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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辛亥革命 中国共产党 历史联系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飞跃，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九十多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仅相隔十年。这两大历史事件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联系，又有着什么样的因果脉络，本文将从四个方面进行探析。
一、辛亥革命终结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新的民主共和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扫清了政治障碍
1.废除帝制是辛亥革命的伟大创举。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丰碑，其直接结果是了清王朝的统治，埋葬了统治中国人民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临时约法》宣布“中华民国之权，属于全体国民”，从臣民到主人，君主专制政体的废除在整个社会和人们头脑中引起了巨大震动。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正如林伯渠所言：“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专制体制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1]
2.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与社会的深刻变化。辛亥革命政治变革的重大成就，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政权，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尽管是软弱的和带有妥协性的，但是由于它的存在和对共和制度的推行，在全国确有许多省、市、县开始接受共和体制，对政权结构进行了某些改革。特别是颁布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公布了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民主自由权利。所以说，虽然它只存在了三个月，但不能把它看作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给人们燃起了新希望的火光，而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涨，带来了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的新的积极变化。
3.打击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尽管在同盟会的纲领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宣言中，没有正面地提出反帝主张，甚至还幻想用保存清朝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去换取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中立，但并不等于说辛亥革命不反帝，孙中山在反帝斗争中没有作为。辛亥革命了实际上成了“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沉重打击。对此，有公正的评价：“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2]P1402其次，在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中，特别是它的民族主义，贯穿着鲜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平等思想。孙中山早在1905年就说过：“天下列强高唱帝国主义，莫不以开疆辟土为心。”[3]P260后来，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的爱国反帝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例如，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取消租界，收回治外法权和海关税则自主，等等。
辛亥革命在政治上帝制，建立共和国的胜利和反帝斗争，特别是孙中山反帝反封建的理论和实践，把中国人民从1840年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不仅为“新文化运动”和的到来创造了条件，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扫除了一些最初的政治障碍。
二、辛亥革命开中国政党政治先河，推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开辟了前进道路
1.封建制度后的政治选择。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辛亥革命先后否定了君主制、立宪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它不仅实现了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变革，而且完成了大变革后政治选择的优化过程。传统的君主专制是反动的，君主立宪也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最佳模式，只有民主共和才是资产阶级“最好的政治外壳”。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民主共和体制选择的最好解读。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将同盟会的纲领归结为“民族” “民权” “民生”三大主义。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是当时使中国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最先进的纲领。囿于当时客观的历史环境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中国民国“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而最终担负起领导人民重任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2.政党的广泛出现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既无现代公民又无现代政党概念，“君子群而不党”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道德。所以，封建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政党产生，有的多为秘密结社。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赋予了人们集会、结社的权利。由于民主政治空气活跃，国民的政党意识十分浓厚。各阶级、阶层均积极创建政党，并通过政党实现执政或参政的目的。过去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而遭到严禁的政党组织，这时竞相宣告成立。据谢彬《民国政党史》记载：“综其数目，殆达三百有余。”当时出现过的主要政党主要有同盟会、统一党、统一共和党、共和党、、进步党、公民党、大中党、民宪党、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工党、公民急进党、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等。[4]P20政党的普遍成立，扩大了国家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借助于政党的组织化渠道，打破了封建社会下政治保守、封闭和被少数人控制的状况，提高了社会各阶层的政治主体意识，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组织结构行为，加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3.民众的参政意识空前高涨。辛亥革命后，中国国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利。传统中国舆论封闭，言论、出版不自由，集会、结社、请愿不允许。辛亥革命后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属于国民全体。”并且还规定中华民国国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享有请愿、陈诉、选举和被选举等民利。这极大提高了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意识，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经由普选产生的议会机构拥有较高权威，包括大总统在内的各种重要官职均需选举或认可方能产生，各项法律法令和重大行政事务亦需由批准方可实施。从人们最关心的选举来看，1912年全国大选中，登记选民近42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0%。民众还通过创办报纸、杂志，组建通讯社，积极参与政治。
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历史由封建家族统治与王朝更迭的趋势，开政党政治尤其是政党执行之先河。但是，辛亥革命后的权力实际上落在了北洋军阀和各地实力军阀的控制下，在政治体制也根本没有走上真正的之路，政权的更替仍然要通过军事力量较量来解决。但是，历史不能抹杀辛亥革命在促进政党发展与国民参政理念培育等方面发挥的巨大影响力。辛亥革命实际上为无产阶级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开辟了前进道路。
三、辛亥革命使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唤醒了国民的民主意识，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1.辛亥革命攻破了专制这一无法逾越的意识形态堡垒。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专制是一个无法逾越的意识形态堡垒。千百年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拥有权力的人恋旧权力，没有权力的人崇拜权力。社会中的一切，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政治权力的支配和垄断。在专制统治的中国社会里，作为臣子不得不遵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叫臣亡，臣不敢不亡”的政治规则。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的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在长时期内严重地禁锢着千百万人的头脑，这是中国社会前进道路上的巨大精神障碍。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带来的自由氛围，进而引起的意识形态的解放，使中华大地迎来了全新的气息。从此，人们不再畏惧权威，依附权威，人们追求自由精神之潮流不可遏制。
2.辛亥革命的文化革新奠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础。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历史觉醒，它在政治上的变革和成就，是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宣传民主和科学，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宣传民主和科学方面的成绩，并不比在政治上的胜利逊色。在一定意义上讲，它不仅召唤了新文化运动和的到来，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通道。早在兴中会成立前后，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仁人，为了反清革命、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和创建共和国，就重视学习和传播民主思想和自然科学，特别是进化论、天赋人权学说、共和政体和自然科学。在一段时间里，主要由资产阶级革命派介绍到中国来的民主和科学，成了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传统封建文化和进行暴力革命帝制的思想武器。史实表明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过去20多年中，提倡民主和科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作了一定的奠基工作。陈独秀和知识界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辛亥革命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把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推向了崭新的发展阶段，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条件。
3.辛亥革命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拓宽了视野，为中国的进步潮流开启了闸门。辛亥革命后，各种“主义”开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这无疑有利于吸引和动员人们关注和参与政治生活，有利于培养人们的民主精神和现代公民意识。从此，中国开始走出家族统治和王朝更替的封建社会形态，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下，加快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华民族在经过辛亥革命的思想洗礼后，日趋成熟，同时也为新文化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础。逐步觉醒的中华儿女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仍然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前仆后继地寻求新的出路。正如所言：“现在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对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中山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5]P754
思想的启蒙是一个国家从传统走向现代必经的阶段和必需的基础，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把长期束缚于封建主义精神枷锁中的人们解放出来，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必不可少的条件。
四、辛亥革命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工人阶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1.辛亥革命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工人阶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短暂胜利和对三民主义的广泛宣传，曾经在全国出现了一片变革旧制度的强大声势，不仅冲击了封建经济基础，而且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也有所遏制。此外，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期，还颁布了许多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法令，使广大城乡，特别是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一度确实出现了兴办“实业”、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热潮。近代工业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引起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动，促进了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长。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已有约10万人，到1914年，达到100万人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中国近代民族企业的增多，中国产业工人队伍更迅速壮大，到1919年前夕，已达200万人以上。[6]P7
2.辛亥革命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开展，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阶级基础。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扩大，工人的斗争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工人群众已经从实践中逐渐学会运用罢工这个武器。从1912年到1919年前，有记载的罢工共150余次，超过辛亥革命以前数十年的总和。而且，类似同盟罢工性质的规模较大的罢工逐渐增加。1919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北洋军阀政府对爱国主义进行残酷镇压的情况下，中国工人阶级挺身而出，英勇地站到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前列，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去。工人在斗争中打破了普遍存在于工人队伍中的行会、帮口观念，行业、地区观念，纷纷联合起来，实行同盟性罢工，统一步调，统一行动，充分显示出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精神和力量。中国工人阶级在中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行动表明，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阶级基础已经形成。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迫切需要本阶级政治代表的出现，需要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正是适应这一客观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
3.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辛亥革命中得到历练。在民主革命的新浪潮中，成千上万中华精英加入了同盟会或其他反清革命团体。中国早期的共产党人，几乎没有例外地参加过辛亥革命或接受过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如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王维舟等人。但是他们从辛亥革命未能根本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这一事实上，逐渐觉悟到，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必须另外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
辛亥革命后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迫切地要求二者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辛亥革命客观上给工人阶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时代条件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和改变的。辛亥革命的结果，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但它并没有能解决中国近代社会的根本矛盾，使中国从此走上独立、民主和富强的道路，实现人们原先对它的期望。辛亥革命的失败、资本主义道路的破产，铁一样的历史事实和时代潮流，促使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这正是百年历史中所蕴涵的重要规律。
参考文献：
[1]林伯渠.荏苒三十年[N].194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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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总是以伟大的历史事件为标识。
伟大的历史事件，总是在推动历史车轮转动的同时，让一代代人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汲取前进的力量。
掀开2011年的日历，我们将迎来两个不寻常的纪念日：一是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00周年，一是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这两个改变近代中国历史命运的纪念日，使本来寻常的公元纪年平添了不寻常的印记。
三次伟大的革命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透过武昌城头飘过的历史烟云，回首南湖红船起航90年来的时代变迁，特别是将这两大历史事件联系起来思考、辨析，我们将从中获得多少感悟、多少启迪!
