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7 18:02:5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第一定律，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热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概述
热经济学起源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创始人为美国的Tribus。他在其指导的博士论文“能量系统的火用分析”中,第一次将经济因素引入到了火用分析之中,并首次提出了通过系统逐个寻优达到全局最优的目的。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热经济学初步有了完善的体系，并被学术界命名为thermo-economics。Tribus的学生R.Evans还发表了热经济学孤立化原理的数学论证。随后，美国的另一学派代表人物R.Gaggioli，他以代数为主要数学计算模式，进而发展了代数模式的热经济学。德国的Beyer，结构系数模式经济学发展为符号经济学，也称矩阵模式热经济学（因为西方国家习惯称矩阵为符号），矩阵模式代表了热经济学的成熟阶段。到了1995年,王加璇等科学工作者开始在我国推行国际上各种流派的火用经济学的先进理论。部分学者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对其研究应用,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流派。
2热经济学的原理与优势
目前存在的能量评价方法包括以热力学第一定律为基础的能量分析法。这种分析法虽然操作简单，且已经被广泛应用，但评价值侧重于“量”而没有评价“质”。另一种是以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和火用平衡理论为框架的火用分析法。这种方法在对能量系统进行综合分析优化的时候，得出的结果往往无法顾及经济因素。目前最为科学全面的分析是法是本文研究的将热力学分析与经济因素综合分析的热经济学分析法也称火用经济学分析法。这种方法结合了工程经济学、系统工程、最优化技术以及决策理论等基本思想，兼顾能量使用的“量”与“质”，并将系统的火用流价格数据化，能够评估兼顾能量使用效率与经济价值的综合结果，这种分析法在复杂的工程分析、诊断、优化、改进中，都有重大作用，技术优势非常明显。热经济学的分析能够全面辅助系统的优化，它的基本原理是在进行系统优化时，确定考虑的变量及变量之间的关系，然后选择约束条件和决策变量，最后用数学手段描述出目标函数与约束方程，进行求解。求解答案能够对项目设计提供重要参考资料，包括对可行方案的选择、对改进措施的评价、对成本的真实计算以及单元系统的维护与更替。
3热经济学的应用
热经济学是分析现代工程系统中一切与能力相关的系统的热力学方法，一般来说，从原则上区分，可以分为两大类方法，一是在卡诺和克劳修斯研究框架中，利用系统能平衡概念分析的系统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的完善程度，通过把被研究系统与卡诺循环理想循环系统进行对比，从它们之间的接近的程度判定系统的完善程度。二是以吉布斯理论为框架，采取热力学势概念的分析方法，分析系统中能量转换过程，以热力学势为分析重点，进而分析各种形式之下功的数值。从这一原理出发，我们可以评估被分析系统任意一点上的物流与能流所做功的性能。这一点能够无视系统的机构复杂程度而直接对系统性能进行评估，所以，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方法的特点，分析得到需要的全部信息。这种方法，首先在化学热力学领域被广泛应用，而其他领域一般仍沿用第一类方法。在我国热经济学分析法被引入到热力系统，我国学者首先主要通过概念模型来分析热力系统，并实际通过绘制结构图对实际操作进行了指导，热经济学理论并且被用于分析复杂的能量体系，模拟故障诊断，并用于计算成本。在系统的优化方面，热经济学被用于对系统进行分析，分析的内容包括燃料、产品流的成本，和最红产品的形成过程，在此过程中，通过计算编辑火用成本的变化能够建立能量损耗分析模型，实现了在线诊断系统性能的目标，随后热经济学概念引入到火电机组，建立了加热器故障诊断指标的通用数学模型，实现了加热器故障诊断的可能性。还有学者通过研究火用流的计价和费用分配问题，对把输入的火用流进行拆分,提出了基于能级相近最大化相供的火用流计价策略，并将此原理应用于热电联产热力系统之中。生态系统的求解问题通常会遇到非线性问题和Lyapounov含义的稳定问题，对这类问题进行求解，必须使用微分几何与张量代数、步骤较为繁琐，且这些方法难度较大。再忽略精度细微误差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使用网络热力学方法去求解，网络热力学分析法是近年来发展并逐渐成熟的计算方法，虽然目前仍有待完善，但是前景光明。
4结语
目前，能源问题是我国发展的重点问题，而热经济学研究目的就是把能源效益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结合起来，为企业发展制定长期的宏观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兼顾节能效益与经济效益，为企业或者其他社会单位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所以，研究热经济学对于我国能源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李永华甄鹏洋李婷婷单位：华北电力大学
自从谷歌公司开发的机器人AlphaGo战胜了围棋高手李世石之后，人工智能将取代人工的研究火起来了。《经济学人》杂志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将有47%的工作岗位或将被人工智能取代。
人工智能的全称是人工智能“算法”，基于海量数据的处理，“算法”成为新资源开发的工具，比如人们熟悉的高德导航等。不可否认，数据量的增长是无限的，如谷歌总裁施密特所言，人类从直立行走到2003年，全部知识仅5艾字节（1艾= 10万亿GB），而2003年至2015年，知识总量达到966艾字节！据统计，全球日均10万部书在出版，可以预料，未来的知识总量将以几何倍数增长。
“用法”胜过“算法”
人工智能“算法”的进步所向披靡，但人类的智慧不在于和机器人拼“算法”，而是在“算法”的基础上致力于“用法”的创新。
马云的数学水平不高，据说曾经有过算术考零分的记录，但阿里巴巴的成功在于平台型企业和互联网生态，让新的“用法”横空出世；腾讯不久前登顶亚洲第一大市值公司，但腾讯的成功也不是因为马化腾的“算法”，而在于腾讯创造了一个新的“用法”，以联通、移动和电信的付费流量构建了免费的微信平台，从而通过平台服务，让9亿微信用户成为腾讯的“资产”。
人类的智慧起源于工具的使用。在地球上的所有物种之中，只有人类改变了地球的生态圈，所以战胜了其他物种。由此演绎，人工智能的“算法”也是人类开发的工具，任何工具的进步也和以往一样，一方面淘汰着拒绝使用创新工具的人，另一方面提升着使用工具再创新的人。所以我认为，“算法”是从0到1，而“用法”却是1加N个0！
平台企业的玩法
稀缺性是经济学的第一定律。面对海量数据的无限增长，有人说经济学过时了，因为越来越多的财富来源于无限性资源，所以资源将不再稀缺。错！错在这些人对资源稀缺性的理解。宇宙之大，人类不过像一群蚂蚁，人类可以识别的资源不足宇宙之亿万分之一，何谈稀缺？经济学的稀缺性定律说的是欲望无穷，任何资源的稀缺性都是相对的，是相对于人的欲望而稀缺，是欲望无穷而资源有限，财富增长的无限空间在于人的欲望空间。
人类的智慧不仅在于使用工具，而且在于开发创新的工具，即不断创造新的“用法”和“玩法”。阿里巴巴是一种新的“玩法”，它将人的创业梦想变为盈利模式，以最便捷的方式为创业者提供平台。由于创业成功的概率不足万分之五，阿里巴巴和淘宝的盈利模式出现了，那就是将创业者变为自愿付费的客户：活者收费，赚小钱；死者收尸，赚大钱；优秀者收购，赚十倍以上的钱！
腾讯的盈利模式更具成长性，因为腾讯平台将微信用户变为自动输入数据的免费“员工”，从而通过麦卡夫定律让数据的价值伴随着终端使用者的使用频次而递增。在这里我们看到，大数据作为一种无限性的资源，其本身并没有价值，数据的价值是由终端或平台的使用者创造的。因此，相对于海量数据的无限增长，平台更加稀缺，“用法”更为神奇，“玩法”更有魅力。经济学的稀缺性定律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得到更充分的验证。所以说：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品牌，一流企业做平台！
过去，人类用数据记录人生；如今，人类创造了数据化的人生。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奇点”在1995年前后引爆，就像火箭升空一样将一部分人带入了新的财富空间。多数人还在传统思维的空间中行走，少数人已经在创新思维的轨道上疾驰。这个时代真的就像马云的狂言所云：“抢钱的时代，哪有功夫跟那些思想还在原始社会的人磨叽！”话糙理不糙，因为时代真的变了！
[关键词]网络经济、非摩擦经济、经济学理论、企业竞争策略
网络经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热潮后似乎归于平静，然而网络经济却现实地发展着，关于网络经济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有什么不同？网络经济的运行规律如何？网络经济下企业的竞争策略是什么等问题值得人们深入思考。我认为，网络经济是不同于传统经济的一种低成本、无摩擦、高效率的全新的经济型态。网络经济不仅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且对社会制度、法律、政府和人们的观念形成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对企业的运作机制和竞争策略提出了迫切的更新要求。
一、网络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挑战
西方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任何交易都是有成本的，是要花费费用的，经济运行是有摩擦、有阻力的，也就是说经济活动是一种摩擦经济。只有通过合理的产权界定和有效的制度安排，才能降低交易费用，减少摩擦，提高经济效率。由此，如果说传统经济是一种摩擦经济的话，那么网络经济就是一种非摩擦经济。
网络经济在大部分情况下就是没有摩擦的经济，也就是说，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等费用要比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低得多，几乎以接近于零的成本获得无限资源，无限地提品、服务及创意，从而使经济状况大为改观。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新型的经济模式就如同一个虚拟的世界，只要产品低成本制造、廉价销售，就会赢得用户。可见，网络经济是不同于以往经济模式的一种低成本、无摩擦、高效率的全新的经济型态。
网络经济向传统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网络经济了传统的供需平衡机制
在传统经济学中，生产随需求而变化，企业根据需求的升降来调整生产。也就是说，传统经济是一种“供给支持需求”型经济，即“看不见的手”努力平衡供给和需求。它的传导机制是：需求——价格——供给。具体来说，需求下降，引起价格降低，再引起供给减少；需求上升，引起价格升高，再引起供给扩大。而在网络经济中，由于没有什么摩擦，没有相互抵触的因素，因而需求毫不费力地随生产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网络经济是一种“供给主导需求”型经济，即“看不见的手”努力“主流化”。它的传导机制是：供给——价格——需求。具体来说，供给增长，引起价格降低，刺激需求增长；供给增长，又引起价格降低，再刺激需求增长，如此循环往复。可见，网络经济中供需平衡的规律颠倒了。
（二）网络经济改变了传统经济中的“收益递减规律”
收益递减规律打个比方说就是，消费者吃得越饱，饥饿感就越小，对食物的需求就越少，因此食品商的收益也就越小。而在网络经济中，消费者吃得越多，就越感到饥饿。例如，微软公司的用户需要越来越多的该公司生产的产品，因为软件用户已被锁定在某一个文字处理系统或排版系统上，他们不愿学习使用新的系统，于是不断购买原系统的新版本。不久，一种产品、一项服务或一个创意就取得了偶像地位，随之在消费者眼中变成了一种时尚，从而取得了主流地位。主流化了的产品、服务或创意能自身获得动力，从而使收益递增，而不是递减。
（三）网络经济具有不同于传统经济的“反馈机制”
这里首先要明确负反馈和正反馈的概念。所谓负反馈就象是汽车行驶太快时的突然刹车，是阻力、摩擦力。在传统经济学中，负反馈既是阻力，表现为需求阻碍供给；又是摩擦力，表现为制造、分配和销售的正常开支，表现为收益递减。正反馈则截然相反，它是在加速而不是阻碍市场份额的变化。降低价格，锁定特定的用户群，发展长远客户，所有这一切都刺激了需求的增长。这种正反馈机制促使需求不断增长，迫使产量持续增长，直到市场饱和。因此，网络经济自身具有正反馈机制，这种正反馈机制与传统经济学中的负反馈机制或收益递减规律的运作方式正好截然相反。
但是，网络经济虽然不同于传统经济，但它仍要受市场力量的支配。正如詹姆士·阿利指出的，“递增利润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递减利润就不存在了，这两种现象将永远共存，并且起着互补作用。”实际上，网络经济仅仅是延迟了递减利润开始产生影响的时间。
（四）网络经济具有非线性的“混沌”特征
某些具有内在不稳定的系统时而会出现紊乱的态势，数学上称之为“混沌”。而非线性则是指人们难以预料的因果关系。例如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就是一种混沌状态，买卖、抢夺市场份额向来就是按非线性系统规律进行的。一个混沌系统就是一个非线性系统。网络经济就是这样一个非线性的系统，它一旦有变化，就不是从一个值均匀地变化到另一个值，而是跳跃式地变化。网络经济内在的非线性特征正是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的主要原因所在。
这种现象只能用“混沌理论”来解释。一个非线性系统即使呈不稳定的混沌态势，它仍会趋于某个均衡点，系统围绕该点上下波动，达到该点时，便处于稳定状态。这个点就是混沌系统的均衡点。运用到股市上，它就成了某种股票价格的均衡点；运用到网络经济中就是各公司的市场占有率。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体系的本质不同就在于它内在的数学原理是用数理混沌理论描述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只揭示了有形物品、货物的供需以及市场总是从一种状态线性地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的规律，它无法解释当代网络经济所具有的非线性混沌特征。
综上所述，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有着明显的不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不再完全适用于现代网络经济。
二、网络经济的特殊定律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学的定律不同，它有自身的一些特殊定律。
（一）莫尔定律（Moore’Law）
莫尔定律认为，网络技术改变了传统经济的变化速度（rateofchange），网络经济是按照“因特网时”（internettime）的速度运转的，计算机处理能力每18个月就翻一番。由于这个定律首先是由美国因特尔公司的戈登·莫尔提出并应用的，因此被称为“莫尔定律”。
“因特网时”是网络经济的变化速度，它是以小时为计量单位的，这已接近人类能够吸收信息并做出决策的能力的极限。通常7年相当于因特网时中的1年。在因特网时，每3~5年就是一个网络经济时段。一种产品在3~5年里就会达到主流饱和状态。为了更鲜明地理解因特网时，可以将网络经济与农业、工业、后工业等经济时代列表对比如下：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时代的对比
时代延续时间（年）交互速度（英里/小时）环球所需时间
农业经济3~50003~5（人力）3~5（年）
工业经济3~5003~50（马车~汽车）0.3~0.5（月）
后工业经济3~503~500（飞机）0.03~0.05（天）
网络经济3~53~5000（网络）0.003~0.005（小时）
