原理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特征和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模式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并对其进行的科学解释，形成了引人关注的经济理论成果，这为我们进一步进行科学探索，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目前，“经济学范式经过创新发展已经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构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理论框架，将已有的研究成果整合进来，是该范式今后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
从其自身发展趋势看，也需要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兴经济学门类进行科学综合。一般说来，经济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与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胡进，2004)。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发展是一个“建立——革命——综合——革命——综合”的过程。经济学范式的发展过程，不仅是一个纵向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自我扬弃过程，而且还是一个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成果与方法的横向综合过程。从历史上看，经济学经典范式本身就是在广泛吸收当时经济学成果与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构建现代制度经济学范式，应当而且必须充分吸收和广泛借鉴当代经济学的积极成果与科学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特征是坚持“理性——个人主义——均衡”的分析框架和数学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这种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方法把经济学看成是以事实、感觉、经验为依据，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的科学。二是个体主义占主导的方法论原则与基本内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继承了个体主义的原则，并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人”假设，使它成为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三是坚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均衡分析为基本方法，因为“经济人理性”要求行为的一致、有序和可观测，而只有处于均衡状态的人的行为才是稳定的，具有可观测性或实证性，才能表现出“理性”。四是广泛应用数学方法作为主要分析手段，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最显著的特征。总的来说，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本身具有局限性并日益面临经济社会生活的挑战，但其实证分析方法、个体主义分析方法、一般均衡方法和数学方法有其一定的科学性和应用价值，因而是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应科学借鉴和利用的。如果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为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方法，那么西方经济学门类的发展则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20世纪以来，新制度学派、西方马克思学派、结构主义和演化经济学等学派广泛发展起来，其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从总体上看，西方经济学各新流派的基本共性是在许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学的影响，坚持“制度——历史——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和多元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及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激烈批判。西方经济学新流派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与主张，接近于经济学，成为构筑现代经济学大厦的重要理论来源。在现代西方经济学新流派中，新制度经济学是最值得注意和借鉴的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制度，或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拓宽到制度领域里。新制度经济学所运用的分析方法很多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方法。如，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供给——需求”一般均衡方法及经典物理学和现代数学的方法，特别是引入实验室实验和计量经济学检验的方法。二是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经济实绩与制度创新、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三是在分析框架的确定上深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理论的影响。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存在许多重要区别，但二者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性及相通之处。第一，在分析方法上，二者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特别是动态的历史分析方法，因而这两种理论都具有历史感。“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第二，两种理论都重视意识形态在制度稳定与创新中的作用，都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变化滞后性。第三，在制度创新的动力问题上，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都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寻求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源泉。因此，当代经济学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特别是吸收和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与成果，进行科学综合，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不仅必要，而且也可行。通过现代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体系对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不仅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而且还能在寻求融合的基础上带来重大的理论创新，进而构建现代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三、怎样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
从总体上说，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就是以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来统一整个制度经济学理论，建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崭新形式。制度经济学之所以能承担这一重要任务，是由于马克思制度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它不仅具有涵盖或涉及各门社会科学研究内容的理论广度，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运用独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来解剖制度本质和制度变迁内在历史逻辑的理论深度。制度经济学之所以必须实现同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因为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经济学体系，它为我们勾画的是一个远距离、深层次、长镜头般的制度分析框架，揭示了制度的真正起源和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规律及其基本趋势，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制度变迁观。但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历史任务所决定，对短时期内的具体制度变迁过程，这种研究就无法直接回答。制度分析框架既缺乏对制度和制度变迁深入的微观分析，又未能采用现代分析技术对理论进行精细化的处理和数理分析。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进行综合，某种程度上就是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是一项宏大的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工程，需要科学设计、正确推进。从总体上说，这一工程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一是构建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首先，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建立的制度分析框架，即从制度的角度来整理和构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框架：通过对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来揭示一定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这一研究是本质层次的，它必然涉及并要求从本质上剖析一个社会的各种经济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体系，最终形成一个人类社会长期的、本质的整体制度分析的框架结构，以此作为一般制度分析范式的基础。其次，在制度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吸收新制度经济学一些相关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构建一个综合的制度分析的科学框架。二二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与具体形式，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及其客观规律，确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基本原理，提出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经济学的新观点。三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与具体形式，揭示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及客观规律，确立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提出市场化、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国化的新观点。
具体说，进行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应抓住以下三个主要环节：
(一)在经济学宏观根本制度的研究基础上展开对微观各项具体制度的研究，实现研究对象的制度经济学综合。总体而言，制度经济学属于宏观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经济学体系。制度经济学试图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不同社会形态之间过渡的客观必然及其各种主客观条件，并从现存社会制度内在的矛盾推演出未来理想的社会形态。它既体现人类尊重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又体现人类理性构建能力和对美好社会制度的追求”。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定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是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制度，是微观的企业制度、产权制度等具体经济制度，这是社会根本经济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制度经济学将这两方面内容结合起来，一是要在生产要素所有制、劳动制度、管理制度、分配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根本制度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和国家制度等各种具体制度，即在分析社会形态内在结构的基础上分析人们的具体行为规则。二是要在分析各种法律、契约、政府和公司等正式制度的同时，研究各种意识形态、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等各种非正式制度。三是要在分析各种制度本身的基础上，分析各种制度的实施机制。这样，既可以从深层次上揭示制度的起源、本质和变迁的真实过程，又可以用更简洁、生动的语言和技术手段来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表现形式与运行方式，从而在本质经济学与表象经济学的统一上实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
(二)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基本框架下运用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制度经济学的总体分析框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这是揭示制度起源、本质和真实演变过程的科学方法，显然这是一种整体方法论。“马克思的总体方法可以概括为总体性、社会性、制度性、历史性和阶级性五个基本方面。经济学中深刻地蕴涵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总体规定性、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的理解”。同时，制度经济学还应采用个体方法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所采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这是因为个体分析方法在细致描述和刻画制度形成和变迁特征方面，在运用数理模型来描述和分析具体的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过程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个体方法论能容易地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从而使制度经济学能使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和描述方式，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总体过程进行更细致、更具体的描述，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更好地把握制度及其变迁的内在逻辑。因此，我们应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框架下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来补充与完善制度经济学。
(三)在阐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的基本前提下详细分析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实现基本理论的制度经济学综合。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的扩张能力即物质生产方式的繁盛与生产的社会形式及其生产关系的适应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应当而且必须将社会制度的变迁历史唯物主义地置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来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的变迁表面地置于“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来分析，认为制度变迁主体对制度变迁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计较是制度变迁的动力。也认识到在人的动机背后决定人行为方式的客观力量。前者可称之为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后者可称之为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构建制度经济学，就是要揭示与阐明制度变迁两种动力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内在联系：当生产的物质发展要求生产的社会形式进行相应变革时，必定同时存在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制度变迁主体会通过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比较来努力实现该种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如果仅仅停留在制度变迁根本动力的分析上，我们将难以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制度形成的具体步骤、原因及制度变迁的具体方式和过程，更不能对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进行数理模型描述和定量分析。只有在阐明制度变迁根本动力的基本前提下详细分析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并将这两种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全面揭示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