泱泱古国，沧海桑田。
我们曾经有过国力强大的盛世辉煌；我们更有国运衰微的痛楚记忆。
19世纪的世界历史呈现给人们的是：一边是生气勃勃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一边是腐朽没落的东方封建帝国的衰败。
100年前武昌城头的枪声，宣告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覆亡，成为中华民族迈向独立、富强的历史起点。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府，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在人民群众中传播了民主主义思想的种子，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辛亥革命矗立起了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伟大里程碑。
9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人民革命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的发展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站起来――富起来――逐步强起来，这一串震古烁今的赫然印迹，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
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把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改革开放，列为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发生的三次伟大革命。这种划分如同一把历史刻刀，切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单元，确实具有“深刻”的寓意。在纪念辛亥百年和我们党诞生90周年之际，更是耐人寻味。因为第一次伟大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第二、三次伟大革命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可以说，辛亥革命和我们党的诞生这两大历史事件，展开了一幅中国人民百年来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壮丽画卷，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内在生长点
每逢国庆节等重大节日，新中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都摆放高6.18米、宽5.24米的孙中山画像。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浮雕，“武昌起义”与“南昌起义”、“抗日战争”、“渡江战役”等依次排列。
这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胸怀和自信。它寓示着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然联系，反映了共产党人的历史观。
历史是一条源源不息、难以割断的河流。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同志在1942年关于《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曾经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只从1921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
辛亥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一个内在生长点。辛亥革命在政治上帝制，把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扫除了最初的政治障碍；辛亥革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更加激化、显现，在中国孕育着一场新的高于辛亥革命的革命；辛亥革命宣扬了民主和科学，为和马克，巴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思想条件。如1905年创刊的《民报》只能秘密传播，而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得以公开发行，便是典型一例。
更为重要的是，早期共产党人基本上都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和启蒙，然后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从辛亥革命说起，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这个母体中的孕育、发展过程，从而深刻揭示党的领导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的发展，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扬弃和超越。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继承了辛亥革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革命精神，继承了孙中山等志士仁人的革命遗志和正确策略。
同时，在民主革命的理论指导、政治纲领、依靠力量、阶段目标等方面，超越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和资产阶级自身弊端。党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使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领导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
如果说，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门，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基，改革开放找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这就是20世纪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勒迹!
思想解放下的“东方的觉醒”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统治下的“君权神授”、“君为臣纲”观念根深蒂固。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辛亥革命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为探索救国兴邦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经过维新与保守、革命与保皇的激烈较量，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终归昙花一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对比封建专制时代“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的训诫，这是何等深刻的转变。连至尊至极、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可以打倒，还有什么陈腐、落后的东西不可以怀疑、唾弃?
列宁在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时，曾用了5个字来概括：“东方的觉醒”。
如果说，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觉醒，那么，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思想解放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继承了辛亥革命思想解放的成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催生一个新型政党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的过程，也是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过程。没有思想解放，不突破对马克思主义机械理解“条条”、“框框”的束缚，就没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开辟，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没有思想解放，不摆脱“两个凡是”的羁绊，就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业的辉煌成就。
实践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前进。思想解放永无止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坚持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才能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和发展定势，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我们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而来。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而去。
100年前，孙中山在檀香山和香港建立“兴中会”时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100年来，这一宏愿始终是燃烧在一代代中华儿女心中熊熊不息的火焰。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无数革命先驱孜孜以求的理想，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历史推动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在辛亥革命发生后社会变迁的必然进程，二者的关联主要是因为辛亥革命开创了自由民主的政治环境，用居住专制的方式为共产党扫清了政治上的基础障碍，同时推动了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发展，为共产党的建立贡献了阶级基础。辛亥革命还在思想上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从思想层面为党的建立提供理论条件，辛亥革命总结的一些经验和教训，让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家得以发展，从人才的角度为党的诞生提供人员条件。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角度来看，党的诞生过程也是为继承和推进辛亥革命果实和未竟之业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治经济理论也是对辛亥革命三民主义的继承和发扬，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继续开拓，建立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人民和民主的独立解放，用实际手段继承了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理想抱负。
1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必然
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在改革路上的一大历史巨变，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则是中国开天辟地的事变，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整题面貌，也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和发扬。
1.1 辛亥革命开创了新的民主政治环境，君主制度，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扫清了基础障碍
现代的政党制度源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实行，只有民主政治之下人们才能有参与到政治活动的空间和权力，不同阶级有了代表自身权利的党派为参与政治活动奠定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无疑是和辛亥革命营造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环境的成果体现。辛亥革命是按照其领导人孙中山先生的民主政治制度施行创建的，不仅开创了全亚洲第一个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系，还彻底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对整个中国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孙中山先生曾经自豪的说信号革命是“我国有史以来未有之政局，乃破天荒之创举。”
1.2 辛亥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贡献了阶级基础
辛亥革命的临时法约中明确规定了中国民国人民的身份不再有任何区别，资本阶级的身份也不再像封建社会中处于所有阶级的末位，激发了他们争取幸福人生的热情。国民初年我国很多实业认识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和国会机关，包括军政体系中也有不少人直接参与政治活印W什阶级地位的提高不仅为中国的政治法令的调整做出贡献，也用自身的影响力改变了当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动员情况。资产阶级的壮大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了工人阶级队伍的情况。工人阶级的数量从辛亥革命后得到剧增，从辛亥革命前期的60万人到1920年的200万人，不仅成为了近代中国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将该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了五四活动期间的政治舞台。
1.3 辛亥革命思想上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从思想层面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理论条件
辛亥革命在封建统治的同时宣扬了民主主义思想，形成了我国在近代史上的一次共和思想传播思潮，在起义和战斗的同时为社会制度埋下了明晰的伏笔，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思想源泉。从1911年末的武昌起义开始，革命的烈火就开始向中国的大江南北迅速蔓延，在不到60天中除了东北和华北之外，几乎所有的身份都开始脱离了封建阶级的统治，出现了“咸与共和”的盛况。近代最先将思想启蒙的概念进行诠释的是五四活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其创办的《青年杂志》成为了对抗封建思想和文化的运动旗帜。新文化运动的一系列活动都对封建文化形成了猛烈的冲击，也是我国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盛况，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也帮助了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共产党提供了创建条件。
1.4 辛亥革命总结经验和教训，让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家得以发展，从人才的角度为党的诞生提供人员条件
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创建仅仅相隔十年的时间，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家都是深受辛亥革命影响或是参与过改革的洗礼。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都为他们的奋斗提供了动力和启迪，意识到了封建阶级的统治是不能引领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光明未来，唯有改革和创新才是救民救国于水火的直接道路。很多的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都是深受辛亥革命影响的，如、、、王若飞、陈潭秋、张太雷等，他们大部分是由于年龄原因没有参与过辛亥革命，但是为辛亥革命的思潮所感染，也为资产阶级的民主理所熏陶过，在反复的斟酌和比较中走上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道路上。从革命思想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从爱国和革命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因此可以说是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人才条件。
2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继承和推进辛亥革命的未竟之业
2.1 社会主义建设：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孙中山先生一直重视民主和民生的问题，并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并将之放在了经济和政治建设的前列。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民生乃是政治和经济以及历史活动的中心，如同天空的重心一样关键。孙中山先生还提出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便是实现共同富裕，解决社会和人民存在的生存问题，使群众享有国家的基本利益实现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之后，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体路线，其中便有消除垄断资本主义实现全民经济所有制，以期达到社会主义性质国家的条例，同时通过对工农阶级的改造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完善，形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民主思想奠定了基础和前提。
