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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博弈的构成要素，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网上交易；企业信誉；个人信誉；集体信誉；默认信誉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网上交易中企业信誉构成与作用关系研究
收录日期：2017年1月11日
引言
互联网应用不仅让信息获取和信息变得更为便捷，而且已经渗入到人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移动通信行业的快速发展，使得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购物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选择。2016年“天猫双十一”创下1，027亿元的记录，其中移动无线成交额占比例高达82%。网上购物相比于传统实体店购物有着低价、高效等优势，但由于网上交易不能进行面对面交流，双方信息不对称情况，容易出现交易一方（通常是卖方）为了自身利益，做出损害另一方利益的行为。为了降低交易风险，消费者通常需要依赖企业的信誉来做出购买决策。
目前，国内外学者缺乏从企业信誉构成的角度来探究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本文依据消费者感知的企业信誉信息来源，将企业信誉分为个人信誉、集体信誉和默认信誉三种构成要素，以探究不同构成要素的作用机制，并结合企业经营生命周期，考察三种构成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
一、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外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关于企业个人信誉，只有少笛芯刻峒凹体信誉的概念。针对个人信誉，国外学者研究较多的一类是对信誉的作用结果研究，认为信誉的作用效果主要体现为成交率和成交价格；另一类是对于信誉的计算模型构建，其中普遍认同较为有效的是一种可以避免企业操作的自适应信誉机制模型。国内关于信誉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的研究重点放在信誉作用条件、信誉作用效果及其影响因素上。企业信誉的作用条件在于：首先，强调法律保障。企业个人信誉的作用必须以法律机制为基础保障，尤其是法律的执行；其次，双方交易必须是重复的。若交易是单次的，双方达到的纳什均衡必然是（不信任，欺骗），只有在重复博弈条件下，企业才会选择为了未来长期利益而保持诚信；最后，有效的奖惩措施（守信激励，失信惩罚）。有效的奖罚措施是企业积极建立信誉的保障。企业信誉的作用与国外研究成果类似，体现在溢价成交和消费者购买可能性的增加上面。
可以发现，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信誉的作用结果之上，忽视了信誉的构成。网上企业的信誉到底是如何构成的？各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又如何？企业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来提高自身信誉？为了探究以上问题，本文将从信誉的构成出发，讨论不同信誉构成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并结合企业实际的经营生命周期，研究不同信誉构成要素在不同时期所发挥的作用。
二、企业信誉的构成
企业信誉是一个多维度的变量，与信任有着很大的相关性。根据消费者感知到的企业信誉信息的来源不同，本文将企业信誉构成分为个人信誉、集体信誉和基础信誉三种。企业个人信誉指的是消费者通过直接与企业进行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对企业的反馈评价和看法。企业与消费者进行交易过后，就会得到消费者的评价，随着消费者数量的增加，企业便收到了众多的评价，通过一定的信誉机制模型，便可以把这些评价整合起来，形成企业的信誉状态。目前，各大交易网站（如淘宝，ebay）都已经构建了一套自己的信任评价系统，消费者评价通过信任评分的方式给出，并且可以配以文字和图片说明。网站建立的信誉机制将企业积累的信任评价转换成“信誉得分”（通常为好评率、商品评分、同行比较得分等），这就代表了企业在网站过去交易中积累的个人信誉。
集体信誉指的是消费者对于企业加入一定的集体社区组织（如商城联盟、微盟等企业联盟）而产生的对企业的评价和看法。集体信誉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其以集体的形式向消费者承诺，集体内部的企业成员不会有任何欺诈行为，一旦集体内部发生不诚信行为，消费者便可以对整个集体实施惩罚。企业作为集体的一分子，便得到了消费者对于集体的信誉转移，从而转换成对企业相应的评价与看法。
网上企业默认信誉是一个新的概念，至今还未有文献对其作出明确定义。实际上，当一个大众熟知的品牌企业初次进入某网站时，虽然其未积累任何的个人信誉或者集体信誉，但是消费者对企业已经有一定程度上的认识和看法，这也形成了一种信誉。本文借鉴Regret模型中系统信誉的思想，将默认信誉定义为企业尚未在网站上建立任何个人信誉和集体信誉时，消费者基于企业网站之外的信息所产生的对于企业的评价。
三、企业信誉构成要素的动态作用机制
（一）三种构成要素的作用机制。不同信誉构成要素的作用机制是有区别的。
1、企业个人信誉是通过信誉机制产生的“信誉得分”作用的。“信誉得分”作为企业的个人信誉信息被消费者看到，这便成为消费者作出购买决策判断的依据之一。因为在对企业和产品认识不够的情况下，消费者具有一定的从众心理，前人的经验与评价将成为十分有价值的参考因素，特别是具体和可信度高的评价。当企业的个人“信誉得分”相对较高时，消费者会认为是因为企业在过去一段交易时间内诚信经营所得，所以对企业产生信任。这种信任降低了消费者网上购物的感知风险，有助于购买倾向的形成；反之亦然。有研究证明，比起较好的个人信誉，企业较差的个人信誉信息对于消费者来说，有着更大的参考价值。并且，企业的个人信誉不仅影响消费者在购买之前购买决定的做出，还会影响购后的消费者满意形成。
2、企业集体信誉主要是通过消费者对集体的信任评价转移发生作用。集体通过提高可置信承诺（比如更严格的准入条件、更高的专用投资、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等等）向消费者承诺成员企业将会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减少交易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集体发展更注重长期性，集体信誉的作用具有持续性。当集体信誉高时，消费者对其产生信任，通过信任的转移作用，也刺激集体中的每个成员维护个人信誉，从而让集体信誉一直维持在一个高的水平。
3、企业默认信誉通过“默认信誉度”作用。虽然企业尚未形成个人信誉和集体信誉，但其必然处在社会的某些群体之中，并扮演相应的角色。在这些群体之中，都有其所扮演角色的“默认信誉度”信息存在。由于消费者没有企业的个人信誉和集体信誉信息可以借鉴，所以只能通过搜集企业在网站之外的信息而对企业的“默认信誉度”产生了解，基于此做出信任决策。如果消费者认为“默认信誉度”代表了企I好的默认信誉，那么消费者就有理由相信，企业在进入某网站之后，将继续诚信经营以保持良好的信誉，从而对企业产生信任，增大消费者购买几率；反之，对于“臭名昭著”的企业，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不高。
（二）不同经营时期下信誉构成要素间的作用关系。三种信誉构成要素的作用机制有所不同，笔者认为，三种要素之间也并非完全独立。在企业经营的不同时期，三种要素发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在企业初入某网站的时候，由于还未发生任何交易，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企业的默认信誉信息成为价值最大的参考信息。消费者通过网站以外的各种途径搜集企业的信誉资源，以对企业的默认信誉产生一定的认识，高的默认信誉促进消费者购买，促进企业个人信誉的形成。拥有较高默认信誉的企业为了维持自身的高信誉，也倾向加入拥有高信誉的集体，从而促进企业集体信誉的形成。
在企业成长期间，企业开始积累起一些个人信誉，并且个人信誉的提高有助于集体信誉的增加。不过由于进入网站时间不长，个人信誉积累程度有限；相反，通过所在权威可信的集体组织所获得的集体信誉却比较成熟，可以赢得消费者的足够信任，以弥补企业个人信誉的不足。在这一时期，集体信誉对于个人信誉的弥补作用大于个人信誉对于集体信誉的增强作用。
在企业成熟期，企业逐渐壮大，走向成熟。此时企业已经积累了庞大的个人信誉信息，消费者可以直接参考企业的“信誉得分”做出购买决策。足够高的个人信誉可以较大程度上增强集体信誉。由于企业已经发展壮大，在交易活动中，消费者的话语权相对减小。消费者通过选择加入集体社区的企业进行交易可以使其获得保障。因为一旦企业发生不诚信行为，消费者可以通过集体来约束企业的行为。这一时期，个人信誉对于集体信誉的增强作用大于集体信誉对于个人信誉的约束作用。
在衰落期，企业与顾客的交易次数减少，企业信誉不能较好地发挥作用，导致企业的个人信誉和集体信誉会逐渐降低。同时，企业在网站整个生命周期所积累下来的个人信誉和集体信誉将会促进企业下一生命周期中默认信誉的形成。这象征着企业又一生命周期的开始。
四、结语
与以往的文献不同，本文着重考察了网上企业的信誉构成和动态作用。本文将企业信誉分为个人信誉、集体信誉和默认信誉三个方面，并结合三种不同信誉构成在企业发展时期所产生的不同作用进行研究，实践性较强。但本文提出的信誉构成要素动态作用模型具体结果如何还需要通过数据来衡量，所以运用设计问卷调查、情景实验等形式进行检验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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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胜，李维安.集体声誉、可置信承诺与契约执行――以网上拍卖中的卖家商盟为例[J].经济研究，2009.6.
[3]Melnik M I，Alm J.Does a seller’s ecommerce reputation matter？ Evidence from eBay auctions[J].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2002.50.3.
[4]张维迎.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J].经济研究，2002.1.
论文摘要:一般的水利建设项目管理，为单一的层次，没有考虑到业主与承包商这一不同经济实体之间的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从业主和承包商奖罚制度来看，是一种事后控制方法，从管理理论上讲是处于早期的确定型被动管理与被动反馈控制，无法实现动态优化激励控制，亦即实现系统全面的动态控制。基于此，文章提出从动态博弈角度，研究业主与承包商之间的主从管理博弈关系，从而建立合同管理基础上的水利建设项目的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
1水利建设项目管理的基本特点
1)从整体性上看系统构成要素的复杂性与密切相关性，给系统化组织管理带来的艰难性。水利建设项目系统主要为业主管理子系统、承包商子系统、监理子系统、监督子系统、政府管理子系统等组成，但这些子系统是由不同组织单位组成，即使是一个子系统还可能是由几个单位构成的，人员组成复杂，变动大，由此给项目系统化管理带来的困难表现为:系统统一指挥管理的困难，系统计划与实施管理的困难，系统人、财、物管理的困难等。
2)存在环境的固定性决定了水利建设项目管理的社会性。水利建设项目投资相对巨大，建设完毕以后搬不走，将长期发挥作用，这就决定了他的社会胜(即主要是考虑其社会效益)，亦即投人使用后所在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效益。具体讲，必须考虑其社会性的特点是:项目必须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重点考虑;项目实施过程中给当地经济、社会和环境带来影响;质量管理成为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核心内容。WWW.133229.Com
3)建设项目系统化管理过程的一次性与科学规律性。建设项目系统化管理具有一次性的特点，不可能有完全重复的2个项目，但任何建设项目的管理，都有其科学规律性，具体表现在构成要素相同，程序与过程相同，系统化管理方法相同等。
4)从目标特点上看存在目标的不一致性与一致性的矛盾。水利建设项目的总体目标并不能代表各子系统、各单位的目标一致性，具体来说，对于建设项目的业主追求的总体目标是:投资最小、工期最短、质量最佳、早日建成投人使用以后的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等最大化;对于承包商追求的目标是:从事该项工作可给本企业带来的利润，对于建设项目本身的效益并不关心。因此，从各个参加单位来看，追求的目标具有不一致性。但由于各个承包商能够保证其目标实现的前提是建设项目的完成，即按照业主的要求在保证总体目标实现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具体企业的分目标，因此又具有追求目标的一致性。水利建设项目管理的过程本身就是目标一致性与不一致性矛盾的统一，这就需要从业主、从对策的角度出发，通过动态博弈，来建立以业主为主体的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
5)水利建设项目的多承包商特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投资巨大，工程项目管理一般采用分段管理的方式，即将工程项目分为若干段，如某一大坝、输水洞、溢洪道、厂房、机电、金属结构等工程项目。按照该方式分别进行招投标选择，就形成了一个业主单位与多个承包商之间的分段工程项目管理。各个分段工程的完成，形成了整体项目的完成。
2水利建设项目管理博弈浅析
水利建设项目管理主要涉及到两方面的局中参与人:即业主与承包商。其中建设项目业主是管理的主体，是在行动中优先进行决策的，其目标是在保证质量标准的前提下，以最小的投资、最短的工期(与计划的投资额、工期误差最少)完成建设项目的实现;其决策行动为表现在合同、监理等基础上的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但当其决策时，并不知承包商的具体决策;其具体行动受到国家政策法规、水利建设项目的具体客观规律、建设项目的具体特点(含地理位置与项目技术等)的限制;其获取的信息与承包商相比是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方式。承包商是管理的对象与客体，是在行动中处于从属的后决策，表现为根据业主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制定的决策，做出企业决策，即合理安排人力、物力与财力投人到工程项目中去，其目的是获取企业的最大利润;其行动受到业主通过合同的限制、企业具体人才物资源的约束等;其获取的信息与业主相比是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方式。
从一个具体水利建设项目来看，一般为一个项目业主，一个或多个承包商，这是一种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合作博弈。利益分配是以招投标确定的合作者、计划工期与质量技术要求、资金计划为基础，从而建立合同管理基础上的动态博弈的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
3水利建设项目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建立
.1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内容
3.1.1激励的内容
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激励的主要内容为目标激励和榜样激励。榜样激励运用传统的思想工作，评选与树立典型，科学适度的宣传，使承包商受到激励，这一方式目前广泛采用;目标激励是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计划与激励机制，使承包商努力达成与业主的计划目标一致，在完成或提前完成的前提下，予以经济上的补偿，其为激励的主要内容。实现系统的整体项目管理可控性。目标激励需要制定科学的标准，太高或太低将为激励行动产生偏差甚至是负面影响，从而导致系统整体项目管理的失控。
3.1.2约束的内容
建设项目管理约束的主要内容为压力约束、纠偏约束、协调约束。协调约束是通过沟通与协商，正确运用说服、批评、教育等手段，使承包商遵守水利建设项目管理的统一纪律、规范与系统规则，更加明确本类约束设置的目的、意义，提高约束的功能;纠偏约束为承包商一旦工作内容和进度与业主要求的内容与进度产生偏差，将受到经济上的惩罚。承包商为了实现本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将调整企业的投人，使偏差缩小到最小的程度，从而按照系统整体目标方向运行，其与系统激励相互统一构成了系统的可控性。
3.2建设项目管理激励与约束的形式
3.2.1激励的形式
建设项目管理的形式主要为合同激励、理想激励与报酬激励。其中合同为一切激励与约束的基本形式，一切激励与约束需要通过合同的形式固定下来;理想激励不体现在合同形式上的，可以通过开会表扬等方式来完成理想激励，但今应通过建立水利建设项目市场的企业信用、企业参与水利设项目的后评价等方式建立企业的档案，为承包商的资质评定和今后参与其他水利建设项目提供依据，实现理想激励的目标;报酬邀励全晦丰募体现在台同的内容上，给承包商完成相应工程量的报酬，结合约束予以经济上的奖罚。
3.2.2约束的形式
建设项目管理约束的形式为规范约束、处罚约束与风险约束。通过规范化的合同制定、监理制度与实施方式等使经济处罚与风险约束发挥作用。合同的规范与项目具体管理的规范是实现约束的依据。
3．3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主要目标