从总体上说，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的主要内容，既包括研究对象与分析方法的综合，也包括理论观点的科学综合。通过这些综合，一方面使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另一方面使制度经济学得到丰富、完善、发展与创新，形成制度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制度经济学这一科学范式体系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一是制度经济学的“硬核”部分，如，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及以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的制度分析框架，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及以此为核心的矛盾分析方法、整体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以及关于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基本主体和主要内容等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等。二是制度经济学的“保护层”部分。如，制度经济学的综合分析方法：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框架内运用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在马克思历史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运用“成本——收益”的均衡分析方法；在马克思矛盾分析方法的前提下运用“谈判——合作”的博弈分析方法；在马克思逻辑分析方法的前提下运用“数理——模型”的数学分析方法。又如制度经济学的新观点：制度变迁的动力是根本动力与具体动力综合作用的统一：制度变迁的范围是宏观制度变迁与微观制度变迁的统一；制度变迁过程是长期制度变革与短期制度调整的统一；制度变迁的主体是社会集团的集体力量与个人参与的统一，等等。
实现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是一种理论的创新和思想的深化，这种综合是经济学价值判断的综合和演变过程。它既是一种方法论的创新，理论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的拓展，又是一种关于制度经济学甚至整个经济学思想认识的深化。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框架和理论结构是科学的，它需要综合和补充的是不同制度经济学流派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新的研究成果，它需要的是自身理论框架的进一步拓展和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不同制度经济学流派的发展为丰富和发展经济学提供了营养，经济学是一种开放的科学体系，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符合科学发展的正常模式。
四、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研究的基本结论
(一)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及西方经济学有重要区别。无论从世界观还是从方法论方面看，经济学是迄今为止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应坚定不移地坚持经济学的基础地位与指导作用。同时，应把经济学研究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努力实现其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
(二)新制度经济学尽管在其阶级立场、价值观和基本方法等基本“硬核”方面是错误的，但其研究对象和具体分析方法与成果等方面有许多科学因素和积极意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具有对立性而且具有互补性、相通性。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论文摘要]广义发经济学是现展经济学的宏观拓展，它扩充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它扩大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仅研究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将整个人类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广义发展论的核心是“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它描述了文化、制度和政策这三个因素是如何内生作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
1广义发展论的定义及其涵义
广义发展论是运用多学科分析方法，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是相对于仅以发展中国家和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狭义发展经济学而言的。广义发展论及其核心理论模型“文化一制度—政策模式”是第四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综合发展理论框架的雏形。
一般来说，人们将所有国家按照发展程度区分为发达和不发达国家、较发达和欠发达国家，考虑到持续变化的过程，将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称为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和发达国家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经济学一贯只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其研究对象不同，广义发展论的研究范围包括不同发展程度的所有国家。之所以这样界定广义发展论的研究范围主要有两个原因：
(1)发展不只是工业化，不单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发达国家也还有继续发展的问题。具体来说，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增长和发展的双重任务(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面临启动、增长和发展的三重任务)，而发达国家在实现了经济增长后，除了要解决经济增长中遗留的社会问题，还直接面临着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所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发达与不发达只是相对而言，发展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永恒的主题。
(2)自发展经济学诞生以来，尽管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企图找到适合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理论，但这些理论都无法概括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差异，迄今为止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努力尚未获得成功。在建立一般理论模式的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放弃了对一般理论的探讨转向“类型学”研究，即由注重一般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转向强调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作分组或国别的研究，企图使发展经济学再具活力。国别研究虽然是一般经济发展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但以国情特殊而否定一般发展理论的存在也是不妥的。国别研究毕竟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性理论，发展经济学始终未从总体上揭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更谈不上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过程和一般规律，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因此，发展经济学的出路在于，一方面要做大量的国别研究，因为只有在对各种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做了系统深入研究之后，才能从中提炼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要回归到发展经济学的主旨上来，要以探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过程和一般规律为己任。这样，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就必须包括所有的国家。
这个意义上是广义的。
2广义发展论的理论结构
2.1发展一般问题的提出及其界定
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也加深了全球化的程度，即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的程度加深了，人们所关注的仅仅是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加关注世界经济总体发展状况。而现有的狭义发展经济学只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缺乏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性的研究，已经回答不了现实提出的新问题，因此，发展经济学必须开辟一个宏观的研究领域—广义发展论，专门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支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使人们对经济发展过程的本质有个总的概念。
广义发展论将文化、制度和政策视为发展的内生因素。即在发展过程中，政策对发展起着最直接的作用，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然而，政策的制定是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之下进行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政策偏好，最终决定了经济发展收益的归属，从而制度也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制度安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则对特定的制度安排的形成和制度变迁起着推动作用，因而，文化是发展的又一重要变量。那么，可以把发展简单地表示为政策、制度和文化的函数：f《P，I，c)(其中，P代表政策，I代表制度，c代表文化)。
2.2文化因素内生化
本文提出“文化因素内生化”，认为文化是影响经济发展因素中产生最深刻的内生因素。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ose.B)认为，一定的文化(模式)，是一个民族(种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步积淀而形成的，其形成过程可以归纳为：远古的生活环境所形成的行为偏好一长期的自然整合而形成的某种标准—标准逐渐被群体所认同一最终形成特定的文化。之所以说文化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深刻的内生因素，是因为文化模式具有持久性、隐蔽性和超越性，所谓持久性是指文化模式一经形成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除非当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文化模式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但是文化模式中的一些“分子”仍然会长期保留下去，而形成特定的传统；所谓隐蔽性，是指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深厚的、渗透到大众生活中的无意识的层面，较之经济、政治结构具有更大的韧性，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所谓超越性，是指文化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层面，可以超越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以下方面：1、价值取向。它是大众所认同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标准，它不仅改变个人的发展，而且改变整个民族的发展进程。一种文化的价值观是否鼓励获取财富的经济行为、对个人财富是否有制度性的保障和如何使用财富，更确切地说，是否把财富用于生产性的投资，都对经济发展起着抑制或促进作用；2、商业进取精神。这是发展商品经济的人文因素。它包括对财富的向往(对财富的向往程度取决于财富所带来的边际满足的大小)、在工作中的能动性和冒险精神。其中，冒险精神指的是愿意改变个人的职业，这意味着可能背井离乡，但发展往往需要这样的流动；当然，文化并不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而是通过影响制度层面间接地决定经济发展，它起作用的载体是“文化经济人”。经济学从人性的角度将经济行为主体定义为“经济人”，但事实上，一切行为主体及其执行经济行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下进行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人”实际上应是“文化经济人”。
3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及其应用
文化－制度－政策模式是决定广义发展论是否具有社会功用的关键，这个模式的意义不仅在于阐释了文化、制度和政策这三者相互作用的机理，主要在于它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可运用性。我用“诱导发展”这个概念来表示模式的操作过程。简单地说，“诱导发展”就是对模式地逆向运作，有两种方式：1、政策制定(制度交易)－制度变迁－文化整合－文化变迁2、政策制定(制度交易)－改变观念－文化变迁。第一种运作方式是通过政策选择推动制度变迁，从而追使传统(上接第35页)文化、观念发生变化，从而克服文化中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促进经济发展。由于政策不是直接作用于文化层面，而是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层，因此是渐进式变迁；第二种运作方式是政策选择直接作用于经济行为主体，由于经济行为主体使文化发生作用的载体，其思想观念的变化最终将导致文化变迁卜克因素，从而利于经济发展。由于政策直接作用于文化载体，使文化遭到直接，剧烈的冲击，因而是突发式的变迁。这两种运作方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政策选择首先作用的层面。对于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来说，使用第一种诱导发展方式较好，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文化层面直接遭受冲击，以渐进的方式进行变革可以减小变革成本。而对子历史并不悠长的国家，直接使文化发生变迁，一不仅加速了变革进程，而且也使变革以较小的成本进行，因此，第二种诱导发展方式更适合。
4广义发展论的意义
【关键词】数学 定量
一、相关概念及综述
（一）、定量分析的概念
经济学研究方法中所采用的定量研究，最早起源于近代西欧国家中对自然科学研究，并随着社会自身的发展和经济学的光速发展，一度成为社科界研究经济问题首选的研究方法。定量分析一般从对某种具体的社会现象的假设、理论的实证和对现象变化的预测着手。在定量的分析中研究者更多地运用演绎推理，从一般的假设中推出最后的结论，再对结论进行系统性的检验。因此，在研究社会科学中应该集中于“是什么”，并通过数量分析去理解，探求社会互动与发展中的因果联系。
所谓定量分析，是指对事物进行数量分析。量是指事物的规模、发展程度、速度，以及其构成成分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等等可以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正如质是多方面的一样，事物的量也是多方面的。因此，人们只能根据实践的客观需要，去把握事物的量。
（二）、定量分析的特点
1.实证性，即定量分析的所采用的方法和最终得出结果是可以检验的。定量分析是用与研究相适应的数学方法针对某一特定问题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分析过程的每一个具体的阶段和结果都可以用具体的指标表示出来，接受逻辑的和事实的验证。实证性可以说是定量分析中最本质特征。
2.明确性，定量分析涉及的概念一般都具有确定的定义，并且一般不使用模棱两可的言语来表述，因而在一般情况下分析不会引起歧义，从而使分析过程与结果容更易理解。
3.客观性，即无论研究者是谁，只要采用相同的数据和相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分析都只会得出相同的结果。
二、经济学研究中定量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统计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方法中的统计方法大致可以分为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统计方法的运用的范围十分的广泛，可以说统计分析方法是定量研究的基础，也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描述统计学是整个统计学的理论基础和统计研究工作的首要步骤，它包括对客观现象的度量，调查方案的设计，数据的收集与整理，用图表方法和数量方法综合分析统计资料等。推断统计是现代统计学的核心和统计研究工作的关键环节。推断统计离不开描述统计，只靠描述统计也难以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
（二）趋势预测分析法。它对同一单位相关经济指标连续几年的数据作纵向对比，观察其成长性。通过趋势分析，分析者可以了解该企业在特定方面的发展变化趋势。广义的趋势预测分析中，即包括在同一时期根据已有的事实测定未知事件的静态趋势预测，也包括根据已有的事实测定未来的未知事件的动态趋势预测。狭义的趋势预测，仅指动态趋势的预测。预测方法与个别领域现象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就产生了预测的各个分支，如人口预测、社会预测、经济预测、政治预测等
（三）相互对比分析法。它通过经济指标的相互比较来揭示经济指标之间的数量差异，既可以是本期同上期的纵向比较，也可以是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的横向比较，还可以与标准值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找出差距.进而分析形成差距的原因对比分析法的应用相对简单，但应用的范围较为广泛，凡是涉及多二年以上的数据都可以应用相互对比分析法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通过分析可以为深度分析打下基础。