2.2 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建设的“主义”基础和扩大形式
孙中山先生对于开放主义一词的表述有很多，最早的言论是“中国乃极贫之国，非开放振兴不能救贫。”很多专家学者对孙中山先生的言论进行研究，认为孙中山先生的开放主义是针对经济开放的一种思想观点。孙中山先生的开放主义不仅包含经济，还有相关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内容。政治上孙中山先生主张取精去粕，经济上则是需要引入外资发展实业，文化上对欧洲的思想文化采取开放的态度，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妄自菲薄。总体来说，开放思想表达了孙中山先生希望通过对外开放实现振兴中华的目的，但是也有些许的不足，孙中山先生没有在当时认清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有列强存在的时期是不可能实现中国富强的等等。虽然孙中山先生很多思想主张上为实现，但是其体现的开放性和超前性都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基础，并仍然在现代社会制度中延续着。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创建和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既有思想的延续，也在历史逻辑上有着一定的必然，因此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多方面的基础和推动，也为新中国的社会制度提供了科学发展的思想和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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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党组织：
1911年10月，中国大地上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 其年为旧历干支辛亥年，历史上把这次革命运动称为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历经了武昌起义的成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到最后革命的失败。这次革命虽然失败了，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但是辛亥革命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前所未有的。辛亥革命**了清朝统治，结束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民主自由思想广泛传播；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近代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广泛影响。
更重要的是，辛亥革命让中国***的诞生成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辛亥革命**了清王朝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为中国***的成立扫除了最初的障碍；辛亥革命宣传了民主和科学，为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思想条件；辛亥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国家领导人和万千人民都深刻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发生是**诞生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社会历史进步的必然产物。
***总书记曾说，中国***80多年所建立的伟大业绩，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历史功绩的继承、发展和光大。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人从来就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坚定的支持者、合作者和继承者。它为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封建殖民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十分可贵的经验和教训，使中国***意识到没有革命的理论、政党、暴力手段，就没有革命运动的真理，也就不可能让中国人民找到彻底解放的正确道路。
2001年10月9日，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大会上，***指出“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的先驱们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千秋。”他们的革命精神永存。我们要在全国人民中继续发扬中华儿女始终不渝的爱国精神，站在时代前列，不断开拓创新，努力开创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努力推进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进程，争取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我们都深信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理论形成的“思想材料”。让我们铭记革命精神，不断努力开创，用我们最饱满的热情和力量去爱人民，爱党，爱国家。
汇报人：思想汇报网
2010年10月12日
摘 要：在纪念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之际，深入探讨这两大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意义十分重大。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阶级基础、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开天辟地历史大事变的前奏。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是对辛亥革命事业的最好继承，是中国革命发展的一种历史必然。
关键词：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影响
中图分类号：K257,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10-0042-05
2011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伟大里程碑”［1］的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2］1514有何关联？精辟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3］5。这说明两大历史事件之间关系极为密切。然而，学者对这一重大课题的注意不够，研究不深，更无相关专题论文、著作问世。毛磊《辛亥革命对共产党成立和国共两党关系的影响》一文虽很有价值，但并非专论，且份量不足，他把重点放在辛亥革命对国共两党关系的影响上，因而有继续研究的必要。［4］452-470本人拟从三个方面专文分析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影响。
一、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阶级基础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没有工人阶级的产生、发展和壮大，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阶级基础产生了重要影响。
1.革命前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壮大了工人队伍。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民族资产阶级随之形成。到1894年，民族资本所雇工人数量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三分之一以上。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全国共有各类民族资本工厂145家，有工人54740人；矿厂22家，工人7800人；小火轮公司3家，工人100人，合计62640人。［5］452-477全国产业工人为163240-168960人，［6］214民族资本雇工数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37.07%-38.37%。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民族资本工矿业得到初步发展，1895-1899年、1905-1908年，出现二次设厂热潮。据统计，1895-1913年设立的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厂矿共计549家，资本总额12028.8万元。同1872―1894年相比，厂矿数量和资本额都增长了6倍。［7］25民族资本的发展，带来了工人队伍的壮大。辛亥革命前，中国工人阶级总人数增至约50万人，数量约是1895年的3倍。
2.革命为民族资本发展提供的环境利于工人队伍壮大。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内，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民主政治、文化教育的法令和措施。经济政策方面主要有：设立实业部，以振兴实业为目标，宣布保护私有财产，保护工商业，鼓励人们兴办实业，把发展工商各业作为“富国裕民之计”。还制定商业注册章程，商业银行暂行条例，奖励华侨在国内的投资，提倡垦殖事业，废除清政府的一些苛捐杂税。这些政策解放了在封建社会中受到禁锢的先进生产力，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较大发展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和壮大。
3.革命带来投资设厂的热潮和工人队伍的进一步壮大。辛亥革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刺激他们的投资设厂。特别是在孙中山“振兴实业”的号召下，社会上出现了兴办近代工厂的热潮。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而掀起的大规模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加之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中国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8］672。1920年与1913年比较，厂矿数由698家增至1759家，资本额从33082.4万元增至50062万元，［9］55-56分别增长了152%和51.3%。随着投资设厂新热潮的兴起，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都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壮大。至前夕，中国产业工人人数迅速增加，已达200万人左右。
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产生、发展和壮大的过程，就是其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日益扩大的过程。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工人反抗斗争达46次之多。辛亥革命后，工人罢工次数越来越多，罢工规模和斗争水平均有显著提高。1912年到1919年5月的七年间，罢工总数达到130多次，比辛亥革命前的七年之和还增加1倍以上，罢工规模大多也超过辛亥革命以前。前夕，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一支日益重要的社会力量，得到人们的关注。与此同时，劳资矛盾也成为重大的问题之一。中，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以特有的组织纪律性和坚定的革命精神构成了的主力，影响深远，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完成了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从此，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由分散、零散的经济斗争为主发展为全国性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形成和觉悟的提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客观社会阶级基础，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阶级条件。但是，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就不可能有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也就不可能在中作为自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二、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思想基础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不可缺少的思想基础，而辛亥革命对这种理论传播的思想基础产生了重要影响。
1.辛亥革命的民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曾经是热忱的民主主义战士。从爱国的立场出发，从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抛弃这种信念，转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这是以来中国先进分子走过的共同道路。促使他们从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因素是辛亥革命民主思潮的深刻影响。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10］297的民主主义观念。既然拥有绝对权威的皇可以打倒，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被抛弃呢？辛亥革命后，林伯渠精辟指出：“过去专制主义是正统，神圣不可侵犯，侵犯了就要杀头。现在民主主义成了正统，同样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11］正是在辛亥革命的基础上，才有了新文化运动，也才有及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无疑，只有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人，才有可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可见，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新文化运动、。因此，完全可以说，辛亥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思想条件。
2.辛亥革命的失败为中国共产党诞生提供了宝贵历史教训。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华民族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12］2，但它并未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人们的痛苦和失望，真是达于极点，因此有的便走了自杀的道路”［13］1052。连孙中山也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14］99总结辛亥革命的宝贵历史教训，根本原因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以形成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同盟会内部组织比较松懈，派系纷杂，缺乏一个统一和稳定的领导核心。武昌起义后，马上有人鼓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有的人甚至另建党派，自立山头。辛亥革命刚胜利，许多同盟会员感到心满意足，急于享受刚得到的一点果实，更糟糕的是争权夺利就从内部开始了。后来经改组的和中华革命党，同样因内部涣散和思想不一致，无法成为坚强的领导力量。正因为同盟会的组织涣散，无法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因此，要依靠这样的政党来领导人民，战胜强大凶恶的敌人，是根本不可能的。它提供的深刻教训启示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打倒根深蒂固的中外反动势力，建立一个光明的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就“需要有一个能够正确地把握前进航向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作为革命的引路人，作为团结广大群众万众一心地进行斗争的核心”［15］。正是在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教训的启发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清醒地意识到，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把辛亥革命的未竟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吴玉章在回忆建立共产党的原因时说，他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实践中认识到，“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16］109，而“通过十月革命和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16］112。