通过以上内容与形式，可以实现我们的目标：质量管理目标、资金管理目标与工期管理目标。其中水利建设项目管理的质量管理为我们项目管理的核心，这里我们把它作为约束，即不满足质量标准的工程，将一切重新施工，产生的损失完全由承包商承担；在制定资金管理与工期管理计划目标方面，通过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不断地对承包商实施激励与约束，实现资金与工期计划和实际的结果偏差最小，从而实现项目管理系统的优化控制与协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环境带给企业的深刻变化是:复杂、动态与不确定性。我国企业不仅受到经济体制转轨与经济结构转型的双重约束,还受到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浪潮的冲击,这些都使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更为凸显,同时也导致了价值转移与范式转变,由此带来了产业升级、战略变革与创新等问题。战略作为协调企业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有机系统,在企业环境发生变化时必然会提出转换或变革要求,以保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财务战略是企业战略在财务管理领域的延伸,是实现企业战略的资金支撑和关键后盾。因此,如何根据变化了的环境调整财务战略,保持其与企业战略的动态一致,是企业财务管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一、企业柔性战略观的提出
随着企业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不少学者开始关注环境、战略与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学者阿尔里奇(1979)、钱得勒(1962)、安得鲁斯(1972)和查尔德(1972)等人认为,环境是真实的,组织与环境是相互分离的,所有构成战略态势的环境要素都独立于观察者。战略制定者必须通过扫描客观存在的环境以发现机会和威胁,并找到与这一环境事实相匹配的最佳战略方案,理性的分析过程是寻求特定环境态势下最佳战略方案的关键。为了应对动态变化的外部环境,企业需要谋求战略变革和创新,原先用于制造业的柔性思想逐渐被应用到了企业管理中。柔性(Flexibility)是指能够对变革或新情况做出反应或适应的质量。安索夫首先(Ansoff,1965)将柔性思想用于企业战略管理,提出了柔性战略观点,认为企业柔性包括内部柔性和外部柔性。其中内部柔性(internal flexibility)是指组织快速适应环境要求的能力;外部柔性(external flexibility)则是指组织能动地影响环境的能力,它通过保护性(防御性)策略或开拓性(进取性)策略来减少组织的脆弱性。刘益、李垣等(2005)认为,柔性战略不仅仅是一种适应性战略,它更强调创造或利用变化。或者说,它是一种破坏旧的竞争优势并通过变化创造新的竞争优势的战略。阿克和马什卡雷尼亚什(Aaker&Mascarenhas,1984)提出了实现柔性战略的方法(如多元化、投资于未经充分利用的资产以及减少专用性承诺等)。桑切斯(Sanchez,1995)则结合资源理论和能力理论,认为柔性战略的成功实施依赖于两方面,即企业可用资源的固有柔性(如备选资源的使用范围、资源的转换成本与转换时间)以及企业运用现有资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综合各位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柔性战略观是指企业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竞争环境时,为了实现战略目标,通过运用、整合或创造内外部资源,对环境变化做出的能动性反应。理解柔性战略观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柔性战略关注环境的变化强调利用变化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而不是仅仅适应环境变化。
(二)柔性战略强调的柔性是建立在稳定性基础上的韦克(Weick,1982)指出,绝对的柔性使组织不可能保持一致性和持续性的感觉,容易导致决策混乱。范汉姆(Van Ham等,1987)强调,对于保持一致性和组织的控制能力而言,稳定性是柔性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笔者在强调运用柔性战略的同时,并不是要否定传统战略的刚性和计划性,它是刚性基础上的发展。
(三)柔性资源与能力是实现柔性战略的根本保证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企业必须有能力发现新资源并整合、配置它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以使资源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四)柔性战略依赖于企业的柔性系统企业柔性系统包括柔性的管理思想、柔性的组织和管理控制以及柔性的生产系统等,以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柔性战略观下企业财务战略思想的转变——从刚性财务转向柔性财务
财务战略是企业战略管理思想在财务管理领域的延伸和发展。传统财务战略是建立在刚性战略思想的基础上的,认为企业在理财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和制度,以保持企业理财系统的有序性和稳定性(邓明然,2005)。然而,外部环境的变化不仅使企业战略观发生了变化,也对传统的、相对静态单一的刚性财务战略思想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外部环境中持续发生的、不可预测的变化要求公司财务战略能作出快速的根本性调整;另一方面,企业财务战略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特征,需要较长的动态反应时间,而且存在着很大的因果模糊性。为解决财务战略的长期稳定性与环境变化的持续不可预测性之间的矛盾,需要实现由传统的静态思维方式向动态思维方式的转化,从传统的以计划预算为主的刚性财务向刚性基础上的柔性财务转化。许多财务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如,王化成(1992)提出了在财务管理中必须遵循弹性原则,进行了如何保持合理弹性的研究。邓明然(2005)将柔性战略观点运用到企业财务管理中,认为以适应性为主要特征的柔性同以稳定性为主要特征的刚性同时存在于企业理财系统中,理财系统的柔性是保持理财系统动态稳定性的条件。赵华等(赵华等,2006;余海宗、何浩,2003)借助企业柔性战略思维来解决财务战略问题,正式提出了柔性财务战略观。
上述研究都从不同侧面运用了柔性思想去研究财务,解决了柔性财务战略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但却未能很好地确定财务战略的研究范围并建立相应的研究体系。与传统财务战略体系一样,柔性财务战略体系也包括理财环境分析、财务战略制定和战略目标分解、财务战略实施与控制、战略实施绩效评估四个方面,但其战略思想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具体表现在:
(一)对待环境的态度转变传统财务管理强调环境的重要性,主要是从环境的适应性角度强调根据变化调整战略;而柔性背景下的财务战略更关注战略的能动性,强调根据不同的环境设计财务战略,运用企业资源和能力持续性的适应并利用环境。
(二)柔性财务战略强调战略的灵活性在传统财务战略中,战略计划是实现战略的重要环节,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主要通过不同层次的计划来实现;而柔性战略下的财务战略要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通过实行弹性预算,推行滚动计划法和实行分权式管理等手段,随时整合资源和提升能力,通过动态的博弈来实现战略。
(三)柔性战略观更注重价值链创新和价值管理,强调企业在整合利用企业内外部资源和能力的基础上,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企业的价值增值。
三、柔性财务战略的构成要素及其整合
(一)柔性财务战略及其构成要素
柔性战略观不仅改变了企业的财务战略思想,也要求对财务战略的构成要素进行调整或变革。刘益、李垣(2005)认为,为适应动态变化的环境需要,企业战略的范围必须包括竞争的各类因素,柔性战略应该包括组织柔性、资源柔性、能力柔性、生产柔性和文化柔性等五个方面。作为战略思想的具体财务体现,财务战略应保持与企业战略的动态一致性。笔者根据上述柔性战略内涵的界定标准,认为柔性财务战略的构成要素包括财务组织柔性、财务能力柔性、财务资源柔性以及财务活动柔性四个方面:
1.财务组织柔性财务组织柔性包括组织结构柔性和组织管理柔性。在柔性财务战略中,财务组织机制不仅要满足企业战略目标的要求,还要适应环境变化,以促使企业员工不断提高素质,增强企业的财务运作能力。因此,组织结构决不可能静止不变,有效的财务组织柔性来源于组织内部的要求、组织结构的弹性、组织成员对变化的适应性与组织外部的竞争状况、组织价值观和经营理念、组织氛围和群体和谐等方面。组织管理柔性是指财务组织对财务人员的管理及部门间沟通以适应变化或超前行动的管理制度、程序及方式方法所具有的灵活性。财务战略柔性的程度及其有效性集中体现在组织结构转换的高效益、高效率及组织创造性的提高上。
2.财务资源柔性财务资源柔性是指企业原有财务资源的转化能力,某种财务资源的用途越宽泛,且其转化成另一种资源的难度较小、时间较短时,该财务资源的柔性就越大。如,企业内部保持较低比例的固定资产特别是专用性资产投资,通过提高企业资产的变化能力和周转速度从而提高财务资源的柔性水平。再比如,在集群内部,通过企业与集群企业的合作关系,使用转包或接受订单等方式,借助集群的生产能力虚拟出企业的生产能力,通过资源柔性提高企业的收益水平。因此,财务资源柔性是财务战略成功实施的物质基础。
3.财务能力柔性财务能力柔性是指在变化环境下企业整合旧资源、发现新资源并有效组织财务资源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邓明然(2005)认为,柔性财务能力从低级到高级划分为: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缓冲能力是企业理财系统具有的吸收或减少环境变化对系统影响的能力;适应能力是企业理财系统具有的随环境变化而快速适应变化的能力;创新能力是企业理财系统具有的积极影响企业内外部环境的能力。作为财务资源的人是保证财务能力柔性的主体,财务能力柔性则体现了企业财务战略实施中的控制能力,是财务战略成功实施的管理能力保证。
4.财务活动柔性财务活动柔性是柔性财务战略得以实施并获取成功的依托,因为企业的财务战略柔性都是柔性组织运用柔性资源和能力,通过财务活动表现出来的。财务活动柔性一般包括柔性筹资系统、柔性投资系统和柔性的营运资金管理系统以及柔性分配系统。企业只有能筹集到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并合理地投放配置和使用资金以获取最高的投资回报,才能实现价值最大化目标。
在柔性财务战略的四大组成部分中,财务组织柔性、资源柔性和能力柔性是基础,财务活动柔性是整合前三种柔性基础上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柔性财务战略实际上是企业柔性战略在财务管理中的延伸,它以企业战略和财务环境分析为起点,通过财务活动的组织,利用并整合企业的财务资源、财务能力和财务组织应对环境变化,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与企业战略相比,柔性财务战略更多体现的是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和利用,而不是改变或制造环境。
(二)柔性财务战略各要素间的整合
一、会计准则执行机制与伦理理念连接媒介：会计信息生成行为
会计准则执行机制是确保会计准则能够按照制定者的要求，被会计准则使用者正确使用的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安排，其实质是对会计准则执行的制度约束。而会计准则执行作为一项会计信息的生产和分配活动，其实质是生成会计信息的会计行为。因此，会计准则执行机制被认为是使得会计信息生成这一会计行为遵循会计准则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由于会计行为目标是会计目标和会计行为主体动机两者互动均衡的结果，这意味着会计信息生成这一会计行为目标的实现受制于会计行为主体动机，而会计行为主体的动机会影响会计信息质量，进而对信息使用者的利益产生影响，最终会产生伦理效应。这是因为：按照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人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的结果，所有可能影响行为的因素都是经由行为意向来间接影响行为的表现。行为意向是行为动机的重要体现，它是行为主体的主观态度和周围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会计准则执行机制在会计信息生成行为中主要承担周围环境的作用，会计行为主体的主观态度是其伦理考虑的结果，两者综合作用，形成了会计行为主体的行为意向。此外，由于主观态度和周围因素还可以相互转化，周围因素累积会转化为主观态度，而主观态度在传布后，也会积累成周围因素。因此，由于周围环境和主观态度的可转化效应，无论在周围因素还是在主观态度中，均存在着伦理因素的影响，会计准则执行机制中也存在着伦理理念。
综上所述，会计准则执行机制与伦理理念之间存在着如下逻辑关系：会计准则执行是生成会计信息的一个会计行为过程，这一会计行为目标的实现受制于会计行为主体的行为意向，而该行为意向是会计行为主体主观态度和会计准则执行机制这一主要周围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主观态度和周围环境可以相互转化，伦理因素也作用于会计准则执行机制，会计准则执行机制和伦理理念通过会计行为这一媒介，二者进行了连接。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
二、会计准则执行机制构成要素
国内外学者对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构成要素有不同的见解。欧洲会计师联盟（1999）认为会计准则执行机制应包括清晰的会计准则、及时的解释和应用指南、法定审计、监管者的监督、有效的惩处。Hope（2000）认为应包括审计耗费、内部人交易法、司法效率、法律规则、股东保护。欧洲会计师联盟（2001）认为应包括：（1）自我执行：财务报告的准备；（2）财务报告的法定程序；（3）财务报告的批准；（4）机构的监督；（5）法院：诉讼与惩处；（6）公众与媒体反应。王开田（2001）认为应建立科学的会计规范实施机构、建立科学的会计管理体制、建立科学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严格的会计规范实施惩罚机制、建立执行会计规范的奖励机制。姜英兵（2004）认为应包括自我实施（信誉机制、公司治理、媒体监督）、强制实施（独立管制、司法诉讼）、制度支撑。庄智华（2005）认为应包括公司内部会计运作机制、内部公司治理机制、法定审计、法律的保证、法庭执法、机构监管系统、声誉和道德机制。刘慧凤（2007）认为应包括自动实施机制、威慑机制、监督机制、支持机制、激励机制。林钟高等（2007）认为应包括自我执行机制（包括信誉机制、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媒体监督）、第三方私人执行机制、公共强制性执行机制。陈志斌等（2007）认为应包括检查监督机制、（经济、政治、法律的）奖惩机制、信誉机制。在上述观点中，有些属于准则制定层面的（比如清晰的会计准则、及时的解释和应用指南），本文不对其予以考虑；而有的实质上是同一种构成要素的不同表述（比如信誉机制、声誉机制等）或者是要素之间存在着内容重叠（比如激励机制、奖惩机制）。综合上述观点，本文将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界定为四个构成要素：自动实施机制、检查监督机制、奖惩机制、支持机制，并从会计信息生成行为意向视角分别从伦理角度对这四个构成要素进行分析。
三、会计准则执行机制构成要素伦理思考
（一）自动实施机制的伦理思考 会计准则的自我实施主要包括会计准则对象、会计准则执行机构、内部会计运作机制和内部公司治理机制四个方面。现分别从这四个方面阐述对自我实施机制的伦理思考。
（1）会计准则对象的伦理思考。会计准则对象在执行准则的过程中有两种选择：接受或者拒绝。会计准则对象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会计准则既定目标的实现，其对会计准则的接受程度是影响会计准则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之一。不同的会计准则对象其是否认可会计准则的原因也是有所区别的，比如基于盈余管理、为了符合上市条件、实现经营的高外向度等原因，企业可能会认可会计政策选择空间比较大的会计准则，这样便于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达到特定的目的。即便是在均具有通过会计政策选择达到特定目的的动机下，不同的会计准则对象对会计准则的态度也有所差异。实证研究表明：有的会计准则对象倾向于选择规则导向型会计准则，认为在规则导向型会计准则下，更容易确定出满足管理层动机需要的、精确地临界会计数值（Kang和Lin，2011）；有的会计准则对象倾向于选择原则导向型会计准则，认为该导向型下的会计准则由于不能提供一个完善的体系以限制管理层在会计准则执行中的原则判断，更易于进行会计政策选择（W・stemann和W・stemann，2010）。可以看出，会计准则对象的态度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且具有重要的经济后果性，需要内在的伦理约束规制会计准则对象的主观态度。会计准则对象主要是企业的管理层，其在会计准则的接受范围、接受程度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最终影响企业会计准则的执行效果。
因此，会计准则对象的伦理约束主要是针对管理层而言的。管理层对会计准则的认可程度是利己动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利他动机（满足信息使用者决策需要等）博弈的结果，在这一博弈过程中，两者之间的平衡需要会计伦理的调节，管理层伦理水准的加强成为必需。管理层伦理水准的培育应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管理层会计伦理主观态度的培养。管理层应具备会计伦理精神，遵守会计伦理制度，并能长期坚持会计伦理之路。第二层次为会计伦理态度向周围因素的转化。由于主观态度和周围因素具有共构性，管理层会计伦理主观态度在经过广泛传播后，可以转化为具有广泛影响的周因素，再反馈给会计伦理主观态度。而周围因素的存在具有持续性，可长期作用于会计伦理主观态度，这样的话，管理层伦理水准的高水平维持成为可能。