显然，每个时代的长短取决于交通和通讯的速度，也就是那个时代的技术速度。根据上表，工业时代比农业时代要短10倍，后工业时代要比工业时代短10倍，而网络经济中每个时代则只有3~5年，极其短暂。
极端的“因特网时”给网络经济的运行强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那就是学习。莫尔定律是网络经济中企业和它的竞争对手必须遵循的一种业绩学习曲线（performance-learningcurve）。网络经济是给信息增殖的一种经济模式，增殖能产生更多的信息，而更多的信息又能进一步增殖，这种不断循环着的特殊的信息收集过程，被称为学习。学习是运行在网络经济中的正反馈机制的核心部分，因为它以技术优势代替了物质优势。一般来说，一项新发明、新的电脑程序或新方法问世后，必然会有人对其做出改进，在原来的基础上巧妙地修改、提高或运用，从而掌握了增殖的奥秘。这促进了更多的革新和改进，于是就有了更多的学习，导致了后代产品的进一步增殖。这个发明、学习和增殖的循环会一直持续到技术枯竭或该技术被其他技术所取代。学习导致了全社会都在追求速度，学习过程和与之相适应的正反馈机制是网络经济的推动力，因此，控制学习变化速度是网络经济的一个关键因素。
（二）达维多定律（Davidow’Law）
达维多定律认为，在网络经济中，进入市场的第一代产品能够自动获得50%的市场份额，因此，一家企业如果要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就必须第一个开发出新一代产品。与其作为第二或第三家将新产品打入市场，绝对不如第一家，尽管你的产品那时还并不完美。该定律还认为，任何企业在本产业中必须第一个淘汰自己的产品，即要自己尽快使产品更新换代，而不要让激烈的竞争把你的产品淘汰掉。这实际上是在“因特网时”中生活的一个必然结果。威廉·达维多在因特尔公司任副总裁时，就注意到了提高产品更新速度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这一定律。
（三）新兰切斯特策略（NewLanchester’Strategy）
对网络经济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三个人是英国的F.M.兰切斯特（1868~1946），他设计了英国的第一辆汽车，写了《战时飞机：第四代武器的开端》一书，并于1916年创立了“数学理论策略”。他的思想影响了运筹学的创始人伯拉德·库柏曼。W.E.德明在60年代把上述两人的思想介绍到日本，日本科学院院士申夫田冈博士总结了该理论中的精华部分，并以此为基础针对日本人的消费状况制定了一种新的营销策略，被称之为“新兰切斯特策略”。该策略描述的是网络经济的竞争规则。新兰切斯特策略被用于商业时，就成为一整套的指导原则，指点市场部门如何在竞争中取胜。
具体来说，新兰切斯特策略的运用可以使产品、服务或标准主流化。某个产品一旦主流化，它的地位就不大可能被动摇，锁定了一大批固定用户，并给生产该产品的公司带来巨额利润。因此，兰切斯特被许多人视为运筹学之父，在网络世界里，可以称为网络经济的建筑师，至少也可称为市场交易策略的设计大师。
三、网络经济中的生存原则和竞争策略
商场就是战场。网络经济中的市场营销就象打仗一样。根据以上网络经济的特征以及运行规律，企业必须采取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生存原则和相应的竞争策略。
（一）产品主流化（mainstreaming）：抢夺市场份额
主流化是网络经济生存竞争的首要原则。为了赢得最大市场份额而赠送第一代产品的做法就是主流化。主流化所追求的目标就是“锁定”（lock-in），即通过吸引客户从而占领主要市场份额的过程。一旦数以百万计的用户对该产品有了依赖感，考虑到培训费用和其他转换成本，他们就再也逃脱不了；一旦某个产品取得了主流地位，这个地位就不大可能被动摇。显然，主流化有两方面的意义：它不仅锁定了用户，同时还消除了竞争。
免费赠送是实现主流化的具体方式，它通过把自己产品的价格降到冰点，而使其普及程度一夜之间升到沸点，从而一跃成为市场霸主。许多网络公司都是这么做的。这也就是著名的“剃须刀和刀片”原理，赠送剃须刀就是为了长期推销刀片。
主流化的直接目标就是追求市场份额的最大化，而市场份额的多少与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有直接的关系。研究发现，一个企业要想在网络经济中白手起家，必须先拥有26.1%的份额，再赢得41.7%的份额，最后达到73.9%的份额。这一过程包括以下几个阶段：（1）当一个企业使用高明的计谋达到26.1%的市场份额这一最低目标时，才能成为“竞争者”，即才可被看作是一个可参与竞争的企业。若低于26.1%，则它的生存能力就很弱，只能算是“不稳定的竞争者”，它的地位可能随时会被竞争者取代。一旦拥有26.1%以上的份额，就开始与其他公司相脱离，处于领导市场产品的地位。获利能力一改变，市场份额也随之改变。（2）弥补缺口来进一步赢得41.7%以上的市场份额，这样就会成为市场“领导者”。所以市场霸主的目标是猎取超出41.7%的份额，这时，该公司与它的竞争对手之间赢利能力的差距才能扩大。在网络经济中取得这一关键地位的捷径常常是兼并和收购（M&A）。（3）通过主流化以赚取73.9%的份额，从而成为“垄断者”。当然，垄断是每个雄心勃勃的公司的最终目标。但是，但再往上超过73.9%时就会停滞不前，因为其一，很难刺激出更多的商品需求量；其二，会引来与其他产业集团或专业化产品公司的竞争；其三，市场份额与赢利能力两者之间就会错位。因此，虽然拥有90%、95%或100%的市场份额，似乎是最理想的目标，但在网络经济中不应该是一个聪明企业的目标。
（二）铸造价值链：“黄金定律”
网络经济中，许多高科技产业已构成价值链上的分支。价值链是由基础科技公司、中等增殖公司及最终用户共同联结成的价值增殖链条。网络经济通过价值链实现价值增殖，企业从价值链的一个或多个分支中抽取资金，赚得利润。网络经济决定了任何公司若只是赢利，而不实现价值链增殖，将难以幸存。
价值链中包含有“黄金”，企业拥有或控制的价值链上的分支越多，它所获取的“黄金”也越多，这就是“黄金定律”。任何企业意欲挖掘网络经济的潜力，就必须充分利用由一个甚至多个市场空间构成的价值链。
网络经济下，价值链比各组成部分的总和价值要大。单枪匹马地干无济于事，所以各企业要联合起来，形成“价值链群”才能幸存。随着产品的分解，价值链不断整合。各企业应建立合作关系，发挥联合的作用，竭力从整个价值链上获取利润。
（三）PICN原则：产品个性化
网络经济中产品和服务必须要有个性，即质量和外观以及感觉要对人性因素具有吸引力。个性也许很难定义，但是有个性的产品就有市场。一个企业要在网络经济竞争中获胜，必须瞄准个体市场，实现产品、服务和创意的个性化，即遵循PICN原则。
PICN是一个缩略词，由个人化（personalization）、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客户化（customization）和特定化（narrowcasting）四个词的英文首字母大写组成。这里，个人化是指产品恰恰正好符合个人的需要；客户化是指客户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剪裁某项产品；个体化是指某项产品是专门为某个特定的人的生活方式而设计的；特定化即指客户是通过单人市场发掘出来的。所有这些，都组成了PICN因素。在网络经济中，个人化代替了效率，个体化代替了大规模生产，客户化代替了客户支持，特定化代替了大规模销售。
显然，PICN原则迫使生产超越了销售的束缚。网络经济中的生产不再是整体地、大批量地生产出普通呆板的产品，或提供僵硬、没有特色的服务，取而代之的是，它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事后能够改进。个人化和个体化使价值乘数达到了最大化。总之，在网络经济中，个人化、个体化和个人市场这些新观念正在深入人心，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节约资金这些传统观念正在悄然逝去。由于产品和服务越来越个性化了，所以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在网络经济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四）虚拟社区和部落意识
虚拟社区是由有着相同需要的人组成的群体，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把世界各地的人们与世界各地的产品和服务联结起来，虚拟社区这个概念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网络经济中，企业首先得找出富有代表性的个人习惯、个人喜好和个人品味，并据此生产出符合个人需要的产品。然后企业必须找出大量的这种类型的潜在客户，把他们当成一个独特的群体，向他们出售产品。但是要想吸引住这个群体，就得迎合他们共同的人生经历、价值观念和兴趣爱好，也就是说，要创造出一种社区意识。一个成功的营销策略必须迎合他们心灵深处的那种农业时代的部落意识。网络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不仅要适合一个单个的人，同时要能引起整个部落的兴趣。事实上，虚拟社区已超越了社团的范畴，随着网络经济趋于成熟，每个人都将成为某个虚拟社区的一员。这一观念实现主流化以后，很多后工业时代的做法将被过去的农业时代的传统所代替，人们的观念必须领先一步得到更新。
（五）企业产业化
在网络经济中，当市场份额增加到最大值时，该产品就成了市场的主导产品，制造该产品的企业就能创立完整的产业。企业就要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产品转变为产业的标准，否则该企业就会失去垄断市场的机会。发展一个产业与壮大一个公司有天壤之别，区别在于发展一个产业得到的回报比发展一件产品的回报更为丰厚；换言之，一家公司若是转变为一个产业，其价值就转化为一个“金矿”。例如，微软公司已发展成为一个产业，而苹果公司只停留在一家公司。微软公司的产业包括了本公司，外加成千上万个第三方开发商、合作伙伴及追随者，是最成功的例子。
综上所述，网络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和企业内外环境均发生了奇异的变化。企业只有密切注视并适应这种变化，采取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竞争策略，才能在网络经济中生存和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T.G.勒维斯[美]，《非摩擦经济——网络时代的经济模式》，卞正东、王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3；
（一）网络经济了传统的供需平衡机制
在传统经济学中，生产随需求而变化，企业根据需求的升降来调整生产。也就是说，传统经济是一种“供给支持需求”型经济，即“看不见的手”努力平衡供给和需求。它的传导机制是：需求——价格——供给。具体来说，需求下降，引起价格降低，再引起供给减少；需求上升，引起价格升高，再引起供给扩大。而在网络经济中，由于没有什么摩擦，没有相互抵触的因素，因而需求毫不费力地随生产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网络经济是一种“供给主导需求”型经济，即“看不见的手”努力“主流化”。它的传导机制是：供给——价格——需求。具体来说，供给增长，引起价格降低，刺激需求增长；供给增长，又引起价格降低，再刺激需求增长，如此循环往复。可见，网络经济中供需平衡的规律颠倒了。
（二）网络经济改变了传统经济中的“收益递减规律”
收益递减规律打个比方说就是，消费者吃得越饱，饥饿感就越小，对食物的需求就越少，因此食品商的收益也就越小。而在网络经济中，消费者吃得越多，就越感到饥饿。例如，微软公司的用户需要越来越多的该公司生产的产品，因为软件用户已被锁定在某一个文字处理系统或排版系统上，他们不愿学习使用新的系统，于是不断购买原系统的新版本。不久，一种产品、一项服务或一个创意就取得了偶像地位，随之在消费者眼中变成了一种时尚，从而取得了主流地位。主流化了的产品、服务或创意能自身获得动力，从而使收益递增，而不是递减。
（三）网络经济具有不同于传统经济的“反馈机制”
这里首先要明确负反馈和正反馈的概念。所谓负反馈就象是汽车行驶太快时的突然刹车，是阻力、摩擦力。在传统经济学中，负反馈既是阻力，表现为需求阻碍供给；又是摩擦力，表现为制造、分配和销售的正常开支，表现为收益递减。正反馈则截然相反，它是在加速而不是阻碍市场份额的变化。降低价格，锁定特定的用户群，发展长远客户，所有这一切都刺激了需求的增长。这种正反馈机制促使需求不断增长，迫使产量持续增长，直到市场饱和。因此，网络经济自身具有正反馈机制，这种正反馈机制与传统经济学中的负反馈机制或收益递减规律的运作方式正好截然相反。
但是，网络经济虽然不同于传统经济，但它仍要受市场力量的支配。正如詹姆士·阿利指出的，“递增利润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递减利润就不存在了，这两种现象将永远共存，并且起着互补作用。”实际上，网络经济仅仅是延迟了递减利润开始产生影响的时间。
（四）网络经济具有非线性的“混沌”特征
某些具有内在不稳定的系统时而会出现紊乱的态势，数学上称之为“混沌”。而非线性则是指人们难以预料的因果关系。例如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就是一种混沌状态，买卖、抢夺市场份额向来就是按非线性系统规律进行的。一个混沌系统就是一个非线性系统。网络经济就是这样一个非线性的系统，它一旦有变化，就不是从一个值均匀地变化到另一个值，而是跳跃式地变化。网络经济内在的非线性特征正是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的主要原因所在。
这种现象只能用“混沌理论”来解释。一个非线性系统即使呈不稳定的混沌态势，它仍会趋于某个均衡点，系统围绕该点上下波动，达到该点时，便处于稳定状态。这个点就是混沌系统的均衡点。运用到股市上，它就成了某种股票价格的均衡点；运用到网络经济中就是各公司的市场占有率。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体系的本质不同就在于它内在的数学原理是用数理混沌理论描述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只揭示了有形物品、货物的供需以及市场总是从一种状态线性地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的规律，它无法解释当代网络经济所具有的非线性混沌特征。
综上所述，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有着明显的不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不再完全适用于现代网络经济。
二、网络经济的特殊定律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学的定律不同，它有自身的一些特殊定律。
（一）莫尔定律（Moore’Law）
莫尔定律认为，网络技术改变了传统经济的变化速度（rateofchange），网络经济是按照“因特网时”（internettime）的速度运转的，计算机处理能力每18个月就翻一番。由于这个定律首先是由美国因特尔公司的戈登·莫尔提出并应用的，因此被称为“莫尔定律”。
“因特网时”是网络经济的变化速度，它是以小时为计量单位的，这已接近人类能够吸收信息并做出决策的能力的极限。通常7年相当于因特网时中的1年。在因特网时，每3~5年就是一个网络经济时段。一种产品在3~5年里就会达到主流饱和状态。为了更鲜明地理解因特网时，可以将网络经济与农业、工业、后工业等经济时代列表对比如下：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时代的对比
时代延续时间（年）交互速度（英里/小时）环球所需时间
农业经济3~50003~5（人力）3~5（年）
工业经济3~5003~50（马车~汽车）0.3~0.5（月）
后工业经济3~503~500（飞机）0.03~0.05（天）
网络经济3~53~5000（网络）0.003~0.005（小时）
显然，每个时代的长短取决于交通和通讯的速度，也就是那个时代的技术速度。根据上表，工业时代比农业时代要短10倍，后工业时代要比工业时代短10倍，而网络经济中每个时代则只有3~5年，极其短暂。
极端的“因特网时”给网络经济的运行强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那就是学习。莫尔定律是网络经济中企业和它的竞争对手必须遵循的一种业绩学习曲线（performance-learningcurve）。网络经济是给信息增殖的一种经济模式，增殖能产生更多的信息，而更多的信息又能进一步增殖，这种不断循环着的特殊的信息收集过程，被称为学习。学习是运行在网络经济中的正反馈机制的核心部分，因为它以技术优势代替了物质优势。一般来说，一项新发明、新的电脑程序或新方法问世后，必然会有人对其做出改进，在原来的基础上巧妙地修改、提高或运用，从而掌握了增殖的奥秘。这促进了更多的革新和改进，于是就有了更多的学习，导致了后代产品的进一步增殖。这个发明、学习和增殖的循环会一直持续到技术枯竭或该技术被其他技术所取代。学习导致了全社会都在追求速度，学习过程和与之相适应的正反馈机制是网络经济的推动力，因此，控制学习变化速度是网络经济的一个关键因素。