（四）数学模型分析法。经济数学模型是研究分析经济数量关系的重要工具，它是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的中间环节。它在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对经济现实进行简化，但在主要的本质方面又近似地反映了经济现实，所以是经济现实的抽象。经济数学模型能起明确思路、加工信息、验证理论、计算求解、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的作用，特别是对量大面广、相互联系、错综复杂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研究，更离不开经济数学模型的帮助。运用经济数学建模来分析经济问题，预测经济走向，提出经济对策已是大势所趋。
三、经济学中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的必要性
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使经济理论政策主张具备了很强的实操性。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对现实中各种经济行为进行指导，这亦是经济学的生命力的源泉。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定量方法的推进经济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并且走进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马歇尔采用均衡分析的方法开创了微观经济学的先例，研究了价格、供给、需求、竞争等具体问题，精确地揭示了它们之间内在联系和变化规律，为人们了解价格、供给、需求等变量，制定价格策略、供给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此后，凯恩斯科学也大量运用了数学研究方法，才使他的“宏观经济学”具有划时代伟大意义。翻开凯恩斯的全部经济学有关著作，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没有定量的研究就不可能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强有力的决策依据，没有定量的研究也不可能使凯恩斯的理论令世人折服。
根据我国目前所处的情况，经济的分析更加应该侧重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源配置优化配置以及如何使国民经济长久、健康的有序运行。而国民经济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经济运行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关系，我们必须借助于定量的分析工具，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经济现象进行系统化的定量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揭示社会发展中经济的运行规律。也唯其如此，才能进一步的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才有改变国家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小结
究竟什么是中国经济学的主流？说法很多，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经济学必须“与国际接轨”，认为西方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应当是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应当承认，产生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文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无疑起到了有益的重要作用。
然而，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也出现了一种现象――学术霸权和话语霸权的形成，经济学沦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弱势群体”。钱颖一先生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一文可以说是主流经济学的“霸权”宣言。钱文认为，现代经济学是“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主流的经济学”，现代经济学范式是“当代在世界范围内惟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
笔者以为，钱文所说的主流经济学的这种“惟一性”是值得怀疑的。包括哈耶克、舒尔茨在内的一些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经济学家都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提出过质疑和批判。
主流经济学(家)在中国遭遇空前困境同样有其必然性。傅勇先生认为，主流经济学“失去大众的尴尬”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是主流经济学(家)忽视了与大众沟通的方式，二是主流经济学(家)忽视了公平，三是主流经济学研究更具现实性，四是由于改革中出现的大量利益受损者因没有得到相应补偿而产生不满。
笔者以为，从经济理论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陷入困境，最根本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理论信仰和理论解释力两个基本方面。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奉为自己的理论信仰。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忽视公平正是由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信仰所决定的。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在将西方经济学理论引入国内时，是根据其理论信仰有所选择的。比如，世界著名经济学家、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经济理论对于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处于严重失衡状态的当代中国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其理论却受到我国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有意无意的冷遇。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当今中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而主流经济学(家)所信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和冲突，这正是造成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困境的深刻根源所在。
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不断递减和对中国改革的某些误导，是导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陷于困境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总是强调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普遍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其实一些治学严谨、富有科学精神的中外经济学家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有相当谨慎的认识。高鸿业先生就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很不精确的学科”。
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践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所谓“普遍规律”论和理论解释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以新古典主义主流经济学为基础的过渡经济学主张转轨国家进行激进式的改革和“休克疗法”，而“中国奇迹”走的却是一条渐进式改革的路线。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就实事求是地指出，“解读中国经济没有任何现成模式”，中国要注意避免陷于“试图简单用外国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的陷阱”。林毅夫教授的坦言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经济实践面前的困境，同时也道出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对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理论解释力不足的尴尬。
微观经济学边际效用分析
边际效用作为微观经济学中消费理论的基础概念，对微观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推动作用，边际分析法作为标记效用在微观经济学中的主要表现形式，对微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具有重要的分析作用，所以，经济学家只有掌握边际效用的相关知识，才能够对微观经济学具有更好的理解能力，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
一、关于微观经济学-边际效用的相关概念
1、微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又被称为个体经济学，属于现代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分支，是一门以社会中的单个经济单位所产生的经济行为作为研究主要目标的科学，因此，微观经济学也被称为市场经济学。
2、边际效用
边际效用的含义是，在一定的时间内，由于消费者新增的一个单位的商品或是服务所带来的相关的新增效用，也就是说，在外界相关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某种商品随着消费量的增加，从此件商品增加的每一个消费单位之中所获得的满足程度被称之为边际效用。在边际效用中，商品的消费量是自变量，由商品消费量增加而产生的效用是因变量。
3、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
首先假定消费者对某一商品的消费量保持不变，那么，该消费者从此件商品所增加的每一个消费单位中所获得效用的增量是递减的，这就是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通过对该规律的透彻掌握，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消费者所进行的消费行为。
二、在微观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边际效用的意义
1、边际效用对微观经济学的意义
边际效用对与微观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通俗的来说，正是由于边际效用的出现，才使得商品使用价值、消费者消费目的以及消费者消费感受三者进行了紧密的联系，同时，经济学家也通过边际效用的帮助对消费者在收入确定的情况下，针对商品价格的约束所表现出来的理性消费的行为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因此，边际效用在很大程度上使微观经济学从传统的唯物主义的困境中得以解放，使微观经济学成为一门具有实际意义的社会科学。
2、边际分析法对微观经济学的意义
边际分析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针对经济活动进行分析的方法，通过把进行追加的支出和收入进行比较，得出数值相等时的临界点，也就是所得利益、投入资金以及输出过程中产生的损失相等时的点。随着边际分析法的逐渐普及，对不同经济变量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这对于微观经济学的意义在于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对各种经济学现象进行解释，同时为经济学家进行经济均衡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边际效用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应用除了应用范围最广的递减规律以外，还包括成本的递增规律、产品边际转换率的递增规律等等，由此可以看出，边际分析法在经济学家对微观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三、对边际效用中递减规律问题的分析
1、边际效用是否唯心
虽然消费者自身的心理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在对商品进行消费的过程中给消费者带来的满足感，即商品的边际效用，但是，由于消费者具有个体差异性，所以不同的消费者必然会拥有不同的消费偏好和倾向，这就决定了不同的消费者对于同样一件商品在效用评价方面必然会有所不同，但是并不能因此把依存于让消费者心理而产生的效用评价与心理学或是唯心主义划上等号。虽然社会的经济和科技正处于高速发展的过程之中，但是在现阶段人类所达到的科技水平仍旧具有极大的局限性，这就导致了经济学家无法直观的对消费者在进行商品消费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应的边际效用进行衡量，但是并不能以此而否认边际效用的存在，因为在对商品进行消费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商品效用是可以被消费者所感知的，商品关于物质方面的属性以及消费者在进行消费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主观感受都是有客观依据所支持的，由此可以看出，边际效用是客观存在的，而并非是由消费者的心理因素所虚构出来的，但是想要对边际效用的存在进行否定却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事情，因此，作为具有客观存在性的边际效用与唯心主义从本质上就背道而驰。
2、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是否唯心
通常情况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消费者所共有的生理和心理基础是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原因，这里需要重点进行强调的是，虽然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是依托于消费者的心理活动而产生的，但是这与唯心主义具有本质上的不同。虽然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无法通过实质性的物质进行准确的衡量，但是，通过在可控的条件下进行实验，已经将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进行了证实，这说明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同样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不能因为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的产生是以消费者主观的心理感受为基础，就认为该规律是主观唯心的，如果仅仅因为无法被衡量就说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是唯心主义的，那么我们就会进入思想的误区，从而影响边际效用在微观经济学中的运用。
3、货币在应用边际效用时是否遵循递减规律
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曾在《世界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货币具有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这一观点，但是由于货币具有流通手段、价值尺度、储藏手段以及交易媒介四种职能，不同的职能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马歇尔提出的理论仅仅适用于贮藏手段和价值尺度这两种货币职能，这是由于边际效用在应用到消费的过程中时，针对商品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原则。但是对于货币的储藏手段这一职能来说，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即使适用，也只有在拥有了大量货币的人身上才能体现。除此之外，由于过量发行货币而导致的通货膨胀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当做是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的应用，所以，在货币的发行量正常并且进行正常流通的基础上，经济学家在消费者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对通过商品价格的约束所形成的理性的消费行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就可以对由于通货膨胀的原因而造成的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进行忽略。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于除了以上两种货币职能之外剩下的流通手段和交易媒介的职能来说，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并不适用。实际上，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在微观经济学中具有普遍适用的特性，该规律是一个具有客观存在性的经济规律，同时它又没有特定的阶级属性，并且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最后一点，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层次的世界，而经济只是占据了世界中的某一个层次，所以经济学在很多时候都与法律和政治紧密相连，这种情况的出现就导致了某一现象通过微观经济学中边际效用的相关知识进行分析具有合理性，但是在法律或政治的层面上来看，就无法实行，因而，在运用边际效用进行微观经济学的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与其他领域进行结合，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综上所述，边际效用的合理应用对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具有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这就需要经济学研究者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水平，通过对边际效用在微观经济学中应用到的相关知识进行透彻的理解，达到促进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目的。参考文献：
[1]黎有.微观经济学理论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边际效用”分析[J].金田，2013（04）：172.
[2]邹传伟.银行宏观审慎监管的基础理论研究[D].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2013.
[3]陈凯.基于习惯形成和地位寻求的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5.