董必武1971年在回忆建立共产党的原因时也曾说：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开始读马克思主义，从而按马克思主义组织共产党。林伯渠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17］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视作对辛亥革命教训深刻反思的结果，同样体现在非老同盟会员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身上。他们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清醒过来，接受了教训，认识到只有组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最终取得胜利。在与同学蔡和森的通信中，就主张建立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以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之目的。蔡和森说：“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则“对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18］294。正是在总结、汲取辛亥革命失败惨痛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决心创建一个组织纪律性强、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凝聚力战斗力强的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3.辛亥革命的宣传论战为中国共产党诞生提供了有益借鉴。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报刊、翻译西方社会科学书籍，鼓吹革命，使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发展。1905年至1907年，革命派又以《民报》为主要阵地，围绕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方法、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与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的改良派展开了激烈论战。通过论战，革命派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革命的必要性、合理性，从而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线，使三民主义思想在知识阶层中得到广泛传播，“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19］。受其启发，早期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组织，创办刊物，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等形形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激烈论战，弄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根本区别，帮助当时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一良好结果的取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骨干人士向辛亥革命经验的主动借鉴，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良好思想条件。
三、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干部基础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大部分与辛亥革命关系密切。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中国共产党骨干分子的产生，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基础。
1.同盟会会员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这“三老”原来均是同盟会会员。他们与辛亥革命关系深切，嗣后，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或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作为武汉代表之一，参加了党的一大。武昌起义后的第三天，董必武在湖北黄安得到消息后，立即赶赴武汉参加战斗。他在汉口军政分府军需部任职，忠于职守，并亲自参加了三道桥附近的战斗。年底，他到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当秘书，并加入同盟会，以湖北支部评议会评议员之身份，参与领导湖北同盟会工作。辛亥革命失败后，留学日本，继续寻找革命的道路。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董必武毅然加入了该党。就是在日本，董必武经人介绍，谒见了孙中山，“先生辩才无碍，指示中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特别是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想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20］38-39。听了孙中山的教诲，董必武从此“成为中山先生的信徒”［20］39。1915年6月，奉孙中山之命，董必武等回国谋划反袁世凯的秘密军事行动。1917年护法战争时，董必武在鄂西任靖国军总司令部秘书。可见，董必武有功于辛亥革命，是一位热心的民主主义者。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生追求和思想境界，董必武最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秋，他与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05年8月，他就加入了同盟会，是同盟会的重要人物之一。1906年，林伯渠受派与潜往桂林等处发动巡防营起义的黄兴及在湘西联系各会党的谭人凤联系，兼营《民报》秘密发行工作。1907年，奉命赴东北与宋教仁、吴禄贞等筹划边疆革命。宋教仁遇刺后，与其兄林修梅积极支持孙中山武装讨伐袁世凯的行动。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深得孙中山信任，孙中山称赞道：“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将来必大有作为。”［21］41在讨伐袁世凯的斗争中，林伯渠被派往汉口、长沙“组织反袁机关”［22］。1916年8月，林伯渠先后任湖南省政府秘书长、政务厅长。1917年9月，孙中山举起护法旗帜，林伯渠与林修梅、刘建藩、覃振等在湖南发动起义，任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1919年，在上海孙中山事务所办理党务。这位一直为革命奔波的老同盟会会员，最终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应视作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吴玉章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参与了组织同盟会的工作，被选为同盟会“最高权力的机关”［16］33评议部评议员。1908年，他与孙武等人组织共进会，争取广大群众参加革命，在四川保路同志会和武昌起义新军中起过很大作用。1909年，吴玉章为黄复生、喻云纪、等谋刺摄政王进行组织和筹备。谋刺失败后，吴玉章赴北京营救被捕人员未果，后转道香港与黄兴等筹划广州起义，不久去日本购买军火。1911年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去日本。6月，因四川保路风潮扩大，受同盟会之派到四川工作。8月，返回荣县帮助龙剑鸣、王子湘率民军与清军作战，9月宣布荣县独立。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协助孙中山工作。二次革命失败后，为避袁世凯通缉而赴法国。可见，吴玉章是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人物之一。这位老同盟会会员最后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于1923年冬，与杨公等20多人在四川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发行机关报《赤心评论》。［16］156嗣后，得知中国共产党已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自动取消，所有成员被要求个别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6］160可见，吴玉章也可以说是党的创始人之一，至少可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
2.辛亥革命亲历者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辛亥革命亲历者”专指参加过辛亥革命但并非同盟会会员的革命者，这些人嗣后有的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党员，突出代表有陈独秀等人。1902年，陈独秀参加了沈翔云、吴禄贞、金邦平等人在日本成立的励志会，后鉴于该会发生变质分化，与张继退出。该年与冯自由、苏曼殊、张继等人成立中国青年会，开始了反对清王朝的政治生涯。1903年，日本政府应清廷之请，解散了钮永键等人发起的“拒俄义勇队”，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愤怒。陈独秀于是约张继、邹容、翁浩、王孝镇等人，来到留日学生姚文甫家中，协力剪掉了姚文甫的辫子。这一反清行为，受到日本政府惩处，陈独秀、张继、邹容因而被强行遣送回国。1905年，陈独秀与柏文蔚、常藩候、常恒芳等人在安徽芜湖成立了“岳王会”，并自任会长。这一反清组织为辛亥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先后有20余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据《传记文学》第12卷第三期记载，1912年5月，陈独秀受安徽都督柏文蔚之邀，就任都督府秘书长。据方东荣回忆，“掌握安徽的军政大权”的柏文蔚很信任陈独秀，甚至“凡事都问陈独秀，可以说一切重要的事情都是陈独秀的主张”，有人说“整个柏烈武政府都受他的主使”。柏文蔚不在安徽时，全省工作均由“陈独秀主持”［23］126。1913年6月，袁世凯撤销柏文蔚的职务，陈独秀也辞职。“二次革命”失败后，倪嗣冲被袁世凯任命为安徽都督，他命令军队捉拿陈独秀及其父亲。陈独秀避离安庆，经芜湖被扣执，“斥其失守安庆有责，几乎丧命，经多方营救得释，亡命上海”。［24］对辛亥革命有功的陈独秀为保卫辛亥革命胜利成果仍然奋斗不止，这是他嗣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础。
3.辛亥革命的受影响者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党员中，多数是正在接受教育的青年学生。这些人受到辛亥革命民主思潮的深刻影响，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为最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911年9月，一到长沙就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发生了浓厚兴趣。他从《民立报》得知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25］94。受其影响，毅然决定“参加革命”［26］24，成为湖南革命军中的一员。孙中山的人格魅力也深深吸引着。正如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文章中所说：孙中山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潭秋也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他的五哥陈树三是共进会成员，参加了武昌起义，后随黄兴前往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任职，不幸以身殉职。当时，陈潭秋年仅16岁，此事对他刺激极大。他立志继承兄长的遗志，从事民主革命。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陈潭秋在新文化运动中努力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最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另一位创始人李汉俊同样受到辛亥革命影响。其兄李书城武昌起义后任汉阳总司令部参谋长，是黄兴的得力助手。无疑，李书城的革命事业对李汉俊产生了相当影响，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李书城寓所举行，就很能说明问题。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辛亥革命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两者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
总之，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新文化运动和，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思想基础、干部基础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的发生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影响深远，成为中国革命开天辟地这一历史大事变的伟大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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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要把现代化研究范式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结合起来。学术界以前用革命史“两条线”研究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有其合理性，但是也存在局限性。新时期开始用现代化研究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有新的审视，丰富了对历史的认识。实际上，这两种研究范式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前一种研究范式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变更学说，肯定了辛亥革命在社会形态变更中的作用。后一种研究范式更多是从强调了生产力变化来研究社会形态的变迁，从而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我们只有从世界近代史角度，从长时段和世界范围把辛亥革命放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框架下研究，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才能使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有个合理的定位。
其二，从晚清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看辛亥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因为研究晚清的历史，可以看到，15世纪以后，欧洲开始了现代化浪潮，到20世纪初，全球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近代化的关键是工业化，如何进行工业化是个大问题。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在强调“中体西用”，即维持封建统治不变的情况下，运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来发展资本主义。甲午战争宣告了这种工业化尝试的失败，它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西方是通过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清政府采取的发展方式有问题，“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政策压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晚清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很薄弱。真正能使中国近代迅速工业化的是民族资本主义，因为民族资本代表了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二是靠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是不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清政府的腐败注定其官僚体制无法担当领导近代化的责任。正如美国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中所说，晚清时期，“政治上的失败乃是解释中国对现代化起步缓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只要封建统治存在，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就不能迅速工业化，国家就不能富强。