（二）达维多定律（Davidow’Law）
达维多定律认为，在网络经济中，进入市场的第一代产品能够自动获得50%的市场份额，因此，一家企业如果要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就必须第一个开发出新一代产品。与其作为第二或第三家将新产品打入市场，绝对不如第一家，尽管你的产品那时还并不完美。该定律还认为，任何企业在本产业中必须第一个淘汰自己的产品，即要自己尽快使产品更新换代，而不要让激烈的竞争把你的产品淘汰掉。这实际上是在“因特网时”中生活的一个必然结果。威廉·达维多在因特尔公司任副总裁时，就注意到了提高产品更新速度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这一定律。
（三）新兰切斯特策略（NewLanchester’Strategy）
对网络经济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三个人是英国的F.M.兰切斯特（1868~1946），他设计了英国的第一辆汽车，写了《战时飞机：第四代武器的开端》一书，并于1916年创立了“数学理论策略”。他的思想影响了运筹学的创始人伯拉德·库柏曼。W.E.德明在60年代把上述两人的思想介绍到日本，日本科学院院士申夫田冈博士总结了该理论中的精华部分，并以此为基础针对日本人的消费状况制定了一种新的营销策略，被称之为“新兰切斯特策略”。该策略描述的是网络经济的竞争规则。新兰切斯特策略被用于商业时，就成为一整套的指导原则，指点市场部门如何在竞争中取胜。
具体来说，新兰切斯特策略的运用可以使产品、服务或标准主流化。某个产品一旦主流化，它的地位就不大可能被动摇，锁定了一大批固定用户，并给生产该产品的公司带来巨额利润。因此，兰切斯特被许多人视为运筹学之父，在网络世界里，可以称为网络经济的建筑师，至少也可称为市场交易策略的设计大师。
三、网络经济中的生存原则和竞争策略
商场就是战场。网络经济中的市场营销就象打仗一样。根据以上网络经济的特征以及运行规律，企业必须采取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生存原则和相应的竞争策略。
（一）产品主流化（mainstreaming）：抢夺市场份额
主流化是网络经济生存竞争的首要原则。为了赢得最大市场份额而赠送第一代产品的做法就是主流化。主流化所追求的目标就是“锁定”（lock-in），即通过吸引客户从而占领主要市场份额的过程。一旦数以百万计的用户对该产品有了依赖感，考虑到培训费用和其他转换成本，他们就再也逃脱不了；一旦某个产品取得了主流地位，这个地位就不大可能被动摇。显然，主流化有两方面的意义：它不仅锁定了用户，同时还消除了竞争。
免费赠送是实现主流化的具体方式，它通过把自己产品的价格降到冰点，而使其普及程度一夜之间升到沸点，从而一跃成为市场霸主。许多网络公司都是这么做的。这也就是著名的“剃须刀和刀片”原理，赠送剃须刀就是为了长期推销刀片。
主流化的直接目标就是追求市场份额的最大化，而市场份额的多少与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有直接的关系。研究发现，一个企业要想在网络经济中白手起家，必须先拥有26.1%的份额，再赢得41.7%的份额，最后达到73.9%的份额。这一过程包括以下几个阶段：（1）当一个企业使用高明的计谋达到26.1%的市场份额这一最低目标时，才能成为“竞争者”，即才可被看作是一个可参与竞争的企业。若低于26.1%，则它的生存能力就很弱，只能算是“不稳定的竞争者”，它的地位可能随时会被竞争者取代。一旦拥有26.1%以上的份额，就开始与其他公司相脱离，处于领导市场产品的地位。获利能力一改变，市场份额也随之改变。（2）弥补缺口来进一步赢得41.7%以上的市场份额，这样就会成为市场“领导者”。所以市场霸主的目标是猎取超出41.7%的份额，这时，该公司与它的竞争对手之间赢利能力的差距才能扩大。在网络经济中取得这一关键地位的捷径常常是兼并和收购（M&A）。（3）通过主流化以赚取73.9%的份额，从而成为“垄断者”。当然，垄断是每个雄心勃勃的公司的最终目标。但是，但再往上超过73.9%时就会停滞不前，因为其一，很难刺激出更多的商品需求量；其二，会引来与其他产业集团或专业化产品公司的竞争；其三，市场份额与赢利能力两者之间就会错位。因此，虽然拥有90%、95%或100%的市场份额，似乎是最理想的目标，但在网络经济中不应该是一个聪明企业的目标。
（二）铸造价值链：“黄金定律”
网络经济中，许多高科技产业已构成价值链上的分支。价值链是由基础科技公司、中等增殖公司及最终用户共同联结成的价值增殖链条。网络经济通过价值链实现价值增殖，企业从价值链的一个或多个分支中抽取资金，赚得利润。网络经济决定了任何公司若只是赢利，而不实现价值链增殖，将难以幸存。
价值链中包含有“黄金”，企业拥有或控制的价值链上的分支越多，它所获取的“黄金”也越多，这就是“黄金定律”。任何企业意欲挖掘网络经济的潜力，就必须充分利用由一个甚至多个市场空间构成的价值链。
网络经济下，价值链比各组成部分的总和价值要大。单枪匹马地干无济于事，所以各企业要联合起来，形成“价值链群”才能幸存。随着产品的分解，价值链不断整合。各企业应建立合作关系，发挥联合的作用，竭力从整个价值链上获取利润。
（三）PICN原则：产品个性化
网络经济中产品和服务必须要有个性，即质量和外观以及感觉要对人性因素具有吸引力。个性也许很难定义，但是有个性的产品就有市场。一个企业要在网络经济竞争中获胜，必须瞄准个体市场，实现产品、服务和创意的个性化，即遵循PICN原则。
PICN是一个缩略词，由个人化（personalization）、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客户化（customization）和特定化（narrowcasting）四个词的英文首字母大写组成。这里，个人化是指产品恰恰正好符合个人的需要；客户化是指客户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剪裁某项产品；个体化是指某项产品是专门为某个特定的人的生活方式而设计的；特定化即指客户是通过单人市场发掘出来的。所有这些，都组成了PICN因素。在网络经济中，个人化代替了效率，个体化代替了大规模生产，客户化代替了客户支持，特定化代替了大规模销售。
显然，PICN原则迫使生产超越了销售的束缚。网络经济中的生产不再是整体地、大批量地生产出普通呆板的产品，或提供僵硬、没有特色的服务，取而代之的是，它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事后能够改进。个人化和个体化使价值乘数达到了最大化。总之，在网络经济中，个人化、个体化和个人市场这些新观念正在深入人心，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节约资金这些传统观念正在悄然逝去。由于产品和服务越来越个性化了，所以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在网络经济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四）虚拟社区和部落意识
虚拟社区是由有着相同需要的人组成的群体，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把世界各地的人们与世界各地的产品和服务联结起来，虚拟社区这个概念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网络经济中，企业首先得找出富有代表性的个人习惯、个人喜好和个人品味，并据此生产出符合个人需要的产品。然后企业必须找出大量的这种类型的潜在客户，把他们当成一个独特的群体，向他们出售产品。但是要想吸引住这个群体，就得迎合他们共同的人生经历、价值观念和兴趣爱好，也就是说，要创造出一种社区意识。一个成功的营销策略必须迎合他们心灵深处的那种农业时代的部落意识。网络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不仅要适合一个单个的人，同时要能引起整个部落的兴趣。事实上，虚拟社区已超越了社团的范畴，随着网络经济趋于成熟，每个人都将成为某个虚拟社区的一员。这一观念实现主流化以后，很多后工业时代的做法将被过去的农业时代的传统所代替，人们的观念必须领先一步得到更新。
（五）企业产业化
在网络经济中，当市场份额增加到最大值时，该产品就成了市场的主导产品，制造该产品的企业就能创立完整的产业。企业就要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产品转变为产业的标准，否则该企业就会失去垄断市场的机会。发展一个产业与壮大一个公司有天壤之别，区别在于发展一个产业得到的回报比发展一件产品的回报更为丰厚；换言之，一家公司若是转变为一个产业，其价值就转化为一个“金矿”。例如，微软公司已发展成为一个产业，而苹果公司只停留在一家公司。微软公司的产业包括了本公司，外加成千上万个第三方开发商、合作伙伴及追随者，是最成功的例子。
综上所述，网络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和企业内外环境均发生了奇异的变化。企业只有密切注视并适应这种变化，采取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竞争策略，才能在网络经济中生存和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T.G.勒维斯[美]，《非摩擦经济——网络时代的经济模式》，卞正东、王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3；
2、马广奇，网络时代的投资银行，《资本市场杂志》2000.3；
3、MaGuangqi,TheFinancialTrendsIntheNetworkTimes,SelectedProceeding-TheFirstChinaandU.S.AdvancedWorkshopinElectronicCommerce2001,EditedbyLiQi,LinZhongxietc.,ShaanxiPeople’sPublishingHouse,2002.10。[
本刊的编辑约我写一个对于那群通常被称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的工作的叙述。由于我本人也是其中的成员，也许我做不到不偏不倚。但是，我仍将努力符合编辑的要求，描述一下我们奥地利学派正在做的和想要做的事情。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领域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部分需要彻底变革。古典经济学家的最重要和最著名的论点要么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要么只有在经过重大的修正和补充后才能成立。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陷，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观点一致。但是，关于缺陷的最终原因，两派观点有根本的分歧，并因而展开了关于方法的激烈争论。
历史学派相信古典经济学的错误的最终源泉是错误的研究方法，即几乎完全抽象—演绎的方法，而在他们看来，政治经济学应该仅仅——或者至少主要是——归纳的。为了完成经济学的必要的变革，我们必须改变研究方法；我们必须放弃抽象而是专注于收集经验材料——专心致志于历史和统计。
奥地利则相反，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家的错误仅仅是经济学的年轻时代的普通缺陷。政治经济学是最年轻的学科之一，而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它还要年轻，虽然它被过早地赋予了“古典”的名称，它其实只是个新生的胚胎科学。其它任何科学都没有一下子被全部发现，即使最伟大的天才也做不到；因此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全部被发现——甚至古典学派也没有做到——也就不奇怪了。他们的最大缺陷在于他们是先驱者；我们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是后继者。我们比先驱者们多掌握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我们不必采用不同的方法，为只需干得更好。历史学派主张理论应有尽可能多的经验材料的支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赋予收集工作异常的重要性并且希望完全摆脱抽象概括或者至少将其置于后台却是错误的。没有概括就没有科学。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大量著作是关于这个方法之争的（1），其中menger的《社会科学方法论》（untersuchungen u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对于所涉及的问题的处理最为深刻和全面。这里应当指出，menger提倡的“精确”——我更愿意称之为“隔离”——方法，与“经验—实在”方法一样，绝不是纯粹思辩的或者非经验的，而是相反，全部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但是，虽然方法之争是引起世人对奥地利学派关注的主要原因，可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对于他们而言，重要的是改革实证理论。他们就像在前线一手持犁一手持剑的农民一样，仅仅是由于他们的和平又有成效的劳动受到历史学派的抨击的干扰，他们才几乎是被迫地花费部分时间和精力捍卫其立场并且解决强加于他们的方法问题。
那么，奥地利学派在实证理论领域中提出了什么新主张呢？
他们的研究的与众不同之处从价值论开始，其核心是著名的最终效用论。这个理论可以被浓缩为三个极其简单的命题。物品的价值是只有由拥有这些物品才能满足的需求的重要程度衡量的。哪个满足是取决于某个物品的可以非常简单而且准确地通过考察不拥有该物品时哪个愿望将得不到满足而确定。此外，显然，被物品决定的满足不是物品实际用于的满足，而是个人的全部财产能够购买的所有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那个。为什么？因为，根据实际生活中非常简单而且确凿无疑的审慎考虑，我们总是把财产的损失对我们的境况造成的损失转移到最不敏感的地方。如果我们损失的是用于满足较重要的需求的财产，我们不会牺牲满足这个需求，而只是牺牲其它满足较小需求的财产来弥补损失了的财产。因此，损失就落到较小的效用上，或者说——由于我们自然会牺牲所有的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那个——落到“最终效用”上。假设一个农民有三袋谷物：第一袋，a，是用于维持生计的；第二袋，b，是种子；第三袋，c，是增肥家禽的。假设第一袋a被烧毁了。该农民会因此挨饿吗？当然不会。那么他会不会不种地了呢？当然不会。他只需把他的损失转移到最无关紧要的地方。他会用c袋的谷物烤面包，不再增肥家禽。因此，真正取决于a袋烧毁与否的是可以替代它的最无关紧要的单位，或者如我们所说的最终效用。
众所周知，奥地利的理论的这条基本原理一些其它经济学家也持有。德国经济学家gossen 在他的185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宣布了它，但当时它没有受到任何注意（2）。以后，同一条原理几乎同时在三个国家被三位互不相知而且不知道gossen的经济学家——英国的jevons（3），奥地利学派的奠基人menger（4），和瑞士人walras（5）——发现。一位美国的研究者j.b. clark教授也非常接近了这个想法（6）。但是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们运用这一基本思想于构造经济学理论。最终效用的想法是专家用于理解经济生活中的最复杂的现象并且解决经济学中最艰难问题的开门咒语。在我看来，奥地利学派的独到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方面。
万物都归于此：我们只需在现代国家的高度发达和多样的经济中的复杂现象中辨别出最终效用定律如何起作用就行了。这么做开始会很费力，但却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将依次遇到所有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将以最自然的形式出现，因而最容易解决。我将举几个最重要的情形为例——至少在不深入细节的前提下尽我所能——说明这一点。