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一直受到“休谟命题”的影响。西方哲学家，也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大卫·休谟，在《论人的本质》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即“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这就是所谓的“休谟命题”。休谟依据“是——应该是”的二分法的区分，对本来存在密切关联的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之间，来了个一刀切的区分，因此，被人们喻为“休谟的铡刀”。因此，西方经济学围绕经济学的研究要不要或说应该不应该涉及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的问题，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争论。实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他们强调经济学不是伦理学的“奴婢”或附属品，认为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制定或实践道德规范，同时，作为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也是一种“纯经济动物”，因此，经济学家无需重视“道德关怀”。
规范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异端学派，他们批评主流经济学派对道德的“遗忘”，强调经济学不可能摆脱道德的“纠缠”，不可能离开伦理道德原则和回避价值判断。如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和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冈·缪尔达尔等，认为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经济学决不可能是一门“纯粹”的科学。
那么，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可以沟通的桥梁又是什么？或者说两者之间的交汇点在哪里？这也正是我们探讨经济伦理学的切入点。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乔治·恩德利教授在《面向行为的经济伦理学》一书中指出：“他（指阿马蒂亚·森，作者注）在伦理学和经济学两方面的学术成就都是杰出的。而且，他非常精细地探索了两者之间的交汇处，建立了一些桥梁，这些桥梁使得不同的观点彼此之间更有意义。”约翰·勒蒂奇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的前言中这样讲：“对于那些关心当代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经济学家、哲学和政治学家们来说，这本书可谓是一个思想‘宝库’。”“在全新的意义上，他阐述了一般均衡经济学能够对道德哲学分析所做出的贡献，道德哲学和福利经济学能够对主流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
1.阿马蒂亚·森首先论证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这一严重分离，以及这一分离如何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阿马蒂亚·森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揭示这一隔阂的本质，就显得特别重要。他认为必须澄清两点：一是正确认识和评价“工程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问题。“工程学”的探索主要专注于逻辑的问题：在一些非常简单的行为假定中，为了最大效率地达到从别处给定的目标，一个人应当选择什么手段。正是由于“工程学”方法的广泛应用，使经济学可以对很多现实问题提供较好的理解和解释，因为经济学中确实存在大量需要关注的逻辑问题，即使在狭隘解释的非伦理人类动机观和行为观的有限形式中，这些逻辑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解释。如一般均衡理论所研究的是市场关系中的生产和交易活动，虽然这些理论非常抽象、简单，而且对人类行为的看法也非常狭隘，但是，它们毕竟使我们对社会相互依赖性本质的理解更加容易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同时，他还认为，即使那些回避了伦理考虑的、极为狭隘的行为动机描述，也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社会关系本质问题的理解。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没有伦理考虑的方法就必定使经济学失效”。但是，他所强调的是，“经济学，正如它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列举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需要澄清的第二点是，由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不断加深的隔阂所造成的损失具有两面性。因忽视“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而给经济学所带来的损失；经济学中的“工程学”方法，也是可以用于现代伦理研究的，因此，两个学科的分离，对于伦理学来说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2.经济行为和动机。阿马蒂亚·森指出，“理”假设在现代经济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认为，即使标准经济学关于理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从而被人们普遍接受，也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一定会实际地按照其行为。因为现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的行为动机也是多样的。他说，一种理性观会承认其他行为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最终目标和约束条件被充分认定，理假设自身也不足以把握某些‘必需的’的实际行为；必须把理等同于实际行为（无论理如何定义）的问题与理的内容问题加以区别，这两个问题虽有联系，但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这两个特征在标准经济学中，实际上是作为一种补充的方式被使用的。通过一个共生的过程，这二者都被用于描述人类实际行为的特性：(1)把理等同于实际行为；(2)以一种相当狭隘的方式限定理的性质。
一般来说，在主流经济学中，定义理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个方法是把理性视为选择的内部一致性，第二个方法是把理性等同于自利最大化。这里的一致性指的是选择和目的的一致。在他看来，理必须要求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一致性自身并不是理的充分条件。因为选择是否具有一致性，不仅取决于我们对这些选择的解释，而且还取决于这些选择的某些外部条件，如我们的偏好、目的、价值观和动机。
定义理性的第二种方法是自利最大化。理性的自利解释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好几个世纪中，它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特征。自利理性观意味着对“伦理相关”动机观的断然拒绝。阿马蒂亚·森对此作了有说服力的批评。他说：“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现实的可能是一个错误；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理性的要求则非常愚蠢。”日本市场经济在生产效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曾经被当作是自利理论的证据，但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们，在这样的经济中，潜伏在经济行为主体背后的行为动机到底是什么。事实上，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责任感、忠诚和友善这些偏离自利行为的伦理考虑在其工业成功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想着重提出的是，说自利行为在大量的日常决策中不起主要作用肯定是荒诞的。事实上，如果不是自利在我们的选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经济交易活动就会停止。真正的问题应该在于，是否存在着动机的多元性，或者说，自利是否能成为人类行为的惟一动机。这里，他触及到了一个人们似乎都知道但尚未彻底澄清的大问题，即对亚当·斯密提出的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人”的重新讨论。
长期以来，亚当·斯密被不少经济学家尊崇为自利的“宗师”，但这与他实际提倡的正好相反。在讨论自利行为问题时，区分以下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人们的实际行为是否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如果人们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们能否取得某种特定意义上的成功，比如这样一种或者那样一种的效率。这两个问题都与亚当·斯密有关。因此，人们常常引用亚当·斯密关于自利行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观点。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他相信这两个命题中的任何一个。首先，同情心和自律在亚当·斯密的善行概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他所说，“根据斯多葛学派的理论，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的国民总体中的一员”，而且，“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人们应当随时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热心公益是最有益于他人的品质”。但在拥护亚当·斯密关于自利以及自利成效的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亚当·斯密的“同情心”不见了。斯密看到的，也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到的，大多数人的行为确是受自利引导的，其中一些行为也的确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在论述市场中，正常的交易活动为什么会发生？如何被完成及为什么会有分工等，斯密强调了互惠贸易的普遍性，但这些并不表明，对于一个美好的社会来说，对于挽救经济来说，他并没有满足于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之上。他曾指责伊壁鸠鲁试图把美德视为精明，并斥责某些“哲学家们”试图把所有事情都简化为某种单一的美德。通过上述分析，阿马蒂亚·森认为，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中，人们对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动机与市场复杂性的曲解，以及对他关于道德情操与行为伦理分析的忽视，恰好与在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所出现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分离相吻合。“实际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倡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家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
3.经济判断和道德哲学。阿马蒂亚·森在依据人们对福利经济学与预测经济学不同关注程度上的分析，指出经济判断与道德哲学相通的方面和不同的方面。在古典经济学中，本来并不存在福利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研究的严格界限，后来，随着对在经济学中所使用的伦理学的怀疑不断增加，福利经济学变得越来越不明朗了。现代福利经济学的标准定理是建立在一个结合体中，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追求自利的行为假设；二是一些以效用为基础的社会成就判断准则。传统福利经济学准则曾经是简单效用主义者的准则，即判断成功与否的依据是效用总和，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具有内在价值。由于离开了伦理分析，这些理论显得非常肤浅和狭隘。在19世纪30年代，以罗宾斯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激烈批评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认为这是“规范的”或“伦理的”考虑，是没有意义的，从此，福利经济学走上了更为狭窄的道路。随着反伦理主义的发展，福利经济学拒绝了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剩下的准则，只有帕累托最优了。