其三，不能把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局限于民国初年。关于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影响的延续时间，过去学术界有四种看法：第一，辛亥革命似乎只留下了一块“民国”的招牌，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重大作用；第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即为北洋军阀所取得，因此，辛亥革命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推动作用局限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初期，至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第三，辛亥革命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推动作用不限于民国初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仍有相当影响；第四，辛亥革命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年为止”。这四种看法各有其合理性，但仍然有讨论的空间。笔者认为，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为民国时期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政治障碍。后来，虽然被北洋军阀接过了政权，但是辛亥革命的余绪仍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改良派等各政治派别和团体分歧重重，但在振兴实业、发展经济这个问题上相对一致，能够达成共识。振兴实业、实业救国、实业建国等口号表达的观念和愿望，已成为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的迫切要求，并形成了比较广泛的“振兴实业”思潮。并且，日本同为封建落后国家，由于较早实行以民间企业为中心的政策，资本主义发展迅速，资产阶级政权很快建立，很快发展为资本主义强国。而辛亥革命是迟到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很难使中国赶上世界发展步伐。抗日战争是辛亥革命成果的总检验，是辛亥革命这种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在中国是否行得通的真正验证。也就是说，辛亥革命对民国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
其四，判断辛亥革命对北洋政府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影响的标准有三：一是要看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是否比晚清有所减轻。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即号召国民参加建设，振兴实业；辞去总统后，仍然坚决主张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最重要之政策。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存在仅91天，但是颁布了一系列符合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原则和保护工商业的规章措施，鼓励兴办实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等。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仍然继续振兴实业方针。继南京临时政府之后，北洋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法令和条例。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揆一和张謇先后担任工商、农林和农商总长期间，即1912年8月—1913年7月和1913年9月—1915年9月这段时间，北洋政府在对清末法规延续及修改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新订与颁布了大量经济法规则例，继清末新政中国近代经济立法的第一次高潮后，形成近代中国经济立法的第二次高潮。这些政策法令解除了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逐步废除了封建性的专制垄断，允许一般商人开办实业，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辛亥革命所唤起的民主精神和人民的爱国热情也为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二是资产阶级地位是否提高。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吸收一些资产阶级人物参与组阁，革命党人仍然掌握着一些省份的地方政权，在中央也保有一定实力。三是民族资本主义是否有所发展。辛亥革命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往往归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而忽略了辛亥革命的作用。从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期间，是民族资本的初步发展时期，在一次大战到20世纪20年代间，是民族资本的进一步发展时期。辛亥革命使资产阶级“发起工厂企业得到很大推动，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1]454。据农商部统计，辛亥革命前后历年设厂数，1910年为986家，1911年为787家，1912年为1 504家，1913年为1 378家，1914年为1 123家[1]454。在大战期间，1913至1915年，平均每年注册工厂就有41.3家，1916至1919年，平均每年达124.6家 [2]284。特别是中小资本获得较多发展，如自1914至1924年的10年间，上海民族机器工厂从91家增加到284家（绝大部分是小厂）[3]。1914—1925年间，“每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年平均名义投资额相当于政治和国家财政尚未稳定的1840—1911年间的11倍”[4]11。
其五，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0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时期。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照样可以看到辛亥革命的影响。一是国民党通过北伐战争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条件。二是南京国民政府继承了临时政府振兴实业的方针，贯彻了孙中山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思想，采取措施发展资本主义。一方面建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另一方面鼓励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国民党统一国家以后，相继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实行了诸多财经举措。据有关专家统计，抗战之前国民党政府制定和颁布了200多项经济法规，其时间较为集中在1928—1933年间。这一大规模经济立法活动与上述近代经济立法的第二次高潮相比，不仅法规数量上约多了一倍，而且涉及范围扩大，内容也有很大改变，法规的影响力大大增强，称得上是近代中国的第三次经济立法高潮。这些法规和政策在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同时，对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给予鼓励和扶助，对民营工矿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1929年颁布了近代中国首部通行全国的《工厂法》，1930年公布了《矿业法》和 《矿业法施行细则》，1932年颁行了《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还先后颁布《小工业及手工业奖励规则》、《工业奖励法》等，奖励和扶持民营工业企业，提倡企业改良和采用先进工艺，增强竞争能力。三是按照孙中山权能分治思想建立起来的国民政府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发挥了现代化的领导能力。当时的国民政府不仅有实现工业化的愿望，还做了大量改善环境的基础工作，排除了大量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障碍。比如，收回了关税自主权，提高了关税；采取了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裁撤了厘金，开办了统税；发行了法币，取消了银两在流通领域的货币功能等，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四是抗战爆发前10年，中国工业发展达到了民国建立以来的高峰。这主要表现在工业投资总量的增长方面。其中，国有工业的投资增长远低于私营工业投资增长的速度。“中国居然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工业扩张。据章长基（John Chang）所编制的工业产出指数，1912—1934年间中国工业产出年增长率为10%”[4]11。有专家指出，说抗战前10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一直处于破产半破产的状况是不正确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非一直处于破产和半破产的境地，而是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即1927—1930年有发展；1931—1935年，因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发展停滞；1936—1937年又获得再发展。整个过程是发展—停滞—再发展的过程”[2]478。1936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出现了复苏的局面，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也应该看到，抗战前10年，国民党提出的一系列发展国有工业的计划有很大部分没有得到实现。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是水平不高。即使是发展最好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仍然没有达到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程度。现代工业化的主干，钢铁、电力、煤炭、冶金、机械、化学工业的基础都非常落后，它们在1933年全国GDP中所占的比重极小。整个现代部门和现代制造业所占比重分别只有7%和2.2%，几乎完全被占比重60%的农业部门所遮蔽了[4]11。也就是说，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比较，民族工业还有相对落后的一面。抗日战争前我国近代民族工业仍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有专家指出，在1933年全国国民收入中，61%来自农业，仅9.1%来自制造业［5］59-61；而制造业收入中，27%属于工厂所得，即手工业及工场手工业的产值约为工厂总产值的3倍[5]135。“其工业生产也低于八百万人口的比利时。”[6]“其发展水平远不及十月革命前的俄国、30年代的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在不发达国家中亦落于印度之后。”[7]更加严峻的事实是，中国的工业化大大落后于日本。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已经进入垄断资本阶段，拥有发达的工业。拥有强大工业支撑的日本很快就走上了侵略中国的道路，而日本侵华战争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辛亥革命在推翻清政府、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扫除封建生产关系、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发挥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功能等方面毫无疑问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是有限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可能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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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资料整理于2021年6月8日。
论述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制定了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请论述辛亥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失败？
答：一、意义
1.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峰。
2.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成就是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近代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3.辛亥革命虽然还未能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但它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因而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的侵略势力和它在亚洲的殖民统治，鼓舞和促进了亚洲人民族解放斗争。
4.辛亥革命在中国人民中播下了民主革命的种子，使民主主义想深入人心，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
5.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一些政策、法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派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束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造了一定的条件。
辛亥革命是在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进行的一场政治大革命。
这是辛亥革命不同于以往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太平天国是农民阶级领导的农民大革命，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农民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但它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不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辛亥革命中，代表当时中国社会新生产力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且组成了统一的政党，在革命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
辛亥革命有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
这是辛亥革命不同予以往革命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的农民革命纲领，是农民革命战争的最高成果，但它没有摆脱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为农民群众指出一条获得真正解放的道路。义和团运动提出的“扶清灭洋”的口号，斗争锋芒直指外国侵略者，表达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强烈愿望，但它没有认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本质，也没有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新政权的目标。辛亥革命中，同盟会制定了三民主义纲领，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目标。它虽然有不彻底的缺陷，但从主要方面看，这是一个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成为动员广大群众为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斗争的思想武器。
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较以往革命远为深刻。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定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民主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二、失败原因
(1)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当时的时代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难以实现。帝国主义绝不容许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使自己失去对中国的剥削和奴役。因此他们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种手段来破坏中国革命扶植并支持他们的代理人袁世凯夺取政权。帝国主义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