最终效用定律的基础，如我们所见，是出于认真细致的考虑作出的物品的特定替代。那些最易于舍弃的物品随时会被用于填补更重要的地方的空缺。在有三袋谷物的农民的情形中，替代行为的因和果是很易于理解的。但是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情况则复杂得多，因为物品的替换在方方面面都超出了同种替换。
第一个复杂之处是交换造成的。如果我仅有的过冬外衣被盗，我当然不会受冻，听任我的健康受损，而是会用原本要花在其它地方的20元再买过冬外衣。当然，然后我会少买相当于20元的其它物品，而且我当然会少买我认为我最用不着的；也就是说其效用——与上个例子一样——最小的；总而言之，我会舍弃最终效用。因此，取决于我是否丢失过冬外衣的其实是最可放弃的满足，在给定的财产和收入条件下，我可能再有20美元时购买的满足；通过交换替代，损失以及取决于它的最终效用被转移到性质可能十分不同的其它满足上。（7）
如果我们仔细地深入考察这个复杂之处，我们就会遇到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给定的物品的市场价格以及各人根据各自的不同需要和偏好对这些物品作出的主观估价，与其财产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这里我只能简单地指出，对这个问题的完全的解决需要细致的研究，这个研究是奥地利学派最先开展的，而且下面我将给出他们得出的结论。根据他们的研究，物品的价格或者“客观价值”是买主和卖主根据最后效用定律作出的对于物品的不同的主观评价的结果，而且，价格与“最后买主”的评价十分接近。众所周知jevons和walras也得出了类似的价格定律。但是，他们的表述有严重的缺陷，而奥地利学派最先弥补了这些缺陷。奥地利学派最先找到了摆脱过去的理论——即价格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中的循环论证。无可置疑，一方面市场上的价格受到买主对物品的评估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同样无可置疑，在许多情况下买主的评估也受到市场状况的影响（例如，我的过冬外衣如果能在市场上用10元买到就比用20元才能买到时的最终效用要小）；那些认为供需定律需要更加精确的心理学说明的理论家（8）通常都陷入了循环推理。他们或多或少明确地用个人的评价说明价格，而且反过来，用价格说明个人评价。当然，这样的解决不可能是真正科学的。奥地利学派最先通过上述细致的研究从根本上揭示了实质。（9）
物品的替代性的第二个有意思和困难的复杂之处是由于生产：也就是说只要有充足的时间，需要替代的物品可以被生产出来。正如上述情况中物品是被货币的使用替换的一样，它们也可以直接被生产资料的转化替代。但是，当然用于其它目的的生产资料就少了，而且和以前一样，生产的必然的减少将被转移到那些最易于放弃的被认为最没有价值的那类物品上去。
举walras的例子（10）：如果一个国家发现需要武器捍卫其荣誉或主权，它就会用原本用于其它不那么重要的物品的铁生产武器。那么，生产武器给该国人民造成的后果就是他们损失了一些最不重要的器具；换句话说，损失落到生产武器所消耗的物质的最小效用或者最终效用上。
这一论点同样导致以某种形式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最重要的理论原理之一。这条原理就是，那些可以随意地不费力地复制的东西的价值趋向于生产成本。这条原理其实是最终效用定律在给定的实际条件下的特殊情形。“生产成本”不过是物品或者其替代品被生产出来所需的材料的总和。如上所述，物品的价值是由它们的替代品的最终效用决定的，因此，只要替代品可以被随意生产出来，产品的价值就必然与生产材料的最终效用和价值一致，或者如通常所说，与生产成本一致。
关于这种一致性的最终原因，奥地利学派有一个与过去的理论颇不相同的理论。过去的理论把成本当成原因——而且是终及原因——而把产品的价值当成结果来说明成本与价值间的关系；它假定，说明物品的价值这个科学问题只有用作为“价值的最终决定”的成本说明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相反，奥地利学派相信这只是全部说明的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成本等同于物品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当生产资料（燃料，机器，租金，劳动力）上涨时并且由于此，成本也上涨；当生产资料的价值下降时并且由于此，成本也下降。因此，显然必须首先说明生产资料的价值。有意思的是，当我们细致地贯彻说明时，它总是使我们看到，完成的产品的价值才是起因。这是因为，毫无疑问我们只有当生产资料能够带来有价值的产品时而且正是由于此我们才赋予生产资料较高的估价。因此，因果关系与过去的理论所说的正好相反。过去的理论把产品的价值作为结果加以说明，而把成本——也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作为原因，并且认为不必进一步说明。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发现：第一，生产资料的价值首先需要说明；第二，做出了这一说明而且理清了复杂的关系之网后，人们最终发现生产资料的价值才是结果，而产品的价值才是原因。
我清楚地知道这个论点许多读者初看上去会觉得很奇怪。我在这里无法阐述它甚至无法澄清常见的一些误解。我只提一点。在某些生产资料的真正因果关系出于某种理由显而易见时，过去的理论也承认这条原理；例如，就表现为地租的土地使用的价值而言，adam smith指出土地产品的价格并不取决于地租的价格而是相反。同样，没有人会认为铜价昂贵是由于铜矿公司股票价格高昂；而是铜矿及其股票的价值在铜昂贵时也高昂。正如不可能一条河里的水会向山上流而另一条河的水向下流一样，不同种类的生产资料中的因果关系也不会相反。定律对于一切生产资料都是相同的。区别仅仅在于，在某些生产资料的情形中真正的因果关系很容易看出来，而在另一些情形中，由于情况复杂，很难看出来。在那些欺骗性的假象导致相反的说明的情形中也确立定律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贡献之一。
也许这正是最重要的。每个政治经济学家都知道生产成本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起多大的作用——在生产理论中不亚于在价值和价格理论中，在价值和价格理论中又不亚于在分配、租金、资本收益、国际贸易等等的理论中。可以放心地说，我们在说明经济生活中的任何一个重要现象时都被迫直接或间接地诉诸生产成本。而这里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用于说明其它现象的生产成本又在现象体系及其说明中处于什么地位呢？它是不是个所有其余的价值现象都围绕着它转动的固定的绝对的中心点？还是成本也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虽然有种种矛盾的表象——是可变的、是被产品的价值决定的？
这个问题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意义就像托勒密体系与哥白尼体系之争对于天文学的意义一样。每个小孩子都知道太阳和地球在相互转动，但今天人们不必成为天文学家就知道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在产品的价值和生产资料的价值之间存在着同样显而易见不容置疑的关系。但是，任何想理解这一关系以及依赖于该关系的无数现象的人都必须知道是产品的价值决定生产资料的价值还是相反。任何想成为经济学家的人都必须首先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几乎被普遍采纳的折衷行不通。在科学体系中我们不能一会儿说地球绕太阳转一会儿说太阳绕地球转。因此，任何人要是希望主张生产成本是“价值的最终决定因素”可以继续这么做；但是他会发现这么做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我们将公正地期望他试图说明源头，用他的原理完满一致地说明价值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值的现象。也许，如果他认真对待这一任务，他会发现困难重重。如果他自己发现不了这些困难，他也必须至少考虑其它人在同一深度上遇到的困难——他们正是由于这些困难最终转而试图根据相反的原理说明价值现象。无论如何，经济学理论的这一部分今后将得到比从前多得多的细心和深刻的研究，除非我们的科学想接受长期以来十分经常加诸它的污蔑，即它是关于经济事物的喧嚣而不是真正的重要的科学。(11)
成本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其实只是一个更加一般得多的问题——在生产同一个于我们有用的效用中的互有因果关系的物品的价值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的一个具体形式。能够生产一件外衣的材料能够提供的效用显然等同于成品外衣将提供的效用。由此显而易见，通过同一个效用对我们的处境产生影响的一个或者一些物品必然在价值上也处于规则的固定不变的关系。这一规则的关系最早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用清晰和全面的形式表达；它以前只是在“生产成本”的名义下以非常不令人满意的方式得到过研究。然而，这个普遍的而且重要的命题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有意义的推论，却从来没有在关于成本问题的经济学理论中得到任何关注。很常见，几个物品同时结合在一起产生一个效用；例如，纸、笔和墨一起用于写字；针和线用于缝纫；农具、种子、土地和劳动力一起用于粮食生产。menger把处于这些关系中的物品称为“互补物”（complementary goods）。这就出现了一个既自然又困难的问题：这里的共同效用如何分配到各个互补要素上？什么定律决定每个要素的比例价值和价格？
这个问题的命运迄今一直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旧的理论根本没有把它当作一般性问题，但却被迫逐个决定潜在地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具体问题。财产的分配的问题特别需要这样的决定。鉴于好几个生产要素——土地，资本，雇佣劳力，以及雇主本人的劳动——合作生产产品，因此各个要素应占价值的多少部分的问题显然是上述一般问题的特殊情形。
那么，这些具体问题是怎么决定的呢？每个要素都由其自身决定，与别的要素无关，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是这样的：如果要说明租金，那么租金就等于支付了生产费用之后给土地剩余的部分，这里的生产成本包括所有其它费用——资本，劳动力和经理人员的利润。这里所有其它因素的作用都被认为是固定的或者已知的，而且土地被当作根据产品数量变化的剩余量撇在一旁。如果随后在另一章里需要确定企业家的利润，那么人们又假定，把所有其它要素支付了以后的剩余就是他的收入。这时候土地的租金又与劳动、资本等等一样被视为固定的了，而企业家的利润则被认为是随着生产量上升或下降的可变量了。资本在第三章以完全一样的方式被研究。ricardo说，资本家得到的是支付了工资后的剩余。似乎是为了嘲讽所有这些经典教条，最后，mr f.a. walker先生说劳动者得到的是支付了所有其它要素之后的剩余——面面俱到了。
很容易看出这些陈述是循环论证，也很容易看出它们为什么如此。论者根本就没有以一般的形式表述问题。他们有几个未知量需要确定，他们没有去抓住问题的关键探究普遍原理并且运用原理可以把共同的经济后果分解为组成部分，而是回避基本问题——普遍原理的问题。他们把研究活动割裂开，并且在片面的研究中每次研究某个量时把其它量当成暂时已知的。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仅仅几页前或几页后他们又把已知的当未知把未知当已知。
古典学派之后是历史学派。如人们经常所见，他们采取可疑的傲慢态度，并且声称他们没能力解决的问题是不可解的。例如，他们认为一般而言不可能说一个雕像的价值有百分之多少来自雕塑者百分之多少来自大理石。
其实，只要正确地表述这个问题，即如果我们希望分离经济的而不是物理的组成部分，这个问题就可解了。它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合乎理性的企业中都被农业或工业企业家解决了；而理论只要正确地仔细地反映现实就能够发现理论答案。最终效用理论在这方面最为直截了当。这是老调重弹。只要正确地观察每个组成部分的最终效用，或者说每个组成部分的存在或不存在会添加或减少什么效用，只要如此研究下去就自然而然地解决据说不可解的问题。奥地利学派最早作出这方面的努力。menger和本文作者以theorie der komplementaren guter（互补物品理论）为题讨论了这个问题；wieser以theorie der zurechnung（贡献理论）为题讨论了同一个问题。尤其是后者，以令人钦佩的方式表明了应如何提出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menger在我看来则是兴高采烈地指出解决的方法（12）。
我曾称互补物品定律为成本定律的逆定律。前者澄清了从同时的起因——几个因素产生同一个效用时的同时合作——中产生的价值，而成本定律则说明了从时间和因果关系顺序——从接续的几个因素的因果依赖性——中产生的价值。“通过前者，由协作的要素的相互的价值关系组成的复杂的网的网眼——这么说吧，网眼的长度和宽度——就被澄清了；而通过后者我们澄清了网眼的深度；但是两个过程都符合无所不包的最终效用定律，两个定律都不过是对于特定问题的特定应用。”(13)
做了这些准备之后，奥地利学派最终处理分配问题。这里他们不过是把一般的理论定律应用于一系列特殊的问题，而这些一般定律是通过漫长的但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为人所知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都是生产的互补因素。它们的价格，或者说租金、工资和利率，都由那些决定生产资料的价值的定律和互补物品的定律的结合直接得出。奥地利学派关于这些问题的特定观点我这里就不叙述了。即使我想，我也做不到在这篇文章中对他们的结论给出任何恰当的陈述，更不必说展开了；我将仅限于给出对他们论述的问题以及——如果可能——他们的工作所赖的精神的简要叙述。因此，我将仅仅简要地指出，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全面的资本理论(14)，在其中他们构建了新的工资理论(15)，此外还重新解决了企业家利润(16)和租金(17)的问题。借助于最终效用理论，最后提到的那个问题得到了简单容易的解答，它证实了ricardo的理论的实际结论并且在许多细节上都论证得更加细致了。
当然，决非最终效用定律的所有可能的应用都作出了。说它们刚刚开始更正确。这里我可以顺便提一下，一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试图将该定律运用于金融领域（18），另一些人则运用于法学的某些困难又深刻的问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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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与进一步的研究有关的是，人们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改进了科学必需的工具以澄清最重要的基本概念。如经常所见，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一个看上去极为平常简单的领域作出了极大的改进和更正，而关于这个领域，几个国家的文献——例如英国的文献——很少论及。我指的是经济品（economic goods）的概念。menger交给经济科学一个逻辑工具，这就是既简单又富有启发的物品替代（guterordnungen）的概念（20），这个概念在所有未来的研究中都有用。本文作者特别致力于分析一个似乎最简单但却是最模糊和误用的概念：物品的用途（gebrauch der guter）的概念（21）。
相反，应用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刚刚开始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讨论（22）。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们不知道经济生活的实际需求，更不意味着他们不想把他们的抽象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事实正好相反。但是只有先建好房子才能布置房间，而只要我们仍忙于建立理论的框架，我们就不必投身于同样消耗时间的大量的实际问题。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有我们的观点，我们讲授它们，但我们目前所写的文章几乎全部都是关于理论问题的，因为这些问题不仅是基本问题，而且历史学派对他们的长期无视还必须得到弥补。