帕累托最优是经济学家们普遍认同的一种对经济运行理想境界的经济学描述，这是由19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用严密的逻辑和数学方式作出的。帕累托深受英国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它认为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的原则，也是经济学家应该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帕累托最优中，资源和财富在每一种用途和每一个人之间实现了最优配置，社会福利实现了最大化，以致没有人愿意改变这一状态。帕累托最优有时也被称为“经济效率”。阿马蒂亚·森认为，有时这种称谓是恰当的，因为帕累托最优所涉及的仅仅是效用范畴内的效率，而不重视效用分配方面的考虑。这一术语又是不幸的，因为这里分析的焦点仍然是效用，这是早期效用主义传统留下的遗产。那么，在为福利经济学所限定的狭窄范畴内，由于帕累托最优成为判断的惟一准则，追求自利的行为成为经济选择的惟一基础。他进而揭示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将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结果与帕累托最优联系起来，深刻地描述了价格机制运行的规律，清晰地说明了建立在人们追求自利基础上的贸易、生产和消费的互惠本质，解释了市场机制中的有关的主要经济关系。所以，尽管帕累托最优有着普遍的重要性，但这一准则仅是评价社会成就的一个极有局限的方法。就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意义，他特别提出有一点需要澄清。关于总体社会最优必须是帕累托最优的理论基础是，如果某一种变化有利于每一个人，那么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它就必定是一个好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概念是正确的，但是要明确地把效用与利益区分开来却是不容易的。相反，如果利益被解释为效用之外的其他东西，那么，帕累托最优——用个人效用来定义——不仅不是总体社会最优的充分条件，甚至连必要条件也不是。这些分析表明，帕累托最优在福利经济学中的神圣地位是与功利主义在传统福利经济学中的神圣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对权利概念的理解也是这样，这是经济理论中常常涉及到的，如自然禀赋、交换和契约都会涉及到不同类型的权利。然而，在功利主义的传统中，这些权利只是被当作获取其他东西的工具，尤其是当作获得效用的工具。也就是说，传统功利主义只是按照权利取得理想的结果的能力来判断权利，而并没有赋予权利的满足以内在的重要性，可以说，权利满足本身被忽视了。这一传统已经被带入福利经济学的后功利主义阶段，在这里，人们所关注的只是帕累托最优和效率。在经济分析中，较为典型的看法是，权利仅被当作纯粹的法律实体，只具有工具价值而没有任何内在价值。
阿马蒂亚·森认为，与福利经济学和预测经济学有密切联系的伦理思想十分丰富，远比人们在传统上已经认识的或假设的更为丰富。只是一些经济学理论把许多有意义的伦理思想排斥在经济评价和行为预测之外。他还强调说明，我们迫切需要对变量集合和变量的影响集合进行补救性扩展，以便把经济分析中意义的变量及其影响，如伦理，也考虑进去。对于伦理学来说，许多伦理问题也具有我们所称之为“工程学”方面的因素，它们中间的一些也的确涉及到经济关系。这是伦理研究应注意的。除了经济推理的直接应用之外，经济学对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这类逻辑问题的重视和研究还具有方法论方面的意义。他一再强调，通过更多地关注伦理学，福利经济学可以得到极大的丰富，预测经济学和描述经济学也可以从中受益。同时，伦理学与经济学更紧密的结合，也可以使伦理学的研究大受裨益。
4.经济伦理学的研究纬度。阿马蒂亚·森的观点给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伦理研究提供了以下启示：(1)伦理对于经济来说，它不是一种外部的力量，而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因此，经济伦理研究应该注重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经济增长各变量及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尤其应该注意的是道德这一变量或因素在其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如人的道德观念与素养在经济体制改革层面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在企业发展战略、企业管理、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又具有哪些意义。(2)经济伦理研究注重伦理规范的探索，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规范的提炼与概括，必须基于客观经济关系中形成的伦理关系。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领域中形成的新的伦理关系。这应该说是我们目前经济伦理研究所应思考的。因为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经济生活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复杂的伦理关系。而且，如果对这些新的伦理关系没有认真而又全面的把握，经济伦理规范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就难以充分保证。阿马蒂亚·森几次提到经济学理论有其局限性，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局限性的合理意义。如他讲的一些经济理论是建立在不完全的经济关系基础之上，仅就这些，也可供伦理学研究参照。(3)经济伦理研究，应当合理地将认知层面与规范层面相结合。一方面要认识、理解经济活动、经济关系以及企业实践等“是什么”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有科学合理的伦理规范方向，解决“应当怎样”的问题，这两者同样重要。研究中，认知层面与规范层面应当加以区别，但不应分裂成两个独立的东西。否则，经济伦理就不可能是“内在的”或“科学的”，要么两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使得事实陈述与规范陈述都变得没有意义。因此，认知层面与规范层面的整合，显得特别重要。应该说，其中还有很多难点问题需要探讨。(4)经济与伦理之间的交汇点之一，或者说结合点之一，是“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的价值分析与价值判断问题。如对人的行为的假设，自利是人的行为中重要的动机，但决不是惟一动机：对社会成就判断，除了效用、利益等之外，还与善和正义这样的伦理问题分不开，与人应当怎样生活以及什么是正义的社会分不开。显然，这些是道德价值判断的问题，同样是经济伦理研究的终极关怀问题。(5)经济伦理研究应真正深入到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中。阿马蒂亚·森在本书中主要阐述的是经济学脱离伦理学从而走向贫困化的问题，同时，他也几次谈到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也给伦理学带来了不幸。这就提示我们今天的经济伦理研究，如果不能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找到相通的语境，不能更好地把经济学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工程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实证的方法运用到经济伦理研究中去，那么，两者的分离同样会导致经济伦理研究的贫困化。
【参考文献】
关键词：批判实在；本体论；主流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7-0035-06
经济学是由世界观、科学理论、政治思想、公共政策和逐渐被认识到的其他真理构成的。仅仅把某种取得主导地位的经济学理论当成必然的选择，不仅是狭隘的而且对经济学发展也是不利的，市场观念中竞争意识的匮乏和垄断的形成会导致理论的衰落。学科中不同流派之间的交流与辩论一直存在，不同的流派可能都抱有把其他流派纳为自己分支的想法，从而使自己成为整个学科结构中的主导者。“批判实在”作为一种科学哲学，已深深渗透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就经济学领域而言，“批判实在”仍处在繁荣发展期。经济学中的“批判实在”正在成为一个“大事件”、一种“运动”。“批判实在”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劳森对当前的经济学研究现状进行了概括：“当代的学术经济学处于一种不健康的状态”。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上，“批判实在”经济学研究把大量精力放在对主流理论进行批判和经济学重建的研究上。基于科学认识主流经济学和促进经济学多元化发展的需要，本文对“批判实在”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作一些分析。
一、“批判实在”的核心观点
“批判实在”是为理解巴斯卡（Bhaskar）对社会科学的哲学贡献而对他的两个术语“先验实在”和“批判自然主义的融合”。“先验实在”和“批判自然主义”观点分别出现在巴斯卡的两部著作中。在第一部著作中，巴斯卡问道：给定知识是可能的且有意义的，那么对世界本身的预设如何？从而在科学知识和其所解释的对象、自然世界同研究它的方法做了区别。在《自然主义的可能》中，巴斯卡的问题是：是否可以像谈论“自然规律”一样谈论“社会和人类行为规律”？进而将思想与对象的区别扩展到社会实践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区别。如同社会结构不能化约为有关他们的知识一样，社会结构也不能化约为特殊的实践或规则，社会结构由人的实践来生产，结构本身不是固定的，而具有突现性质。两本著作中的核心问题为理解“批判实在”的发展提供了清晰的线索。“批判实在”论者的核心观点包括三方面：
（一）分层本体论
巴斯卡将知识的对象分成两种，即“不变的实存对象”和“变动的认知对象”。前者指独立于人类描述之外存在的世界，后者是描述或解释前一种知识对象的人为产物，包含已有的各种假设、定律、模型、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技术等等。知识对象的划分为理解“批判实在”的本体论主张奠定了基础。“不变的实存对象”由三个并非同时发生且无法相互化约的层面组成，分别是“经验层面”、“实际层面”、“实在层面”。经验层面指人们感知事物的领域，经验指可观察的。经验领域不能穷尽世界中发生的所有事件。事件指事物中的实质变动，事件会在不被察觉中发生。因此，并非所有发生的事件都被人们感知。在经验层面与实际层面之下，是独立于感知或知识之外的“机制”，“机制”是“事物起作用的方式”。
巴斯卡对超验实在进行了概括，“超验实在论认为科学知识的对象是那些产生现象背后的结构与机制，以及科学所需的社会活动中所产生的知识。这些对象既非经验论所认为的，只是单纯的现象；也非观念论者所认为的是理性建构并赋予现象之上的，而是一种更加持久的、实在的结构，它不但独立于人的知识、经验之外而存在，同时也独立于人得以获致它的条件之外”。
（二）开放系统与封闭系统
“批判实在”认为，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中的各种系统大多为“开放系统”，而非“封闭系统”。“开放系统”与“封闭系统”的区别是理解“批判实在”本体论主张的关键性辅助概念。科学研究建立的“封闭系统”，一般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研究对象（事物）无实质性变化，从而“机制”能顺利启动、前后一致运行；二是可能影响研究对象的其他对象（事物），均被排除或被控制，从而使得研究对象的“机制”的启动与运行能够独立于其他对象的各种“机制”。一个系统不能满足这两个条件时，就成为“开放系统”。
只有在“封闭系统”中，才会有“每当甲事件发生，乙事件便随之发生”的恒常联结关系。在“开放系统”中，不能将因果关系解释为“事件序列间的恒常联结”关系，或“事件序列间的规律性伴随”的关系，而应该解释为“产生”或“造成”某一结果（或事件）的变动关系。“批判实在”论者认为，科学研究重复进行实验的主要目的，在于试图改变“开放系统”中的事件序列，以求在人为的“封闭系统”中，独立出一个“机制”，使它不受其他“机制”的干扰，从而检验特定“机制”在特定事件序列中的作用。
在“开放系统”中，各种事物或结构的“机制”彼此互相影响，特定事件发生时，有些“机制”虽然存在（或启动），但由于相互抵消而失去作用，有些“机制”则发挥显著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特定事件的发生上，究竟哪一个或哪一些“机制”发挥了显著影响，大多随情境变动而变动，并无一定的规律性或固定的重复性。社会结构由一系列的内部关系组成，机制存在于结构中，透过其他外部关系、偶然条件和不同结构间的相互作用，可产生不同的结果。
（三）社会结构与突现性质
巴斯卡把超验实在的观念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首要任务就是对社会结构进行深入的解析。在巴斯卡看来，社会结构不但是人类行动的“先决条件”，而且是人类行动的“再生结果”。巴斯卡指出：“所有的社会结构，比如经济体、国家、家庭乃至语言，都依赖或预设了社会关系的存在，这些关系包括像资本与劳动、长官与下属、父母与子女等。这些关系先于进入这些关系的个人而存在，而人们的活动一方面再生了这些关系，另一方面也转化了它们，因此它们本身便是一种结构。而实在论正是要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些社会关系的结构上——这些结构不仅是理解社会事件与趋势所需的解释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那些意欲寻求解放受剥削与压迫情况的社会活动的焦点”。
“社会世界”或“社会系统”是个体间各种关系的总和，是“能够随着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动而变动的一个复杂整体”。社会不仅由个体组成，而且能展现出有别于个体性质的新性质，“批判实在”称之为突现性质，突现性质是从个体之间各种关系中突现出来的，不可化约为个体性质，也不能从个体性质出发加以预测。根据巴斯卡的观点，社会世界的突现性质，有“活动依赖”、“概念依赖”、“时空依赖”三种。社会世界“活动依赖”的突现性质指社会结构的存在并不独立于其所影响的行动；“概念依赖”的突现性质指社会结构的存在并不独立于行动者的观念；社会世界的“时空依赖”的突现性质指社会结构只有相对的持久性，其所显现的趋势不具有时空不变的普遍性。社会结构突现性质的三种依赖关系使社会科学家必须意识到他们的研究客体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且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有所变化。研究者的首要目的在于找出这些存在于内部关系中的因果机制及因果机制间如何相互作用而造成特定事件的发生。
总体看，“批判实在”坚持的核心观点在事实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视角，即把本体实在论、判断理性和认识论相对主义有机结合起来。本体实在论主张真实独立于我们而存在，我们有关世界的知识和世界的本质并不是相同的，我们无法把真实化约为有关真实的知识。判断理性认为我们可以就知识做出判断，如果我们有关于真实的某些部分的不同理解，我们可以就哪一种理解是更好的做出理性的判断。认识论相对主义意味着我们的判断是社会性和历史性的。换句话说，我们的视角深受我们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一般来说我们无法一般化特定的研究方法，研究的方法和理论的推论会根据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改变。
二、主流经济学的典型特征
分析“批判实在”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首先需要考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哪一种经济学观念构成主流（或正统）经济学呢？它是由诸如数学语言表述的理论或新古典假定的使用等客观标准来定义呢？还是由诸如与处于主导性的专业组织、会议和刊物的联系等社会学标准来定义呢？事实上，定义主流经济学存在一定的困难。定义主流或正统经济学的工作经常是由异端经济学家或经济思想史学家做出的。在主流内部一般来说只关心经济学的定义，而不大关心主流或正统的定义。在有关主流或正统经济学的认识上，有三种观点较为突出：
（一）主流经济学主要是为现存经济体制的运行辩护