（2）会计准则执行机构的伦理思考。会计准则的执行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机构和人员，健全的会计组织机构和合理的会计人员配备能保证会计准则的有效实施。由于自觉伦理意识和伦理行为需要有较高的道德素养支撑，若欲通过制度安排保证会计准则的有效执行，则尽可能压缩违背伦理的行为空间是理性选择，通过会计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会计人员的配备可以实现压缩违背伦理行为空间的目的。
其实现路径如下：首先，制约平台的搭建。为实现压缩违背伦理行为空间这一目标，应搭建可以起到制约压缩作用的平台。在进行会计机构设置和会计人员配备时，应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基于内部牵制原则，做到会计机构内部不相容职务分离。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法律的有效性受到很大的限制，基于伦理层面的自我约束成为必要的补充，而伦理自我约束具有主动性和主观性，在尽可能限制违背伦理行为空间的情况下，伦理自我约束主体坚守伦理标准的主动性和主观性将大大增强。其次，依赖路径的选择。通过健全会计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合理会计人员的配备，使得伦理自我约束主体进入坚守伦理标准这一路径，这一既定路径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强化，形成正向的路径依赖。最后，飞轮效应的实现。长期的积极的、正向的路径依赖，会形成良好的发展惯性，起到正反馈作用，通过惯性和冲力，产生飞轮效应，即不需要花费太多的额外付出，伦理坚守形成良好的循环。此外，在压缩违背伦理空间的同时，可对会计准则的直接执行者――会计人员予以必要的伦理培训，培养其正确的伦理思考方法，鼓励和引导伦理行为的产生。
（3）内部会计运作机制的伦理思考。内部会计运作机制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众多独立要素在各个方面进行着相互作用，内部会计运作主体需通过相互合作达到与内部会计运作机制的匹配。由于内部会计机制运作主体的相互合作是一个博弈的过程，重复性博弈、非完全理人的存在，均可能达成合作，但这一合作是非稳定的，很容易违约。因此，合作性伦理精神的存在则成为必需。合作性伦理精神是对内部会计机制运作主体合作行为进行引导的精神层面内核，通过协同行为的伦理约束实现会计准则的有效执行。
合作性伦理精神的培育路径如下：首先，优化组织伦理文化氛围的营造。伦理文化是伦理价值观的载体，具有协作性的特点，可以通过影响内部会计运作机制主体的心理和意识、调节各个主体的行为，增强管理者的伦理道德意识、全面提升组织成员的伦理道德素养，最终实现各个主体内部之间的基于伦理基础的相互协作。接着，具有可操作性的企业内部伦理行为准则的制定。伦理行为准则的约束性较强，使得内部会计机制主体的行为导向有伦理标准可依，并能够对其行为进行标准检验，在存在伦理违规的情况下，能够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使得每一主体记住其自身过去的状态和反馈相关的信息，达到遵守伦理约束这一确定的目标定向，起到适定性的作用效果。最后，成立伦理道德约束机构。若伦理道德约束机构作为一个正式组织存在，它将具有明确的目标、任务、结构和相应的机构、职能和成员的权责关系以及成员活动的规范，通过意愿协作、共同目标和信息沟通进行组建、运行，具有效率逻辑。作为正式组织存在的伦理道德约束机构将比依靠情感逻辑约束的非正式组织更能保证内部伦理行为准则的执行。
（4）内部公司治理机制的伦理思考。公司内部会计运作机制的有效运行，依赖于内部公司治理机制的结构设计和功能配置。我国现代内部公司治理机制中隐含一些伦理困境：董事会独立性欠缺、监督机制效用未充分发挥、内部人控制等，均为违背伦理行为的发生提供了空间。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和委托关系，在缺乏有效制度安排的情况下，人行为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产生伦理违背问题。而且，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交易事项的不确定性，使得明晰所有的特殊权力的成本过高，完全契约的拟定是不可能的，不完全契约则是必然和经常存在的，这意味着完全压缩违背伦理行为空间是不可能的。
鉴于此，伦理自我约束则应成为必要的补充。内部公司治理机制的伦理自我约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企业目标的伦理化。若在企业目标的构建中融入伦理元素，内部公司治理机制主体作为企业目标的主要践行者，可在实现企业目标的同时，实现自身的伦理约束。比如，一个以“保证顾客满意”为经营目标的企业，由于其经营目标中融有伦理元素，在实现经营目标的同时，也实现对其自身的伦理约束。第二，伦理型管理者的培养。管理者作为企业的领导者，由于“羊群效应”的存在，其行为会被其他员工效仿，伦理型管理者的培养对整个企业良好伦理氛围的创造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三，交易成本的伦理代偿。所有者与管理层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该关系的存续需要依靠交易成本而维持。由于伦理道德可以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进而对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产生影响，伦理道德可以对交易成本起到代偿作用，即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可通过伦理道德代偿交易成本实现内部公司治理机制主体的自我伦理约束。
（二）检查监督机制的伦理思考 检查监督机制的有效运行可以对会计准则执行效果进行控制，但由于会计准则职业判断空间的存在，检查监督主体和被检查监督主体会产生规则诱致性合谋；或者检查监督主体和被检查监督主体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而进行会计造假，产生违规性合谋。无论哪一种合谋，均违背伦理行为，检查监督主体独立性中的“伦理关系”独立则可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二者的合谋。所谓伦理关系独立是指检查监督主体在与被检查监督主体发生伦理冲突时，能保持伦理精神上的独立性。
伦理关系独立性的培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独立伦理人格的培养。检查监督主体的人格以伦理道德为支撑点，以内心的道德命令（义务、责任感等），驱使其遵照一定的道德准则行事。第二，会计伦理等级评价制度的构建。相比于企业内部检查监督机构，外部会计伦理评级机构在伦理精神上具有较强的对立性，将会对企业形成一种外部压力，倒逼企业遵照伦理制度。按照信号传递理论，伦理评级机构的评级信息将会对信息使用者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企业为了提升其伦理级别，将会注重其自身的伦理建设。第三，信息不对称的规避。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可能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信息披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规避这些问题。在对会计伦理信息进行规范的基础上，通过对外披露，以便于因出于自身利益保障而具有较强伦理精神独立性的会计信息使用者进行外部监督。最后，会计伦理道德鉴证服务的开展。会计伦理道德鉴证服务会提升企业的审计鉴证成本，但由于伦理道德对成本具有代偿性，即可以通过企业伦理道德的提升谋求额外收益以补偿审计鉴证成本。而且，由于开展鉴证服务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其在与企业的伦理关系上保持较高的独立性，其鉴证结果更易得到信息使用者的认可。因此，通过开展伦理鉴证服务，保证会计伦理信息披露的披露质量和认可度，从而达到规范会计信息生成行为的目的。
（三）奖惩机制的伦理思考 奖惩机制是制度发挥效率的基础，对某一特定主体的行为导向起着重要作用。奖惩制度的安排应具有合理性与公平性，否则其非但不能通过奖惩保证会计准则的有效执行，反而会由于奖惩制度的不合理与不公平催生新的伦理问题，对会计准则执行者的伦理行为产生负面影响。按照激励理论中过程学派的观点，组织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通过制定一定目标影响人们需要、激发人们行为的过程，这意味着组织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对参与主体进行目标导向的过程。鉴于此，在进行奖惩机制构建时，首先应有一个合理的激励目标――实现基于伦理要求的会计准则执行，然后根据目标实施有效的目标行为，在确定目标行为的基础上，实施有效的目标导向行为。按照目标导向理论，目标导向行为和目标行为应交替运用，当一个目标实现后，应适时地提出新的更高的目标，以便进入一个新的目标导向过程，从而使动机强度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使人保持一种积极的状态。这样，奖惩机制才能实现其预期的激励作用。因此，奖惩机制的激励效应应具备一定的层次性和递进性，通过层级目标的递进性实现，使得会计准则得以有效执行的动机强度得以高水平维持，实现对会计准则执行主体的内部行为引导，使其朝着预期伦理价值的方向运行。此外，奖惩机制的构建，使得伦理行为具有了成本收益的量度，积极伦理行为是否得以产生，主要取决于某一特定伦理行为的收益与成本的衡量，若收益大于成本时，伦理行为将朝着正面的方向前进，使得伦理价值得以充分体现。
（四）支持机制的伦理思考 由于会计准则本身的自我不可执行性，其需要附加一种额外的执行机制（姜英兵、严婷，2012），即会计准则执行机制。在对会计准则执行进行制度安排时，支持制度的安排成为其他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必要补充。由于伦理环境的营造是对会计准则执行影响范围最大的管理行为，且会计准则执行的主体主要是管理层和会计人员，因此，伦理管理的重心应集中在人力资源管理，以通过人力资源的伦理管理实现良好伦理环境的营造。
在构建相关的以人力资源伦理管理为核心的支撑机制时，应基于伦理角度进行架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参与。利益相关者均在制度制定中具有话语权，这样可通过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制约达到伦理的最佳均衡，避免制度因伦理失衡而导致其缺乏科学性和可行性。第二，制度的适时更新。若支持制度更新缓慢，会造成制度与现实脱节，导致伦理的失衡，应及时对制度进行更新，适时约束各利益方，保证会计准则的有效实施。第三，支持制度的全面性建设。构建全面系统的支持制度，最大限度的限制非伦理行为的空间，尽可能将会计行为均置于法律法规或职业道德准则之间的约束之下。第四，制度定位的战略性。由于支持机制作用的广泛性与长期性，支持制度应立足于战略层面进行设计。通过制定具有支持性的伦理战略制度，使其得以有效实施并予以评价，以保证对会计信息生成行为约束的有效性和长期性。
会计准则执行机制是保证会计准则有效实施的制度安排，在进行相关制度安排时，应将伦理思想融入其中，这样才能更有效的保证会计准则的有效实施，有效避免因伦理层面的原因而导致的会计准则不能得以有效实施。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基于数据挖掘的计量改进和因素分析》（编号：71272241），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企业会计准则执行机制框架的构建研究》（编号：2014-zd-060）和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青年科研基金项目《品牌会计研究》（编号：2014011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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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手机电视 合作竞争 商业模式 中国移动多媒体广播（CMMB）
手机电视是指利用数字地面广播网络或卫星广播网络或移动网络，在具有特定操作系统和视频功能的手机、PDA、MP4和GPS等手持终端上观看视频节目的服务。中国目前业内对手机电视通常称为手机电视或移动多媒体广播。
手机电视业务作为移动商务的重要增值业务，是广播电视、电信和互联网三网融合的产物。广电把手机电视作为扩大其受众范围的新传播媒介，电信运营商则把手机电视看做在移动市场的新价值增长点。
目前，我国的手机电视发展还面临许多问题，具体有：监管政策不明朗、技术标准不统一、价值链的内容提供环节发展不成熟、手机终端不普及、尚未形成合作共赢的商业模式等诸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广电和电信的合作竞争问题。手机电视业务实现方式的多样化、网络融合和跨行业的特性，决定了基于三网融合的竞争与合作是手机电视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为研究手机电视的商业模式，本文通过问卷的形式调查了以中国移动为代表的电信运营商、以中广移动公司为代表的广电运营商和以省级电台电视台为代表的内容提供商的管理人员，以此为基础总结出我国手机电视合作竞争模型，并以CMMB为案例对商业模式进行分析。
手机电视的合作竞争
合作竞争（Co-opetition）是由纳尔巴夫（Nalebuff）和布兰登伯格（A.M.Brandenburger）（1996）首次提出并用来描述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独特现象。合作竞争是有别于合作和竞争的一种博弈关系，合作的目的是竞争，而竞争以合作为主要方式。它通过合作创造价值，通过竞争分配价值，在合作竞争中培育自己的价值创造能力，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体系。合作竞争思想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国外学者对合作竞争的应用做了一些研究。Yadong Luo（2007）按照强度把合作竞争分为四类，并用此框架分析了跨国公司的合作竞争。
对手机电视来说，基于三网融合的合作竞争是手机电视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网络融合使原先纵向一体化的市场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形成了以内容、包装、传输、处理(操作)与终端为内容的横向市场结构。横向市场结构形成新的价值链，重新塑造了交叉竞争、竞争合作的格局。
根据合作和竞争的程度，建立了手机电视的合作竞争模型，具体可以分为四种模式，分别是单独模式、合作模式、竞争模式、竞合对等模式。
竞争模式：广电和电信双方发展各自模式的手机电视，并争夺相同的手机电视用户市场，双方保持较低的合作水平和较高的竞争水平。其特征是双方为提高利润，搜集对方的情报，发现各自的利基市场，进行市场重新定位。竞争模式的优势是有利于手机电视细分市场，减少市场垄断，提高服务水平；劣势是不能发挥双方的资源优势，增加服务成本。
竞合对等模式：广电和电信双方保持较高的合作水平和较高的竞争水平，其特点是双方发展各自模式的手机电视，同时在对方价值链的某些领域展开合作。竞合对等模式是通过构建松散耦合组织来实现的，如战略联盟、业务外包、虚拟企业等，双方通过高合作和高竞争，形成“双寡头”和战略平衡。
单独模式：即广电运营商和移动运营商各自运营自己的手机电视，双方的合作和竞争都处于较低的水平，其特点是，广电和电信对各自的价值链进行垂直整合，在各自的领域进行规模扩张。对于广电来说，广电部门单独运营广播式手机电视，价值链垂直整合，涵盖了从内容提供、内容集成和运营的所有环节，内容免费提供给用户，依靠广告费盈利。其优势是业务质量有保障，实现难度低；劣势是无用户互动，用户无法认证，商业模式单一。对于移动运营商来说，移动运营商单独运营基于MBMS的手机电视。其优势是电信运营商有完善的产业链和用户资源，新业务开发和市场能力强，实现难度低；劣势是手机电视业务质量差，占用网络资源多，在3G环境下，不适合发展大规模用户。
合作模式：即广电和移动通过资源互补，共同运营手机电视，双方保持较高的合作水平和较低的竞争水平。广电负责内容提供、集成和传输发射，电信负责用户鉴权和互动信息。合作模式的优势是提高了服务质量和系统效率，贴近目标用户，收入来源多样，商业模式丰富；劣势是商业模式复杂，合作竞争的成本较高，监管和协调的难度大。
合作模式是手机电视商业模式未来的主导模式。目前，国家广电总局和中国移动合作运营的CMMB手机电视即属于合作模式。CMMB的商业模式见图2。
国外学者对商业模式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1）商业模式的定义研究；（2）商业模式的体系和构成要素研究；（3）对商业模式进行分类的研究；（4）商业模式的评估研究；（5）商业模式创新变革研究。一些学者对商业模式的体系和构成要素做了深入的研究。Reuver & Haaker（2009）认为商业模式的设计应该从服务、技术、组织和财务等四个维度进行设计。综合国内外学者对商业模式和手机电视的研究成果，可以把手机电视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归为四类，分别是组织模式、技术模式、服务模式和财务模式。
组织模式：即明确业务范围和核心竞争力，对手机电视价值网的角色的分解、对新的服务提供者开放价值网、对价值网中活动的治理等。
广电和电信的网络融合带来了各自价值链的相互融合，并演化为统一的价值网；价值链的演化又带来了各自商业模式的变迁。价值网是由Mercer顾问公司的Adrian Slywotzky在其《Profit Zone》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价值网以用户为中心进行价值创造，围绕用户价值重构广电和电信原有的价值链，使其各个环节、不同的主体按照整体价值最优的原则融合，从而将传统的链形管理转化为网络状管理。