那么，说这许多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一些人谈论关于商品、价值、成本、资本和其它问题对于经济科学本身有意味着什么呢？到底有没有意义呢？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由于我本人属于被讨论的这群人，我感到有些尴尬。因此，我必须限于陈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作为整体是什么样的人，正在试图做什么；而其它人可以判断他们是否成功。
他们苦苦追求的是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复兴。旧的古典理论，虽然在当时很值得景仰，却只是一些相互间关系不明确的而且与人类科学的基本原理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的一些片段认识。我们的知识最多只能是修补，而且永远将是如此。但就古典理论而言这个特征尤为显著。先辈天才的洞察使他们发现了纷杂的经济现象中的一些规律，而且，虽然困难重重，他们也试图理解这些规律。而且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地从表面深入到了原理中。但在某个深度之外，他们无一例外地迷失了方向。无疑，古典经济学家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所有的说明必须被追溯到哪一点——人们对其自身利益的关注，这种关注并没有受到利它动机的干扰，仍然是所有经济行动的最终的驱动力量。但是由于说明的中间项——人们在确定产品的价格、工资、租金等等时的实际行为应该与对效用的关注的基本动机正是通过这一中间项联系起来——的某个状况，这个中间项一直是错误的。这个状况是这样的。一个与世隔绝的人只和物品打交道；而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我们必须与物品还有我们——通过交换、合作等等方式——获得我们所使用的物品的人。当我们成功地表明我们的处境与物质产品之间存在的关系以及我们对待我们的处境的态度要求我们如何对待这些物质产品时，与世隔绝的人的经济就得到说明了。而为了说明现代经济，显然需要两个过程：第一，和与世隔绝的人经济的情形一样，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利益与外在物品的关系；第二，我们必须试图理解当我们的利益与其它人的利益纠缠在一起时我们据以追求我们的利益的定律。
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第二个过程不复杂——古典经济学家也不会。但是他们严重低估了第一个过程的困难。他们认为人与外部物品的关系没有什么需要说明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什么需要决定的。人们需要物品满足其欲望；人们想得到物品，并且根据他们的效用赋予其不同的使用价值。这就是古典经济学家关于人与物品的关系所知道的和教导的。尽管交换价值从adam smith到macvane先生的时代一直被广泛地讨论和说明，但人们通常不考虑使用价值，而且经常还说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无关。
但事实是人与物品的关系决不是这么简单和单一。最终效用的现论在生产成本、互补物品等方面的应用表明我们的境况与物品的关系可能有无穷的方面，而所有这些方面都对于我们是否用该物品交换其它物品有影响。古典理论的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缺陷正在这里；它试图表明我们在与其它人的关系中如何追求我们的物质利益，但它却未能彻底地理解利益概念本身。自然这些说明的尝试都是不连贯的。说明的两个过程必须像机器的两个齿轮一样匹配。但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家对第一个齿轮的形状和嵌齿应该是怎样一无所知，他们当然无法正确地构造第二个齿轮。因此，在一定的深度以外，他们的说明就都成为一些陈辞滥调了，而且这些说明在其推广中是错误的。
这就是理论的复兴的必然的出发点，而且由于jevons及其追随者以及奥地利学派的努力，复兴已经开始了。对于一切复杂的经济学说明必然最终导致的经济学的最一般和最基本的那部分，我们必须用真正的科学研究取代不够专业的只言片语。如果我们想正确地理解发达的经济秩序的全貌，我们必须细致地研究局部。这是一切科学都或迟或早达到的转折点。我们开始时毫无例外地总是考察最重要的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忽略细微的日常现象。但是，总有一天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宏观世界的复杂和不解之谜在最小的显然也是最简单的要素上以更加奇特的方式发生——这时我们明白我们必须在对微观世界的研究中发现理解宏观想象的钥匙。物理学家最早研究天体的运动；今天他们却最多地致力于分子和原子理论，而且我们现在在自然科学中最寄希望于化学的细节带来通向对于整个科学的最终理解的重要进展。在有机世界中，最高度发达的最庞大的有机体一度引起人们的最大兴趣。今天，人们感兴趣的是最简单的微生物。我们研究细胞和阿米巴虫的结构，到处寻找细菌。我确信在经济学理论中也是如此。最终效用理论的意义不在于它比众多的其它的早期的价值理论更加正确，而在于它标志着对经济现象科学中的那个关键的转折点的逼近。它表明了在表面上看来简单的人与外在物品的关系中存在极为复杂的关系；这些复杂的关系背后存在不变的定律，发现这些定律需要研究者付出心血；但在发现过程中，对人在与它人的经济关系中的行为的研究也就大部分完成了。屋里点亮的蜡烛照亮了屋外。
当然，对于许多自称为政治经济学家的人来说，发现在他们一直辛勤耕耘的领域之外要增加一个新的领域——一个广阔的而且需要大量劳动的领域——可能会使他们感到吃惊、不便和不快。一直以来用“供应和需求”或者“成本”的陈词滥调说明价格现象多么方便啊！现在，突然间，这些支柱倒塌了，我们被迫大大深化基础，而这需要大量艰苦的劳动。
不论是否不便，我们的唯一选择是做那些前辈们忽略了的工作。古典经济学家们的熟视无睹是情有可原的。在他们那个时代，一切都是新的和未被发现的，随便在哪里做科学研究都会带来丰硕的结果。但现在不同了。首先，我们是后来者而不是先驱者，我们没有先驱者的优势：要求更高了。如果我们不想继续落后于其它科学，我们也必须在我们的学科中引进我们现在还不具备的严格的规范。我们千万不可洋洋得意。当然，每门科学中随时都可能有错误和遗漏发生；但是我们的“体系”仍然充斥着陈腐的肤浅的错误，这类错误随处可见是一门科学处于原始阶段的确凿标志。我们的研究在触及实质之前就迷失在烟雾之中；我们的研究在遇到困难时立即变得空洞无物；最重要的问题甚至还没有被表述；我们毫不掩饰地循环论证；不仅在同一体系中，甚至在同一章节中，都有关于同一个问题的相互矛盾的理论；我们被混乱模糊的术语引向显而易见的错误和误解——这一切失误在我们的科学中频繁发生，几乎成了特征了。我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其它科学的遵守严格规范的代表人物怀着遗憾看待许多政治经济学的著名著作，并且否认政治经济学具有真正科学的性质。
这种状况必须而且应该改变。在过去40年间主宰了整个德国的历史学派在这方面没有做任何事。相反，由于它对“抽象”推理的盲目恐惧以及它的廉价的怀疑——它在经济学的几乎每一个重要方面都宣称问题是“不可解的”而且发现科学定律的努力是毫无希望的——，它一直极大地阻挠了这方面的微薄努力。我并没有忽视他们在在提供经验数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未来将公正地表明他们如何出于片面的热情在一方面做了许多而在另一方面损害了许多。
但是古典学派和历史学派忽略了的奥地利学派今天正在努力完成。他们在战斗中并不孤立。在英国，自从jevons以来，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同事和追随者正在进行他开创的与奥地利学派相似的研究；而全世界有很多的研究者由于受到jevons和奥地利学派的激励，最近都接受了新思想。荷兰文的文献几乎完全是这类研究；它们在法国、丹麦和瑞典也开始为人接受。他们在意大利和美国的文献中逐日传播；甚至在历史学派的老巢德国，新思想一寸一寸地在与历史学派的抵抗斗争中夺取着阵地，现在已经占据了强大又有影响的地位。
难道这个有如此的吸引力的趋势只是个错误吗？难道它不是来源于经济学的需要并且满足了这个需要吗？这个需要长期被错误的方法压制，但最终人们依然感觉得到——这就是对真正的科学深度的需要。
notes:
1. menger, untersuchungen u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1883; die irrthumer des historismus in der deutschen nationaokonomie, 1884; grundzuge einer classification d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in conrad's jahrbuh fur nationalokonomie und statistik, n.f., vol. xix, 1889; sax, das wesen und die aufgabe der nationalokonomie, 1884; philippovich, ueber aufgabe und methode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1886; bohm-bawerk, grundzuge der theorie des wirschaftlichen guterwerths, in conrad's jahrbuch, n.f., vol. xiii, 1886, pp. 480, et seq.; review of brentano's classische nationalokonomie in the gottinger gelehrten anzeigen, 1-6, 1889; review of schmoller's litteraturgeschichte in conrad's jahrbuch, n.f., vol. xx, translated i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vol. 1, no. 2, october 1890.
2. entwickelung der gosetze des menschlichen verkehrs.
3.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871, 2nd, ed., 1879.
4. grundsatze der volkswirthschafslehre, 1871.
5. elements d'economie politique pure, 1874.
6. "philosophy of value" in the new englander, july, 1881. professor clark was not then familiar, as he tells me, with the works of jevons and menger.
7. bohm-bawerk, grundzuge, pp. 38 and 49; wieser, der naturliche werth, 1889, pp. 46 et seq.
8. as for example in germany, the highest authority on the theory of price, hermann; cf. bohm-bawerk, grundzuge, pp. 516, 527.
9. austrian literature on the subject of price; menger, grundsatze de volkswirtschaftslehre, p. 142, et seq., bohm-bawerk, grunzuge der theorie des wirschaftlichen guterwerths, part ii, conrad's jahrbuch, n.f., vol. xiii, p. 477 et seq., and on the point touched upon in the text, especially, p. 516; wieser, der
naturliche werth, pp. 37 et seq.; sax, grundlegung der theoretischen staatswirtschaft, 1887, pp. 276 et seq., zucherkandl, zurtheorie des preises, 1889. i will not lose this opportunity to refer to the excellent account given by dr james
bonar, some years ago, of the austrial economists and their views of value i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oct. 1888.
10. der naturliche werth, p. 170
11. austrian literature on the relation of cost and value; menger, grundsatze, pp. 123 et seq.; weiser, ueber den ursprung und die hauptgesetze des wirtschaftlichen werthes, 1884, pp. 139 et seq.; der naturliche werth, pp. 164 et seq.; bohm-bawerk,
grundsuge, pp. 61 et seq., 534 et seq.; positive theorie des kapitals, 1889, pp. 189 et seq., 234 et seq.
12. menger, grundstze, pp. 138 et seq. bohm-bawerk, grundzuge, part i, pp. 56 et seq., positive theorie, pp. 178 et seq.; wieser, der naturliche werth, pp. 67 et seq.
13. bohm-bawerk, positive theorie, p. 201.
14. bohm-bawerk, kapital und kapitalzins: i. geschichte und kritik der kapitalisinstheorien, 1884.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ith a preface by w. smart, 1890] ii. positive theorie des kapitales, 1889; differing from the older teaching of menger's grundsatze, pp. 143 et seq.
15. bohm-bawerk, positive theorie, passim, and pp. 450-452.
16. mataja, der unternehmergewinn, 1884; gross, die lehre vom unternehmergewinn, 1884.
17. menger, grundsatze, pp. 133 et seq.; wieser, der naturlichte werth, pp. 112 et seq.; bohm-bawerk, positive theorie, pp. 380 et seq.
18. robert meyer, die principien der gerechten besteuerung, 1884; sax, grundlegung, 1887; wieser, der naturliche werth, pp. 209 et seq.
19. mataja, das recht des schadenersatzes, 1888; seidler, "die geldstrafe vom volkswirtschaftlichen und sozialpolitischen gesichtspunkt" conrad's jahrbuch, n.f., vol. xx, 1890.
20. menger, grundsatze, pp. 8 et seq.