主流经济学坚持“在抽象掉‘摩擦’、‘失败’等情形后，‘市场机制’总产生有‘效率’的结果”。坎斯（Kantch）指出“主流经济学的整个事业在于表明自由放任产生最优结果”。主流经济学持久不变的信条是“对私利的追求和市场的自发秩序一起将会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二）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是主流经济学的本质特征
这种观点是大多数经济思想史学家所坚持的观点。拉泽尔（Lazear）认为，主流经济学有三个基本主题：“首先，经济学家假定个体从事最大化的理；第二，经济学坚持均衡作为任何一种经济理论的一部分的重要性；第三，经济学家特别强调明确定义的效率概念”。萨缪尔森说，“把经济学和社会学区别开来的就是在效用（选择理论）框架下定义的理性和非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理性被定义为最优性，即效用（利润）最大化，虽然存在各式各样的挑战，但这种观点仍然成为一种规范。经济学家把理性定义为“最大化某些东西”，“理性选择的科学或用经济术语表示的理性成为经济学的标准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主流经济学也在发生持续的变化，主流学者很多时候接受对它的批评，并做出基本的改变。柯兰德（Colander）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主流经济学开始离开严格的神圣的三位一体——理性、自利和均衡——迈向更加折中的立场——有目的的行为、文明的自利和可持续”。但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主流的本质，它们愿意接纳的只是那些“来自主流内部的异端”的批评意见，或可以用主流方法处理的“来自主流外部的异端”的某些观点。
（三）数理模型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突出特征
经济思想史学家认为，仅从涉及的内容上或分析经济现象时所持的视角方面已很难定义主流经济学了，因为更加精巧的数学模型和理性选择分析使主流分析扩展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因此，更多的学者是从方法的角度概括主流经济学的典型特征。摩根和帕尔曼（Morgan Marietta and Mark Perlman）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它自己的方法论基础上，“作为美国经济学当前的主流，新古典思想源自马歇尔、杰文斯、埃奇沃斯和威克斯蒂德对功利主义和边际主义与数学的（科学的）表述之间的综合”。数理模型的构筑已成为当前主流经济学的突出特征。考虑到经济学发生的变化，有些学者认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已不再是能对经济学家的活动进行描述的经济学的定义了，更好的经济学定义是，“通过经验上可检验的模型研究经济和经济政策”
三、“批判实在”对主流经济学本体论假设、演绎主义、形式主义的批判
主流经济学的确给经济学带来精确的分析工具，但由于对市场的叙述将研究对象加以固定化，造成经济学研究忽略了对研究对象属性和本质的分析。“批判实在”的主流批判围绕主流方法的本体论假设、演绎主义、形式主义等方面缺陷展开。
（一）经验实在与深层实在
不同流派的经济学遵循不同的研究范式。科学实践的结构是由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理论构成的。在不同的研究范式中，本体论是区别不同研究范式的基础。因为无论科学家和实践者是否意识到他们所坚持的本体论，“所有的社会理论都受本体论的重大影响并由具体的方法所塑造”。
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批判实在”认为主流经济学存在两方面问题：第一，忽视了经济学研究中的本体论问题。在劳森（Lawson）看来，“声誉不佳的实证主义科学概念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它放弃了明确的本体论推理”，从而隔断了经济学研究与现实之间的关联性；第二，主流经济学建立在一种存在缺陷的本体论基础上。“批判实在”认为主流实证经济学坚持的本体论是“实在就是你观察到的”。“批判实在”论者认为主流经济学隐含的本体论是由原子般的、经验性事件构成的。更准确地说，实在是由两个领域构成的，“实际的”和“经验的”，前者由事件和事物的状态构成，后者是人类对他们的体验。因此，实际的事件被认为和有关他们的经验感知共存，从而实在被认为是感知到的。或者最起码的是在特定条件下被感知的，对一个事件的解释需要去理解其他被感知的事件。一般化的科学知识只有在这些事件之间产生稳定的联系模式时才能获得。“批判实在”反对这种经验本体论，因为这种本体论容易产生谬误。巴斯卡认为，经验实在论者（尤指实证论者）的谬误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错把存在化约为知识的认识论谬误，即把存在或者当成只是知识（或者是由知识所建构），或者认为可用有关客体的知识来分析。巴斯卡称这种谬误为“实在的去实在化”。二是错把知识化约为存在的本体论谬误，即认为知识不过是其客体存在的简化，或认为可以客体存在来分析。巴斯卡称这种谬误为“科学的去社会化”。
因其经验本体论的取向，主流经济学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寻找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结关系上，结果产生了“批判实在”关注的第二个问题，使用适合于封闭系统的方法研究开放系统中的问题，而忽视了对各种事件背后的机制的研究。
（二）演绎方法与封闭系统
“批判实在”不支持标准化的方法或任何特定的研究方法，认为研究方法的选择取决于研究客体的本质。因为社会科学家没有办法像自然科学家通过实验构造出研究客体的结构和因果机制，他们只能透过抽象和概念化研究客体的特定方面，认识客体运作的过程。
主流经济学对经验本体论的坚持，表现为对特定解释方式（演绎主义）的坚持。经济学领域占统治地位的解释方法是演绎法，即解释一些事物是从一系列初始条件、假设、公理和法则或一些其他事件的恒定的联结形态中推断出某种观点。依照演绎主义的方式，要解释某事件就是推断出对此事件的一个说明。这种推论由原始与限定条件开始，加上“只要A事件发生就会发生B事件”这种普遍规律而来，这种普遍性的前提是：事件间的恒常联系所产生的系统是封闭的。恒常联结的存在意味着现象背后的结构是固定的。但对经济学来说，事件的恒常联结仅能在封闭系统的“观念的试验”中产生。“主流经济学主要是通过假定来获得这种事件常则性的”。但“世界不只是由事件和事物的状态以及我们有关它们的经验而构成，而是有潜在的结构、力量、机制和趋势构成，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它们都在支配或推动真实的事件”。
对经验实在主义者而言，真正重要的是个体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这种视角出发就丧失了推断因果、力量、本质或中间结构存在的逻辑基础。劳森说：“简单地说，即使对演绎解释方式的依赖在主流经济学中表现的不总是那么明显，但它也没有被否定。在科学研究中对这种方法的中心性和一般化假定实质上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任何试图对其进行的辩护都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劳森认为正是主流经济学对演绎方法不加批判的接受使其处于不堪一击的状态，无论是在主流方法自己还是它的目标上，尤其是主流无法提供对社会现实令人满意的解释。
（三）形式主义的认识论
主流经济学对特定方法的坚持和对象本质的忽视，实质上造成本体论屈从于认识论。“批判实在”论者认为演绎主义导致了对严格的数学形式表达的经济行为的滥用。数学是一种语言，它可以帮助也可以限制使用者的思考。在最好的意义上，它使人们可以更加精确的方式思考功能关系，并通过简化的模型技术使特定的概念能以一种精确和清晰的模式被表达和理解。经济学中数学的启发功能使它成为一种有用的智力工具，但当这种方法施用于它并不适合的研究对象时，可能产生更多的不良影响。
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推理或数学演绎关注事件间的恒常联系，计量经济学只不过检验或预期其相关性。在这种封闭体系中结构关系是稳定的，因此可以用函数的关系表现出来。而社会表现出这种封闭的特性是不可能的，因为：第一，社会因素总是流动的、冲突的、变迁与发展的。一些描述社会行为的参数，即使根据过去的资料而言是可估计的，也不能认为未来它们会发生在同一社会情境中。第二，形式主义研究方法实质上试图用研究封闭系统的方法，模型化具有开放本质的研究对象。劳森认为现代主流经济学存在缺陷的原因在于“数学方法在它们并不适合的场所的使用”。社会集体与制度是一种复杂的存在，在数学形式可表达任何实体之前，必须有些“超数学化内容归入其间”。第三，“批判实在”论认为社会科学处理的是复杂且持续演化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复杂且具有学习能力的个体，它们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所以试图通过稳定形式的函数关系预测人类和经济行为是存在缺陷的。
（四）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新视角
“批判实在”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的另一个重点表现在对方法论个人主义，以及理性选择方法实质上否定了个体选择的可能性的批判上。
在行动者和社会结构的关系上，一直存在“微观对宏观”、“个人主义对结构主义”和“行动对秩序”等争论。主流经济学坚持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理性选择理论。“批判实在”认为即使是最成熟的理性选择理论也无法真正理解人类个体的本质。主流经济学建立在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实证主义假定世界可以被从原子般的事件的层面加以理解，强调独立于价值与概念的原子般的事实，实证主义主张孤立的个体是社会真实的最终构成部分，从而人成为“同质经济人”而不是“社会动物”。霍奇森（Hodgson）指出理性选择方法存在的问题，这种方法表明累积性的技术和习惯，而不是逻辑演绎或理性思考，总是成为社会变迁的原因。从而，经济“远不是个人主义的原子和他们之间的互动”。
“批判实在”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批判可以在其对个体和结构的分析中加以理解。在经济学研究中，“批判实在”论者劳森特别强调人类的实质性选择和动机。他认为，第一，在“批判实在”看来，人是复杂的动物，受到各种各样心理状态、变化着的哲学观点的影响，这将导致在相同的客观条件下会有不同的选择。第二，人是社会动物，他们将受社会形成的欲望（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宗教和制度信念）的影响，这使无法用纯粹的自利的术语表达的最优结果来代表人类的选择。第三，人类不是单纯被动的被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个体具有不同的动机，且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能主动地做出不同的选择。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中对人最大化利润、效用或福利的假设，和人类的实质选择能力并不匹配。
劳森对人类主动选择能力的强调和人类的实质性选择所受到的限制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个人动机还是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都无法单独决定个人的行为，因为两者之间是一种动态关系，个人的动机和行为再生产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而社会结构和关系限制了个人的动机和行为，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决定了社会缓慢、持续的变动。“批判实在”对个人和社会结构与关系的理解，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个体原子论的观点，也区别于制度学派对个人行为对社会结构依赖的看法。从这点看，主流经济学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坚持在“批判实在”看来存在重大的缺陷。主流理论家强调理论选择，但从根本上是“否定人类选择的”，因为在他们“形式主义的模型中无法允许选择的存在”。
四、结论
[摘 要]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话语，德里达解构的同马克思存在三处交集：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深度解构；对历史生成性和开放性的强调与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和人类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话语交集背后的深层逻辑却是异轨的，这从反面给今日研究带来两点启示：一要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辩证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二要对理论为何以及如何生产保持高度自省。
[关键词]德里达；马克思；批判；历史；解放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410X（2012）05- 0023- 05
理论界围绕德里达解构的已形成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但对其解构话语同马克思到底存在哪些共同点、又在哪些方面根本异质这个问题，既有的研究缺少专门的梳理、归纳和阐释。本文认为，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的解构、对历史生成性和开放性的坚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人类解放的想象，同马克思的理论话语具有形似之处。但由于德里达将同样视为“在场的形而上学”，抛弃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批判和阶级政治，他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新呈现的主导现象，而割裂它们同作为社会存在基础的物质生产的关联，因此，那些表面上同马克思相似的话语完全溢出了马克思的逻辑框架，不过是西方左翼另一版本的“激进唯心主义”叙事，没有超出孱弱的话语批判模式和自恋式的文化政治套路，反思这一点对当下的研究具有警示意义。
一、德里达同马克思的三大话语交集
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解构是德里达同马克思的重要话语交集。正如有论者指认的：“马克思哲学新视界的根本要义正是在于反对一切抽象的形而上学本体论”[1](P357）。马克思批判旧唯物主义不是从物质实践的感性活动去理解世界，而是撇开历史进程对物、社会以及人的本质的形而上学直观。在标志着新世界观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人要生产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这一最基本的事实出发，论证了物质生活的生产、再生产、人自身的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生产构成了人类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四重基始性关系，思想、意识和观念只是这些关系的派生物，从而彻底瓦解了一切唯心主义的理论前提及其形而上学本体支撑，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现实－具体的逻辑基点。