手机电视价值网，则以用户为中心，从内到外，依次包括电信和广电运营商、内容提供商、内容集成商、芯片提供商、软件提供商、基础设施提供商、终端制造商、行业标准制定者、广告商、政府监管部门、第三方支付机构等诸多参与者。模型中箭头的指向表示价值创造和传递的方向，各参与者由外向内，逐层靠近用户，最终将各种服务内容传递到用户的手中，实现其价值。手机电视价值网模型如图3所示。
技术模式。技术模式即集成广电和移动运营商的技术平台，提供安全保障，服务于发展战略。手机电视的技术实现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利用移动网络实现，二是利用卫星广播的方式，三是基于数字广播网的方式。包括韩国的DMB和国家广电总局推出的CMMB标准，这种模式被认为是手机电视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
CMMB采用卫星和地面网络相结合的“天地一体、星网结合、统一标准、全国漫游”方式，实现全国范围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信号覆盖。CMMB利用大功率S波段卫星覆盖全国100%国土、利用S/U波段增补转发器覆盖卫星信号盲区、利用中国移动等电信运营商的无线通信网络构建回传信道，实现交互，形成单向广播与双向互动结合、中央和地方结合的全程全网、无缝覆盖系统。
服务模式。服务模式即对用户价值主张的描述和目标市场的选择，包括定义增值要素、聚焦目标用户、让消费者在服务中产生信任等。
互动性(interactivity)和用户参与度(User involvement)是划分手机电视各项服务的主要标准。手机电视的大部分服务内容是通过广播网络，以点到面的方式传送到用户终端，而互动服务则是通过点到点的通道（如UMTS、GPRS、SMS）回传过来。手机电视运营商依据回传通道的不同选择，可以提供从低互动性到高互动性的不同服务设计。
按照这个标准，手机电视的服务可以分为无互动性、低互动性和高互动性等三类，具体如下：（1）广播电视直播节目，是现有广播电视的延伸与补充，使用户可以随时随地看电视、听广播，属于无互动；（2）数据广播推送业务，是一种为用户定时推送定制内容的服务，通过广播通道推送定制内容到CMMB终端，包括音视频推送和图文推送；（3）互动业务，包括节目评论、有奖竞猜、互动欧系、互动购物等，属于高互动；（4）智能交通诱导业务，通过广播方式实现智能交通诱导功能，属于低互动；（5）实时股票财经业务，通过实时股票信息数据以广播方式推送到CMMB终端，用户可以对股市数据进行详细的分析，属于低互动。
财务模式。财务模式即明确合作者之间的责任和回报，手机电视的财务模式包括定价模式(price model)、成本模式(cost model)和盈利模式(profit model)等三部分。（1）定价模式：对手机电视的服务内容进行打包，并制定不同的定价策略。基本的定价模式包括依靠广告收入的免费模式、包月模式、按不同用户收费等三种。对手机电视来说，由于无线模拟电视和广播的长期免费模式以及手机电视服务内容的匮乏，在用户中推广收费模式是个挑战。（2）成本模式：手机电视价值网中的参与者分摊成本的方式。手机电视的成本包括三部分：一是终端设备成本，主要涉及用户和运营商之间的分摊方式；二是基础设施成本，主要涉及电信和广电两个运营商的分摊；三是内容生产和服务产品的成本。（3）盈利模式：产生的利润如何在价值网中分配的问题。这个结果取决于内容提供商、广电运营商和移动运营商三者的利益博弈。
结论和展望
目前，我国广电行业正面临产业化变革，电信也正在经历战略转型，手机电视作为广电和电信两个产业融合的标志性产物，自然成为双方运营商必争的核心业务，也成为国家三网融合战略的重要切入点。手机电视的网络融合和跨行业特性，决定了其合作竞争的复杂性。手机电视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在两大行业的合作竞争和博弈中找到适合的商业模式。因此，立足于这一大背景，对手机电视的商业模式进行进一步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0GXW001；国家自科基金重点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7073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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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供应链；质量管理；供应链质量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3.7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Supply chain based quality manage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enterprise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traditional quality management is a single enterprise's point of view， lack of a supply chain perspective and system's attention.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given a lot of research on supply chain quality management. Aim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supply chain quality management mechanism， the connotation and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supply chain quality management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y chain quality management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were analyzed. At last， put forward some further research prospects.
Key words： supply chain； quality management； supply chain quality management
世界著名质量管理大师朱兰曾说过：“21世纪是质量的世纪”。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又指出：“21世纪的竞争不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之间的竞争”。由此可见，质量与供应链成为了21世纪企业管理的主题，质量管理与供应链管理相结合，是当前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提高绩效的重要途径。本文就供应链质量管理的内涵及构成要素，供应链质量管理与绩效的关系进行梳理，探究供应链质量的形成机理。
1 供应链质量管理内涵及构成要素
1.1 供应链质量管理内涵
质量管理经历了质量检验、统计质量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三个阶段，供应链质量管理是全面质量管理的深化和发展。到目前为止，对供应链质量管理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一般认为，供应链质量管理是指对供应链各个环节的质量管理，由单一企业质量管理模式转变为多企业协同的质量管理模式。Kuei & Madu（2001）定义的供应链质量管理（SCQM）：SCQM=SC+Q+M，SC=一个生产-配送网络，Q=准确、快速地提供顾客满意的产品，M=保证供应链中的产品质量以及获得顾客信任[1]。Robinson和Malhotra（2005）将供应链质量管理定义为：通过对包括供应链里所有成员的业务流程进行正式的协调和整合，来测量、分析和持续改进产品、服务和流程质量，以获得中间及最终客户满意和创造价值的流程[2]。Foster（2008）则将供应链质量管理定义为一种系统的方法，通过联系供应商和顾客，利用上下游创造的机会来改进绩效[3]。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对供应链质量管理进行了研究，比如，麻书城和唐晓青（2001）将其定义为：对分布在整个供应链范围内的产品质量的产生、形成和实现过程进行管理，从而实现供应链环境下产品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4]。顾力刚等（2007）认为，基于供应链的运营模式使质量管理活动转变为以核心企业为主导的多企业的协同过程[5]。
供应链具有不确定性、复杂性、动态性、博弈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供应链质量管理的内涵会随着供应链及其它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全球化、顾客需求个性化、定制化、信息网络化、大数据等环境下，供应链质量管理会呈现出新的特点，需要我们基于最终顾客的需求、全球化的视角、战略的高度重新审视供应链质量管理。
1.2 供应链质量管理的关键要素
供应链质量管理是一个最终顾客导向的、面向整个供应链的系统，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关键构成要素。现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供应商的质量管理（具体地，侧重于供应商的选择和评价）、企业内部质量管理和分销商质量管理，基本上是传统质量管理的简单延伸，缺乏从供应链整体视角的、系统的关注。
很多学者对质量管理的关键要素进行了分析研究。通常涉及到：高层领导、培训、标杆学习、产品/服务设计、供应商质量管理、过程管理、质量数据与报告、统计过程控制方法的使用、员工间相互的关系、与客户的关系、授权等等。Powell（1995）提出了全面质量管理的6个关键影响因素：领导、测量分析和改进、战略、资源、顾客与市场、过程管理[6]。Evans和Dean（2000）认为，虽然企业的商业模式多种多样，质量管理也有许多不同的方法，但是他们大部分都由一些共同的基本要素构成：客户关注、战略计划和领导、持续改进和学习以及激励和团队合作。此外，Mehra等（2001）认为质量管理的要素很多，可以归结为5类：人力资源关注、管理结构、质量工具、供应商支持和以客户为中心[7]。Ashok 和Kumar等人（2002）在对制造业进行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质量管理构成要素框架，包括8个关键要素：质量战略、组织学习、顾客满意、员工授权、质量成本体系、解决问题的方法、持续改进和质量测量[8]。Robinson & Malhotra（2005）提出质量管理要素包括产品的一致性、质量控制和分析、组织文化、卓越经营、客户满意度、绩效测量和对上述要素的整合过程。
在供应链环境下，影响质量管理的要素更多，更为复杂，不仅要考虑单个节点企业内部、供应链整体的影响，还要考虑供应链节点之间接口的影响，以及供应链外部的影响。在全球供应链环境下，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差异、供应链安全与风险等成为供应链质量管理的重要要素。
在供应链质量管理中，学者们对供应链上游环节的质量管理给予了较多关注，认为强化供应商的选择与评价，加强供应商关系管理，有利于提升供应链质量。比如，Kannan（1998）等人重点强调了供应方评价、供应商参与和分散采购的重要作用，可以通过它们来提高整个供应链的质量[9]。Kraus（1998）等人认为应从质量、发货、成本、适应性和创新5个因素出发对供应商进行选择[10]。Kuei & Madu（2001）提出了3个供应链成功的要素：供应商关系、IT驱动变革和以顾客为中心。Foster（2008）提出供应链质量管理的关键要素包括7大类：客户关注、质量实践、供应商关系、领导力、人力资源实践、经营业绩和安全性[3]。国内学者吴绮、许统邦（2001）认为核心企业不仅要对自身的产品设计、制造过程进行质量管理，而且还要对供应商、分销商和零售商等进行质量管理，从而做到对产品/服务形成的全过程进行严格的质量管理与控制[11]。龙勇、李军锋（2002）将质量管理的活动分为基础活动和核心活动，基础活动分为高层领导、员工管理、与供应商的关系、客户关系管理4个方面，而核心活动分为过程管理与统计控制2个方面[12]。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虽然对供应链质量管理的关注延伸到了供应链，提出了一些供应链质量管理的基本要素，但仍然缺乏一个系统的框架，没有提出一个能够反映供应链本质的质量管理关键要素。值得关注的是，供应链质量管理的边界在哪里？一个典型的供应链是由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和顾客等节点组成，约定了供应链管理的基本边界。但是，有的企业供应链管理边界延伸到供应商的供应商甚至更上游的供应商。不仅如此，供应链除了连接上下游企业外，还可能关联不同行业，具有特定地域的空间分布网络。
2 供应链质量与绩效的关系
加强供应链质量管理，是否有利于提高企业及整个供应链的绩效，这是学者和企业家都十分关心的课题。已有大量实证研究探索了质量管理与绩效的关系。Adam（1994）研究发现：质量改进与生产力提高对于质量、运营、财务绩效有着最大的影响。Adam等人（1997）在3个地区（亚洲、欧洲、北美）对质量管理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3个地区有着相似的规律，某个地区最重要的质量要素在其它地区也是最重要的[13]。Forker等人（1997）研究发现，培训、质量数据、供应商质量管理、质量部门的角色、产品设计和制造等5个要素影响供应链绩效。Tracey（1998）认为提高企业绩效需持续改善供应商运输、交货时间和内部元件质量，研究结论证明，质量管理、供应商参与与企业绩效之间有因果关系。Kannan等人（1998）认为企业为了提高其运营绩效，就必须重视供应商参与、供应商选择和分散采购的作用，通过强化这些因素来确保供应链的质量。Kuei & Madu（2001）在台湾开展了研究，指出企业的组织绩效会因为下列与质量有关的因素有所差异：过程管理、供应商选择和针对统计方法的培训，可以通过供应链质量管理提升组织绩效[14]。ChinhoLin（2005）等人对供应链质量管理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香港和台湾的数据分析结论是一致的，质量管理和供应商的选择及参与的相关度都很高，质量管理对于企业的经营结果、顾客满意度水平有明显的影响[15]。
国内学者张翠华、杨佰强（2006）分析了供应链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提出了用协调管理和协同管理的管理模式来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使企业取得更好的运作绩效[16]。姜玉满、陈要立（2008）从将卓越绩效模式的11个核心价值观和供应链的关键要求结合起来，研究了卓越绩效模式在供应链质量管理中的应用问题[17]。姜鹏等人（2009）总结和发展了不同类型的质量管理实践与质量绩效、创新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的影响模式，实证研究表明：质量管理基础实践、质量管理核心实践和质量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完全中介效应模式，质量管理核心实践作为中介变量，调节质量管理基础实践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
系[18]。李全喜等（2012）对供应链组织关系对质量绩效的影响、许德惠等（2013）对中国制造企业供应链运作风险对企业竞争能力与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等等，相关研究很多[18-19]。
大量的实证研究都表明，供应链质量管理的相关要素对企业及供应链绩效有显著影响，但到底哪些要素才是影响绩效的关键要素，影响的路径和机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3 结论与研究展望
供应链质量管理并不是供应链管理与质量管理的简单叠加，而是作为一个系统，有其特定的内涵与关键要素。不同的企业供应链，质量管理的关键要素也是不同的，而且，这些要素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供应链质量管理体系，共同影响供应链质量与绩效。前文对供应链质量管理的内涵及要素、供应链质量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综述和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有关供应链质量管理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首先，还有一些供应链质量管理要素没有得到关注。比如，供应链信息质量，决定了对最终顾客需求的准确把握，也影响供应链过程的可视性和可追踪性；供应链过程质量的可控性，是供应链质量管理最关键的要素和最大难题；供应链安全与风险，则与质量紧密相关，供应链安全不仅包括供应链资产的安全，还包括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安全，是为了防止意外事故、天灾及社会政治的行动。所以，需要防止供应链的各种风险，特别是中断风险，需要建立供应链质量安全的风险预警、干预及应急机制。
其次，对供应链质量管理与绩效关系的研究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因为供应链质量管理的要素很多，企业有很多供应链战略选择，供应链也有不同的边界，在各种不同的情景下，供应链质量管理的诸多要素对企业绩效、供应链整体绩效等的影响机制是十分复杂的，涉及很多中间变量、控制变量。研究的方法包括规范研究、实证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定量的模型研究等，通过研究，找寻提高供应链质量与绩效的方法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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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从一般企业合作问题的角度出发，在对创新网络中企业合作内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促进目前网络内企业合作的策略，以期为我国创新网络的建立和企业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在国外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引导下，从1985年起，我国也在深圳、北京等地相继建立了各种经济开发区，随后我国也出现了许多科技园、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特色工业园等形式的企业聚集现象。这些科技园区都是在政府驱动、企业地域化聚集、专业化经营、市场化联动的思路下建立起来的，主要表现为大量企业在区域内的聚集和区域资源优势的发挥。