何谓“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蒸汽机，当蒸汽机变成了机器，通过煤（物质）的燃烧转换成热能（能量），机器代替了动物和人类的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很多倍。我们也许看到了纺织、炼铁、炼钢，但是我们却没关注的是蒸汽机依然可以带动很多应用领域，使印刷业也实现了机械化。当印刷业机械化以后，人类才第一次出现了书和报纸的大量出版与发行，自从有了报纸，新闻才成为一种现实；自从有了书，知识才得以广泛的传播和传承，所以印刷业导致的出版业实际上是蒸汽机背后的另一件重要的事。过去这两件事没有被联系起来，而在今天看来，把信息和能量放在一起才形成了真正改变人类社会的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虽然是内燃机，其实背后还有对人类社会改变巨大的电子信息业，这就再一次把能量和信息连在了一起。
现在所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如何把互联网（信息）和再生能源（能量）联系在一起。那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前两次有什么不同？前两次工业革命，无论是蒸汽机还是内燃机，背后无论是烧煤还是烧石油，都是石化能源，是不可再生的、有限的。不仅破坏了自然环境，而且不能持续发展下去。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是海量的、无限的，但能源却是有限的，当能源可以再生的时候，能源和信息就都变得无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可持续了，所以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以这样的概念来定义的。
以新思维理解新变化
为什么大家觉得第三次工业革命会对经济、政治、社会引起一场巨大变化，虽然是工业自身的变化，但是它引发了整个社会发展的革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思维中，新的经济学要立足于热力学，不能再以牛顿力学作为方法论。
牛顿是用数学方法来讨论机械运动，象过去的传统型学者们都采用数学方法来解释存在本质和世界运行的方式一样，亚当・斯密也希望用经典物理学的这种数学确定性来论证其对市场经济的思考。他认为，正如整个世界一样，市场一旦处于运行的状态，就会象一个精准的机械钟一样自动运行。上帝是整个宇宙的推动者，而人天生的利己性则是市场的动力所在。万有引力定律统治了整个宇宙，“一只看不见的手”则在控制整个市场。但是，以经典力学理论解释市场运行机制的问题，对理解经济活动的本质并没有太大帮助，也不足以成为支撑整个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因为牛顿力学是建立在相互独立的个体物质基础上，并未考虑时间发展和过程的概念。实际上，当能量守恒定律将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统一起来之后，经济学才有了一个可以精确描述经济活动的科学基础。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能量的数量是守恒的，但其质量并不守恒。能量总是由热处转移到冷处，从一个集中、有秩序的形态转变成分散和紊乱的形态，也就是熵增加的方向。所以能量永远自发地朝着质量越来越低的方向发展，变得越来越不能使用。
依据热力学定律，经济活动只能是从环境中借用低熵的能源，并将其转化成为暂时性、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但是在转换过程中，散失到环境中的能量价值要比生产出的产品和服务价值大得多。
这就涉及我们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理解问题，传统经济学所指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是衡量固定投入下的产出比率，投入仅仅是资本和劳动力。可是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的实际增长率分析中，人均资本投入只能解释经济增长的14%，剩余的86%却无法解释。这也就是说，鉴于热力效率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上的决定作用，在过去30年的产品和服务生产过程中，所使用能源的86%都被浪费掉了。这就与生物学家解释生物进食的过程一样，由于80%～90%的能量被浪费了，或以热的形式散失到环境中，所以只有10%～20%的能量被生物真正摄入。这是因为将能量从一个生物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这就造成了能量的损失。所以，生物若要维持生命，就必须从环境中汲取负熵，这就是生命体热力学过程的本质。可见，现在经济学家需要反思GDP的计算方法。我国当前多地区的雾霾天气也再次证明了这个问题，GDP的发展带来的是对环境的危害，人类在发展经济发展工业的同时对环境造成了污染。生产率必须从热力效率和熵影响两个方面进行衡量。
此外，财富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对传统经济学而言，没有什么比产权关系更为神圣了。基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核心的前提是若干基于人性的假设，但是，将私有财产的获得视为人的天性，却并非特定通讯/能源模式下的社会倾向。因为网络社交空间对经典经济学人性自私、逐利的基本假设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通信和新能源模式带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对人性驱动的解释――对社会性的需求和集体性的寻求。这样一来，传统的财产观念――鼓励获取物质财富和独占、排他的权利，被全新的通过社交网络同他人分享经验的财产观所取代。在分散、合作型的经济中，进入全球社交网络的权利与在国家市场上拥有私人财富的权利变得同等重要。
变化，将是全方位的
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科技的发展，扁平式的经济模式日益成熟，传统资本主义的核心信条也发生了动摇。社会资本的积累与金融资本的积累同等重要、富有价值。因为当经济日益扁平化、分散化，对等关系逐渐取代了自由交换，企业获利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
如果真的把能源变得像互联网一样可以上传、下载，那又会怎么样？网络和单向的能源供应不一样，目前我们的能源供应就像看电视一样，是单向接收。现在的网络电视已经从被动接收变成主动定制，你想看什么看什么，而不是播放什么你看什么。在能源网络中，私人的财富并不能起决定作用，只有在这个社会网络上，能源才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政治、生活、经济都要发生变化。
在这个分散、扁平化、合作式的经济社会里，未来不仅信息和能量我们可以掌握并发送，甚至可以在家里进行制造，3D打印机就可以实现这一切。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数字制造是前沿技术，3D打印只是个符号，3D打印背后真正的东西是什么呢？中文叫“增材”制造，英语是additive，就是“添加”的意思。过去制造就是进行“削减”（subtractive）――切削加工，现在希望多做“添加式”加工，因为“添加式”加工节省材料。举个例子，航空工业制造飞机机翼的带筋壁板，使用的铝合金材料，把其中98%很昂贵的材料加削成铝屑铁屑，当垃圾处理掉，只剩下2%是有用的工件，这就是“削减式”加工。反过来，最近用碳纤维制作的机翼的带筋壁板，就是“添加式”的制造而不是“削减式”的制造，对原材料的节省和加工效率翻了几十倍。发动机的单晶叶片是靠金属单晶生长而成，这更是“添加式”制造。其实铸造也是添加式，铸造虽然不需要切削，但是铸造要做模子，而做模子很花钱，数字制造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数字模子”，相当于在用计算机控制进行铸造。实际上碳纤维、电子束堆积及激光堆积都已经在我们自己的材料上使用，效率很高很节省。
我认为，对任何新鲜事物都不要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需开放的态度和深入的理解，所以将来也不见得是“添加式”加工一统天下，“切削式”加工也可以照样存在，因为都有需要，要视具体需要而用，怎么把两者合理地结合利用，值得我们积极探索和实践。3D打印仅仅是分散式制造的一个方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认识和理解还需要我们持续地学习、理解和探索。
现在成为时尚而流行的网络经济或网络经济学,就其内容而言,实际上是互联网经济(Internet Economy) 或互联网经济学(Internet Economics)。网络经济就是通过网络进行的经济活动,这种网络经济是经济网络化的必然结果。网络经济是知识经济的一种具体形态,这种新的经济形态正以极快的速度影响着社会经济与人们的生活。网络经济有着许多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特点,有些特点甚至与传统经济背道而驰。
自我膨胀性。网络经济的自我膨胀性突出表现在摩尔定律(Moore’s Law)、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 Law)、 吉尔德定律(Gilder’s Law)以及马太效应(Matthews Effect)四大定律上。其中根据马太效应,在可预见的未来,通讯系统的总带宽将以每年3倍的速度增长。每比特传输价格朝着免费的方向下降,费用的走势呈现出“渐进曲线”(Asympototic Curve)的规律,价格点无限接近于零。这个定律也为下文所论述的“免费”这一网络经济下的商业模式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边际收益递增规律。边际效益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会显现出不同的增减趋势。在工业社会物质产品生产过程中,边际效益递减是普遍规律,因为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都具有边际成本递增和边际效益递减的特征。与此相反,网络经济却显现出明显的边际效益递增性。
(1)网络经济边际成本递减。信息网络成本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网络建设成本,二是信息传递成本,三是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制作成本。由于信息网络可以长期使用,并且其建设费用与信息传递成本及入网人数无关。所以前两部分的边际成本为零,平均成本都有明显递减趋势。只有第三种成本与入网人数相关,即入网人数越多,所需信息收集、处理、制作的信息也就越多,这部分成本就会随之增大,但其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都呈下降趋势。因此,信息网络的平均成本随着入网人数的增加而明显递减,其边际成本则随之缓慢递减,但网络的收益却随入网人数的增加而同比例增加;网络规模越大,总收益和边际收益就越大。
(2)网络经济具有累积增值性。在网络经济中,对信息的投资不仅可以获得一般的投资报酬,还可以获得信息累积的增值报酬。这是由于一方面信息网络能够发挥特殊功能,把零散而无序的大量资料、数据、信息按照使用者的要求进行加工、处理、分析、综合,从而形成有序的高质量的信息资源,为经济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信息使用具有传递效应。信息的使用会带来不断增加的报酬。举例来说,一条技术信息能将以任意的规模在生产中加以运用。这就是说,在信息成本几乎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信息使用规模的不断扩大可以带来不断增加的收益。这种传递效应也使网络经济呈现边际收益递增的趋势。
外部经济性。一般的市场交易是买卖双方根据各自独立的决策缔结的一种契约,契约履行产生的后果却往往会影响到缔约双方以外的第三方(个体或群体)。契约履行所产生的外部效应可好可坏,分别称为外部经济性和外部非经济性。通常情况下,工业经济带来的主要是外部非经济性,如工业“三废”,而网络经济则主要表现为外部经济性。正如凯文•凯利提出的“级数比加法重要”的法则一样,网络形成的是自我增强的虚拟循环。增加了成员就增加了价值,反过来又吸引更多的成员。形成螺旋型优势。
直接性。由于网络的发展,经济组织结构趋向薄平化,处于网络端点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可直接联系,而降低了传统的中间商层次存在的必要性,从而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
结合以上的分析和管理经济学知识,可以看出网络经济从理论上虽然与传统经济学理论有相符合的地方,但是也有向传统经济理论提出的挑战。首先,网络经济学遵循了学习效应和范围经济。学习效应是指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经理等人员在长期生产过程中,可以积累产品生产、技术设计以及管理工作经验,从而通过增加产量导致长期平均成本下降。对于依靠知识和技术发展起来的网络经济主体---网络企业,随着技术的更新和完善其建立网络平台的成本也会逐渐降低。范围经济是指当同时生产两种产品的费用低于分别生产每种产品时,所存在的状况。当网络企业在同一网络平台上提供一种以上的服务时,因每种服务有着关联成本而范围经济出现。其次,网络经济学也对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的边际收益递减和规模经济提出了挑战。上一标题中已经对网络经济中边际收益递增的规律进行了一些阐述;而规模经济指在一定的产量范围内,随着产量的增加,平均成本不断降低的事实。对于网络经济来说,传统经济所倡导的扩大产能、增加产量而降低成本并不是提高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的唯一途径。在Google的例子中将详细阐述。与传统经济学相比,网络经济学的最主要的差异就在于“免费”这一特殊的商业模式。以上阐述的网络经济学的各种特点成为了“免费”商业模式建立并实行的理论基础。下面以全球搜索引擎领导者Google为例,更细致地对网络经济下“免费”这一商业模式进行探讨。
以Google为例解读网络经济下的免费商业模式
Google作为世界第一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向全世界上亿用户提供免费的搜索服务和其他网络服务。在网络经济下,“免费”这种商业模式从何而来?Google这样互联网时代典型的公司如何盈利呢?真的存在“免费”的商业模式吗?