马克思不仅掏空了哲学形态的形而上学体系，也颠覆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后者将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出现的经济现象和关系抽象为超越历史的普适范畴，从而表现出非历史性。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专门以“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为题对此进行了批判，他指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其理论表现）的历史运动，将经济范畴看作是观念、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这样，产品、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2](P138- 140）。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还在于它的非总体思维特征，它没有将经济关系置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总体中进行系统考察，而只是将各种范畴简单堆砌和拼贴起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的抽象方法，剖析了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形成过程，并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总体视域，考察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及其相互关系，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历史趋势，从而彻底解构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逻辑和方法。
德里达将整个西方哲学的共同特征概括为“在场的形而上学”，即“在场”就是形而上学。不论“在场”的形式是物质实体、社会实体、关系、意义、理性还是其他任何抽象的范畴，事实上都预设了某种本体的存在以及在场的优先性，因此，“在场的形而上学”是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一方试图优越于或同质化另一方的压迫性知识类型。德里达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理论解构，重点指向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代表的“语音－逻各斯中心主义”、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的形而上学”。德里达证明逻各斯与语音中心主义是相互寄生的。由于说与思的“同步性”，语音便成为能够证明真理和意义在场的直接符号，而文字则被视为真理和意义的补充甚至恶意篡改者，是外在的、派生的符号，逻各斯和语音由此居于等级知识体制的中心，形成对文字的霸权。索绪尔的语言学虽然洞悉了语言符号系统的任意性和差异性原则，为打破语音－逻各斯中心主义提供了可能，却最终倾向于“所指拜物教”，没有跳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窠臼。
1独立学院计量经济学课程的阈限概念分析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运用回归模型分析数据的方法论学科，本科阶段的初级层次计量经济学课程的主要内容涵盖计量经济学数据、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回归估计量的理论，异方差、序列相关等。根据计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将计量经济学的阈限概念具体可归结为以下3组概念：第一，回归假设。回归假设是为分析回归结果引入的合情合理的假设，在不同数量的假设下能够得到回归系数估计量的不同性质。回归假设是整个回归方法的基础，一切回归有关的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都和回归假设紧密相关，同时违反回归假设的情形也是计量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点，因此回归假设是计量经济学的阈限概念之一。第二，回归系数估计量的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是评价估计量的基本标准，回归系数估计量的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是回归理论的核心，整个初级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最终都归结为回归系数估计量的这3个性质，同时，这3个性质又与回归假设紧密相关，故回归系数估计量的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是计量经济学的阈限概念之二。第三，异方差。异方差是违背回归同方差假设时的回归结果表现，无论对于横截面数据还是时间序列数据，异方差的出现是回归分析的常态，因此对于异方差的检验和修正是初级计量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金融实证研究中需要关注的基本问题，故异方差是计量经济学的阈限概念之三。以上三个阈限概念是学生掌握计量经济学理论的关键，同时在概念上具有紧密的联系，下文将基于此探讨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式。
2基于阈限概念的独立学院计量经济学教学注意事项
由于独立学院的教学方式主要强调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和实践，因此基于阈限概念的独立学院计量经济学教学的总体原则仍立足于阈限概念的理解与实际运用，具体地，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合理安排教学内容。为了突出3大阈限概念，在首节导论课即向大家提出3大阈限概念，在介绍回归分析的原理和方法时，详细的说明每个假设的用途，使学生理解每个假设的目的和本质，进而在回归估计量三个性质的教学中把握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的具体条件，并明确理解异方差这一违反假设的情况。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以充分的时间介绍三大阈限概念及其联系，从而建构整个计量经济学的知识和方法体系。第二，运用软件展示阈限概念的具体应用。独立学院的计量经济学教学应完全从应用性角度出发，运用软件展示计量经济学概念、原理和方法。对于3大阈限概念，可用40%左右的时间解释概念产生的原因与本质，而60%左右的时间结合典型例题讲解如何运用计量经济学软件如Eviews解决具体的回归分析建模和假设检验问题。第三，通过尝试撰写学术论文强化阈限概念的综合运用。撰写实证性的学术论文是进行计量经济学方法综合训练的较好途径之一，可以通过让学生从选择题目开始，通过收集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参数估计，假设检验以及进行可能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检验和修正等等来感受计量经济学解决综合问题的方法和程序，通过写作论文的方式加以体现，然后交流讨论，以深化对计量经济学阈限概念的理解。计量经济学教学经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具体设计，帮助学生牢固掌握计量经济学的阈限概念，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基于阈限概念的独立学院计量经济学教学实践
以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为例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是一所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导向的独立学院，也是我国建立最早、最有名的独立学院之一。计量经济学课程是浙江大学城市学院金融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在大三上学期开设。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计量经济学课程以提高学生建立回归模型能力为教学目标，基于Eviews软件进行教学，每周教学学时为理论（教师讲授）与上级实验（学生练习）各2学时，特别注重学生对计量经济学阈限概念的理解与掌握。因此，研究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计量经济学教学对研究独立学院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具有借鉴意义。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为传统的初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教师在讲授回归假设时着重解释回归假设的设立目的与合理性，并通过软件讲解回归假设的验证，使学生理解并掌握回归假设。在回归系数估计量的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教学中，通过详细分析三个性质所依据的不同假设，使学生理解三个性质所应具备的条件从而掌握线性回归估计量理论。特别地，专门安排约10学时左右的实验课进行计量经济学论文撰写与分析的交流，要求学生自选题目，收集数据，建立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并检验异方差、序列相关以及模型设定问题，写作小论文并在课堂上展示交流。为评价教学效果，选取2010级学生1个教学班共24人进行满分为5分的教学满意度打分，学生对计量经济学课程全部项目的满意度均达到97%以上，总体平均满意度超过99%。由此可见，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应用统计课程的教学效果非常成功。
4结论
回归假设、回归系数估计量的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和异方差是计量经济学课程的三大阈限概念。基于阈限概念的计量经济学教学在于合理安排教学内容，运用软件展示阈限概念的具体应用以及通过尝试撰写学术论文强化阈限概念的综合运用。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实践分析表明本文提出的基于阈限概念的计量经济学教学方式对独立学院的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具有很好的适用性及学生满意度。
作者：孙钰单位：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摘要：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是“永恒范畴”还是“历史范畴”，国内学术界已经展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明确区分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本身蕴含着生理学和经济学两种不同意义的抽象，是准确把握马克思抽象劳动概念的一种积极理论尝试，有利于澄清马克思抽象劳动概念的本意，有利于消除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误解，有利于充分发挥经济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导作用。
关键词：抽象劳动；价值；抽象法；科学主义；历史范畴；永恒范畴
中图分类号：F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5－008－07
关于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是一个永恒范畴还是历史范畴的研究和争论，在国内学术界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争论各方都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中找到相应的理论依据。根据笔者掌握的文献资料，苏联学者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探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两重性，卫兴华先生在1957年就提出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是一个永恒范畴的观点。此后，许多学者围绕这个问题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和争论，并一直绵延至今。
笔者在《马克思“抽象劳动”概念探析》(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09年第8期，以下简称“原文”)一文中，提出从生理学与经济学两种不同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这种观点得到学术界同仁的关注和批评(参见胡爽平：《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6期，以下简称“胡文”)。鉴于劳动二重性学说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与学术界的长期争论，笔者深感对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及其当代意义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同时，本文也对胡文的批评和指责做出必要的回应。
一、两种不同意义的抽象劳动及其相互关系
在进一步探讨两种不同意义的抽象劳动及其相互关系之前，让我们首先重温一下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法的抽象法。对于马克思的抽象法来说，抽象过程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本质上是人的认识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具体到思维的抽象，再从思维的抽象到思维的具体，从而科学地把握客观对象整体的认识过程。抽象就是在分析的基础上抽取对象的某一个方面、属性或关系，而舍弃其它方面的思维过程，作为抽象的结果的东西，就是对象的某个方面、某种关系或某种属性。抽象法虽然否定了感性具体的整体性，但能使人们深入到客观事物的内部从而在纯粹的状态下来研究和考察对象。因此，抽象只是客观对象的某个方面或某种属性，它是人们认识事物过程的一个阶段，也是进一步实现从抽象上升为具体进而在思维中再现具体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有必要思考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起点如何确定?这个逻辑起点应当具有怎样的特点?从抽象方法本身来看，作为逻辑起点的抽象应当具备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它应该是反映研究对象本质的抽象；其二，它应该是研究对象本质抽象的极限，是一种最简单的规定，在研究对象范围内，它不以其它方面、其它因素为其存在的前提，相反，对象的其它方面、其它因素都以它为前提；其三，它应该包含着进一步发展的源泉、动因、契机和胚芽。