从国外发达国家的创新网络构建来看，企业的聚集活动只是创新网络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企业与中介机构、政府、大学之间的交互关系，才是网络发挥其功能、保持创新动力，进而保持企业和地区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
但是，纵观我国各地创新网络的发展，尽管大量的企业在空间地理上实现了集聚，但由于这些创新网络或称科技园区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大多是由政府出面规划建立，所以企业间、企业与研究机构及大学等主体合作相对较少，或者合作效果不好，合作关系不稳定，致使创新网络的协同效应、企业的交互作用较弱。因此，本文从一般企业合作问题的角度出发，在对创新网络中企业合作的内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促进目前网络内企业合作的对策。
基于创新网络的企业合作
（一）区域创新网络内涵
区域创新网络（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RIS）的概念在理论上并没有严格的限定，英国卡迪大学的库克(Cooke)教授对创新网络进行了较早和较全面的理论及实证研究。他认为区域创新系统（创新网络）主要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而这种体系支持并产生创新。
其他学者如Dloreux等也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创新网络的概念。Cooke比较明确地指出了区域创新网络的地域性和网络性特征，而Doloreux则把主体要素和主体间互动形成的网络关系等量齐观，既重视创新主体的多元性，又注重创新的网络性。尽管视角不同，但是所有的定义都是建立在对创新系统和区域科学两方面内容归纳的基础上，前者重视技术经济的演化过程，后者则关注创新产生的社会、制度环境。
Sternberg等人认为创新网络具有协同特征，即创新网络中不同的创新参与者共同参与创新的相关活动，网络的整体创新能力会大于个体创新能力之和。Freeman指出创新网络构架的主要联结机制是企业间的创新合作关系。
20世纪90年代末，创新网络的概念引入我国，结合国内区域创新的实践，不少学者也提出了对此概念的不同解释。如冯之浚在《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与政策》一书中认为，创新网络是指由某一地区内的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和地方政府构成的创新系统；是创造、储备和转让知识、技能和新产品的相互作用的网络系统；盖文启、王缉慈则指出从狭义上说创新网络是企业有选择性的与其他企业或机构所形成的持久的稳定关系等。总之，我国学者在定义中多是从结构分析的角度入手，强调体系中的构成要素，但忽视了要素间的互动、协同，忽视了创新的过程。 综上可以得出创新网络的概念至少应包括以下基本内涵：具有一定的地域空间范围和开放的边界；以生产企业、研究与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地方政府机构和服务机构为创新网络的主要单元；不同创新单元之间通过关联，构成创新网络的组织结构和空间结构；创新单元通过创新（组织和空间）结构自身组织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实现创新功能，并对区域社会、经济、生态产生影响；通过与环境的作用和网络自身组织作用维持创新的运行和实现创新的持续发展。
（二）企业合作行为的本质与特征
较早对企业合作进行研究的是科斯（Coase），他认为合作是企业在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管理成本之间博弈的结果，这为人们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企业之间的合作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Parkhe认为企业间的合作是指相关企业间长期的合作安排，通常以联盟组织的形式出现，企业可以通过利用联盟组织的资源或管理结构等来实现自身的目标,他强调企业合作的共性。Steven则从动态角度把企业间的合作看成是合作双方相互作用的一种连续性的循环。
Brandernburger和Nalebuff首次提出了合作竞争的（coopetition）概念。企业间合作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矛盾就是合作双方在合作的同时，还常常伴随着彼此的相互竞争。尽管合作的企业双方具有共同目标，但仍有利益不一致之处，企业为了能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就有可能采取投机行为，故意减少合作努力或信息的限制来满足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合作伙伴的选择、合同的签订、确立适当的管理模式以及谨慎合作来避免机会主义的发生就非常重要，而信任则是确保企业间有效合作最重要的前提。
在解释企业间合作的驱动因素上，学者们从交易成本理论（Coase和Williamson）、基于资源观点理论、专业化分工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以及规模经济理论等多种理论观点来解释为什么企业之间会寻求合作。目前，我国学者大都围绕着国外交易成本理论对企业合作动因展开探讨，同时有规模经济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专业化分工等理论流派。在此基础上，延伸出企业资源和能力理论、战略选择、理论、学习理论与制度理论等多种理论。
在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的过程中，分析企业间的合作过程，设计有效的合作方式，并加强对合作关系实施过程的管理和控制是建立合作关系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我国学者主要运用博弈论和委托理论来分析该问题。
国内王永平等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企业合作竞争的动态过程，结果发现，该系统的演化方向与博弈双方的支付矩阵相关，并受到系统初始状态的影响。另外，合作产生的超额利润、双方因合作所投入的初始成本以及其贴现因子是影响供应链合作竞争关系演变的重要参数。只有遵从合作利益的极大化，建立良好的合作环境以及坚持长远的观点，企业才能建立和保持稳健的合作伙伴关系，达到双赢的境界。
刘松先则从战略联盟的角度对联盟内各企业成员间的合作进行了博弈分析，得出建立合作博弈关系的六个约束条件，特别强调博弈必须是无限次重复博弈才有合作的可能，在合作中有效信息沟通和信任关系的建立是合作稳定而长久的前提。
冯春花把企业合作看成是委托关系，她认为企业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基于此基础去与其他企业合作，所以企业之间是通过一种协商机制来谋求共赢的目标，而能力较强居于主导地位的一方为委托方，能力较弱的一方则为方。委托方要设计一种合作方式使对方在合作中能积极参与，双方必须通过协商或者讨价还价最终形成一种使双方都满意的合作方案，从而双方的利益能互相均衡。该委托模型有时候不存在最优解，只有次优解。从动态博弈的角度来看，企业间的合作带有不确定性，合作水平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企业间的合作不应该追求合作的最优解，而应寻求合作的动态均衡。
（三）基于创新网络的企业合作内涵
在我国，很多学者围绕着企业合作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王辑慈等人对高新技术开发区内企业的根植性和区域创新环境进行了分析，认为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企业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通过企业在本地的植根和结网所形成的地方集聚可以使企业构筑起交流和合作系统，从而增强区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企业在本地之间合作越频繁越有利于营造当地的创新环境。
贾若祥在《企业合作与区域经济发展》一书中详细研究了不同企业合作模式以及跨区域合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重点提到了企业间研发合作不仅直接关系到企业运营，而且由于研发技术的外溢性，可以给相关毗邻企业带来收益，促进地区创新网络形成，增强企业开拓市场的能力。他认为企业合作的“涓滴效应”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推进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网络化，而企业跨区域的合作则促进了区域生产要素的区域间流动。
可见在创新网络中企业的合作行为是保持创新网络的活力，发挥网络优势，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创新网络中，与一般企业的合作问题相比，企业的合作对象更多样化，合作会更频繁，而且环境对其合作的影响更大。
因此，在借鉴国内外创新网络与企业合作的研究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基于创新网络的企业合作概念。即在创新网络内部，企业之间、企业与各种机构、大学之间进行的包括合作生产、合作研发、人才交流在内的各种以创新为目的的活动，目的在于整合网络资源，追求知识共享及风险分担，实现企业与网络的创新功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促进创新网络中企业合作的建议
在创新网络的建设中，鼓励诚信合作的经营理念，塑造诚信合作的网络文化。通常企业在合作伊始会签订正式的契约协议，通过协议来约束双方，～旦发现合作伙伴有投机行为发生，可以要求对方赔偿。但在现实中，由于合作的努力程度是一个定性的判断，要将它转化为定量的判断标准在操作上还有一定的难度，加上违约赔偿的履行也很难，尤其是在创新网络的发展初期，各种服务机构及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形下，协议的实施就更加困难。因此，协议的约束力度不足决定了某些情况下合作是不可能得到充分执行的。因此从制度层面，政府或企业协会等部门要重视网络中企业的信用体系建设，可以尝试以企业合作的结果及双方的评价为依据建立企业的诚信档案，公布企业的诚信纪录：对合作行为进行鼓励，从而促进网络诚信文化的建设，以降低合作中的交易成本，促进合作关系的稳定性。
【关键词】 企业估值；行业竞争；产业博弈；战略投资
1 经典估值方法
1.1现金流量折现法
现金流折现法理论基础是，企业的价值等于其未来全部现金流的现值总和。计算方法是将企业每期自由现金流折现后加总。再根据企业自由现金流的锚定标的，可将贴现法分为红利贴现法、股权自由现金流量贴现法、公司自由现金流量贴现法、EVA贴现法。每种方法又可分为固定增长模型、二段增长模型、多段增长模型。
现金流折现法拥有比其他常用评价模型更为完整的模型分类，是框架最严谨但相对较复杂的评价模型。需要的信息量更多，评价角度更全面，预测时间较长，考虑变量多，能够提供适当思考。
但该法存在的主要缺点如下。
（1）需耗费较长时间，须对公司营运情形与产业特性有深入了解。
（2）虽然DCF是考察公司未来获利、成长与风险的完整评价模型，但数据估算具有高度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3） DCF为比较复杂的模型，可能因数据估算不易而无法采用，即使勉强进行估算，错误数据套入完美模型，也无法得正确结果。
（4）敏感性比较强，输入值的小变化将导致输出值的大变化。
适用该法进行估值的公司需具备如下条件。
（1）目标公司现金流为正；
（2）根据目标公司提供的、或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有效资料，能够比较可靠地预计目标公司未来现金流发生的状况；
（3）针对目标公司，能够恰当地测算折现率。
不适用该法进行估值的公司。
（1）财务状况极度恶化的公司；
（2）拥有有重要价值专利或重大核心技术的公司；
（3）正在进行重组的公司；
（4）业务经营不连续，业绩缺乏可比性的公司等。
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经济改革正在推经，导致中国企业生死存亡瞬息万变，经济企业数据可得性与权威性较差，两个缺点在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中表现尤为明显。因此，经典估值理论中的复杂模型难以适用，即需要对现金流量和折现率进行准确估算和预测的DCF方法难以使用，需要严格假设前提及精确参数估计的期权定价模型也难以使用。于是，在实践中，资产评估法和相对估值法成了最常用的估值方法。
1.2资产评估法
资产评估法的假设前提是，企业由一系列彼此独立的单项资产集合而成，公司价值取决于公司构成要素资产的评估价值之和。
该法从构成企业整体资产的各要素资产重建角度来考察企业的价值。
适用范围，一是企业各资产的整体性较差，企业整体获利能力较低，企业收益水平不高或企业收益难以预测的公司；二是企业所投入要素资产的重置成本能准确计量。
用资产评估法估值，关键是选择合适的资产评估价值标准。根据不同计算标准，可把目标公司净资产分为净资产账面价值、调整账面价值、重置价值和清算价值。
1.2.1资产评估法的优点
（1）计算简便、直观易懂，适用于非持续经营下的目标企业价值评估；
（2）着眼于企业的历史和现状，不确定因素少，当企业价值主要由各项资源组成时，尤其适用；
（3）方法操作简单，资料比较可靠，人为干扰因素少，且评估结果可具体到各项资产和负债的明细项目上，便于会计帐务处理。
1.2.2资产评估法的缺点
（1）以企业拥有的单项资产为出发点，忽视整体获利能力；
（2）不能反映企业未来获利能力，当企业获利能力很强时，该方法的评估结果误差较大。
资产评估法在中国运用较多较广的领域是国有企业估值，投资机构常以不低于净资产的价格投资。此法相对规范，操作容易。但正如前所述，资产评估法假设企业是由一系列独立的要素资产相加而得，较少考虑到企业整体性，因此往往忽略通货膨胀、过时贬值、组织资本等因素，导致评估结果偏离企业的实际价值。
1.3相对估值法
相对估价法的理论基础是，相似的资产应具有相似的价值。这种估值方法的假设前提是市场完备有效。只有在此前提下，可比资产的市场公允价值才会等于或接近其内在价值。
相对估价法的关键点，一是确定合理的比率，二是选择合适的可比公司。
其中比率的选择要充分体现影响企业资产价值的最关键因素，而且比率中的规模控制变量必须是可观测的。可用于相对估价法的比率很多，如市盈率法、估价/每股经营性净现金流量、市净率、市销率、托宾Q等，具体使用哪种方法，与目标公司所处行业属性，所用经营模式等因素相关。
相对估价法直观易懂，不需要太深专业知识，计算简单。在市场是完备有效假设前提下，只要可比公司选择得当，再选用适当的比率对目标企业估值，结果常常比较理想。
然而，正是由于相对估价法采用单一比率的方法进行估算，该单一比率暗含所有信息，一旦所隐含假设条件不成立，相对估价法就易得出错误结论。
随着股权投资蓬勃发展，为了竞争需要，投资方往往采用更简单的相对估价法。且主要采取市盈率法估价，此法在当下相当流行，可以说是当前中国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在投资中的首选估值方法。
市盈率相对估值法有其独特优点，便于使用，便于快速做出判断决策。在抢项目资源的大背景下，流行该法顺理成章。但市盈率法等相对估价法在当前中国股权投资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单一的市盈率估值法，使投资人在竞争中一味调高估值，PE由2005年的五倍，上升至最高十多倍。也正由于项目争夺激烈，估值法单一，目标企业漫天要价，投资收益减小。
第二，中国产业结构瞬息万变，相对估价法没有考虑产业变迁后企业是否能生存，也很少考虑企业与竞争对手间的博弈关系，这意味着投资隐含高风险，而高风险在市盈率中难以体现。
第三，相对估值法所需数据测算比较粗放。比率选择上，多数情况下选择市盈率和市净率两种，较少考虑其他相对估值法；可比公司选择上，往往仅选取同行业平均估价水平作比较，更不会对可比公司、目标公司详细测算；最后，目标公司财务数据测算粗放，大多简单采用当前利润指标，大致估算增长率。
2 中国企业估值的经济环境和假设前提
经典估值方法难以适用中国企业估值的根源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稳定。因此产生于西方稳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背景下的经典估值理论，在中国应用水土不服。在中国投资需要更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和产业发展状况的估值方法。
2.1经济环境
中国经济的大环境是高速发展和结构转型。
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企业作为微观主体，既能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增长效应，也受到新兴同行企业冲击。因此，企业某段时间发展速度很快，某段时期发展很慢，甚至破产。
在经济结构转型时期，很多产业C会转瞬即逝，很多产业得到升级发展，很多产业变成夕阳行业，很多产业成为朝阳行业，产业竞争极其剧烈的。白色家电、手机、电脑行业的剧变最能说明此点。
在高速发展和结构转型背景下，中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都不稳定。一般认为，中国多数产业已过萌芽期，处于激烈竞争期，在国外可能只有三五家企业竞争的行业，中国可能有上百家。最明显的万科在房地产行业以仅以1%的市场份额，就成为国内地产老大。在转型背景下，昨日还是明显企业，明日就可能成为破产企业，如昔日德隆系。
在此不稳定状态下，微观企业在竞争中的生死存亡极难预测，要准确预测企业未来自由现金流量更有难度，更别说准确预测企业资本成本。