结合上述“网络经济的特点和‘免费’商业模式的产生”中的阐述和分析,Google公司所构建的信息网络的平均成本会随着其网络用户的增加而减少。网络平台不同于传统行业中生产要素的投入,网络用户的增多并不会使信息网络的平均成本有所上升;有研究表明,网络的收益会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而呈现指数增长;因此,信息网络的总收益不断上升的同时平均成本在下降,产生了上文中提到的边际收益递增规律。其次,根据美国技术理论家乔治•吉尔德的预测,通讯费用将无限趋近于零。再次,在知识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作为主要资源的知识与信息具有零消耗的特点,新信息技术把产品多样化的成本推向零。这些为Google等网络公司盈利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与可能。
那么Google公司又是如何创造收入的呢?从Google公司的年报可以看出,其98%的营业收入来自点击付费广告,而这个比例高于同类竞争对手,如雅虎搜索营业收入中只有68%来自点击付费广告。这种模式的好处使得成本转嫁给了需要做广告的企业,不仅网站的使用者不用花费任何成本,还能享受到个性化服务。转嫁成本是互联网行业常用的商业模式,也是互联网能够在全球掀起产业革命的原因之一。由此可以看出,提品和服务的Google并不是这条产业链的起点,他们通过成本转嫁和需要做广告的企业的广告竞价来赚取收入,以维持公司的盈利。由于广告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比例过高,为了保持盈利性和增长性,Google就必须不断完善其服务并将其服务扩展到与一般搜索业务相关的一切业务。而由于标题一中提到的边际收益递增规律和范围经济的存在,Google不断吸引更多网络用户、扩大容量、向其他网络服务延伸也成为了可能和必然。Google的搜索服务除了提供网页图片等一般搜索之外还提供学术、财经等专业搜索。另外,除了提供搜索引擎服务之外,Google还提供电子邮件、协作平台等服务。这些除搜索以外的网络服务都是在Google的网站平台上搭建的,因此Google的这种系统操作平台的想法符合范围经济理论,即由于有着关联成本,Google的电子邮件、协作平台等服务不必另外建设,利用Google现有的资源即可完成搭建。
根据Google公司的战略发展意图,Google将会利用网络经济的特点和范围经济理论建成Google的网络操作平台,而搜索引擎仍然是其核心的优势业务,广告仍是其收入主要来源。
摘要：网络经济是知识经济的一种具体形态，这种新的经济形态正以极快的速度影响着社会经济与人们的生活。与传统经济相比，网络经济具有以下显著的特征：快捷性，高渗透性，自我膨胀性，边际效益递增性，外部经济性，可持续性和直接性。本文对此进行了探析。
网络经济是20世纪末在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全新的经济形态，它引发了一场产业革命和社会变革，对当今世界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产生了并且仍在继续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客观分析、把握网络经济的特征，对于我国的工业化与信息化良性互动、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顺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有着重大的意义。
1．快捷性 消除时空差距是互联网使世界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之一。首先，互联网突破了传统的国家、地区界限，被网络连为一体，使整个世界紧密联系起来，把地球变成为一个“村落”。在网络上，不分种族、民族、国家、职业和社会地位、人们可以自由地交流、漫游，以此来沟通信息，人们对空间的依附性大大减小。其次，信启、网突破了时间的约束，使人们的信息传输、经济往来可以在更小的时间跨度上进行。网络经济可以24小时不间断运行，经济活动更少受到时间因素制约。再次，网络经济是一种速度型经济。现代信息网络可用光速传输信息，网络经济以接近于实时的速度收集、处理和应用信息，节奏大大加快了。如果说80年代是注重质量的年代，90年代是注重再设计的年代，那么，21世纪的头10年就是注重速度的时代。因此，网络经济的发展趋势应是对市场变化发展高度灵敏的“即时经济”或“实时运作经济”。最后，网络经济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全球化经济。由于信息网络把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使地理距离变得无关紧要，基于网络的经济活动对空间因素的制约降低到最小限度，使整个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性空前加强。
2．高渗透性 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具有极高的渗透性功能，使得信息服务业迅速地向第一、第二产业扩张，使三大产业之间的界限模糊，出现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相互融合的趋势。三大产业分类法也受到了挑战。为此，学术界提出了“第四产业”的概念，用以涵盖广义的信息产业；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波拉持在1977年发表的《信息经济：定义和测量》中，第一次采用四分法把产业部门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并把信息业按其产品或服务是否在市场上直接出售，划分为第一信息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第一信息部门包含现在市场中生产和销售信息机械或信息服务的全部产业，诸如计算机制造、电子通讯、印刷、大众传播、广告宣传、会计、教育等。第二信息部门包括公共、官方机构的大部分和私人企业中的管理部门。除此之外，非信息部门的企业在内部生产并由内部消费的各种信息服务，也属于第二信息部门。从以上产业分类可以看出，作为网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产业已经广泛渗透到传统产业中去了。对于诸如商业、银行业、传媒业、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来说，迅速利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实现产业内部的升级改造，以迎接网络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一种必然选择。不仅如此，信息技术的高渗透性还催生了一些新兴的“边缘产业”，如光学电子产业、医疗电子器械产业、航空电子产业、汽车电子产业等。以汽车电子产业为例，汽车电子装置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70年代中后期发展速度明显加快，80年代已经形成了统称汽车电子化的高技术产业。可以说，在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产业间的相互结合和发展新产业的速度大大提高。
3．自我膨胀性 网络经济的自我膨胀性突出表现在四大定律上：一是摩尔定律(Moore's Law)，这一定律是以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的戈登·摩尔命名的。1965年，摩尔预测到单片硅芯片的运算处理能力，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而与此同时，价格则减半。实践证明，30多年来，这一预测一直比较准确，预计在未来仍有较长时间的适用期。估计到2010年，一台普通电脑的运算能力是1975年时一台普通电脑的1000万倍。二是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 Law)，按照此法则，网络经济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这说明网络产生和带来的效益将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而呈指数形式增长。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互联网的用户大约每隔半年就会增加1倍，而互联网的通信每隔100天就会韶一番。目前全世界的网络用户已达到3．5亿，预计4年内就将飚升到10亿。这种大爆炸性的持续增长必然会带来网络价值的飞涨。这正是凯文·凯利所说的“传真效应”，即“在网络经济中，东西越充足，价值就越大”。三是马太效应(Matthews Effect)，在网络经济中，由于人们的心理反应和行为惯性，在一定条件下，优势或劣势一旦出现并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不断加剧而自行强化，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垄断局面。马太效应反映了网络经济时代企业竞争中一个重要因素——主流化。“非摩擦的基本规律其实很简单——你占领的市场份额越大，你获利就越多，也就是说，富者越富。”Compuserve和AOL是美国的两家联机服务供应商，1995年之前，Compuserve占有市场较大份额，在相互竞争中占有优势。而从1995年开始，AOL采取主流化策略，向消费者赠送数百万份PC机桌面软件，“闪电般地占领了市场”，迅速赶超了Comuserve公司。四是吉尔德定律(Gilder's Law)，据美国激进的技术理论家乔治·吉尔德预测:在可预见的未来(未来10年)，通讯系统的总带宽将以每年3倍的速度增长。随着通讯能力的不断提高，吉尔德断言，每比特传输价格朝着免费的方向下跃，费用的走势呈现出“渐进曲线”(Asympototic Curve)的规律，价格点无限接近于零。网络经济的四大定律不仅展示了网络经济自我膨胀的规模与速度，而且提示了其内在的规律。
4．边际效益递增性 边际效益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会显现出不同的增减趋势。在工业社会物质产品生产过程中，边际效益递减是普遍规律，因为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都具有边际成本递增和边际效益递减的特征。与此相反，网络经济却显现出明显的边际效益递增性。(1)网络经济边际成本递减。信息网络成本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网络建设成本，二是信息传递成本，三是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制作成本。由于信息网络可以长期使用，并且其建设费用与信息传递成本及入网人数无关。所以前两部分的边际成本为零，平均成本都有明显递减趋势。只有第三种成本与入网人数相关，即入网人数越多，所需信息收集、处理、制作的信息也就越多，这部分成本就会随之增大，但其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都呈下降趋势。因此，信息网络的平均成本随着入网人数的增加而明显递减，其边际成本则随之缓慢递减，但网络的收益却随入网人数的增加而同比例增加；网络规模越大，总收益和边际收益就越大。(2)网络经济具有累积增值性。在网络经济中，对信息的投资不仅可以获得一般的投资报酬，还可以获得信息累积的增值报酬。这是由于一方面信息网络能够发挥特殊功能，把零散而无序的大量资料、数据、信息按照使用者的要求进行加工、处理、分析、综合，从而形成有序的高质量的信息资源，为经济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信息使用具有传递效应。信息的使用会带来不断增加的报酬。举例来说，一条技术信息能将以任意的规模在生产中加以运用。这就是说，在信息成本几乎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信息使用规模的不断扩大可以带来不断增加的收益。这种传递效应也使网络经济呈现边际收益递增的趋势。
5．外部经济性 一般的市场交易是买卖双方根据各自独立的决策缔结的一种契约，这种契约只对缔约双方有约束力而并不涉及或影响其它市场主体的利益。但在某些情况下，契约履行产生的后果却往往会影响到缔约双方以外的第三方(个体或群体)。这些与契约无关的却又受到影响的经济主体，可统称为外部，它们所受到的影响就被称为外部效应。契约履行所产生的外部效应可好可坏，分别称为外部经济性和外部非经济性。通常情况下，工业经济带来的主要是外部非经济性，如工业“三废”，而网络经济则主要表现为外部经济性。正如凯文·凯利提出的“级数比加法重要”的法则一样，网络形成的是自我增强的虚拟循环。增加了成员就增加了价值，反过来又吸引更多的成员。形成螺旋型优势。“一个电话系统的总价值属于各个电话公司及其资产的内部总价值之和，属于外部更大的电话网络本身”，网络成为“特别有效的外部价值资源”。
6．可持续性 网络经济是一种特定信息网络经济或信息网络经济学，它与信息经济或信息经济学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特殊与一般、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讲，网络经济是知识经济的一种具体形态，知识、信息同样是支撑网络经济的主要资源。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知识已成为所有创造财富所必需的资源中最为宝贵的要素，……知识正在成为一切有形资源的最终替代”，正是知识与信息的特性使网络经济具有了可持续性。信息与知识具有可分享性，这一特点与实物显然不同。一般实物商品交易后，出售者就失去了实物，而信息、知识交易后，出售信息的人并没有失去信息，而是形成出售者和购买者共享信息与知识的局面。现在，特别是在录音、录像、复制、电子计算机、网络传统技术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信息的再生能力很强，这就为信息资源的共享创造了更便利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知识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作为主要资源的知识与信息具有零消耗的特点，正如托夫勒指出的：“土地、劳动、原材料，或许还有资本，可以看作是有限资源，而知识实际上是不可穷尽的”，“新信息技术把产品多样化的成本推向零，并且降低了曾经是至关重要的规模经济的重要性。”网络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能有效杜绝传统工业生产对有形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造成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危害，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7．直接性 由于网络的发展，经济组织结构趋向薄平化，处于网络端点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可直接联系，而降低了传统的中间商层次存在的必要性，从而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为解释网络经济带来的诸多传统经济理论不能解释的经济现象，姜奇乎先生提出了“直接经济”理论。他认为，如果说物物交换是最原始的直接经济，那么，当今的新经济则是建立在网络上的更高层次的宜接经济，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它是经济形态的一次回归，即农业经济(直接经济)一工业经济(迂回经济)一网络经济(直接经济)。直接经济理论主张网络经济应将工业经济中迂回曲折的各种路径重新拉直，缩短中间环节。信息网络化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突破传统流程模式，逐步完成对经济存量的重新分割和增量分配原则的初步构建，并对信息流、物流、资本流之间的关系进行历史性重构，压缩甚至取消不必要的中间环节。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经济人；非理性；偏好
一、引言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一基本假设规定了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致力于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在经济生活中，每一个经济行为人的经济行为都是利己的，这就是所谓的“合乎理性的人”。主流经济学对于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是建立在假设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自私的、追求效用最大化之上的，以此为基础就产生了人们所熟知的效用论、偏好的一致性和有序性等经典经济学理论。但是，由于人的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理性人”是不存在的，人的行为是要受到自身的生理、心理以及他人和社会环境等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现实生活和生产过程中，人的经济行为更多的是“非理性的”。由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于现实中一些“非理性”的经济现象无法做出充分的解释，一些经济学家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致力于研究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的行为经济学也就应运而生。
二、发展历程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人类心理与经济行为的关系。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其所著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就涉及到了人的心理活动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诸如利他主义、公平、损失厌恶、过度自信、自我控制等都在其著作中有所阐述，特别是利他主义。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试图说明，天性就是自私的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控制自己自私的感情和行为，要发扬慷慨、正直、勤俭、自我克制等人性的美德，这样才能保证和维持整个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行。除此之外，边沁等人也注意到了心理活动在人的经济行为中产生的作用。他认为，面对选择，人追求的目标是效用，也就是心理满足的程度，心理满足程度的大小决定着选择的绩效。当经济学说发展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了心理因素会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这一思想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尤其得到了发展。凯恩斯提出的消费倾向概念就包含着主观因素对人消费行为的影响。同时凯恩斯的投资行为会受到群体因素的影响的理论对于行为金融学的产生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认为市场的波动会受到群体的乐观或悲观情绪的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也会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在前人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上，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经济学的萌芽开始产生。经济学家开始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到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当中去。在这期间，西蒙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认为是早期行为经济学形成的标志。他的“有限理性”理论认为，由于客观条件及自身认知能力的约束，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非完全的，因而，人做出的往往是最满意的决策而非最优的决策。这一理论已经向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提出了挑战。而乔治卡托纳甚至对“理性人”这一公理化假设提出了有力的批评，他强调经济行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研究人的心理因素之上，因为人的内在动机决定了人的行为。此后，伴随着心理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开始兴起。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着手联合起来研究经济行为的发生机制。贝克尔在其《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提到，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即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的阶段。他结合了心理学和经济学对少数民族歧视、竞争与民主、犯罪与惩罚、家庭和婚姻等看似与经济学无关的社会现象做出了解释，他的成就也正是在于此。他运用经济学及心理学的理论通过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解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理查德•泰勒被认为是行为经济学的开山之人，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认为泰勒是“第一个提出将心理学纳入经济学讨论中并发展出行为经济学的学者”。主流经济学强调人是纯理性的“理性人”，“理性人”做出的理性选择形成了有效市场；而以泰勒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者则认为人根本就不是“理性人”，而是“社会人”，面对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的选择，人经常做出错误的决定。因此政府和企业应该作为选择设计者在现实中建立一个选择的框架体系以便促进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同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投身到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并提出了各自的理论和观点，诸如戴维•莱布森和马修•拉宾描述了有关人和金钱之间存在的一种“反常现象”，即在储蓄行为中出现的“夸张贴现”现象。威廉•庞德斯通指出人们并非总有明确的偏好，提出选项的方式方法会影响人们做出的决定等理论。对于行为经济学的定义众说纷纭，概括起来，行为经济学就是将心理学、社会学的理论成果与主流经济学理论相结合来研究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的学科。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试图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而是试图说明在现实生活中，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中是存在着“非理性”的。
三、理论成果
1.有限理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成为了行为经济学者理论研究的前提之一。与“理性人”假设所强调的经济行为人都是“完全理性”、“完全利己”和“有完全意志力”不同，“有限理性”认为现实生活中人的理性认知能力不仅要受到自身生理和心理因素以及思维能力的限制，同时还要受到外部客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影响。因此，经济行为人是“有限理性”、“有限利己”和“有限意志力”的，经济行为人的决策标准是追求令人满意的决策而不是最优决策。西蒙等人尤其提到了信息不完全对于人们决策的影响。由于获得信息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而且通常情况下无论花费多大的成本都无法获得全部所有的信息。信息的残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决策，从而也可以在经济行为分析中用于解释那些非理、随意甚至于“不明智”行为。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行为经济学者甚至其他经济流派的学者在一些主流经济学难以解释如公共物品、社会福利和社会准则等问题上有所突破。主流经济学为了保证个人选择的理，提出完全性、传递性和反身性等“公理”，然而这些对于“理性”的判断标准本身是理性的吗？经济学中的一些概念直接取自日常用语，在使用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着不精确性和弹性。在现实研究中，诸如凯恩斯、赫西曼等那些不那么看重形式化的演绎推理的经济学家更多地是在“常识”的意义上使用“理性人”这一概念，他们往往是根据语境的不同对于个体的行为做出“经验上可信”的假设，就连弗里德曼在方法论层面上也提到我们无法逐一对理论的假设做出“经验上的检验”。而所谓“经验检验”依然是根据人们长期以往对于现实社会的普遍性的认识甚至是道德层面的普遍性认同为依据的。而对于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这些“普遍的认识和认同”或者“社会准则”或者说“常识”反应到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群，甚至是不同的个人的行为上都是有差异的，继而对于“理性”的定义以及判断“理性”的标准也存在偏差，在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无法做到完全统一的。因此，“有限理性”显然要比“完全理性”更加贴近现实。当然，这里并不是要把“理性人”假设完全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围绕着可形式化展示的模型进行的。对这类研究，通常个体的认知和动机等经验事实并不进入分析而与分析的结果无关，从而，“理性人”的前提更多的是帮助演绎推理。