(2)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从主观方面来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辛亥革命的局限性使辛亥革命难以摆脱失败的命运。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第一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纲领。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的承认和支持。他们只强调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并没有认识到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致使一些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也混入革命阵营并把政权交给了同样是封建势力代表的袁世凯。第二没有充分发动和依靠民众。不敢依靠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群众反而指责农民“行为越轨”甚至压制人民的革命行动。正因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没有被动员起来这个革命的根基就显得相当单薄。第三没有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发挥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作用。同盟会的组织松懈派系纷杂缺乏一个统一和稳定的领导核心。辛亥革命后有的主张解散同盟会有的另建党派、自立山头。
(3)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够救中国先进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为目的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让位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了
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中国革命留下了两点最重要的教训，一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彻底推翻外国列强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能重走西方的老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救国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这就是辛亥革命给近代中国留下的结论。
辛亥革命的失败，也给中国留下一些启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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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的中国，要想革命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须有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2.须有坚强正确的革命政党；
3.须联合广大的农民，解决土地问题；
小时候在语文课本上读到《人民英雄纪念碑》那篇课文时，就暗自纳闷：怎么资产阶级的革命还要镌刻在属于“人民”的英雄纪念碑上呢？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莘莘学子怎么也不能理解被我们无产阶级打倒和了的资产阶级革命，还记录在无产阶级革命英雄谱中，黄花岗烈士还雕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甚至还写进了我们的语文课本中。这个悖论谜团一直困扰着那一代天真的孩子，直到无产阶级“”的爆发，在扫除一切封资修的革命中，这个谜团才得以解惑――无产阶级革命当然是高于一切革命的革命，是人类最辉煌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不齿于人类的假革命，尚且它毕竟还是无产阶级的敌对阶级，当然是一定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于是，就不再犹豫，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凡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就一定要反对，眼看着原先一直肃立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的孙中山塑像被推倒，被迁移到中山陵。如果不是当时的总理作出了迁移指示，恐怕那尊塑像早已被砸烂，再踏上一只脚了。君不见廖仲恺、谭延之墓当时不就被红卫兵小将们炸得魂飞魄散吗？直到“”后才逐渐修复。
随着近30年来对辛亥革命史料的不断发掘和公开，随着它的100岁生日的来临，一个重新评价辛亥革命的热潮正在兴起，那些专家们对辛亥革命的学术辩论，甚是热闹，然而，有些具有“创新意义”的论点着实让我们这些非辛亥革命学术研究者们陷入了二度眩惑的认知状态而不知所以然。叩问苍天，何时能够还辛亥革命一个历史的本真面目呢？
显然，在民族历史的记忆中还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断层：许多人对属于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的评价仍抱有天然的恐惧和排拒心理；还有许多人因为史料知识的缺乏和长时期政治宣传的扭曲，对它产生了疑惑和眩惑；也有些人对这段历史根本就不以为然，认为那是一场没有什么意义的革命。无论是历史的怀疑主义，还是历史的虚无主义，都会给我们这个国家与民族的现在和未来历史走向产生误读和空洞的价值理念。鉴于此，我们站在100年后的今天来回眸恍如昨日的革命，以及这场革命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是应该可以说出一些能够普及人心的常识性价值理念来，以正视听的。我真正担心的却是许多辛亥革命研究的专家首先就乱了方寸――为了某种利益或名誉的需求，而不顾历史事实去编织所谓的“创新理论”，将辛亥革命研究引入歧途，最终成为一出闹剧。
辛亥革命百年使史学界产生了一批标新立异的学者和专家，眼见着“跳出辛亥革命史研究辛亥革命”成为史学界之时尚，我不禁想到的是百年来的辛亥革命之研究被党化所扭曲的过程，此番折腾岂不是又一次证明其研究往往是需要一种政治力量的支持吗？我乃一只小书蠹而已，并非史学界中人，但是我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研究历史必须首先遵从史实，否则一切最后的结论将是空中楼阁。
无论是台湾学者的“正统论”，还是大陆某些学者所秉持的“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论调，其背后所显现出来的均为政治标准第一、历史为我所用的史学观。而新近冒出的“后革命时代”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就令人匪夷所思了。无疑，党化的研究对“革命叙述”的放大和夸张，从根本上歪曲了辛亥革命的真正意义，从逻辑上讲，用一种新的逆反式的思维来解构党化的史学观，似乎是开辟一种研究的新思路，然而，难道为了打破“革命进步，立宪落后”的二元对立的历史叙述范式，就可以不顾这场革命的根本性质，而加以彻底的否定吗？这样的论断的确使人震惊，然而，震惊之余，我们又不得不怀疑此论断背后的真实意图了。
我在今年发表的文学史论文当中明确地表述了这样的观点：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就在于了帝制，在中国历史上画出了一条红线，即告别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走向了现代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百年的九曲折回甚有说法，但是毕竟是个社会转型的分水岭）。无论是从其革命的宗旨和事后所颁布的大法来看，试图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愿景和远景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倘若忽视了这个前提，其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就要受到质疑。用孙中山事后总结的话来说就是：“此役所得之结果，一为荡涤二百六十余年之耻辱，使国内诸民族一切平等，无复轧铄凌制之象。二为划除四千余年君主专制之迹。使民主政治于此开始。”革命的动机是明确的，它试图在中国，也是在亚洲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而史学界的理论新锐却可以置这一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而不顾，为封建王朝的所谓形式主义的“立宪”招魂，却也是走进了另一个历史研究的空洞之中。像这样的理论创新是为创新而创新，创进了反历史主义的怪圈之中，何等之悲哀。不过，这种又一次对历史记忆和民族记忆的涂抹和改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倒是赞成另一些学者的严谨学风和态度： “对辛亥革命的根本否定，近年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这场革命打断了清王朝计划的安排实施。遗憾的是，这种观点立足于历史学最不能容忍的假设：以为假以时日，清王朝会俯顺舆情，逐步有秩序地推行，使中国走上民主独立富强之路。”且不说清王朝“仿行”的作秀行为动机是什么，就其能力而言，它能够实行吗？它能够自焚一个封建王朝，进行凤凰涅式的再生蜕变吗？若想要求封建王朝交出王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历史的常识，退一万步来说，恐怕这个腐败的王朝连“自宫”的能力都没有了，你还指望它能够革故鼎新，走向君主立宪的民主道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专制政府，尤其是封建主义的王权，是绝不可能自行放弃他们的政权的。
人们往往从百年来历次的革命运动中悟出了许多深刻的道理，尤其是这二十年来，感到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只有靠改良主义的“渐变”才能逐步完成。我也并不反对这样的理论，但是把辛亥革命这样已经发生的革命历史事件也装进这一理论的套子当中，恐怕难以自圆其说。如果立宪可行的话，也不至于彻底失败，因为历史没有给改良主义机会，它只能导致流血的革命，虽然辛亥革命没有法国大革命那样轰轰烈烈，却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关键的历史节点。正如罗福惠和孙跃两位学者引述了梁启超对辛亥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在清王朝本身的论点后所概括的那样：“革命派从一开始就认准了清王朝不可能真心立宪，故基本没有也不可能介入此事。而清王朝的立宪，也始终是在不可逆转的错误路径上作惯性运行。如果一定要说辛亥革命打断了中国首次试行的进程，那么何不继续追问，是谁‘制造’了越来越大的革命力量呢？显然梁启超在百年前的此刻已经作了准确的回答。”毋庸置疑，是清王朝的腐败直接导致了革命，即便是改良主义的立宪闹剧真的上演，也还是不能挽救他们覆灭的命运，何况他们连接受立宪的一点诚意都没有，何来的放弃封建王朝的念头？在那个时间的节点上，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而非“历史的偶然”。
至于辛亥革命有罪的推论，更是荒唐至极：“负面看待辛亥革命的另一观点，是从凡是革命皆属‘激进’，只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判断推衍而来，而且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分裂、国内军阀割据乃至混战的原因，都归咎于辛亥革命。”如上所述，我也不赞成流血式的暴力革命，但是在巨大的恶的封建势力面前，非暴力革命不能推动历史前进的话，其有限的暴力是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恶是历史的杠杆”的原理。当然，这和“破字当头，立也在其中”的嗜阶级斗争如醉如痴的革命论断是有本质区别的――人性才是衡量它们的试金石，而辛亥革命因为过分的人性化，才使得反革命不断地复辟，所以鲁迅先生才痛心疾首地批判之。其次，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之根本目的，和那种农民起义式的盲目革命，最终还是回到封建王朝的历史循环中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它最高的目的就在于将大写的“人”放置在国家和民族的高位上。
至于辛亥革命后的国家分裂、军阀割据的现象，的确是辛亥革命需要反思的地方――辛亥革命后，没有一个足以支撑民主国家体制的力量存在，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组织能够担当起这样的大任，所以，才寄希望于那些清王朝的旧部和遗老能够为民主国体担当重任。因此，才会出现鲁迅笔下描写的种种“风波”，才会出现“五四”先驱者们对辛亥革命的严厉批判和对其不彻底性的鞭挞。恰恰相反的是，“五四”革命的先驱者们批判的焦点正是辛亥革命的软弱，正因为它是太不“激进”、太人性化、太温良恭俭让的革命，才导致了不断的“复辟”，这也是孙中山事后反思封建反动势力卷土重来的结果：“革命未竟全功，因而难收良果”的原因，就是“旧官僚”、“武人”和“政客”没有扫除：“要建筑灿烂庄严的民国，须先搬去这三种陈土，才能立起坚固的基础来。这便是改造中国的第一步”。我们需要反思和批判的问题早在辛亥革命刚刚发生过以后，中国本土的思想家就已经作出了即时性的反应，我相信那时的判断和反思是十分准确的。时过境迁，欲想这样的定论，恐怕是一件难以逾越的理论屏障。
我们并不否认维新派的改良主义，他们也以悲壮的形式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失败，北京菜市口的行刑证明了立宪理想的破灭。唯有革命，才能触动中国封建体制的毫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也只不过是一次革命理想主义的一次并不完善的革命，其目的是清楚的，但是结果是不够理想的。然而，今天的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却告诉我们另一个结论：“既往的辛亥研究论著，注重从革命党人的叙述视角，构建有关辛亥记忆的历史谱系。与之相对应者，革命的对象清王朝和革命中有重要贡献的立宪党人，则囿于革命‘神圣’，改良‘反动’的‘非是即非’论评标准，被打入另册，很大程度上，为革命陪衬。”必须承认，中国大陆和台港的辛亥革命研究专家们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均是从两个不同的政治极端来解释这场革命，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了党化的政治色彩。那么，到了1990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中国大陆学者逐渐风行和接受的恰恰却是倾向于改良主义的社会渐变观念，“告别革命”的思潮是占据学界的主潮。由此看来，理想成为许多新知识分子的思想追求，这并非坏事，但是过分地强调和夸大其在中国社会的实用功能，或许也是一条难以走得通的路径。而将这种理念强加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中去，硬要得出一个什么革命和立宪合二为一的论点，那就令人啼笑皆非了。
我非史学界中人，虽然读过一些辛亥革命的史料，但是毕竟不是行家，但是，针对一些学者的创新理论脱离史实，迎合某种时尚，违反常识的现象，我为史学界再一次搅乱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行为感到一丝悲哀，犹如今天有人再一次搅乱人们对“”的历史记忆一样，这样的历史搅局最终贻害的是整个民族的历史伦理和道德，将历史当作一个漂亮姑娘蹂躏的时代应该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的悲剧和闹剧仍然在这个“后革命”、“后现代”，甚至是“后”的时代里一幕幕地上演着。呜呼，人民的历史记忆将一次次地被。
关键词 孙中山 辛亥革命 历史编纂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5-0123-06
在既往的辛亥革命史的历史编纂中，存在着一种以孙中山为中心的“正统史观”。学界对此已有深刻的检讨和反思。本文所要研究的，是作为“当事人”的孙中山在这种史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涉及以下问题：一、孙中山为何要建构辛亥革命史?二、孙中山是如何建构辛亥革命史的?三、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史话语体系对后来的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有何影响?透过这些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对一百年前发生的那场伟大革命有一些新的认识。
一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历史与辛亥革命的历史几乎一样长久。当革命还在进行且结局尚难预料的时候，就已有苏生所编《中国革命史》出版，这是最早的一本有关辛亥革命的史书。民国建立后，以“辛亥革命”为题的著述不断涌现。这些著作或资料汇编，制造了“辛亥革命”这一名词，也确立了辛亥革命的“革命性”与“现代性”。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均可视为彼时的当代史。
孙中山一向重视“历史”在革命中的作用。在革命年代，他特别注重从“历史”中挖掘资源来宣传革命。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就意识到，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的国史编纂机构，编写民国开国的历史，以“炫耀宇内，昭示方来”。不过那时民国初建，百业待举，孙中山的注意力还在政治建设与实业建设，编纂一部“革命史”，还只是一种停留在脑中的设想。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开始有意识地修改之前他有关革命的记忆和叙述。他通过演讲和著述，逐步建构起了一套辛亥革命史的话语体系。
促使孙中山建构辛亥革命史话语体系的原因就是他对“革命”的话语权可能丢失的担忧。民国建立后，各种有关革命的书刊不断涌现。孙中山认为，如果放任这种书刊流传，可能会损害“革命”以及他本人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形象。1915年，香港《中国日报》笔政陈春生，将1895年来所搜集之革命史迹，辑成《革命史稿》，由兴中会老同志容星桥转请孙中山代为印行，遭到孙中山拒绝。孙中山认为，“陈君春生虽久主笔政，然对于革命仍是门外汉，其所收藏不免街谈巷语，挂一漏万，殊不足为革命之史料。”显然陈春生笔下的革命史，并不是孙中山所希望看到的革命史。1919年初，蔡元培、张相文因编纂《国史前编》，致函孙中山，提出要将革命史上溯到清世秘密会党，同样遭到孙中山反对。孙中山认为，“以清世秘密诸会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其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孙中山不愿将革命史上溯至清世秘密会党，显然意识到了会党与革命的“现代性”不相容，他担心若上溯至会党，可能会损害辛亥革命作为一场“革命”所具备的“现代性”。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孙中山再次强调了革命党与会党的不同，他说，“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些明朝的遗老组织天地会，亦叫做洪门，在我们中国南部亦叫做三点会，长江一带又叫做哥老会。他的宗旨在反清复明，光复汉族，本来也是一个革命党，不过他们只主张民族的革命，所以不同。我们底革命，乃主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革命党。”