于是，笔者提出一种适应中国多数产业现状的估值方法，即基于博弈情形的估值方法。该假说与经典估值理论前提假设最大区别在于，假设目标企业所在行业，其产业结构是不稳定的。
2.2基于博弈情形的估值方法原理
为简化计算，突出核心思想，假设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是完全有效的，企业间竞争是信息对称且静态博弈的。
以下逐步构建基于博弈情形的估值假说理论模型。
假设某个产业存在n家企业，市场需求恒定，且为便于推理，进一步简化假设每家企业的固定生产成本为零，边际生产成本均为常数c，每个企业状况一样。
由于假设是静态的完全信息博弈，每家企业的最优化利润水平与行业内存在的企业数量密切相关。
首先，当行业内企业数量n越大时，意味着竞争越激烈，每家企业利润水平加速下降。
其次，由于产业结构不稳定，n随时变化，企业利润水平也随之大幅变化，经典估值理论难以对这种情况做出准确估测。
分析两种极端情形下，企业的利润变化。
首先，当n非常大时，市场接近完全竞争，每家企业最优利润趋近于零。
其次，当n=1时，市场为一家企业垄断，其最优利润为整个行业最大利润。
可见企业数量变化，导致每家企业最优利润急剧变化。即竞争环境对企业估值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多数产业处于结构变迁、数量剧变时期，企业竞争博弈情形瞬息万变，对企业估值产生巨大影响。
以上是基于博弈情形估值假说的基本依据和原理。
3 总结
［关键词］ 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效应；传导机制；拉姆齐模型
1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效应传导机制有效性评价机制
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是指政府以税收减免等为激励机制，来促进企业更多地生产环保汽车，消费者更多地消费环保汽车，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消费的普及创造有利、宽松的经济环境，使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的局面得以改观，并最终实现绿色环境的形成和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策略。其政策主体是各级政府；政策对象是汽车生产企业或汽车消费者；政策目标是提高环保汽车率，促进绿色环境的形成和可持续经济的增长；政策工具是税收减免等。各级政府依据自己的偏好，在反复研究与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出台并实施环保汽车税收政策后，其首先作用于汽车生产企业或汽车消费者，企业或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偏好与政府进行博弈，在达到双方的博弈均衡后，政府、企业或消费者将面对着一个最优的税收减免率，在此税收减免率下，企业开始生产或增加生产环保汽车，汽车消费者首选购买环保汽车，环保汽车数量由此开始增加，从而促进环境良性发展、经济可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质量水平提高。可以看出，环保汽车税收政策的制定、实施及其发挥效率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博弈过程和政策效应由微观向宏观的传递过程。环保汽车税收政策的有效性，不仅表现为环保汽车率和经济增长率的预期与实际的一致性，而且还受政策科学性和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的影响。因此，环保汽车税收政策的有效性，具体表现为政策的科学有效性、政策效应的有效性和政策传递机制的有效性。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的评价应围绕这3个方面来进行。需要注意的是，从上述3个方面对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进行评价，还需解决非常关键的评价基准确定的问题。考虑到环保汽车税收政策的制定、实施及其效率的产生过程，是一个博弈过程和效应传递过程，环保汽车税收政策的有效状态也就是一个博弈均衡状态和一个经济运行的均衡状态。因而，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的评价基准应取自于围绕该项政策而形成的政府与企业或汽车消费者的博弈均衡解，以及基于可持续消费这一经济变量的宏观经济均衡解。又由于库克曼模型给出了政策主体与政策对象的博弈均衡解，拉齐姆模型给出了基于均衡的由微观到宏观的经济传导机制，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运用库克曼模型和拉姆齐模型来测算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的评价基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预期指标、实际指标与基准指标的比较，全面完成该项政策的科学有效性、政策效应有效性和传导机制有效性的评价任务。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的机制如图1所示下载论文。
2拉姆齐模型及扩展研究简介
2.1 拉姆齐模型
弗兰克·拉姆齐（F．P．Ramsey）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1928年，在他发表的《储蓄的数学原理》（《经济学杂志》1928．12）一文中，通过在确定性的条件下对最优经济增长的分析，推导出满足最优路径的跨时条件，阐述了动态非货币均衡模型中消费和资本积累原理。此模型被称为拉姆齐模型。拉姆齐研究的中心问题是跨时资源的分配，即在任何时刻，国民产出有多少应该分配给消费以产生当前效用，又有多少应该储蓄并投资以提高未来的产出和消费，从而产生未来的效用。拉姆齐模型的基本分析框架如下：
（1）假设。①经济中只有一种商品的生产，没有人口增长，没有技术进步，人是长生不老的；②商品生产的投入要素为资本K和劳动L，生产函数为Q＝F（K，L）；③产出品一部分用于消费C，余额部分用于储蓄S，储蓄增加资本存量K′，即Q＝C＋S＝C＋K′；④消费者从消费中得到的效用为U（C），工作的痛苦用负效用V（L）表示，并定义两者之差为享乐程度A，即A＝U（C）－V（L）；⑤消费者通过消费或储蓄存在一个最大享乐程度B，其也被称为极乐。
（2）拉姆齐模型的构建：在上述假设下，拉齐姆认为，进行足够的储蓄以最终达到极乐或无限地近似达到极乐是2.2 拉姆齐模型的扩展研究
近些年，有关拉姆齐模型的扩展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从而为我们运用拉姆齐模型测度宏观层面的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基准值提供了可能。目前，有关拉姆齐模型的扩展研究成果主要有罗默的两期消费替代模型和两期闲暇替代模型、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经济增长模型。其中，对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具有指导意义的模型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卡斯（Cass）和库普曼斯（Koopmans）把拉姆齐的消费者最优分析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式后，所构建的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经济增长模型。其分析框架如下：
（1）假设：①厂商。第一，在经济中，存在大量相同的厂商，每个厂商的生产函数为：Y=F（K，AL） ，且其满足新古典条件和“稻田”条件；第二，厂商在竞争性要素市场雇佣工人、租赁资本，并在竞争性产出市场出售其产品；第三，厂商将劳动的有效性A的取值给定，A以g速率外生地增长；第四，厂商最大化利润；第五，由于企业由家庭所有，因此，企业产生的任何利润归于家庭。②家庭。第一，经济中有H个相同的家庭，每个家庭的规模以速度n增长；第二，家庭的每一成员在每个时点供给一单位的劳动；第三，家庭总是将其拥有的、数量为K（0）／H的初始资本租借给厂商；第四，不存在折旧；第五，在每个时点上，家庭将其收入（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分配的利润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之间进行分配，以便最大化其终身效用；第六，设C（t）为t时每一家庭成员的消费，u（．）为瞬时效用函数，L（t）为经济总人口，L（t）／H为每个家庭成员数，u（C（t）L（t）／H为家庭在t时期的总瞬时效用。ρ为贴现率，ρ越大则相对于现期消费，家庭对未来消费估价越小。从而家庭效用函数为：
2.3 拉姆齐模型对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测度的适应性分析
拉姆齐模型是一个微观向宏观的经济传导机制，我们将拉姆齐模型引入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基准值的测算，是期望依据微观层面的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基准值来测算宏观层面的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基准值。
拉姆齐模型对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测度具有较好的适应性，这主要是因为：
（1）拉姆齐模型测度指标与宏观层次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考核指标具有一致性。在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中，消费可以是可持续性消费，可持续消费增长速度反映的是环保汽车等环保产品可持续消费的不断提高而引致的居民可持续消费的增长速度，或者说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而可持续消费的可持续性，是指当代人满足消费发展需要时不能超过生态环境承载力的限制，消费要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利于生态平衡。它既要求实现资源的最优和永续利用，也要求实现废弃物的最小排放和对环境的最小污染。从而该模型的测度指标与宏观层次的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考核指标具有一致性，使我们很容易将该模型转化为宏观层次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基准的测度模型。
（2）拉姆齐模型是建立在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测算，是基于微观层面的劳动收入量即消费能力的，也就是说劳动收入的增长水平决定着可持续消费的增长量，而社会环保产品的普及与发展能极大地促进劳动收入增长和消费能力的提高。这实际上所反映的就是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的传递机制。于是，我们可以利用该模型来反映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效应的微宏观传递过程与结果，使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有效性的微观评价与宏观评价相衔接。
（3）拉姆齐模型和库克曼模型具有同样的基本假设前提。根据对两模型分析的结论可以看出，拉姆齐模型与库克曼模型具有基本一致的假设前提，即完全信息假设。这种一致性，为这两个模型的有效衔接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基础与前提。
3基于拉姆齐模型的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效应传导模型
该表达式为与库克曼模型相衔接、基于拉姆齐模型的反映环保汽车税收政策效应微宏观传递均衡路径的政策效应传导模型。
4结论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库克曼模型是微观博弈均衡模型，拉姆齐模型是政策效应传递模型。微观博弈均衡模型表明，期望环保汽车量增长率受税收减征比率、潜在环保汽车量增长率、环保汽车需求弹性和政策目标关心度参数的影响。当潜在环保汽车量增长率、环保汽车需求弹性和政策目标关心度参数一定时，期望环保汽车量的增长就取决于环保汽车税收政策力度，即税收减征比率的高低。一般说，税收减征比率越大，期望环保汽车量增长也就越快，反之则越慢。当环保汽车需求弹性较大，政府对环保汽车的发展重视程度较高时，减税措施对促进环保汽车数量的增长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当环保汽车需求弹性趋于零时，是否实施减税政策才会是不重要的。
政策效应传递模型反映了环保汽车税收政策的宏观目标，即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提高的情况。该模型表明，期望可持续消费（环保汽车）增长率受期望环保汽车量增长率、资本边际产品、即期效用函数的风险规避系数和贴现率4个因素的影响。显而易见，该模型是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探讨消费的增长问题的。从社会产品的生产来看，社会可持续产品的增加必然会增加社会可持续收入，而从社会可持续产品的使用来说，社会可持续产品的使用构成消费和投资的内容，消费和投资从消费者角度就是一个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问题，从而消费者就有一个跨期替代的问题。因而，本文所关注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消费增长问题，而是一个可持续消费增长率的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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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结构；功能；校企合作制度；构建
作者简介：吴学仕（1984-），男，山东潍坊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原理。
基金项目：2014年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院专项课题“职业教育经济贡献率研究――以江西省为例”，主持人：吴学仕；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职业教育经济贡献率研究――以江西省为例”（编号：15JY13），主持人：吴学仕。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30-0035-04
校企合作制度是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核心内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中明确指出：“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的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1]《纲要》的内容为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目前，制约校企合作深层发展的瓶颈未必如某些研究者所言――校企合作制度缺失使然，我认为这与对校企合作制度，包括其结构、功能、应然要求、各利益相关者定位等基础内容，理性认识相关性更大。更重要的是，理性认识制度与校企合作制度是完善校企合作制度的逻辑前提。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顺利实现校企合作制度化过程。钱学森指出：“系统科学辩证法实是我所说的从系统科学到哲学的桥梁――系统论的一部分。我看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结构与功能的辩证关系。”[2]因此，为了进一步深化对校企合作制度的理性认识，也为了构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框架的实践需要。本文试对校企合作制度的结构与功能做初步性探索。
一、概念界定
本研究中涉及三个重要基础概念：制度、结构与功能。在深入探讨之前，分别界定如下：
（一）制度
1.强调制度的制约性。经济学家，尤其是经济史学家，他们尤其注重制度的制约与规制功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对制度进行定义时，就归纳了其特征：“制度完全类似于竞技体育运动中的比赛规则，也就是说，他们包括正式的、书面的规则，以及通常是非书面的行为律令，对正式规则起着基础与补充作用……如果运动员违反正式的规则与非正式的律令就会被制裁与惩罚。因此，制度运行的实质内容之一，就是确保违反规则与律令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以及受到严厉的惩罚。”[3]
2.强调制度的规范性。关于制度理解的第二大阵营就是规范性观点。其实，大多数早期社会学家――从涂尔干到帕森斯再到赛尔兹尼克――都持有这种观点。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马奇和奥尔森的制度概念：“在科层制与组织研究中存在一个共同的假设：组织会遵守规则，组织中很多行为是由标准的运行程序所规定的……我们在政治组织中所观察到的行为，都反映了人们做他们被假设要做的那些事情的习惯性方式。”“行为受文化和社会规范的制约和支配已经是经验社会科学中的常识，尽管自我利益浸透于政治之中，但行动更多的是基于发现合乎规范的行为，而较少建立在对其他选择的回报的精心计算上。因此，像其他行为一样，政治行为可以用职责、义务、角色、规则等术语来描述。”[4]
3.强调制度的文化性观点。持有该制度概念的学者认为制度的文化性元素构成了关于社会实在性质的共同理解，以及构建意义的认知框架。这类制度主义者主要包括格尔兹、道格拉斯等人类学专家，伯格、戈夫曼和迈耶等社会学家等。伯格与汉斯弗里德・凯尔纳指出：“事实上，任何人类制度都是意义的沉淀，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都是意义的结晶化和客观化。”再如，道格拉斯指出，我们应该“视文化为认知的容器，在这种文化容器中，各种社会收益得以界定、分类、主张、谈判，并以斗争来解决。”[5]该观点强调了以社会为中介的共同意义框架，对于理解制度内涵具有非重要要的意义。