可见，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抽象与具体总是相对的，低层次的抽象相对于高层次的抽象就是相对具体的，或者说，高层次的抽象相对于低层次的抽象就是抽象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生理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相对于经济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来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抽象，因为它贯穿于人类一切社会形态之中，它使复杂多样的人类具体劳动达到了抽象的极限；经济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相对于生理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来说，是一种相对具体的概念，它仅仅适用于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关系之中，并且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中获得自身存在的社会现实基础。马克思对生产商品的劳动进行科学抽象的过程，也是逐步形成经济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概念的过程，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一个对包括货币主义、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以及重农主义在内的全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财富观的理论批判过程。
事实上，如果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商品价值决定问题的论述就不难发现，这两种不同意义上的抽象劳动实际上被不自觉地交织在一起，而没有从逻辑层次上将其区分开来。比如，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可化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但是，劳动力只有表现出来才能实现，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发挥出来。而劳动力的发挥即劳动，耗费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等等，这些消耗必须重新得到补偿。……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他应当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因此，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体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可见，对于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衡量，正是基于劳动者在生理学意义上的消耗与补偿来讲的。马克思在探讨工资问题时进一步认为：“我们记得，劳动力的日价值是根据劳动力的正常的平均持续时间或工人的正常的寿命来计算的，并且是根据从生命物质到运动的相应的、正常的、适合人体性质的转化来计算的。”同时，马克思还以赞许的口吻引用了格罗夫的观点，即“人在24小时内所耗费的劳动量，可以从研究人体内部的化学变化来大致确定，因为物质的转化形式能表明动力已经消耗的情况。”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为何要对“雇佣劳动”概念作出严格的理论假设。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对生理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与经济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进行区分?笔者认为，这恰恰是由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设定即“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所决定的。或者说，在马克思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理论视域中，区分生理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与经济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本身就是多余的，因为在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下，生理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已经转化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生理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本身已经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域中“自然地”消失了!或者说，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生理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与“经济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被“压缩”在同一个“抽象劳动”范畴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从劳动直接过渡到资本是不可能的，“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必须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而不是从劳动出发。”因此，马克思在选择逻辑起点的时候，并没有选择最抽象的“生理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而是选择作为商品价值实体的“经济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因为这才是阐明资本的直接的逻辑起点。
[关键词]形象设计；新经济学；个人形象设计产业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4）01-0033-03
一、个人形象设计的宏观经济学属性
个人形象是在一定的文化平面上人对文化模式的介入。经济学从人本身出发，发现文化载体本身也可以产生叙述的功能。我们知道，企业的基础是社会沟通，人们的经济生活正是社会沟通本身，且都具有服务性。当个人接受了自身的形象设计，其自身也就获得一种经济学的价值。因此，企业通过服务扩大来改变人们的沟通经验，使得个人愿意分享他从企业中所感受到的东西，这样，消费者的态度也就会或多或少愿意接受企业介入。在个人形象设计活动中，比如美发、美容、美甲、瘦身等，这些行为只有通过社会沟通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交流才能显示价值，使人们达到展示自我、发现自我、完善自我的目的，个体的独立人格和个性才能得以确证、生成和发展。
今天，个人形象设计涉及企业文化领域的拓展，在企业已经成为了一种沟通与媒体的双重平台的背景下，一个地区的个人形象设计的叙述会改变其传统形象设计叙述的含义，并形成一种新的企业文化影响——比如日本（哈日）、韩国（哈韩）的形象行业，这些形象产业赋予了人群消费逐渐朝着人群设计转型的趋势，使得产业人群与消费人群对个人形象需求逐渐体现其经济学的主流属性。因此，“形象产业”与“个人形象叙述”的“哈”（哈日、哈韩等），其本质更加说明个人形象设计的机理已经成为了今天时代的“人群经济学”模式的命题依据。
二、个人形象设计与人群经济宏观策略
个人形象符号如何转化为新的人群经济模式呢？
首先，个人形象设计的经济属性中，处处体现了人的情感，意志和关怀（或生命关怀），在个人形象设计的平面空间中经济学价值的回归有许多种形式，包括连锁经营（家庭美容院）、直销公司介入美容市场、美容院经营电脑网络化、导人心理美容（美的观念）、整合、美容与保健、美容造型整体流行化、美容专业化、个人化、提供美容环境及资讯的高附加值等。经济学展示了日常生活的构景，有强烈的产业连续性，而个人形象设计呈现了经济学全方位的“组合”，通过设计理解去认识形象，全方位看待“个人形象产品”，这就是个人形象设计经济学所确定的设计法则（观念）。
其次，以中国的文化和经济为背景进行人群形象设计，用中国人熟悉的故事案例、文化元素、叙述方式，生动准确地演示形象经济学。众所周知，美容机构一个短短的广告往往就耗资几十万元，而且美容行业的网站多是原创文章或者是科普文章，具有极强的导购潜力，很容易使个人形象设计美容转型为电子商务模式，实现清晰的商业盈利模式，也可以成功地将广告盈利模式转化为实业盈利模式。个人形象设计经济学体现了人的象征，使那些形象叙述能够让顾客驰骋幻想。新经济时代的经济学具有双重意义，它首先是用庄严、崇高的形象来歌颂经济的神圣。同时，形象设计也是克服经济的巨大膨胀，人通过这种形象设计活动得出形式场所，赞美超尘绝俗的产业精神，颂扬飞黄腾达的幸运者。可以说，形象设计是经济学的新的所在，是产业人群的归宿，它有着极强烈的经济学内蕴。经济学似乎受到一种更高级力量——人的形象的影响而运动，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意志活动的，这是经济学所依存的精神寄托，它使经济学有了原则和意义。
再次，个人形象设计对现代消费行为的影响。经济学本身不是用“准确”或者“精确”而构建起来的产业模式，而是通过“形象”来描述整个人的世界。经济学，只能用“心理的”图式去解读，因此，个人形象设计就好比“经济学图式”，按其心理图式接受修正经济学的模式。我们很多经济学家试图用“强大的、来自主体的（心灵的、情感的）设计”来改变经济学的属性，试图建立经济学主动的操作模式，不管产业或者经济，“世界的意义是由人命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之于他们包含了时间和空间，即形象与产业合一。形象设计是一种个人生活方式，人生观也就是经济观。现代行为设计在这方面上走到了极端，设计只是行动（存在）的痕迹而已。因此，形象设计必然采取延伸拓展，形象设计为个人提供了全新的生活的世界图景。
三、个人形象设计宏观经济学路径
在讨论产业族群叙述的人群策略导向上，经济学宏观上逐步分化出人群、消费、策略。但是，目前关于个人形象设计的宏观经济分析却存在某些不适应，个人形象设计只是隶属于文化、体育、娱乐业。也就是说，宏观策略的一、二、三产业人群消费与生产、盈利这个分析模式关注的是就业比重与收入情况，而不是以拉动内需的模式认识到人群经济学策略。从个人形象设计看，人群消费不可以简单地进行产业分层，而要具体分析人群本身的对“经济结构”或者“产业模式”的影响，而是采用人群经济的分析方法讨论人群评价，这样就可以研究个人形象设计与产业人群相关度。
（一）符号设计路径
产业人群分化在现代工业化以来，最大的形象产业经济现象就是电影时代的符号化设计。传统形象设计满足了人的内在制度——道德的需要。古代社会，经典设计表达了内化的文化机制，人们通过礼仪形式来构建社会体系。现代产业呈现了人群能力以及外部需求的自我特征——符号。人群本身呈现了一种回忆和向往。而电影形象设计表达了这种行为，银幕打破了一维空间的限制，个人形象设计开始介入人群视觉空间，赋予人群记忆新的符号。因此，经济学的人的力量滋生了勒·柯布希埃“朗香教堂”、悉尼歌剧院的“归帆”，也滋生了现代都市形象的产业化工作体系。诚然，影视叙述传达就“人”的意志世界与视觉形象的隐喻，重新界定了个人形象和身体表述，在这个形成新的人群产业关系，身体活动和时间存在问题成为了新的人群定义——人群需要一种自我叙述与人群分化之间的产业策略。这时，影视形象就成为了最好的产业导向。人群作为产业族群集聚具有产业的族群背景和经济区域的使命。个人形象时尚设计就是解决人性平面与经济平面的相互转化问题，成为产业平面上获得的自我介入，因此，产业平面与形象符号就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影视形象或者说影视人物的衣着体态，因此就成为是一部关于“个人的殿堂”，凝聚着一种“自我发现”、“身体操控”和“时间意象”，因此，“影视设计充满了人——关于存在、关于爱、激情、关于在世与彼岸的祈求诗意。由此，形象史成了一部人性的历史，成了人逃避存在痛苦、寻找意义的历史。教育正是基于人存在在这个世界空洞的时间中是可以赖以存在的，是可以触摸的，是可以丈量自己尺度的，是活着的环境。”电影形象设计体现了一种人群经济学价值，正是人们关于寻找形象存在的具体形式。我们说的影剧院、画展、住宅，意味着产业人群的“经济学精神”。个人形象的任何活动都不再强化社会人的身份，个人形象设计开始将关注投射给经济的平面。影视构建成为了一种形象关注，涉及空间与时间，更涉及产业人群的情境形象——潮流、时尚、流行。
（二）实体设计路径
研究个人形象设计宏观问题，在于产业人群具有最大的人群影响力。形象设计的色彩测试、风格测试、发型设计、优雅妆面、陪同导购，反映了所有的人群空间中的人群风格导向。宏观经济学时刻将人群视为主体。个人形象设计首先是美容行业逐渐成熟的过程，目前，美容整形观念走进中层收入家庭构成了设计产业化的基础，拉动行业相关产业的消费：美容院，整形医院，化妆品，美容整形广告，网络网站等，整个形象产业推进形象设计，人们将自我形象设计作为回归自我的确认，开始寻求经济平面的一种形象展示，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平面，因此，个人形象设计开始在多元化发展中形成了一种新趋势。
个人形象设计最后体现为多重的艺术境界。这个时候，经济学赋予了形象设计以全新的象征性意义。形象艺术用象征寓意的方法，体现了经济学神秘的象征性，这时，是人类借助经济学催生文化复兴的历史时期。历史上，美术、音乐、文学都曾经作为一种产业模式达到很高的成就，因此，经济学在概念范围上有了大大的拓展。经济学的价值在于实现了人的象征化，经济保证了概念或思想转化为一种形象，同时，在混乱的商品属性中，经济学正像将产业与舞蹈音乐，生活行为融汇一体。“达达”（Dada）主义到迪尚的实物展厅，象征存在于各种实体、光电音色、速度机械、视觉质材等，因此，这就将商业化、广告化、招贴化走向了世俗社会，形成人群欢愉的、轻松的系列活动，这就是象征——经济学所给予我们的人的形象表述方式。因此，形象成为一种经济学方法，凝聚成以绘画、诗歌、建筑、仪式等为背景的产业精神以及分类，依据现代产业、人群、交流，形成宏观经济视野。
[参考文献]
[1]牛军宜，冯平.基于Markov状态切换的水质时序自回归预测模型[J]，吉林大学学报，2010，40（3）：657-664.
[2]谭赟.时间序列分析模型构建与MATLAB实现[J].科技资讯，2009，30（26）：253-254.
[3]尹国均.帝国符号[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