正是出于对“革命”可能被“误读”的担忧，孙中山开始撰文建构辛亥革命史的话语体系。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篇，一是写于1919年的《孙文学说》中的第8章“有志竟成”；二是写于1923年的《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在“有志竞成”篇中自述其著述动机说，“夫自民国建元以来，各国文人学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数百种，类多道听途说之辞，鲜能知革命之事实。而于革命之源起，更无从追述，故多本于予之《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该章所述本甚简略，且于二十余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尚为问题，而当时虽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讳，故尚未敢自承兴中会为予所创设者，又未敢表示兴中会之本旨为倾覆满清者。今于此特修正之，以辅事实也。”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他开篇即云：“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乙未遂举事于广州，辛亥而民国告成。然至于今日，革命之役犹未竣也。余之从事革命，盖已三十有七年于兹，赅括本末，胪列事实，自有待于革命史。今挈纲要述之如左。”可见孙中山有意要构建一套“革命史”的话语体系，借以确立他对“革命”话语的解释权，同时他希望他所建立的这套话语体系，能成为今后国史的“干骼”。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实际上是他革命方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意识到主义的坚定与人心之团结的重要性，因此他特别注意其主义的宣传，特别强调知难行易。这是孙中山革命方略的重要转变。孙中山关于辛亥革命史的建构，显然是与其对三民主义的阐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它本身就是孙文学说的一部分。孙中山反复强调，他著书的目的，是要宣传真正的革命思想，纠正国民思想上的谬误，确立对三民主义的信仰之基。另一方面，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及帝制失败后中国政治的各种乱象，使孙中山认识到，革命尚未成功。要造成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仍然需要“继续革命”。为此，他需要建构一套革命史的话语体系，借以强调革命的连续性和合法性，以完成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正如孙中山在1921年所说，“民国虽已十年，祸乱相寻，实际未达共和境界，不过将满洲统治权，换入腐败官僚和复辟派手中。北方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还要将辛亥革命未了的事业做个成功。但欲革命成功，便须巩固基础；基础之巩固，就在主义之坚定与人心之团结。”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就成为孙中山宣传主义和凝聚人心的重要一环。
二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关于革命原起，建立了一条兴中会――同盟会一的主线；第二，关于武昌起义的成功，构建了一种孙中山与武昌起义成功密不可分的历史叙述；第三，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构建了一种革命后革命党人背离孙中山路线并导致革命失败的历史叙述。
关于革命原起，孙中山在《有志竟成》中写道，“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成立之时，几为予一人之革命也。”在这里，孙中山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先知先觉”的革命者形象，他否认了《伦敦被难记》第一章有关革命事由的叙述，也没有提及1894年6月偕陆皓东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的事实，却刻意突出了他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人“谈革命”的情景，随后详述了武昌起义前他所经历的“十次”失败。在后来的《中国革命史》中，孙中山再次强调他自乙酉中法战争后，即有志于革命。随后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此为以革命主义立党之始，然同志犹不过数十人耳。迄于庚子，以同志之努力，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始并合于兴中会。会员稍稍众，然所谓士林中人，为数犹寥寥焉。庚子以后，满洲之昏弱日益暴露，外患日益亟；士夫忧时感愤，负笈欧美、日本者日众，而内地变法自强之潮流，亦遂澎湃而不可遏。于是士林中人，昔以革命为大逆不道，去之若浼者，至是亦稍稍知动念矣!及乎乙巳，余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余于是揭橥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为号召，而中国同盟会于以成立。及重至日本东京，则留学生之加盟者，除甘肃一省未有留学生外，十七省之人皆与焉。自是以后，中国同盟会遂为中国革命之中枢。”这样，孙中山从立志革命到创立兴中会、组织同盟会就成为武昌起义前中国革命发展的一条主线。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他是两天后才从当地报纸中得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随后他赴英、法寻求外交援助，然后于12月25日回到上海。此时革命成功已成定局。在《有志竟成》里，孙中山这样描述了他与武昌起义的关系：“白广州一役后，各省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清吏皆尽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为甚。故瑞潋先与某国领事相约，请彼调兵船入武汉，倘有革命党起事，则开炮轰击。……瑞潋闻炮，立逃汉口，请某领事如约开炮。以庚子条约，一国不能自由行动，乃开领事团会议。初意欲得多数表决，即行开炮攻击以平之。各国领事对于此事皆无成见，惟法国领事罗氏乃予旧交，深悉革命内容，时武昌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者。法领事于会议席上乃力言孙逸仙派之革命党，乃以改良政治为目的，决非无意识之暴举，不能以义和拳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时领事领袖为俄国，俄领事与法领事同取一致之态度，于是各国多赞成之。乃决定不加干涉，而并出宣布中立之布告。瑞潋见某领事失约，无所倚持，乃逃上海。总督一逃，而张彪也走，清朝方面已失其统驭之权，秩序大乱矣。……按武昌之成功，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激一逃。”孙中山所说的罗氏即法国驻汉口领事侯耀，之前孙中山确曾与侯耀有过交往，1905年2月9日和5月18日，侯耀曾两次与孙中山有过会谈。侯耀也确曾意识到“孙逸仙和革命党人的改革运动代表了中国问题中的重要因素”，“法国作为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南方各省邻邦，与这个运动首先有着利害关系”。但是，关于武昌起义后领事会议席上力主不干涉一事，侯耀在其外交报告中从未提及，相关国家的外交文档里也未见有关于此事的记载。相反，武昌起义后侯耀的报告中多次要求增派军舰，随时准备武力干涉。可见，孙中山实际上是凭自己的“记忆”或“想象”，建立起他本人与武昌起义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
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写道：“辛亥革命之役，忽视革命方略，置而不议，格而不行，于是根本错误，枝节横生，民国遂无所恃以为进行，此真可为太息痛恨者也。”孙中山这里所说的革命方略，当然包括民族、民权、民生三个层面，并不以民族主义为唯一目标。武昌起义成功后，章太炎等革命党人倡言“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引起了孙中山的强烈不满。章太炎的本意，是要以“革命军”划线，打破、消除原革命党、立宪派等之间的界限。他反对的只是革命党人的，并非是要取消革命。但在孙中山看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就是要取消革命、抵制革命，就是不拥护三民主义，其后果就是中华民国被官僚武人摧残，最终导致革命失败。因此，在孙中山看来，革命成功之后又迅速失败的原因，就在于革命党人在革命成功之后背离了他的革命方略。
总之，孙中山通过修改或增加记忆的方式，对革命原起、武昌起义的成功、辛亥革命的失败这三个方面做出解释，从而建构了一套以孙中山为中心的辛亥革命史话语体系。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及其对革命史的追述极大地影响了后人有关辛亥革命史的历史编纂。这种影响在孙中山去世以前表现得尚不明显。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杜亚泉编写的《辛亥革命史》。这大概是最早的一部完整的辛亥革命史。该书关于革命原起，虽然也从孙中山创立兴中会讲起，但并不局限于兴中会，对光复会、自立军等团体的革命事迹也均有提及。对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及临时政府北迁，也不认为这是革命的失败，相反却认为这是“谋共和之幸福、跻中国于富强”的前提。
孙中山去世后，迫切需要塑造、建构孙中山的“政治形象”，以此寻求夺取政权与统治的合法性。辛亥革命史的编撰也成为塑造孙中山政治形象的重要途经。一种“正统的”辛亥革命史观得以形成。写组织源流，以兴中会――为正统；写领导人，则以孙中山为中心。在这一主线下，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革命团体完全被边缘化或附属化了。值得注意的是，史家基本上是用孙中山对革命的记忆和追述来建构辛亥革命的历史的。1926年贝华所编的《中国革命史》就典型体现了这一特点。该书“凡例”称：“本书内容，自孙中山先生创导革命起，至民国十三年中山先生逝世止，前后凡四十年。盖中国革命，自播种，而萌芽，而抽条，而发叶，均为中山先生一手所造成。故此书即按照中山先生一生事业编列”。该书最后附有孙中山所撰的《中国之革命》(即《孙中山全集》所收之《中国革命史》)，实际上该书就是孙中山《中国革命史》一书的扩充。该书在叙述革命缘起、革命之成功与失败等，均采自孙中山本人的相关言论。如关于武昌起义后各国宣告中立一节写道：“初革命军之起事，各国领事疑有排外性质，乃开领事团会议。法领罗氏，为同盟会首领孙中山旧友，武昌起事之第一日，揭橥中山之名，称中山命令而发难者。罗氏于是在议席上力言孙逸仙派之革命党以改良政治为目的，决非无意识之暴举，不能以义和团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时领袖领事为俄国，俄领事与法领事取一致之态度，于是各国乃赞成之。同时军政府宣告各国领事，所有汉口外人生命财产，一律由军政府保护。领事团乃承认革命军为独立团体，宣告中立。”此处作者只是将孙中山原文中所用的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以孙中山或中山代替而已。
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史观不仅影响到史家对辛亥革命史的叙述，也影响到其他政治派别对辛
亥革命的历史编纂。1934年中国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出版了他的《辛亥革命史》。该书成于1931年1月，内容大部分系取之于作者在复旦、大夏所授《中国现代史》的讲义。而其体例和观点，受孙中山辛亥革命史话语体系的影响也至为明显。该书叙述辛亥以前革命运动的经过，始于兴中会的成立。中及乙未广州之役、孙中山伦敦被难、由乙未到庚子年间的革命活动、惠州起义、中国同盟会成立、丙午萍浏之役、丁未防城镇南关及钦廉上思之役、戊申河口之役、熊成基安庆革命、庚戌广州新军之役、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基本上是根据孙中山所说的“十次失败”来叙述。书中对华兴会，只在谈及甲辰(1904年)长沙马福益事件时提及一次，对光复会则未置一词。该书主要参考书为《孙文自传》和《伦敦被难记》，内容中关于孙中山与武昌起义关系一节，也完全采自孙中山的回忆，其文如次：“当革命军初发动时，瑞潋闻炮即逃汉口，请某国领事命兵船开炮轰击。某领事以一国不能自由行动，乃开领事团会议，各国领事皆无成见，惟法领事乃力言此次革命军之发难，系奉孙逸仙氏的命令，其宗旨在改良政治，非义和团可比，不能加以干涉。俄领也赞同此说。于是瑞潋之计不售。”又关于孙中山回国及当选大总统经过，也系采自孙中山个人自述，其中有言：“当辛亥八月武昌起义时，孙文尚滞留美国。孙文以为他可以为革命尽力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他觉得当时列强可以左右中国大局的为美法德俄日英六国，美法两国是表同情于革命的；德、俄两国是反对革命的；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政府反对；英国则民间同情，而政府的态度不一定。所以当时足以左右中国革命的面败存亡者，厥为英国，假如英国能赞成革命，则日本不足为患矣。……”此段叙述，也基本上是把孙中山原文中的第一人称改为了第三人称而已。
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史观同样影响到共产党人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编撰。我们试以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例。李鼎声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和原因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但关于辛亥革命的经过叙述，仍是以兴中会――同盟会为主线。比如谈到同盟会的成立时，李鼎声说，“兴中会的革命纲领在一九。五年后由孙文带到了欧洲的留学生中间。孙文先后在不律塞、柏林、巴黎开会，扩大兴中会的组织，响应人数甚少。孙文返日后，革命党派开始实行联盟，如黄兴、宋教仁等都愿与孙文合作。因是在东京有革命同盟会的组织。”在这里，所有的叙述都是以孙中山为中心的。另一方面，李鼎声关于辛亥革命的结局的分析也暗合了孙中山的观点。李鼎声认为，“辛亥革命虽满清政府，但并未完成民主革命之任务，反动之封建势力于资产阶级尚未巩固其战线时，即乘时反攻，于是造成日后军阀之割据局面。”这与孙中山所说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为官僚武人所摧残的意思是相同的，只是李鼎声由此引申的意思与孙中山不同。由于强调“封建势力”的反攻，原本对武昌起义成功至关重要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对清室的反叛，被描绘为一种投机革命的活动。这种情况在后来的辛亥革命史的编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辛亥革命百年对外报道的思路在于，重点突出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历史地位，突出辛亥革命点燃了“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火种，突出辛亥革命精神在21世纪的历史传承，突出两岸和平发展、实现和平统一的重要内容。在回顾历史的同时，要关注辛亥革命给今天的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展现10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辛亥革命先贤们的理想得以传承和实现，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正迈向民族复兴的光辉道路。
突出辛亥革命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辛亥革命在当时的一个巨大影响，在于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对当时的亚洲乃至世界都起到了莫大的震动作用。
虽然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未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农村，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打破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统治，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孙中山开始的。
突出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坚定的支持者、继承者。2005年，在会见连战一行时指出：“在当年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中山先生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这理应继续成为我们两岸的中国人共同的追求和责任。”可见，继承辛亥革命的伟大遗产，充分进行辛亥百年的对外报道，“振兴中华”值得大书特书，并且可与现实联系起来。
由于时代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振兴中华并没有能够实现，这一历史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中国共产党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奋斗目标，振兴中华这一宏伟目标必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中国的大地上得到实现。
明确辛亥革命是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在进行辛亥百年的对外报道时，不可忽视辛亥革命对于解放思想的重要意义。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皇帝在人们心目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辛亥革命破除了皇权的神圣性，为中国人摆脱思想上的禁锢、走向独立和解放的道路扫除了一个巨大的障碍物。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也指出：“辛亥革命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