以上内容我们对制度概念进行了归类与分析，在此本研究对制度做一个综合性的定义，即“制度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6]基于此上位概念，我们可以对制度下位概念――校企合作制度――进行界定。所谓校企合作制度指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利益相关者行为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与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
（二）结构
结构是指系统内部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组织秩序及其时空关系的内在表现形式[7]。首先，结构反映的是系统的内部关系，是系统的一种内在的规定性。系统是由要素有机联系组成的整体，要素的有机联系成为系统结构的基础。其次，作为系统内在联系与规定性，系统的结构与质的规定性是密切联系的范畴。当仅仅将系统结构理解为系统要素的时间、空间及时空分布形式时，就会陷入将系统的结构仅仅理解为一种量的规定性的误区。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系统之中要素之间的关系即其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即系统结构便有了质的规定性的意义。再次，系统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这种相对稳定性并不意味着系统结构是静止的，仅仅是一种平衡的结构，而是在系统各要素的运动变化之中表现出来的动态稳定性，是变化发展之中体现出来的不变性。
（三）功能
功能是指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性质、能力和功效，是系统内容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组织秩序及时空形式的外在表现形式[8]。
以上功能的概念主要是从关系的角度做出划分的，以此来表明系统结构的内在性及系统关系的外在性。具体如下：首先，功能的体现必须是与外部环境相联系的。也就是说，一个系统只有对于环境及其他系统开放，才有功能可言。没有内部的联系，就不会形成系统的结构；没有外部的联系，更谈不上系统的功能[9]。其次，功能的发挥具有瞬时性。由于系统的功能是与环境相联系的，即功能与环境的状态及其变化有关，环境一旦发生了变化，系统的功能就可能随着发生变化[10]。再次，系统功能表现为多重性。一定环境下，一个系统可以表现出多种功能；环境不同，同一个系统也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功能[11]。
总之，作为表现于外的系统的外在规定性，功能体现了一个系统对于另一个系统的意义，一个系统对于另一个系统的价值。
二、校企合作制度结构
（一）校企合作制度结构内涵
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费用，保护产权，促进生产性活动。因此，对制度结构的剖析，是制度分析的理论前提。就制度系统而言，作为其子系统的校企合作制度同样具有此特性。基于上述制度与结构的概念，可以总结出校企合作制度结构的内涵。所谓校企合作制度结构指的是校企合作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组织秩序及其时空关系的内在表现形式。准确把握校企合作制度结构内涵基础上，探讨校企合作制度结构就是校企合作制度进行结构分析。
（二）校企合作制度结构分析
校企合作制度结构分析就是要分析校企合作制度的各个要素及其关系。然而，结构分析的视角多种多样，从不同的维度入手，得出的校企合作制度结构也不尽相同。本文拟从横向维度，即校企合作制度构成要素，对该其进行制度分析。
从构成要素维度进行结构分析，校企合作制度主要包括三类要素：社会认可的校企合作非正式规则，国家、政府及行会等组织制定的正式规则及校企合作制度实施机制。对此三类要素分析如下：
1.校企合作非正式规则。该非正式规则指社会认可的学校与企业在合作办学过程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校企合作非正式规则的出现远早于正式规则，即人为设计校企合作正式规则之前，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主要靠非正式规则来规范与维持。另外，在整个校企合作制度框架内，正式规则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主要还是受非正式规则规范。但是，在校企合作办学过程中，非正式规则是对正式规则的扩展、细化与补充。
校企合作非正式则包括社会认可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其中，意识形态是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内容。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意识形态就是人力资本。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能够减少个人或组织“搭便车”或违反规则的可能性。
对于企业来说，校企合作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企业对流动性较强的学生的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企业投资培养的学生未能留在投资企业内服务，而是选择了其他企业，尤其是竞争性企业。投资企业最后的结果很可能会一无所获，所以，久而久之，经过无数次的利益博弈，企业最终会选择坐享其成或等待其他企业投资培养学生，然后利用相对较高的工资优势“挖墙脚”，即产生经济学中的“搭便车”现象。长此以往，试问有哪个企业愿意为校企合作投资。
2.校企合作正式规则。该正式规则是指国家、政府、行业等组织人为有意设计的与校企合作相关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条例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及《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等。校企合作正式规则具有三方面价值，主要体现在：
首先，界定各利益相关者在校企合作中的责任分工。校企合作并非仅仅涉及学校与企业两个行为主体。除此之外，它还是一个较庞大、复杂的系统，主要行为主体还包括政府、行业及其他相关社会团体等。在合作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职责应如何划分；具有不同职责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如何协同实现校企合作目标；又如何确保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等等，以上内容都需要国家、政府及行业等组织设计正式规则予以界定。
其次，约束利益相关者行为。即界定各利益相关者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任何个人与组织都追求以最小的努力（或成本）换取约定好处的行为可能会危害他人的利益。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中指出的“为人们定出‘选择空间’的边界”。除此之外，校企合作正式规则还具有使能性价值。即许可某些利益相关者采取行动，获得特殊权利等。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指出：“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鼓励行业组织、企业举办职业学校……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接受学生实习实训和教师实践，鼓励企业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12]与正式规则相比，校企合作非正式规则则不具有使能性价值。
第三，惩罚。对违反正式规则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进行惩罚，使行为者付出相应代价。
3.实施机制。实施机制指的是校企合作制度的实施机制。判断校企合作制度是否有效的标准，除了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是否完善外，最重要的还是要看该制度的实施机制是否健全。离开实施机制，制度形同虚设。随着对校企合作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习惯于将校企合作效率不高的境遇归结为制度缺失，往往忽视对实施机制的关注。校企合作制度的实施效果固然取决于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制度设计，但是在运行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多个利益相关的行为主体，他们基于自身的利益、权能、策略等相关变量的考量，在公共理性与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会在相互博弈中形成自己的行为逻辑，每一种行为逻辑又会支配行为主体产生不同的具体行为，这其中不乏有悖于校企合作目标的行为。因此，必须通过强制性措施保证契约的实施。
校企合作实施机制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两方面：首先，校企合作是一项异常复杂的利益均衡过程。过程越复杂，则建立实施机制的必要性越强。比如，在计划经济时期，大量企业自办学校，培养自身需要的人才。这种形势下的企业与学校同属一个共同体，校企合作过程也非常简单，与之对应的实施机制也非常简单；其次，人的有限理性及机会主义行为动机的存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利益相关的行为者基于自身行为逻辑，会不同程度的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当该行为的预期效用超过将时间及另外的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便会选择违约。基于以上两方面原因，校企合作实施机制的出现有其必然性。
三、校企合作制度功能
一般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认为，对系统的描述有内部描述和外部描述两种方式：内部描述本质上是“结构的”，是以状态变量和他们的相互依赖来描述系统的行为；而外部描述则是“功能的”，是以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来描述系统行为[13]。作为一个系统，校企合作制度也是从其结构与功能两个维度进行描述。之前已经探讨过校企合作制度结构问题，接下来的内容重点分析校企合作制度功能。
（一）校企合作制度功能内涵
校企合作制度作为一个系统，它的功能指的是该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表现出来的性质、能力及功效，是对校企合作制度属性的一种表征。
（二）校企合作制度功能分析
校企合作制度具有哪些功能，这确实是一个难以简单概括的问题。本研究借鉴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力图较完整的分析其功能。
1.降低校企合作成本。这是由经济学视角对校企合作制度的认识。制度经济学代表人之一――康芒斯，提出“生产”与“交易”两个相对应的概念：“生产”指人对自然的活动，而“交易”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活动[14]。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经济学方法引入到制度及其运行分析。再次，可以通俗的理解交易成本，即交易成本是指完成一项活动时，活动各方在活动前后所产生的与次交易相关的成本总和。交易成本的决定要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交易要素，即市场的不确定性与潜在对手的数量；另一类是人的要素，即人的有限理性与人的投机取巧行为。
以此类推，在所有领域的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是有成本的，因此，校企合作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往也不例外。在此，可以将校企合作交易成本理解为各利益相关者顺利实现校企合作目标所投入的全部费用，包括合作管理与协调成本，资源配置成本，获取信息成本及制度维护成本等。正因槿绱耍人们才会试图通过较合理的制度设计，降低合作中的交易成本。
2.为校企合作创造条件。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强调分工能够给人们带来效率的同时，却忽略了分工的协调成本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就是人们在分工与协调过程中经过多次博弈而达成的一系列契约的总和。制度为人们在广泛的社会分工中合作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制度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
从这个意义上讲，校企合作制度是各利益相关者为适应各种环境及其不确定性的一系列契约的总和，其目的在于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及人们行为的不可预期性，使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易于产生信任，易于协调，从而提供较稳定的预期。因此，校企合作制度应该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可以被不同层次，不同范围及不同程度的相关者接受与认可，产生共同的意识，久而久之，经过他们无数次的博弈，该制度将最终演化成为其共同的信念与价值观。如此，便可为校企合作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3.为校企合作利益相关者提供预期。作为制度整体而言，由于其本身的稳定性，使人们在行动之前便可知道该制度安排意味着什么，其结构又是什么，此即制度预期。校企合作制度是制度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具有此项功能。首先，各利益相关行动者根据校企合作制度提供的信息，便可确定自己的行动框架：怎样行动；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违反以后会付出何种代价等等。其次，根据所提供的制度信息，各行动者还可以预期其他行动者的行为。校企合作过程是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博弈过程，相关者之间势必会产生互动，因此，行动者在确定自己如何行动的同时，获取其他行动者的信息也非常重要。正如拉坦和速水所说，制度提供了对于别人行动的保证，并在经济关系这一复杂和不确定的世界中给予预期以秩序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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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程管理的角度出发，以风险控制为切入点，对物流金融业务进行研究。首先，梳理相关理论，包括业务流程管理、物流金融的内涵外延及运作模式，总结了物流金融业务的风险形成因素，归纳了物流金融业务的风险类型，从共同设计契约、风险定价、流程管理、以具体运作模式为案例的角度回顾了业务的风险控制研究。结果认为，物流金融业务风险控制方面的系统研究有待加强，较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
关键词：
物流金融；流程观；风险控制
中图分类号：
F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4-0056-02
1 引言
中小企业的融资难促进了物流金融业务的蓬勃发展。1999年中国物资储运与银行联手开发了第一笔存货质押模式的物流金融业务后已经与十几家金融机构合作；2001年下半年深圳发展银行试点开展存活融资业务，2006年深发展在国内银行业率先推出“供应链金融”品牌。此后，多家第三方物流企业和金融机构都开展了物流金融业务。
然而，在物流金融业务的开展中，金融机构及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损失屡屡出现。以中储为例，仅从其审计报告就可以看出，2012年由于开展物流金融业务而导致账面上或有损失1.55亿，约占净利润4.11亿的37.71%，2011年的5024万元，占净利润4.09亿元的12.28%，2010年的3778万元，占净利润2.88亿元的13.12%。由此，物流金融业务的风险可见一斑，风险控制方案亟需完善以降低业务主体的损失。
2 业务流程观概述
综合Michael Hammer与James A.Champy，T.H.达文波特，A.L.斯切尔，H.J.约瀚逊等对业务流程的定义，得出业务流程的概念：业务流程是为达到特定的价值目标而由不同的人分别共同完成的一系列活动。活动之间不仅限定有严格的先后顺序，而且活动的内容、方式、责任等也都必须有明确的安排和界定，以使不同活动在不同岗位角色之间进行转手交接成为可能。活动与活动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转移可以有较大的跨度。而狭义的业务流程则认为它仅仅是与客户价值的满足相联系的一系列活动。
业务流程对于企业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企业关键业务的一种描述；更在于对企业的业务运营有着指导意义，这种意义体现在对资源的优化、对企业组织机构的优化以及对管理制度的一系列改变。这种优化的目的实际也是企业所追求的目标：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对市场需求的响应速度，争取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3 物流金融的理论研究