2.选择框架
选择问题一直是经济学所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这同样也是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学者们结合心理学的理论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审视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的行为机制。行为经济学家发现，在涉及到具有不确定性的选择中框架效应是普遍存在的。坎尼曼和特沃尔斯基设计的“疾病治疗困境”实验就是其中一个最为经典的案例。事实上，在正面框架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A，而在负面框架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B’，即便同一种治疗方案在不同的描述中实际上治疗结果是相同的，但是显然积极描述要比消极描述更具有吸引力。人们往往在面对过多选择时会出现“选择困难症”。有这样一个实验，两名市场营销专家在超市布置了两处果酱展示台，一处只展示了6种可供消费者选择的果酱，而另一处展示了多达24种果酱。实验发现，24种果酱的展示台确实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围观，但是最终还是6种果酱的展示台的购买率更高。这就表明，可提供的选择越多，人们反而越难以决策，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放弃选择或者另寻它法。锚定效应是指人们的行为会受到外部信息的影响从而在做出决策时会受到该信息所限定的某种模式之下。当人们需要对某个事件做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特定的数值作为起始值,这些起始值就像“锚”一样使人们的估测值落于某一区域中。如果这些“锚”定的方向有误或者是虚假的，那么估测的结果就会产生偏差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歪曲。以上提到的现象表明，人们在面对选择时，提出选择的方式和方法，外部环境因素等对于人们的决策行为影响是很关键的。积极的因素会帮助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而消极的因素会使人做出错误的决定。理查德泰勒强调，为了使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政府、企业等应该构建一个有效的选择框架来引导人们进行决策。有时只需要一个“温柔的推动”(Nudge)，与强势的命令相比，这种非强制的方式人们更乐于接受，还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的心理和行为，从而使得他们做出选择设计者所期望的决策。
3.不确定性(系统偏差)
正常情况的选择已经足够复杂，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就更加难以做出决策。坎尼曼和特沃尔斯基发现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的决策行为往往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偏离经济学理性状态下的标准范式，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与主流经济学对理性的假定存在着系统偏差。小数定律就是系统偏差的典型。大数定律是统计学中的概念，相较于小数定律，大数定理更加被人们所熟知。该定律的前提条件是样本规模足够大。然而，日常生活中人们所面对的都是小样本，小样本的均值不会遵循大数定律接近于总体的均值，而是出现了偏差。日常生活中人们却更容易受到小样本的过度影响，尤其是对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4.偏好常规理论认为偏好是预先存在并且稳定的，而心理学家则认为偏好是构造出来的。行为经济学家如坎内曼、特沃尔斯基、拉宾等对偏好的一些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发现，人的偏好是在做出判断的选择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选择的设置和外部因素会影响偏好的形成，人们在挑选苹果的时候才能确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苹果。人对于事物的敏感性也是呈递减趋势的，也就是说收益或损失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但是，损失获得的关注度要更高，人们对于损失的估价通常高于等量的收益。另外，如果存在一个参照点，人们常常对于某个行动的后果与这个参照点的相对差异比较敏感，反而对于行动后果本身不敏感。
四、发展趋势
经济学本身就是研究选择的一门学科，正统经济学更多的是研究理性条件下人们的决策行为，而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丰富了经济学的分析研究方式。由于结合了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行为经济学更加贴近现实。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要颠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方式，而是试图解释人们非理产生的原因和发生机制进而帮助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势必要成为一种潮流，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的成功结合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新兴分支，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仍然相对分散还需要全面系统的检验、完善和稳固。如何使得理论更加合理、系统和科学更加贴近实际与现实相符是今后行为经济学所要发展的目标。行为经济学兴起于西方，在我国，相关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滞后。目前，国内相关学者的研究更多的是对西方经济学家理论及研究成果的概括、评述和总结，而将相关理论应用于实际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也相对贫乏。尽管有黄祖辉、胡豹、汪丁丁、奚恺元等相当一批专家学者在学结西方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实际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但是我国学者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还需要不断开拓眼界、转变思维方式、寻找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最终推进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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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说史 课程特点 教学效果
《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它研究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学习本课程，能明了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了解今天流行的西方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来龙去脉，从而加深对它们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总结过去经济学说的发展，吸收以往经济研究中的科学成果和经验教训，创立适应现代要求的新的经济学说，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可见，该课程的开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从我国各高校该课程的教学实际来看，大多数学生反映该课程学习存在困难，学习缺乏兴趣，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本文拟从《经济学说史》课程本身的特点出发，提出提高教学效果的建议。
一、《经济学说史》课程的特点
1.历史跨度大，涉及人物多
《经济学说史》课程内容涵盖了自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起至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说止的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年代跨过几十个世纪，涉及众多的经济学派和经济学家。
2.经济理论繁杂
《经济学说史》课程以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派的主要经济思想和理论为主要学习内容。其中包括重商主义学派、重农主义学派、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空想社会主义学派、经济学派、边际效用学派、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多个不同的经济学派，经济理论繁杂。
3.历史性强、阶级性突出
经济学说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和演变的，各个时期的经济学说，无一不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某种反映，都带有时代的烙印和特征。所以，经济学说是具有历史性的。
自从奴隶社会以来的人类社会都是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分裂为经济利益对立的不同阶级。由于经济学说研究的对象直接涉及到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所以，在阶级社会中，各种经济学说和经济理论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二、提高《经济学说史》课程教学效果的建议
1.精心组织教学内容
第一，编制“经济学分段表”，梳理教学内容。目前我国的《经济学说史》教材不少，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篇幅大，内容庞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陷入大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搞不清先后，分不清主次，辨不明重点，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在课堂教学中，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梳理，通过编制“经济学分段表”， 把重要人物、重要观点、重要事件纳入其中，使学生对经济学说的发展脉络有清晰的认识。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把经济学说的演变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古典经济学阶段，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济思想，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以及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第二阶段是古典经济学阶段，包括从18世纪下半期亚当斯密经济学，经过19世纪初期李嘉图和萨伊等人的经济学，直到19世纪中期的约翰．穆勒的经济学，他们是产业革命前夕到第一次产业革命完成和初期发展阶段，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第三阶段是新古典经济学阶段，包括始于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边际革命，到该世纪90年代出现的马歇尔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支配地位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第四阶段是当代经济学阶段，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出现，标志着这个阶段的开始。
第二，遵循“以一为主，联系背景，平行兼顾”原则，介绍经济学派。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历史中，经济学派层出不穷，这些经济学派存续时间长短不一，影响力大小不同，代表人物众寡悬殊。但事实证明，无论哪个学派，其各个成员的观点虽基本一致，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必须遵循“以一为主，联系背景，平行兼顾”的原则，才能使学生对这一学派全面了解并且印象深刻，记忆持久。所谓“以一为主”就是找出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对他的经济学说作重点介绍；“联系背景”就是在认识这一经济学派的时候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平行兼顾”就是在了解主要代表人物的经济学说的基础上兼顾介绍其他经济学家的学说，并把它们与主要代表人物的经济学说比较着讲，对他们的理论的继承和批判关系进行分析。
第三，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对经济学说和经济学家作出客观评价。经济学说的产生和发展总是跟经济学家们所处的历史条件紧密相关，一定的历史条件赋予当时的经济学家进行理论研究的任务，也为他们的经济学说打上历史的烙印。因此，我们在评价经济学说时，要运用历史分析法，把当时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而运用经济分析法则要求我们在评价每一个历史人物或他的经济思想时要跟他的社会经济根源联系起来。另外，由于经济学说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因此，在评价经济学说时，还要运用阶级分析法，要看他是代表什么阶级说话的，在这个阶级的立场上，他的理论有没有合理的地方。综合地运用这三种方法，才能对经济学说和经济学家作出客观的评价。
2.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第一，课前学习法。布置学生在课前将各个经济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及重大相关历史事件进行查阅、分析、提出问题，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提问和概括。课前学习法在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的同时，也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
来信点评：《IT时代周刊》总第295期，“封面故事”，《互联网思维，很时尚也很忽悠》
读者观点：如果真的凭着一种本质上属于网络促销手段的理念，就能够带着自己的小公司大杀四方，这有违商业逻辑。
这段时间，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受到了互联网思维的强烈刺激。因为在网上，谈这个“玄学”的人太多太多，大有“无互联网思维不欢”的架势。而在很多人的盲信盲谈中，我又确实看不清楚马佳佳和黄太吉的商业前景。如果真的凭着一种本质上属于网络促销手段的理念，就能够带着自己的小公司大杀四方，这有违商业逻辑。
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互联网技术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在商业层面的逻辑。工业社会的构成单元是有形的原子，而构成互联网世界的基本介质则是无形的比特。这意味着，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学是一种稀缺经济学，而互联网时代则是丰饶经济学。根据摩尔定律等理论，互联网的三大基础要件――带宽、存储、服务器都将无限指向免费。在互联网经济中，垄断生产、销售以及传播将不再可能。因此，无论是黄太吉、马佳佳、雕爷牛腩，还是Roseonly，或“西少爷”肉夹馍店，以及未来还可能出现的，由“互联网思维”包装出来的生意，都不可能霸气永续。
这样一想，摆在黄太吉面前的一些问题就很明显了。第一个，煎饼果子是一种北方的普通食品，其地位远远比不上包子、馒头和油条，并非多数中国人喜欢的口中之物，如果如黄太吉所言要做到100亿的流水，光靠卖煎饼果子、无矾手工油条、豆腐脑和豆浆是绝对做不到的。接下来，黄太吉就面临着品类扩张的一步，这一步其实很凶险，一步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凡客即在这上头吃足了苦头，因此，是扩张，还是维持现状，这也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100亿销售流水需要黄太吉在中国大面积地铺设连锁门店。但是，它毕竟是食品不是小米手机，很难用“无线下销售门店”这种模式来解决。一旦涉及到线下门店铺设，人员管理、地段选店、质量保证，等等等等，都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如果要搞电子商务，则又会碰到类似生鲜物流的问题：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将热气腾腾的食品送到顾客手中。
所以，不能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互联网思维的神话就总有被戳穿的一天。而在我看来，这一天并不远了。
―胡子文 （济南）
山东大学研究生部
当下我国正处在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期，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化社会给高等教育带来了一系列的思想上、行为上的冲击。无所不在的网络极大地降低了个人获取信息的代价。与此同时，网络社交，移动微博，网络公开课，移动对移动，物联网等一系列日新月异的新技术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社会的价值观。高等教育如何适应这样一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物联网时代，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高等教育是关系到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体制则是决定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三十年前，恢复高考、中国高等教育体制重新启动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三十年后，继续改革、完善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既是一项突出而紧迫的时代任务，也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大业的需要。近年来我国高等院校教育改革取得一些可喜的成效，但与物联网时代对创新人才的要求还相差甚远。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他山之石是可以攻玉的。无论国际、国内，高等教学都面临着信息技术快速变革的挑战，国外尝试成功的高等教育理念与体制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创造性思维一般是指有创见的思维，它不仅能揭示事物的本质，而且能在此基础上提供新的具有社会价值的思维成果。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人们不断创新的历史。后互联网时代的竞争，是世界化社会、经济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因此，高等教育的核心是培养人才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信息技术领域著名的“摩尔定律”是由英特尔（Intel）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的，他预言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定律带来的间接结果是每隔18个月，世界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以美国、日本为首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育体制的最薄弱环节在于对不断飞速变化的世界的反应能力上。美国著名高校的课程大纲平均更新速度为18个月，几乎与“摩尔定律”的更新周期同步。即使是专业基础课，美国的高校教师也十分注重将最新的科研成果介绍给学生，让学生充分了解学习专业基础知识对创新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创新源于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信息技术的发展与网络技术的普及，可以让学生以极低的成本从课堂外获取专业知识，而这些知识可能是专业课教师也未曾听说过的。当学生在课堂上偶然提出这类问题时，专业课教师尤其是经验不甚丰富，基础不甚扎实的青年教师，必然会略感诧异与抵触，而这经常会错失引导学生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的机会。
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偏重对学生传授人类已形成的文化科学知识，满足于让学生掌握和了解现成的理论和方法，而轻视对大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和创造力的训练和培养。在中国传统教育观念中，教师是圣贤的代言人，是不会犯错误的，师命不可违，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学生提出了难倒老师的问题是大不敬。而随着物联网时代的来临，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的弊端越发显现，严重阻碍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而西方教育观念，是建立在人与人平等的基础上的。教师是人，人是会犯错误的，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学生提出了难倒老师的问题是正常的。学生提的问题教师答不上来，则坦承老师今天不会，但是老师有更深厚的专业功底，可以课后查阅资料，改天再讲给学生做详细释疑。两种观念的PK在物联网时代孰优孰劣一目了然。这并不是说西方的一切制度都是好制度，但是别人先进的方面，我们一定要拿来，要借鉴，要在传统的教育方法基础上进行改变，不能满足于课堂的“照本宣科”，而要积极指导学生去鉴别和运用网络上所学的知识，鼓励提问与创新。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而且要在师生平等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利用已知去获取未知。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应立足于接近研究活动，即在教学中增加一些研究因素。这些建议的初衷是良好的，然而在当前国内急功近利的氛围下，难免变相地让学生成为翻译或文献检索工具。没有基础何以建大厦。对比中美高等教育，另一让人深思的现象是两国教师对专业基础课程的态度。在美国，学术地位越高的教授所教课程越是基础。阿兰―麦克狄阿尔米德（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已故）生前主讲大学化学，罗伯特―卢卡斯（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讲宏观经济学，罗杰―迈尔森（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讲经济学、博弈论概述，即使是一般的高校，专业基础课也基本上是由正教授级的教学名师来主讲。反观国内，专业基础课的教学主力往往是青年教师。国内大多数的高级专家学者不屑于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认为介绍基本概念，进行简单的推导不能体现学术水平。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专业基础课，往往是学生第一次接触本专业的专业知识，有着无比重要的启蒙作用。第一印象如果造成偏见，其深刻程度是之后数年、数十年，乃至一生都无法改变的。缺乏经验的青年教师无法深刻领悟专业基础的精髓，往往只是照本宣科，甚至于有些青年教师上课就是念教科书或是幻灯片。这样的教学给学生的印象与诺贝尔奖得主主讲的印象完全是天上地下，会极大的打击学生学习本专业的信心。没有坚实的专业基础，谈创新就是建空中楼阁。
综上所述，物联网时代的高等学校教育改革，必须在体制上支持对传统教育观的改变，跟上信息技术发展的步伐，有机地建立专业基础知识与最新科技成果的联系，切实做到不打击学生爱提问，爱创新的积极性，抓好综合素质教育，专业基础知识教育，同时抓好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教育。后物联网时代是需要大量创新人才的时代，也是创新人才大显身手的时代。继续深入加强高等院校教育改革，培养创新人才，是高等院校神圣而崇高、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参考文献】
[1]张元坤. 关于我国高等教育现状的若干思考[J]. 大科技，2011（6）.
[2]谢明. 不要让教材成为“绊脚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