明确“国家统一”是应有之义及其现实意义。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孙中山的政治遗产中，寻求国家统一无疑是其最重要、最具有现实意义的精髓之一。
为了推动祖国统一的进程，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不计前嫌，提出并积极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使两岸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孙中山先生是我们共同敬仰的伟人，统一祖国是我们共同盼望的目标，中华强盛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理想，也是报道中的应有之义。
肯定孙中山“愈挫愈奋”的革命精神。在1938年孙中山去世13周年时，就在延安举行的纪念大会上提出：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40年艰难曲折的奋斗中，“孙先生总是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当着多少追随者在困难与诱惑面前表现了灰心丧志乃至投降变节的时候，孙先生总是坚定的。…‘他始终坚持了三民主义，并且发展了三民主义”，“不但坚持了而且发展了统一战线”。
这是对孙中山革命精神的总结。赞颂孙中山不屈不挠、愈挫愈奋的顽强斗争精神，适乎世界潮流和人民需要的与时俱进的精神，气魄宏伟而又谦虚务实的精神，为改造中国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奋斗到底的精神。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愈挫愈奋”的辛亥革命精神，在当今依然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这种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路上，依然激励着人们。
关键词 唯物辩证 辛亥革命 影响
中图分类号：D65 文献标识码：A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Its Influence Under The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LIU Lan'ai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etical Cours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Since breaking out, the Revolution of 1911 lead by Sun Zhongshan has been one hundred years. For its evaluation, we should stand in a new historical highlight to analyze with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in all-around, objective, and right way from a right angle. Revolution has the side of failing to achieve its revolutionary aims, but it ended the feudal monarchy, opened a democracy, the country's political, social, economic,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humanistic ethics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Key words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nfluence
1 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领导人发动了一场气壮山河的历史性大革命――辛亥革命，其革命性质是反帝反封建，任务是残酷的清王朝统治，目的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总观全局，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正反不一。一方面是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未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土地制度解决农民问题，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最终也化为乌有，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没有随着革命的结束而改变。另一方面，任何革命都是一个漫长的斗争过程，辛亥革命经过同封建势力的生死搏斗，最终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共和制。这是20世纪以来区别于其它一切革命的一次重大历史性革命，它并非一次改良运动，只着眼于对某些方面的改头换面，而是对社会、经济、政治、人文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真正意义的伟大革命。
辛亥革命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并不适合中国国情，这一现实情况注定其生命的短暂性；但辛亥革命是一次真正解放思想的革命运动，是二十世纪社会变革的一个里程碑，其伟大的“辛亥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一份无形宝贵遗产，也是又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思想的大启蒙。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为新民主主义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经验；为以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奠定了基础。从世界角度出发，对于激励和鼓舞所有受压迫的人民进行解放斗争和争取民主、平等具有极大影响，助长了世界民主思想的滋生。
辛亥革命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与其它革命一样也存在着缺陷，甚至在某些领域产生消极影响。作为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有极严谨的评价。他曾说：“ ‘十年来名虽民国，实为官僚国。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 ’。”①也曾说：“‘民国应该由人民自制一切，民治应该由人民自己管理中国。因为受了数千年的专制，人民不惯自治，更不知道自治是什么东西，所以满清遗孽和官僚军阀，便能够把国家来盘踞，假托民国之名，阴行他们自私自利之实。弄到今日的民国，只有官治，没有民治，那里还算民国呢？’”②其中的消极影响，需要像中山先生一样回眸历史从现实出发进行清算。孙中山曾经无数次慨叹过中华民国之虚名，但今天再忆辛亥革命，其精神值得我们发扬，思想值得我们继承。其“三民主义”的提出对于中国社会革命、建设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辛亥革命的“民族”、“民权”已取得实现，其“民生”对于今天的社会建设亦是辉宏的写照。更为重要的是，辛亥革命作为一次真正的历史大革命，其损失人数之少本身就是史上的一大胜利。
2 辛亥革命的影响
章开沅曾说，不能就辛亥革命讲辛亥革命，要盘点三个一百年。辛亥之前的运动仅是领导者之间的乌托邦主义，并没有从现实出发进行革命，而辛亥革命走出了乌托邦（Utopia），提出了“三民主义”，引导改变人民大众的思想为民而战，企图要实现民主、改善民生。这一革命目标不仅在一百年前反响空前，而且在今天的民生问题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及建设社会具有深远影响。
2.1 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的政治影响主要体现于“民族”上，人民开始认识到民族的意义以及“民族主义”在革命中的力量。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某种程度上也在于极少民众的参与而使革命果实被纂夺，未将革命成果得以维持。更为重要的是，辛亥革命是中国真正第一次提出“民主、民治、民享”的林肯式的政治主张，这种开放的政治思想对国家民主政治建设发挥着开创性的作用。在政党建设上辛亥革命给中国的建设以极大启迪，政党的建设与维权、国家的存在必须是大众真正意义上的参与，政党应该是“民营”的。孙中山认为：“民族具有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特征。显然，孙中山定义的‘民族’也是‘nation’；他之所以论述‘民族’、提倡‘民族主义’，也是从培育国民认同、建立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的。孙中山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理论代表了1949年前民族定义的最高峰，具有广泛的社会政治影响。”③辛亥革命后，华夏大地一切活动都体现了新的“民族”精神，人民开始有了“国富民强”新意识。辛亥革命是开创、维护民主政治稳定的黄金分割点，对于现代政权建设、维护国家稳定具有积极地深远影响，为建立 “民主”、“民治”和“民享”的新中国铺平了道路。
2.2 社会经济影响
“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这应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林家有指出，在追求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有过许多仁人志士想通过改良的办法来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实现中国的近代化，但是在帝国主义控制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求独立、民主、富强，从洋务运动到立宪运动都失败了，于是才有辛亥革命……它带来的政治民主化趋向，兴办实业高潮，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独立运动，都使近代中国加快了近代化的进程。”④它是实现、加快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城镇的工商业开始形成，市民阶层也开始出现，其中包括手工业者、工商业者、矿工和交通工作者等新型职业人员，近代工业由此拉开了帷幕，交通开始出现了火车、有轨电车，为近现代化工业发展开辟了道路。
“三民主义”之内容“平均地权”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础，虽最终未能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但这一口号的提出本身就是发展经济、获取民心的一个转折点。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三分之二的农业大国，要革命成功、民族复兴必先解决农民问题，这是辛亥革命的一大胜利。农业的发展、农民生活的安定是整个社会建设的奠基石。辛亥时期，“为提高国力，促进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北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工商经济、金融等法规，并实行减免税厘、奖励民营企业等政策，这些政策法规顺应了中国发展实业的潮流，对建设现代化中国起了积极的作用。”⑤辛亥革命对农业、工业的重视是中国进入近现展的新起点，是整个社会繁荣的开拓者，至此，辛亥革命成了中国历史上工业革命的“拓荒者”。
2.3 思想文化影响
辛亥革命立足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尽管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适合本国国情，但其根本在于要发展中国，超越发达的欧美国家。这是一次真正意义的思想大启蒙，中国民众从此产生了一种历史紧迫感，这是一种有益于社会进步的积极社会心态，是任何一个民族保持生机与活力的保证与驱动。辛亥革命不仅要发展自我，更将眼光聚焦世界，正如同志所指出，“它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人民中散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⑥这种资产阶级新文化同封建文化作了近代史上第一次斗争，为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开辟了先进思想道路。辛亥时期教育思潮的变迁、现实激进主义与虚幻“乌托邦”改良主义的碰撞是近代思想意识领域的一大变革，推进了社会文明的新风尚。
2.4 人文伦理影响
辛亥革命的爆发肃清了众多封建的、不开化的人文气息，男性背后的“清朝大辫子”被剪掉了、女性裹足不再是一种流行、主仆之间也不存在“大人”“老爷”等突显上下级不平等的称呼了，取而代之的是先生、女士的文明尊称；辛亥首次引进了电影、西洋景；华侨逐渐受到保护；中山装、皮鞋在中国大地上流行开来；民主思想深入人心，“国富民强”的国家观和人文民族情怀将人民大众导向国家、社会的建设；开始倡导通婚自由、男女平等的人文新气息。
3 结束语
辛亥革命是一场全新的大革命，其积极影响是20世纪任何改良运动所无法比拟的。“革命派起而清政府，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意愿，”⑦首次实现了真正的人民民主。从辛亥革命的影响上讲，辛亥革命胜利了，它毕竟把“一国之主”的压制人民大众的封建皇帝从至高无上的宝座上一脚“踢”了下来，这对于深受封建统治的人民大众来说无疑是一件伟大的作品。这是一种民主的诞生、民权的萌芽，民族主义广泛推崇。
辛亥革命的影响至少延续三百年，它结束了一百年前的封建主义；它开启了一百年后的民主主义，民族、自由思想播撒整个华夏大地；今后的一百年，它将继续解决人民最关心、最迫切的民生问题，为推动社会的全面和谐而继续“革命”事业。
注释
①②辛亥革命三十年.董必武选集[M].孙中山.中山全书（第三册）.大中书局,1927.3:76.
③周传斌.论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广西民族研究（J/OL）.（2003―04）[2011-4-27].人大复印资料.
④孙占元.中国近代化问题研究述评[J/OL].(2000―04)[2011-4-27].人大复印资料.林家有.孙中山的革命观――兼论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研究[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⑤徐波.孙中山理论与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DB/OL).辛亥革命网.2011-5-2.
昨天，我们经历沧海桑田。
自1840年中国近代史开辟以来，中国一步一步的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随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封建压迫的加重，使得中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咱们伟大中华民族人民骨子里透着那一星怒火越燃越猛，乃至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不断高涨。
今天，我们翻阅历史辛亥。
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在清政府全力应付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湖北新军中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乘机发动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轰轰烈烈的一幕。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全国得到了连锁反应，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武昌起义之后，立宪派纷纷表示赞成革命，这也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广大人民群众在各省起义过程中表现了高昂的热情。新军士兵、会党群众、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海外华侨、爱国士绅、少数民族都作出了贡献。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沸腾局面。
“血钟一鸣，兴旗四起，拥甲带戈之士遍于十余行省”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雷霆万均之力，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埋葬了统治中国两千于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同时也拨动了革命胜利的琴弦。
资产阶级革命派有过胜利的亢奋和喜悦，更有失败的悲愤和痛苦。胜利和失败都来得很迅速，当时中国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爱国与卖国两种势力、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斗争极其尖锐和激烈。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不成熟，革命派的力量十分软弱，不能在极端复杂和困难的环境下战胜敌人，在推翻封建帝制之后未能把政权巩固起来。革命的果实被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篡夺，革命以失败告终。然而，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作为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最后失败了，但他们的伟绩紧扣着我们心弦，牵引着我们前进，照亮着我们心窝。
明天，我们展望中华未来！
很巧，10月10日也正是我的生日。如果天使可以满足我一个愿望，我就会要让那美丽天使带我回1911年的今天，穿梭去看一看历史的战争，硝烟，炮火！如今的我们，没有亲历，没有饥荒，更没有那种离家盼亲的感受。唯独的，我们还拥有着历史的见证。不信你看！那朵名叫“辛亥”的睡莲儿开的正旺呢！
过去的是历史，曾经的是历史，辛亥也成为历史了。可有些东西，哪怕时间在怎么用力冲刷，也抹之不去。以史为鉴，认清现实，仰望天空，脚踏实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