3.1 内涵外延
邹小芃最早提出物流金融是面向物流业的运营，通过开发、提供和应用各种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有效地组织和调剂物流领域中资金和信用地运动，达到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的有机统一。物流金融是为物流产业提供资金融通、结算、保险等服务的金融业务，它伴随着物流产业地发展而产生，属于物流企业服务的高级阶段，此概念的提出基本确立了物流金融的研究对象和方向。
在对金融相关理论的研究总结后发现，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同对物流金融的理解：物流金融是金融机构利用物流企业的物流信息与物流监管服务，依据供应链而开展的旨在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的金融活动。广义指第三方物流企业在其供应链活动中，通过开发和应用各种金融产品，有效组织和调剂物流领域中货币资金地运动，在物流过程中产生价值增值的融资活动。狭义指第三方物流企业在物流业务过程中利用贷款、承兑汇票等多种信用工具为生产商及其上游经销商、下游经销商和最终客户提供集融资、结算、资金汇划、信息查询等为一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3.2 运作模式
依据金融机构不同的参与程度，物流金融运作模式分为：资本流通模式：第三方物流企业利用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为融资企业与金融机构提供良好的合作平台，协助中小企业融资，提高企业运作效。此模式包括替代采购、信用证担保两种方案；资产流通模式：第三方物流自身拥有较强的综合实力及良好的信誉的前提下，通过资产经营的方式，直接或间接为客户提供融资、物流、流通、加工等集成服务。该模式包括仓单质押、买方信贷、授信融资、反向担保等方案；综合模式：资本流通模式与资产流通方式的结合，对第三方物流企业有较高的要求，典型的案例如UPS。
按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参与程度划分为：中介模式，即商业银行处于主导地位，物流企业受托提供对质押物的验收、价值评估、仓储保管、货款流向监管及质押物的拍卖等中介服务，只收取物流服务费，不承担其他的风险及损失；担保模式，即第三方物流处于核心位置，在中介模式的基础上增加信用贷款配额的分配、提供信用担保的职能，同时承担贷款资金损失的风险，此种模式有效调动物流企业的积极性，简化了贷款程序，降低了操作成本；自营模式，即第三方物流利用自身强大的资本实力同时提供物流服务和金融服务，节约客户的存货持有成本，提高资金周转效率。
按提供融资服务的主体将供应链融资模式分为物流企业以产业主导和商业银行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模式，并以UPS和深发展银行为例分析了两个模式的运作特点及在我国国情下开展的限制因素，得出结论两种模式都需要银行与物流企业合作才能实现多方共赢。
按金融在现代物流的业务内容，将物流金融分为物流结算金融模式：代收贷款业务、垫付货款业务承兑汇票业务；物流仓单金融模式：融通仓模式、多物流中心仓单模式及反向担保模式；物流授信金融模式；综合运作模式。
4 物流金融业务的风险控制研究
4.1 物流金融业务风险归类
物流金融业务的风险来源于以下两方面：物流系统构成要素内部缺乏敏捷性造成的内部脆弱性，来自物流系统构成要素与外部环境包括资源配置、运输条件、预测准确度和需求的不确定性等多方面之间的互动构成的外部脆弱性。尹海丹在对运作模式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对风险来源进行了细化，认为业务的风险来源包括：担保的有效性、货物监管的有效性、货物信息的准确性、风险转移、动产的流动性、仓单的真实性、参与主体的信用状况。Barsky对物流金融与传统融资业务进行对比，认为还应考虑到业务流程风险、环境风险、组织结构风险、人员风险和信息技术风险。
对物流金融业务风险的归类大致如下：
以银行为风险承担主体，将风险分为三大类：银行操作风险，包括信息系统及技术的保障、人员专业素质；借贷企业资信风险，包括质押物、借贷企业财务状况、借贷企业的信誉状况、借贷企业成长潜力；物流企业监管风险，包括经营实力和技术实力。
按参与业务的主体分类，包耀东和张悟移将物流金融业务风险细化为物流企业风险因素、融资企业资信状况、质押货物产生的风险、安全风险、物流金融运营状况。
根据供应链金融风险是否可控，李毅学将其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两大类，将系统风险归纳为宏观与行业系统风险、供应链系统风险；将非系统风险归纳为信用风险、存货变现风险和操作风险。强调风险评估中应遵守“主体加债项，并侧重于债项”的重要原则，注重评估的过程性和动态性。
4.2 风险控制研究
（1）共同设计契约。
周学农引入“双方共同决定市场”的思想，在分析供应链上商业银行、融资需求方及制造商的基础上，建立了由制造商作为先行决策者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并运用逆向归纳法求得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解。得出结论“双方共同决定市场”的机制是一种更加合理有效的市场机制。然而作者假设信息对称，使得该模型只适用于假设的完全信息。
（2）流程管理。
李毅学基于金融系统工程研究了存货质押融资的风险控制，构建有效的战略控制系统与日常运营风险控制系统。他将日常运营风险控制按业务流程（图）进行分别处理。
（3）风险定价。
王勇等将“公平偏好”加入到传统的委托模型中，并对比是否考虑“公平偏好”因素来研究激励问题，得出结论金融机构给予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固定报酬多于传统模型中最优固定支付时，第三方物流会更加努力，从而给金融机构带来更高的收益。
袁光珮对第三方物流企业在开展物流金融服务过程中的风险、成本和收益等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两种情景下构建了数学模型，提供了物流企业参与该业务程度的最优选择及所应采取的措施。
李娟等引入存货质押融资方式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并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业务参与主体之间的博弈，认为试图减少融资企业的不还款概率，在监督融资企业的同时，更应该加强对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监督。
李毅学等假定违约外生给定，综合考虑了银行的风险偏好，质押商品的预期收益率和价格波动率，贷款周期和盯市频率等因素的影响，利用VaR方法研究了标准存货及股票质押（静态质押）业务的贷款价值比率。
（4）以具体的运作模式为例的风险控制研究。
褚静騉以仓单质押模式为例，从银行角度分析物流金融风险，建议银行应该重视合作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及融资企业的选择，并且建立共赢的银企合作模式、建立一体化的监控系统以减少三方的摩擦、优化三方合作，确定合适的质押率使风险与收益之间达到平衡状态。
张璟以授信融资模式为例，首次利用可拓学的理论与方法对物流金融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析，提出授信融资模式下参与主体可以共同实施的策略：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提高信息的准确性，运用各种风险度量方法对主体间的风险控制防范实施智能化的管理，结成利益共同体有效协调主体间的关系。
弯红地以应收账款融资模式为例，利用博弈树建立道德风险模型分析，得出结论银行可否及时收款取决于供应链的稳定性、核心企业的还款意愿、核心企业与贷款企业的合谋、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
（5）风险防范措施。
从国家和政府层面出发，一方面要完善现有法律体系加大执行力度，一方面要完善贷款政策等各种相关政策完善物流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从物流企业的角度来看加强对出质人的信用审查，加强自身的评估监管能力建设，建立合理有效的信用评价体系，加强第三方物流的软硬件建设；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应该加强信息共享，有效沟通，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
5 研究局限与展望
5.1 系统研究有待加强
目前关于物流金融业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运作模式及风险评价的探讨，而对物流金融业务的风险控制研究较少。虽然有不少学者对物流金融业务的风险定价有深入研究，但是模型的独特适用性不强。另外，目前缺乏以流程管理为视角的风险控制研究。
5.2 缺乏实证研究
关于风险控制的研究多对问题进行假设求解，然后对模型进行仿真验证，缺乏实际情况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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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乡统筹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发展，关键是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内在的互动发展机制，以乡村旅游推动城乡统筹目标的实现，以城乡统筹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本文分析了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互动发展机制的内涵及特点，并提出了两者互动发展的机制模型。
[关键词]乡村旅游 城乡统筹 互动发展机制
一、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互动发展机制的内涵及特点
所谓互动发展机制，是指在各自内部因素协调的条件下，双方之间相互开放、相互适应、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状态和过程，并形成保持和推动这种状态和过程健康运行的机制。根据乡村旅游发展的延展性和城乡统筹的特点，本文所强调的“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互动发展机制”主要是指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互动发展系统中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关系及其功能。根据动力系统理论的观点，本文认为可以把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看作一个系统，不仅要求各个系统内部的各要素之间必须保持协调，而且要求两个系统之间也要保持一定的协调与稳定，这个系统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乡村旅游、城乡统筹本身作为一个系统，其各自内部的多个要素、多种关系必须保持协调。城乡统筹中的城乡关系、人口规模、产业规模、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等应保持协调；乡村旅游发展的客源市场、发展规模、产品结构、服务设施、接待水平等应保持协调。
第二，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之间必须形成一种相互依存、互利互惠、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状态。乡村旅游应该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良好载体和有效途径；而城乡统筹要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可靠经济支柱。
第三，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之间必须有一种内在的互动联系机制，如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机制、土地流转机制、资金融通机制、利益调节机制等，以保证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双方的紧密结合，从而使双方之间形成统筹兼顾、相互激发、互惠互利的统一体。
第四，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的互动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在互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双方的发展速度或规模不一致、不协调的状况，从而影响双方原有的互动发展，但这种暂时的不协调或不断出现的不协调又为双方的协调发展找出了新的差距，提出了新的要求，开辟了新的途径，从而成为双方协调互动的推力，使双方在新的互动条件下获得新的协调发展，并推动整体跃升。
第五，乡村旅游和城乡统筹这两个系统既不是孤立的系统，也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开放的系统。因为它们之间既有物质的交换，又有信息的交流，即存在着要素的互动。要提高双方互动发展的质量和规模，它们之间要素互动（流动）在方向、速度、数量上必须保持协调。
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的互动发展，其目的在于通过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的协调互动，打破行政区划、城乡分割以及地区封锁等，促进各经济要素的合理流动与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平稳、较快发展。
二、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互动发展的机制模型
对乡村旅游来说，它是一个由需求者（旅游消费者）、供给者（乡村社区、农民）、支持者（政府、行业协会、组织）、媒介（市场）等多个利益诉求主体所构成的经济系统，各利益诉求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所引发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源泉。而对于城乡统筹来说，它是一个由城与乡的共生单元所构成的共生系统，各个要素在系统内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是增强城乡关联度、促进城乡良性互动发展的重要保证。但无论是对于乡村旅游，还是城乡统筹来说，在系统发展的过程中，各利益诉求主体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磨擦，即通常所说的“利益不均衡”问题，如何有效协调和解决这一问题，成为了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中所共同面临的难题和挑战。只有理性地、有效地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保持城乡统筹内部各要素的协调，有效发挥乡村旅游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升生态环境和协调城乡一体化发展等综合功能，从而有力促进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的良性互动发展，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基于此，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的互动发展，既要找到着力解决城乡统筹发展中所面临问题的有效手段和途径，又要从推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找到支持城乡统筹中发展乡村旅游的动力源。通过城乡统筹的发展为推动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策引向和制度保障，而乡村旅游的发展则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支持。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结合我国乡村现状、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以及农村发展旅游业的可行性研究等，本文认为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的互动发展机制模型如图1所示，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图1 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的互动发展机制
1.乡村旅游对城乡统筹的推动机制
乡村旅游作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提高村民生活水平的新渠道，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新载体，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形式，无疑是解决城乡统筹的有效途径。因此，要从推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充分发挥来自需求者的影响力、来自供给者的吸引力、来自媒介的拉动力和来自支持者的推动力，建立乡村旅游对城乡统筹的推动机制。发展乡村旅游，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而且有利于带动乡村的人流、物流与信息流的发展，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改善农村环境，从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文化、产业和生态的融合（见图2）。
图2 乡村旅游对城乡统筹的推动机制
